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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评论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5 03:26:53

经济评论

经济评论范文篇1

一、三种解释模式

长期经济波动(长波)也称“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熊彼特最早对其命名并概括为三种周期体系，即在一个康德拉基耶夫周期内还存在着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中周期)，以及平均大约40个月的“基钦周期”(短周期)。对于中周期和短周期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长波理论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研究不足。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论呈现出来的，例如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划分，与长波的统计实证研究基本上是一致的。从文献史的角度来看，长波理论研究主要有两个重要阶段:二战前的早期研究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范•格尔德伦、康德拉基耶夫和熊彼特等;二是1970年代之后的现代研究阶段，这一时期形成了长波理论的三大流派: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技术决定论”，戴维•戈登等提出的以“积累的社会结构”分析为核心的“制度决定论”，以及曼德尔提出的长波理论。

1.技术决定论。该模式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主要观点为:

(1)“执行新的组合”、创造新的生产函数是打破静态循环流转、推动经济发展的源泉，但是这些创新(新事象)的出现“不是象人们依据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从时间上均匀分布，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的出现”(蜂聚)，从而周期性地打破循环流转的平衡，形成大小不等的经济周期［1］69，72～74，237～253;

(2)长波与基础创新相联系，间断性的基础创新(产品创新)是解释长波的主要变量，其它经济变量如利润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等都是围绕这个变量而变化的;

(3)经济活动的长波显示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机制，“每一次长波包含一次产业革命和对它后果的吸收”。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将其称之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面临“滞涨”危机，长波理论开始得到复兴。1975年出版的《技术的僵局》是复兴长波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中，门斯继承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思想、使之现代化，并试图对熊彼特理论的薄弱环节进行补充和发展。门斯关注的是基本创新的前提和环境以及如何推动扩张性长波的产生，并以实证方法研究熊彼特的创新蜂聚假说。另一名荷兰学者范•杜因则综合了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思想，形成“创新生命周期”概念，即认为任何一个基础创新都要经历引进阶段、增长阶段、成熟阶段和下降阶段，基础创新产品的性质不同，生命周期的阶段也就不同。在此基础上，杜因提出以创新生命周期为基础的长波理论，认为创新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于长波的复苏、繁荣、衰退、危机四个阶段，并认为不同行业(新行业、现有行业、基本部门)在长波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创新倾向，因而以半个世纪为一个循环的长波主要是由创新生命周期以及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决定［3］118～125。另外，在长波理论的当展中，以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Perez)、克里斯•弗里曼(ChrisFreeman)、弗朗西斯科•卢桑(FranciscoLou)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创了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分析范式。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一书中，佩蕾丝发展出一个技术、经济、制度三者协同演化的模型，探讨了技术变迁及其被吸收的过程如何在经济和制度领域引起变化，推动“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并掀起发展的“巨潮”［4］2，167～169。在弗里曼和卢桑合著的《光阴似箭》著作中，他们提出了五个准自主社会子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大众文化)的共同演化观，“探讨了在一定制度背景和调节方式框架下，研究包括技术创新、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和社会运动共同演化在内的经济史的方法，并根据一个连续发生的技术革命向经济系统扩散的模型，对过去两个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行描述。”

2.制度决定论。该理论形成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称为SSA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登、爱德华、鲍尔斯、韦斯科普弗、科茨、麦克唐纳等。SSA学派的长波理论的主要理论观点为:

(1)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概念。该概念最初是由戈登提出，被定义为资本积累赖以进行的外部环境的具体机制和一般制度。这一学派的基本思想源自马克思的论断:“利润决定着积累的进程，而积累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增长的速度。”［6］因此，同曼德尔一样，SSA学派也同样认为利润率决定着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它们不再局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的分析方法和概念，而是扩展为决定利润率的外部环境和制度机制，形成“积累受社会机制制约”这一核心思想。

(2)分析社会力量关系。利润率取决于社会中的力量关系，即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家阶级与国外卖者和买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家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资本家的力量太大，收入分配偏向资本，就会形成消费不足的危机(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资本家的力量太弱，剥削率降低、利润停止增长，形成剩余价值生产的危机。戈登等认为这一理论在三个方面发展了传统的理论:一是强调力量关系对于利润率的影响要比对利润份额的影响重要得多;二是强调力量关系在决定获利能力基本条件上的中心作用;三是认为对恢复资本力量所做的努力，比如，通过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等，因对设备能力利用的消极影响而可能会使劳动后备军扩大，但并不能恢复利润率［6］。

(3)研究了长波与积累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扩张性长波和收缩性长波的交替运动可用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来解释，每一个长波都对应着一个相应的制度结构以及由这种社会机制所决定的力量关系。戈登及其合作者将积累的社会结构与长波之间的关系概括为8个方面:①一个有利于资本积累的SSA是扩张性长波的基础和前提;②有利的制度环境导致投资繁荣和经济加速;③投资逐渐达到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框架所允许的极限;④积累速度放慢、经济进入停止阶段;⑤经济停滞，使现行的SSA瓦解;⑥在危机中恢复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取决于新的SSA的建立;⑦新的SSA由危机期间阶级斗争的性质塑造，但不仅仅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特征;⑧新的SSA与原有的SSA不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下一个阶段［7～8］。

3.曼德尔的长波理论。曼德尔的长波思想很大程度上受托洛茨基的早期研究①的影响。在曼德尔看来，资本主义运动的一般规律能够解释从扩张性长波向萧条性长波的转变，但是不能说明后者向前者的转变，因此，对长波上升期和下降期的原因的解释逻辑是不对称的。扩张性长波的特点是:利润增长、加速积累、加速发展。但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资本积累矛盾的加剧，具体条件的变化迟早会使平均利润率衰减、资本加速积累的力量消失，并形成下一个技术革命的巨大障碍，进入收缩性长波:利润退缩、积累逐渐减速、经济发展减速。下降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决定的，马克思提出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扩大再生产以及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在这里发挥着长期作用。与资本积累中利润率下降的机制不同，使平均利润率突然上涨的因素发生在“危机过程中的资本贬值周期性结果之外”，主要有四个因素:

(1)资本有机构成的突然降低，如资本大量涌入到一个有机构成非常低的领域(或者国家);

(2)剩余价值率的突然增长，如工人阶级严重失败和原子化，从而导致劳动力价格偏低，甚至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

(3)不变资本因素的价格，特别是原材料的暴跌，从而对有机构成突然下降或在第一部分劳动生产力的革命性进展使固定资本价格暴跌产生重大影响;

(4)由于交通运输新体系的完备、分配方法的改进、股份的加速循环等原因而发生的流动资本周转期的突然缩短。

利润率突然上涨所引起的资本积累的加速很可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投资高潮之后，可能继而产生新一轮投资不足。因此，必须还有一种机制使过剩资本的积累被拖入到更大的漩涡中去，在这里不仅发生中等的技术革命，而是要发生大规模的、普遍的生产技术革命。如果几种因素能够引致平均利润率突然上涨，很可能将引发这样一种机制，从而导致广泛的、规模巨大的扩张性浪潮。根据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的分析，曼德尔认为这种技术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用机器生产动力机械方面:“在能源机器生产和动力机械的机器生产方面的每一次革命，都逐渐使整个经济中的全部生产技术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交通运输体系的技术在内”。正是动力机器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传送机器和工具机器的革命性变化，逐步引起整个社会生产技术的变迁，从而暗示了新积累资本扩大的长期可能性［9］121～156，［10］。根据这些分析，曼德尔认为有事实性标志的长波主要有三个时期，如下表所示。

二、我国学者的研究

我国学术界对长波理论的研究起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受西方滞涨危机后长波理论复兴的影响，学术界基于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对长期经济波动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根据相关文献，我国学术界构建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主要形成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矛盾为分析框架的研究范式。从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最革命的因素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阶段性适应和动态调整。这些研究构成了我国1980年代长波理论的主流模式，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基本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1982年张蕴岭发表《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转折和长周期波动》，全面分析了1973～1975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征以及与1873年和1929年危机的共同特点，认为长期经济波动有规律性，这种经济运动形式“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结果”。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发生转折性危机并随之陷入缓慢增长的原因在于:

(1)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束缚的矛盾积累深化的结果;

(2)科学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的影响;

(3)经济结构畸形需要调整［11］。

张荐华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周期理论初探》一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长周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资产阶级被迫在自身利益允许的范围内对生产关系作有限的调整，使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得以迅速发展，但是随后又不可避免地陷于慢性萧条之中。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技革命发展的阶段性，构成长周期的物质技术基础。”［12］1984年查汝强发表《试论产业革命》的文章，界定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涵义及其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以产业革命为重点，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中三次产业革命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的发展演变，并提出以此建立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设想［13］。1988年赵涛出版《经济长波论———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研究》，这是我国第一部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矛盾为框架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专著，该书采用主要发达国家的大量统计资料证明了长波周期的存在，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证了经济长波起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周期”的观点［14］，是我国构建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重要尝试。除了上述研究外，我国学术界还作了其它探讨。例如，沈华嵩在《论长期波动》一文中，批评了曼德尔用外因解释扩张性长波的原因以及新熊彼特学派用技术革命解释长波的观点，认为康德拉基耶夫所主张但并未展开的资本主义内部机制的解释方法是可以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提出用傅里埃级数作为联接长周期以及其它周期运行的机制，并通过叠加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长度的周期波动［15］。金岩石以投资需求的变动作为解决长期波动的关键，试图构建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基础、以平均利润率波动为中心的分析框架，用受资本有机构成和剥削率的变动所制约的一定再生产结构的最高增长率所要求的积累结构来解释长波运行机制［16］。

1980年代之后，长波理论的研究进入低潮，特别是随着西方资产著作阶级经济学说的大规模引进，构建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2001年孟捷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发表的《新熊彼特派和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述评》等文章，对长波理论做了新的探索:

(1)区分了作为经济增长阶段的长波和作为分析性概念的长波之间的不同。认为长波事实上只能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来使用，新熊彼特学派的“创新生命循环”的解释模式缺乏一个恰当的理论基础，因此，长波应当被“把握为资本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在新兴主导部门的基础上由以展开的内在时间框架”。

(2)探讨产品创新如何在资本积累的框架内作为解释长波的内生机制。肯定了新熊彼特学派用产品创新的消长解释一般利润率动态的理论贡献，对曼德尔用外生因素解释扩张性长波的看法提出了批评性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萧条引致基本创新”的假说，并考证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观点———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带来的生产过剩得出产品创新的必要性［17］115～130。

(3)探讨了结合新熊彼特范式和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构建新的长波理论的可能性。新熊彼特派和曼德尔的长波的理论共同点都强调了利润率对长波的作用，并认为利润率是资本积累过程的核心因素，但是新熊彼特学派缺乏基于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理论则抽象了产品创新这一重要因素，因此，新的长波理论可以考虑在一个全新的利润率动态的理论基础上，将新熊彼特范式与马克思主义范式相结合［18］。在2011年发表的文章中，孟捷进一步提出吸收SSA学派和调节学派制度分析方法构建新综合理论的可能性，认为新熊彼特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范式有互补性，在马克思主义一派中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贡献在于:将资本主义经济一般运动规律与具体历史结合起来，发展出一个中间层次的制度分析理论，构建新综合的长波理论范式可能性方向是从技术、经济和制度协同演化的角度，进一步考虑制度对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意义［7］。

另外，在长波理论的基础研究方面，我国学者还从具体问题出发做了大量研究。高峰在《“新经济，还是新的”经济长波“?》一文中分析了美国1990年代“新经济”周期性长期扩张的性质，并指出:新熊彼特学派、曼德尔和SSA学派分别强调了技术变量、以利润率为中心的变量和制度变量，三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如果将投资或资本积累增长速度的变化置于长波分析的中心地位，那么上述三个变量均与投资率的变化直接相关，“经济长波的内在机制，并非取决于上述三种理论所分别强调的某种单一因素，而是由社会生活中与投资直接相关的三类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19］许建康在《经济长波论及其各学派分歧的最大焦点》文章中指出: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的基本原理包括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派生矛盾，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恩格斯概括的关于本质关系的抽象形式上”，需要探究《资本论》中马克思所动态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规律的基本方法、基本框架以及具体变化过程，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研究包括《资本论》一卷第七篇、二卷第三篇、三卷第三篇，三者分别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实现条件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分别对应于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和利润率下降论，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应由此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长期波动的原因［20］。李民琪、朱安东在《世界利润率长波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中计算了1855年“核心世界”利润率长波的变动并分析了我国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高积累率、低利润率的原因，证明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21］。

三、几点思考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创新的基础性作用，并走向一个以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协同演化为视角的研究框架;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坚持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分析逻辑，并由SSA学派发展出一套制度分析框架;我国学者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研究范式，尽管能够涵盖这两种分析逻辑，但是基本概念过于抽象，缺乏中介性变量和中间机制的具体研究。我们认为，构建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依据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探索经济变量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及其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曼德尔的长波理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分析框架，但是这一分析框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缺乏技术革命对利润率影响机制的研究(微观层面);

(2)缺乏对于导致利润率突然高涨的各种原因如何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内生发生的研究;

(3)对于不同阶段生产关系如何对生产力发展做适应性调整的研究不充分;

(4)没有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发展思想吸收进去。因此，长波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应当充分吸收新熊彼特派、SSA学派以及传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的思想和观点。除此之外，还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关于阶段论和循环论。长波不应当理解为一种重复波，而应当理解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联系的长期趋势。按照辩证法的观点，资本主义发展表现为商品经济基本矛盾的不断展开，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上，使矛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深。因此，我们反对将长波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循环论，这种论调将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看作50年左右的单调重复，并期望寻找一种共同遵守的原因和机制，缺乏一种发展的眼光和历史的方法。列宁及传统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阶段论”，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矛盾出发对生产的社会化趋势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趋势不断加强、矛盾不断加深的正确判断，长波理论不可缺少这一视角的分析。

2.关于单因素论和多因素论。对于长波现象进行单一指标的确认和单一因素的解释，是过于片面地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方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应当理解为资本积累的长期趋势，伴随这一长期趋势的各种经济变量表现为总体的、综合的变动，这并不排除有众多逆趋势的反作用，但是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在塑造着基本趋势。因此，多指标和多因素的分析比单指标和单因素论更有说服力，这体现了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实，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22］478这句话道出了我们所说的方法的实质。长波显示的不是单一现象和微观时间的趋势，而是资本主义体系整体的涨落，以及资本主义向着更高阶段过渡的必然性。因此，它是综合作用的产物，是多因素联合的结果，是偶然性中的必然。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各种因素的作用是平行的、等量的，在分析具体波动阶段时，应当区分本质因素和非本质因素。

3.关于内因论和外因论。内因论主张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机制来解释长期经济波动。这种观点发端于康德拉基耶夫，在《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中，他否认长波“是由偶然原因造成的”，认为“长期波动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所固有的那些原因”，并拒绝为“一种长期波动的适当理论奠定基础”［23］20。外因论则常用偶然的、单因素的、超经济的事件来解释长期波动的原因，在长波理论的早期研究中，黄金生产、战争、货币、食物和原材料等都作为长期波动的原因和解释。曼德尔的“非对称”观点，则主张收缩性长波用资本主义内在机制解释，而扩张性长波用外因来解释。我们认为，应当将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派生矛盾以及反映这些矛盾的经济变量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解释长波，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而不是走向崩溃)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一个广泛的负反馈机制，战争、新市场的开拓、国家干预等都是这一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在系统中起着抑制离心力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矛盾激化、趋向瓦解的倾向进行反作用，进而推动着资本主义向更高阶段发展。

4.关于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在长波理论中主要有两种对立的理论倾向:熊彼特派倾向于技术决定论，而SSA学派更倾向于制度决定论。我们认为，我国学者所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作用的分析框架是统合这两种分析倾向的更好的分析范式。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上，作为生产力的表现形态的技术革命将在一定时间框架内推动作为生产关系表现形态的制度变迁，制度或迟或早必然会对技术做适应性调整。马克思曾经多次对这种关系做过表述，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24］567～568，575～576在批判蒲鲁东时，马克思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22］82，83技术变革取决于人类科学探索实践、已经取得的科学技术发展程度及社会经济对科学技术的吸收。制度对技术的反作用是SSA学派对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重要贡献，但将资本主义长期经济波动仅仅用制度的“创造性破坏”解释，未免过于简单。相比较来说，熊彼特派如卡萝塔•佩蕾丝、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试图用技术、经济、社会等之间的相互作用构建演化的分析范式，强调社会经济对技术的吸收以及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生反作用辩证机制的理解则更具借鉴意义。

5.关于辩证方法与演化方法。熊彼特派的长波理论经过卡萝塔•佩蕾丝、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走向了依据演化经济学方法的综合范式。他们的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共同之处在于:

(1)从历史的观点来研究问题，将历史理解为一个过程;

经济评论范文篇2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1987）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象，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但是，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因为他认为，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在实际的“图象”、“模型”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象”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我们以下的分析主要是讨论和运用范式的后面两种含义。

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张宇燕，1993）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的范围，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侧重方面、联结方式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在以经济效率为中心这一基本观点上，各种经济理论学说都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强调得够与不够，是否能贯彻始终。

新古典理论对此十分明确，而且一贯到底。它其所以专注于资源配置的研究，就在于寻求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它其所以推崇市埸制度，就是因为市埸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它关于在一定条件下的最大化的概念，以及以此作为对一切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进行理论分析之基础，正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具体体现。翻开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效率观念和效率思想会深入到每一个读者的脑海之中，融化在他们的思维之内，成为他们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

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中，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来的，传统经济学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所依赖的正是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其所以特别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因为在它看来，只有这样做才能减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费，从而获得和保持经济运行的效率；传统经济学把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提出“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1985），是其中对经济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在传统经济学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观念并不十分坚定，也没有贯彻到底，当传统经济学致力于政策解释、道德说教和价值判断时，往往就离开了效率中心，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

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都离不开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但这种考察在每一种理论中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亚当。斯密对之进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在《国富论》中，斯密不仅说明了分工的好处和交换的意义，而且说明了分工和交换的关系，所谓“分工受市埸范围的限制”，就意味着人的生产活动以人的交换活动为条件，进而揭示了分工和交换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动力和源泉；斯密提出了“简单天赋自由体制”或称自由竞争、自动调节的市埸模式，建立了一个进行经济分析的原始模型，但又不把它作为一个假定的抽象概念，无条件地、绝对地坚持它，而是提出了种种限制和例外，表现了对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斯密通过“简单体制”找到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补性，揭示了合作及其秩序的意义，不仅说明了人们之间存在着和谐一致的合作，而且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克思继承和发扬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换、生产和交往、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恩格斯把生产和交换看作经济曲线的纵坐标和横坐标；马克思特别注重于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分析，同时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体自由人的联合”（1972）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而以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交互影响为基础，描绘了一幅历史发展的图画。

新制度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不仅坚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用它来代替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之类的抽象概念，以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进而考察了除市埸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而且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将其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分析之中，对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作出了统一的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范式。这集中反映在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中。它分析了资源配置和生产费用，考察了规模经济和技术选择，还讨论了市埸结构，也就是考察了分工的状况和经济性。所谓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就是合理的劳动分工；所谓规模经济，就是分工及其基础之上的集中所到的节约和利益；所谓市埸结构，实际上就是分工结果在市埸上的表现；而技术选择，实际上就是进行分工的方式；至于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即生产费用，就是不同资源配置方式和技术选择方案的代价，也就是作为生产方式基本形式的分工的成本。但是，它没有也不能对分工及其程度的决定和发展作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不仅研究了市埸交易，而且以此作为全部内容，同时对自由市埸体制作了绝对的、无条件的解释，新古典的均衡就是市埸供求均衡和市埸自动实现的均衡，新古典的最大化既是市埸交易的前提，又是市埸交易的结果。尽管如此，新古典经济学对交易的研究又非常肤浅和非常片面，由于对交易的考察仅仅局限于市埸交易，而对市埸交易的考察又仅仅分析产品的交易和要素的交易，因而在新古典理论中，既没有交易方式的概念，也没有交易费用的分析。新古典理论也考察了合作问题，但是基于对交易问题的局限性，其对合作的考察仅仅限于市埸中一拍即合的买卖关系和和谐的竞争关系，也就是说，在新古典理论看来，人们之间的合作是无阻碍、无摩擦，因而是无条件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特征不在于它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而在于这种分析的片面性，即它只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一种情况，也就是只分析了它们的物质技术联系和物质技术特征。

传统经济学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也背离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而与新古典理论颇为相似，二者既有一致之处，也有自己不同的地方。如果说新古典理论把分工看作是市埸配置资源的结果，那么，传统经济学则把分工看作是计划配置的产物，二者的分析角度一样，说明的问题相同，但后者比前者更粗糙、更片面。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在缺乏交易方式概念和理论的情况下，对市埸和市埸交易作了比较深入、比较成功的分析，那么，在传统经济学中，虽然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了交往方式的概念，并宣称要以其为主要考察对象，但对市埸和市埸交易是排斥的，其分析是残缺的，与此相适应，在实践中，市埸和市埸交易是受控制的，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它对其他交往方式的考察如果有的话，也是空洞的。至于对合作和合作秩序的分析，传统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非常相似，都是考察了一种无矛盾、无摩擦的理想状态。因而其解释能力和现实意义都非常有限。

在经济学的不同范式中，几乎都使用了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等方法，但使用的情况和侧重则不相同。

供求分析是任何一种经济学都离不开的，但在传统经济学中，由于只有平衡概念，没有均衡概念，或者说没有区分平衡和均衡两个概念，因而传统经济学的供求平衡分析是一种事后分析和结果分析，而不是一种过程分析和行为分析，因为，平衡是一个核算概念和统计概念，而均衡是一个行为函数和运行过程概念，供求平衡就是供求两个变量相等，即变量均衡，而供求均衡既包括变量相等（变量均衡），又包括行为确定（行为均衡）。与此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对此却有严格的界定和区分。

边际替代分析也在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在传统经济学中，由于缺乏行为过程的概念，因而也就缺乏边际的概念，因此，计划分配和计划调节中的替代关系只是两两的一般互替和转换，而不是边际替代和边际转换。1871年的“边际革命”把边际概念引入经济学，并使其在微积分等数学形式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在数学化和形式化的道路上大前进了一步。但是，传统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都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替代只是不同产品在不同消费者之间和不同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替代，即不同物品之间的替代；然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替代却是不同交易方式之间的替代，即人们的行为方式或行动策略之间的替代。

成本收益分析是经济学的看家本领，是经济学范式区别于其他科学范式的重要方面，传统经济学运用了它，但运用得不够纯熟、不够彻底，有时往往只问收益，不惜工本，只讲需要，不看可能，对那些得不偿失的计划和政策进行经济上的注释和论证。特别是传统经济学没有时间价值概念和风险价值概念，缺乏风险意识，不计时间价值，就使成本收益分析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新古典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成本收益分析，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缺乏交易方式和交易费用的概念，由于交易的自动完成和无代价的进行，其成本收益分析也仅仅局限在资源配置和生产活动的狭小范围内，对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广泛领域则缺乏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把成本收益分析运用到人与人相互关系的一切领域，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策略选择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为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统一、深入而又更加现实的解释。

利益分析也是各种经济学中普遍使用的方法，但是传统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这里又殊途同归了，前者违背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后者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精髓，他们都注重利益和谐，而放弃了利益矛盾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宏扬了马克思经济学的贡献，不仅坚持了利益矛盾分析，而且用博奕论为这一分析找到了一个适当的数学化方法。

最近，中国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范式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起因于樊纲博士的《‘苏联范式’批判》（1995），接着，崔之元先生发表了《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与樊纲先生商榷》（1995），对樊纲的观点提出批评，后来，吴易风教授发表了《两个范式之争》（1996），对樊、崔之争进行了评论，支持崔的看法，进一步批评了樊的观点。笔者仔细阅读了争论双方的文章，有些不同的评论。

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最初的以“苏联范式”为主，发展到多种理论范式并存的局面。“苏联范式”有哪些缺陷，它是如何逐渐失去主导地位的，樊纲在他的“批判”中给予了冷静和恰当的讨论。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的理论准备，是从对“苏联范式”的批判开始的。这种批判，最早是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武器的。随着各种经济学理论的引进，并且随着经济改革研究的需要，苏联范式不是被批倒的，而是被取代的。这种结果，对于应用性研究并无妨碍，但仍在理论层次上和经济学教学方面遗留着“苏联范式”的影响。樊纲分别从研究对象、所有制问题、价值－价格理论、生产“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上进行的讨论，是对“苏联范式”的自觉的理论清算。依樊纲的功力，可以作得更好，但这篇文章仍不失为一篇优秀的评论性综述，在有所批评和有所肯定中为我国的经济学建设作出了的贡献。

樊纲在另一篇论文《经济科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再思考》（1995）中进一步阐述了前文的观点，明确指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因此，“不应该有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此论受到了崔之元的批评。崔认为，这些结论或假设自相矛盾，并且与现实相去甚远，他以数学为例，指出在数学基础理论中，存在着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波兰学派等，难道经济学家们比数学家们还更容易“团结在一个旗帜下”？接着，崔文列举了4个案例（“行为理性”的含混，微观基础的动摇，科斯定理还是科斯谬误，众多的“不可能性定理”），说明西方经济学也存在着“范式”危机，目前还没有普适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我们认为，樊纲的观点包含了很大的真理成份，但也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既冠以“社会”的定语，就表明它不同于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它既是科学，又是人学。作为科学，它具有实证性，因而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和一般的东西；作为人学，它又具有特殊性，因而需要本土化。既然东西方的人文性格有所不同，因而东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也就不会完全相同。崔之元对樊纲的批评并未打中要害。虽然他正确地提出了，我们应当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发挥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想象力，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上做出有世界意义的贡献，但是，其关于西方经济理论范式危机的种种议论则包含着很大的混乱。

首先，崔文对范式及其危机的理解是不恰当的，按照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概念，崔文所讲的4个问题与其说是范式，不如说是理论，而其对范式危机的理解也只是指出了它的消极方面，其实，范式危机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在同一范式下，各种理论的冲突正是孕育着理论发展的生命力。

其次，崔文所谓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实际上是指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就是冠以“科斯定理还是科斯谬误”的案例3，讲的也是主流理论的内容。

再次，崔文列举的4个案例，只有第1个关于行为理性的评论有一些道理，这一点很多学者都有过批评，不过，他们虽然指出理性行为假定的缺陷，但都没有提出可以替代的东西，足见其所具有的普适性和一般性。其他3个案例均是似是而非的。例如，所谓“平行偏好”问题，在《什么是科斯理论？》中，伦尼德。哈威兹讲的是，由人们的偏好推出的无差异曲线是平行的（1995），而崔文却望文生义，将其说成是“人的偏好序均是‘平行偏好’”。再如，在委托－理论中，委托人处在团队之外，其作用在于打破预算平衡，而崔文却文不对题，将其置于团队之中，将委托人的败德问题作为团队的“纳什”均衡、帕累托最优和预算平衡三者不能同时实现以及单靠狭义的理性人假定不能为团队设计出最优激励机制的依据。崔文对“字典式偏好序”的理解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可见，作者并未认真读懂自己所引用的著作，这就给人以貌似旁证博引，实则瞒天过海，借以唬人之嫌。

2、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

2－1，关于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经济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传统经济学一方面强调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又把价值判断摆在首要和核心的地位，从而使自己误入岐途，也是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

关于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基本内容，马克。图尔曾经作过一个简明扼要而又全面详尽的对比分析，（1979）现抄列如下：

实证是手段事实现实描述真或假精神的问题解释分析

规范应该目的价值理想规定好或坏心灵的问题评价政策

以上的对比分析，分别从语言形态、研究领域、内容性质、作用特征等方面对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作了界定和区分，这种界定和区分的中心和关键仍然是关于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也是方法论争论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指对某种事实内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坏”、“好些”或“坏些”等的评价和预言。例如，我国现有的财产和收入分配状况是不公正或不合理的，通货膨胀比增长滑坡要好，5％的通货膨胀比5％失业要好些，等等。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价值判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表达政治要求和行动纲领，进行宣传鼓动的不可缺少的和适当的语言工具，也是进行行为选择和政治选择的前提。

什么是事实判断？事实判断是指对某种事实内容所作的“真实”或“虚假”、“正确”或“错误”、“原因”或“结果”、“形式”或“本质”的描述或解释，即事实是怎么回事，它现在怎样，将来会如何，以及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在科学（包括经济学）研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事实判断，它是进行科学研究和理论创造所要集中解决的基本问题。

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行为和活动，二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因此，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既要着重于事实判断，又不能完全抛开价值判断，但是二者又是可以区别开来而且应当加以区别的。从认识逻辑来看，价值判断表达的是一个“应该是论述”，它仅仅是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作出的判断性评价和立埸取向。如某人认为现行的财产分配和收入分配是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它表明了判断者所持的不赞成的立埸。但是，它既不能排除别人对相同事实持相反的立埸，也不能提供可由其他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信息，即不能提供为什么是不公正的，不包含与真理相联系的认识，因而既不需要、不可能证实或证伪，也不具有科学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人们只能接受它或拒斥它。相反，事实判断表达的是一个“是论述”，它包含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因而需要和能够在经验上证实或证伪。不仅如此，价值判断也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即“个人不能从是中推出应该是”（马克。布劳格，1990）来。例如，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本身并不包含它是否公正的信息，即事实在逻辑上并不包含它的评价，公正与否的评价是判断者主观加上去的。因为，价值判断所依据的是道德标准，而事实判断所依据的是一个与道德原则无关的标准和规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经济学研究中，事实判断除了包含有关社会经济生活过程的一般事实和论断以外，集中表现为效率判断。价值标准也可以、而且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和事实判断来说明其正确与否，即需要进行效率再判断。

在规范和实证、价值和事实相互关系的争论中，始终存在着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价值判断无关，它只涉及对事实的客观描述，而不包含人们的主观评价（R.史密斯，1962），主张保持价值中立（马克斯。韦伯）；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价值判断具有不可或缺性（施莫勒），经济学的观点与所有的科学观点一样，都是充满价值的，（霍尔。卡杜里安，1980）其中，有人主张“隐含的价值观”，（维克里，1973）有人主张“明确的价值判断”（米尔达尔，1992）。其实，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也不是互斥的，而是互补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也各有其不同的作用。争论产生的原因在于，双方都忽视了价值判断产生的根源这一根本问题。由于这种忽视，主张保持价值中立的只强调了它的必要性，而没有找到实现它的可能性；反对价值中立的仅仅看到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价值判断的事实，而没有深究它存在的基础。人们在自然科学中的一致不是由于摆脱了价值判断，而是由于价值判断的基本一致，在人类事务和社会科学中能否摆脱价值判断，就归结为人们能否取得经济利益的一致。现在，人们所能做到的是，把价值判断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不使它变成一种普遍形式的东西（陶永谊）。至于什么是适当范围，仍然没有作出说明。这就需要作出进一步的界定和分析。

指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区别和联系，强调事实判断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着在经济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和全部活动中都不能有价值判断。恰恰相反，从方法论上来看，有的领域和有的方面需要进行价值判断，有的领域和有的方面可以而且应当保持价值自由。一般说来，在研究对象和认识目标的确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结果的选择等领域和方面，需要而且必须进行价值判断，因为，每个经济学家既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爱好进行选题，也可以根据政治、道德和信仰选择实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科学研究的内容领域，在认识过程和理论形成过程当中，却不允许价值判断插足其间。如果在科学研究的内容领域借助于价值判断，就会使认识过程从一开始就引入信仰问题，这只能使认识过程发生扭曲，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有人强调科学家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指出一些伟大的学者都具有鲜明的价值观和强烈的历史责任，但是没有说明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责任在他们的科学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如果仔细加以考察，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对他们选择科学课题、坚持科学探索起了重要作用，但对其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本身则直接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正是在抛开了价值判断而专注于事实判断的情况下，才作出了自己的科学创造。因此，在经济科学的理论研究中，在获取信息和认识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价值自由前提，避免进行价值判断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至少这一区分有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

然而，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不仅认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不可区分、无法区分、也不必区分的，而且过分注重和偏爱价值判断，往往使事实判断服从于价值判断；不仅在研究对象和认识目标确定以及分析结果选择等领域强调价值判断，而且把在研究内容领域和认识过程当中保持价值自由前提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遮羞布。这就使得经济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深深陷入自己设置的陷井之中。例如，对于很多重要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象市埸机制问题、经济周期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失业问题、经济危机问题，等等，首先要看看它是姓“社”还是姓“资”，然后才决定如何对它进行描述和分析。如果是姓“资”，即使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也可以而且必须否认它的存在；即使不得已而承认它的存在，也要将其统统斥之为资本主义残余，或者在共同的地方寻找出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来，或者用不同的概念去概括和描述完全相同的事物，于是就出现了商品经济的“外壳”论，找不到工作的“待业”说，同志式的“竞赛”观等。这样，不是把一系列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就是对其作了歪曲的描述。至于在这种扭曲的理论指导下，制定和实施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及其造成的不良的甚至是严重的后果，更是进一步从反面证明了，把价值判断带入认识形成和理论创造过程之中的可悲之处。不仅如此，由于在理论形成过程之中渗入了价值判断，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分析，如对当前经济运行总量态势和经济形势，不是根据经验现实进行实事求是地归纳概括和理论抽象，而是根据各自的政治需要，选取不同的材料，作出不同的结论，甚至要先看看气候，摸摸风向，然后投其所好。这不仅大大阻碍了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发展，使得经济理论研究始终难以摆脱解释现行经济政策的俗套，而且使一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走上了“奏折经济学”的道路，败坏了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声誉。其结果是，经济学难以摆脱作为政治附庸和跟班的角色，甚至有被窒息的危险。近几年来，大家都承认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中缺乏共同语言，这不仅是由于对很多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存在着混乱，而且主要是由于价值判断渗入经济研究过程的结果。

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实践目的出发，反对在科学认识的内容领域和理论创造的过程当中保持价值自由前提。这是由于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很多混乱。为了在经济理论研究中能够更好地处理规范和实证、价值和事实的关系，有必要加以明确和区分。

第一，经济理论的构建和经济理论的可接受性。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问题。前者是个认识论的概念，所要解决的是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问题，它取决于理论把握经验现实的情况，即取决于经济理论对于经济生活现实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或者说，取决于经济理论对于经济现实的规范力量和改造力量。后者是一个文化价值概念，考察的是理论的功效性问题，主要取决于哪一种理论更好、更合意、更易于被决策者所采纳，因而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主张。因此，经济理论的可接受性与其说取决于该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不如说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形势以及决策者的素质。在这里，需要而且必须进行价值判断。

第二，经济理论的专家评价、专家选择和社会评价、社会选择。这是两种不同目的和不同方式的评价和选择。前者的目的在于解决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问题，是通过经济学家的批判、检验和证伪来进行的。在这里，经济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外化为一种公共性，即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方面检验所作出的共同评价和共同选择。后者的目的在于解决经济理论在社会空间中的可接受性问题，是由政治家和社会大众作出的评判和选择。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评价标准和选择标准，形势的紧迫性，社会的承受能力以及政治家的知识限制，特别是政治家的政治前途和利害关系，会对它产生很大的影响；社会大众的评价和选择更会受形势变化、社会心理的左右，并且只有通过社会的学习过程，理论才能变成社会大众的共识和集体行动。

第三，经济政策咨询和经济政策决策。这也是两个既密切联系又可以明确分开的行为和过程。经济科学的实践目的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咨询表现出来的，政策咨询活动的核心是提供有关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客观联系的真实信息。这种信息不是规范性预言或价值判断所能给予的，但是从任何经验内容丰富的理论中都可以得到付诸实施的行动信息。同时，一个无价值判断的科学结论，并不排除政治家和经营者进行评价、选择和决策的权力。经济学家可以参与政策决策和经营活动，这时，他就不是作为经济学家处在理论的形成过程之中，而是作为政治家或企业家处于政治活动或经营活动之中。因此，经济理论的实践目的不应当也不必要要求经济学家在其理论形成过程之中求助于价值判断，与此相反，只有在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中保持价值自由前提，才能保持经济学家的独立人格和经济学研究的独立性，避免价值偏见的影响和干扰。

第四，经济学家的伦理道德和科学良知。经济学家从事何种科学规划，帮助实现何种价值目标，取决于他的伦理道德。经济学家作为社会的一员，依靠自我控制很难在其科学表述中保持价值判断自由，即经济学家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价值判断渗透在理论认识和科学表述当中，从而造成很多认识上的偏差和理论上的错误。不仅如此，经济学家也有个人动机和个人功利，它与社会目标和社会利益既有一致之处，也有矛盾的地方，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政策咨询建议能够影响政策决策以至变成官方政策，这就使得经济学家在政策咨询中很难保持客观立埸。但是，经济学家的科学良知又要求他不要把自己的个人好恶和个人功利带进圣洁的理论殿堂。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在经济学的科学活动中，发展科学评价和科学批判，通过对其科学表述的相互批判和证伪，通过实践来检验。可见，价值判断与科学批判和证伪过程以及经验检验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要想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作出真正的理论创造，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就必须在理论形成和科学创造的过程中承认和坚持价值自由前提。

2－2，关于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⒅

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的科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实证分析的方法。这一方法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部分或阶段，即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弄清这两个部分或阶段的区别和联系，不仅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有关“假定之战”的实质和关键有帮助，而且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传统经济学的方法论缺陷。

所谓理论实证就是指理论实证过程本身，它的任务是提供一个概括的体系，对现实经济关系本身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它的基本特征是，在原则上独立于任何特定的伦理立埸或规范判断，只涉及“是什么”，而不涉及“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不是告诉人们经济“应该是怎样的”或者“应该按照怎样的方式运行”，也不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行为”或“不应该怎样行为”，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说明，现实中的经济关系本身是怎样的，人们事实上是如何行为的，各种经济变量是如何决定的，它们之间是以怎样的方式相互联结的，各种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是因何和如何产生的，等等，总之，是说明经济在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

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理论实证过程包括三个要素和两个阶段或三个步骤。三个要素是基本假定或实质性假设、系统的和有组织的推理方法、理论结论。两个阶段是假设形成和理论演绎；三个步骤是提出理论假设、建立分析模型、进行逻辑推理和数学证明。前者是指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归纳中，舍去全部次要的事实或次要的关系，抽象概括出一些基本事实或基本关系，作为理论推导的前提和逻辑演绎的起点。这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后者是指从基本假定出发，按照一定的逻辑程序和推理方法进行逻辑演绎或理论推导，形成理论结论；在理论推导的过程中，可以而且应当根据研究的需要和逻辑的可能，逐步引进一些抽象掉的因素或者放松一些次要的假定，使理论结论更加接近客观现实。这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理论实证过程其所以属于实证分析的范围，是由于它的前提假定是从经验现实中抽象概括出来的，不是凭空设想的；由此得到的理论结论是一种思想实验的产物，因而在逻辑上是能够成立的思维结果。但是，这些理论结论还没有经受经验实际的检验，它们的真理性和有效性还有待证实和证伪，因而仅仅具有假说的性质。

所谓经验实证，就是指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理论结论或理论假说进行经验检验的过程。任何理论结论只有被经验实践所证实，才能成为正确的科学理论；如果为经验实践证伪或拒斥，就要修改原来的理论假定，重新进行理论实证；如果暂时不能证伪，就不能阻碍人们把它当作正确的理论或科学真理加以利用，直到证伪为至。经验实证的过程一般包括选择检验方法，搜集整理经验资料，进行假说检验和确定误差程度或可信程度，以积累经验证据；把理论结论或从逻辑演绎中观察到的未知事实与经验证据加以比较，如果二者基本相符，预测成功，理论结论则能成立，从而假设前提亦受到检验；如果二者不符，预测失败，理论结论不能成立，从而假设前提也有可能遭到否定。由此可见，经验实证首先并且直接是对理论实证过程结果的检验，同时也是对理论实证前提的一种间接检验。二者既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不同。至于对假设前提，特别是基本假定的直接检验，涉及到很多心理因素和心理实验，很难直接观察，但只要是正确的假定，就能得到普遍的理解。

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在理论研究中，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理论实证的目的在于获得系统的理论认识，没有深入和抽象的理论分析，人们只能感知经验，而不能理解经验，不能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因为，经验观察到的事物总是具体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都在其中，如果不能在理论上首先说明每个因素的作用及其相互作用，然后将其综合起来，经验就总是混沌的表象，从此得到的结论是不可靠的，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下，才能从经验现象和经验数据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论实证先于经验实证。经验实证的目的在于检验理论，确证理论的真理成份和谬误所在，进而修正错误，同时，经验实证过程本身也会为理论实证提供新的假设前提，或者引导人们去寻求更正确的假设前提，进而提出新的理论实证任务，开拓新的理论分析领域。

在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的关系中，理论假定的现实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弗里德曼强调理论假定的非现实性，由此走向了工具主义（1953）；萨缪尔逊强调理论假定的现实性和与现实的近似性，由此走向描述主义（马克。布劳格，1990）理论假定，从而理论结论是一个具有现实和非现实的二重性质的事物，它既抓住了某一对象的一个方面或一些事实，也舍去了其他方面或其他事实；既描述了它的某个和某些特征，又忽略了无数其他特征；既可能把基本事实和主要事实当作从属事实或次要事实，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同时，在许多科学中，现象之间的依存关系往往被表述为“纯粹状态”、“理想形态”或“极端状态”，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很少见，而大量的还是那些不纯粹、不理想的中间状态或过渡状态。反过来说也是如此。经验现实总是具体的和丰富的，是多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综合和统一，除了受控实验和抽象思维，是无法将其分离出来的。这就给理论实证结论的经验实证带来了困难。因为，严格按照理论概念难以找到适当的经验证据，而使用既有的经验数据又包含了理论结论中所没有的因素，这就需要找到某个适当的概念和指标，一方面既与理论结论的含义相近，另一方面又能取得足够的经验资料。因此，理论实证的结论只有趋向的意义；而经验实证的结果也只具有近似的意义。

传统经济学的目的是试图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理论实证的，而且也确实为传统体制下的经济运行提供了一套系统的理论解释。但是，在进行实证分析的过程中，传统经济学只有现实性的概念，而无非现实性的思想，只有纯粹状态和理想形态的考虑，而无中间状态和过渡形态的认识；因而把非现实的事物当成了现实的状态，把次要的和从属的事实当成是主要的和基本的事实，把纯粹的和理想的形态当成了真实的状态，把个别的和极端的状态当成了大量的和普遍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经济学的理论逻辑越是严谨，其理论结论距离现实经济生活就越远，其空想的性质和说教的性质就越明显、越强烈。例如，传统经济学关于公有制经济基本关系的假定是，认为在公有制经济中，人人都是公有财产的实际所有者和真正主人，每个人都拥有实实在在的非排他的财产权利（占有权、支配权和收益索取权），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从关于公有制经济的上述基本关系出发，传统经济学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推导，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结论。但是，由于这种概括同人们普遍的心理感受和社会共识相反，因而缺乏经验依据和现实基础；即使它还具有某种现实性的话，也仅仅是一种极端情况，而不能成为基本事实和基本关系，把它当作基本前提和基本假定，其结论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可想而知。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每个人的财产权利和主人地位仅仅是名义上的和非实际的，因而是虚幻的，传统经济学的一系列结论在逻辑上是能够成立的；当每个人的财产权利和主人地位是实际的和有效的时，公有制经济就面临着很大的危机，存在着被蚕食、被侵吞的危险。这是目前在我们周围经常发生的事情。

正因为传统经济学只看到前提假定和理论结论的现实性，而忽视了它的非现实性，因而不可能提出经验实征的问题。它对现实中的大量悖论或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或者按照自己的理论和逻辑进行讨伐和批判，从未想到由此去证伪和修正自己的理论结论和理论假定，进而发展自己的理论。

这里，我们想讨论一下“悖论”在实证分析中的作用问题。在理论研究中，很多人往往不重视出现的悖论，将其轻轻放过，其实，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悖论就是一个难题，它既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面临的悖论作出说明，是理论研究的任务，它不仅可以修正现有理论的谬误，补充它的不足，而且有可能推翻现有理论，提出新的理论假说，形成新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很多新的理论学说和理论派别，如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非均衡学派等，都是从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悖论出发，开拓出自己的理论方向，确定了自己的分析角度，创造了自己的分析方法，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

3、关于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由来已久，在医学、法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应用最多，也最有成效。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相对较少，在国内经济学界则更少。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事实和过程的分析，被科斯讥讽为“黑板经济学”（1991），其所表现的数学化和工程化倾向，使之脱离了经济学的本来含义。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研究方法是，除了一些就事论事的调查报告以外，居统治地位的是概念推理和逻辑演绎，既无假设前提，也不作经验检验，象样的个案研究自然很少，事实的比率太低。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使之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必须在方法和方法论上有所前进和突破，其中，开展和重视案例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经济学中，一个案例就是对一个经济问题和经济决策的再现和描述，就是对一个经济过程及其复杂情景的刻画和分析。因此，案例研究是进行实证分析的重要方法。

案例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真实性。一个案例必须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或一篇动人的报导，如果出于保密和其他原因，不得不进行掩饰和隐匿，可以使用假名和代号，但故事情节必须是真实的，不能随意杜撰。

案例研究提供的真实场景应当是系统的和全面的，有故事背景，有来龙去脉，有发展过程，有人物情节，最好在附录中还要有完整的图示和数据。人们读完案例，起码能够掌握所述事件的基本事实以及充分的数据和资料，从而为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从事案例研究和写作的另一个基本要求。

一个好的案例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所提供的是真实的问题、矛盾和困境，存在着从各个侧面进行研究、分析和解释的可能性，因而，通过个案分析进行实证研究，虽然不一定能够完全证实和（或）证伪什么，但是却可以有所发现。如果把案例研究搞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就无法对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及其矛盾运动过程作出恰当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甚至会发生极大的扭曲。

案例研究有多种类型，概括起来有：（1），说明型案例，主要用来记述和说明一个事件、一个政策和决策问题的全过程。多恩布什等人的《开放经济》（1990）一书中提供的有关阿根廷、巴西、墨西哥、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案例即属此种类型。它描述了这些国家在开放过程中的某个方面的问题，目的在于介绍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供人们参考和借鉴。

（2），政策型案例，以政策制定者为服务对象和行为主体，提供为实现某项政策目标而可能采取的政策选择和政策配合，由于实现同一个政策目标可以有多种政策选择和多种政策组配，因而各种选择和组合的政策效应分析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这类案例涉及的多是宏观问题，凯斯塔等关于《80年代的美元管理》（1993）的案例即属于此。本案例讨论了1980－1987年美国货币当局以及西方主要国家联合干预美元汇率的各种政策问题及争论。

（3），决策型案例，以微观决策者为服务对象和行为主体，提供一个决策面临的真实场景，以讨论如何进行决策的问题。《国际工商管理案例丛书》（赵纯均等，1993）中收入的数十个关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市场营销等领域的企业决策案例，就是这种类型。其中《肯德基家乡鸡在中国》（阿伦。莫里斯，1993）描述了肯德基在中国的投资决策及其推进的过程。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和作用，这里不存在什么最优解，只能说在某个场景下，某个政策相对较优。

（4），理论发现型案例，以提出理论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为其基本内容，目的在于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和提出新的理论。斯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1989），林毅夫的《合作化和1959－1961年中国的农业危机》（1990），樊纲的《灰市场理论》（1988）就是这类案例。

在经济理论的发展中，案例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样本意义，一个案例所描述的场景和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和孤立的，而是大量同类现象中的一个，如果取极值的话，其结果是一样的；二是检验意义，对已有的假设和命题进行检验，提供一个证明或作出一个否证，虽然不能完全证明或证伪，因为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反复证伪而能够成立的事例说明了一次性检验的局限性；三是发现意义，即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提出一个新的假说，然后自己去或者让别人去进行检验。此外，案例研究还具有这样一种哲学含义，认为一般均衡的世界观和局部均衡的世界观是有明显区别的，一般均衡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也是很难满足的，而局部均衡的条件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因而是可以实现的。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从总体上进行演绎是无法认识和把握的，而通过一些点的刻画，从各个方面去认识和把握整体却是可能的。人们只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不能做自己无法做的事情，否则，我们只能处于漠漠糊糊、空空洞洞，大而化之，不着边际的尴尬境地，而在认知的道路上是无法前进的。

经济评论范文篇3

1山东省蓝色经济各指标竞争力指数的分析与评估

1．1山东省蓝色经济资源竞争力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资源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海域的蓝色经济资源在我国沿海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海洋主要资源的种类权重值以及各种蓝色经济资源的丰度权值这两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的高低。在蓝色经济资源中，我们可以分为传统一般性资源、传统战略性资源和新兴产业资源。传统一般性资源，如海洋渔场资源、海洋盐场资源和滨海砂矿资源；传统战略性资源，如海洋能源资源、海洋油气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海洋港口资源、海洋港址资源和滨海工业资源；新兴产业资源，如滨海旅游资源。从目前的数据资料的收集统计分析来看，山东省在海洋渔业资源、海洋盐业资源、滨海旅游资源、港口资源和港址资源以及海洋风能资源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海洋矿产资源种类多，但是丰度低；海洋油气资源虽不如广东、河北，但是资源也比较丰富，山东滨海工业资源较辽宁、上海、浙江和广东比较薄弱。因此，山东省蓝色经济资源在传统一般性资源和新兴资源的权重指数比较高，而在海洋战略型资源的权重指数比较低。可以总结为，山东省的蓝色经济资源权值较高，在蓝色经济资源上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1．2山东省蓝色经济资本竞争力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资本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在蓝色经济领域的投资能力，其主要评价指标是山东省经济总产值权重值和可以投资总产值权重值这两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经济总产值指标是指地区沿海地区经济总产值，可投资总产值指标是指地区沿海地区人均产值（上海、天津以整个市来计算）。从目前收集的统计数据资料分析来看，山东沿海地区经济总产值较高，仅次于广东、浙江和上海。但是山东沿海地区人口绝对数量多，因此山东沿海地区人均产值的比较优势不是很明显。所以山东省沿海地区经济总产值权重值较高，而可投资总产值权重值低于上海、广东、浙江以及天津。因此，山东省蓝色经济发展的资本竞争力处于中等水平。

1．3山东省蓝色经济科技教育竞争力初步评价山东省海洋科技教育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蓝色经济领域的海洋科技和科技人才培育在我国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地区科研院所的数量和实力的权重值、科技人才队伍素质权重值、计量时间内科技成果权重值这四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山东省是有名的海洋科研大省，全国的海洋科研院所和海洋科研人才超过40％都集中在山东沿海地区，其中以青岛地区最为集中。每年的海洋科研成果也都集中在山东沿海地区，因此，山东省在地区科研院所的数量和实力权重值、科技人才队伍素质权重值、计量时间内科技成果权重值这四大指标上都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山东省海洋经科技教育有其绝对的竞争优势。

1．4山东省蓝色经济市场竞争力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市场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的蓝色经济产业产品在我国沿海省、市、自治区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蓝色经济产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蓝色经济产业的销售利润率两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蓝色经济产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一般通过地区的蓝色经济总产值来表示，从近几年的海洋统计年鉴资料反应，山东地区蓝色经济总产值位居第四位，因此其市场占有率权重值处于中略偏上，但是在海洋的总产值中，渔业和盐业占了绝对地位，而渔业、盐业产品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和低利润的产品，所以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产品销售利润率的权重值中偏低，总体来说，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1．5山东省蓝色经济规模竞争力的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规模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规模在我国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产值规模和资产规模两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在产值规模上，从近两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的数据统计显示来看，山东省海洋产值处于第四位，属于中偏上，但山东的蓝色经济产业主要集中在渔业、盐业等传统的一般型蓝色经济资源的开发，这些产业较海洋油气、海洋工程、海洋造船业、海洋采矿业以及海洋运输业的投入较小，而上海、江苏、浙江、辽宁和广东等地区由于具有传统的优势，并且近几年在这些领域的加大投入，而山东沿海缺乏传统的海洋工业资源优势，并且近些年在这些领域的投入不够，所以山东省的资产规模权重值出于中偏下。总的说来，山东省蓝色经济规模竞争力的平均权重值处于中等水平。

1．6山东省蓝色经济效益竞争力的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效益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经济效益在我国沿海省市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销售利润率、资源利润率、从业者劳动生产率三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从山东省海洋经产业情况可以看出，山东省的海洋产业主要集中在低利润的海洋渔业和海洋盐业，所以其销售利润率权重值处于中偏下；资源利用率笔者取海洋总产值与资源总值的比值来表示，从近几年海洋统计资料可以发现，山东省蓝色经济总产值位居第四，处于中偏上，而山东省蓝色经济资源丰富，其资源竞争权重值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山东的资源利润率处于中偏下；山东省蓝色经济产值处于中偏上，但山东的海洋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蓝色经济的从业人员绝对数量也很大，所以山东省从业者劳动生产率权重值处于中等水平，总的说来，山东省蓝色经济效益竞争力的平均权重值处于中等水平。

1．7山东省蓝色经济成长竞争力的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成长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蓝色经济的增长在我国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产值增长率的平均权重值。通过近几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研究发现，山东省年增长率权重值处于中偏低的水平，其产值已从以前的第一位降到了第四位，其权重值的水平正好验证了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的实际增长情况。另外，利用地均产值区位商值和地均产值增长率区位商值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成长竞争力情况。笔者采用地均产值区位商（WH）大于1和小于1，地均产值增长率区位商（WC）大于1和小于1等4个指标，构成一个2×2阶矩阵，以此分别对海岸带经济或蓝色经济发展状态进行了二元分类，从中将海岸带经济和蓝色经济各划分为持续增长型、稳步增长型、潜在增长型和缓慢增长型4种增长类型。这4种增长类型的标志和特征位：持续增长型，其标志和特点为WH大于1；WC大于1，地均产值和地均产值增长率均大于平均值，处于强劲的发展势态。稳步增长型，其标志和特点为WH大于1；WC小于1，地均产值大于平均值和地均产值增长率小于平均值，增长相对减缓。潜在增长型，其标志和特点为WH小于1；WC大于1，地均产值小于平均值和地均产值增长率大于平均值，这种增长类型虽然地均产值相对低下，但增长速度甚高，具有较大的发展后劲。缓慢增长型，其标志和特点为WH小于1；WC小于1，地均产值和地均产值增长率均小于平均值，处于缓慢增长势态。以此衡量标准，我国沿海省市的海岸带经济和蓝色经济的发展类型见表1。从表1中不难发现，山东海岸带经济地均产值区位商和海岸带经济地均产值增长率区位商均小于1，属于缓慢增长型；从蓝色经济的增长状态类型来看，山东虽然地均产值区位商大于1，但地均产值增长率区位商小于1，属于稳定增长型，这与我们的蓝色经济基础和结构现状非常的吻合；山东省蓝色经济增长率权重值水平偏低。山东蓝色经济成长竞争力不足已成为事实。

1．8山东省蓝色经济创新竞争力的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创新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创新能力在我国沿海省市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产业研究与开发（researchanddevelopment，R＆D）经费支出、产业R＆D人员投入、高新技术产业转化效率和高新产业销售额比重四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从统计资料研究分析表明，山东省产业R＆D经费支出权重值和产业R＆D人员投入权重值处于较高水平，但是新技术产业转化效率权重值和高新产业销售额比重权重值处于中等水平，综合这四大指标，山东省蓝色经济创新权重值处于中偏高的水平。本指标的计算由于统计资料局限性，还有待于进一步作深层次的研究。

1．9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层次结构竞争力的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层次结构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海洋经济产业层次结构在我国沿海省市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技术、知识型产业占蓝色经济总值的比重平均权重值。技术、知识型产业主要指海洋油气、海洋工程与造船业、海洋能源、海水综合利用、海洋生物药业以及滨海旅游业。表2是山东省与广东省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情况。从表2中不难发现，山东与广东相比，山东的蓝色经济产业层次结构竞争力权重值偏低，山东蓝色经济产业层次结构竞争力严重不足，是严重影响山东蓝色经济成长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从而也影响了山东省蓝色经济的综合竞争力。1．10山东省海洋企业的企业组织结构竞争力的初步评价山东省海洋企业的企业组织结构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海洋企业的企业组织能力在我国沿海省、市、自治区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协作企业数量与规模、超大企业对协作企业的带动比值两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长期以来以渔、盐产业为主导，传统上缺少如海洋工程与造船企业的大型海洋工业企业的资源优势。因此，其海洋产业的企业数量多，但规模不大，而且企业对协作企业的带动能力弱，所以山东省蓝色经济企业数量权重值高，而海洋企业的规模权重值和超大型海洋产业企业对协作企业的带动比值的权重值低，综合分析，山东省海洋企业组织结构竞争力权重值处于中偏低的水平。

经济评论范文篇4

本文作者：宁岗工作单位：西北大学审计处

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违纪违规情况评价指标⑴部门违纪违规情况评价①财务收支真实性财务收支真实性主要根据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会计资料反映的财务收支数据与审计组实施审计后认定的数据进行比较来确认。评价可分为真实、基本真实、不能真实地反映财务收支状况三个层次：①凡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账、证、表数据与审计认定的数据相符或差错在2%以内的，认定其会计资料真实地反映了被审计领导干部任期财务收支状况；②凡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账、证、表数据与审计认定的数据基本相符（差错在2%-5%之间）的，认定其会计资料基本真实地反映了被审计领导干部任期财务收支状况；③凡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账表反映的数据与审计认定的数据有较大差距（差错在5%以上）的，应认定其会计资料不能真实地反映被审计领导干部任期财务收支状况。②财务收支合法性财务收支合法性主要根据审计组实施审计后是否发现被审计领导干部个人及其任期内本单位存在财务收支违规违纪事实来确认。这是评价被审计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的又一项重要指标。评价可分为符合、基本符合、违反、严重违反财经法规四个等级：①凡在财务收支方面未发现违规违纪事实的，可认定为被审计领导干部任期内财务收支符合财经法规的规定；②凡在财务收支方面有违规违纪事实的，但数额较小(相对资金总量在2%以内)，情节轻微的，可认定为被审计领导干部任期内财务收支基本符合财经法规的规定，但对违规违纪事实要披露；③凡财务收支方面有违规违纪事实的，相对资金总量在2%—5%之间，情节较轻的，应认定为被审计领导干部任期内财务收支有违反财经法规的行为；④凡财务收支方面有违规违纪事实的，并相对资金总量在5%以上，或金额虽然不大，但存在私设“小金库”、“账外账”问题，有重大违纪案件的，应认定为被审计领导干部任期内财务收支有严重违反财经法规的行为。⑵个人违纪违法情况评价一般采用定性指标，主要审计其是否存在以下违纪违法行为：①用公款报销个人开支。②存在贪污、挪用、私分和长期无偿占用公款、公物。③行贿、受贿或借基建和大宗物资采购之机捞取好处费。8.职工满意度评价职工满意率=问卷满意份数÷审计调查问卷总数×100%该指标用于评价部门教职工对领导任职期间工作的满意情况，是考核其“为人为本”管理理念的一项重要指标。

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审计评价

要做好经济责任的审计评价，还必须设计评价方法。经济责任的审计评价可采用综合评价法（即结合定性及定量指标进行评价的方法）。综合评价按百分制进行考核，根据评价内容分项确定分数，依据审计结果确定得分，按照得分多少来区别：优秀（90分以上）、良好（80—89分）、基本称职（60—79分）、不称职（60分以下）四个档次进行综合评价。如果经审计发现被审计领导干部在财务收支中有严重违法违纪问题，不论得分多少均评价为不称职。在此假定初始总分为100分，分值分布如下：1.资产状况初始值为10分⑴资产保管不善、未有效使用的，扣1—5分。⑵资产购置、处理不合规的，扣1—3分。2.预算状况初始值为10分预算编制脱离实际的，扣1—3分。3.自筹经费状况初始值为10分⑴自筹经费不合法不合规的，扣1—8分。⑵自筹经费全部用于人员支出、未考虑部门发展的，扣1—3分。⑶自筹经费能够兼顾学校、部门、职工利益的，加1一2分。4.内部控制制度状况初始值为15分⑴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的，扣1—5分。⑵内部控制制度未有效执行的，扣1—8分。⑶激励机制不合法、不合规，职工满意度低的，扣1—3分。5.任期内费用控制状况初始值为15分⑴人员经费支出结构不合理，扣1—3分。⑵招待费用支出不合规性，扣1—3分。6.违纪违规状况初始值为30分⑴部门违纪违规①存在专项资金挪用及乱收费情况，扣1—10分。②存在公款私存、私设小金库情况，扣5—10分。③存在虚假开支情况，扣1—10分。⑵个人违纪违法①用公款报销个人开支，扣1—10分。②存在贪污、挪用、私分和长期无偿占用公款、公物，扣1—10分。③行贿、受贿或借基建和大宗物资采购之机捞取好处费，扣1—10分。7.职工满意度评价状况初始值为10分，职工满意率未达到80%，扣1—5分。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时，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减评价指标、确定各分项分值，重新调整分值分布。例如，例如增加经济责任目标完成情况的评价，科研经费管理的评价等。8.如果该领导任期内签订有经济责任目标时，增加部门经济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评价，初始值为10分，经济责任目标未完成的，扣1—10分。9.如果涉该领导任期内该部门有科研任务，增加任期内科研经费管理情况评价，初始值为10分，科研经费管理不善，扣1—5分。总之，审计人员既要认真理解和领会国家的各项相关行政法规以及干部政策，又要熟悉技术性法规，才能公正地进行审计评价，完成审计工作。

经济评论范文篇5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经济评论范文篇6

关键词：广告效果广告经济效果

广告可以使企业利用较小的成本向更多的消费者传递信息，从而促进产品销售。这样，就产生了广告经济效果。广告的经济效果体现在广告能促进产品销售，增加企业收入和利润；扩大产品销路，推动企业实现规模扩张；提高市场占有率，为企业奠定稳固的市场地位；树立优良的品牌形象，使企业获得高于一般产品的销售利润率。研究广告经济效果测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广告效果的含义

所谓广告效果，是指广告通过媒体传播之后所产生的作用，或者说媒体受众对广告的结果性反应，亦或说广告活动中通过消耗和占用社会劳动所产生的有用结果。狭义的广告效果就是指广告活动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广义的广告效果，是指广告活动所带来的综合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心理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文研究的是广告的经济效果。

传统的广告经济效果测评

广告的经济效果，是指在投入一定广告费用及广告刊播之后，广告引起的产品销售额、利润、市场占有率等经济指标的变化状况。经济效果集中反映了企业在广告促销活动中的营销业绩，是广告投入与产出的比较，是评价一项广告活动成败的关键指标。

广告的经济效果测评，也称广告的销售效果测评，它是指在广告以后用产品销售量增减的幅度作为衡量标准来测定广告效果，销售额和利润额是衡量广告经济效果的两个基本指标。基于此，传统的广告经济效果测评用广告费用指标、广告效益指标和市场竞争力指标等来反映广告经济效果。

（一）广告费用指标

广告费用指标用以表示广告费与销售额之间的对比关系，包括销售费用率和利润费用率：

式中E1，E2分别表示销售费用率和利润费用率，C为本期投入的广告费用，Y、L为广告后产品销售额和利润额。销售费用率和销售利润率反映获得单位销售额或单位利润额要支出的广告费用，可以用来评价企业的广告总支出对产品总销量(或总利润)的影响，该指标的值越小，广告销售效果越好。

（二）广告效益指标

广告效益指标用以表明广告计划期内，每支出单位价值的广告费能使销售额或利润额增加的数量，包括广告销售效益（单位费用销售增加额）和广告利润效益（单位费用利润增加额）：

式中E3，E4分别表示广告销售效益和广告利润效益，ΔY和ΔL分别表示本期广告后销售额和利润额的增量，其它符号同上。广告效益指标反映广告费用与广告后销售增加额或利润增加额的对比关系，其值越大，广告销售效果越好。

（三）市场竞争力指标

市场竞争力指标一般通过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占有率提高率来反映。市场占有率是企业某种产品在一定时期内销售量占市场同类产品销售总量的比率，即：

式中E5表示市场占有率指标，∑Y表示一定时期内本企业产品销售量，Y总表示一定时期内行业同类产品的销售总量。企业市场占有率的提高，意味着产品竞争能力的增强和产品销售量的增加，因此还可以用市场占有率提高率来评价广告的销售效果：

市场占有率提高率E6是一相对评价指标，它表示单位广告费用销售增加额与行业同类产品销售总额的比率，市场占有率提高率取值越大，说明广告的市场拓展能力越强。

长期目标的广告经济效果测评

从广告的，到消费者看到广告、理解广告，到最终决定购买产品等一系列的过程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而且前期的广告也有可能影响到本期的销售量，因此单纯的以本期销售量来计算，将会使计算出来的结果失真。因此为了真实地反映出广告的效果，本文引入了修正系数λ、θ来修正上述公式，这样公式变为：

其中：λ代表了前期广告对本期销售量的影响；θ代表了本期广告对后期销售量的影响。

在这里本文规定λ、θ都是大于0小于1的数值，具体数值的确定根据产品的属性、媒体的属性、广告作品的内容以及本期、前期广告的强度不同而不同。例如对工业用品和日常消费品来说，工业用品的λ、θ的数值较日常消费品的数值要大，从媒体方面来说电视、报纸、广播、因特网的λ、θ的数值较杂志的λ、θ的数值要小，而λ、θ与广告的强度成正比关系，一些具体的数值可根据行业的具体数据而得。

随着品牌意识日益深人人心，对广告的品牌效果测评也成为广告投放者关心的重要问题。所谓品牌意识，是指消费者通过接触到广告或产品而加深的品牌印象。而品牌根本价值在于其联想的集合，即对消费者的利益和价值，联想常常代表着消费者决定购买的基础。消费者是否因这种差异化的利益和价值而产生或增加了品牌忠诚和偏好就是品牌态度。

形象的提升是长期的效果，形象力提升对销售额的影响也是远期的，因此本文中形象力提升对销售额的影响可通过上述各个指标进行计算。

（一）品牌知名度提高率计算

由品牌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计算可以通过上述公式和调查问卷共同计算得出，计算公式如下：

A=B×C

其中：A表示由品牌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B表示品牌知名度提高率；C表示与品牌知名度提高有关的销售率。

关于C的计算可以通过企业长期的数据跟踪得出。假设，通过计算可以得出B=10%，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到通过品牌知名度提高10%之后打算以后购买的比例是20%，则由品牌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A为：

A=B×C=10%×20%=2%

这就是说，通过广告提高了品牌知名度，品牌知名度的提高对后期的销售额的提高应该是2%，其实在这里本文应用的2%并不是非常确切，真正的对后期影响的比率应该是在后期购买的数量比上一后期的总销售量，因为后期的销售量是个未知数，所以在这里我们只是为了计算方便而采用。

（二）企业知名度提高率计算

企业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其计算可以通过上述公式和调查问卷共同计算出来，计算公式如下：

D=E×F

其中：D表示由企业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E表示企业知名度提高率；F表示与企业知名度提高有关的销售率。

关于F的计算可以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得出来，F的数值是在调查广告引起品牌知名度提高的人当中有多大的比率打算以后购买的。

假设，通过计算可以得出E=20%，通过调查问卷我们了解到对企业知名度提高20%时，打算以后购买的比例是30%，则由品牌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D：

D=E×F=20%×30%=6%这就是说，通过广告提高了企业知名度，企业知名度的提高对后期的销售额的提高应该是6%，同样的在这里应用的6%并不是非常确切，真正的对后期影响的比率应该是欲在后期购买的数量比上一后期的总销售量。

（三）企业美誉度提高率的计算

企业美誉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其计算可以通过上述公式和调查问卷共同计算出来，计算公式如下：

G=H×I

其中：G表示由企业美誉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H表示企业美誉度提高率；I表示与企业美誉度提高有关的销售率。

关于I的计算可以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得出来，I的数值是在调查广告引起企业美誉度提高的人当中有多大的比率打算以后购买的。

假设，通过计算可以得出H=30%，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到通过广告增进了对企业的评价打算以后购买的比例是40%，则由企业美誉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G：

G=H×I=30%×40%=12%

这就是说，通过广告提高了企业美誉度，企业美誉度的提高对后期的销售额的提高应该是12%，同样的在这里应用的12%并不是非常确切，因为真正的对后期影响的比率应该是欲在后期购买的数量比上一后期的总销售量。

这样，通过计算出品牌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A、企业知名度提高而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G以及由企业美誉度提高而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G，计算出来这三个比率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总的比率，总比率应该为三者之和。即：

λ=A+E+G=2%+6%+12%=20%

本文认为，以满足受众需求为目的品牌建设、渠道推广和内容的精益求精，通过媒体品牌的建设，可以在公众中形成优秀的口碑和影响力，让受众各取所需，方便、深切地感受到品牌的力量，这是企业必须予以重视的。

本项研究旨在补充业内目前通用的量化测评体系，建立一套系统、科学的媒体广告销售效果测评体系，但这种测评体系要想成为具有普遍认同性的价值指标还需要不断地深化与摸索。

参考文献：

1.郭子雪，张强.广告销售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J].工作视点，2007

2.丘晓晖.广告效果评估浅析[J].厦门科技，2006

经济评论范文篇7

一、项目概况

黄家圩项目位于南京市下关区，玄武湖以北，东眺紫金山，西依南京火车站。项目基地占地面积19602m2，总建筑面积48590m2;地上建筑面积36959m2，其中住宅24600m2，商业10000m2，公建配套2359m2。项目于2010年10月取得土地，计划于2011年2月开工，2011年9月主体结构封顶，2011年10月开始预售，2013年第三季度交付。

二、市场分析

1、南京市经济环境分析

(1)GDP运行状况。根据统计数据，2010年前三季南京生产总值3714．23亿元，增长13．3%。自2006年以来，南京市整体经济共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此轮经济周期受因素影响明显，呈现出时间短、波动明显的特征。

(2)固定资产投资。根据南京市统计局数据，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中近四分之一是由房地产投资带动的，且这一比重保持相对稳定。截至2010年11月份，南京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012．41亿元，其中房地产投资703．86亿元，占比23．37%，比2009年上升了1个百分点。

(3)人均可支配收入。截至2010年9月，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21667元/人，同比增幅10．7%。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实际涨幅约为6．8%。

2、南京市房地产市场概况

(1)房地产投资。截至2010年11月，2010年南京市房地产投资累计达703．86亿元，同比增长18．16%。其中，住宅类物业投资仍占房地产投资的绝对比重。据统计，截至11月份，南京市住宅投资额累计达到529．17亿元，同比增长29．4%，高出房地产投资增幅11．24个百分点。

(2)房地产开发规模。历经2008年金融风暴洗礼，2010年高压政策调控，开发企业开发心态趋于谨慎。商品房施工面积增幅已明显放缓，竣工面积在2010年出现较大幅度回落。截至2010年11月，南京市商品房施工面积累计达到4380．09万m2，同比增涨4．6%;竣工面积累计达到672．46万m2，同比下降19．5%。

(3)商品住宅市场走势。2010年商品住宅市场交易低迷，新增供应萎缩，成交量大幅下降，存量增加，但房价依旧快速上扬。由于市场供应缩量，交易量出现低迷，市场供大于求显著。截至2010年12月底，全市市场总可售量为193．9万m2，已达到年内高点。2010年1－12月全市商品住宅成交均价10864元/m2，同比上涨48．84%。

3、城北板块住宅市场概况

城北板块住宅市场走势。本项目位于南京市城北板块，具体为城北西片下关区。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1－12月，城北板块新增商品住宅45．85万m2，同比下降22%。受“新国十条”等政策影响板块交易量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2010年城北板块商品住宅成交量为39．31万m2，同比下降57．3%。从成交均价来看，2010年成交均价为12945元/m2，同比上涨6．85%。

三、项目定位

本项目周边交通便利、配套成熟，区位价值高;紧邻红山森林动物园，用地深入红山腹地，两面环山，自然景观极佳。从环境资源和私密性角度，具备高端项目开发潜质。

1、产品定位

项目具备高端住宅所要求的“拥有高价值的，不可复制的土地资源”，适合营造高端城市景观公寓。南京房产开发水平相对不高，缺乏高档次楼盘，高档住宅的市场供应量小;购房人群以改善居住条件为目标，购买能力较强。

2、客源定位

项目目标客户群主要共分为二类:一类为改善居住型客户，这部分客户中大多数是二次置业或三次置业。客户来自于城北板块及周边地区，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追求居住的舒适度，可以为居住环境支付较高的溢价，需求户型面积较大。也有少量来自于南京市核心区比较喜欢自然环境的客户。另一类主要为城市效应挤出型客户，这部分客户来自于南京市内，他们在承受一定总价的范围内，追求产品的性价比。另外还有部分城北板块中等收入人群。

3、价格定位

在参考目前南京城北区在售楼盘价格及周边二手房成交价格基础上，建议本项目精装公寓19800元/m2，车位180000元/个。

四、经济评价

1、投资估算

根据经济测算，项目总投入为66953．96万元，按照项目建设方案地上销售面积34600m2，成本单价按比例分摊为19350．85元/m2。项目所需资金主要来自于股东借款和银行贷款。

2、财务评价

(1)销售计划安排。项目精装高层住宅拟2011年10月开盘，销售均价19800元/m2，车位18万元/个;商铺计划2013年2季度开盘，销售均价28000元/m2。所有项目产品计划于2012年4季度完成销售。

(2)项目利润与盈利分析。其一，静态盈利能力分析:根据经济分析，项目预计总收入为80902万元，总成本为66953．96万元，项目可预期总利润13948．04万元，税后净利总额为10461．03万元;按照地上可售面积，单位税后净利为3023．42元/m2。综上所述，本项目投资利润率为20．8%，投资净利润率15．6%。其二，现金流动与动态盈利分析:根据项目现金流入与流出情况，可以进行动态盈利分析。计算分析结果显示，本项目季度内部报酬率为3．90%，远高于项目资金成本，项目净现值为6731万元。总体而言，项目经济上具备可行性。

3、不确定性分析

(1)盈亏平衡分析。假设本项工程成本不变，销售价格变动后，销售节奏和资金回笼速度不变，期间费用与税费随销售收入相应变动。项目盈亏平衡分析结果:当商铺与车位销售价格不变时，高层住宅销售价格达到13203元/m2时，项目达到盈亏平衡;当住宅与车位销售价格不变时，商铺价格达到9981元/m2时，项目达到盈亏平衡;当商铺、住宅、车位销售价格同比率变动时，商铺价格达到22178元/m2，精装修高层住宅达到15683元/m2，车位销售价格达到14万元/个时，项目达到盈亏平衡。

经济评论范文篇8

区域旅游合作是指不同的区域之间或者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具有不同资源与优势的旅游经济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旅游企业)，为了获得和把握某一市场机遇，经过科学的选择方法找到适合的合作伙伴，依据一定的协议、章程或合同将分布于各个运行旅游经济主体中的实现该区域所需的资源集成起来，形成一个动态的最佳旅游经济组织，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旅游经济活动。区域旅游合作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成为各地提高旅游竞争力、改善区域旅游总体形象、实施旅游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2沈阳经济区区域旅游合作现状

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为了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辽宁中部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营口、阜新、辽阳、铁岭八城市做出了“发挥辽宁中部城市群作用，构建沈阳核心经济区”的战略选择。沈阳经济区是我国东北地区一个重要的经济区，是继“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经济圈、武汉经济圈之后的我国另一大经济区。沈阳经济区是辽宁省城市密度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是辽宁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同时也是旅游业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沈阳经济区区域旅游合作就是通过沈阳的旅游经济辐射和吸引，与周围旅游活动联系密切的地区形成“区域旅游经济共同体”。沈阳经济区内八个城市在空间上有很强的积聚性，旅游产业上有互补性。因此，无论从自然地理角度还是区域旅游经济角度看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地域单元。这种客观的现实基础，使在“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原则下进行的区域旅游合作成为可能。沈阳经济区通过加快区域旅游合作来大力发展旅游业，八城市相关部门已经共同签署了《进一步推进沈阳经济区旅游圈区域合作方案》，积极推进经济区旅游合作的快速健康发展，旅游产业的规模效益已逐渐显现，旅游外汇收入、旅游总收入均有明显的增长幅度。与此同时，科学客观地沈阳经济区区域旅游合作绩效进行评价，引导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和多方共赢，尤显重要。

3区域旅游合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结合，主要体现在将评价指标体系分成递阶层次结构，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然后分层次进行模糊综合评价，最后综合得出总的评价结果。由于旅游业的特殊性，其评价区域旅游合作绩效的指标体系又有别于其他行业，区域旅游合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当前理论界对于区域旅游合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尚未有定论，在探讨建立沈阳经济区区域旅游合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过程中，本文在结合区域旅游合作的特性以及借鉴其他行业合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遵守科学性、合理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原则，征询有关专家的意见，对评价指标进行进一步筛选、充实、调整，最终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区域旅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3.1区域旅游资源合作开发

无论是相邻区域或不同区域具一定文化联系的旅游资源的合作开发，其合作开发的数量与比例、开发的有效性(使各地旅游资源充分得到开发利用的程度)以及旅游线路的设计，反映了各地区域旅游资源合作开发的状况，应特别关注。

3.2区域旅游交通网络建设

旅游活动作为暂时性异地行为，交通网络建设对区域旅游合作十分重要，区域内各城镇、景区景点之间交通状况的数量、质量，尤其是通往各主要景区的道路状况，包括交通往来安排的合理性均应重点考察。

3.3区域旅游合作市场开发

旅游市场合作开发的力度和成效包括:合作营销是否制度化、经常化，区域内各地旅游市场的互补程度和区域外各地旅游市场的共享程度、合作开发的目标市场的客源增长率等，这些因素反映了区域旅游合作的市场开发程度。

3.4区域旅游形象塑造

理想的区域旅游形象应具有完整性、统一性、一定的市场认可度，同时区域内部旅游形象又应有自身特色，能够形成互补。这从宏观层面反映了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应纳入考察。

3.5区域旅游合作政策与管理

区域旅游合作政策与管理在区域各地也应较为接近或统一，如政府推进区域旅游合作建设的政策力度、是否建有常规性的旅游协调机制并有实质性运作、各地旅游投资环境和经营环境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差异程度、区域旅游信息化建设水平，这对旅游空间的一体化发展的推进具有实质性影响。

4沈阳经济区区域旅游合作绩效评价过程

4.1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构造判断矩阵

对沈阳经济区区域旅游合作绩效进行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表1。在层次分析法中，为了使决策判断定量化，形成判断矩阵，常根据一定的比率标度将判断定量化，常用1～9标度法。由此，采用专家法为各因素及指标打分，构造判断矩阵。有关数据如下：

4.2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使用

乘积方根法计算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即各指标的权重。确定的各项评价指标的最终权重用。综合评价结果对评价结果作归一化处理，按最大隶属度原则得:Bk=maxb1，b2(，…，b)n=max(0.2242，0.2568，0.2381，0.1979，)0.0830=0.2568则得出FUZZY综合评价结果对评语集中V2的隶属度最大，所以沈阳经济区区域旅游合作绩效评价为V2=良。

经济评论范文篇9

本文作者：吴玲工作单位：四川省消防总队

注重效益分析的原则消防部队具有政府公共服务部门的性质，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如何有效使用财政资金，是否有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关注。如何抓住消防部队的黄金发展机遇，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这需要在军事经济效益方面向党和政府、人民群众交出更满意的答卷。在经济责任审计中引入效益性评价指标将会对此作出极大地促进。分类评价原则要区分不同类型的领导干部对评价指标进行设置。消防部队负有经济责任的团职以上干部包括单位领导干部、机关领导干部、负责专项经济工作领导干部、有偿服务单位和保障性企业领导干部。所以评价指标的构建要针对不同的被审计对象承担经济责任的职责范围和特点。

平衡计分法原理平衡计分卡是一种绩效评价体系，用来平衡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结果指标与驱动指标、长期指标与短期指标、内部指标与外部指标。但随着不断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认可，平衡计分卡受到普遍的重视，并从单纯的绩效评价工具转化为战略实施的工具，从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4个维度，将组织的战略落实为可操作的衡量指标和目标值。评价指标内容在遵循以上原则的基础上，消防部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可以引入平衡计分卡的绩效评价模式，以军政主官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为例，借鉴平衡积分卡的4个维度，将经济责任分解为财务状况、服务对象、流程管理、发展创新4个维度，并下设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逐项评价打分后按照一定的权重计算出审计对象的总分(详见表1)。(1)财务状况维度(权重20%)。主要反映单位后勤管理效能，评价指标从预算管理状况、财务安全管理状况、资产管理状况、增长和效益状况等4个一级指标构成。该维度主要从结果方面考察后勤管理情况，综合评价其后勤管理水平。预算管理状况以5个二级指标构成，主要反映预算编制结构科学性和预算执行力;财务安全管理状况包含3个定性和2个定量二级指标，主要反映资金、经费安全和债务风险情况;资产管理状况的4个指标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反映物资采购，基本建设、资产增长等资产管理水平;增长和效益状况含5个评价指标，主要反映经费增长能力和后勤管理保障成本和效能。

服务对象维度(权重20%)。该维度设7个二级指标，通过任期内年终考核排名、当地政府(公安机关)考核排名、下级单位人员满意度、纪检信访举报量、行政复议率、火灾统计增减变动率、抢险救援增减变动率等从上级、下级、地方政府和社会服务等4个层面反映其事业任务完成情况及满意度。(3)流程管理层面(权重50%)。以经济决策、经济管理、法规执行等3个一级指标构成。主要从过程控制的角度反映经济决策、管理、法规制度执行等状况。经济决策情况包含8个二级指标，考核决策依据是否充分，决策程序是否科学民主;经济管理情况包含12个二级指标，从军政主官职责层面考察其在预算管理、资金安全、资产管理、经费收支和物资采购管理等方面是否管理到位;法规执行情况包含5个二级指标，反映遵纪守法和建立完善和执行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况。(4)发展创新层面(权重10%)。以创新力度和人力资源2个一级指标构成。创新力度包含管理创新、技术革新2个二级指标，反映创新改造的措施及成效;人力资源包含人才结构、人才培养、人事调配、绩效管理等4个二级指标方面的情况。评价标准设定定量指标的评分，根据不同的目标值区间设定不同的得分值(以100分制计算)，目标值根据单位历史平均数据计算得出;定性指标的评分，根据事先设定的不同定性程度设定得分值(以100分制计算)。每一维度的所有二级评价指标实际得分总数按指标数量平均，其平均值再按各维度所占权重加权计算得出总分。60分以下综合评价为“差”、60～75分综合评价为“一般”、75～90分以下综合评价为“较好”、90分以上综合评价为“好”。将平衡计分卡引入消防部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是吸收西方先进理论经验，进行管理创新的一种新思路，其理论架构还需要根据消防部队经济责任审计的特点进行研究和取舍，并按实际情况在实践应用中不断探索完善，使指标体系的构建具有更广泛的可操作性和适应性。

经济评论范文篇10

公共选择理论家们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民主政治做了大量的研究，对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然而他们很少研究独裁政治。在人类历史中，独裁政治远远比民主政治普遍，人类在绝大多数时期都生活在独裁政治中，而不是生活在民主政治中。而且即使到今天，有的国家虽然已经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高度民主的理想还不会实现。可以预测到，在将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独裁政治仍然不会绝迹。

西方学者中运用经济学方法系统地研究独裁政治的主要有塔洛克和温特罗布。塔洛克的《独裁政治》出版于1987年，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出版于1998年。这两本书都还没有中文版本，所以中国学者对它们还不是很了解。在塔洛克和温特罗布之外，有一部分公共选择理论家专门而深入地研究了独裁政治中的一种特有现象——革命。

（注：SeeOKane,RosemaryH.T.(ed.),Revolution:Criticalconceptsinpoliticalscience,VolumeⅡ,LondonandNewYork:

Routledge,2000,Introductiontosectionsandparts,VolumeⅡ;Silver,Morris."Political

revolutionandrepression:aneconomicapproach",PublicChoice,17(Spring1974),63-71;Skocpol,Theda,Statesandsocialrevolutions:acomparativeanalysisofFrance,Russia,

andChin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Taylor,Morris,"Rationalityand

revolutionarycollectiveaction",inTaylor,Morris,(ed.),Rationalityand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Muller,.

EdwardN.andOpp,Karl-Dieter,"Rationalchoiceandrebelliouscollectiveaction",Americanpoliticalscience

review,80(2)(June)1986,471-87;Lichbach,MarkI."Whatmakesrationalpeasantsrevolutionary?Dilemma,paradoxandironyinpeasantcollectiveaction",WorldPolitics,46(April1994),383-418;Goldstone,JackA,"Isrevolutionindividuallyrational?Groupsandindividualsinrevolutionarycollectiveaction",Rationalityandsociety,6(1)(January1994),139-66.）如果说，塔洛克的《独裁政治》和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独裁政治中统治者的政治行为，那么可以说，部分公共选择理论家对于革命问题的专题探讨则主要研究了独裁政治中子民（注：李慎之认为，说中国老百姓是“臣民”仍然不够确切，而说“子民”好些，笔者接受这种看法。见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的政治行为、独裁统治者在“体制外”的竞争者的政治行为。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将不介绍公共选择理论中的革命理论，而只介绍塔洛克和温特罗布关于独裁政治的经济学理论。

二、塔洛克的《独裁政治》

在《独裁政治》一书中，塔洛克说，自从马基雅维利以来，再也没有对于独裁政治的科学分析了。[1](P1)作者意在填补这项空白，对于独裁政府进行一种连贯的研究，该研究的重点放在其内部机制上，而不是独裁政府的政策上。

（一）独裁者的目标

作者认为，各种类型的独裁者或君主的目标可以合理地描述为(1)先是获得权力，(2)抓住权力，(3)获得占有权力的某种享受。虽然创造一个帝国可以列在第三个目标之下，但多数独裁者似乎一旦执政就满足于追求权力的稳固和奢华的生活水准。独裁者为什么要追求权力呢？他想用权力做什么？独裁者可以大大地满足其愿望，其权力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提高生活水平；另一种是实施他认为好的政策。不过，一般来说，独裁者对于政策没有很强的偏好，各个独裁者的政策命令都会差不多，甚至与民主的立法机构的政策相似。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一个长期在位的独裁者来检验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当发现其政策不够明智时，他是否还会坚持它们。由于独裁者对于多数政策没有很强的偏好，由政变导致的独裁者的更替也通常不会带来政策的剧变。成功地隐退的独裁者多数都很有钱，但不是巨富。

（二）独裁者面临的威胁

独裁者基本上是不安全的。他面对三个威胁：一个来自其政权中的高级官僚；一个来自外国干涉；最后一个来自群众暴动。不过，真正的群众暴动极少发生，除非独裁者不能调动其军队了。

大多数被推翻的独裁者是被其高阶官员推翻的，不是被群众起义推翻的。军队的军事成就容易激发其将军产生推翻现有独裁者的野心。军队力量越强大，国家越易于保存，然而其独裁者被推翻的机会也越大。独裁者的军事力量越强大，他遭到外国力量推翻的可能性就越小。经常更换军官和人员编制、把军队交给委员会集体领导都可以减少其推翻独裁者的可能性。企图推翻和取代独裁者的风险极大，一般不会有人冒这一风险的。一般来说，取代独裁者的人首先是爬到政府高位，然后，当机会来临时他才会推翻现有的独裁者。高阶官员之间的密谋活动很少能够顺利发展，而政变之后的执政团体最后会浓缩到由一个人独裁。

独裁者一般不会自动隐退，他们会执政到死，即使身患沉疴。当独裁者指定一个正式接班人时，他通常会废除这个人，因为他怀疑这个人。这一点可以这样检验：看看被指定的接班人能否（即使是短期地）保持其职位。大多数独裁者在位期间不会指定正式的接班人。要统计被儿子或其他接班人谋杀的独裁者人数是很困难的，因为谋杀者容易掩盖真相，但是，仔细的历史研究应该能够把这个数字弄清楚。作者的假说是，独裁者最通常的死因就是被谋杀。

（三）独裁统治下的子民

塔洛克转述了休谟的如下看法：一个统治者可以使用他的警察和军队的力量统治人民，但是他无法使用这一力量统治警察和军队；统治依靠观念。休谟没有阐明是什么观念，塔洛克补充道：独裁者要努力让其周围的人们知道的观念，不是他是个好人，而是转，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将胜利。[1](P21)

但是，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合法性真的存在？也就是说，当一个公民支持政府所能够获得的收益小于不支持政府所能够获得的收益时，为什么他还是支持政府？合法性是指一部分人认为，其政府将会胜利（所以不反对它），这与某种神圣秩序无关。问题在于人们如何得到这一合法性的认识，独裁者如何鼓励这一认识。然而，这一问题也不太重要，因为对于独裁者的主要威胁并不是来自受合法性影响的普通百姓，而是来自高级官僚，而他们受合法性的影响不大。合法性对于独裁者是有帮助的，但是他在掌权初期得不到它，掌权时间长久之后自然能够得到它。尽管它有帮助，但是它不稳定。所以，塔洛克认为，相对而言，意识形态对于独裁控制和合法性问题来说不是那么重要。[1](P107)

真正的群众起义是很少的。本书有一个假说，即所谓的群众起义其实是政府内部的分裂，其中拥有较多群众的一方将获胜。真正卷入推翻独裁者活动的人是很少的，肯定少于人口的多数；很可能比人口的2%或3%还少。任何人们（除非是政府高阶官员）推翻政府的密谋很少有机会成功。使独裁者免于被推翻的人或组织通常能够得到物质上的奖赏，但是其权力会削弱。

为什么极少发生群众暴动？其回答是一个经济学关于公共物品的老式观点。对于一个理性的百姓来说，他参加革命将付出较大的私人成本，而且，他一个人的参加对于革命成功与否也没有多大的影响；革命的好处将被全体人民享受，他不过是享受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而且，假设他保持中立，这种好处也少不了他的。[3](PP63-64)也有少数人似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从事革命，尤其是一些宗教信徒们，但是，他们的宗教可能告诉他们，如果他参加革命，他在来世能够拥有22个美丽的姨太太，或者受到上帝的格外青睐。总的来说，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生命的革命者是极少的。许多公民似乎默认受某个独裁者的统治，即使他们较倾心于一种民主体制时也是如此。民主制和独裁制都能生存下去，也许较多地是出自公民的冷漠所培养起来的惯性，而不是它们先天的优越性。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的最通常的原因是，被一种外部力量所击败，这种力量强制性地改变政府结构。

（四）塔洛克的自我评价

塔洛克对于自己的贡献和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自己的贡献在于，以一种比较一致连贯的途径或方法研究非民主政治的内部运行机制，而不是独裁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等等。同时，他承认《独裁政治》一书的缺陷在于(1)大量的推理方式是归纳推理，这削弱了该书的逻辑性、完整性；(2)研究还比较肤浅。

三、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

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在发展独裁政治的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了较高的理论成就，表现为：第一，在公共选择理论家塔洛克之后，进一步贯彻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逻辑和方法，来研究独裁政治。第二，温特罗布将其理论高度形式化和体系化，克服了塔洛克的毛病。由于温特罗布的著作除了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行为之外，还研究了政治对经济政策、经济绩效的影响，并且做了一些规范研究。

（一）全书要探讨的问题以及重要结论

本书研究的问题是：独裁者主要使用什么工具来保持权力？是什么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压迫性？政权的经济绩效、政治力量怎样影响政权的压迫程度？什么经济、政治条件影响着威权政权的稳定或不稳定？独裁政权比民主政权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它们较少受到寻租或再分配的压力吗？引入自由市场是否必然地导致独裁的衰落？什么因素导致民主的灭亡和独裁的兴起？民族主义如何兴起？独裁者如何、为什么促进它？政权犯罪时，其执行官员有什么责任？

作者的重要观点可以极为简单地总结如下。第一，为保持其权力，独裁者可用的全部策略可以分为两类：压迫和购买忠诚。要购买一部分人的忠诚，就需要给他们格外多付好处，这些好处只能从另外的人群那里剥夺而来，对于这另外的群体，独裁者所采取的策略主要就是压迫了。第二，独裁政治是否比民主政治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没有简单的回答，因为独裁政治下的经济体制各不相同。独裁政府确实比民主政府更有办好事或坏事的能力；另一方面，其再分配倾向（也就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转给另一部分人）也更强。那种将财富再分配给工人的独裁政治不利于经济增长；而降低劳方工资水平，保护资方利益的独裁政治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并且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劳方。第三，如果西方民主政府以减少独裁政府对其人民的压迫为唯一目的，那么，它对独裁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基石就应该是：援助独裁政府或者和他们做贸易，但是一定要附加改善人权的条件。[2](P346)第四，谁对独裁政府的罪行负责？作者认为独裁政府官僚机器中的官僚要对其所执行的罪行负责，其理由和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的理由（注：Arendt,Hannah.EichmanninJerusalem:AReportontheBanalityofEvil,(Rev.ed).NewYork:Penguin,1976.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这一富有争议的著作中论证说，纳粹官僚艾奇曼所作所为的真正祸害是官僚机器的浅薄，它让怪物看似平常——艾奇曼的没有头脑的平庸。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无知无识是不是政治祸害的某种必要条件，或者，积极开动人的脑筋是否真能使我们不去干坏事？阿伦特认为艾奇曼有罪，艾奇曼虽然是官僚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但是该机器的行动的穷凶极恶性质使得小齿轮也要对罪行负责。阿伦特的论证是以通常的官僚理论为依据的，这和温特罗布的论证不一样。）不一致。温特罗布的理由是，这些官僚是理性的经济人，不是没有头脑的平庸人，他们的行动依据是向独裁统治者效忠和争宠。[2](PP347-348)

（二）独裁者的策略

独裁者可用的全部策略可以分为两类：压迫和购买忠诚。[2](P33)“压迫”指的是实施种种限制：限制公民批评政府的权利，限制出版自由，限制反对党反对政府的权利，或者，就像极权主义政府所做的那样，赤裸裸地禁止集会、结社、组织政党反对政府。这些限制的实施必然伴随着对人民的监控、对不服从行为的制裁。种种独裁的共同特点是：存在着政治警察力量，对表达反对政府的意见的行为、特别是组织反对政府的行为予以极其严厉的制裁。压迫是解决或缓慢独裁者的困境的一个方法。由压迫引起的问题可以用几种办法来对付：更多的压迫；给安全力量多付钱财；设置几种安全力量，使它们处于竞争状态，因而处于一种恐惧的状态。积聚权力的另一条途径是积聚政治忠诚，政治租金的分发能够起到激发忠诚的作用。“忠诚”被定义为个人对组织或制度的长期的归属或依附。对于一个典型的公民来说，对政府或政府的反对者的忠诚是一笔资本资产，公民积累这笔资产的目的是促进其与忠诚对象的政治交换。[2](P48)公民考虑的是忠诚的回报率和风险，当公民反对政府时，他实质上是把忠诚提供给政府的某个反对者，该反对者意欲提供另外的政策。

参加政治交换的主体是哪些人呢？温特罗布只说明了一方是独裁者，另一方是公民和利益集团；[2](PP48-49)他没有说明清楚这里的“公民”是否包括了全部子民，根据独裁者购买忠诚的主要方式（分发政治租金）来看，参与政治交换的公民只是公民中的一部分，而独裁者给予另一部分公民的东西似乎只有压迫。

压迫和忠诚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都要耗费独裁者的资源，所以独裁者有一个“权衡”的问题；它们也不是相互独立的，压迫的程度影响着忠诚的提供。压迫增加时，公民若不忠诚于政府，其风险会增加，而相应的回报会减少。结果，在一个典型的公民看来，反对政府就不是那么吸引人了，而与独裁者或其代表做“交换”就更有吸引力一些。这种“替代效应”意味着，忠诚的供给与压迫程度是正比例的关系。然而，“收入效应”起着相反的作用。压迫增加时，或者要增加个人成为制裁的牺牲品的可能性，或者要增加制裁的范围，这会减少个人的财富，即使他或她是忠诚于政权的。只要公民在政治忠诚上所投入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富，压迫的增加就会减少独裁政权从公民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政权的反对派从其支持者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也同样会减少。

（三）独裁政治的一般模型

温特罗布先论述了四类具体独裁政府的政治压迫和忠诚的均衡模型，然后论述一个更加一般的独裁政府模型，前面四类具体模型可以从后面的一般模型中推导出来。而要理解他的理论，最好是从其一般模型开始。

独裁者的目标是使其效用最大化。他们的效用包括个人消费(C)和权力（π）：U=U（π，C）。独裁者获得和保持其权力π，需要花费预算(B)，使用它们的过程也就是将资源（简化的说法是金钱）转化为权力的过程。如果独裁者的金钱B无限多，那么其权力π将没有止境。但是，他的钱又是通过使用权力获得的。独裁者的权力和金钱所受到的限制必然是同时决定的：在某一均衡点E[*]上，独裁者拥有权力π[*]和预算B[*]。

（四）四类具体的独裁政府

独裁者会如何分配其预算B[*]呢？首先，独裁者要确定自己想要更多的权力呢，还是要更多的个人消费。这一步要确定其个人消费额。其次，独裁者要将(B-C)部分的预算资源分配到其获得和保持权力的两类手段上去，即分配到压迫和购买忠诚上去，他的最佳策略是，使得用于压迫和忠诚上的资源的边际产出（权力）率相等。

如果独裁者对个人消费的偏好强于对权力的偏好，那么，他可能满足于刚好能够维持统治的最小权力，而将省下的资源用于个人消费。这样，压迫和忠诚都少，该类独裁政府被温特罗布称为“廉价独裁”。真正慈善的独裁者，例如作者谈到的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里流斯，以荣誉为至上原则，真心关心子民福利，他能够获得很多的忠诚，而压迫又低，这样的独裁政体被温特罗布称为timocracy，该词在柏拉图那里是“以荣誉至上为原则的政体”的意思，这里意译为“慈善独裁”。

如果独裁者对权力的偏好强于对个人消费的偏好，那么，他的花费较多的钱在压迫(R)和购买忠诚(L)上。又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和压迫机构，那么，压迫价格就比较低，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这时的政府会有较严厉的压迫(R)，该独裁政府就是暴政。假如独裁者不仅如此，而且还能够创造或利用发达的、先进的或现代的政治组织形式，例如政党，那么，他花费较少的资源就能够购买到较多的忠诚，那么，这时的政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对于独裁政体的以上分类的标准是压迫(R)和忠诚(L)的组合情况，图示如下：

附图

图1独裁政体下的压迫和忠诚之均衡类型

（五）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类型的独裁？

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类别的独裁政治呢？首先，温特罗布用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即有的偏好更多的权力，这就容易导致极权主义，有的偏好更多的个人消费，这就容易导致“廉价独裁”……偏好成为一个外生变量。

其次，温特罗布引入政治组织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独裁者将其所获得的资源（例如金钱）转化为权力的效率。前面已谈过，如果独裁者掌握了群众性政党来进行动员，忠诚的购买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所能获得的忠诚或者支持就会更多，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忠诚增加使独裁政体向极权主义或慈善独裁发展。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和压迫机构，压迫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压迫增加使独裁政体向暴政或极权主义发展。如果政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第三，温特罗布引入经济制度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决定着独裁者将权力转化为预算收入的效率。他认为，对于不同独裁国家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如何影响独裁权力的创收效率，没有一个一致或普适的模型，只能逐一加以分析。[2](P114)

（六）温特罗布的理论的缺陷以及留下的理论空白

首先，它以不同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不同的独裁政体，这在理论上缺乏说服力。例如，我们很难回答，为什么东方独裁者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同时又在偏好至高的权力，而西方的独裁者却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较不偏好权力。其实，不同独裁者的基本偏好是基本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其次，将政治组织等方面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或者说作为给定的变量，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其理论的作用。政治组织形式的变化、思想控制和灌输以及其他压迫机构的状况正是一个独裁政治理论需要着力加以解释的变量，不宜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第三，认为独裁制度是外生的、给定的，这就无法解释独裁政体的产生和转型，从而缩小了其理论的解释范围。第四，没有系统分析独裁政治下的子民、觊觎政权者的行为规律，这当然不能算是温特罗布的理论的失误，只能说还留有空白。一个完整的独裁政治的解释性理论应当填补这一空白。公务员之家

四、评论：塔洛克和温特罗布都忽视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塔洛克和温特罗布的研究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他们都夸大了独裁者的困境，在他们的模型中，世界上所有独裁者基本上都缺乏安全，其处境简直是很可怜。[2](P20)他们的理论和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主义时期、古代埃及和印度的独裁政治历史事实不符，因为古代“东方”的君主一般来说安全而“幸福”，只有像明代末年的崇祯皇帝那样的独裁统治者才是可怜的。为什么会出现理论与事实的这种矛盾呢？原因是他们忽视了古代东方世界的独裁者的另一重要和有力的武器：意识形态。

塔洛克明确地说，独裁者要努力让其周围的人们知道的观念不是他是个好人，而是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将胜利。这句话的后一半是对的，独裁者一定会展示其强大，让人们知道，他是难以战胜的，最好乖乖地服从其统治；但是前半句不太符合历史。事实上，独裁者不仅展示其力量之强大，而且还努力给其子民灌输一种观念，即他是个好人，关心子民的福利，只有他能够带给子民最大的幸福。在温特罗布的理论中，独裁者的全部策略就是两大类，即压迫和购买忠诚。他得到的忠诚是通过分发政治租金之类的行动“购买”来的，与意识形态灌输无关。其实，在能够实施思想独裁的情况下，如果独裁者支出一些资源，用于对子民的意识形态灌输，也是会导致忠诚供给的增加的。但是，温特罗布似乎没有把意识形态作为影响忠诚供给的一个因素，意识形态在其整个模型中似乎没有地位。

然而公民只是公民中的一部分，而独裁者给予另一部分公民的东西似乎只有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