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范文10篇

经济改革范文篇1

20世纪90年代，朝鲜经济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此，朝鲜政府从1995年起开始了“苦难的行军”，号召全国人民为克服眼前的经济困难而发奋努力，国际社会也纷纷给予同情并伸出援助之手。时隔5年之后，朝鲜政府通过2001年新年共同社论（《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报》、《青年前卫报》）宣布“苦难的行军”胜利结束，暗示朝鲜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其具体背景是：1999年朝鲜经济比前年增长了6.2%，2000年又增长了1.3%，2001年则增长了3.7%，从而结束了长达9年之久的经济负增长。（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尽管如此，持续9年的经济困境，使朝鲜财源枯竭，生产严重萎缩，人民生活极为困难。

当前，朝鲜政府面临解决的突出问题是粮食问题、电力问题和资金问题。

粮食问题是长期困扰朝鲜居民生活的最大难题。目前朝鲜人口大约2350万人，假如每人月平均粮食需求量为15公斤，那么1年就需要180公斤，全国口粮总计需要430万吨，再加上种子、饲料、工业原料等至少需要600万吨。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的粮食年产量一直徘徊在300-400万吨，因而其口粮的绝对不足量达30-40%（参见表1）。

另据2001-2002年粮食会计年度供求预测，目前朝鲜可生产大米134万吨，玉米148万吨，土豆47.1万吨，大麦、小麦等两季作物总产量为17.8万吨，总计达354万吨。（注：《统一韩国》，2001年12月号，第22页。）这比朝鲜粮食最低需求量600万吨还相差246万吨。可见，目前朝鲜的粮食产量仍无法满足国内最低需求。这种状况不仅进一步削弱农业的基础，难以造成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而且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朝鲜的电力不足也是当前直接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一大问题。朝鲜电力不足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有预兆，进入80年代以后更加明显，于是政府先后采取了许多限量用电的措施。例如：各地区产业实行交替生产制，实施企业电量配额制等。为了解决日趋加重的电力难问题，朝鲜政府在90年代后半期曾大力推进中小型水力发电厂建设，先后在全国各地兴建5000多个中小型发电站，仅1999年就新建龙山1号发电站、安州煤矿煤气发电站等十多个大型发电站和700多个中小型发电站。尽管如此，由于国内煤炭生产量的下降和原油进口量的减少，火力发电严重受阻，而水力发电又受季节性影响无法正常运转（冬季发电量只有夏季的50%），因而目前新建发电厂对缓解电力不足问题成效不大（参见表2）。据1999年统计，朝鲜年发电量为186亿千瓦，这仅为韩国（2393亿千瓦）的十三分之一。（注：《南北韩经济社会状况比较》，韩国统计厅，2000年12月。）

朝鲜电力产业的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以及经营管理不善是解决目前电力难问题的一大障碍。由于朝鲜的送电、变电系统的老化，直接造成了30%以上的电量损耗，而各企业的电动设备也十分陈旧，因而其电动效率平均降低20-30%。（注：《统一韩国》，2000年2月号，第21页。）不仅如此，陈旧的设备经常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维修，有的发电设备维修所需时间常常比发电时间还要长，这不能不影响电力生产的实际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政府曾向韩国政府要求支援200亿千瓦的电力，但是由于技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至今未能如愿。

如何解决资金难问题是朝鲜摆脱经济困境的重要前提。根据朝鲜政府公布的200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预算收入为216亿3994万元，支出为216亿7856万元，这比2000年分别增加了0.3%和0.5%。而2002年国家预算支出和收入为221亿7379万元，但这仅为1994年的一半。（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与此相对照，朝鲜民间的货币保留量却相当可观。据估计，朝鲜流通货币总量大约为729亿元（朝币），而民间保留的外汇则达9.6亿美元（据朝鲜学者称，民间外汇保留量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如果按1比200汇率计算这将达到朝鲜流通货币总量的2.6倍。这种本末倒置的财政状况势必会导致整个国家金融秩序的混乱。

朝鲜国内财源枯竭，国家对民间经济的失控，无疑加重了政府对海外融资的依赖。但是，由于朝鲜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未能履行对西方贷款的偿还义务，早已被国际金融机构认定为信用不良国而无法大量借款。据大韩贸易振兴公司(KOTRA)透露，1998年朝鲜外债额达到121亿美元，其中对俄国和中国的债务占一半。（注：KOTRA，《北韩投资实数》1999年号。）因此，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外债解决方案，朝鲜获取国际贷款仍有较大的难度。

当前朝鲜所面临的粮食、电力、资金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不仅成了朝鲜摆脱眼前经济困境的严重障碍，而且它已经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首先，极度的粮荒衍生了大量饥饿人群，严重地动摇了国家供给体制，人民的生活随即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其次，国内财源枯竭，限制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造成了国家计划之外的私有经济，从而给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了不良影响。再次，恶劣的经济环境又难以有效地组织社会劳动力从事正常的生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萎缩。

二、“7.1改善经营管理措施”

关于朝鲜的经济改革或者变化，外界普遍关注在2001年提出的所谓“新思考”，认为这是朝鲜改革开放的信号。其实，所谓“新思考”正如《劳动新闻》所指出的那样，“摆脱旧的观念，进行崭新的思考”，“以新的观点和高度解决一切问题”，在经济领域

则强调“搞好经济组织工作，提高实际效率”，“要根据新的环境和新的氛围，改善经济管理体制”。（注：朝鲜《劳动新闻》，2001年1月1日，新年共同社论。）因此，朝鲜的一些官员也向对外媒体宣称，目前朝鲜在经济领域推行的某些新政策，主要是在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改善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以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注：《环球时报》，2002年8月15日。）这就决定了朝鲜现行的经济改革的性质、内容及其规模。

从整体上看，朝鲜自去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虽然以粮食价格为突破口，以提高物价（主要是消费品）、增加城乡劳动者收入为其主要特征，但其内容涉及到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目的在于“经济管理中消除不劳而获和平均主义现象，彻底体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扬全体劳动者的革命热情和创造性”（注：《环球时报》，2002年8月15日。）。也就是说，利用价格这一经济手段，在城乡全面改善经营管理，有效地整顿经济秩序，进一步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摆脱眼前的经济困境。由此看来，朝鲜称此项改革为“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善”，而拒绝使用“改革”等字样决非偶然。

“7.1改善经营管理措施”包括城乡两个方面内容。

在农村：1.上调国家向农民征收粮食价格，把征粮价格从过去的每公斤8角提高到40元。2.国家提供给农民的农用设备按原价收费，同时还向农民征收土地使用费（相当于粮食产量的15%）。3.保证对农业生产分组的经营自主权，加强对分组的奖励机制。如：朝鲜政府虽然规定在协作农场体制下作业班是最基本的经营单位，但作业班内部的分配却允许以分组（3-4个）为单位进行，并改进过去作业班内部各分组平均分配的做法，根据实际生产成果，对各分组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其目的就在于，在保证农民合理收入的基础上，鼓励他们根据实际收入情况，合理地安排农作物种植计划，使之能够自主地确定扩大再生产计划。

在城市：1.大幅提高城市劳动者工资。如：把工人每人平均工资从110元提高到2000元，诸如采矿业等重体力劳动者工资则提高到6000元。2.调整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核算，把原材料、设备、劳动、供求关系等要素纳入产品成本之中，以保证企业的正常利润，使企业按照实际效益科学地制定生产计划。3.重新制定城市生活必需品价格。如：粮食价格从每公斤8角上调到44元，其主要依据是国际粮食市场行情和国内实际流通价格。但是，提高粮价并不意味着粮食全面市场化，国家仍通过发放粮食供应券按新的价格定量供应，这对老百姓而言，只不过是把粮食价格从8角提高到44元而已，至于他们对定粮之外的需求，只能到农民市场去解决。

朝鲜实施“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善”措施已有一年。至于其实效外界评价不一，有些人甚至认为是失败的改革，但“改革”无疑需要一定的过程，也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因而目前谈朝鲜经济改革的成败为时过早。不仅如此，如果把朝鲜的过去与现在做比较，现行的“经济管理方法上的改善”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通过提高物价、生产成本核算、按产品实际价格支付货币，从而有望实现两个转变：即把“消费者为主”的价格体制转变成“生产者为主”的价格体制，把实物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前者显然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而后者却有可能改变朝鲜经济长期延续下来的国民经济实物化和产品化现象，而开始引进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这将会给朝鲜现有的经济体制带来深刻的影响。其次，通过城乡经营权的下放，企业和农民的自主权随即增大，城乡责任经营体制有望得以确立，这对提高生产效率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再次，促成了朝鲜居民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过去，朝鲜大多数居民过着国家供给体制下的相对平均的生活。但是，上述两个“转变”促使朝鲜居民适应新的货币化的环境，由此产生的正面的或负面的社会效果是很值得关注的。据朝鲜居民反映，自朝鲜经济陷入困境以来，由于国家供给体制不稳，他们早已适应了国家供给体制以外的农民市场上的商品与货币交易，因而大多数朝鲜居民对政府的改革表示理解和支持。

三、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前景

尽管朝鲜当局把经济管理作为突破口相继出台了比较务实的经济政策，以表明其克服危机重振经济的决心，但是朝鲜经济要恢复正常至少要解决如下几个现实问题。第一，在实现由实物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过程中，政府如何保障消费品物质供应问题。仅以粮食为例，提高粮价固然对恢复农业生产有利，但在短期内尚难以解决粮食供求矛盾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无法保障粮食的正常供应，势必会造成粮价的暴涨而导致消费生活的极大混乱。

第二，如何解决恢复生产所必需的能源、技术和资金问题。如前所述，在朝鲜能源的不足直接影响企业的开工率，设备的陈旧又导致了生产效率低下，资金不足又难以满足企业对能源、设备和技术的新需求，进而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和金融秩序的紊乱。所有这些显然不是单纯地通过“改善经济管理”就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它更多地与生产的客观要素交织在一起，因而也就要求朝鲜当局制定出更加有效的政策，努力营造有利于恢复生产的客观环境。

第三，如何解决在“苦难行军”时期迅速膨胀起来的农民市场问题。所谓农民市场当初主要是指农民把通过个人副业所得的产品拿到国家指定的地方销售后形成的城乡农副产品自由交易市场。过去，在国民经济运转正常的情况下，农民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其产品交易也严格地局限在农副产品，因而它作为国家计划经济的必要补充，曾对城乡居民之间消费品交流有一些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朝鲜经济状况的恶化和国家供给体制的严重动摇，农民市场在人们消费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颇有取代国家供给体制而主导人们消费生活之势。这种脱离国家控制的消费品市场的泛滥，无疑给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在朝鲜现有的经济体制下，农民市场的泛滥所造成的危害主要有：1.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严重失控。由于农民市场上的产品价格主要取决于供求关系，国家又没有相应的管理和控制机制，因而农民市场上的产品价格比国定价格高出几十倍乃至几百倍。2.农民市场上的高额利润严重地扭曲了人们对社会劳动的态度和社会价值取向，使一些农民更加热衷于搞私人“庭院经济”，而在城市一度竟然出现类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下海潮”，更助长了私有经济的蔓延。3.农民市场开始改变人们的消费文化。这在实物部门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市场的过分依赖，在金融部门则表现为避开国家金融机构私藏货币的倾向，从而给计划经济赖以维持的国家货币金融体制带来冲击。4.严重地影响公有经济的正常发展，助长了公有经济领域的各种腐败现象，其中也不乏把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非法投放到农民市场牟取暴利的现象。由此可见，在朝鲜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是威胁公有经济的重大隐患，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加强管理和引导，势必会给朝鲜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巨大危害。

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案，朝鲜政府近几年提出的所谓“先军政治”颇引人注目。“先军政治”顾名思义就是“把重视和强化军队放在首位的政治”。（注：朝鲜《劳动新闻》，1998年8月22日。）为此，今年4月2日《劳动新闻》发表文章指出：“在社会上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和阶层，或者由哪一个社会集团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主要取决于它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当今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盛行的时代，革命军队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其他任何社会集团都不能替代”。（注：朝鲜《劳动新闻》，2003年4月2日。）4月7日，《劳动新闻》为纪念出任国防委员长10周年发表社论，称朝鲜为“先军大国”，称朝鲜民族“先军民族”，并要求全国人民努力成为“先军革命同志”。（注：朝鲜《劳动新闻》，2003年4月7日。）朝鲜当局把“先军政治”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这除了周边安保环境的恶化所造成的军事压力外，还有一个鲜为世人所知的特殊原因，那就是军队在克服国家经济困难，维护现有经济秩序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朝鲜军队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为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军队自身的经济活动所创出的巨额利润。朝鲜军队大量投入国家经济建设，早在80年代就已开始。1988年朝鲜政府继单方面宣布裁军10万投入经济建设之后，为解决国内劳力严重不足现象，平时还动用15万常规兵员投入经济建设。（注：《韩国史》21，韩吉社，1995年，第322页。）由于对这些“军人建设者”国家无需另外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且有严格的军纪管束，因而成为承揽各种国家大型工程建设的一支投资少、效率高的生力军，摆脱眼前经济困境的可靠后盾。不仅如此，从1996年底开始，朝鲜政府曾动员军队直接参与工厂、协作农场、运输、邮电、铁路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1997年4月初，又下达了“军队负责搞农业”的命令，随即由军队掌管协作农场管理，并设置武装哨所防止农作物成熟期被盗。因此，在当年9月10日发表的与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人的谈话中，极力称赞人民军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说“今年的农业生产几乎是由人民军来完成的，如果没有人民军今年的农业生产将一无所获”。（注：：“当前经济工作面临的几个问题”，《选集》第14卷，第360页。）

朝鲜军队自身的经济活动主要以创外汇为目的。由于冷战时期形成的工业体系，把军事工业摆在优先位置，因此朝鲜军队经济活动的规模及技术含量均超过民用工业。特别是在前几年朝鲜经济不断下滑，又没有可供出口的产品的情况下，唯独军事工业仍维持一定水平，因而军火出口在缓和财政困难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除了军需工业外，朝鲜军队各部门从80年代末开始又自行组织贸易公司开展外贸活动，现已有30-40个公司，其每年贸易规模达1亿美元左右。（注：金镇焕：“朝鲜劳动党的‘新思考’与北韩社会”，国际高丽学会汉城支会第三次全国学术大会上发表的论文。）由此可见，朝鲜人民军在克服国家经济困难，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方面的作用，正如《劳动新闻》所指出的那样，“其他任何集团都不能替代”。因此，“先军政治”既是解决眼前经济困境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现政权稳定必不可缺的条件。

如果说“先军政治”还含有一些通过非常手段维护现有体制的“保守”倾向，那么自去年7月以来相继出台的某些政策或者措施仍可视作改革或调整之延续。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朝鲜政府决定设立信托银行，积极引进外资，并扩大合资企业的外资股份比例(70-80%)，鼓励外商投资。（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2年9月12日，第1330号，北E1。）在国内金融领域，政府从今年5月1日起向国内及海外同胞发放公债，预计总额可达400-500亿朝元。（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5月15日，第1364号，北E1，北E2。）这对长期把“无内债”当作人民政权造福与民标志的朝鲜政府而言，的确是在国家金融政策上的重大突破。

更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政府对农民市场的认识和态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从今年3月底开始，朝鲜政府决定把“农民市场”改为“市场”，并允许长期被禁止的工业品上市。（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4月10日，第1360号，北D1。）对此，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崔洪奎（音译）局长说，政府不再把“市场当作限制的对象，而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的一环”，并指出：“如果不保障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会导致价格上涨”，所以政府将“根据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调整产品价格”，（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4月10日，第1360号，北D1。）从而肯定了根据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功能，并把市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管理范畴，而这一点也许恰好道出了当今朝鲜着眼于价格功能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四、影响朝鲜经济改革进程的诸因素

1.朝鲜国内政局的稳定。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朝鲜政局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所谓“改革”本身就包含了对过去和现实的某些否定因素，这就不可避免地与过去习以为常的思考方式、经济文化、利益结构发生冲突。因此，朝鲜当局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能否继续稳定国内政局事关重大。在此前提下，如果改革进展顺利就会深得人心，政局便更趋于稳定，反之就会人心相背，改革失控，最终会导致天下大乱，而后者正是朝鲜当局最难以承担的政治风险。

经济改革范文篇2

一、所有制关系

1．所有制变革。20世纪80年代，由匈牙利、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开始，蔓延到苏联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全相同。东欧国家的改革，实行国家所有制并发展市场，取消命令经济。改革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不彻底。

从中得出的第一条经验教训是，一个有效能的市场或者说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在所有制结构、财产所有权结构中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和财产私有权的支配地位。这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所有制所有权结构中的地位，不是以其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反映，而是以企业的规模与性质去决定。如大型企业、金融机构是否具有私有性质。

私有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其所有者既可以是人格化的，亦可以是非人格化的。所谓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业的所有者是明确的、明晰的，它或者是专门的投资机构、或者是投资者集团、或者是某位个人。所谓非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业的所有者是不明确的、不明晰的，它或者是保险机构、或者是银行及投资基金、或者是证券市场中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在美国的所有制结构中，非人格化所有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东欧改革中，这一问题曾引起较大争议；我个人认为应以非人格化的所有制占主导、但是从过程发展的顺序看，所有制的起源是从人格化的所有者开始，逐步进化到非人格化在所有制结构中占主导、支配地位。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二条经验教训是，运行良好或有效能的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允许并鼓励个人所有制即个人化、人格化的所有权制度，不要以非私人的所有制或非人格化的所有者硬性地人为地取代个人的所有权制度。

2．东欧国家国有企业变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如何处置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有两种设想，一是出售所有权，二是分配所有权。

其具体操作有多种方式与技巧，如抵押、股权证等。所有国民及国有企业员工都能得到国有资产分割出的一小部分所有权。捷克和俄罗斯就是这样做的。1989年，我在一本《通往免费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书中指出，对国有企业应采取拍卖等形式销售，而不是配置给国民。如果每位国民都分配，企业就有很多所有者，也就等于没有所有者，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普遍问题。

国有企业常常出现亏损而资不抵债，对这样的企业不能拍卖销售，只能破产。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三条经验教训是，对于国有资产不应分配给每位国民，但可以大规模销售出去。

3．如何选择未来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制变革、企业变革，未来企业的所有者是由企业内部人担当还是由企业外部人承负，是Insider还是Outsider，用效率这把尺子衡量也是很困难的。当私有制被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后，企业内部员工的愿望是谁靠近火谁先得到肉（注：中国相应的说法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市场经济的经验证明Outsider作为企业所有者是更有效率的。这是因为，Out－sider更易于监督企业管理者，如果企业管理者没有效率，来自外部的企业所有者可能容易地将其解雇。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四条经验教训是，对于由谁来担当企业未来的所有权人，Outsider比Inside，获得所有权要好。当然从法律上并不需要禁止Insider所有制，只是政府应鼓励Outsider所有制。

4．怎样对待亏损企业。企业由于亏损资不抵债不能生存下去，宣布破产是一件困难的事。这是一个有秩序的过程，债权人将分割破产企业，以拍卖的形式将其肢解卖掉，可能会有人买下整个企业。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五条经验教训是，对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重要的手段是通过破产与清偿实行私有化。

二、经济运行中的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

在东欧国家经济改革开始之时，我们必须去做两个重要方面的改变。一是自由化，即废除早期对经济活动的法律限制、行政约束和官僚管制的所有变革，包括劳动的自由、放开价格、市场进入与退出自由等；另一方面是改变所有制。那时起，我们需要新的约束、新的规则。在原先经济条件下，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是一种行政管制，体制上分为上层的管理部门和下层的执行者，通常由上层下达命令，由执行者执行命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上是一种平行的、横向的关系，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是买者与卖者的关联。这种市场约束成为我们市场化改革中最大的问题。因为在过去，人们习惯于遵命。而现在市场经济中，卖者与买者不是被命令与命令关系，但却出现了卖者不能按照承诺兑现合同、拖延时间不按期交货；而买主则在收到货物后不履行付款义务，以至形成债务连锁反应。

约束系统的另一个层面是银行与企业的关系。银行借款给企业，而企业作为贷方却既不还本又不付息。这在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中，违约不履行合同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对此还远不适应。在《短缺经济学》中，我讨论了软预算约束带来的危害。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软预算约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国有企业拖欠的债务总会由政府处理掉。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六条经验教训是：改革需要新的规则与约束，一个有效能且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强化合同管理、严肃全融纪律秩序和硬化预算约束都是必要条件。

在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银行仍为国家拥有，这是造成软化预算约束的一个重要原因。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软贷款不能得到偿还，这成为一种隐蔽的财政补贴。一些企业看上去拥有很多财产，但亏损的窟窿却更大，坏帐、呆帐很多。在经济运行中，应该注意呆坏帐指数，如果指数很高，那会对银行系统构成威胁，成为一种定时炸弹。在市场经济状态下会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可能会突然发生。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七条经验教训是，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软贷款是没有透明度的，应清理和改组那些不能依据审慎和缜密的银行业务规则运行的金融部门，将来完成银行部门的私有化。

三、法治法制建设

新的规则、纪律、约束能够得以遵循、遵守、执行，必须有制度保障，这要从一系列立法工作做起。如破产法、合同法、会计法、银行法等等。法律规范必须严厉、明确，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系统，且法纪亦严明。熟悉民商法的律师应起重要作用。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八条经验教训是，强化国家法律是有效能且良好运行的南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四、对腐败行为的防范监督

经济改革范文篇3

（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但呈波动状态

印度90年代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成效是明显的。从表1中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1991～1992年度曾跌至谷底，仅1.3%，然而在下一年度就迅速从危机中恢复过来，达到5.1%。1994～1995年度至1996～1997年度连续三个年度都超过或达到7.0%。但是经济增长速度从1997～1998年度开始减慢，2000～2001年度的增长率只有4%。工业增长从1991～1992年最低值0.6%开始，经过4年的努力达到了1995～1996年度的11.6%，之后增长速度又开始下降，估计2001～2002年度的增长率只有3.3%（注：GovernmentofIndia:EconomicSurvey2001-02.）。由于受到气候的影响，农业的增长情况并非令人满意，在改革前的1980～1981年度至1991～1992年度的11年间，农业部门年均增长率为3.4%。与之相比，1992～1993年度至1999～2000年度的7年中年均增长率却下降了31.03%，仅为2.2%（注：孙培钧：《印度当前经济形势与第二代经济改革》，载《南亚研究》2001年第2期。）。农业及相关部门的附加值年增长率从1993～1994年度至1996～1997年度的年均4.5%减至1997～1998年度至2001～2002年度的年均1.2%。

印度经济自改革以来虽然出现过几年较高的经济增长，但增长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究其原因，既有外部的影响和一些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又存在着根本性的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印度储备银行在其2001年报告中认为，“最近的经济活动减缓似乎反映了结构因素和周期因素的重合，两种因素的比重不同……”（注：AjitKarnik,"SlowdownoftheEc-onomy:WhichWayout"?,EconomicandPoliticalWeekly,October20,2001,p.3970.）持续的高额财政赤字、电力运输等基础设施瓶颈、关键部门的结构调整滞后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工农业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起到了制约的作用。

注：a为临时数字；b为快估数字。

资料来源：GovernmentofIndia:EconomicSurvey2001-02.

（二）国际收支平衡明显改善

从表1中可以看出，印度按美元统计的出口贸易额在1993～1994、1994～1995和1995～1996三个年度增长迅猛，分别达到20.0%、18.4%和20.7%。1994～1995和1995～1996两个年度的进口增长也大幅提高，分别为22.9%和28.0%。但是到了1996～1997年度出口和进口增长率却分别下降至5.3%和6.7%，1997～1998年度只有4.6%和6.0%。2000～2001年出口增长19.6%，比上年的9.5%有更快的增长幅度。2000～2001年度进口增长7.0%，同1999～2000年度16.5%的快速增长相比有所放缓。印度近年来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放慢主要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后对外需求下降所造成的影响。

到2000～2001年度，国际收支贸易账目赤字从1999～2000年度的178.4亿美元（占GDP的4.0%）下降到143.7亿美元（占GDP的3.1%），无形收入117.9亿美元，可弥补82%的贸易账目赤字，剩余的25.8亿美元赤字约占GDP的0.5%，同1999～2000年的47.0亿美元和1.1%相比有较大改善。外汇储备曾一度降至最低点，仅10亿美元，而到了1993年3月就迅速恢复到64亿美元和1999年7月的274亿美元，2002年1月已经达到494.8亿美元。

（三）外国投资大量增加

印度的经济改革大大放宽了对外资的限制。投资环境改善之后，许多外国跨国公司第一次将眼光对准了印度。不仅当年撤离印度的可口可乐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等重返印度，而且全球500强之中的多家企业，如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公司、索尼、本田、LG国际、AT&T、壳牌、杜邦等跨国公司，也开始纷纷落户印度。从1991～1992年度至1997～1998年度期间，印度批准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444亿美元，而在1980～1990的十年间尚不足1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实际流入从1991～1992年度的1.35亿美元升至1997～1998年度的30亿美元。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2001年印度又在一些部门进一步放宽了对外资股份的政策，例如对电子商务、信件服务、炼油、宾馆及旅游业、制药业等部门，政府允许的外资股份最高可达100%。

随着外资政策的放开，外国资本流入的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国直接投资、外国机构投资、海外基金(off-shorefunds)以及全球存款收入(globaldepositoryreceipts

)呈上升趋势，而外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以及高利率下的短期资本流入（如外国商业借款和印度侨民存款)的比例减少，目前在印度证券及外汇委员会登记的外国机构投资者已超过500家，其中250多家来自美国。

资料来源：《印度储备银行公报》，2000年10月。

（四）外债结构趋向合理

80年代，印度大量举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国际商业贷款导致外债成倍增加。据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1991年印度的外债仅次于巴西和墨西哥，居世界第三位。90年代，印度采取了持续谨慎的外债管理政策，强调提高出口增长率，鼓励外国投资，严格控制短期债务，使商业债务掌握在可管理的限度之内。经过几年的努力，外债形势出现好转。首先是短期外债占总外债的比重从1991年3月末的10.2%下降到1998年9月的3.68%，之后又下降到2001年9月末的2.8%。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更促使印度减少短期外债的比例。目前，印度的外债结构已比较合理。在2000年9月债务总额中，长期债务占95.4%，短期债务占4.6%，优惠债务占37.5%。外债占GDP的比率也连年下降，从1992年3月末的38.7%下降到2001年3月末的22.3%以及2001年9月末的21%。偿债率（按现行价格计算）也从1990～1991年度最高水平的35.3%不断下降，并且已经进入一个适宜的水平，至2000～2001年为16.3%。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至2000年9月底，曾是世界第三号债务国的印度已经降至第九位，第一次被世界银行列入“少外债”国家。

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一）财政赤字居高不下

印度政府长期采用赤字财政的办法来获取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当国内积累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时，这一部分差额通常由外资或外援来弥补，但是如果仍存在缺口，就需要实行赤字财政。在六七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印度经济学家都高度赞扬过赤字财政。印度在1990～1991年度曾创下了1135亿卢比的财政赤字记录。然而，高额的财政赤字也会导致宏观经济失控和通货膨胀等恶果。1991年印度出现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80年代实行高额财政赤字的结果。

印度政府虽然已经认识到财政赤字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是长期以来却一直未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说，财政赤字已经成为制约印度经济快速增长的一大顽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只在改革初期从1990～1991年度的8.3%降至1991～1992年度的5.9%，然而在此后的几年里却一直保持在5%～6%之间。由于邦政府也存在类似的财政赤字，导致中央及邦的总财政赤字始终占到GDP的10%左右，这同改革前的情况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改观。高额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偿还不仅限制了政府必要的生产性投资，而且挤占了私人部门更有效的投资。

印度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巨额财政补贴支出。政府的补贴主要用于化肥补贴和粮食补贴上。政府通过公共分配系统以低于市场价向消费者提供6种关键性商品，差价部分由政府补贴支出。1997～1998年度中央的补贴支出为1964.4亿卢比，占当年GDP的1.4%，而在1998～1999年度粮食补贴就高达870亿卢比。印度通过补贴的办法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而不是通过建设新的农村基础设施如灌溉、电力等来加强农业，这一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后果。这种办法本身就是高成本、低效率，是难以维持的，一方面挤占了政府用于对道路、灌溉、技术升级等关键基础设施和社会需求的有效支出，另一方面也挤占了银行的贷款，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

（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的发展有利于更充分地开发和利用资源，将落后偏远的地区同较先进的地区连接起来。工业的发展需要有不间断的电力供应以满足工业发展的基本需要，也需要公路、港口、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来满足生产要素的快速流通以及商品和服务的及时分配，以实现经济的快速运转并形成规模经济从而起到降低成本的作用。印度的基础设施一直比较滞后，对经济发展起着严重的制约作用。1996年《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1996竞争力报告》把印度的基础设施排在49个国家之中的第48位（注：孙培钧、华碧云：《印度国情与综合国力》，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对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来说，基础设施的状况对于刺激国内投资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FDI（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向在广义上分为三类：市场寻求、效率寻求和其他产地寻求（注：N.S.Sin-ddharthan,DecliningInvestmentRateandUnionBudget,EconomicandPoliticalWeekly,March25,2000,p.1051.）。FDI的流向不仅取决于当地市场的规模、该国的收入和经济增长率的高低，还取决于效率的实现。FDI出于对效率的寻求，关心的是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利润。而成本方面的考虑主要是基础设施的状况、劳动力成本等。如果一国的基础设施滞后，势必带来生产的高成本，影响FDI的流入。可见，仅有吸引外资的种种优惠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相应的基础设施相配合。

虽然印度在吸引外资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但是同其他国家相比，印度对外资的利用程度还是很低的。从表3中可以看出印度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同其经济规模相比仍然远远不足。即使是在FDI流入量最多的1997年，其FDI占世界的比重也仅有0.765%，而中国则为11%（注：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即使印度经济在未来的15年中保持6.5%年均增长率，条件之一是每年吸收外资（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

的规模至少要由当前的30亿～50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50亿美元（注：EstimatesfortheFiveCountries,2000-2015inCharlesWolf,AsianEconomicTrendsandTheirSecurityImplications./publications），印度距此目标也还有相当的差距。

资料来源；WorldBankIndicatorsDatabase.

（三）公营部门生产效率低下

公营经济在独立以后的印度经济中一直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公营企业曾经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支撑的作用并吸纳了大量劳动力。2000年公营部门就业人数达1931.4万，私营部门864.6万。公营部门的就业人数几乎占印度经济中有组织部门工人的70%。但是由于缺乏效率，资本投入一产出率低，加上过分官僚化等问题的存在而严重亏损，尤其是各邦公营部门的亏损更为严重。1997～1998年度公营部门的积累为2025.5亿卢比，几乎占国内总积累35217.8亿卢比的6%。而到了1998～1999年度，就降为负1716.9亿卢比，1999～2000年为负1732.6亿卢比。虽然国内总积累从1997～1998年度的35217.8亿增至1998～1999年度的37727.1亿和1999～2000年度的44718.8亿卢比，但这主要来自私营部门增长的贡献。据统计，2000～2001年度公营部门对国内总积累的贡献为负3447.9亿卢比，占GDP的负1.7%（注：GovernmentofIndia:EconomicSurvey2001-2002.）。另外，公营部门存在着严重的超员现象。一些大的公营企业如印度煤炭公司，有近70万员工，据保守估计，其中三分之一是多余人员。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银行以及中央和各邦政府公营部门的其他企业之中。

公营部门经营效益的低下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沉重包袱。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解决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强公营部门的活力。例如在1996年成立了“减持委员会”(DisinvestmentCommission)，要求对“非战略性的和非核心领域”的公营部门减少政府股份甚至可以完全私有化。1997～1998年度已将50家公营企业出售股份，减持幅度从5%～49%不等。印度人民党政府还宣布将大部分公营企业股份减少至26%。但是这一进程目前进展缓慢，除个别年份外，实际减持数目与目标差距较大（见表4）。

资料来源：GovernmentofIndia,EconomicSurvey2001-02.

关闭亏损企业是一个老大难问题。除了来自工会和官僚的阻力外，还有法律程序。自1987年至2000年12月，交给工业和金融复兴局抢救的中央直属国营企业有74家，邦一级国营企业有101家，批准挽救计划的中央企业有20家，邦企业有25家，建议关闭的中央企业13家，邦企业22家，宣布不再亏损的中央企业3家，邦企业5家，进展之慢可想而知。随着企业关停并转，安置下岗职工也是一个复杂问题。自1998年印度政府就在国营企业推行“自愿退休计划”，给退休工人补偿金，以解决人浮于事的问题。实行经济改革以来根据需要提高了补偿金额。例如自愿退休的纺织工人每人可得8万～10万卢比和一部织机。至1998年3月底，共有227113人选择自愿退休，占242家国营企业职工的10%。

在印度的公营部门中存在着大批长期亏损的病态企业。由于金融机构的大量可贷资金滞留在这些病态企业中，直接影响了工业经济的健康发展。政府曾经将病态企业是否可以复兴交由“工业与金融重建委员会”来决定，并由该委员会向政府提出建议。但是，关闭病态企业却受到了来自工会的巨大挑战，因而关闭病态企业的改革进展非常缓慢。到1999年11月，总计有170家企业在“工业与金融重建委员会”登记，建议关闭的病态企业29家，实际关闭通知的仅7家。1992年还成立了“全国复兴基金”，用于对员工进行培训、再就业和社会保障，但是收效并不明显。

印度从2002年开始加大了对病态企业的改革力度。政府在2001～2002年《经济调查》中指出，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工业必须调整结构，提高竞争力。这就要求有充分的破产程序，发展抵押资产市场(distressedassetsmarket)，提供简便的资产转移以及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与之相配套。2001～2002年度，议会已经采纳了针对病态企业及破产问题建立“国有公司法法庭”的议案，并决定取消《病态工业公司法》，取消“工业和金融重建委员会”，以使工业的重构进程更快捷、简便。2001年8月人民院取消了《病态工业公司法》。为了缩短1956年公司法规定下的公司停业／破产时间，2001年8月人民院提出了新的《公司法案（修订）2001》议案，以解决病态企业问题。

（四）劳工市场改革进展缓慢

印度政府通过各种立法对劳工市场进行干预。目前，印度中央或邦政府共有45种劳工法，对雇

员的最低工资、公司利润、生产安全、工业纠纷以及工人解雇等做出了种种严格的规定。劳工法有许多限制对于小型企业是免除的，因而实际上起到了鼓励企业保持小规模、非正式状态的作用，不利于扩大再生产和实现规模经济。在1984年至1993年的10年间，超过100名雇佣员工的企业数目仅增加了0.4%，而低于100名雇员的小型企业的数量则增长了3.6%。

印度是惟一一个解雇员工需要得到政府批准的国家，这不仅限制了现有企业的发展，也阻碍了外国资本对印度的投资。劳工法的严格、僵化已经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工业纠纷法》1982年修正法案为了保护工人的利益，规定超过100名雇员的企业在裁员之前必须得到邦政府的事先批准，而这实际上是很少被批准的。《工业纠纷法》还要求企业工作环境的任何变动都需要至少提前21天通知，这就造成企业间很难调换工人，即使在同一企业内部调换工种也变得不易实现。同样，企业要想停止经营活动或关闭企业也受到严格的限制，这在实际上提高了企业面对市场环境和技术变化时做出相应调整的成本，客观上限制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印度政府2001～2002年度预算报告中就《工业纠纷法》和《合同工法》中存在的僵化规定提出了修改，将《工业纠纷法》中规定的解雇员工需报政府批准的企业规模从100人扩大到1000人以上。这是劳工法改革方面的一大进步，但是关于劳工法的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经济改革的前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印度90年代的经济改革基本上实现了最初的经济稳定的目标，并经历了几年较快的经济增长。改革结束了长达40余年的政府管制，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竞争力的激励性政策，这些政策为印度后来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印度经济中一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的制约因素妨碍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些因素如果不能通过深化改革得到有效的克服，印度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2002～2007)实现8%的经济增长目标将很困难。

经济改革范文篇4

经济全球化将推动我国的改革进入新阶段，例如：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对政府的压力，彻底的政府改革不可避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面的市场竞争，加快企业改革，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具紧迫性；经济全球化强调金融的国际化，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将首当其冲。

加入WTO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加入WTO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开放阶段，逐步放开包括金融、保险、电讯、会计、咨询、旅游等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我国加入WTO，目的是通过开放市场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放倒逼改革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

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打造与新体制有效运行相适应的制度性、社会化的基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至关重要。产品短缺是计划经济体制突出的特征和现象。但从制度的缺陷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短缺是产权的短缺，它的基本特点是产权主体的单一化。这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竞争、没有经济活力的制度原因。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展开和深入，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以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原则，多种途径实现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规范推进具有我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有效构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由此推进产权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转变，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是新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外，要从法律上赋予和保障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农民增收创造根本性的制度条件。

经济改革范文篇5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坚持以改革促进科学发展，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实践探索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及时把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

——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切实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承受度统一起来。

二、2008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一）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要求，制定并落实“三定”规定，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建立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各有关部门负责）。指导和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央编办牵头）。实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健全政府信息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国办牵头）。

（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研究制订改革方案；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和事权关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省以下财政体制；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创新各级财政支持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的机制（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牵头）。

推进税收制度改革。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推进资源税制度改革；研究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研究制订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方案；研究推进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财政部、税务总局牵头）。

（三）深化金融投资体制改革。

深化金融企业改革。推进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国家开发银行改革；研究制定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改革方案；推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人民银行、财政部负责）。

健全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体系。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汇率弹性；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体制；完善反洗钱工作协调机制（人民银行牵头）。制定信贷征信管理条例，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制定出台存款保险条例（人民银行、法制办负责）。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立完善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制度（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负责）。

加快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政府投资体制改革，尽快出台政府投资条例；健全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制度；及时修订调减投资核准目录；研究起草中央政府投资项目决策责任追究指导意见；开展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公示试点工作，加快推行代建制；完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规范备案管理（发展改革委牵头）。

（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中央企业调整重组步伐，推动重点行业企业布局结构调整和联合重组（国资委、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结构优化和战略性调整机制，促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关键领域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国资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研究落实航空工业体制改革方案，推进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组建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国资委、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加快推动中央企业股份制改革，具备条件的实现整体上市或主营业务整体上市；扩大中央企业建立规范董事会试点的户数和范围，建立健全董事会运作的各项规章制度（国资委牵头）。

推进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改革。加快推进铁路体制改革（发展改革委、铁道部负责）。研究提出盐业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组织实施深化电信体制改革方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负责）。稳步实施电网企业主辅分离改革，完善区域电力市场建设，组织开展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发展改革委、国资委、电监会、能源局负责）。推进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交通运输部、发展改革委负责）。研究推进供水、供气、供热等市政公用事业体制改革（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深化农村水电体制改革，研究建立有利于农民受益的农村水电管理体制（水利部、能源局负责）。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一步制定完善并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号）相关配套政策，放宽和规范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准入、财政税收、信用担保和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

（五）推进要素市场建设。

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加强监管队伍建设；积极发展公司债市场；优化市场结构，引导优质企业上市，进一步壮大主板市场，发展中小企业板市场，积极稳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证监会牵头）。修订企业债券管理条例，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发展改革委、法制办负责）。

规范发展土地市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建立中央地方的共同责任机制；规范和完善征地程序，完善征地补偿办法；健全土地划拨制度，积极探索实行国家机关办公用地、基础设施及各类社会事业用地有偿使用制度；完善经营性土地和工业用地出让制度；推进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村人口定居规模相挂钩的试点工作（国土资源部牵头）。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范管理和服务，全面建立合同管理制度和流转备案制度（农业部牵头）。

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整合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工作，制定相关配套法规规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在城市落户（公安部牵头）。

（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进一步扩大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范围；出台清理化解乡村债务的指导性意见；开展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试点；推进减轻农民水费负担综合改革试点（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牵头）。

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试点工作；培育小额信贷组织，建立符合农村特点的担保机制（银监会、人民银行负责）。逐步扩大农业保险范围，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保监会牵头）。

推动林业、农垦、水利体制改革。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业局牵头）。研究提出进一步加快农垦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农业部牵头）。推进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财政部牵头）。推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农村水电工程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推进非经营性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水利部牵头）。

（七）建立健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机制。

健全资源环境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完善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落实差别电价、小火电降价、脱硫加价政策；完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电价机制；结合销售电价调整，基本实现商业与一般工业用电同价；开展节能发电调度试点（发展改革委、能源局负责）。完善污水处理收费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发展改革委牵头）。制定出台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政部牵头）。

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全面推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完善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的责任机制；改革资源收益分配制度，建立欠发达地区资源补偿机制（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发展改革委负责）。推进建立跨省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开展火力发电厂二氧化硫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在太湖流域开展主要水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探索建立环境有偿使用制度（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负责）。

健全节能减排体制机制。落实节能减排责任制；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措施公示制度；选择部分地区开展能耗总量控制试点；完善节能减排奖励制度；加快推行能效标识制度；建立并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建立健全重大节能减排技术推广和应用机制；落实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环境保护部等部门负责）。完善支持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措施（发展改革委、能源局负责）。

（八）加快社会体制改革。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择机出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关指导意见（发展改革委牵头）。改革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加强对垄断行业企业工资监管；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指导各地完善工资保证金制度和工资支付重点监控制度；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颁布实施企业工资条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深化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负责）。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积极推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继续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研究制订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继续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民政部牵头）。落实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

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出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及相关配套文件，适时启动试点工作（发展改革委、卫生部负责）。在全国农村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筹资标准和保障水平（卫生部牵头）。

深化科技、教育、文化体制改革。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完善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科技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负责）。研究起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教育部牵头）。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认真落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措施（财政部、教育部负责）。深化职业技术教育投入、办学、管理体制和教育教学改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激励文化创新等方面的政策（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负责）。研究制订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民办非企业单位促进民办社会事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负责）。

（九）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

完善利用外资管理体制。简化外商投资审批程序，下放审批权限；贯彻实施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健全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机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扩大服务外包鼓励政策的试点范围，完善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部际工作机制（商务部牵头）。

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创新金融品种，发展境内外币债券市场，为对外投资合作提供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商务部、银监会等部门负责）。完善对外投资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等方面的监管制度（商务部牵头）。

三、认真做好2008年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力度。

改革开放已走过30年的历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目前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以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为契机，在全社会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形成强劲的改革动力和浓厚的改革氛围，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力求今年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做好指导协调，加强组织领导。

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和统筹安排，并通过推动建立部门间统筹协调推进改革的工作机制，不断加强对各项改革方案制定和组织实施的指导与协调；要积极推进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试点工作，为全国改革提供经验和借鉴。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改革工作的领导，对涉及面广、影响重大的改革，一把手要亲自抓，既要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推进，又要使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

经济改革范文篇6

［关键词］经济改革;经济教育;改革

新一轮的科技与经济变革，使人们的工作方式与消费习惯等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改革，关乎国计民生，更影响着新一代年轻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教育工作者必须形成与时俱进的育人理念，紧跟时展趋势，对经济教育进行科学的创新与改革。应对新经济发展形势，既要发挥获得技术与智慧的支持，还需在个体人员的思维上进行引领。尤其，新经济环境下，经济教育的改革需体现适度超前性，构建具有引领性的教育新模式与新体系。

一、基于经济改革背景下的经济教育改革的关键点

(一)经济教育需注重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新经济环境下，经济教育工作的开展，既要注重夯实教育对象的理论基础，还需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我国“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倡议的提出，是对经济改革的积极响应，更是改革开放的新手段与新方向。经济教育目的，体现在新经济形态下创新型人才的极大满足。利用科学的教育方法与手段，为国家和社会培育出可利用经济学知识改变行业与商业形态的人才。因此，必须基于专业课程内容做好教育深化改革，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人才。

(二)基于互联网元素构建经济教育新形态

经济改革背景下，教育工作者应积极构建经济教育的新形态。以互联网元素为切入点，人们可明显看到新媒体与网络直播等，都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与变革所发挥的助力。而针对经济教育的改革，相关人员需对经济改革背景下的新经济特点建立正确的认识，且能以新经济教育的视角出发，思考人才培养与教育问题。新经济具备创新创业、业态快速变化、发展方式变革、全球化发展四个主要特点。对经济教育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科学的融入创新教育、应用教育、互联网教育等。从全局视域出发，对经济教育的内容与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经济教育改革，应精准定位改革的方向与目标，进而才能体现经济教育创新的科学性与实效性。教育工作者需紧密围绕我国社会及国际社会经济改革的趋势与态度，对经济教育中所设计的课程内容进行扩充与丰富、对经济教育模式与形式进行创新与优化。经济教育应朝向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方向发展，基于现代化的教育场景，是教育对象的专业技能、创新能力、市场洞察力等获得全面提升。真正利用知识与技术解决问题，切实展现经济教育改革的价值与意义。

二、基于经济改革背景下的经济教育改革中表征问题

(一)经济教育与现实背景相脱离

我国大学生的综合经济素质普遍不高，虽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但缺乏处理问题的专业能力。经济教育与现实背景相脱离，是造成人员经济意识与能力不能达到预期的重要原因。通常情况下，我国在实际开展经济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主要面向的是大学生或高职生。在传统教育理念，部分教育工作者过于注重理论教育与成绩考核。利用一张考试卷衡量与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与能力，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预期的教学效果，但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经济教育不应局限在固定的学科与专业教学上，应从教育对象的长远发展角度出发。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与创新能力，令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具备显著的核心竞争力。学会利用经济学知识解决经济问题，且能深度地参与到我国经济改革的浪潮中，而不是只会学习和答题的知识容器。

(二)经济教育缺乏国际视野

关于经济改革背景下的经济教育改革的研究，从目前的教育经验与教育效果上来看，教育工作者缺乏一定的国际视野。基于统一教材所设计的经济教育方案，只能满足学生的普遍需求，不能提供个性化的教育，不利于培养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人才。而在实际开展经济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大部分教师都被局限在既定的育人视野中，按照既定俗成的规律与规则传授经济学知识与经济文化。很少考虑到国际社会中对人才的需求，且无积极的意识融入西方最先进的教育理念与知识。倘若学生只能学习与了解书本中的知识，未来进入职场中将无法切实利用专业知识解决突发性的经济问题。

(三)经济教育改革缺乏适应度

经济教育应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与创新性，根据目前经济变革的形势，能及时进行改革与变革。目前，部分院校将互联网技术融入经济教育中，试图利用技术手段实现创新与变革。从某种角度来说，将互联网与教育进行对接，是适合时展背景与教育要求的。但从经济教育改革的本质上开看，这种单一强调形式与模式上变革，显然缺乏一定的适应度。即经济教育模式的创新应与教育内容保持契合性，若用现代化教育手段传授具有滞后性的专业知识，只会形成“新瓶装旧药”的经济教育改革假象。教育工作者需注重经济教育内容的划时代的更新与优化，制定多样化的教育模式，为新经济教育提供更多的选择性。

三、基于经济改革背景下的经济教育改革的有效路径

(一)以经济改革背景为参照，创新经济教育模式

经济改革背景下，我国在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方面做出重大努力，并获得显著的经济发展效果。经济教育与营商环境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应以现实的经济改革背景为依据，对具体经济教育模式进行创新与优化。经济教育必须深度对接到市场经济环境中，以此才能培养出具有实战能力与创新能力的人才。目前，我国在互联网经济、电商经济、物流经济获得蓬勃发展，而经济教育应科学融入现代经济元素。即将互联网文化科学地融入经济教育中，能对互联网金融、征信借贷与新融资渠道进行全面了解。经济教育必须体现一定的时代性，紧跟时展步伐，不断地对教育内容与教育模式进行优化。“互联网+”理念被渗透与应用与各个领域的过程中，应在经济教育模式上巧妙的融入互联网技术。即以“互联网+”经济教育的模式，对理论知识进行讲解，且结合真实经济案例，组织学习者进行头脑风暴。在依照既定的经济学教学设计教育计划的同时，应结合丰富的网络视听资源，能够对现代经济形态、商业运作模式等进行深入了解。经济教育必须突显创新性与应用性，在积累知识与经验的同时，能将其切实转化为处理问题的能力。同时，根据全球经济发展特点，以及当下的政治格局，在经济教育中科学的融入政治文化元素。基于现行的制度和法规等，培养人们良好的法制思维。基于完善的经济教育课程内容体系，进一步强化教育对象的经济思维。只有做到全方位、全过程展开经济教育工作，才能培育出具有时代精神和创新视角的经济类人才。

(二)基于宏观视域，构建国际化的经济教育体系

相较于传统的工业经济背景，当下的市场经济环境更加多元化。经济教育的改革，应具备一定的宏观视域，积极构建国际化的经济教育形态。能提取经济教育领域的文化精髓与知识重点，有方向性地对既往知识体系进行扩展与延伸。既要保留核心的理论知识，还需融入新元素，注重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教育工作者应将创新创业教育、国际化教育等，渗透到经济教育中。且明确此项专业教育不是固定的知识讲解，应充分保证课程内容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从某种角度来说，经济类学科属于应用型知识，需能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不仅局限学术理论研究层面。经济改革带来新经济业态，并进一步驱动整个世界在各个行业与领域的创新。而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是跨区域的创新，由此对于人才的标准又提出新的要求。不仅要具备夯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管理技能，还需具备优良的创新创业意识与能力。而针对经济教育的改革，必须科学整个全球资源，且能进行合理的再配置。经济教育需体现国际化、现代化，在知识、技术、理念、方法上必须领先。相关教育结构必须积极借发达国家先进教育理念，保持良好的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的同时，能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鼓励教育对象以经济思维分析目前的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即将经济教育与金融教育进行有机融合，丰富学习者知识结构的前提下，能全面提升他们对时局与商机的洞察能力与预测能力。此外，经济教育既要致力于培养高精尖的专业人才，还应带有一定的普及性。即面向普通大众做好常识性知识的普及，令他们明确了解“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意义与价值，对互联网创业建立基本的认识。这样，不断提高我国国民的综合素质，令更多人逐渐形成正确的理财理念。即适度存储、积极消费，进一步刺激我国内需，每一个人都可成为经济变革的参与者。

(三)动态了解经济业态变革，有效掌控经济教育改革尺度

经济变革背景下，应对经济教育的形式与流程等建立新的认识。在国家顶层的驱动下，教育领域需适度扩大经济教育规模。基于精准的大数据分析后，根据既定的人才结构与人才缺口等，有针对性地设置专业课程和扩大人才培养规模。基于共有办学体制，教育工作者应开创系列经济教育模式，且注重掌握改革的尺度。不盲从经济发展的表征形态，应通过深入了解既定领域对经济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能有目的、有组织性、战略性的建设现代化科技园，为人才创业实践与科学研究提供优质的平台。且能在孵化器发展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和政策响应。教育部门需充分发挥主导性作用，在现有的众创空间中，能对经济教育机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与科学创新。而所强调的经济教育改革的尺度，主要体现在教育国际化，以及校企合作等方面。既要将经济教育对接到市场环境下，还有注重突显底层逻辑，帮助教育对象打好“地基”。同时，经济教育工作的开展，应在应用性大学的协同育人方面进行深入的思考。如可整合所有应用型院校资源，共同构建信息化的教育平台。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等，解决经济教育与应用型人才培养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基于网络平台，全程跟踪人才培养现状，以及经济教育问题与成果。且能随着经济发展的趋势，能建立新业态专业，对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经济、网红经济、电商经济等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在创新与改革的过程中，应以最关键与核心的经济教育内容为主，适当地对课程内容进行扩充与完善。但不局限在固定的学科上，应对与经济学相关的所有内容进行了解与学习。经济教育应适度超前经济改革环境与走向，应逐渐生成具有前瞻性的教育体系与课程类型，令经济教育真正获得可续性的创新发展。

结语

总之，经济教育与现实背景相脱离、经济教育缺乏国际视野、经济教育改革缺乏适应度三个表征问题，既是经济教育改革的动力，更是构建新教育模式与专业课程体系的切入点。在发现问题后，应正视问题，并积极探索解决经济教育问题的策略。教育工作者应能对经济改革背景中衍生出的新行业、新商业运作模式进行全面了解，以经济思维视角提取关键信息，并将其融入经济教育内容中，并选择适合当下大学生认知的教育模式。

参考文献:

［1］王书斌．以适应“四新经济”为导向的创新创业教育优化研究［J］．科教文汇，2020(11):56－58．

［2］沈相应，尹建设．基于服务地方经济转型发展视域的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J］．发明与创新(职业教育)，2020(11):104，110．

［3］胡涛．县域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困境与突破:以“互联网+区域特色经济”为驱动［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31(21):342－343．

［4］于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社会主义制度认同的影响探析［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7，30(18):97－99．

经济改革范文篇7

一、财政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财政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依法理财，科学理财，民主理财。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理财为民的服务宗旨的发展思路，努力做大财政经济“蛋糕”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和保障能力。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职能作用，坚持“吃饭、发展、建设”三位一体，促进自贡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推动自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二、财政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目标

与全省水平的差别逐步缩小。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幅不低于15%明年超越20亿元；上划中央、省级收入年均增幅不低于12%明年超越20亿元。逐步缩小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地方人均财政收入与全省的差异。1财政收入总量坚持较快增长。

财政收入来源进一步合理。来自于第三产业、非公有制经济的税收比重提高，2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的协调性增强。税收收入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有所上升，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不时上升。

财政支出继续坚持增长。全市可用财力年均增幅不低于8%人均财力增长幅度不低于10%明年超越50,3财政保证水平进一步提高。000元；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年均增幅不低于10%明年超越60亿元。

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确保教育、农业、科技、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生态环境建设等支出增幅；确保社会保证支出做到两个确保”进一步提高低保标准并“应保尽保”确保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及离退休人员离退休金的按时足额发放。4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

缩小财力差异。切实缓解财政困难的局面。5努力争取转移支付力度。

逐步化解县（区）乡历史债务。6严格控制新增债务。

有效遏制规模过快增长势头。7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规模。

逐步完善公共财政框架体系。8积极推进各项财政改革。

三、财政改革与发展的主要任务

坚持以人为本和可继续发展为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法治理念。紧紧围绕“保运转、保稳定、促发展、创公平”这一中心任务，积极推进各项财政改革，促进财政事业发展。

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1坚持科学发展。

必需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丰富政策手段，财政部门要推进科学发展。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协助企业提高自主创新和核心竞争能力，一是体现重点性。要加大对重点优势企业、新材料基地、大型企业集团等企业技术改造、技术研发、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实施名牌战略。要继续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支持国有企业改组改造、主辅分离、分流安排富余人员。要支持建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扶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要支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动态调整项目内容，二是体现效益性。要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目标。优化支出结构，规范项目决策方式，把有限的资金投向经济发展需求水平最高、扶持效益最好的领域。

引导社会投资投向政府需要扶持的产业领域。要通过财政贴息、补贴、奖励、投资等多种政策手段的运用，三是体现导向性。政府扶持政策的导向性具体体现为通过有效的政策杠杆。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配置资源，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

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坚持城乡统筹。

继续推进大城市带动大农村战略，各级财政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宏伟目标。坚持城乡统筹、突出重点，实施“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逐步扩大公共财政在农村的覆盖范围，确保“三农”工作有新的突破。

必需明确政策目标，一是明确目标、分类指导。三农”问题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财政部门在制定落实具体政策中。体现政策要求。对于农村福利性政策，要注重体现“公平”目标，通过对特定群体、特定区域、特定产品和特定环节给予支持与补偿，调节不同产业和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对于农村公益性政策，要注重体现“协调”目标，围绕政府扶持的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和重点环节，着力解决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全面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对于农业生产性政策，要注重体现“效率”目标，依照市场化择优原则，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予以扶持，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稳妥推进。财政“三农”投入将继续坚持增长。各级财政要依照突出重点、稳妥推进的原则进行分类排序，二是突出重点。使农民群众“行路难、吃水难、看病难、读书难”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农民减负增收方面，要巩固改革效果、防止负担反弹，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专合经济组织、农业产业化的政策扶持，协助农民增收。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要以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证机制、推进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扩大新型合作医疗改革试点、完善扶贫投入管理为重点，切实增加投入，推进改革，完善机制。积极探索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长效机制。

集中资金支持解决最急需、最重要、最有效的项目，三是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要下大力气解决“三农”资金使用分散、项目整合不够、整体效益欠佳的问题。依照集中财力办大事和分清轻重缓急的原则。办一件，成一件。要加强项目资金整合力度，推进建立部门间“信息互通、统一规划、统筹布置”协调工作机制，促进扶持（或救助）对象、扶持内容、扶持资源的协调统一，实现政府投入的产业集聚、地域集聚和项目集聚。

努力提高公共财政的保证水平

不时完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依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加快完善运行机制，努力增加社会公共产品供给，切实解决老百姓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

推进“金保工程”建设，一是提高保证水平。社会保证方面：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证体系。使社会困难群众能够获得基本生活保证；要支持城乡救助体系建设，健全乡村低保制度，稳步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证工作；要坚持城乡统筹，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泛开展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认真落实就业和再就业的各种优惠政策。教育事业方面：要支持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证机制，建立健全各类教育助学体系，逐步提高职业教育投入水平。公共卫生方面：要支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和医疗卫生三项制度建设，加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投入，支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和重大疾病防控体系建设。科技、文化、计生事业方面：重点是推进事业体制改革，促进机制创新，增强发展活力。

核心是合理界定政府间财权与事权关系；同时还涉及政策引导机制问题，二是完善投入机制。事业发展涉及各级政府投入责任问题。重点是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事业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乡村低保等方面的支出在执行中已经有了明确的分担比例，各级财政部门一方面要依照有关政策规定，确保应由政府负担的资金及时足额落实到位；另一方面，要结合各地实际，探索完善投入机制，充分调动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事业发展的积极性。

具有面广量大、支付分散的特点。要结合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三是规范基础管理。公共保证支出很多涉及对老百姓家庭或个人的直接支出。完善支付方式，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兑现。今年，省厅将对局部涉农个人财政性补贴支出试行“一折通”改革试点，并逐步扩面，各级财政部门务必要积极配合这项工作的开展。

4坚持改革创新。

继续探索县乡财政体制改革。总的要求是依照“财权与事权基本适应”原则，一是规范政府间财政管理关系为重点。进一步规范政府间财权与事权关系。要加快完善县乡财政体制，大力推进“乡财县管乡用”模式，确保乡镇政权运转和事业发展的必需供给。要通过完善转移支付方法，确保县乡教育、卫生、社会保证等公共事权的实现。要防止专项资金被挤占挪用，把“办事钱”变成“吃饭钱”要健全和完善财政困难水平评价体系、规范支出定额体系，增强财政转移支付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要推进建立地方财政运行的监控和评价系统，逐步实现对地方运行的动态管理。

提高公共财政运行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要针对项目预算编制粗、执行难、结转大的问题，二是优化预算管理制度为重点。健全以投资评审、专家论证为主要内容的项目决策机制，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要完善部门预算的调整机制，明确财政与主管部门的管理权限，实现财政管理与部门管理之间的工作协调。要建立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的年度分析和报告制度，加强主管部门与财政、审计部门的协调沟通，确保预算编制和执行中的问题得到及时改进。要健全国库集中收付管理系统，把部门各类政府非税收入和部门所有下属单位全部收入纳入管理范围，确保资金平安的前提下优化业务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近年来，三是严格预算约束、完善经费控制机制为重点。各级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供给水平不时提高，但资金紧张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强调增加投入，不只不现实，而且由于管理缺位，还会陷入投入越多、浪费越严重的误区。因此，必需加强管理，通过管理降低行政本钱，通过管理提高资金效益。要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支出规范，为细化部门预算、制定预算定额提供可靠依据。要加快推进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压缩公用经费，规范支出范围，节约财政资金。要创新财务管理，人员、用车、会议、通信、接待等支出方面规范运作，严格预算约束。

5坚持依法行政。

必需坚持“监督寓于管理、管理寓于服务”指导思想，一是建立全程监督机制。财政监督工作要拓展。赋予监督工作新的目标、新的手段和新的内容。要把监督工作与预算管理结合起来，通过事前参与项目论证、事中开展预算合规性审核、事后开展资金流向跟踪，把监督工作变成为覆盖财政资金全流程的管理活动。要把监督工作与推进政务公开、实施投资评审和开展绩效评价结合起来，让监督工作贯穿于财政改革与财政发展的全部领域之中。要把监督工作与调查研究、监管奖励和整改服务结合起来，切实增强财政监督对决策管理的辅助性，树立监督执法的权威性，提高监督管理的实效性。

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特别是具有二次分配职能的主管部门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监督工作同样也不只是财政内部监督机构单家的事，二是建立协同监督机制。财经纪律的执行和财政资金的监督不只是财政部门或少数监督部门的事。财政内部支出管理机构同样必需履行监督职能，协同监督机构组织实施监督检查工作。因此，财政部门要加强与资金主管部门的联系，财政监督机构要加强与内部职能机构的协作，把监督寓于管理之中，推进业务工作中实现有效监督。要加强与审计、监察部门的协作，建立定期工作联系制度，实现资源共享，防止政出多门、重复检查。要加强与立法、司法和执法部门的沟通，遇到问题及时沟通。

对违纪违规行为，三是建立效力监督机制。要认真执行《预算法》会计法》财政违法行为奖励奖励条例》等财政法律法规。坚决实施财政制裁；冒犯刑律的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切实加大惩戒力度。完善监督结果信息披露制度，对查实的严重违纪违规案件要进行公告和通报，提高社会监督实效。财政部门要充分利用监督效果完善管理制度，堵塞管理漏洞；被监督单位要充分利用监督效果促进整改，改进工作。

6加强自身建设。

就是要掌握职责定位，一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制财政。依照财政法定的权限理财，不越位，不错位，也不缺位。要坚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切实加强制度建设，靠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要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按法定权限、规范顺序和规定时限办事，严禁违法理财、不规范理财和财政不作为。

经济改革范文篇8

一、要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主要特点是出现集权和分权的反复。因此，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要准确把握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原则，必须适度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责权限。经验表明：集权有利于国家自觉的组织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有效地实行计划经济。只有适当集权，才能统一，才能保证重点建设，才能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别，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分权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可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但是，集权过多或分散过头，都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在集权和分权、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上，虽经多次反复，但不是集中过多，影响了地方的积极性，就是分散过头，削弱了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现在，我们应当吸取以往改革的教训，避免走两个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既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地方利益。也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部门利益。在新形势下，必须更好地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总的原则应当是：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调控权的集中，又要有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中央在制订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地方合理的利益和要求，地方要自觉服从和顾全大局，正确运用国家赋予的必要权力，调节好本地区的经济活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处理集权和分权关系问题上，往往只注意到中央和地方行政权力的划分，而没有处理好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国家把应该由企业管的事情包了起来，既管不了，也管不好，反而把自己陷于繁锁的事务之中。企业本身在产供销、人财物方面无权做出决策，只是各级行政机关的附属，这就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处理中央和地方、集权和分权关系上，首要的问题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的经济实体。

二、必须坚持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采用多种经营方式

新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证明：追求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单一化和高级化，并不能取得预期的经济效果，只能是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只要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采用多种经营方式，市场就会活跃起来，经济就会得到迅速发展。

“一?五”计划时期，经过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公私合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有益的必要的补充。调整时期，通过改革农村生产关系，改革农村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又开始多样化。结果，经济发展，市场活跃，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时期，急于追求“一大二公”，搞“升级”、“过渡”，企图尽快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国家经济和国家经营。农村掀起“运动，”把小社并大社，基本上取消自留地，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城市改造残存的私有制，基本上取消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限制集体经济和集体经营，并使经营方式、购销形式和分配方法归于一律。“”时期，对所有制再次“升级”、“过渡”。在农村，把调整时期恢复不久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等，作为资本主义尾巴，一割再割。不少地方把生产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有的还把大队核算升级为公社核算，供销合作社也改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业。在城市，对仅留的少量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也作为刮“单干风”，缩小到不能再小的地步，不少地方把独立核算的小集体上升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结果，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整个国民经济死气沉沉，缺乏生机活力。

事实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必须与现实生产力状况相适应，任何超前的“左”的做法，都是不会成功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他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首先突破所有制问题上的误区，指出：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的长期方针。中共十五大对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给予特别关注，取得重大突破，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三、要批判地继承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文明成果，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

在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过分注重规范分析的方法，一般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分析方法。但这种分析只能回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而无法解决现实的体制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且，无法对现实的经济体制进行客观评价。西方经济学实证分析的方法就是对规范分析的重要补正，它解决的是经济体制的现实合理程度的问题，具有客观性、现实性、可证性的特点。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属性和运行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指出“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用作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消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并不表现为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恩格斯也认为：“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经济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也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事实上，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取得胜利的，整个社会生产力布局平衡，并且水平很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就可以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但是，我国是从一个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这就与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有很大区别，尽管如此，我党一直把马恩的上述论述教条化、神圣化，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在经济体制的选择和改革过程中，忽视价值规律和经济杠杆的作用，无法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直到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四、要注意消除小生产思想的影响，代之以求实、创新、效益、开放的现代化思想、观念和习惯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改来改去都没能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我认为，小生产的思想的影响是重要原因。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就是小生产思想的母体。小生产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发展到能进行个体劳动，但水平仍然很低的一种分散、独立的小规模生产。“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独立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表示，就是：“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则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这种家庭基本上就是“全能”的经济单位。人们在自己拥有的那一小块土地上进行生产和生活，彼此不相干。这样，经过几千年的训练，一代一代的潜移默化，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种牢固的“麻雀虽小，肝胆齐全”的小生产思想。

我国计划体制追求的“大而全”、“小而全”和强调自成体系，就是小生产方式希望“全能”生产和“麻雀虽小肝胆齐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种“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体制，实际上不过是放大和充实了的小生产家庭经济而已。

经济改革范文篇9

关键词：煤炭企业；经济；改革；要点

当前，我国煤炭市场因受经济增速放缓、能源结构调整、环境治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需求量大幅下降，供给过足，供求关系十分不平衡，市场竞争异常激烈，造成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大幅下滑，为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在当前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加强煤炭企业的经济改革已成必然，只有不断坚强和推进煤炭企业的经济改革，才能使煤炭企业的发展优势得以凸显。

一、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煤炭企业实施经济改革的意义

作为一种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以提高供给质量为出发点，有效扩大供给面，适当校正供给要素配置，避免配置扭曲，使供给结构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得到全面提升，从而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围绕供给侧改革，一项重大的任务就是保质保量的去产能、库存、杠杆以及降成本。作为我国的主体能源，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在2016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煤炭行业化解产能过剩实验脱困发展的意见》中对如何解决我国煤炭企业产能过剩等问题提出了可行性措施。改革作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结构性改革是拉动经济转型的主动脉，对于煤炭企业来说更是如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煤炭企业如何紧抓改革机遇，加速推动企业经济改革，是煤炭企业经济转型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煤炭企业实施经济改革的原因

第一，投资规模巨大，煤炭产能集聚增加。从“十二五”到“十三五”末，我国煤炭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3.6万亿元，产能总规模57亿吨，包括39亿吨的正常生产和改造产能，3.08亿吨的停产煤矿产能，14.92的新建改扩建煤矿产能。此外，煤炭进口量增加也是造成国内煤炭过剩的一大重要因素，我国近年来煤炭进口量最多时达到3亿吨。第二，环境制约因素持续放大，煤炭消费量下滑明显。我国煤炭消费量在2013年达到高峰达42.4亿吨，此后在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两年出现下滑，同比下降分别为2.9%、4%，其中电力、钢铁、建材等行业耗煤分别下降了6.4%、3.4%、8.1%。第三，库存量增加、经营困难、资金遭遇困境，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全社会库存煤炭已持续48个月超过3亿吨，强化了买方市场格局。以5500大卡市场动力煤为例，煤炭市场2011年每吨交易价格高达到860元，而到2016年第一季度末，每吨降到390元，下降了54.7%，全国超八成以上煤炭企业陷入亏损状态。另外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煤炭企业因买方故意拖欠货款，应收账款己达到3900亿元的高位。

三、煤炭企业改革中的经济改革要点

第一，通过兼并重组去产能。提高产业集中度是煤炭企业去产能的关键。煤炭企业可以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使一些落后的、不安全的产能去掉。通过兼并重组去产能需要遵循三个原则。首先，行业内兼并重组，在我国煤炭行业中，许多大型煤炭企业为了改变上市公司业绩，对亏损资产进行剥离转让，也有很多小型煤炭企业也想出让资产以接受重组，这些有利于行业内的兼并重组；其次，跨行业兼并重组，煤炭企业可以以入股火电厂的形式实现煤电一体化，避免煤炭价格出现周期性大幅波动现象，不断推动煤炭、电力行业的健康发展；最后，进行煤炭深加工转化。特别是对于一些拟关闭的煤炭企业，可以把清洁能源作为其转型发展的主方向。第二，去库存。煤炭企业要想去库存，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对于库存较大的煤炭企业，可以在其附近建设电厂，实现煤转电，不但能够使煤炭库存得到转化，还能够使煤炭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污染得到减少，从而实现煤炭清洁利用。另一方面，煤炭企业还可以将过剩煤炭做成含硫量低于国家标准诸如石油、汽油及柴油等化工用品，这样库存问题不仅能够得到解决，还有利于煤炭的清洁转化，保护环境。第三，去杠杆。由于煤炭企业杠杆率较高，举债较多，会给银行带来坏账风险，使信贷资源使用率大幅降低。因此煤炭企业必须抓住供给侧改革的发展机遇进行去杠杆。煤炭企业要加大融资力度，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使债务杠杆得到降低。同时，煤炭企业要具有高度的远瞻性，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时，可以适当提升杠杆，在经营状况较差时，可以采取业务重组或变卖资产使杠杆率降低。第四，补短板。在煤炭企业经济改革中，企业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弥补短板。一是打造“互联网+煤炭”网络共同体发展模式，通过搭建互联网平台，使煤炭企业和买方在互联网平台上直接进行交易，进行物流直接配送，推进煤炭企业的优化升级；二是对煤炭企业矿井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进行不间断排查，改进工作管理方式，切实将安全管理的短板补足；三是提升煤炭企业员工的知识水平，按照不同的工种以及不同的岗位，定期对员工开展关于安全生产、团队合作以及技能操作等方面的培训，加强培养员工的团结协作意识，全面提升员工的技能水平。第五，降成本。作为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对企业的成本进行有效控制是企业管理的永恒主题。面对煤炭市场持续低迷的严峻形势，煤炭企业在对成本进行控制时，必须变被动为主动、变粗放为精细、变传统为创新，使布局、结构得到切实优化，在控制生产消耗中，在人流、物流、资金流中使成本得到有效控制。第六，革技术。煤炭企业要将技术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作为目标，加强市场控制主动权。重点开发煤炭洁净利用、循环利用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关键技术，通过对自主创新模式的构建和科研资源的整合，加大对科技的投入，使企业的运行机制得到优化。大力推进产学研合作、战略联盟等联合创新，加强研究煤炭开采新技术新工艺、煤炭高效清洁利用等新技术，切实增强煤炭经济改革、转型发展的源动力。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煤炭企业进行经济改革不但能够使煤炭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还能够有效调整煤炭产业的供给结构，全面提高煤炭生产的质量，实现更加良好的供需平衡状态，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参考文献：

[1]韩沚清.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煤炭企业债转股路径与策略研究[J].煤炭经济研究,2017(04).

[2]白春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煤炭企业经营策略的调整[J].市场研究,2017(01).

[3]陈义森.煤炭企业经济发展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及对策思考[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02).

经济改革范文篇10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5年年底,全国集体企业户数从1991年的338万户降至220万户,年均降速超过10万户;从业人员从1991年的3628万人降至1241万人,年均递减200余万人;集体企业职工的生活十分窘迫,2005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0453元,集体企业职工仅为6667元,低于平均水平40%,全国城镇离岗职工年平均生活费为2020元,集体企业职工为789元,低于平均水平60%。由于改革滞后,集体经济改革中凸显几大问题:

1.1法规滞后。

当前,集体企业沿用的仍然是1991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和1990年6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随着改革的深入,这些法规早已不能解决集体企业改革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甚至还阻碍了集体企业改革的步伐。

1.2理体制缺位。

经过几轮机构改革,政府与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仍未理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务院机构中没有专门管理集体企业改革的部门。

1.3改革不配套。

无论是税收、融资、兼并、破产,还是解除劳动关系,国家没有出台任何旨在支持集体企业改革的政策,虽然同属于公有制企业,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在政策环境上有着巨大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四方面:(1)从融资政策上看,银行历来贷款是“先国有,后集体”。(2)从兼并破产改革看,国有企业破产时资产变现首先用于安置职工,而集体企业破产资产变现首先用于归还债务,国有企业破产职工安置费由财政部门兜底。(3)从解除劳动关系政策看,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国家给予基本生活费,财政、社保、企业三家抬,而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分流,则不能享受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国有企业职工解除、改变劳动关系,国家允许给予经济补偿,集体企业职工则无此政策。(4)从税收政策上看,过去在执行税前还贷政策时,国有企业的各种支持贷款可以税前还贷,而集体企业只有60%的贷款可以税前归还,其余40%则须用税后利润归还。

在困扰集体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各种矛盾中,产权是个核心,集体企业的产权关系十分复杂,主要问题是产权主体不清、归属不明和界定困难。从名义上看,集体企业的产权为劳动群众共同占有,但实际上,无论是经营者的选择、重大项目的决策,还是资产的收益和处置,都不由集体企业职工决定,这种“名为集体所有,实为职工空有”的产权状态,使得集体企业改革缺乏动力主体、素质主体以及风险主体,最终陷入集体企业的主管者和经营者因没有产权而缺乏改革动力,职工空有名义产权而没有决策权,无力推动改革的尴尬。

2集体经济改革发展的对策思考

针对集体所有制经济在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立足于长远,着眼于当前,坚持科学的发展观,用改革发展的办法认真加以解决。因此,以明晰产权为重点,深化集体改革,发展多种形式集体经济已成为必然的要求。只有对集体企业进行彻底改制,集体企业才能获得新生。

集体企业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按照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明晰集体企业权益的归属,实现产权主体人格化,给予集体职工经济补偿,实现身份置换,确定“模糊产权”、“无主产权”的法律地位和利益主体,彻底消除“名为集体所有,实为职工空有”的虚拟产权主体和模糊产权关系,将集体企业改制为公司制企业、合作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合伙企业或私营企业。

集体企业改制时,应重点解决以下六个问题:

2.1尽快出台新的全国性的集体经济改革、改制的法律法规,明确集体资产的归属和明晰集体企业的产权主体。新的法律法规必须突破集体资产只能共有的限制,把现代集体经济定性为合作经济。

2.2依照“谁投资,谁所有”与“谁积累,谁所有”相结合的原则,按照一定区域内劳动者所有、联合经济范围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与集体企业职工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不同边界,来明晰集体资产的产权主体。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集体资产中虽然有投资人出资积累的成分,但更大量的是集体企业职工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通过自身的劳动并承担相应风险的情况下创造积累而成的。所以,集体企业中没有明确投资主体或投资主体权益之外的资产,都应属于劳动群众积累的资产。

2.3改制的集体企业要同时解除职工劳动关系,并根据职工工龄、创业贡献、技术创新、岗位责任的因素不同,给予经济补偿。集体企业职工的劳动关系及身份是历史形成的,当时国家倡导全民就业,但又无法将就业人口用全民职工的办法全部包下来,只好采取全民和集体职工两种不同的用工方式,显然,集体职工是计划经济用工制度的产物。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集体企业中的用工制度已经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终身制,职工成了“企业人”,因而在集体企业改制时,应同时解除集体企业与原来企业的劳动关系,让集体企业职工从“企业人”转化为“社会人”,集体企业在解除职工劳动关系时,可比照国有企业的有关政策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补偿资金的来源同样可以是企业的净资产,也可以是现金或债权。

2.4适当考虑集体企业退休职工的利益。集体企业的资产是集体企业职工共同拥有的,理应包括已退休的老职工,所以,集体企业在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时,应同时解决两个问题:明晰集体企业在职职工对企业拥有的产权,留出一块资产用于补充退休职工社会保障的不足和解决生活困难。

2.5联社组织应转为合作经济行业管理协调机构。长期以来,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等联社组织通过成员单位上缴利润和管理费形成合作事业基金,然后又将部分基金或投或借给所辖集体企业,联社既是行政主管部门,又是投资人,成为“婆婆加老板”。但是就其根源来说,联社资产实际是从所辖集体企业资产转化而来的,所以联社的净资产并不归联社机关人员所有,联社改革时应将其资产归还给联社范围内的劳动群众。

2.6要明确负责集体经济改革、改制政策的政府部门。目前集体经济改革、改制中的诸多重大问题没有一个政府部门负总责研究,这是集体经济改革、改制长期滞后的体制原因。政府部门既要负责制定集体经济改革、改制政策,也要负责指导各地执行政策。组织机构不落实,一切都是空话。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产权的复杂性,集体企业改制也应在政策指导下分类推进,循序渐进,切忌“一刀切”、齐步走,力求规范和平稳。

参考文献

[1]昌.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思考〔J〕.中国集体经济,2004,(12).

[2]荣.理顺产权关系是集体企业改革的中心环节〔J〕.中国集体经济,2005,(5).

[3]炎.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J〕.山西城联信息,2004,(8).

[4]能.坚持科学发展观,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集体经济的创新与发展〔J〕.山西城联信息,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