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革命范文10篇

经济革命范文篇1

【关键词】经济革命/农业革命/历史学方法/经济学方法

拙文《"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以下简称《检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上刊出后，不少同行通过口头和信件，就文中所谈到的问题与我切磋交流。特别要一提的是，去年6月和9月在东京和台北，与拙文所涉及的三位主要学者--斯波义信、伊懋可(MarkElvin)和梁庚尧先生--就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尔后他们还分别来信进一步阐述其看法（注：斯波义信、梁庚尧、伊懋可先生分别于2000年7月8、24、28日来信（其中伊氏长信实际上就是一篇小型论文）。在会谈和来信中。他们对拙文提出的观点，或持异议，或予赞同，或加以补充。与梁庚尧先生面谈时，我建议他对拙文的意见写出发表，以供讨论。后来他写成《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一文，刊于《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4期（2001年5月出版）。对于他们的积极回应，特致谢忱。）。这些回应表明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改进问题，确已提到日程上。为了把拙文引发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兹将国内外学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在此集中作一回复。这些问题可以大略地分为两类：第一类涉及对一些重要理论概念的理解，第二类集中于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具体方法的运用。本文把二者都作为研究方法来讨论。至于这样做的原因，则还要从"什么是经济史"谈起。

对于"什么是经济史"，向来有不同的说法。吴承明认为经济史是"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经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注：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希克斯(JohnHicks)则认为经济史"可以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即一个具有可以认识其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注：JohnHicks,ATheoryofEconomicHistory,GlarendonPress(Oxford),1969,p.7.）。由这两个定义出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由于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可以认识的客观存在（尽管已经过去了），所以经济史研究也是科学。既然是科学，当然也就要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所谓方法，依照吴氏的解释，就是一种帮助我们认识客观对象的视角，或者说是一种思路。在历史研究中，不仅各种具体研究手段，而且一切理论，都应视为方法（注：以上参阅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同氏《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吴氏指出：这些方法，英语常称approach，原意"接近"，即如何进入本题，或译"思路"。吴氏还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本文把重要的理论概念与具体的研究方法都作为方法来讨论，其道理就在于此。

一、一些重要理论概念的辨析

在对《检讨》的批评意见中，有颇大部分实际上出于对一些重要概念理解的歧异。因此只有首先澄清有关概念，相互对话才有基础。有的学者批评《检讨》的讨论是从概念出发，其实这正是本文所要大力强调的。经济史研究的是过去的经济事实（即过去的经济实践），而"经济事实的领域首先就是由经济行为的概念所限定的那个领域"（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页。）。不对有关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就连所要讨论问题究竟是否属于经济史研究范围都无法确定，遑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注：不重视对概念的讨论，这是传统史学的不足之处，正如德国史家伯伦汉所言："史家本身对于史学之基本概念，既少所从事，其对外之观瞻，乃模糊不明，其他科学于是纷纷侵越史学之界限，视史学为语言学有之，视之为自然科学者亦有之，欲将史学视为政治学之工具者有之，视之为社会学之旁支者亦有之。"见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62页。）。下面将就学者们对《检讨》议论最多的几个重要概念及相关问题，作一讨论。

（一）近代以前中国的"经济革命"

《检讨》否认有"宋代经济革命"，一些学者对此表示不能同意，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对"经济革命"的理解与我不同（注：有些学者虽未使用"经济革命"一词，但他们对于宋代江南经济发生的变化的总体看法，实际上与持"宋代经济革命"说者（如伊懋可）并无多少差别。）。要更全面地理解这个概念，应依次弄清以下问题：(1)什么是"经济革命"？(2)"经济革命"的类型有哪些？(3)经济革命的主要特征是什么？(4)什么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革命"？

1.对"经济革命"下一准确的定义并非易事。其主要原因之一，即如布罗代尔在讨论"工业革命"的定义时所指出的那样，乃是因历史学家滥用"革命"一词所致（注：布罗代尔原话为："人们往往责怪历史学家滥用’革命’一词。"见费尔南•布罗代尔《世界的时间》，见《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22页。）。由于这种滥用，所以各位学者心中的"经济革命"往往有颇大差异。

"经济革命"的概念，实际上源于英国工业革命，指的是"由生产力低下、经济增长速度停滞不前的、传统的、工业化前经济，向人均产量和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现代工业化发展的转变过程"（注：参阅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工业社会的兴起》第3章《英国工业革命》（迪恩执笔），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1页。）。简言之，是经济成长方式的巨大转变。基于这种认识，我在《检讨》中将"经济革命"解释为"一个社会的经济成长方式的重大变化"，而非局部的和具体的经济变化。因此如果真有"宋代经济革命"的话，那么一定是宋代的经济成长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宋代江南尽管在农业、工业、商业、市场、城市化等方面都有颇大的进步，但是除非能够证明经济成长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否则并不能说出现了"经济革命"。

2.关于历史上的经济成长方式的主要种类和变化，费维凯(AlbertFeuerwerker)从理论上作了总结。他认为历史上的经济成长方式，主要有"广泛性成长"(extensivegrowth)、"斯密型成长"(theSmithianGrowth)和"库兹涅茨型成长"(growthalaKuznetz或theKunznetsianGrowth)三种。第一种方式是近代以前主要的经济成长方式，第二种方式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早期"，而第三种方式则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这三种成长方式在性质上各不相同，并由不同的动力所推动。在性质方面，第一种成长只有经济总量增加而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二种成长有经济总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技术变化不大；第三种成长则不仅有经济总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明显而持续的提高，而且还有重大的和不断的技术变革。在成长动力方面，第一种成长方式是外延性扩大，主要通过同类型生产单位（例如农户）数量的增加；第二和第三种成长方式都有内涵性扩大，但第二种方式主要由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推动，而第三种方式则由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推动。就中国历史上的情况而言，第一种方式是帝国早期的主要经济成长方式，第二种方式出现于帝国中期，但到帝国晚期才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至于第三种方式，则是到19世纪后期才在中国少数地区开始出现（注：AlbertFeuerwerker,PresidentialAddress:QuestionsaboutChina’sEarlyModernEconomicHistoryThatIWishICouldAnswer,inJournalofAsianStudies,Vol.51,No.4(1992)，并参阅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第一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据此，如果在20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上有可能出现"经济革命"的话，只会是中国的经济成长方式由"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3.经济成长方式的重大变化，实质应该是由只有"量的扩大"而无"质的改进"的"增长"(growth)，向既有"量的扩大"、又有"质的改进"的"发展"(development)的转变。因此，"质的改进"也是这一转变的主要特征。而所谓"质的改进"，主要表现为建立在重大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注：参阅AlbertFeuerwerker,PresidentialAddress:QuestionsaboutChina’sEarlyModernEconomicHistoryThatIWishICouldAnswer;MarkElvin,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StanfordUniversityPress(Stanford),1973,pp.306-316;PhilipHuang,ThePeasantFamilyandRuralDevelopmentintheYangziDelta,1350-1988,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pp.11-13。）。因而不论是由"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还是由"斯密型成长"向"库兹涅茨型成长"转变，"经济革命"都以技术的重大变革和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为主要特征（注：费维凯说的在"斯密型成长"中技术变化不大，指的是这种成长方式确定下来以后不再有重大的技术变革。但他并未认为在从"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时没有重大技术变革。）。有学者指出这种说法未强调制度变革（或者说生产关系的变化）的作用，这确实是一不足（注：道格拉斯•诺斯说：工业革命由组织变革和技术变革构成，是一个"组织变革和技术进步相互影响的过程"。详参DouglasNorth,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W.W.Norton&Company(NewYork),1981,pp.158-159。因此从工业革命的情况来看，制度变革与技术变革可谓经济革命的双翼，缺一不可。）。然而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来说，技术变革比制度变革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注：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技术变革为核心的生产力变化和以制度变革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变化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前者显然居于更加主动的地位。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讨论"工业革命"时，也把建立在重大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作为判断经济革命的主要标准。例如斯努克斯认为：工业革命是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构成了由持续的技术变革所驱动的近代经济成长时期和以前时期之间的分界线。在以前的时期，经济成长主要依靠人的经验，在真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通常没有迅速的和持续的增加。参阅GraemeDonaldSnooksed.,WastheIndustrialRevolutionNecessary?Routledge(London&NewYork),1994,p.1。）。因此《检讨》在讨论有关"经济革命"的问题时，采用的就是这种较为普遍的观点。

"经济革命"的另外一个主要特点，是有关转变发生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之内。斯努克斯(GraemeDonaldSnooks)在对工业革命进行分析时，指出"革命"的要义是发生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的"完全的变化"；工业革命之所以是一场经济革命，主要是因为所涉及的技术变革发生在一个大约70年的时期之内（注：Snooks主编WastheIndustrialRevolutionNecessary?pp.5-6。）。布罗代尔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既是一系列急剧的事件，也是一个显然十分缓慢的过程"，是"一支乐曲在两个音域的同时演奏"。简言之，"工业革命至少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普通意义上的革命，包括肉眼可见的一系列短时段变革；它也是一个渐进的、不露声色的、往往难以辨认的长时段过程"。但是他也强调"革命的爆发"是"长时段的潜在冲突如火山喷发一般短促而剧烈的表现"，并且引用朗德的话说："工业革命是总量达到了临界状态，从而导致革命性的爆炸"，而这个"相当具有爆炸性的年代"，大致上可从1760年算起（注：布罗代尔：《世界的时间》，第622、357、368-369、417页。）。此外，我还要指出：在研究"经济革命"时，除了时间的特点外，还应当考虑空间的特点，即有关转变应当发生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地域之内。布罗代尔说：在18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史中，法国是其幅员的牺牲品，因为与英国相比，法国的疆域过大，使得法国各省之间交往困难，从而使得全国性的市场运转不易（注：布罗代尔：《世界的时间》，第622、357、368-369、417页。）。这种情况，当然也使得各种变革局限于不同地区，难以形成一种导致全面变化的"合力"。

中国历史上倘若有"经济革命"的话，也应当具有以上特点。伊懋可强调：虽然有许多界定"经济革命"的方法，但这个界定应当包括在一个或多个质的方面出现的一个相对显著的转变，尽管这个"革命"如大多数经济革命一样有着漫长的前史、并像后来欧洲的工业革命一样也有长期的后续发展过程（注：伊懋可2000年7月28日致李伯重信。）。同时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中国有这样的"经济革命"的话，它也只可能发生在非常有限的地区，而非全中国或者中国的大部分。过去那种"宋代经济革命"说，至少在时空方面是无法成立的。

4.在中国的经济成长方式由"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的过程中，江南走在最前面。国内大多数明清经济史学者都认为到了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江南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尽管我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持保留态度，但是也同意"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江南经济在明代后期（大体上是嘉靖中期到崇祯初期）出现了一系列由商业化推动的重要的变化（注：大多数学者都同意这些变化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引起的，同时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黄宗智则将这种发展称为是一种由商业化所驱动的经济发展，见黄氏ThePeasantFamilyandRuralDevelopmentintheYangziDelta,1350-1988。）。商业化推动的经济发展，正是"斯密型成长"（注：依照"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因此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的出现与发展，也体现了分工与专业化正在逐渐成为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动力的经济成长，就是所谓"斯密型成长"。）。"斯密型成长"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包括生产过程的分工与专业化，以及生产的地域分工与专业化），而这种分工与专业化一直要到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在江南才变得比较明显。换言之，只有到了此时，"斯密型成长"才成为江南经济成长的主要方式。因此，如果说江南有一个"经济革命"的话，那么应当是发生在明代后期的大约一个世纪内。

与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相比，宋代江南在商品经济发展方面显然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因此在经济成长方式方面，宋代江南尚不可能出现由"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的转变。同时，以往"宋代江南经济革命"所列举的那些经济进步，发生在两宋三百多年的时期内（如果如通常的做法那样还要连带上吴越国时代和元代的话，则更是长达四个半世纪）。以往的研究也无法证明宋代江南的经济成长速度比唐代中后期或者明代后期及清代前期更快。由此而言，宋代江南是不可能出现"经济革命"的。

那么，应当如何看宋代江南的经济发展成就呢？我认为可以用布罗代尔的"两音域"比喻，把从唐代到明代后期大约一千年中的经济变化视为广泛意义上的"经济革命"（即"渐进的、不露声色的、往往难以辨认的长时段过程"），而把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的变化视为普通意义上的"经济革命"（即"肉眼可见的一系列短时段变革"）。由于拙文讨论的是普通意义上的经济革命，因此前者当然也不能被视为"经济革命"。

（二）宋代江南的农业变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

由于《检讨》主要谈的是宋代江南是否有过"农业革命"的问题，因此上述关于"经济革命"的讨论也就具体落实到农业方面来。对此，伊懋可作了很好的说明。他指出：帝国中期（主要即唐宋时期）的"经济革命"基本上是一个向一种主要存在于稻作农业中、越来越集约的农业形式的决定性转变。在此转变之后，这种农业形式迅速地变得不可逆转（注：伊懋可2000年7月28日致李伯重信。）。换言之，宋代江南的"经济革命"（如果有的话）主要就是"农业革命"，即农业生产方式从粗放向集约的决定性转变。那么，宋代江南真的出现了"农业革命"吗？从江南农业的历史来看，集约型农业的出现虽然始于唐代后期（注：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3、4章，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在宋代又有颇大的进展，但是真正成江南农业的主导生产方式，却是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的事。不仅如此，无论从农业的总产量还是从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看，这一时期江南农业发展的速度，在20世纪中期以前的一千多年中也是最快的（注：李伯重：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第5、7、8章，TheMacmillanPress(Houndmills),1998。）。因此如果说近代以前的江南出现过"农业革命"，那也只会出现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宋代江南农业发展确实有伊氏所言的农业生产方式从粗放向集约转变的趋势．不过也仅是趋势而已。如大泽正昭、足立启二、北田英人、滨岛敦俊、游修龄等的研究从不同的方面所证实的那样，宋代江南农业还比较粗放，集约型农业尚处于早期阶段（注：见大泽正昭附图{图}（1986-1987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报告书）；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因此说江南农业此时已出现了生产方式从粗放向集约的决定性转变，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

我不同意"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否认宋代江南农业确实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伊懋可将这些变化作了归纳：直至8世纪后期，在很大一个地域范围之内，江南农业仍然部分地具有粗放的性质。到了11世纪，至少在江南的一些地区肯定已实行稻麦复种制．而其目的主要并非提高亩产量，而是更充分地利用劳动力。自10世纪后期到12世纪初期，江南农业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人口增加速度慢（注：伊氏引用斯波义信的研究成果，认为在960-1100年间，江南人口年增长率大约为1%，即在120年中人口总数增加了3.3倍。），接近于一种可称为"革命"的速度。虽然此时江南耕地数量也有很大增加，但按照李嘉图的地力递减规律，新开垦耕地的质量可能比原有耕地差，因此肯定有相当重大的技术改进，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新增的人口（否则就必须大量输入粮食，然而我们并未见到这种情况的发生）（注：伊懋可2000年7月28日致李伯重信。）。简言之，伊氏认为宋代（自10世纪后期到12世纪初期）江南农业出现了相当重要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土地利用技术的进步），同时农业发展速度也颇为迅速（至少不慢于人口增加速度）。

上述变化为什么不能说是"农业革命"呢？我认为，这些变化本身表现了农业在许多方面的进步，但是却不足以说明整个农业生产方式的进步。农业生产方式的进步，按照伊懋可的解释，主要指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判别农业生产效率高低的标准至少有以下5个：投入农业的能量（主要是在人、畜工作中，但也体现为肥料与燃料）与农业生产出来的能量（食物与饲料）之间的比例；用货币计算的经济成本与经济回报之间的比例；单位耕地每茬（如果是一年多熟的话，那么应当是每年）的粮食（以及其他作物）的产量；种子与收获的比例；每个工作者单位时间（每小时或者每日）的产量。这些标准都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经济体系，但在不同经济体系下并非按照同样的顺序排列。同时，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效率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平衡方式。在一个商业化的经济中，采用何种技术与生产方法还会受到不同平衡方式的影响，因此通常没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衡量生产效率的标准。

伊氏的这些看法颇为重要。只有从这些方面入手进行分析，证实农业生产效率确有重大提高，我们才能断定宋代江南有"农业革命"。由于宋代有关资料贫乏，只能选择其中一些切实可行的标准作为研究的视角。在这些标准中，比较可行的是第5种，即劳动生产率，而这恰恰是判断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的最主要标准。因此我们在此特别把劳动生产率从伊氏所列举的诸标准中拿出来，作为判断农业进步的主要标准。如后所述，一些学者由于对劳动生产率的理解不够明确，从而对《检讨》所论产生误解。因此更有必要在此对农业劳动生产率作一讨论。在经济学中，劳动生产率通常被定义为一个劳动者的单位劳动的产量。劳动生产率的计算，一般是依据单位劳动时间内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但是在不同的社会中，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方式也可能有很大差异。我曾经指出：在计算近代以前江南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时，应注意到它与近代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的重大差别。大体而言，江南传统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主要表现为一个农户在一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总量（注：参阅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187-189页；同氏《（清代江南）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收于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这个结论也适用于宋代江南。因此这种方法仍然是我们研究宋代江南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法。

此外，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也体现为每个农业劳动者所能供养的人数。雷格莱(E.A.Wrigley)在对近代早期（1500-1800年间）欧洲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研究中首先提出这种方法，其具体做法是：首先弄清人口数量、农村中以农业为主业的劳动力的数量，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对农产品的人均需求量（并证实此需求量在此时期中保持相对稳定），以及此时期进入长途贸易的农产品的数量（并确定这个数量在农业总产量中所占比重很小），然后进而计算出每百个农业劳动力所供养人口的数量。这个数量就代表了当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注：E.A.Wrigley,"UrbanGrowthandAgriculturalChange:EnglandandtheContinentintheEarlyModemPeriod",inPeople,CitiesandWealth,BasilBlackwellPublisher(Oxford),1987;JanLutenvonZanden,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ProductivityinEurope,1500-1800,inBasJ.P.Bavel&ErickThoeneds.,LandProductivityandAgro-SystemsintheNorthSeaArea(MiddleAges-20[th]Century)ElementsforComparison,Brepols(Turnbout),1999.）。在难以充分获得准确的耕地、产量、各种生产投入等数字时，这种方法具有明显的优点。在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这种方法已部分地得到运用（注：例如魏金玉指出：明末江南要4-5个劳动者充分就业，才能供养一个劳动者过同样的生活；但在清代中期，却只要l-2人出雇，就可以维持另一人过同样的生活（参阅魏金玉《明清时代农业中等级性雇用劳动向非等级性雇用劳动的过渡》，收于李文治等著《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这表明江南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明清时期有明显的提高。）。对于宋代江南农业劳动生产率研究而言，由于史料远比明清贫乏，因此这种方法更值得重视。不过，正如麦迪森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人均收入的增加也可以由更密集的劳动投入而引起，生产力提高可能没有收入增加那么快（注：AngusMaddison,ChineseEconomicPerformanceintheLongRun,DevelopmentCentreoftheOrgr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1998,p.14.），所以由劳动者人均收入增加导致的供养人口增加也不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因此之故，这种方法必须与前一种方法配合使用。

由于上面这两种计算劳动生产率的方法所取视角和所依靠的史料均有所不同，因此使用它们得出的结果，可以用来作为参照物，相互比较，相互校正，从而得出一个更为接近真实客观的结果。

因此，宋代江南到底是否有可称之为"农业革命"的重大变化，还有待于从不同的方面对农业生产效率（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作了深入研究之后，才能确定。在此之前，仅根据某些变化就遽下断语，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三）经济史上的技求进步及其与经济变化的关系

在以往的研究中，虽然许多国内学者坚信"技术进步是第一生产力"，但对于"什么是技术进步"及"技术进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对经济发展发生重要影响"等根本性问题，却鲜见专门的研究。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技术进步及其与经济变化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在此作一讨论。

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近二三十年来国际学界探讨的重点问题之一，已有不少重要的新观点提出。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技术变化及其与经济变化的关系，伊懋可、白馥兰(FrancescaBray)、瓦格纳(DonaldWagner)等也提出了若干新见（注：参阅MarkElvin,SkillsandResourcesinLateImperialChina,inDwightPerkinsed.,China’sModernEconomyinHistoricalPerspective,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7;FrancescaBray,TheRiceEconomy:TechnologyandDevelopmentinAsianSocieties,BasilBlackwell,1986;DonaldWagner,TheTraditionalChineseIronIndustryanditsModernFate,CurzoPress,1997。）。在经济史研究中，应当注意这些进展，从新的角度来思考技术变化及其与经济变化的关系。

1.按照过去传统的看法，技术进步主要是指新生产技术的发明。然而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那样，发明"本身对于经济生活不产生任何影响"（注：参阅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294页。）。因此经济史上的技术进步，显然还包含了更多的内容。伊懋可指出：在研究技术进步时，必须对技术的发明（即某项新技术的最初出现）、技术的革新（即改进该项技术以应用于生产）和技术的普及（即将革新了的技术广泛运用于生产）三者加以区别（注：伊氏1994年5月1日致李伯重信。）。否则就会如波塞鲁普(EasterBoserup)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把"发明"的定义扩大化、把新技术对已有技术的适应也包含于其中的话，就会掩盖技术发明和技术传播之间的区别（注：EasterBoserup,PopulationandTechnology,BasilBlackwell,1981，第3-4页。）。简言之，技术进步有双重特性：首先，一项新技术被发明出来后，本身还要继续改进，以变得更加完善；其次，这项新技术必须被广泛运用于生产活动。只有当它被改进到相当完善的程度时，才会被广泛地运用于生产；而只有当它被广泛运用于生产时，才会对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技术进步问题时，更加需要重视的是新技术的改进和传播。正因如此，麦迪森认为明清中国耕作技术普遍提高，采纳和吸收有关知识也很成功，这个已知优秀生产方法广泛传播的过程，也应视为技术进步（注：见AngusMaddison,ChineseEconomicPerformanceintheLongRun，第33页。）。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江南农业的技术进步问题，可以看到：一般所说的那些宋代的主要技术进步，其完备化及普遍运用主要发生在明清（注：在江南水稻农业由粗放向集约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在农具方面是耕犁（水田翻转犁）以及水车，在栽培技术方面是插秧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稻麦复种制，在农田水利方面是围垦湿地（湖泊、沼泽等），在经济作物方面是桑树和茶树的密集种植。这些技术都出现在唐代（参阅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3章第1节）。另外一些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如棉花的种植、饼肥的使用，则出现在宋代以后。上述这些技术的完备和普遍运用，则都在明清（参阅李伯重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第3章。）。因此对于江南农业的技术进步而言，更重要的是在明清时期。如果忽视技术进步的特点来看宋代江南的农业技术进步问题，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

此外还要指出，关于"技术进步"，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白馥兰指出东亚传统水稻农业技术与西欧旱地农业技术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前者主要是一种"技巧趋向型"技术(skill-orientedtechnologies)，而后者则主要是一种"机械型"技术(mechanicaltechnologies)。由于这个差别，在研究东亚水稻农业变化时，就不应把某种节省劳动的新农具视为引起农业重大进步的关键因素（注：FrancescaBray,TheRiceEconomy:TechnologyandDevelopmentinAsianSocieties,pp.115,156.）。以往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常常过分强调某种高效率、节省劳动的新农具（例如江东犁）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受到西欧经验的影响。事实上，就江南而言，明明的铁搭，虽然结构简单，效率不高，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却有很好的效果。因此就实际效果而言，这项发明及其运用对于江南农业的作用恐怕比江东犁更大（注：陈恒力和游修龄都已指出：江南（特别是太湖地区）的水田土壤粘重，牛耕既浅而又不匀。如用铁搭，虽然功效较低，但可翻得更深；因此牛犁的效果明显不如铁搭。见陈恒力《补农书研究》增订本，农业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130页；游修龄《中国稻作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2.依照一种为许多人所默认的看法，一项新技术发明出来后似乎就会"理所当然"地运用到生产中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然而技术与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在一般情况下，如熊彼特所言，"当技术因素与经济因素冲突时，它总得屈服。……在一定的时候所使用的每一种生产方法，都要服从经济上的恰当性"（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16页。）。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没有其他要素的配合，技术进步本身并不能导致经济发展。这种情况，最清楚地表现在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方面。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是工业革命的象征，然而从技术史的角度来看，蒸汽机并非18世纪的新发明。远在公元1世纪末，赫罗（又译为赫伦）就已发明出了最早的蒸汽机，并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注：今日科技史学家兰德尔斯根据赫罗的蓝本将该蒸汽机复制出来，每分钟转速高达1500转以上。参阅彼得•詹姆斯与尼克•索普《世界古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在文艺复兴时代，赫罗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受到欧洲各国人士的重视（注：哈孟德夫妇：《近代工业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2-104页。）。虽然关于蒸汽机的基本知识在18世纪以前已为欧洲人了解，但是只有到了18世纪，在各种因素比较齐备的英国，这项技术进步才逐渐发挥出其伟大的潜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

经济革命范文篇2

关键词：世界经济学；集体行动；全局博弈；社会革命

经济学角度下，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从经济学的角度测量是一件具有风险的事情。作为一种集体行动，风险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合作失败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合作成功，但是后革命状态未必更好。集体行动不能达成的风险来自于对他人行动不能完全推测。具体来说，人们的回报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行动选择，还与别人的行动选择和某一基本变量有关。该变量不能被任何人准确知道，但都拥有对该变量的个人认知，或者称作个人信念。在大规模社会革命的情景下，这一基本变量可以理解成对革命前社会状态总体的衡量指标。一个人的理性行为取决于自己对于该基本变量的个人信念，自己认为的别人对于该基本变量的个人信念，自己认为的别人对于自己对该基本变量的个人信念，如此循环继续（MorrisandShin,2001）。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做出与大多数人一致的选择才是理性的选择。对于社会革命成功后风险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事实上后革命状态的社会往往充斥着巨大的不稳定性（ChenandSuen,2014）。历史上看有大量的例子显示大规模的政治行动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走上一条更好的发展路径。同时，也有众多反面例子，国家在革命之后陷入长久的动荡不安。于是从个人角度看，需要评估两件事情：一是革命后国家整体状况的提升或下降，二是由于个人参与革命而在革命成功后额外获得的回报。以上两类研究最大的区别是对个人回报的不同假设。对于集体行动不能达成的风险研究假设所有参与者在革命成功后会获得同样的一个固定的回报。而对社会革命成功后风险的研究则假设革命成功的回报并不是确定的，并且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往往获得不同的回报。

一、基于经济学角度下，基本研究框架——全局博弈

对于存在不完全信息，参与者的回报与他人的选择有关的情形，早期Harsanyi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Harsanyi,1967）首先提出高阶信念这一概念，即自己对他人对自己的认知的认知。然而分析无穷高阶信念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需要建立一个针对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在模型的设定中包含了对于高阶信念的设定，但在数学上又容易处理。全局博弈最早是由Carlssonr和vanDamme（1993）提出，假设行为人：行为人不能完全观测到博弈回报，但各自可以观测到一个带有噪声的关于收益的信号（私人信息），但是关于噪声信号的分布是常识并且每个人都会观测到一个相同的公共信息，这样行为人就可以通过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相结合来推断其他人所持有的信念。全局博弈的具体模型设定如下：存在两种可能的结果：维持现状和通过革现状被改变。假设人口总量为1，行为人i∈[0,1]。表示行为人i所采取的行动，当=1表示行为人选择参与推翻现状的行动，=0表示选择不参与推翻现状的行动。选择不参与的回报是0；如果最终现状被改变选择参与行动的回报为1-c，否则为-c。为一状态标准，可看成现状的维持力或经济基本值；A表示选择采取行动的人数（A=∫di）。仅当时（足够多的行为人采取攻击行动），现状被改变，称革命成功。另一方面，每个行为人均会观测到一个关于的私人信息，=+，~N(0，)。除此之外，每个人还会观测到一个公共信息y=+，~N(0，)。Morris和Shin（2004）已经证明，在上述博弈中，仅当时，存在唯一的均衡（，x*）。当时，现状将被改变；并且观测到x≤x*的行为人，选择参与推翻现状的行动。Morris和Shin的结论表明当私人信息的精度相对于公共信息的精度足够高的时候，行为人将更加依赖于私人信息推断别人的信念，而分散的私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均衡的单一性。全局博弈的分析框架除了可以用于分析政治变革相关问题，另外一重要领域是研究货币危机问题。Angeletos和Werning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基于全局博弈的货币危机模型。该模型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行为人根据私人信息和资产价格做出资产需求选择，通过加总个人的资产需求得到资产出清价格，资产出清价格成为内生形成的公共信息。在第二阶段，行为人根据私人信息和资产出清价格决定是否对当前的货币体系做出攻击（attack）。作者发当私人信息的精度足够高的时候，存在多种均衡。这是由于在该模型中公共信息的精度是内生的，私人信息精度的提高带来公共信息精度的提高，所以带来多重均衡。

二、从经济角度分析，集体行动能否达成的革命模型

在研究政治变革相关的情形时，利用全局博弈的分析框架，对于私人信息和公共信息进行不同的假设，可以得出非常丰富的与集体行动能否达成相关的结论。EthanBuenoDe（2010）提出一个带有革命先锋者的模型。其设定与全局博弈的设定基本一致。不一样的地方只有三点：1.并不接受到一个简单的外生公共信息，但是是共识；2.普通行为人的回报并不一致；3.除了普通行为人，还有一类行为人称作革命先锋者，先锋者并不会获得私人信息，但是会选择进行某一程度的暴力事件，暴力事件成为公共信息影响普通行为人的选择。V表示暴力事件的等级，则，t为先锋者付出的努力程度。当现状被改变，先锋者的回报为1-C(t)；当现状得以维持时，先锋者的回报为-C(t)。C(t)严格单调递增。作者利用该模型阐释了革命先锋者如何影响和改变了革命行动的结果。本质上说先锋者组织的暴力事件作为公共信息影响着普通行为人的选择，高级别的暴力事件让普通行为人相信现状更容易被改变。

三、世界经济角度下，关注革命成功后风险的革命模型

Chen和Suen（2014）构建了一个关注革命成功后风险的模型，用来解释不同阶层的人群对于参与改变现状行动有不同的倾向。有实证数据显示，中产阶级更加热衷参与改变现状的行动。Chen和Suen构建的模型如下：表示当前的执政状态，服从正太分布，但并不可以被直接观测到。但是每个行为人都会接受到一个私人信号。与全局博弈类似，当选择“攻击”的人数A超过某一固定值T的时候，现状被改变。与全局博弈不同的是，作者假设行为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被称作乐观者，他们认为服从正太分布，一类被称作悲观者，他们认为服从正太分布，并且。革命成功后，行为人有一定的可能性开始新的生活，其生活状态假定为。革命成功后，参与者开始新生活的概率大于未参与者开始新生活的概率。运用以上模型，作者解释为何中产阶级更加愿意参加改变现状的活动。一是因为中产阶级的私人信息使得他们更倾向乐观主义的观点，从而认为改变现状后可以有更高的回报。二是相对贫困的人群更容易低估革命作为集体行动达成的可能性，从而也降低了他们参与行动的意愿。然而上面的模型并没有考虑公共信息的影响，事实上在社会常态中是充满着各种公共信息的，既有内生的也有外生的。

四、总结

本文从世界经济角度下，对目前从全局博弈角度构建的革命模型进行了粗略梳理。不难发现全局博弈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来研究革命。当前的研究利用全局博弈的研究框架，已经发展了丰富的理论解释革命过程中常常出现各类特征。包括革命先锋者制造的各类暴力行动的作用和革命先锋者行为选择的解释，以及社会中不同阶层对于参与改变现状的活动的不同热情。总之，全局博弈给了我们很好的角度去理解革命。

作者:刘雨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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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革命范文篇3

关键词:左右江革命老区;生态文明;生态经济

2015年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2015—2025年》。批复要求发展特色产业，打造产业集聚、经济繁荣的活力老区。《规划》要着力加强革命老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特色产业，打造产业集聚、经济繁荣的活力老区;着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创新生态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体制机制，打造天蓝山青水净的美丽老区;着力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城乡统筹与区域协调发展，弘扬老区革命精神与民族文化，打造全国旅游文化示范的文化老区，努力探索革命老区跨越发展、持续发展的新路子，加快老区开发建设步伐，增强老区自我发展能力。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对左右江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高度重视，加快振兴左右江革命老区，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三五”的主要任务之一。并且，政府也意识到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以生态文明的视角，利用循环、低碳、绿色经济理论，研究该地区生态经济建设的问题，对于促进左右江革命老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相关理论分析

对生态文明问题的重视源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第一次提出“循环经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第一次提出了“低碳经济”。国内不断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研究主要有:2001年廖福霖著《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2005年沈国明主编的《21世纪生态文明环境保护》，2007年姬振海主编《生态文明论》。2007年，中共十七大确立了生态文明的战略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现实问题的探索和思考进入全新阶段。不少学者对生态文明有进一步的研究。如，2009年严耕、林震、杨志华著《生态文明理论构建与文化资源》等。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2012年12月，全国首家“美丽中国”研究机构———四川大学“美丽中国”研究所正式并《“美丽中国”省区建设水平年度研究报告(2012)》、《“美丽中国”研究所城市建设水平年度研究报告(2012)》。2013年四月起，广西开展“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美丽中国的大背景展开理论研究。如刘佳奇(2012)对“美丽中国”的价值解读;许瑛(2013)对“美丽中国”的内涵、制约因素及实现途径的研究等等。第二是从“美丽中国”每个侧面展开研究。如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6日第017版发表文章《建美丽中国靠制度先行》。第三是以省市县等行政单元展开的研究。如各地以“美丽乡村”为主题展开的研究。如汪彩琼(2012)关于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研究;谢培秀等(2012)———《湖州市“美丽乡村”建设及对安徽的启示》，认为安徽美丽乡村建设应当从产业支撑、富民为先、环境和谐、机制创新、项目切入和科学管理六个方面着力。综上所述，学者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越来越引起重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学者们都是以注重于国家、省、市、县等行政区划单元展开研究，鲜有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从区域协调整合整体上来研究。第二，鲜有学者结合十八大报告的内容，针对民族地区，深入剖析区域特色，结合区域特色来展开相关的研究。因此，本次研究以左右江革命老区进行整体研究，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理论，结合革命性、边疆性、民族性，资源富集区、大石山区、珠江水系的上游等特征，多层面探讨各种因素、各个方面与美丽左右江革命老区建设的关系，揭示美丽左右江革命老区建设路径。其次，试图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在左右江革命老区作为一个整体展开研究，研究的区域具有内容创新性。

二、左右江革命老区生态经济建设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左右江革命老区包括桂黔滇三省区8个市(州)59个县(市、区)。左江、右江、红水河三江汇聚，国家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密集，森林覆盖率达58．7%，年降水量1300－1600毫米，是国家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宝库。作为珠江水域的源头，维系着珠江下游特别是粤、港、澳地区的生态安全。“美丽左右江革命老区”建设有利于整个珠江流域的生态建设。左右江革命老区所在的百色、河池、崇左三市。目前都分别开展了美丽百色、美丽河池、美丽崇左等活动实施方案。但是，缺乏“左右江革命老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方案。把生态环境保护好，是这一老区发展的历史责任，也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改革开放以来，老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原因，目前左右江革命老区发展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该区域是资源富集区，百色铝土矿5．24亿吨，是中国的铝都。但该区域境内多是贫瘠的大石山区和丘陵山区，峰峦起伏，交通闭塞。特别是大石山区，石漠化相当严重，生态一旦破坏极难恢复，环境承载力十分有限。但由于缺乏资金、技术、人才方面的支持，发展仍然是走一条粗放式的发展路子。主要表现为高耗能产业为主，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以产品初级加工为主，产业链短、技术含量不高等。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任务繁重。老区内石漠化、水土流失、工程性缺水问题严重，生态系统较为脆弱，资源开发与环境治理矛盾突出。2015年6月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改委在南宁召开左右江革命老区重大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新闻会，对左右江革命老区沿边开放基础设施工程、特色产业发展工程、生态经济建设工程、扶贫攻坚工程、惠民工程等重大工程建设涉及的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明确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集中财力物力，投资约327亿元，实施141个项目，建成一批有利于促进老区振兴发展的五大工程。五大工程总投资约327亿元，包括沿边开放基础设施工程、特色产业发展工程、生态经济建设工程、扶贫攻坚工程和惠民工程。其中，生态经济建设工程的启动，标志着左右江革命老区生态经济建设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美丽左右江革命老区生态经济建设的对策建议

落实美丽左右江革命老区经济建设，需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利用循环、低碳、绿色经济理论，探索出一条生态脆弱地区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路径。

(一)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科学发展、生态优先原则。建立完善的法规体系和健全的管理体制;普及生态科学知识和生态教育，让全社会树立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培育和引导生态导向的生产方式和消费行为，倡导朴素消费、适度消费和清洁消费理念，形成提倡节约和保护环境的社会价值观念;加快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单位和机关政府建设等。

(二)注重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的统筹规划，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国家大力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必须解决产能过剩的存量问题和结构调整投资不足的增量问题。加快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及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加大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石漠化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力度，扩大石漠化治理试点县范围，加大对试点县的投资规模，逐步提高石漠化治理补助标准和石漠化治理重点县年均中央补助标准。加大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向老区的倾斜，打造天蓝山青水净的“美丽老区”。同时，调整老区产业结构，促进老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关闭及整治污染环境的工厂及企业，淘汰设备陈旧、高能耗、污染严重的产业，加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力度，并且下岗及失业的分流及再就业培训和生活保障工作。

(三)实现生态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化经营。在老区生态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要着眼于生态资源的高效利用，减少浪费及对环境的污染，提高产业投入产出效率及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实现循环经济。要求以生态文明的视角，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企业不仅要遵循市场规律，还要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实现生态化经营。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及生态服务业。

(四)建立健全相关生态制度。从健全保护生态环境的市场机制、进一步强化生态保护的法律保障、优化政府的生态行政行为、推进全体公民的生态参与等方面展开系统研究。特别是研究完善左右江革命老区资源配置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研究逐步转变地方领导干部传统的政绩观，研究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研究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等等。

(五)培养和引进生态经济建设管理人才。生态经济建设是近年来新兴的建设思路，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也没有太多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还需要建立一支高素质、全方位的生态经济建设管理队伍来进行生态经济建设的倡导以及管理。因此，培养和引进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生态经济管理人才迫在眉睫。重要的背景专业包括:生物学、环境与资源学、经济学、管理学、药学、农学、法学等。形成这样的一支专业的生态经济建设管理队伍，各专业背景的人才各司其职，团结协作，对于促进老区生态经济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龙腾飞 单位:百色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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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醒，冯梅，彭佐扬．我国西南石漠化地区生态经济建设研究综述［J］．理论前沿，2014(09):36－40．

经济革命范文篇4

一、经济学上的权威崇拜及传统经济学的困境

经济学的严重落后性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无论是迈克尔?佩雷曼主张经济学终结[i]，还是陈纲先生指责经济学家不如农民[ii]，都已表明，人们对于经济学术落后性的极度失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庸俗化方向本身就决定了其灭亡的趋势。不论是其自身的反思还是对立流派的批判，西方经济学的非科学特征早已是不争的结论了......或许，下一代人将不再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iii]

的确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远不如其它自然科学。在18世纪时，物理科学、化学科学开始全面发展，同样，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吹响了经济科学发展的号角。自18世纪以来两百多年时间里，人类的物理科学、化学科学，甚至包括后来才开始发展的生物科学，现在都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类早已经能自由地遨游太空，早已经能精确地计算出宇宙飞船飞入的轨道位置以及能精确地计算出着陆地点，人类早已能制造出异常复杂的机算机，人类早已能精确地分析出任何物体的成份含量，并根据需要合成出特定的化工产品和新材料。但是人类的经济科学却远没有这么发达，在权威崇拜下，从根本理论上来说，仍然基本徘徊在亚当.斯密1776年的思维起点，虽然后来萨伊、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等不少人几百年来在作大力的推进和修正，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客观地说，在根本理论上几乎未作出革命性的飞跃。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上严重的权威崇拜。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尖锐地批评经济学权威的危害，把某人的著作奉为圣经拒绝人们提出新理论和批评它的长短，对于真理必定是最严重的侵害。毫无疑问至今为止，甚至未来，不可能有哪一位大师的经济学术能够充当经济学圣经的角色，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任何人的智慧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真理而无一点纰漏甚至缪误的地方。只不过个别“天才”性的经济学大师的学术之中或许有多一点智慧性的东西罢了。

经济危机、贫富悬殊、工业化压抑、环境污染、沙漠化、自私自利、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等等，都表明，传统经济学在权威崇拜意识的禁固下裹足不前，已不能解决现代人类社会的经济建设。世界银行在1991年发表的年度报告，开篇诚恳、鲜明地指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原理还远未被人们完全掌握”。

二、现代经济学新革命的系统构想

为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要敢于跳出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疆化思维，去努力寻求真理，进行一场现代经济学新的革命，以更好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

（一）经济学支柱概念的革命

我们认为，传统经济学中最落后的地方就是对支柱概念或者说研究的基本对象的固守，各国经济学家还深受数百年前的产品观影响。客观地说，数百年前，以农业生产和新兴的工业生产为主，当时的经济学家们能够提出产品的概念，并以产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或者说以产品作为经济最基本的细胞是非常科学的。但是就如化学科学不能停留在分子阶段，还需进一步研究发展到原子、质子、量子，仍至将来还可能进一步发展一样，我们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支柱概念也需改变。

严格地说来，产品远不足以囊括人类的整个经济领域。诸如金融服务、保险、诗歌、歌曲、经济学家的著作等同样在商业领域流通的东西并非一定是产品。

因此，我们提出财富的概念，构想经济学上以“财富”替代过去“产品”、“商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财富，我们将其定义为“就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财富在经济学上并不是指金钱，而是指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金钱或者说货币只是商品类财富的权力凭证、度量工具。我们的这一类似的定义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曾提出过：经济学应将财富看做是满足需要的东西和努力的结果[iv]，一些学者也开始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当然都还缺乏系统性，并且未与产品的关系进行彻底的清理，特别是只将以金钱来衡量的商品类东西才叫财富，反言之在过去的意识里财富就是金钱。为此笔者在《财富创造论》一书中尽可能全面地清理了财富与产品、商品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财富为经济基本单位的事实以及应作为经济学支柱概念的建议。根据定义，财富包括产品，也包括非产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包括物质类财富，也包括非物质类财富，包括有形的财富，也包括无形的财富，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是财富，都可以是经济学研究和考虑的范围。提出将财富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应该更为科学。

在经济学上进行这一研究对象的革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经济学界及经济界更全面地研究社会的经济建设。例如，环境，当然不是产品，通常也不是商品，但因为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也是财富。这有助于我们将其纳入经济建设考虑之中，而不是去发展“产品”、“商品”经济破坏环境财富。依据这一思想，我们就会明白，财富不只是商品，不仅一辆汽车是财富，一湾绿水也是财富，不仅一只山羊是财富，一片绿色的草地和森林也是财富，它们都满足我们的需要。当汽车造得很少时，因为其稀缺而显得价格很高，因而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其是财富。而当我们的环境恶化，一湾湾绿水消失，符合需要的水变得稀缺时，我们每天生活上所用的水我们也不得不天天付出货币去购买，这时水似乎才变成了我们的财富。实际上水原来就是我们的财富，只是我们总觉得其太充足而不珍惜罢了。过去那种以稀缺性为预设前提的经济学术思想已显得非常落后而致命。长期以来，全球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与经济学上的产品观和商品观不无关系。当然，也有人会认为，经过投入资金人工改造过的环境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也可叫产品。实际上即使将改造过的环境称为产品，同样显得比较牵强，经济学作为科学是不宜为固守某一古老的概念和思维而牵强的。同时，未经改造的环境同样从远古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领域，我们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这一庞大的部分我们更不能遗忘，它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同样，对于无数的非产品、非商品，因为有了财富作为总括，因此其创造、实现、分配、消费等情况也就能较好地纳入经济建设的考虑之中，这对于人类未来的建设非常重要。

总之，经济的最基本细胞是财富，而不仅仅是产品或商品，因此以“财富”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更为科学。针对经济学的现状，现代新经济学的革命可能首先必须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支柱概念上进行革命，否则现代经济学仍然不可能有突破性发展。

（二）经济学中研究对象产生过程的革命

无论是非常局限的产品观、商品观，还是全面概括的财富概念，其产生实际上并非仅仅来源于生产。由于如上部分我们已提出了财富包括产品，也包括非产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因此下面我们直接使用财富的概念。

我们认为，财富首源于智力创造，然后是实现，而并非仅仅生产，而传统经济学在财富产生过程上应该说还基本停留在两百年前的生产认识阶段。这的确需要我们现代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或者说革命。例如，电脑没有先经科学家们发明创造，是不可能生产的，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人员们不断研究创造出先进的电脑，其生产也几乎是不能进行的；再如小说，其首先是作家的智力创作，创造出能满足人们需要的高水平的小说才是至关重要，而并非印刷车间的生产至关重要，并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小说不需要印刷生产，通过网络即可销售给广大读者。也就是说，经济学应该更好地反映现实的经济情况，应该将财富的产生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科学地研究与抽向归纳，只有这样抽向归纳出来的基本理论才更符合现实经济情况，从而才能更好地反过来演绎至现实经济建设中，更科学地指导社会、企业、个人的经济活动。

当然我们有必要对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财富产生及财富生产等重要的概念进行重新整理定义，以有利于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与发展。所谓财富创造，是指人们为探索获得新种类、新形式、新规格、新用途、新领域等等方面的财富，以大脑思维创新为主导的发明、发现、创作、设计等新财富的活动。它并非单纯的大脑思维活动，也不是重复性地制作产品的活动。对于财富创造，我们提出了“以大脑思维创新为主导的发明、发现、创作、设计等新财富的活动”这一措辞，即创造不仅仅包括发明、发现、创作、设计这四大形态，还包括其它活动形态，这为现在复杂的各类创造形态以及未来可能新出现的创造形态留下思维的通道。定义中的“等”字非常重要，否则很可能使将来的研究、解释固步自封。财富实现，就是使创造的概念性的财富成为事实或使成为能为人们消费、使用的事实。具体地说就是将所发明创造的新财富进行知识传播、生产、销售、服务等等活动，使其变成可以为人们直接需要并且供人们使用、消费的各类活动的总和。财富产生，就是人们创造实现财富的活动，它包括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两个部分。财富生产，是指人们在农业和工业上，根据已经取得的财富知识，通过劳动和一定的要素的结合种植农产品和制造工业品的活动。财富生产只是财富实现中的一部分。如上所述，财富产生包括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而财富生产只是财富实现的一部分。考察整个国民经济时，用财富产生的概念更为全面准确。我们提倡在经济理论上使用财富产生的概念，而避免再滥用产品生产的概念。如果一味使用生产一词必会使我们继续陷入过去的理论思维中，很难有系统的突破。

我们认为，财富的产生由两阶段构成：第一阶段，财富创造阶段。即财富首先要由科学家、研究人员等智力者创造，才可能有这样一种财富。否则生产上不知道能生产什么。例如，如果没有爱迪生发明创造出电灯，工厂再高明也不可能生产出电灯这一财富来。第二阶段，财富实现阶段。财富实现包括生产、运输、销售，还包括其它许许多多方面。这里我们用实现这一概念来概括财富产生的第二阶段，而不用生产来代替，因为生产仅仅是财富实现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而矣，尽管过去“生产”在我们的眼里是多么的伟大和至高无尚，在20世纪中叶供过于求以后，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时甚至并不比销售高多少。在过去的传统经济理论中，财富产生过程的核心和起点都是生产，在旧四分法中是生产、交换，因此认为财富是从生产中生产出来的，除了销售可以对应于交换外，其它方面，如科学家、银行、国家、服务人员、后勤人员、管理人员、资本等等，都只是辅助甚或是寄生的，当需要强调其重要性时，于是牵强附会地称其为生产。运用综合财富观及财富产生的两段论，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解释诸如科学家、银行、国家、服务劳动者、后勤劳动者、管理劳动者、资本在国民财富中的作用，它们实际上都在进行着财富的活动，因具有财富价值或财富产生功劳而存在。

财富的产生由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两阶段构成。财富创造是首要的，没有财富创造，便无财富实现可言。生产的地位也并非那么显赫和功劳无量，在现代社会，没有科研人员等创造出优秀的财富，生产变得毫无意义，即使在财富的实现环节，生产也未必就是全部，对一些财富如歌曲、软件来说甚至未必就需要生产。这也告诉我们是到了应该好好全盘思考旧有的经济学术理论的时候了。

总之，经济学中财富产生的过程应该由过去理论中的生产一元观，革命地推进到创造、实现的两段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上对于财富的产生应该建立创造、实现的两阶段思想，生产实际上远不能囊括财富的产生过程，生产只是实现阶段的一个可能的程序而矣。例如，一个软件，先是经过科研人员设计创造出来，即财富创造阶段，然后还需要进行实现给社会，即实现阶段。然而，实现阶段也只是可能需要大批量地复制生产成光盘，即生产环节，然后通过运输环节、销售环节等实现到消费者手中。不难看到，即使在实现阶段，也未必就只有生产，还有运输、销售、广告宣传等活动。同时，应该指出，现在许多软件财富直接在网上进行销售以换得货币，未必需要生产。这也告诉了我们生产一元观在现代社会的落后性。尽管在农业上，粮实需要大量的农业生产劳动，在大部分工业制造上，工业产品需要大量的车间生产劳动，但是，经济学不能一味停留在18世纪只研究农业生产和新兴工业生产阶段，两百年后的现代需要更进一步，需要更全面地研究现代经济。况且财富产生的两阶段论，并不是否定生产，而是更全面的地囊括了生产，只是有的财富的产生过程需要生产环节，有的不需要生产环节，有的财富生产环节的重要性占有极高的地位，有的则占有较辅助的地位。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理论应该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应该说，财富的两段论能较好地达到这一点。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基于初步进行研究，以及财富的无限复杂性，关于财富产生过程的研究及财富的两阶段理论，未必就包括所有财富，但它至少包括了现有经济学中研究的所有财富。对于部分自然类财富，其同样适用综合财富观思想，很大部分如煤碳、石油也能适用财富产生的两阶段论，少部分倘需要新的阐述或作例外处理，但其不影响科学理论的革命步伐。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在不断完善中发展的。

因此，我们认为现代经济学上是可以在研究对象的产生过程上进行革命性推进，树立财富产生两段论思想的。

（三）“四分法”的新革命

萨伊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和消费三部分，后来詹姆斯.穆勒在萨伊的划分之外又添加了交换形成“四分法”之外，此后人们对这种根本性的经济理论问题未再作出什么突破性的见解，更无人对此作出否定性意见。后来的学者更是将生产作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和起点。把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划分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三部分，应该说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不过，现代人类的经济理论应该在此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萨伊和穆勒的这一理论用于考察古、近代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有极高的价值，但这一理论以生产为经济的核心和起点，过份强调了生产的价值，排斥了许多重要财富要素的功劳，如创造、运输、传播、服务等许多方面都未包括进四分法中去，只是在现实中将其进行适应性解释。作为根本理论这是残缺不全的。在人类由工业生产时代过渡到新的时代后，这一理论运用于人类的财富经济领域已显得削足适履。现在已有许多经济学家深深感到过去以生产为中心或起点研究经济的严重局限性。如H.罗宾斯坦写道：“新古典的价格、生产和产出理论不会引出一个创新理论来”。

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划分，并非仅仅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更科学的划分应该是：创造、实现、分配、使用（消费）。人类经济生活领域除了财富实现外，还需要财富创造，而且财富创造是源头。即使是财富实现，生产、交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服务、传播、运输等问题。在现代社会，服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毫不逊色于工农业品的生产与销售。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一些财富领域甚至不需要生产。就如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例如一个智力创造精英设计创造了一种游戏软件财富供人们消遣享受，他未必需要将其生产成光盘，他可能通过网上传播就完成了财富的实现工作，即使需要生产成光盘，我们现在都已感觉到光盘的生产在这一财富经营活动中已显得无足轻重。再如，一首民间音乐经民间音乐家们创造出来后，人们口传声唱流传开来，这一财富未必就经过了生产。因此，我们在学术理论上使用了财富实现这一提法，希望能具有更高的概括性。财富实现在不同的财富方面可能包括的内容及划分会有所不同。对于大多数物质财富来说，它如传统经济理论划分的那样，具体包括生产、销售（交换）等环节，对于部分物质财富来说，可能只是销售，也可能只有生产，例如，农民自已种植稻米自己消费，他就只需要生产就行了，未必需要交换。而在许多财富方面，财富的实现并非一定需要生产，可能是服务等等。在理论研究时，我们不宜将财富实现界定为只包括生产、销售、服务，因为仅这三方面很可能还远不足以概括完财富实现的所有类型活动。我们主张在不能完全列举时，留有余地，使其在迅速发展的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现代社会远不是两百年前的工农业生产时代。在现代社会，生产已退出社会舞台的中心位置，让位于创造。因此，在萨伊和穆勒的理论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发展，还创造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应有的地位。财富创造的确处于财富的源头。生产、交换是在财富创造出来后的事。尽管诸如稻谷这样的财富，一万多年来人类每年都在不停地进行生产，而研究创造只是偶尔出现，但是依然是先有创造，后有生产，并且每一次重大的创造都是革命性的。没有远古时代智力精英们的创造，人类不可能知道生产稻谷。现代社会没有诸如袁隆平这样的智力精英的再创造，人类不可能生产高产的杂交水稻。创造在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例如，只有不断创造出先进的手机财富，企业才能进行生产、销售，否则生产出来的手机因为落后根本销售不出去，企业只能停产倒闭。

经济上不仅仅只有生产，还有销售、传播、运输、服务、管理等等实现活动。用生产来代替这多得多的活动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认为在四分法之中，继创造之后，应该用实现的概念来代表所有各种形态的实现活动。

为了更科学地论述新经济理论，我们认为还应将旧四分法中的交换进行分解，关于销售、流通方面的内容归入实现部分，关于财富利润方面的归入分配部分。即划分为：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财富分配、财富使用，这样更清晰明了，便于把握经济的真实规律。

另外，我们基本继承了消费的提法，不过在这基础上改为使用。这样更有利于对于社会财富经济的考察。因为财富除了终端类财富，还有产生财富的财富。例如机床厂开发、生产供给的重型机床这一财富就不是终端类财富，而是生产财富的财富，该财富存在创造、实现以及分配问题，同时还存在使用问题，即许多企业购买该机床财富并非是拿去消费，而是使用。如果在财富四分法中使用“消费”的概念，显然是无法描述和考察这一类财富的。因此我们用“使用”这一概念更为准确。再如，人们购买电炒锅，虽然这一财富是终端类财富，但人们是将其用来炒菜，应该是使用，消费的提法好象也不太准确。人们购买笔、购买电脑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希望在新四分法中用“使用与消费”这一更准确的概念，基于语言简炼的原因，我们将其精简为“使用”，也就是说在经济学中新四分法创造、实现、分配、使用中的“使用”实际上还包括“消费”，即严格表述应该是：创造、实现、分配、使用（消费）。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更全面地反映这一事实，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济学应该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旧四分法上进一步革命性推进到“创造、实现、分配、使用”的新四分法。新四分法单独列出了创造的概念和以“实现”的概念取代生产的概念，应该更为科学、全面。新四分法单独列出了创造，并以创造为首，对于国民经济以创造为主导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经济理论依据。

（四）经济学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

当人类发明创造了稻谷、麦子等的种植方法后，人类从狩猎时代进入了农业耕作时代，这一时代在于对这些财富进行种植实现以满足人们稳定的生存需要。而当人类开始大量发明工业品，并发明了蒸汽机等机器化生产工具时，人类进入了工业生产时代，这一时代在于对工业品进行大量创造和大规模生产实现。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各国智力创造大规模展开后，人类进入了智力时代，在智力时代人们主要是更大规模地创造各类财富，然后将其进行实现。人类的发展总是围绕财富的创造与实现这一主线而演进。

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如此，一个企业、一个社会均是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一个企业诸如质量管理、成本管理、财务政策、经营战略无一不是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无不服务于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一个社会同样如此，货币政策、投资政策等等都是围绕满足人们财富的需要，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

因此，我们认为人类的经济学理论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研究的基础和主线，然后针对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具体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深入研究。尤其是现在，把握好这一主线，并特别注重最关键的财富创造问题，对于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无论是现实问题，还是理论发展的需要，现代经济学都应注重创造的研究。社会的经济由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实现、财富的使用、财富的分配构成。在21世纪，经济科学理论就应该反映这一基本事实情况，否则不可能科学发展。从现实来看，现代财富创造大规模展开，创造层出不穷，创造的情况几乎决定一切，创造由人类经济的幕后终于走上舞台并且已占据主角的地位。几乎每一种经济问题都因创造而出现，因创造而变化。在18世纪、19世纪，人类工业生产时代，一个经济学家他如果不深谙工业生产，他不会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在21世纪人类进行大规模创造时代，如果我们还忽视财富创造问题，我们将因理论脱离现实，而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我们要注重财富的创造问题，以财富的创造、实现为基本主线，就需要走出生产一元观的误区。作为经济学，其最基本的对象是什么？经济学基本的对象是财富，而绝不仅仅是产品、商品的问题。在过去许多经济学说里将产品和商品作为经济的细胞，这不完善，因而不可能是很科学的。我们认为财富才是经济的细胞，产品和商品只是财富中的一种。因此过去那种以产品、商品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不是完整的经济学。财富包括产品、商品，也包括不需要生产的非产品、不需要交换的非商品，也就是说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应尽量纳入经济学研究考虑的范围，这样更为全面、科学。同时，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是：创造、实现、使用、分配等问题，而绝不仅仅是生产、交换、消费、分配问题，更不是以生产为核心和起点的问题，生产仅仅是财富实现环节的一部分而矣，实现不仅包括生产、还包括销售、运输、服务、传播等等。经济学应从生产一元观的误区中走出来，否则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统计调查的结果是，我们即使是情况最好的企业，也存在大量的设备闲置。车间里摆放着世界先进设备而企业停产倒闭者更是数不胜数。这一切惨痛代价与过时的生产经济理论统治整个社会的思想不无关系。既然“生产”是社会的核心，即然一切都决定于“生产力”的高低，既然发展的好坏取决于“生产率”，既然经济学理论上都是这么说的，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经济思想的学生们当然就“科学”地大力购买先进生产设备去促进“生产力”了。虽然一些经济学以现实修正的办法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但即然在根本理论上即萨伊—穆勒旧四分法上除了生产，只有交换，因此科学也就只是一种外来的东西而矣，一种在现实观察中因其现实的极端重要性和血的教训而才得以进入经济学领域的要素而矣。

现在生产经济学的思维即使在美国也仍然根深蒂固。不仅仅保罗.萨缪尔森先生，还是格里高利.曼昆先生都深受生产经济思维的影响。被誉称为天下第一的经济学教材，并在中国继《经济学》后又一次掀起经济图书浪潮的曼昆先生著的《经济学原理》，在关于整体经济应如何运行上提出的原理是：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其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各国及其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源于其生产率的差别；在考虑任何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人们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为此决策者需要让工人接受良好教育，拥有生产物品与劳务所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获取最好技术的机会[v]。实际上，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其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能力并与分配有关；各国及其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源于其财富产生力（包括财富创造力和财富实现力，而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差别；在考虑任何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人们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能力以及财富分配的情况，为此决策者需要让劳动者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良好能力，并尽可能考虑财富发展效率与财富公平分配之间的最佳结合。

显而易见，经济学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生产”、“有效需求”、“货币”、“就业”、“价格”、“自由调节”、“国家干预”等都应该在此基础上作侧重研究，否则经济学很可能找错方向。

（五）由生产率思维向财富产生率思维革命性转变

数百年来经济学术上有一个错误的说法，认为生产率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工业经济时代前期，提高纺织机的生产效率的确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纺织品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后，旧产品的供过于求使得生产率并非还那么重要。遗憾的是经济学的思维一直以来都还停留在生产率上。例如，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最根本的问题与八十年代就有所不同，不再是生产率问题，在中国有大量从国外花高价购买的先进纺织生产机器闲置，生产率剩余了。生产率是为财富服务的，换句话主要是实现财富时在工厂里生产的快慢而矣。有没有更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纺织品”财富以及能不能销售出去才是最重要的。创造或引入更能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并且卖得出去时，才可以进行生产，那时候生产率才变得有价值。

我们认为需要转变的思维是，不能将产品财富种类假定为是不变的，也不能将生产假定为社会经济运行的轴心或起点。过去古典经济学发源于十八世纪工业生产革命时期，那时最显著、最激动人心的是纺织机器的发明，即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大大增进了社会的财富。因此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生产就是社会经济的轴心，生产率就是经济学最核心的命题。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过去的经济学大师们是无可非议的，毕竟每位智者都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是现代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应有所进步。如前所述，社会的经济并非仅仅只有生产，还有服务，还有销售，还有传播，还有运输，特别是还有创造，等等。因此应该更全面地来把握社会经济，可以在传统经济学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基础上推进一步，发展为创造、实现、分配、使用。另外，不能将产品财富作为全社会的所有财富，更不能假定其不变。全社会的财富，除了产品财富，还有文化类财富等等，除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上的物质财富，还有服务以及其它形态的财富，除了商品类财富，还有非商品类财富，以生产上的产品财富来代替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导致以偏概全，在考察社会经济时解释上就会显得牵强附会，在复杂的问题上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人类的财富种类永远在发展，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过去在经济学术上将社会的财富种类假定为固定，显然这样就会认为科学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了，使财富增多了，使经济发展了。“提高生产率”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成了各国政府至今为止最时髦而又缺乏准确性的用语。而实际的情况是，电脑、因特网、手机等等信息财富的创造，并非仅仅是社会的生产率提高了，电脑、因特网、手机等更是一种人们直接消费使用的终端财富。

将人类现代创造出的类似这些难以穷尽的财富看作是生产率提高了，已显示出传统经济学术的严重疆化与落后。而比这更为严重的是，因为生产率被西方传统经济学术上视作发展经济的核心而传授给学生们，当学生们走上政府、走上企业领导管理者的岗位后，它们在思维上就会受到“生产率”的困扰，当他们无法摆脱生产率理论这种经济学思维支配时，显而易见的是在制定企业发展大计上，首要的就是大力提高企业机器每小时能生产产品的效率；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考虑的是引导社会大力购买生产率高的生产设备，而不是首先考虑社会如何去最大限度地创造实现财富的问题。当生产率提高，生产出的产品大于需求时，经济危机发生了，于是生产率成了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经济学上以生产率为核心的思维是不妥的。

客观地说，生产率的概念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前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那时社会财富的状况主要体现在生产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生产率越高，那么实现财富的能力越强。在生产不足的时代，能生产多少财富也就意味着能实现多少财富。提高生产率，社会、企业实现的财富也就越多。但到了二十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生产率再高，生产出来的产品未必为社会所接受，当生产出的产品不为社会所接受时，这时生产率再高，对于财富也意义不大。显然，现在社会的重心已不再是财富的生产，而是财富的创造，我们更应该关心的不是生产率，而是财富创造率及综合的财富实现率，即应该关心社会或一个组织（如企业、科研机构）人均创造实现财富的能力。

国民经济增长的原因不仅仅是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一方面是生产率提高、财富得到更广泛实现，另一方面是新财富的不断创造。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提高。在十八世纪时的确如此，那时候，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英国生产出大量纺织品，满足国内人们的需要，并向外输出获取了大量白银。但是世界对特定的纺织品的需求总量是有限度的，当未达到限度时，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财富能被大量生产出来，因此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当达到限度时，这时候不能再多生产，经济增长停止了，甚至如果消费者手里的纺织品更新不够快，那么将会出现严重的负增长。实际上，经济的增长在一定时期既有生产率提高的因素，还有财富在更广范围内实现的因素，更有各类新财富不断得到创造的因素。十八世纪以来，主要是电灯、电话、塑料、尼龙、洗衣机、空调、汽车、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等数不胜数的大量新财富的出现，使得人类的财富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并非是纺织机等生产率的提高成为了人类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生产率，是工业生产时代的一个概念，顾名思义，就是单位时间或者说单位劳动者生产产品的效率。也有人认为是单位时间或者说单位劳动者生产产品的水平。实际上，生产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而且随着非生产性行业的迅猛发展，生产率的概念早已不能用来衡量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但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人们仍然在采用生产率的概念来考察国民经济。而且在学术解释上将生产率内涵无限扩大，以弥补产品、生产、生产率作为经济学支柱概念的先天不足。实际上，人类的经济全貌是：首先是科学家等智力精英们发明创造一种财富，然后组织生产，将这种还是概念性的财富生产出来，另外还需要进行销售将其最终变成为为人们消费的真真实实的财富。也就是说，在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时，应该采用财富产生率的概念。

财富产生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人均创造、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它包括财富创造率和财富实现率。财富创造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人均创造财富的能力水平。财富创造率也可称作智力创造率。财富实现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在单位时间里人均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它实际上包括传统上人们所说的生产率，但它比生产率更广泛、更有意义。因为它不仅包括社会或组织人均在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产品量的水平（即生产率），还包括社会或组织人均在单位时间内可使所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等财富为人们最终接受消费的能力水平。

财富实现率的概念还可用于解释和分析商业企业。商业企业基本不存在生产活动，而主要是销售、服务等实现活动，销售或服务的财富市场范围越广，目标对象越多，那么这一种财富实现的程度越高，财富也越多。因此财富实现率的概率也可用于考察一个商业企业的经营情况。这是劳动生产率所不具备的。

因此，在新经济学革命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思维上由产品生产率的概念向财富产生率的概念进行转变。

（六）劳动价值论的革命性推进

18世纪，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劳动）决定财富的价值。两百年后这一观点需要重新思考。一项财富的价值是其创造

诞生时起就已确定。例如科学家们发明了汽车，它具有陆上交通等价值，这时其价值一并与财富的名字及形状、结构的诞生而诞生了。后来车间的生产只是将这种财富一个一个地生产实现出来。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需求量的大小并不影响其价值的变化，价格也不影响财富的价值。财富的交换价值并不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主要的是其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情况和供需情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很难着摸和把握，实际上现代生产一种产品的劳动时间远远低于过去的劳动时间，但是其交换价值不减反增。

虽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进一步研究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仍需要进一步发展。

让.巴蒂斯特.萨伊也不同意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萨伊认为生产的要素除了劳动外，还有资本和自然力。他提出效用、供求和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价值论，其中效用是各种财富的内在价值的基础和来源，物品的价值是物品的效用决定的。并认为商品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并且虽然供求变动决定着价格变动，但供求对价格的作用有一定限度，这个限度就是生产费用。这一论述虽然仍有一些不完善，但在当时是极具天才性。

站在现代社会，我们认为财富价值的高低自其被创造出来时就已确定，只要在实现中不会偷斤减两；另外，财富的价值不等于财富的价格，财富的价格由需缺度决定，从而可能随时变化。

当然对于财富价值的再思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我们赞成陶俊杰先生在《中国经济大争论》中的观点：“经济学家首先是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社会需要作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参与治国，需要由你带来充满远见、不囿于政治派系利益争斗的直言和坦诚！”

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理论永远是在发展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同样是必须不断向前发展的，这样才能维持其生命力。尤其是劳动价值理论，在18世纪、19世纪达到科学及真理的颠峰后，由于后人不恰当的疆化死守，一两百年来再没有得到发展和推进的机会，从而因落后而很少被人们真正接受。

站在现代来看，我们认为，科研等劳动创造了财富，而一般劳动继科研等劳动之后实现财富。也就是，将劳动进行细分，劳动中的如科研等类型的创造劳动创造财富，劳动中的一般劳动实现财富。如科研发明劳动、设计劳动、创作劳动等为创造劳动，如生产劳动、销售劳动、服务劳动、运输劳动、管理劳动、普通技术劳动等为一般劳动。人类社会的任何财富的产生，都离不开创造劳动与实现劳动，因此是劳动创造与实现了财富。这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发展，

虽然只是将劳动细分为创造类劳动和一般劳动来发展劳动价值论，但这一推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推进，更符合实际，因而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同，从而使劳动价值论保持其真理性与生命力，更好地为人们理解和接受。同时，这一理论，使我们根据时代的进步，科学地运用劳动价值论来解决部分问题，即作为一个社会来说，科研等创造劳动是首要的，没有科研创造劳动，就没有新形态的满足人们需要的新财富，一个社会很难进步与发展，社会需要更加重视创造劳动在现代财富中的极端重要性；而实现劳动则是必要的，没有大量的一般劳动去实现财富，财富也只是一个概念而矣，人们依然得不到任何现实的财富，社会需要充分肯定一般劳动的重要功劳。资本不创造财富，也不实现财富，但在现代社会一项财富的创造与实现，往往都远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需要许多人组合起来进行创造和实现，要将劳动力组织起来，以及组织起必要的资料，就需要大笔的资本，资本也就起到组织财富产生的作用。往往是资本充足，那么创造上就能更好地组织优秀的科研人才进行创造，实现上则能组织足够的人力进行大规模生产和在更广阔的市场上进行销售。这就更好地说明，资本不创造财富，但它在一国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上非常重要，这使我们能更好地从经济理论上正确地看待资本以促进国民经济建设。

也就是说，用社会必要劳动进间来解释劳动价值论已不适应需要，而将劳动进行深入研究细分为创造劳动和实现劳动后，我们能更好地科学继承与发展劳动价值论。

同时，应该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经济领域的科学，而不是政治学，不宜将其政治化，否则很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即使是关于创造劳动、实现劳动以及资本等各要素在财富中的重要作用，这也只是经济学术的研究与探索而矣。

（七）财富的价值、价格及需缺度问题

我们认为一项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汽车自其创造出来后，其就具有运输的功能，创造得越好，其价值越高。生产率的提高，不影响其价值的改变。同样在生产上投入再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依然不变。财富的价值也不因为供需的变化而变化，它自其被创造出来后就已经恒定。财富的价值也就是财富的功能或效用，其能满足人们需求的功能是跟随着财富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同意财富的价值因人们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人们的需求变化，只能说财富需要不断地创造更新，以满足人们变化了的需求。某一财富的价值是不变的，除非其诸如老化等降低了效用、生产的不力使其功能不全等。财富的价格涨跌并不一定意味着财富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财富的价格往往是以价值为基础，当然一定程度上也以成本为基础，但同时深受供与需之间的影响。例如在涌泉边，水是一文不值的，但是水仍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其价值并不因为其价格为零而为零。虽然在沙漠里，也许一瓶水可能有人愿意以千金相买，但是其价值依然是恒定的，即仍然只能是满足人们对水的需要。人们在沙漠里不喝水要被渴死，同样在涌泉边不喝水也会渴死。不能因为某种财富稀缺时就认为其价值升高了。无论是生产多少，无论价格怎么涨跌，无论是提高了生产率还是未提高生产率，每一个该财富的价值量都是不变的。供需的差距也不改变财富的价值，人们一顿只吃一个面包，供应十个面包，人们还是只吃一个面包，每个面包的价值量还是不变的，只不过其它九个面包的价值被浪费了。我们认为某一财富的价值是恒定不变的，当然进一步新创造出来的新一代财富，其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时其财富价值是会提高的。但是新一代财富已不是原来特定的财富，就如今天的日光灯、艺术灯已不是爱迪生那时发明的白炽灯一样，即使今天改进了的白炽灯也不是那时的白炽灯，应该看作一类财富但是属两项财富或者属两种规格的财富。进一步创造，新的财富价值量提高了。财富的效用价值似乎也有时间性的情况。例如五十年前的一部法律可能对于当时来说是很有效用价值的，但到了现在效用价值可能已所剩无几。但就这一例也不否定该法律的价值的恒定性。该法律的价值在于在那个时代条件下具有特定的价值功能。不能苛求其在新的条件下也能满足新的需要。满足新的条件下的需要是新的法律的事。

一项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在生产上投入再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依然不变。同样财富的价格也并非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例如，农产品投入的社会必要时间远高于高科技产品，但是价格远低于高科技产品。因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很难适应现实经济问题。关于财富的价值及价格问题我们不主张经济学上仍然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徘徊不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充其量在一定范围内可作为参考而矣。

我们认为财富的价格受需缺度的影响。所谓需缺度就是一项财富人们对其需要的迫切程度、购买能力与这种财富满足人们的情况、在供给上稀缺的程度两方面的结合。需缺度越高的财富，价格越高。需缺度低的财富，价格相应较低。财富首先要为人们所需要才可能有价格，这是前提。而财富的价格深受供需情况的影响。在十八世纪以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动物很多，但耕种的粮食很少，物以稀为贵，面包的价格比鲜肉还贵。在远古时代，一碗饭也能很轻松地换到一只野兔。如上面所述，水是我们必须需要的，当我们居住在涌泉旁时，水也就没有价格。相反，如果在沙漠的要道上销售水，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可能比石油还要贵若干倍。某种财富为人们所迫切需要，并且供应量少时，价格就会上升，这时候生产销售这种商品利润就较高，经营者就会增大实现供给，或新的经营者就会加入。

相反，某种财富不为人们所迫切需要，并且供应量大时，价格就会下降，这时候生产销售这种商品利润就较低甚至亏本，经营者就会减少实现供给，或退出这一财富实现事业。财富活动与人们的需求密切联系，隐含了利润的价格在其中起到气象仪和调节器的作用。我们需要明白财富的价格深受供需情况影响。当粮食很稀缺时，粮食的价格会比任何工业品都还贵。只不过现代人类每年能生产供给的粮食量就一般地来看已经不为人们所忧愁，至少不为工业国家所忧愁。那种认为农业产品附加值很低的经济学说不正确。对于电脑，设想不存在继续创造，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生产供给的人非常多，那么每台的价格有一天会下降到令人吃惊的水平，其“附加值”将低得并不比粮食高多少。实际上由于已有大量人在生产和销售供给电脑，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许多商家抱怨电脑这一高科技产品财富“附加值”并非很高。

在研究国民经济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财富的价值与财富的价格不对等问题。例如，一块电子手表，在二十年前值5元，今天其更先进，财富值更高了，但是其价格并未得到多大增长。再如，一部某款手机，5年前的价格设为5000元，现在其价格可能500元也难以卖出去。财富的价值与价格不一定是对等的，某一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而其价格则深受需缺度的影响。

（八）财富换财富原理

作为经济学，倘需论述财富换财富的问题，财富换财富这是人类的经济规律，也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支柱之一。

财富首源于创造，创造出来后人们依据所创造的财富知识进行生产，以满足生存、幸福的需要。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后，随着人类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人类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分工。这时候大多数人种植农作物，少数人开始进行手工工业产品的生产，双方都需要进行交换，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时候由于创造的财富还比较少，分工、交换都还比较初级。而随着纺织品机器、蒸汽机等的发明，以及大量其他不计其数财富的创造，人类进入工业生产社会后，这时候，社会分工深化。往往是一个人不可能生产满足自己生活、生产需要的所有财富，只能创造、实现供给某一或某些特定的财富，然后进行社会化交换，供给社会中需要此种财富的他人，从他人手里获得可以购买到其他财富的货币（也即社会化财富的凭证），才能用货币去购买自己生活、生产需要的财富。也就说，人们各司其职，从事不同的工作，为社会供给特定的财富，从而获得货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例如，一个工厂的工人们，他们需要生产出社会需要的某一工业品财富，销售供给其他人后，获得货币，然后用所获得货币去购买粮食、衣服等自己及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财富。再如，一个公司的服务员，他们需要向社会供给服务财富，得到社会的他人认可消费后，才能获得货币，然后用所获得的货币才能购买到自己及家庭生存、幸福所需要的财富。总之，随着人类所创造财富种类的众多，每个人或每组织体的人只能供给其中一种或少部分种类的财富，必须参与到社会分工中去。这就是分工的原因。

在社会化分工的时代，除了社会救济、赠与等外，社会更一般的规则是，一个人要获得他人供给的财富以获得生存和幸福，必须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去交换，即财富交换财富。财富换财富，这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财富换财富，包括商品化的交换，也包括非商品化的交换。

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在现代，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趋势。一个作家以自己全部的劳动来创造供给人们需要的小说财富。他需要生存、需要过上起码的现代生活，因此他所创造提供的财富，别人如果需要，应该用自己手里的财富来与其进行交换。如果其它人不用自己手里的财富交换就能免费获得作家创造的财富，那么这位作家实际上就是在无偿地向他人供给财富。而这位作家是需要生活的，是需要养活其家庭成员的，他除了自己拥有小说原稿这些特定财富外，就一无所有，而最终会被饿死，要么转行以求生存。著作权领域如此，整个专利领域也是如此。

一般说来，财富的商品化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在自然经济时代财富不商品化，人们通过自己种地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但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每一个人不可能都去种一块自留地。在未来，甚至可能90%的人没有自留地，而只能从事其它非农业财富的供给。社会的这90%的人要获得粮食需要将自己供给的财富商品化，去向农民换取粮食。而农民也需要将自己种植的粮食的绝大部分商品化，去换回工业类财富、文化类财富、服务类财富等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须的财富，包括去换回化肥等生产类财富。而在这90%的人中，每个人又可能在从事着不同的财富供给，他们之间也需要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才能换回别人供给的财富。

总之，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趋势，实际上是财富换财富规则的体现。虽然以我们过去的观念很难接受商品化问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财富更加广泛的创造与生产形成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使得商品化成为必然。财富的商品化实际上就是财富的社会化交换而矣。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财富都要商品化交换，而仍有大量财富是经过非商品化进行交换的。如许多基本财富就是由公共财政购买变成公共类的财富，作为全社会共享的福利。例如修建街道、普通公路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这些都是人们普遍需要的财富，如果这些财富为修建它的人进行商品化经营，每个人从这里过都需要收费，那么显然是不妥的。但修建者又不能无偿劳动，如果这样，那么修建者会最终破产和饿死。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会向大家聚集税收来购买这一财富，将其变为公共财富由全社会不再付费就可共享。

再如思想类财富以及许多难以商品化的科学学术财富，特别是基础研究，这些财富是难以商品化的，虽然它们是非常优秀且极为重要的财富，但几乎没有任何个人和企业愿意花足够的价钱来购买交换这些财富。这样的结果是为社会创造供给了这些优秀财富的科学家们往往处于极度贫困的境地，要么他们有其它职业来支撑他们的这些高尚的财富创造供给活动。在历史上，以及现在，往往是这样，搞这些财富创造的通常是家境不错者，或者有其它职业获取生活来源者，或者是领取国家工资的少数科研工作者，而普通平民很难能从事这些财富的创造。秀才往往是贫穷的，这就是社会未很好遵循财富换财富的原理所致。这大大地制约了优秀财富的创造。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会以公共财政来支持这些优秀财富的创造和供给。

社会化的现代社会，一个规律就是财富换财富，我们总是在从事着不同种类的财富供给，我们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换取别人手里的社会化的财富。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养山羊、种土豆、造汽车，然后拿去卖，从而能获得别人手里的货币。因为财富换财富得到良好的体现，因而我们自觉地大量地养山羊、种土豆、造汽车。可是，我们在环境财富上却很难看到财富换财富，因此我们很难看到有人专门去大量种树、植草。因为其植再多的树、种再多的草维护了环境，但没有人愿意拿钱去购买，其将因换不到财富而不能生存。以至于很长时间来，没有多少人去保护环境，反而是更多地人砍伐树木去换货币，养殖更多的山羊吃尽草坪去换货币，以至于无数森林变成戈壁，无数草原变成沙漠。良好的环境也是大家所需要的，由于很难让个体分别购买，只能由社会公共部门代表大家来购买。因而，将全社会聚集起来的税收的一部分拔给环保个体和地方也就理所当然。虽然这不是商品化的财富交换，但实际上也是符合财富换财富的原理。当环保上财富换财富的原理得到良好体现时，当进行环境保护能换到财富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搞环保经济，专司环境保护。

当然，在社会财富换财富的基本规则之上，我们也需要发扬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但作为经济学理论应该充分考虑到人们往往只有在能基本生存的情况下才更容易无偿供给。

总之，在经济学中提出基本理论后，还需提出财富换财富的基本原理。这有助于我们全面考查国民经济建设问题。

三、现代新经济学构想的演绎与验证

科学的理论应该从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抽象归纳，使其具有高度的理论指导意义，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情况，使其尽可能具有时代性的真理意义。当然这还需要对其进演绎与验证，看是否有矛盾的地方，或者不能解释的地方，如果没有，那么这一理论则是极科学的，可以上升为较长时期内的理论；如果有，那么显然这一理论还有局限性，但如果这一局限性远比过去的理论小，那么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以后倘需进一步发展，如果这一局限性比过去的理论大，那么这一理论则是失败的，应该给予否定。

对于经济学革命新构想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些演绎与验证。

（一）理论验证

经济革命范文篇5

一、经济学上的权威崇拜及传统经济学的困境

经济学的严重落后性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无论是迈克尔·佩雷曼主张经济学终结[i]，还是陈纲先生指责经济学家不如农民[ii]，都已表明，人们对于经济学术落后性的极度失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庸俗化方向本身就决定了其灭亡的趋势。不论是其自身的反思还是对立流派的批判，西方经济学的非科学特征早已是不争的结论了......或许，下一代人将不再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iii]

的确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远不如其它自然科学。在18世纪时，物理科学、化学科学开始全面发展，同样，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吹响了经济科学发展的号角。自18世纪以来两百多年时间里，人类的物理科学、化学科学，甚至包括后来才开始发展的生物科学，现在都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类早已经能自由地遨游太空，早已经能精确地计算出宇宙飞船飞入的轨道位置以及能精确地计算出着陆地点，人类早已能制造出异常复杂的机算机，人类早已能精确地分析出任何物体的成份含量，并根据需要合成出特定的化工产品和新材料。但是人类的经济科学却远没有这么发达，在权威崇拜下，从根本理论上来说，仍然基本徘徊在亚当.斯密1776年的思维起点，虽然后来萨伊、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等不少人几百年来在作大力的推进和修正，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客观地说，在根本理论上几乎未作出革命性的飞跃。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上严重的权威崇拜。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尖锐地批评经济学权威的危害，把某人的著作奉为圣经拒绝人们提出新理论和批评它的长短，对于真理必定是最严重的侵害。毫无疑问至今为止，甚至未来，不可能有哪一位大师的经济学术能够充当经济学圣经的角色，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任何人的智慧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真理而无一点纰漏甚至缪误的地方。只不过个别“天才”性的经济学大师的学术之中或许有多一点智慧性的东西罢了。

经济危机、贫富悬殊、工业化压抑、环境污染、沙漠化、自私自利、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等等，都表明，传统经济学在权威崇拜意识的禁固下裹足不前，已不能解决现代人类社会的经济建设。世界银行在1991年发表的年度报告，开篇诚恳、鲜明地指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原理还远未被人们完全掌握”。

二、现代经济学新革命的系统构想

为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要敢于跳出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疆化思维，去努力寻求真理，进行一场现代经济学新的革命，以更好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

（一）经济学支柱概念的革命

我们认为，传统经济学中最落后的地方就是对支柱概念或者说研究的基本对象的固守，各国经济学家还深受数百年前的产品观影响。客观地说，数百年前，以农业生产和新兴的工业生产为主，当时的经济学家们能够提出产品的概念，并以产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或者说以产品作为经济最基本的细胞是非常科学的。但是就如化学科学不能停留在分子阶段，还需进一步研究发展到原子、质子、量子，仍至将来还可能进一步发展一样，我们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支柱概念也需改变。

严格地说来，产品远不足以囊括人类的整个经济领域。诸如金融服务、保险、诗歌、歌曲、经济学家的著作等同样在商业领域流通的东西并非一定是产品。

因此，我们提出财富的概念，构想经济学上以“财富”替代过去“产品”、“商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财富，我们将其定义为“就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财富在经济学上并不是指金钱，而是指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金钱或者说货币只是商品类财富的权力凭证、度量工具。我们的这一类似的定义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曾提出过：经济学应将财富看做是满足需要的东西和努力的结果[iv]，一些学者也开始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当然都还缺乏系统性，并且未与产品的关系进行彻底的清理，特别是只将以金钱来衡量的商品类东西才叫财富，反言之在过去的意识里财富就是金钱。为此笔者在《财富创造论》一书中尽可能全面地清理了财富与产品、商品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财富为经济基本单位的事实以及应作为经济学支柱概念的建议。根据定义，财富包括产品，也包括非产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包括物质类财富，也包括非物质类财富，包括有形的财富，也包括无形的财富，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是财富，都可以是经济学研究和考虑的范围。提出将财富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应该更为科学。

在经济学上进行这一研究对象的革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经济学界及经济界更全面地研究社会的经济建设。例如，环境，当然不是产品，通常也不是商品，但因为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也是财富。这有助于我们将其纳入经济建设考虑之中，而不是去发展“产品”、“商品”经济破坏环境财富。依据这一思想，我们就会明白，财富不只是商品，不仅一辆汽车是财富，一湾绿水也是财富，不仅一只山羊是财富，一片绿色的草地和森林也是财富，它们都满足我们的需要。当汽车造得很少时，因为其稀缺而显得价格很高，因而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其是财富。而当我们的环境恶化，一湾湾绿水消失，符合需要的水变得稀缺时，我们每天生活上所用的水我们也不得不天天付出货币去购买，这时水似乎才变成了我们的财富。实际上水原来就是我们的财富，只是我们总觉得其太充足而不珍惜罢了。过去那种以稀缺性为预设前提的经济学术思想已显得非常落后而致命。长期以来，全球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与经济学上的产品观和商品观不无关系。当然，也有人会认为，经过投入资金人工改造过的环境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也可叫产品。实际上即使将改造过的环境称为产品，同样显得比较牵强，经济学作为科学是不宜为固守某一古老的概念和思维而牵强的。同时，未经改造的环境同样从远古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领域，我们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这一庞大的部分我们更不能遗忘，它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同样，对于无数的非产品、非商品，因为有了财富作为总括，因此其创造、实现、分配、消费等情况也就能较好地纳入经济建设的考虑之中，这对于人类未来的建设非常重要。

总之，经济的最基本细胞是财富，而不仅仅是产品或商品，因此以“财富”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更为科学。针对经济学的现状，现代新经济学的革命可能首先必须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支柱概念上进行革命，否则现代经济学仍然不可能有突破性发展。

（二）经济学中研究对象产生过程的革命

无论是非常局限的产品观、商品观，还是全面概括的财富概念，其产生实际上并非仅仅来源于生产。由于如上部分我们已提出了财富包括产品，也包括非产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因此下面我们直接使用财富的概念。

我们认为，财富首源于智力创造，然后是实现，而并非仅仅生产，而传统经济学在财富产生过程上应该说还基本停留在两百年前的生产认识阶段。这的确需要我们现代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或者说革命。例如，电脑没有先经科学家们发明创造，是不可能生产的，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人员们不断研究创造出先进的电脑，其生产也几乎是不能进行的；再如小说，其首先是作家的智力创作，创造出能满足人们需要的高水平的小说才是至关重要，而并非印刷车间的生产至关重要，并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小说不需要印刷生产，通过网络即可销售给广大读者。也就是说，经济学应该更好地反映现实的经济情况，应该将财富的产生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科学地研究与抽向归纳，只有这样抽向归纳出来的基本理论才更符合现实经济情况，从而才能更好地反过来演绎至现实经济建设中，更科学地指导社会、企业、个人的经济活动。

当然我们有必要对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财富产生及财富生产等重要的概念进行重新整理定义，以有利于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与发展。所谓财富创造，是指人们为探索获得新种类、新形式、新规格、新用途、新领域等等方面的财富，以大脑思维创新为主导的发明、发现、创作、设计等新财富的活动。它并非单纯的大脑思维活动，也不是重复性地制作产品的活动。对于财富创造，我们提出了“以大脑思维创新为主导的发明、发现、创作、设计等新财富的活动”这一措辞，即创造不仅仅包括发明、发现、创作、设计这四大形态，还包括其它活动形态，这为现在复杂的各类创造形态以及未来可能新出现的创造形态留下思维的通道。定义中的“等”字非常重要，否则很可能使将来的研究、解释固步自封。财富实现，就是使创造的概念性的财富成为事实或使成为能为人们消费、使用的事实。具体地说就是将所发明创造的新财富进行知识传播、生产、销售、服务等等活动，使其变成可以为人们直接需要并且供人们使用、消费的各类活动的总和。财富产生，就是人们创造实现财富的活动，它包括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两个部分。财富生产，是指人们在农业和工业上，根据已经取得的财富知识，通过劳动和一定的要素的结合种植农产品和制造工业品的活动。财富生产只是财富实现中的一部分。如上所述，财富产生包括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而财富生产只是财富实现的一部分。考察整个国民经济时，用财富产生的概念更为全面准确。我们提倡在经济理论上使用财富产生的概念，而避免再滥用产品生产的概念。如果一味使用生产一词必会使我们继续陷入过去的理论思维中，很难有系统的突破。

我们认为，财富的产生由两阶段构成：第一阶段，财富创造阶段。即财富首先要由科学家、研究人员等智力者创造，才可能有这样一种财富。否则生产上不知道能生产什么。例如，如果没有爱迪生发明创造出电灯，工厂再高明也不可能生产出电灯这一财富来。第二阶段，财富实现阶段。财富实现包括生产、运输、销售，还包括其它许许多多方面。这里我们用实现这一概念来概括财富产生的第二阶段，而不用生产来代替，因为生产仅仅是财富实现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而矣，尽管过去“生产”在我们的眼里是多么的伟大和至高无尚，在20世纪中叶供过于求以后，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时甚至并不比销售高多少。在过去的传统经济理论中，财富产生过程的核心和起点都是生产，在旧四分法中是生产、交换，因此认为财富是从生产中生产出来的，除了销售可以对应于交换外，其它方面，如科学家、银行、国家、服务人员、后勤人员、管理人员、资本等等，都只是辅助甚或是寄生的，当需要强调其重要性时，于是牵强附会地称其为生产。运用综合财富观及财富产生的两段论，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解释诸如科学家、银行、国家、服务劳动者、后勤劳动者、管理劳动者、资本在国民财富中的作用，它们实际上都在进行着财富的活动，因具有财富价值或财富产生功劳而存在。

财富的产生由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两阶段构成。财富创造是首要的，没有财富创造，便无财富实现可言。生产的地位也并非那么显赫和功劳无量，在现代社会，没有科研人员等创造出优秀的财富，生产变得毫无意义，即使在财富的实现环节，生产也未必就是全部，对一些财富如歌曲、软件来说甚至未必就需要生产。这也告诉我们是到了应该好好全盘思考旧有的经济学术理论的时候了。

总之，经济学中财富产生的过程应该由过去理论中的生产一元观，革命地推进到创造、实现的两段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上对于财富的产生应该建立创造、实现的两阶段思想，生产实际上远不能囊括财富的产生过程，生产只是实现阶段的一个可能的程序而矣。例如，一个软件，先是经过科研人员设计创造出来，即财富创造阶段，然后还需要进行实现给社会，即实现阶段。然而，实现阶段也只是可能需要大批量地复制生产成光盘，即生产环节，然后通过运输环节、销售环节等实现到消费者手中。不难看到，即使在实现阶段，也未必就只有生产，还有运输、销售、广告宣传等活动。同时，应该指出，现在许多软件财富直接在网上进行销售以换得货币，未必需要生产。这也告诉了我们生产一元观在现代社会的落后性。尽管在农业上，粮实需要大量的农业生产劳动，在大部分工业制造上，工业产品需要大量的车间生产劳动，但是，经济学不能一味停留在18世纪只研究农业生产和新兴工业生产阶段，两百年后的现代需要更进一步，需要更全面地研究现代经济。况且财富产生的两阶段论，并不是否定生产，而是更全面的地囊括了生产，只是有的财富的产生过程需要生产环节，有的不需要生产环节，有的财富生产环节的重要性占有极高的地位，有的则占有较辅助的地位。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理论应该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应该说，财富的两段论能较好地达到这一点。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基于初步进行研究，以及财富的无限复杂性，关于财富产生过程的研究及财富的两阶段理论，未必就包括所有财富，但它至少包括了现有经济学中研究的所有财富。对于部分自然类财富，其同样适用综合财富观思想，很大部分如煤碳、石油也能适用财富产生的两阶段论，少部分倘需要新的阐述或作例外处理，但其不影响科学理论的革命步伐。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在不断完善中发展的。

因此，我们认为现代经济学上是可以在研究对象的产生过程

上进行革命性推进，树立财富产生两段论思想的。

（三）“四分法”的新革命

萨伊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和消费三部分，后来詹姆斯.穆勒在萨伊的划分之外又添加了交换形成“四分法”之外，此后人们对这种根本性的经济理论问题未再作出什么突破性的见解，更无人对此作出否定性意见。后来的学者更是将生产作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和起点。把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划分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三部分，应该说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不过，现代人类的经济理论应该在此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萨伊和穆勒的这一理论用于考察古、近代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有极高的价值，但这一理论以生产为经济的核心和起点，过份强调了生产的价值，排斥了许多重要财富要素的功劳，如创造、运输、传播、服务等许多方面都未包括进四分法中去，只是在现实中将其进行适应性解释。作为根本理论这是残缺不全的。在人类由工业生产时代过渡到新的时代后，这一理论运用于人类的财富经济领域已显得削足适履。现在已有许多经济学家深深感到过去以生产为中心或起点研究经济的严重局限性。如H.罗宾斯坦写道：“新古典的价格、生产和产出理论不会引出一个创新理论来”。

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划分，并非仅仅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更科学的划分应该是：创造、实现、分配、使用（消费）。人类经济生活领域除了财富实现外，还需要财富创造，而且财富创造是源头。即使是财富实现，生产、交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服务、传播、运输等问题。在现代社会，服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毫不逊色于工农业品的生产与销售。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一些财富领域甚至不需要生产。就如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例如一个智力创造精英设计创造了一种游戏软件财富供人们消遣享受，他未必需要将其生产成光盘，他可能通过网上传播就完成了财富的实现工作，即使需要生产成光盘，我们现在都已感觉到光盘的生产在这一财富经营活动中已显得无足轻重。再如，一首民间音乐经民间音乐家们创造出来后，人们口传声唱流传开来，这一财富未必就经过了生产。因此，我们在学术理论上使用了财富实现这一提法，希望能具有更高的概括性。财富实现在不同的财富方面可能包括的内容及划分会有所不同。对于大多数物质财富来说，它如传统经济理论划分的那样，具体包括生产、销售（交换）等环节，对于部分物质财富来说，可能只是销售，也可能只有生产，例如，农民自已种植稻米自己消费，他就只需要生产就行了，未必需要交换。而在许多财富方面，财富的实现并非一定需要生产，可能是服务等等。在理论研究时，我们不宜将财富实现界定为只包括生产、销售、服务，因为仅这三方面很可能还远不足以概括完财富实现的所有类型活动。我们主张在不能完全列举时，留有余地，使其在迅速发展的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现代社会远不是两百年前的工农业生产时代。在现代社会，生产已退出社会舞台的中心位置，让位于创造。因此，在萨伊和穆勒的理论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发展，还创造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应有的地位。财富创造的确处于财富的源头。生产、交换是在财富创造出来后的事。尽管诸如稻谷这样的财富，一万多年来人类每年都在不停地进行生产，而研究创造只是偶尔出现，但是依然是先有创造，后有生产，并且每一次重大的创造都是革命性的。没有远古时代智力精英们的创造，人类不可能知道生产稻谷。现代社会没有诸如袁隆平这样的智力精英的再创造，人类不可能生产高产的杂交水稻。创造在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例如，只有不断创造出先进的手机财富，企业才能进行生产、销售，否则生产出来的手机因为落后根本销售不出去，企业只能停产倒闭。

经济上不仅仅只有生产，还有销售、传播、运输、服务、管理等等实现活动。用生产来代替这多得多的活动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认为在四分法之中，继创造之后，应该用实现的概念来代表所有各种形态的实现活动。

为了更科学地论述新经济理论，我们认为还应将旧四分法中的交换进行分解，关于销售、流通方面的内容归入实现部分，关于财富利润方面的归入分配部分。即划分为：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财富分配、财富使用，这样更清晰明了，便于把握经济的真实规律。

另外，我们基本继承了消费的提法，不过在这基础上改为使用。这样更有利于对于社会财富经济的考察。因为财富除了终端类财富，还有产生财富的财富。例如机床厂开发、生产供给的重型机床这一财富就不是终端类财富，而是生产财富的财富，该财富存在创造、实现以及分配问题，同时还存在使用问题，即许多企业购买该机床财富并非是拿去消费，而是使用。如果在财富四分法中使用“消费”的概念，显然是无法描述和考察这一类财富的。因此我们用“使用”这一概念更为准确。再如，人们购买电炒锅，虽然这一财富是终端类财富，但人们是将其用来炒菜，应该是使用，消费的提法好象也不太准确。人们购买笔、购买电脑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希望在新四分法中用“使用与消费”这一更准确的概念，基于语言简炼的原因，我们将其精简为“使用”，也就是说在经济学中新四分法创造、实现、分配、使用中的“使用”实际上还包括“消费”，即严格表述应该是：创造、实现、分配、使用（消费）。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更全面地反映这一事实，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济学应该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旧四分法上进一步革命性推进到“创造、实现、分配、使用”的新四分法。新四分法单独列出了创造的概念和以“实现”的概念取代生产的概念，应该更为科学、全面。新四分法单独列出了创造，并以创造为首，对于国民经济以创造为主导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经济理论依据。

（四）经济学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

当人类发明创造了稻谷、麦子等的种植方法后，人类从狩猎时代进入了农业耕作时代，这一时代在于对这些财富进行种植实现以满足人们稳定的生存需要。而当人类开始大量发明工业品，并发明了蒸汽机等机器化生产工具时，人类进入了工业生产时代，这一时代在于对工业品进行大量创造和大规模生产实现。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各国智力创造大规模展开后，人类进入了智力时代，在智力时代人们主要是更大规模地创造各类财富，然后将其进行实现。人类的发展总是围绕财富的创造与实现这一主线而演进。

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如此，一个企业、一个社会均是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一个企业诸如质量管理、成本管理、财务政策、经营战略无一不是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无不服务于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一个社会同样如此，货币政策、投资政策等等都是围绕满足人们财富的需要，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

因此，我们认为人类的经济学理论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研究的基础和主线，然后针对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具体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深入研究。尤其是现在，把握好这一主线，并特别注重最关键的财富创造问题，对于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无论是现实问题，还是理论发展的需要，现代经济学都应注重创造的研究。社会的经济由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实现、财富的使用、财富的分配构成。在21世纪，经济科学理论就应该反映这一基本事实情况，否则不可能科学发展。从现实来看，现代财富创造大规模展开，创造层出不穷，创造的情况几乎决定一切，创造由人类经济的幕后终于走上舞台并且已占据主角的地位。几乎每一种经济问题都因创造而出现，因创造而变化。在18世纪、19世纪，人类工业生产时代，一个经济学家他如果不深谙工业生产，他不会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在21世纪人类进行大规模创造时代，如果我们还忽视财富创造问题，我们将因理论脱离现实，而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我们要注重财富的创造问题，以财富的创造、实现为基本主线，就需要走出生产一元观的误区。作为经济学，其最基本的对象是什么？经济学基本的对象是财富，而绝不仅仅是产品、商品的问题。在过去许多经济学说里将产品和商品作为经济的细胞，这不完善，因而不可能是很科学的。我们认为财富才是经济的细胞，产品和商品只是财富中的一种。因此过去那种以产品、商品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不是完整的经济学。财富包括产品、商品，也包括不需要生产的非产品、不需要交换的非商品，也就是说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应尽量纳入经济学研究考虑的范围，这样更为全面、科学。同时，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是：创造、实现、使用、分配等问题，而绝不仅仅是生产、交换、消费、分配问题，更不是以生产为核心和起点的问题，生产仅仅是财富实现环节的一部分而矣，实现不仅包括生产、还包括销售、运输、服务、传播等等。经济学应从生产一元观的误区中走出来，否则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统计调查的结果是，我们即使是情况最好的企业，也存在大量的设备闲置。车间里摆放着世界先进设备而企业停产倒闭者更是数不胜数。这一切惨痛代价与过时的生产经济理论统治整个社会的思想不无关系。既然“生产”是社会的核心，即然一切都决定于“生产力”的高低，既然发展的好坏取决于“生产率”，既然经济学理论上都是这么说的，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经济思想的学生们当然就“科学”地大力购买先进生产设备去促进“生产力”了。虽然一些经济学以现实修正的办法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但即然在根本理论上即萨伊—穆勒旧四分法上除了生产，只有交换，因此科学也就只是一种外来的东西而矣，一种在现实观察中因其现实的极端重要性和血的教训而才得以进入经济学领域的要素而矣。现在生产经济学的思维即使在美国也仍然根深蒂固。不仅仅保罗.萨缪尔森先生，还是格里高利.曼昆先生都深受生产经济思维的影响。被誉称为天下第一的经济学教材，并在中国继《经济学》后又一次掀起经济图书浪潮的曼昆先生著的《经济学原理》，在关于整体经济应如何运行上提出的原理是：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其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各国及其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源于其生产率的差别；在考虑任何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人们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为此决策者需要让工人接受良好教育，拥有生产物品与劳务所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获取最好技术的机会[v]。实际上，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其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能力并与分配有关；各国及其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源于其财富产生力（包括财富创造力和财富实现力，而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差别；在考虑任何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人们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能力以及财富分配的情况，为此决策者需要让劳动者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良好能力，并尽可能考虑财富发展效率与财富公平分配之间的最佳结合。

显而易见，经济学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生产”、“有效需求”、“货币”、“就业”、“价格”、“自由调节”、“国家干预”等都应该在此基础上作侧重研究，否则经济学很可能找错方向。

（五）由生产率思维向财富产生率思维革命性转变

数百年来经济学术上有一个错误的说法，认为生产率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工业经济时代前期，提高纺织机的生产效率的确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纺织品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后，旧产品的供过于求使得生产率并非还那么重要。遗憾的是经济学的思维一直以来都还停留在生产率上。例如，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最根本的问题与八十年代就有所不同，不再是生产率问题，在中国有大量从国外花高价购买的先进纺织生产机器闲置，生产率剩余了。生产率是为财富服务的，换句话主要是实现财富时在工厂里生产的快慢而矣。有没有更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纺织品”财富以及能不能销售出去才是最重要的。创造或引入更能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并且卖得出去时，才可以进行生产，那时候生产率才变得有价值。

我们认为需要转变的思维是，不能将产品财富种类假定为是不变的，也不能将生产假定为社会经济运行的轴心或起点。过去古典经济学发源于十八世纪工业生产革命时期，那时最显著、最激动人心的是纺织机器的发明，即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大大增进了社会的财富。因此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生产就是社会经济的轴心，生产率就是经济学最核心的命题。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过去的经济学大师们是无可非议的，毕竟每位智者都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是现代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应有所进步。如前所述，社会的经济并非仅仅只有生产，还有服务，还有销售，还有传播，还有运输，特别是还有创造，等等。因此应该更全面地来把握社会经济，可以在传统经济学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基础上推进一步，发展为创造、实现、分配、使用。另外，不能将产品财富作为全社会的所有财富，更不能假定其不变。全社会的财富，除了产品财富，还有文化类财富等等，除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上的物质财富，还有服务以及其它形态的财富，除了商品类财富，还有非商品类财富，以生产上的产品财富来代替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导致以偏概全，在考察社会经济时解释上就会显得牵强附会，在复杂的问题上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人类的财富种类永远在发展，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过去在经济学术上将社会的财富种类假定为固定，显然这样就会认为科学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了，使财富增多了，使经济发展了。“提高生产率”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成了各国政府至今为止最时髦而又缺乏准确性的用语。而实际的情况是，电脑、因特网、手机等等信息财富的创造，并非仅仅是社会的生产率提高了，电脑、因特网、手机等更是一种人们直接消费使用的终端财富。

将人类现代创造出的类似这些难以穷尽的财富看作是生产率提高了，已显示出传统经济学术的严重疆化与落后。而比这更为严重的是，因为生产率被西方传统经济学术上视作发展经济的核心而传授给学生们，当学生们走上政府、走上企业领导管理者的岗位后，它们在思维上就会受到“生产率”的困扰，当他们无法摆脱生产率理论这种经济学思维支配时，显而易见的是在制定企业发展大计上，首要的就是大力提高企业机器每小时能生产产品的效率；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考虑的是引导社会大力购买生产率高的生产设备，而不是首先考虑社会如何去最大限度地创造实现财富的问题。当生产率提高，生产出的产品大于需求时，经济危机发生了，于是生产率成了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经济学上以生产率为核心的思维是不妥的。

客观地说，生产率的概念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前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那时社会财富的状况主要体现在生产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生产率越高，那么实现财富的能力越强。在生产不足的时代，能生产多少财富也就意味着能实现多少财富。提高生产率，社会、企业实现的财富也就越多。但到了二十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生产率再高，生产出来的产品未必为社会所接受，当生产出的产品不为社会所接受时，这时生产率再高，对于财富也意义不大。显然，现在社会的重心已不再是财富的生产，而是财富的创造，我们更应该关心的不是生产率，而是财富创造率及综合的财富实现率，即应该关心社会或一个组织（如企业、科研机构）人均创造实现财富的能力。

国民经济增长的原因不仅仅是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一方面是生产率提高、财富得到更广泛实现，另一方面是新财富的不断创造。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提高。在十八世纪时的确如此，那时候，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英国生产出大量纺织品，满足国内人们的需要，并向外输出获取了大量白银。但是世界对特定的纺织品的需求总量是有限度的，当未达到限度时，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财富能被大量生产出来，因此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当达到限度时，这时候不能再多生产，经济增长停止了，甚至如果消费者手里的纺织品更新不够快，那么将会出现严重的负增长。实际上，经济的增长在一定时期既有生产率提高的因素，还有财富在更广范围内实现的因素，更有各类新财富不断得到创造的因素。十八世纪以来，主要是电灯、电话、塑料、尼龙、洗衣机、空调、汽车、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等数不胜数的大量新财富的出现，使得人类的财富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并非是纺织机等生产率的提高成为了人类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生产率，是工业生产时代的一个概念，顾名思义，就是单位时间或者说单位劳动者生产产品的效率。也有人认为是单位时间或者说单位劳动者生产产品的水平。实际上，生产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而且随着非生产性行业的迅猛发展，生产率的概念早已不能用来衡量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但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人们仍然在采用生产率的概念来考察国民经济。而且在学术解释上将生产率内涵无限扩大，以弥补产品、生产、生产率作为经济学支柱概念的先天不足。实际上，人类的经济全貌是：首先是科学家等智力精英们发明创造一种财富，然后组织生产，将这种还是概念性的财富生产出来，另外还需要进行销售将其最终变成为为人们消费的真真实实的财富。也就是说，在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时，应该采用财富产生率的概念。

财富产生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人均创造、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它包括财富创造率和财富实现率。财富创造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人均创造财富的能力水平。财富创造率也可称作智力创造率。财富实现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在单位时间里人均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它实际上包括传统上人们所说的生产率，但它比生产率更广泛、更有意义。因为它不仅包括社会或组织人均在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产品量的水平（即生产率），还包括社会或组织人均在单位时间内可使所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等财富为人们最终接受消费的能力水平。

财富实现率的概念还可用于解释和分析商业企业。商业企业基本不存在生产活动，而主要是销售、服务等实现活动，销售或服务的财富市场范围越广，目标对象越多，那么这一种财富实现的程度越高，财富也越多。因此财富实现率的概率也可用于考察一个商业企业的经营情况。这是劳动生产率所不具备的。

因此，在新经济学革命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思维上由产品生产率的概念向财富产生率的概念进行转变。

（六）劳动价值论的革命性推进

18世纪，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劳动）决定财富的价值。两百年后这一观点需要重新思考。一项财富的价值是其创造

诞生时起就已确定。例如科学家们发明了汽车，它具有陆上交通等价值，这时其价值一并与财富的名字及形状、结构的诞生而诞生了。后来车间的生产只是将这种财富一个一个地生产实现出来。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需求量的大小并不影响其价值的变化，价格也不影响财富的价值。财富的交换价值并不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主要的是其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情况和供需情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很难着摸和把握，实际上现代生产一种产品的劳动时间远远低于过去的劳动时间，但是其交换价值不减反增。

虽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进一步研究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仍需要进一步发展。

让.巴蒂斯特.萨伊也不同意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萨伊认为生产的要素除了劳动外，还有资本和自然力。他提出效用、供求和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价值论，其中效用是各种财富的内在价值的基础和来源，物品的价值是物品的效用决定的。并认为商品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并且虽然供求变动决定着价格变动，但供求对价格的作用有一定限度，这个限度就是生产费用。这一论述虽然仍有一些不完善，但在当时是极具天才性。

站在现代社会，我们认为财富价值的高低自其被创造出来时就已确定，只要在实现中不会偷斤减两；另外，财富的价值不等于财富的价格，财富的价格由需缺度决定，从而可能随时变化。

当然对于财富价值的再思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我们赞成陶俊杰先生在《中国经济大争论》中的观点：“经济学家首先是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社会需要作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参与治国，需要由你带来充满远见、不囿于政治派系利益争斗的直言和坦诚！”

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理论永远是在发展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同样是必须不断向前发展的，这样才能维持其生命力。尤其是劳动价值理论，在18世纪、19世纪达到科学及真理的颠峰后，由于后人不恰当的疆化死守，一两百年来再没有得到发展和推进的机会，从而因落后而很少被人们真正接受。

站在现代来看，我们认为，科研等劳动创造了财富，而一般劳动继科研等劳动之后实现财富。也就是，将劳动进行细分，劳动中的如科研等类型的创造劳动创造财富，劳动中的一般劳动实现财富。如科研发明劳动、设计劳动、创作劳动等为创造劳动，如生产劳动、销售劳动、服务劳动、运输劳动、管理劳动、普通技术劳动等为一般劳动。人类社会的任何财富的产生，都离不开创造劳动与实现劳动，因此是劳动创造与实现了财富。这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发展，

虽然只是将劳动细分为创造类劳动和一般劳动来发展劳动价值论，但这一推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推进，更符合实际，因而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同，从而使劳动价值论保持其真理性与生命力，更好地为人们理解和接受。同时，这一理论，使我们根据时代的进步，科学地运用劳动价值论来解决部分问题，即作为一个社会来说，科研等创造劳动是首要的，没有科研创造劳动，就没有新形态的满足人们需要的新财富，一个社会很难进步与发展，社会需要更加重视创造劳动在现代财富中的极端重要性；而实现劳动则是必要的，没有大量的一般劳动去实现财富，财富也只是一个概念而矣，人们依然得不到任何现实的财富，社会需要充分肯定一般劳动的重要功劳。资本不创造财富，也不实现财富，但在现代社会一项财富的创造与实现，往往都远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需要许多人组合起来进行创造和实现，要将劳动力组织起来，以及组织起必要的资料，就需要大笔的资本，资本也就起到组织财富产生的作用。往往是资本充足，那么创造上就能更好地组织优秀的科研人才进行创造，实现上则能组织足够的人力进行大规模生产和在更广阔的市场上进行销售。这就更好地说明，资本不创造财富，但它在一国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上非常重要，这使我们能更好地从经济理论上正确地看待资本以促进国民经济建设。

也就是说，用社会必要劳动进间来解释劳动价值论已不适应需要，而将劳动进行深入研究细分为创造劳动和实现劳动后，我们能更好地科学继承与发展劳动价值论。

同时，应该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经济领域的科学，而不是政治学，不宜将其政治化，否则很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即使是关于创造劳动、实现劳动以及资本等各要素在财富中的重要作用，这也只是经济学术的研究与探索而矣。

（七）财富的价值、价格及需缺度问题

我们认为一项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汽车自其创造出来后，其就具有运输的功能，创造得越好，其价值越高。生产率的提高，不影响其价值的改变。同样在生产上投入再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依然不变。财富的价值也不因为供需的变化而变化，它自其被创造出来后就已经恒定。财富的价值也就是财富的功能或效用，其能满足人们需求的功能是跟随着财富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同意财富的价值因人们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人们的需求变化，只能说财富需要不断地创造更新，以满足人们变化了的需求。某一财富的价值是不变的，除非其诸如老化等降低了效用、生产的不力使其功能不全等。财富的价格涨跌并不一定意味着财富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财富的价格往往是以价值为基础，当然一定程度上也以成本为基础，但同时深受供与需之间的影响。例如在涌泉边，水是一文不值的，但是水仍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其价值并不因为其价格为零而为零。虽然在沙漠里，也许一瓶水可能有人愿意以千金相买，但是其价值依然是恒定的，即仍然只能是满足人们对水的需要。人们在沙漠里不喝水要被渴死，同样在涌泉边不喝水也会渴死。不能因为某种财富稀缺时就认为其价值升高了。无论是生产多少，无论价格怎么涨跌，无论是提高了生产率还是未提高生产率，每一个该财富的价值量都是不变的。供需的差距也不改变财富的价值，人们一顿只吃一个面包，供应十个面包，人们还是只吃一个面包，每个面包的价值量还是不变的，只不过其它九个面包的价值被浪费了。我们认为某一财富的价值是恒定不变的，当然进一步新创造出来的新一代财富，其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时其财富价值是会提高的。但是新一代财富已不是原来特定的财富，就如今天的日光灯、艺术灯已不是爱迪生那时发明的白炽灯一样，即使今天改进了的白炽灯也不是那时的白炽灯，应该看作一类财富但是属两项财富或者属两种规格的财富。进一步创造，新的财富价值量提高了。财富的效用价值似乎也有时间性的情况。例如五十年前的一部法律可能对于当时来说是很有效用价值的，但到了现在效用价值可能已所剩无几。但就这一例也不否定该法律的价值的恒定性。该法律的价值在于在那个时代条件下具有特定的价值功能。不能苛求其在新的条件下也能满足新的需要。满足新的条件下的需要是新的法律的事。

一项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在生产上投入再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依然不变。同样财富的价格也并非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例如，农产品投入的社会必要时间远高于高科技产品，但是价格远低于高科技产品。因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很难适应现实经济问题。关于财富的价值及价格问题我们不主张经济学上仍然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徘徊不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充其量在一定范围内可作为参考而矣。

我们认为财富的价格受需缺度的影响。所谓需缺度就是一项财富人们对其需要的迫切程度、购买能力与这种财富满足人们的情况、在供给上稀缺的程度两方面的结合。需缺度越高的财富，价格越高。需缺度低的财富，价格相应较低。财富首先要为人们所需要才可能有价格，这是前提。而财富的价格深受供需情况的影响。在十八世纪以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动物很多，但耕种的粮食很少，物以稀为贵，面包的价格比鲜肉还贵。在远古时代，一碗饭也能很轻松地换到一只野兔。如上面所述，水是我们必须需要的，当我们居住在涌泉旁时，水也就没有价格。相反，如果在沙漠的要道上销售水，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可能比石油还要贵若干倍。某种财富为人们所迫切需要，并且供应量少时，价格就会上升，这时候生产销售这种商品利润就较高，经营者就会增大实现供给，或新的经营者就会加入。相反，某种财富不为人们所迫切需要，并且供应量大时，价格就会下降，这时候生产销售这种商品利润就较低甚至亏本，经营者就会减少实现供给，或退出这一财富实现事业。财富活动与人们的需求密切联系，隐含了利润的价格在其中起到气象仪和调节器的作用。我们需要明白财富的价格深受供需情况影响。当粮食很稀缺时，粮食的价格会比任何工业品都还贵。只不过现代人类每年能生产供给的粮食量就一般地来看已经不为人们所忧愁，至少不为工业国家所忧愁。那种认为农业产品附加值很低的经济学说不正确。对于电脑，设想不存在继续创造，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生产供给的人非常多，那么每台的价格有一天会下降到令人吃惊的水平，其“附加值”将低得并不比粮食高多少。实际上由于已有大量人在生产和销售供给电脑，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许多商家抱怨电脑这一高科技产品财富“附加值”并非很高。

在研究国民经济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财富的价值与财富的价格不对等问题。例如，一块电子手表，在二十年前值5元，今天其更先进，财富值更高了，但是其价格并未得到多大增长。再如，一部某款手机，5年前的价格设为5000元，现在其价格可能500元也难以卖出去。财富的价值与价格不一定是对等的，某一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而其价格则深受需缺度的影响。

（八）财富换财富原理

作为经济学，倘需论述财富换财富的问题，财富换财富这是人类的经济规律，也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支柱之一。

财富首源于创造，创造出来后人们依据所创造的财富知识进行生产，以满足生存、幸福的需要。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后，随着人类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人类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分工。这时候大多数人种植农作物，少数人开始进行手工工业产品的生产，双方都需要进行交换，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时候由于创造的财富还比较少，分工、交换都还比较初级。而随着纺织品机器、蒸汽机等的发明，以及大量其他不计其数财富的创造，人类进入工业生产社会后，这时候，社会分工深化。往往是一个人不可能生产满足自己生活、生产需要的所有财富，只能创造、实现供给某一或某些特定的财富，然后进行社会化交换，供给社会中需要此种财富的他人，从他人手里获得可以购买到其他财富的货币（也即社会化财富的凭证），才能用货币去购买自己生活、生产需要的财富。也就说，人们各司其职，从事不同的工作，为社会供给特定的财富，从而获得货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例如，一个工厂的工人们，他们需要生产出社会需要的某一工业品财富，销售供给其他人后，获得货币，然后用所获得货币去购买粮食、衣服等自己及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财富。再如，一个公司的服务员，他们需要向社会供给服务财富，得到社会的他人认可消费后，才能获得货币，然后用所获得的货币才能购买到自己及家庭生存、幸福所需要的财富。总之，随着人类所创造财富种类的众多，每个人或每组织体的人只能供给其中一种或少部分种类的财富，必须参与到社会分工中去。这就是分工的原因。

在社会化分工的时代，除了社会救济、赠与等外，社会更一般的规则是，一个人要获得他人供给的财富以获得生存和幸福，必须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去交换，即财富交换财富。转财富换财富，这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财富换财富，包括商品化的交换，也包括非商品化的交换。

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在现代，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趋势。一个作家以自己全部的劳动来创造供给人们需要的小说财富。他需要生存、需要过上起码的现代生活，因此他所创造提供的财富，别人如果需要，应该用自己手里的财富来与其进行交换。如果其它人不用自己手里的财富交换就能免费获得作家创造的财富，那么这位作家实际上就是在无偿地向他人供给财富。而这位作家是需要生活的，是需要养活其家庭成员的，他除了自己拥有小说原稿这些特定财富外，就一无所有，而最终会被饿死，要么转行以求生存。著作权领域如此，整个专利领域也是如此。

一般说来，财富的商品化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在自然经济时代财富不商品化，人们通过自己种地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但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每一个人不可能都去种一块自留地。在未来，甚至可能90%的人没有自留地，而只能从事其它非农业财富的供给。社会的这90%的人要获得粮食需要将自己供给的财富商品化，去向农民换取粮食。而农民也需要将自己种植的粮食的绝大部分商品化，去换回工业类财富、文化类财富、服务类财富等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须的财富，包括去换回化肥等生产类财富。而在这90%的人中，每个人又可能在从事着不同的财富供给，他们之间也需要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才能换回别人供给的财富。

总之，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趋势，实际上是财富换财富规则的体现。虽然以我们过去的观念很难接受商品化问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财富更加广泛的创造与生产形成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使得商品化成为必然。财富的商品化实际上就是财富的社会化交换而矣。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财富都要商品化交换，而仍有大量财富是经过非商品化进行交换的。如许多基本财富就是由公共财政购买变成公共类的财富，作为全社会共享的福利。例如修建街道、普通公路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这些都是人们普遍需要的财富，如果这些财富为修建它的人进行商品化经营，每个人从这里过都需要收费，那么显然是不妥的。但修建者又不能无偿劳动，如果这样，那么修建者会最终破产和饿死。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会向大家聚集税收来购买这一财富，将其变为公共财富由全社会不再付费就可共享。

再如思想类财富以及许多难以商品化的科学学术财富，特别是基础研究，这些财富是难以商品化的，虽然它们是非常优秀且极为重要的财富，但几乎没有任何个人和企业愿意花足够的价钱来购买交换这些财富。这样的结果是为社会创造供给了这些优秀财富的科学家们往往处于极度贫困的境地，要么他们有其它职业来支撑他们的这些高尚的财富创造供给活动。在历史上，以及现在，往往是这样，搞这些财富创造的通常是家境不错者，或者有其它职业获取生活来源者，或者是领取国家工资的少数科研工作者，而普通平民很难能从事这些财富的创造。秀才往往是贫穷的，这就是社会未很好遵循财富换财富的原理所致。这大大地制约了优秀财富的创造。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会以公共财政来支持这些优秀财富的创造和供给。

社会化的现代社会，一个规律就是财富换财富，我们总是在从事着不同种类的财富供给，我们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换取别人手里的社会化的财富。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养山羊、种土豆、造汽车，然后拿去卖，从而能获得别人手里的货币。因为财富换财富得到良好的体现，因而我们自觉地大量地养山羊、种土豆、造汽车。可是，我们在环境财富上却很难看到财富换财富，因此我们很难看到有人专门去大量种树、植草。因为其植再多的树、种再多的草维护了环境，但没有人愿意拿钱去购买，其将因换不到财富而不能生存。以至于很长时间来，没有多少人去保护环境，反而是更多地人砍伐树木去换货币，养殖更多的山羊吃尽草坪去换货币，以至于无数森林变成戈壁，无数草原变成沙漠。良好的环境也是大家所需要的，由于很难让个体分别购买，只能由社会公共部门代表大家来购买。因而，将全社会聚集起来的税收的一部分拔给环保个体和地方也就理所当然。虽然这不是商品化的财富交换，但实际上也是符合财富换财富的原理。当环保上财富换财富的原理得到良好体现时，当进行环境保护能换到财富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搞环保经济，专司环境保护。

当然，在社会财富换财富的基本规则之上，我们也需要发扬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但作为经济学理论应该充分考虑到人们往往只有在能基本生存的情况下才更容易无偿供给。

总之，在经济学中提出基本理论后，还需提出财富换财富的基本原理。这有助于我们全面考查国民经济建设问题。

三、现代新经济学构想的演绎与验证

科学的理论应该从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抽象归纳，使其具有高度的理论指导意义，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情况，使其尽可能具有时代性的真理意义。当然这还需要对其进演绎与验证，看是否有矛盾的地方，或者不能解释的地方，如果没有，那么这一理论则是极科学的，可以上升为较长时期内的理论；如果有，那么显然这一理论还有局限性，但如果这一局限性远比过去的理论小，那么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以后倘需进一步发展，如果这一局限性比过去的理论大，那么这一理论则是失败的，应该给予否定。

对于经济学革命新构想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些演绎与验证。（一）理论验证

1、关于农业品的验证

经济革命范文篇6

提升产业促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继市场经济改革之后，经济领域的又一次深刻革命。其核心在于结构升级、产业升级、技术升级。我们按照“提升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的思路，牢固树立产业第一的理念，坚持战略性调整与适应性调整并重，存量调整与增量优化并重，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层次升级并重，着力构建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

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上，坚持工业强市不动摇，大力实施“六个一百”工程，初步改变了我市工业无龙头、无块头的局面，工业经济三年在全省进了三位。一是大力推进产业集群建设。通过培植特色、壮大骨干、承接转移，初步形成了医药化工、纺织服装、汽车配件、食品饮料、建筑建材、机械制造等特色产业集群31个，聚集企业1750家，已有7个产业集群进入了全省重点行列。二是抓园区建设，构建产业发展新平台。推进优势企业向园区集中、优势资源向园区集中、要素保障向园区集中，把工业园区逐步打造成企业聚集区、城市新城区、“两型”示范区和区域经济增长极，打造成调结构、促转型的示范区。目前全市拥有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30个，规划面积257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91平方公里，入园规模以上企业912家。黄梅大胜关山工业园、罗田经济开发区、英山怡莲工业园被列为全国农产品加工创业基地，武穴田镇工业园被列为武汉城市圈循环经济试验区，团风工业园被列为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三是抓改造提升，着力促进传统产业升级。传统产业是我市工业经济的主体，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我们围绕推动产业规模、科技含量、产品附加值、品牌、节能减排、竞争力等“六个提升”，做强传统产业，重点抓好纺织、建材、食品三大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像纺织产业，我们不是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纺织业，而是不断调整纺织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新型特色纺织业。比如龙感湖的霞客公司、力达纺织、允胜纺织、卓尔公司等企业，大力开发环保色纺、花式纱、棉纶混纺、高精梳纯棉纱等新型纺织品，改变了传统纺纱的单一特征，着力构建加工、纺纱、织布、成衣一条龙的产业格局。

城乡统筹促转变

我们把加快城镇化建设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突破口和关键环节来抓，充分发挥城镇化的双向带动作用，推进城乡一体转型发展。

一是坚持“三化”互动，建设新型城乡关系。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我们按照“工业化致富农民、城镇化带动农村、产业化提升农业”的发展思路，推进“三化互动”，始终坚持产业兴城，以新型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农业现代化推进城镇化、以现代服务业提升城镇化，建设新型的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统筹推进城镇带与产业带协调发展、相得益彰，大力推进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有效对接，着力推进城乡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一体化，实现城乡在政策上平等、产业上互补、国民待遇上一致，做到共建共享，使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是坚持建管结合，进一步完善城镇功能。牢固树立经营城市的理念，在盘活城镇建设的资本、资产、资金、资源上做文章，走多方融资之路。加大了城建投入力度，突出抓好城镇基础设施的改造和提升，科学规划城区的工业区、商业区和住宅区等功能区，把城区建设与园区建设结合起来，老城区改造与新区建设结合起来，推进老城区与新区对接、城区与园区融合，进一步增强了城镇的承载功能和辐射功能。开展了“四城联创”活动，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上升，被评为“省级卫生城市”。

三是坚持城镇建设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进一步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突出规划引领，统筹做好城乡建设、村庄建设和风景名胜区规划，着力打造长江沿线、大别山腹地沿线、京九沿线以及公路沿线等各具特色的城镇带，突出抓好一批重点集镇、口子镇和中心村建设，推进城乡联动。认真办好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加快全市新农村建设步伐。大力推进特色村庄建设和重点贫困村的整村推进工作，启动了200个特色村的示范工程，完成了846个重点贫困村的整村推进工作，共改造农村危房8600户，有57.96万贫困人口实现了稳定脱贫。积极探索村庄建设整治的模式和方法，农村面貌有了新的改观、文明程度有了新的提升。

扩大消费促转变从长远看，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要从现在的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这几年我们在扩大消费上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增收，一手抓市场体系建设，保持了消费市场繁荣稳定。

经济革命范文篇7

我们选取四川省的十个革命老区为研究对象，根据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我们选取科技教育，人口，卫生福利，交通以及社会资产投资等9个因素作为老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都用该地区的GDP来衡量，因而我们选取GDP为衡量老区经济发展指标，通过研究上面给出的因素对GDP的影响来确定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大小，从而建立模型。我们选用200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二、因子分析

(一)概念因子分析是研究如何以最少的信息丢失，将众多原始变量浓缩成少数几个因子变量，以及如何使因子变量具有较强的可解释性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二)因子分析的可行性计算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对原始资料矩阵进行KMO检验，值为0.647，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显示,近似卡方值为106.219,自由度为36,检验显著性概率远小于0.05,接受原假设。因此认为各因素之间相关性比较显著,适合因子分析。

(三)因子分析结果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根和相应的特征向量,再得到公因子解释方差百分比表,发现只需提取前2个因子,这两个因子的特征值分别为6.836和1.352，其累计贡献率己经达到了90.970%，可以很好的反映出老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然后可分别计算出因子载荷阵,共同度,特殊因子方差及公共因子方差贡献,为便于解释各个公共因子的含义,将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经过旋转，容易得到以下结论：1.在公共因子F1中,教师人数、学生人数、从业人数、人口总数、人口增长率、福利院数量、财政支出、社会资产投资指标在该因子上的载荷较大。故可以概括为人口数量因子。2.在公共因子F2中,公路里程数和财政支出指标在该因子上有载荷较大，故可以概括为环境影响因子。

(四)计算各因子得分及综合评价得分由因子载荷阵可以计算各革命老区在各公因子上的得分,计算公式为:再以各因子所对应的贡献率为权重进行加权求和，即可得到综合评价得分F，计算公式为F=0.835F1+0.165F2通过计算可以得到综合得分，并求出各地区的得分值，得出综合得分最高的是南充市，最低的是甘孜地区，说明南充市在2007年的发展最好，而甘孜等地区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

(五)线性模型的建立把提取的各地区因子得分F1、F2作为新的变量与该地区的GDP作线性回归分析。利用SPSS软件我们得到GDP与F1,F2的散点图，可以看出GDP与F1有较强的线性关系，而GDP与F2基本没有线性关系，利用最小二乘估计我们可以得到GDP与F1,F2的回归估计式如下：我们对上式的拟合模型进行拟合优度检验，t检验，异方差检验，自相关检验，发现模型拟合得很好。将得分函数F1代入模型得到老区GDP与影响因素的线性模型：

三、结论

经济革命范文篇8

然而，人们震惊地看到：科学家在短短的年代中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上给予了世界一个因特网络，给予了网络经济的运作平台，网络经济如此迅猛地在全球展开，然而经济学家却还没有来得及对其进行那怕是粗浅的研讨！这便是我们选择这一课题的意义与初衷。

令人欣慰的是，在实证调研方面，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从1999年开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传播政策研究中心启动“全球互联网项目”(WorldInternetProject)，旨在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中国互联网中心CNNIC自1997年起开展互联网调查，迄今已公布了14次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中心从1999年夏天开始准备加入“全球互联网项目”，于2000年底至2001年初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长沙实施了问卷调查并于2001年5月向社会了研究成果。

全文共分一个前言与五部分内容，前言是对本研究成果的一些约定与说明；第一部分“世纪之交：互联网引致网络经济”；第二部分“石破天惊：互联网的革命性昭示”；第三部分“互联共享：认识网络经济新本质”；第四部分“论道经邦：点解网络经济面临的难题与对应措施”；第五部分“传承经典：网络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挑战探微”。

“互联网”、“网络”概念，无疑是世纪之交的第一关键词。迄今为止，互联网的普及率，是以往任何一种事件无法比拟的。它是空间拓展远远超越时间的一个典范。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1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04年6月30日，我国上网用户总数为8700万，上网计算机达到3630万台，跻身于世界第二网络大国。全世界亿万个终端同在一个互联网上传递交流信息、运作种种事务，刹时间，前所未有的网络企业、电子商务、网上销售、网络教育、电子货币、网上资讯等核爆炸式地在互联网上展现，形成一种基于国际互联网的壮观经济现象，真可谓石破天惊。网络如此快捷地结缘经济，新的网络经济现象如此快捷地在全球开展，新的理念、新的商务模式、新的经济机制如此快捷地被创造出来。在15世纪，全球人均收入年增长仅0.1%，在此后5个世纪中人均收入小有上升，在20世纪下半叶接近3%，而2000年美国在这一年就上升22%。这就是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时代的辉煌，就是计算机网络时代的辉煌！事实上，世界正在进行一场计算机网络经济革命，这场革命给予了每个国家、每个区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千载难逢的挑战与机会。尽管经历了世纪之初网络经济的“寒夜”，但如今网络经济的辉煌再次闪耀。

网络经济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其根源在于国际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那么它究竟给予我们何等昭示？第一，互联网络显示了前所未有的特征，它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一个虚拟而又真实的世界，一个崭新的统一的网络国际社会，大体可以从以下9个方面理解网络的神奇：无差别化，数字化，互联实时化，人本化或智本化，资源共享化，虚拟化，高速化，全球一体化，综合化。第二，基于这样的特征，它最终将成为带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引擎，它曾经创造了这样的奇迹，而今经历了重新融合后的网络经济正在创造新的奇迹。第三，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国际互联网络及其网络经济，之所以说是工业革命以来最为重要的产业革命事件，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透视它震撼全球的影响力：一是它的影响广度，它几乎布线于全世界各个角落；二是它的影响深度，它在微观上改变着人类行为各个方面，在宏观上改变着现行社会体制、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三是它的影响速度；四是它的影响长久度。第四，基于当代计算机、光缆通讯技术之上的网络经济，是工业革命以来最为伟大的产业革命，它事实上已经构成第三次产业的科技基础。几乎可以说，正是网络经济的出现与形成，使得自上个世纪初叶出现的三次产业分化真正完成。可以预料，扎根于新技术基础之上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前程似锦。第五，互联网产生的信息服务社会。如果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资本社会，那么互联网产生的则是信息服务社会，或者说是信息社会。正是互联网产生的上述革命性意义，它给予了互联网络下的新经济获得新的本质，或者说发生着本质性嬗变。第一，一种崭新的网络企业诞生。所谓网络企业，是互联于因特网络中的各类企业，是由于网络经济拉动起来的企业系统。在网络经济中的企业，已经可以完全实现：“无论你在天涯海角，企业在你掌控之中”。第二，以网络企业为基础迅速形成网络经济，网络经济由于互联网的特征而有力地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革命。大量网络企业的诞生，大量网上经济活动的涌现，从而形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网络经济”现象。所谓网络经济，是指建立在由现代通讯网络、电子计算机网络所形成的信息网络基础之上的一切经济活动，即基于互联网基础上发生的经济行为以及网络的上游、下游经济活动。第三，比之传统经济，网络经济具有如下新的本质：它是人本经济，它是和谐经济，它是可持续经济，它是低成本经济，它是互惠经济，它是一体化经济。第四，在这个新兴的经济体系中，智慧资本、知识资本最终获得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因为，知识经济时代价值的增值因素、倍增因素的重点在于智慧劳动。第五，在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平台上，体现不出人们的社会差别（阶层、民族、区域、地位、性别、身份、年龄等等），它甚至跨越了时空界限，将劳动者之间的差别简化为人们能力的差别，简化为人们利用自己的知识在这个平台上创造价值、服务企业的差别。这便为劳动者平等地、自主地展示能力提供了无拘无束的时空，就是说，劳动者迈向自主劳动的路途坦荡。第六，网络经济的发展，将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次上打造出新的经济机制，而且最终会形成一整套与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新机制系统。

基于以上对互联网及其引致的网络经济的探讨，我们对网络经济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但是，目前网络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很多，处境也是十分困难的。本研究论文中，作者对其中最为紧要的几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应对策略或者政策建议。第一，作者告诫，网络经济发展到今天，如果想减少市场的盲目性带来的损失，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需也必须介入了。必须制定给网络经济基础产业中的每一块均衡发展的政策，也就是说，政府应该通过政策来调节网络经济丰厚利润与赶超利润的分配。第二，针对我国大批网络企业不能赢利的根源，作者强调，网络信息产品的商品化是关键，为此建议：对信息、网络产品要区别对待。软件、专用信息、经过研究加工过的信息，必须将其产品商品化。商品化的惟一出路是给出产品的边界，使其具有排它性、独有性。而对公众信息，不足以商品化的产品，要另起思路，不能勉强打包成品。目前成功的做法是，以公众信息为平台，提高点击率即赢得人气后，再以广告销售、网上产品销售为盈利点。第三，互联网经济决不是一个产业的“专利”，不是技术的副产品，更不是个别产业部门的特权。互联网将引发各行各业的变革，因为必须明确认识到，发展网络经济必须发挥传统产业的作用，只有当网络经济与传统产业相结合了，网络经济才找到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第四，虽然网络经济是一种创新经济，但决不能忽视自身的创新，而且网络经济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创新。第五，作者还对新近发表的“第1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若干重要数据进行了解读，并藉此给出了若干政策建议。比如，加快农村与西部互联网络的发展，政策要倾斜；对.CN域名的开发战略要再认识；要加强对网络安全的关注，加强研究投入；提高对网络信息利用的深度；网络企业要以诚信取胜。

经济革命范文篇9

关键词：经济学基本理论革命构想财富两阶段论新四分法

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经济学。对经济学进行一场新的革命，以满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及人民福祉的增进需要，已摆在了中国经济学界的面前。

一、经济学上的权威崇拜及传统经济学的困境

经济学的严重落后性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无论是迈克尔·佩雷曼主张经济学终结[i]，还是陈纲先生指责经济学家不如农民[ii]，都已表明，人们对于经济学术落后性的极度失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庸俗化方向本身就决定了其灭亡的趋势。不论是其自身的反思还是对立流派的批判，西方经济学的非科学特征早已是不争的结论了......或许，下一代人将不再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iii]

的确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远不如其它自然科学。在18世纪时，物理科学、化学科学开始全面发展，同样，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吹响了经济科学发展的号角。自18世纪以来两百多年时间里，人类的物理科学、化学科学，甚至包括后来才开始发展的生物科学，现在都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类早已经能自由地遨游太空，早已经能精确地计算出宇宙飞船飞入的轨道位置以及能精确地计算出着陆地点，人类早已能制造出异常复杂的机算机，人类早已能精确地分析出任何物体的成份含量，并根据需要合成出特定的化工产品和新材料。但是人类的经济科学却远没有这么发达，在权威崇拜下，从根本理论上来说，仍然基本徘徊在亚当.斯密1776年的思维起点，虽然后来萨伊、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等不少人几百年来在作大力的推进和修正，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客观地说，在根本理论上几乎未作出革命性的飞跃。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上严重的权威崇拜。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尖锐地批评经济学权威的危害，把某人的著作奉为圣经拒绝人们提出新理论和批评它的长短，对于真理必定是最严重的侵害。毫无疑问至今为止，甚至未来，不可能有哪一位大师的经济学术能够充当经济学圣经的角色，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任何人的智慧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真理而无一点纰漏甚至缪误的地方。只不过个别“天才”性的经济学大师的学术之中或许有多一点智慧性的东西罢了。

经济危机、贫富悬殊、工业化压抑、环境污染、沙漠化、自私自利、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等等，都表明，传统经济学在权威崇拜意识的禁固下裹足不前，已不能解决现代人类社会的经济建设。世界银行在1991年发表的年度报告，开篇诚恳、鲜明地指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原理还远未被人们完全掌握”。

二、现代经济学新革命的系统构想

为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要敢于跳出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疆化思维，去努力寻求真理，进行一场现代经济学新的革命，以更好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

（一）经济学支柱概念的革命

我们认为，传统经济学中最落后的地方就是对支柱概念或者说研究的基本对象的固守，各国经济学家还深受数百年前的产品观影响。客观地说，数百年前，以农业生产和新兴的工业生产为主，当时的经济学家们能够提出产品的概念，并以产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或者说以产品作为经济最基本的细胞是非常科学的。但是就如化学科学不能停留在分子阶段，还需进一步研究发展到原子、质子、量子，仍至将来还可能进一步发展一样，我们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支柱概念也需改变。

严格地说来，产品远不足以囊括人类的整个经济领域。诸如金融服务、保险、诗歌、歌曲、经济学家的著作等同样在商业领域流通的东西并非一定是产品。

因此，我们提出财富的概念，构想经济学上以“财富”替代过去“产品”、“商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财富，我们将其定义为“就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财富在经济学上并不是指金钱，而是指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金钱或者说货币只是商品类财富的权力凭证、度量工具。我们的这一类似的定义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曾提出过：经济学应将财富看做是满足需要的东西和努力的结果[iv]，一些学者也开始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当然都还缺乏系统性，并且未与产品的关系进行彻底的清理，特别是只将以金钱来衡量的商品类东西才叫财富，反言之在过去的意识里财富就是金钱。为此笔者在《财富创造论》一书中尽可能全面地清理了财富与产品、商品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财富为经济基本单位的事实以及应作为经济学支柱概念的建议。根据定义，财富包括产品，也包括非产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包括物质类财富，也包括非物质类财富，包括有形的财富，也包括无形的财富，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是财富，都可以是经济学研究和考虑的范围。提出将财富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应该更为科学。

在经济学上进行这一研究对象的革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经济学界及经济界更全面地研究社会的经济建设。例如，环境，当然不是产品，通常也不是商品，但因为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也是财富。这有助于我们将其纳入经济建设考虑之中，而不是去发展“产品”、“商品”经济破坏环境财富。依据这一思想，我们就会明白，财富不只是商品，不仅一辆汽车是财富，一湾绿水也是财富，不仅一只山羊是财富，一片绿色的草地和森林也是财富，它们都满足我们的需要。当汽车造得很少时，因为其稀缺而显得价格很高，因而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其是财富。而当我们的环境恶化，一湾湾绿水消失，符合需要的水变得稀缺时，我们每天生活上所用的水我们也不得不天天付出货币去购买，这时水似乎才变成了我们的财富。实际上水原来就是我们的财富，只是我们总觉得其太充足而不珍惜罢了。过去那种以稀缺性为预设前提的经济学术思想已显得非常落后而致命。长期以来，全球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与经济学上的产品观和商品观不无关系。当然，也有人会认为，经过投入资金人工改造过的环境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也可叫产品。实际上即使将改造过的环境称为产品，同样显得比较牵强，经济学作为科学是不宜为固守某一古老的概念和思维而牵强的。同时，未经改造的环境同样从远古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领域，我们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这一庞大的部分我们更不能遗忘，它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同样，对于无数的非产品、非商品，因为有了财富作为总括，因此其创造、实现、分配、消费等情况也就能较好地纳入经济建设的考虑之中，这对于人类未来的建设非常重要。

总之，经济的最基本细胞是财富，而不仅仅是产品或商品，因此以“财富”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更为科学。针对经济学的现状，现代新经济学的革命可能首先必须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支柱概念上进行革命，否则现代经济学仍然不可能有突破性发展。

（二）经济学中研究对象产生过程的革命

无论是非常局限的产品观、商品观，还是全面概括的财富概念，其产生实际上并非仅仅来源于生产。由于如上部分我们已提出了财富包括产品，也包括非产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因此下面我们直接使用财富的概念。

我们认为，财富首源于智力创造，然后是实现，而并非仅仅生产，而传统经济学在财富产生过程上应该说还基本停留在两百年前的生产认识阶段。这的确需要我们现代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或者说革命。例如，电脑没有先经科学家们发明创造，是不可能生产的，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人员们不断研究创造出先进的电脑，其生产也几乎是不能进行的；再如小说，其首先是作家的智力创作，创造出能满足人们需要的高水平的小说才是至关重要，而并非印刷车间的生产至关重要，并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小说不需要印刷生产，通过网络即可销售给广大读者。也就是说，经济学应该更好地反映现实的经济情况，应该将财富的产生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科学地研究与抽向归纳，只有这样抽向归纳出来的基本理论才更符合现实经济情况，从而才能更好地反过来演绎至现实经济建设中，更科学地指导社会、企业、个人的经济活动。

当然我们有必要对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财富产生及财富生产等重要的概念进行重新整理定义，以有利于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与发展。所谓财富创造，是指人们为探索获得新种类、新形式、新规格、新用途、新领域等等方面的财富，以大脑思维创新为主导的发明、发现、创作、设计等新财富的活动。它并非单纯的大脑思维活动，也不是重复性地制作产品的活动。对于财富创造，我们提出了“以大脑思维创新为主导的发明、发现、创作、设计等新财富的活动”这一措辞，即创造不仅仅包括发明、发现、创作、设计这四大形态，还包括其它活动形态，这为现在复杂的各类创造形态以及未来可能新出现的创造形态留下思维的通道。定义中的“等”字非常重要，否则很可能使将来的研究、解释固步自封。财富实现，就是使创造的概念性的财富成为事实或使成为能为人们消费、使用的事实。具体地说就是将所发明创造的新财富进行知识传播、生产、销售、服务等等活动，使其变成可以为人们直接需要并且供人们使用、消费的各类活动的总和。财富产生，就是人们创造实现财富的活动，它包括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两个部分。财富生产，是指人们在农业和工业上，根据已经取得的财富知识，通过劳动和一定的要素的结合种植农产品和制造工业品的活动。财富生产只是财富实现中的一部分。如上所述，财富产生包括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而财富生产只是财富实现的一部分。考察整个国民经济时，用财富产生的概念更为全面准确。我们提倡在经济理论上使用财富产生的概念，而避免再滥用产品生产的概念。如果一味使用生产一词必会使我们继续陷入过去的理论思维中，很难有系统的突破。

我们认为，财富的产生由两阶段构成：第一阶段，财富创造阶段。即财富首先要由科学家、研究人员等智力者创造，才可能有这样一种财富。否则生产上不知道能生产什么。例如，如果没有爱迪生发明创造出电灯，工厂再高明也不可能生产出电灯这一财富来。第二阶段，财富实现阶段。财富实现包括生产、运输、销售，还包括其它许许多多方面。这里我们用实现这一概念来概括财富产生的第二阶段，而不用生产来代替，因为生产仅仅是财富实现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而矣，尽管过去“生产”在我们的眼里是多么的伟大和至高无尚，在20世纪中叶供过于求以后，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时甚至并不比销售高多少。在过去的传统经济理论中，财富产生过程的核心和起点都是生产，在旧四分法中是生产、交换，因此认为财富是从生产中生产出来的，除了销售可以对应于交换外，其它方面，如科学家、银行、国家、服务人员、后勤人员、管理人员、资本等等，都只是辅助甚或是寄生的，当需要强调其重要性时，于是牵强附会地称其为生产。运用综合财富观及财富产生的两段论，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解释诸如科学家、银行、国家、服务劳动者、后勤劳动者、管理劳动者、资本在国民财富中的作用，它们实际上都在进行着财富的活动，因具有财富价值或财富产生功劳而存在。

财富的产生由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两阶段构成。财富创造是首要的，没有财富创造，便无财富实现可言。生产的地位也并非那么显赫和功劳无量，在现代社会，没有科研人员等创造出优秀的财富，生产变得毫无意义，即使在财富的实现环节，生产也未必就是全部，对一些财富如歌曲、软件来说甚至未必就需要生产。这也告诉我们是到了应该好好全盘思考旧有的经济学术理论的时候了。

总之，经济学中财富产生的过程应该由过去理论中的生产一元观，革命地推进到创造、实现的两段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上对于财富的产生应该建立创造、实现的两阶段思想，生产实际上远不能囊括财富的产生过程，生产只是实现阶段的一个可能的程序而矣。例如，一个软件，先是经过科研人员设计创造出来，即财富创造阶段，然后还需要进行实现给社会，即实现阶段。然而，实现阶段也只是可能需要大批量地复制生产成光盘，即生产环节，然后通过运输环节、销售环节等实现到消费者手中。不难看到，即使在实现阶段，也未必就只有生产，还有运输、销售、广告宣传等活动。同时，应该指出，现在许多软件财富直接在网上进行销售以换得货币，未必需要生产。这也告诉了我们生产一元观在现代社会的落后性。尽管在农业上，粮实需要大量的农业生产劳动，在大部分工业制造上，工业产品需要大量的车间生产劳动，但是，经济学不能一味停留在18世纪只研究农业生产和新兴工业生产阶段，两百年后的现代需要更进一步，需要更全面地研究现代经济。况且财富产生的两阶段论，并不是否定生产，而是更全面的地囊括了生产，只是有的财富的产生过程需要生产环节，有的不需要生产环节，有的财富生产环节的重要性占有极高的地位，有的则占有较辅助的地位。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理论应该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应该说，财富的两段论能较好地达到这一点。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基于初步进行研究，以及财富的无限复杂性，关于财富产生过程的研究及财富的两阶段理论，未必就包括所有财富，但它至少包括了现有经济学中研究的所有财富。对于部分自然类财富，其同样适用综合财富观思想，很大部分如煤碳、石油也能适用财富产生的两阶段论，少部分倘需要新的阐述或作例外处理，但其不影响科学理论的革命步伐。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在不断完善中发展的。

因此，我们认为现代经济学上是可以在研究对象的产生过程

上进行革命性推进，树立财富产生两段论思想的。

（三）“四分法”的新革命

萨伊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和消费三部分，后来詹姆斯.穆勒在萨伊的划分之外又添加了交换形成“四分法”之外，此后人们对这种根本性的经济理论问题未再作出什么突破性的见解，更无人对此作出否定性意见。后来的学者更是将生产作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和起点。把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划分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三部分，应该说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不过，现代人类的经济理论应该在此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萨伊和穆勒的这一理论用于考察古、近代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有极高的价值，但这一理论以生产为经济的核心和起点，过份强调了生产的价值，排斥了许多重要财富要素的功劳，如创造、运输、传播、服务等许多方面都未包括进四分法中去，只是在现实中将其进行适应性解释。作为根本理论这是残缺不全的。在人类由工业生产时代过渡到新的时代后，这一理论运用于人类的财富经济领域已显得削足适履。现在已有许多经济学家深深感到过去以生产为中心或起点研究经济的严重局限性。如H.罗宾斯坦写道：“新古典的价格、生产和产出理论不会引出一个创新理论来”。

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划分，并非仅仅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更科学的划分应该是：创造、实现、分配、使用（消费）。人类经济生活领域除了财富实现外，还需要财富创造，而且财富创造是源头。即使是财富实现，生产、交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服务、传播、运输等问题。在现代社会，服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毫不逊色于工农业品的生产与销售。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一些财富领域甚至不需要生产。就如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例如一个智力创造精英设计创造了一种游戏软件财富供人们消遣享受，他未必需要将其生产成光盘，他可能通过网上传播就完成了财富的实现工作，即使需要生产成光盘，我们现在都已感觉到光盘的生产在这一财富经营活动中已显得无足轻重。再如，一首民间音乐经民间音乐家们创造出来后，人们口传声唱流传开来，这一财富未必就经过了生产。因此，我们在学术理论上使用了财富实现这一提法，希望能具有更高的概括性。财富实现在不同的财富方面可能包括的内容及划分会有所不同。对于大多数物质财富来说，它如传统经济理论划分的那样，具体包括生产、销售（交换）等环节，对于部分物质财富来说，可能只是销售，也可能只有生产，例如，农民自已种植稻米自己消费，他就只需要生产就行了，未必需要交换。而在许多财富方面，财富的实现并非一定需要生产，可能是服务等等。在理论研究时，我们不宜将财富实现界定为只包括生产、销售、服务，因为仅这三方面很可能还远不足以概括完财富实现的所有类型活动。我们主张在不能完全列举时，留有余地，使其在迅速发展的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现代社会远不是两百年前的工农业生产时代。在现代社会，生产已退出社会舞台的中心位置，让位于创造。因此，在萨伊和穆勒的理论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发展，还创造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应有的地位。财富创造的确处于财富的源头。生产、交换是在财富创造出来后的事。尽管诸如稻谷这样的财富，一万多年来人类每年都在不停地进行生产，而研究创造只是偶尔出现，但是依然是先有创造，后有生产，并且每一次重大的创造都是革命性的。没有远古时代智力精英们的创造，人类不可能知道生产稻谷。现代社会没有诸如袁隆平这样的智力精英的再创造，人类不可能生产高产的杂交水稻。创造在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例如，只有不断创造出先进的手机财富，企业才能进行生产、销售，否则生产出来的手机因为落后根本销售不出去，企业只能停产倒闭。

经济上不仅仅只有生产，还有销售、传播、运输、服务、管理等等实现活动。用生产来代替这多得多的活动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认为在四分法之中，继创造之后，应该用实现的概念来代表所有各种形态的实现活动。

为了更科学地论述新经济理论，我们认为还应将旧四分法中的交换进行分解，关于销售、流通方面的内容归入实现部分，关于财富利润方面的归入分配部分。即划分为：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财富分配、财富使用，这样更清晰明了，便于把握经济的真实规律。

另外，我们基本继承了消费的提法，不过在这基础上改为使用。这样更有利于对于社会财富经济的考察。因为财富除了终端类财富，还有产生财富的财富。例如机床厂开发、生产供给的重型机床这一财富就不是终端类财富，而是生产财富的财富，该财富存在创造、实现以及分配问题，同时还存在使用问题，即许多企业购买该机床财富并非是拿去消费，而是使用。如果在财富四分法中使用“消费”的概念，显然是无法描述和考察这一类财富的。因此我们用“使用”这一概念更为准确。再如，人们购买电炒锅，虽然这一财富是终端类财富，但人们是将其用来炒菜，应该是使用，消费的提法好象也不太准确。人们购买笔、购买电脑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希望在新四分法中用“使用与消费”这一更准确的概念，基于语言简炼的原因，我们将其精简为“使用”，也就是说在经济学中新四分法创造、实现、分配、使用中的“使用”实际上还包括“消费”，即严格表述应该是：创造、实现、分配、使用（消费）。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更全面地反映这一事实，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济学应该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旧四分法上进一步革命性推进到“创造、实现、分配、使用”的新四分法。新四分法单独列出了创造的概念和以“实现”的概念取代生产的概念，应该更为科学、全面。新四分法单独列出了创造，并以创造为首，对于国民经济以创造为主导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经济理论依据。

（四）经济学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

当人类发明创造了稻谷、麦子等的种植方法后，人类从狩猎时代进入了农业耕作时代，这一时代在于对这些财富进行种植实现以满足人们稳定的生存需要。而当人类开始大量发明工业品，并发明了蒸汽机等机器化生产工具时，人类进入了工业生产时代，这一时代在于对工业品进行大量创造和大规模生产实现。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各国智力创造大规模展开后，人类进入了智力时代，在智力时代人们主要是更大规模地创造各类财富，然后将其进行实现。人类的发展总是围绕财富的创造与实现这一主线而演进。

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如此，一个企业、一个社会均是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一个企业诸如质量管理、成本管理、财务政策、经营战略无一不是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无不服务于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一个社会同样如此，货币政策、投资政策等等都是围绕满足人们财富的需要，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

因此，我们认为人类的经济学理论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研究的基础和主线，然后针对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具体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深入研究。尤其是现在，把握好这一主线，并特别注重最关键的财富创造问题，对于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无论是现实问题，还是理论发展的需要，现代经济学都应注重创造的研究。社会的经济由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实现、财富的使用、财富的分配构成。在21世纪，经济科学理论就应该反映这一基本事实情况，否则不可能科学发展。从现实来看，现代财富创造大规模展开，创造层出不穷，创造的情况几乎决定一切，创造由人类经济的幕后终于走上舞台并且已占据主角的地位。几乎每一种经济问题都因创造而出现，因创造而变化。在18世纪、19世纪，人类工业生产时代，一个经济学家他如果不深谙工业生产，他不会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在21世纪人类进行大规模创造时代，如果我们还忽视财富创造问题，我们将因理论脱离现实，而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我们要注重财富的创造问题，以财富的创造、实现为基本主线，就需要走出生产一元观的误区。作为经济学，其最基本的对象是什么？经济学基本的对象是财富，而绝不仅仅是产品、商品的问题。在过去许多经济学说里将产品和商品作为经济的细胞，这不完善，因而不可能是很科学的。我们认为财富才是经济的细胞，产品和商品只是财富中的一种。因此过去那种以产品、商品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不是完整的经济学。财富包括产品、商品，也包括不需要生产的非产品、不需要交换的非商品，也就是说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应尽量纳入经济学研究考虑的范围，这样更为全面、科学。同时，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是：创造、实现、使用、分配等问题，而绝不仅仅是生产、交换、消费、分配问题，更不是以生产为核心和起点的问题，生产仅仅是财富实现环节的一部分而矣，实现不仅包括生产、还包括销售、运输、服务、传播等等。经济学应从生产一元观的误区中走出来，否则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统计调查的结果是，我们即使是情况最好的企业，也存在大量的设备闲置。车间里摆放着世界先进设备而企业停产倒闭者更是数不胜数。这一切惨痛代价与过时的生产经济理论统治整个社会的思想不无关系。既然“生产”是社会的核心，即然一切都决定于“生产力”的高低，既然发展的好坏取决于“生产率”，既然经济学理论上都是这么说的，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经济思想的学生们当然就“科学”地大力购买先进生产设备去促进“生产力”了。虽然一些经济学以现实修正的办法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但即然在根本理论上即萨伊—穆勒旧四分法上除了生产，只有交换，因此科学也就只是一种外来的东西而矣，一种在现实观察中因其现实的极端重要性和血的教训而才得以进入经济学领域的要素而矣。

现在生产经济学的思维即使在美国也仍然根深蒂固。不仅仅保罗.萨缪尔森先生，还是格里高利.曼昆先生都深受生产经济思维的影响。被誉称为天下第一的经济学教材，并在中国继《经济学》后又一次掀起经济图书浪潮的曼昆先生著的《经济学原理》，在关于整体经济应如何运行上提出的原理是：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其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各国及其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源于其生产率的差别；在考虑任何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人们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为此决策者需要让工人接受良好教育，拥有生产物品与劳务所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获取最好技术的机会[v]。实际上，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其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能力并与分配有关；各国及其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源于其财富产生力（包括财富创造力和财富实现力，而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差别；在考虑任何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人们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能力以及财富分配的情况，为此决策者需要让劳动者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良好能力，并尽可能考虑财富发展效率与财富公平分配之间的最佳结合。显而易见，经济学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生产”、“有效需求”、“货币”、“就业”、“价格”、“自由调节”、“国家干预”等都应该在此基础上作侧重研究，否则经济学很可能找错方向。

（五）由生产率思维向财富产生率思维革命性转变

数百年来经济学术上有一个错误的说法，认为生产率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工业经济时代前期，提高纺织机的生产效率的确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纺织品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后，旧产品的供过于求使得生产率并非还那么重要。遗憾的是经济学的思维一直以来都还停留在生产率上。例如，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最根本的问题与八十年代就有所不同，不再是生产率问题，在中国有大量从国外花高价购买的先进纺织生产机器闲置，生产率剩余了。生产率是为财富服务的，换句话主要是实现财富时在工厂里生产的快慢而矣。有没有更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纺织品”财富以及能不能销售出去才是最重要的。创造或引入更能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并且卖得出去时，才可以进行生产，那时候生产率才变得有价值。

我们认为需要转变的思维是，不能将产品财富种类假定为是不变的，也不能将生产假定为社会经济运行的轴心或起点。过去古典经济学发源于十八世纪工业生产革命时期，那时最显著、最激动人心的是纺织机器的发明，即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大大增进了社会的财富。因此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生产就是社会经济的轴心，生产率就是经济学最核心的命题。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过去的经济学大师们是无可非议的，毕竟每位智者都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是现代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应有所进步。如前所述，社会的经济并非仅仅只有生产，还有服务，还有销售，还有传播，还有运输，特别是还有创造，等等。因此应该更全面地来把握社会经济，可以在传统经济学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基础上推进一步，发展为创造、实现、分配、使用。另外，不能将产品财富作为全社会的所有财富，更不能假定其不变。全社会的财富，除了产品财富，还有文化类财富等等，除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上的物质财富，还有服务以及其它形态的财富，除了商品类财富，还有非商品类财富，以生产上的产品财富来代替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导致以偏概全，在考察社会经济时解释上就会显得牵强附会，在复杂的问题上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人类的财富种类永远在发展，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过去在经济学术上将社会的财富种类假定为固定，显然这样就会认为科学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了，使财富增多了，使经济发展了。“提高生产率”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成了各国政府至今为止最时髦而又缺乏准确性的用语。而实际的情况是，电脑、因特网、手机等等信息财富的创造，并非仅仅是社会的生产率提高了，电脑、因特网、手机等更是一种人们直接消费使用的终端财富。

将人类现代创造出的类似这些难以穷尽的财富看作是生产率提高了，已显示出传统经济学术的严重疆化与落后。而比这更为严重的是，因为生产率被西方传统经济学术上视作发展经济的核心而传授给学生们，当学生们走上政府、走上企业领导管理者的岗位后，它们在思维上就会受到“生产率”的困扰，当他们无法摆脱生产率理论这种经济学思维支配时，显而易见的是在制定企业发展大计上，首要的就是大力提高企业机器每小时能生产产品的效率；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考虑的是引导社会大力购买生产率高的生产设备，而不是首先考虑社会如何去最大限度地创造实现财富的问题。当生产率提高，生产出的产品大于需求时，经济危机发生了，于是生产率成了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经济学上以生产率为核心的思维是不妥的。

客观地说，生产率的概念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前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那时社会财富的状况主要体现在生产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生产率越高，那么实现财富的能力越强。在生产不足的时代，能生产多少财富也就意味着能实现多少财富。提高生产率，社会、企业实现的财富也就越多。但到了二十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生产率再高，生产出来的产品未必为社会所接受，当生产出的产品不为社会所接受时，这时生产率再高，对于财富也意义不大。显然，现在社会的重心已不再是财富的生产，而是财富的创造，我们更应该关心的不是生产率，而是财富创造率及综合的财富实现率，即应该关心社会或一个组织（如企业、科研机构）人均创造实现财富的能力。

国民经济增长的原因不仅仅是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一方面是生产率提高、财富得到更广泛实现，另一方面是新财富的不断创造。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提高。在十八世纪时的确如此，那时候，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英国生产出大量纺织品，满足国内人们的需要，并向外输出获取了大量白银。但是世界对特定的纺织品的需求总量是有限度的，当未达到限度时，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财富能被大量生产出来，因此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当达到限度时，这时候不能再多生产，经济增长停止了，甚至如果消费者手里的纺织品更新不够快，那么将会出现严重的负增长。实际上，经济的增长在一定时期既有生产率提高的因素，还有财富在更广范围内实现的因素，更有各类新财富不断得到创造的因素。十八世纪以来，主要是电灯、电话、塑料、尼龙、洗衣机、空调、汽车、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等数不胜数的大量新财富的出现，使得人类的财富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并非是纺织机等生产率的提高成为了人类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生产率，是工业生产时代的一个概念，顾名思义，就是单位时间或者说单位劳动者生产产品的效率。也有人认为是单位时间或者说单位劳动者生产产品的水平。实际上，生产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而且随着非生产性行业的迅猛发展，生产率的概念早已不能用来衡量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但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人们仍然在采用生产率的概念来考察国民经济。而且在学术解释上将生产率内涵无限扩大，以弥补产品、生产、生产率作为经济学支柱概念的先天不足。实际上，人类的经济全貌是：首先是科学家等智力精英们发明创造一种财富，然后组织生产，将这种还是概念性的财富生产出来，另外还需要进行销售将其最终变成为为人们消费的真真实实的财富。也就是说，在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时，应该采用财富产生率的概念。

财富产生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人均创造、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它包括财富创造率和财富实现率。财富创造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人均创造财富的能力水平。财富创造率也可称作智力创造率。财富实现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在单位时间里人均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它实际上包括传统上人们所说的生产率，但它比生产率更广泛、更有意义。因为它不仅包括社会或组织人均在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产品量的水平（即生产率），还包括社会或组织人均在单位时间内可使所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等财富为人们最终接受消费的能力水平。

财富实现率的概念还可用于解释和分析商业企业。商业企业基本不存在生产活动，而主要是销售、服务等实现活动，销售或服务的财富市场范围越广，目标对象越多，那么这一种财富实现的程度越高，财富也越多。因此财富实现率的概率也可用于考察一个商业企业的经营情况。这是劳动生产率所不具备的。

因此，在新经济学革命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思维上由产品生产率的概念向财富产生率的概念进行转变。

（六）劳动价值论的革命性推进

18世纪，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劳动）决定财富的价值。两百年后这一观点需要重新思考。一项财富的价值是其创造

诞生时起就已确定。例如科学家们发明了汽车，它具有陆上交通等价值，这时其价值一并与财富的名字及形状、结构的诞生而诞生了。后来车间的生产只是将这种财富一个一个地生产实现出来。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需求量的大小并不影响其价值的变化，价格也不影响财富的价值。财富的交换价值并不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主要的是其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情况和供需情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很难着摸和把握，实际上现代生产一种产品的劳动时间远远低于过去的劳动时间，但是其交换价值不减反增。

虽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进一步研究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仍需要进一步发展。

让.巴蒂斯特.萨伊也不同意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萨伊认为生产的要素除了劳动外，还有资本和自然力。他提出效用、供求和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价值论，其中效用是各种财富的内在价值的基础和来源，物品的价值是物品的效用决定的。并认为商品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并且虽然供求变动决定着价格变动，但供求对价格的作用有一定限度，这个限度就是生产费用。这一论述虽然仍有一些不完善，但在当时是极具天才性。

站在现代社会，我们认为财富价值的高低自其被创造出来时就已确定，只要在实现中不会偷斤减两；另外，财富的价值不等于财富的价格，财富的价格由需缺度决定，从而可能随时变化。

当然对于财富价值的再思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我们赞成陶俊杰先生在《中国经济大争论》中的观点：“经济学家首先是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社会需要作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参与治国，需要由你带来充满远见、不囿于政治派系利益争斗的直言和坦诚！”

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理论永远是在发展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同样是必须不断向前发展的，这样才能维持其生命力。尤其是劳动价值理论，在18世纪、19世纪达到科学及真理的颠峰后，由于后人不恰当的疆化死守，一两百年来再没有得到发展和推进的机会，从而因落后而很少被人们真正接受。

站在现代来看，我们认为，科研等劳动创造了财富，而一般劳动继科研等劳动之后实现财富。也就是，将劳动进行细分，劳动中的如科研等类型的创造劳动创造财富，劳动中的一般劳动实现财富。如科研发明劳动、设计劳动、创作劳动等为创造劳动，如生产劳动、销售劳动、服务劳动、运输劳动、管理劳动、普通技术劳动等为一般劳动。人类社会的任何财富的产生，都离不开创造劳动与实现劳动，因此是劳动创造与实现了财富。这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发展，

虽然只是将劳动细分为创造类劳动和一般劳动来发展劳动价值论，但这一推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推进，更符合实际，因而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同，从而使劳动价值论保持其真理性与生命力，更好地为人们理解和接受。同时，这一理论，使我们根据时代的进步，科学地运用劳动价值论来解决部分问题，即作为一个社会来说，科研等创造劳动是首要的，没有科研创造劳动，就没有新形态的满足人们需要的新财富，一个社会很难进步与发展，社会需要更加重视创造劳动在现代财富中的极端重要性；而实现劳动则是必要的，没有大量的一般劳动去实现财富，财富也只是一个概念而矣，人们依然得不到任何现实的财富，社会需要充分肯定一般劳动的重要功劳。资本不创造财富，也不实现财富，但在现代社会一项财富的创造与实现，往往都远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需要许多人组合起来进行创造和实现，要将劳动力组织起来，以及组织起必要的资料，就需要大笔的资本，资本也就起到组织财富产生的作用。往往是资本充足，那么创造上就能更好地组织优秀的科研人才进行创造，实现上则能组织足够的人力进行大规模生产和在更广阔的市场上进行销售。这就更好地说明，资本不创造财富，但它在一国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上非常重要，这使我们能更好地从经济理论上正确地看待资本以促进国民经济建设。

也就是说，用社会必要劳动进间来解释劳动价值论已不适应需要，而将劳动进行深入研究细分为创造劳动和实现劳动后，我们能更好地科学继承与发展劳动价值论。

同时，应该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经济领域的科学，而不是政治学，不宜将其政治化，否则很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即使是关于创造劳动、实现劳动以及资本等各要素在财富中的重要作用，这也只是经济学术的研究与探索而矣。

（七）财富的价值、价格及需缺度问题转我们认为一项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汽车自其创造出来后，其就具有运输的功能，创造得越好，其价值越高。生产率的提高，不影响其价值的改变。同样在生产上投入再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依然不变。财富的价值也不因为供需的变化而变化，它自其被创造出来后就已经恒定。财富的价值也就是财富的功能或效用，其能满足人们需求的功能是跟随着财富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同意财富的价值因人们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人们的需求变化，只能说财富需要不断地创造更新，以满足人们变化了的需求。某一财富的价值是不变的，除非其诸如老化等降低了效用、生产的不力使其功能不全等。财富的价格涨跌并不一定意味着财富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财富的价格往往是以价值为基础，当然一定程度上也以成本为基础，但同时深受供与需之间的影响。例如在涌泉边，水是一文不值的，但是水仍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其价值并不因为其价格为零而为零。虽然在沙漠里，也许一瓶水可能有人愿意以千金相买，但是其价值依然是恒定的，即仍然只能是满足人们对水的需要。人们在沙漠里不喝水要被渴死，同样在涌泉边不喝水也会渴死。不能因为某种财富稀缺时就认为其价值升高了。无论是生产多少，无论价格怎么涨跌，无论是提高了生产率还是未提高生产率，每一个该财富的价值量都是不变的。供需的差距也不改变财富的价值，人们一顿只吃一个面包，供应十个面包，人们还是只吃一个面包，每个面包的价值量还是不变的，只不过其它九个面包的价值被浪费了。我们认为某一财富的价值是恒定不变的，当然进一步新创造出来的新一代财富，其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时其财富价值是会提高的。但是新一代财富已不是原来特定的财富，就如今天的日光灯、艺术灯已不是爱迪生那时发明的白炽灯一样，即使今天改进了的白炽灯也不是那时的白炽灯，应该看作一类财富但是属两项财富或者属两种规格的财富。进一步创造，新的财富价值量提高了。财富的效用价值似乎也有时间性的情况。例如五十年前的一部法律可能对于当时来说是很有效用价值的，但到了现在效用价值可能已所剩无几。但就这一例也不否定该法律的价值的恒定性。该法律的价值在于在那个时代条件下具有特定的价值功能。不能苛求其在新的条件下也能满足新的需要。满足新的条件下的需要是新的法律的事。

一项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在生产上投入再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依然不变。同样财富的价格也并非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例如，农产品投入的社会必要时间远高于高科技产品，但是价格远低于高科技产品。因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很难适应现实经济问题。关于财富的价值及价格问题我们不主张经济学上仍然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徘徊不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充其量在一定范围内可作为参考而矣。

我们认为财富的价格受需缺度的影响。所谓需缺度就是一项财富人们对其需要的迫切程度、购买能力与这种财富满足人们的情况、在供给上稀缺的程度两方面的结合。需缺度越高的财富，价格越高。需缺度低的财富，价格相应较低。财富首先要为人们所需要才可能有价格，这是前提。而财富的价格深受供需情况的影响。在十八世纪以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动物很多，但耕种的粮食很少，物以稀为贵，面包的价格比鲜肉还贵。在远古时代，一碗饭也能很轻松地换到一只野兔。如上面所述，水是我们必须需要的，当我们居住在涌泉旁时，水也就没有价格。相反，如果在沙漠的要道上销售水，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可能比石油还要贵若干倍。某种财富为人们所迫切需要，并且供应量少时，价格就会上升，这时候生产销售这种商品利润就较高，经营者就会增大实现供给，或新的经营者就会加入。相反，某种财富不为人们所迫切需要，并且供应量大时，价格就会下降，这时候生产销售这种商品利润就较低甚至亏本，经营者就会减少实现供给，或退出这一财富实现事业。财富活动与人们的需求密切联系，隐含了利润的价格在其中起到气象仪和调节器的作用。我们需要明白财富的价格深受供需情况影响。当粮食很稀缺时，粮食的价格会比任何工业品都还贵。只不过现代人类每年能生产供给的粮食量就一般地来看已经不为人们所忧愁，至少不为工业国家所忧愁。那种认为农业产品附加值很低的经济学说不正确。对于电脑，设想不存在继续创造，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生产供给的人非常多，那么每台的价格有一天会下降到令人吃惊的水平，其“附加值”将低得并不比粮食高多少。实际上由于已有大量人在生产和销售供给电脑，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许多商家抱怨电脑这一高科技产品财富“附加值”并非很高。

在研究国民经济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财富的价值与财富的价格不对等问题。例如，一块电子手表，在二十年前值5元，今天其更先进，财富值更高了，但是其价格并未得到多大增长。再如，一部某款手机，5年前的价格设为5000元，现在其价格可能500元也难以卖出去。财富的价值与价格不一定是对等的，某一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而其价格则深受需缺度的影响。

（八）财富换财富原理

作为经济学，倘需论述财富换财富的问题，财富换财富这是人类的经济规律，也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支柱之一。

财富首源于创造，创造出来后人们依据所创造的财富知识进行生产，以满足生存、幸福的需要。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后，随着人类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人类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分工。这时候大多数人种植农作物，少数人开始进行手工工业产品的生产，双方都需要进行交换，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时候由于创造的财富还比较少，分工、交换都还比较初级。而随着纺织品机器、蒸汽机等的发明，以及大量其他不计其数财富的创造，人类进入工业生产社会后，这时候，社会分工深化。往往是一个人不可能生产满足自己生活、生产需要的所有财富，只能创造、实现供给某一或某些特定的财富，然后进行社会化交换，供给社会中需要此种财富的他人，从他人手里获得可以购买到其他财富的货币（也即社会化财富的凭证），才能用货币去购买自己生活、生产需要的财富。也就说，人们各司其职，从事不同的工作，为社会供给特定的财富，从而获得货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例如，一个工厂的工人们，他们需要生产出社会需要的某一工业品财富，销售供给其他人后，获得货币，然后用所获得货币去购买粮食、衣服等自己及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财富。再如，一个公司的服务员，他们需要向社会供给服务财富，得到社会的他人认可消费后，才能获得货币，然后用所获得的货币才能购买到自己及家庭生存、幸福所需要的财富。总之，随着人类所创造财富种类的众多，每个人或每组织体的人只能供给其中一种或少部分种类的财富，必须参与到社会分工中去。这就是分工的原因。

在社会化分工的时代，除了社会救济、赠与等外，社会更一般的规则是，一个人要获得他人供给的财富以获得生存和幸福，必须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去交换，即财富交换财富。

财富换财富，这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财富换财富，包括商品化的交换，也包括非商品化的交换。

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在现代，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趋势。一个作家以自己全部的劳动来创造供给人们需要的小说财富。他需要生存、需要过上起码的现代生活，因此他所创造提供的财富，别人如果需要，应该用自己手里的财富来与其进行交换。如果其它人不用自己手里的财富交换就能免费获得作家创造的财富，那么这位作家实际上就是在无偿地向他人供给财富。而这位作家是需要生活的，是需要养活其家庭成员的，他除了自己拥有小说原稿这些特定财富外，就一无所有，而最终会被饿死，要么转行以求生存。著作权领域如此，整个专利领域也是如此。

一般说来，财富的商品化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在自然经济时代财富不商品化，人们通过自己种地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但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每一个人不可能都去种一块自留地。在未来，甚至可能90%的人没有自留地，而只能从事其它非农业财富的供给。社会的这90%的人要获得粮食需要将自己供给的财富商品化，去向农民换取粮食。而农民也需要将自己种植的粮食的绝大部分商品化，去换回工业类财富、文化类财富、服务类财富等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须的财富，包括去换回化肥等生产类财富。而在这90%的人中，每个人又可能在从事着不同的财富供给，他们之间也需要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才能换回别人供给的财富。

总之，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趋势，实际上是财富换财富规则的体现。虽然以我们过去的观念很难接受商品化问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财富更加广泛的创造与生产形成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使得商品化成为必然。财富的商品化实际上就是财富的社会化交换而矣。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财富都要商品化交换，而仍有大量财富是经过非商品化进行交换的。如许多基本财富就是由公共财政购买变成公共类的财富，作为全社会共享的福利。例如修建街道、普通公路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这些都是人们普遍需要的财富，如果这些财富为修建它的人进行商品化经营，每个人从这里过都需要收费，那么显然是不妥的。但修建者又不能无偿劳动，如果这样，那么修建者会最终破产和饿死。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会向大家聚集税收来购买这一财富，将其变为公共财富由全社会不再付费就可共享。

再如思想类财富以及许多难以商品化的科学学术财富，特别是基础研究，这些财富是难以商品化的，虽然它们是非常优秀且极为重要的财富，但几乎没有任何个人和企业愿意花足够的价钱来购买交换这些财富。这样的结果是为社会创造供给了这些优秀财富的科学家们往往处于极度贫困的境地，要么他们有其它职业来支撑他们的这些高尚的财富创造供给活动。在历史上，以及现在，往往是这样，搞这些财富创造的通常是家境不错者，或者有其它职业获取生活来源者，或者是领取国家工资的少数科研工作者，而普通平民很难能从事这些财富的创造。秀才往往是贫穷的，这就是社会未很好遵循财富换财富的原理所致。这大大地制约了优秀财富的创造。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会以公共财政来支持这些优秀财富的创造和供给。

社会化的现代社会，一个规律就是财富换财富，我们总是在从事着不同种类的财富供给，我们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换取别人手里的社会化的财富。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养山羊、种土豆、造汽车，然后拿去卖，从而能获得别人手里的货币。因为财富换财富得到良好的体现，因而我们自觉地大量地养山羊、种土豆、造汽车。可是，我们在环境财富上却很难看到财富换财富，因此我们很难看到有人专门去大量种树、植草。因为其植再多的树、种再多的草维护了环境，但没有人愿意拿钱去购买，其将因换不到财富而不能生存。以至于很长时间来，没有多少人去保护环境，反而是更多地人砍伐树木去换货币，养殖更多的山羊吃尽草坪去换货币，以至于无数森林变成戈壁，无数草原变成沙漠。良好的环境也是大家所需要的，由于很难让个体分别购买，只能由社会公共部门代表大家来购买。因而，将全社会聚集起来的税收的一部分拔给环保个体和地方也就理所当然。虽然这不是商品化的财富交换，但实际上也是符合财富换财富的原理。当环保上财富换财富的原理得到良好体现时，当进行环境保护能换到财富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搞环保经济，专司环境保护。

当然，在社会财富换财富的基本规则之上，我们也需要发扬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但作为经济学理论应该充分考虑到人们往往只有在能基本生存的情况下才更容易无偿供给。

总之，在经济学中提出基本理论后，还需提出财富换财富的基本原理。这有助于我们全面考查国民经济建设问题。三、现代新经济学构想的演绎与验证

科学的理论应该从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抽象归纳，使其具有高度的理论指导意义，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情况，使其尽可能具有时代性的真理意义。当然这还需要对其进演绎与验证，看是否有矛盾的地方，或者不能解释的地方，如果没有，那么这一理论则是极科学的，可以上升为较长时期内的理论；如果有，那么显然这一理论还有局限性，但如果这一局限性远比过去的理论小，那么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以后倘需进一步发展，如果这一局限性比过去的理论大，那么这一理论则是失败的，应该给予否定。

对于经济学革命新构想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些演绎与验证。

（一）理论验证

1、关于农业品的验证

无论是稻谷、西红柿，还是苹果，都是满足人们需要的，因此都是财富。而这些财富都需要经过创造与实现两个阶段。即稻谷、西红柿、苹果这些财富都需要远古的人们或现在的人们先进行尝试创造，知道其可以用于充饥，才会成为人们的财富，否则没有人知道其可以吃。同样其种植方法也需要人首先去研究摸索创造，然后才知道如何去种植，才知道如何才能高产。因此其的确需要经过创造阶段。而创造出来后，人们只是知道其可以吃，及知道怎么去种，但还需要人们去实际辛勤劳动大量种植实现出来，否则只是一些想象中的财富而矣。因此财富的确需要经过创造、实现两个阶段。稻谷、西红柿和苹果财富创造和实现出来后，人们进行使用消费，人们还可能进行世界范围的分配、社会范围的分配或家庭内的分配，因此财富经济包括创造、实现、分配、使用。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稻谷、西红柿、苹果的生产率并不是唯一的，即使现代社会，稻谷、西红柿、苹果都在不断研究创造出更好的品种、更高产的方法，同时销售的能力也非常重要，因此使用包括了财富创造率、财富实现率的概念代替财富生产率的概

念是正确的。特定的稻谷、西红柿、苹果的价值是恒定的，其价值和价格并非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其价值是由创造决定的，其价格是由需缺度决定，当人们需要而其供给量少时，其价格是非常高的，相反，其价格则很低。非农业人口要获得财富，需要用自己手中的社会化财富凭证货币才能换到农业劳动者手中的稻谷、西红柿、苹果。而农业劳动者要获得非农业财富，则需要用自己劳动得来的稻谷、西红柿、苹果财富去先换到社会化的财富凭证货币，才能最后换到自己需要的其它非农业财富。因此，新理论在农业产品上可以得到较良好的验证。

2、关于工业品的验证

无论是汽车、电脑，还是方便面，都是满足人们需要的，因此都是财富。而这些财富都需要经过创造与实现两个阶段。即汽车、电脑、方便面这些财富都需要人们先进行研究创造，才知道有这种财富和如何生产、如何使用这种财富。因此其的确需要经过创造阶段。而创造出来后，人们只是知道其如何用，及知道怎么生产而矣，还需要人们去实际辛勤劳动生产实现出来，否则只是一些想象中的财富而矣。另外还必须大量销售出去，否则生产出来不能让其它人使用也算不上完整意义上的现实的财富。因此财富的确需要经过创造、实现两个阶段。汽车、电脑、方便面财富创造和实现出来后，人们进行使用消费，人们还可能进行世界性的分配、社会性的分配或家庭内的分配，因此财富经济包括创造、实现、分配、使用。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汽车、电脑、方便面的生产率并不是唯一的，即使现代社会，汽车、电脑、方便面都在不断研究创造出更好的品种，同时销售的能力也非常重要，因此使用包括了财富创造率、财富生产率、财富销售率等概念的财富产生效率的概念是正确的。特定的汽车、电脑、方便面的价值是恒定的，其价格也并非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需缺度决定，当人们需要而其供给量少时，其价格是非常高的，相反，其价格则很低。其它人要获得这些财富，需要用自己手中的社会化财富货币才能换到创造者、生产者、销售者等供给的汽车、电脑和方便面。供给这些财富者要获得其它财富，则需要用自己劳动得来的汽车、电脑和方便面财富去先换到社会化的财富货币，才能最后换到自己需要的其它财富。

如上是终端类财富，还有实现财富的财富。例如车床、工具，能满足人们生产实现财富的需要，同样是财富，只不过是实现财富的财富。这些财富同样需要经过创造阶段，世界上才可能有这样一个种类的财富。同时它需要经过实现，不仅需要生产，还需要销售、运输等其它实现活动。

因此，新理论在全部类型的工业产品上同样可以得到良好的验证。

3、关于商业服务的验证

商业服务，显然不是产品，但其因为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财富，虽然其大多数并非属于有形的财富，但其属于无形的财富。如果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不是财富，那么其就没有价值，消费者就不会去购买消费，人们就不会去劳动和供给。因此在经济学上用财富的概念比产品的概念或者劳务的概念更为科学。商业服务通常是不生产的，因此用经济学上旧四分法中的生产的概念显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是哪一种商业服务，其都不是天然就存在的，其往往是现在的或过去的人们创造出来，后来的人跟着模仿提供罢了，因此商业服务财富同样需要经过创造。现在社会已有大量形式的商业服务财富，这需要经营者组织劳动者去实现，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服务类财富也需要实现。

由于现代对于商业服务的划分与定义比较笼统，服务存在服务活动与服务财富的连体性，因此有的服务是活动，有的服务是财富。但新经济理论同样能较好地解释这些现象。作为财富，上面已作了解释；作为活动，商业服务可能是在从事销售工业品财富、农业品财富或其它财富，如超商、商店，这种服务实际上是在从事财富的实现活动，这时商业服务实际上是其它财富产生活动的一个环节。

因此，新理论相较过去的传统经济理论能更加科学、合理地解释商业服务领域的现象。

4、关于文化行业的验证

无论是《梁祝》还是《红楼梦》，虽然不是产品，但都是满足人们需要的，因此是财富。其都首先是作者创作出来后，才可能有这一财富。创作的水平决定了这一财富的价值。这些文化财富需要实现，如可能的生产、传播、销售等等，才能为广大群众所享受，因此文化类财富同样需要创造和实现两个阶段。

在文化行业上，过去传统经济学的产品生产理论是无法对此进行良好地解释的，而新理论则能给予合理、科学的解释。因此新理论构想应该更具科学性。（二）理论演绎

显然，依据新经济理论，我们要获得新种类的财富，首先需要创造；我们要获得丰富的某些财富，需要去进行创造、生产、销售等劳动。例如我们要获得新型汽车，首先需要创造才可能有。我们要获得财富，我们需要去创造、生产、销售供给汽车这一特定的财富，才能换得消费者手里的货币（这些货币是购买各种商品类财富的凭证，也可视作商品财富的表现形式）。其它消费者同样在不同行业进行创造、生产、服务、销售供给特定的财富，才能获得货币，从而才能购买到汽车。这一演绎的结果与现实情况是相符合的。

从国民经济建设上来说，依据新经济理论，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就是财富，因此我们在建设中不仅要发展工业品财富，还需要发展对人们也重要的各类财富，不仅要发展商品财富，还要发展非商品财富，我们在发展上要有综合的财富观，以促进各类财富的丰富与和谐。依据新经济理论，我们不仅要加强生产能力，还要加强营销能力，特别是还要从财富的源头上加强创造能力。加强生产能力，我们才能生产出大量的产品财富满足人们的需要和国际市场的需要，没有一定的生产能力，产品财富只是写在纸上的知识而矣，人们将是非常贫穷的。而产品能够生产出来后，我们还需要具有很强的营销能力，在国内市场、国外市场大量销售出去，否则生产出来的产品只能堆积在库房里人们消费不到，供给者换不到社会化的财富依然会贫穷。因此国家除了需要重视生产能力的增强外，也需要促进营销能力的增强，促进民族企业具有世界水平的营销之力。特别是创造居于财富产生之首，我们要拥有更多种类的财富和更加先进的财富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和增强经济竞争力，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创造，创造出丰富、先进的能更好满足人们需要的各种各样财富。这一演绎推导的结果，与现实情况也是相符合的。

综上所述，现代新经济学革命的构想应该比传统理论更为科学，我们完全可以跳出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思维，进行好这一革命，在这一新基本理论下吸取融汇人类已在经济学各分支领域取得的成果，更好地推进现代经济学全面、科学地发展。

四、新经济学革命对中国自主创新及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传统经济理论下很难得出自主创新的理论。只是当科研创造已表现得非常重要时，我们才不得不在传统理论上加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即使是这一解释也是非常勉强的。我们知道科学技术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是一种物，物是不能创造财富的，静态的东西也是不能创造财富的。因而我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虽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科技强国的战略口号，但是现在认真来总结，十多年来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世界上反而更加落后。显然，创造或者说自主创新，才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是科技可以强国，而是科研创造才能强国，科研创造与科技是两回事，科技是一种物，一种已取得的状态，而科研创造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种人的高智力活动，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

现代新经济学理论以财富创造为首，将经济分为创造、实现、分配、使用四个阶段，并且提出财富的产生由创造和实现两个阶段组成。这对于我们从经济根本理论上为中国自主创新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在新经济理论上，创造是财富产生的两大阶段之一，这就告诉我们要更好满足人们的需要，除了要加强财富实现之力外，在现代更需要大力加强财富创造之力，不断创造出高水平的大量新财富。

新经济学理论提出财富首源于创造，由智力创造者的创造劳动所创造，因而这客观地给予了科学家、思想家、作家、科研工作者等等创造劳动者在财富产生中的英雄地位，这对于推动中国的创造大业是非常重要的。

在新经济理论下，我们国民经济建设上不仅仅是追求农业产品、工业产品，我们所追求的应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综合财富，其包括农业品类财富、工业品类财富，更包括人们需要的服务类财富、精神文化类财富、环境类财富等各种各样的财富，这就为中国的自主创新大业在理论上指出了一条道路——中国的自主创新应以物质科技财富创造为主，同时充分考虑文化类财富等各种各样人们所需要的财富的创造，并且使这些财富统一和谐，更好地促进社会强盛、和谐及人民富裕、幸福。

对于创新与创造之间的区别与相同点可以依据新经济理论从更深层的理论上进行理解和把握，这对于我们如何正确看待熊彼特的创新与中国的自主创新的区别提供了参考。显然，中国的自主创新就是创造，而并非熊彼特的创新，这一区别对于纠正我国经济界对自主创新的误解，正确把握自主创新政策，搞好自主创新，将是非常重要的。

财富首源于创造，财富的价值也决定于创造，人类财富的增长与智力创造革命的情况密切相关，这就从经济学理论上可更好地推动中国的自主创新革命，以促进中国的迅速崛起。

财富的产生包括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这就告诉我们财富之力包括财富创造之力和财富实现之力，财富实现之力又可能细分为财富生产之力、财富销售之力等。在科技日新月异并且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强化的现代社会，财富创造之力位于两大财富产生之力之首，而且正成为最关键的财富之力，这就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指明了铸造财富创造之力远比获得一时的财富重要，对我们加强创造人才培养，及加大在创造上的投入，提供了经济理论指导。

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正在努力考虑探索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不仅仅表现在资源的可持续供应、环保的可持续利用这些方面，其实质主要表现在财富产生总量的可持续增长上。我们先来分析探讨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为我们以后继续谋求可持续增长非常重要。我们以电饭煲为例来初步探讨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注：下面的数据我们以举例来说明）。改革开放之初，假设电饭煲的价格为50元，当时中国假设年生产电饭煲100万个，即当时产值为5000万元。由于我们在电饭煲上技术落后，并缺乏生产能力，消费远未满足，市场的财富容量极大，所以一旦开放，我们学到或通过招商引资获得了外国先进电饭煲的技术，并且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我们建立起大量工厂生产电饭煲，通过市场使人们能更好地能获得电饭煲。经过近三十年循序渐进的正确改革开放，我们假设每年能稳步地生产出1亿个电饭煲，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由于新的电饭煲技术程度比原来的显著提高，假设其效用价为100元/个，并且国内市场控制在我们手里，也就是说我们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电饭煲上年产值变为100亿元。我们在此项产品上的财富增长率平均每年约为600%以上，类似的产品技术举不胜举。虽然中国许多方面比较落后，但这些足以推动中国总体经济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但是现在情况就不同。还是以电饭煲为例，我们国内13亿人民对电饭煲的需求满足程度已向极值趋近，年产量要在1亿个的基础上再取得显著的增长将很困难，我们所能向国外学的技术也基本接近极值，我们的生产力已经得到较大解放，我们的市场与世界市场基本一体化，市场也不能再靠非经济的方式控制在我们手里。当然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入。但是依靠解放生产力和学习别人的技术已难以再长期维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我们还要承受国外产品或外资产品的猛烈冲击。也就是说在现在及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的动力源泉，以获得可持续发展。进行世界水平的科研创造，以研制制造更能满足国内市场及世界市场需要的产品，这是我们现在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还是以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电饭煲为例，当我们研制出更先进、更能满足国内及同外市场需要的类似炊事用具后，一方面，人们已使用的原来落后的电饭煲将更新换代，人们将购买更先进的产品，另一方面，我们以先进的技术优势将确保国内市场不会流失，这时我们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另外，由于我们的产品技术在世界上更为先进，并且中国造产品具有相对的低成本优势，我们将以价格和性能双重优势获得国际市场较大部分订单，这将更进一步提高中国GDP的可持续增长速度。

除了电饭煲等这些已有种类财富外，通过创造，我们创造出更多、更丰富的财富后，将这些财富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进行销售实现，这同时也能大大地促进中国的GDP的可持续增长。可以认为，创造才是经济可持续增长不竭的源泉。离开了创造，或者创造逊色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甚至输给韩国、印度等新兴国家，那么中国产品在市场上（无论是国际市场还是世界一体化下的国内市场）都不会具有竞争力，继续走低价格路线一方面中国不可能获得好高的利润因而国民难以富裕，另一方面只要包括印度在内的其它一百多个欠发达国家愿意取向廉价生产及做好政策模仿都可以做到，那时候中国的经济不仅不可能可持续发展，而且经济稳定都将不能不令人忧虑。因此，创造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不竭的源泉，是中国经济稳定及安全的保障，决定着中国未来经济的命运。

根据新经济理论，我们将推导出中国应采取创造型增长与实现型增长相结合的经济增长模式，将推导出铸造时代财富之力远比获取一时的财富重要等一系列结论。因此对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进行新的革命，对于我们更好搞好经济建设将是非常重要的。

[i]《经济学的终结》第3页，作者迈克尔·佩雷曼，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ii]《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08月12日文章，作者陈纲

[iii]《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第1页，作者张建平，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出版

经济革命范文篇10

生产与消费的过程就是资源及环境资本被消耗掉的过程。人类的生产与消费对自然界的干预强度如果超过了自然界的自我更新能力，结果就导致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使人类面临生态危机。因此，通过可持续生产，变现有的产生污染的生产方式为清洁生产方式，将从根本上减少环境污染，从而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冲突从根本上得以缓和；通过可持续消费，克服盲目的过度消费和各种愚昧消费，可以减少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减轻对生产规模盲目扩大的“引力”。

可持续生产、可持续消费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但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行为会引导生产行为，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可持续消费比可持续生产更重要。例如，如果没有一次性物品的消费，就绝不会有一次性物品的生产。如果每一个消费者都能自觉地抵制一次性物品的使用，那么任何一家企业就绝不会再继续生产一次性物品，整个社会就会减少资源消耗、减轻环境污染，就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另据研究，虽然动植物生息地的破坏是全世界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但生物学家认为濒危物种名单上超过1／3的脊椎动物主要是由于贸易而被捕杀。正是富裕消费者的需要刺激了这种猎杀，从全球变暖到物种灭绝，消费应当对于地球遭受的不幸承担巨大的责任。

由此可见，不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此种生产与消费模式，是造成全球环境持续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由之路，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可持续消费是构建生态经济的必然选择。

什么是可持续消费？所谓可持续消费，是指符合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进步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

传统经济学源于使用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们无限的欲望，这种方式引起了由于生产者的促销行为而产生“欲望”的有害消费。因此，有必要用改进的模式来发展生态经济学，用需求而不是欲望来引导，把环境影响纳入经济分析的主流。

实现消费“发展性”与“可持续性”的双赢，这正是可持续消费的本质内涵所在。

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上说，消费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指当代人满足消费发展需要时不能超过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限制，消费要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生态平衡。它既要求实现资源的最优和永续利用，也要求实现废弃物的最小排放和对环境的最小污染。毫无疑问，生态环境承载力一旦被突破，消费当然就没有“可持续性”。由于各种高消费、炫耀消费、攀比消费等都毫无意义地增加了资源消耗、加剧了环境破坏的程度，所以都不是可持续消费。

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说，消费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指公平和公正消费。可持续消费不是介于因贫困引起的消费不足和因富裕引起的消费过度之间的一种折中调和，而是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它体现了公平与公正原则，即追求生活质量的权利对于当代全球的每一个人，对于当代与后代的每一个人应该同等地享有。任何人都不应由于自身的消费而危及他人的生存和消费（即代内公平），当代人不应该由于本代人的消费而危及后代人的生存与消费（即代际公平）。否则，没有相对公平、相对公正消费的社会犹如一艘航行中倾斜的轮船，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可持续消费必须是发展的，因此，消费停滞不是可持续消费，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零增长”理论虽然看到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可能带来的危害，但人类的出路不是“零增长”，而是可持续发展。同样，现有消费模式任其发展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重大危害，但“零增长”绝不是可持续消费的本意，更不用说消费倒退了。

因此，可持续消费对我们现有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反对过分节俭，只满足温饱而忽视消费的“发展性”；又要反对奢侈消费，特别是反对不加节制地只注重物质享受，忽视生态环境制约，忽视社会公正制约，即忽视消费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消费模式应遵循和体现以下三方面原则———

（一）适度消费原则

人与自然的矛盾一直存在，只是到了近代工业化以后，这一矛盾日趋复杂和尖锐，导致了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所以，适度消费原则要求人类把消费需求的水平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范围之内。

无论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是对个人来说，适度消费既要反对过度消费，也要反对过分节约。过分节约的低消费虽然减少了消费中的物质消耗，但降低了生活水平，抑制了生活情趣，不利于身心健康与个性发展。

适度消费原则要求坚持以人的需要作为出发点，以人的健康生存作为目标，逐步减少无意义消费和对人类健康无益甚至有害的愚昧消费等。

过度消费是超出了人自身正当需要的消费，实际上也并没有提高消费水平或增进消费效果，但却消耗了更多的资源，它本质上只是满足了一些不合理的社会与心理需求。过度的多余消费可以为企业带来滚滚利润，但相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却是弊大于利。

（二）公平消费原则

公平消费应该体现在提倡面向全体公民的消费模式，不鼓励或限制少数人的高消费、超前消费、挥霍消费及畸形消费。

（三）以人为本的消费原则

以人为本的消费原则指的是消费结构上要形成合理的比例，实现人的本质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目标。这里特别要注意在消费结构中不断提高精神消费比重。

消费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享受型、攀比型、形式化的消费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过大。例如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过分追求时尚、频繁更换汽车等高档消费品；发展中国家过分的人情消费、各种迷信等愚昧消费。在总体消费中，增大精神文化消费比重；在物质消费中，增大绿色产品的消费比例，把对环境有害的各种消费控制在最低限度；生存资料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下降，享受资料、发展资料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逐渐上升等等。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本质要求，是建立未来社会的重要基础，是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包括：人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生态需要得到满足，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人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精神消费主要通过教育类、知识类、文化类、科技类的消费，加强对社会发展的道德关怀和人文思考，确立和维护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并真切地关注社会发展的人文性、价值性，使人类个体增加知识、陶冶情操、提高涵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