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功能范文10篇

经济功能范文篇1

1．市场失灵理论。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出现的高级经济形态，是以市场机制作为主要资源配置手段的经济形态，市场机制是由价格机制、供给机制和竞争机制相互结合，相互影响发挥作用的市场调节手段。市场经济最初形成于西方社会，它的形成与发展给西方国家的经济带来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因此被西方的经济学界公认为是最高效的市场调节机制。然而，市场经济给西方国家带来的也并不全是高速的发展，伴随着它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至今仍是困扰西方国家最大的难题。在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过程中，客观存在着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情况，甚至会发展为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经济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为市场失灵。

按照产生的原因不同，可以把其分为三类:

(1)理想条件下的市场失灵，是指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各项条件充分具备的情况下存在的市场失灵。这种情况下的市场失灵是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必然结果，因此是无法避免的。比如市场竞争机制必然会导致优胜劣汰，造成社会贫富的差距;市场无法在推动经济高速运行的同时保证经济秩序的稳定。

(2)正常偏离理想条件下的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条件达不到完全竞争的程度，因而市场机制会由于其内部机制不健全和外部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完全发挥作用。这种正常偏离理想条件下的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普遍结果。西方国家较为成熟和完备的市场多表现为此种状态的失灵，表现为垄断、经济外部性、公共产品以及信息的不完备性等问题。

(3)非正常偏离理想条件下的市场失灵，是指由于市场自身的不完善造成的市场条件对理想状态的严重偏离。此种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往往还不具备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条件，具体表现为市场发育不完全，市场信号失真，行政权力肆意干预市场等。

2．政府干预经济的失灵理论。针对以上市场自我调节的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失灵问题，经济学家们提出在市场以外寻求一种另外的力量辅助市场机制对经济进行调节，于是政府干预被引入市场，政府也以克服市场失灵这个理由获得了广泛的经济职权。作为一种相对超然于市场的力量，政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市场失灵问题，如公共物品的供给、通过对社会收入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制定经济政策或者运用经济杠杆来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等等。

可是，随着政府干预经济的逐渐深入，人们发现市场失灵并没有因为政府干预范围的扩大，干预程度的加深而完全消失，反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失灵现象————即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利益并不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政府干预经济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之上:即政府所追求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一致性，其做出的一切行为都服务于更好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个假设在现实中显然是无法实现的，从阶级的角度来说，政府代表的是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的利益，其本身就是实现统治阶级各方面统治目标的工具;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政府官员，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比如政府机构往往会追求预算最大化，为了获取任职或者连任而成为少数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

第二、政府机构的效率问题。政府是一个非市场机构，其收入来源于税收，支出则用于公共开支，缺乏象企业那样的硬预算约束和硬市场约束，因此政府在做出一个行为时，往往把眼光更多的放在获得预定的目标上而忽视对行为成本的计算;

第三、政府经济行政权力呈现不断扩张的趋势。扩张性和容易滥用性是权力与生俱来的性质，政府经济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削弱市场对社会经济自发调节的作用，甚至发生政府对市场的挤出效应，取代市场发挥作用。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国家过分干预，往往还会促使国家急功近利，把一些反危机措施用来对待日常的经济问题，其结果反而引起更加严重的‘综合症’”。

第四、市场信息不完全的问题在政府干预中仍然存在。由于缺乏有效的动力刺激和相应的约束，加上政府机构的低效率，广泛私人利益的存在，政府要得到全面准确的信息是十分困难的，获取信息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因此，政府并非必然比私人经济主体具有信息优势，大多数情况下政府都是在不完全信息状态下进行决策。第五、政府行为派生的外在性问题。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一样都会产生外部性的问题，当政府试图通过各种经济政策手段去弥补市场缺陷的时候，常常会产生某种难以预见的副作用和消极结果。

二、经济法功能的二重性

经济功能范文篇2

就人们认识社会现象的基点来讲，主要有两种方法论，即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按整体主义的观念，虽然社会有机体的存在与发展是以个体的存在及每一个体功能的发挥为基础，但个体的存在及功能的发挥又都依社会的存在为条件，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及社会化高度发展的现代经济条件下，个体所处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其取得的经济成就尤为重要。不仅如此，就每一个体来讲，社会总是先于个体存在。因此，从整体主义讲，处于社会有机体中的功能个体的权利，与其说是持有者之权利，不如说是权利保持者之社会的权能而己。故经济法不是在授予个体以权利，而是在积极地限制或防范权利的滥用，以担保权利人行使社会机能之可能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经济权利的行使，从个别的、短期看并没有侵犯另一权利，但从有机整体主义看，任何经济权利的行使都具有外部性，都可能对经济机体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为了保证整个经济机体的健康、持续运行，任何经济权利的行使都应有限度，超越限度行使权利即构成权利滥用。

在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人们并非总是遵循社会规范进行沟通、协调和配合的。因此，偏离规范的行为是经常发生的，特别是在以民商法为基础的私法保护和倡导私权的前提下，这种现象的发生就更不足为奇。私法的基本精神就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法律基础上，充分肯定和保障权利的自由交换，即：“私法自治”。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民商法足以使市场主体自愿、高效地达成交易，不需要公权力的介入。但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和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垄断和限制竞争等市场障碍出现，市场经济合理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比如，当市场经营主体依据合同自由形成卡特尔、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的时候；或者依据合同自由和经营自由，通过企业兼并形成垄断，并支配市场的时候；或者依据经营自由原则，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时候；或者依据经济自由原则，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时候，等等。这就需要公权力介入私权利领域，对私权利进行限制，以防止私权滥用。经济法恰恰就是确认政府干预，通过限制市场主体的过于自利的行为，对自利行为设定法律界限的。

可见，民商法积极鼓励社会个体私权的实现，经济法为保护社会整体利益，而主动积极地介入，以防止这种私权的滥用，二者功能基础相同，功能方向相反。

二、制约权利行使过程中的非理性行为

社会秩序与自由的对立统一为权利设定了界限，使经济法限制权利的功能具有存在基础。辩证法告诉我们权利是通过限制自由而实现的，这种限制下的和谐状态便是秩序。在社会秩序的动态平衡中，限制自由与实现权利的要求为经济法提供基础。

在法制社会，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应当保持平衡。然而，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是市场经济本身内在的本质矛盾，表现为垄断、不完全竞争、不公平分配、经济投机、总量失衡、周期性经济危机、生态失衡等市场缺陷。这些缺陷表明个人利益只有与社会整体利益平衡发展才能得到实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经济关系复杂化，作为“经济人”的市场主体均以追求自身最大利益为目的，因而不可能自觉地反映社会需要及其长远变动趋势，也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有效结合，他们出于“搭便车”的最底成本算计和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不会顾及对“公共产品”的破坏，更不会主动去维护。在这些方面，经济法具有传统私法所不具有的功能。事实是国家凭借和利用公权力介入市场主体的私权利，责令私权利主体支付和承担破坏成本，维护“公共产品”，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公权为了维护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介入、干预私权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恰恰是经济法调整范围。

从个人本位转向对社会本位的偏重，是西方法哲学或立法指导思想在当代的重大变化，经济法的出现正是这种变化在规范上的表现。社会本位作为一种法哲学原则并不是对个人私权本位的否定或绝对替代，而只是将传统民商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延伸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用以制约权利行使过程中的某些非理性行为。与民商法追求个体财富的最大化相比，经济法则强调个体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必须做出牺牲。

三、确保权利实现的公平环境，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经济法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促进市场主体有效、公平、公正的竞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市场经济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都需要经济法规制。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国家运用公权力以经济法律形式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力图使市场获得最理想的资源配置效率。”

西方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健康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来自于其广大市场主体的自身活力的发挥，而不是拔苗助长，更不是代替。当个体的自由得到较好保障和发挥的时候，社会发展往往显得稳定和有效。当个体自由受到较多限制或压制的时候，社会发展则往往显得固步不前甚至混乱。个体自由和发展永远是社会的主旋律，是健康社会内在的东西。所以，因市场失灵等引起的社会问题虽然需要国家外在力量的矫正，但这也只是矫正，它永远不能代替市场自由本身。任何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只能由他自己去感觉和凭自己的能力达到，他人包办不了，也代替不了，别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帮助或推动而已。“经济法对市场的干预，完全缘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所以，经济法的干预范围应该严格限定在市场失灵的范围之内，因为对不存在失灵的市场进行干预，只会侵犯经济人的私权而无任何有效益的干预产出，只会减弱经济人良性的自利能力，同时激化经济人自利动机中的非理性成分，从而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规律。”

因此，市场经济下国家干预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应以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和有效竞争为标准，经济法不能取代民商法，而是以民商法为基础。而且，经济法对经济的干预不仅在于预防、克服和弥补市场缺陷，更主要的是运用国家强制力对各种非市场因素障碍予以消除，建立公平、自由、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从而为民商法奠定和维持存在的基础。如果说民商法强调对所有的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以保证竞争活力的话，那么，经济法就是强调对部分市场主体偏重保护(弱势主体)的同时防止绝对优势主体滥用权利以保证充分竞争的实现。

四、规制经济权力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又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政府失灵”。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事实上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它不可能内化到市场主体自身自觉自愿的层面。因此，国家干预与市场主体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忽近忽远的距离，这种忽近忽远的距离必然导致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当。同时，国家干预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而且更难以把握的行政官员的无定性的行为问题。国家权力不会自发地运行和生效，它必须由具体的政权机构和国家工作人员来执行。而无论是各个政权机构还是组成他们的国家工作人员，均有区别于社会公众利益的自身利益。“个人利益确实是可以归之于人们所有不幸和所有幸福的根源。不可能不是如此，因为个人利益决定我们所有的行动。”国家权力执行者的自身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未必相符，当二者冲突时，权力执行者将自身利益从社会公众利益中分离出来并带入国家权力之中，造成国家权力的异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也认为，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就像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中追求着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因此，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也需要规制，并且经济法规制经济权力的功能也是市场主体有效抵制政府非法干预的根据和手段，凡是没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政府干预都可以看作非法干预，各经济主体可以拒绝。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其存在的根基是市场经济的不足，而且该不足同时需要国家干预和国家能够干预；其发展的生命力在于一个能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有效驾驭国家经济发展的高效政府，以及一套能有效规范和制约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制度和程序规则；而其内容则是有关经济政策和保证这些经济政策如何出台的经济决策程序。

五、振兴和扶持市场主体的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虽仍然起着基础性作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但国家有责任培育和扶持市场主体，以克服民商法意思自治存在的狭隘性、盲目性的弊端。为了扶持市场失败者，救济社会弱者，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应运而生。它通过扶持市场失败者，救济社会弱者，培植他们的竞争力，让他们重新获得均等的机会参与自由竞争。通过确立每个人作为人的主体地位，保护每个人作为人的应有权利，从而真正解放人，解放社会。它由作为整个社会总代表的国家站在全社会的高度进行总体规划、宏观调控，为在世界中无知的市场主体提供各种科学、权威的信息参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民商法的意思自治才有意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主体多元化，完善的市场经济必然包括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在内的活跃的各类市场主体体系。在我国，经济法振兴和扶持市场主体发展的功能还应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从法律上保证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的市场合格主体，参与市场活动，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殖。

六、结语

探讨经济法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社会，无一国家不采用多种法律规范，由多个法律部门构成自己的法律体系。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法律体系中的法律规范分为公法和私法，那么经济法是属于公法，还是私法呢?公法调整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确认公权并使其服从法律规制为根本任务，强调的是运用公共权力，管理者意思先定，以社会责任为本位。私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确认私权并保证其实现为己任，强调“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经营自由，以个人权益为本位。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一方参加者是以社会公共管理者身份出现的政府及其经济行政机关。从上述经济法功能的分析中可知，经济法对其社会关系的调整，无一不是以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为本位并且需要借助国家权力介入私权领域的。毫无疑问，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国家运用公权力干预市场经济之法，属于公法的范畴。以往有学者提出经济法是属于公法，但在某些方面具有私法属性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重新审视民商法和经济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有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有助于民商法、经济法法律部门的建立与独立。更有助于加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研究，打通经济法总论和经济法分论有机联系的渠道，克服和避免长期以来经济法研究当中，总论和分论“两张皮”的现象，使经济法学学科体系更具系统性和严谨性，从而增强经济法的说服力。

我国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经济立法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探索过程中，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是，由于长期未能对经济法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致使我国经济立法出现了本可避免的混乱，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主要体现在：经济法立法与经济立法混同；经济法立法与民事立法、商事立法关系不顺；经济法律体系内部层次紊乱，缺乏有机联系。表面看，经济立法轰轰烈烈，实际上，经济法立法冷冷清清。经济生活中，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微观规制这一基本的市场经济立法领域同时存在法律空白，导致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无法可依。事实上，我国经济生活中现在出现的市场秩序混乱、宏观调控不力、经济执法效果不佳等现象，不能不说是经济法功能定位不准导致的结果。以民商法为基础、经济法为保障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为世界多数国家的发展所证明。

参考文献：

[1]赵震江.法律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刘永林.法学方法论研究[J].法学研究，2001，(3).

[3]李昌麒.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谐经济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经济功能范文篇3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经济;功能

一、经济法功能的含义分析和构造研究

(一)经济法含义分析。经济法用于调控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活动的法律的总称。经济法功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从本质角度，另一方面是从社会经济角度。从经济法功能的本质角度出发，要充分结合经济法和社会法的不同特质，从这两方面进行分析;从经济法的社会经济角度出发，制定法律、颁布法律的人和企业就是为了规范社会经济活动，时刻保障、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使社会经济能够时刻保持稳步向前、不断提升的状态。(二)经济法构造研究。对于经济法功能经验以及社会需求这两个方面来说，在考察经济法功能时，有两个方面，首先要根据经济法所开展的社会活动的主体活动表现;其次要结合经济法对社会经济贡献以及意义等进行的活动项目。对于经济法主体和经济主体间是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的。而对于经济法会结合影像、诱导经济主体中可能会对经济活动带来的影响，进而对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开展调节工作，进而满足经济法最终目的。

二、经济法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包含经济、政治、文化、法律、教育等，其中，经济制度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的本质［1］。从社会制度体系方面分析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是不可或缺的。从社会制度系统方面的分类有两种，一种将经济法社会制度的功能分为三类，分别是整合、导向、文化传递功能，三个功能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另一种将经济法社会制度的功能分为五类，分别是传递信息、行为约束、制度整合、活动形塑和社会激励。这两种分类方法表面上看起来不同，但内容又有相似和重合。在今后的分析研究中，要充分吸收两种分类方式的优势。社会主义经济也是靠着发展动力和各项活动的协调来不断发展，发展动力和协调性两者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本次，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一)权利义务规范功能。法律规定了人了权利和义务，每个自然人都具有应行使的权利的应尽的义务。经济法也不例外，也规范了相应的法律和义务。通过对权利和义务进行划分和规范，就有效地制约了人们和社会团体的行为，使社会的快速发展有了保障。怎样才能公正、有序地对权利和义务进行分配，这就体现在了颁布的法律里。同时，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权利和义务是对立统一关系，不能只行使权利不尽义务，也不能只尽义务而没有活动的权利。经济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正是从两个方面对活动进行规范，影响着人的活动，继而影响着个体和团体的利益。社会经济规范功能，第一个层面就是对不同活动规则的规范，即是对活动资源和活动资格的规范，通过公正合理的方式方法，对活动主体的资格进行考核，通过考核获得资格的主体能够对相应的社会资源行使权利，通过对资源进行权利行使，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效益，从而导致了社会资源的分配。第二个层面就是对资本和资源的干预规范，这种规范也会使行业个体、社会团体获得不同的收益。(二)传递经济信息功能。信息存在于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对活动的成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就是在经济法中进行明确的，在开展活动之前，要对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产生的效果、解决措施进行分析。第二，在活动过程中，要对出现的问题制定具体的解决方案，细化工作，责任分工到人。最终，活动中的各项决策共同决定了成果，即是最终的效益，这些决策信息就是制定制度的基本和保障。(三)有着激励性功能与作用。上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取决于活动主体的利益动力、能力与理性和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程度。利益动力表示对经济活动利益的追求;能力与理性表示活动主体在经济活动过程当中，对活动的处理能力和行为约束;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程度则表示对经济活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三、结语

经济法功能在经济法的方方面面，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和价值体现，经济法功能的发挥体现着经济法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也是经济法保证经济法目的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同时，经济法的制度、颁发，有效地约束各项行为，对社会的有序、快速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保障。

本文对经济法、经济法功能进行了方方面面的分析，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望此篇文章能够为其他对经济法研究者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邹瑜．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12．

经济功能范文篇4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经济功能;研究

每一项法律的制定，都是以现有社会事实为基础，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及功能预设。国家从整体性的经济发展角度入手，对具有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据此制定一系列的法律管理条例，这些是经济法的主要内容。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法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其研究方面日渐增多，研究也不断深入，这就决定了经济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经济法在社会经济功能方面存在着不同，但是从本质上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的相辅相成，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经济法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功能。

一、对经济法的简单认识

(一)经济法的主要内容

对市场、商品之间经济关系的一种全局性、综合性、系统性的汇总和规定被称为经济法。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里，它主要以协调、规范人与人、人与法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为主，规范了一定范围内的经营协调关系。

(二)经济法的产生根源

我国是统一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仅用市场调节，受其滞后性的影响，会出现贿赂盛行、产权不清、垄断暴利等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形成市场障碍，严重影响国家的社会发展。西方市场出现的经济危机现象和中国民国时期的通货膨胀现象，正是因为国家没有相应的调节机制，而造成的市场的失灵现象。经济法是国家统一调控无法用市场来调节的一些产业，像公共用品供给、军事国防、与国民经济命脉相关的产业等，这样可以有效规避市场风险。

二、我国经济法现存的主要问题

(一)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形成系统的经济法体系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立法环节不完善，有些有争议的经济行为没有确切定义;二是一些法律法规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已被当今全球化程度逐渐加深的中国社会所淘汰;三是一些法律法规独立性强，相互之间衔接性差，造成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不协调的问题。

(二)我国现有经济法可操作性差

立法一般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实体立法、程序立法。从我国目前的经济法立法情况来看，其程序立法不仅简单而且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导致实体立法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三)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的屡屡发生

在日常经济生活中，一些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为了保障其管辖区域的经济利益不受影响。在执法过程中，实施地方保护主义，因而导致该现象普遍发生。与此同时，一些监督机构也因法律权限问题，对这些事情得过且过。

三、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法律对社会具有无可厚非的作用，从主要方面看:一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体现法律的导向作用;二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平等的保障社会每一位公民的利益不受侵犯;三是塑造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法对道德约束具有补充、完善的作用，中华上下五千年，素有“法礼”之说，一个社会在有道德约束的基础上再有法律来规范，不仅利于个人发展，还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经济法也是如此，但经济法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功能

法律规定人的权利和义务，权利和义务二者相互统一，相辅相成。每个人在享受经济法带来的权利的同时，必须自觉遵守应尽的义务，切不可影响其他人的权利。

(二)传递经济信息的功能

当今市场经济信息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信息可以使个人作出正确的经济行为，在经济法的调控下，人们理性地“自利”行为可以优化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有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经济法可以合理地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使市场运行得当。

(三)能够降低交易的成本

随着人们对效率的重视，社会分工不断完善，人们之间的交易也相应的增多，各项交易均离不开交易费用，使得交易费用也逐渐增多。而经济法为个人提供必要的各种经济信息，有效的降低了一项信息的成本;同时也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每个人的交易行为，减少了制假造假，减少了人们鉴定的不必花费。

(四)能够为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产生激励

法律是保障信用的基础的前提，能够促使人们守法。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能够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促进和激励，影响其最终选择。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法体系在不断完善，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还需要结合实现存的经济问题，在总结国内我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更好地解决方案，使我国的经济法体系在面对复杂经济市场的考验时可以站稳脚跟，同时还要对经济法的内容、构架等不断调整做到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使国家的宏观调控更得心应手。只有做到了这些，我国的经济法体系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发展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作者:张琦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刘水林，雷兴虎．论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J］．法学评论，2004，02:36－42．

经济功能范文篇5

我国刑法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一方面执行着对敌专政的功能,另一方面又执行着保护和促进人民民主的功能。要保障人民民主,就必须将保护、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尤其在国家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的今天,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就成了刑法突出的、主要的任务。我国刑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以马列主义的正确指导,体现着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反映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潮流,因而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保护和推动作用。归纳起来看,我国刑法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如下几种功能:

一、保护功能

刑法对经济的保护功能,是指刑法确保经济发展的安全、运行的正常进行,这种功能是通过刑法的具体运用,打击各种犯罪来实现的。我国刑法对经济的保护,分为直接保护和间接保护:直接保护是指刑法通过惩治发生于经济领域各个环节的经济犯罪,保护经济发展的安全与正常秩序.间接保护则是指刑法通过惩治其他刑事犯罪,维护有益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我国刑法对经济的直接保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规定并制裁破坏自然资源的犯罪,保护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物质基础。保护自然资撅的安全与合理开发,是我国刑法经济保护功能的重要内容。现行刑法规定的盗伐林木罪、滋伐林木罪、非法捕捞罪、非法狩猎罪等,都是保护自然资抓的有力措施。当然,刑法这方面的规定还不够全面,一些破坏自然资源,危害严重的行为还没有受到惩治,在完普刑法的过程中,应该增设一些破坏自然资派的罪名,比如增设破坏土地资源罪、破坏矿产资派罪,故愈污染环境罪等。(2)通过规定并制裁破坏生产方面的犯罪,保护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行。我国刑法对生产活动的保护,表现在它对各种严重违反生产规则、危害生产活动、破坏生产安全的行为,给予严厉的刑罚制裁。现行刑法规定的破坏集体生产罪、厂矿重大贵任事故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等,都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刑法对生产活动的直接保护。自然,刑法这方面的规定,也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比如破坏集体生产罪,保护对象就不能在局限于集体生产,而应包括个体生产、合资企业生产等各种合法的生产活动,其法定刑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与现代化生产条件下这种行为的严重危害性已不相适应,应予提高。(3)规定并制裁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保护社会经济在交换、流通环节上的正常运行。我国刑法贯彻和体现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惩治各种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在经济流通环节充分发挥其经济保护功能。刑法所规定的投机倒把罪、走私罪、妨害货币罪、妨害有价证券罪、挪用公款罪、逃套外汇罪等,都是对经济流通环节正常运行的有力保障。由于流通环节的活跃性,各种新型犯罪不断涌现,刑法典原有的经济犯罪在内容和形式上也都有新的变化。与此相适应,我国在刑法典颁行后,又陆续制定了如《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等几个针对经济犯罪的单行刑事法律,同时在其他非刑事法律中又规定了不少关于经济犯罪的刑法规范。在新的形势下,为了充分保护经济流通的安全与正常,刑法的这种发展也须不断进行。(4)通过规定并制裁各种侵犯合法财产的犯罪,保障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落实。我国刑法为贯彻按劳分配制度,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保护公私合法财产不受非法侵犯,在分则中又具体规定了盗窃罪、诈骗罪、抢劫罪、抢夺罪、贪污罪、破坏公私财物罪等侵犯财产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严厉惩治侵犯他人合法财产的行为。(5)我国刑法还通过惩治假冒专利、假冒商标等犯罪,维护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知识产权制度,保障科学技术的正常开发与合理利用,鼓励正当的科技竟争,促进作为现代社会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将我国刑法的经济保护功能作上述分类,只是表明某些罪名在经济领域的某些环节上作用比较突出,其实际作用其实并不限于某个具体的环节。比如诈骗罪,既可能发生在分配环节,也可能发生在流通环节,刑法规定这个罪名的实际作用,不仅表现在保护按劳分配制度,也表现在保障经济流通正常运行方面,只是前者之作用更为突出而已。我国刑法对经济的保护功能,除了表现于上述经济运行的直接环节之外,还表现在通过打击其他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环节方面,此即刑法对经济的间接保护。这种保护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通过规定和制裁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和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为经济发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和社会安全保障;通过规定和制裁褒读职务、妨害公务的犯罪,为经济发展提供机器正常运转的必要保障;通过规定和制裁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为公民参加经济建设提供基本的权利、自由保障,如此等等。

二、引导功能

任何法律规范,都具有指导、引导人的行为的作用,刑法也不例外。刑法规范多数是禁止性规范和制裁性规范,它主要告诉人们不准做什么,做什么要受到什么样的刑罚制裁。而禁止性规范的实际作用效果,也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我国刑法在为经济服务中,正是通过这种禁止性规范的指导,将人们的行为引导到有益于经济发展的秩序和范围之中,这就是我国刑法对经济的引导功能。其一,引导经济守法行为。经济犯罪,基本上属于法定犯的范畴。所谓法定犯,就是指构成这种犯罪,首先是以触犯刑法之外的其他法律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刑法关于经济犯罪的规定,实际上是对有关的经济法律、法规的体现和贯彻。比如刑法关于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罪的规定,实际上具体体现和贯彻了民法的所有权制度,而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的空白罪状,则是直接参照其他法律法规犯罪来说明某一罪的犯罪构成的。比如刑法第117条的规定:“违反金融、外汇、金银、工商管理法规,进行投机倒把……”,即是如此。这里,投机倒把罪的特征.即是由相关的经济、行政法规来说明的。刑法这种规定的方式,更直接了当地表明它贯彻、维护其他法律、法规的目的。刑法的这些规定,明确地向人们宣示,违反经济法律、法规和规章、政策.不仅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刑罚处罚,从而强化人的遵守经济法律、政策的观念意识,引导经济主体守法经营。其二,引导经济经营行为。刑法通过规定各种经济犯罪的罪状,明确了合法行为与经济犯罪的界限。这种明确确定的规范,不仅是行为人犯罪后对其行使惩罚的根据,更重要的是,它向人们预告了经济行为规则,威慑性地告诉人们,实施破坏性的经济行为,不但无利可图,而且还要承受刑罚的法律后果。要谋取经济利益,就得实施起码对社会无害的行为。刑法通过其规范的宣示,以及通过对经济犯罪适用刑罚,表现出强大的威慑力,通过这种威慑,预防经济犯罪的发生,从而将人们的行为引导到正当的轨道上来。其三,引导经济司法行为。我国刑法既是司法机关惩治经济犯罪的根据,也是防止司法机关滥用职权的尺度。对经济犯罪打击不力是有害的,但打击面过宽,甚至对正当经济行为进行刑事追究的现象也须力戒。我国刑法在总则明确规定了什么是犯罪,在分则又具体规定了各种经济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贯彻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上对法无明文规定的不予追究,这就有助于防止司法机关滥用职权、追究正当谋利行为的错误。从而避免司法机关因追究经济犯罪不当而妨碍经济的发展。

经济功能范文篇6

首先我们需要探讨一下德育功能的转换问题。德育功能乃教育者在培养受教育者品德活动中所产生的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对德育功能的认识定势于政治倾向性方面。更有甚者把德育等同于政治教育，用读报纸、讲形势代替德育课，对德育功能的认识和理解滞留于表层现象和形式，违背了德育活动规律，致使德育工作一度陷入误区。我们知道：学校德育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在德育活动中各具功效。德育内容首先源于生产实践活动，又服务于一定社会生产，其中道德教育是基础，思想教育是方法，政治教育是方向，它们之间的作用不可替代，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德育内容的有机整体，并产生不同的效能，我国德育的功能制约于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政策，德育功能必须服从于党的教育方针，教育方针决定了一定时期教育的总目标、总任务、而教育方针又是一定历史时期党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具体体现。所以，德育工作要紧密围绕党的不同历史阶段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教育方针的要求开展活动，以实现德育的功能价值。同时，德育功能的实现和转换要受其内在变化因素的影响。德育功能的特点表现在：一是德育目的的稳定性。德育价值集中体现在培养为本阶段服务所需要的且具有符合本阶段利益的道德标准、政治倾向和思想观念的人才，以满足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要求，这是由德育功能的性质和目的决定的。二是德育内容的发展性。德育内容的三大组成部分比较稳定，但每一部分具体内容则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不同阶级和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的道德、思想和政治的内涵不断变化，德育内容的发展必然促使德育功能产生变化。三是德育功能的层次性。德育功能的实现建立在受教育者一定的认知能力、接受水平和培养目标之基础上，对学生培养规格的规定影响德育功能的作用，决定德育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相应的品德标准。四是德育方法的灵活性。德育方法表现了德育的途径、方式和手段，不同的方法必然影响德育的实际效果。由于德育自身内在规律的特殊性，决定了德育功能的发展性和时代适应性，德育功能的置换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以德育功能的性质和发展动因为契机，根植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态势和生产关系变革之要求。

德育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社会生产力水平越高，德育的政治功能越发倾向于经济性，通过经济职能实现政治目的，德育的生产日渐由潜在性变为现实性，在保持稳定、明确的政治方向性的前提下，不断增强经济性功能。德育的政治功能是德育活动的主体性功能，随着社会政治活动重点的转移，德育政治功能的表现形式必将有所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工作中心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工作，也是全国人民面临的最大政治任务，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尤其在当前形势下这种特点极为鲜明。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就要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人才，德育工作要突出这个核心，在尊重人性的基础上把道德教育、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密切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推动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实现德育的经济价值，这正是新时期德育工作的显著特点之一。

德育活动本身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德育的生产性必须通过劳动力的中介作用并同一定的物质生产过程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经济价值。近年来现代大生产和高科技的发展加快了人类自身素质发展的步伐，作为人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由此产生的经济价值越来越高，与过去相比较主要表现在：人的价值观念、道德判断、思维方式、创造欲望、心理素质、精神力量等方面的因素在生产活动中具有十分明显的经济意义，人的内在素质和精神价值成为现代生产不可忽视的生产潜能，它是现代生产的重要生产构成要素，德育正是通过启迪、塑造、挖掘人的这些潜在因素，有效地作用于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生产过程，使之转换成经济价值，社会越进步德育的经济价值越突出。

那么，德育经济价值的实现同智育和体育有何关系呢？一般来说，智育和体育是德育经济价值的基础，没有智育和体育良好、完美、和谐的发展，德育则难以很好实现经济功能。另一方面，德育在智育、体育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主导作用，它制约二者能力形成的状况和经济功能实现的程度。人们对教育经济功能的认识始于体育和智育，通过人这个劳动力同社会生产力发生联系，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劳动是人的脑力和体力之和的认识上，认为智育是培养和提高人的脑力素质的有效途径，体育是训练和发展人的体质的重要手段，以此论证教育与劳动力关系容易使人们接受。按生产力发展水平分析，人们对劳动力价值因素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劣的情况下，人的劳动能力主要通过体力实现的，即人的肌体素质决定劳动能力的大小；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较高的生产条件下，判断劳动力的能量主要通过人的脑力和体力的发展水平来衡量的，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身体素质越好，其潜在的经济价值就越高；现代大生产条件对劳动力的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个劳动者必须是德、智、体全面协调发展，由智育和体育形成的人的劳动能力是有工具性特点，这种能力的使用和发挥程度，受德育过程所形成的人的品德素质的影响。

由此看来，对德育经济功能的剖析属于深层次的认识。智育、体育具备一定的生产职能，但作为人的脑力和体力并非机器，随时可以启动且不停地机械运转。

因为人的脑力和体力受高层次意识活动的支配，即人的道德价值、思想意识和政治观念的约束，它是人的一切行为的中枢，是指挥、协调和控制人的活动的核心，人的各种行为都摆脱不了这种控制模式，这正是德育功能作用之所在。德育的经济功能通过五个方面实现的。一是加工、塑造劳动能力。人的教育过程是劳动力的造就过程，对尚未成年的劳动者施以德育、使他们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增强自我约束力，树立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品质，养成认真扎实、刻苦钻研、善于思考、坚韧不拔的作风，训练开拓创新、勇于进取的思想素质，这些方面从外在分析表现的是一种学习态度，从内在分析则表现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性，德育过程直接影响上述问题的效果，表现了德育功能的潜在经济性。二是积极调动人的劳动能力。人的劳动受一定劳动目的和劳动需要的影响，当个体的劳动需要与社会需要相一致时，劳动者将会付出较高的劳动热情，发挥现有的劳动力积极创造劳动成果。由于人总是受社会阶层、地位和价值观的制约，个体的劳动意愿决定了劳动的时间强度、数量和质量。当一个人因个人意愿和价值目标的冲突，拒绝从事某项经济活动，即使本人劳动能力很强，其劳动价值依然为零，甚至产生极大的负效应。这种情况下的德育工作可以发挥出巨大作用，思想上的沟通能够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三是发挥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现有劳动者积极性的调动是德育工作的一般要求，德育经济功能的高层次体现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生产能动性，把每个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全部调动起来，会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活动，科学技术的发明到生产应用，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实践活动，经济的腾飞需要以人的开拓性为基点，德育目标要立足于人的潜能的挖掘，把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人的内在需要。四是协调经济管理活动。社会分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分工就越细。科学技术和现代生产的发展，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趋向社会集约化，协调自我行为、协调个人与他人利益以及同集休利益的关系十分重要，德育作用于价值目标的内化影响，取得个人与集体目标的一致性将会大大提高生产劳动效率。五是更新观念意识和思维方式，促进经济玫革，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属于意识形成的范畴，陈旧的观念意识限制人的开拓思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我国处在新旧经济体制过渡阶段，不可避免地出现新旧观念的冲突，固有意识往往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习惯势力。德育内容要与经济同步协调发展，不断注入适应时代精神要求的新鲜血液，促进观念体系的更新。当前经济领域逐步强化了民主观念、科技观念、法制观念、价值观念、联合观念、竞争观念、质量观念、市场观念、信誉观念、效益观念、主体意识、开拓精神等，这些观念意识是在道德价值判断的交锋中完善的，代表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在经济管理活动中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经济效益。

其实，德育的经济性不是今天才提出的热门课题，德育内容是在生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伴随生产范围的扩大和进步，根据生产实际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透过德育内容分析，不难看出其中渗透着显著生产要求和合作特征，溶政治思想与生产性于一体。传统德育一方面突出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阶级观念等鲜明的政治观点，另一方面又强调集体观念、劳动观念、纪律观念等与生产接近的观念意识，要求人们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行为。今天德育内容在继承传统内容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主要增加了民主观念、法制观念、科学观念、参与观念等现代意识，使德育的内容更贴近生产和实际需要，代表未来生产发展的要求，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辅相成。

可见，德育的经济功能不是不存在，而是人们没有很好地理解和领悟，被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性所淡漠。通过上述分析，可以透过德育政治功能的表现形式，解剖其经济功能结构的实质。德育的经济功能具有直接性和间接性，直接性反映的是对劳动力经济活动的直接影响决定劳动价值量；间接性是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作用于生产力影响经济效果的大校德育功能的多元化不仅能调节自我价值，还能自觉调节个人与集体、集体与集体的关系，在复杂的经济关系中达到某种程度的默契和认可，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价值目标。

德育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其经济价值的大小一般限制于德育内化的程度，不是所有社会个体实施相同的德育内容都能产生等同效果，这与个体的生活环境、家庭背景、前期教育、个性特征、思想品质等状况密切相联。认识德育的经济功能有利于转变现代人的意识，把德育从独立的政治范畴与经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相统一，研究德育经济功能的特点，则有助于人们澄清是非观念，明确任务和方向，科学运用德育功能，为完善市场经济服务。德育经济功能的特征有如下几点。

1．德育经济功能的主导性。

人是生物有机体，又是劳动能力的载体，人的脑力和体力之和即劳动力，其中体力主要指人的身体素质状况，脑力涵盖了两层意义，一是指贮存科学文化知识和运用思维能力；二是指与社会目的相联系的品德，而品德是人的个性的核心，决定人的知识、能力和专长的服务对象或目标。所以，德育效果直接牵制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发挥程度，它是劳动者主体活动的指挥中心，通过意识活动调节人的思维，支配肌体的运动，决定劳动能量的释放、指导人的经济行为。

2．德育经济功能的潜在性。

德育的经济功能并不产生于德育过程，而是通过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使之内化为人的心理需要，这种观念意识附着于人脑之中，不能从外观显现，呈隐性状态。因而人们不易直观考察。当劳动力一旦与物质生产过程连结，德育的生产阶值便会呈现出来，主观意识依照个体价值的需求，协调大脑积极思维，利用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解决生产实践中的难题，产生经济效益，现代企业注重职业道德教育和文化祟质的提高，实质上是在进行劳动能力的再生产，良好的道德认识、道德价值、道德规范是潜在的经济价值，与生产结合随即变成现实生产力。

3．德育经济功能的社会性。

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社会阶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差别较大，决定了人的生产目的和劳动态度，任何一个人不可进行脱离现实的劳动，劳动行为必然从属于一定的价值需要，外在强迫的劳动与内在需要的劳动，其劳动性质不同，创造的经济价值绝然不同。生长于一定社会制度下的人，必须明确个人的价值与国家的关系，个人行为必须同国家需要结合。这样才能使个人需要与国家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大力发展经济是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德育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将来全身心地投入经济建设之中。

经济功能范文篇7

经济法的特有功能，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协调、利益资源分配、维护市场秩序以及宏观管理规范的集成功能。与经济学追求效率优先、社会学追求行为公平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法的适用特点不同，具有比较优势。

（一）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关于资源合理配置的比较分析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规律的学科，核心思想是物质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资源，讲求效率优先，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以提高经济基础为根本任务，更强调“物质”［2］。物质的稀缺性使得我们在创造最大价值时必须考虑稀缺资源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因此，经济学在考虑和定位资源配置时第一关注的永远是如何在物质稀缺的情况下，怎样作出最佳选择，进而获得最优效益的经济属性。经济法则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还具有法律本身所具有的独特属性，通过国家干预来实施制度和规范的强制保证，提供相对公平有序的秩序保证，实现社会利益的统筹协调和分配。

（二）经济法与社会学关于公共属性的比较分析

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以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以及加强和改善社会文化建设为研究目标，更多的关注精神文化领域满足的公共属性问题，较少考虑怎样实现合理的物质供给与分配问题［3］。经济法则可通过法律范畴内的强制约束和国家干预，合理的配置经济资源与物质供给，实现社会利益的协调。

（三）经济法与相关部门法关于协调性的比较分析

民商法在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同时，更多地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主张自愿、有偿、诚信。调整手段是基于“私权”的调整，对于协调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则体现出无法兼顾利益主体间社会资源的分配正义和公平［4］。行政法的重心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行政权行使尺度具有较强的监督性和强制性。当行政指令不能有效保证经济效率提高时，不可避免的将产生政府失灵问题，且单一的行政控制和规范无法消除政府失灵带来的影响。可见，民商法和行政法在协调解决涉及民生与发展问题时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义之一，就是要强调国家调控权的“适度干预”和“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国民经济转型期内，协调好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为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深入展开，提供有效地法律保障。而经济法由于其本身的属性和特有功能，必然在解决上述若干问题和改善民生、追求发展问题上凸显比较优势。•26•

二、基于改善民生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经济法功能分析

孙中山对民生问题的经典解释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6］。可见，改善民生需要多维度的共同作用和持续推进，需要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大前提下，促进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同时保证社会资源分配的正义和相对公平，进而使政府“公权”与民众“私权”之间达成一种动态平衡。然而，经济法范畴内民生问题集中在标志物质基础丰富的社会主体收入的增长，以及代表资源优化合理分配的利益协调来寻求权利保障与权力有限的政府与民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相对平衡。当市场存在秩序上的混乱和失灵时，经济法则无可替代的体现出功能上的优势，通过维护和矫正市场秩序，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和法律框架下的正义，促进物质基础增加与资源合理分配。

（一）经济法的平衡协调功能

经济法的经济社会属性与公私融合属性决定了经济法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平衡协调功能。经济法调整经济生活既以平衡协调为目标，也以平衡协调为手段，促使社会与私人、私人与私人之间达成某种共识和妥协，以实现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体说来，“平衡协调”功能主要包括“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平衡”、“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平衡”和“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7］。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必然面临经济社会转型的问题，也必然触及经济体制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型，而经济法的平衡协调功能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即在不完全市场经济体制向完全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情况下，调整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8］。

1．社会公共资源的差别均等分配

社会公共资源的差别均等化的内涵体现在享有基础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利益的机会均等化，是一种基于社会个体自主选择差别的相对均等。例如与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教育资源、公共医疗资源及社会保障资源等，需要在经济法框架下解决社会资源的平衡协调，稳定和保障基本公共资源的供给能够满足社会个体共同但有差别享有的权利，进而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相对均等。

2．社会发展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

社会发展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具体指能够在满足社会个体基本需求后，资源的配置更多地体现效率和增加经济收入。经济法的本位思想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强调社会发展资源的出发点是正义、公平、合理，而不是偏重于国家的公权和个人的私权［9］。因而，在解决社会发展资源配置的问题上，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进行国家干预和协调，透过经济现象分析和解读经济规律的作用与反作用，进一步总结和梳理合理和优化的关系，上升到制度层面进行调控和解决，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

（二）经济法的稳定风险功能

当经济社会转型期同时面临全球化带来的外部经济冲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内部市场结构调整问题时，稳定经济风险尤为重要。只有在经济法框架下，充分发挥其稳定经济风险的特有功能，才能营造法治规范的市场环境，解决内部供需关系平衡问题、消费群体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发达国家转嫁经济风险问题和有效抵制贸易保护等问题，从而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和较快增长，为改善民生和积累社会财富保驾护航。

（三）经济法的提升效率功能

经济效率的提升取决于市场主体经营自主的私权利和国家介入干预的公权力之间在制度上的高效合理与运行上的规范系统。在经济转型期，市场主体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对于经营自主权和自由度的追求会不自觉的放大，很容易产生市场秩序混乱、竞争失效、甚至市场失灵［10］；同样，国家如果过多地介入和干预经济生活，来保护经济发展和预防经济风险，必然导致部分公权游离于法律框架之外，凌驾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上，导致企业效率低下。由此，需要通过经济法来设定国家介入和干预的范围与内容，确保在遵从客观经济规律的前提下行使引导、调控、监督和服务的公权，向服务•27•型政府转变，同时构建和完善适合现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公司法律制度，从企业内部建立高效合理的运行机制和结构，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经营效率，进而实现社会各利益主体效率的协调，促进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的增量提高。可见，经济法不仅重视经济量的积累增长，也重视经济质的整体平衡［11］，对于改善民生、调整宏观经济社会环境和实现经济福利公平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三、结论与展望

经济功能范文篇8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要确认和规范国家对于特定社会关系的干预，必须找到国家介入的正当理由或依据，其中的关键是看这类社会关系是否“需要”国家干预。公平与效率是法律的两个基本价值，在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两种价值在经济法律中的地位也愈益重要。分配是一个拥有丰富内涵和广泛适用领域的概念，直观地表现为一定的社会财富和利益(包括自然资源、社会产品和由此产生的相关利益)在不同社会主体之间配置转移的动态经济过程。无论它是作为一种行为、一个过程，还是作为一类关系，都与法律有着“不解之缘”，因为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特别是在崇尚民主与法制的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任何资源和产品的分配都是在一定的法律原则和规则的规范与约束下进行的，所有社会分配关系均需法律的规范与调整。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就是对法律的公平与效率的直接体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法律制度对于分配结果的确认、干预和矫正功能。社会财富和利益的分配过程固然重要，但分配的规模格局或结果更为人们所关注。因为分配结果直接反映了社会财富和利益在一个国家的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最终占有状况，直接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切身利益，而且这种结果又反过来影响着社会再生产活动的效率提高和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由于分配是一个由分配、再分配等多个环节构成的动态过程，从最初的分配格局到最终的分配格局之间必然存在着无数过渡性的中间格局，选择不同的分配阶段就会产生不同的分配规模格局，最初的收入格局正是借助这无数个中间格局最后演变成最终分配格局的。因此，我们难以用一个标准对所有的分配结果作出科学的评判，必须各有侧重，区别对待。其中，在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环节，在贯彻市场化分配原则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在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不平等分配就成为这一阶段的必然结果，理应得到法律的确认与保护，确保私法制度在这一领域发挥作用，因此，要把国家的干预排除或限定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这是保障广大投资主体(包括物质投资、知识成果投资和劳动力投资等)积极性，保障社会再生产动力和国民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基础和前提。而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环节，社会收入分配的平等性就应成为一个国家法律应当追逐的首要目标。因为尽管结果的不平等对于实现经济过程的效益目标至关重要，但这种不平等程度达到一种两极分化的极端状态时，必然造成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机制和安全目标的破坏，而反过来影响效率。因此，国家对于分配结果的适度干预和矫正就成为必需。但这种干预和矫正必须限定在由税收、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等相关法律所确认的范围内，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这根源于国家对于分配结果的干预和矫正也是需要成本的，且国家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的特殊主体，也有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

2.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是自然资源和社会产品分配的基本前提。尽管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抑或作为一种制度文化现象，总要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但是在这一基础性条件相对稳固的前提下，法律对于社会经济生活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或影响又是十分显著的。从总体来看，表现为由法律确认、维持和保护的社会秩序对于社会财富和利益的分配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法律构成分配行为和分配关系得以发生和存续的制度前提。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法律试图通过把秩序与规则引入私人交往和政府机构运作之中的方式在两种社会生活极端形式(无政府状态与专制政体)之间维持一种折衷或平衡”。“一个完善且充分发达的法律制度，通过一个行之有效的私法制度，它可以界定出私人或私人群体的行动领域，以防止或反对相互侵犯的行为、避免或阻止严重妨碍他人的自由或所有权的行为和社会冲突。通过一个行之有效的公法制度，它可以努力限定和约束政府官员的权力，以防止或救济这种权力对确获保障的私人权益领域的不恰当侵损、以预防任意的暴政统治”。可以说，离开了由公法和私法制度共同确认、维持和保护的社会秩序，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产品分配在内的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是难以有效开展的。这是一个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和践行的共同认识和做法，已无需再作出论证或证明。

3.法律制度在社会财富和利益的分配流转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富有效率的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创造只是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满足的必要条件，而广大社会主体各种需求的实际满足程度则取决于社会财富和利益的分配状况。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揭示饥荒发生的根源时这样说道，“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社会产品的公正合理分配对于解决饥饿和贫穷问题，乃至于实现人类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正像美国学者凯斯.R.孙斯坦所言，“我们不但需要了解一个社会在经济上是否富有，而且还需要了解这个社会的资源是怎样分配的。因此，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社会富有程度的标准忽略了社会分配问题。”因此，一个科学有效的分配法律制度在实现社会财富和利益的合理分配方面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分配制度决定了哪些社会主体有权参与和参与多大范围的自然资源和社会产品的分配，直接决定和影响分配前提的平等性程度。由于分配法律制度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要受制于一个国家特定时期所推行的基本经济体制、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与其相适应的财产所有制的实际状况，因此，在不同国家各自社会制度下的所有社会主体在分配中的法律地位是有明显差异的。其次，分配制度的公平性直接决定着分配制度自身的社会认同程度。正如美国著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所说，“归根结蒂，任何社会都是一种道德秩序，它必须证明它的分配原则是合理的；它必须证明自由和强制的兼而并用对于推行和实施它的分配原则来说是必要的，是天经地义的。”即一个国家的调整分配关系的法律制度必须奉行为绝大多数国民所接受的价值选择，必须形成并维护这种信念，这就是任何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其中，分配制度自身的公平性是其能够获得国民认同的关键性因素。最后，分配制度的有效性决定和维护着社会财富和利益分配的有序性。一个国家社会分配秩序的形成和维护根本上取决于广大国民对其所奉行的分配制度的自愿接受和自觉遵守，但这个获得社会认同的分配制度本身的有效性，特别是其在社会分配中有效实施的程度，又影响乃至决定着这种分配秩序的形成和维护。[1]

二、经济法再分配功能的理论依据

经济法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有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学理论与之相适应，因此，我们应当从经济法理论依据及产生的基本条件入手，分析社会物质条件、法律思想条件的发展过程。

第一，社会化大生产是经济法的理论创立的社会物质条件，也是经济法再分配功能产生的物质条件。在生产的社会化条件下，市场经济的活动不再是孤立的、分散的、任意的，它也不再局限于这一领域的买卖活动，也不再限于私人之间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不公平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仅靠市场机制是无法解决的，首先，市场中存在着“市场障碍”，使市场不能发挥作用，其次，因唯利性考虑而存在着民间投资不愿进入的领域，这些领域不能指望市场机制调节；再次，市场调节存在着盲目性和滞后性，周期长、损失大。针对市场存在的三种缺陷，就必须采用与之相对应的措施来消除其对市场的障碍，即市场失灵状态的存在需要国家予以纠正。[2]

第二，社会本位法思想，是经济法理论创立的法思想条件，社会物质条件是法思想的决定性基础，与生产的社会化、国民经济体系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化的转变相适应。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自由放任经济。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理念，是经济制度的自发性。这种理论，主张为提高生产力而规定的各种制度，就以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为基本价值观，在功利主义(以最小牺牲换取最大利润的心理结构)和全理主义(实现功利主义的最佳手段)的基础上，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整个社会自然而然地处于调和和繁荣状态。这种理论首先被西欧各国普遍采用，国家政策、法律都是为自由放任经济服务的。在国家与法的领域，自由放任主义进一步发展为“夜警国家论”、“小政府论”。这些理论，主张国家与法在自由市场经济下的消极作用，即对社会经济生活不予干预。[3]

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社会思想观念的主流，其在法思想上的表现，是个人本位。个人本位的核心是个人权利本位，简称权利本位。权利本位论的基本主张和特征是把权利的地位放在实在法(制定法)之上，也放在国家最高权力之上。主张“自然权利”，亦即“天赋人权”，认为人性是自然法之父，自然法是实在法之父，认为私有财产权是从自然状态带进国家组织中去的自然权利，因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不能设置任何障碍，认为自由是人性的结果，人的自由、平等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国家权力应为保障自由、财产和安全服务。权利是法律的中心概念。主张“法是客观的权利，权利是主观的法律”，“客观法”、“主观法”由此而分。弘扬权利是法文化的内涵和任务。认为权利不仅表现于法文化的各种程式化理论形态方面，还表现于人们的心理状态、思维特征和价值取向等非理论形态方面。“法学是权利之学”，充分表达了权利在法文化中的地位；权利是现实的人进行社会活动的工具和出发点。认为现实的人在利益驱动下依据权利参加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活动，认为如果人们不依据权利去参加商品交换活动，在交换中不去实现权利，则商品就不成其为商品，交换亦不成其为交换。这里“现实的人”，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参加人即所谓“经济人”。

权利本位法思想是历史的超越，是对国家义务本位论的否定，其对权利的考察，不以封建等级特权为中心，而以平等权为中心；不以自然经济为支柱，而以商品经济为支柱；利益、自由、平等三要素是权利本位论的立论基础。然而，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失去自律性的客观态势下，法学理论开始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认为自由放任、权利本位的弊害，在于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采取了“个人中心”的立场，这已不适合时代要求，认为社会利益就是个人的真正利益，个人的生存、发展依赖社会的生存、发展。因此，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应以社会为本位。

三、经济法与其他法律在调整分配关系过程中的功能差异

分配作为不同社会主体对特定社会财富和利益的占有和支配关系，必然需要法律的积极作用和影响。法律制度就是“一种配给制度，它所做的及它的本质反映了社会权力的分配：谁在上层，谁在底层；法律还保证这种社会结构保持稳定或只按同意了的模式改变”。[4]可见，法律与经济是相互渗透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法律决定着所有财富的安排”。[5]但不同的法律在调整分配关系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

(一)民商法在调整分配关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能否建立、市场机制能否发挥作用，首先取决于该国的民商事法律制度是否健全。民商法中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制度、保护全面的物权等财产权制度、顺畅流转的信用交易制度、优胜劣汰的市场退出制度等，构成了一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民商法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决定了民商法是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但是民商法对市场分配关系的调整，始终依靠市场价值规律进行，从由市场承认到按贡献分配，都是以市场效率为基本准则。民商法所发挥的主要作用就是保障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自愿和平等，贯彻按贡献和价值进行分配的原则，[6]以实现国民收初次分配中的效率目标和国民收总量增长的最大化。“民商法虽然以个人为本位，重在维护个体利益，但它通过对个体自由和权益的维护，不仅有利于促进微观领域的公平和效率，而且由于它维持了市场的公平自由竞争秩序，使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因而能使社会经济在宏观和总体上得到调节。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民商法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由民商法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作用，以及它对宏观领域的间接(自发的、客观上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完整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这就是民商法秩序。”[7]

分配可以分为初级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初级分配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分配，它是权利交易的结果，其产生完全出于自愿，它追求在形式上和程序上达到对权利关系(即利益分配)的公平合理；再分配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分配，是公权机关凭借其强制力进行的财产和利益的转移行为，这种分配由公权主体的强制行为而产生，不存在协商和合意，只存在财产和利益的强制性转移，确保分配结果最终的实质合理。[8]民商法调整的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因合意和有偿而产生的分配关系。但是由于民商法尊重契约自由的法律理念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对市民之间自愿达成的对财产的处分行为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只要不违反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民商法都是允许的。由于调整领域的局限性和个人主义法律理念的限制，民商法对由于市场缺陷、政府缺陷以及社会体制缺陷等引起的宏观经济安全问题难以发挥作用。

(二)行政法在调整分配关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行政法作为近代资本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产物，是以架构政府和控制行政权力为目的和宗旨的，尽管这一宗旨在当今社会经济条件下，伴随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而逐渐变化和发展，但其本质属性并没有改变。因此，行政法并不直接调整分配关系，但其往往以分配活动得以产生的制度投机倒把的形态存在。由于国家权力和行政权力极有可能被滥用，如果行政法治运行不畅、权力制约不力，就极易产生国家权力和行政权力肆意干预分配过程，牟取不当分配利益或制度外分配利益的严重后果。所谓的“权钱交易”现象，实质就是行政权力逃脱行政法的有效控制，使权力向财产和利益非法转换和变现而产生的一种不法形态的分配关系。因此，充分认识行政法对于分配关系所可能产生的干预与影响，对于进一步完善行政法治，保护正常的社会分配活动具有积极意义。[9]

(三)经济法在调整分配关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法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一个新兴法律部门，在调整分配关系的过程中处于特殊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调整的领域是民商法和行政法无法涵盖的。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配不公平导致经济法介入分配领域。“经济法产生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生产率，即从经济方面的观察角度调整经济关系的时候。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私示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其社会的运动法则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而这种法律规范本身就是可能在社会学运动中有效干预的社会学事实。”[10]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构成了经济法产生的经济根源。

其次，法律作为社会利益的分配书，不同的法律部门对分配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民商法调整的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注重分配的形式上的平等。这种分配合理的前提是公平自由的市场交易以及给与每个市场主体平等的交易机会，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存在这种理想的状态。民商法中的形式上的平等有可能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为了使社会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必须依靠经济法注重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通过政府的适当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经济法具有再分配功能，是民法基础上对社会利益和资源的再分配法。

四、经济法再分配功能的范围

国民经济的细胞是经济组织，这些经济组织以独立商品生产经营者的身份据法律规定的权限从事经济活动，在这种活动过程中，各经济组织为追求自身利益必然进行竞争或不正当竞争。在生产社会化和国民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国家要调节社会经济过程并对国民经济实行统一管理，同时进行必要的经济监督。与之相应的法，是经济组织法、经济活动法、经济竞争法、经济调控法、经济管理法和经济监督法。在各国经济开放体制下，作为国内经济关系延伸的涉外经济关系，由涉外经济法调整，形成涉外经济法律制度。[11]

(一)经济组织法律制度。具体的法律规范主要颁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私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独资企业法、合资企业法和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其基本经济法律制度有存设制度、人事组织制度、生产经营制度、资本制度、设备制度等。

(二)经济活动法律制度。具体的法律主要颁于金融(资金)法、价格法、物资法、期货法、证券法、票据法、房地产法、工业产权法、公共采购法、保险法、技术和信息法、广告法等法律、法规中。其基本经济法律制度包括经济组织自主经济活动及其经济限制制度。

(三)经济竞争法律制度。具体的法律主要分布于经济竞争法、经济联合法、企业兼并及收购法、反垄断法、市场进出入法、生产经营领域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中。其基本经济法律制度主要有申报制度、登记制度、认定制度、适用除外制度、监管制度等。

(四)经济调控法律制度。具体法律主要分布于国民经济增长法、区域经济法、计划法、预算法和货币法、税法、固定资产投资法等法律、法规中。其基本经济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这些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法律制度中。

(五)经济管理法律制度。具体法律主要分布和集中于市场管理法、行业管理法、外国经济组织管理法和国有资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中。其基本经济法律制度主要有专营专卖制度、无店铺销售制度、商会制度、国有资产评估制度、国有资产产权制度等。

(六)经济监督法律制度。具体法律主要分布于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会计法、统计法、审计法、计量法以及环境保护法、消费者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其基本经济法律制度有核算监督制度、技术监督制度、环境监督制度和消费者监督制度等。

(七)涉外经济法律制度。具体法律主要分布于外贸法、外汇示、外税法、进出口货物检验、保险补偿法、反倾销法以及对外劳务、技术法等法律、法规中。其基本经济法律制度有货物和技术进出口制度、国际服务贸易制度、反倾销和反补贴制度、进出口商品检验制度、外汇管制制度、涉外税收制度等。

参考文献：

[1][3]单飞跃，卢代富，等.需要国家干预：经济法视域的解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2][11]刘瑞复.经济法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著.李琼英，林欣，译.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5][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著.秋风，译.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6]李昌麟.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7]漆多俊.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A].杨紫.经济法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孟庆瑜.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论纲——兼论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J].法律科学，2004，(2).

经济功能范文篇9

关键词：期货市场；国民经济；价格发现；风险转移

一、引言

我国期货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办以来。经历了不平常的发展道路。经过数年的整顿规范，我国期货市场的市场环境、内部结构、市场规模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期货市场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期货市场交易规模近来出现了持续的恢复性增长。

值此期货市场蓬勃发展之机，我们更应该在反思中国期货市场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期货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期货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深人地探讨，客观认识我国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揭示期货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这样才能够为促进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上的保障。

二、文献综述

关于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即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的理论分析。据其对期货市场经济功能强调重点的不同，研究可分为三大观点：首先是传统的观点，即认为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风险转移，如Samuelson(1965)首先将商品期货界定为“票据”，然后通过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价格的两种形式的分析，指出商品期货市场具有稳定价格(价格熨平)的功能，同时还具有风险分摊(套期保值)的功能。其次是期货市场的流动性理论，Working(1962)和Telser(1981，1986)认为，就风险转移而言远期比期货更有效。所以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风险转移，而在于为市场参与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流动性。而Williams(1986)则提出了隐性借贷理论。他认为套期保值实质上是一隐性借贷行为，所以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综合上述观点，Hieronymus(1993)指出，最接近自由竞争的期货市场，其主要功能在于确定投机价格，提供风险转移机制和建立公平的融资渠道等几方面。

在国内，由于期货市场长期处于试点、整顿阶段，故而关于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探讨一直都未停止，但这些探讨大都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实践总结。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常清(1999)提出，应在反思10年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对诸如经济发展与期货市场建设；期货市场建立与市场经济改革；期货市场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期货市场会否制造泡沫经济等有关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陈述云(2001)指出期货市场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1)有利于商品生产经营者改善内部经营管理，避免价格风险。提高经营效益；(2)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提供价格决策信息；(3)有利于完善市场体系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4)有利于建立各种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和均衡关系。姜洋(2005)认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有助于确立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助于推进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机制，并且有助于健全我国石油安全机制。田源(2005)亦指出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决定了它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能够帮助国家化解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趋利避害，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利益。而马文胜(2005)则将新形势下期货市场的功能归结为：(1)宏观功能，包括保护国民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对产业调整起宏观调控作用和联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三方面；(2)微观功能，包括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和形成良好投资渠道两方面。曹和平(2005)也提出：期货行业是一个能够直接为GDP带来增长的实物性产业。期货市场不仅能够发现价格规避风险，而且由于它自己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比其它的银证期保类产业要快，这就使它能够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剂。

综述国内外有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期货市场作为高级的市场组织形式，具有形成价格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作用。故而期货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就在于：(1)风险转移功能，也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套期保值能够有效的转移价格风险，其实质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形成合理的风险价格(套保费用)，将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在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之间进行有效转移。(2)价格发现功能，也就是由于期货市场具有公开性、预期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期货价格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当前和未来的市场供求，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在两大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期货市场可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派生功能。首先是期货市场的宏观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促进经济增长；(2)平稳经济波动；(3)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其次是期货市场的微观功能，主要是帮助企业转移价格风险，锁定生产成本，保障经营收益。事实上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也就在于此。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国内外在这方面的探讨很多。但前期文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前期文献的理论探讨多为局部均衡分析或简单经验判断，尚未发现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运用金融经济学基本理论对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进行规范分析的成果；同时全面系统地理论研究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状况的具体文献也几近于无。这就说明国内外在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尚未展开，而这种状况既与目前国内期货市场高速增长的现状不相适应，更会阻碍未来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

所以，下面我们即对期货市场的两个基本经济功能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

三、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优化资源配置

这部分的研究我们主要从微观角度人手，讨论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期货市场没有出现以前，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承担来自于季节性的变化、自然因素的影响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的全部价格波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会给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期货市场出现以后，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可以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来将价格波动的风险有偿转移给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这就是期货市场的风险转移功能。

我们认为，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这一点可以通过下面的局部均衡分析来证明。

不确定的价格会影响到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行为。对于这一点，理论界早有研究。早在1971年，AgnarSandmo就在模型中严格证明了，风险厌恶的厂商在面对不确定的价格的时候会减小自己的产出(Sandmo1971)。但是一旦存在远期市场、期货市场及期权市场等这些可以进行套期保值的金融市场的时候，厂商可以将自己面临的价格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中的买方和其他投机。Holthausen(1979)及Lapan等人(Lapanet．a1．1991)也证明了当期货价格与未来现货价格的期望相等时，也就是所谓的期货价格是无偏的时候．厂商的产量与它面对一个等于未来现货价格期望的确定的价格下所选择的产量一样。这也就是说。通过包括期货市场这些金融市场的引入，可以提高厂商的产量(相对没有这些市场时而言)。

在现有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主要对不存在期货市场和存在期货市场两种情况下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决策研究，以此发现期货市场风险转移功能对市场参与者的福利的影响情况，从而证明期货市场的确能够通过风险转移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1．无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在这部分中，我们遵循Sandmo(1971)的框架，分析没有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我们假设：

(1)厂商处于完全竞争市场。

(2)厂商从其利润中获得效用。其效用函数为一个以

2．存在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此处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期货市场，并研究这一市场的引入对厂商生产的影响。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这里借用Hohhausen的假设，即市场的参与者并不是像现实中那样在期货合约到期之前平仓，而是持有期货合约一直到期并履行合约。因此，实际上这里讨论的更像是远期市场。但是只要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无套利关系能够始终成立，这里的分析就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真实期货市场的状况。

假设厂商在期货市场上有总量为h的套期保值头寸。期货合约的当期价格为f，未来价格为b。则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写为

由(10)式可以得出结论：当存在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只受期货价格b的影响。当期货的价格等于未来现货市场的价格的期望时(b=E[P]=μ)，厂商的行为与完全竞争条件下面对确定价格时的行为一样，即而厂商的风险厌恶程度仅仅影响厂商在期货市场的头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期货市场的引入能提高厂商的产量()，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产量。

进一步，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低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此时期货市场的引入是否会增加厂商的产量(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而价格又是不确定的情况)，是不确定的。具体要依期货价格而定。而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高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这就说明，如果期货市场非有效，则其对现货市场乃至资源配置的作用很可能是负面的。

基于微观角度，我们发现在不确定的情形下，有效率的期货市场确实能够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即其通过转移厂商面对的价格风险，促使风险厌恶的厂商做出有效率的产量决策，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四、期货市场通过价格发现功能促进经济增长

下面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作为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谓价格发现是指在期货市场上通过公平竞争、高度透明和集中交易的方式所形成的，最接近市场真实需要，能够反映当前和未来供求关系，指导现实生产和经营的价格水平。

由于现货价格在形成过程中的时滞性、分散性和更重要的信息不对称性，其价格的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以其作为市场信号，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形成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由于规则公平，买家和卖家众多，期货市场积聚了各方面广泛信息。由此信息集中过滤所形成的期货价格，必然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及其未来价格变动趋势，形成正确的价格信号。这样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就显著地降低了相关商品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乃至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根本作用就是显著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

Williams(1986)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期货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作用。他指出原则上任何一种商品和服务都应有一个市场，但为了降低整个交易成本，市场的数目应在满足交易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有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必要在有形的市场中交易，而可以在隐性市场上进行交易。两个有形的市场交易一般就可以衍生出一个隐性(市场)交易。事实上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和借贷市场就是这样相互联系的。所谓套期保值，就是期货交易和现货交易的结合，其实质包含着一种隐性的商品借贷交易。所以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

下面我们采用Yang和Borland(1991)建立的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期货市场是如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由上可见，交易条件越好，交易成本越低，则分工的演进就越快，专业化经济优势就越强，从而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而期货市场恰恰就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延续上述思路具体分析一下：

在t=O时，分工水平很低，每种贸易品均有多个生产者。因而购买者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即使购买者在这一生产领域已停止人力资本积累。所以此时存在一个瓦尔拉斯机制。然而可以证明，由于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经济可能演进到极端分工的状态：每种产品只有极少生产者，每个人作为他的专业产品的出售者就是一个垄断者，而作为其它产品的购买者，相对其中的生产者而言是没有竞争力的(因为此人已停止在此领域的人力资本积累)。所以在t很大时，存在一个对称的多边垄断机制，垄断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阻止专业化经济优势被充分利用的内生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

而以期货市场为代表的长期合约制度安排，可用于限制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如前假设，所有交易都是通过一个合约系统和一个期货市场来进行谈判。在t=O时期的一个瓦尔拉斯机制决定所有的长期合约。这些长期合约不能在以后重新谈判。t=-O时期任何人都没有生产活动的经验，因而人们事前完全相同并无“专家”与“外行”之分。因为所有的交易通过合约系统被在t=O时期运作的期货市场完全决定，因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者会从熟能生巧中获得垄断权力，但在合约签订之时还没有垄断权力存在。与所有人的理性预期假设结合，t=O期的瓦尔拉斯机制是可行的。因此期货市场的功能就是消除由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如果没有期货市场，由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根据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我们发现期货市场能够降低经济体系的内生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分工水平的提高，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功能范文篇10

关键词：民商法；经济法；经济法功能

任何一部门法的产生都是依从于它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功能表现也总是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社会之需要。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是商法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商法产生于商品经济初始时期，经济法产生于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后期。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在经历了以民商法为基础的商品经济阶段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结果，是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经济法的功能，是指经济法作为一个有机体系，在一定的立法目的指引下，基于其内在结构属性而与社会单位所发生的，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运行)造成一定客观后果，并有利于实现法律价值，从而体现自身价值在社会中的实际特殊地位的关系。经济法功能实现是建立在以民商法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现在市场经济的自身缺陷和民商法对市场经济自身缺陷的克服存在的局限。

一、反对权利滥用

就人们认识社会现象的基点来讲，主要有两种方法论，即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按整体主义的观念，虽然社会有机体的存在与发展是以个体的存在及每一个体功能的发挥为基础，但个体的存在及功能的发挥又都依社会的存在为条件，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及社会化高度发展的现代经济条件下，个体所处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其取得的经济成就尤为重要。不仅如此，就每一个体来讲，社会总是先于个体存在。因此，从整体主义讲，处于社会有机体中的功能个体的权利，与其说是持有者之权利，不如说是权利保持者之社会的权能而己。故经济法不是在授予个体以权利，而是在积极地限制或防范权利的滥用，以担保权利人行使社会机能之可能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经济权利的行使，从个别的、短期看并没有侵犯另一权利，但从有机整体主义看，任何经济权利的行使都具有外部性，都可能对经济机体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为了保证整个经济机体的健康、持续运行，任何经济权利的行使都应有限度，超越限度行使权利即构成权利滥用。

在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人们并非总是遵循社会规范进行沟通、协调和配合的。因此，偏离规范的行为是经常发生的，特别是在以民商法为基础的私法保护和倡导私权的前提下，这种现象的发生就更不足为奇。私法的基本精神就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法律基础上，充分肯定和保障权利的自由交换，即：“私法自治”。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民商法足以使市场主体自愿、高效地达成交易，不需要公权力的介入。但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和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垄断和限制竞争等市场障碍出现，市场经济合理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比如，当市场经营主体依据合同自由形成卡特尔、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的时候；或者依据合同自由和经营自由，通过企业兼并形成垄断，并支配市场的时候；或者依据经营自由原则，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时候；或者依据经济自由原则，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时候，等等。这就需要公权力介入私权利领域，对私权利进行限制，以防止私权滥用。经济法恰恰就是确认政府干预，通过限制市场主体的过于自利的行为，对自利行为设定法律界限的。

可见，民商法积极鼓励社会个体私权的实现，经济法为保护社会整体利益，而主动积极地介入，以防止这种私权的滥用，二者功能基础相同，功能方向相反。

二、制约权利行使过程中的非理性行为

社会秩序与自由的对立统一为权利设定了界限，使经济法限制权利的功能具有存在基础。辩证法告诉我们权利是通过限制自由而实现的，这种限制下的和谐状态便是秩序。在社会秩序的动态平衡中，限制自由与实现权利的要求为经济法提供基础。

在法制社会，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应当保持平衡。然而，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是市场经济本身内在的本质矛盾，表现为垄断、不完全竞争、不公平分配、经济投机、总量失衡、周期性经济危机、生态失衡等市场缺陷。这些缺陷表明个人利益只有与社会整体利益平衡发展才能得到实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经济关系复杂化，作为“经济人”的市场主体均以追求自身最大利益为目的，因而不可能自觉地反映社会需要及其长远变动趋势，也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有效结合，他们出于“搭便车”的最底成本算计和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不会顾及对“公共产品”的破坏，更不会主动去维护。在这些方面，经济法具有传统私法所不具有的功能。事实是国家凭借和利用公权力介入市场主体的私权利，责令私权利主体支付和承担破坏成本，维护“公共产品”，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公权为了维护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介入、干预私权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恰恰是经济法调整范围。

从个人本位转向对社会本位的偏重，是西方法哲学或立法指导思想在当代的重大变化，经济法的出现正是这种变化在规范上的表现。社会本位作为一种法哲学原则并不是对个人私权本位的否定或绝对替代，而只是将传统民商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延伸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用以制约权利行使过程中的某些非理性行为。与民商法追求个体财富的最大化相比，经济法则强调个体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必须做出牺牲。

三、确保权利实现的公平环境，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经济法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促进市场主体有效、公平、公正的竞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市场经济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都需要经济法规制。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国家运用公权力以经济法律形式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力图使市场获得最理想的资源配置效率。”

西方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健康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来自于其广大市场主体的自身活力的发挥，而不是拔苗助长，更不是代替。当个体的自由得到较好保障和发挥的时候，社会发展往往显得稳定和有效。当个体自由受到较多限制或压制的时候，社会发展则往往显得固步不前甚至混乱。个体自由和发展永远是社会的主旋律，是健康社会内在的东西。所以，因市场失灵等引起的社会问题虽然需要国家外在力量的矫正，但这也只是矫正，它永远不能代替市场自由本身。任何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只能由他自己去感觉和凭自己的能力达到，他人包办不了，也代替不了，别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帮助或推动而已。“经济法对市场的干预，完全缘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所以，经济法的干预范围应该严格限定在市场失灵的范围之内，因为对不存在失灵的市场进行干预，只会侵犯经济人的私权而无任何有效益的干预产出，只会减弱经济人良性的自利能力，同时激化经济人自利动机中的非理性成分，从而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规律。”

因此，市场经济下国家干预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应以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和有效竞争为标准，经济法不能取代民商法，而是以民商法为基础。而且，经济法对经济的干预不仅在于预防、克服和弥补市场缺陷，更主要的是运用国家强制力对各种非市场因素障碍予以消除，建立公平、自由、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从而为民商法奠定和维持存在的基础。如果说民商法强调对所有的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以保证竞争活力的话，那么，经济法就是强调对部分市场主体偏重保护(弱势主体)的同时防止绝对优势主体滥用权利以保证充分竞争的实现。

四、规制经济权力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又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政府失灵”。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事实上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它不可能内化到市场主体自身自觉自愿的层面。因此，国家干预与市场主体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忽近忽远的距离，这种忽近忽远的距离必然导致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当。同时，国家干预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而且更难以把握的行政官员的无定性的行为问题。国家权力不会自发地运行和生效，它必须由具体的政权机构和国家工作人员来执行。而无论是各个政权机构还是组成他们的国家工作人员，均有区别于社会公众利益的自身利益。“个人利益确实是可以归之于人们所有不幸和所有幸福的根源。不可能不是如此，因为个人利益决定我们所有的行动。”国家权力执行者的自身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未必相符，当二者冲突时，权力执行者将自身利益从社会公众利益中分离出来并带入国家权力之中，造成国家权力的异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也认为，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就像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中追求着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因此，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也需要规制，并且经济法规制经济权力的功能也是市场主体有效抵制政府非法干预的根据和手段，凡是没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政府干预都可以看作非法干预，各经济主体可以拒绝。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其存在的根基是市场经济的不足，而且该不足同时需要国家干预和国家能够干预；其发展的生命力在于一个能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有效驾驭国家经济发展的高效政府，以及一套能有效规范和制约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制度和程序规则；而其内容则是有关经济政策和保证这些经济政策如何出台的经济决策程序。

五、振兴和扶持市场主体的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虽仍然起着基础性作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但国家有责任培育和扶持市场主体，以克服民商法意思自治存在的狭隘性、盲目性的弊端。为了扶持市场失败者，救济社会弱者，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应运而生。它通过扶持市场失败者，救济社会弱者，培植他们的竞争力，让他们重新获得均等的机会参与自由竞争。通过确立每个人作为人的主体地位，保护每个人作为人的应有权利，从而真正解放人，解放社会。它由作为整个社会总代表的国家站在全社会的高度进行总体规划、宏观调控，为在世界中无知的市场主体提供各种科学、权威的信息参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民商法的意思自治才有意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主体多元化，完善的市场经济必然包括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在内的活跃的各类市场主体体系。在我国，经济法振兴和扶持市场主体发展的功能还应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从法律上保证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的市场合格主体，参与市场活动，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殖。

六、结语

探讨经济法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社会，无一国家不采用多种法律规范，由多个法律部门构成自己的法律体系。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法律体系中的法律规范分为公法和私法，那么经济法是属于公法，还是私法呢?公法调整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确认公权并使其服从法律规制为根本任务，强调的是运用公共权力，管理者意思先定，以社会责任为本位。私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确认私权并保证其实现为己任，强调“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经营自由，以个益为本位。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一方参加者是以社会公共管理者身份出现的政府及其经济行政机关。从上述经济法功能的分析中可知，经济法对其社会关系的调整，无一不是以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为本位并且需要借助国家权力介入私权领域的。毫无疑问，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国家运用公权力干预市场经济之法，属于公法的范畴。以往有学者提出经济法是属于公法，但在某些方面具有私法属性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重新审视民商法和经济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有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有助于民商法、经济法法律部门的建立与独立。更有助于加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研究，打通经济法总论和经济法分论有机联系的渠道，克服和避免长期以来经济法研究当中，总论和分论“两张皮”的现象，使经济法学学科体系更具系统性和严谨性，从而增强经济法的说服力。公务员之家

我国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经济立法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探索过程中，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是，由于长期未能对经济法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致使我国经济立法出现了本可避免的混乱，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主要体现在：经济法立法与经济立法混同；经济法立法与民事立法、商事立法关系不顺；经济法律体系内部层次紊乱，缺乏有机联系。表面看，经济立法轰轰烈烈，实际上，经济法立法冷冷清清。经济生活中，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微观规制这一基本的市场经济立法领域同时存在法律空白，导致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无法可依。事实上，我国经济生活中现在出现的市场秩序混乱、宏观调控不力、经济执法效果不佳等现象，不能不说是经济法功能定位不准导致的结果。以民商法为基础、经济法为保障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为世界多数国家的发展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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