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治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2 20:57:02

经济法治

经济法治范文篇1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以“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共建和谐社会”为主题,按照“法治”建设的总体规划,紧紧围绕“保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的任务,以“诚信守法企业”建设为重点,以“法律进企业”活动为载体,全面提高全区经济法治化水平,努力为经济社会建设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二、组织机构

区经济贸易局局长同志为区经济法治建设协调指导组组长,牵头单位分管负责人为副组长,各责任单位分管负责人和各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为成员,具体负责经济法治建设组织领导。协调指导组办公室设在区经济贸易局。

三、主要任务

(一)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全力做好固本强基维稳各项工作

1、坚持和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力度,及时处结信访问题。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机制,努力化解各类矛盾。

2、推进“治安安民工程”建设,创建“平安和谐红旗企业”。加大力度推进“治安安民工程”和网格化巡逻防控网络建设,建立健全人防、物防、技防体系,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要扎实推动平安企业建设及防控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平安和谐红旗企业”创建活动。

3、强化管理协调,完善固本强基维稳长效机制

一是健全完善部门协调工作机制,共同解决信访疑难问题。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联系,建立部门协调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责任,确保问题及时妥善处理。

二是健全完善“固本强基维稳工程”考核机制,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三是健全完善制度创新机制,构建科学完善的制度体系。把完善制度建设贯穿于创建固本强基工程的全过程。全面推进制度创新,构建固本强基工程的长效机制,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可靠保证。

(二)依法维权,依法生产,深入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

1、加强“五个一”建设。即建一个企业职工法制学习室;建一个法律图书室或图书角;建一个法制宣传栏;配发一套普法宣传挂图;有一名普法宣传主管领导。在企业设立调解、普法、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四位一体”的保障平台。

2、开展“五个一”活动。即各企业组织一次全员法律知识轮训;举办一次法律知识竞赛;开展一场民主与法制文艺演出,以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为主旋律,唱响“普法依法治理和谐企业之歌”;举办一期“法律进企业活动经验交流会”;推广一批有突出普法成果的典型示范单位。

3、制定“五进企业”制度。即送法律书籍进企业制度、“法律服务”进企业制度、“矛盾调解”进企业制度、“法制培训”进企业制度、法制宣传进企业制度,推动“法律进企业”活动的开展。

(三)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监管,确保生产安全

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机制。依据《安全生产法》规定和企业实际,加强对煤矿、易燃易爆物品、化工危化品等高危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企业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各项安全制度,加大复查整改和教育培训力度,突出重点,明确要求,毫不松懈地抓好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战役。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更加优先的位置,抓实、抓牢、抓好,并结合季节特点,认真分析安全生产形势和事故特点,结合“打非、治违、抓责任”三项行动,制定完善工作方案和措施,切实加强煤矿、电力、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不定期举行安全大检查活动,抽调专家组成安全检查组深入企业排查整改安全隐患,防止发生重大事故。积极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月”活动,并以此为契机,深入进行安全隐患整改,确保企业安全稳定。

(四)健全信用制度,打造诚信守法企业

完善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健全信用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培育诚信文化,各相关职能部门组成信用评价机构,建立广覆盖、高效能的企业信用评价系统。制定“诚信守法企业”建设标准,开展“诚信守法企业”先进单位信用评价活动,公布“诚信守法企业”名单,提高企业和全社会信用建设水平。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导向作用,引导企业树立良好信用形象,打造经济发展软环境、增创发展新优势走内涵发展的路子。加强信用监督,提高失信成本,建立更加有效的守信激励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不断开拓思路,创新工作方式,结合行业特点开展多种形式的诚信守法企业创建活动。

(五)大力推行法律顾问制度

在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中大力推广法律顾问制度,为企业重大决策、行政行为及重大合同行为提供法律意见,通过前移审查关口,将企业行为导入法治轨道,避免决策错误和发生违法行为。全面推进企业法治建设,大力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管理。要求规模以上企业要建立法律组织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形成以注册法律顾问为主题的法制队伍,对于规模较小、生产经营活动单一、法律事物相对较少的企业,可以选择聘用、兼职、委托等形式。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协会的作用,定期对企业法律顾问进行培训,定期组织经验丰富的企业法律顾问为中小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提高中小企业依法治企水平。

(六)加强法治宣传工作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媒体,以及自办刊物等宣传形式,通过开办专题节目(栏目)、组织法制演出、举办法制讲座等方式方法,和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等活动,大力宣传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与企业以及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

四、方法步骤

利用10年时间,分三个阶段推进经济法治建设。

第一阶段:年,对经济法治建设进行规划、动员和部署,制定方案,并具体实施。

第二阶段:年—年,全面落实经济法治建设各项任务,同步实施“六五”普法、“五五”依法治区规划,基本实现以城区为核心区域的法治化目标。

第三阶段:年—年,巩固经济法治建设成果,同步实施“七五”普法、“六五”依法治区规划,着力加强企业法制建设,全面提高依法治区水平。

五、保障措施及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各责任单位实施、全区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积极参与的经济法治建设工作领导体制,大力完善经济法治建设工作机制,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协调指导组成员单位要切实履行责任,自觉地将经济法治建设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及时解决重大问题。

(二)完善工作机制。要充实协调指导组工作力量,强化和细化工作职能,增强组织、指导和协调工作的能力,尤其要加强监督考核、综合协调、基层指导、行业指导等方面的工作,切实担负起抓总的职责,强有力地推动经济法治建设。要建立各种规章制度。

一是工作调度制度。协调指导组将对各企业的工作和活动进展情况进行督导。一般每月月底调度一次。

二是请示报告制度。各企业定期向协调指导组报告工作开展情况,就重大事项进行请示。一般每两个月报告一次。

三是检查抽查制度。各企业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口检查抽查,协调指导组办公室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面上工作检查抽查,以便掌握真实情况,有针对性指导工作开展。

四是经验交流制度。在组织实施阶段,协调指导组将组织一次经验交流现场会。

经济法治范文篇2

关键词:生态经济;澳大利亚;德国

一、生态经济的概念

生态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最早产生在经济学领域。按照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要求,运用相关的生态经济学原理,开发新能源,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资源消耗方式,促进产业发展,达到经济和生态和谐发展的目的。生态经济不仅能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是符合经济新常态具体要求。生态经济法治化研究和施行比较成功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例如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对国外生态经济法治化较为完善且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研究分析,达到对我国生态经济法治化研究的启发作用,为我国的经济转型提供法律方面的参考。

二、国外生态经济的立法概况

(一)澳大利亚生态经济的立法概况

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动物及植物资源,而且地广人稀,四面环海,在其他国家工业革命开展之初未受影响,对资源要求不高,对环境的破坏小。通过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自1930年左右开始着手制订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的政策,注重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澳大利亚对于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都算得上先进。就澳大利亚的具体国情而言,在澳洲联邦不仅有联邦法,又有地方法,邦、州、市多层次的环保机构三位一体,形成宏观-微观的管理职能体系,注重单部门工作的最优化,强调政府关系的协同化,这种管理职能体系帮助澳大利亚更好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澳大利亚特别注重食草类动物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破坏问题,这一做法主要是吸取了野兔曾经疯长的教训。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每隔五年澳政府都会对该国的野生动植物普查,进行数据分析,之后还出台了相关法律条文。澳洲独特的动物物种不仅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喜爱,也有少部分人图谋不轨。鉴于此澳大利亚各州和地区政府承担对动物的主要责任,而澳联邦政府则负责严格把控海关,控制动植物贸易,签订相应的保护自然的国际条约或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又称华盛顿公约(CITES))等。1989年制定《资源评价委员会法》一方面能看出澳大利亚对生态环境管理范围的广阔,也能看出他们未雨绸缪,重视预防环境危害的思想。为了杜绝“先污染-后治理”的企业生产,澳大利亚1992年颁布了《国家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与之相关的企业,比如矿业,在还未开展生产时,就必须要向政府的环保部门提供方案,证明其能不损害环境,对于复破的坏植被有修复方法,要不然就要按照规定交付一定数量的金额用于环境保护。这种商业模式下的法律条款从根本上实现了几乎零污染的效果。同年出台的《澳大利亚政府间环境协定》,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签署的协定,也意味着澳洲对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变得更为先进。

(二)德国生态经济的立法概况

德国最早提出“经济法”概念,将经济法归为独立的部门法,现代经济法也最早形成于德国。而且由于德国之前大力发展重工业,环境污染相当严重,与我国当下的情况极其类似,因此也就更有借鉴意义。德国的法律条文中有这样一条:“国家应该本着对后代负责的精神保护自然的生存基础条件。”也给了我国生态经济的发展不少的启示。德国较早参与到工业革命,德国的钢铁工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但由于产品结构单一,过度发展重工业,德国的水源污染、空气污染、河床下陷问题十分严重,不仅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对他们的生活也造成了极大不便。德国自一战起,就开始注重经济和环境的保护,并相继出台了很多法律保证经济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德国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经济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转型。而这当中,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确立了生态优先的方针。这一做法不仅有利于生态和生产的协调发展的新兴产业和新生产方式上来,而且能够促进结构调整、生态保护和居民就业三者的发展。1967年6月8日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组成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法的基本法。从上世纪70年代起,当局接连出台数部保护环境的法令和条例。德国的《垃圾处理法》是德国最先出台的作用于保护环境的法律,主要是由于当时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越来越多,已经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主要思想是在保护人民利益的前提下,有计划的清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垃圾。1986年又完善了该部法律,旨在减少垃圾的产生。1991年德国进一步出台了《避免和利用废旧包装条例》,用于规制废旧包装,使废旧包装的对于污染危害能够降到最低。针对水源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其中《用水规划法》,将政府对水源的管理放在重要的位置,提出了解决措施和必须遵守的原则,在预防洪涝和其他几个方面都作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特别是用水规划深入到了具体的生活之中,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都有着法律规定。像是农药的使用,用水的规范,雨水的检测等,能够根据不同的需要作出具体的规定,是很有价值也极有成效。1996年伴随着《循环经济法》的正式生效,标志着德国在环境保护和经济领域共同发展的认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除此之外,不仅德国各级政府设立的环保机构,在各地区之间的领域也同样设有环保研究机构,除此之外,联邦政府对于环保贷款和企业对于环保的投入也占很大比重,不仅带动了环保产品的产生和发展,也为德国民众的就业提供了不少的岗位。并且还有设有环保警察,在经过严格的上岗培训后,环保警察能及时觉察到环境污染,第一时间里迅速进行补救工作,将危害降到最小。他们的管辖范围十分广泛,不仅针对食品安全问题,也针对化工污染和随之引发的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现在德国联邦和各州的环境法律、法规有8000部,除此之外,欧盟的数百个相关法规也在德国施行。良好的环境保护法是构建生态经济法治化的基础,在这方面德国做的很成功。

三、给我国的启示

我国在生态经济法治化进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通过对澳大利亚和德国两的研究,认识到环境保护应该放在首要地位。同时也要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构建全民参与到环境建设的机制中去。要落实相关的法律法规,坚持依法行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为生态经济的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通过吸收各国的宝贵经验和总结教训,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得出有价值的参考用于指导我国的生态经济法治化进程。

作者:陈晨 单位:武汉工程大学

参考文献:

[1]陈光磊.论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模式的构建[J].中国市场,2007(13):92-93.

[2]张秀冰.试析生态经济的操作定义[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11(2):59-60.

经济法治范文篇3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以“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共建和谐社会”为主题,按照“法治”建设的总体规划,紧紧围绕“保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的任务,以“诚信守法企业”建设为重点,以“法律进企业”活动为载体,全面提高全区经济法治化水平,努力为经济社会建设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二、组织机构

区经济贸易局局长同志为区经济法治建设协调指导组组长,牵头单位分管负责人为副组长,各责任单位分管负责人和各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为成员,具体负责经济法治建设组织领导。协调指导组办公室设在区经济贸易局。

三、主要任务

(一)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全力做好固本强基维稳各项工作

1、坚持和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力度,及时处结信访问题。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机制,努力化解各类矛盾。

2、推进“治安安民工程”建设,创建“平安和谐红旗企业”。加大力度推进“治安安民工程”和网格化巡逻防控网络建设,建立健全人防、物防、技防体系,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要扎实推动平安企业建设及防控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平安和谐红旗企业”创建活动。

3、强化管理协调,完善固本强基维稳长效机制

一是健全完善部门协调工作机制,共同解决信访疑难问题。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联系,建立部门协调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责任,确保问题及时妥善处理。二是健全完善“固本强基维稳工程”考核机制,确保工作落到实处。三是健全完善制度创新机制,构建科学完善的制度体系。把完善制度建设贯穿于创建固本强基工程的全过程。全面推进制度创新,构建固本强基工程的长效机制,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可靠保证。

(二)依法维权,依法生产,深入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

1、加强“五个一”建设。即建一个企业职工法制学习室;建一个法律图书室或图书角;建一个法制宣传栏;配发一套普法宣传挂图;有一名普法宣传主管领导。在企业设立调解、普法、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四位一体”的保障平台。

2、开展“五个一”活动。即各企业组织一次全员法律知识轮训;举办一次法律知识竞赛;开展一场民主与法制文艺演出,以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为主旋律,唱响“普法依法治理和谐企业之歌”;举办一期“法律进企业活动经验交流会”;推广一批有突出普法成果的典型示范单位。

3、制定“五进企业”制度。即送法律书籍进企业制度、“法律服务”进企业制度、“矛盾调解”进企业制度、“法制培训”进企业制度、法制宣传进企业制度,推动“法律进企业”活动的开展。

(三)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监管,确保生产安全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机制。依据《安全生产法》规定和企业实际,加强对煤矿、易燃易爆物品、化工危化品等高危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企业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各项安全制度,加大复查整改和教育培训力度,突出重点,明确要求,毫不松懈地抓好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战役。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更加优先的位置,抓实、抓牢、抓好,并结合季节特点,认真分析安全生产形势和事故特点,结合“打非、治违、抓责任”三项行动,制定完善工作方案和措施,切实加强煤矿、电力、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不定期举行安全大检查活动,抽调专家组成安全检查组深入企业排查整改安全隐患,防止发生重大事故。积极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月”活动,并以此为契机,深入进行安全隐患整改,确保企业安全稳定。

(四)健全信用制度,打造诚信守法企业

完善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健全信用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培育诚信文化,各相关职能部门组成信用评价机构,建立广覆盖、高效能的企业信用评价系统。制定“诚信守法企业”建设标准,开展“诚信守法企业”先进单位信用评价活动,公布“诚信守法企业”名单,提高企业和全社会信用建设水平。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导向作用,引导企业树立良好信用形象,打造经济发展软环境、增创发展新优势走内涵发展的路子。加强信用监督,提高失信成本,建立更加有效的守信激励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不断开拓思路,创新工作方式,结合行业特点开展多种形式的诚信守法企业创建活动。

(五)大力推行法律顾问制度

在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中大力推广法律顾问制度,为企业重大决策、行政行为及重大合同行为提供法律意见,通过前移审查关口,将企业行为导入法治轨道,避免决策错误和发生违法行为。全面推进企业法治建设,大力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管理。要求规模以上企业要建立法律组织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形成以注册法律顾问为主题的法制队伍,对于规模较小、生产经营活动单一、法律事物相对较少的企业,可以选择聘用、兼职、委托等形式。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协会的作用,定期对企业法律顾问进行培训,定期组织经验丰富的企业法律顾问为中小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提高中小企业依法治企水平。

(六)加强法治宣传工作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媒体,以及自办刊物等宣传形式,通过开办专题节目(栏目)、组织法制演出、举办法制讲座等方式方法,和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等活动,大力宣传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与企业以及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

四、方法步骤

利用10年时间,分三个阶段推进经济法治建设。

第一阶段:2010年,对经济法治建设进行规划、动员和部署,制定方案,并具体实施。

第二阶段:2011年—2015年,全面落实经济法治建设各项任务,同步实施“六五”普法、“五五”依法治区规划,基本实现以城区为核心区域的法治化目标。

第三阶段:2016年—2020年,巩固经济法治建设成果,同步实施“七五”普法、“六五”依法治区规划,着力加强企业法制建设,全面提高依法治区水平。

五、保障措施及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各责任单位实施、全区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积极参与的经济法治建设工作领导体制,大力完善经济法治建设工作机制,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协调指导组成员单位要切实履行责任,自觉地将经济法治建设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及时解决重大问题。

(二)完善工作机制。要充实协调指导组工作力量,强化和细化工作职能,增强组织、指导和协调工作的能力,尤其要加强监督考核、综合协调、基层指导、行业指导等方面的工作,切实担负起抓总的职责,强有力地推动经济法治建设。要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一是工作调度制度。协调指导组将对各企业的工作和活动进展情况进行督导。一般每月月底调度一次。二是请示报告制度。各企业定期向协调指导组报告工作开展情况,就重大事项进行请示。一般每两个月报告一次。三是检查抽查制度。各企业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口检查抽查,协调指导组办公室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面上工作检查抽查,以便掌握真实情况,有针对性指导工作开展。四是经验交流制度。在组织实施阶段,协调指导组将组织一次经验交流现场会。

经济法治范文篇4

1985年7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座谈会”期间,根据会上提出的“力争在七五期间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的精神,草拟了《为七五计划配套的七五经济立法规划设想》。8月2日,总理批示:“原则同意,可征求有关方面意见,报国务院。”之后,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广泛征求了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专家学者数百人的意见,其中参加这一座谈会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8月底的“全国科技立法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搞好七五经济立法规划的实施。这一建议得到与会者赞同。10月4日,钱老在审阅《七五经济立法规划设想》(第2稿)时来信指出:“为了保证即将制定的几百个法规的内在协调性,以及与更上一级法律、法规的一致性,建立法治系统工程已刻不容缓。”钱老对政府立法工作的关心以及所展现的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可以使我们的传统观念和方法面临巨大变革的现代科学技术,使我们认识到,为了加快经济法治建设,尽快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组织跨学科的软科学研究,确已刻不容缓了。

1986年初,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和中国经济法研究会负责人顾明、王正明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专门研究经济法治系统工程的课题组。该课题并被列入国家科委首次软科学研究课题项目。经济法治系统工程研究总课题分三个层次进行。

(1)建立法律法规的检索系统:当时组织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法制信息中心、计委的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法制局信息中心等单位开展这项工作。10多年来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各种版本的法规检索光盘已十分普及,广泛服务于各个方面。本文对此不再作介绍。

(2)建立经济法律专家系统:由法规检索、法律问答、典型案例分析和专家的技术逻辑思维这4个部分组成。

(3)建立整个经济法治系统工程:把立法专家的技术性逻辑思维编成计算机逻辑规则,对法律法规草案进行定量分析,运用系统工程技术辅助判别法律法规草案和立法规划、立法计划等项工作的整体性、协调性、层次性,以及是否完善、周密、准确、并进行可行性模拟试验和调整。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国家的整个经济法治的数学模型,进行预测并优化,进一步和国家的社会、经济系统一起相互作用,达到社会、经济、法律这三个系统的整体配套,相辅相存。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调整日益复杂多变的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调节和控制整个经济的运行,使经济活动的新秩序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

2.经济法律专家系统

2.1建立经济法律专家系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在当前我国的经济法治实践中,由于不少案件情况错综复杂,千差万别,而立法还处于一个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立法即使再完善,也不可能与实际情况形成一一对应关系,因此,案子的审理结果往往取决于司法人员自身的法律专业素质和主观好恶性,一旦受到非法律因素的干扰,在所谓合法的范围内还会出现种种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现象,甚至留下可以进行权钱交易的隐患,极大损害法律的公正性。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上述矛盾的缓解和法律应用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技术条件。计算机可以集中所有法律规定,集中法律专家(优秀的法官、律师、学者)群体的经验和典型案例为一体,用计算机模拟,不断地再现专家群体的思维方式,代替专家处理浩瀚繁杂的各种案卷资料、数据,使司法领域许多无法想像的定量分析得以实现,进而提出审理案件的几种可供选择的对策性方案,供司法人员决策定案。这项研究如能实现,则不仅在提高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避免各种人为因素的干扰,避免感情用事,避免权钱交易,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而且还将为立法和司法的进一步协调,为建立第3层次即整个经济法治系统工程,为法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等等奠定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基础。

而且,把计算机用于对依法审理案件问题的判断,要比用于对疾病的诊断和对治疗问题的判断更容易。因为法律条文是固定的、刚性的、强硬的,其适用的幅度有一定的限制,而同一种疾病的症状,由于人体各异,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药方治疗,或用同一种药方能治疗几种疾病。因此,可以预料,法律专家系统的研究要比医疗诊断专家系统容易实现。80年代末,华东政法学院青年教师史建三曾致力于研究盗窃罪的审判专家系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可惜因种种阻力而难以为继。

2.2建立经济法律专家系统的思路和构想

专家系统是把各专门领域中专家的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编制成程序,输入计算机,使其具有专家智能。80年代以来,各国对专家系统的开发领域日趋广泛,从医学诊断、地质勘探、遗传工程、化学合成、公司管理、法律案例处理,到军事目标的跟踪与控制、星球大战系统、反弹道系统等等,均大量采用专家系统。目前,在美国已有3万多个不同功能的专家系统、智能机器人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作用,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在这方面也取得显著成效。

一个基本的专家系统应包括资料库、知识库、推理机制、解释功能和知识获取功能等部分。专家系统的一般工作流程大致为:专家经验-事实和规则-编码输入计算机-输入问题的提示-计算机归纳推理-决策-输出结果。用智能软件建立的专家系统,也可叫知识性查询、咨询性查询,或叫专家机器人。

经济法律专家系统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1)汇集各种有效的法律法规;(2)汇集法律专家的办案经验、处理问题的逻辑思维和资料依据(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学理解释、有关专著、法律界的动态信息等等);(3)汇集各种典型案例分析资料等。以这些丰富的存储为基础,建立针对不同方面或专题的各种专家咨询系统。每个专题的专家系统都能把本专题所涉及的问题,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依照法律,经过一系列的推理过程(专家经验),为用户(法官、检察官、律师)提出一种或多种可供选择的审理方案,并附上相应的具体法律条文和典型案例作参考。根据所解决的具体问题的不同,经济法律专家系统可分为法律专家咨询系统、法律专家辅助判案系统、法律专家辅助教育系统等。我们也可以根据财政、金融、保险、贸易、公司、专利、商标等等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不同,对经济法律专家系统进行另外的分类。经济法律专家系统的功能包括:

(1)启发式功能-需要由专家系统揭示,启发用户思路,使其在计算机的操作中,能够简要准确地表达所要咨询或解决的问题及其难点;

(2)透明性功能-专家系统在运行时,要把其解决问题所依据的材料及推理过程,在屏幕上显示,因为用户往往不仅要知道解决问题的结论,还需要掌握其推理的过程和方法,及其所依据的全部资讯。

(3)灵活性功能-对专家系统存储的各种资讯材料,要能够便于修改。由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尚在发展中,需要依法解决的问题日益复杂多变,法律法规的立改废日益增多,这就要求专家系统能够随着我国立法的增多及法治建设的逐步完善,而不断地改进,还要具备一定的灵活

性,以应付各种变化。

(4)权威性功能-专家系统的工作水平一般要达到实际工作中的专家级的水平,进而还要达到专家群体的水平。由于用户的法律业务水平相差很大,因此,专家系统所提供的各种资讯、经验、知识、方法等等,必须是第一流的,具有权威性的,这是专家系统能否成功且被人们接受的关键之所在。

我们可先从最常见的经济合同入手,建立经济合同纠纷处理的专家系统。我们可以根据一般合同纠纷处理的过程,即从合同的签订(是否有效)-履行(能否履行)-发生纠纷的原因(各类合同纠纷的不同特征)-责任分析(何方责任)-过错分析(大小主次)-解决纠纷的方案(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结案(决策定案),等等,来建立经济合同纠纷处理的专家系统的运作流程图。

按照合同的分类,分别建立合同专家系统的分支系统即子系统,如购销合同的专家系统,建筑工程承包合同、运输合同、供电合同、仓储合同、租赁合同、借款合同、保险合同等方面的子系统。在每个子系统中,我们可分别根据其纠纷的特点,总结出孩子系统所涉及的法律内容、专家经验(资深法官和律师)。实际操作时,把事实与责任的各种要件输入计算机,经过推理,向用户(法官、检察官、律师)提出解决纠纷的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同时与法律法规和案例的检索等一起,构成一个具有权威且实用性强和高效率的法律专家系统。

3.建立整个经济法治系统工程

3.1经济立法亟待科学化和系统化

法治的基础是立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立法决策出现了新特点:由对单一问题的决策,发展为对社会、经济、技术诸多方面问题的综合决策;由集中统一的决策,发展为多样化、多层次的多级决策;由只考虑国内因素的决策,发展为必须兼顾国内外因素变化的决策;既有相对稳定的长期目标决策,也有应变性的决策等等。所有这些,都对立法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另一方面,一项政策与法律的正确与否,往往在实施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后才能看清,而到那时即使发现有错,要改的余地已经很小,有的甚至是不可收拾。而且,现代社会的立法问题,一般是多因素的、动态的、大系统的综合性问题,如果孤立地研究某项立法决策,只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能取得整体效果。

因此,必须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的研究复杂问题的系统工程方法合理地和从整体上规划我们的立法乃至法治工作。可以通过科学的预测,收集有关事物的发展规律、质和量的变化、时空的变化、实施的可能效应等动态数据,掌握立法决策所需要的未来发展趋势的信息资料,预测其实施以后可能产生的对经济、技术、社会的连动效应,尽可能杜绝立法中可能存在的某种缺陷,并使经济立法发挥其超前功能。可以通过对多种因素进行动态的综合分析,充分考虑并避免各种不确定因素、限制性因素、风险因素等对立法的影响。可以把社会问题模型化,在计算机上做实验、通过多方案的模拟和预测,优化选择。例如,为搞清某种人口政策正确与否,可以做今后几年至几十年的人口预测,通过模拟比较,定量分析,选择其决策方案。十多年前的这一尝试在我国很成功。

现在的立法、执法、司法当中的不少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科学的决策,而且其决策的复杂性和难度大大增加了,这些都必须引起法律工作者的重视,要以历史的责任感认真对待,不然就会造成失误以至失职。

3.2经济立法系程工程的思路

从多因素的动态定量分析中确定罚则规定罚则是法律规范人们行为的最终手段,对违法行为惩罚的高低强弱,直接作用于人们的各种行为,其杠杆效应的正负与否,关系到社会秩序的走向。例如,我国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要遏制这种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制定征收排污费的标准是一个关键。但是,如果订得太高,企业交不起,等于没罚;如订低了,企业宁愿交排污费而不去治理污染,反而使排污行为合法化、扩大化。要使罚款标准科学化,就必须进行各方面的定量分析,例如要测算有多少企业排污,其排污量如何,治理污染的实际费用如何,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如何等等,进行多因素的动态分析,通过预测和模拟,找出罚款的最佳点,以便达到既触及企业的切身利益,又使其具有承受能力,使污染的治理落到实处的目的。其他如对违反产品质量等等许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违法行为的各种罚款,都应对各种相关因素进行测算,进行多方案的定量分析比较,择优选择。

从经济信息中产出法律手段来控制信息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由于大量重复引进冰箱彩电洗衣机生产线,大量购进各种轿车等等,国内市场受到冲击,大量产品造成积压,造成极大的浪费。如果通过对经济信息的收集、存储、分析、监控,随时掌握并预测我国市场的供求情况和承受能力,建立预警系统,就可以早在“成灾”之前发出警报,及时采取措施,相应的法规,限制某种进口,避免各种失误。对国内一些行业的一轰而起,重复生产和建设的管理与控制亦应如此。一些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立法,要反映社会经济活动的现实与动向,就要以研究经济信息为基础,不断收集、跟踪、统计各种市场信息、改革信息、查处各种违法行为的执法反馈信息、打击各种犯罪的司法反馈信息等等,加以定量分析研究,作为立法的依据,调节某些规定的宽严松紧,争取做到从研究经济信息中产生法律法规,用法律手段调整人们的经济行为来控制信息。

建立企业运行机制的立法模型增强企业活力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要建立间接控制体系,运用法律手段搞活企业,就要从研究企业行为着手,建立企业经营运行机制的模型。要对企业从注册登记开始,到破产的整个漫长的生命周期的各种行为,包括劳资管理、承包责任制、资金周转、原料与成品和价格与市场的关系、上交税利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等等,进行考察,看看有多少是受到法律法规的调节控制的,有多少是没有法律法规调节控制的;有多少是各种规定失之过严使其窒息的,有多少是重复规定且相互矛盾使其行为紊乱的,有多少是失之过宽或无法可依使其放任自流的。然后全面系统地建立运用法律手段调节控制企业行为的立法模型,从而形成能够调动企业内在动力,使其自我发展自我抑制的经营机制,以适应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现实。

建立经济立法系统工程长期以来,我们的立法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专家拍脑袋、领导拍脑袋的手工作业,是各有关部门就立法中对权力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作扯皮调和的产物,是在立法与司法机关各自为政、相互脱节、立法工作者对司法实际不甚了了的情况下作出的。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在立法阶段就应考虑到:每立一个法,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同时又会产生多少新的问题,怎样分步骤加以解决;每立一个法,需要扩充多少司法人员、执法人员、普法人员;每立一个法,因此而转换了某种原有职能和机制,是否需要简化多少机构,减少人员;每立一个法,需要投入多少执法经费,又能产出多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等。对于立法草案的未来实施及其效果进行多方案的仿真模拟比较,分析每一方案的利弊得失,特别应注意某些不确定因素,限制性因素对立法草案的决策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才能使法的施行落到实处

建立整个经济法治系统工程在完成前述许多工作的基础上,进入更高层次的研究我国立法的中长期规划和近期将要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草案的可行性方案等问题的阶段。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整个法治建设(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监督、研究、教育等方面)是一个内在关系复杂、连锁反应和互动效应很强、相辅相成、相互制约、互为因果的大系统。一件件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的正确与否,社会的承受能力如何,究竟是在作用还是在反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活等等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仅凭简单的推理和定性分析,已很难作出准确全面的判断,只有遵循系统科学的一般规律,才能求得系统内部结构的合理完善。不能只孤立的研究某项立法决策,而应该在经济技术社会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之中,对多因素进行动态的综合分析,既考虑经济技术因素,也考虑政治社会因素,找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使之相互作用、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其综合效能。对我国经济法治乃至整个法治建设的立法、执法、司法等过程,从信息论角度来看,就是收集、鉴别、处理信息的过程;从控制论角度来看,就是不断掌握和分析信息,使法治系统按一定的目标运行,实现法治系统的最优控制的过程。在不断的立法活动中,将大量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信息输入并体现在法律规范之中,再通过不断的执法司法普法活动,将法律规范转换成各种具有法律效力的经济杠杆(乃至政治杠杆)、经济参数和信息并进行输出,作用于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去规范、引导人们的各种行为,从而调节和控制整个经济运行(乃至政治运行)。

在有关部门较成功地建立了《人口控制模型》、《国家宏观经济最优控制模型》、《财政价格与工资综合平衡模型》、《农业政策分析模型》、《金融控制模型》、《国民经济发展年度预测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建立经济法规体系的模型,包括某项立法的模型,以及为围绕解决社会经济的某个重大问题而需要制定或修订几个配套法律法规的模型;建立中长期立法规划模型,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监督的综合配套模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型等等是可能的。

4.评价与展望

在1987年2月的全国科技立法研究工作会议上,与会的科技界、法律界的专家学者在评议本人主持的经济法制系统工程课题的初步报告中指出:“该课题研究为法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清晰的思路,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虽有一定难度,但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建议把它继续做好,并希望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年7月,钱学森先生看了课题报告来信指出:“只要坚持下去,我国的经济法治系统工程是可以搞成功的。”与此同时,吴世宦先生也来信肯定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1990年3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立法与现代化国际研讨会”上,美、德等国学者认为:“这为法律研究提出了新的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思路和方法,是十分有意义的。”

系统工程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所面临的许多困难,除了这种横跨文理两科的研究工作要受到研究人员知识结构的束缚和制约外,由于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差别,在社会系统中很难把系统的目的与标准阐述清楚,另一方面系统科学方法本身所需要的技术和科学-软科学还很不成熟,有的尚处在潜科学状态,有待作长期艰苦的探索。

计算机时代的到来,在更大程度上推动着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法治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其变革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现代法律及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需好几代人的时间,而当今法治领域的信息革命却只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了,并使我们认识到这将使整个法律领域发生多么巨大的变革,这就要求法律界具有消化吸收当今人类最新成就,借其推力,创造新生产力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王正明、俞梅荪。七五期间经济立法的目标[j].北京:人民日报。1985.11.16。

[2]万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j].北京:人民日报。1986.08.15。

[3]俞梅荪。建立经济法制系统工程之我见[j].北京:中国法制报。1987.7.14。

经济法治范文篇5

一、经济法治的体制和机制性障碍犹存

《决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评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着诸多体制性障碍。法治作为上层建筑,也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所谓体制性障碍中无疑也包含着经济法治方面的障碍。

障碍之一:立法及其指导思想方面

法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它从何而来?从无法无天的时代一路走来的国人,不免被笼罩着法的某种神圣光环所迷惑,仿佛立法机关和任何有权制定规则的机关就是神仙皇帝,对其公布的法条产生崇拜,忘记了或不了解法永远是不同主体及利益博弈的产物,权、利及其制衡是法的固有秉性。

纵观现实生活,人们看到,许多法律、法规、规章的出台,是主管部门急于藉助法律获得权力、某些人大代表对某事甚或一己之义愤,以及领导人的关注或偏好的结果。在法的制定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未能充分表达意见,并被吸纳到法中去。即使采取公布法案采集意见、召开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方式的,立法者也往往不能站在大多数人长远利益的高度取舍、集中各方意见,仍是拍脑门子决策。如此出台的法,自然反映民意不够,要么脱离实际,要么缺乏大多数人的认同而成为具文,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对于这个问题,除了制度化的立法程序外,最主要的解决之道是要加强立法过程和决策的民主参与、监督,让民众和媒体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令有违民意和科学、公义的人无地自容,引咎辞官。法(治)的精神、原则和主要制度在各部门法间是相通的,许多看似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的问题,其实并非部门法问题,而是一般法治问题。

法的内容及其实现,也有一个博弈、调和问题。以宏观调控法治为例,宏观调控的目标很多,有经济发展目标、产业政策目标、竞争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目标、劳动就业目标、社会平衡和保障目标、国际收支平衡目标等等,宏观调控法究竟应当如何制定呢?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两个倾向:一是希望用一部法、确定一个机构,将调控权集中在中央,以免调控的冲突和不协调;另一则是迁就现实,以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出发设置调控权,而不问调控中的混乱及如何集中。二者都是有违经济法治要求的。

一个基本的道理是,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自发合力之上的,具有某种不可预见性,只能大体预测、防范、事后补救,不能事先运筹帷幄,否则就是计划经济了。宏观调控和经济社会的统筹,只能在分权、制衡中实现。而且,调控和监管的目标不同,需分由不同的机构如央行、竞争执法机构、产业监管部门等来承担,无必要也不可能合一。但是调控权的设置又要科学,当合则合,协调配合又是各有权调控机构及其上级机关的义务或职责,如国务院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制约和总理对各部门的协调,市府各部门之间及其与市长的关系亦然,加上民主的参与、监督和司法审查,宏观调控也就与科学和法治接轨了。

障碍之二:政府角色如何定位

现代社会是角色社会,尤其对于由千千万万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组成的政府来说,需要对其准确定位,令其角色不得错位、利益不得冲突、包括高官在内人人可(被)问责,不守规矩、不讲诚信的角色扮演者应当依法承担不利的后果。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法立了不少,法治仍不如人意,问题主要就在角色错位、利益冲突和责任方面。如省市长的亲属从省市政府拿地做房地产,当事人和社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据北京市的情况,土地违法主要是政府违法,却没有任何人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凡此种种,与法治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照因此,与经济发展一样,我国经济法治的发展也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刻,需要从制度和观念上解决政府角色定位问题,区分政府的三种角色:社会经济管理者;国资总老板或抽象的所有权人;国资具体老板或出资者(股东)、占用者。在三种角色设置中,不得有利益冲突,角色扮演不得错位,担当角色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具有可问责性,并在角色定位准确、清晰的基础上落实责任。

其一,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应为中立、公正、权威的裁判,一视同仁地对待各市场主体,不应有所偏袒或歧视。例如,信息产业部作为IT产业市场管理者,其职责是管好该市场的竞争和秩序,如果它不遗余力地去关心移动、联通和中国电信是否赚钱、惟恐其不赚钱,那就是角色错位了。

其二,国有财产、资本属国家所有,需要由一定的机关来担当“总老板”或抽象的所有者职能,制定相关政策、规章,对任何掌管着一定国有资产的主体实施监督管理。因此,像国资委这样的机构,不能集国资总老板职能和具体老板职能(企业的出资人或股东)于一身,这样就会出现自己监督自己的利益冲突,构成法治之大忌。

其三,法治的基本要求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凡角色错位和利益冲突的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责任:责令纠正、赔偿损失、引咎辞职、行政处分、刑事责任等。落实责任的关键,是要让政府在其参加的经济实体法律关系如土地、企业、合同等关系中,与公民、法人一样,平等地承担责任,不能以“行政”特殊性开脱、抵挡之。从法治的要求看,这本不应是一个问题,但按照近年被最高人民法院人为强化了的“公私”严格分野的诉讼机制和思路,对政府责任的正常追究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恰恰就成问题了。比如在中国,对政府采购合同和特许经营权合同的性质无论作何理解都无法给予适当救济:如果认定为行政合同,则在现行司法体制和理念下,政府不可能不折不扣地以合同当事人的身份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认定为民事合同,则依现行法和法官的水平,根本无法辨认和处理以合同条款表现出来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要求,面对精明且巧于算计的私人及其利益,木讷、迟缓的公共利益被巧取豪夺也就不可避免了。甚至连这样的纠纷案件法院应否受理、由行政庭还是民庭受理这样低级的问题,迄今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就需要我们打破民事和行政的界限,确立公私融合的经济法观念或真正的“大民事”观念,使经济法治得以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健康发展。

障碍之三:执法或司法方面

公平正义是法的永恒精神,忘记这一点,好律也成恶法了。几千年人治没有给中国留下法治传统,社会上普遍缺乏守规矩、讲诚信、尽忠职守、利益不得冲突、人人可(被)问责、民主参与决定和监督、司法最终解决等法治精神,这在执法或司法中也表露无遗。工商行政管理、税收等执法,基本上只是在现有执法能力和执法手段之内,依任务、循利益执法,而不是依法执法,这样的中国实际,简直是崇尚知识的莘莘学子和沉迷于概念、学术的学者所难以想象和理解的。如此执法,随意性极大,于是乎,对有油水的案子,相关部门趋之若鹜,反之想请有关部门执法——无门,企业要花大钱打假也就不难理解了;“新型”案子要依上级指示、凭兴趣执法,徇情、徇私执法和野蛮执法也不鲜见。而在行政和法制体系内,尚未形成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的驱动和约束,现有的制度化手段或措施仅能勉强应付严重的贪污腐败、贪赃枉法而已。法院司法的问题表面上不是这般低级,但是性质和严重性则有过之无不及,形式的、表面的合法之下掩盖着种种的不公平。法院经过多年整饬,在民商、经济案件审理中公然“吃了原告吃被告”确已得到遏制,但法官在审案、断案中,心中缺乏一杆公平秤,出于徇私、寻租的目的,以不被抓住把柄为首要考虑来适用法律,形式上合法,公平正义却成了牺牲,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依笔者担任法院特邀监督员亲历的几个大要案来看,在这种情况下,谓之法官懂法越多越危险,应不是危言耸听。要解决此问题,仅靠制度化手段也是远远不够的。过去我们常说的一句话“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看来它并非与法治不相通。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法治的精神和要求,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是可由学者和法官任意拿捏的“小姑娘”,它一般而言是通过人民的声音、集体的无意识表现出来的。“公道自在人心”,而以法的化身自居的法院和法官不把“不懂”法的人民放在眼里,这正是近年来法院的自我评价与人民对它的普遍感受何以差之千里的原因所在。关键和根本之道,还是要靠民主,除加强民主的制度建设外,要更多地发挥人民自发参与、评议、监督的作用,非此不能达致法治和经济法治的理想目标。近日引起轰动的刘涌案,虽属刑案,但其折射出的正是我国司法体制和审判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其最终获得解决的方式和机制,对于其他各种类型的案件也都是适用的。二、弘扬、普及平衡协调的经济法精神暨基本原则

《决定》中提出了五个统筹,引人瞩目,即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确立了新的发展观。这是中共作为执政党,应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适时总结经验得到的认识。中国如此之大,地区、行业发展不平衡,社会又呈二元多层结构,更要紧的是,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发展经济离不开社会协调,发展经济的目的还是为了人,为经济而经济是没有意义的。可惜20余年来,人们多少淡漠了这个简单的道理,发展被简化为增长,孕育、激化了社会矛盾,以至贫富和地区差距扩大、致富无道、为富不仁、城乡二元结构的裂隙加大、资源和环境吃重,等等。经济的运行需要制度保障和法的调整,在GDP至上的同时,其实也忽视了经济法的精神、原则及其作用的发挥。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我们搞的不是完全自由放任——任何人可以任何条件作任何交易的市场经济。时至今日,生产已发展到社会化阶段,社会成员及市场主体高度分工合作,传统的民商法等由于不能从社会的层面和高度来调整经济关系,由此催生出现代的经济法以承担此任。民商法在将市场主体预设为抽象的人、理性人的基础上,对自发的财产、交易暨经济关系进行调整,期望藉此通过社会成员各自追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以提升整个社会的福祉。但是,一个社会、一个市场中的主体不可能是全赢的,所谓优胜劣汰,不同的地区也是一样,这是市场的客观规律或曰本性所在,市场的周期性还会经常给经济和社会带来震荡;经营者固然会不时蒙受不利,但他(它)们毕竟可以向打工者、消费者转嫁损失,市场经济的不利后果实际上是由社会上的广大弱者所承受的。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也不能摆脱其规律的制约,如果放任其弊端滋生,则不仅市场经济难以为继,社会也会因此毁于一旦。为了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安定,国家必须推行适当的财政、产业和金融政策,干预乃至参与生产和流通过程,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就是经济法。

因此,经济法天然是平衡协调法、社会本位法,平衡协调是其首要的基本原则。这项原则要求经济法在其调整中,按社会化的内在要求,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平衡协调原则作为经济法社会本位的体现和基本要求,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的调整中都应发挥其基本指导准则的作用: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也只有通过经济法的平衡协调,方能创造并维护一个令自由市场机制和民法得以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

这个道理,虽已说了多年,但在追求发展、急于求成的大氛围下,总的来说未受重视,更没有付诸实践。于是乎,“有水快流”——有树快砍、有煤快挖、有地快占、有钱快进快花……,从预算法、税法、银行法、公司法、外汇管理法,到森林法、土地法、矿产资源法等,几乎都成了当事人的主观任意,或者干脆就当它一纸具文,连遮羞也不要了。从观念上说,最大的危害则来自所谓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此经济家们说说倒也无妨,遗憾的是,它蔓延到了几千年来素以公平正义为首要和最高追求的法和法学领域。按此说法,法也要以效率为第一诉求,公平能兼顾则兼顾,言下之意是,若不能兼顾,则不要公平也罢。法不在乎公正了,其后果便可想而知了。可以说,在这样的思潮或观念下,对于中国急速发展中出现和凸显出来的种种矛盾,法完全没有起到调和、化解的作用,而是跟着推波助澜,忘记了自己的神圣使命。所以,老百姓中有一种说法,谓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有一半是法律、法院和行政执法部门给破坏的”,说得很不客气,但确是事实,说到点子上了。效率不是不可以作为法的某种价值,但它充其量只能是公平正义的一种体现。殊不知,公平正义是法的永恒的理念、价值和追求,效率只是特定时期或条件下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二者是一致的,后者不得超越、优于前者。置公平于不顾的效率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不存在的,否则就是动乱、起义乃至革命。我们无法想象,违反诚实信用的巧取豪夺、社会的普遍投机心态和投机行为是有效率的;当然,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效率命题产生的特定条件而言,也不能认为计划经济及其“大锅饭”、行政暨长官配置资源、以“公”的名义无端压抑个体冲动和私权的种种做法是公平的。

在发展中求索,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免的。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在新发展观指引下,经济法的平衡协调观必将获得新生。这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弘扬、普及,将使优良的经济法变得名副其实,摒弃有违平衡协调和实质公平正义的恶法,并依经济法的固有精神修旧补阙,完善适应新发展观的经济法,为中国新一轮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提供应有的法治保障。

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决定》对公有制保持了一份执著,其中明文写道: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不是一个新的、但却是重要的政策信号。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改革的目标模式,多少是忽视或不情愿市场经济前有“社会主义”作修饰的。每一轮改革,都被许多人视为新一波的化公为私过程,公有制不免构成观念上和实践中的一种障碍。于是,就出现了种种理论来为此辩护、论证,诸如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私人产权、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兼容、公有财产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休克疗法从长远看比渐进式改革更好,云云。

然而,在中国实行或不废除公有制,应该不仅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要实现统筹发展,使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同步、始终不背离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意志和福祉,光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军队是不够的。统筹发展、平衡协调要有它的经济基础、经济关系。如果整个社会以私有制为主导,则有共产党领导也不是社会主义了;有军队维护这个政权,它也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而中国要在如此现状下尽速发展、复兴、繁荣,又不得不藉助社会主义的名义和实践,否则只能是低级、野蛮落后的小商品经济。

尽管公有制与私有制相比,其运行和实现较为复杂、困难,对制度的要求高,但是骑虎难下,不仅不能放弃,而且必须驾驭好,稳步直前。以公有制的典型形式之一国有制为例,它与私有制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主体是一个体系、一个个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没有天然的利益驱动和约束,其参与市场关系的主体有赖于制度的模拟和保障,因而成本高。要将这样一种财产权与市场相结合,确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经过百多年的奋斗、探索,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的心得、经验积累日甚,信心越来越足。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的理论准备之一,就是学者与官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而且应该引进商品货币关系,公有制下之所以要搞商品经济,就是因为国有制、公有制不是铁板一块,它的内部有千千万万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承认它(他)们有相对独立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开展交易和经营,不然就是大一统的国有制和大锅饭。由此,市场关系进入公有制内部,一发不可收拾,国企、国有财产控制的企业完全在市场的基础上活动,计划式微,原《经济合同法》蜕变为民事合同法就是明证。除企业外,政府或其部门、同业公会、媒体、俱乐部等,也加入到竞争的大潮中来。国有主体与私人相比在竞争中尽管有不利因素,不如私人那般“活”,又容易为扮演公有角色的内部人等非所有者控制而异化,但毕竟竞争得有声有色,如企业、政府等角逐公司大股东地位,中央和地方像自然人一样依公司法合资经营(如企业、桥梁、水利设施等)、纷争求利(如公路收费),地方政府契而不舍地投资发展经济以造福一方(如奇瑞汽车的崛起)等等,一派中国特色。对此完全应该正面地看待,不能以它“乱”、不再那么大一统而否定它,否则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今天的发展和繁荣了。有鉴于此,公有财产不应该也不可能从竞争性领域中完全退出。既然搞市场经济,则它退出不退出,退多少,如何退,应由市场决定,优胜劣汰,进进出出,生生不息。过去国有制的摊子铺得太大,现在融入市场竞争,必然会有压缩,这是正常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同时,也必然有国有资本会在竞争中胜出,顽强地留在竞争性领域,因为没有两个国有主体是相同的,其观念、素质、水平各异,联想、长虹、奇瑞等自不必说,即或最不适宜国营的餐饮业、服装业等,也仍然有国资或其控制的企业存在着。既然它能存活甚至活得很好,那就不必一刀切地强行要求国有财产退出竞争性领域,或者以行政手段人为地规定国有制在竞争性领域的比例,否则必然会造成前苏东国家90年代初发生的那种生产力破坏和社会动荡。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认可市场力量的调整,由市场确定的公有制及所有制结构也一定是合理的,符合生产力发展和经济规律的要求。

改革开放20余年,国企改革从扩权放权、到承包租赁再到股份制、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还不能说已经成功,但确已取得了相当的经验;在开放中放眼发达国家包括特殊企业、公共企业或国企在内的企业、公司,对究竟何为现代企业制度也看得比较清楚了。但是,要从根本上找准国有制和国企改革之路,把握并完善治道,还需着力在国有制内部塑造市场主体,否则还会多走些弯路。

长期以来,我们希望在国有制内部把企业塑造成利益主体暨市场主体,以为只要企业“真正”成为“独立”法人,改革就万事大吉了。而事实上,企业、公司只是所有权、他物权人投资经营的工具或手段,只是法律上的交易主体,而非真正的市场主体。譬如A、B两个自然人开了一间有限公司,真正的市场主体并不是这间公司,而是承受该公司所有者权义的A、B。对这个简单的道理,人们迄今还不十分清楚,内部人、大股东等肆意侵占或损害企业利益,也即非所有者掠夺所有者或者一些产权人侵占、损害另一些产权人的弊端,正缘于此。我在这里狭义地理解产权,即propertyrights——所有权、他物权,具有排他性的绝对权;《决定》里面则是把产权作广义财产权解的。之所以对产权作狭义理解,是因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是确立所有权和他物权,所有权和他物权的主体是真正的市场主体。这样也就把法学和经济学统一起来了,只有明晰产权,确认其神圣不可侵犯,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开展交易、竞争。企业不过是产权人之间交易的一种形式或结果,也就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现代公司、企业法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它包含着内部意志外部化、外部意志内部化的高度辩证法:企业法人没有自己的意志,企业法人的意志是而且应当是投资该企业的产权人的共同意志。如果不能清楚、坚定地认识这一点,以为企业是“独立”法人,自然就是市场主体,就难免要出问题了。

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最终获得成功,关键是要在公有制内部,特别是国有制内部明确不同的产权主体,否则还是大一统的国有制,想放就放、想收就收,利益驱动和约束难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难以健康、顺利地发展下去。按照上述道理,也是实践的经验教训和要求,又参照国际惯例,我们应当在国有制内部确立各级地方的所有权,建立中央和地方在法律上分别所有的国家所有制。兹将这样做的理由和好处概括总结如下:

第一,这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搞市场经济,无非是两条,一是引进市场关系,二是引进资本关系。所谓引进资本关系,就是谁投资,谁拥有产权,谁控制,谁受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需将此引入公有制、国有制内部。否则就是大锅饭,就是一些人掠夺、侵占另一些人。第二,这是完善我国财政体制的要求。《决定》的一个重要精神,是要理顺中央和地方在财税、投资等领域的分工和职责,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权责。按照现行财政体制,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五级财政,每一级财政对同级人代会负责,而财政权不能仅表现为价值符号,中央和地方财权都必须有产权作为支撑和依托。而且,与财政契合的各级地方政权,具备作为产权主体的全部要素:意思或决策、权利行使、损益承担等。一级财政一级所有权,一个财政一个所有权,完全是顺理成章的,这也不过是从法律上将现有的财政及利益格局予以明确、清晰而已。

第三,这是减少国有财产管理经营成本的要求。大一统的国有制依附于整个国家政权这个体系和主体,县、乡掌管的财产也是全国人民所有,对处于国家或国家所有底端或基层的管理经营者,从理论上说也要由全体人民来监督他,当地民众和本企业人员都不过是全民的一份子,不承认或不愿意承认他们与地方管理经营的公有财产之间的直接利害关系,如此就减缓了监督的力度,徒增了从所有权主体到具体财产间意志、利益传导的环节,降低了传导及信息反馈的有效性。确认地方所有,就可在不同程度上减少成本。比如,对于县所有财产出资或控股的企业、县立中学等,全县人民就是真正的主人,县地方也义不容辞地负有管理经营好该企业、学校的义务,不必再依赖也不可能指望全国人民或者“天高皇帝远”的中央的决策、监督,从而让县的财产、县出资兴办的企业和其他任何事业最大限度地符合全县人民的利益,接受全县人民的监督。这样的国有制,一定可以减少成本,减缓寻租现象。

第四,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要求。地方财政及其管辖的财产客观上要求地方人民来决策、管理、监督,这在宪法上已经规定得很清楚了。现代民主、法治的起点,就是人民理直气壮底要求国家管好人民的财产及其托付的各项事宜。既然《宪法》规定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同级财政,则这个财政自应当包括地方财政形成的财产、包括其投资或控制的企业,否则这一块就成为权义真空了。只有中央和地方分别所有,才能保证任何国有财产在管理和投资经营当中,有人决策,有人(不)作为,有人负责。

四、以《决定》为指引完善经济法制度

新发展观意味着从量变到质变,要求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有质的提升。适应形势要求,以《决定》为指引,亟待从以下方面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制度:

最重要、最紧要的,是要完善财税制度,使之与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合理划分相衔接、吻合。一方面,相关法律中要明确与事权配合的财政权义。譬如义务教育,现行法中恰恰没有明确应由哪一级财政负担(当然这不是立法者的疏忽,十分反讽的是,这是以立法刻意反映出来的人治思维),结果必然是领导、“负责”、筹资、出钱诸主体分离,义务教育经费不落实、摊派、乱收费等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制订《财政收支划分法》等)明定各级政权的财政权义,实现完全的依法收支和转移支付。尤其是转移支付,转不转、转多少不能依转移者的好恶、关注和被转移者的恳切程度,而是转移者的义务和被转移者的权利,彻底杜绝以人脉和长官、“现管”间的博弈得钱,“跑部”和送礼进钱。

现行征税权、税政权和税收征管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税名不符实的状况,也有悖财税促进分配公正、公平竞争、配合各级政权实现事权的功能或作用,置地方财政及其完成人民交办之事陷于尴尬困境。按《决定》的精神,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要与其责任相一致,更要有相应的财权相配合,否则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也好、几个统筹也好,都不可能顺利实现。因此,需要根据地方事权的特点,通过法律扩大其财权,不仅地方税的解释权、减免税等税政权、征管权应赋予地方,而且在中央一级不可能公平开征的中央税的税政权和征管权也应交给地方,而且可以划出一些税种由地方自行立法开征。其次,有关政府公共经济管理包括调控、监管、登记注册等法律法规,都要将其建立在市场和责任的基础之上。人治和计划经济的传统,使得我们的各项管理总是立足于管,缺乏服务意识,背离了管的本意,于是,拍脑袋决策、争权夺利、轻视刁难百姓,由于管而给人民带来不便甚至给社会经济造成损害,却难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要改变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管建立在市场和社会自治的基础上,凡是市场和自治能解决的,就不需要管,管是为了让市场和自治能够发挥或者更好地发挥作用。因为政府不是万能的,它永远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并纠正任何问题,必须寄望于利害关系人及其发动争议方能解决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将“管理者被俘虏”的弊端减至最小程度。凡是藉助行政权力以公的名义实施管理的法,从工商行政管理到产业政策、产业部门管理,从金融监管到土地和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对相关法律法规都应据此进行改造。当然理念的根本转变仍是第一位的。再者是承担管理职责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须无例外地可被问责,问责途径从民众自发监督到宪法诉讼,责任方式从减损角色扮演者的个人利益到宪政和政治文化高度的引咎辞职,无庸赘述。

经济法治范文篇6

[摘要]当前,在整治社会经济秩序及规范市场中,行政管理只应弱化,而行之有效者在于必须强化法律手段。为此,应该进一步完善民事立法、经济行政立法,加强行政立法和依法行政、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法,使我国尽快从一个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这是解决目前我国经济秩序混乱的根本途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例如,经济欺诈现象较为严重,逃、废债行为相当普遍,债权人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维护,金融诈骗、逃汇骗汇、骗取出口退税等违法犯罪行为仍较为猖獗;假冒伪劣商品愈演愈烈,不仅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危害了许多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地方保护、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依然存在,并妨碍了统一市场的建立。这些混乱现象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败坏了国家信誉和改革开放形象,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也给人民群众和广大消费者造成了损害。当前,整治混乱秩序、规范市场行为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关系到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重大问题,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

整治混乱秩序、规范市场可以有两种手段供我们选择,一种方式是强化行政管理、扩大行政权限、加强行政处罚;另一种方式是强化法律规范和严格执法、依法行政。前一种是行政手段,后一种则是法律手段。我认为,当前单纯依靠强化行政手段来治理混乱秩序并不能够取得应有的效果,其主要原因在于,尽管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国仍处于从集中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政府虽然在很多方面采取了各种简政放权的措施,但政府享有的行政权限与市场经济的需求相比,仍然过大。例如,政府各种名目繁多的审批和处罚、对交易自由和财产自由所设定的各种不合理的限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市场主体所应当享有的必要的自由,也障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所以,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行政权力不是应当强化,而是应当逐渐弱化,这一点已经形成了社会的共识。而强化行政权力,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市场主体所应享有的自主自愿,而且与改革的方向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不符合的。另外,强化行政权力,不能从制度完善上来解决市场秩序混乱的问题,有可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短期内或许能够见效,但从长期来看,难以产生应有的效应。

我认为,整治混乱秩序、规范市场必须要强化法律手段。也就是要通过加强立法和执法,强化依法行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尽快地使我国从一个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当前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进一步将规范市场与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结合起来,作为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只有加强法治,强化法律的规范和管理,才能真正建立市场经济的规范和秩序,其理由在于:第一,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是平等的,其利益是多元的,资源也是不断流动的。因此,市场经济要求实行自由的交易和公平的竞争,这些必须要靠法律来维持正常的秩序。例如,在计划经济时代,可以通过行政的调处、领导的平衡和干预来解决各种经济纠纷和民间纠纷,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形成于旧体制的解决争议的方法已被证明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的需要。在一个开放的、自由平等主体的交易构成的市场经济中,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必须要靠法律来规范,而其产生的纠纷也必须主要应当靠最终解决争议的机构——人民法院来解决,这就是说,要通过法律手段来形成秩序。第二,从目前市场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来看,尽管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转型时期社会变动的负作用,需要靠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制度的重建来解决,但相当多的问题仍然是法治不健全、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等原因造成的。例如,假冒伪劣现象难以得到有效的根治,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地方保护主义、以罚代刑和处罚不力造成的。第三,通过法律手段来整治秩序,这就是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建立长期、稳定的市场监管体系,解决市场混乱的问题,真正使市场经济形成良性的循环。

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规范市场,建立市场法治秩序,需要加快立法的步伐,这是解决市场混乱的根本途径。

一、进一步完善民事立法

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关市场经济方面的民事法律已经超过40多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证法、保险法、票据法等规范市场主体、调整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的法律相继出台,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颁布一部系统的民法典,因此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仍然缺乏。所以,应尽快颁布民法典,建立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法律规则。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自50年代初期以来,曾为无数的学者所呼吁和企盼。迄今为止,我国几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如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都已制订了较为系统完备的法律。它们尽管在名称上未被称为法典,但实际上已具备了法典的特点和功能。然而,民法典至今仍未出台,实为一大缺憾。许多学者曾呼吁,在刑法典的修改工作完成以后,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应尽快地提上议事日程。我认为,民法典制订的必要性并不仅仅在于法律工作者的热烈企盼,而主要在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民法典的制订,正是实行依法治国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通过制订民法典,可以全面地将公民、法人的民事权利法定化、明确化,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并使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经济案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制订民法典,可以为交易当事人从事各种交易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规则,使其明确自由行为的范围,逾越法定范围的后果和责任,从而对其行为后果有合理预期,这就能从制度上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从而有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通过制订民法典,还能够弘扬人格独立、人格平等、契约自由、责任自负等理性的精神,这些都是建立法制社会所必须的。

随着我国《合同法》的制订颁行,市场经济中的合同活动的规则由以前纷繁、复杂、冲突与落后的状态走向统一、和谐与完善。作为民法典重要组成部分的《合同法》的出台,是我国民法典制订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合同法》制订以后,如何加快民法典其他部分的制订步伐呢?考虑到我国民法典不太可能采取“一步到位式‘的法典编撰方法,而只能采用分段制订最后通过汇编整理修订的方式来完成,因此,当前需要尽快制订物权法。物权法不仅是确认和保护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而且是规范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因为任何交易的前提是交易的当事人享有物权,而交易的结果是物权发生移转。所以,物权法首先要确认各类物权,从而确认交易的前提。同时,物权法的一系列规则,如公示公信原则、所有权移转规则、善意取得制度等都是直接服务于交易关系的。物权法的建立和完善对于维护交易安全,整治市场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市场交易中存在的一些混乱现象,的确与物权法不完善有关。例如,在商品房买卖中,由于登记制度不健全,一些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房时,不能通过查阅不动产登记了解该房屋是否已经设定抵押或者出售等情况,从而在交易中可能上当受骗和蒙受巨大损害。极少数不法行为人将一物数卖,或以已经出售的财产作抵押,以骗取他人财产,甚至从事金融欺诈行为,造成经济秩序混乱,社会信用降低。

要进一步完善破产制度,这对于建立市场经济法治秩序也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国现有的企业破产法适用范围太窄,仅限于国有企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类型的企业以及自然人的破产问题都急需立法规制。尤其是原有的破产法仅从国有企业的角度规定破产,既缺乏完善的破产程序的规定,也对重组等制度缺乏规定,因此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我认为,当前完善破产法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从实践来看,假破产和利用破产逃债的问题相当突出(例如,在欠了巨额债务以后,本来有资产清偿债务,却立即向法院申请破产,并迅速将资产转移到新成立的公司之中,最后因为宣告破产而使债权人的债权得不到清偿),甚至个别地方的政府机关也默许这种假破产的行为。一些债务人在欠下大量债务后,仍然通过关联交易等方法转移财产,还有一些债务人,在破产宣告后隐匿资产、逃避债务,或拒不提交或提交不真实的财产状况说明书和有关财务报告,这些行为都损害了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实现。可见,破产制度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和交易的安全,也是建立和维护正常的信用经济的基础。所以,完善破产法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秩序非常重要。

二、完善经济行政立法

经济行政立法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中具有重要作用。经济行政法就是规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监督关系,维护公平竞争,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目前,我国颂布了许多经济行政立法,在实践中也起到了应有的效果。但有一些立法和规范性文件质量不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许多经济立法是由行政部门起草的,而某些部门在起草中注重争权,导致不少立法中同一事情有诸多部门参与管理或有权处罚,以致于某种违法行为发生后,多个部门相互扯皮或均不予管理,造成职责不明,责任不清。一些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且法出多门,造成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中任意解释的余地很大,执法的标准尺度也极不统一,甚至有的规定之间发生冲突。还有一些规范性文件没有做到透明、公开、客观、公正、合理。这些都表明我们的立法质量需要尽快得到提高。按照世贸组织的有关协议要求,各成员国的法律必须透明、公开、客观、公正、合理;凡可能影响商业环境贸易条件的规定及措施均要求公布,法律不能与公认的公平贸易条件相抵触。按照这一标准,我们现有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清理、修改和完善。

完善经济行政立法,需要我们努力提高立法质量,制定一些市场经济真正需要的法律。为此,一方面,在立法中应当规范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促使政府机关进一步转化职能。政府机关应当加快机构改革的步伐,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政府部门的职责应当放在加强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之上,应当建立以“监督、约束、扶持服务”为宗旨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监管模式。对完全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内容,政府应当尽量减少干预和行政权的介入,以充分尊重企业独立自主和合同自由的权利。必须坚决制止政府部门从事经商和赢利活动,这既有利于保障市场主体所应当享有的财产权利和自主权利,也有利于从制度上消除腐败的根源。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立法来明确行政机关的职责。依法行政,必须强调职权法定。对人民来说,法无禁言即为自由,但是对行政机关来说,法律没有明确的授权,就不得享有并行使法律没有规定的职权。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立法尤其是行政立法仍然很不健全,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仍然不够。如果对法律未规定的权力,就认为当然属于政府享有,就会造成行政权力的急剧膨胀,损害公民、法人的权利。例如,在实践中,个别部门和基层政府乱立收费项目,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为自己创设罚款、摊派权,限制、剥夺公民、法人权益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职权法定,不仅限于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还包括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在职责确定以后,政府机关必须履行职责,否则就是没有履行法定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减少法规、规章中过多的有关审批的规定,改革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国社会已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但政府的干涉仍然过多,用行政手段办一切事情的观念还没有根本消除,尤其表现在行政审批项目过多,不仅对市场准入形成了极大的限制,而且也往往形成腐败的根源。某些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寻租”,牟取非法利益,加剧了市场的混乱。一些当事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获取审批,也极大地浪费了社会资源。例如,就证券市场来说,由于上市公司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审批机关拥有决定性的权力,审批过程未能完全把住质量关,而且由于市场中信用机制的不健全,导致上市公司质量不高,虚假尸包装上市“的现象相当严重。因此,在有关经济行政立法中,必须认真清理行政审批项目,改革审批制度,促使行政权力与行政执法部门的利益分开。即使是政府必须审批的事项,也必须在程度上做到公正、公开透明,对凡是通过社会中介的自律能够解决的问题,不必要都通过行政审批来解决。

我认为,在当前的经济行政立法方面,应当加强如下立法:

制定和完善加强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市场经济并不是自发的无序的,由于市场机制本身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任何国家都要颁布一些经济立法,以加强对经济的宏观控制,我国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原有的计划体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而新的市场法治秩序尚没有完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宏观调控更显得必要。我国刚刚制定了十五规划,其中许多内容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确定。例如,有关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启动市场和扩大内需的方针等等,都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确定。

制定反垄断法。垄断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社会公共利益,通过合谋性协议、安排和协同行动或者通过滥用经济优势地位,排斥或者控制其他人正当的经济活动,在某一生产或流通领域内实质上限制竞争的行为。目前,市场秩序混乱的原因之一在于垄断现象较为严重。垄断不仅破坏了正当、公平的竞争,也妨碍了统一市场的建立。例如,民航‘禁折“、铁路涨价、电信资费频遭质询、公用企业服务低下,地区封锁仍在分割市场。供水、供电、供气、邮电等公用事业利用其特殊地位,限定消费者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经营的商品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些都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为此需要制定反垄断法以保护公平的交易和正当的竞争,限制和反对各种地区封锁和部门封锁及垄断现象,促进市场经济法治秩序的建立。当然,也要进一步加快体制的改革,从体制上为竞争创造良好的条件。例如,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对适合于竞争的行业、产品,原则上国有经济要逐步推出;对必须由国家垄断的行业如邮电、铁路等要改变独家经营方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由多个企业经营,形成国家垄断下多家企业竞争的局面;对具有行政性职能的公司要尽快取消其行政职能,实施商业化、企业化管理。

进一步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自1993年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规范市场,保护正当竞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新旧体制的转换,许多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断出现。例如,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大量的专门以制造和销售他人知名商品的包装装潢为职业的经营者,其本身并未在自己的商品上使用该包装装潢;仿冒商品名称、包装或装潢以外的商业标志等商品或服务表征,以引起市场混淆。[1](p2)再如,个别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出于一定的经济利益,利用他们管理市场的权力,对市场经营活动施加不公平和不适当的影响,这也是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2](p149)由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采取具体列举的方式,且没有任何兜底条款,对每一种行为都有明确的适用界限,这就造成了许多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能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有关行政部门也难以对其进行管理。这就需要尽快完善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适当扩大其适用范围。

三、加强行政立法和依法行政

整治混乱秩序、规范市场,也有必要搞好行政管理和行政监控,但首先应当强调严格执法、依法行政。由于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关系最密切的部门,也是主要的执法机构,因此,市场交易秩序能否得到整治,为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颁行的禁止性规定能否得到遵守,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机关的执法行为。在我国,当前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市场的关键是要加强依法行政,而加强行政机关的执法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大的意义。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就能起到良好的执法效应,形成良好的执法环境。如果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不严格执法,其危害后果比普通公民的一般违法行为要严重得多。从实践来看,比较严重的问题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或随意执法。某些行政机关受利益驱动,在执法中对本部门和个人有利的,争相管理,争相处罚,对执法中无利可图的,则互相推诿、尽量躲避,以致于造成经济领域中的某些违法行为无人管理、无人过问的现象,甚至在执法中出现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滥用权利等现象,从而加剧了秩序的混乱。加强依法行政,首先要明确职权,也就是要解决由谁来管的问题。每一个机关都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履行自己的职责,要从根本上解决那种职责不清、相互扯皮、互相推诿的现象。

在立法中,从保证政府实施有效的监管、保证政令的畅通出发,应当赋予政府享有必要的行政执法手段、处罚权力,但行政机关的管理权限和处罚权限必须适当,尤其是在法律上应当明确一套公正的程序,并应建立对滥用权力、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从而矫正违法和规避法律的现象,确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当前,完善行政法制监督主要应包括几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内部监督机制的完善,也称为行政系统的自我制约机制方面的制度,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行政许可、行政复议、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制度。二是加强司法的监督。一方面,司法监督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法。例如,《行政诉讼法》第11条列举规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八类事项,这些事项主要涉及人身权和财产权,但对涉及公民、组织的其他权利的事项是否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则未加以规定,而其他法律法规很少有这种规定,这就需要完善这方面的规定。另一方面,也要适应中国加入WTO的需要,建立司法审查制度。这就不仅要对具体的行政行为加以审查,也要允许对抽象行政行为加以审查,对于违反宪法和法律规定,损害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抽象行政行为,公民、法人也有权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此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制度,即在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损害公民财产权和人身权时,公民有权请求赔偿。此外,也要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使行政机关的活动进一步公开化透明化。

加强依法行政还必须注意行政权行使的科学化、合理化。在立法中首先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的适当和适度,政府不能包揽一切、对经济进行过度的干预。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起步与发展的初级阶段,整个市场仍不成熟,各项规则和制度皆不健全。在此情况下,强化政府机构的公共执法固然必要,但完全依赖于政府来监管市场是不现实的。因为,首先,政府获取的信息不可能是完全充分的,而是非常受限制的,它不可能对各种市场中的违法违规行为都明察秋毫、了如指掌。其次,即使政府具有完全充分的获取捕捉违法行为的能力,但其用于监管的资源(人财物)仍是有限的,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监控一切。因此,一方面,可以通过民事责任的方式动员广大的投资者来参与监控,利用民事赔偿的方式来惩治违法行为,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民事责任的重要功能在于,通过形成一种利益机制,可以鼓励广大投资者诉请赔偿,积极同不法行为作斗争,揭露市场中的各种欺诈行为或其他违法行为。众多投资者形成的对市场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力量是巨大的,这种作用一旦被发挥出来,也是任何政府执法部门无法比拟的。从执法效果上来说,广大投资者的监督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它不仅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甚至可以起到即时监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发挥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在管理市场、规范市场方面的作用。对许多行业来说,从业者加入该行业以后,应当严格遵守行业制定的规则,对违规者由行业给予制裁,而不应都由政府加以处罚,政府不应当过多包揽应由行业自律的事务。目前,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的角色错位和行政化比较严重,有的已经实际上变为了政府机构,甚至履行政府的审批职能和其他行政管理职能。不少中介组织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顾职业道德,不讲商业信用,受不当利益驱使,弄虚作假,出具伪证,欺骗公众;某些中介组织利用其在资产评估、验资、登记等方面的权力,向企业收取高额费用。所以,对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本身也要加强整顿和监管,真正使其能够发挥协助政府监管市场觑范市场等方面的作用。

四、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法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通过制定各种措施,使公民在年老、患病、失业、遭遇灾害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能够获得一定的物质帮助,以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制度。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迫切的社会需求,我国社会保障立法极不完善,迄今为止我国仍然缺乏全国性的社会保障立法。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一直未能有一个全国性的立法,只有一些零散的地方性法规及一些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由于各地法规极不统一,做法也各不一样,从而使社会保障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而且各个地方性的规定极为散乱,彼此之间不协调,无法形成体系。由于缺乏全国性的法律规定,使得企事业单位在交纳保险金义务的履行方面,很难获得法律的强制力,也无法通过司法的途径来保障其履行。从目前来看,社会保险金不能及时足额交纳,企业拖欠现象极为严重,老百姓的救命钱不能到位,征缴力度严重不够,这确实与我国目前缺乏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规定密切相关。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笼统的称谓,它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医疗卫生、伤残扶助、优抚安置等多项制度,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许多政府主管部门。尤其是社会保障法也不是一个自成体系的部门法,其内容分别归属于多个不同的法律部门,因此也不可能制订一部体系完整且富有逻辑性的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加之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庞杂,牵扯太多,如果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律的话,必然是杂乱无章的。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需要先制订一部《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法是指规范因社会保险产生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社会保险制度禀承积少成多、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保险精神,在劳动者遇到生育、伤害、疾病、残废、老年、死亡等事项时,依规支付保险金。制定社会保险法的理由在于:一方面,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居于核心地位。尤其因为社会保险制度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因此可以制定单独的一部法律。另一方面,从我国现实需要来看,现在迫切需要解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关投放社会保险金的问题及通过法律解决保险金的征缴,使老百姓的救命钱真正落实。此外,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保险问题的法律,在发生纠纷后司法难以介入,即便介入也因无法律依据而无法真正解决纠纷。此外,要解决好各个法律部门的相互配套和衔接问题。解决好社会保障的立法问题,不仅需要制定相关领域的专门法,还要解决其他法律部门的协调问题。如我国刑法至今没有相应的罪名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加以处罚。而现实中,拿老百姓的救命钱吃喝玩乐的情况屡见不鲜。由于法无明定不为罪,上述应受严厉制裁的行为无法受控,因此,我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制订相关的补充规定加以完善。再如,将社会保障基金费改为税,企业将这笔支出列入成本,由税务部门负责收缴,这就要税法予以配套。

[参考文献]

经济法治范文篇7

关键词:普法教育;经济法;发展;价值

在建构我国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以民主和法治为本质,必须以培育全体公民的法治意识为前提和基础,要认识到普法教育在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回溯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分析我国经济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充分把握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更好地探寻经济法在普法教育中的有效实施路径,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普法教育的作用

(1)是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前提。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实现民主法治、安定有序、公平正义的目标,就要以普法教育为前提和基础,将普法教育落实于社会管理、发展的各个实践环节之中,树立全民法治意识和观念,通过民主法治保障公民的最大化利益。(2)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础工作。在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要努力培养和提高全体公民的法治意识,使之获得最广大公民的普遍性服从,才能更好地规范行政行为,在地域差距明显的环境下实现和谐社会,成为治国方略的重要基础工作和前提。

二、我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一)我国经济法发展的历史起点。经济法是一种规制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然而我国经济法产生的历史起点和目的功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法产生前提有天壤之别,我国长期以来处于政体变更模式之中,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一种“静止式”的发展状态,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采取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政府作为经济运行体制的控制者和垄断者,企业则是政府的附属机构,有明显的计划性的深刻烙印,使我国经济体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极不适应,呈现出经济体制僵化的状态和模式。随后我国进入到改革开放的阶段,对于商品、市场、市场经济的认知逐渐清晰和深化,明确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建设目标,然而这一理论与实践还难以厘清,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议,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如此种种都表明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起始阶段,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起点主要是以变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建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为主,并在社会发展的转型中不断成长和深化。(二)我国经济法发展的两条主线。(1)市场竞争秩序建构。这是我国经济法发展的主线之一,有我国自身独特的历史任务和内在逻辑,我国经济法将重点放在寻求市场与政府相契合的内容,并授权政府以执法方式打击限制、排斥市场竞争的行为,要逐渐消灭或改变停滞不前的小农经济和村社制度,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对政府行使经济管理权进行监督。(2)法治政府建设。我国原有的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模式尽管在一定时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其弊端,形成了极其明显而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和问题,另一方面也使企业丧失了自身的活力,使国民经济丧失了前进的动力。为此,要从法律领域进行建设和改革,要从现有的本土法制资源中汲取更多的有益元素,更好地推进我国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三)我国经济法的发展路径。我国在二十世纪70年代末吹响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号角,并以创造性的思维思考和实践经济法的发展路径,在我国“后发式”的当代中国经济法制建设过程中,面临两难境地:其一为我国经济法律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源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关系变革的需要,然而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中央主导和政府推动式”的法制变革。其二为经济法是授权政府进行经济法制的变革法,然而也是限制和约束政府行为不当运用的限权法,如何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重点任务。由此可见,我国经济法发展所推行的自上而下的精英推动模式是政府运用经济和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有力的干预,也是中国市场制度变迁的主导模式,然而,在当前市民社会尚未形成、社会自治力量相对薄弱的环境之下,我国经济法制的变革还要实施“政府推动型”的法制改良模式,要依赖于政府的行政组织力和资源控制力进行规划和智谋。它可以充分利用政府控制社会资源,整合社会组织的力量,快速推进社会转型的目标。但是,在这种“政府推动型”的“后发式”经济法发展模式,也滋生出政府行政力量与市场不当利益相融合和勾结的一面,如:行政权力寻租现象;政府行政权力成为私人或非法利益的“保护伞”;政府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而推行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政府披上“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垄断”的合法化外衣,实现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等,由此可见,当我国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关键转型的时期,还要将重点放在如何摆脱“政府行政依赖型”的经济法运行模式,要努力创建市民社会自治体系和市场经济完善运行机制,建构透明、民主、责任、诚信的现代法治政府,以足够的耐心、理性、智慧和科学加以智谋和筹划,在漫长的渐进式的中国经济法发展进程中不断提升,使之成为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符合的经济法体系。(四)我国经济法的调整。在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转型时期,要依循市场对法律的诉求,以法律治理的方式规避和防范市场缺陷,避免市场失灵的问题,以经济法作为法律治理的本质属性,由“权力干预”向“法律治理”转变和进化,成为规范、引导、扶持、限制和禁止市场的现代法。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对经济法调整的必要性解读:(1)逐渐剔除国家主义,避免经济法国家主义倾向中的“政策化”的过度解读和认知,避免国家的过度干预对经济造成的迟滞性影响。(2)市场经济趋于法制化的现实要求,在我国的治国方略之下,要求经济法调整适应市场经济日趋法制化的要求,要以法律手段为干预和调控经济的唯一行政手段,由征权力干预调控转变为法律治理。(3)确保经济法的顺利实施。可以在经济法的调整之中应用法律手段,使法律干预和调控经济行为,促使经济双方或多方的均衡博弈,较好地满足市场经济法制化的要求。通过在经济生活中渗透和融入法治思想,可以使之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规则和引领,维护经济调节与运行的良好秩序,避免资源分配或市场失灵时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将法律置于社会调整体系的顶层,使之成为经济法调整中不可变更的准绳和依据,由“权力干预”向“法律治理”转变,顺应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要求,使这具有程序性和责任性,由市场经济的抽象性转换为法律制度的贯彻和具体落实,由法律这种强制性的行为规则加以实现,促进经济调整的法律化。同时,还要剔除国家主义,避免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义倾向,转变对“国家与市场关系之法”的过度解读,要建构因应市场需求的法律治理模式,顺应法治经济时代和精神,彰显法的精神和要意,使政府依据经济法的规制权、调控权、保障权进行市场经济的调节,较好地促进市场经济的自由公平竞争,由静态的经济规范转化为动态的经济法规范,推动新兴的经济法由权力经济向法治经济转变和发展。

三、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及价值调整分析

(一)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我国经济法在有效发展的进程中要明确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明晰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具体来说主要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1)社会本位原则。法治部门要依循社会本位原则和思想,以坚持社会经济关系调整法治部门为矛盾冲突处理的原则,突显国家本位为首、个人本位为次、社会本位最后的原则,较好地处理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之间的协调和平衡,以社会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和着眼点,阐释了经济的地位与价值。(2)国家适度干预原则。国家的适度干预可以较好地实现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保障市场的正常运行,可以在权衡各方利弊的前提下适度干预经济成本,明晰干预的大致范围,使之符合国家综合法律体系的要求,并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市场干预,要注意实施谨慎干预。(3)权利倾斜保护原则。公平同样适用于经济法领域和范畴,要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关注弱势群体,采用权利倾斜保护的原则纠正贫富差距过大的倾斜状态,纠正强弱之间的不平衡。(二)我国经济法在依法治国中的价值。(1)经济法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构成。经济法通过法律和制度对市场进行约束和控制,以保障经济市场的合理发展,杜绝和避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出现的行业垄断的现象,要以经济市场的法治化、制度化为根本目标,创建经济市场平等、自由的竞争模式。(2)经济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领域,并使之成为依法治国的基石,它可以促进我国政府成为经济主导型的政府,避免经济市场中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切实保障依法治国的实现。同时,还可以对政府的竞争行为进行规范和调控,对经济市场中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进行监管和法律制裁,实现对市场的法治管理。(3)明确了依法治国的竞争秩序。经济法可以切实保障经济市场的稳定运行,促进社会各领域的良性发展,较好地整治和处理经济市场运行中的“乱象”,切实保证经济市场的竞争关系和竞争管理秩序。

四、我国经济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实现路径分析

(一)我国经济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在我国经济法实施的发展进程之中,还暴露出如下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1)较强的地方保护性色彩。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为了保护当地经济的发展,采用限制或禁止外地商品流入的行政指令方式,显现出极其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使我国经济法的实施效率相对低下,无法促进经济的快速有效发展。(2)监督管理体系尚未完善。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时期,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制度正在逐渐生成和完善,然而在社会改革和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和冲突日益复杂和频繁,这就暴露出经济监督和管理体系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对于经济法的监管力度相对薄弱,存在明显的缺失问题和现象,制约和降低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进步。(3)经济执法主体的整体素质有待提升。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的相关具体操作要由经济管理机关、经济监督管理机关来实现和操作,这些不同机关的执法过程中由于执法人员主体个人素质方面的缺失,而使经济执法出现一定的混乱现象。(二)我国经济法实施的完善对策。(1)削弱地方保护主义的色彩。要在我国经济法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削弱地方保护主义的色彩,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避免有关管理者的地方保护性行为,对这种不良风气进行整治、监督和管理,使经济法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其监督和管理效能,更好地保障经济法的顺利实施,推动经济的发展。(2)完善经济法监督管理体系。要建立健全经济法相关的基本保障体系和机制,使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权威性,要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分析,明确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思路,在不断完善经济法的监督管理机制的前提下,更好地拓展经济法实施的空间,使之具有更为广阔的施展舞台,能够发挥其最大的管理效能和作用。(3)提升经济执行管理主体的整体素质。要加强对经济法管理的重视,使全体机构的经济法执行管理工作人员认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和使命,并通过定期的执法专业培训和法律学习等方式,使所有的执法人员都知法懂法,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更好地与社会民众相融合和链接,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和主体,更好地推动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综上所述,在建构和谐社会的普法教育之中,要使社会公民形成法治意识和观念,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进行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改革,探索我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探寻我国经济法的发展路径,结合当前的具体国情,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宜的经济法体系,使之成为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和内容,切实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秩序,规范市场竞争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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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邹拴.思想史视角下的中国经济法探析[J].天中学刊.2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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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飞虎.中国经济法实施若干问题[J].现代法学.2013(05).

经济法治范文篇8

一、课程内容重构的必要性

为什么要重构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内容?一个基本的理由是: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与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存在实质的区别。那么,这种实质区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从逻辑上说,认定一门课程与另一门课程存在实质区别,可以从课程的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应用场景这些基本面去判断。事实上,与法学专业相比,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在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应用场景三个方面存在实质差别。以下是具体的分析:

(一)课程目标不同,决定了课程内容重构的必要性

法学专业总共有十四门专业核心课程,这十四门专业核心课共同服务于奠定各法学专业的基本法学素养这一人才培养目标。作为法学课程的经济法,其课程目标是:养成经济法领域的法学素养。相应地,经济法课程在内容上必定是涵盖了经济法学科领域的学科发展背景、学科基本理论和基本法律制度在内的完整知识体系。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只是非法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中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其课程目标是:养成非法学专业人才的经济法律素质。很显然,经济法律素质与经济法领域的法学素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因此,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不可能采纳或“借鉴”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内容,必须重构其内容体系。

(二)课程性质不同,决定了课程内容重构的必要性

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是法学课程。而且,属于法学专业的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这门课程,是对“经济法”这一法学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基本反映和完整展示。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是法律课程,是服务于培养懂经济、懂管理、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口径要求而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法学课程强调法学理论以及从基本理论到具体法律制度和规则的完整知识体系;法律课程显然是以现行有效的法律制度和规则的具体运用为主线。二者在性质上的这种实质区别,决定了: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在课程内容上一定要反映出“经济法”这一法学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基本制度;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在课程内容上则应反映企业经营管理常见的法律问题、法律制度及法律规则。

(三)应用场景不同,决定了课程内容重构的必要性

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培养出的法学专才,具有共同的法律价值观,也掌握了法律逻辑思维的一般方法,同时,在各自的法学专业领域具有自己的专长,是各自专业领域的名副其实的专家。其知识应用的场景应该主要是公、检、法、司、法律教育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领域。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培养出的经管财经类复合型人才,是经济领域的专门人才,其知识应用场景主要应该是与企业的创设、经营管理和管理咨询等企业经济活动相关的职业领域。上述两种不同的应用场景,决定了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达到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所具有的培养法学专才的深度和广度,因此,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必须构建属于自己的课程内容体系。

二、课程内容重构的路径

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必须进行课程内容重构,以反映该课程自身的培养目标、课程性质。那么,应如何进行课程内容重构呢?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在非法学专业开设经济法的基本目的,是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满足法治的要求,增强企业员工的法律素质。那么,经济法课程作为非法学专业开设的一门法律课程,应当全面地反映和满足这种来自社会、来自企业的需求。因此,重构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内容的路径,应当是:一是根据市场经济的法治要求构建课程内容体系;二是根据企业运行的法律需求构建课程内容体系。

(一)根据市场经济的法治要求构建课程内容体系

非法学专业开设经济法课程的基本背景在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经济学家于光远曾经撰文论述:市场经济本质就是规则经济、法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法治理念是市场经济的内核和市场良好运作的前提。这一点已成共识。随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进程的深入推进,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规则和基本制度也逐步确立和不断完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必须遵循法治要求、遵守法治规则。在这一宏观社会背景下,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必须依法进行,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必须具备基本的经济法治观念和经济法律常识。可见,市场经济的法治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法治发展与进步,不仅是非法学专业开设经济法课程的现实背景,也是其根本动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企业是市场主体,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是参与企业管理、参与市场竞争的主力军,这些人才的法治观念和法治素养决定了经济领域的整体法治水平。在一个历史上缺乏法治思想资源和法治传统的社会,推进市场经济和法治发展,尤为需要更多具备规则意识、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的经济管理人才充实市场经济的主战场。在经济管理金融财会等非法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中,除了经济法,没有任何一门课程担负得了普及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观念、法治规则和法律常识这一使命。因此,要重构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内容,就应当把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观念和法治规则这些带有普及性的内容充实到经济法课程中去。

(二)根据企业运行的法律需求构建课程内容体系

开设经济法课程的非法学专业,主要集中在经济、管理、金融、财会等面向市场经济主战场的一些应用型文科专业。在这些专业开设经济法课程,是以企业为主要的知识应用场景的。那么,开设这门课程,就一定要满足企业的有效需求。问题是,在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中,企业一般人员对经济方面的法律的有效需求是什么?在一个日益强调专业分工的社会中,法学专业培养的法务人才当然是为解决专业性的法律实务问题而存在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中若有专业性的法律问题,一般来说,会求助于自己聘请的法律顾问或交给自己内部设立的专业法务团队去解决。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事无巨细,企业经营管理涉及的所有法律问题都可以交给法务专业人员解决了事呢?事实上,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在法治越来越完善、法律专业化程度越高的今天,企业无论是对内的管理还是与外部的业务往来,涉及的法律问题很多,也很琐碎。这些法律问题,如果全部交给法务专业人员去处理,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会相当昂贵。而且,经济业务中的一些法律问题,是有很强的时效性要求、必须在第一时间得到及时处理的。这就决定了企业经营管理涉及的一部分法律问题是需要一线人员在现场进行处理的。二是同一性质的法律问题,在业务性质和经营环境不同的企业之间,往往存在极大的差异性,从而决定着解决问题的法律方案也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熟悉业务或管理流程的企业一线人员如果同时具备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往往能更及时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实质,从而能更高效、更有针对性地发现法律问题或提出解决方案。那么,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哪些法律知识领域是企业一般人员可以也应当熟知的?实际上,我们可以采用排除法。首先,战略层面、较为宏观的企业决策涉及的法律问题显然和一般员工没有多大关系,是可以排除掉的。其次,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法律问题,比如,投融资、并购、公司上市等业务,也肯定是需要外部法律专家专案解决的。把这些问题排除掉之后,在一般员工的日常业务处理中可能会出现的、也需要员工进行初步识别的问题,就是企业一般人员应当熟知的领域。比如,企业采购部门接到供货单位拟定的一份供货合同,对其中的某个具体条款需要当场协商的,就需要具备买卖合同的基本法律常识的一线员工进行问题识别和诊断。大体上说,涉及市场交易的法律规则、各种经济业务活动的合规性要求、企业内部管理的基本法律要求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可以认定为企业一般人员应当熟悉的法律知识领域。

三、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内容体系的建构

有了课程内容重构的路径,下面就可以对经济法课程的内容体系进行具体的建构了。首先,从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维度出发,以普及企业管理人员的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为侧重点来构建课程内容。这个方面的内容不涉及企业的具体业务活动,带有“务虚”的成分。而且,这部分内容不能只讲法律层面的知识,更多地要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精神实质。以市场经济要求的合同法律制度为例:为了增强企业管理人员的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应当从合同法对企业交易成本的影响来介绍合同法的法律理念和重大作用。根据上述分析,市场经济的法治维度大体上应包括如下具体课程内容:产权保护与物权法制度、市场交易与合同法制度、企业组织的兴起与公司制度,市场正当竞争与反垄断法、弱势群体保护与社会法、经济纠纷的解决与司法制度。这六个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市场经济的主要法律安排。第二个方面是从企业的实际法律需求出发,根据企业一般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可能接触到的法律问题进行具体的内容设计。这个部分的教学内容应该贯彻问题导向,就是说,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角度来发现和梳理常见的法律问题,然后,归纳成不同的类别,形成体系。不考虑企业的行业特点,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常见的一般法律问题,大致上应包括下列领域: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企业合同管理、企业的劳动人事管理、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的财税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这些内容,构成了企业日常运行中的主要法律领域。根据上述重构路径及具体设想,整体构建的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的内容体系如下:导论:1.市场经济的法治维度;2.法规检索与分析方法。第一部分、把握市场经济的法治逻辑:3.产权保护与物权法制度;4.市场交易与合同法制度;5.企业组织的兴起与公司制度;6.市场正当竞争与反垄断法;7.弱势群体保护与社会法;8.经济纠纷的解决与司法制度。第二部分、辨识企业日常法律问题:9.企业内部治理中的常见法律问题;10.企业合同管理中的常见法律问题;11.企业劳动人事中的常见法律问题;12.企业知识产权中的常见法律问题;13.企业财经税务中的常见法律问题;14.企业生产管理中的常见法律问题。注释:于光远.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和最高信仰.新浪博客“光远看经济”.网址:blog.sina.com.cn/s/blog_558acfe80102v6ow.html.这种分类主要借鉴了杨春宝、程强合著的《公司全程法律风险防控实务操作与案例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企业法律风险防控中的基本法律问题类型。

作者:徐超华 单位: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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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正华.经济法的定位与经济法学体系之重构.河北法学.2003(11).

[3]侯丽艳、许彩云.对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设置的重新思考.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4(6).

[4]陈叶茂、李炼.非法学专业《经济法》内容体系的探索与实践.法制与社会.2016(7).

经济法治范文篇9

从改革的维度看,基于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日渐明晰,国家试图通过相应的经济和法制变革,实现如下双重目标:一方面,减轻市场主体的压力和负担;另一方面,推进政府的职能转变。而由此形成的“双向运动”中,贯穿着一条重要的逻辑主线——“减负与转型”。从法治的维度看,减负与转型同各类主体在法律上的权利和权力的再分配直接相关。通过法律上的权利与权力的有效配置,确保主体负担的适度,是减负与转型都要面对的核心问题。从发展的维度看,减负与转型会涉及相关主体的发展能力、发展权利、发展责任等问题,因此,它不仅与改革、法治直接相关,也是促进发展的具体路径和手段。可见,在国家全方位推进改革、法治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减负与转型作为贯穿经济和法律变革的一条重要主线,凝聚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核心问题,需要多种法律的综合施治和有效调整,而其中经济法的作用尤为重要。本文拟构建“系统理论—分配理论—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推进减负与转型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解析,探讨如何通过经济法的制度调整来推动市场主体与政府的“双向减负”和“主体转型”,并在此过程中提升经济法治的水平。本文试图说明,减负与转型有助于实现经济系统的优化,促进公平分配和有效发展;我国当前市场主体负担普遍过重,有其深刻的制度原因;必须通过经济法的“制度转型”,推进法治框架下持久的“制度性减负”,促进政府和市场主体的真正转型;同时,应不断优化经济法及相关法律的结构和功能,以解决广泛存在的主体负担失衡问题,从而促进改革的深化和法治的发展。

推进减负与转型的理论解析

(一)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在经济法理论中有三个重要命题,即经济法是“治国之法”“分配之法”和“促进发展之法”,由此展开,可以整合为分析减负与转型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即“社会系统中的分配与发展”或“系统—分配—发展”,以揭示运用经济法推进减负与转型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相关的法律基础和目标实现等问题。(二)系统理论的维度。首先,从市场系统和政府系统的关联看,要确保两大资源配置系统的有效性,并协调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如果市场主体负担沉重且政府职能定位不清,就会影响两个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减轻市场主体的过重负担,转变政府不适当的职能,既是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目标。可见,推进减负与转型,有助于提升两个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解决“两个失灵”问题。其次,上述的市场系统和政府系统,都属于广义的“经济系统”,需要经济法对其资源配置作出法律调整,以通过制度化的分配,既使各类主体的负担较为适度,又能推进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主体适时转型。在此过程中,经济法调整既要使市场系统和政府系统分别提供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又要兼顾两个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源分配公平(其中包括主体负担分配的公平)。最后,在上述两个系统的资源配置方面,经济法能否实现提升效率和保障公平的目标,取决于经济法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经济法在规范结构上包括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两大规范群,而两类规范与政府职能以及相关主体的负担均密切相关。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具有推进减负与转型的内在功能,这是系统理论的“结构决定功能”原理的重要体现。可见,从系统理论的角度看,运用经济法推进减负与转型,既有助于两大资源配置系统的优化、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又有助于兼顾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此外,由于经济法的各类具体制度对减负与转型均有重要影响,这种规范结构所形成的特有功能使经济法在解决减负与转型问题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运用经济法推进减负与转型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三)分配理论与发展理论的视角。1.分配理论与主体负担调整经济法如何有效促进公平分配一直备受关注,并日渐形成了经济法上的分配理论。从分配理论的角度看,减负与转型所需解决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主体负担”问题。主体负担的轻与重,直接影响国家的治与乱。在主体负担的分配或调整方面,法律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近些年来,国家力推减负与转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减轻主体负担,激发各类主体的活力,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新动力。同时,通过更合理、更公平的分配,使各类主体各得其所,从而增进社会的团结和凝聚力,促进各类主体的全面发展。由于主体负担的调整不仅涉及国家与国民的分配关系,也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因而需要在经济法甚至宪法上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力和权利。总之,减负与转型都涉及相关主体负担的调整,经济法必须对相关主体的权义作出明确规定,以保障主体负担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而基于公平合理的分配所形成的主体的适度负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要考虑主体的经济承受能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以及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需要,兼顾纵向公平和横向公平。2.发展理论与经济法推进作为“发展促进法”的经济法,在规范结构上拥有大量“促进型”规范,因而不仅具有传统法律定分止争的功能,还具有促进发展的功能,这是其能够有效推进减负与转型的内在原因。以冈纳•缪尔达尔为代表的“制度主义发展理论”认为,经济系统并非一个自我调节的体系,需要把握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平衡;同时,某个领域一旦发生某种变化,社会系统就会按照其惯性,使这一趋势强化并继续发展,甚至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影响”,因此,需要通过国家有计划的整合活动,推动分散的个体经济的进步。在经济法领域,应当结合“主体负担”这个影响发展的重要问题,针对如何推进减负与转型,确定“发展导向型”的制度建设路径。总之,推进减负与转型有助于提升相关主体的发展能力。针对复杂社会系统的惯性以及各类因素形成的“循环累积因果影响”,需要通过法律制度,特别是经济法制度,来推进减负与转型。这有助于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等子系统之间的平衡,并实现个体和整体的发展目标。上述解析表明,运用经济法推进减负与转型不仅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而且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因此,应当大力推进减负与转型的制度实践,并在实践中发现相关问题,以不断完善经济法制度,提升经济法治的水平。

推进减负与转型的经济法实践

不同时期的减负与转型都离不开经济法的有效调整,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的新时期,有必要基于经济法推进减负与转型的制度实践,结合前面的理论解析,探讨并揭示其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以在完善经济法治的前提下推进系统优化、公平分配和有效发展。(一)推动“双向减负”的经济法实践。首先,在市场主体的减负方面。我国近年来着重通过经济法领域的减税、降费、放松管制等调控和规制手段来降低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的成本和负担,并不断完善相关治理的体制和机制,力求通过公平合理的“分配”,来促进市场经济的有效“发展”。其次,在政府的减负方面。在过去全能政府、无限政府的理念下,政府的负担无疑最重。只有真正转变观念,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厘清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使政府回归其本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也会使其负担大为减轻。可见,两类主体的“双向减负”有助于提高效率,增进社会总福利,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系统的优化和“减负增效”的目标。唯有推行“制度性减负”,才能避免“随机性减负”或“临时性减负”所带来的缺少预期、负担不确定等问题。为此,必须强调负担法定、负担适度的原则,以有效解决主体负担的“周期性反弹”问题,在有效解决减负问题的同时,推进政府的转型。(二)助推“两类转型”的经济法实践。1.主体转型在政府转型方面,从无限政府转为有限政府,从管制型政府转为服务型政府,使政府真正履行其基本职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转型的应然目标。我国《宪法》第15条是政府转型的重要依据。由于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是现代政府应提供的重要公共物品或广义的“公共服务”,因而对着重实施调控和规制的服务型政府,也可称之为“调制型”政府;而对上述调控和规制职能集中作出规定的经济法,则必然要在政府从“管制型”向“调制型”转型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我国PPP实践存在的诸多问题,大多与政府转型不够有关。在市场主体转型方面,至少需要关注两个层面的转型:第一,应在整体意义上,将市场主体从以往大量的行政管制中解放出来,使其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转型,成为真正有较大市场自由度、交易自主权的主体;第二,应在个体意义上,使市场主体向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政府鼓励的方向转型。上述第一个层面的转型,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由经济法推动,但至今尚未完成。上述第二个层面的转型,在当前尤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涉及经济法领域的财税法、金融法、产业法、价格法、竞争法等多种法律的调整。在上述两类“主体转型”的过程中,政府通过转型,减少不必要的审批和干预,专注于行使其调控和规制职能,就能够切实减负,提高调制效率;而企业因政府转型而减少约束和减轻负担,就能获得更多经济自由,从而有助于其自主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提升经济效率。可见,“主体转型”能够促进“减负增效”,并有助于在整体上实现“系统优化”的目标。2.制度转型我国《宪法》第15条既为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向现代的“调制型”政府转变提供了重要的宪法支撑,也是我国“经济宪法”转型的重要体现。与此相对应,规范和保障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经济法,也为向“调制型”政府转型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法律基础,其对于推动政府转型所发挥的作用也更为直接。上述经济宪法和经济法对于政府职能的明晰定位和系统规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整体转型。基于制度转型的要求,国家应在制度建设中力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其中,“放”更强调减少行政干预,“管”更强调依法监管。正是通过上述“放管结合”的制度转型,各级政府才能更好地行使其调控和规制的职能,并作为“调制型政府”成为受经济法约束的重要主体。上述各类“制度转型”的关键,是提升相关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制度转型的重要目标,应当是构建包容性制度,并以此促进包容性发展。能够保障民生,使国民负担适度的制度,才是具有包容性的好制度。经济法制度也必须向更有助于促进公平合理分配和推进经济社会有效发展的方向转型,这样才能保障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发展。可见,经济法制度要更好地推动两类主体的减负与转型,其自身也需要从“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转型。要真正解决主体转型问题,就不能单纯倚重一般的政策或行政手段,而恰恰应基于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着力推动“制度转型”,以实现真正的“良法善治”。(三)推进减负与转型的经济法实践总结。减负与转型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面对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国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减负与转型则是其重要内容。其中,在减负方面,通过降低各类成本来减轻企业负担,是增进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手段;在转型方面,通过企业个体或行业整体的转型升级以及以职能回归为目标的政府转型,来实现整体上的“提质增效”,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和重要路径。国家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思路和实现路径是“降成本、去杠杆、减负担”。要做好这些“减法”,真正实现“减负”,离不开经济法的推动。不断降低各类成本,减轻市场主体的负担,使整个经济运行“更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法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的重要方向。在推动减负与转型的过程中,适时对各类主体的负担进行有效调整,努力使其适度均衡,既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机制,也是我国长期以来推进改革和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因此,研讨减负与转型的经济法推进问题,对于进一步丰富经济法理论和完善经济法制度具有尤为重要意义。

经济法治范文篇10

(一)摒弃人治转向法治我国从1992年开始,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然而从过去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不仅需要观念的革新,而且需要制度的保障。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论调,提示我们这种制度保障就是以法律制度为依托发展市场经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而形成的权力经济意识形态,是与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要求相违背的,因为计划经济是以人治理念为支撑的,而市场经济反对、排斥人治,崇尚法治。虽然说人治和法治都是一种治理艺术,但是美好的东西,一旦经过了“人”的手,就会腐败变质了,而法治则不同,它是人类通向完美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梯。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权力都掌控在国家的手中,一切都由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领导人说了算,公民只能按照国家的配给进行消费,不准进行自由竞争贸易,否则就是投机倒把。而市场经济要求国家放开管制,让市场发挥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市场运行过程中只遵循法律,一切都由法律去调控。即使出现市场失灵现象,政府也不是随时可以进行干预的,而是由法律规定政府介入经济的时间;干预也不是无限度的,政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合理限度内进行适度调控。这种为政府协调市场经济提供依据的法律,正是社会治理模式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桥梁。但是,此种法律的功能究竟由哪个法律部门来担任,经过长期的论辩,我们发现民法、行政法都不能胜任,因而经济法应运而生。

(二)法律体系的完善社会法治化是每个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趋势,而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可见实行法治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因为法律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国家法治成熟和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法律体系内部存在着如人类社会一样的分工,即法律部门的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各司其职才保证了法律机制的平稳运作。如上文所言,正是民法和行政法不能承担经济法的职能,才有经济法存在的必要,基此,下文将从三个法律部门之间的不同之处阐述经济法的存在对法律体系完善的意义。

1.民商法和经济法民商法和经济法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虽然都会涉及经济性内容的社会关系,使二者有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还是有本质不同的。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民商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中,有国家和经营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有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以及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其次,二者的价值取向不同,民商法以保护私人的个体利益为旨归,而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再次,二者的调整机制不同,民商法保护私人所有权和合同自由,属于私法的范畴,而经济法重在运用国家公权力协调国民经济的运行,具有很强的公法色彩(当然,这并不说笔者认为经济法属于公法,因为经济法的私法性质也是不能忽视的)。

2.行政法和经济法行政法是规范国家行政权力运行的法律,目的在于控制公权,保护私权,防范行政权力滥用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经济法虽然也涉及到国家公权力的运用,表面上与国家行政相同,但其权力是针对国民经济的协调而发挥作用的。两个部门法之间的交叉联系是当然存在的,例如,国家行政机关会出台某些经济调控政策,可是我们也要看到二者之间明显的区别:第一,经济法更注重的是经济民主,而行政法重在强调行政民主;第二,经济法的目的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行政法只要求依法行政,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第三,经济法调整的是经济管理关系,而行政法调整行政管理关系。从以上三个法律部门的比较之中,可见经济法所特有的协调国民经济运行的功能是民法和行政法所不能取代的,因此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能抹灭的。

二、法律自身目的要求

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句为我们谙熟的法律哲语无非是在诉说法律的目的就是通过司法实现公平正义,然而笔者认为实现公平正义只是法律的第一层次的初级目的,而其更深层次的最终目的在于为公民提供一种社会福利。法律既然能够通过司法为社会带来福利,那么也就可以说法律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福利,经济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一员,自然也要承担起谋求社会福利的任务,实现其存在的目的价值。缘此,本部分将从三个维度述及经济法是如何实现其法律目的的。

(一)从竞争和垄断的角度竞争法是现代经济法的核心,在我国竞争法包括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二者的共同目的都是维护市场秩序,形成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垄断限制了竞争,使得垄断者控制了大部分甚至全部社会资源,消费者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垄断定价并付出比竞争价格高得多的货币去购买同样的商品,在他们的收入不会增加的情况下,剩余的可用于储蓄的收入因此而减少。经济法打破垄断,使其他经营者进入被垄断的市场与垄断者形成充分竞争,从而增加产品的供给,带来产品价格的下调,消费者便能从中获益。不正当竞争行为排除、限制了竞争,持有此种目的的经营者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将其他经营者逐出市场,自己独享市场份额,获得超额利润,但是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一旦进入经济法的视野就会遭到禁止。经济法对不正当竞争者予以惩处,保护被非法攻击的经营者,恢复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使消费者从这种充分有效的竞争中获得质优价廉的商品,从而增加可储蓄收入。从以上对垄断和竞争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论经济法规制的对象何在,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因为消费者才是社会福利的最终承载者,因此经济法通过对消费者的保护实现了其创造社会福利的价值功能。

(二)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平和效率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其对立性体现在:效率的实现,有的时候要以公平为代价,而实现公平,有时又会阻碍效率的提高;二者的统一性体现在:效率是实现公平的前提和基础,公平是效率的最终目的和归宿。总之,公平和效率是辩证统一的。我国在分配制度领域,最初实行的是,首次分配更加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现阶段我们提倡兼顾效率和公平。然而,如何具体掌控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则需要由经济法去权衡。公平是法律的本质追求,因此经济法实现公平的作用自不待言,有了公平做基础,才能提高效率;在实现效率方面,例如,经济法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充竞争秩序的公平状态,这样才能提高经济效率,起到提高社会福利的效果。然而,追求公平和效率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一部分人的富裕,而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能达致的状态,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必然包含良好的社会福利。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经济法通过对公平与效率的调节,实现了其为社会谋求福利的宗旨。

(三)从经济法价值取向的角度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理性人都是自私的人,因为他们都在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这种背后的利益驱动机制可能使市场主体做出损人以利己的行为,例如,企业可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销售者可能通过诋毁他人商誉等手段排挤其他经营者等等。这一切都与我们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和均衡发展理念相违背,也不是民商法的个人本位思想所推崇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制止此等行为呢,经济法正是在这个时候才凸显其本色的,因为其以追求社会整体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上述种种私益化行为正是经济法所欲禁止的对象。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是相互对立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法忽视个人利益,而是说它保护由社会上的个体利益共同组成的社会整体公益,这种整体公益当然不能是每个个体利益简单相加的总和,而是那些个体利益中具有共通性的和普遍代表性的价值。当社会整体公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从经济法的视角看,有必要牺牲某些个体利益以求全社会整体利益。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取利润的企业进行惩罚,是为了维护人类共同赖以生存的环境;对垄断行为进行禁止,是为了让所有的经营者都能分享蛋糕,让消费者从竞争中获益,如此种种,兹不例举。正是经济法所独有的以社会整体公益为价值取向的理念,促成了社会福利的实现。

三、经济法的存在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经济法的出现不仅仅是对经济结构、法治建设和法律目的自身的回应,而且其存在对社会的长远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律是社会关系的协调器,经济法作为法律中的一员,在平衡国家和经营者、经营者与经营者以及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而保证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一个以坚实的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才能谈得上作为其上层建筑的社会秩序的和谐。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处于无诉状态的社会,而是避免不必要的社会纷争的产生,并且已形成的社会纷争能够得到良性的司法处置。经济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便发挥这种重要的作用:首先,它能够在立法上均衡配置国家与市场主体以及市场主体间的利益,为市场经济的运行预设良好开端;其次,它能够为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提供司法裁决的依据。此外,经济法的存在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渡以及迈向共产主义奠定了基础。由于我国在实行市场经济方面的经验欠缺,只有借鉴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成功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体系完整的经济法,作为外部制度保障,才能实现初级阶段的平稳过渡,并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型奠定经济基础。由于法律是统治阶级统治社会的工具,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来看,经济法作为整个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其工具作用就表现在,通过扶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达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达到共同富裕之后,才能逐步实现分配制度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向按需分配转变,分配方式的变革必然会促使作为共产主义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向其更高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转型。

四、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