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范文10篇

经济分析范文篇1

在经济学的分析中，成本可分为很多类型，如总成本与平均成本、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机会成本、边际成本等。对于法经济学来说，研究的是总成本、显性成本、隐性成本、机会成本和边际成本。因而，从经济学角度讲，诉讼活动也是有成本的，且基本上与经济学上的成本相对应。机会成本是指法院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因选择诉讼而放弃其他可供选择机会的经济成本；显性成本包括当事人支付的诉讼费、反诉费、上诉费、案件费及法院审理案件的成本；隐性成本是指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消耗的人力物力以及法官、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在进行诉讼过程中所消耗的时间、精力和承受的精神压力。这里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诉讼成本——错误成本，具体是指由于法院的错误判决所带来的损失，错误成本取决于犯错的程度与该错误对激励机制的扭曲程序，而犯错程度一般是指完美信息的判决与实际判决的差别。

与成本相对应的是收益。收益分为总收益和边际收益。总收益是与总成本相对应的概念，总收益也就是获得，它是指人们进行某一行为所能得到的全部价值，或者说是投入一定的资源所带来的总产出。

民事诉讼的预期可以理解为当事人认为在诉讼过程中会得到什么及失去什么，也就是国家通过司法资源的投入所带来的稳定的社会法律秩序和当事人通过诉讼所维护的自己的各种利益。诉讼预期受到诉讼成本与预期收益因素所决定，与之相关的就是效益，亦可谓净收益，用公式表示就是效益=收益-成本。在理论上讲，只有当效益大于零时，即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这种资源的投入才是合理和经济的；而当效益等于或者小于零时，也就是没有效益，此时就不应该对其投入资源。在诉讼情况下，如果诉讼的预期收益大于诉讼成本，那么当事人显然会选择诉讼；相反，则会选择其他非诉讼的替代方法。

二、环境侵害诉讼的具体经济分析

(一)环境侵害救济方式的选择

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处理上，目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程序；另一种便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这两种方式在程序设计上是并列的，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环境侵害，当事儿可以任意选择程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至于当事人选择何种方式，主要在于哪种方式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那么回到环境侵害上来说，如果当事人选择诉讼的机会成本大于选择选择行政处理的机会成本，那么当事人便会主动行政处理方式。但是在现实中，由于行政处理方式不具有前置性和非终局性特点，而且在实践中，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决定的实际执行力并不非常有效，故环境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的机会成本过大，于是出现扎堆进行诉讼的情况。

(二)环境侵害诉讼的当事人的选择

根据传统民法理论和诉讼实践，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都要求诉讼主体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任何人不得对于自己无关的财产主张权利，以此来限制公民的诉权。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明确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然而，基于环境侵害的特殊性，如果仅仅让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来提起诉讼，成本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此时，当事人可能也仅仅从自身利益角度来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最后会因成本大于预期收益而放弃诉讼。然而，环境诉讼产生的预期收益并不仅限于维护受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收益便是对整个人类生态环境的保护，而这个却是非经济性的公共性产品，因此会被很多经济个体所忽视。所以，目前备受推崇的环境公益诉讼，与其说是扩大了公民诉权的范围，还不如说是公民私人成本的公共化。在放宽起诉资格后，直接利害关系人和非直接利害关系人都可以提起诉讼，以寻求法律保护，那么因诉讼而产生的各种成本因为主体的扩大而出现分担，而且能实现信息共享，多样主体形成的优势地位等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降低诉讼成本。

(三)环境侵害的责任认定

按照传统侵权法理论，如果要追求其侵权责任，那么其基本要素之一便是其要有“过错”。显然，这是无法在环境侵害领域内得到完美适用的。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以及整个生态环境，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认定环境侵害方面，有了很多改良和创新，在环境侵害的责任认定上，大陆法系更倾向于忍受原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往往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来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方的权益。这种做法的成效是明显的。但如果从环境侵害的加害方来说，无疑是增加了其诉讼成本，而且现代研究发现，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在其通过合法途径创造社会财富、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必然要产生对环境的破坏或污染这个副产品，这是无法避免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适用前述的责任认定方式，对于处于如此加害方的企业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那么，处于裁判地位的法院来说，又该如何权衡两者的利益呢？我们继续以成本收益来分析：成本理论的鼻祖科斯认为，在决定甲侵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的问题上，关键在于避免较为严重的损害。也就是说，两权相害，取其轻。具体说就是，甲或者乙并不具有损害或者避免损害的自然权利，在决定配置权利之前关键在于考虑哪种权利的配置更能增进社会财富。因此，如果从社会财富最大角度，妨害治理的关键在于治理模式的交易成本的大小。进一步说，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或者无法避免的前提下，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预期收益的大小，即社会财富如何认定。如果抛开环境侵害中非常特殊的人类生态环境这样的非经济财富的话，那么很容易出现一个弊端，那就是政府乃至法院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保护那些环境侵害的加害方，因为，这些加害方在一定区域内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远远超出了自身所需，仅仅其所带来的财政收入，足可使“地方父母官”对加害方马首是瞻。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对于社会财富的衡量与配置来说，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四)环境侵害的责任承担方式

根据《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我国目前有十种民事责任形式，但以环境侵害的民事救济方式来说，应该主要有排除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这些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可谓方法多样，运用灵活。那么究竟该使用何种方式能够实现保护最大化，这应该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按照法经济学的观点，根据财富最大化的原则，当交易成本过高的时候，即主体谈判的成本过高，比较适合于赔偿方式，当交易成本较低的时候，适用于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方式。在英美法系，还会比较多用禁令。所谓禁令，就是法庭发出的做某事或者不做某事的指令。英国法院一般是认同侵权方面的救济，金钱赔偿损失不是最好的，因除计算困难外，也常出现被告赔不出钱的情况，或是被告不在乎赔钱也要继续侵权。所以，法院毫不犹豫发出禁令去禁止被告继续或重复去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一经做出，原告受了保护外，也会可能得到被告一大笔钱或其他好处，以交换去允许侵权或者放弃权力。“禁令”在英美法国家作为环境侵权救济措施得到广泛地应用，但我们国家并没有这种承担方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不强，擅自颁布禁令关闭一个企业，有时甚至就是给自己“断奶”。

三、环境侵害诉讼的改进和完善

在经济分析的视角下，侵害诉讼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就是通过制度不断实现更高的诉讼效益。而提高效益的做法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减少成本，另一个便是提高收益。通过前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提高收益的做法并不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人类环境利益是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合体，本质上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在诉讼成本上便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这里所谓的减少成本，其实就是减少受害方的诉讼成本，而对于加害方来说，则是增加其诉讼成本，两者并不矛盾。如果从环境治理的角度来说，就是通过环境侵害诉讼成本的变化，发挥环境侵害诉讼的预防作用。

该作用的发挥，有懒于诉讼预防机制的建立。所谓诉讼预防机制，就是任何当事人如果认为存在潜在的环境损害，并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企业停止侵害。该机制的建立目的就是增加加害方的诉讼成本，使其努力通过其它途径，如改进技术消除污染等避免诉讼程序的启动。具体做法在先前对环境侵害诉讼的具体经济分析已经有所涉及，现归纳如下：第一，扩大受害方的起诉资格；第二，适用社会财富最大化原则认定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综合权衡受害方和加害方的各自合理利益；第三，根据第二点来具体决定承担方式；第四，建立相关惩罚与保障机制，如设立诉讼保险等，确保诉讼预防机制的有效运行。

摘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保护环境势在必行。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难以满足我国环境保护实际需要。在法经济分析的视角下，对我国环境侵害诉讼制度进行经济分析，均衡诉讼成本和收益，提高诉讼效益，鼓励公众积极参与诉讼，发挥诉讼预防作用，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关键词：法经济分析;环境侵害;预防机制

参考文献：

[1]王遂起.经济法概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江伟,汤维建,康守玉.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4]秦绪才.诉讼资源论[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3).

[5]科斯.企业、市场与政府[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6]沈燕萍.论诉讼成本的价值[J].社科纵横,2007,22(4).

[7]李俊林.环境公益诉讼的经济分析[J].晋中学院学报,2006,23(3).

[8]李可书.关于诉讼成本收益的分析——一种法律经济学的新视角[J].辽宁警专学报,2005,(4).

经济分析范文篇2

关键词：石墨提纯；技术经济；经济效益

本文针对取自吉林某地石墨选厂的浮选精矿产品，选取了提纯石墨的三种技术方案，包括：混合酸法、酸碱法、高温法，其产品纯度均能达到99%以上。并对三种方法进行了技术经济分析，以期对后期建厂方案选择提供支持。

1石墨提纯技术

1.1混合酸法提纯工艺。石墨原料后与水混匀后，加入酸搅拌加热，反应一段时间后脱酸，洗涤至中性，然后脱水、干燥，可得到固定碳含量为99.5%的高纯石墨。1.2酸碱法提纯工艺。石墨与氢氧化钠溶液混合通过配比混合后，高温熔融反应一段时间后脱碱，洗涤至中性，然后再与水混匀后，加入酸搅拌加热，反应一段时间后脱酸，洗涤至中性，最后经脱水、干燥，得到固定碳含量可达到99.9 %的产品。1.3高温法提纯工艺。高温法提纯工艺将石墨原料在氮气氩气保护下进行高温升华，然后冷却后除杂，得到产品，高温法提纯实验工艺最终石墨中碳含量达到99.99 %。

2技术经济分析

2.1工程方案总投资。几种提纯方法所需的工程方案投资费用见表1。由表1可以得出，工程方案总投资费用方面，混合酸法和酸碱法投资额相差不多，而高温法鉴于对设备要求较高，投资额相比其他两种提纯方法高出4倍。2.2工程方案经济效益分析。几种提纯方法所需的生产成本费用见表2。由表2可以看出，从生产成本上，总成本费用高温法较高，酸碱法和混合酸法提纯总生产成本费用相差不多。石墨售价参考国内近几年石墨市场的价格平均值，三种提纯工艺的销售收入见表3。对比三种提出方法的销售收入，因纯度99.9%的石墨销售单价相比混合酸法提纯得到的纯度99.5%的石墨产品价格高，故酸碱法的销售收入远高于混合酸法。三种不同提纯工艺效益分析见表4。由表4可以看出，年均净利润酸碱法最高，全部投资回收期，酸碱法时间最短，这是由于酸碱法相对于其他两种方法投资及生产成本较低，利润较高。

3结论

（1）以石墨选厂浮选石墨精矿为原料，采取三种石墨提纯技术，混合酸法、酸碱法以及高温法三种不同的工艺方法，分别可得到含碳量99.5%、99.9%、99.99%的石墨产品。（2）技术经济分析表明，混合酸法和酸碱法的建设投资和生产成本相差不多，但酸碱法提纯工艺利润比混合酸法高出很多。高温提纯工艺生产出的产品品质是最好的，但因其投资和生产成本都比另外两种提纯工艺高出很多，故而其经济效益是最差的。综上，酸碱法提纯工艺相对来说经济效益是最好的。

参考文献：

[1]罗立群,谭旭升,田金星.石墨提纯工艺研究进展[J].化工进展,2014(08):2110-2116.

[2]荆正强,胡瑞彪.莫桑比克某球形石墨提纯试验[J].现代矿业,2015,31(03):230-232.

经济分析范文篇3

关键词燃气供暖方式寿命周期费用

AbstractAnalysesthethreetypesofgas-firedboilersheatingsystems.Resultsshowthatindoorboilerssystemaremoreeconomicalthanothersystems;thechargeofgasconsumeaffectthelife-cycle-costgreatly.

Keywordsgas,heatingsystem,lift-cycle-cost

一、引言

我国以往城市供暖主要以煤为燃料，供暖热源热效率低，燃烧产生大量SO2、CO2、NOX和烟尘，成为北方城市冬季大气主要污染源之一。在燃煤热源的各种供暖方式中，因为大型燃煤锅炉便于集中处理烟尘、灰渣污染物，锅炉效率高于小型燃煤锅炉，故一般公认采用大型集中锅炉房的城市集中供暖优于分散锅炉房供暖，单户煤炉采暖最差。随城市能源结构调整，许多城市已逐渐用天然气替代煤作为供暖燃料。与燃煤相比，燃烧天然气CO2排放可减少52%，NOX可减少45%，无SO2排放和灰渣产生[1]；燃气锅炉效率高，大、中小型的锅炉效率区别不大；锅炉燃烧过程和出力易于调节控制。因此，以燃气为热源的供暖系统方案评价不能沿用燃煤锅炉的结论。

以燃气为热源时，可供选择供暖方式有城市燃气热电联产集中供暖、城市集中燃气锅炉房集中供暖、小区燃气锅炉房集中供暖和户用燃气锅炉供暖等。天然气热值高，燃烧易于控制，燃烧温度很高，火焰温度可达1400℃以上，有条件采用燃气轮机直接发电，燃烧后的高温烟气生产高压蒸汽可用于再次发电和供暖。这种热电联产方式充分利用燃气热值产生高品位电能和较低品位的热能。综合热效率较后三种高，经济效益也最佳，有条件时应优先考虑。但考虑到燃料价格等因素，城市电厂仍以燃煤为主。大多数情况下，可供用户选择的燃气供暖方式限于后三种。这三种供热方式特点对比见表1。

*

二、经济分析

如表1所示，供暖系统经济性受建设费用、设备费用、系统寿命、燃气价格政策等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又因各地而异。因此，进行适用于各地的普遍性经济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只就北京地区行分析，各系统土建、设备和材料等费用均按当地普遍水平考虑。对于实际工程，则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为方便下文比较，将城市集中燃气锅炉房供暖、小区燃气锅炉房供热和户用小型燃气锅炉房供暖分别定为方案一、方案二和方案三。

根据北京市规定，天然气价格商用1.8元/Nm3、民用1.4元/Nm3，天然气增容费1200元/Nm3。集中供热燃气锅炉和户用燃气两用锅炉效率取85%[2]。方案一管网热损失取15%[3]，考虑到方案二只有二次管网，热损失较小，故取10%，方案三无管网热损失。建筑冬季耗热量按40W/m2，采暖期140天，天然气低热值35MJ/Nm3。

各供热方式的初投资及运行费用比较（元/m2）表2*

一

二

三

*

注：1.对于100m2住宅（下同），户用两用燃气锅炉每台7000元，设备费用为70元/m2，但考虑到因此可以节省热水器费用10元/m2，故取60元/m2。

2.因方案三具有各户独立调节的特点，燃料费用按节约30%计[4]。

3.

4.年采暖电费包括水泵和风机耗电费用，方案一、二根据4和产品样本数据估算得出，方案三根据产品样本数据估算得出。

上表中各项初投资包括设计、设备购置、系统建设等全部费用，初投资总计为各项初投资之和；年经常总费用包括运行中燃料、电力费用和系统管理、维修费用。表2对各燃气供暖方式的初投资、运行费用两个指标给出初步定量的比较。但以它们都只反映各方案经济性的一个方面，在决策时只能就各方案的某一指标进行比较。要对各方案进行综合经济比较时就需要一个综合经济指标。因初投资、维修费、使用寿命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引入综合经济指标的基础，也使对系统的综合费用分析成为可能。

寿命周期费用是指系统或设备从诞生到报废的整个期间各种费用的总和。对于供暖系统而言，寿命周期费用包括系统的购置费用（设计、设备购置、系统建设等）、在寿命周期中运行费用残值的总和。常用的寿命周期费用是将系统在寿命周期内所有发生的费用折算成系统设置时的价值。在一个系统中，各设备或子系统的寿命周期可能不同，为便于分析，需用将不同寿命周期的各设备和子系统折算成统一寿命周期费用。统一寿命周期采用各设备和子系统寿命周期的最小公倍数，每个设备或子系统的多次设置用贴现法折算成第一次设置时的现值。日后系统经常费用也采贴现法折算成初次设置时的现值。

（1）

Pa：现金总额，

A：日后每年的等额支付金额，

i：扣除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的净利率，

N：生产时间（年数）。

所以对每一既定系统而言，费用周期内部民贴现值PZ为：

（2）

PC：系统初投资现值。

考虑到各子系统使用寿命不一致，需要引入各子系统寿命周期的最小公倍数为系统统一的使用寿命，V。在此寿命时间中，若某子系统或设备需要投资j次，由各系统总设置费用贴现值：

（3）

（4）

利用式3可对不同寿命周期的各系统进行比较。因燃气锅炉效率随使用年限变化不大，以燃料价为基础的运行费用在使用寿命内也基本稳定，故可用锅炉使用寿命代替锅炉寿命周期。

*

一般供热管网的使用寿命为20年，锅炉使用寿命10年，故可将表2中各系统的统一寿命周期定为20年，其中户用锅炉需更换一次。计算中系统设置费用为各次设置折算到初次设置时的费用。供暖系统的废置费用主要包括系统的拆除费用，拆除后的废旧材料回收视作系统残值，根据实际上情况，近似认为两者相抵，在计算中不再考虑，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表中方案一和方案二天然气价格为1.8元/Nm3，方案三天然气价格为1.4元/Nm3，为比较相同燃料价格下各方案的经济必，对方案三也取1.8元/Nm3进行计算，在表中列为方案三1。表4为在各种利率条件下总贴现值计算结果。

以上比较是建立在不采用分户热计量的条件下的。当采用分户热计量系统时，方案三不需改动，以燃气耗量计量代替热计量。方案一和方案二有两种形式，其一是在原双管采暖系统中每个房间的散热器上安装热计量装置，一般100m2左右房间需要5～6个热计量装置；其一是在各户采用章鱼式采暖系统，在每户引入总管上安装一个热计量装置。两种形式的室内采暖系统造价的差别主要在于热计量装置的购置上。一般认为分户计量可节能20-30%[5]。因此，各方案的初投资和运行费用都有变化。此时寿命周期总费用贴现值比较见表5。

*

注：1.a为方案一和方案二采用双管采暖系统，引入总装一个热计量装置（200元/套），每户需要六个蒸发式热分配表（50元/个），总计折合5元/m2；

2.b为方案和方案二采用章鱼式系统，每户入户需要一个热计量装置（1500元/套），折合15元/m2；

3.采用分户计量后，各方案年采暖燃料费用都按节约30％计。

三、结论

1．每种方案的总贴现值都随利率提高而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在高利率下，日后每年所发生的等额费用相对于现值的贬值的程度较高。

2．无论在有无分户热计量的情况下，方案三的性都优于其它两个方案。在无分户热计量时，方案三的优势在于其具有各户独立调节功能，而产生节能效果的作用；在有分户热计量时，方案三的优势在于省去了热计量装置的投资。

3．当民用燃气价格低于商用时，方案三的优势更加明显。

4．当以燃气为燃料时，无论何种情况，采用城市集中锅炉房的集中供暖方式经济性都是最差的。

5．采用燃气为燃料时，燃料费用在总经济指标中所占权重较大。在供暖系统设计方案选择中应充分重视锅炉效率，系统可调节性等运行费用的指标，不可单一追求降低初投资而造成日后运行费用增加。

6．本文只就燃气热源供暖方式的经济性进行。供暖燃气热源的选择还涉及诸如安全、污染排放控制等各方面的问

题，应综合考虑。

1李先瑞等，燃气供热的现状和展望，建筑节能，2000，31（3）：43-47

2李先瑞等，住宅区采暖方式的选择，建筑节能，2000，29（2）：24-27

3JGJ26-95，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

经济分析范文篇4

1斜板填料工作原理

气液接触吸收有两种理论模型，一种是气包水模型，另一种是水包气模型。气包水模型，气体是连续相，水是分散相，气与水通过液滴的表面接触，气体中的二氧化硫穿过液滴界面进入液相，因此要提高脱硫效率，必须增大气液接触面积和接触时间，即通过喷嘴雾化吸收液和增加塔高实现，但雾化液滴的粒径越小，越容易被烟气带走，为后续除尘装置增加了负荷，脱硫率与除雾负荷是相冲突的。水包气模型，水是连续相，气体是分散相，气泡穿过吸收液，气与水通过气体的表面接触，气体中的二氧化硫穿过气包界面进入液相，在气体离开液体时，也会夹带一些液滴，但夹带的液滴粒径较雾化喷嘴喷出的液滴粒径相比，平均相差两个数量级［12－13］，为后续除尘装置带来了便利，脱硫率对除雾负荷影响较小。斜板填料作吸收载体利用的是水包气模型，图1是斜板填料在脱硫塔内工作的原理图，斜板填料是由斜板和壁板组成，脱硫塔上部喷淋落下的吸收液液滴落到斜板上，吸收液滴沿斜坡方向下滑，离开斜板后以液膜形式形成第一层液膜，直到落到第二层斜板，到达第二层斜板后吸收液又沿斜坡方向下滑，离开斜板后又以液膜形式形成第二层液膜，依次再形成第三层液膜;烟气则从斜板下部上行，依次穿透第三层液膜、第二层液膜、第一层液膜，烟气穿透液膜的过程中，气体穿过液体，烟气被降温、洗尘、二氧化硫被吸收。图1斜板填料工作原理图1．吸收液液滴，2．增效斜板，3．第一层液膜，4．烟气，5．第二层液膜，6．增效壁板，7．第三层液膜。斜板填料可做成长方体形，单元斜板填料壁板宽为600～1000mm，长为1200～2000mm，高为400～600mm;斜板填料斜板有2～4层，两层斜板之间间距100～150mm;斜板填料同层斜板之间间距150～250mm;斜板的板宽70～100mm之间，锥角在70°～120°之间。安装时可直接将单元斜板填料组合、垒加即可。斜板填料具有:(1)操作弹性大，吸收液容易成膜。由于斜板的导流作用，只要有吸收液通过斜板，均被斜板导流形成液膜，不受烟气、吸收液流量大小的影响。(2)具有均布烟气分布的效果。通过调整斜板填料的斜板间距，可调整塔截面上不同区域的开孔率，达到在烟气上升的短距离内实现烟气均布。(3)兼有脱硫、收尘双重效果。在烟气穿透液膜时，烟气中二氧化硫被吸收的同时烟气中烟尘也一并被液体捕获。(4)系统结构简单，易于安装维护。斜板填料由斜板、壁板组成单元结构，并采用FRP、PP、PE、合金等型材，斜板填料单元之间的拼接采用合金紧固件连接。在脱硫塔内件安装时，无需塔内焊接动火，施工方便。

2工艺流程

图2是装置的工艺流程图，原烟气从脱硫塔中部进入塔内并向上，经气体均布板初步对烟气均布，在气体分布板上表面有一定持液层，可吸收洗涤烟气中部分二氧化硫和烟尘。经初步洗涤的烟气进入斜板填料层，烟气被再次均布，烟气多次穿透斜板填料形成液膜，烟气中的二氧化硫和烟尘被进一步吸收、洗涤。然后烟气穿过气液分布板，在气液均布板上表面持有较高pH值的吸收液，再次吸收烟气中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最后烟气经塔上部的除雾器除雾并排出塔外。图2工艺流程图1．吸收液循环泵，2．塔体，3．气体均布板，4．斜板填料，5．气液均布板，6．循环管，7．吸收剂分布管，8．高效除雾器

3经济分析

以某电厂2×300MW机组烟气量为例，分别采用传统高效脱硫除尘装置和本技术斜板填料脱硫除尘装置进行投资和运行分析对比，烟气参数见下表1(单台炉)。烟气成分测定参数:标准状态，湿基，实际过量空气系数=1．323，BMCR。3．1脱硫主要设备参数经核算，两种装置脱硫塔系统主要设备参数见表2。由表看出:传统高效脱硫除尘塔较高，而斜板填料高效除尘脱硫塔较矮，主要是由于:(1)液气比下降，浆液循环量减少，使浆液循环池体积减小了一半以上，(2)用斜板填料代替了原先的喷淋层。3．2经济分析3．2．1投资成本对比经核算，两种装置投资成本比较见表3。由表3可以看出，采用斜板填料高效除尘脱硫装置投资成本较低，是传统工艺的72%左右。如传统高效脱硫装置后面，再增加湿式电除尘器，则传统装置的投资费用更高，本技术高效脱硫除尘装置的投资成本优势更明显。3．2．2厂用电对比经核算，两种装置厂用电对比见表4。由表4看出，采用斜板填料高效除尘脱硫装置用电较低，是传统工艺的18%左右。按全国平均厂用电0．3935元/度计，节约电费1357．575元/时，年按5500小时计，年可节省746．6万元左右。如传统高效脱硫装置后面，再增加湿式电除尘器，则本装置高效除尘脱硫装置厂用电耗会更有优势。

4结论

经济分析范文篇5

今年的时间已经过半。最近，市上相继召开了工业强市、教育工作、灾后重建和上半年经济分析等几个会议，对当前几项重点工作作了全面安排。前两天，李主任、王县长、田主席和几位分管领导带领各乡镇党委书记、发改、经贸、农口部门负责人，赴华池、庆城考察学习了产业结构调整、新农村建设、工业创办方面的成功经验，回来看了县上今年的几个亮点工作。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县委委员（扩大）会议暨全县上半年经济分析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市上有关会议精神，总结成绩，查找不足，动员全县上下明确任务，突出重点，全力推进工业强县、灾后重建等重点工作，加快推进下半年各项任务落实，确保全面完成今年既定的目标任务。上午，21个乡镇汇报了工作，考核办、发改局、统计局等7个部门通报了情况；刚才，祁部长就计划生育工作作了具体安排，王县长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强县、灾后重建等工作，立足全局，结合实际，讲了非常好的意见，请大家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抓好落实。下面，我再强调五点：

一、总结成绩，正视差距，切实增强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今年，国家大事多、我县灾情重。半年多来，全县上下努力克服干旱和地震带来的困难，紧盯目标，突出重点，同心同德，苦抓实干，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和进步。概括起来，呈现出三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整体工作进展快、势头好。上半年，全县经济运行走势良好，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结构改善、总量增加、提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从市上通报看，反映经济的10项实力指标，我县有包括大小口径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在内的5项指标位列全市第一。一是农村经济在干旱困境中稳步推进。夏粮单产提升、总产增加，秋粮长势较好。以地膜种植为重点的农业产业开发优势凸显，结构不断调整，农民收入持续提升，整个农村呈现出调结构、兴产业、抓增收、快致富的良好局面。二是工业经济在发挥优势中强势推进。砂井子煤矿加快推进、进展顺利，工业广场基本建成。地方工业扩产促销、提质增效，收入稳步增长。三是基础建设在攻坚克难中纵深推进。3条通乡油路和53条通村砂砾路陆续开工，进展顺利。县南人饮工程基本建成，农村电路改造、农网完善工程抓紧实施，吃水难、用电难问题整体缓解。新区提升、旧城改造、西山开发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合道、甜水、小南沟等乡镇小城镇建设起点高、规划好、动作大、速度快，面貌变化明显。四是社会事业在统筹协调中扎实推进。道情皮影戏班三次赴西欧演出，影响更加广泛。结合灾后重建撤并学校24所，整合资源、集中办学效益明显，初高中会考升学进线率多年位居全市前列。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建设加快实施，“16件实事”进展顺利，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稳步解决。

第二个特点，重点工作有突破、亮点多。各乡镇、各部门都能围绕县上总体部署，抓重点、攻难点，抓亮点、求突破，一些工作不但在全县领先、树立典范，而且受到市上的充分肯定、积极推广。从全县来讲，农业生产、工业创办、城镇建设、社会事业等方面今年都有新的突破，可以说是亮点较多的一年。农民增收方面，今年全县上下大力实施地膜增粮安民工程，就是一条成功之路，这项工作群众是赞同的，省市是肯定的，这是今年的一个最大亮点；草畜主导产业正在形成，建成了草产业加工、绒山羊繁育公司，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工业强县方面，引进华能集团开发煤炭资源就是一大突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跨越和重大转折；最近，又争取长庆油田采油七厂入驻**，勘探开发，前景看好。其他工作方面，以道路建设、人饮工程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以职业教育、规模办学为重点的社会事业，以平安建设、专项教育为重点的党建工作，百花齐放，各有特色，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先后三次召开现场会进行了推广。

第三个特点，全县上下人心齐、干劲足。今年以来，县上五大班子同声音、同目标、同工作、同待遇，苦干、苦抓、苦帮，有力地推动了工作。每个县级领导都参与了包片、联乡、抓项目，有职、有权、有责，都能坚持一线工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激发了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各行各业、各级各界思干、思变、思进的愿望空前高涨，形成了和衷共济、团结协作、竞相发展、争创一流的奋进局面。一些乡镇机遇抓得准，政策用得活，思路比较新，效果比较好。县直部门都能根据各自业务特点，创新机制，顾全大局，奋勇争先，工作成效明显。

取得的成绩，充分说明了四个问题：一是思路决定出路。年初，五大班子立足县情，共同决策，提出了以结构调优年为主线，突出“一线四川十塬”，大力实施地膜增粮安民工程，顺应了民心、收到了实效、带活了全盘。这充分说明，重点可以激活全局，思路决定工作成败。二是困境不是绝境。**今年灾害多、困难大，全县上下知难不难、迎难而上，各项工作在困境中稳步推进，一些工作走在了全市前列。实践证明，条件不是决定因素，只要我们面对困难不畏困难，承认落后不甘落后，就一定能够破解难题，突破制约，加快发展。三是团结凝聚合力。对县上作出的决策部署，五大班子同心同德，齐抓共管；乡镇部门密切配合，团结协作；全县上下一个口号喊到底，一股劲儿干到底，保证了抗震救灾、农业生产等各项工作的扎实推进。事实表明，团结是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干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四是实干必出成绩。全县上下大力发扬艰苦奋斗、苦抓实干的**精神，对瞅准的事，坚持不懈，扭住不放；对定了的事，不遗余力，一抓到底，干出了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要事实事。从中看出，只要“实”字为先，“干”字当头，不达目标不罢休，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办不了的事情。

总之，今年以来，全县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为**的发展，付出了艰辛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分为二地看，上半年的工作，还存在许多差距和不足。一是对照年初既定的任务，工作的整体成效还不理想。尽管上半年几项经济指标同比有较大增长，但一些指标仍处于中后位次。从统计情况看，上半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9.6%，位居全市倒数第三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9.7%，位居全市倒数第二名；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只有711元，绝对数位列全市倒数第一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数和增幅均居全市倒数第三名，部分工作成效还不够理想，乡镇与乡镇、部门与部门之间工作进展不平衡，提速发展的压力巨大。二是对照加快发展的要求，经济社会还存在诸多问题。通过观摩学习、深入分析，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深层次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即特色经济还不明显。通过观摩，大家可以看出，全县农业经济方面的亮点较多，但城市经济方面的亮点比较少，这说明二、三产业的发展仍然滞后，农业产业化经营仍处于起步阶段，有亮点无规模的问题依然突出，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还不明显；优势资源开发起步较晚，发展空间尚待拓展；第三产业整体滞后，没有形成真正的产业链条。建设资金依然有限。财政收入有限，支出压力巨大，用于项目建设和社会事业方面的资金十分短缺，加之民间资本没有被激活，基本建设和工商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非常突出，一些重点项目推进艰难。农民增收仍然缓慢。由于投入有限，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比较脆弱，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同时，由于全县工业企业少、城镇化水平比较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载体过小，二三产业吸纳能力有限，农民增收的渠道不宽。加之农民的市场观念、商品意识、科技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社会服务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新农村建设任重道远，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仍然很多。三是对照人民群众的意愿，工作作风上还有较大差距。我们的一些工作之所以滞后，很大程度上与工作作风有关系。通过上半年的工作，我们发现，整体工作搞得比较好的乡镇和部门，作风建设也抓得比较紧、比较实，而各项工作比较滞后的乡镇和部门，恰恰就是作风建设敷衍了事的单位。表现在工作中，就是满足于常规和现状，工作责任还未靠实，工作措施没有细化，工作效能比较低下，抓落实、干到位的力度不大，对县委、县政府布置的工作拖拖拉拉，工作节奏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更有甚者仍在做文字游戏，虚报浮夸，弄虚作假，贻误工作，影响发展。这些问题，必须引起全县广大干部的高度重视，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研究，着力解决。

二、突出重点，攻坚克难，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

关于下半年的工作，王县长已作了全面具体地安排，各乡镇、各部门一定要坚持目标不变、任务不减，查缺补漏、狠抓落实，确保实现年初既定的目标任务。

（一）抓产业，调结构，切实加快农民增收步伐。要立足干旱缺水的县情实际，继续引导农民顺应天时，调整结构，发挥优势，增加收入。今年种草的有效时间已经过去，没有完成任务的前塬乡镇要抢赶时间，集中力量，全面完成种草任务。农办、畜牧部门要跟踪督查，掌握实情，年终严格兑现奖惩。要加大绒山羊引繁力度，扩大县城绒山羊繁育公司发展规模，带动全县舍饲养羊100万只以上。要大力推广地膜种植技术，从现在开始，积极筹划明年的农业结构调整，教育引导群众提早预留地块、规划面积、加大投入，力争明年完成30万亩种植任务，其中山地梯田面积达到50%左右。市上明确提出，从明年开始，要在全市大规模推广全膜双垄玉米，原则上不再实施半膜覆盖；对今年已经覆膜的地块，明年不再提供地膜补贴。各乡镇要指导农户做好日常和收割管理，防止地膜破损，保证明年复种。

（二）抓项目，争投资，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要始终把项目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加快县内资源与域外项目、资本的对接融合，实现项目数量、投资规模、综合效益的全面提升。一要针对在建项目进度缓慢的问题，抢抓当前施工黄金季节，加班加点，开足马力，倒排工期，加快进度，争取早日竣工。特别是对今年县上确定的重点项目，相关领导要全程跟踪负责，协调解决问题，保证顺利推进。年内，教育大厦、海阳小区、锦江花园等新建项目，要完成主体工程；西山开发、新建小学等续建项目，要全面完成任务。二要针对项目争取落实力度不大的问题，抢抓国家省市政策机遇，充分利用各种途径，积极汇报衔接争取，力争有更多的项目进入国家和省市计划盘子。三要针对后备项目储备不足的问题，抢抓8、9月份储备项目的关键时间，深入研究国家投资导向，切实抓好项目筛选论证，超前谋划一批优势资源、基础设施、产业开发等重点领域的建设项目，为明年项目争取和实施工作奠定基础。

（三）抓重点，攻难点，努力改善城乡基础条件。继续围绕水、电、路、生态和城镇建设五大瓶颈，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环江新区要全力抓好29个新建续建项目进度，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整体功能；西山开发要加快推进文昌阁、跨河桥等十大工程，年内全面竣工；旧城建设要突出临街门店改造，争取早日建成，形成整体风貌；7个重点乡镇小城镇要加快进度，整体推进，年内必须建成。道路建设要以通村砂砾路为主攻点，强化措施，加快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年度任务；县南人饮要抓紧扫尾，迎接省市验收；农电建设要抓紧实施农村电网完善工程，整体解决用电难问题；生态治理要全力做好秋季植树造林，完成西山、乡镇面山和甜木路行道树补植补造，推动生态建设取得新成效。

（四）抓统筹，建和谐，促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要结合灾后恢复重建，认真搞好学校撤并和危房改造，进一步优化学校布局；加快县城新建小学、职专实训基地、明德小学建设进度，积极调研论证，争取在县城再建一所高中，走整合资源、集中办学的新路子。加大道情皮影产业开发力度，力争道情皮影进入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完成东老爷山森林公园二期工程，建成山城堡战役纪念碑。扎实推进农村医疗、卫生、社保等工作，全力办好“16件实事”，兑现年初承诺。持之以恒地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确保水平有新的提升。要强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加强对重点人群、行业和部位的管理，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全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

工业化是城镇化、产业化、现代化的基础，是带动三次产业良性互动的核心。坚持走工业强县的路子，既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必然选择，也是壮大经济实力、奠定长远基础、增强发展后劲的现实需要。我们的目标是：围绕建设全市乃至全省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和特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出口基地，打造新的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力争每年工业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市平均增长速度3个百分点，到2012年，工业总体规模比07年翻两番，工业增加值突破亿元大关。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充分认识工业强县的战略意义，突出重点，攻坚克难，奋力突破。

一要充分认识实施工业强县战略的历史机遇和重大意义。实践证明，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没有工业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就缺乏强有力的支撑。只有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大力发展工业经济，才能拓宽发展空间，实现率先发展。

首先，从全球经济发展大势看：我们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分析当前趋势，国内产业升级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国际能源需求增加促使资本流动趋向于利润空间巨大的能源行业；我县拥有丰富的石油煤炭资源，在有效利用市场、参与资源配置、承接产业转移方面，无疑占据了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把握当前政策，国家加大对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倾斜支持，加大对鄂尔多斯盆地能源的统筹规划和开发力度，省委、省政府确定要把庆阳建成全省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和新的经济增长极，这就预示着国家和省市对我县工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将会持续加大。只要我们能抓住这些机遇，攻坚克难，乘势而上，就能抢占发展先机，加快发展步伐。

其次，从我县工业发展优势看：我们拥有强大的发展潜力。我县是长庆油田的主产区、是全市煤炭储量的核心区。石油地质储量超过5亿吨，煤炭预测储量684亿吨，接近全市的一半，其中精查千米以浅整状煤层51亿吨，白云岩1200万吨，石灰岩2000多万吨，预测煤层气3480亿立方米。这样丰富的矿产资源集聚在一个区域，在其他地区都是不多见的。除此而外，全县盛产五谷杂粮和特色经济作物20多种，为农产品精深加工提供了条件。丰富的资源，就是我们发展工业的最大优势。只要我们充满信心，勇往直前，在资源开发和转化上有大的突破，强县富民的目标就能很快变为现实。

第三，从我县工业发展基础看：我们具备工业强县的良好条件。近年来，我们抓住煤炭、石油等资源开发，成功引进了长庆油田、华能集团等大集团、大企业在环开采。目前，以环江为中心、曲甜为两翼的3个工业园区框架基本搭起，入驻企业逐步增加，产业链条明显延伸，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以农产品加工为重点的非公企业不断壮大、做大做强。随着刘园子、沙井子、甜水堡三个煤矿全面投产后，每年可提供财政收入5-8个多亿，带动就业、三产等简接收入将突破10亿元以上。有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实现工业强县的目标可以说是指日可待。全县上下必须树立率先发展的理念，充分挖掘内在潜力，全力推动工业发展，努力实现农业大县向工业强县的历史转变。

二要抓重点，攻难点，强力实施工业突破战略。一个地方要发展工业，就必须依赖自己的优势。我们**既没有雄厚的资金，也没有密集的技术，更没有通江达海的便利条件，只能立足现有资源和产业优势，引进大企业、大集团，走资源深度开发、就地转化增值的路子。

一是要以石油煤炭开发为核心，实现资源开发的大飞跃。石油、煤炭是我县最大的优势资源，是工业发展的基本依托。要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石油、煤炭资源，全力支持长庆油田扩大产能，积极协调采油七厂勘探开发，力争“十二五”末，原油产量达到50万吨以上。加快推进年产90万吨刘园子煤矿建设，年内基本建成，明年投入生产；明年开工建设年产600万吨的马福川煤矿，三年后建成投产。同时，省上初步考虑，在毛家川新建年产400万吨、在甜水堡新老矿区新建年产200万吨矿井，力争2012年底四个区块建成年产1300万吨、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大型煤炭基地。发改、经贸、煤炭部门要尽快向上汇报衔接，争取早日开发受益。加大煤电气一体化开发力度，积极争取2×100万千瓦火电厂立项建设，启动实施沙井子和甜水煤田供电、供水工程，力争2010年开工修建煤炭运输公路、铁路专线，奋力打造煤电气产业开发基地，带动**经济实现新跨越。坚持政策引导、技术引进、产业聚集、优化服务、自主创业等方式，抓紧做好以环江沿线油煤气电产业园区为龙头的“三个园区”建设，引导大企业、大集团向园区集中，着力打造工业发展新平台。今后，凡新建工业企业都必须入园建设，园区之外的工业项目原则上不予审批。

二是要以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为关键，实现优势产业的大发展。**是传统农业大县，要建立工业主导型经济格局，就必须坚持以产业化促进工业化，以工业化带动产业化，走产业支撑、龙头带动的路子。要按照“富民抓产业、强县办工业”的发展思路，着眼现有工业基础，紧紧围绕畜产品加工、小杂粮加工、洋芋葵花加工、中药材加工等特色产业开发，强力推进“十强百户”工程，扶持壮大金鹏、飞龙、万佳、歧黄等骨干企业做大做强，鼓励支持企业改造升级，扩大产能，提升效益。要选择一批产业关联度大、市场前景好、技术含量高的龙头企业进行重点扶持，引导企业通过上市融资、并购联合、资产重组等方式发展壮大，拓展规模，打造品牌，着力建设特色农产品加工大县。力争2012年末，全县区域特色工业体系有一个大的发展，农畜产品加工率由现在的25%提高到50%以上。

三是要以民营经济发展为重点，实现地方工业的大突破。民营经济是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是扩大就业、活跃市场、致富群众的生力军。我县工业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主要是民营经济发展不快不够。浙江民营经济占整个经济总量的近70%，我县仅为20%左右，差距之大显而易见。要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工业强县的重要着力点，认真落实国家、省市政策规定，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领域，鼓励县内有志之士放手放胆、自主创业，大力发展一批集约型、深加工型、科技型、外向型、创汇型民营企业，培育壮大民营企业群体。要设立工业发展专项基金，重视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引导民营企业加强合作联合，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和企业协会，努力走“专、精、新、特”的发展路子，实现从粗放、分散的家族式生产向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生产转变，真正使我县民营企业遍地开花、创出特色。

四、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坚决打赢灾后重建这场硬仗

灾后重建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必须紧紧围绕“一条思路”、坚持“五大原则”、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条思路：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科学规划，统筹兼顾，分步实施”的原则，以提高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后劲为目标，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分级负责，上下协调，多方筹资，稳步推进，力争用2至3年时间，全面完成农村危房危窑、学校、卫生院和受损设施的恢复建设任务，确保受灾群众生产生活高于灾前水平，推动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五大原则：一是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重建工作任务繁重，资金有限，要根据受灾情况，在全面抓好恢复生产的同时，分清缓急，抓主保重，优先保证受损严重的学校、医院和重灾农户。二是科学规则，合理布局。认真研究制定灾后重建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有序推进重建工作。特别是要把群众的危房（危窑）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整合资源，科学选址，合理布局，配套实施，整体推进。三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按照安全、实效、经济、省地的原则，需建则建，能修则修，不贪大求全，不搞一刀切。四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通过政府投入、银行贷款、社会捐赠、对口帮扶、市场化运作等多种方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整合力量，多元融资，搞好重建。五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不脱离实际、铺张浪费，严格落实国家和省市县关于压减公用经费支出的有关精神，把有限的财力用在恢复建设上。

三个关系：一要处理好恢复建设与全局工作的关系。把灾后重建同加快发展结合起来，坚持一手抓灾后重建毫不松懈，一手抓经济发展毫不动摇，确保全面完成既定的目标任务。二要处理好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的关系。在妥善安排好受灾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上，把恢复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适当提高建设标准，统一规划，分步实施，一次到位，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三要处理好自力更生与社会帮建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受灾群众的主体作用，教育引导群众克服等、靠、要和观望思想，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又要积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开展帮扶，形成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建美好家园的良好局面。

五、创新机制，狠抓落实，确保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下半年工作时间紧、头绪多、任务重、要求高，全县上下要紧盯目标，靠实责任，创新机制，狠抓落实，确保各项任务按期完成。

一要继续解放思想，推动科学发展。思想水平决定发展水平。不论在任何时候、抓任何工作，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勇于变革，善于创新，永不停滞。这几年，我们年年出外考察，取经换脑，借鉴经验，加快发展。特别是在当前复杂多变、你追我赶的形势下，全县各级干部都要不断解放思想，掌握前沿信息，抢抓政策机遇，主动迎接挑战，超前谋划发展，率先实现突破。工作中，要敢于打破常规，敢于逆向思维，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敢于直面问题，敢于战胜困难，努力在奋争中崛起；敢于主动寻求发展商机，敢于创新机制破除难题，借力借势壮大自己。解放思想，加快发展，必须学习先进，看到希望。自我欣赏，只会沾沾自喜；走出**，才会感到落后。下半年，我们要继续围绕工业强县、产业富民等重点工作，组织干部外出考察，开阔视野，拓展思维，以思想的大解放、观念的大转变，促进经济社会的大发展。

二要强化组织领导，靠实工作责任。责任就是动力。抓工作落实，就是要层层靠实责任，做到“人人身上有指标，千斤重担大家挑”，调动全县上下、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对下半年的工作，要强化时效观念，提质增压，细化措施，强力推进。特别是对项目建设、工业创办等重点工作和种草养畜、基础建设等欠帐较大的任务，要实行倒计时，集中力量抓进度，确保尽快赶上进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抓落实、干到位作为一种行为习惯、一种基本素质，强化立说立行、务必抓好、确保一流成效的思想，对确定的任务一项一项研究部署，一条一条分解细化，一件一件抓好落实。

三要加强督促检查，促进任务落实。要把督促检查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完善督查方式，推动工作落实。9月份，县上将对各乡镇亮点工作现场观摩，对各部门3-5项工作进行抽查，特别是要对这次经济分析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督查，重点看工作思路是否明确、措施是否得力、推进是否扎实，是否把会上定的、嘴上说的、纸上写的变为了实实在在的行动。要改进和完善考核办法，乡镇以县上考核为准，部门主要看市上考核位次；要采取以奖代补、后进鞭策的形式，促进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

四要切实转变作风，做到勤政廉政。作风，关乎形象，影响全局。无论做什么工作，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必须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政廉政的优良作风，这是我们做好工作、为政履职的制胜法宝。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践行总书记提出的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大力弘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拼搏、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坚决抵制弄虚作假和做表面文章，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要健全完善科学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扎实推进领导干部“艰苦奋斗、勤政廉政”专项教育活动，突出解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为政不勤、为政不廉，有章不循、有纪不守，党性不强、作风不实等方面的问题。要努力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下实手把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做深、做实、做细、做好。

经济分析范文篇6

经区委、区政府研究，今天召开全区经济分析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分析我区今年1－4月份经济运行情况，进一步认清形势，振奋精神，与时俱进，扎实工作，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下面，我就今年1－4月份经济运行情况和当前面临的形势作个分析，并对下来的工作提几点意见。

一、今年1－4月份全区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今年1－4月份，我区经济运行总态势是：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主要经济指标全面攀升，质量效益稳步提高。据统计，1－4月份，地区生产总值2.93亿元，同比（下同）增长17%，增幅在全市各县区排第一。从具体经济指标的增长情况来看，经济运行呈现出“四个加快发展，三个明显增长”的特征：

一是新型工业加快发展。把外资工业和民营工业作为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重点来抓，推进了工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全区工业总产值3.04亿元，增长11.9%。外资、民营工业发展势头良好，占全区工业经济总量的比重继续提升，1－4月，外资工业实现产值1.7亿元，民营工业实现产值1.24亿元，分别增长10.6%和17.3%，分别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55%和40%。工业效益不断提高，全区工业企业创造税收万元，增长%。工业用电量5686万千瓦时（不含市直部分），增长39%。

二是商贸旅游业加快发展。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8亿元，增长12.7%；其中批发零售贸易业3.63亿元，餐饮业6275万元，分别增长9.2%和38.5%。得益于“五一”黄金周的拉动，我区旅游业的发展势头迅猛，今年头四个月全区接待游客10.5万人次，增长90%；旅游营业总收入2844万元，增长90%。

三是城市型商品农业加快发展。按照服务城市的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大了农业结构调整力度，使城市型商品农业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全区农业总产值6893万元，增长0.4%。传统农业向城市农业转变的步伐明显加快，1－4月份，以禽畜、果蔬、花卉为主的种养业产值实现6140万元，增长89%，占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89.1%；其中蔬菜产值1980万元，生猪产值1940万元，禽类产值2074万元，分别占农业总产值的28.7%、28.1%和30.1%。

四是民营经济加快发展。1－4月，全区新登记个体户和民营企业户，注册资金万元，分别增长%和%；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实现税收万元，增长%，占税收总额的%。

五是利用外资明显增长。全区新引进项目宗（外资项目宗，内联项目宗），实际吸收外来资金3.31亿元，增长倍；其中境外资金1168万美元，境内资金2.35亿元，分别增长60.4%和1.2倍。

六是财税收入明显增长。全区地方财政一般性预算收入1620万元，增长56.2%。税收总收入3385万元，增长29.4%；其中，国税收入1528万元，地税收入1857万元，分别增长9.3%和52.4%；本级工商税收1379万元，增长37.6%。

七是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增长。全区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23亿元，增长60.8%；其中基本建设投资成为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完成7433万元，增长1倍。

二、面临的经济形势

尽管1－4月份我区的经济呈现出全面增长的发展态势，但经济发展中仍暴露出一些困难和问题，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完成市下达的六项经济考核指标和区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不容盲目乐观。主要制弱因素和问题有五个方面：一是建设资金严重紧缺，导致一些建设项目进程缓慢。如工业园区的配套建设、老城重点项目的改造、农村交通、水利的建设等，都是因为资金严重缺口，致使项目建设受阻。二是土地资源贫乏，发展空间受到制约。随着招商引资的不断推进以及市区工业的发展，我区可以用于发展工业的土地已越来越少，目前我区虽然规划了15平方公里的工业园，除了已使用的8平方公里之外，剩下的土地仅有7个平方公里，严重制约了工业经济的发展。三是签约项目资金到位不够理想。去年组织的几次大型招商推介会中我区签约项目有个，合同投资总额亿元，至目前止，已履约个，项目的到位资金万元，占合同投资总额的%。四是重点项目的征地拆迁难度大。今年，随着公路、东路、大桥、职院等重点项目的动工建设，我区面临着建区以来任务最繁重的征地拆迁任务。虽然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大部分项目的征地拆迁任务已经完成，但是仍有一些项目的征地拆迁任务没有完成，影响了项目建设的进度；同时，拆迁后的农民安置问题也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做好的一项艰巨任务。五是省政府出台并实施的激励型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给我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一方面，按照新的政策，我区今年要想拿到省转移支付和奖励，上划省“四税”的增长幅度必须提高到35%，“综合增长率”也必须提升到27.55%，而要实现这个增幅，难度和压力相当大；而且，要想每年能得奖，能多得奖励，就必须要求每年的“综合增长率”超过28%，难度也非常大。另一方面，我区财政转移支付基数偏低，与我区财政供养人数相差太大，同时省对山区的倾斜政策我区很多方面无法享受，因此，新机制的出台，为我们加快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在看到困难和问题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发展优势和潜力。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整个经济发展大环境来看，外部形势趋好。国家为加快经济发展，今年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配套措施；省委、省政府为加快全省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也出台了激励型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市委、市政府为尽快摆脱全市经济落后的面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把招商引资、工业园区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实现经济大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国家和省、市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我区的加快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其次，从我区各行各业的发展前景来看，增长因素很多，这些增长因素是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力源泉：

一是从1－4月份市下达的经济考核指标来看，我区大多数指标都位居全市前列。如地区生产总值排第一；吸收外资绝对值第一，增幅第三；本级财政增幅排第二，税收总收入绝对值排第三，增幅排第四。这一趋势，充分说明我区整个经济发展潜力和后劲较强。

二是从工业的发展来看，增长因素也很多。一方面，近几年来随着招商引资的不断发展以及一批外资、民营企业的相继落户，我区的工业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业格局朝着以外资、民营为主的工业格局转变，工业经济的发展后劲日益增强，竞争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今年我区加大了工作力度，着力抓好16个重点工业项目的竣工投产，从目前这16个项目的进展来看，6月份可望投产的有个，年底可望投产的有个，这些项目投产后，今年可新增工业产值亿元。而且，由于今年没有“非典”因素的影响，原有的一些高产值企业如陶瓷企业的生产形势十分喜人，预计这几个企业的可新增产值近4亿元。这些项目的支撑，为我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三是从招商引资的形势来看，势头很好。今年以来，外来投资者前来我区考察洽商的势头明显好于去年，除了目前已经签约的一些项目之外，我区手头已经达到的意向项目个，合同投资总额亿元，这些都是为今后招商引资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是从第三产业发展来看，后劲逐步增强。一方面，随着老城商贸网点的开辟，设施的不断完善，我区商贸流通业面临着极好发展环境，特别是一些超市、连锁经营店的落户，必将带动我区流通业的快速发展，预计商贸业将会呈较快的上升势头。另一广大，在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推动下，特别是首届旅游文化节的成功举办，在外界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旅游业发展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作为承接市区旅游主要消费的城区来说，以旅游业为带动的第三产业将呈现加快的发展势头。

五是农业方面，随着农业产业化、城市化和农村工业化的不断推进，我区商品农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整个农村经济将呈现出以适销对路、高附加值的城市型商品农业为主，以农村二、三产业为主要经济增长点的新格局。

六是财税收入方面，增收压力虽然很大，但亮点很多。

面对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形势，我们要牢固树立忧患意识、机遇意识和竞争意识，增强危机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只要我们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

三、今后要抓的重点工作

对于今年的经济工作重点，刚刚闭幕的区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已经作了全面的部署和安排，在这里我就不再详细进行布置，我只想将下来要紧紧抓住的几个关键性工作强调几点意见。下一阶段经济工作的总要求是：以完成今年目标任务和市下达的经济考核指标为总任务，以省出台激励型财政转移支付新机制为动力，以税为核心，大力发展能够创造税收的行业和企业，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卓有成效的工作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具体要抓个重点：

（一）抓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工业是推动财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各级各部门必须把招商引资发展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下来我们要认真抓好个方面工作的落实到位：一是全方位开展招商活动，千方百计引进新项目。各级各部门要正确处理好中心工作与重点工作的关系，不能因为抓重点工作而忽略了招商引资这项中心工作要把精力集中转变到招商引资这项工作上来，主动出击争取引进项目，同时，要精心组织好今年6月份举办的全区性大型招商推介会，在促成一批项目竣工投资的同时，争取签约一批新项目，为工业发展积蓄后劲。二是抓好16个重点工业项目跟踪落实。今年要确保竣工投产的16个重点项目，是关系到我区工业能否实现大发展的重点项目，据统计，这16个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可实现产值10多亿元，各级各部门要按照项目跟踪责任制的要求，切实落实责任，确保16个重点项目今年全面投产。三是抓民营工业发展。民营工业等非国有企业是实现省“四税”持续增长的主要来源。我们将继续加大对民营工业的扶持力度，特别是要在市场准入、技改立项、信贷融资、生产用地等方面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把民营经济培育成为我区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点，促进非国有企业所得税的持续增长。

（二）抓财税收入，确保财税快速均衡增长。认真应对省政府出台的激励型财政转移支付新机制，坚持“以税为准”，积极转变理财观念，大力培植财源，做大财政“蛋糕”。要加强税收征管，既要重视抓好重点税种的征收，也不能忽略小税种的征管，当前，要针对我区土地增值税增收潜力大的实际，认真做好土地增值税的征管工作，确保税收足额入库；要积极理顺关系，争取上级的资金支持；要努力兴办和培育一批效益好、税收大的企业，培植税源，确保财税收入快速均衡增长。

（三）抓工业园区建设和配套，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工业园区是工业经济发展的载体和平台，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抓紧抓好。在如何推进园区建设上，下来我们要抓住几个环节：一是把握开发重点。各镇场、街道办事处在继续抓好现有园区配套完善的同时，下来要把精力和重点放在市高新区工业园的规划开发和工业园的建设上，特别是针对部分土地转为商住综合用地的实际，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工业园的开发建设。二是创新园区开发方式。采取“大规划、小开发，功能分开，以项目带动开发，滚动发展”的模式以及农民以土地入股、外商独资开发招商的灵活方式，积极筹集建设资金，加快推进园区开发进程。三是重视抓好园区开发的质量和效果。要严把项目质量关，认真评估企业的税收效益，按照3－5年内让企业实现税收的留成部分基本补偿园区开发的让利部分的原则，实现园区开发成本与出让价的基本平衡。要克服“贱卖土地”的思想观念，着力搞好配套建设，尤其是抓好园区水、电、道路各个功能区的配套建设，提高工业园区档次和水平，以一流的环境吸引更多档次高、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入园，促进园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抓商贸旅游开发，提升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从财税收入结构和上划省“四税”的权重来看，第三产业是增加地方财源的重要产业，不仅可以大量增加营业税收入，还可以增加城乡居民就业，扩大个人所得税税基。因此，在抓好工业发展的同时，要注重抓好商旅业的发展。在旅游业的开发上，要在抓好现有的温泉度假村、高尔夫球场等景点开发的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力争引进1－2个企业开发我区旅游景点，进一步提升城区的旅游品位。同时，要根据旅游相关产业发展的势头，认真搞好调研，作好规划，大力发展与旅游“六要素”相关联的行业，进一步壮大旅游经济总量。在商流业的发展上，继续抓好市区商贸设施配套，大力完善和兴建新的商业网点，为商贸流通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积极引进国内外流通集团在我区发展物流、连锁经营、特许经营、加盟经营等现代方式的新型流通业态，带动流通业的优化升级。要创造条件积极发展房地产、信息咨询、中介服务等都市型服务产业，大力发展各类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业，推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五）抓城市改造，推进城市化进程。抓好老城重点项目的改造。南路沿江立面改造工程以及公园二期工程建设等去年延续工程，要积极组织加快建设，对一些已签约的项目，要尽快促使开工；对已经在建的项目，要促其加快进度。要抓紧推进东堤路内侧旧城改造，确保6月份可开始动工拆迁；要抓好人民路旧城改造的规划论证，尽快引资启动开发，进一步扩大老城商业网络，完善中心城市的功能。二是推进城市防洪堤建设，打造环城4公里的黄金岸线，改善城市环境，促进经济的发展。三是推进村改居和城中村改造工作，形成规划一致、环境优美、功能完善的社区。

（六）拓宽渠道，促进农民增收。今年，我们将采取五条措施，确保农民实现增收：一是继续调整农业结构。按照服务城市的要求，积极发展和扩大城市型商品农业，重点发展市民大量需求的禽畜、水果、蔬菜、花卉等种养业；努力扩大商品基地规模，抓好埔前省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的建设，力争今年示范区面积发展到3000亩；继续推广“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抓好镇养猪联营服务公司和温氏、三友等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商品农业集约化程度，促进农民增收。二是发展镇村工业。重点发展资源型、农产品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鼓励引导更多的农民进厂务工。三是抓好劳务输出。今年计划组织2000人以上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发达地区务工，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四是抓好农民工的培训。采取区、镇街道、企业三级联动的形式，抓紧启动农民工培训工程，今年要完成2000名培训任务，以提高农民劳动技能，增加农民的择业机会。

经济分析范文篇7

一、经济分析的必要性

研究方法是学科水平的标志。巴甫洛夫认为，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某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①。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可能会招致两方面的诘难：一是认为这种“不伦不类”会混淆学科之间的界限，甚至会造成某种“领地”的混乱。我以为，经济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虽来自经济学，但是，它能够较好地将法学的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连接起来，从而达到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何况，学科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给学术领域划分界限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我们小社区牢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它昨日可能曾是一块格格不入的飞地，而明日它也许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我们分离，企图划定自己的界限了”②。另一种诘难也许来自那些崇尚正义价值的法学家。他们认为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将导致对法的正义价值的削弱。笔者认为将正义与效率对立起来的观念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任何法都包含着正义和效率，只不过这种正义和效率都是有限度的。经济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把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解析法律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德斯鸠研究了法的精神和古罗马民族兴衰的原因，揭示了法律现象的经济逻辑：“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①。德国著名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体现。他认为法律的存在同民族的存在和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法律就已经具有了某个民族所固有的特征……它们不过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某个民族所独有的才能和取向，它们只是特定属性的表象。②历史法学派代表英国的梅因教授运用历史的、对比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法律的发展史。他对雅利安的民族的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民族法律制度中的诸多经济因子：财产、契约、遗嘱，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范畴：所有权、债、和继承权，从而形成了一系列贯穿着这些特定民族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法律范畴：财产——所有权，契约——债，遗嘱——继承权③。功利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边沁的思想大概是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最早萌芽。边沁认为：人类的规律就是“避苦求乐”，正是它支配着人的行为，是人生的目的。无论是从人性还是从自然出发来看，减轻痛苦并增加快乐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善良的，在政治上是优越的，在法律上是有权利的（正义的④）。在他看来，增进人类幸福的办法，应从立法开始。在论述法律的经济逻辑时，边沁认为，财产和法律是同生共死的，法律产生以前是没有财产的，而一旦消灭了法律，财产也不会存在⑤。边沁的法律思想，直接被后世的学者所继承。

以上法学家对法律这一现象的研究均以某一特定民族作为对象。孟德斯鸠重点研究了罗马民族的兴衰，萨维尼的重点在德意志民族，梅因则全面考察雅利安民族的各个支系，边沁则以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及俄罗斯民族为嚆矢。他们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研究特定民族主体法律的经济因素和民族因子。不管他们的研究结论如何，都是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历史开创者。

真正开创民族经济法律经济分析先河的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亚当．斯密首次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法律领域，以此来研究自然法学的经济理性。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不仅分析了法律这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且以资本主义为例，剖析了其经济基础的全貌并将古典经济分析所遗漏的相关法律因素如产权⑥、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统统包括进去，进而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本质在于便于资产阶级攫取最高额利润，三权分立的本质在于

便于各种资本家分享平均资本收益，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是资本阶级私有财产权的体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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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页。

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参见[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章中有关民事法律思想的表述。

笔者注：法律上的权利是该法所持的正义的体现，当然是有限度的，是相对的。

参见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页。

在《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被译为“财产权”。

结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与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边沁等人一样，考察的是欧洲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法律制度，他们在批判地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理论，使得每一种理论都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了制度经济学派，他们对本国民族经济法律的分析更趋于系统化。其代表人物凡勃伦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经济学体系，重点强调对古典经济学重市场轻制度的批判和修正，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主张从制度上修正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律结构。该学派的其他人物如康芒斯和米契尔还强调从法律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特定国家和民族法律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强调法律对经济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涌现以及全世界的企业兼并浪潮，各国为发展本国本民族经济大量立法，1973年，美国波斯纳教授出版了《法律的经济分析》①一书，将经济分析的视角由经济领域扩大到非经济领域，完成了经济学对法学的全面渗透。就像经济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一样，法律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同样，法律、民族、经济是民族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各学科的相互渗透与接纳以及研究方法的借鉴反映了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的复杂关系以及边缘学科产生的必要性，民族经济法学正是克服学术界“占山为王”现象的基本学术力量。

诚然，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学者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不尽相同。尤其在考证源流时，这种差异往往成为障碍。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此民族”与“彼民族”的共性体现出应有的学术价值，使得理论的借鉴、移植和修正有了立足点、方向和归宿。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终解体，中国的法制也由此开始了极其艰难的近现代化进程。中国法学研究作为中国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内容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因此，把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我国民族经济法学研究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逻辑一致性。这里所讲的逻辑一致性是指民族、经济与法律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1、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形式之中。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波斯人的书札》、《罗马兴衰原因论》和《法的精神》中，应用了许多民族学的材料。他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世界各民族间的一切现象，虽说千差万别，十分别致，但全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全有规律可循②。这种把民族现象归为一种自然与历史过程的观点，充分展示了民族的社会历史属性。马克思、恩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英国工人的状况》《论波兰》及《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他们论证了资产阶级民族是工业发达基础上，打破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之后形成的，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④，这种关系就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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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中译本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参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宋蜀华﹑白振声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1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社会经济结构。之后，马克思创立了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并把社会形态研究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密切联系，甚至认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①。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自古至今，世界上民族虽然千差万别，但各民族的发展都是沿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进行的，都是由低级向高级，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前进的；同时，每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不管这个民族认识与否，客观上都处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属于一定的经济形态之中的②。

2、民族经济与民族法律具有逻辑一致性。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形态的研究置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之中考察，提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般关系的原理。据此，我认为，任何民族的生产方式以及该民族所处的国家中的生产方式都制约着有关该民族的法律制度；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产生相关的法权关系，这些法律只是表明和记载了该经济关系的要求，并与该民族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以该民族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并对该经济关系有反作用。由于马克思是从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和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两个方面来论证经济与法的关系原理，于是，在理论界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了重经济建设轻法制建设的不平衡倾向。建国以来，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忽视了经济建设，带来了新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滞缓之后果，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轻视法制建设，使得经济建设受到影响。为了克服这种不平衡性，理论界做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有学者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矛盾的运动，相互决定的关系。不同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具有阶段性，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体现于各个阶段之中。这种关系也近似体现了经济与法的关系③。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法律既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经济关系，也不是仅从经济关系的外部对经济运行产生作用，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对经济运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然，我们传统理论认为的“经济决定法律”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看来截然相反，如果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看，既重视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也重视法律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抛开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它说明了思想史上对法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外部到内部、由个别到一般的理论深化过程，这符合认识论的逻辑规律。”④这也是我们提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逻辑一致性的基本理论依据，这种逻辑一致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⑴、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民族经济法律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实质性。由于物质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法权关系）极其附属的法律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所以，每一时代每个民族法律的基本使命必须与同时代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相一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法律规范不但在单行的民族经济法规中存在，而且也体现在刑法、民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基本经济法律甚至宪法当中。宪法明确规定保护、鼓励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民族区域自治法从第25条至底35条都

是关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法律规定。其它基本法律具有相应规定。在全社会倡导“西部大开发”，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今天，必须将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演变为法律逻辑，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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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87页

胡泰来《经济与法之学——经济法学科内涵另释》载《政法论丛》1999年第5期第22页。

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族经济法治贯穿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并与民族经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环节相适应。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长期受封建专制影响、目前仍奉行“政策主导”的国度，强调民族经济法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相一致、与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与国家的民族经济政策相一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这也是我国当前物质生产方式制约性的必然要求。

⑵、从新制度经济学“法律决定论”的角度看，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的应然性。这种应然性是指，民族经济法的不同层次的立法者的立法行为应当在符合《立法法》的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的前提下，只能从同时代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中领悟立法的价值取向，确定法律制度的内容和结构。这些法律规范作为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直接影响着本民族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效益的高低。这就提出了一个民族经济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基本理论层面上，需要一批懂得民族学、经济学和法学的复合型学者对当前民族经济法的实然性进行彻底的反思与修正，使得民族经济法获得“先入为主”的地位，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保驾护航。当前，国内已有学者提出西部大开发应当以法律为主导的观点，在我国这样一个民商法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很不发达的国家，解析法律的经济逻辑对法律学科建设本身来讲意义也非同寻常，更不用说法律对经济运动过程和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民族经济日趋国际化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认可了法律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的角色并加以重视。早在1981年，美国就通过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①。显然，民族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资源，其经济逻辑是不言而喻的。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与民族地区以及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权利义务的选择和效益化设计问题。立法者只有正确地评估法律供求，合理地设计权利义务关系，建立预防冲突和消解矛盾的法律机制，才能保证民族经济法的实现。

由是观之，“经济决定论”反映了它是对民族经济法律经验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民族经济法实然性的问题。而“法律决定论”则反映出它是对经济价值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应然性的问题。二者的结合与相互平衡将标榜一种中立的价值观，使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能够对实际的法律运作和经济发展提供可选择的优化方案，从而印证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两种路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逻辑一致性，也使得对民族经济法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统一的高度。

二、经济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把经济分析的方法从经济领域引入非经济领域尤其是法律领域，在法学研究上具有革命性。而把它引入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虽是笔者的一个尝试，但这种可能性是显然的。对于可能性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来增强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能力。民族经济法的下述特点将构成其经济分析可能性的基础。

（一）民族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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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康兆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不是在创造经济关系，而是翻译和描述经济关系。民族经济法作为适用于经济领域的经济法下属的一个独立的次级法律部门，有着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具体地讲包括：民族地区企业的组织管理关系，民族市场管理关系，民族经济宏观调控关系以及民族社会保障关系。以上四种关系归结到一点，是一个关于民族经济管理问题（当然也有民族经济协作关系的因素）。这些关系的显著特点在于经济性，即每一种关系的客体（如人力、资金、政策等）都是一种资源，需要相关管理机制，调控机制和保障机制，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的最高化、成本的最低化、收益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的最佳平衡。实际上，从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情况看，经济法打通了经济学与法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壁垒，经济法的一些基本范畴也分别来自于经济学和法学（如效率与公平最具代表性）。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人们对经济实践和法律实践的等量齐观式的双重关注，经济学实现了向法学的全面渗透，以至于人们形象地认为经济法是“三分法律，七分经济”构成。这正是经济法经济性的显著标志，而民族经济法作为经济法的子系统，其经济性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二）民族经济法两个世界观的统一。

无论是古代自然法学派，先验唯心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派、以及当代西方的社会法学派和法律现实主义派别，基本都涉及到了对法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也就是对法的公平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认识。法史的发展表明，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必将把法律引入死胡同。当代西方法学界基本上把法的价值概括为：自由、安全和平等。自由感鼓励人们去从事那些能够自我发展并促进个人幸福的活动，对安全的追求促使人们寻求公共保护，以抵制他人的非法侵害。对平等的追求则促使人们依据一定的公平标准与一切有悖于公平的行为抗争①。自由、安全与平等不但包含了人身的自由、安全与平等，也包含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产的自由、安全与平等，这恰是公平与经济两种世界观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同样有两种世界观：公平的世界观与经济的世界观。由于我国的民族地区地处边陲，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内地经济上存在一定差距，为了缩小和消除这种差距，落实民族地区的公平发展权，国家通过各层次的民族经济立法体系加强民族经济立法，使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可以说，民族经济法正是担负着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经济平等的责任，这也是民族经济法公平世界观的体现。另一方面，我国多年来倡导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我国的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强调“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才出现了把政策和法律作为资源优先向东部和沿海地区配置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导致了东、西部经济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是基于西部地区也需要发展经济这样一个客观要求。而从法制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正是从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使民族法律和政策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给民族地区，以弥补以往的配置失衡缺陷，达到法律配置的公平，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经济法的公平世界观和经济世界观是统一的。因此，用效益原理即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的规律来反思和重构我国的民族经济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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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05—108页。

（三）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稀缺性。

我国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稀缺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没有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是调整民族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它应当对民族经济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诸如民族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民族经济法律关系，民族经济法律责任等。当然，有的学者认为，从全国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角度上看，国家很难对全国的经济问题制定一个经济法典，同样也很难制定一个民族经济法典①。在笔者看来，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有困难的原因在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诚然在法制上不能搞“一刀切“。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制定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成为需要。当前，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法制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因素。为此，法学界要求制定《西部开发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有一些理论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完全可以作为制定民族经济法典的借鉴和原材料。第二、我国的民族经济法规范过于笼统、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有些法律条文孤立无援，无法形成严密的法律规范。宪法序言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民族共同繁荣”。第4条规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个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第122条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5条至第35条基本上也是相关的一些笼统性规定。如第2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规定在其它基本法中也很多。我们知道，民族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是由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构成的。法律规范有其特定的逻辑结构：假定、处理和制裁。假定是把规范同实际状况联系起来的部分，它指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规定生效；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指权利义务的安排；制裁是指对违反这一规则所采取的国家强制措施。上述法律规定不但从条文本身来讲不构成法律规范，而且在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也找不到其缺失的要件。由此看来，从部门法意义上考察民族经济法，它的供应是相对稀少的。第三、从民族经济法效力等级上看，我国的民族经济法的效力较低。这主要是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关系相对简单，国家在制定统一的基本经济法律时，往往赋予民族地区一定的变通适用权，或由民族地区另外立法，制定实施细则。这种委任立法是一种从实际出发的务实做法，但却导致了民族经济法的低效力等级低以及地方立法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等法制混乱现象的泛滥。

由此看来，在我国，民族经济法的供给相对于丰富多彩的民族经济关系来讲，具有稀缺性。为了实现对这种法律资源有效、合理、高效的配置，经济分析是一个基本的方法。

三、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成本效益分析法。民族经济法是一种稀缺性的法律资源，它以调整民族经济关系为己任并且带有强烈的经济性。在民族经济实践中，不但存在着资本市场、人力市场和技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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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宗金：《民族法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而且存在着作为民族经济发展内在变量的民族经济法的市场——民族经济法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民族经济组织及其它单位）都作为自身利益的最忠实代表选择使用相关的民族经济法律，并尽可能地选择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交易路径。因此，成本——效益分析法成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由于效益总是由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的，因而成本——效益分析法将不可避免地分解为成本——收益分析法和成本——效果分析法。前者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方法，通过对净收益的计算来进行分析。即净收益等于总收益减去总成本。该收益并非民族经济法实际的生产所得，但是，它预防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将失衡的经济关系恢复原位，实现了民族经济关系中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双向平衡。诚然，对民族经济法律效益的评价除了净收益的分析之外，还应当考虑机会成本的大小。民族经济法的选择性规范的存在以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主体超越法律界限的选择表明在不可兼得的条件制约下，选择任何一种行为都意味着不可能选择另一行为，亦即以另一行为作为机会成本的，所以主体往往选择直观看来效益最大的行为以求得利益的获取。成本——效果分析法因其不可量化显得难以操作，因此并未作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主要方法。但是，非经济效益不但可以在经济效益上反映出来，而且还有诸多的现实表现。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而使得民族地区经济滑坡，那势必会引起民族地区秩序、安全、公平等价值的扭曲，这当然是一种反面效果，应当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的某一个环节上找出原因，解决问题。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使得民族地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那么它的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都得到体现。如果经济发展了，却带来了社会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破坏，那就说明机会成本太大或者民族经济法制不健全，需要进行彻底的反省。

（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法学史上，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经常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立。规范主义总是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作为出发点，对法律行为的选择作出伦理判断，并力图通过这种价值来矫正法律行为，使之与法律的目标相一致。实证主义则不然，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态度，反对任何先验的思辨，并力图将其自身限定在经验材料的范围内，从而把学术研究的对象限定在“给定事实”的范围之内，这实际是把价值排除在法学研究之外，把法学的任务局限在分析和剖析实在的法律制度的范围之中。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脱胎于法学、经济学的母体，民族经济法学首先应当确立一定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实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社会的全面公正，这就耦合了法学的规范主义方法。同时，由于这种价值的核心是经济的世界观和公平的世界观的结合，它也和经济学的要求相一致。这样，规范分析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由于民族经济法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血缘”关系，民族学强调的田野调查方法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然要继承这种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具体地讲，应当通过对民族经济法律问题基本事实和现象的再现和描述，揭示民族经济法律运行过程中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实然面貌，并对影响它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和综合，以说明民族经济法律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如果说规范主义为民族经济法设立了价值目标，实证主义则通过实然性研究以便更好地实现民族经济法的应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须抛弃传统法学“即此非彼”式的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为民族经济法方法论开辟一片希望的田野。

经济分析范文篇8

一、生产费用

中国传统农业固然是以人力为主，但并非纯粹劳动密集型生产。清代农学家已注意到耕作成本，章谦在《备荒通论》中说：“一亩之田……籽种有费，雇募有费，牛力有费，约而计之，率需千钱。”顾炎武说，苏南“类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1]。

清苑农村调查资料表明，农作物生产费用包括雇工费、耕畜费、种籽费、肥料费、农具费、农舍费等项。雇工费指雇工的工资，犒赏及衣物等杂项还不包括在内。耕畜费包括耕畜资本息（以耕畜总价值的年利8%折算）和饲养费。种籽费包括自有的与购买的两项费用。肥料费仅就购买的部分而言，实际上自制的土肥占多数。农具费包括折旧费（依农具价值的8%折旧率计算）与修理费两项。农舍费包括修缮和部分租金等。根据上述统计范围，1930年清苑农民家庭农场平均每亩生产费用如下表：

1930年清苑平均每亩生产费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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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杂志》第7卷第2期，1936。

从上表可见，中农平均每亩生产费用1.98元。当时清苑1亩地粮食收获价值为8.1元，所以生产成本大约相当于其产值的1/4。在农户实际支出的每亩生产费1.98元中，种籽费用最高，占30%；雇工费次之，占29%；再次为肥料费、农具费等。较富裕农户的生产支出中，雇工的费用大些，开销占第一位，但种籽费仍居第二位，而且其他方面的投入同样不足。投入产出之比与清代农业相去不远，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与经营仍然处于比较传统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方式中，没有多少变化。

按照上述清苑每亩生产成本1.98元的数据，又知中农粮食种植面积为18.68亩，那么一个中等农户粮食的生产成本即为36.99元。按户计算，还须加上棉田生产费用的支出。30年代“满铁”在冀东的一项调查表明，棉田生产费用支出比较高，肥料、雇工费等大约每亩支出6.3元[2]。上面曾推算中农的植棉面积为1.32亩，那么棉田费用支出即为8.32元。粮、棉田合计，一个中等农户的农作物生产费用支出为36.99+8.32=45.31元。按此计算，生产费用相当于农作物（包括棉花）总收入（167.31元）的27.08%。

张培刚利用1930年的清苑调查资料，也做了一项以农户为单位（不是以每亩为单位）的生产性支出统计。生产费也是包括雇工费、耕畜费、种籽费等若干项，每农户田场支出多少，随田场经营规模大小而不同。他以500家农户取样为例，在田场的各项支出中，仍然是种籽费和雇工费所占比例最高，与前面平均每亩生产费用的比例及其特点，几乎完全一致；如果按照平均每家生产性支出的统计，并以中农为样本户，每年生产费用为50.26元[3]。巧得很，此数据与笔者按单项数据所作的中等农户生产支出的估算（即45.31元）非常接近。

上述生产成本，都未计入家庭自身劳动力的投入，清苑调查也没有做这方面的专门统计。不过，根据调查资料中提供的有关数据，可以试着进行一下这方面的间接推算，以期得出一个基本概念。1930年清苑11村共有耕地41514.36亩。而当年参加农田劳动的长住人数共3524人（常住劳动力6979人，参加农田劳动的人数占其50.4%）。参加农田耕作的劳动者可能有临时外来的雇工，同时也可能有临时外出打工的本村人，如果假定打工者流出与流入的数量相当，那么可以认为11村田间耕作者的总人数不变。农业劳作有季节性闲置，一般每个劳动者实际上全年平均131.9个劳动日[4]，以不变劳动日利用率计，3524个常住农田劳动力可折合464815.6个劳动日，或者说同等数量的人工数。这些人工数分布在耕地总面积后，平均每亩投入的人工数为11.20个。据估算，清苑三四十年代的复种指数已达126%，即11村的实际播种面积为52308.09亩。按播种面积计算，平均每播亩投入的人工数为8.89个。如果将投入的所有劳动力皆折为货币（包括自家劳动力的投入），生产成本则是其产值的68.40%。

卜凯统计，华北三省农民平均每亩农作物产值为9.59950元，每亩的经营费用（种籽、肥料、牲畜、人工）约占每亩产值的80%以上，以80%计，每亩生产费为7.6760元[5]。

韩德章统计，深泽县梨元村28个田场，平均每个田场每作物亩农业之收入为11.657元，各项费用为10.248元，占每亩农作物收入的87.91%[6]。

二、农民实际负担

租税等赋役负担是农民家庭的另一支出，而且是一项最为不稳定的支出。

先说地租负担。租入耕地者绝大部分是下层贫苦农民，也有一部分中农，为了生活不得不在苛刻的条件下租入土地。租佃前，一般是租佃双方先订立契约，说明所租耕地位置、亩数、租额及地租交纳的办法。如佃户经济条件尚好，也有不订契约，只有口头协议便租种土地的。订约一般在白露前后，租期大多为一年，长期租佃的很少，这样有利于佃主收回土地或抬高租金。地租形式以定租为多，分成租很少。分成租中，如佃主提供牲畜、种子、肥料等，则依提供数量的多少而有主6佃4、主7佃3或主8佃2的分别。在通常实行的定额租中，地租的主要形式还是实物地租。但到1930-1936年间，货币地租占有主导地位，实物地租逐渐减少。1936年后，由于币值暴跌，物价不稳，实物地租又重新流行起来。

货币地租的数量在清苑1930-1936年间，多为3～5元，地租大约占收获量的一半。上缴政府的田赋等一般由佃主担负，1937年后因捐税更加繁重，所以有时佃户还要承担一部分田赋或杂税。关于地租额，当时河北省普遍采取对分制，一部分县按主6佃4比例分配产品，如赵县、大兴、宛平、苏县等。从全国情况看，各地地租额或轻或重不等，对分制仍是比较普遍采用的主佃分成比例。对30年代15省60县的地租率进行的一项统计表明，每亩地租额占产量一半以上者共34县，占统计总数的56.6%[7]，可见30年代各省的地租还是比较重的。而且，主佃之间仍然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佃户年年要给地主送鸡鸭、水果等贡品，义务当马夫、车夫，地主家遇有婚丧等事，佃户须前往帮忙等。

不过，从清苑的总体情况看，20世纪上半叶租佃土地的情况已远远不占主要成分。1930年出租的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3.05%，租入耕地的农户仅占总农户的9.06%，1930年后，不仅未增加，还有减少的趋向。

由于清苑自耕农经济占绝对主体，所以农民的主要负担是政府的田赋、附加税和其他行政或驻军的临时征收。清苑农民家庭的负担有：田税、地亩捐、验契费、公债摊派费、军事特捐及其他各种杂捐等。在这些捐税负担中，以田税、地亩捐最为普遍，凡耕田者皆要交纳，而清苑农户大多数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所以交田税和田捐者达90%以上。其次为军事特捐，交纳农户大约占一半。至于公债摊派额及其他有关杂捐，交纳的农户是少数，大约不到1/10。

田赋是农民负担的主项，田赋的数额，据清苑11村农户统计，平均每家担负6.08元；其中中农家庭负担7.77元。中农1930年户均耕地为22亩，平均一亩负担0.3532元。这个数据在华北地区有多大普遍性？

据卜凯《中国土地利用》记载：每公顷普通田地农民向县政府所纳之税额，1932年华北地区为4.15元，合每亩0.2767元[5](445)，显然低于清苑的田赋。近年从翰香先生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则比卜凯估算的还要低。该著统计，1932年，河北省田赋及附加税额征数为1218.4388万元，山东省为2559.77万元，河南省为2193.837万元，共计5972.0458万元。而三省额征地亩为26470.7769万亩，故华北三省平均每亩田赋额应为0.2256元。该著又说，且此数也不能代表华北三省农民的平均赋役负担，因三省额征地亩数与实际地亩数相去甚远。河北省额征地亩数为8647.0279万亩，而实际地亩数为10343.2万亩；山东省额征地亩数为10074.4515万亩，而实际地亩数为11066.2万亩；河南省额征地亩数为7749.2975万亩，而实际地亩数为11298.1万亩，如以三省田赋及附加税额征数与三省实际亩数32707.5万亩相平均，则三省平均每亩实际赋役负担为0.1826元[8]。

按照政府当年征收入库的赋税额，反推回去计算每亩耕地的负担，结果比卜凯调查的数据低不少，比清苑11村的统计数据更是相去甚远，低48.30%。该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其一，各地区的赋役负担是不平衡的，不能排除清苑或卜凯统计地区农民负担高于华北三省平均量的可能。赋役偏重的情况，各省皆有，如河南汜水县即每亩正附税合计竟有三四元之多，但衡之全省，则为罕见，不足为论。清苑有可能高一些，可似乎谈不上赋役偏重的个例。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充分考虑贪污腐败的黑洞因素对赋税差额的影响。从一县、一省或从数省范围内，经过层层机关最后征收上来的赋税额，与每家每户农民实际交纳的赋税之间，肯定有一个或多或少的落差。在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的国民党政府时期，各级官吏瞒产漏报、巧立名目、层层克扣、中饱私囊的情况，决非偶尔有之，因之而使农民的实际负担量比之应当征收的赋税（也就是实际入国库的赋税）增长一二成、二三成甚或更多，都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大概是华北三省估算的每亩地负担低于卜凯的统计、也低于清苑统计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用挨家挨户调查的方法计量而成的11村农民负担量，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尤其在强调和重视农民的实际负担，即进行农户赋役实际支出量统计的时候，当年入户调查的原始记录的价值更不容忽视。由于赋税征收中的这种弹性而增加农民实际负担问题，在苛捐杂税的征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除所谓正赋即田赋外，清苑还有验契费、公债摊派额、军事特捐、其他杂捐等四项临时性附加负担，大约平均每家负担1.24元。再加田地捐税，平均每户共负担7.32元。负担的轻重基本与各类农户的承受能力相合，中农户居中，为9.71元。

农民负担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由清末传统的田亩赋役制向现代税收制转化而法治又极其不健全的情况下，矛盾和冲突变得更加突出。人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

从全国来看，民国田赋总量较清代为重。大约从1909年（宣统元年）开始，田赋附加税逐渐增加，而至民国时期增长尤快，到1927年达到了一个高峰。1909年，附加税约占正税的1/12；民国初年曾把附加税限制在30%以内；其后，该限制一再被突破，1927年不得不作出田赋附加税不得超过正税的规定。以后各省的附加税纷纷接近正税，甚至超出了这一限制。30年代，河北、山东等华北各省的附加税与正税基本相当。当时，国民政府也颁布了一些限制附加税增加的措施，并且重申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中关于“田赋正税附捐之总额不得超过现时地价百分之一”的规定。在政府有关文件中也经常提到这个标准。但在实际的田赋征收中，不少地区的田赋早已超过地价的1%。根据原中央农业试验所在1936年的调查，包括河北省在内关内各省田赋平均比正常标准高二倍以上。国民政府的这一规定，本意是对田赋的附加税进行限制，可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地价并不固定，其随丰年歉年及农产品价格而浮动，不能正确反映田赋及附加税的轻重程度。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地方政府或军队向老百姓预征和借垫田赋的情况，这可视为变相增收田赋的一种形式。1929年，清苑就被当地军阀预征了一年的田赋[9]。四川军阀普遍预征田赋，最贪婪的是28军，在其防区内一年征收了59年的田赋！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向管区居民借垫田赋。民国24年（1935年）9月4日，《天津大公报》报道：“（通县）县政府奉财厅令，挪借田赋一万六千元解省，以应急需。当于昨日召开县政会议，讨论办法。议决：由县印刷一元、二元两种田赋借券抵借，并依例按着商二成、民八成摊筹，债券于夏忙完粮时代银通用。”同时，其他苛捐杂税的种类和数量也有扩大的趋势。

一种观点认为，即使田赋及各种捐税确有上升，但就规定的绝对量而言，包括冀中及华北等大部分地区在内，农民的赋役负担并非过量，或者说并非畸重得难以忍受。当时，许多研究赋役的著述都指出过这一点。关于与清苑比邻的定县农民的田赋量，冯华德、李陵就曾指出：“定县人民的田赋负担，一般看来，并不为繁重”，“就把现行税率再提高一倍，以图增加收入，也不为过分。”[10]再如朱其华的《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也提到：“河南省田赋正附税捐统计，不过二千万元，比量民力，非为过重。”[11]一方面，人们在抱怨负担愈来愈重，“其重将何以堪”，另一方面有人似乎又不无根据地主张增加税收。答案好像还要回到刚才的话题。

问题是，在一个非法治化的国家里，制度、法令及各种规定与实际上的操作及其结果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相当的距离。农民的赋役负担极其不稳定，在一些地区、一些年代里，这种落差可能不明显，因而农民还能承受得了；而在另一些地区、另一些年代农民的负担就有可能变得相当沉重而无法忍受。影响农民赋役负担稳定性的因素很多，在20世纪前半叶最为突出的是附加税的增加，兵差的摊派和货币价格的涨落。

以上种种，仅在说明中国农村赋役制度特别是农民的实际负担是相当不稳定的，在实际中也是难以统计的，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然而笔者不能杜撰数字，也不能援引其他旁证代替之。这种不可选择性是微观研究中的无奈，也许它是偏谬的，也许它避免了更大的偏谬。无论如何，按照微观历史研究的法则，在没有获得更充分的证据之前，仍须尊重和依照1930年的原始统计，并据此继续进行农民家庭的收支核算。当年11村农户的平均赋役量是7.32元，这里仍取中农平均每户的赋役负担量，即9.71元。

三、农民家庭的剩余及余论

在对农民家庭的剩余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先计算一下农民家庭经济的总收入。这里所说的总收入系生产性收入，不外乎农作物生产和工副业生产的收入，前者包括粮食和经济作物（主要是棉花）；后者包括家畜饲养、家庭织布、食品作坊、贩卖和充作工匠以及苇编、猪毛加工等手工业，还有打工的工资收入等几项。以中等农户为例，每年共收入228.97元。农民家庭的总支出包括生产费用支出、农民赋役支出和生活消费支出三项。从上文得知，按中等农户的标准计算，粮田、棉田的生产成本分别为36.99元和8.32元，共计45.31元。农民的实际负担量问题也是在本文讨论过的，除地亩捐等正税外，还包括军事捐等各种附加税，仍以中农为样本户，按照当年的统计一年大约支出9.71元，再加以生产成本两项总计55.02元。另从下表得知，以中等农户计，生活消费每年共支出194.75元。下面，综合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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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的数据难免存在误差，但它总体上还是给人以大体不差的比例关系：从支出部分看，生活消费占去78%，而饮食部分又占去生活消费支出的80.62%，因此，其恩格尔系数为绝对贫困型。饮食支出占总收入之比则是68.70%，“糊口农业”的经济特征在这里可以得到充分的量化证明。近10%负储蓄率与这样的收入消费结构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一种绝对贫困型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农民家庭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为继，更谈不上持续的剩余和积累，以及普遍地投入和扩大再生产。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清苑负债户占村民总数的60%以上，以及为什么高利贷经济那么活跃。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笔者称冀中农业的商品化有一定的虚假成分，因饥饿、负债而被迫走向市场与普遍富裕、追求利润而走向市场，自然不能期许二者产生相同的结果。英国农村商品率达到一定比值的时候，其流通结构、生产结构和阶级结构都相应发生极其深刻且不可逆转的变化；而清苑农产品商品率接近60%，但对乡村传统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冲击远没有英国那么显著，其直接原因不能不归结为农民的普遍贫困化。显然，冀中是糊口农业，甚至是不能糊口的农业。

如按照计算企业经费的方法，将包括自家人在内的所有劳动力投入都计入成本，其结果则是更大面积和更大份额的亏损。

清苑中等水平的农户是这样的，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的农民大致又是什么状况呢？整个中国北方地区都是这样，农民以小农最多，每至春夏之交，皆感有青黄不接之苦，衣食尚感不足，春季纳粮，如非富农，未有不感困难者。以每亩之收获量而论，除去人工种子肥料等之种种费用外，实余者寥寥，或辄有不足之虞。据马扎亚尔的统计：华北“棉花每亩生产费用，平均为8.72元，每亩收入，平均为13.84元（棉13.46元，芝麻、黄豆等副产物0.38元），故每亩纯利为5.11元；稻子每亩生产费用为8.48元，收入为6.08元，亏损2.40元，晚稻纯利为0.75元，稷黍纯利为1.68元；高粱净亏2.57元；玉米净亏0.33元；菜蔬净亏0.40元”[12]。

1926-1929年，李景汉对北平西郊和河北省定县农村进行了3次调查，共调查了198户农家。1922-1924年，卜凯等人对河北、山西、河南、安徽等六省进行了13次调查，共调查了2370户农家。他们调查的结果是：在这总共2568户农民家庭中，亏损户占60%以上[13]。

显然，粮食生产率始终没有走出低水平徘徊格局。从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出率上看，近代以来，因战乱等种种原因呈下降的趋势，直到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以前才恢复到清代最高水平，何况冀中的亩产量还低于华北及全国的平均水平。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村市场的发展规模和质量。即使这一时期外部市场条件的改善给农民带来一些生计，甚至小小的繁荣，但总的看颇为有限，颇为不充分，而且还有一部分虚假成分，不足以改变个体农民世世代代积贫积弱的状态。前面关于清苑一般农户每年生产储蓄率的计算以及其他地区相关情况的列举，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农民个体财产与财富的积累极其薄弱，在正常年景下都不能收支相抵，稍有三长两短，就难以度日。商品生产说到底是产品剩余的产物，近代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尤其如此。显然，众多农户的普遍贫困是农村市场，大概也是全国市场发展的瓶颈。

直至20世纪中叶，中国没有像工业化以前的英国农村那样，个体农民从物质到精神曾普遍经历了相当一段较为宽松、较为充分发展的时期。在那样的环境下生产者个人财产和财富普遍与持续的积累，社会地位、个人权利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由于没有这样一个前提，所以中国农村既没有普遍出现面向市场、追求利润的经营型农业，也没有产生一批像英国约曼那样的富裕农民阶层，成为现代农业的发起人。即使乡村中一小部分人手里聚积起了一批货币，由于缺乏一系列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那些货币也难以转化为创造利润的资本。

冀中上等农户的状况究竟如何呢？

清苑11村的统计资料表明，富农中也有负债户，但毕竟是少数，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有相当比例的剩余，逐年有了一定的积累。个别人丁兴旺的富农户，想方设法增加土地耕作面积，甚至租进土地经营，使用雇工，也有一定的土地投入，出现了扩大再生产的趋势。

对于自耕以外的土地，是出租出去还是雇工经营，人们往往选择后者，他们认为雇工经营比土地出租更有利。人们倾向于选择雇工经济，表明已开始形成比19世纪及其以前更有利于雇佣经济发展的社会条件，而19世纪仍然把出租土地认作地产经营最佳的、也是惟一的选择[14]。不过，大概正是由于那样的社会条件发育还不够充分、不够成熟，当然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政治与经济缘由，所以从整体上看农业雇佣经济发展的规模和质量是颇为有限的。清苑农村没有出现一批面向市场、有实力、有地位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同时也没有形成一大批独立的、自由的雇工队伍。也就是说，20世纪上半叶清苑农村没有形成近代有效率有规模的生产组织，当然农村财力与人力的主体也没有向其集中；恰恰相反，就主要的资金流向而言，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储存方式中，而集中起来的货币依旧与高利贷结有不解之缘。

一部分富农和地主，尤其是拥有百亩以上田权并兼有比较活跃工副业和商业收入的大户，已经聚集起一定数量的货币。其中一部分成为农村借贷经济的来源，更大部分资金则在地主和富农手里存储起来。值得深思的是，上等农户手中的这些货币并没有转化为开发现代化农业的资本，而是进入了“沉淀状态”——埋入地下。这些资金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投入，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农业投入的风险成本过高是没有这样做或者说没有普遍这样做的原因之一。一场干旱就会使肥料失去作用，一场战乱会使所有投入化为灰烬，更无完善的法律体系保证投入者切实获得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愿意在生产要素上投入大本钱。

把剩余的资金埋藏起来，只会加深和延长经济的停滞，使急需得到发展的农村和农业不能利用仅有的一点资金。许多急待开发的农业和工副业生产因缺少资金而不能进行，甚至为得到一头牛、一张犁都可能意味着农民全家不得不饿上一年肚皮。生产性资金几近枯竭，一般小农的简单生产都常常难以为继，普遍扩大再生产的前景更是渺茫；同时，剩余资金“沉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得不大批闲置。

这样，在20世纪中叶，冀中农村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在国内外市场诱导下，各级交易市场逐渐扩大，自然经济的平衡性进一步破坏，同时化肥良种等新的生产要素初露头角；另一方面，由于战乱与社会动荡，政府低能腐败，缺乏基本的法律制度等一系列社会经济条件，使大部分农业生产者入不敷出，负债挣扎，少部分上层村民稍有剩余，而资金又远离市场，陷于停滞；劳力浪费、技术陈旧、生产凋敞，广大农民仍然在传统经济社会中徘徊。

【参考文献】

[1]备荒通论·上．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九；顾炎武．日知录卷十．

[2]满铁北支事务局调查部．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丰润县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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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52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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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中国研究书店，1936.250.

经济分析范文篇9

一、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涵义

实体经济是指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销售、及提供相关服务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农业、能源、交通运输、邮电、建筑等物质生产活动，也包括了商业、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

虚拟经济是指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资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动。虚拟资本是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包括银行信贷信用如期票和汇票、有价证券如股票和债券、产权、物权及各种金融衍生品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活动占总经济活动的比例也越来越大，金融深化的程度日益提高，其结果是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大量创新。由于证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中存在大量的投机活动，金融市场的交易额和金融活动本身的产值迅速增长，形成规模不断扩张的虚拟经济。

泡沫经济是指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致的股票和房地产等长期资产价格迅速的膨胀，是虚拟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实体经济增长速度所形成的整个经济虚假繁荣的现象。其形成过程为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价格上涨的预期吸引了大量新的买主，这些新买主一般只是想通过投机获取价差、牟取利润，而对所买卖的资产的实际使用价值或盈利能力不感兴趣；由于新买主的不断介入，价格节节攀升，形成泡沫经济现象；一旦价格上涨的预期发生逆转，价格暴跌，泡沫破裂，便引发金融危机并导致整个经济衰退。历史上著名的泡沫经济案例有1636年发生的荷兰郁金香泡沫、1791――1720年发生的巴黎密西西比泡沫、在伦敦发生的南海泡沫等，近年来发生的典型的泡沫经济案例拉美地区的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等。

在讨论泡沫经济时应严格区分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泡沫经济并不等于经济泡沫。经济泡沫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不均衡现象，具体表现为上下起伏的经济周期。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市场机制会对经济泡沫起制衡作用，无论速度快慢，最终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总会出现一个均衡点，突出表现为价格上升，需求将下降。但市场机制对泡沫经济则无能为力，因为泡沫经济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均衡点，突出表现为价格上升，需求随之上升，市场充溢着买涨不买落的投机气氛，泡沫经济运行不遵循市场的基本运行原则，是市场失灵的特殊典型。1846――1847年英国铁路狂热，1919――1920年伦敦和纽约股票和商品价格暴涨暴跌，1920――1923年德国物价剧烈波动，1982年黄金价格从每盎司850美元跌至350美元等，均是比较典型的经济泡沫的案例。

二、虚拟经济的特征

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随着虚拟经济迅速发展，其规模已超过实体经济，成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的经济范畴。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等四个方面。

1、高度流动性。实体经济活动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即使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其从生产到实现需求均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但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的持有与交易活动，只是价值符号的转移，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其流动性很高；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股票、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无纸化、电子化，其交易过程在瞬间即刻完成。正是虚拟经济的高度流动性，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效率，使其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不稳定性。虚拟经济相对实体经济而言，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这是由由虚拟经济自身所决定的，虚拟经济自身具有的虚拟性，使得各种虚拟资本在市场买卖过程中，价格的决定并非象实体经济价格决定过程一样遵循价值规律，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虚拟资本持有者和参与交易者对未来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的主观预期，而这种主观预期又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前景、政治及周边环境等许多非经济因素，增加了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

3、高风险性。由于影响虚拟资本价格的因素众多，这些因素自身变化频繁、无常，不遵循一定之规，且随着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交易规模和交易品种不断扩大，使虚拟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变得更为复杂和难以驾驽，非专业人士受专业知识、信息采集、信息分析能力、资金、时间精力等多方面限制，虚拟资本投资成为一项风险较高的投资领域，尤其是随着各种风险投资基金、对冲基金等大量投机性资金的介入，加剧了虚拟经济的高风险性。

4、高投机性。有价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虽然可以作为投资目的，但也离不开投机行为，这是市场流动性的需要所决定的。随着电子技术和网络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巨额资金划转、清算和虚拟资本交易均可在瞬间完成，这为虚拟资本的高度投机创造了技术条件，提供了技术支持。越是在新兴和发展不成熟、不完善、市场监管能力越差，防范和应对高度投机行为的措施、力度越差的市场，虚拟经济越具有更高的投机性，投机性游资也越容易光顾这样的市场，达到通过短期投机，赚取暴利的目的。

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内在联系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经济范畴，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产生源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无论虚拟经济发展多快、规模多大，其根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则虚拟经济将无从谈起，即实体经济是第一性的，虚拟经济是第二性的。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中的货币、资金、电子货币、股票、债券、ABS等金融工具，已经渗透到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快速发展，离不开虚拟经济的支持，落后的虚拟经济会成为快速发展的实体经济的障碍。

但是，我们应看到，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虚拟经济的超前发展，并不能带动实体经济的超速发展，反而会引发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破裂又会引致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以EdwardS.Shaw为代表的众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金融深化而不断增加，因此主张通过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这一主张是片面的。西方发达国家自80年代以来已相继实现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资产总量迅速膨胀，目前均已大幅度超过本国的GDP，但在金融资产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GDP并没有随之快速增长，其增长速度反而有所下降，而且，在欧洲还引发了90年代的货币危机，在日本则产生了严重的泡沫经济现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在80年代中后期推行金融自由化之后，金融深化程度迅速提高、虚拟经济膨胀速度超过发达国家，经济的泡沫化现象日益严重，并引发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这些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对本国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损害，还通过国际贸易、汇率变动以及资本流动等渠道，对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形成区域性或世界性金融危机。

四、虚拟经济的功能及其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影响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不仅可以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而且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套期保值等服务，还为实体经济提供了稳定的经营环境，降低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和因价格或汇率波动引致的不确定性经营风险，使实体经济能够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虚拟经济自身产值的增加本身即促进了GDP的增长，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直接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具体而言，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的配置效率。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实现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发现的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价格，是实现增量资本在实体经济各部门之间优化配置的主要诱导工具。通过发行并交易虚拟资本，使发行主体如企业等能及时并充足地获得发展所需资金，促进优良企业的快速发展，同时获得社会资金的企业有义务提高其经营透明度，由广大虚拟资本投资者予以监督和审查，通过市场的力量，自动调节资金流向，使社会资本流向前景好、发展潜力大、经营效益好、管理规范的行业和企业，使没有前途的企业由于资金匮乏而自生自灭，提高社会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金融市场还为存量资本优化配置提供了有效途径，通过资产重组等产权交易，可以实现存量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再次优化配置，盘活因投资决策失误或市场需求结构转变而闲置的存量资本，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效率。在这一方面，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是美国经济近十年的强劲增长。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与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结构的成功转换有关，但风险资本市场提供的巨大支持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风险资本市场为美国的网络经济等新兴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充足的发展资本，使其在短期内能够迅速发展，并成为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2、有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其一，虚拟经济在促进社会资本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带动了劳动力、技术以及自然资源在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使有限的经济资源流向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实体经济部门，提高整个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其二，股票、债券等证券市场的发展，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为企业的规模扩张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股权置换、控股收购等产权交易方式的创新，为企业低成本规模扩张提供了便利渠道，有助于社会规模经济的发展。其三，制度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源泉。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对社会经济发展最具影响也最具推动力的企业组织形式就是股份制，而股份制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股权的分割、设置和股权交易，这些均是虚拟经济的重要范畴。

3、有助于分散企业经营风险。其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企业制度的创新，使企业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社会化，同时也使企业产权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受益权相对分离，企业所有权的转让与处置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影响弱化，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增强。其二，资产证券化、ABS（资产担保证券）、期权交易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对企业资金安排、投资选择、规避经营风险等具有重要影响，如通过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和外汇掉期业务，可使企业有效规避市场价格波动和汇率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等。其三，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反映了现货市场供求关系的未来转变，有助于企业及时调整经营战略，选择正确的经营方向；股票市场的价格发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也有助于企业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规避投资风险。

4、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张，在增加GDP规模的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虚拟经济日益发挥出对实体经济巨大的促进作用的同时，虚拟经济自身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1980年相比，1996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总额均成倍增长，特别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的增长迅猛，并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1980-1996年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金融资产

1980-1996年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增加值的变化（1995年不变美元）

1980-1996-年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中经网数据处理中心整理。

五、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将储蓄有效地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实现的。但虚拟经济的发展与投机活动始终是共存的，虚拟经济所提供的资本配置的高效率，取决于虚拟资本的高度流动性，而虚拟资本的高度流动性是依靠投机活动实现的；虚拟经济所提供的风险规避功能如套期保值和外汇掉期业务等，风险也是通过投机者分摊的。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所具有的高风险、高收益特点，很容易吸引大批资金滞留于虚拟经济领域进行投机活动，而投机过度会引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并形成泡沫经济。从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及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经验看，泡沫经济的产生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直接结果，但与实体经济也有密切关系。引发泡沫经济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货币政策失误与金融监管不当是产生泡沫经济的体制性因素。在金融监管不利的情况下，低利率和超量的货币供给会使大量资金流入股票、房地产等容易产生泡沫经济的领域，导致投机活动猖獗，引发泡沫经济。如日本货币供应量在1982――1985年期间十分稳定，经济也稳步增长，出现大量外贸顺差，导致本币升值；且由于日本居民储蓄率始终很高，银行拥有大量过剩资金。为了继续保持其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日本央行在坚持零利率政策的同时，多次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应量，1987――1990年日本货币供应量（M2＋CD）超过了10％；日本银行积极向房地产经营者提供贷款，1985－1987年间对房地产的贷款增加了20％以上。由于大量新增资金并未投入实体经济部门，而是流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导致投机活动日益猖獗，并使日本经济迅速泡沫化：日经指数1985年为12000点，1986年开始急剧上升，到1989年底已突破39000点，四年之内翻了二倍多；日本土地价格以1980年为100，1985年上升为154，1990年上升为626，日本土地面积只有37万平方公里，按当时市值计算，1990年日本的土地总值已达15万亿美元，比美国土地资产总值多四倍（美国土地面积为93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倍多。日本的泡沫经济与其货币政策的失误是密切有关的。

2、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扩张过度，金融资产质量低下，大量呆账、坏账的存在是引发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追逐高利率的利益驱动下，放松金融监管和金融审查，银行信贷过度扩张，大量信贷缺乏必要的可行性论证，贷款抵押品手段非常软弱，许多贷款以被高估的股票和房地产作抵押，当泡沫经济迸裂，股票和房地产价值回归其合理价格时，被抵押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股票和房地产等抵押品出现大量缩水，不仅高息无法收回，而且贷款本金亦难以到期收回，致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帐面出现大量呆账、坏账，金融资产质量低下，当广大民众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失去信心，便会发生挤提，致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如泰国银行坏帐占银行总信贷的比例，1996年为9.8%，到1997年就上升为11.9%，1997年8月国际债信评价机构认为，泰国金融贷款中25%付不出利息。银行体系存在的大量呆帐、坏帐已经严重扭曲了泰国的金融体系，积聚了极大的金融风险，引暴了金融危机。

3、发展中国家在实体经济实力不强、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金融市场过度开放，会导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发泡沫经济。七十年代以后，拉美和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受金融深化理论的误导，上述各国相继开放金融市场，企图通过金融完全自由化，依靠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刺激实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由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偏低，且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虚拟经济过快发展超过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最终引发了泡沫经济并导致了一系列金融危机。以泰国为例，泰国在工业基础设施落后、建设资金匮乏、出口以资源型产品而非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虽然泰国政府力主投资并着重发展重化工业和高科技产业，但受教育和科技水平限制，严重制约了泰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实体经济存在比较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和金融监管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泰国政府却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管理上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加速了金融自由化和对外开放步伐，使虚拟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该国实体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短期外资大量流入，且被投入到房地产和股市炒作而非实体经济领域，使泰国经济的泡沫化现象日趋严重，并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1980-1996年期间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占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7》

4、国际游资的大量存在也是产生泡沫经济的重要因素。国际游资属于短期投机资本。从新兴工业化国家泡沫经济的形成及其破裂过程看，国际游资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较快，金融市场开放度较高，且在金融监管方面经验不足，使国际游资有了大肆进行投机牟取暴利的机会。

1988-1997年新兴工业化国家股票证券投资流入（亿现价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99年世行发展指标》

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必然引发泡沫经济，但并非说虚拟经济快速发展中形成的经济泡沫即为泡沫经济。由于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举足轻重，且美国股市最近持续高涨，引致全球经济学界对美国经济是否泡沫化的担忧。事实上，美国目前仅仅是存在一些经济泡沫，整体经济并未泡沫化：其一是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是由实体经济中高科技、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的，80年代之后一直维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80年代后为5％，90年代为1－2％，目前为1.5％，失业率不断降低，98年跌至4.3％，消费持续旺盛，兼并收购浪潮风起云涌等，使美国实体经济稳步、持续增长，足以支撑美国虚拟经济中的金融泡沫；其二是美国虚拟经济中存在一些金融泡沫是合理的。首先，美国股市虽然频频创出新高，但主要是由NASTAQ科技股的强劲上扬所带动，工业、运输业、银行业等行业的股票走势较为平稳。NASTAQ的平均市盈率虽已经高达90倍，但以美国工业类股票的平均PE（市盈率）仅为25倍，运输业股份的PE平均为12倍，银行业平均为13倍，公用事业股平均为20倍，均处于合理区间，不能仅仅因为一个科技股板块市盈率偏高而认为泡沫成分过大。其次，科技股板块整体市盈率偏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现代的现金流量模型，股票价格更多地反映了投资者对该企业的成长性的预期，股票的内在价值由拥有这种资产的投资者在未来时期所预期并接受的现金流所决定，等于预期现金流的贴现值。其公式为：

V＝D1÷〔1＋K〕

若按此方法计算，除个别市盈率过高的股票，如有的科技股市盈率达2900倍，存在过度投机现象，大多数科技股若长期保持现在的增长势头，则美国科技股的定价尚不太高。其三，美国拥有全球最为健全、规范、高效的金融体系，具有较高的金融监管水平，金融机构资产质量较好，抗风险能力普遍较强。因此，美国经济虽然存在一定的金融泡沫，但并未泡沫化。

六、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危害

在看到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致的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巨大危害。泡沫经济产生后，无论其持续时间有多长，最后均会发生破裂并引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构成多方面的损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扭曲资源配置方式、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阻碍农业、工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在泡沫经济兴起阶段，投资于股市、汇市和房地产等可以得到远非实体经济能够企及的很高的回报率，高回报率使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部门流入股市、汇市或房地产，使股市、汇市和房地产异常繁荣，资金供求失衡又会引致利率大幅上升，使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因融资成本过高而萎缩甚至停滞；同时，股市、汇市和房地产业的高收益使大批人才流入泡沫经济领域，使劳动成本因人力资本短缺而迅速提高；生产成本的过度膨胀会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国际竞争力，阻碍出口贸易的增长。泡沫经济所扭曲的资源配置方式，会严重损害一国的综合经济实力，阻碍一国的经济增长。

经济分析范文篇10

本世纪头五年，是我国“十五”计划实施、经济快速增长的五年，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展的五年。这一时期，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自身素质和政策制度等方面均产生了历史性的根本的变化。今天，在“十五”计划将完成、“十一五”规划将实施的历史交替之际，我愿与各位一起回顾民营经济的五年发展历史，展望未来五年的发展前景。

今天主要讲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论述民营经济五年来的历史性变化；二是简要回顾2005年民营经济发展形势；三是对未来五年民营经济发展前景进行展望；四是对推进民营经济发展提出六项建议。

一、“十五”民营经济：历史新时期、五年大发展

我准备从三个方面谈民营经济的历史性大发展。

第一，“十五”是民营经济地位与作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五年。

这个历史性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推算：“九五”末期的2000年，我国内资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约为42.8%，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的比重约为12.6%，二者之和约占GDP的55%。到“十五”末期的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约为49.7%，外商和港澳台经济比重约为15%-16%，两者相加约占65%左右。

在工业方面，2005年与2000年相比，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5年共增长246%，年均增长28%。2005年，民营工业比重达到60%左右，比2000年提高约14个百分点。

特别要指出的是，私营工业增长更为迅猛。私营工业增加值由2000年的1318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8290亿元，2005年预计将超过1万亿元，五年增长7倍多，年均增长约50%；私营工业利润从2000年的190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1237亿元，2005年将达1460亿元，五年增长7.2倍，年均增长超过50%；远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长21%和工业利润平均增长25%的速度。

二是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

“十五”期间，一方面，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劳动力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就业问题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巨大挑战。由于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巨大劳动力需求，吸纳了劳动力增量和存量转移的绝大部分，明显改善了就业结构、缓解了就业压力。

“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在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净增7000万人。城镇民营经济就业人数，净增5700万人。而同期城镇就业总数之增加了4100万人，国有单位就业减少了约1500万人，个体私营企业就业增加了2600万人。民营经济在二、三产业就业的比重，已经从2000年的77.5%增加到2005年（预测）的84.1%。民营经济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从2000年的为65%左右增加到时2005年的75%以上。民营经济创造的就业，不仅分担了国企“减员增效”的后顾之忧，而且吸纳了更多的新增劳动力。可以说，没有民营经济，就没有就业问题的基本解决，也就没有社会的基本稳定。

三是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共同富裕的基本力量。

2000年以来，民营经济特别是私营企业税收明显快于全国税收增长速度。私营企业税收增长率五年来一直保持在40%以上，占全国税收的比重从2000年的3.3%提高到目前的8.7%。2005年私营企业税收可达2000年的6.3倍。从税收总量看，目前民营经济税收比重已经超过国有经济。在不少地方，民营经济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60%，成为地方的主体财源。

民营经济不仅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税收，而且成为中国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力量。首先，近2500万家个体工商户，户均注册资金近2.5万元，涉及家庭人口达7500多万人，多数人基本上过上了小康生活。其次，430多万家私营企业，户均注册资金近150万元，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涉及投资者超过1000万人，家庭人口超过3000万人，这些家庭多数是富裕家庭；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数量高于投资者人数，涉及的家庭人口更多，他们基本上属中等收入者，部分属富裕阶层。第三，在个体私营企业就业的人数达1亿至2亿人，他们因有了工作获得生活保障，其中多数人过上了温饱和小康生活。

四是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对外贸易的新兴主力，企业“走出去”的生力军。

“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1328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6043亿美元（预计），增长3.6倍，年均增速35%。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从2000年的53.3%提高到2005年的77.4%，5年间提高了24.1个百分点。特别要指出的是，随着进出口权的放开，私营企业现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生力军”。私营经济出口五年来年年翻番，五年增长48倍，在外贸出口中的比例由2000年仅占1%提高到今年1-9月份的14.6%。

第二，“十五”是民营企业自身素质得到根本性提高的五年。

这一根本性提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逐步进入重化工业和基础产业，产品质量档次大幅提高。

长期以来，民营特别是私营企业主要分布在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随着市场准入的放宽以及企业自身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私人资本进入到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的重化工业与基础产业中。例如，从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数据来看，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是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2004年的营业收入总额和税后净利润总额跃居各个行业首位。

“十五”期间，民营企业品牌意识不断增强，质量档次大幅度提高，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生活的多样化需求，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中国产品占领世界市场做出了巨大贡献。

民营企业还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大约70%的技术创新来自中小企业，约65%国内发明专利来自中小企业，80%以上的新产品由中小企业开发。

二是企业资本规模明显扩大，产权结构日益多元化。

“十五”期间，个体、私营企业数量和资本规模大幅增加。到2005年9月，我国私营企业已达419万户，注册资金总额为58157亿元，分别是2000年底的2.4倍和4.4倍；户均注册资金2000年为75万元，今年底的可达近150万元，增加了近一倍。

另据国家统计局12月6日公布的中国普查数据公告第一号中的数据，到2004年底，我国共有私营企业法人单位198.2万家，占全国企业法人单位总数325家的61%；各类企业法人实收资本总额为18.2万亿元，其中个人资本为5.1万亿元，占全国的28%，外资资本2.9万亿，占全国的13%。另外，全国有个体经营户3921.6万个，从业人员9422万人，占全部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的30.5%。

“十五”期间，我国民营企业在做大做强方面也是成绩卓著。根据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数据，2004年民营企业500家（上规模民营企业中销售收入前500名）的入门门槛为9.7亿元，比2002年的4.0亿元提高了2.4倍。2000-2004年，民营企业500家销售收入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47.4%，比中国企业500家高26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已经成长起来一批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大型民营企业。

同时，私营企业产权结构也日益多元化，从以个人、家族企业为主，向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制发展。根据2004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中的数据显示，1993-2003年的10年间，私营企业中独资企业比例由63.8%下降为22.5%，有限责任公司比例由16.5%上升至62.9%。

民营企业的上市公司近年也发展迅速。据有关方面统计，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私营企业有336家，在香港有119家，在美国有66家，在新加坡有50家。

三是管理人员素质提升，治理结构走向规范。

“十五”期间民营企业家整体素质有了较大提高。根据《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私营企业家的文化素质逐年提高，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私营企业主比例1993年为17.2%，2000年为38.4%，2004年达到51.8%。而且私营企业家的政治素质和领导素质也有所加强，2004年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上升至33.9%。

私营企业治理结构已逐渐走向规范。许多私营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股权结构和管理模式向现代企业制度靠拢。许多家族制企业聘请职业经理人参与企业管理和运作，使企业更加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据2004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私营企业中74.3%的企业设有董事会，56.7%的企业设有股东大会，50.5%的企业设有工会，内部组织的逐步完善对规范企业治理结构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

四是诚信守法渐成趋势，劳动关系走向和谐。

过去，不少私营企业给人们的印象是假冒伪劣、唯利是图、破坏市场秩序。随着国家对诚信守法的大力倡导，市场经济秩序的不断整顿，以及私营企业规模的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诚信守法是企业的生存之本，企业信誉意识日益增强，信用水平不断提高。

劳动关系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十分重要的方面。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劳动执法监督的力度，政府和社会舆论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大力倡导，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日益认识到“关爱员工，实现双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许多企业越来越重视维护员工合法权益，重视员工劳动安全、工资福利和教育培训，尊重员工的人格和自我价值实现，企业劳动关系正日益走向和谐。

五是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大力奉献公益事业。

“十五”期间，民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也取得很大进步，在依法纳税、提供就业、保护环境、资助教育、救灾扶贫、支持西部大开发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作用。

以私营企业为主要参与者的中国光彩事业实施11年以来，参与的私营企业家和港澳台侨工商界人士达1.65万人，兴办光彩事业项目约1.2万个，投入资金800多亿元，安排就业277万人，捐资办学和资助其他公益事业97亿元，帮助538万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为中国贫困落后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十五”是民营经济政策和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的五年。

这是民营经济发展进入历史新时期的又一重要标志，可从四个方面来说明。

一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理论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

从十五大之后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二，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明确宣告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和外资等“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其四，明确宣告“各类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企业主、管理人员、从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些理论认识的突破，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价值判断。

二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已经形成。

党的十五大之后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明确提出了要“毫不动摇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并明确要求“要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使“各种所有制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一方针的形成，给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重要的前进方向。

三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根本制度得以确立。

1999年和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以国家最高法律的形式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社会制度中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作用：“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与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作为中国根本大法的宪法，明确阐述了这些重要法律规定，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扫除了制度障碍。

四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框架基本建立。

十五大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要求：“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要从多方面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为非公有制经济创造平等竞争、一视同仁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更具有标志意义的是，2005年2月，国务院制定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人们简称“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明确提出了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7个方面36条的重要政策措施。之后，几十个部门、三十二个省市区纷纷着手制定配套政策和实施意见。预示着我国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并将逐步完善。

二、2005年：三十六条新政策、民营经济新起点

2005年的经济政策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务院制定了“非公经济36条”。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全面、系统的政策性文件。文件充分反映了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和宪法修正案的精神，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起点。

“非公经济36条”明确了有关非公经济发展的七个方面重要政策，强调要放宽市场准入，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完善社会服务，维护企业和职工合法权益，引导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政府监管，加强发展指导和政策协调。

“非公经济36条”的一个显著特别是在市场准入方面的重大突破。对非公有制经济，第一次正式提出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第一次明确了进入垄断行业，并可进入自然垄断行业，第一次明确提出可平等取得矿产资源的探矿权、采矿权和商业性勘查开发，第一次明确了允许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

文件颁布之后，30多家政府部门和32个省市区分别制定配套措施与实施意见。目前已有10多家政府部门出台了配套的实施办法。已有20来个省市区出台了配套实施意见。与此同时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正在进行。

在“非公经济36条”政策的推动下，2005年民营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稳定发展态势。预计民营经济创造的增加值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5%左右。民营经济占全部城镇就业的比重2004年为74.7%，2005年约为75.8%。民营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04年的57.6%提高至2005年1-9月的59.8%。私营工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2004年为15.1%，2005年1-9月份为17.0%，提高1.9个百分点。

2005年1-9月全社会税收收入的增长率为20.8%，其中民营经济的税收增长率为23.4%，国有经济的税收增长率为12.6%。民营经济税收占全社会的比重2004年为32.1%，2005年1-9月为32.5%。私营企业税收1970亿元，增长37.2%，占全国税收的比重为8.7%，比去年又提高1个百分点。加上个体经济，目前私营经济占全国税收的比重为13.1%。

2005年，民营经济投资维持高增长速度。1-9月份，民营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上年同期的57.9%提高到61.6%。其中私营经济的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从2004年为11%，2005年1-9月份是13.3%。

2005年，民营经济出口增长速度继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4年民营经济占全社会出口总额的比重为74.1%，2005年将达到76.9%。其中私营企业出口增长迅速，占全国出口的比重可达14.6%，比去年再提高约3个百分点。

三、“十一五”民营经济：新的增长，质的提高

根据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展望未来五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前景更加乐观。

“十一五”期间，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预计我国GDP年均增长8%，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

“十一五”期间，党和国家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遵循六个必须的原则要求，完成六个方面的主要任务，采取七大改革开放措施。这七大措施是：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中央明确提出了要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制度创新，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要为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在这样的宏观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深化的大好形势下，展望未来五年，中国民营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发展将呈现五个方面变化趋势。

变化趋势之一：发展速度继续保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占GDP的比重进一步提高。私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的比例达到60%以上；个体私营经济增长率将高于全国平均速度的50%左右，占全国GDP的比重将达到40%以上，全部民营经济将达到3/4左右。

变化趋势之二：企业规模继续明显扩大，一批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竞争力大公司大集团将形成。私营企业平均注册资金规模将增长60%以上，达到户均250万元左右；将有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全国大型工业企业，进入最大1000家工业企业，进入全国500强企业，可能有几家民营企业进入世界500强。

变化趋势之三：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并向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更大拓展，技术不断升级、产品档次更加提高。民营企业继续在轻纺商贸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体地位；在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产业领域的份额将进一步提高，在其中的部分中小类行业将占主体地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与产品将出现。

变化趋势之四：企业治理结构不断规范与完善，人才结构和员工素质进一步提升。私营企业中的公司制企业比例和海内外上市公司中的私营企业比例进一步提高；私营企业中的家族与专家结合型管理进一步发展，企业治理结构更加走规范、合理和现代；一大批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进入私营企业，管理人员素质明显提升，普通员工素质进一步提高。

变化趋势之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为和谐社会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在国家的倡导和社会舆论的宣传监督下，民营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意识进一步提高、管理制度的相应建立和社会责任行为的具体履行。这一切，将推动民营企业进一步成为社会责任的重要承担者，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四、民营经济发展建议：全面落实国家政策，大力提升自身素质

在看到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大好形势和民营经济发展良好前景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民营经济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多体制环境方面的障碍和自身素质方面的问题。如：私人财产权保护相关立法的滞后，行政执法和司法监督中的不公平，市场准入实际管理中各种或明或暗的限制，财税金融土地技术和社会等方面服务的不完善甚至歧视，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严重落后，私营企业自身素质方面仍有种种局限。这些问题是今后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必须采取积极和切实措施加以解决。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六项政策性建议：

第一项建议：加快配套立法进程，完善保护私人产权法律体系。为此，要加快宪法中有关公民合法财产保护的有关配套立法进程，清理与此相悖有关法规条款，完善保护私人产权法律体系，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制度基础。

第二项建议：改善行政执法改进司法监督，营造更加公正的法治环境。为此，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规范行政执法和司法行为，加强和改进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为民营经济营造真正公正和有序的法治环境。

第三项建议：完善行业准入配套政策，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为此，要加快制定和完善行业准入配套政策，切实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进一步打破行政垄断及基于行政的经济垄断，推进行业准入政策与管理的公开化、公平化、程序化、规范化，为民营经济创造真正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四项建议：改革财税金融管理制度，构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此，要加快金融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步伐，建立适合和满足各类企业需要的信贷政策体系，特别是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对创业型、就业型、科技型、服务型中小企业实行税费扶持政策，规范各类行政事业收费，切实制止摊派，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