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范文10篇

加入WTO范文篇1

此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与泰国、印度、阿根廷、哥伦比亚、波兰、吉尔吉斯达成了入世双边协议。

“拉米”与中国入世的最终结局无关，但他决定着长达14年的中国WTO悬念落幕的速度。因为与欧盟完成谈判后，中国的双边谈判对手就只剩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拉脱维亚、马来西亚、墨西哥、瑞士了。

完成所有双边谈判后，中国的入世进程将进入多边协商阶段。再往后，WTO中国工作组将起草并通过加入议定书，最后完成中国入世进程。

在此之前，中国还有可能遇到哪些障碍呢？本报两位财经记者张庭彬、马克在拉米抵京的同时进行了讨论。

电信、金融保险仍是坎

马克：我记得在2月那一轮中欧谈判期间，外经贸部新闻处处长对等候在外边的中外记者说，只要拉米来北京，那么就有新闻了。但那几天记者们没能等来拉米，中欧也未能如大多数业内人士预期得那样达成双边协议。

但是通过两轮谈判，中欧之间的分歧确已所剩无几了，据了解，在1月24日第一轮谈判开始前，中欧对包括汽车在内的300多种商品的关税存在分歧。对电信、银行、保险、零售等服务业的开放也未能达成一致。2月24日，第二轮谈判结束后，双方的分歧已经集中在汽车等数十种商品的关税和电信、金融领域了。

张庭彬：预测正在进行式的事件结果，吃力而不讨好，好像猪八戒照镜子，说准了人们会说三岁娃娃都知道，说错了会被嘲笑为不如三岁的娃娃。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从事件发展的内在脉络中把握一些迹象和趋势。中欧谈判恐怕未必像一些预言讲的那样已经是木已成舟，只需画龙点睛了。我们关注到，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最近透露：中国对欧盟关心的问题与条件尽量给予回应，除了对任何世贸组织成员都不可能承诺的条件外，中欧之间剩下的分歧已经不多了。

在已经剩下的分歧中，最关键也最具悬念的中国电信和金融保险的开放，欧洲希望它们的企业可以拥有51%的股权。而去年11月15日，中方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认为刚签定的中美世贸协议是一个双赢协议，请注意，他举例说：关于开放电信业和保险业的问题，这是21世纪的大产业，美方一定要掌握主导权，也就是要有管理控股权，即是51%和49%甚至是51%和50%的争论。他说，双方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斗争，到最后一分钟，中方“坚决的打掉了它(美方)要求掌握管理控制权的说法”。

因此，在电信和保险业中，外资不能控股51%，这是中方的一个底线，这个底线既然不对美国让步，对欧盟让步的可能性也不大。当然，既然是谈判则不可能不出现各种形式的妥协和让步，这将考验着双方的智慧和意志，也将取决于各自价值观的取舍。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是，3月14日，美国公布了在去年11月达成的中美世贸协议的全文本，共250页，此前美方尽管曾经公布过文本摘要，但一直对全文保密，担心公布后会吊起欧盟的胃口。但值此关键时刻，美国反而公布全文，表明了美国急切希望中欧尽快达成世贸协议的心愿。这不排除对中欧谈判产生微妙的正面影响。

马克：我对中欧谈判持乐观态度，当双方的战略利益一致时，技术性问题就退居其次了。中国加入WTO，无论对欧盟、美国还是中国都是一个战略性的选择。这个选择实际上已经有了答案，就是中国尽快加入WTO。中欧谈判的复杂性在于大多数人认为欧盟对中国的底线提出了挑战。但我认为，无论是有关汽车、电信还是金融的具体条款，相对于各自的战略诉求，都是技术性的问题，也都可以找到最终的妥协办法。我记得在中美谈判期间，电信业的51%被认为是双方都志在必得的，但最终的妥协是，中方不再坚持51%的控股权，而美方同意将中国汽车业的开放时间延长一年。

本次中欧谈判在级别上是高于上两轮谈判的。据我了解，欧盟代表团在上轮谈判中的僵硬立场也招致了不少批评。我们可以预见，拉米应该是带着一种积极的心态参加此次部长级会谈的。

中欧本轮谈判达不成最终协议对大多数观察家而言，是比上轮谈判无果而终更出意外的。但即便如此，中国加入WTO的进程也不会推迟多久。

美国不给中国PNTR：中美双输张庭彬：另外一个可能存在的障碍是美国国会能否通过美国政府提出的关于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的议案。

中美世贸协议内容中，中方权益的非常重要的一条是，中国对美国的商品，服务和资本开放市场，而美国必须给予中国PNTR，这是中美WTO协议生效的前提和基础。

按照WTO的游戏规则，既然中美两国正式达成了双边贸易协议，如果中国和其他所有向中国提出谈判要求的世贸成员国都达成了协议，并完成了其他必要程序，那么中国将自然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国，这完全无须美国国会的批准。即使中美正常的贸易关系因美国国会依照其国内法的干预而产生贸易纠纷，那么，WTO也会按照其游戏规则进行裁判。

马克：按照加入WTO的程序，中美协议并不需要美国国会批准，但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的《杰克逊--瓦尼尔修正案》，非市场经济国家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必须经过美国国会一年一度的审议。而中国一旦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国，就意味着世界经济已不再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美国国会也应顺理成章地给予中国PNTR(依照WTO的普遍最惠国待遇原则)。如果美国国会因为国内政治原因不给予中国PNTR，那就意味着中美去年11月达成的双边协议失去了实施的基础--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是WTO的四大基本原则之一。但与此同时，这并不妨碍中国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国，也不妨碍WTO其它成员国与中国开展正常贸易。也就是说，对美国而言，这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结局。

因此，美国参议院主席罗斯提醒说：此议案只是确保美国在中国市场的商业利益，与中国是否加入WTO无关，如果议会不能通过，那么美国的竞争对手日本和欧洲将坐享其成，摘取中美艰苦谈判13年的成果，受损的只能是美国的消费者与商人。所以克林顿说：拒绝中美协议将使一代美国人为之后悔。

张庭彬：人们说政治家们常常说假话，但这一次无论是克林顿还是罗斯，我认为他们都说了真话。从目前的美国国内舆论来看，在美国总统克林顿3月8日向美国国会提出议案后，几乎所有的大人物都在重复类似的话，这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戈尔，众议院议长哈斯特尔、美国所有还在世的商务部长，财政部长萨默斯等等。一般认为，参议院通过PNTR问题不大。最近我看到一个调查说，大多数的众议院议员也表示支持这一议案。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有48%的民众支持，而反对者只有36%。

现在美国坚持反对给予中国PNTR者，主要是工会和中小企业主。前者代表着美国劳动或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劳工，他们认为，如果在诸如纺织等领域对中国开放市场，来自太平洋西岸的价廉物美的商品将占领美国，这些行业的美国工人将会大面积失业。后者认定，目前的所谓WTO规则注重的是跨国公司的利益，它将会给中小企业带来灭顶之灾。因此，他们在西雅图的世贸组织会议上，用暴力等极端手段表现了自己的愤怒。

马克：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是一部分美国议员反对中美协议的原因。按照美方的统计，美国近年来对华逆差一直维持在每年400亿美元以上，这些人认为：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廉价的中国商品将会如潮水般涌入美国市场，扩大逆差数字，威胁美国的经济繁荣。

张庭彬：这个理由有点掩耳盗铃的味道。当然首先是统计口径有问题，中国的统计是每年大约在100亿美元左右，同时许多所谓“中国制造”，更是美国企业或第三国企业在华生产的，因此，朱镕基总理曾说：中国背了个大冤枉。

换个角度看，从1991年以来，美国的国际贸易逆差从90多亿增加到了1998年的1692亿，但美国经济却迎来了长达9年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良性循环，美国股市节节上扬，企业利润不断增长，1997年，美国政府更是在许多年后首次摆脱了财政赤字，赢利700亿美元，1998年度更达到了创历史最高记录的1100亿美元。这一现象是无法用贸易额逆顺差理论来解释的。

诚然，贸易额逆顺差理论是西方式国际经贸游戏规则的基石之一，其实它并不像西方经济学家宣扬的那样神奇。顺差仅从外汇还贷角度来讲，是对中国有好处的。但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它的作用是间接的，极为有限的。因为从发展的角度看，只有产生利润，才能形成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才会成就社会总资本的增值，才会乘数地扩大国家市场的容量，成为国民经济的“发动机”。

因此，真正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扮演主角的是“利润”。而如果从利润的角度看，中国出口商品的平均利润极低，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美国得到的则远比中国多得多。一是由于其对华出口的商品多半是高科技甚至是垄断性产品，利润丰厚；二是美国企业在华子公司从中国市场赚取的利润；三是美籍在华员工的附加工资，即高出在本国同级员工工资部分的补贴也可以视为一种利润；四是中国企业在美没有销售网络，中国商品在美销售必然被美国销售商赚取了利润；我们还可以把由于中国商品进入，而避免美国企业在生产这些产品时的亏损看成是第五种利润。

因此，美国人从中美正常经贸关系中获得的利润远比中国多得多，即使中国获得了一定量的外汇储备，由于需要保值增值，多半还要存放在美国的银行或投资美国的基金会，流回美国。因此正常的中美贸易关系几乎对美国百利而无一害。美国人怎么可能自己抛弃经济发展的助动力呢？我个人以为，美国人夸大逆差危害，不排除作秀成分，以图在WTO谈判中赢得更多砝码。

马克：这的确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分析方法。但我想一些美国议员更多是从政治因素出发而反对中美协议。这些对中国历史文化知之甚少的议员们本来就视中国为战略对手，当他们用抽象的西方价值观评价中国事务时，往往会陷入“扼制中国”的思维定式之中。此种背景下，一年一度的国会对是否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就成了这部分议员表达其政治主张的重要舞台。从1989年开始，人权、宗教等问题每年都要被他们提出来作为中国不能无条件获得最惠国待遇的理由。即使在克林顿政府明确宣布贸易与人权脱钩之后也依然如此。

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即NTR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从一个纯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

一旦中国获得PNTR，这些议员就失去了这个一年一度的舞台，失去了这个评论和影响联邦政府中国政策的机会，这显然是他们不情愿的。

另一方面，相比政府成员，美国国会议员注重更多的是局部利益，他首先要对所在选区的选民负责，其次才考虑整体利益。在这种联邦制的分权政治架构之下，美国的议员往往打出一些我们认为不合牌理的牌来。

因此，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国会不给中国PNTR的可能。

万一如此，尽管中国仍能成为WTO成员，但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门坎依旧，中国加入WTO的价值将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中国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也将继续对美设置较高门槛，相对欧日，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将明显处于竞争劣势。

这是一个中美双输的局面。

张庭彬：克林顿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情况，美国商界也在全力游说议员支持PNTR，代表大公司利益的商业圆桌会议甚至花了200万美元打广告来推动PNTR。

马克：事实证明游说是富有成效的。我今天看到一条消息，说美众议院少数派领袖格普哈特私下里保证不会组织议员反对中美协议。此君是著名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具有相当影响力。

政治突发事件可能会影响进程张庭彬：世上纯粹经济层面的重大事件几乎没有，政治、经济、文化往往是一体的，尤其像中国加入WTO这样的全球性重大经济事件更是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当然，每一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团体及个人，对这一事件进行各自的利益预期评估，并发表看法，都是正常的。

加入WTO范文篇2

一．国际规则的介入，对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成为应对WTO的首要任务。

加入WTO后,我国原有的政府管理经济职能首先受到冲击.其原因有三:一是WTO自身规则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要求占有国家部分管理权,过去完全由主权国家所独立拥有的经济权力,将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所共有.二是WTO将不断影响政府管理决策的自主性.加入WTO后,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扩张,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必然利用自身的经济资源企图介入政府管理决策,政府的自主决策能力将受到影响.三是传统的经济管理职能在WTO规则下暴露出明显弊端.以政府对农村的经济管理来说,其直接干预的方式使农民失自主经营的活力,缺乏应有的竞争能力.鉴此,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也是遵守WTO的规则,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工作的迫切需要."入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政府入世"。

永济市作为农业地区,政府在管理农村经济时,必须从事无巨细的微观经济活动中跳出来,让农民自主经营、自主决策、自担风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作用.首先,要依法行政,不断规范政府行为.政府要从直接管理经济转变为间接管理,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逐步取消不合理的支持措施,为所有经营者创造公平、平等的竞争环境.从以前的“强制命令型”转变为“管理服务型”。第二，要加大服务力度，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要不断加大对农业资金的投入，努力改善农田的标准化生产；培养和发展农村经济人队伍，积极参与国际竟争，要加快建立信息公开化制度，促进信息自由交换。第三，要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强调政府转变职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不是说政府可以放弃农村经济管理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加入WTO后政府的宏观调控不仅不能削弱，还要更具有艺术性。国际经贸往来的种种经验表明，谁对WTO规则学习、运用得越充分，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就越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入世后政府转变职能，肩上的担子不是变轻了，而是更重了。

二、国际市场的扩大，对原有的经济结构带来了新冲击，调整结构，实现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加入WTO后，面对国际国内逐步融为一体的农产品市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有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要坚持面向国际市场，加快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市场需求为依据兴利避害，坚定不移地走农业产业化的路子，大力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努力打造区域农业的“航空母舰”，提高本区农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一）、发挥区域特色，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永济市作为农业地区，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本着“压粮稳棉，发展经济田”的指导思想，积极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基本建成40万亩小麦、20万亩棉花、10万亩芦笋、4﹒5万亩油料、20万亩林果、3万亩牧草、5万亩蔬菜、3万亩泡桐、2﹒5万亩水产等九大商品基地，并建成肉鸡、芦笋、油脂、蔬菜、牧草等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有力地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壮大。以上产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由于这些产业普遍存在的生产规模小、深加工能力较差、资本运营机制不够合理等原因，其相对的产业优势在转化为市场优势和经济优势上还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加入WTO后，按照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应具备的基本要素，有目的、针对性地提高这些产业的竞争能力，尽快做大做强这些优势产业，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要加快农产品品牌建设。目前，我市农产品品牌建设相对滞后，农民的品牌意识严惩缺乏，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组织对农产品品牌的审报、认定工作，加大对名牌产品的宣传力度，实施“名牌战略”。对已有的品牌（如粟海肉鸡等）要重点加以保护，并充分发挥其品牌效应，继续扩大其在同类产品中的市场份额，有效提高经济效益。其次，注重强强联合，实现规模扩张。永济市芦笋产业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其发展壮大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目前，全市18家芦笋加工企业联合组建成永济黄河芦笋集团，年加工能力3万吨，实现产值2﹒5亿元，其它优势产业也要成立相应的产业协会，统一组织和管理同类产品的生产、经营，努力实现资金、技术、信息等资源共享，采用集团作战的方式，积极应对加入WTO后的严峻挑战。第三，积极进行产业化开发，发挥优势产业的整体效应，加入WTO后，要真正把区域内有特色的农产品优势变为经济优势，就不能满足于小规模下的种养加工，必须借鉴国内外先进地区的经验，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道路。要选定区域内特色产品，建设生产基地，积极进行市场开发、加工、储运及技术创新、产品链延伸，实施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开发，在鼓励多样化发展基础上，重点发展几个主导产品，以此组建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最终形成产业规模。今后，粟海集团等龙头企业要继续采取公司十农户的形式，一头连着国内外市场，一头连着千家万户，实现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要求。

（二）、做好农技推广工作，提升传统产业国外的先进经验及多年的实践证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始终是一把开启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钥匙。加入WTO后，面对广泛的市场竞争，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另一方面还要依靠科技进步的力量，积极发展传统产业的“名优特新”产品，有效规避经济结构趋同，全面提高农业产业效益。随着市场开放的逐步扩大，国内外一些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将跨入国门，如何变科学技术为现实的生产力，关键是做好农技推广工作。一是要稳定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二是要努力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技推广新路子。各级农技推广机构服务目标要逐步由促进农产品数量增长向提高质量和效益转变，服务形式要由单一服务向综合服务拓展，服务内容要由以产中服务为主向产前产后服务延伸。三是鼓励农业科技售货员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永济市为纯农业地区，在应对WTO的过程中，必须逐步提高对农技推广事业的投入，继续发挥农业科技示范园的带动作用，加强优良新品种的引进和开发，加强对现代化栽培方法、现代饲养方法、病虫害和自然灾害防治、中低产田改造、先进技术装备和生物技术等在农业上的应用，力争实现“精品产业”。

加入WTO范文篇3

世纪之交,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进程将逐步加快。对保险业而言,加入WTO就意味着我国保险业要逐步对外全面开放,要与国际保险市场全面接轨。从长远看,外资保险公司带来的先进的保险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不仅有利于深化我国保险体制改革,加快保险业结构调整和经营机制转换的步伐,而且有利于完善和发展我国保险市场体系,丰富我国的保险品种供给。但从短期看,面对着国际保险市场的激烈竞争,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会给我国保险业带来巨大的挑战。

一、加入WTO我国保险业所面临的挑战

众所周知,与国外几百年的保险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保险业还十分幼稚,“尚处于一个拓荒时期”,保险业的真正发展也就是改革开放至今的20年的时间。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截至1998年底,我国的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75%,居世界第55位,保险密度（人均保费）为12美元,居世界第60位;就单个保险企业而言,我国现有的13家民族保险公司中,保费收入最高的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1998年其保费收入为530亿元人民币,最低的公司年保费收入还不过亿元。这充分说明我国当前保险业的整体水平、保险企业的整体实力尚无法与国外保险公司相抗衡。具体而言,加入WTO,我国保险业所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

（一）现有的保险市场格局将被打破。随着外资保险公司的抢滩登陆,中国保险市场主体的竞争将具有国际性,中国原有的市场主体格局自然会被打破。目前全球大约有300多家保险公司制订了开发中国保险市场的计划。符合进入条件的外国保险机构将以分公司或合资形式进入,进入的主体可能有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保险顾问公司等。随着保险市场的扩容,尽管新兴的内资保险公司业务规模会逐步扩大,但外资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也会逐步提高,因而国内保险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会在一段时期内持续下降。

（二）现有的保险市场业务结构面临挑战。保险市场业务结构由直接保险业务（即原保险业务）、再保险业务和保险中介业务构成。我国原保险业务市场发育较快,但缺乏相匹配的转移风险的再保险市场。我国现在的情况是,保险公司应该分保（即再保险）的业务分不出去,不应该自留的不得不自留,某些业务因得不到分保支持而无法提供服务,导致外币业务过份依赖国外再保险市场。就中介业务而言,个人业务异军突起,但由于专业化经营的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尚未出现,中介业务结构单一化,从而导致整个保险市场的业务结构难以丰满,对不规范的市场行为也未起到应有的制约作用。因此,加入WTO后,境内再保险业务容量将面临考验;再保险和原保险未协调发展的状况一时难以改变;中介业务市场的结构性缺陷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民族保险业中介市场的发育和拓展,影响保险资源的深度开发和优化配置,影响保险业的经营效率,从而弱化我国保险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三）保险市场监管面临压力。如何建立适合我国国情且又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监管体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自1995年10月1日颁布实施以来,对我国保险市场的监管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依据,但由于与之相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出台或虽已出台但又不完备,因而从总46体上来说,我国保险市场监管的法制建设不健全,监管手段和监管水平相当落后。与此相适应,目前我国对外资保险公司的管理仍执行1992年制定的《上海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暂行条例》,但事易时移,当今上海乃至全国的保险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条例》的局限性显而易见;且有些条文与《保险法》不相协调,造成对内外资保险公司监管法规的不统一。可以说,对国外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审批、监管,目前基本上无法可依。

（四）保险人才的流失将趋于频繁。从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保险公司来看,除少数专业人员如核保、精算等人员外,一般都采取人才本土化策略。近几年来,急欲叩开中国保险大门的国外保险公司采取在高校设立奖学金等多种形式为我国培养专业人才,这一方面有利于培育中国的市场,另一方面也是为其在中国的开业作铺垫。而在外资保险公司面前,内资保险公司因体制和机制等原因对一些年轻的专业人才失去了吸引力。从整个保险市场来看,专业人才的流动属于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对市场的培育不无益处,但客观上会对本来就人才不足的内资保险公司造成影响。

（五）电子商务对我国传统保险业的挑战。目前电子商务在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极为迅速。电子商务的广泛普及,不仅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而且也给作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保险业带来强大的冲击,使传统的保险服务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保险电子化已成为各家保险公司关注的热点。据美国独立保险人协会预测,今后10年内商业保险交易的31%和个人险种的37%将通过全球互联网进行。由此可以看出,网上保险的市场是非常巨大的。目前世界各国的大保险公司都在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来顺应这种世界性的电子商务潮流,拓展各自的电子商务,以求在不久的将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这一切都给我国传统的保险业提出了严峻挑战。

二、我国保险业的应对之策

（一）做好我国保险业发展的长远规划。为了推动我国民族保险业的长足发展,使之以更新的姿态积极参与国际保险市场的竞争,就必须明确目标,统筹安排,制定出我国保险业发展的长远规划,以促使我国保险业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健康发展。所谓“有目标”,就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和制定旨在推动保险业发展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规划。在短期内应实施我国保险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中期应加快培育保险市场主体,逐步建立一个市场主体多元化、地区分布合理、以民族保险业为主导的具有局部开放性的保险市场体系,并规划出适应我国国情的保险业发展的总体目标与基本框架;在长期应坚持对外全面开放政策,既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又鼓励民族保险业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促使保险业向纵深发展。

所谓“有计划”,就是要搞好保险市场主体的发展规划,有计划地逐步批设少量高起点、规范化的中外保险公司,宁缺勿滥,以避免各类形形色色的保险机构争相成立,一哄而上,形成大起大落、畸形发展的不良局面,从而造成保险资源的巨大浪费。

所谓“有步骤”,就是根据我国保险市场目前状况及今后走势,对外开放应采取由点到面,逐步推进的稳妥方式,分别进行时间上的分段开放和空间上的分批开放的具体安排。

（二）完善保险法规,强化市场监管。法制建设是保证保险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的前提。当前应加快制定完善的且与《保险法》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业务规章,建立偿付能力、业务经营、市场准入、中介组织、从业资格、风险管理、人才培养、绩效考核的评价指标以及反不正当竞争等法规体系,严格界定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界限,规范保险经营行为,坚决取缔违法违规经营,清理整顿保险市场秩序。要增设保险监管机构,延

伸保险监管的触角,扩大保险监管网络的覆盖面,及时了解各保险主体的市场动向。要建立保险信用评级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电子信息监管网络,快速收集和高效处理保险机构的各类经营数据,准确把握各保险主体的资产规模、业务结构、费用支出、赔偿给付等情况,做到监管的全程化、动态化、持续化。

（三）培育民族保险业的“航空母舰”。实践证明,在竞争日益国际化的保险市场上,我国保险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培育一批具有雄厚实力和国际知名度的民族保险业的大公司、大集团。因此,国内保险公司必须转变经营观念,树立效益成本的经营思想,变粗放式经营为集约式经营,苦练内功,提高风险管理及技术处理水准,并以提供高质量的保险服务为手段,使自身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家有关部门应借鉴日本的做法,重点选择几家条件好的保险公司进行扶持,在资源的配置上实行倾斜政策,以集中有限资金和技术,加大投资力度,提高民族保险业的大公司、大集团的保险产品技术含量和市场占有率,增强其综合实力,发挥其在壮大民族保险业、与外国保险公司抗衡方面的主导作用。

加入WTO范文篇4

加入WTO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的经济将在更广更深的程度上融入全球化，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对经济全球化有个清醒的认识。经济全球化是国际资本大循环、国际经济大分工和生产、贸易的一体化，及对世界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其主导因素是发达国家，主要动力是跨国资本（跨国公司），主要国际机构是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价值追求是放开国家监控与管制、促使资本和贸易自由流动。我国加入WTO，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入世后，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受到的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将会更加直接。如何按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走自己的道路，对我们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党的组织力量比较集中的国有企业，企业党组织能否领导国有企业迎接挑战，使企业壮大发展，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十分迫切的重要任务。

一、入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

1、国有企业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力面临严峻挑战。加入WTO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从我国国有企业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企业的规模还是盈利能力，都与世界跨国公司有着很大的差距。在2000年美国《财富》杂志评出的全球500家最大企业最新排行榜中，我国内地共有九家企业入选，但它们基本是属于垄断经营性质的资源、电力和金融企业。随着入世后竞争规则的改写，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被逐步打破，特别是我国多数国有企业在管理水平、资本结构、员工素质等方面都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整体竞争实力不强。因此，入世后国有企业能否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站住脚跟，不断发展壮大，是国有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

2、国有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失业压力。由于历史因素，我国的国有企业人员问题是长期以来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入世后，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改革不断深入，特别是大量外国资本和新技术的涌入，会给企业的就业问题带来更大的压力，会有一大批产业工人不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失业者队伍会增加，对社会的稳定产生严重的影响。

3、国有企业人才队伍的稳定面临威胁。国有企业多年来形成的用人机制由于缺乏有效激励竞争，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的矛盾会更加尖锐，传统的择业观受到冲击，进而加剧了国有企业的人才流失。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大量涌入，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国际人才争夺战将日趋激烈。这对国有企业如何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

4、企业干部职工的思想面临严峻的考验。面对入世，国有企业的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认识上仍存在偏差，有些人认为入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缺乏紧迫感和危机感，缺乏积极应对的意识；有些人认为发达国家各方面都比我们强，只能顺其自然，缺乏主动性和积极进取的精神，甚至存在入世是国家的事，与己无关，主动放弃机遇的自卑心理；有些人则等待观望，认为入世后还有几年的缓冲期，抱着到时候再说的想法，缺乏应对的目标。有的国有企业针对入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有的国有企业的员工对WTO知识一无所知。因此，面对入世，如何增强国有企业干部职工的忧患意识，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是国有企业必须认真思索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入世对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影响

1、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地位面临严重挑战。入世后，国有企业党组织在企业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摆放企业党组织的位置，相当一部分党组织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有人认为我国加入WTO，与国际接轨，国外的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没有任何党派参与，同样搞得很好，我们也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必要在企业中再设立党组织。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中央早已在相关文件中做出了明确规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如何转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坚定做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信心，成为入世后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

2、党对国有企业的思想领导受到更大的威胁。入世后，我国社会的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将会随之发生更大的变化，党的思想领导将承受更大的压力。一是入世标志着我国由“市场开放阶段”向“规则开放阶段”过渡的新一轮变革的开始，这种变革必然导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从而使各种矛盾更为集中，利益分化更为突出，改革风险相应加大。这种由改革的力度、接轨的速度与职工群众的思想观念、心理承受能力不相适应的矛盾所带来的思想问题越发突出。二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变得更为直接。利用WTO规则制约中国，通过促使中国遵守体现西方价值的国际规则，逐步改变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最大期望。因此，如何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党的工作的核心问题。

3、对国有企业干部队伍建设的影响将更大。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干部队伍整体来说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一些干部的素质明显不适应入世的要求，思想保守，观念落后，改革进取意识不强，企业缺乏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新机制，已经成为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相当一部分企业的干部制度改革没有进行到底，部分企业甚至由于担心激励机制的实施会影响到内部各方面关系的平衡从而诱发不稳定因素而使改革中途搁浅。入世后，国际人才争夺战日趋激烈，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将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冲击。因此，国有企业的干部管理问题已不仅仅是防止人才流失的表层问题，而是涉及到国有企业自身发展和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

4、对党的工作方式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好的方式方法，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入世后，国有企业党的工作方式方法则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一方面，缺乏创新意识。多数企业仍然沿用过去灌输式的传统教育方式，与企业的中心工作结合不紧，靠的不实，职工群众并没有真正参与进来。另一方面，依赖上级、被动适应的意识仍较严重。一些企业党组织在入世后，缺乏超前谋划，固守摊子，关键时刻拿不出点子，迈不开步子，走不出路子，仍旧套用条条框框，甚至等待观望，无所作为，使党的工作脱离了实际，失去了活力，从而在群众中失去了威信。入世后，怎样将党的工作真正做到深进去跳出来，从企业实际出发，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党建路子来，是每个国有企业党组织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5、党员教育管理问题将更加突出。入世使我国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和分工的程度越来越大，国有企业派驻境外的分支机构增加，同时，外国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国有企业党员的流动呈现国际化，国有企业的党员干部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方式更为直接，这种新的发展态势，无疑加大了对国有企业党员教育管理的难度。

三、几点建议和对策

1、要正确确立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在国有企业建立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的需要，也是搞好国有企业的优势所在。入世后，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挥这个优势，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紧紧围绕经济中心开展工作上来，其地位仍然是企业的政治核心，其作用主要是服务、引导、保证、教育、监督。

2、要把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落到实处。工人阶级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和国家的领导阶级，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素质和精神状态如何，直接关系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党的执政根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我国国有企业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一个原则性问题。这是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制胜法宝。当前，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经营机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和技术创新，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这些都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新形势下，企业党组织必须转变观念，把过去那种职工“依靠”党组织的领导方式改变为党组织主动依靠职工的领导方式，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要从抓班子入手，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能否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有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在国际经济大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能带领国有企业走向世界的优秀的企业家队伍，是关系到国有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所以，我们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以改革的精神，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和选人用人方式，拓宽渠道，广纳人才，在选人上快速与国际接轨，实现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市场化，把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同依法选择、管理企业经营管理者有机结合起来，并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训，全面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同时，进一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推进企业家队伍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使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快速成长。

加入WTO范文篇5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时将向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外汇业务，取消地域和服务对象限制。也就是说，入世之后，我国将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客户（包括中资企业和中国居民）经营所有外汇业务（包括公司业务和零售业务）。我国将在四年内分五批开放20个城市的地域限制，五年后取消所有地域限制。2006年12月，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将和中资银行一样实行国民待遇。这一系列入世后的金融开放在给我国金融发展带来好处的同时，还会增强我国金融业的对外依存度，致使国内金融受到国外因素影响的程度越来越大，并容易产生金融危机传染，甚至发生金融安全问题。然而，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两者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没有金融开放，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金融安全，“闭关锁国”只能使金融风险累积和隐藏；另一方面，没有金融安全，金融开放就缺乏金融发展的基础，金融开放的成果会最终会化为乌有。

一、金融安全问题存在的必然性

金融安全问题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的表现为局部性风险，有的表现为全局性风险。一般来说，金融风险表现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甚至社会危机。金融安全问题的发生往往是由国内经济基础和政策失误所导致，而金融开放只是成为金融危机的催化剂，并加速金融危机的形成。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相继进入，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及其流动速度的加快，金融市场会出现“领头羊”效应。当金融资产价格更多地受到预期因素的影响时，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会导致金融市场“超买”、“超卖”的压力急剧放大。例如，在国际外汇市场，受投机力量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常常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而出现大幅波动，1995－1997年间，日元兑美元的汇率波幅超过50%。这种货币汇率的大幅度变动，如果发生在经济规模较小的开放型国家，便容易发生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国家货币币值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影响，在短期几个月内贬值幅度就高达70%以上，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以及经济衰退。我国刚刚加入WTO，会使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加大，更易于发生金融安全问题。

二、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主要隐患

我国金融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风险隐患较为严重，微观经济基础薄弱，金融机构内控不力，金融资产质量较差，金融机构资能抵债的能力较差。一般来说，产生金融安全问题的原因可能来自实体经济、企业逃废债、内控缺位、市场失灵、监管不力、法治不严，国际游资冲击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实体经济来看，我国企业经营整体效益较差。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过程中，为了建立企业退出市场机制，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加大了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的破产、关闭力度。1998年以来，全国共批准下达企业兼并破产项目1718个，相应地，下岗职工不断增加，再就业的压力较大，成为企业进一步改革的重要困难。而企业经营亏损面上升，最终使银行不良债权增加，成为金融业潜在风险的主要来源。

第二，从金融运行的社会环境来看，社会信用基础薄弱。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许多企业信用差，成为金融体系防范风险的主要困难。银行因此不愿增加贷款，化解不良贷款的工作进展很缓慢，有的金融机构甚至发生支付危机和信用危机。社会信用基础较差，突出表现在：企业逃避银行债务严重，有的企业抗还本金、拒付利息，甚至借兼并或破产之机，“悬空”所欠银行的债务。这不仅增加了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而且防碍了化解金融风险措施的执行。

第三，从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来看，内控制度不力成为影响金融安全的隐患。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防范风险的机制不健全，不能动态跟踪检查贷款质量，贷款“三查（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执行情况中，贷后检查情况较差，“重贷轻管”的倾向比较突出，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相对薄弱，加上大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远低于8%的国际标准，因此，银行危机的隐患较为严重。

第四，从金融市场发展来看，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明堵暗通”，缺乏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由于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是银行贷款，企业自有资本金不足，负债率较高，一旦经营陷入困境，就容易把金融体系陷入危机。

第五，从金融监管来看，存在外部监管代替内部监管的倾向，金融监管效率较差。长期以来，我国金融监管的计划经济特征比较突出，证券市场规范性差、并主要采用“审批制”管理方法，隐含着一定的市场风险；保险市场无序竞争，违规现象严重。因此，完善证券市场、保险市场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此外，金融机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加上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风险缺乏动态监管，尚未建立健全有效的风险预警体系，尤其是非现场监管信息的及时性和透明度较差，潜在金融风险不能得到及时监测和有效防范。

第六，从依法治理金融来看，违反金融规章制度的行为比较普遍。部分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业务经营和管理过程中，越权经营、违反财务会计制度、账外经营、审查不严等问题屡禁不止。此外，金融业务中，贪污、受贿、内外勾结的欺诈手段呈现高科技、专业化的趋势，这些因素容易成为局部性金融安全问题的重大隐患。

最后，从外部因素来看，国际游资可以越来越自由地进入国内金融市场。当外资大量流入时，国内金融资产价格便会大幅上升，甚至出现泡沫；一旦出现外资大量出逃，相关金融资产价格就会大幅下降，由此可能引发潜在金融风险，甚至产生金融安全的潜在威胁。金融开放条件下，随着国内金融市场创新的推进，以及新的金融工具（证券投资、期货、期权交易）的广泛使用，国际游资投机获取利差的机会有所增多，游资的“大进大-”，可能给我国金融安全带来潜在威胁。

三、入世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我国的金融业是改革的薄弱环节，如果中国金融市场全部开放，势必将面临如下几方面的金融冲击：

第一，尚未走向企业化经营的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尽管其分支机构众多，但它们在服务质量、工作效率、经营能力、技术条件等等方面是无法与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大银行相竞争的，一旦外资银行大量进入并放开其人民币、外币储蓄业务的限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将面临储户流失的严重问题。

所以，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银行业改革的重点，力争在产权结构、技术创新、资产质量、制约和激励机制及服务效率等方面合乎先进国家银行业的标准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全社会货币资源的分配中占有绝大比重，只有这四大银行的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的银行体系才有可能适应开放条件下的银行业竞争。

第二，资本市场开放的前提是人民币资本帐户下的可自由兑换。要尽快调整思路，按市场经济规律培育中国的资本市场，以有效的资本市场带动中国的实体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调整。

第三，保险市场的开放目前已在进行，按照GATS条款的要求实行彻底开放，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如何利用再保险和再再保险机构解决经济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问题，如何在大规模引进国外保险业投资之前明确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市场承担度和政府承担度问题。由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走向混业经营、统一监管，已成为必然趋势。

第四，管制性利率和有管理浮动汇率是中国现行金融体制的两根支柱，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

第五，透明度和自由化是每个申请加入WTO国家必须遵循的两条游戏规则，这两条游戏规则也是金融开放的前提和精髓。提高金融运行的透明度，重建社会信用基础显得尤为重要。[NextPage]

四、保障金融安全的方法

最近几年，我国的金融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可是，我国金融领域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比如，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料显示，前年我国的不良贷款率接近30％。金融当局应时刻注意金融隐患，防范金融风险，最要紧的就是强化金融监管。加强金融监管的具体做法：

首先，强化央行的独立性既是强化监管的内容，是加强监管的前提条件之一。

二是，要求从健全监管法规、严格监管制度、改进监管方式、强化监管手段、完善监管体制等方面，全面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三是，充实银行、证券、保险等监管机构监管力量，转变监管理念，把工作重心从审批事务转移到对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上来。

四是，加强社会监督和来自新闻舆论的监督力度。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要注意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健全金融体制为保障，以依法治理金融为手段，以稳步推进金融改革为步骤，保持金融稳健运行。具体来说，还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循序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切实把握开放程度与次序。

一是，在金融开放的政策安排上，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根据国内金融业发展的现状，选择适当的开放时期和开放程度，做到从长计议，逐步推进。

二是，对外开放要考虑到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实力较弱的现状，注意培植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实力。要逐步将国内金融机构推向国际市场，扭转国内金融机构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绝对弱势的状况。

三是，对外开放要关注国际游资可能带来的冲击，制定有效的措施防止国际游资的“大进大出”。要选择适度开放的金融政策，尤其在资本项目开放等问题上，采取慎审态度。

第二，稳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金融危机表面上体现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偿债危机、经济危机。实际上，金融危机常常内生于金融体制内部，由不完善的金融制度所引起，它是不健全的金融体制潜在风险的结果。

完善的金融体系是抵制国际游资和金融危机传递的重要制度基础，为此，需要建立具有自我约束机制、透明度高的高效金融体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要逐步建立符合市场取向的金融制度，以建立具有公司治理结构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为重点。与此同时，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要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防止管制利率和固定汇率形成市场失衡，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第三，完善金融监控制度，建立安全预警网络。

金融制度内部缺乏风险控制措施，会在不同金融主体金融业务之间产生风险收益的不对称性，并导致风险中立者或风险规避者转化为风险偏好者，加剧金融风险的累积。一旦市场机制使收益与风险对称起来，业已累积的风险就会暴露出来，最终导致金融危机。要从维护金融安全出发，建立灵敏、高效的金融危机预警机制和救援措施，构建防范金融风险、遏制过度投机的坚固防线。通过监测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及时采取防范金融风险的应对措施，防止金融风险的累积，保持对外经济金融的基本稳定。

第四，牢固树立危机意识，加快法制建设进程。

金融危机的发生常常与金融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密切相关。我国在采取市场取向改革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管制度，尤其在数据统计、信息披露、外部监管等方面都可能存在法律、法规上的空缺。为了防范金融风险，要及时调整有关法律制度，完善金融法律安排。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要通过立法来解决体制性风险，强调依法进行金融监管，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金融创新的需要。主要应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要适应金融对外开放的要求，梳理、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制度，建立适应国际法律建设潮流和我国金融业发展需要的金融法律体系；二、要依法治理金融，强化金融执法，从市场准入、从业资格、信息披露、风险控制等方面，确保有关金融法规制度的有效实施。三、要理顺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强化市场规则和相关管理制度，依法保护金融机构的利益，使依法治理金融进入良性循环。

第五，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络。

加入WTO范文篇6

关键词WTO企业改革企业发展

1WTO中关于企业活动的规定

WTO规则主要是用以规范政府行为而不是企业行为的，尽管如此，WTO还是有一些关于企业活动的规定。WTO对国有企业的活动即作过一些规定。例如，GATT第17条第1款（a）项规定，成员国“建立或者维持一个国营企业（不论位于何处），或者对一个企业正式或事实上给予以独占权或特权时，这种其企业在其有关进口或出口的购买方面，应当按照本协议中关于影响私商进出品货物的政府措施所规定的非歧视待遇的一般原则办理”。该条款（b）项中还提出，对前项的规定，“应理解为要求国营企业，在购买或者销售时，除适当注意本协议的其他规定外，应只以商业上考虑（包括价格、质量、效用、销路、运输和其他购销条件）作为依据，并按照商业上的惯例对其他成员国的企业提供参与这次购买或者销售的适当竞争机会”。上述规定体现了在国际贸易中实行公平交往的原则，旨在为国有企业和其他成员国企业提供平等的竞争环境。此外，GATT第17条第3款指出，国营企业的经营活动“有可能对贸易造成严重损害，因此，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以限制减少这种损害，对国际贸易的扩展是重要的”。在这一条款中，GATT指出国有企业在经营活动方面的特殊地位有可能给各成员国之间的正常贸易活动带来严重损害，因此，强调通过各成员国之间的谈判，限制国有企业经营活动方面的“独占权或特权”地位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减少其对WTO规定的多边贸易体制和框架的损害，以保证国际贸易的正常开展。

对于一般的企业，WTO规则也有所涉及。WTO规则中有关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规定，就是针对私营企业的。倾销是一种个别企业的行为；补贴是一种政府的行为。对于补贴，GATT在第6条规定允许进口成员国征收反补贴税，并在第16条对补贴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要求成员国政府在实行出口补贴时应遵循GATT规定的条件，并禁止成员国政府使用某些种类的出口补贴。对于倾销，GATT第6条规定成员国对倾销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权利和条件。进口国对出口产品低于正常价格的产品，既可以适用反倾销的有关规定，也可以适用反补贴的有关法律规定。

2加入WTO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加入WTO势必对中国企业产生重大影响，这不仅是由于WTO规则中有不少关于企业活动的规定，而且是由于加入WTO后，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和竞争态势将发生重大变化。加入WTO后，随着外国产品和企业的涌入，国内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中国企业必然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2.1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巨大冲击

加入WTO后，中国企业要在开放的市场上与外来产品进行竞争。进口产品关税的削减，将对企业原本相对稳定的经营状况造成冲击。从加入WTO开始的5年内，中国开放市场的进程表已安排得十分清晰。目前WTO各成员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为6%左右。近年来，中国关税的一降再降，但目前仍达16.8%。根据WTO协议中关于关税减让的原则，加入WTO后，中国现行关税税率将进一步实行较大幅度减让，同时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外国产品和企业将更多、更容易地进入中国市场。随着市场进入门槛的降低，国外企业在<……span>WTO的规则内，可以凭借自己的技术和成本优势，采用竞争性的定价策略，降低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价格，逐步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从而对中国企业直接产生冲击。

2.2对企业生存环境的重大影响

加入WTO后，中国的市场环境会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大量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消费者将日益变得挑剔，在强高质量和价格的同时，更注重服务和消费的个性化。中国企业习惯了多年的短缺经济，奉行的是生产观念，虽然也接受了市场营销的一些基本理念，但在一些营销手段的运用上显得办法不多，难以针对消费者的变化来提供市场所需商品和完善售后服务。另外，加入WTO后，更多的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这些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奉行的是“本地生产、本地销售”的方针。这样，在较短时间内，原材料、中间产品供应商在中国市场上选择的余地更大，国内企业原有的与供应商稳定的关系会受到冲击，面临更多选择的中间商与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再加上中国企业原来的生产经营成本相对较高，中国企业将面临高成本和高竞争的压力，利润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

2.3对国有企业地位的根本挑战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受到政府一系列的政策保护和支持，国有企业在国内诸多领域中享有优先权和垄断权，实际上是生存在一个相对封闭、稳定的经营环境中。加入WTO后，国有企业的这种封闭和稳定的环境必然会被打破。一方面，今后若干年内，国外公司及其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的限制将逐步取消，来自海外的产品和服务将以更低的价格进入中国，构成对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直接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客观上会进一步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为民营企业迎来公平竞争的历史机遇。加入WTO后，随着国内改革的加深，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会逐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民营企业可以真正展示自己的魅力，与国有企业展开竞争，向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发起挑战。在这种内外挑战的双重压力下，国有企业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必将受到冲击。还应看到，加入WTO后，中国国有外贸企业在跨国贸易活动中将可能受到制约，国有外贸企业在法律上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如何适应GATT的规则，及时调整国有外贸企业的发展战略，将是中国面对的一个严峻课题。

3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发展的对策

加入WTO对中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但是，应当看到，WTO倡导的是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入WTO，也为中国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对于中国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主动适应WTO规则，积极探求企业改革和发展之道。

3.1按市场经济要求加速企业制度改革

WTO虽然没有对各成员国的企业制度作出任何规定，但加入WTO却迫使中国必须加速企业制度的改革。就国有企业来说，1994年以来，中国大多数国有企业从形式上转为国有独资公司，但并未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从而出现了“翻牌公司”的现象，或是有名无实的公司，或是虽有公司的称谓或已经按公司注册，却未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机构，企业中政企不分的情况仍然存在。为此，要按照现代企业的制度要求，加速产权多元化的公司制改造，形成企业由行政权支配向出资者所有权支配的转变，并通过多元产权制衡来实现企业运行的规范化。此外，要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将国有资本逐渐集中到用于弥补“市场失灵”上来。除国有企业外，一部分集体企业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缺乏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状况仍然存在，从而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即使是一些私营企业，产权关系虽然很明确，但也需要参照现代企业的制度要求进行改造，特别是要改变一些不适应市场变化发展的经营管理模式。

3.2不断提高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

企业在开放的市场中生存和发展，主要靠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而构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技术创新。解决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一方面要通过贯彻实施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寻求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环境；另一方面要完善技术进步的动力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开发、技术投入、技术应用的主体。另外，加入WTO后企业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涉及到企业管理的各个分支、各个方面，这就要求企业的领导者不但要了解企业管理的基本理论，而且要借鉴国外较为成功的管理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实现企业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

3.3重视和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加入WTO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应尽的义务大都体现在国内，而所享受的权利大都体现在国外。国内企业要想抓住机遇就必须“走出去”。只有在国际市场上才能充分享受应有的权利，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按照WTO规则，各成员国的承诺都是中国的权利，中国都享有市场准入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加入WTO后，新的国际经济环境，将使中国的企业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机遇并享受有利的竞争条件，将使中国企业获得开展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良好环境。可以说，“走出去”是国内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必由之路。为此，中国企业有必要通过各种途径，及时、全面、系统、准确地了解国际经济动态和形势，认真分析国际市场环境，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对策，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3.4企业要熟悉和掌握WTO规则

WTO规则尽管是用于规范政府行为的，但企业也很有必要了解和掌握这些规则。学习和了解WTO规则，对企业的发展大有好处。就中国来说，在申请保障措施、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的实施等方面，企业就应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利用WTO制度中存在的对国内产业保护的有关规则，敦促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加入WTO后，在中国传统产品进入世界市场的渠道进一步拓宽的同时，其他国家的优势产品也将长驱直入中国市场，倾销与反倾销将是影响中国企业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企业一向是国外反倾销诉讼的受害者，如何依据WTO相关规则及相关国内法，积极在国内外参加反倾销应诉的同时，积极进行申诉，是一个有必要加以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3.5修订公司法，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中国不少现行企业公司法律、法规和规章中，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内外有别”，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适用不同的规则，造成了内外资在具体权利义务上的失衡。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享受国内企业无法享受的投资、税收、价格、进出口产品、注册资本等方面的实际优惠这一“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在行业准入、行政审批等方面没有享有与国内企业同等待遇的“次国民待遇”。同时，国内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也是“内内”有别，即内资企业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等法律地位不尽平等。为此，要以WTO规则为准，进行公司企业立法的改革，既要让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平等，也要使内资企业相互间平等。

参考文献

1孔祥俊．WTO法律的国内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加入WTO范文篇7

一、人民币实现可兑换的意义

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指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经济交易引起的外汇收支均不加以限制,外汇可以自由流出流入,也称为资本项目可兑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没有给予严格界定。在具体实践中,某些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化进程中依然对资本项目下兑换实施一些必要的限制。

在我国,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指明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中,将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定为改革的最终目标。那么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将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实际利益呢?

1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有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扩大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一国货币实现可兑换,使国际贸易商品的“一价定律”机制得以发挥作用,从而更能准确判断本国生产的货物与劳务的比较优势,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

2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有助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国内企业提高效益、增强国际竞争能力。人民币实现可兑换等于为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提供了连接点,使市场机制功能更为完善,有利于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使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

3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后,资本可以自由转移,对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后,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提供短期贸易融资的形式支持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使资金从经常项目下盈余的国家向逆差国家转移,从而改善我国与贸易伙伴的国际收支状况,减少贸易摩擦,稳定多边贸易体系。

4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实现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后,将促进国际投资的发展。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将消除外国投资者对投资收益难以自由汇回的顾虑,增强他们的投资信心。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也有利于具备实力的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推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扩大市场容量,为我国企业提供更广阔的融资场所。

5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将扩大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与民间来往,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

二、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展望

货币实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条件有:1合适的汇率水平。这对于避免国际储备持续下降或货币贬值是十分必要的。2合适的国际储备水平。国际储备水平相对一国国际贸易应当具有相当的规模,从而能够吸收国际收支所面临的各种暂时性冲击。3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大大超过其贸易伙伴,它就无法在拒绝采用货币贬值或对进口和支付进行严格管理的情况下维持其国际收支的均衡。除上述三个条件外,有效的市场环境对于通过实现货币可兑换以充分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是十分必要的。有效的市场环境是指产品和要素市场充分灵活,从而国内的成本价格结构可对经济条件的变化做出反应,并能够反映出现行国际市场上的相对价格,而且各经济单位也都有积极性和能力对市场价格变动做出反应。

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是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入WTO将大大推动这一进程。

1我国的国际贸易、投资规模增长迅速,要求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在国际贸易方面,1978年到1998年间,按可比口径计算,中国进出口额保持了年均14%左右的增长率,其速度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引进外资方面,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不断增加,利用外资质量不断提高,截止到1998年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2300亿美元,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近30万个。在对外投资方面,经外经贸部批准到海外投资的企业达5000多家,中方投资数十亿美元,规模虽然比较小,但已显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2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要求人民币早日实现可兑换。我国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长期、务实的努力,包括参加了乌拉圭回合谈判,多次下调进出口商品关税,使平均关税率由原来的30%以上下降到现在的15%。某些西方国家的阻挠和漫天要价,阻碍了我国“复关”和“入世”的进程,但世界贸易组织不可能长期将位居全球贸易第11位的中国拒于门外。1999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终于出现转机,中国“入世”不再遥远。中国作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成员承诺在2000年左右实现贸易自由化,并逐步实现投资自由化,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要求人民币尽早实现可兑换。

3人民币市场汇率机制已经形成,并处于不断完善之中。人民币汇价稳定,趋于合理,汇率机制不断完善。从1997年10月15日起允许部分中资企业保留一定的外汇收入,为我国外汇市场发展注入活力,使市场范围扩大,有利于人民币币值更趋合理。

4外汇储备增长迅速,储备总量充足。199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1449亿美元,雄居全球第二位,而且发展势头良好,这是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的重要条件。

5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不断成熟,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价格机制初步形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实现接轨,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企业已能在国际贸易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产品成本价格趋于合理。到21世纪初,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将基本形成,为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提供了保障。6宏观经济政策日益健全。围绕市场机制的发育,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已由直接干预经济转向使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间接调控与规范市场行为,宏观决策更科学,政策传导机制更通畅。

加入WTO范文篇8

目前政府对农业管理机构的设置是沿袭过去的计划经济管理方式，存在着管理真空，并形成部门分割、行业垄断的缺陷，使农业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在经营权上，外贸部门没有内贸权，内贸部门没有外贸权，一个产品经过几个部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成本就高了。过去由于我们的人多地少，粮食安全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对农业的管理采取的是一种分段式的管理。比如某一个省，粮食生产由一个省长负责，粮食生产出来以后，就由另外一个省长负责仓储，粮食要加工，可能是第三个省长，而粮食出口可能是管外贸的省长。从管理部门看，目前在中央一级有8－9个部委是涉农部门。农业局或者农业部管农业生产、农业科研推广；粮食生产出来后，给粮食部门，棉花给供销公司，还有轻工食品等等其它部门；如果要出口，得给外贸部门。这种部门分割、行业垄断，再加上地区封锁，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利益，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内贸外贸脱节，产供销脱节。这种管理方式解决过去的短缺问题是很有效的，但今后的管理体制设计要以国际化为定位，以提升全民产业竞争力设置管理机构。

大多数发达国家不管农业有没有优势，都是实行从田间到餐桌的一体化的管理体制。也就是农业部门的管理，是从农产品生产的田间开始，最后配送到消费者的餐桌。像中国这样一种分散的农业管理体制，要与对农业进行综合管理的体制竞争，显然是没办法抗衡的。

农业政策存在巨大的效益损失

现在的农业政策也是按照过去那样一种计划经济的设计，也就是解决短缺问题，动用一切资源搞农业生产。我们的农业补贴，实际上是给了中间部门、流通环节。比如国家对粮食的补贴，不可能到粮食生产者的手上，而是通过国家订购制度、保护价制度等等，补给了粮食企业、粮食流通部门，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实际上是不到位的。

生产政策与销售政策不配套，与进出口政策也不配套，在这种互相隔离的情况下，政府在政策上支持的效果与初衷是不一致的。农业政策目标实质是针对生产者的，但农民得不到好处，都被消耗到中间环节，实际上存在巨大的政策效益损失。

过去的农业政策设计，主要是考虑解决粮食供给问题，没有考虑农产品的品质，也没有考虑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现在考虑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应对问题，要提高竞争能力，感觉在政策上缺的东西太多。比如欧洲的疯牛病出来以后，腾出很大的牛肉市场空间，按道理我们有丰富的畜牧生产资源，我们的畜产品应该是具有优势的，但是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畜产品标准、我们的整个市场体系都是按照国内市场与需求设计的，没有考虑到欧洲市场的需要，也没有考虑其他国家市场的需要，因此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没有任何政策手段能够动员资源，拿出具有竞争能力的、符合要求的牛肉进军欧洲市场。今后我国农业政策的设计，要考虑如何提升中国农业的竞争能力问题，要由过去解决短缺问题，向解决质量问题、解决竞争能力问题转变，现在到了必须大规模调整农业政策的时候。

没有全国大市场流通体制弊端暴露

流通体制最大的缺陷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形成竞争有序、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大市场，这也意味着失去农产品的价格权力。

从技术角度看，目前流通体制还存在下述问题：第一，市场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批发市场、期货市场发育不健全，影响了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机会，农产品没有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虽然是粮食主要需求方，由于市场的隔离，定价权等于交给了外方，如果不能预先掌控价格变化，对营销就缺乏一个制高点。我们开放程度较高的产品都应进入期货交易，不能进行期货交易的可进入批发市场。第二，没有健全的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到目前为止，往往是无标上市，无标流通。农民生产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市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农产品。对于农产品来讲，没有健全的质量标准体系的约束，怎能进入国际市场？怎么能符合人家的要求呢？第三，缺乏一个比较完备的、系统的信息体系。也就是农民种粮食或者是种蔬菜、水果，往往是马路信息、邻里信息，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市场反应与信号。不完备的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极大制约了农业竞争能力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凡是开放时间比较早的农产品，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农产品，现在竞争能力已经开始形成。凡是国家管得比较死的农产品，现在面临巨大挑战。而且现在流通体系缺乏市场化的特征。所以在国内的市场全面开放以后，要抓紧时间进行调整，真正的让它市场化、商业化，不能由政府管死。

政府不是竞争主体

以往政府管理的力量非常强大，在经济中参与的程度比较深，但政府不是市场竞争主体。政府最多是提供一个竞争的环境，公平竞争的环境是政府该争取的，竞争主体应是企业。靠农民是不行的，但是我们又有多少企业能够参与挑战呢？所以我觉得，在目前分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制度下，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有一个制度上的缺陷，那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农业的市场竞争主体。我们现在没有大的粮商，也没有大的油商、畜牧商，也没有什么果商，我们这么多柑橘，但是似乎没有一个柑橘协会，没有一个组织来把这个行业组织起来。

在这种分散的农户和激烈竞争的大市场之间，应该有一个制度创新。创新的重点是：一要培育我们的龙头企业，尤其要培养我们的航空母舰。二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行业协会。

没有好产品也谈不上竞争

产品是竞争的起点，也是竞争的终点。市场全面开放后，对农业的冲击，最可怕的是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我们不怕美国的大豆、小麦到中国市场，而是怕它的跨国公司来分配和垄断中国农产品市场，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竞争主体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企业，没有好的产品也是不行，今后的农产品应该包含四个基本的竞争要素：

第一，品质。要实现农产品的规格化和标准化，像做工业品一样来做农产品。就像日本市场上的大葱，不同的长度、不同的规格，有不同的价格，我们应该培养农民有这样一个意识。

第二，安全性。现在全球都对农产品的安全性提出怀疑，对农产品有信任危机，不敢吃。像欧洲出现疯牛病以后，在欧洲吃牛排是很困难的。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农产品要参与国际竞争

，首先得让全世界的消费者信任我们的农产品和食品。因此，我们必须抓好农产品的安全体系建设，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行业，以及我们的农民，应该树立这个安全观，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放心。我们不仅要让国内的消费者、城市的消费者放心，更重要的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对中国的农产品放心。

第三，外观和风味。既好看，又好吃，这是农产品竞争的最基本因素。

第四，均衡供应，通过技术手段分散上市。农产品是靠天吃饭的，农产品供应就有季节性，不均衡供应，比如说到收获季节，是集中上市的，到淡季就没有了。这样，价格就有波动性特征，对农产品稳定的供给就产生一些风险。如果通过技术、设施能够熨平这种波动的话，很显然，这个农产品就能够保持市场的稳定供给，相应就可以稳定市场份额。

突破壁垒，让中国的农产品走出国门

中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国际市场的标准和要求。比如说禽肉，中国本来具有优势，在国际市场中，价格上的优势也比较大。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禽肉进入不了欧洲等市场或者进入的很少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很多禽肉生产的厂家，过去没有考虑欧洲等国际市场的要求或者说它不知道欧洲市场、美国市场有何规定，而欧洲、日本、美国市场的技术壁垒也令人望而却步。所以，一方面，我们的产品可能不符合这些市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很难突破这些市场的技术壁垒，由此就难以进入欧洲等国际市场。他说，进入欧洲市场时，国内企业在商业运作时，要考虑与欧洲的营销商合作，通过欧洲卫生检疫部门的认可。一般欧洲官方会对养鸡厂周围的环境，水的质量，包括鸡舍条件、饲料、残留等等，都要进行检查，如果符合它的标准，就意味着你可以得到进入欧洲市场的“通行证”。

由于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在欧洲、日本非常盛行，因此，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也不一定能够进入他们的市场。政府应在多边、双边贸易谈判中发挥巨大作用。某一个国家市场对你的某种产品不一定是开放的，我们的企业、行业组织就应向政府提出要求，让政府积极谈判，这样才使产品出口成为可能。比如说禽肉，欧盟于1996年8月1日停止了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经过双方政府的艰苦谈判，到今年5月份才仅仅开放了上海和山东地区的市场，对北京市场和其他市场还没有开放。要想打开所有市场，还需经过政府部门艰苦的谈判。

受不了冲击该怎么办

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我们可采取的贸易政策主要是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对于中国的农产品来讲，可以使用关税政策的产品，但不能采取比承诺条件更高的关税。世贸组织也有一些配套的保障措施，如反倾销、反补贴条款等。WTO《农业协定》对关税化农产品还设置了“特殊保障条款”。日本限制我们三种农产品的时候就打了这个旗号。日本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提醒我们，如果今后的某一个产品或者某一个产业遇到国外产品冲击时，应该考虑动用世贸组织的这些保障措施。

第二，关税配额管理。关税配额管理不是对所有农产品，对中国来说，主要针对粮棉油糖毛，这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农产品。这种管理办法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为农产品设置了一个进口配额，配额内的进口是低关税，超过配额采取高关税。所以在管理方式上，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来搞一些管理办法，尽量把可能的漏洞堵住。

第三个，技术性的贸易壁垒（TBT）。主要是包括像动植物检疫（SPS）、质量标准等措施。如果别国的产品不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就不允许进入市场。现在争论比较多的就是转基因农产品问题，现在美国、加拿大，还有一些南美国家，支持搞转基因产品。而欧盟、日本等国家，对转基因产品有限制。这实际上是技术加政治问题。欧盟、日本就利用转基因问题，限制美国的玉米、大豆进入其市场。TBT是非常复杂的贸易政策问题，要综合使用，前提是必须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之内，不能超越世贸组织的框架，否则就会引起人家的起诉。

加入世贸后农民怎么办？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战略问题。对我们的农民来讲，要提高科学种田水平，生产出消费者满意的，甚至是全世界消费者满意的农产品。尽可能的走出土地，转向其他部门。对于基层政府来讲，在我们的农业组织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能够担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目前最紧要的就是减少强加给农民身上的一些负担。

过渡期内的主要对策建议

应对加入WTO给我国农业带来的严峻挑战，最根本的措施是加大支持力度，全面提升我国农业的竞争能力。与此同时，要抓紧建立农业产业安全保障体系，采取措施减少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冲击。

1．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要抓紧改革目前部门分割、行业垄断、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与内外贸脱节，管理部门职能重叠、管理环节过多的农业管理体制，针对加入WTO后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国际竞争更趋激烈的新形势，统一设计和部署农业管理体制。要在明确界定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加强中央统筹协调和宏观调控的职能，逐步形成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对外贸易一体化管理体制。

2．加强农业国内支持政策，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一，加大对农产品科研、推广、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服务、基建等“绿箱政策”的支持力度。应设立专项育种科研支持基金，加快农产品优质品种选育，缩小与国外农产品的品质差距。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质量检测检验体系、市场信息体系、病虫害防疫防治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农产品竞争能力。

第二，对进口敏感农产品及具有出口潜力的农产品，根据WTO“微量允许标准”建立价格支持制度，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应调整补贴结构，由现在补贴流通环节，转向补贴农

产品生产者。

3．尽快建立农业产业安全保障体系，采取措施减少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冲击。

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有效利用WTO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机制，加强主要敏感农产品的进口管理，提高海关监管水平与效率，坚决打击和防范农产品走私。

4．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重组与技术改造，重点扶持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建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体系。要鼓励建立几个大粮商、畜牧商等农产品大企业，控制国内市场分配，参与国际竞争。

5．鼓励组建农业产业行业协会，促进农产品生产、流通、加工及外贸一体化管理。农产品行业协会主要负责：提供农产品国际国内市场信息、政策法规咨询服务；农产品技术研发与服务；国际市场开拓；行业准入管理；国内市场价格及进出口价格协调与管理；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应诉，行业损害调查，贸易纠纷处理等。

6．实施农产品出口促进政策。

完善农产品出口退税制度，实现出口农产品的“零”税率；提供农产品国外市场拓展国际博览会、交易会参展费、装修费，市场调查、广告促销等；对企业开拓新市场提供保险支持；资助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

加入WTO范文篇9

WTO协议外在地规定了我国金融业开放的速度和深度，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开放方面就别无选择。除了下文分析的合理保护外，更关键的是要正确引导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为我所用，以最大限度享受开放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在经济政策上，政府虽不能歧视外资金融机构，但可在鼓励措施方面区别对待。如现在西部大开发急需金融机构介入，就可在政策上鼓励外资金融机构进入西部地区。降低资本金要求、放松准入标准、给以更多的业务发展权限、降低税率等，都是可选择的鼓励措施。在行业上，对于积极投资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及基础产业的外资金融机构，还可以给予更多的优惠。还可以将外资银行准入与来源国在华投资贸易量挂钩，贷款规模大的给予更大的优惠。在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形式上，对于中外合资的方式应给予更多的优惠。而对于那些主要从事短期贷款、中间业务的外资金融机构则减少政策优惠。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开展业务，必须同中资银行进行合作，如在中资银行开立外汇结算帐户用于调拨外汇头寸、转汇款或委托付款，以及从中资银行借入人民币资金等。另方面，随着外资银行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资银行也须与它们开展业务合作。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展业务，相当长时间内必然遇到人民币资金匮乏问题以及衍生的人民币流动性问题。现在，外资银行主要是通过市场拆借和同业借款来融通人民币资金。在目前资金相对宽裕的情况下，许多中资商业银行已通过同业拆借或同业借款向外资银行融出大量资金。将来这一渠道还可拓展，诸如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外资银行针对中资银行发行人民币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外资银行为客户开出外币备用信用证或直接出具人民币担保用于客户向中资银行借人人民币资金等等，都是最有可能的合作形式。

到2000年底，中资银行境外营业性机构已达68家，资产总额1565亿美元。国泰、光大、中信、海通等证券公司也已跨出国门。中保集团则在国外已经营了50余年。加入WTO为中资金融的跨国经营带来了更多的商机，我们必须充分把握。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战略目标可定为：在竞争战略上，以国内竞争和人民币业务为基础，从中国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和贸易往来以及在华三资企业切入，逐步对外扩张，在全球布点，最终成为综合型、全能型的世界一流全球银行。在地域选择上，中资银行扩展海外业务，首先应以欧美市场为主攻地区。欧美市场规模庞大，结构完善，金融技术发达，是极好的学习之地。进入这个市场，可以使中资银行获得良好的人才培训基地，还可获得最多的关于国际金融业务和管理方面的信息。当然，亚太地区在金融危机之后，金融管制放松，中资银行也可抓住时机进入主要亚太国家的市场。在业务定位上，必须要发展自己的拳头产品，在某个业务上获得全球或者地区优势，从而获取国际竞争力。在客户选择上，国内客户应以大型综合型企业为首选，东道国客户则以中型企业和华资企业为重点。东道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基本上已经与本国的大银行建立了密切的业务联系，中资银行难以插足。而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大量进入国际业务领域的中型企业，可能成为中资金融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

（三）寻求必要的合理保护

经济全球化虽然意味着国界的日益模糊，并绝不意味着各国经济失去了独立意义。因此，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力图在与他国的经济往来和市场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尽最大的可能保护本国金融业，以求获得更大的利益，仍然是各国努力追求的目标。

即便是发达国家，对金融业的开放也是慎之又慎。美国财政部的研究显示，在135个WTO成员国国中，对外资银行没有明显限制的只有13个。中国金融业长期处于高度的政策壁垒保护之下，在资本实力、服务水平、内部管理及风险控制能力等方面与外资银行存在巨大差距，对于加入WTO后可能出现的高度市场竞争形势需要有个适应过程。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拉迪（1999）指出：从WTO通过中国入世议定书所定的条款来看，中国入世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一般想像；对WTO而言，中国开放市场所做的承诺，远比10年前世贸组织处理其他国家入世的影响来得深远；而中国在议定书中所做的承诺，也远远超过10年前其他国家入世时所同意的承诺。拉迪认为，中国作了如此广泛和影响深远的承诺，短期内付出实质的经济代价将难以避免。最主要的短期代价将是中国部分产业会在国际竞争中被淘汰。而加入WTO所带来的劳工和资本重整效果要在中长期方会浮现。有鉴于此，我国应在符合WTO规则的前提下，对民族金融业实行适当的保护。因此，认真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结合多边服务贸易规则和纪律，合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赋予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的保障条款、例外条款以及逐步自由化等条款，制定有关金融行服务贸易的适度保护措施，是我们应对?尤隬TO挑战的战略安排之一。

1.运用WTO及GATs的发展中国家保护规则WTO以及GATs针对特殊情况提供了一些“保障条款”或“例外条款”，东道国可以据以全部或部分终止已达成的协议。

GATs第十九条第二款指出：“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应取决于各成员国方相应的国家政策目标，以及各成员国方包括它的整体和个别服务部门的发展水平，对各个发展中国家成员国方在少开放一些部门、放宽较少类型的交易和逐步扩大市场准入程度等方面，应根据它们的发展情况给予适当的灵活性，……旨在达到本协议第四条（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参与）所述的目标上。”GATs第二十九条“关于免除第二条义务的附录”，具体规定了申请义务免除的例外。按该例外条款规定，任何缔约方可开列一个具体的不遵守最惠国待遇的清单，但该清单将在5年后被缔约方全体审查一次，其最长有效期一般不应超过10年。GATs金融服务附件也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及保护性条款规定。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些条款都可以用来合法保护国内金融业。

2.利用GATs中的“审慎例外”在GATs的谈判过程中，各国政府普遍感到对金融服务应当给予特别对待，对金融业应进行严格规制，感到成员国应有采取审慎监管措施的充分自由。GATs第十一条“关于国际支付与划拨”和GATs第十二条“对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的的限制”均对此作出明确规定。金融附录除将政府机构行使权力提供的服务排除在GATs的适用范围之外，还对审慎监管规定了更大的例外即审慎例外（prudential－out）。第二条“国内法规”规定了各国有权采取不符合GATs（包括国民待遇原则）规定的谨慎措施。“无论本协定任何其它条款如何规定，不应阻止一成员国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第三条“确认”规定了成员国对另一成员国谨慎措施的承认。按照法律适用中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附录中的审慎例外应得到优先运用。附录使用“无论本协定其它条款如何规定”的措辞就足以表明，成员国方无论是否做出了自由化的承诺，都有权采取监管措施以保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及其存款人等，这些监管措施不受GATs自由化条款的约束而优先于GATs的相关规定。

至于什么样的监管措施就是审慎性，GATs并没有进行定义或列举清单，其它一些从事监管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组织如巴塞尔委员会等也没有对监管进行定义，而是推出上述领域的最好做法（bestpractices），供各国参考采用。由此，辨别一项措施是审慎措施还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伪装，相当不易。这就给各国自主选择审慎措施留下了空间。

各国之所以敢于对外开放金融业这一高度敏感的部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GATs及其金融附录规定了本国具有足够的监管自主权和灵活性。对此，我们应有充分认识。在围绕金融审慎措施的激烈斗争中，我国应坚持成员国方具有足够的监管权，能够灵活地采取本国金融体系所需要的监管措施，同时应充分利用GATs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利规定，坚持在处理监管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应当具有不同标准。分析起来，我国可以考虑的安全的审慎例外措施主要有：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由于金融服务贸易依赖于资本的自由流动，一个国家对投资、借贷、汇兑的限制性规定会直接阻碍国际金融服务。突出的是法定准备金要求。GATs及其附录将行使政府职权所提供的服务排除在GATs的适用范围外。这些措施无疑构成行使政府职权所提供的服务，也可以被认为是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审慎措施。

资本项目管理。一国为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危机而采取的限制短期资本流入等措施，在多数情况下不在GATs的调整范围内。即便这些措施与上述义务承担有关，成员国方仍可以对资本项目交易进行限制。只要这些限制国际资本交易的措施系为了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构成审慎措施，成员国方就可以自由采取。

在国民待遇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对陷入危机困境的金融机构进行救助问题。这种救助虽然对国民待遇具有影响，但其主要目的通常是保护存款人和恢复金融业的稳定，因而能够构成审慎措施，同时亦符合政府行使权力提供的服务。

在一定条件下对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的限制亦构成或转化为审慎措施。就市场准入而言，对法律实体形式的限制和对外国资本在当地金融机构参股的限制十分常见。对同一家金融机构营业机构数目的限制、对同一城市外资金融机构数量限制、对外资金融机构来源国总数和对金融机构交易额或资产额的限制也不少见。这些措施有审慎的成份，但在很多情况下其主要目的是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和保护国内的金融业市场份额，而不是直接为了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存款人。

（四）提高金融政策的透明度

透明度是GATs条款要求的基本原则。从中国目前情况看，无论在落实政府政策的知情权还是各金融机构的信息报告、统计制度上，我们不仅没有做到，甚至这方面的意识都尚未形成，“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造假之风已成普遍现象。金融机构作假账、向监管部门报告假情况、假数字的情况非常普遍。系统性金融风险深埋于这种缺少透明度的“灰箱”运作甚至是“黑箱”运作当中。

中国金融服务业运行的特点，也使得增强透明度工作非常必要。中国的金融运行机制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长期以来，中国金融机构的工作大都根据上级命令来进行，这些命令可以是上级金融部门的，也可以是上级政府的，而且方针、政策变化较快，外界对此不易了解。中国金融机构的运作还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习惯于把涉及到金融工作的各种规定、要求以及业务做法等都纳入保密范围。而根据GATs关于透明度的要求，中国有关金融服务的数据、法规、条例、决定以及实施细则应该予以公开。信息不透明，除了容易滋生腐败外，还严重阻碍了世界各国了解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情况，造成种种误解。

WTO中国入世工作组成员对中国目前的服务管理体制缺乏透明度表示担心，尤其是涉及许可证的获得、展期、更新、否决和中止，以及在中国市场提供服务所需的其他许可。工作组成员认为，加入WTO后，中国应该一份负责对中国做出具体承诺的服务部门进行监管的监管单位名单以及中国的许可程序和条件。中国代表对此表示同意，表示加入WTO后中国将在官方杂志上公布中国的许可程序和条件。中国代表还表示，对“具体承诺清单”中的服务，中国将确保：中国的许可程序和条件将在生效前公布；在公布时，中国将规定合理的时间，以备相关单位就中国的许可程序和条件做出评估和决定；任何不包括在拍卖或招标中确定的费用，均应与处置一个申请的管理成本相符；在接到申请后，中国主管当局对申请尽快做出决定。

应当看到，提高透明度并非遥不可及，现在就可以有所作为。监管当局政策调整对市场参与者公示，现已初步步入规范化，《金融时报》、《经济日报》等主要媒体常常全文刊发政策法规。目前努力的要点是不仅要求监管当局尽可能向公众报告，同时金融机构也应建立直接对公众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上市银行要按规定向社会公众公布资产负债等重大经营信息，非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应向所在服务地区披露信息。人民银行已经建议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最迟在2003年开始公布上一年的经营信息，个别银行可推迟到2005年。最后，为防范不良客户利用银行间的业务竞争重复借贷或多头骗取银行资金，各银行之间应建立通畅的信息沟通渠道，以作到客户信用等级信息资源共享，中国银行公司业务部已在这方面作了成功的尝试。

（五）确立审慎金融监管体制

要想充分利用金融开放带来的机遇，同时确保金融稳定，必须深入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还权于市场，确立审慎的金融监管体制。1995年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所确立的监管原则与措施，已向审慎监管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审慎的监管与金融管制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对银行的要求是一种规范性的品质管理，以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竞争为目的，银行具有充分的业务自决权；后者则是银行的大部分具体决定直接由政府机构作出。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很高的国家，监管当局对利率水平和结构、汇率水平和波动、资本流进和流出、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金融机构总量及投向等，都仍然有一定的限制或控制，但限制和控制的方式和程度已大不相同，它建立在对尊重金融机构自主权的基础之上，强调市场约束和自我负责原则。2000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发表了对未来银行业监管展望的报告，进一步确认了审慎监管是大趋势。

1.转变金融监管政策的基础和方式

（1）金融监管政策非行政化。在审慎监管的框架下，除了业务合规性等无法量化的规定外，在日常监管中基本取消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办法。只在金融市场失败时，政府直接干预方可走上前台。一般情况下，金融监管手段必须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间接手段，通过严密的法规约束当局的金融监管行为。为此，需要强调保持监管者与监管对象之间的距离。中国加入WTO工作组一些成员就对在中国保持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独立性表示关切。中国代表表示，对于包含在“中国具体承诺清单”中的服务，除了邮件和铁路运输服务外，其他管理部门应该与它们所监管的所有服务提供商分离，并且不对它们负责。

（2）监管重点由合规性监管转向经营性风险监管。这需要建立一种风险集中（Risk-focused）和过程导向（Process-oriented）的新型监管框架。所谓风险集中，是指监管资源要更多地用于关注银行机构及其资本所将承担的最大风险。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按规定标准补充资本金，按五级分类划分贷款质量。所谓过程导向，是指检查和稽核要重点检查银行机构对某种风险的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是否充分和有效。对那些没有建立合适的风险控制架构和有效管理过程的机构，施以更多地现场检查。在目前的过渡阶段，对于促进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建设，也要重点监管。如促进董事长、总经理、监事长分设，引进独立董事等。

（3）执行符合国际标准的审慎会计制度。一是改进收入核算办法，确保商业银行经营成果的真实性。二是改进和统一应付利息的计提方法。三是落实呆账准备金由商业银行自主计提的新政策，扩大银行决定核呆的自主权。四是监管当局通过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商业银行审慎会计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审查。

（4）建立包括短期债务比率、贸易差额、汇率波动、外汇储备、通货膨胀率、股票指数、利率水平、M2/GDP比率、资本流动易动性、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偿债率等监控指标在内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及时预报和防范金融风险。

2.逐步给予金融机构自由定价权和业务创新自由权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及计划成分占优势的80年代，利率是否市场化并不重要。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大，特别是在非国有企业、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兴起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及部分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之后，利率管制的弊端愈显突出。由于利率管制，商业银行不能通过利率差别来区别风险不同的贷款人，高风险贷款缺乏高利息补偿，银行处于风险收益不对称状态。多年来，屡禁不止的“储蓄大战”和帐外帐经营就是利率管制扭曲的反映，我国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正成因于此。利率管制还人为强化了金融工具之间的非市场差别，制约了公平竞争。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以市场资金供求为基础，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调控核心，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各种利率水平和结构的利率体制。利率管理体制改革的顺序是先贷后存，先大后小，先外后内，先农村后城市，先市场后信贷。总的思路是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浮动幅度、规定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等过渡方式，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当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在于：一是放开国内企业债券发行利率，由市场决定；二是放开农村信用社存贷款利率，由农村信用社根据农村资金供求和贷款风险程度自行确定利率水平；三是逐步扩大城市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和范围，对一般存款利率仍实行管制，对大额存款利率实行有弹性的管理。

保护业务创新自由权的关键是要区分违规经营和金融创新的政策界限。考虑到二者界限的模糊性，在政策实践上，主导思路是尽量减少业务品种的行政审批制。当前，颇为紧迫的任务是允许银行、证券和保险之间的合作，逐步迈向有限混业经营。

由于银行和证券市场制度不完善，以及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力薄弱，在中国实行全面混业经营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实的政策是推行各种形式的业务合作或战略联盟。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通过银证转账业务，开展网上交易，利用银行卡、银行存折直接买卖股票，券商委托银行网点代办开户业务，银行承担基金托管业务和销售，乃至共同发行并管理开放式基金等，都是很好的合作方式。

3.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已经而且必将进一步冲破原先设在不同种类的金融活动之间的障碍。这使得各种形式的监管合作成为必然。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已建立三方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研究银行、证券、保险监管中的有关重大问题，及时解决分业监管中的政策协调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对外开放及监管政策以及交流有关监管信息等。这一定期磋商制度需要继续完善，最终将协同监管制度化。

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国金融对外深层次开放，使得国内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成为必须。利用互联网时，银行可以超越国界开展业务。现在银行在一国获得银行牌照，在另一地方进行数据处理（后线操作），而目标客户在第三国。在华外资银行的总行注册地在境外，很有可能由于其总行或设在其它国家的分支行的经营失误而负连带清偿责任。在这种环境下，非有全球的监管合作，不能对之实施有效的监管。目前，发达国家正在使其国家金融监管更具有区域乃至全球监管的功能，并试图通过国家立法来赋予其金融监管法律以治外法权的功能。中国的金融监管也应向区域和国际监管延深，甚至建立起隐含治外法权的金融监管体系。

4.规范政府行为

中国加入WTO后，政府要转变角色。一方面，要把一部分权力（主权）转让给WTO之类的超国家组织；另一方面，要把更多的权力转让给消费者和具体企业。WTO是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作为其中的一个成员国，中国政府必须遵守其既定的规则。对于金融业而言，首要是减少政府干预。同时，财务管理制度也到了不改不可的程度。财政部对国有商业银行应当实行目标经营管理，它没有必要对银行财务行为和人事工资管理事必躬亲。

（六）完善支付清算系统和制度

尽管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但是，中国的支付清算系统却是高度不统一的。面对加入WTO的新形势，加快建立中国的统一支付清算体系，已属当务之急。

一是发展多种支付工具。在大中城市开办银行本票业务。鼓励工商户和符合条件的个人在银行开立帐户，签发使用支票。在大中城市和符合条件的地区，推行定期借记、定期贷记支付工具。

二是完善支付系统建设。全面实现“天地对接”，完成电子联行业务到县的计划；完成电子联行灾难备份中心的建设，保障电子联行系统持续稳定运行；逐步实现电子联行系统向现代化支付系统的平滑过度。建立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区域性票据交换中心，扩大票据交换的范围和覆盖面。加快中小金融机构现代支付体系建设，完善电子联行系统，允许各类中小金融机构签发和兑付银行汇票。

三是发展电子货币。完善银行IC卡的技术和实施方案，推动电子货币的普及应用。遵照市场的原则完成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与商业银行银行卡中心、城市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的联网，实现ATM和POS通用。

四是建立健全计算机系统安全管理机制。组建计算机系统安全工作的组织管理体系，加强计算机系统运行及信息的安全管理和计算机安全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计算机安全培训教育和法制宣传。

（七）培育信用文化

由于多年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的社会信用观念和法制意识均十分淡薄，某些司法部门又偏袒地方利益，使得商业银行依法行使放贷和收贷的权利大打折扣。在一个信用文化不够健全的环境里，经营信用，以维持信用为己任的银行业是不可能获得健康发展的。

信用文化的内涵，包括债务人的偿债意愿、偿债意识、偿债行为、偿债记录等，也包括对违约债务人的惩罚等。信用文化的实质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存在着的一种默契，或者说是一种思维方式，即彼此均对对方负有责任和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是以一整套连贯一致的法律、监管和司法实践为基础的。所以，良好信用文化的形成，需要依赖于建立一套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金融法律框架，并严格执行。债务人按期还债有困难，符合条件的，经债权银行同意，可以延期还债，可以进行债务重组，也可以依法破产，但不能赖债。凡对债权人提出的偿债要求置之不理，躲避债权人，应属欺诈犯罪。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若无一个良好的信用文化，在同外资金融机构竞争中，我们将处于劣势。

第三节中国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主要方面

一、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

（一）中国银行业的开放进程与现状

作为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1979年就对外资银行敞开了大门。截止2001年9月底，外资银行在华共有营业机构近190家，其中，分行158家、法人机构19家、二级分支机构13家。外资银行总资产440亿美元，贷款186亿美元，存款65亿美元，资本金(含营运资金〉30亿美元。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已达31家，其中上海23家、深圳8家，外资银行人民币资产总额410亿元。在市场份额上，外资银行在外汇贷款和国际结算业务领域分别达到20%和30%的份额，在外资银行较为集中的上海、深圳等地，所占市场份额更大。

中国银行业的这种开放速度，从全球来看，属于较快之列。许多发达国家虽然加入了WTO，签署了服务贸易条款，但迄今为止仍未对外资银行开放本币业务，并对外资银行实行地域限制。1995年，外资银行资产占中国银行体系总资产的比重将近2％，低于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比例。但同期，美国外资银行资产仅占其全部银行体系资产的3%，澳大利亚、比利时为5%，加拿大为7%，法国为8%，南非为2%，意大利、瑞士、挪威为1%，而丹麦、芬兰、瑞典竟为0%。只有英国（19%）、德国（25%）、西班牙（31%）、新西兰（91%）较高。

（二）加入WTO议定书的银行服务业开放承诺

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在金融服务业之中，银行业的开放承诺最为彻底：

（1）审慎性发放营业许可证。即在营业许可上没有经济需求测试或数量限制。加入WTO5年内，取消所有现存的对所有权、经营方式、外资金融机构企业设立形式以及对分支机构许可发放方面的非审慎措施。也即当外资银行申请设立分支机构时，人民银行除了遵循审慎性标准外，不得有其它方面的限制。外资银行在同城设立营业网点，审批条件与中资银行相同。

（2）外汇业务及时开放。中国在加入WTO之时将向外资金融机构全面放开外汇业务，取消地域和服务对象限制。也就是说，一入世，中国将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客户（包括中资企业和中国居民）经营所有外汇业务（包括公司业务和零售业务）。

（3）人民币业务分阶段开放。对于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中国将在四年内分五批放开20个城市的地域限制，五年后取消所有地域限制。在服务对象上，加入后2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可在12个城市向中国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加入后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

（4）金融咨询类业务及时开放。自入世之日起，外资机构即可获得在中国从事有关存贷款业务、金融租赁业务、所有支付及汇划服务、担保及承兑、公司并购、证券投资的咨询、中介和其它附属服务。

简单地讲，在加入WTO5年之后，外资金融机构在服务地域和服务对象上已与中资金融机构没什么两样。中国在贸易自由化、开放国内市场、遵循国际惯例等方面作出的重要承诺，其影响之深刻、之广泛超出了人们的一般预期。

（三）中国银行业因循WTO规则开放后的压力

由于中国银行业正处于改革攻坚过程之中，诸如国企改革尚未完成、政府不当干预、较多的不良资产、资本金严重不足、银行经营机制尚待改变、金融监管行为扭曲、法制精神与信用文化的缺失等制约银行业有效发展的因素，均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因此，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外资银行在竞争力上将比中资银行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些优势主要体现在：具有外币经营优势；熟悉国际市场和具有丰富的作业经验；跨国公司客户业务遵从习惯，使其在竞争外资客户方面具有相当优势；资本实力雄厚，具有国际网络优势；具有良好的经营能力、管理经验和风险控制能力；有相对吸引力的薪酬体制和激励机制；具有先进的IT技术以扩展其在华网络。

中国的银行服务市场不会立即全部开放，外资银行也不会在短期内作好抢滩的全部准备，因此，现实的威胁是，外资银行将在某些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与中资银行展开激烈竞争。从国际经验和已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的实践来看，下述五个方面将是中、外资银行竞争的焦点：（1）优质客户，特别是跨国企业、三资企业、中国的外向型企业、大型工贸易企业集团以及高新科技企业；（2）高附加值和高收益的中间业务，特别是新兴的零售业务；（3）外币存贷款业务；（4）中心城市的金融业务；（5）竞争高素质的金融人才。

据初步估计，加入WTO5年后，外资银行外币存款份额将占15%，人民币存款占10%；外币贷款份额将占20-30%，人民币贷款占15%；中间业务可达50%；以及绝大多数衍生产品和投资银行业务。加入WTO10年后，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可接近1/3左右。在人才方面，大约会有20%以上的金融人才会流向条件及待遇较好的外资银行。

全球的外资银行发展趋势也证明了外资银行对于象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以及薄弱的金融基础极具渗透力。统计表明，外资银行资产占银行体系总资产比率，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分别为18%、23%、29%和16%。在发达国家，由于本土银行的强大竞争力，外资银行所占比例并不高，而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均占有较高的比例。

（四）中国银行业应对加入WTO的综合改革措施

当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存在六大难题，即法人治理结构问题，精减机构和人员问题，降低不良贷款比率问题，降低和消除因会计制度变化、不良贷款和其它不良资产造成的巨额潜亏问题，补充资本金问题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问题。针对这六大难题，中央银行提出国有银行应进行综合改革：一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从产权制度上分步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综合改革；二是要通过多种渠道，如通过金融企业自我积累、财政增资、发行长期金融债券和以及上市募集、增资扩股等方式，增加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三是实行审慎会计制度，提高资产质量；四是鼓励商业银行金融业务创新，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经济需要；五是实施《商业银行考核评价办法》，从资产质量、盈利及减亏能力、流动性和资本充足率四个方面，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进行动态评估；六是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金融体系透明度。这六个方面的改革，概括起来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形成多元化的产权制度，二是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

关于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人民银行已经明确，将分三步，即公司化改造—股份制改造—上市，来达到这一目标。目前的障碍主要来自于技术性原因，最大的难题是不良资产比率过高。就股份制改造以及上市而言，我们认为：（1）稳步试点的想法难以实现；（2）分拆上市，还可以考虑海外上市。（3）股权结构要尽可能分散化，特别要鼓励外国战略投资者入股；（4）约束国有股东行为。

公司治理的内容相对庞杂。国有银行的改革进行了20年，成效不够显著，出在我们对企业的理解过于表面化。国有银行的各种管理制度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但常常流于形式。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国有银行的治理框架有问题。国有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设计一套约束-激励机制，使国有银行的决策层和行政层更有效地为国有银行的整体利益而工作。一是确立清晰的战略目标，并使之阶段性量化。公司战略，就是公司的长期竞争定位，规定着公司的发展方向。其意义在于为公司的投资者树立市场信心和便于对公司上下进行目标管理。二是重组业务流程，形成矩阵组织结构。业务流程是一组共同为顾客创造价值而又相互关联的活动。业务流程重组的目的就在于发现哪些业务项增值最大，发现最有效率的业务归属和传递程序，实现银行部门之间、员工个人之间的职责分明任明确。业务流程必然要打破原有的组织机构格局。新的组织机构以“矩阵式”为模式，实现银行各项活动的双线监控，员工个人也可以实现“双线进步”。三是建立量化的核算体系。国际化银行有着四重核算体系——总帐、分部门、分产品、分客户核算体系，我们只有总帐核算体系。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分部门核算体系，以量化各部门对银行的贡献或给各部门“定价”。目前的难点在于资金转移价格以及后线单位成本分摊制度不易确立。四是开发和培育人力资源。主要是解决任免机制问题，必须确保高级管理层具备适当的资格，促进控制体系由“管人”向“管理系统和流程”转变。同时，中层管理人员的提升要保持透明性。五是强化风险管理和内控制度，主要是将目前的纵向式的集体评审制变为横向式的集体评审制，最终发展到个人负责制。六是建立多样化、高透明的激励机制。薪酬的制定权逐渐由董事会薪酬委员会（需要政府的放权）负责，薪酬标准由现在的以职位和工龄为基础过度到以技能和竞争力为基础。并且薪酬必须与明确的、可衡量的业务目标挂钩——只有在这种体系下，敏锐的商业头脑方能被发现和奖励。七是实现充分的信息披露。目标是按照两套标准（财政部有关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人民银行的五级分类标准）披露资产质量，并且所披露的财务信息要分别由国内外两大会计师事务所按国内外两套审计准则进行真实性审计。八是建立健康负责的董事会。这需要优化董事会的结构，主要是引进外部非执行（独立）董事。但从中国的实际看，独立董事将受到供给源、社会声誉机制缺乏的制约，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美国著名中国金融问题专家拉迪在1999年撰文指出，中国银行业需要10年准备，方能达到与外资银行同等的竞争力。我们认为：（1）在产权多元化方面，国有银行至少需要4年时间；（2）在管理制度健全方面，国有银行还需要3-5年时间；（3）在资本金补充方面，国有银行目前的资本充足率不足5%，每年补足1%，需要4年时间；（4）在不良资产方面，国有银行目前的不良资产比率为12-18%，每年下降2-3%，需要5年时间；（5）在人力资源优化方面，按照现在的每年裁员2万人的规模，需要8年时间。综合以上估算，中国银行业还需要5-7年时间，方可具备与外资银行近似的竞争力。

二、中国证券业的对外开放

（一）中国证券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与现状

中国证券业的对外开放尚处于起步阶段。外国证券类机构在华只能设立代表处，不能设立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与摩根斯坦利1995年合资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算是特例，而且它也不能从事A股经纪业务。外国证券类机构代表处的主要业务是参与国内的B股市场交易，参与H股、红筹股、N股的发行工作，以及参与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对外举债业务。

（二）加入WTO议定书的证券业开放承诺

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证券业的开放承诺如下：（1）外国证券机构可以不通过中方中介，在深沪证券交易所设立特别席位直接从事B股交易。（2）外国证券机构设立的驻华代表处，可以成为中国所有证券交易所的特别会员。（3）允许设立中外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国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外资比例在加入后3年内不超过33%，加入3年后可增至49%。（4）加入后3年内，允许设立中外合资证券公司，从事A股承销、B股和H股以及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外资比例不超过33%；加入3年后可增至49%。（5）外国证券类经营机构可以从事财务顾问、投资咨询等金融咨询类业务。此外，通常还将鼓励更多的中国优质企业到境外发行上市、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A股上市也归入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内容。

总的来看，与银行和保险相比，证券业的对外开放承诺较窄。相对于国际同业，我国证券市场及证券业的更形脆弱。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更多的保护，尤其是国内证券机构能够满足的证券服务。对于国内证券机构不能满足的服务，如跨国购并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则可先行开放。

（三）中国证券业因循WTO规则开放后的压力

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压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证券市场的压力。如我国证券市场规模狭小，运作不够规范，监管水平较低等，经不起国际资本的冲击。二是证券业的压力。证券类公司作为一个行业不敌外国证券类公司。由于市场的压力，实际上与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人民币自由兑换密切相关。我们这里仅分析证券类公司所面临的压力。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中外证券类公司的竞争力差距更为悬殊。一是资产及资本规模差距。截至2000年底，国内共有101家证券公司，资产总规模达5753亿元人民币，净资产236亿元人民币。而目前仅仅一个美林证券的总资产就超过3280亿美元。二是产品及利润结构差距。我国证券公司利润结构单一，主要收益来自经纪佣金、自营和承销业务。经纪佣金多少直接取决于佣金费率和二级市场繁荣程度。自营利润也是如此。承销业务则受限于“跑道”限制。2001年股市暴跌，国内一些证券公司迅即出现严重亏损，原因即在于此。至于证券公司的其他新型业务，如购并重组、基金管理、研究及咨询以及国际业务等在我国市场上尚属于起步阶段，发展缓慢。利润结构单一，不仅减弱公司的抗风险能力，还促使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三是专业人员及技术缺乏。高素质的人才，特别是那种思维敏捷、富有挑战精神、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并有强烈成功欲望的投资银行经营者和管理者，是投资银行成功的关键。而我国尽管从业人员不少，但真正精通投资银行业务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较少。目前，在我国90多家证券公司中，从事证券研究工作的人员2000多人。而美林和摩根斯坦利公司从事专门研究的人员均在500人以上，日本野村证券旗下的研究有限公司的研究人员竟然达2000人。四是品牌及声誉不高。伴随着证券市场上的欺诈盛行，我国证券类公司普遍缺乏好的声誉。挪用客户资金、做庄、虚假陈述等十分普遍。

加入WTO后，外资证券类公司的竞争点主要为：一是巩固传统的中资企业境外上市业务；二是全方位介入境内B股业务；三是争夺A股一级市场的辅助性业务，如财务顾问、资产重组业务；四是渗透内地的A股二级市场业务。如通过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办法进入；通过中外合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方式进入；通过控股国内证券公司的大股东达到间接控股国内证券公司的目的，再通过其控制的国内证券公司进入A股二级市场，等等。

（四）中国证券业应对加入WTO的改革对策

加入WTO后，外在经营环境的变化，使得过去国内证券公司发展业务的竞争手段不再有效，依靠强实力、高质量和优服务来发展壮大自身的全新时代即将到来。国内证券公司应审时度势，积极调整经营思路，加快内部改革。

1.经营战略的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证券公司的粗放经营和关系经营特征明显。粗放经营，体现为追求营业部的数量，旨在扩大经纪业务。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交易方式的无形化和网络化，证券营业部传统经营方式的优势正在不断减少。关系经营，体现为追求与政府、主管部门、企业拉关系，旨在争取承销业务。依靠关系经营，过去很有效。上市公司基本上为国有企业，与当地政府存在较强的依存关系；而且审批制发行方式，证券公司不存在发行风险。但这种局面将不得不改变：上市制度从审核制转变到核准制，证券公司承担上市公司的质量保证责任；股票发行价格市场化，证券公司的定价和营销压力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空间扩大，政府国企管理体制、股权结构及治理结构等愈加接近市场惯例；非国有企业上市的力度逐渐加大，政府的干预影响力较弱。这些对做一级市场承销的证券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市公司与承销尚之间建立的是长期合作关系而不是短期的“买卖”关系。承销业务不再主要靠固有的关系网或政府的行政指令方式取得，而是依赖于证券公司自身的实力与服务水平。因此，证券公司必须将自己的经营战略调整到追求综合竞争实力上来。综合实力的提高，依靠良好的管理体制、先进的营销战略、优秀的人才、特色的品牌及较强的研发能力。

2.加强证券公司的治理

一是调整组织结构，减少营业部数量，加强产品开发专职部门和国际业务部门。二是加强内部控制体系，主要是建立风险控制委员会，其成员可以由公司高层、部门领导和有关专家组成，负责制定有关风险的控制政策、执行程序，以及评价与监控各种风险。三是开发人力资源，重点应放在投资银行业务人员与研究开发人员。一流的研究队伍是证券公司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是开展其他业务的基础。

3.扩充资本，实现规模优势

发达国家投资银行的发展就是一部行业集中史。为数不多的现代化大型投资银行占主导地位，成为行业龙头与支柱，是投资银行成熟的重要标志。资本市场上的单笔并购规模和交易规模十分巨大的，证券公司需有雄厚的资本金与总资产实力方能参与。解决我国证券公司规模过小的途径有：（1）证券公司行业内部的并购重组。（2）增资扩股。（3）重组上市。（4）发行长期债券。（5）资产抵押融资。

加入WTO范文篇10

一、入世后外资进入中国国债市场的前景

（一）WTO有关金融领域的协议条款。

国债市场作为整个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其对外开放的程度与我国加入WTO后整个金融体系对外开放的总体进程密切相关。到目前为止，WTO协议中涉及金融领域的协议条款，主要有两个部分：《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以及我国与美国和欧盟签署的有关协议。

1．世界贸易组织《金融服务协议》。

在WTO的22个协定中，与金融业有关的主要是《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有关条款及附件和1997年12月13日WTO在日内瓦签订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FSA），由此构成了WTO关于金融开放的法律规范体系。

《服务贸易总协定》中规定了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1）市场准入：要求各缔约方在条件待遇等方面，对国外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给予其承诺义务计划安排表中列明的同等待遇。

（2）国民待遇：按照乌拉圭回合最终协议，各成员方承诺义务协议的附件规定，每一参加方应该允许在其境内已设立机构的其他参与方的金融服务供应商，进入该国的由公共机构经营的支付和清算系统或部门，利用正常的商业途径参与官方的资金供给与再筹集。

（3）透明度：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任何一谈判签字方都必须把影响服务贸易措施的有关法律、行政命令及其他决定、规则和习惯做法（无论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作出的，还是由非政府的有权制定规章的机构作出的）在生效之前予以公布。

（4）最惠国待遇：细医务贸易总协定》提出：每一签约方给予另一签约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也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予其他任何签约方的业务供应商。

（5）逐步自由化：此为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待遇的保护性条款，即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目前大都属于幼稚产业，缺乏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力，所以允许存在一定时间段的保护期。《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于1997年12月签署，并在1999年初开始执行。102个WTO成员国作出了开放市场的承诺，全球95％的金融服务贸易随之纳入自由化进程。该协议的签署意味着WTO的管辖范围已经延伸到金融服务业。根据该协议，各国允许外国在国内建立金融公司并按竞争原则运行；外国公司享受同国内公司同等的进入市场的权利；取消跨边界服务限制；允许外国资本在投资项目中所占比例超过50％。70个国家（欧盟以15国计）和地区同意开放各自的银行、保险、证券、金融信息市场。

2．中国和美国、欧盟签署的双边协议中有关金融领域的条款。

1999年中国和美国、欧盟签定的WTO双边协议中，我国金融业开放的条件是：

（l）银行业。中国加入WTO两年后，外国银行将可以与中国企业进行人民币业务往来。在准入后五年，外国银行将可以与中国居民进行人民币业务往来。外国银行可与中国公司开展人民币业务，分支机构不受地域限制；五年后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外资银行进行人民币业务不受地域限制，可吸纳人民币存款，可从事零售银行业务。加入WTO后外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可提供汽车消费信贷融资业务。

（2）保险业。允许外国财产和人寿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五年内取消地域限制并逐步扩大外国保险商的业务范围，使之包括人寿保险和养老保险；以审慎原则为基础对外资保险公司发放营业执照，取消数量限制；两年内，允许非人寿保险外国保险商在保险机构中持有51％的股权和建立独资附属机构；五年内，外资在保险公司中持股比例最多可达50％；第六年起，外资股份可超过50％。

（3）证券业。允许外商合作企业参与基金管理，外资证券公司可以承销国内证券，参与以外币计算的证券（债券或股票）的发行与交易。3年内，外资可持有基金管理公司33％的股份；3年后可增至49％。外资券商可持有证券公司33％的股份。

（二）外资进入中国国债市场的具体途径。

中国加入WTO后，国债市场自我封闭的状态将被打破，外资将以多种途径进入我国的国债市场。具体而言，我国的国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都将有外资机构进入。

1．国债一级市场。

目前，我国国债发行主要有两个品种：凭证式国债和记账式国债。凭证式国债由商业银行承销后通过自身的营业网点向国内居民销售；记账式国债由国债一级自营商经过国债利率或国债价格竞标后，在证券交易所于场内挂牌分销。我国加入WTO后，国债一级市场将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外资机构将日益成为一级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从外资进入一级市场的具体途径分析，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1）中外合作基金：我国证券监管部门为发展机构投资者，从1999年开始陆续设立了十大基金管理公司，专门投资于股票、债券等证券资产。现在，中外合作基金的设立也已提上了议事日程。作为基金资产组合管理的一部分，国债无疑将成为中外合作基金的一大重要投资领域。

（2）外资参股证券公司：我国加入WTO以后，允许外资持有证券公司33％的股份。外资参股的证券公司和其他国内的证券公司一样，不仅可以参与国债的承销，还可以参与国债二级市场的交易。

（3）外资参股保险公司：境内保险公司吸收境外资本后，理应享有其他保险公司应当享有的权利。为确保保费收入的保值增值，其最主要的保费投资渠道将首选国债市场。

（4）外资银行：根据《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以及我国与美国、欧盟签署的有关协议，外资银行在规定的保护期限以后，无须采取合资、合作的方式，就可以直接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外资银行将运用国债作为调节资金头寸的灵活手段，直接参加国债一级市场的承销，并在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交易。

2．国债二级市场。

上述凡能够参与国债一级市场的国外参与者，自然能够参与国债的二级市场。除此之外，还有两类外资持有者将随着我国加入WTO，也能够逐步进人到国债二级市场的交易中来：

（1）三资企业：在国内资本市场尚未向外资开放以前，一些三资企业由于没有合适的获取稳定收益的投资渠道，纷纷采取高进低出的办法将利润转移到境外，造成我国税收严重流失，也容易影响我国的外汇收支平衡。国债市场对三资企业的开放将有利于这一问题的缓解。

（2）外国投资者：我国国债二级市场的收益率要远远高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对很多外国投资者有较大的吸引力。我国加入WT0后，随着我国相关政策的调整，外国投资者将可能有机会进入中国的国债市场，直接参与国债二级市场的交易。

外资进入中国国债市场一览表

注：＊表示我国加入WTO后外资作为参与者能够进入的市场。

3．外资进入国债市场途径的进一步分析。

中外合作基金、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外资参股保险公司、外资银行、三资企业以及外国投资者等六类外资进入中国的国债市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人民币汇率体制仍然保持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的情况下，这些投资者都需要将外汇进行结汇处理，兑换成为人民币，才可进行国债的承销或交易。

从六类外资对国债市场投资的资金来源分析，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中外合作基金、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外资参股保险公司都是通过外资投资入股形成资本后再取得人民币（利润，或兑换）进行国债市场的投资，另外其资金来源还包括机构在境内开展业务吸收的境内资金，如中外合作基金发行时筹集的资金，外资参股保障公司吸收的保费收入；外资银行由于必须遵守《巴塞尔协议》中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其投入国债市场的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境内人民币存款；外国投资者投入到国债市场的资金则完全是自有的资金。

从六类外资在国债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中外合作基金、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外资参股保险公司以及外资银行等四类机构无论在国外资进入中国国信市场资金来源分析

债的一级市场，还是在国债二级市场，都将是外资机构的主力军；三资企业以及外国投资者投入国债市场的资金规模虽然不可与前四类机构同日而语，但也是外资参与国债二级市场的重要力量。

（三）外资进入国债市场的有关影响。

外资进入我国的国债市场，直接打破了“投资者”和“资金”两个要素全部在国内的封闭格局，我国的国债市场将产生重大变化，影响十分深远。

1．对国债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将大大促进我国国债市场的发育及其国际化。具体反映在国债价格上的表现就是，国债市场利率形成机制将日益趋向于国际化和市场化。国债市场利率的决定，将由国内资金供求决定逐步转向由国内资金和国外资金的供求共同决定，国际上利率和汇率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影响我国国债市场的利率价格水平。

2．对国债市场整体交易规模的影响。

外资进入国债市场，将显著扩大国债市场的容量和交易规模，国债市场交易额占整个证券市场交易额的比例将会逐步提高，国债的流动性要求也将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

3．对国债市场结构的影响。

（l）参与者结构。

外资进驻国债市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改变了投资者结构。投资者全部在境内的历史将宣告终结。外资的进入也将进一步提高机构投资者的比例，有利于国债市场的发展。

（2）市场结构。

外资进人将使国债利率日益市场化国际化的这一结果，无疑要求我国的国债市场结束分割状态，尽快建立统一的国债市场，以便形成统一的利率价格并和国际接轨。

（3）交易工具结构。

目前，我国的国债市场交易品种比较单调，只有国债现货和国债回购两种形式。外资的进入，交易规模的扩大，流通性的提高，国债市场的统一。都将为我国推出国债市场的衍生品种奠定基础。

（四）制约我国对外开放国债市场的现实因素。

如前所述，中国加入WTO后，外资可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国债市场，既可以参与国债一级

市场（发行市场），又可以参与国债二级市场（流通市场）。但中国加入WTO后，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采取何种方式对外资开放国债市场，这是受许多现实因素制约的。

1．我国国债市场的现时发达程度。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经验证明，一国市场体系的发展状况是影响该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因素，特别是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金融的自由化以及金融的对外开放，要求有一个健全、完善、发达的金融市场。国债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外开放同样要取决于国债市场的发达程度。国债市场越发达，就越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在较大程度上实行对外开放。但当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国债市场发展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l）我国国债的发行市场不完善。首先，我国发行的国债品种较为单一，种类少，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有关资料表明，澳大利亚国债品种达31种、加拿大为20种、英国为17种。瑞士为8种，而我国到目前为止可以上市流通的国债只有5种左右。品种单一的状况，十分不利于适应投资者不同类型的投资要求，也制约了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其次。我国国债的期限结构也不合理。自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已20个年头，但国债期限大多以2—5年期的债券为主，l年期以内和6年期以上的国债所占比重均不到10％，而2－5年的中期国债则占到80％以上，而且多数不能上市流通。这种单一的期限结构容易由于适应性调节中弹性余地狭窄而导致偿还债务的高峰，加大偿债风险。同时，国债期限结构单一，缺乏可用于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多样化国债工具，使得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传导机制难以有效形成。第三，我国国债发行方式的市场化程度不高。1991年，我国第一次实行国债承购包销方式。但是在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以前，承购包销中关于价格的谈判只徒具一种形式，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承购包销。1994年和1995年，我国引入了国际通行的国债一级自营商制度，然而，除了国有商业银行以外，其他一级自营商自有资金的规模都不大，随着国债的发行规模越来越大，对这些自营商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便往往对国债一级自营商实行承购包销的发行方式，通过各级财政，层层下达承销计划。1996年，我国国债开始采用无纸化方式进行招标发行。这种发行方式引入了竞争机制，提高了国债发行的市场化程度。但由于无纸化国债通过交易所买卖，投资者必须开立一级证券账户，因此给个人投资者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由于我国国债承购往往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的，所以该种发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至今也未得到广泛推广。

（2）我国国债二级市场流动性不强，尤其是场外市场发展滞后。国债在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反映着市场的活跃程度，衡量二级市场流动性的标准，主要是市场的交易量，交易量越大，表明市场越活跃。当前我国发行的国债中，多数品

种不能上市流通，沪深两地国债市场可流通的国债存量规模只有不到1000亿元。此外，我国国债场外市场发展滞后。国债场外市场是国债市场的一个重要层次。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国债交易的绝大部分是在场外进行的。例如，美国国债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债市场，其二级市场交易量的99％是通过场外市场实现的。日本国债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1994年，日本场外市场交易额为3250万亿日元，占日本国内国债交易的99％。德国的国债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近几年来，其场外市场的成交额占全部成交额的85一91％。而我国国债的二级交易市场基本限于证券交易所中，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国债二级市场交易中居主导地位，占上市流通量的90％以上。当前，国债场外市场的交易量微不足道。

总之，我国国债无论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都很不发达，这使外资进入中国国债市场受到制约。一方面，作为运作规范成熟的外资，其本身可能就不愿介入这种不完善的市场，形成外资自身的制约。另一方面，在国债市场不发达、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国家会对国债市场给予一定的保护。国债是国家的信用工具，是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稳定与否涉及国家的信誉，关系到整个证券市场的稳定。因此，在对外资开放国债市场的过程中，国家必将考虑予以国债市场一定的保护。这也是外资进入国债市场的制约因素。

2．我国国债的持有者结构。

在国债市场较发达的国家，国债持有者通常以专业机构、政府部门为主，个人持有国债的比例较低。比如，美国个人持有国债的比例仅为10％左右，日本也不超过30％。而目前我国国债的持有者中，个人投资者的比例大约在60％以上。他们一般很少进入国债交易市场，其主要原因是，个人投资者一般都属于期满兑付型，而且个人进行国债交易很不方便。长期以来，我国中央银行不持有国债、专业银行很少承购国债。国外投资者基本不允许购买国债。这种极为单一的国债持有者结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在这种持有者格局下，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外资一旦准备积极进入，很可能造成我国国债市场动荡不安，进而很可能使我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严格限制外资对我国国债市场的介入。

3．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力度。

国债发展至今天，早已不再是单纯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它对货币政策的实施及其他政府追求的经济目标有着重要的影响。近些年来，我国已经利用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中央银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卖出国债，不但可以调节货币供应量，还可影响市场利率的变化和整个金融市场的变化，以及总需求状况。但由于我国国债品种单一，流通盘子较小，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还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场外市场发展滞后，严重制约着公开市场业务的进行。这是因为央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时，吞吐国债的数量相当大，仅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撮合成交不现实，而场外市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今后外国资本尤其是外国“游资”进入国债市场，必然伴随着相应的金融风险。如果公开市场业务发达，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上对国债的买卖平抑这种风险。而反观当前我国公开市场业务不发达，调控力度不足，因此对外资开放国债市场则必须采取谨慎态度。

（五）入市后外资进入我国国债市场的前景展望。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原则是权利和义务要平衡，在加入WTO谈判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WTO。坚持这一原则的最根本利益在于享有发达国家单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最惠国待遇，这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状况的。第二，要循序渐进，即享有开放市场的缓冲期，逐步地放开中国市场，这也是基于我国现实状况在WTO条款框架下作出的最优选择。当然，加入WTO后，总的趋向将是努力创造条件，开放国债市场。在向外资开放市场的过程中要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即《服务贸易总协定》中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原则、市场准人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逐步自由化原则。其中，前三项原则为一般原则，各缔约方在所有服务贸易领域都必须遵守。而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逐步自由化原则则属于特定义务，需要各缔约方经过谈判达成具体承诺并加以执行。总之，我国对外资开放国债市场，必须以发展中国家为标准，充分考虑我国国债市场的现实情况和制约因素，进行总体战略规划和部署。

前已提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在遵循《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达成的有关协议基础上，有2－5年的缓冲期。国债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其对外资开放的前景可简要地作如下展望：

1．在入世后2—5年的时间段内，应向中外合作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开放国债市场。

在我国金融业开放2—5年的政策保护期内，国债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也必须按照这一规定渐进有序地开放。在此期间，要尽快完善国债市场，提高市场化程度，加强其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如丰富国债品种、合理改进国债的期限结构，增强国债市场的流动性，扩展公开市场业务。随着政策保护期内国债市场逐步走向完善，可考虑向中外合作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开放国债市场。这类机构投资者的进入，一方面可以为国债市场提供先进的运作经验，另一方面这类投资者比较稳定，可避免外资带来过高的市场风险。

2．从远期来看，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应向境外投资者全面开放国债市场。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加入WTO后用2—5年的政策保护期加以过渡是合理的和必需的。但作为WTO的成员国，保护只是暂时的，最终要实现国内市场的全面开放，国债市场也不例外。从长远来看，我国通过建立一套从发行到流通的国债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公开市场操作，国债市场将走向成熟，自动调整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将增强。当现实制约因素消除，国债市场将有能力承受外资的冲击，走向全面开放；同时我国作为WTO的成员国，本着国民待遇原则，也有义务履行向外资全面开放国债市场的承诺。从我国的受益来说，全国开放国债市场，不但可大量吸引外资，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同时也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借鉴国外金融市场的先进经验，推动我国国债市场的健全和规范。因此，从远期目标看，在国债市场加强监管的基础上，我国应向境外投资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全面开放国债市场。

二、外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中国

国债市场后的正面效应与压力、冲击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经济各个层面向国际经济的融合，将直接或间接地推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允许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国债市场是大势所趋，并将随着加入WTO而指日可待。尽早分析其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能够使我们更主动地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在保持市场稳定的同时促进经济与社会的繁荣。

（一）外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国债市场所带来的正面效应。

1．使国债市场参与主体多元化。

我国的国债市场主要包括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市场二大部分。加入WTO后，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外商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将逐渐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符合条件的外国证券公司和中外合作基金管理公司也将进人交易所参与国债的买卖。

市场参与者的增加，一方面，可以优化国债持有者结构。目前我国国债机构投资者比重偏低，虽记账式国债相当部分由银行持有，但由于各家银行的资金头寸状况相仿，限制了国债流通市场流动性的提高。外资的进入将显著改变这种情况。另一方面，有利于国内市场主体的发育和壮大。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不仅内部管理制度健全，而且在金融市场上的运作经验丰富。他们的进入不仅为国内机构带来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也为国内机构提供了参照示范体系。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国内的市场主体也会抓紧时间“修炼内功”，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合资银行、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通过直接的交流合作，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的业务水平，并促进它们的规范化运作。自1995年开始的合资投资银行试点证明，合资金融机构的建立对整个市场的发展和各类市场主体都大有裨益。

2．提高国债市场的效率。

就国债发行市场来说，国外资金的流入将为国债市场提供大量资金来源，加之近年国内利率处于较低水平，财政部可以此为契机，增加长期国债的发行，同时推出短期国债品种，以优化国债品种和期限结构。一级承销商的增加，还有利于降低国债发行成本，缩短融资时间，使国债发行利率趋向合理与稳定。

市场容量的扩大，市场参与者的增多，市场主体结构的优化，都会提高国债流通市场的流动性和安全性。在此基础上，国债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利率水平会趋于统一，使国债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地位逐渐凸现，国债市场运行对金融运行和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力也会大大加强。此外，随着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所占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所对应的一级交易商更具市场性和广泛代表性，他们直接感受货币政策的影响，对央行的举措会作出更灵敏。更快捷的反应，从而增加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效果。国债、特别是短期国债的扩容，也将为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提供更加充足而合格的交易工具和交易手段。

3．推进国债市场的统一和国债衍生工具市场的形成。

1997年商业银行退出交易所市场后，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市场形成分割。两市场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导致不同子市场形成的利率存在相互背离的现象。1999年起农村信用联社、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相继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大大削减了这种背离。在放宽外国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后，必将进一步促进国债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因为这些外资金融机构多为混业经营或跨行业集团，直接连接两个市场，从而使国债市场上形成的利率更加真实地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也使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

外国投资者基于他们在业务能力、市场经验、风险管理和资金等方面的竞争优势，相应地会对国债市场的金融品种提出多样性的要求，因此我们势必要重新启动国债期货市场，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可以分散、转移、回避各种市场风险的衍生工具及其市场。

4．有利于改变中资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竞争中的不利地位。

（l）为国内商业银行和国内券商提供走出国门、拓展海外业务的机遇。目前我国政府在海外发行外币债券的承销业务基本被海外券商包揽，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内券商没有海外分支机构有关。根据WTO的对等原则，在我国开放金融服务业的同时，国外的金融服务业也要对我国券商开放。我国券商可以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并享有所在国的国民待遇。他们不仅可以为我国政府及企业的海外融资提供承销服务，还可以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操作技巧，加快我国证券业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在国际市场争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改变目前中资银行在税负上的不利局面。为了吸引外资，我国一直对外资银行给予较多的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外资银行综合税率为30％，在经济特区为15％，而国内银行原所得税率高达55％，视征收营业税率也适用8％的高税率。加入WTO后，要求对外资金融机构实施与本国金融机构相同的政策，这不仅体现国民待遇原则，也符合公平竞争原则。可以预料，内外资银行的税负水平必将趋于统一。

（二）外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国债市场所带来的压力和冲击。

1．国内金融机构面临强大竞争对手的挑战。如果说从长期看，加入WTO有利于国内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壮大，那么从中短期看，国内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挑战则是巨大的。随着对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限制逐步减少，外资机构的竞争力将日渐显露出来。他们实力雄厚，操作规范，管理先进，服务手段丰富，资产质量优良，人员素质较高，在竞争中更具优势。他们不仅可以凭借自身优势抢占市场份额，争夺优质客户，而且可以凭借优越的工资待遇、工作条件把中资机构的优秀人才吸引过去。总之，国内金融机构将面临强大的竞争压力。

2．国外投机资本的介入和国际金融市场为国债市场提供大量资金来源，加之近年国内利率处于较低水平，财政部可以此为契机，增加长期国债的发行，同时推出短期国债品种，以优化国债品种和期限结构。一级承销商的增加，还有利于降低国债发行成本，缩短融资时间，使国债发行利率趋向合理与稳定。

市场容量的扩大，市场参与者的增多，市场主体结构的优化，都会提高国债流通市场的流动性和安全性。在此基础上，国债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利率水平会趋于统一，使国债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地位逐渐凸现，国债市场运行对金融运行和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力也会大大加强。

此外，随着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所占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所对应的一级交易商更具市场性和广泛代表性，他们直接感受货币政策的影响，对央行的举措会作出更灵敏、更快捷的反应，从而增加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效果。国债、特别是短期国债的扩容，也将为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提供更加充足而合格的交易工具和交易手段。

3．推进国债市场的统一和国债衍生工具市场的形成。

1997年商业银行退出交易所市场后，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市场形成分割。两市场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导致不同于市场形成的利率存在相互背离的现象。1999年起农村信用联社、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相继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大大削减了这种背离。在放宽外国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后，必将进一步促进国债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因为这些外资金融机构多为混业经营或跨行业集团，直接连接两个市场，从而使国债市场上形成的利率更加真实地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也使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

外国投资者基于他们在业务能力、市场经验、风险管理和资金等方面的竞争优势，相应地会对国债市场的金融品种提出多样性的要求，因此我们势必要重新启动国债期货市场，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可以分散、转移、回避各种市场风险的衍生工具及其市场。

4．有利于改变中资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竞争中的不利地位。

（1）为国内商业银行和国内券商提供走出国门、拓展海外业务的机遇。目前我国政府在海外发行外币债券的承销业务基本被海外券商包揽，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内券商没有海外分支

机构有关。根据WTO的对等原则，在我国开放金融服务业的同时，国外的金融服务业也要对我国券商开放。我国券商可以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并享有所在国的国民待遇。他们不仅可以为我国政府及企业的海外融资提供承销服务，还可以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操作技巧，加快我国证券业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在国际市场争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改变目前中资银行在税负上的不利局面。为了吸引外资，我国一直对外资银行给予较多的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外资银行综合税率为30％，在经济特区为15％，而国内银行原所得税率高达55％，现征收营业税率也适用8％的高税率。加入WTO后，要求对外资金融机构实施与本国金融机构相同的政策，这不仅体现国民待遇原则，也符合公平竞争原则。可以预料，内外资银行的税负水平必将趋于统一。

（二）外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国债市场所带来的压力和冲击。

1．国内金融机构面临强大竞争对手的挑战。

如果说从长期看，加入WTO有利于国内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壮大，那么从中短期看，国内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挑战则是巨大的。随着对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限制逐步减少户十资机构的竞争力将日渐显露出来。他们实力雄厚，操作规范，管理先进，服务手段丰富，资产质量优良，人员素质较高，在竞争中更具优势。他们不仅可以凭借自身优势抢占市场份额，争夺优质客户，而且可以凭借优越的工资待遇、工作条件把中资机构的优秀人才吸引过去。总之，国内金融机构将面临强大的竞争压力。

2．国外投机资本的介入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传入会增加市场风险。

入世后外国投资机构涌入，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国外投机资金随之而来，在我国证券市场进行投机操作。一旦一些大机构联手出击，可能对我国证券市场造成破坏性影响。随着国际金融资本进出我国频率的加快，我国股市、债市和汇率市场的不稳定性将增加，同时也增加了对短期外债管理的难度。国际金融市场与我国市场之间的传导机制也会增强，进而可能更易将国际金融风潮传入我国，增加我国的市场风险。如何防范国际投机商的过度投机和蓄意破坏，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提高金融监管和外债管理水平，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3．对债券托管和结算系统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交易所对投资人持有的国债实行接券商席位托管，而不是按投资人实名账户托管的制度，以及国债的混合交收制度。券商可以很容易地挪用投资人的国债进行投机。入世后，如不改变这种状况，外国投资人也可能会由于对中国国债市场丧失信心而撤出资金，或者一些外国证券公司也可以利用这一漏洞，动用大量国际游资在国债市场兴风作浪，严重危害国债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交易所应与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的托管制度对接，实行实名账户制和钱券同时过户，保证国债市场处于低风险的运行状态。

银行间债券市场目前的结算服务系统也无法满足入世后的发展要求。现在该市场实行询价交易，结算和托管服务是两个分开的系统，因银行结算效率低下而制约了债券交易结算效率的提高。因此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必要象股票交易所那样，实行电脑撮合交易，以提高结算效率。

4．现存分业经营的管理模式受到冲击。

加入WTO后，进入国内的外国金融机构基本上是能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的全能型金融机构，他们在融资能力、赢利能力等各方面都比单纯的银行或证券公司强。国内金融机构若固守严格的分业格局，在竞争中必将处于明显的劣势；若也走混业经营的道路，则需先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修改。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的混业经营，也对金融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需加强联系和沟通；在进行决策时，不仅要考虑本行业的情况，还要充分考虑相关行业的状况；不仅要考虑国内金融市场，还要充分考虑国际金融市场。

5．削弱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加大宏观调控难度。

我国现行货币供应量中没有包括国内金融机构的外汇存款和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两项。在金融业开放的情况下，这两部分是不容遗漏的，否则，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将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因此，应将它们增加到货币供应总量的统计中。同时，货币供应量与有关宏观经济指标的相关性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目前利率管理仍是强制性的货币政策措施。而国内利率政策对外资银行业和中资银行业是差别性的，随着外资银行业务量所占比重的增加，不受央行利率管制的金融业务量也越来越大，利率管制效率也会下降。

6．现行的资本项目管理政策受到挑战，并要求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

迄今为止，我国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96年在国债发行中正式引入了价格竞争的招标方式，发行利率由意中人决定；1996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同业拆借利率，并逐步取消了该利率的上限限制；1998年扩大了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利率浮动幅度；1999年放开了对外资银行人民币贷款的利率；2000年放开了外币存款利率；等等。加入WTO后，必然会要求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除了上面提到的利率管制效率下降的原因外，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关联度提高，中国利率变动与国际市场利率变化的趋同性增强，也需要尽快完善中国的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

目前我国的资本项目尚未放开，本外币之间存在较严格的隔离，但进入WTO后，在华的外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低成本融资，而外资的服务对象也扩展到了中资企业，这就会出现大量中资企业从过去在中资银行融资转向在外资银行融资，从而加强本币与外币的融通和国际资本的流入流出，也加大了资本项目严格管理的技术难度。同时中资企业和银行重组将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外资银行和企业将持有中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股份，这都将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冲击，最终迫使将资本项目放开。许多国家金融部门改革的经验表明，放开利率、减少信用补贴。强化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放松对资本账户管制的必要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率市场化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全开放是一个带有关键性意义的问题。

三、加入WTO后我国国债管理的应对方略

中国国债市场经过20年左右的培育和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框架与基础，国际经验正在被创造性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被应用于指导市场发展的实践中，国债市场对于支持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推进货币市场发展和追求全局性宏观调控目标，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从目前看，国债市场完全对外开放的时间表主要取决于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的时间安排，这可以给我们再留下数年宝贵的时间与机会作好开放的准备。基于前面关于外资进入前景及影响的分析和我国国债市场现状的考察，我们认为，我国国债管理应对“WTO挑战”，从指导思想上应坚持以下三条：

第一，利用有利的发展契机和正面影响，进一步从规模、效率、规范性、参与者素质及市场基础设施、法治建设等方面提升中国国债市场，使之更好地发挥功能，为我所用，为我所控。

第二，积极寻求以平滑、渐进方式推进国债市场对外开放的途径，使国债市场成为探索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及与国际接轨的试验田与缓冲带，为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市场管理、运作积累经验。

第三，恰当设计市场进入的非关税壁垒和附加条件，缓冲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国债市场带来的冲击，平衡其权利义务，为我方争取有关利益。

具体对策方面，我们认为在今后五年左右的时间中，应实施以下五大方面的举措：

（一）持续、稳步地扩张国债一级市场规模。

近三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各年都安排发行1000－－1500亿元的建设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投资和大型骨干企业技术改造，带动了大量银行资金和其它资金向这些领域投入，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和“通货紧缩”的负面影响，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和今后若干年发展的需要看，注重运用国债手段绝非权益之计。今后几年稳步扩大国债一级市场规模，势在必行。

——受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十五”和今后我国将进入一个持续时间长、力度大、影响深刻的结构调整时期，而“入世”则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将结构调整中的某些矛盾进一步显现和激化。从理论上讲，“入世”后关税壁垒和其它贸易壁垒的消除或弱化，有利于所有贸易伙伴国各自要素、技术的比较优势的发挥。然而对我国而言，如果不采取必要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措施，加入WTO，将会使我国产业结构更偏向于劳动密集型。这种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对我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地位的提升是不利的。即使是某些原本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纺织工业），随着科技进步，其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有可能发展成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因而这些产业我们原来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如果我们不能在今后5－10年内对纺织工业进行较为深刻的技术改造升级换代，我们就很可能失去很大部分的纺织品国际市场。国外经验和我国实际都表明，要提升我国产业结构，不能离开财政的支持，必须充分运用国债手段。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入世”后进口产品的冲击，国内一部分缺乏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企业和行业将被逐渐淘汰，失业、下岗和转岗职工人数势必呈上升趋势，做好这部分职工的安置工作，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并加强其财力支持，是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未来5－10年，政府应在两方面进一步发挥其职能作用：

一是再就业培训及职业介绍。仅靠民间市场化运作的培训和职介机构是不够的，政府应举办或补贴这项事业，使失业下岗人员都以尽可能少的支出获得能帮助其重新就业的本领和机会。二是提供失业救济，保证失业者可维持个人最低生活水平。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和社会保障运作，也必须得到国债手段的大力支持。

——进入WTO后，关税平均水平进一步降低，进口需求呈上升趋势，为了刺激出口维持贸易顺差或贸易平衡，可能要进一步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另外也不排除必要时采取人民币贬值的策略。上述两条都会带来财政增加支出因素，为了维护必要的收支对应关系，筹措增支财力，也必须充分运用国债手段。

基于以上考虑，财政除了应当继续扩大、培育新的税源和厉行节约之外，还应当进一步发挥国债市场的作用。第一，今后5－10年，国债发行规模可考虑与GDP增长保持同步。按我国目前国债发行余额1．5万亿计算，GDP年均增幅按7％计算，则国债发行余额规模可每年增加1000亿元左右。第二，利用近几年难得的低利率时机，适当扩大期限为10一20年的固定长期附息国债的发行量，以降低国债的平均发行成本。

（二）以提升市场流动性为中心，全面加强—级市场建设。

流动性是市场的灵魂，只有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一级市场的战略才能得以有效贯彻。国际上衡量流动性一般有两项指标，一是看换手率的高低，二是看大额交易是否会影响市场价格水平。我国国债市场流动性总体上还很不足，尤其是大宗场外交易市场尚处于培育阶段，换手率不高。2000年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量为1．67万亿元，可交易的债券存量为1．6万亿元，年换手率大体为100％，而国外成熟的市场这一指标基本在1000—3000％。我国交易所市场的换手率虽然比较高，但市场的大额成交量对市场价格的影响较大，因此也不能认为流动性很好。

今后5—10年，政府应通过健全游戏规则和市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围绕市场流动性的提升做好以下工作：

1．积极建立做市商制度和引入同业经纪人。做市商制度已被国际债券市场证明是提高市场流动性、尤其是促进现货交易的有效手段。近一两年来，我国已有少数商业银行尝试在市场上进行双边报价，积累了一些经验。规范与完善这项制度应当成为主管部门在市场建设方面的重要工作之一。为了促进大宗交易和适应部分市场参与者希望在交易达成前不暴露身份的商业经营要求，应当参照国际运作规则引入同业经纪人。同业经纪人一般都不是金融机构，没有必要用行政的办法去“官办”，应让市场去选择，政府的职责在于制定规则，实行监督。

2．完善资金清算与债券结算机制，尽快实现“券款对付”。较长时间以来，由于国家自动支付系统建设相对滞后，债券过户与资金清算一直未能同步进行，既增大了结算风险，也影响了市场运作的效率。进入WTO后且不论外资机构进入市场因结算条件不利可能会引致的风险，就连许多国内投资人也会因结算风险而裹足不前。因此，加紧支付系统的建设，并使债券结算系统与之相匹配，是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重要事项。

3．努力实现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国债市场债券的统一托管结算。目前，两市场的债券是分别登记托管、分别结算。实现统一托管结算，可以实现两个市场逻辑上和运作中的统一，不仅有利于合理的市场价格的形成，恰当发挥两个市场各自的优势，减少因体制原因造成的投机现象，而且可以使市场参与者获得以一个账户同时参与两个市场的便利，有利于提高市场效率。

4．在适当时候恢复国债期货交易，逐步引入衍生品种。国际经验表明，衍生品种的多少既是国债市场繁荣的标志，又是促进市场发展的重要催化剂。目前国债市场除了现货交易外，衍生品种只有“质押”式“回购”，但质押式回购项下的债券在回购期间内不能被再次使用，虽然有利于控制结算风险，但对市场流动性有一定消极影响。今后几年应在严格的风险管理和统一的托管系统的支持下，依次、逐步引入“开放式回购”（即回购首期与到期均按买断关系进行结算）、远期、掉期以及期货等衍生品种。我国期货交易几年前因“327”、“319”事件而暂停，但当时的相关条件（保值补贴率和贴息）如今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在风险可控性上今非昔比，应积极考虑在适当时机恢复国债期货交易。

（三）推进市场信息建设和法治建设。

1．加快市场的信息建设。提高市场信息集散与揭示的水平，是发展市场规范市场、提高监管水平的需要。随着市场参与者、交易品种等方面的扩展与深化，市场信息需求正逐渐增大，应充分重视，采取措施，建设专业的国债信息系统及报价系统，培育专业信息服务商。

2．加强法治建设，完善监督体系。要利用几年的时间，在充分吸取国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比较严格、健全的市场法治规范体系。同时要积极发挥交易场所、托管结算机构的一线监督和信息报告职能，逐步形成高效、灵敏的监督体系。应争取在市场对外全面开放之前，做到市场规范体系和监督体系基本与国际接轨。

（四）培育机构投资者，提高人才素质，扩大中间业务份额和发展柜台交易。

目前，国内市场参与者的构成中，商业银行所占市场份额最大，其债券持有额与交易额大体占到80％左右，因为随着资产管理意识的加强和准备金管理方式的改革，它们需要在自身资产中保有更高比例的无风险（或低风险）、高流动性的国债、金融债等。在近两年的市场运作中，绝大多数的商业银行已将债券作为流动性管理的重要手段加以应用。但是，仅仅出于自身资产管理和流动性管理的目的参与市场，商业银行是难以在市场发挥应有作用的，无法应对进入WTO后，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市场后迅速扩张其市场份额的挑战。事实上，如果商业银行能够在满足自身流动性管理需要的同时更多地从市场经营的角度积极参与市场，则不仅有利于市场的活跃和流动性的提高，而且能为自己培育新的中间业务生长点和赢利点。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目前还未真正以经营者的角度进入市场，因此在国债市场完全开放以前，促进国内市场参与者转变观念，练好内功，培育其优势业务，显得十分迫切。这其中，抓住了商业银行和国债市场主要的机构投资者，就抓住了关键和重点。

1．应加大对市场参与者的培训力度。加入WTO后的竞争，首先会突出表现在人才的竞争方面。我们应充分认识这一挑战的严峻性，大力加强人才培训，不仅要让市场交易人员熟悉操作要领和提高市场分析能力，更要针对目前高层管理人员市场意识和经营策略存在的不足，重点加强这部分人的进修和提高。

2．扩大金融机构在国债市场上的中间业务份额。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经过几年的培育，已基本吸纳了全国所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联社、保险公司、财务公司、证券投资基金进入市场，部分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也已进入市场。将这一市场扩展为以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体，各类机构投资人均可参与的批发性大额债券市场的时机，已渐趋成熟。从提高市场效率、减少市场交易结算风险的角度考虑，应当积极发展以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交易结算人或经纪人的中间业务，使企事业单位均可通过人或经纪人进入市场。

3．发展国债柜台交易。国内商业银行在网点数量上具有优势，在计算机处理系统的支持下，储蓄网络发行、登记并挂牌买卖记账式国债是一项一举数得的好事。既有利于化解因利率变动、凭证式国债可能大量提前赎回而给商业银行造成的压力和风险，也有利于扩展国债市场、方便公众投资人，并使柜台市场与银行间市场形成联动，同时还有利于商业银行扩展中间业务份额，发展自己在国债市场中的作用。这项工作应在做好风险防范的前提下积极试点，取得经验后尽快推开，使国内商业银行的优势得以发挥。

（五）在人民币自由兑换前，开办美元国债市场。

B股市场向中国国内投资人开放，是实现局部美元化（硬通货化）的一项有份量的举措，是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接轨的重大尝试和进展。考虑到我国债券市场已有相当的基础，在人民币自由兑换前，开办美元国债市场应是另一项值得研究和探索的举措。所谓美元国债市场，是指利用现有国内债券市场的基础设施，面向国内现有债券市场参与者和境外投资人发行以美元计价的政府债券，以及所有投资人之间进行上述债券交易的市场。从目前看，开办美元国债市场具有现实意义和必要性：

第一，开办美元国债市场能更好地满足财政筹资的需要，更好地利用外资。我国目前政府外债余额大约为700亿美元，主要由美、日证券机构作承销商，在欧美金融市场或日本证券市场上发行，比较典型的有“扬基债”、“武士债”，发行工作复杂，发行费用较高，也较难实现连续发行和均衡发行。开办由我们自己管理的美元国债市场，建立稳定规范的承销体制，吸引国内外机构投资人参与市场，可为财政提供更为理想的筹资机制。

第二，B股市场开放后，B股投资者参与美元国债市场的需求增强。B股市场的开放意义重大，其规模在几年内将会迅速扩大。但是从长远计，如果投资人没有一个较为理想的美元债券市场作为资产管理和避险的手段，则B股市场也难以有稳健和长足的发展。

第三，开办美元国债市场有利于优化国际收支机制。目前我国居民、企业所持美元基本都存入了银行，形成了上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它们大都被用于购买美国政府债券，而我国财政所需要的美元债务资金则要从国际市场上筹措。如果国内有一个美元国债市场，必然能吸引大量国内投资人参与市场，这一市场不仅可支持我国财政，而且也有利于外汇储备的调控，使之保持合理的总量水平和结构。同时，我国经济地位的提高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将会使我国发行的美元国债在信用等级与收益水平方面的“收益信用比”保持一定的优势，对国外投资者会有相当的吸引力，尤其是会吸引海外华人社会的关注和投资。这些情况都将有利于建立新的、更为合理的国际收支机构。

第四，允许国外金融机构进入美元国债市场是一个很好的筹码，同时也不会招致汇率风险。允许和批准国外金融机构进入美元国债市场，可以在人民币资本项下自由兑换这个重要的资本市场约束条件未解之前，就做出金融市场有限开放的实质性动作和极为主动的姿态，有利于增加我方在WTO组织中的筹码。同时，将参与美元国债市场作为国外金融机构的“权利”后，可以相应地增加其在其它方面的“义务”和有关附加条件，使其希望尽快参与中国市场的积极性能更好地为我所用。由于美元国债市场是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市场，其交易也全部用美元进行支付和结算，因此有可能成为国际游资的蓄水池，但其资金的涌入、涌出对人民币汇率不会有太多的影响。这样既可实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向实现对世贸组织的承诺迈进一大步，又同时使金融管理层在现有条件和经验下保持对市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