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沼范文10篇

湖沼范文篇1

关键词：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黄河淮河生态过渡带

粟和稻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种植的主要作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南稻北粟”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传统布局。一般说来，稻作物主要种植在南方，粟作物主要种植在北方。但是，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显示，历史上稻、粟作物的种植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一个双方重叠的混作区。这个区域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晚期基本形成。大致位于北纬32°--37°，东经107°--120°之间，东至黄河在渤海湾的入海口，南以淮河为线，西抵伏牛山与秦岭汇合处，北达豫北地区。涵盖今陕西、河南、江苏、安徽和山东等省。

张居中先生等在1994年第1期《农业考古》上发表的《舞阳贾湖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一文中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史初时期，整个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或为稻的栽培区,似乎始终未曾作为单纯的粟黍类栽培区而存在”的看法。在1997年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农业考古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提交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粟稻混作区论述[1]一文的摘要，但未作详细的讨论。本文则反映了几年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一、

黄淮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早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开始在这里活动、繁衍。到新石器时代，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大主干序列。按照地域划分，有陕西省境内老官台—半坡（仰韶）—陕西龙山文化序列、河南境内的裴李岗—仰韶—河南龙山文化序列、鲁皖苏交接地带的北辛—大汶口—典型龙山文化[2]等文化序列。随着人类活动的南北交流、东西互动，这些各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特点。粟作和稻作生产技术的交流及粟稻混作区的形成，也正是新石器时代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旧石器时代，较典型的文化遗存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陕西蓝田[3]、中期的陕西大荔[4]、偏晚的河南南召[5]、晚期的河南安阳小南海[6]等代表性遗址，另外还有河南陕县张家湾、三门峡水沟[7]、灵宝营里、许昌灵井、舞阳大岗以及陕西韩城禹门口等地也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8]。黄淮之间的广阔地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

这一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又明显呈现早、中、晚三个阶段。陕西序列早期以老官台文化为代表，该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中部的关中平原和汉水上游流域，中心遗址位于黄河中游陕西华县老官台村遗址[9]。同类遗址还有陕西西乡县李家村、何家村、渭南北刘、临潼白家、华县元君庙[10]等处。该遗址与西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具有前后相继关系。早期河南序列，以裴李岗文化[11]为代表，同类文化有数十处遗址，主要遗址有：新密莪沟、新郑裴李岗及沙窝李、长葛石固岗河、舞阳贾湖、汝州中山寨[12]等，大部分遗址分布在黄河以南的豫中地区。以后这一文化发展为仰韶文化。

早期文化的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以北辛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泰沂山区的南侧及西侧的湖东山前平原地带，同类遗址还有江苏邳县大墩子下层[13]等。

新石器时代中期该区域内三个文化序列继续发展，从而形成以仰韶半坡文化为代表的陕西序列，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河南序列，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

中期陕西序列以半坡遗址[14]为代表。农业生产方式多样,既有“点耕法”,又有“刀耕法”、“耜耕法”[15]。仰韶文化前后持续2000年之久，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支主干。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平原和陕、晋、豫交接地带。中心遗址位于黄河中游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代表性遗址有：陕西西安半坡（早期）遗址[16]、宝鸡北首岭（中期）遗址[17]、华县元君庙（墓地）遗址[18]、华阴横阵村遗址[19]、临潼姜寨（一期）遗址[20]等。该文化在龙山文化时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发展为陕西龙山文化，另一部分发展为河南龙山文化。中期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鲁中南、苏北地区。同类遗址还有江苏邳县大墩子早、中期[21]、江苏刘林早期[22]、江苏新沂花厅[23]、江苏连云港二涧村[24]。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在中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并迅速传播到南北各地，在该地区形成了陕西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典型龙山文化序列。

陕西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的渭水流域。代表性遗址有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长安县斗门镇、西安米高崖、临潼姜寨、武功县赵家来[25]等。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区。中心遗址位于河南陕县庙底沟村，代表性遗址还有王湾三期、后岗二期、王油坊[26]等遗址。新石器时代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晚期以典型龙山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包括山东的全境、江苏和安徽的淮河以北地区。主要遗址有山东历城县的龙山、江苏徐州高皇庙、安徽蒙城尉迟寺[27]等。

综上可知，广袤的黄淮地区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石器时代南北文化的繁荣和相互交流、相互吸纳，为粟稻混作区的形成奠定了丰厚的社会基础。

二、

大致位于黄淮之间的粟稻混作区地貌类型多样，以平原为主，平原中有许多山脉分布。水资源丰富，地上河流由西向东顺地势向北、东、南辐射状分布，多达1000多条，由黄、淮及其支流连接成错综复杂的庞大网络。太行山东麓有大型“地下水库”之称,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这就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在漫长的地质演变过程中受内外地质营力作用，加之河流的冲击、切割作用，本区地貌十分发育，河流阶地、山前洪积冲击扇、山间断陷盆地等多种地貌类型分布很广。山间盆地四周的高山遮挡了恶劣气候的侵袭，又靠近水源。早期人类在此生活，以狩猎为主，依赖采集谷物为食，并学会了使用火，进入了原始的火耕农业阶段。

陕西省蓝田县位于流入三门古湖的灞河之滨，即渭水干支流流经黄土长期沉淀冲击而成的断陷盆地[28]。南倚秦岭，北界关中北山。其中一处公主岭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60万年，地质年代处于早更新世中晚期，出土丽牛、大熊猫、东方剑齿象、貘、猎豹、麋鹿、毛冠鹿、水鹿、苏门羚等动物化石，富有强烈的南方色彩，称为“公主岭动物群”。当时处在间冰期，气候温暖湿润，对植物孢粉进行分析，也反映了森林-草原的植被景象。附近辋川遗址[29]，地质年代在中更新世早期，属洞穴遗址，推测是当时蓝田猿人的住所。

在另一处距公主岭仅24公里，稍晚的中更新世早期陈家窝旧石器时代遗址，土层剖面上，直接覆盖在该遗址动物群化石层上的第八层是由三条密集排列的古土壤组成，这类土壤在今天只能在中国南方才可以形成。陈家窝剖面上的“红三条”相当于深海同位素记录中太阳辐射曲线的第15阶段[30]。由此可见，在当时确实出现过十分温暖的气候环境。“红三条”也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31]。出土大角鹿、斑鹿和啮齿类等草原性动物化石[32]，但却不见南方色彩的动物成员，据此估计，在中更新世早期，自第三纪开始的喜玛拉雅运动，引起秦岭抬升接近现在高度。秦岭的抬升，不仅阻隔了西北寒冷气流的南下和东南温暖气流的北上，对于大气的水分和热量再分配起了很大作用，造成了南北气候的差异，南北地理界限基本形成。

小南海遗址在安阳西南30公里处，位于太行山东麓，卫河冲击扇平原上。周围群山环峙，峡谷以东是广阔的大平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傍近人类赖以饮用的水源洹河和小南海。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出土洞熊、最后斑鬣狗、披毛犀、野驴和安氏骆驼等动物化石，富有南方色彩。距今24100年---10000年，在末次冰期晚期，在向全新世过渡时期，距今约14000年，出现一次降温事件，达到末次冰盛期。而后气候开始转暖，气温升高。据植物孢粉分析，当时该地区是茂密草原景象，夹杂一定面积的灌木丛，有少许沙地及沼泽。[33]

进入到全新世，冰期与间冰期交替，从而引起了频繁的升温、降温事件发生，引起了对气候反应敏感的南北动物群之间的迁徙，在该地区形成了南北动物群之间的过渡地带。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走下山麓，选择平坦、宽阔的河流二级阶地上建造房屋，定居下来，形成了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聚落，种植以粟为主的农作物，农业发生了采集阶段到种植阶段的飞跃。狩猎经济在生活中退居次位。距今7000年左右气温更加明显转暖，降水增多，进入大暖期，该区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湖沼增多，动物群和植物群落中有更多的南方成员。这为稻的生长提供了可能的气候条件，人类为适应这一变化，开始由单一的粟作农业转向以粟作为主，兼种植稻的混作农业。并开始饲养食草家畜，丰富了食物的来源。

何家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陕西西乡盆地旁的台地上，汉江支流泾洋河右岸400米二级阶地处，高出河面4---5米,四周是开阔的沃野。在地质年代上属于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气候温暖湿润，高于现在2°左右。出土大量动物化石，其中东洋界哺乳动物占84.6%，有林麝、獐（今见于长江偏南地区）、小麂、水鹿（今见于川西）、苏门羚、野牛和犀（今见于滇、藏最南端）等。植物孢粉中见稻壳。[34]

贾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22公里处的北舞渡乡贾湖村东侧，是淮河的二级流域区。贾湖水注入南侧的泥河，泥河在遗址东侧15公里处注入淮河的上游支流沙河。距今4200-5800年，在地质年代跨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和第四期亚北方期：在距今5800-5000年的温暖期，气温高于现在2°；在距今5000---4200年，气候干凉而多变化，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暖湿润，有麋、麂、獐、鱼蚌、螺、鳄、闭壳龟和水鳖等动物活动。植物硅酸体中有山毛榉、枫香、小乔冈、盐扶木等乔木花粉和水蕨、大量湿生环纹藻类、香蒲、水稻等热带植物孢粉。同时耐旱的蒿属、藜科植物也少量存在。[35]

姜寨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郦山北麓的临潼以北约1公里处，位于临河注入渭河的冲击三角扇裙上，西南是源自郦山的临河，南倚秦岭支脉郦山，山上有临河、潼河等几条短促河流。由于临河流经县城自东南向西北注入渭河，因此地势呈东北高、西南低。距今6500---6400年，在地质年代上属于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中晚期，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植物孢粉分析显示，当时生长着环形藻、鼓藻、眼子藻和香藻等水生植物。孢粉组合中有较多的水生植物花粉。喜热、湿水生植物比例大，高于现在。淡水藻说明距河口有湖沼。喜冷湿的针叶乔木和耐旱草本植物说明当时四季分明。并种植有稻粟。出土猕猴、中华鼢鼠、中华竹鼠、豺、猪獾、刺猬、麝等动物化石,说明当时湖沼存在。而田螺、丽蚌化石、大型淡水鱼及动物鹈鹕、鹤等的发现，说明周围有大面积水域的存在。也表明河流径流高于现在，降水充沛。而湖沼存在，也说明地下水渗透小于降水供给。[36]

半坡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西安市东郊6公里，渭河支流浐河东岸二级阶地上。南倚秦岭余脉，北面北山山系，沿东西展开为渭河谷地，本身置于谷地的腹心地带。仰韶文化层中出土动物骨胳化石，除华北动物群，还有竹鼠、獐等今天在秦岭以北已经绝迹的具有南方色彩的动物化石。孢粉分析反映全新世该地区生长冷杉、松云杉、榆、柿等温带树种，还有禾科、藜科十字花科、蔽形科葎草、石松和一些水生蕨类植物。草本植物花粉数量多于木本植物四倍多。勘测四周地区，有大量泥炭层存在，是当时湖沼存在的标志。[37]

龙虬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江苏省高邮市东北8公里处，西临高邮湖和京杭大运河。位于里下河平原碟型洼地的西边缘，与地势较高的湖区平原接壤，在地貌类型上属于水网玙田平原。地势平坦，遗址高于地面2.6米。燕山运动之后形成的江淮凹陷，受西侧低山和丘陵影响，露出海面形成陆地，有少部分洼地积水成湖。距今7000年左右，该遗址在洼地上形成。距今6800-5000年，处于地质年代的全新世第三期与第四期的过渡阶段，即由大西洋中晚期的气温上升转向亚北方期的气温略有下降，由湿润变为干凉，由于降水量减少，水域面积减少，陆地面积增加。遗址中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化石，有麋鹿、獐、梅花鹿、小麂、家猪、家犬等。对土壤中的植物蛋白石进行分析，既有粳稻，又有籼稻，反映了一个完整的从采集野生稻到栽培稻的过程。[38]

花厅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位于江苏省新沂县马陵山系的丘陵高地上，东距沭河2公里。距今2800-2500年，属于地质年代全新世第四期亚北方末期，距今2500-2300年，全新世第五期亚大西洋早期，气候凉爽湿润，之后出现一次降温事件。[39]出土动物化石有猪、犬、獐、水牛、象等。孢粉组合分析中，裸子植物、木本被子植物花粉18属（种）、草本被子植物花粉12属，蕨类植物孢子5属以及泥炭藓孢子。其中发现有山矾属和枫香属的花粉，是常绿或落叶灌木或乔木和落叶阔叶乔木。而这两种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和西南，今在该地区已经不可见。因此可以推断，花厅地区不是目前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植被，而是亚热带含常绿树种的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的景观。

尉迟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在安徽省蒙城县许町镇毕集村，淮河以北。遗址植被进行了孢粉分析呈现出热带、亚热带混合分布的种属结构。同时发现有稻和粟遗存。遗存中的动物遗骸共有无脊椎动物2种、脊椎动物16种。有田螺、蚌、鱼、鳖、獾、獐、麂、梅花鹿、圣水牛等野生动物,另外还有狗、猪和黄牛等家畜化石。[40]

全新世以来，该地区气温总的来说是高于现在的，从距今7000年开始，进入第四纪大暖期，气温升高，“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的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2°左右。因此新石器时代该地区的平均气温应该在14°至18°左右。”[41]气温相当于现在的江淮地区。黄河流域的自然景观与现在长江流域相当；淮河流域类似现在江南地区。因此在这样的气温条件下，适宜多种农作物的种植。综合以上对该地区一些遗址花粉的孢粉分析，可以判定新石器时代以来，随着温度的变化，这里既有广泛分布在北方的温带落叶针叶林，还有分布在亚热带的阔叶林及热带常绿林的某些树种；植物群落中既有适应北方干冷气候的耐旱植物花粉，又有适应南方暖湿气候的湿生藻类植物花粉。它们在此地的共生，表明该地区是南北两大植物种群的过渡地带。动物化石中既有现在在该地区常见的温带动物群，也发现一些对气候反应极其敏感的亚热带动物，如中华竹鼠、亚洲象、扬子鳄都有生存的迹象。这也表明该地区是南北两大动物群的过渡地带。

一般来说，当气温升高，我国东部的东南季风作用会加强。“在新石器时代，春雨伏旱与春旱夏雨的分界线仍然停留在淮河一线。但是气候比现代湿润。”[42]降水量在同一地区高于现在，而其水文特征之一是河流径流量的增加和平原内部洼地蓄水面积的扩大，从而形成湖沼的扩张。湖沼对于调节河川径流，改善平原地区气候环境，发展农业经济，也起了重要作用。根据文献记载和钻井资料分析，历史上该地区有大量湖沼存在。在今修武、郑州、许昌一线左右的黄河古冲击扇平原，据历史文献记载有圃田泽、荥泽、萑苻泽等，形成于更新世末期，由古黄河冲击扇的前缘地带扇前地下水的溢出在低洼的地带停滞而形成。另外在今河南濮阳、商丘、山东菏泽一线以东地区，有大野泽、菏泽、雷夏泽及孟诸泽。该地貌单元，大致在早全新世黄河冲击扇前缘与中全新世黄河冲击扇前缘之间。这些湖沼地带，由于处在河流冲击扇前缘或河间洼地的地理位置，长期受河流泛滥所带来的泥沙填充，形态通常较为平浅，水草茂密，湿生动物如麋鹿之类大量生长繁殖。又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发现大量泥炭层存在，表明那时也有湖沼存在。平坦卑湿之地和近山沼泽，稍加整治，便成为种植水稻的良田。

《尚书·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并对九州的土壤进行了分类，鉴定了各种土壤肥力。这部书的成书年代虽有争议，但多数学者都认为“其中保留了夏代的资料，十分珍贵。”[43]因此《禹贡》也为我们了解史前生态环境，尤其是土壤状况提供了较可靠的文献依据。书中记载豫州（今河南）“伊、洛、瀍、涧既流入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这里有黄河、伊河、洛水、瀍水、涧水等纵横交错。大的湖泊有荥泽、菏泽和孟猪横亘。其间，这里的壤为黄河冲击形成的次生黄土，而“坟垆”为黄土下的底层土，宜于农耕，因此土壤品质被定为“中上”级。可见豫州的水利条件和土壤条件均较为优越，加之如上所述气候较今温暖适宜，不仅适合粟的种植，也适宜水稻的栽培。《禹贡》对雍州记载道：“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原隰厎绩，至于猪野……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古雍州为陕西大部，也包括今山西、甘肃南部等地区。位于黑水和黄河之间，北部有弱水、沮水、沣水贯穿渭水南北。这里不但有宽广的平原，也有大片湿地，并且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土壤属上佳的原生黄土,和豫州的情形大致一样。人们尽可因地制宜栽培粟稻作物。可见当时黄淮地区土壤状况虽然各异，但土质优良，因此具备了“地生五谷”的土壤条件。覆盖黄淮地区的土壤，大部分可以归为一种沉积土壤，即常说的黄土。黄土层内有毛细管状组织，渗水性强，不易蒸发、风化，并含多量的氮、磷、鉀、铁等物质，土壤剖面深厚，因此是多种农作物生长的温床。

黄淮地区处在中国南北的过渡地带，是南北方两个相邻植物群落之间的交接带，即是今天环境考古学所指称的“生态过渡带”或“生态脆弱带”。“生态过渡带生态界面活跃，对于环境变化的反应比较敏感”[44]。不同地貌单元及生物群落的界面地带，结构往往比较复杂，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共生于此，种群密度大，生产力水平较高。从环境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粟稻共存，是过渡带边缘效应作用的结果。

因此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在沿黄河以南伏牛、熊耳、嵩山山脉东麓洪积冲击扇与太行山东麓洪冲击扇地带及山脉间盆地，都留下了人类居址的痕迹。再加上适宜的气候条件及土壤、地形、径流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生态环境，促使原始农业及粟稻混作区开始形成和发展。

三、

南稻北粟是中国传统的农业布局。这反映了这两种农业作物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它们的差异。粟属抗旱作物，适宜在北方干旱气候中成长。根据考古材料，新石器时代黄淮地区主要粮食作物是粟。由于粟是一种生存能力很强的作物，在今天的海南及台湾等地区也有栽培。

据统计，新石器时代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等都有粟的发现。[45]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游、渭河地区已经开始栽培粟了。在该区域中发现最早的是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的一些遗址中粟的出土,在另外一些新石器时期早期河南许昌丁庄遗址[46]、新郑沙窝李遗址[47]、陕西临潼白家[48]等都有粟的发现。

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中，粟发现数量较大。粟粒散见于住房、窖穴和墓葬等[49]处。另外在该类型文化的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灰坑内发现有粟，并出土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磨棒等工具[50]，说明粟在当地的种植已经有了一段时间。陕西柳枝镇泉护村遗址[51]，房址炉灶草木灰内发现有粟壳。彬县下孟村圆形带状灰坑内发现有粟外壳残留。宝鸡福临堡遗址、元君庙遗址都有粟出土。在陕西扶风案板龙山文化遗址，对一个灰坑内的灰土进行灰像分析，经过与现代水稻的灰像与湖北枝江关帝庙遗址的水稻灰像进行对比，可以确认为水稻。H35中，出土的一种禾本植物进行灰像分析，认定是粟。因此可以判断，当时该地区是既种稻，又种粟的。[52]河南龙山文化洛阳王湾遗址有粟遗存[53]，同类文化汝州李楼遗址也有粟粒出土[54]。

大汶口文化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有水稻壳痕迹和粟粒。尉迟寺遗址红烧土块中，有大量掺入稻壳、稻草的痕迹。并见炭化粟颗粒。与此同时,在一个探方的大汶口文化4--8层中分别进行采样分析,发现均有水稻壳和谷子壳硅化表皮碎片的存在。另外,通过对另一个探方的土样分析，显示出了大汶口文化阶段的粟，在农作物中所占的比例明显大于稻。而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稻所占的比例又明显大于粟。这说明，在该地区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稻的种植得到了进一步推广。[55]

根据以上粟出土材料的列举，我们可以看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淮地区就有粟种植，到了中期，种植面积扩大，收获数量增多。逐渐成为该地区人类的主要食物。但同时也发现在河南贾湖遗址仅有稻而未见粟，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安徽尉迟寺遗址出现了粟稻共存现象。

稻属喜湿作物，适宜生长在湿润多雨的南方，即秦淮一线以南。1993、1995年在长江中下游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距今1万年前后的栽培稻植硅石和稻谷以及野生稻遗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稻作遗存。此外还有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和李家岗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等40余处位于南方地区的稻作遗址。[56]然而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除了上述几个遗址外，在山东半岛和黄淮等地区也相继有稻谷遗存发现。

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的西乡何家湾、李家村遗址的红烧土块中发现有稻谷印痕，是陕西境内最早发现的，也是目前发现稻的最西线。另外在户县丈八寺、华县泉护村等遗址，也有稻壳的遗迹。[57]在甘肃庆阳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完整的炭化稻粒2720粒，碎米约2000粒，炭化稻谷187粒。这是发现目前分布在最北部的古栽培稻标本。[58]

如前所述，在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现既有稻、又有粟的灰像。这证明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汉中及关中地区均种植水稻。

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大量炭化稻和稻壳印痕。”[59]对水稻扇形硅酸体的形态研究，判定尚处于籼粳分化，以粳型特征为主，具有原始特征的原始栽培稻。该结论后经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得到肯定。例如在对人骨中碳13的研究中，发现贾湖人食物主要来源于碳3型（稻）植物，而非碳4型植物（粟黍类）,证实当时该地区的人类“主要栽培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偏粳形稻”，也同时证明他们“获取植物类食品的主要手段是稻作农业。”[60]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一块陶片上发现有稻谷痕迹，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首次提到,后由两位瑞典植物学家艾德曼和苏德贝格采用灰像法得出结论是栽培稻壳。这是黄淮地区发现稻的最北线。[61]

此外，在河南洛阳西高崖[62]遗址的草拌泥的胚胎上有较多稻谷印痕；河南郑州大河村[63]遗址一块木骨泥墙的红烧土中，发现稻叶、稻杆和稻粒的印痕。在三门峡交口遗址也发现有仰韶时期古栽培稻，与粟遗存同时被浮选出来，表明当时的人们过程以粟和稻为主要食物，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64]

从理论上讲，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和形式与其作用的农作物的种植、收获特点有关，也反映了文化传统。朱乃诚先生曾指出：“贾湖遗址属于原始稻作农业，但生产工具却与粟作相同。也许是表明了在相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原始农业工具有相同的特点，也许是反映了贾湖类型分布区域的淮河上游地区在当时可能是原始稻作与粟作农业进行交汇地区。只是粟作农业遗存尚未发现。”[65]实际上，这正反映了处在粟稻混作区人们进行农业生产技术交流的情况。

新石器时代江苏淮北高邮龙虬庄遗址，在共水选淘洗出炭化稻千余粒，对出土稻粒进行形态鉴定，第4层与现代稻相似，第6、7、8层处在野生稻向栽培稻的过渡阶段。又经过对遗址中的水稻植物蛋白石形状分析，确认大部分是栽培粳稻。这也证明了该地的人们从无意识的采集野生稻，对其可栽培性有所认识，到有意识选择落粒性低、颗粒大的稻种进行栽培的过程。[66]

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河南境内的各个文化遗址中，陆续有稻出土,如河南汝州李楼1,T5第4层发现[67]粒稻米，第5层发现43粒，第6层发现53粒；河南禹州严寨[68],出土大量半炭化稻籽、稻壳；河南驻马店杨庄[69]，在标本层位中采集到大量水稻植硅石，故认为此时杨庄水稻种植已成规模。此外，在山东省栖霞杨家圈、江苏省连云港二涧村、贛榆盐仓城、安徽省固安濠城镇等地，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存。[70]从上可以看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到中期的仰韶文化，再到晚期的龙山文化及大汶口等前后相承的文化中，黄淮地区经历了一个从采集野生稻、开始种植稻到大规模种植稻的过程。这也说明中国“南稻北粟”的传统农业布局已开始形成，但似可更加精确的表述为：南方以稻为主，北方以粟为主，而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粟稻作物的混作区。

四、

粟稻混作区的出现最早开始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考古资料显示，在老官台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常常见到这两种作物,这说明至少距今70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开始种植粟了。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在仰韶文化的大部分遗址都有粟作物的出土，在有些遗址，不仅有粟遗存，还发现了用于谷物加工的粮食加工工具，说明粟在该地区的种植已经历了一段时间，产量也较大。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们对该作物特性认识的深入，以及人口增长对食物需求量增加等原因，粟的种植已经遍布整个黄淮地区了。龙山文化时期的诸多遗址都发现了粟作物遗存。此时我们又在淮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安徽尉迟寺遗址也发现了粟，并且通过分析发现此时粟的种植比例大于稻的种植比例，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已经向东南扩展。在该遗址叠压于大汶口文化层之上的龙山文化层中，农业种植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稻的结构大于粟，说明稻的种植范围呈现扩大的趋势。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该地区粟在史前的种植情况：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下游的人类无意识地采集野生的粟作为食物来源，随着对其特性的认识加深，人类开始有意识的种植粟。并逐步完成了采集农业向种植农业的飞跃。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黄河中下游粟已成为人们主要食物，人们制作出谷物加工工具，对收获的大量谷物进行再加工。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继续向东、向南扩展，到达淮河下游地区，在那里与广为种植的稻作物一起，共同丰富了人们的食物来源。

根据近几年的考古资料，新石器时代北方也种稻。该地区最早见于在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稻的出土，并且呈现出栽培特征，明显有别于野生稻，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稻已在该地区种植。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李家村、何家湾遗址也有少量稻出土，是此时关中平原有稻存在的证据，只是很多尚无法判断其属栽培或野生性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江苏淮北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了野生稻与栽培稻的共生现象，并且栽培稻的比例大于野生稻，反映了该地人类不仅种植稻，而且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新石器时代中期，在渭河流域的一些遗址发现稻遗存，黄河流域也有较多数量的野生和栽培稻，这时稻和粟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主要食物。新石器时代晚期，淮北地区有较多处遗址发现稻遗存，另外在整个淮河上游的范围，稻已经广泛种植了。尤其是此时期，在关中平原的扶风案板炭化稻的出土，证明了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关中地区一直把稻作为人们的食物。因此种植稻的先后顺序大致如下：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大暖期的到来，在淮河上游的舞阳贾湖，人类经历了一个认识稻特性并采集食用的过程后，逐步开始种植稻。当然，也不排除由南方地区传入的可能。陕西关中平原和中原地区在稍晚也开始食用稻。淮河下游的苏北的淮北地区，人们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稻了。稻的传播路线在该地区呈现出逐步向东扩展的趋势。至于其中的传播路线和交流关系，还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

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两种作物伴随着农业的产生而成为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它们沿各自的轨迹传播扩展，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两条轨迹在黄淮地区重合，形成了独特的交汇区特点，即既有粟作、又有稻作的两种作物的混作农业。

根据以上对粟、稻出土考古标本分析，结合各个作物出土地点的地理坐标，基本可以划定粟稻交汇区较为具体的地理范围：东起山东日照，西迄陕西扶风案板和西乡李家村，南到河南淅川黄楝树（111°28′；33°3′），北达河南渑池仰韶村（111°47′；34°50′）。如果将属于海洋气候的山东半岛除外，那么新石器时代的粟稻交汇区范围在北纬33°--35°，东经107°--120°之间。当然，对粟稻南北传播路线的分析和粟稻混作区的划定，只是我们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等所作的初步结论，由于考古发现常常带有偶然性色彩，以上结论并非定论。更为确切的结论的给出，还待于更为充分翔实的考古发现。因此，我们在本文开头，给出了较为宽泛的粟稻混作区的地理范围。

黄淮地区粟稻交汇的过渡地带，它是南北文化交流互补的重要场所。“南北交流，最重要的就是粟与稻的交流，代表北方粟文化与南方稻文化的交流”[71]。正是各地农作物互相交流，从而在文化、经济上相互影响，“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能推动了较落后的地区”[72]，促使农业得到了发展。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南北文化和生产技术交流的重要成果。它不但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这一地区社会文明的进步注入了活力。

混作区的出现，应是中国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一大特征。正是粟稻混作区形成独特的发达的农业文明，引起了连锁反应，从而推动了该地区生产力快速的发展，因此作为人类文明重要标志的铜器的出现、城市的兴建、文字的发明均最早出现在这一区域。也正是粟稻混作区所创造的高度文明奠定的基础，取代氏族组织的国家政权才最先在这里诞生。粟稻混作区的形成，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可见，原始农业文明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注释

[1]王星光：《中国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简论（摘要）》，《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2]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3]贾兰坡等：《陕西蓝田地区的旧石器》，《陕西蓝田新生界现场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

[4]西安半坡博物馆等：《陕西大荔沙苑地区的考古调查报告》，《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王永炎等：《陕西大荔人化石的发现及其初步研究》，《科学通报》1979年第1期。

[5]邱中朗：《南召发现的人类和哺乳类化石》，《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1期。

[6]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7]贾兰坡等：《山西旧石器》，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灵宝县文管会：《河南灵宝营里旧石器地点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8]刘士莪：《陕西韩城禹门口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邱中朗：《陕西乾县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1期。

[9]巩启明：《试论老官台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西乡李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7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陕西西乡何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首次发掘》，《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西安半坡博物馆：《渭南北刘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考古六队：《陕西临潼白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11]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

[12]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1988年第1期；薛文灿等：《沙窝李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葛石固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7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舞阳贾湖遗址的试掘》，《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临汝中山寨遗址试掘》，《考古》1986年第7期。

[13]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7页。

[14]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页。

7同6

8同6

[17]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发掘队：《陕西宝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59年第5期。

[18]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19]黄河水库考古队陕西分队：《陕西华阴横阵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9期。

[20]西安半坡博物馆等：《1972年春临潼姜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3期。

[21]南京博物馆：《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22]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23]南京博物馆考古队新沂工作组：《新沂花厅新石器时代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24]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连云港二涧村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63年第2期。

[25]考古研究所沣西考古队：《1955-1957年长安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1982年陕西武功县赵家来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3年第7期。

[26]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杨锡璋：《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

[27]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徐州高皇庙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徽工作队：《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期。

[28]王社江：《蓝田地区第四纪哺乳动物动物群演变机制的因素分析》，《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4期。

计宏详：《陕西蓝田地区早更新世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3期。

周明镇：《陕西蓝田中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第3期。

[29]黄春长：《陕西辋川锡水洞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30]徐钦奇：《华北更新世人和哺乳动物的进化与气候变迁的关系》，《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

[31]张宏彦：《渭河流域旧石器时代的古环境与古文化》，《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32]计宏详：《从动物化石看古气候》，《化石》1984年第2期。

[33]尹申平：《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及其意义》，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4]周昆叔、张广如：《关中环境考古调查报告》，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张瑞玲：《陕西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生态学杂志》1982年第1期。

[35]张居中：《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0页；《环境与裴李岗文化》，《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6]巩启明、王社江：《姜寨早期生态环境的研究》，《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7]周昆叔：《西安半坡遗址的古环境与古气候》，《考古》1990年第1期。

周昆叔：《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孢粉分析》，《考古》1963年第9期。

[38]李民昌、张敏：《高邮龙虬庄遗址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39]唐领余、李民胃、沈才明：《江苏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与环境》，《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40]王增林：《尉迟寺遗址中的植物硅酸体分析与史前农业经济特点》，《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4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42]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43]李民、王健主编：《尚书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44]宋豫秦：《生态过渡带之人地关系刍议》，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45]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46]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资料索引二十三、二十四》，《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王吉怀：《新郑沙窝李遗址发现炭化粟粒》，《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

[47]同4。

[48]同4。

[49]《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页。

[50]高国仁：《粟在中国古代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

[51]同8。

[52]张文祥：《宝鸡渭水流域是我国粟作文化发源地之一》，《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53]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54]同2。

[55]王增林：《尉迟寺遗址中的植物硅酸体分析与史前农业经济特点》，《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王吉怀：《五千年淮北地区的原始农业--尉迟寺聚落遗址带来的信息》，《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56]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5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考古五十年》载文物出版社：《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58]张文绪、王辉：《甘肃庆阳遗址古载培稻的研究》，《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59]任重等：《淮河流域稻作起源再探》，《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60]任重等：《淮河流域稻作起源再探》，《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61]黄其煦：《关于仰韶遗址出土的稻谷》《史前研究》1986年第1期。

[62]洛阳博物馆：《洛阳西高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7期。

[63]安志敏：《大河村炭化粮食的鉴定和问题》，《文物》1981年第11期。

[64]魏兴涛、孔昭宸、刘长江：《三门峡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5]朱乃诚：《中国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

[66]李民昌、张敏：《高邮龙虬庄遗址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67]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68]同3。

[69]同3。

湖沼范文篇2

根据政协十届十次常委会的安排，县政协学习文史教文卫体办公室特组织部分委员，在主席××*、副主席××*的带领下，于7月28日赴县血防站进行了专题调研。通过听情况介绍，与血防站干部职工座谈和参观血防图片展等方式，对我县血吸虫防治情况作了较为全面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概况：

＊＊地处鄱阳湖南岸，沿湖岸线长，境内湖泊、水塘繁多，为××省严重流行血吸虫病的县份之一，全县32个乡、镇、场有24个流行血吸虫病，57万人口受到血吸虫病的威胁。解放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上级血防主管部门及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经过血防系统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我县已有两个乡达到阻断血吸虫病流行,16个乡由重疫区降为中、轻疫区，疫区人民人均感染率由防治初期21.54%降至5.0%以下。曾获国家卫生部、国家水利部、国家农业部联合授予的“全国血防先进单位”（92年），××省血防健康教育先进单位（98年）等荣誉称号。但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居民健康意识和防治力度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县仍有90%的疫区未达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标准，20%以上的沿湖流行村未达到血吸虫病疫情控制标准，全县尚有钉螺面积176069亩，慢性血吸虫病人约18000例，有症状的晚期血吸虫病人700多例，病牛2000余头。1998年、1999年鄱阳湖区连续两年遭受特大洪涝灾害，使螺情更加突出。尤其是“平垸行洪，退田还湖”后，堤内出现了大面积的草滩化现象，堤外钉螺向堤内扩散蔓延，使原已消灭钉螺的区域重新出现了螺情，形势较为严峻。

为做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一是建立健全了相关规章制度。先后制定了《＊＊县血吸虫病防治质量控制方案》等，明确了血防工作的目标、具体任务、实施策略、质量要求及经费管理办法等方面内容，保证了我县项目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二是在疫区全面开展了查、治、灭工作，减轻了血吸虫病危害。对全县262个疫区进行了重新分类，组织血防专业人员长期深入疫区，为疫区老百姓进行血吸虫病的检查和治疗，预计今年将完成查病10万余人，治病5万余人。三是加大血防宣传力度，普及血防健康教育。疫区的中小学校普遍都开设了血防知识课，培训和完善了血防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并组织血防健康教育小分队长期深入疫区，提高疫区居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技能。四是加强项目技术培训，综合血防能力得到提高。今年针对基层血防人员、项目管理人员和疫区查螺的村民先后举办了两期培训班，使培训的人员都基本掌握了技术要领。五是疫情监测制度得到强化，急感网络直报迅速而通畅。我县设有1个部级血吸虫病监测点、1个省级监测点和48个流调点，县血防站依据省血防办总体方案，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具体的实施细则，组成了专门的监测队伍，建立健全了急性血吸虫病网络直报制度，为及时发现疫情、有效控制疫情提供了快速而便捷的信息传达保障。六是血吸虫病防治质量控制体系和监管机制得到建立和完善。县血防站制订了《血吸虫病防治质量控制方案》，全面落实了血吸虫病的防治项目任务，提高了血防工作效率、防治效果和社会效益，同时从站里精选出了5名业务骨干，组成技术督导组，通过督导组的技术督导和质量考核，防治工作质量较往年同期有较大提高。七是晚期血吸虫病人医疗救助工作开展顺利。成立了以陈建辉县长为组长的晚血救助领导小组，并制定《＊＊县2005年晚血救助实施方案》，修订和完善了《晚血救助工作制度》，对每个贫困晚血患者提供最高5000元的医疗救助，到今年初，共完成晚血治疗412例，超额完成了任务。

二、存在的困难

（一）自然因素对血吸虫病流行潜在的威胁较大。今年夏季多雨地区比去年同期偏大，多雨带位置偏南，长江中下游以南部分地区有的地方发生了洪涝灾害。鄱阳湖水的急涨急退使得血吸虫防治工作很难开展，这一现象加重了血吸虫病的传播危险，今年上半年，我县血吸虫病急性暴发疫情例数为全省最高。

（二）流动人口中的血吸虫病例数将有可能上升，并有可能向一些已达到传播控制、传播阻断标准的地区输入。由于人口流动的加速，近3年，输入性病例逐年增多，一些具有明显职业特征的流动人口，比如渔船民、水上作业者等高危人群中的急性血吸虫病病例数明显增加，是当前防治工作中的一个难点。另外，船民、渔民的重复感染率也很高，粪便未经过任何处理排入江河湖泊，又会造成新的污染。因此流动人口的管理是个难点，需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

（三）湖沼地区耕牛血吸虫病防治形势非常严峻。由于我县地处丘陵地带，耕田作业仍多由耕牛进行，而湖沼地区耕牛仍然敞放，缺乏有效的治疗和管理，易造成反复感染，成为最主要的传染源。

（四）疫区卫生状况差，血防意识淡薄，大多厕所异常简陋，粪便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用于农田施肥，有的直接饮用含血吸虫尾蚴的湖水，从而造成血吸虫病的反复传播。

（五）乡村级和有关部门支持力度不够，一些乡村级干部和有关部门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紧迫性认识不够，投入不足，支持不力，抓抓停停，防控效果反反复复，影响防治进度。

（六）血防工作人员日渐老化，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血吸虫病防治站人头经费短缺，导致血防系统内部青黄不接、全站平均专业技术水平下滑，严重影响血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血防工作的领导，认真实施《＊＊省血吸虫病防治条例》，依法建立政府的目标责任制，建立“政府领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血防工作机制。

（二）继续发扬不怕困难的精神，贴近群众,把关心疫区百姓疾苦，为疫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并狠抓不懈。

（三）疫区防治领导机构要起到组织协调作用，加强部门协作，狠抓措施落实，实行综合防治。同时，要加强疫区内流动人口的管理，强化科学防治，要突出重点、因地适宜、分类指导，制定防治措施和目标，狠抓疫情的“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大力推行改厕、改水，以机代牛，普及耕牛圈养，控制人粪、牛粪形成的再感染，阻断血吸虫病的传播途径。

（四）要加强血防机构防治能力建设，加大资金投入，政府要设立血防专项经费,积极争取血防项目，逐步改善血防的设施、设备，提升血防工作人员的素质，改善血防人员待遇。

湖沼范文篇3

一、农村水环境污染目前状况和特征

（一）农村水环境污染目前状况

农村水环境是指分布在广大农村的河流、湖沼、沟渠、池塘、水库等地表水体、土壤水和地下水体的总称。我国总计有乡镇45412个，村民委员会739980个，乡村户数23692.7万户，乡村人口达91960万人。农村人口分散，人口数量多，没有任何生活污水的收集和处理设施，这使农村生活污染源成为影响水环境的重要因素。据测算，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污水80多亿吨，严重污染了农村地区居住环境，农村大部分地区河、湖等水体普遍受到污染，饮用水水质平安受到严重威胁，直接危害农民的身体健康，严重影响农村地区的环境卫生，极易导致一些流行性疾病的发生和传播。据估算，农村环境新问题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超过千亿元，我国农村环境和生态状况令人担忧。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我国农业生产能力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畜禽散养户的不断增多，大量畜禽粪便没有处理就直接排放，粪便污染逐年加重。有资料显示，养殖一头猪所产生的废水是一个人的7倍，而养殖一头牛则是22倍。这些有机物未经处理，渗入地下或进入地表水，使水环境中硝态氮、硬度和细菌总数超标，严重威胁着居民饮用水的平安。

（二）农村污水特征

农村生活污水的特征：厨房炊事用水、沐浴、洗涤用水和冲洗厕所用水，这些用水分散，农村没有任何收集的设施，随着雨水的冲刷，随着地表流入河流、湖沼、沟渠、池塘、水库等地表水体、土壤水和地下水体，其中有机物含量大是其主要的特征。

1．水质特征。（1）农村村镇人口较少，分布广泛且分散，大部分没有污水排放管网；（2）农村生活污水浓度低，变化大；（3）大部分农村生活污水的性质相差不大，水中基本上不含有重金属和有毒有害物质（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部分生活污水中可能含有重金属和有毒有害物质），含一定量的氮、磷，水质波动大，可生化性强；（4）不同时段的水质不同；（5）厕所排放的污水水质较差，但可进入化粪池用作肥料。

2．水量特征。（1）一般农村的生活污水量都比较小，除小城镇外，农村人口居住分散，水量相对较少，相应地产生的生活污水量也较小；（2）变化系数大，居民生活规律相近，导致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早晚比白天大，夜间排水量小，甚至可能断流，水量变化明显，即无水排放呈不连续状态，具有变化幅度大的特征；（3）在上午、中午、下午都有一个高峰时段。

3．排放体制特征。农村生活污水一般呈粗放型排放。很多农村尚无完善的污水排放系统，污水沿道路边沟或路面排放至就近的水体。少部分地区具有完善的污水排放系统。

农村生活污水中有机物含量高，N、P含量增多。人们无意识的排放和雨水的冲刷，使大量的有机质和N、P等物质流入湖泊等水体，假如不加以处理利用，经常会引起富营养化，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的选择

（一）污水处理技术路线

农村污水处理技术的选择要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到农村地区财力状况薄弱、农民实际承受能力较低这一普遍情况，处理工艺的选择不能盲目攀比，不能一味地选择时髦先进、处理效果好、自动化控制水平很高的处理工艺，而着重应该考虑选用既成熟可靠，又适合农村特征和实际的污水处理适用技术。建议污水处理技术的选择优先达到两个目标：一是达标排放或回用；二是注重经济适用，运行成本低，管理维护简单。

目前国内外应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处理技术比较多，名称也多种多样，但从工艺原理上通常可归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然处理系统。利用土壤过滤、植物吸收和微生物分解的原理，又称为生态处理系统，常用的有：人工湿地处理系统、地下土壤渗滤净化系统等；第二类是生物处理系统，又可分为好氧生物处理和厌氧生物处理。好氧生物处理是通过动力给污水充氧，培养微生物菌种，利用微生物菌种分解、消耗吸收污水中的有机物、氮和磷，常用的有：普通活性污泥法、AO法、生物转盘和SBR法等。厌氧生物处理是利用厌氧微生物的代谢过程，在无需提供氧气的情况下把有机污染物转化为无机物和少量的细胞物质，常用的有：厌氧接触法、厌氧滤池、UASB升流式厌氧污泥床等。

（二）人工湿地处理系统

有条件的村庄，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农田灌排渠道和四周的荒地、废塘、洼地和沼泽地等，建设人工湿地处理系统。

污水湿地处理系统分自然和人工湿地处理系统，自然湿地就是自然的沼泽地，人工湿地污水处理技术是一种基于自然生态原理，使污水处理达到工程化、实用化的新技术。将污水有控制地投配到土壤经常处于饱和状态、生长有象芦苇、香蒲等沼泽生植物的土地上，利用植物根系的吸收和微生物的功能，并经过多层过滤，来达到降解污染、净化水质的目的，它是一种充分利用地下人工介质中栖息的植物、微生物、植物根系，以及介质所具有的物理、化学特性，将污水净化的天然和人工处理相结合的复合工艺。

湿地处理系统工艺设备简单、运转维护管理方便、能耗低、工程基建低、运行费用低、对进水负荷的适应性强，能耐受冲击负荷，净化出水水质良好、稳定。缺点占地面积大，易受气候影响，表面径流的臭味比较大。

（三）地下土壤渗滤净化系统

分散的几户或十几户人家适合采用地下土壤渗滤净化系统。

地下土壤渗滤净化系统是一种基于自然生态原理，予以工程化、实用化而创造出的一种新型小规模污水净化工艺技术，是将污水有控制地投配到经一定构造、距地面约50cm深和具有良好扩散性能的土层中。投配污水缓慢通过布水管四周的碎石和砂层，在土壤毛管功能下向四周土层中扩散。表层土壤中有大量微生物，作物根区处于好氧状态，污水中的污染物质被过滤、吸附、降解。所以地下渗滤的处理过程非常类似于污水慢速渗滤处理过程。由于负荷低，停留时间长，水质净化效果非常好，而且稳定。地下土壤渗滤净化系统建设轻易、维护管理简单，基建投资少，运行费用低。整个处理装置放在地下，不损害景观，不产生臭气。

（四）好氧生物处理系统

好氧生物处理系统是新农村污水处理中最常用的一种处理技术。好氧生物处理工艺众多，各有优缺点，选择时要根据实际情况仔细论证和比选，注重经济适用。

生物处理法就是通过风机等设备给污水输氧，培养生物菌种和微生物，通过菌种和微生物把污水中的大部分有机物分解为无污染的二氧化碳、水等物质，少部分合成为细胞物质，促使微生物增长，并以剩余污泥的形式排出，使污水得以净化排放。如SBR法，集曝气、沉淀、排水功能于一体，不断地转换，省去了传统的污泥回流设备，大大降低了建设费用；A20法具有脱氮、除磷功能，还有如生物转盘处理工艺、膜生物反应器处理工艺等。生物处理法和自然处理系统比较，占地面积小，抗气候等外界影响的能力强，建设的地点选择范围大，处理稳定，处理效率高。但基建投资、运行成本要高于自然处理系统。

（五）厌氧生物处理系统

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开展生活污水厌氧生物法的开发和研制工作，许多形式各异的无动力或微动力的低能耗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得到应用。如无动力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装置采用无动力厌氧生物膜技术，工艺流程简单，不耗能，全部埋于地下，也无需专人管理。和好氧生物处理相比，无动力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技术设备的基建投资略高于好氧处理，无日常运行费用的支出。

湖沼范文篇4

本文将在简要介绍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与经济生活的基础上，探讨中国稻作农业的若干问题。

一、彭头山文化的稻作农业与经济生活

彭头山文化是近年新发现的一支新石器早期文化。已正式发掘过的遗址有湖南澧县彭头山[1]、湖北宜都城背溪[2]、枝城北[3]等。

经14C测定，彭头山遗址陶片碳素年代距今9100±120，8200±120年)。由于陶片中碳素来源问题尚未弄清楚，以上数据目前只能作为参考，并不完全反映遗址的真实年代。根据长江中游地区原始文化的谱系序列，以及关于现阶段中国境内距今7千年以前的新石器遗存的专门研究，彭头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可以确认。其相对年代，在长江中游地区，早于大溪文化以前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在长江下游地区，早于余姚河姆渡和桐乡罗家角的早期遗存；在黄河流域，这支文化早于或相当于裴李岗文化。此外，它的许多文化特征与华南距今1---0．75万年左右的早期遗存相近。

目前，这支文化集中分布在洞庭湖西北与鄂西长江干流沿岸。这里原先的自然地貌是山区与湖沼盆地间的低山丘陵区，属于典型的山前地带。由于泥沙淤积、湖沼平原扩大，遗址现代位置已是平原中的小土岗丘，周围地形平坦开阔。

关于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1983年冬，笔者调查并发现枝城北遗址时，曾在采集到的陶片中观察到碳化稻壳。1988年秋，在主持发掘澧县彭头山遗址时，又在出土的器物及红烧土块中再次观察到同样的遗存。由于这些稻壳在陶器制作过程中已被挤压变形，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故目前有关专家们还不能有把握地鉴定其种属。不过，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理由，上述发现应当属于人类稻作农业的证据。也就是说，从农业起源的角度，它们都应是早期型态的栽培稻。

第一、彭头山遗址本身是一处具有相当规模的定居聚落，而且周围较平坦开阔的地形及自然环境也有利于稻作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在彭头山文化中，碳化稻壳的发现并不仅限于某一孤立地点，而是形成了实际的分布区域。

第三，通过彭头山遗址陶片的显微观察，其陶胎中夹有大量稻壳。这说明它们并非是制陶过程中偶然混人的杂物，而是有意识地将稻壳作为主要掺合料之一。

第四，即使今后的鉴定确认彭头山等遗址的稻谷有某些接近或属于野生稻谷的特点，那也难以排除它们属于人工栽培稻的事实。我国河姆渡所见稻作农业的规模及其成熟性均强烈地暗示，在它之前，至少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已经历了较长历史过程。

正因此，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证实，在长江中游地区，人类稻作农业的历史完全能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

经初步整理，彭头山时期的生产工具由三部分组成：大型打制石器，细小打制燧石器，磨制石器，并以打制石器占绝对多数。其中，大型打制石器制作粗糙，无固定型状，作用多系砍砸。细小燧石器亦缺少正规样式，根据部分器物刃部的显微观察，其作用当以切割、刮削为主。在这里，磨制工具不仅数量极少，且种类单纯、个体偏小，只见有一种既可谓之斧又可谓之锛的样式，长约7—8cm，宽约4cm，双面刃。值得注意的是，与磨制工具形成鲜明对比，磨制装饰品却数量多，磨制精细，型态规整，并有多种类别，有的还有一面或两面对穿而成的孔。此外，在墓葬随葬品的组合中，也只是磨制装饰品与陶器，未出任何生产工具。以上这些现象说明，磨制石器作为一种工艺，当时已经成熟。但是，主要作用方向不在工具而在装饰品。正因此，在人类的价值观念中，工具尚不能同装饰品和陶器相与为伍。显然，这是以支配自然为特征的生产性经济尚处在初期阶段的真实写照。在彰头山文化中，以往的发掘还出土有水牛的完整头骨。估计在新石

器早期，水牛也已成为家畜种类之一。

综合考察彭头山文化生产工具的构成，以及稻作、家畜饲养遗存的发现，可以初步获得这样的印象：彭头山文化的经济生活以采集、渔猎为主，兼有水稻种植与家畜饲养，但规模有限。

二、关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

关于栽培稻起源的研究，很久以来就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并有“印度说”、“云南说”、“东南亚说”等多种不同主张，这些主张的共同缺憾是对考古资料重视不够。自70年代中期以来，因河姆渡等距今7千年以前的稻作遗存的发现，国内学术界“长江流域说”的主张日益占居主导地位，其中更有倾向性的认识是“长江下游”说。尽管考古资料的重要性不断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是，囿于这种资料本身的局限，例如缺少精确纪年，发现新鲜资料有明显的偶然性，以及因鉴定分析手段落后，许多宝贵信息失之交臂，等等。事实证明，考古资料的积累虽然能不断地推动认识前进，但缺少认识能力本身的提高或理论的发展，要引导研究走向深入也很艰难。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待问题，可以说，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讨论，目前已不仅仅是资料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就世界范围而言，距今1万年左右，是人类从利用自然到支配自然的转变时期，与最后一次冰期消退同时，气候全球性逐渐回暖。在气候的支持下，农业于世界上许多地区相继发生。其中，既有稻作农业，又有旱地农业，并以不同的栽培作物显示了各自的区域特点。目前，人们倾向认为，世界农业的起源主要有三大中心。西南亚，小麦与大麦；东亚，大米与小米；美洲墨西哥及秘鲁，马铃薯与倭瓜、玉米：可是，1978年埃及库巴尼亚遗址发掘，据报导出土了1．8万以前的麦粒。尽管这些麦粒究竟是栽培种还是野生种尚难以论证，但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把世界早期农业的起源限定在几大中心之内的认识已经受到强烈冲击。看来要确认某种栽培作物确切的起源地，并把它同一定的农业中心联系起来，不说是不可能，至少也步履维艰。首先，适宜某种作物栽培而又拥有其野生祖本的范围往往十分宽广。以水稻为例，印度恒河流域马哈嘎拉遗址即已发现距今约

8500----6500年前的稻作遗存，其时代并不晚于中国。如就野生稻的分布而言，除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外，·印度至东南亚均有分布。难道在这样的范围内就只存在一、二个稻作农业起源的中心吗？其次，人类的社会性生活，同时期不同区域间人类的相互往来，常常可使某些重要的发明创造在较短的时间内转达或普及到较边远的区域。那些力图将其中主动与被动各方清楚地区别开来的努力，在多数情形中都只是一种逻辑推导，离历史的本来面貌还有很大差距。再次，从野生植物的采集利用、栽培驯化到原始农业的形成，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独立发生亦或交互影响的形式都可能是极其复杂的。很难设想某个中心区域会单独直线地完成那个过程的全部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向外辐射影响。因此，探讨农业的起源不能仅着眼于一些狭窄的区域。由过去的资料所观察到的那些少数“中心”，或许更应该看作是农业的早期发达区域。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世界范围农业的起源一样，也不是少数地区的孤立现象。对此，下面将继续进行讨论。

第一、中国东部大陆距今1万至7千年左右的新石器遗存，依纬度变化与自然环境的差别，各地都有不同的农业类型或栽培作物的品种。华南目前虽无栽培稻的直接证据，但普遍认为那里与东南亚一带类似，应有薯蓣和芋头。在长江流域，无论彭头山文化还是后起的皂市下层文化，以及下游的河姆渡，罗家角下层遗存，都以种植水稻而突出了本身的地域特点。在黄河流域，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以粟、黍为农业品种。在北方地带，沈阳新乐文化也有种植黍的记录。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农业的发生不是孤立的历史产物，而是以大范围的总体进步为其必要条件或基础，是人类不同部分在各自区域通过长期摸索、交互影响、共同促进的结果。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彭头山遗址发现的迄今我国最早的稻作遗存，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长江中游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区，而应进一步理解为是中国东部大陆已进入农业时代的标志，是农业在气候等自然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广泛发生的一种区域现象。

第二、在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尚未发现之前，河姆渡早期数量巨大的同类遗存吸引了学术界的注意力，并由此导致了中国稻作农业可能发端于长江下游的认识倾向。现在，这种认识是否又要予以修正呢？事实上，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纬度相同，自然条件类似，而且：彭头山与河姆渡遗址所在具体地理环境也大体一样。此外，河姆渡第四层稻作农业的规模及生产方式也已明确地暗示，在它之前肯定还有一个与彭头山文化相当的早期发展阶段。这就意味着：无论长江中、下游都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区。

第三、与长江流域稻作遗存最早年代不断向前延伸形成鲜明对照。华南地区至今尚无7千年以前的农业证据。这里的巨大反差，并不适宜作为将那个地区排斥在稻作起源范围以外的理由。古气候学的研究表明，距今2.5—1.1万年是中国近10万年来气候最干冷的时期，为大理冰期峰期阶段。于这个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严寒气候的侵袭。长江中下游地区，距今21500—15000年尚有含绿乔木树种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到距今12900年左右，被以柏科和环纹藻为主的植被取代，反映气候渐冷，其后还出现常绿树绝迹的干冷草原，气温比现代要低8℃左右。概而言之，长江流域当时属暖温带气候。而现代直抵河南南部的亚热带气候，当时则收缩到北纬24以南地区，亦即广西中部以南。如果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先前可能还有一段较长的准备过程，类似埃及库巴尼亚麦粒所暗示的那样。那么，这时期自然条件最适宜的区域应当首推华南。至于长江流域，此刻可能因气温较低而危及到普遍野生稻的存在。距今1.1万年以后，随气候全球性回暖，长江流域的气温在距今7500年以前大致只比现代低l℃一2℃，显然，这一阶段环境的变化已给农业的发生与兴起创造了条件。不过，现代栽培籼稻与粳稻种植的纬度分布研究又表明，北纬30~左右是这些品种的变异区，以北地区是粳稻，以南是籼稻。一般认为，粳稻应系“籼稻在从南向北(以及从低地向山区)的传播过程中，由于进入温带(及山区)以后适应气温较低的生态环境而出现的”变异型。假如这种认识无误，那么就难以想象正好位于变异区域的长江流域，就恰好是中国水稻起源的最早地区，并由此往北传播构成粳稻分布区，向南扩张形成籼稻分布区。

第四、栽培作物的起源与陶器、磨制石器，家畜饲养、聚落的发生与兴起一样，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们都是人类认识与支配自然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通过已有考古资料的分析不难发现，距今1万至7500年左右，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已基本具有与长江中游地区相似的发展阶段；尽管各自进步的速度可能有一定差别，但许多共见的因素，如陶器胎壁上薄下厚，穿孔石器数量较多，有打制的细小燧石器等，都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交

往和联系。此外，这一时期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河旁阶地遗址，在华南地区也已存在，据调查广西桂平大塘城遗址的面积就达1万平方米以上。总之，相似的发展阶段，相互间存在的交往，以及已经出现的大面积露天遗址都在暗示，华南作为既有野生稻分布，又有适宜的自然环境，还有长期人类居住和活动的地区，它的水稻栽培史当不会晚于长江流域。

正因此，在中国，与其将长江流域当作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不如将其看作是稻作农业的早期发达区域。即使认为这些区域就是某种意义的“中心”，那么在中国也不止一个或二个，而是更多。而且，所有的中心，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经历。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阶段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初始年代，现在尚无任何直接证据，这里只能分析已明确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情况。

由于稻作农业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探讨它的发展就不能仅着眼于稻作遗存本身所提供的资料和信息，还应该从有关文化的发展，与外界的交往和联系等多方面予以考察。

根据已见诸报导和笔者掌握的资料，并利用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成果，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大致可区分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距今1万年或更早———7500年)

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真正属于这一阶段的资料还很少，目前只能以彭头山遗址和华南的发现来说明问题。

1．在这个阶段，稻作农业已经出现，人类的生活方式正朝有利于农业稳定发展的方向转化，但生产规模有限。在洞庭湖地区，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已由过去的湖沼边缘的高岗步人四周地势更为开阔的低岗。在华南，一些河旁阶地也出现了早期的露天遗址。显然，这些变化都反映了人类发展农业的努力。不过，那时各地都以打制石器为主的工具构成，说明生产能力低下；同时，亦从侧面证实采集与渔猎仍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2．根据近代民族学的研究，当时稻作农业的生产方式可以属生荒火耕类型。由于南方酸性土壤的影响，彭头山遗址并未发现任何骨、木器等有机质工具。但是，考虑到遗址所处地理环境，有理由认为，这类器具应是主要的农具种类。

3．有迹象表明，这一阶段稻谷的某些特点接近野生稻。仅从稻种的演变与人工选择角度，本阶段或许可称为“原栽培稻时期”，其基本意义是，人工栽培过的稻类不只一种，经人工选择后的主要栽培稻类稻种也在不断演变。

第二阶段(距今7500口—5000年)

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中期阶段，其间还可根据文化的整体发展再细分为前、后两段。六千年以前是前段，随后是后段。前段的代表有长江中游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下游的河姆渡与罗家角下层遗存等。后段的代表有中游的大溪文化，下游的河姆渡中、上层与马家浜文化等。

于前段，稻作农业具有如下特点。

1．稻作农业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开始占居主导地位。河姆渡第4层发现了大量稻作遗存，以及数量众多的农业生产工具。罗家角第4层的发现也与河姆渡的情形类似；而且在土壤的孢粉分析中，禾本科植物孢粉竟占97％。由此可见，这时稻作农业的规模已远过了第一阶段。

2．根据部分完整谷粒的鉴定，河姆渡第4层稻谷属栽培稻籼亚种中晚稻型。它表明大约距今7千年左右，我国水稻种植已进入真正的“栽培稻阶段”。

3．熟荒耜耕成为生产方式的突出特点。河姆渡大量骨耜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土地可能有了某种程度的翻耕，还意味着排、灌水的技术也有了利用。

与中期前段相比，后段稻作农业总体上并无重大变化，但仍有一些进步引入注目。

1．在生产工具中，骨木器数量与种类明显减少，磨制石器成为主力工具。河姆渡，罗家角都存在骨木器逐渐让位于磨制石器的趋势，而至年代稍后的吴县草鞋山，常州圩墩等马家浜文化遗存，磨制石器已基本取而代之。圩墩中层的穿孔舌形石铲，最大者长95cm，刃宽12.5cm，就可能是一种与前段骨耜的功用相似的农具。它的使用指示了土地翻耕面积更有扩大。在长江中游地区，大溪文化磨制石器的数量与种类也显著增加，并有一种“巨型石斧”，红花套所出长43.1tm、大溪所出长38cm。目前，这种器具的真正用途尚值得讨论，因为出土数量并不很多。但是，它的存在表明，它在生产中可能承担的任务已由别的工具分担了。否则它就难以成为具有其它意义的器类。就总体而言，大溪文化时期人类对土地的开发也远甚于以前。

2．农业的规模较前又有扩大。在长江中游地区，从新石器早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打制细小燧石器，大溪文化中期开始全部消失。更重要的是，各个地区此刻的新石器文化无论哪一方面都呈现出一个空前繁荣的景象。显然，这种局面与经济的发展存在因果联系。

第三阶段(距今54千年)

这是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在以前发展的基础上，农业又跃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如果将这个时期也区分成前后二段，那么发展的线索就更为清楚。

1．通过各地区的建筑形式与墓葬资料，人类社会的贫富分化从这一阶段前期开始已日益明显，私有制正逐步滋长。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房屋不再类似大溪文化以单间为主，而见横列多间式，隔墙有门相通。在长江下游，崧泽文化墓葬随葬品数量的差距也在拉开，男女合葬墓出现，还有用猪下颌骨随葬以示财富出众的现象。至此阶段晚期，私有制更有发展，僧侣集团形成，人类社会进入到前国家形态，浙江余杭反山·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及墓葬就是极好的实例。私有制与阶级社会的产生标志着以土地公有集体劳动为特征的原始农业阶段的结束，一个土地私有或分配到个人的，并以个体劳作为特征的新阶段的到来。这时，剩余产品生产成为新的社会现象，一般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墓葬随葬生产工具的数量与单位均大幅度上升。

2．农业工具与耕作技术进步，晚期尤为突出。良渚文化中的三角形犁状器、双翼耘田器、斜柄刀等，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石犁铧”，中耕用具及开沟槽的“破土器”。尽管这些工具的确切用途尚待深究，但还是标志着某些新技术已被实用。

3．如果说长江流域在新石器中期以前可能以较大优势保持着稻作农业的领先地位，那么这时期它与其它地区的差距就在不断缩小。于此阶段，从云南到福建，整个南中国的广大境域内稻作农业的证据比比皆是。其中广东石峡文化更以其富有地方特色的农具，以及墓葬资料所反映的阶级分化，表明这里稻作农业的生产规模，社会形态均与长江流域处于相似阶段。

4．稻作农业的自然分布区扩张到了黄河流域。以现有发现，黄河流域稻作的证据集中在中、下游，其年代大约始于庙底沟类型及以后。至于其种类还不十分清楚，可能有粳稻。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发展的三大阶段中，第一阶段应是原始稻作农业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应是原始稻作农业的发达阶段。至于第三阶段，基于社会形态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它很可能已不再适宜继续归属在原始稻作农业的范畴之中。

结束语

本文在简要介绍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的基础上，进而讨论了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及其发展阶段等问题。显然，这里的讨论只是初步和粗线条的，有些认识更不免偏颇，期待各位的批评指正。

注释

[1]参阅《湖南对彭头山遗址进行正式发掘》，《中国文物报》1989年2月24日。

[2]《宜都县城背溪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宜都县城背溪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3]《宜都县枝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4]北京大学考古系14C实验室测定，半衰期5730，未经校正。

[5]游修龄译：《最早的粮食生产》，《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6]游修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1976年第8期。

[7]《广西桂平县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考古》1987年第11期。

湖沼范文篇5

盐田晾水池分为七级，盐度大约从28‰～70‰，南美白对虾属于广盐性品种，实际生产中1～7级晾水池均有养殖，但主要利用1～3级进行养殖。池深一般0．5～1．5米。一般在5月投苗，最晚10月收获，水温约为16℃～33℃。经水质理化检测结果显示溶解氧、COD、氮含量、重金属含量均适合养殖用水。生物调查显示池水中有大量浮游动物和浮游植物，可为对虾养殖提供大量的生物饵料。

2虾苗选择

放苗量均为10000尾/亩(1亩=0．0667公顷，下同)。2009～2012年我站选用的是南美白对虾本地土苗进行养殖。2014～2017年推广阶段我站开始引进了选育新品种“科海1号”“桂海1号”“普瑞莫”“正大”四个品系进行示范和推广。从示范养殖效果看四个新品种在单产、产出规格和成活率均比土苗有明显优势(见下表)。

3饵料供应

生物调查结果显示池水中有大量浮游动物和浮游植物等生物饵料，同时，盐田晾水池面积过大，而且养殖用水还要逐级沉淀进行晾晒食盐，不适宜且不需要进行人工投喂。某些地区会选择在食物匮乏阶段加喂人工配合饲料，以补充食物不足，但唐山地区并没有选择这种方法，只是让南美白对虾捕食天然饵料。

4养殖病害控制

盐田晾水池养殖池水需要继续进行食盐晾晒，而且面积过大，如经常在池塘中使用的清塘、消毒和养殖过程中投喂鱼药等方法均不适合在晾水池中使用。晾水池的较高盐度对病害的发生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只能在源头对投放虾苗进行严格控制，进行必要充分的检疫工作并对白斑病毒、对虾的传染性皮下及造血组织坏死病毒、虾肝肠胞虫、急性肝胰腺坏死病(AHPND)、对虾偷死野田村病毒等五种危害较大的疫病病原体进行了定期检测。检疫工作分为苗种检测、养殖期检测两个阶段。苗种阶段共检测25个样品，包括盐田晾水池和池塘养殖用虾苗，检测结果发现有3家样品中检测出白斑病毒和对虾肠肝胞虫阳性，有2家样品中AHPND阳性。对检测出阳性的苗种采取了无害化处理，避免了在养殖初期由于虾苗带病而影响到整个养殖过程;养成阶段，在5～9月期间每月对辐射区范围内的盐田晾水池和养殖池塘抽检半成虾样品25个，年抽检125个样品，其中有3家养殖池塘抽检的结果为AHPND阳性，2家养殖池塘抽检的结果为对虾白斑病毒阳性，其余均为阴性。检出阳性的养殖户应及时采取措施，控制大面积病害的发生、减少经济损失。如果发现大量病害发生则需要提前捕捞，避免虾病继续扩大感染面积。南美白对虾－杂色蛤混养模式中，杂色蛤的滤食性效果可以消耗部分南美白对虾的残余粪便和一些浮游动物和植物，对水质的调控有一定的效果。

5盐田晾水池生态养殖综合利用推广效果

5．1由于采取了盐田晾水池的综合利用，缓解了由于沿海工业发展带来的养殖空间的压力，优化了产业结构。5．2盐田晾水池生态养殖模式在养殖过程中不需要投喂人工配合饵料和药品，因此不仅可以节省养殖成本同时还减少了对水域的污染和碳的排放量，保证了水产品的品质，养成虾完全符合无公害产品要求。同时，与池塘养殖南美白对虾相比，每亩公顷可节省药品成本100元，饲料成本2000元;2014～2017年，累计减少饲料投喂17012．7吨，节约成本2．25亿元。5．3根据经济效益测算，2014～2017年，四年累计示范推广盐田晾水池生态养殖面积99万亩，南美白对虾生态养殖平均亩增产7．8千克，南美白对虾－杂色蛤生态混养平均亩增产127千克;南美白对虾生态养殖单位面积新增纯收益为354．52元/亩，南美白对虾－杂色蛤生态混养单位规模新增纯收益为22070．2元/亩。

6建议

唐山地区可以尝试在盐田晾水池养殖中增加卤虫的养殖环节，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南美白对虾的生物饵料量，同时还可以将多余的卤虫打捞销售，增加经济效益。同时，卤虫还可以滤食卤水中的有机或无机碎屑，改善盐田晾水池生态环境平衡，对于盐田中的水质也有一定的净化作用［3－4］。据调查，目前有养殖户开始在盐田中进行对虾－海蜇混养模式，如果养殖成功不可为是一种新的尝试。

7展望

仅唐山地区盐田晾水池面积约是现有海水养殖面积的4倍，在80万亩以上。面积如此之大，对于沿海渔业来说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前景。唐山市盐田晾水池生态养殖综合利用技术的示范和推广工作为进一步科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包海岩，邵蓬，张勤，等．北方地区盐田生态养殖技术［J］．河北渔业，2012，(9):13－17．

［2］王长兴．盐田晾水池养殖综合利用技术研究［J］．河北渔业，2014，(11):52－54．

［3］蒋海斌．关于新型盐田建设的几点思考和建议［J］．苏盐科技，2003，(1):22－24．

湖沼范文篇6

关键词：地下空间；深基坑；地铁车站保护；双侧；数值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和城市地下轨道交通的建设深人推进，深基坑紧邻地铁车站建设的情况日益增多［＞3］。紧临既有地铁车站的基坑施工必定会对地铁结构产生影响，如何将影响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保证地铁的正常运营，成为基坑支护设计的重中之重。目前国内对紧临地铁结构的基坑设计案例多集中在地铁单侧。任亚亮针对相邻深基坑开挖存在交叉工况问题，采用有限元数值模拟，得出受影响车站基坑围护立柱桩差异变形，验证了设计附加措施的有效性［4］。李阳在基坑设计中采用刚度较大的支护体系和遵循时空效应原理的开挖工况，运用有限元计算软件模拟基坑开挖各个阶段，分析了各工况下结构和区间的变形［5］。学者们采用土体加固、分坑开挖和不同土体卸载方式等手段，减小基坑开挖对既有地铁结构的影响。但对地铁车站双侧基坑同时施工的设计案例较为少见。因此，本文以杭州某地下空间开发工程为依托，对地铁车站双侧基坑进行设计和分析，为今后类似工程提供一定的参考。

1概述

1．1工程概况

本工程分为两独立地下空间H地块和E地块，均为地下2层停车库并兼顾人防。整平地面标高5．0m，H地块总建筑面积为21040．76m2，基坑坑底标高为－6．3m，挖深11．3m，呈不规则梯形，周长为321．7m，面积约6240m2。E地块总建筑面积为11407．42m2，基坑坑底标高－6．41：1，挖深11．4111，呈不规则梯形，周长334．3111，面积约7051m2。两地块周边整体处于待开发状态，地下市政管线均已迁改。H地块东侧和E地块西侧紧邻已建地铁车站，车站围护形式采用800mm地连墙（墙顶标高为4．500m，墙底标高为－25．000m），内衬墙厚度为700mm，已施工完成但未运营。周边环境总平面图如图1所示。图1环境平面图

1．2工程水文地质概况

场地属于第四纪滨海湖沼相沉积平原地貌，场地东侧、东南侧表部彳面倒有大面积泥浆，场地中部回填有素填土，地面起伏相对较大，地面高程位于2．07m￣6．75m。场区地层可分10个工程地质层、22个亚层。各层岩土工程特性及分布特征自上而下分别描述如下：0）2层杂填土：灰黄色，稍湿，松散。主要由碎块石组成，含少量黏性土，层厚为〇．30m￣6．30m。层粉质黏土：青灰色，可塑￣硬塑。层厚为0．40m￣7．80m，全场分布。＠2层粉质黏土夹黏质粉土：灰褐色，软塑。层厚为0．60m？10．40m〇⑤，层淤泥质粉质黏土：灰色，饱和，流塑，层顶标高－14．51m？－3．45m〇⑥层粉质黏土：青灰色，可塑￣硬塑，层顶标高－19．58m￣－6．27m〇⑦粉质黏土：灰色，饱和，软塑。层顶标高－25．71m￣－14．82m0⑧，粉质黏土夹粉砂：灰色，饱和，可塑。层顶标高－29．28m？－18．42m0（E）3层圆砾：灰色，很湿，中密，以圆砾为主，成分以石英砂岩、凝灰岩为主。场地浅部土层中分布有潜水，水位埋藏较浅，水位距地表为0．00m￣3．600m，相当于85国家高程的－0．39m－5．85m之间，该层潜水补给来源主要有大气降水人渗及地表水侧向补给，其排泄方式以蒸发消耗为主。浅部土层中的潜水位埋深，一般离地表面0．31．5m，年平均地下水位离地表面0．5m￣0．7m。场地下部⑧2层粉砂、⑧3层圆烁层为承压含水层，分布较广泛而连续，其上覆黏性土层构成了承压含水层顶板。承压含水层顶板距离地表按25m、地下室基坑开挖按15m计算，承压水不会对基坑产生突涌、底板隆起等影响。

2设计方案

2．1工程特点

H，E地块基坑开挖面积大，深度深。存在软弱淤泥质粉质黏土层，地质情况复杂，地下水位较高。周边场地环境较差，北侧和东侧均存在深度15m左右的已建地下室。综合考虑基坑及周边环境情况，结合规范要求，本项目基坑等级定为一级。

2．2基坑支护设计

本工程紧邻地铁车站结构两侧，总体方案采用两侧基坑同时开挖施工，车站两侧基坑同步卸载，浅部约5m深度采用放坡开挖，在车站两侧同步开挖。浅坑下约6m深坑采用小600＠800mm钻孔灌注桩＋三轴搅拌桩止水，结合一道混凝土水平支撑和斜抛撑。为保证车站的稳定性，深度5m处结合地铁地下连续墙设置混凝土围檩，增设水平支撑及斜抛撑，车站两侧地块坑内留土，间隔调挖施工底板。基坑支撑平面布置见图2。车站位置横剖面设计图见图3。

3计算分析

采用同济启明星FRWS8．2进行斜抛撑与水平撑计算分析。基坑深度11m，上部5m深度采用放坡开挖卸土，下部采用桩撑体系［6］。水平撑计算简图如图4所示。水平撑剖面最大水平位移为7．8mm，最大弯矩为126．6kN？m，最大剪力为55．6kN。斜抛撑剖面最大水平位移为7．9mm，最大弯矩为243．9kN？m，最大剪力为83．2kN。采用Plaxis有限元模拟软件，土体采用自带的土体硬化（HS）模型，土体HS模型相关参数［7］＝（1．0￣1．2）（7．0￣10．0）＾〇；围护及车站结构刚度根据截面尺寸计算。二维模型尺寸为水平方向150m，竖直方向43．9m。模型底部的约束条件为水平、竖直方向都固定，两侧约束条件为水平方向固定，竖直方向自由。地面超载取20kP＾选取最不利断面，一侧斜撑一侧对称卸土至第一道支撑［8］。计算模型见图8。根据设计方案，计算分析根据实际施工工况分步为：（工况1）自重应力场平衡，（工况2）施工地铁车站，（工况3）EH地块同时开挖第一层土，（工况4）E地块施工第一道支撑，（工况5）E地块中间土方开挖，（工况6）E地块施工斜抛撑［9］。计算结果如图9，图10所示。车站结构最大水平位移为10．43mm，最大竖向位移4．72mm，根据地铁保护条例，本基坑开挖方案对地铁车站结构的影响均处于可控范围，满足轨道交通设施变形控制和GB50157－2013地铁设计规范的要求［1°］。

4结论

湖沼范文篇7

一、培养审美情趣，体会景观之美

旅游审美情趣的培养一是要有科学的审美态度，积极观察身边的事物，一棵树、一朵花、一条河流、一个雕塑，都可以是美，只要你有善于发现的眼睛。比如同样是对山的欣赏,登一座山一年四季乐趣各有不同:春赏花、夏看绿、秋摘果、冬观雪;同一季节登不同的山景观就可能有较大的差异,南方的山“青翠欲滴”,北方的山“苍茫雄奇”。另外，把所见所闻用心去感受、思考，把眼睛中看到的美传递到内心，充实内心美。二是要努力学习一些美学理论知识，提升自己的美学素养和内涵，丰富的旅游文化知识可以给人以美的熏陶，可以活跃人的审美情趣，增加人的审美内涵。比如宗教景观一向是旅游者观光的热点,但宗教景观的审美鉴赏,对旅游者的宗教文化知识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要学习并掌握一些中国古典文化知识。如泰山时,便能联系杜甫诗歌《望岳》,想象“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的妙处;登黄鹤楼时可以联系崔颢的诗歌《黄鹤楼》理解“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苍凉美，做到由景生情,融情入景。

二、提高审美能力，探索自然和人文之美

培养审美感受力的重要途径就是亲身体验和感受现实世界。在感受的基础上，把握自然事物的意味、艺术作品意义或内容的能力就是审美理解力。把握住整体形象并用想象力和情感去统摄这个形象，是达到审美理解的关键。而审美创造力是一种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是在审美感受能力的形成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审美创造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它必须以审美感知力和审美创造力为基础，将前人积累下来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成果加以迁移，按自己的审美理想去创造美。在旅游景观欣赏中的摄影、摄像、绘画、游记等，其层次和品位可反映出作者的审美创造力。

三、优选欣赏角度和距离，获得最佳欣赏效果

大多旅游景观是立体和多层面的，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佳的观测角度，才能充分感受旅游景观的外表之美和内在魅力。许多自然景观在不同的观赏位置，所产生的美感是不同的，观赏效果显著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狭窄的峡谷景观，游客站在谷底仰望，有一线天”之感，如站在谷岸俯视，则产生深邃惊险之感。像四川乐山大佛，站在佛雕的脚趾甲上，才具体知道它的高大状况。远看近瞧，感受不一，“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的景观不远看是感觉不到的；张家界天桥奇观，在一条山崖小路上，只有后退到足够的距离才能将这一奇观尽收眼底。造型独特的一些自然风景（地貌酷似类型）多是在一定的地质构造、岩性的基础上，经过外营力长期的“雕凿”，形成的奇特的形态称为“造型地貌”。如古人对“五岳”形态的评论：泰山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恒山如行，唯有南岳衡山如飞。地貌的酷似造型，需在特定的观赏点方知大自然之巧夺天工之妙。峰峦之雄伟峻秀、奇特，需远眺方显挺秀；丘陵地区的梯田，高低错落，弯曲流畅，也需远眺方感线与面的完美结合；江河、湖海，观其旷景，需俯看、体会远望情趣；较小的湖沼池塘，需临廊、榭低观水中倒影，体验天地之美妙；观赏山水有机组合，需乘船沿水路观两岸风景，才能体会到“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美妙境界，水流、船动、山移，如游画中，心旷神怡。在观看瀑布时应站在适当的距离仰望，才可以兼收声、色、形、动之美。

四、把握观赏时机，尽享景观之奇美

清明踏春，重阳登高，秋赏红叶，冬观腊梅。说明很多自然景观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天气和季节变化中才能出现，展示出不同的自然美，有些景观又只是特定的条件下才出现，这就需要观赏者掌握好有利时机。在观赏随季节变化的自然景观应选择好季节，欣赏北方的山水风光应在夏季，而南方也以夏季为最宜。如黄山为亚热带季风区，一年有200多天云雾期，山中多雾，景色秀丽，夏季的雨后是最好的观赏时机。而欣赏哈尔滨的冰灯和冰雕艺术就应在冬季，欣赏北京香山红叶应选择在秋季等。欣赏随天气变化的自然景观应选择好天气。如泰山观日出、黄山看日落应选择在天晴时分，而观赏海拔较高的风景名山就应选择雨过天晴时，这时既可以观云海，又可观日出日落，观赏飞瀑应选在雨季，这时瀑布气势最壮观。“八月十八观大潮，天下壮观无”是说在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江大潮最大，观赏时机最好，这说明在观赏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才出现的自然景观应把握好观赏时机。如海市蜃楼、峨眉山的“佛光”、吉林雾凇等都要把握好特定的气象条件才能见到。青海湖候鸟4月份飞来，5月份产卵孵化，6月份飞走，因此5月份是最有利的观赏时机。大理蝴蝶会须在农历的四月十五前后时节最佳等，如果不选择有利时机，就无法欣赏到这些美景。

五、品味文化内涵，求质求真

许多旅游资源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内涵构成了内在美的核心。对旅游观赏者来说，一些自然景观和名胜古迹是“死”的，而当地的风土民情、神话传说以及文化建筑、古诗词赋、楹联、匾额等文学艺术却是充满灵性、富有“生气”的。人们还通过诗词楹联、名人轶事等文学艺术形式来渲染自然景观，并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巧妙而和谐地联系起来，从而对游人产生更大的感染力，提高了景观的意境，深化景物，启发情思。如杭州西湖岳坟、岳庙门前有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对岳飞和秦桧爱憎强烈的对比，感人至深。风俗民情是一定地区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结果，并因此成为旅游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西双版纳的热带风光和傣族风情，内蒙古草原风光与蒙古族风情等。旅游者若置身其中，就能感受到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淳朴隽永的异族风情。“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告诉我们在欣赏园林景观时要注意古代园林与地理环境的和谐统一。例如江南私家园林规模较小，以黑白为主色调，既迎合园主追求宁静的心理需要，又与水乡风光和湿润的气候特点融为一体。

六、以情观景、情景交融

湖沼范文篇8

关键词：砂砾垫层软基处理设计与实践

1.0工程概况

廊泊公路是廊坊市通往南部地区的重要干线公路，也是沿线地区沟通天津、沧州等地的重要通道。廊泊公路廊坊市南出口至保津高速段是廊泊公路的一部分，是京津塘、保津和石黄三条高速公路的重要连接线，也是廊坊市公路网规划建设的主骨架公路之一。设计总里程全长41.768Km，均采用部颁平原微丘一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为100Km/h。路线自大王务村南的北小埝（桩号K5+010）进入永定河泛区，沿旧路行进至南辛庄村北处改走新线，跨越北遥堤（桩号K17+800）后走出泛区，泛区段长12.77Km。泛区地层为近洪积区、湖沼堆积，第四系湖海沉积相地质，区域浅层地下水为第四系松散层孔隙水，水位埋深基本在2.80～4.35m间，水位埋深受季节、气候、降水等因素影响而有所变化。持力层大致分为3层，第一层为表面耕植土，平均厚度约0.4m；第二层为黄色亚砂土，软塑至硬塑状态，平均厚度0.3～4.0m，承载力为130KPa；第三层为褐灰色亚粘土，软塑，局部硬塑，夹粘土薄层，平均厚度3.3m，承载力120KPa。

廊泊公路的泛区段路面结构设计高度为26cm厚水泥混凝土路面+18cm厚石灰粉煤灰碎石，二灰碎石路基浅埋在第二层土上，路床地基之上为30cm厚隔离垫层。去年第一工期时间，第一公路工程公司在泛区段永定河大堤北侧K15+345——K17+240段长1895m范围内公路工程和涵洞工程不同程度地遇到故河道、暗沟、枯井、村落遗址、软土等异常地基。异常地基没有规律，故河道开挖后暴露的是松软的含水量达48%的粘土软基，深度较浅，厚度一般在0～1.3m之间，深浅分布不规律，是地基处理的难点。所以整段地基都需要进行这方面处理。软基数据见表1.1。

表1.1软基探坑位置及标高、厚度资料

K15+345——K17+240段软基计算（长度1895米）

桩号

现状地面标高

淤泥顶标高

淤泥底标高

路面设计标高

路床顶标高

软基挖坑探测厚度

现状地面至淤泥顶厚度

现状地面至路床顶厚度

路床顶至淤泥顶厚度

路床顶至淤泥底厚度

备注

K15+345

11.083

9.885

9.385

11.585

10.845

0.500

1.198

0.238

0.960

1.460

K15+410

11.155

9.860

9.360

11.551

10.811

0.500

1.295

0.344

0.951

1.451

K15+478

11.050

9.875

9.375

11.515

10.775

0.500

1.175

0.275

0.900

1.400

K15+558

11.040

9.890

9.090

11.473

10.733

0.800

1.150

0.307

0.843

1.643

K15+658

10.864

10.160

9.260

11.451

10.711

0.900

0.704

0.153

0.551

1.451

K15+748

10.954

10.069

9.269

11.451

10.711

0.800

0.885

0.243

0.642

1.442

K15+840

10.993

9.689

8.889

11.451

10.711

0.800

1.304

0.282

1.022

1.822

K15+900

10.948

9.628

9.228

11.451

10.711

0.400

1.320

0.237

1.083

1.483

K16+040

10.863

10.114

9.114

11.451

10.711

1.000

0.749

0.152

0.597

1.597

K16+200

10.947

10.222

9.322

11.451

10.711

0.900

0.725

0.236

0.489

1.389

K16+250

10.773

10.212

9.212

11.451

10.711

1.000

0.561

0.062

0.499

1.499

K16+300

10.847

10.350

9.350

11.451

10.711

1.000

0.497

0.136

0.361

1.361

K16+350

10.730

9.236

8.436

11.451

10.711

0.800

1.494

0.019

1.475

2.275

K16+470

13.219

10.616

9.116

11.440

10.700

1.500

2.603

2.519

0.084

1.584

K16+740

11.041

10.133

9.433

11.413

10.673

0.700

0.908

0.368

0.540

1.240

K17+070

11.259

10.368

9.668

15.000

14.260

0.700

0.891

-3.001

3.892

4.592

高填方

K17+240

10.787

9.939

9.139

16.800

16.060

0.800

0.848

-5.273

6.121

6.921

高填方

平均厚度

0.800

1.077

-0.159

1.236

2.036

2.0为什么选用砂砾垫层

上述地基中出现的暗浜、软基除少量小于0.25m深，且部分小段工程量可以挖除外，其余全部用砂砾垫层处理。这是因为：

2.1第二层的地耐力最大，但只平均0.67m厚度，往下是0.8m的软弱层，而采用挤密石灰桩基，又不经济；采用换填土，除耽误工期外，几十万方废弃土及好土的处置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2.2因为第三层粘土与砂砾垫层的压缩模量都在5～15KPa之间，局部地基处理后涵洞不会造成不均匀沉降。

2.3类似软基的处理，有的在基槽中抛填毛石，有的采用充填黄砂和石子的方法，但单纯的砂、石料体空隙率较大，很难捣实，导致涵洞及路基产生较大沉降量及不均匀沉降。采用人工级配的砂砾，不仅克服了上述缺点，而且经过处理的地基的抗剪能力也大大增强，同时原材料广泛，运距也近。

2.4如果采用灰土处理，虽然经济，但当地粘土难与石灰掺和拌匀，技术难度较大，无法保证施工质量，容易耽误工期，受季节影响，不能及时晾晒。

3.0处理地基的挖深与探宽的原则及设计、实践

地基的挖深与挖宽的原则：①满足附加应力扩散的要求；②防止侧面土向外挤出；③地基中不留杂填土、粉砂等。

软土、故河道、暗沟、杂填土等完全清除后。当深度H>0.8m时，砂砾垫层与地基土进行踏步搭接。土力学研究的结果，虽然表明二灰碎石刚性基础的附加应力扩散角α=22o，但目前还缺乏可靠的理论方法计算砂砾垫层的宽度B’=B+2Htgα计算（B’、B、H及α见图3.1所示），如果两边是好的持力层土时，α取30o，如果四周都是回填土时，α取45o，以保证砂砾垫层受压后侧面不向外挤出。

桩号K17+070、K17+150、K17+200三处1—4.0m现浇板暗涵洞工程地基处理比较复杂，基坑的现场鉴别检验是该工程地基处理的关键，也是难点。因为涵洞前后两侧重力式涵墙身位置软基是分布及厚度都不均匀的含水量52%的夹有薄泥炭层的粘土，在湿润状态下与粉质粘土分界不明显。为把握起见，根据膨胀土失水收缩的性质，一般挖开基坑3～5天后，裂缝则小得多，为了保证基础受荷载后沉降均匀，把地基挖深晾晒处理，每隔1天检查含水量，之后反复翻耕晾晒压实，同时掺加少量砂砾，砂砾垫层必须入老土0.2m，以保证两者牢固结合，直到监理工程师检测含水量符合要求，再压实，压实度要求达到95%以上，然后分两层做厚0.6m的砂砾垫层及0.2m厚素混凝土隔离垫层，实践证明这样处理完全可以做到。通过工程实践，这样处理能够达到预想的地基承载力200KPa以上要求。

本段道路去年提出切合实际的砂砾垫层施工方法，施工单位进行500m实验段，通过数据分析研究证明这样处理后的地基达到路基承载力要求，通过施工单位春季施工的努力合作，公路路床软基的处理非常及时，各道工序严格按设计施工，通过砂砾垫层标高复测、二灰碎石层标高复测，路基没有沉降现象。

4.0砂砾垫层的施工方法

砂砾垫层目的是把原始软土地基配合砂砾形成一个人工密实的整体。原材料要求用中砂，含泥量小于3%，水搅拌；搅拌均匀的砂砾分层铺筑在挖好的基槽（坑）内，每层虚铺厚度0.2m，用平板式振捣器振捣至不再下沉，然后再逐次铺筑上一层，施工顺序先深后浅的原则，分段施工时，接茬处作成斜坡，每层错开宽出0.5～0.8m。砂砾垫层施工完毕，立即进行混凝土隔离垫层施工，以防地基扰动。

湖沼范文篇9

1当前建筑工程岩土勘察常见的不足

1．1勘察依据不充分

设计意图明确。才能有的放矢地合理布置工作量．解决工程设计和施工中的岩土工程问题。《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明确规定详勘时J立‘搜集附有坐标和地形的建筑总平面图，建筑物的性质、规模、荷载、结构特点、基础形式、埋置深度和地基允许变形等资料”。但目前市场存在一些不规范行为导致有些工程在无设计要求和建筑物荷载等状况下．勘察单位仅凭业主的陈述．按其要求勘察，导致勘察报告深度和广度不符合要求。如某汽车制造的厂房，设备荷载很大，天然地基承载力远远不够，需用桩基．但造成勘探孔深度不够。桩基设计参数无从谈起．最终导致补勘。所以施工前一定要弄清勘察设计要求和目的．尤其是一些特殊要求，如电阻率测量、基坑支护、地下水渗透性等，才能在广度和深度上满足设计要求。

1．2第一手资料质量下降

对野外及室内测试分析所收集的分散、零乱的原始资料必须经过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分析。以便于设计人员结合场地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是岩土工程勘察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但是当前该环节存在的大量问题：①对统计概念与理论不明确。在岩土参数的统计与分析中-对异常值不加分析剔除，一律参与统计分析，导致分析误差过大，标准差、变异系数过大，得出场地分析不合理、不正确的结论。②对岩土参数的取值不理解。对岩土参数的标准值理解片面不论什么岩土参数均提供标准值。对于工程特性指标(例如标准贯入锤击数、原位测试所得土的强度指标和室内测试土的强度指标等)必须提供标准值、基本值或特征值．土的一般性物理指标统计其平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就可满足要求。

1．3勘察报告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很多勘察报告往往不问具体工程条件．不具体研究分析．又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多的是一般化、老一套。设计施工真正需要的内容不全或不准。而不需要的内容却洋洋大观。近年来勘察报告有越写越长的趋势。实际上其中很多内容是重复或者不需要的。

2完善建筑工程岩土勘察工作的措施

2．1确定勘察依据

在建筑工程岩土勘察工程中：①制定好合理的勘察纲要。岩土工程勘察纲要是指导岩土工程勘察各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勘察工作顺利完成的保证。应加强勘察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及早推行岩土工程监理体制；加强对勘探合同、勘察纲要的审查和管理。防止越级或盲目勘察。加强对勘察报告的审查．对勘察报告中的工作量、勘探质量、资料数据分析及其结论建议逐一进行审查，特别是对基础选型论证，场地稳定性评价及施工建议等内容进行重点把关。防止勘察报告中重视描述献乏深入分析的现象发生。从而确保勘察市场的健康发展。②要合理确定场地地层工程地质性质。如：地层工程地质性质好、埋藏浅且厚度大的地区勘探孔深度可适当减小。勘探间距可适当放宽；而地层工程地质性质差的地区勘探孔深度较深，勘探间距应加密。③野外地层的划分应尽量详细。按颜色、状态、湿度甚至钻进难易程度、岩心采取率等不同指标详细划分，为室内资料整理提供最详实的编录地质资料；对多钻机共同作业情况。应首先集中技术人员勘探一二个钻孔，统一编录形式，避免各行其是．尽而造成野外资料分层、定性、描述等难以统一．给资料整理带来困难。

2．2合理整理与编录资料

勘察资料的整理应有现场技术人员的参加。很多勘察单位由于勘察分工比较详细。现场技术人员回来后将现场编录和原始班报表交给报告编写人员就不管了，这样容易造成两者之间的脱节。对原始编录资料、室内化验结果及现场测试、现场拍照等逐一比对．出现异常和矛盾时应认真查明原因确保资料准确无误。按勘察技术要求．依据各类规范和当地的通常格式做好各类资料的整理工作’各资料整理成果除整理者自检外，尚应有他人再进行校对检查，做到无一纰漏。根据整理出的成果资料，写出勘察报告。由于各勘察场地的岩土特征、拟建建筑物、勘察要求等千差万别．因此勘察报告不能死搬硬套、一成不变，勘察报告应注意重点突出。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同时勘察报告中应特别重视场地的稳定性评价、地基承载力和地基变形的评价以及场地地下水的评价。场地稳定性评价中的地震评价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尤其是高层建筑和大规模的建筑场地。地基承载力和地基变形是相辅相成的与地基基础的选择一起应综合考虑、综合评价。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2．3合理选择勘察测试手段和方法

不同的勘探方法具有不同的优缺点和适宜性。对勘探装备、勘探手段、取样方法的适宜性和合理性要充分了解。现在有不少勘察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大量地布置静探孔。甚至于全静探。在沿海地区的湖沼相和海相冲沉积平原中多分布有淤泥、淤泥质软土、填土，地下水位埋藏较浅，静力触探在这种场地条件下应用效果较好，既能帮助准确分层，又能客观准确地反映地基土的强度性质；而在一些山前冲洪积地层中。由于地层土一般颗粒较粗，地下水位埋藏较深，不适宜静探。甚至在河床河漫滩相的沉积地层中，静探的测试结果也不能准确反映地层的实际情况．一般得出的强度变形指标偏高所以应用时要适当考虑。标准贯人试验适用于砂土、粉土和一般粘性土．而不适用于碎石土．淤泥、淤泥质软土中也要酌情使用，因为软土的灵敏度高。钻孔时存在扰动影响，同时标贯击数的精确度对评判地基土的强度性质影响也较大。所以勘察施工中，应当针对地基土的性质。用适宜的测试手段和方法对其进行勘探．以确保勘察结果的准确性。

湖沼范文篇10

现场试验是确定岩土物理力学性质的可靠方法。云南地区最常用的岩土现场试验有标准贯入、动力触探等由于地方规范查承载力，主要是由原位测试的标准值所给出的，则原位测试的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报告质量好坏因此，在做测试时，应力求按操作规程执行。标准贯入试验适用于黏性土、粉土、粉、细、中、粗砂层。而在黏性土、粉土中做试验时，应避免加水(现在的钻机在钻进时加少量的水)，否则，其测试击数将减少，不能真正的映地层的情况，而在做粉细砂时，应力求不做扰动，在水下做测试时，应能甄别异常值。动力触探试验，在云南地区适用于粉、细、中、粗、砾砂及碎石类土，有时粉细砂层的实际物理力学性质只能由动力触探真实反映，由于粉细砂的返沙，标贯试验无法判定其何时打在未扰动砂层中，故在野外钻探，应保证在砂类土中有两种测试方法。有时，为了分层的必要，在黏性土层中，也打一部分动力触探，可以做为分层的需要，因为肉眼是无法准确分软塑与可塑土的界限的，而动探数据却很清晰。

2编录工作

钻探编录则是工程勘察质量保证的基础工程地质野外编录应力求简明准确，抓住颜色、密实度、稠度、物质成分、风化程度等主要特征，准确地描述，并划分层位。野外编录首先应抓住分层的关键点，即“颜色变了必分层，岩性变了必分层，状态变了必分层”颜色是判定沉积环境的重要因素，浅色的如褐黄色，黄褐色，是氧化环境形成的，而深色的，如灰色，黑色等，是有水覆盖情况的还原环境下形成的，并且，褐黄色，红褐色，往往是Q3的地层，而深颜色的，往往是Q4的地层，所以，颜色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岩性是野外编录分层的重要依据，而有的勘察人，在编录时，总喜欢合层，比如定名中粗砂，粉细砂层等，其时一个好的编录人员，应该把它分开的，如到互层出现，就应该定名为中粗砂互层，不能在野外把它合在一起，只能在室内资料整理的时候，根据需要，可以合理，而在野外，应尽可能的详细。状态(稠度，密实度)是资料整理分层的一个重要依据。黏性土是根据其稠度分层，其分层虽然可以参考室内土工试验，但也应该参照野外的实际观测，而砂类土，就全部参照野外记录来分层了。

3土工试验应注意的重点问题

3．1粉土的划分

对粉土描述不规范，报告不提及摇震反应、光泽反应、韧性、干强度，其实粉土无塑性。粉土为粒径大于0．075ram的颗粒质量不超过总质最的50％，且塑性指数等于或小于10的土。但在实际应用中，由于颗分试验较复杂，存在仅按塑性指数≤lO来划定粉土的做法，而粉砂有时也可测定一定的塑性指数，所以若仅按塑性指数划分粉土必然会造成一些错误的判断；另外，按规范规定粉土承载力特征值深宽修正及按规范进行液化判别均须根据其粘粒含量数值来进行计算，有些地方存在由于地震烈度小于或等于Ⅵ度，且粉土非基础持力层不必进行承载力特征值深宽修正，只以塑性指数判定粉土的情况。

3．2膨胀土的固结试验

固结试验过程中，膨胀土在小于膨胀力的分级荷载作用下，百分表读数均为负值(即膨胀上升)，而当分级荷载大于膨胀力时，百分表读数为正值，尤其膨胀土的膨胀力稍大于100kPa的情况下，在100kPa时百分表读数为负值，而在200kPa时百分表读数为正值，在利用公式e。=e。(I+eI1)AA，hn计算孔隙比100kPa作用下的百分表读数究竟取负值或是零，试样初始高度取20ram或是(20ram+100kPa)压力作用下试样的膨胀量)进一步使计算100kP-d、200kPa压力下的压缩系数和压缩模量存在困难，这给膨胀土的评价带来一定问题。

4勘察测试手段和方法的选择

不同的勘探方法具有不同的优缺点和适宜性，对勘探装备、勘探手段、取样方法的适宜性和合理性要充分了解。现在有不少勘察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大量地布置静探孔，甚至于全静探。在沿海地区的湖沼相和海相冲沉积平原中多分布有淤泥、淤泥质软土、填土，地下水位埋藏较浅，静力触探在这种场地条件下应用效果较好，既能帮助准确分层，又能客观准确地反映地基土的强度性质；而在一些山前冲洪积地层中，由于地层土一般颗粒较粗，地下水位埋藏较深，不适宜静探，甚至在河床河漫滩相的沉积地层中，静探的测试结果也不能准确反映地层的实际情况，一般得出的强度变形指标偏高，所以应用时要适当考虑。标准贯入试验适用于砂土、粉土和一般粘性土，而不适用于碎石土，淤泥、淤泥质软土中也要酌情使用，因为软土的灵敏度高，钻孔时存在扰动影响，而且有时存在堵塞现象。同时标贯击数的精确度对评判地基土的强度性质影响也较大。所以勘察施工中，应当针对地基土的性质，用适宜的测试手段和方法对其进行勘探，以确保勘察结果的准确性。

5土工试验及岩土工程参数的选择

土工试验是岩土工程勘察的一项重要内容，自《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实施以后，土工试验的重要性被推向新的高度。由于岩土的不均匀性和各向异性，试样采取、运输、加工扰动等因素的不确定性、试验仪器和操作方法的差异性及试验人员自身的素质问题，测试失真难以避免。所以加强土工试验和试验结果的综合分析必不可少，这样才能避免相关指标问的矛盾，更好地了解岩土的差异性，客观地评价地基土的强度变形特性。压缩模量是地基土的主要变形参数，在估算地基沉降中非常重要，所以工程上都要求土工试验中做压缩试验来测定计算地基土的压缩系数和压缩模量，但对同类地基土而言其压缩系数和压缩模量也不是定值，它们因荷载压力的大小而异，通常的压缩试验给出的是荷载压力从100200kPa时的压缩系数d和压缩模量E；在进行地基土沉降估算中，压缩模量一定要选用与实际应力环境相对应荷载压力级别下的压缩模量，如果工程荷载较大，或采用桩基础的工程压缩层计算较深，则压缩层下部土层的荷载压力较大，在压缩试验时就需要测定计算相对应荷载压力下的压缩系数和压缩模量E，以便进行沉降估算。粉土是塑性指数I≤10且粒径>O．075mm的颗粒含量不超过全重50％的土，是从两个方面来定义的，这就要求根据土的界定含水量、液限、塑限的指标计算土的塑性指数的同时，还要进行颗粒分析，如果试验目的只为粉土的定名，颗分试验只区分>0．075mm的颗粒含量和<0．075mm的颗粒含量的比例就可以了

6加强室内、外测试新技术(如多功能静力触探头、标准贯入试验、波速测试、静载荷试验等)和施工检测、监测技术的使用通过其所获得的数据和资料。

经过分析、对比，建立它们之间的经验关系，并通过工程施工检测、监测所获取的实测资料反算得到的参数作为对比依据，确保所提供的岩土工程设计参数的可靠性。并达到解决那些采用传统勘探手段难于获取可靠的岩土工程设计参数(如粗颗粒土、花岗岩残积土、风化岩的承载力、变形指标)等问题。此外，还可以利用土工离心模拟技术检查工程安全的可靠性验证堤坝、边坡的变形和稳定性；解决建筑物浅基础的地基变形特征、破坏模式及极限承载力，桩基础的承载力和施工工艺对桩基础承载力及变形的影响；解决挡土结构的变形及破坏机理，土体与结构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解动力工程、砂土液化、单桩在水平动荷载作用下的性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