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环境资源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5 02:44:11

环境资源

环境资源范文篇1

一、环境资源犯罪刑罚设置的弊端

1.自由刑与环境资源犯罪特征和量度的对应性不足康德认为,应当以道德罪过为基准对犯罪人发动刑罚。犯罪应受的刑罚形式取决于犯罪人实施的犯罪的形式,而且刑罚应当与犯罪在量和形式上相均衡。“惩罚的方式和尺度是什么?公共的正义可以把它作为原则和标准,这就是平等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在公正公平上的指针就不会偏向一边。”[1]这意味着,刑罚在惩治犯罪时应与犯罪在特征和量度上相统一、相均衡。环境资源罪往往是以转嫁经济成本的方式,采取破坏性的开发、利用和排放的措施,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环境资源犯罪体现了追求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特征,其量度是所实现的犯罪收益的数额。道德报应主义认为,刑罚的设置理应从抑制犯罪人追求经济利益和实施经济压力、痛苦等方面来惩治犯罪。而我国刑法并没有针对环境资源犯罪的特征和量度设置与之相对应的刑罚措施,而是普遍借用适用于其他犯罪的传统刑罚措施。例如《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都只规定了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罚金4种刑罚种类。这种规定虽然可以对环境资源犯罪起到一定程度的威胁作用,但在预防环境资源犯罪方面,尤其是对破坏环境资源的补偿方面及有效利用环境资源方面的作用不大。因为,经济活动并不完全依靠经济主体自身行为来实现,所以破坏环境的经济行为与犯罪行为人是否享有人身自由的关联性不大。2.犯罪成本偏低环境资源犯罪往往是非法营利性犯罪,刑罚设置一般都包括了罚金刑。笔者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犯罪人缴纳罚金可能如同缴纳资源税、环境税(如排污费)一样,视同于获取经济效益应当支付的成本之一。因此,在犯罪人那里,罚金极有可能被视为犯罪收益理所当然的成本支出,此时罚金刑的刑罚功能丧失殆尽,无刑罚价值和意义可谈。而且实施环境资源犯罪人承担罚金刑事责任以后,只要犯罪的基础利用、开发环境资源的资格仍然存在,犯罪行为人就极有可能将缴纳的罚金视为经营成本,依靠再次实施环境资源犯罪来分摊,致使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变大,不利于预防环境资源犯罪的发生。罚金刑作为附加刑,可以单独或者附加适用。目前我国刑法规定,一般情节的环境资源犯罪,都规定罚金刑与短期自由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选择适用。如果法院选择单处罚金,犯罪分子仅需要以支付财产的方式来承担刑事责任,这样就掩饰了犯罪的反社会性、反伦理性实质,淡化了环境资源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如果法院在判处犯罪分子短期自由刑的同时并处罚金刑,也往往会考虑自由刑与罚金刑之间的折算关系,尽量控制罚金的数额。这样一来,对犯罪分子来说,犯罪成本低于犯罪收益,可能再次刺激行为人实施环境资源犯罪,不利于此类犯罪的预防。3.处罚力度偏轻环境资源犯罪往往是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或排放,转嫁生产成本等方式来获取利益。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对自然人实施环境资源犯罪的刑罚主要是自由刑和财产刑。其中,自由刑往往在10年以下,个别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大多数一般情节的环境资源犯罪的刑罚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而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宣告缓刑。这使得环境资源犯罪的犯罪成本从立法到司法的跨越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低,而环境资源犯罪给犯罪者带来的收益却是巨大的。尤其是单位犯罪时,单处的罚金刑的违法成本过低,与单位实施环境资源犯罪的收益相比,不足以遏制犯罪动机。

二、环境资源犯罪配置资格刑的必要性

1.有效遏制环境资源犯罪资格刑不可或缺从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环境资源犯罪其实是犯罪主体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体现。经济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对其他人的福利产生经济成本以外的积极(有利)或消极(不利)影响。“这种有利影响带来的利益或不利影响带来的损失,都不是生产者或消费者本人所获得或承担的,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2]经济外部性又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导致他人享受额外利益,但自己却不能因此得到补偿;后者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导致他人遭受额外损失,却不用去补偿损失。无论是经济的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可能导致无法通过市场手段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经济的正外部性给社会带来收益却无法从社会获取补偿。经济的负外部性给社会带来损害却不需要承担赔偿成本。两者都会导致经济效益与经济成本在经济主体和社会之间的配置不够优化。由于经济正外部性的出现并不完全改变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所以一般不需要用制度的方式对其进行规制。尤其在强调公共福利的社会里,国家往往鼓励而不限制经济活动的正外部性行为。然而,经济负外部性的出现,使得应该由经济主体支付的经济成本转嫁给社会,而自己却享受低成本换取的高利润,严重违背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环境资源犯罪在本质上是严重的侵权行为。根据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当客观伤害所产生的决定赔偿权利有效时,它是能够得到赔偿的。”[3]从目的性来看,经济学分析确定侵权责任的宗旨在于使侵权造成的社会损害成本最小化。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成本交易理论”认为:只有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法律的规定才无关紧要,因为交易者之间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可以就如何分配各自权利和赔偿问题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所以,根据科斯定律,只有把经济外部效应作为一种产权明确下来,才有可能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自愿交易实现外部成本内部消耗。因此,“明晰产权”是抑制经济负外部性的有效措施之一。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负外部性的产生是由于被侵害财产的产权不明确所致。例如,在环境污染犯罪方面,行为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将未经处理的污染气体排于大气,主要是因为被侵害的大气产权不明,没有人向经营者提出损失补偿,经营者也不知道应该向什么人支付损害补偿。而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对大气环境作产权确认仍然有困难,因此污染环境犯罪也不太可能在短时期得到较好的控制。破坏矿产资源的犯罪也一样。在我国,尽管法律法规明确了矿产资源的产权属于国家所有,凡是侵害矿产资源或者破坏性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都是侵害国家产权的行为;但从产权理论来看,国有产权往往具有实际的模糊性,容易出现权力寻租,再加上对矿产资源监督链条过长、监管成本过高,导致监管失效。因此,在行为人追求高额利润的动机驱使下,任何强制性的制裁对制止和消除破坏矿产资源的行为都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当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或产权结构效率较低时,运用传统自由刑和财产刑就难以有效控制环境资源犯罪,寻求可替代性刑罚是必然选择。资格刑理所当然地可以充当这种替代性刑罚。因为,资格刑以剥夺犯罪人某种资格为刑罚内容。对于破坏资源和环境的犯罪人适用自由刑和罚金刑,难以保证犯罪行为人不会再实施犯罪行为。而一旦剥夺或限制犯罪行为人从事经营活动的资格时,就彻底铲除了犯罪行为人实施环境资源犯罪的基础,从根本上消除了其再次从事环境资源犯罪的可能性。例如,《刑法》第343条规定的破坏性采矿罪,是指“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行为。我国《矿产资源法》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批准取得采矿权并办理登记,无论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只要剥夺其有偿获得的开采矿产资源的资格,就可以完全防止其破坏性采矿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又如,《刑法》第338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当刑罚为之配置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刑不能完全消除其再次发生污染环境的犯罪时,剥夺或限制其从事可能污染环境的经济活动,就可以彻底预防再次实施污染环境的犯罪发生。2.提高环境资源法律的制度效益资格刑优势明显环境资源法律的制度效益,是指国家为了实现保护和改善环境而设计的各种环境资源保护和开发的法律制度在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等各个环节中产生的全部物质和非物质效益。国家通过设立环境资源保护法律制度实现对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成员对环境资源,以及与环境有关的生产资料不断改进和改善,适度利用环境资源创造出更高的社会效益。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可以控制和调整资本市场、原料和产品分配市场,维持快捷有序的市场秩序;还可以通过对产权的重新确认,使产权回归到最能优化产权和保护产权的经营者手中。这一切都会因为环境资源法律制度的适用而带来社会效益。制度效益不仅包括经济收益,还包括政治收益、社会收益、伦理收益等。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表现为健康和安全的保障,也表现为收入、福利和就业的改善;既表现为经营自主权的落实、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利润的提高,也表现为社会经济秩序的好转,社会供需矛盾的解决;还表现为环境污染的减少及补偿的增加。刑法作为重要的制度保障,在调整和规范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也需要追求其法律收益。这就要求刑法在运用刑罚方法保护某种利益或者满足某种需要时,不仅以现实刑罚本身的价值为目的,还应当兼顾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利益和人类的需求,并在刑法可能涉及的不同价值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4]。在笔者看来,刑罚适用于环境资源犯罪时,其制度效益体现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①从宏观层面来看,不同刑罚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相同,产生的社会效益的差异不大。资格刑如同其他传统刑罚一样,在实现民主、文明和法治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要求从事与环境资源有关的经营性活动的主体要具有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资格或资质。虽然国家推行的是环境资源有偿开发和利用制度,但有偿开发和利用的前提仍然是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即以民主的方式向每一个社会成员开放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资格和资质,以法律规定的程序申请和许可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当拥有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社会主体实施了环境资源犯罪时,剥夺或限制其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资格或资质,正是对民主的保障和对法治的维护。②由于不同的刑罚方法对经济效益指标的优化利用和配置的保障作用不同,致使制度经济效益大小有别。我国刑罚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只规定了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等自由刑和罚金刑。其中,自由刑是针对自然人人身自由而设置的刑罚措施,除了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实现刑罚报应功能之外,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自然人再次实施环境资源犯罪,但自由刑却难以实现环境资源的最优化利益。因为,一般情况下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都是有偿取得的,例如采矿权,属于犯罪人财产权的一部分。如果行为人实施了环境资源犯罪,法律不能剥夺其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仅限制犯罪人的人身自由,那么其所拥有的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被暂时“搁置”起来,就影响了其他社会成员从事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致使环境和资源应有的经济效益得不到充分发挥。尽管罚金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环境资源犯罪带来的经济损失,但罚金刑只能在国家与犯罪人之间实现经济利益的平衡,无法使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许可权在社会成员(犯罪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进行重新优化配置,从而阻碍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其经济效益的持续发挥。可见,在遏制环境资源犯罪方面,自由刑和罚金刑明显增加了刑罚的机会成本。如果对环境资源犯罪配置资格刑的话,上述问题就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因为资格刑对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分子适用以后,就可以将剥夺犯罪人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资格或资质再次分配给其他社会成员,使得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经营行为得以延续,从而实现资格或资质持续性的经济效益。可见,与其他刑罚相比,资格刑可以降低刑罚的机会成本,增加经济效益,从而提高环境资源法律的制度效益。3.防范环境资源风险犯罪资格刑措施适当预防犯罪的方法有直接方法和间接方法两种形式。其中直接预防方法是指对已经出现犯罪预兆或者即将发生危害结果的犯罪行为所采取的预防方法;间接预防方法是指根据犯罪发生前表现的各种预兆和迹象,运用各种社会对策手段,提高人们的守法意识和知识,实现自我约束,达到服从法律、防止犯罪发生的目的。在两种预防形式当中,直接预防需要依靠外部强制力与犯罪进行对抗,其中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动用刑罚来预防犯罪,是“事后预防”的做法。间接预防则是刑罚提前介入的“防恶于前”的犯罪预防方式。边沁指出:“几乎没有什么刑罚手段更甚于饥饿;没有什么手段能显示出发放救济那么大的效果。制止贫困所引起的犯罪的唯一有效方法,在于向需要生存条件的人提供必需品。”[5]基于边沁“防恶于前”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风险刑法”正是突破了传统刑法的归责模式,改变了传统刑法对犯罪规制滞后的做法。所谓“风险刑法”,是指规制某些因违反规范而可能导致社会风险的行为,用刑罚方法提前对潜在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罚,以避免影响人们生活安全的社会风险行为发生,进而为实现刑罚的积极的一般性防止目的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刑法制度。现代社会,人们对风险的规避及对安全保障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因此,针对一些影响人类生存安全的风险性行为,刑法制度不应该只是被动地评价和否定,而应当提前介入防范。刑罚的目的应当从事后的惩罚、矫正转向事前的预防和控制。为了应对风险、保障社会的安全与秩序,刑法理论和立法实践开始改变传统刑法的规制方式,即在类似于环境犯罪、计算机犯罪、食品药品犯罪、基因医学犯罪等特定领域,“刑法已经从传统的后卫地带走向了前沿地带,通过惩治行为人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来实现对法益更为前置的保护”[6]。随着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安全诉求意识的不断提高,运用刑法规范对类似于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影响到人类生活和健康的风险行为的防范理念也有所改变。刑法以保护法益为目的,随着人们价值观的变迁,刑法法益的内涵由个人法益向国家法益和社会法益蔓延,法益的范畴也由生活物质利益领域向精神利益领域扩张。因此,在笔者看来,当人们面临环境资源犯罪引发的难以防范的巨大安全风险,根据以往的认知和经验而形成的风险防范模式无法应对时,对环境法益保护的需求就不只局限于对被侵害法益的恢复和补救,而更加注重环境法益可能被潜在行为侵害的防卫对策。也就是说,对环境资源犯罪还应当运用刑罚方法来处罚“危险犯”,从而避免环境遭受破坏的社会风险发生。这在国外环境刑法立法中处处可见。例如,韩国1991年颁布的《关于环境犯罪处罚的特别处置法》第3条规定:“如果一个企业或单位造成严重污染,实际上发生的是威胁公众生命和人体危害的行为,但排放污染物质的行为与其后果之间存在相当的盖然性,法院应当推定其后果是由排放污染物质的企业造成,应该处理该案件。”《日本矿产资源法》第193条规定:“对于不携带或不出示有关书面证明者、不提交有关报告或提交假报告者以及拒绝、回避有关检查者,处3万元以下罚金。”美国《资源保护和回收法》也规定:任何人故意运输或导致运输该法列举的危险废物到没有许可证的设施的行为,则构成环境犯罪行为。也就是说,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违反保护环境法律的犯罪行为,不管是否造成实际损害,都可以认定为环境犯罪行为。可见,为预防犯罪的需要,国外立法突破了传统实害犯的理论束缚,肯定了环境资源犯罪的行为犯和危险犯。传统刑罚虽然也有预防犯罪的功能,但须严格遵循“罪责原则”,只有当犯罪行为造成了严重环境污染以后,才能运用刑罚手段进行制裁。因为,在“罪责原则”要求下,传统刑罚(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等)是不可能适用于没有发生现实社会危害性的侵害行为的,即使这种侵害行为是引发社会风险的推动力之一。只有当某种法益现实受到了侵害,才可以对此行为进行刑法评价并适用刑罚。例如,“雾霾”给人们的健康安全带来极其巨大的风险,但刑法只能对此置之不理。原因在于“雾霾”的危害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社会成员引发的,而是人们社会经济行为和自然气象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7]。特定环境侵害人(企业或个人)对“雾霾”这种群体风险“贡献”作用并不大,其侵害行为对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不足,刑法当然就不能要求特定主体(企业或个人)承担传统的刑罚责任,即不能因为“雾霾”的环境风险而判处特定主体某种刑罚。然而,风险刑法对环境资源犯罪的刑罚规制是提前对潜在犯罪进行处罚,而不是等到犯罪行为对环境安全造成现实危害以后才适用刑罚措施。显然,运用“风险刑法”理论来防范环境资源犯罪,也是对“罪责原则”的突破。为解决对犯罪“事前预防”的刑事责任问题,边沁在他的“防恶于前”的犯罪直接预防理论中设定了不同于传统刑罚的预防方法,主要有:告诫;训诫;强制离开某地;要求提供保证人或保证金;部分放逐;给处于危险境地的人或物设置警戒或对守卫人员予以保护;查获用于犯罪预备的武器。在这里,虽然边沁没有明确提出剥夺资格的预防方法,但根据他的思路,完全可以推断以适用剥夺资格为内容的资格刑也能起到直接预防犯罪的作用。尤其针对侵害环境资源可能引发环境风险的行为,当无法适用传统刑罚方法要求侵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时,资格刑可以很好地迎合“风险刑法”理论,从而解决破坏环境的风险危害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为,资格刑是以剥夺某种法定资格或权利为内容的刑罚,而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一般是通过法律程序获得从事资源开采和排污资质的,而这些资质又与犯罪行为有一定的关联性;因此,为防范可能引发侵害环境的风险侵害,完全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剥夺这种资质,从而对实施了可能引发环境风险且没有造成严重危害的环境侵害行为进行刑罚规制,以避免更大环境风险的发生。例如,《刑法》第343条第2款规定了“破坏性采矿罪”的处理方法:“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根据该条规定,只有行为人实施了破坏性采矿行为且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时,才可以对其适用自由刑和罚金刑等传统刑罚。如果实施了破坏性采矿行为,但没有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时,传统刑法理论不认为成立破坏性采矿罪,也就不会对侵害资源的行为适用自由刑或财产刑。但为了避免自然资源破坏性开采的风险,完全可以对实施了破坏性采矿且没有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行为适用资格刑进行处罚,限制或剥夺矿产开采权,从而最大可能地避免自然资源破坏风险的产生。

三、环境资源犯罪资格刑之完善

环境资源范文篇2

我国尚未建立环境资源基本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日趋增多和复杂的环境生态问题，其处理方式和解决手段也需要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对策措施，在需要建立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时，“实践中各国认识到必须先确定一个统一的综合性政策目标，这种综合性的政策目标在整体上转变为国家意志时就是现在的所谓基本法。”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苏联、日本、美国、瑞士、罗马尼亚、凶牙利等国都制订了综合性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我国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环境资源基本法，法学界多将与此类似的内容称为“综合性环境基本法”，相关表述有：“我国1979年试行并于1989年修订重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目前环境保护的一部综合性的基本法，该法对环境保护的所有新问题作出全面的规定。”“综合性环境保护基本法中的环境保护规范，环境保护法律系中这一层次的法律规范，是适应环境要素的相关性、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保护对策的综合性而出现的，是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原则、制度和措施所作的基本规定，其特点是原则性和综合性的法律规范。”故在我国一般将《环境保护法》视为基本法范畴，但实际上作为基本法其一般只对该部门法的基本和重大问题作些原则性的规定，不是也不应该是具体的实施法，综观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不难发现，由于历史的原因《环境保护法》在规定综合性目标的同时，还规定了相当多的具体法律措施，远远超出了作为基本法的内容界限，实际上基于此法制定的背景而更突显了污染防治法之浓厚色彩。

为此，作为一部完整的环境资源基本法，应将其中具体的操作性规范删去，保留原有的原则性规定，并相应地增加立法宗旨，相关概念界定，环境资源法主体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及有关机关对环境资源的管理体制；有关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等等，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及国际上有关国家的环境基本法的内容，我国《环境资源基本法》的体系应包括：1、立法宗旨：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2、环境与资源法的保护范围。包括环境要素、资源要素、生态要素、地区要素中的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自然和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农村的环境和自然生态的保护；3、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原则；资源开发和环境综合治理相结合原则；开发者保护、污染者治理、获利者付费原则；群众参与原则等；4、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制度。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保护许可制度、环境标准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举报、监督制度、环境保护奖励与处罚制度等5、自然资源开发者开发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权利和义务。环境污染者治理污染的义务；6、环境资源保护的管理体制。包括中央和地方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设置，环境资源管理的权限划分，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权责，环境资源管理的监督；6、生态保护的特别规定；7、环境资源主体对环境资源保护的权利和义务。8、涉外环境资源保护的特别规定。包括参加国际环境资源保护的公约、条约和协定、与国际上环境资源保护国家和组织的合作，组织和参与国际环境资源保护活动和交流；9、违反环境资源法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等。

二、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向环境排放了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使得环境化学、物理、生物等性质发生变异，从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破坏了生态平衡或者危害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公害主要指由于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对人类生活环境的一种社会性危害。可以说环境法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污染现象的出现，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工厂与城市的公害事件就不断涌现，而突出的“八大公害事件”更是震惊了世界。1962年，美国科学家卡逊女士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则深深地提醒世人警惕过度使用农药的恶果。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而环境法的研究也正于此而愈发繁荣。

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更是严峻，考察我国97到99年的《环境状况公报》，同样可以发现我国环境污染的状况愈发严重。据《199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多项污染物排放总量很大，污染程度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一些地区的环境质量仍在恶化，相当多的城市水、气、声、土壤环境污染仍较严重；中国主要河流有机污染普遍，面源污染日益突出，辽河、海河污染严重，准河水质较差，黄河水质不容乐观。1999年，全国工业和城市生活废水排放总量为401亿吨，比上年增加6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197亿吨，比上年减少4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204亿吨，比上年增加10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首次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1999年我国近岸海域海水污染严重，近海环境状况总体较差，海洋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而大气环境污染仍然以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少数特大城市属煤烟与汽车尾气污染并重类型；酸雨污染范围大体未变，污染程度居高不下，工业固体废物的堆存占用大量土地，并对空气、地表水和地下水产生二次污染。故污染及其他公害防治法将是我国环境治理的首要任务，而与此相关的污染及其他公害防治法将是环境法的重要内容。

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是指调整在预防、治理环境污染及其他公害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传统环境法的基本内容。当前，根据我国污染物存在的形态，我国污染可分为如下三个类型：（1）以液态形式存在的污染，包括湖泊、河流等淡水污染和海洋污染；（2）以固体形式存在的污染，包括固体废物污染、放射性物质污染、农药污染及有毒化学物品污染；（3）以气态形式或依气体为媒介的污染，包括大气污染、环境噪声污染和光污染。（4）其它公害污染。相应地，调整这些污染及公害防治法的体系可以分为：液态污染防治法、固体污染防治法、气态污染防治法及公害防治法四个部分。

1、液态污染防治法

液态污染防治法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和海洋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包括基本的水污染防治法、江、河流域、湖泊的水污染防治法、生产过程的水污染防治法、以及有水污染及防治的标准规定等。主要涉及的法律、法规有：《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暂行条例》；《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制订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原则和方法》等。

2、固体污染防治法

固体污染防治法涉及固体污染物防治法，包括固体污染物防治管理体制，固体污染物监督管理，固体污染综合利用制度；工业固体污染物的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的防治法；危险污染物防治法；固体污染物的污染控制标准法；禁止境外固体废物入境管理法等例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粉煤灰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关于处理城市垃圾改善环境卫生面貌的报告的通知》、《生产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工业固体废物十一种污染成分污染控制标准》、《有色金属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含氰污染物控制标准》、《关于废物进口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

3、气态污染防治法

气态污染防治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涉及对大气污染法的管理体制和监督管理，生产过程大气污染的防治，废气、粉尘、和恶臭污染的防治法、废气排放标准法等。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包括：噪声防治的管理体制，防止噪声污染的监督管理，环境噪声的标准、工业噪声污染防治、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以及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等，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噪声污染防治法》、《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试行）》、《机动车辆允许噪声标准（试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等。

4、公害防治法

公害污染是指对有毒、有害物质造成的环境污染。有毒有害物质主要有三大类：化学物质、农药、放射性物质等。许多国家都对这三类物质的控制和防治进行立法。我国公害防治法包括：有毒有害化学物品管理法、农药管理法、放射性物质管理法、电磁辐射管理法等。例如：《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防止含多录联苯电力装置加强废物污染环境的规定》、《化学品首次进口及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定》；《农药安全使用规定》、《农药登记规定》、《农药登记审批办法》、《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试行）》；《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放射环境管理办法》、《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事故管理规定》、《核电站放射卫生防护标准》、《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电磁辐射环境办法管理办法》、《电磁辐射防护规定》等。

三、自然资源法

自然资源是指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自然界中对人类有用的一切自然要素。为土壤、水、矿物、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阳光、空气等等。也有学者认为“自然资源，从法律上来说，是指能够供人们生产或生活中利用并作为所有权、使用权客体的自然物质，目前一般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和其他生物资源（野生动植物）、海洋资源、草原资源、风景名胜资源等。”不管如何，都突出了自然资源的价值所在，但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人们更多地是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认识自然资源。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大国，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但我国又是一个人口泱泱大国，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我国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正基于前期人们从经济利益考虑而造成自然资源状况恶化，主要表现为土地资源水土流失，沙漠化威胁严重，耕地锐减，农业分摊水量降低，城市严重缺水，森林覆盖率萎缩，草地退化，物种濒危面扩大，矿产、能源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明显，如何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已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目前，已有学者就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可行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自然资源角度、法律角度提出了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必要性，认为制定自然资源（基本）法势在必行，并提出了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现实条件、立法方案及框架方案等，自然资源（基本）法的制定迫切性也正反映了自然资源法在环境法中的重要位置。

自然资源法是调整人们在自然资源的开用、利用、保护和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由各种资源法组成，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渔业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等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构成。自然资源法保护对象即自然资源，其调整的是公民、法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和改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针对的是现有的资源环境，贯穿于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改善的全过程之中。这些社会关系，则包括资源权属关系、资源流转关系、资源管理关系和其他经济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自然资源均为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内在有机联系便使其构成统一的整体，首先，在存在形态上是相连的，森林、草原、矿藏、水都依附于土地之上或蕴藏于土地之下；其次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有着连锁性、结构性的变化效应，并形成各种资源的多种功能。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要求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活动不仅从个别资源的效益出发，还必须把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种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要求，必须要求一部自然资源母法来规范，协调相关的子法，使立法、执行、守法和司法各个环节达成一致，实现整体自然资源系统的高效运作，该母法正是目前学界探讨的轰轰列列的自然资源基本法。自然资源法的体系包括自然资源基本法和自然资源部门法两部分组成。

自然资源基本法应将宪法的基本原则贯穿其中，将自然资源法中共性的规定进行规范。其中包括：自然资源法的立法宗旨：确保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及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加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法的原则：对自然资合理、适度开发的原则，源综合勘探、开发和利用原则，自然资源利用与营造相结合原则，自然资源保护原则；自然资源的保护范围；自然资源利用和开发主体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中的权利和义务；自然资源的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管理机构的职责；自然资源的公众保护；自然资源的国际保护和合作开发；违反自然资源法的法律责任等。

我国自然资源部门法的体系主要有：《土地管理法》、《水法》、《水土保持法》、《矿产资源法》、《煤炭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生物资源法》（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法》）、《旅游资源法》及相应的实施细则、实施条例和规章等。

四、生态环境保护法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我国目前生态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远没遏制住，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天然植被遭到破坏，大大降低其防风固沙、蓄水保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毁林开垦、陡坡种植、围湖造田等加重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而生物多样性也受到了严重破坏。这些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极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是迫在眉睫，而生态环境保护法的体系完善已成为时代的任务。

生态环境法是环境资源法体系的重要内容，目的在于强调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全局保护，保持生态（包括物种）的多样性，达到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发展和兴起源自人们对生态学的认识之发展，生态学“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随着二战后国际生态科学蓬勃发展，至60年代，生态系统生态学成为生态学研究的前沿，（生态系统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动态与演替，以及人为影响与调控机理的生态学科），它的出现使生态学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生了改观，生态系统生态学所强调的“整体性”是人类认识自然生态的系统的具有革命性的进步，对该学科的深入了解和学习，满足了社会在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下，保持生态系统平衡，改善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该学科与法学的结合，在时代的蕴育下，使得生态环境保护法应运而生。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出现充实了现代环境法的内容，“现代环境法是在环境科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注重对生态系统全过程的整体保护，强调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建设并重。这些都是传统的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所不能企及的。”

生态环境保护法之所以必须得以提出和构建，盖系本世纪以来，人类生活的地球上，生态破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尽管科学和技术在过去的100年里获得了突发猛进的发展，却正是20世纪新技术的发展成为导致生态衰败的祸首，实际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态的衰败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究其原因，唯“技术只重视处理分离部分的方法，即分解论方法，生态系统恰恰与技术不同，生态系统是不能也不应该被划分成可随意处置的几个部分的，生态系统的特性就在于它是一个整体，在于其各个部分之间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处理方式之不同使得人们忽略了生态环境的正确处理方法，使生态环境保破坏愈演愈烈，而生态环境保护法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法的概念及内容，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生态环境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目的，调整有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称谓上，生态环境法与环境法并不对立，所谓生态环境法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法，因而生态环境法亦可简称为环境法。”这是对生态环境保护法最大化的解释，也即实际上为环境法，这个概念实际上跟俄罗斯法学界对“生态法”的界定相类似.

本文此处所指生态环境保护法系指调整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护整体生态环境和生态功能以及特殊自然环过程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为生态环境保护法注重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生态学密切相关，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法里必然要体现和遵守相关的生态规律，如物物相关规律、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规律、多样稳定规律、物质能量输入、输出动态平衡规律等等。它通常是在各个自然资源法规范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个综合性法律部门，有时往往要通过土地法、水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自然资源法部门来实现，这些法律部门相互联系、有机配合成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为生态环境法的重要内容，但生态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仍各不失其独立性，二者有质的区别。

生态环境建设要求防止土地资源的被破坏（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多基于此）、水土得以保持，防治沙化、水资源污染的防治以及发展生态农业，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考虑资源的承受能力，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确保有限资源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更要坚决杜绝掠夺性、破坏性经济营，严格控制环境污染，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必须防止资源开发正在造成的生态破坏；建立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示范区，有效保护珍稀濒危动植物和生态环境，以遏制生态环境破坏趋势。我国环境法学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已经引起国家的重视。我国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国务院在2000年12月21日发出通知，印发了国家环保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制订本地区、本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积极采取措施，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结合前述我国学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我国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国务院印发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法的体系主要由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和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法组成。

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内容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宗旨。为全面实施可持续合作战略，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科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保护生态环境，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是：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并举原则，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原则，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决策、合理开发原则等。

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具体内容：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辖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制度，各部门对本行业和本系统生态环境保护负责。明确资源开发单位、法人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实行严格的考核、奖罚制度；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管体制，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级环保部门做好综合协调与监管工作；计划、农业、林业、水利、国土资源和建设等部门，要加强自然资源考核和规划和管理，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地方各级政府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监管体系；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审计制度。

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包括：重要生态功能区（包括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的重点预防保护区和重点监督区、江河洪水调蓄区、防风固沙区、重要渔业水域等）的生态环境保护，建立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省级及地（市）级的生态功能区，跨省域和重点流域、重点区域的重要生态功能区、跨地（市）和县（市）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对生态功能保护区采取的保护措施，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对生态功能保护区的保护、建设、管理和监督。

对重点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包括水资源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森林、草原资源开发利用、生物物种资源开发利用、海洋和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保护；

对生态良好地区特别是物种丰富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建立一批新的自然保护区。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保护公共绿地和生态用地，开展公共绿化和家庭绿化，开展城镇环境综合治理。加大生态示范区和生态农业县的建设。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科技支持能力，鼓励科技创新，加强生态科技经费的投入，推动生态科研成果的转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完善生态破坏的举报和听证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处罚制度。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行政处分、经济赔偿和刑事处罚。

生态环境保护法的部门法包括：国土防治法、土地荒漠化防治法、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自然遗迹保护法、人文遗迹保护法和国家公园保护法、风景名胜区保护法、防洪减灾法，与自然资源相关的有森林生态环境保护法、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法、江河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另外还有全局性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法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等。

五、涉外环境资源法

环境资源法的体系还应包括涉外环境资源法。因为目前环境问题已经超越国界，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全球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即国际环境问题。所谓国际环境问题，又称全球环境问题、地球环境问题或人类环境问题，是指超越一国国界的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是生态环境问题国际化的产物。

当前国际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耗损）、酸雨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淡水短缺、森林破坏、荒漠化、海洋污染和破坏、有毒化学品和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等。国际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并导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设立，大大推动了国际环境保护的发展。在1992年6月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发出了建立起一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口号，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成为国际环境保护的新开端。

我国作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必然是参与解决国际环境资源问题的主要力量，我国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环境保护活动和有关公约的制订。1972年我国派代表团出席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我国发起并召开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与环境部长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等。我国在与他国共同处理国际环境资源问题、遵守国际条约、履行国际环境义务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属我国涉外环境法调整的内容。因此，涉外环境资源法是指调整我国与他国因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遵守国际环境条约、履行国际环境义务的国际合作与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涉外环境资源法的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我国制定的有关涉外环境资源的法律、法规；二是我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三是我国参与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及有关国际性会议的协定等。

关于我国制定的有关涉外环境资源的法律、法规。这方面我国目前较薄弱，我国法律对这方面的规定仅在《宪法》中涉及涉外环境保护的内容，《环境保护法》中涉及的有关条款，《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涉及的涉外环境保护条款，还没有系统的法律规定涉外环境资源法，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在制订涉外环境资源法中，须贯彻我国对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原则立场，包括经济全球化必须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协调的原则，尊重国家对自然资源拥有永久主权的原则；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原则，处理环境问题应兼顾各国现实的实际利益和世界的长远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国际间合作保护全球环境资源的原则等。

涉外环境法要充实的内容还需制定和实施与ISO14000环境体系相配套的国内法律法规，以及适应我国国情的绿色关税制度、绿色技术标准制度、生态标志认证制度、绿色包装制度、绿色检疫制度等环保市场准入制度。此外还需对我国一些陈旧环保制度和措施进行改革，取而代之国际先进的环境保护措施，如污染权交易制度、总量排污收费制度。这些都为涉外环境法制建设的“重头戏”。再者，入世后，随着我国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会导致更多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又会面临发达国家要求我们多承担保护全球环境之责的更大压力，从而使我国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的难度不断增加，加大了我国涉外环境法的执行难度。这些都需要涉外环境资源法加以研究解决。

二是我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据有关资料，至1999年5月，我国与美国、日本、朝鲜及各周边国家签订了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25项，包括环境保护的合作议定书、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环境保护合作协定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美利坚合众国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环保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等。

三是我国参与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及有关国际性会议的协定。据统计至1999年5月，我国已经参加了一系列有关国际环境资源保护的条约、公约约50多项。其中涉及臭氧层保护公约例如《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等；气候变化公约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生物多样性变化公约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湿地保护、荒漠化防治公约例如《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公约例如《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等；核污染防治公约例如《核安全公约》等；南极保护条约例如《南极条约》等；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例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危险废物控制公约例如《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等；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和环境管理公约例如《化学品在工作中的使用安全公约》等；环境权的国际法规定公约例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等；其它国际条约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关于例如《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等。这些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公约，构成了我国涉外环境资源法体系的主要内容。

环境资源范文篇3

我国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即属于典型的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罪。

德国于1980年3月28日公布修正了《环境犯罪防制法》。在此之前，附属环境刑法犯罪繁多，如联邦污染防制法、水务管理法、化学物品法及营业法、空运法、植物保护法、DDT葡虫防治法、动物保育法、药剂法等均有刑事制裁的法律规定。该法公布后，在刑法典中增订第28章“破坏环境之犯罪行为”有关环境刑法条文。90年代初，德国又开始了“环境刑法的基本改革”。1994年11月1日生效的第二部反环境犯罪法，即第31部刑法修改法，进一步加强了刑法对环境的有效保护。1998年11月13日公布、1999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刑法典第29章为针对环境的犯罪行为，其中水域污染罪等条款都有过失犯的规定。现行《俄罗斯刑法典》第26章规定了“生态犯罪”，其中包括了相当于中国刑法分则第7章第5节的一些条文，比如第248条违反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的安全处理规则罪、第249条违反兽医规则和植物病虫害防止规则罪。该法典其他的罪名则属于环境犯罪的范畴，其中，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规定，因实施这些行为而过失致人死亡的，应当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但这些规定基本上属于加重责任要件，并非典型的过失犯罪条款。

日本1970年《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3条(过失犯)规定：“工厂或事业所，因其事业活动殆于为业务上必要之注意，排出有害国民健康之物质，致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以危险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二百万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三百万元以下罚金”。该法还规定了法人犯罪的两罚制以及推定的因果关系。

我国台湾现行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主要以美国、日本为参照，基本上采用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将惩治环境犯罪的法则定位于行政管制法之内的附属刑法中。对于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一直到1991年5月6日水污染防治法、1992年1月16日空气污染防制法修正后，才建立环境刑法的核心。然而早在1972年，因为过失污染水体的案件，在法庭上曾以公共危险罪，首度被刑事不法加以制裁。台湾环境刑事立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缺乏固定模式，在行为人罪过形态方面很难找到可供评释的规定，但多数学者认为环境犯罪应包括故意和过失。(注：参见赵秉志、王秀梅：《海峡两岸环境犯罪之比较研究》，载《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2期，台湾刑事法杂志社编印，第22～23页。)

香港的污染管理条例，包括《水污染管制条例》、《噪声管制条例》、《保护臭氧层条例》，以及《环境影响评估条例》，都是环境刑事法律。(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香港环境刑事责任主要建基于严格责任，即犯罪者无论是否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触犯污染管制条例导致环境污染，都要负刑事责任。除对少部分的违法行为以明文采取犯意原则外，规定故意犯罪方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有关条款没有此规定的，则属于严格责任犯罪，因过失违反污染管制条例而导致污染也须承担刑事责任。(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

二、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

在英美法国家，处罚法人犯罪在判例中已成为今日之主流，其理由是基于社会需要及公共政策之目的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遵守罗马法“法人不能犯罪”(Societasdelinquerenonpotest)之原则，欧洲近代虽有愈来愈多理论采赞同法人有犯罪能力之倾向，但在实务上而言，仍以持否定见解为主流。各国立法趋向，仍仅在行政刑法上承认法人之刑事责任，传统刑法上仍不设处罚法人之规定。(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与此相应，环境犯罪中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从各国立法例上也分为三种情形(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一是，肯定法人应负环境刑事责任。通常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纳。其理论根据有两种：(1)间接说。其并不认为法人应为责任主体，但认为法人在一些情形下，为了规避责任，会利用第三人的行为或事实为掩盖或转移其责任。因此认为，“因间接承认受雇人之行为之犯罪侵害环境，即应视为法人应负违反之责任”，除非该企业

能够证明受雇人的行为为企业所全然无知，并非其同意，且对其行为已尽预防责任。(2)直接说。认为法人(企业)本身即应视为犯罪主体。采取法人应负责任的国家为英美国家，但是如荷兰、丹麦、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及以色列等国法也采取这一观点。我国刑法第338条和第346条也规定，单位可以成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二是，否定法人应负刑事责任的立法例。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取。理由如上，即法人具独立人格，不为他人之行为结果负担责任，且刑事责任为专属，不得由他人代替。三是折衷说。即认为法人不具有负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但是却

以罚金或罚锾方式制裁处分法人。如比利时，即不认为法人负担刑事责任能力，也因此不能令其受罚金，但认为其组织、受雇人或委托人应负担民事罚金。其它如德国、挪威、我国台湾地区、日本也基本属于此种类型。比如日本，在刑法中对法人犯罪持否定态度，但是其行政法规上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比如前引的《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采取两罚规定，将法人作为犯罪主体之一，该法第4条规定：“法人之代表或本人之人、使用人或其它从业人员，关于该法人或本人之业务，犯前二条之罪者，除处罚该行为人外，并科法人或本人以各该本条之罚金刑。”(注：德国在外汇、租税法规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或在经济法规中设有对法人或其它团体科处罚金之明文规定。瑞士在警察法、行政法、经济法、保险法设有对团体处罚金之规定。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页。)

现代公害的发生，大多源于事业活动，而事业活动则大部分采取法人组织形态，所以可以说环境污染的发生乃法人之行为所致。将法人(单位)作为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从刑事政策上讲，会比较有效地规制企业行为，使其尽责地履行从事生产、经营时应秉持的注意义务；对法人企业(单位)的不法行为采用民事制裁、行政制裁的效果不高，而对个人进行刑事制裁又因有法人企业(单位)的成员众多，难以具体确定该负责的具体责任人；法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之不法行为，应当予以相应的非难，以防止因法人活动所造成的有害结果(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因而，从立法上承认法人(单位)在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必要的，而且也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

承认法人负刑事责任，其还应对两个问题予以关注(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1)何种法人应负刑事责任。在英国及荷兰，私法人或公法人均有负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国大陆，并没有严格区分公法人和私法人，从刑法典第30条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看，实际上认为这两类法人都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2)如果法人应负刑事责任，那么以法人名义为行为的自然人代表是否得免其责任?对此有两种制度：一是，法律如果规定法人应直接负刑事责任，其高级干部得免受刑罚，如美国1899年河川及港口法。二是，刑事责任仍同时落在法人代表人身上。如我国刑法典的规定，荷兰法1969年11月13日水污染防治法第29条，对公司负责人的刑事责任规定也属于这一类型。

三、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之法益

传统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依大陆法系理论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个人、社会、国家，即以“人”为保护重心，此为刑法法益的中心。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究竟属于独立之环境法益，还是为双重之法益保护?所谓独立之环境保护法益，是指以“环境”本身为保护重心，公害行为如对环境造成侵害，则为已对法益造成破坏，不必探究是否对“人”之生存环境造成具体或抽象的危险；双重之法益，则与这一概念相对应，即法益侵害还包括对人的生活环境形成侵害。前者完全以环境本身为考量重心，对环境保护而言，无疑最为直接，也最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但是环境刑法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消灭合法之事业活动与发展，所以应当以“人”之健康与安全为保护作为环境刑法的基本目的。

德国环境保护刑法，承认所谓独立之环境法益(EigenstaendigeUmwelt-Rechtsgueter)、双重之法益保护(DoppeiterRechtsgueterschutz)即超个人法益(UeberindividuellenRechtsgueter)或生态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eineKombinationvonoekologischenundanthropozentrischeInteressen)的保护。德国刑法典第29章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保护法益就是环境，不过这一法益不是在一个宽泛的、非实体意义上，而在其不同的介质(水、空气、土壤)及其他表现形式(植物和动物的生存环境)上来理解。(注：参见Karl.Lackner、KristianKuehl：《德国刑法典注释》,C.H.BECK''''SCHEVERLAGSBUCHHANDLUNG,MUECHEN1995。)对环境的保护，最终还是要保护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生存条件。在环境犯罪中，除了侵犯个人的法益外，还侵犯生态学的法益，从作用上说，生态学的法益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因此是一种应当加以保护的超个人的法益(注：根据德日刑法理论，以法益主体为标准分为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这一分类也为我国刑法学者所主张。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注：参见王世洲著：《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8页。)

日本在其不同的有关环境的法规中分别规定了不同的保护客体：《公害对策基本法》中列举了国民健康的保护，加上生活环境的保全。在其所谓“生活环境”中认为“包含了对于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植物及其成长环境的保全”。《空气污染防止法》和《水质污浊防止法》也是以生活环境保全为目的，但以其对于违反排出基准的处罚为中心，环境保护视为间接的(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日本刑法修正草案，对环境犯罪刑法化，采修正刑法之方式，从刑法公共危险罪章中之相关条款入手，因而可以认为日本仍以人为保护法益为中心，间接的对环境加以保护，从其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可以看出其为双重之法益保护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生活环境本身即为刑法所应加以保护之法益，污染或破坏环境之重大行为，在刑法上评价，即直认定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因此，环境刑法所保护之法益，并不只是生命法益、身体法益或财产法益，而且亦包括所谓之‘环境法益’，由于生态环境之破坏，将足以导致生命、健康或财物之危险或实害，故以刑法保护环境法益，亦属间接地保护个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法益。”(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台湾公害法学者邱瑞智亦持相同观点。(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因此台湾环境犯罪的法益保护上，即兼顾公害防治与自然保育。

中国刑法学界关于环境犯罪的客体大致有四种学说(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即环境保护制度说、环境权说、公共安全说、复杂客体说。这里涉及到“环境权”概念问题。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

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从而提出“环境权”的概念，并视为基本人权(注：参见同利平：《试析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20页。)。在此之前，美国于1969年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也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环境权的概念，其第3条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都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做出贡献。”中国刑法学界有观点认为，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的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环境权的主体是公民、单位及其它组织和国家，环境权的客体是包括具有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环境自然资源。”(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

关于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客体)的明晰，也就清楚了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中国也和大陆法系国家理论界的争鸣一样，提出了独立的环境法益即环境权，但非“环境”。依照德日的理论，环境权也属于超个人的法益，但是从终极意义上讲这一权利却又是同时属于每个人以及个人的集合——国家和社会。因此，可以说环境权实际上是个人法益、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重叠体现，进言之，以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恰当的。因此，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即应为环境权。

四、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因果关系

环境法上关于证明民事责任上因果关系的困扰问题，在刑事犯罪责任的因果关系上也同样存在，即在于必须证明犯罪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外，还往往涉及到证明长期潜伏性污染(比如辐射污染)或扩散性的污染损害(如有害化学物质)，这些均须予以注意(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

美国及法国法对于这一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及企业结构之变动，逐渐从一般受害人与工厂污染加害人间而移转为一般受害人与工厂加害人、环保团体、居民集体与多国籍企业及国营事业间的原、被告关系。但是由于原被告双方经济地位之悬殊，以及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经济与工业的大发展，举证责任一直偏向于工业界。1970年以后，由于法院实务改革以及立法变动，而趋向于受害人原告的保护，而举证责任也开始向原告倾斜。

加拿大法上，刑事法异于民事法上的因果关系证明法则。在民事立法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推定责任原则，除非被告能证明行政管制法上的污染标准规定为不法，或其所采取的标准在性质上不当，或取样分析或鉴定之结果有瑕疵，否则推定被告对其行为结果应负民事责任。在刑事法上，至少在若干法规，对污染犯罪采取单纯的推定责任，只要于法庭上能就采样分析之结果提出证明的，就构成犯罪(推定因果关系)。如1970年6月26日的加拿大水防治法规定。又如，北极地区水防治法及安大略湖水资源法的规定，被告如果不能举出反证，就分析证明书或报告书上陈述的事实，推定其具有因果关系。

澳大利亚法与加拿大法不同，1972年澳大利亚清洁水法，将举证责任置于原告。该法要求水污染事实经行政机关证明确实违法超过法规上之标准界限而赋予原告权利时，原告(受害人)仍应提出“决定性之推定”事实，以证明是被告之行为导致水污染。

德国法自1972年以后，法院实务上曾有就因果关系之举证责任由被告负担之判决，如果被告无法证明时，则推定污染所生受害事实，即为被告行为所致。

日本《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明定因果关系推定，即只要证明工厂或事业营运中所排放的有害物质，已达足以使公众的生命或身体遭受危险程度，而于其危险物质所排放的地区内，因同种物质所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发生危险的，在法律上即推定危险是其排放的物质所造成。日本法上规定此一推定之效果为：因果关系应由法院推定，由被告反证，被告只有在提出的反证成立时，才能免除刑事责任。

我国台湾学者邱瑞智认为，公害现象严重到对生命、身体或健康产生具体危险时，常经长久期间即广大空间之积聚，且有毒物质之检验及其危害程度之确定，常涉及极高深之科学技术，因此，在因果关系的追踪上，既相当复杂，而且极端困难。如欲严守传统之相当因果关系，则公害犯罪之适用，必绝无仅有。故疫学的因果关系说和推定原则的出现也属当然。(注：参见邱瑞智著：《公害与刑事责任》，载台湾《刑事法杂志》第16卷第5期。)何为“疫学的因果关系”，日本学者大zhǒng@①仁指出：“与公害犯罪等相关联，提出了疫学的因果关系的问题。即，在存在疫学的因果关系时，是否可以在刑法上认定为存在因果关系呢?所谓疫学的因果关系，是疫学上所采用的因果的认识方法，某因子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即使、234、235、178、178～179、180页。)但是即便如此，对于已经发生实害的环境事故，仍要考虑危害行为与这一实害的因果关系，显然是无法回避的；同时如果着重行为无价值来评价环境危害行为的不法，从而扩大环境犯罪的成立范围，是否有违刑法的谦抑，也值得考虑。

就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而言，判断危险状态或结果状态与环境危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归责的基础。但是如何界定或者判断这一因果关系的成立，必须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突破。从实务上讲，显然适用推定原则比较有利。当然这一原则的适用是否有违无罪推定原则以及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的有关举证责任的基本制度也值得研究。不过，对于从事生产、经营的人或单位，强化其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无疑是正当的，而在诉讼中予以较为严格的义务负担也有必要，这有利于环境的保护，预防和惩治环境危害行为。

五、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客观特征比较

由于资料所限，这里仅大致比较我国、德国、俄罗斯(注：如前所述，俄罗斯的立法例并非典型过失犯罪的立法模式，但是这里将加重条款单独提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过失犯罪的规定并与其他立法例比较。)的立法例的基本差异。中国刑法典直接以一个独立的条文来规定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俄罗斯的立法例则在数个条文中将过失行为(尤其是造成人员伤亡的结果)作为加重构成，并没有规定独立的基本犯罪构成；德国立法例则是在多个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构成中先行规定了故意犯的犯罪构成，而后又通过引证罪状的形式规定过失犯的条款。这里首先有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但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更主要地在于立法者对环境犯罪的规制范围以及程度。中国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根据其犯罪对象可以分为过失污染土地、过失污染水体、过失污染大气、过失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过失倾倒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过失倾倒有毒物质以及倾倒其他危险废物等更为细化的具体构成，这样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国立法例与俄罗斯、德国的立法例的一致性。但是，中国刑法典并没有规定以这些物质作为对象的故意犯罪(注：当然，如果行为人故意倾倒含放射性物质的废物、有毒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则可能根据中国刑法典第114、115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1、2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只规定了一个单独条款的过失犯罪。从立法的差异上，可以看出，实际上这表达了不同立法者对环境危害行为的不同态度：(1)在俄罗斯的立法例中其犯罪面扩大了，例如污染水体罪和毁坏土地罪，其基本构成的罪过形式为间接故意；违反生态危险物质和废料的处理规则罪的基本构成则是一个危险犯；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则只要危害环境的行为引起了犯罪对象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的改变，即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环境资源的具体损害，也都构成犯罪。(2)在德国立法例中，这种犯罪面扩大的情况也是存在的。空气污染罪、与危险废物的不许可的交往罪(第326条)、不许可的设施运转罪、与放射性物质和其他的危险性物质和物品的不许可的交往罪(第328条)(注：但第328条第3款则属于具体的危险犯。)、危害需要保护的区域罪都属于抽象危险犯；造成噪音、震动和非离子辐射罪不许可的设施运转罪(第325条a)、通过释放毒药造成的严重危险罪(第330条a)则属于具体危险犯；而根据水域污染罪的规定，只要改变水域的性质就构成犯罪既遂，从表面上是一个结果犯，但是如果从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害、资源破坏这一后果看，则其也属于一个潜在的危险犯构成。土壤污染罪(第324a条)的规定也就有危险犯的特征。与中国的立法例相比，其惩罚面大大提前了。从中可以看出，尽管三个国家的立法者对环境危害行为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刑法立法中进行了必要的体现，但是俄罗斯和德国的立法例在惩罚范围和惩罚力度上显然更为有力。

六、对我国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现行立法完善之建议

我国现行刑法典分则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6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计9个条文14个罪名，但是对诸如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土地、噪音污染的危害行为却没有规定独立的条款予以规制，有观点提出应当规定独立的罪刑规范(注：参见付立忠著：《环境刑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从上文的外国立法例举示中可以看出，我国

现行刑法典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规定得比较简约，除此之外，是否有必要对这类犯罪规定特殊的程序性条款以及其他规定也值得研究。笔者认为这里要解决二个认识上的问题：

(一)是否规定危险犯条款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从罪状表述分析，属于过失实害犯的范畴，过失实害犯相对于过失危险犯而言。该条的罪状结构可以概括为：故意危害行为+对结果存有过失。进言之，“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不仅是犯罪的罪过认识要素，而且是犯罪成立的必备条件。而单就故意危害行为(即“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本身却是不可罚的。这一点俄罗斯和德国的立法例有很大不同，如前文所述，其在刑法典中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故意的危险犯条款，甚至是抽象危险犯的条款。如果将我国刑法典第338条中的“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的行为孤立出来，或者加以分解的规定，并规定独立的法定刑，那么就属于所谓抽象的危险犯类型了。设若如此规定，其在立法上和司法适用上的效果就会有变化：(1)不要求有具体的犯罪后果，即舍弃了造成公私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具体犯罪后果这一犯罪成立要件。因此，在犯罪成立范围上，行为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行为成立犯罪的时间即大大提前了，其成立犯罪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2)控诉机关举证责任的减轻，就是说，控诉机关只要证明行为人有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等物质的行为，而该行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危险，那么就完成了举证责任，法院则可以在认定此项举证事实的情况下认定行为人有罪。换言之，控诉机关没有必要特别证明犯罪后果的发生，尤其是犯罪后果尚没有显现出来或者很难取证的情况，同时相关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也可以免除。所以，要不要在环境刑法规范体系中规定故意的危险犯乃至规定故意的抽象危险犯，确实牵涉到立法价值的选择问题。

(二)是否采用间接故意犯的规定模式

俄罗斯刑法典中的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都属于间接故意犯，即法律要求行为人对构成实害结果或者危险的发生持放任的态度，既非积极追求，也非不情愿。根据我国刑法典的规定，如果行为人明知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等物质的行为可能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而放任这一结果发生的，则不应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论处，比较恰当的适用条款是刑法典第11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的规定或者第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来定罪处罚。设若行为人明知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等物质的行为会造成水质、土壤、大气质量发生恶化而仍有意为之，并且形成相当程度的污染却没有造成具体的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则在刑法上是不可罚的。根据俄罗斯刑法典的有关条款规定，则类似行为可能构成犯罪。比如，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只要“构成严重损害人的健康或环境的威胁的”即构成犯罪；污染大气罪属于结果犯，但是只要具备“造成空气的污染或自然性质的其他改变”即构成犯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属于结果犯，但是只有具备“污染海洋环境”的结果即构成犯罪，而所谓“污染海洋环境”具体是指向海洋中投放可能使海洋环境质量恶化、限制其利用、导致海洋生物资源毁灭、减少、枯竭或患病的物质和材料(注：参见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5页。)；毁坏土地罪属于结果犯，而其构成结果为“人的健康或周围环境受到损害”。在这种立法例的情况下，行为人所预见的犯罪后果与事实上发生的犯罪后果相比“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这一后果而言，是比较轻的，因而其犯罪成立的要求也相对于以“重大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作为犯罪结果”的立法例低，可以说，对犯罪评价的重点也就从犯罪的具体结果上转移到危害行为本身。在这种立法例下，规定间接故意犯也就顺理成章了。是否采取间接故意犯的立法模式问题，在实质上是如何规定犯罪的构成结果或者危险的问题，这也需要立法者进行选择。

就我国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完善问题，应当置于整个环境刑法规范体系中进行探讨，也就是说，要将环境刑法规范的总体完善的问题首先提出来，而后在这一体系中解决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完善问题。笔者认为有四个方面可以作为改进的方向。

1.应当根据环境资源的具体构成要素作为犯罪对象

这里隐含的前提是：规定以这些要素为对象的故意犯罪。对此可以考虑德国的立法例。现行刑法典第338条将土地、水体、大气的破坏规定在一个条款中，尽管比较简约，但是由于这三种环境要素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在具体犯罪中表现形式也就不同(注：严格从语法上讲，第338条也是存在问题的。由于该条中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为选择关系，如果进行词语组合就会发生不搭配的现象，如“向空气中倾倒”、“向空气中处置”这样的语法错误。)。如果规定了以这些环境构成要素为对象的故意犯罪，那么也应当将相应的过失犯条款规定在一个法条之内，以不同条款出现。

2.应当周延各种严重的破坏环境危害行为

现行刑法典中对于破坏环境资源的危害行为的广度是认识不足的，诸如噪声污染、违反防治污染义务、破坏草原、破坏植被等危害行为并没有予以犯罪化，而这些行为的危害性也具有相当的刑事可罚性。因而在规定这些形式的故意犯罪的同时，有必要在相应的条款规定过失犯罪。

3.有必要规定过失危险犯

为了有效惩治环境业务过失犯罪，有必要规定过失危险犯条款，当然由于过失危险犯将犯罪的成立标准大大提前，因而在立法选择上应比较慎重。同时，笔者认为，规定过失的具体危险犯是可行的，而不应当规定过失的抽象危险犯，否则可能导致犯罪面的过度膨胀，同时也会在司法适用上造成被滥用的弊端。

4.立法技术上的完善

除了考虑罪状表述更加明确以外，在刑罚规定上要有所改变。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罚金刑规定缺少明确性，有必要在法条规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标准。如何确定罚金刑的

量刑标准，是法定刑配置科学化的一个重要课题。关键是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罚金刑量刑指标，笔者认为，在数额确定上可以将犯罪地居民最低生活水平所达数额作为基本的量刑指标，理由在于任何犯罪是对刑法所保护现有社会关系整体的侵犯，作为社会成员的居民即便没有遭受到具体犯罪的侵犯，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秩序却因此而遭到威胁，因而也构成对其权利的潜在的侵犯；以犯罪地的居民最低生活水平为标准，则考虑到犯罪毕竟存在于一定的时空关系而具有个别性，因而将之置于具体的时空环境中考察是适当的。在确定量刑指标后，则规定一定的倍数幅度作为适用的选择范围。这种规定方式优势在于，既考虑到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合理化，又注意到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注：参见拙文：《贷款诈骗犯罪之比较研究》，载高铭暄、赵秉志主编：《21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9页。)

环境资源范文篇4

关键词：市政工程；生活污水；污水处理；环境资源

1市政工程中生活污水处理对环境资源影响分析

1.1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节约水资源。当前，城市生产生活中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城市淡水资源应用面临着较为困难的现状，尤其是许多一二线城市由于水资源利用量大、水资源严重浪费，导致储存水量和可利用水量在不断减少。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中人口不断增多、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总量不断提升，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大。面对水资源需求量不断增大而处理设备老化、处理能力低下等现状，切实需要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节约水资源，为今后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市政工程建设是整个城市系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节约水资源目标基础上，引入高科技手段，不断提升市政工程生活污水处理水平和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环境资源保护工作中，生活污水处理，可以通过污水处理系统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用于城市绿地和公园浇灌工作中，可以实现水资源的二次利用。通过水资源的循环应用，降低因水资源缺乏而对环境资源产生的负荷，从水资源利用率提升层面上可以实现保护环境，实现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目标[1]。1.2降低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保护环境资源。通过有效处理，保证水资源对环境无毒无害、无污染，排放不会影响环境资源中的草地资源、林地资源、土壤资源、动植物等资源。从根本上讲，由于水资源在环境资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生活污水无污染排放是环境资源保护的关键工作。当前，强化当前市政工程中生活污水处理，将每天排放大量的生活污水集中处理，通过运用现代化、自动化、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系统，降低污水随意排放对生态环境产生的污染，实现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效应。综上所述，当前市政工程生活污水处理对环境资源有着非常重要影响，可节约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从环境资源“量”的层面上实现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而避免污水随意排放对环境资源产生污染，是从“质”的层面上实现环境资源的稳定、高效利用，共同促进城市系统的健康、稳定发展。

2当前市政工程中生活污水处理问题分析

2.1污水处理排放系统有待完善。市政工程生活污水处理工作中，污水处理排放系统有待完善。随着城市建设和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生活污水量在不断增大，而污水处理排放系统却无法随之更新和完善，排放系统简单，无法针对城市的水资源和径流面源进行分类控制和处理。如，雨水需要进行处理，否则雨水直接排放，会对城市中的水资源产生污染。污水处理工作不到位，缺乏相应的科学技术及处理方法，污水分类处理设备老化，处理能力低下，从根本上影响了污水处理效果[2]。2.2污水处理系统缺乏科学规划，处理效率低下。市政工程中生活污水处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是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缺乏详细规划，未能有效结合城市发展过程中生活污水产生现状和用水规模等设定城市用水指标和污水处理参考标准、规范。当前，在生活污水处理参考指标中，普遍运用回归外推的方法对长期生活污水处理数据进行分析，此种方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已无法适应当前的生活污水处理工作。污水处理缺乏系统化的规划，配套设施不完善，无法集中提高整个生活污水处理效率。2.3生活污水处理系统提升改进缺乏强有力资金支撑。当前，许多城市意识到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升级改进是一项非常紧迫的工作。但在市政工程污水处理系统建设中，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在升级改进过程中由于缺乏强有力资金支撑，导致系统创新工作一直无法有效落实，大大落后于实际市政工程生活污水处理现状。通过资金的规划使用，积极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应用在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工作中，提高生活污水处理效率，为环境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发挥积极作用。

3改进市政工程中生活污水处理的措施

[3]市政工程生活污水处理系统改进中，积极提升生活污水再生利用效率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在实际进行过程中，通过提高污水二次利用率为水资源保护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一方面，生活污水处理需要得到城市系统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提高生活污水处理觉悟，明确污水处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主观层面上降低污水集中处理的难度；另一方面，不同城市地域生活污水现状不同，再生利用途径也是不同的，所以需要从实际出发，强化实际分析，积极完善污水处理措施，强化污水处理的系统化管理规范，提高污水处理再利用的效率。3.1创新生活污水处理工艺和处理技术。针对当前城市广泛应用的生活污水处理简单工艺进行创新应用，将处理工艺进行综合化的使用，通过全面应用分离技术、消毒技术、臭氧氧化技术、污水处理技术等对污水进行有效处理，提高整个生活污水处理效率。将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深入到城市居民生活中，通过应用安全的处理技术，引进使用先进的排放技术，提高污水处理效率。3.2合理建设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针对城市规划和布局，完善管道铺设和利用，创建生活污水分级处理系统。改变现有污水处理厂的布局，通过集中建设，构建分散、循环以及小型的污水处理格局，就近处理和循环利用，增强生活污水处理能力，进而提高污水处理的效率，保障城市污水处理工作健康发展。

4小结

综上所述，市政工程中生活污水处理对环境资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针对当前市政工程生活污水处理问题进行分析，能够从创新使用、再生利用措施、创新生活污水处理新工艺和新技术以及合理布局生活污水处理厂，形成多方面协调配合、多种措施并举、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全面提升城市市政工程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彻底改变市政工程中生活污水处理对环境资源影响的现状，为城市绿色健康有序的协调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4]。

参考文献

[1]王天龙,姚杰,刘帅等.市政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的过程控制研究[J].黑龙江大学自然科学学报,2016(6):789-794.

[2]张建冬.试分析污水治理技术在市政环境工程的应用[J].中国科技投资,2017(26):124.

[3]人刘婷,张峰.工湿地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中的研究与应用探讨[J].科技创新导报,2018(03):158.

环境资源范文篇5

关键词:环境资源;破坏环境;环境保护;刑法

一、刑法运用于环境资源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刑法运用比例过低。在对公开资料进行分析后可知:自从我国开始推行新刑法以来，有关环境破坏方面的刑法定罪仍然少之又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缺少破坏环境资源的案例。很多破坏环境的案例都是运用行政法律进行判决的。由此可见，关于环境保护我国的司法结构明显失衡:其一，尽管刑法也对环境破坏的行为作出了明文规定，但实际上很少运用刑法对此类案件作出判决。其二，运用行政法律及民事法律判决的环境资源破坏罪数量众多。由此可见对于此类案件，相比于行政司法与民事司法刑事司法明显失衡。其三，对于涉及环境保护的案件，刑事司法的力度明显不足。(二)刑法介入滞后性。在评价某些环境资源破坏行为时，评判标准通常不是依据此类行为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程度，而是对国家以及个人带来的危害，因此刑法通常都是在环境保护行为发生之后才会介入，明显具有延迟性。(三)刑法条规不够完善。对于一些特殊的情况，刑法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以湿地资源为例，刑法并未将其列为保护对象，再比如现代社会中随处可见的噪音，也不属于刑法保护的范畴。(四)立法模式不严谨。新刑法中对环境犯罪虽然进行了描述，但都是基于人身财产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才对犯罪行作出判决。而其中提到的环境，所涉及的面都较为狭窄，只有与人类生存关系密切者才属于保护的目标与对象。但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环境在整个大环境中毕竟只是少部分，其他生命体所处的环境却不包括在内。如果刑法条例所保护的对象只限于与人类相关的环境，则在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惩处时就会显得十分被动，并不能完全杜绝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

二、个人思考与建议

(一)当扩大保护范围。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开发环境资源的力度也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个时代。但当前刑法对环境权益保护的力度明显不足。社会发展速度加快导致大量环境问题发生，而刑法所惩处的范围，仅限于造成重大事故的行为，对于一些破坏环境但却并未导致事故的行为，还未列为刑法惩处的对象，有待补充完善。(二)完善刑法罪名规定。比如水体破坏罪，我国刑法并未专门作出规定，而是将其与破坏大气及土壤的罪名相并列，定为污染环境罪。但就具体实施的情况来看，需要将不同罪名划分类别，针对不同的行为规定专门的罪名。(三)多种处罚方式并行。国外很多地区都已经成立了专门的法院，用于判决和处理与环境破坏相关的刑法案件。此外他们在惩处此类行为时，不仅使用了监禁、管制等手段，同时还采用了罚款等方式。我国也可以适当借鉴上述做法，结合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成立专门的法院，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对此类行为进行惩罚。(四)细化环境资源的违法尺度。就现阶段破坏环境的行为来看，有属于刑事性质的，同时也有属于行政性质的，所以需要进一步明确违法的具体尺度，进而确定犯罪行为的罪名。第一，要判断破坏环境行为的违法程度。第二，如果行政违法标准和刑事违法标准之间出现矛盾，必须针对这一问题作出详细的规定。(五)司法机关与环境保护机构有机合作。对于环境违法案件，我国的处理之所以难有成效，重点在于技术过于落后。环境违法案例具有特殊性，对其进行调查需要专门的技术和专业的人员，但是我国目前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明显缺乏专业性，不仅需要支付高昂费用，同时调查也存在较大的难度。就另一个角度而言，环境保护机构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的技术，同时还需要配备专业的设备和人员，才能比较轻松地对此类案件展开调查，但如果环境保护机构并不具备相应的权力，在调查办理案件时很多工作就无法开展。针对这一不足之处，我国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让司法机关与环境保护机构相互合作，共同展开调查，特别是一些专业性的领域，司法机关需要借助环境机构的支持与协助。除此之外还可以参考德国及我国台湾等地区的经验，创建专门的警察队伍，专门负责保护环境，对警察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让他们不仅熟悉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同时也具备法律所赋予的权力。无论是哪种方式，其目的都是为了将技术与权力相结合，避免出现有技术无权力，有权力却缺少专业技术的情况。

［参考文献］

［1］李华斌．司法护航:环境资源保护的十二年之路［J］．中国审判，2014(08)．

［2］王金贵．在环境资源保护中积极发挥刑法的作用［J］．人民检察，2009(10)．

环境资源范文篇6

关键词：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

1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出台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掀起了新一轮海洋开发的热潮。依靠当地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经济在短期内得以快速发展，成为了沿海地区发展的战略重点，但与此同时，由于对海洋资源的无序、无偿使用，导致海洋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海洋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只有将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密切结合，合理确认海洋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海洋环境水平和海洋资源损耗情况，修正完善现有海洋经济核算指标，对海洋经济活动的结果进行真实客观的评价，才能促使海洋经济在快速、健康、可持续的轨道上发展。为此，急需建立起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核算的指标体系，以便及时地开展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核算，引领海洋开发活动朝谋求长远利益的方向发展，并最终促进海洋环境保护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

2海洋环境资源及海洋环境成本的涵义

海洋环境主要包括海洋水体、溶解及悬浮着的物质、存活在海洋中的生物，以及与海洋关联紧密，且会被海洋影响的沿海及河口地区。长期以来，海洋环境一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一。海洋资源则指那些存在于海洋环境中，和人类社会进步存在密切关系，受海洋天然影响产生的，分散于海洋地域中的，同时可以被人类开采及使用，产生使用价值的海洋天然条件及天然物质。海洋资源不仅包含海洋天然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以及在海洋环境中存有的自然属性，还包含能够对人们生产、生活等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属性。海洋资源成本即海洋资源的耗减成本，是指在海洋经济运行过程中，因为利用、耗减海洋资源而产生的成本，通常也可以用因为海洋经济运行而导致海洋存量资源缩减的价值来表示，主要包括海洋环境退化成本和海洋污染治理成本两个方面。海洋环境成本即通常意义上的海洋环境退化成本，指在海洋经济运行过程中，利用环境提供服务所产生的成本，亦即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服务而导致的海洋功能耗损的价值。包含海洋环境退化成本、海洋污染治理成本两个方面。海洋污染治理成本则包括实际海洋污染治理成本和预计海洋污染治理成本两方面含义，实际海洋污染治理成本指当前为止已经产生的治理成本，预计海洋污染治理成本则指到目前为止，处置海洋环境里已经产生的全部污染物所必须耗费的所有成本。

3海洋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3．1可持续发展

对海洋环境资源价值进行核算，其目标之一就是不断引导海洋健康、持续地被开发、利用。因而，首先必须坚持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的协同统一，遵循海洋资源永续利用的原则，理性高效地开发和利用各类海洋资源，不断优化海洋产业结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健康，促进海洋经济和谐、健康、稳定发展。

3．2海陆一体化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已经由单纯的陆域开发逐渐向海陆一体化开发转化。陆域经济朝海洋不断扩展的同时，海洋资源利用也正不断地“陆地化”。海陆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极大提高了海洋资源利用效率，能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有助于沿海地区的产业优势向海洋资源优势转化。

3．3海洋主体性

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核算指标应突显海洋特点，坚持海洋主体性原则。要注重对海洋经济运行过程中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损失的核算。

3．4系统性

海洋生态环境体系、海洋经济体系以及沿岸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是当地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开发以及利用的前提。不同体系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构成了完整的海洋经济核算体系。因此，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核算指标体系应充分考虑不同系统自身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4海洋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

4．1指标体系的构成

充分考虑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目前各专家学者对海洋环境资源价值的认定标准，结合上述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采用目标法、专家咨询法等方法，研究构建了由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两个状态层构成的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核算指标体系.

4．2指标权重和指标评价值的确定方法

不同指标反映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同方面，从理论层面讲，不同指标对海洋环境资源价值的影响重要程度不可能完全相同，必须对其赋予不同的权重；同时，由于在实际操作中不同指标之间很难直接进行比对，其各自的重要程度很难直接加以确认。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笔者采用了赋值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

4．2．1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二级指标权重的确定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主要用于多属性评价与决策领域中权重的确定。研究在确定二级指标权重时，利用参加海洋学术年会的机会，邀请了海洋方面的专家共50人，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因素在影响海洋环境资源价值的重要性方面进行了两两比较，然后根据比较结果，构建判断矩阵，并进行了一致性检验，计算出海洋资源的权重为0．567，海洋环境的权重为0．433。由于各三级指标和四级指标对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此次研究采用赋值法，对其权重进行赋值，具体赋值权重见表2。

4．2．2指标评价值的确定

为消除各指标之间的差异性，增设四级指标评价值Vk，以反映各指标值Ck与其理想值Ik之间的接近程度。正指标的评价值为指标值除以评价值，负指标则取其相反数。以上指标中，海域污染面积、工业废水排放量、海洋灾害损失上升率、海湾主要污染超标程度、海岸侵蚀比重为逆指标，其他都为正指标。理想值Ik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参照值，其具体确认标准应结合指标的属性、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海洋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予以确认。如各级政府有明确规划目标的，直接采用规划目标；如理论值较易取得且和实际基本吻合的，直接取理论值；如短期内理论值难以实现，结合当地海洋经济发展情况确定；难以确定理论值时，则可通过分析推算或实际调研确定。

作者:易爱军商思争单位:淮海工学院

参考文献：

［1］易爱军．江苏省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战略问题研究［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9）：63～65．

［2］程娜．可持续发展视阀下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

［3］李宜良，王震．广东省海洋绿色核算研究［J］．海洋经济，2011，1（3）：50～56．

［4］邵悦．海洋资源价值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以上海市为例［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2．

［5］易爱军，刘宣仪．基于灰色预测法的江苏省海洋经济绿色核算［J］．淮海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25（1）：89～92．

环境资源范文篇7

关键词：环境资源会计核算核算方法

一、环境资源的重新认识

所谓环境，是指对某项活动或计划产生影响或作用的各种内外要素的总和，这是对环境的最为一般的定义。毫无疑问，这里的内外要素既包含了自然环境要素，也包含了社会环境要素，即通常所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问题。在本文中，我们所谈的环境是专指的自然环境，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保障。因为环境与人类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相互作用与依存关系，因此，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特别是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设想的提出，环境保护与环境资源的节约以及可持续性利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般认为，环境资源是指人类所处的生活空间中客观存在的对人类具有现时或潜在使用价值的各种自然要素的集合，这些要素包括空气、土壤、林地、草场、矿藏等。以上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认识，客观地说还是比较科学和完善的。但是，从资源的来源和取得方式上，我们可以将环境资源分为自然环境资源和人工环境资源。自然环境资源，简称自然资源，是指人类并没有对其进行相关的人力、物力或财力的刻意投入，而是在自然界中本身就客观存在的环境资源，比如矿藏、空气、自然湖泊等等；而与之相对应的一种环境资源就是人工环境资源，简称人工资源，如人造森林、人造草场、人工湖泊等，这种类型的资源在形成前，特别是被确认为资产前，人们对其进行了相应的生产要素的投入。在以往人们对环境资源的关注过程中，涉及到环境保护时更多地把目光投向自然环境资源，因为一方面，自然环境资源的存量远大于人工环境资源，它是环境资源的主体部分；另一方面，自然环境资源更易受到破坏。而当涉及到会计核算时，人们更多地关注的又是人工环境资源，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工环境资源形成过程中的投入情况的历史数据更易获得。正因为这样，目前我国环境资源会计核算工作很不科学，主要表现在核算不完整和核算口径混乱两个方面。

二、加强环境资源核算工作的重要意义

环境资源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自然资源，从资源的可再生性看，可将它们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在我国，环境资源的所有权均属于国家，资源产品生产企业只拥有资源的使用权和控制权。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资源完全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无偿划拨给企业使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会计国际接轨的需要，实现环境资源从无偿划拨向有偿使用的转变已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当然，在转变形式上，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决策，如企业认购使用权和开采权，国家以环境资源投资入股等都是较好的方式。但不管采用何种使用权转让方式，都要求我们对环境资源进行科学的会计核算，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环境资源的价值被正确合理地评估，在转让过程中做到国家和使用企业之间的公平交易，否则，要么资源价值被低估，导致国家利益蒙受损失；要么资源价值被高估，导致企业以不合理的高成本参与市场竞争的局面。

事实上，环境资产作为企业取得或加以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并可带来未来效用的特殊的环境资源，它几乎存在于每一个环境资源产品生产企业。从理论上分析，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人类所进行的各种经济活动都离不开环境资产，环境资产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基础，理应对其进行科学而全面的会计核算，但是，在我国现行的会计核算中，环境资产只是作为递耗资产在会计账簿中进行了有限的反映，只是将与环境资产相关的勘探成本、开发成本、开采成本等在会计账面上进行了反映。传统财务会计的这种只对递耗资产进行核算，而将环境资产摈弃在核算系统之外的做法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未真实地反映企业资产的总额，产品成本计算不真实，资源产品价格偏低等等。

上面讨论的是环境资源的直接成本核算问题，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个间接成本的问题，比如，由于自然资源耗减，相应地破坏了生态环境资源，从而导致了生态环境资源价值的减损，毫无疑问，生态环境资源损失的价值也应该由资源产品的成本负担，这种成本即为一种间接成本。即使不是资源产品的生产，也会耗减生态环境资源，如对冷却水的使用会降低水的质量，从而导致生态资源质量的下降，资源的降级费用也应作为产品成本的一部分，否则，环境资源的耗减与降级将无从补偿，这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的，也是目前我国环境资源核算中存在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离不开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而这种交互作用不可避免地使环境发生某些改变，这对当事企业与社会而言，将会造成“经济”或“不经济”两种直接结果，至于这种结果有多严重，也只有通过科学的环境资源核算才能获得准确可靠的信息。如果自然资源没有作为企业的资产入账，或者间接的环境资源成本被忽略，那么，企业耗用资源的价值也就无从全面地转入相应产品成本中去，造成国家利益受到损害，产品价格被扭曲，市场交易的公平性原则受到挑战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并最终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和良性运行。

从会计核算的角度分析，对于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如木材、草场)，如果资源的利用率控制在资源的再生和自然增长的限度内，虽然从总体上看，该项资源的存量不会被减少，但对企业已耗用的这部分资源来说，企业对它的耗用就使得其丧失了在别的项目上的使用价值，即存在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毫无疑问，这部分成本应该转移到产品成本中去，构成产品成本的一部分。特别地，如果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率超过了资源的再生和自然增长率，这样，它就会像不可再生资源(如矿物燃料、矿石)那样，随着开采、开掘工作的进行而逐渐消耗，以至耗竭。它们的价值也会随着资源存量的减少而逐渐减少，因此，它们也应该转移到产品成本中去，构成产品成本的主要部分，否则，会计核算所得到的成本就不完整，会计自身的核算和反映职能也就得不到保障。

美国早在1976年就颁布了《全面环境反应、补偿与债务法案》(CERCLA)，即所谓的《超级基金(superfund)法案》，在该法案中明确规定了对环境资源进行会计核算的相关要求。后来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又了一系列涉及环境信息披露的条例，对环境资源核算问题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使得资源产品的成本核算更为全面。另外，在加拿大以及其他的欧洲国家，对环境资产的核算也都比较全面。而在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我国环境资源的核算还很不系统和完善，因此，出于会计国际接轨，完善会计核算职能的需要考虑，我们也应加强环境资源的会计核算工作。

不论从经济学的角度、还是从完善会计本身核算职能的角度分析，环境资产都是实实在在的资产，能够带来未来的效用，应在会计账簿中进行全面的反映，可以说，将环境资源纳入会计核算系统已是一种必然趋势。

三、环境资源核算方法探析

为了将环境资源纳入会计核算体系，对其培育或形成、取得或转让、使用(耗减)或降级等经济活动情况进行全面科学的反映，我们拟对环境资源的核算方法进行全面探讨。

在账户体系设置上，我们认为，将与环境资源相关的业务混杂在企业其他日常经济业务中核算的做法不太合理，因为，第一，环境资源的取得、使用与成本结转是一个完整的业务过程，如果将其混杂在其他业务中进行核算，就使环境业务循环过程中的来龙去脉反映不够清楚；第二，环境保护和环境资源管理工作过程中，往往需要企业提供单独而完整的环境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所得与所费的详细会计信息，这是进行正确决策的基础，为满足这一要求，也应该对环境资源进行单独的核算；最后，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环境的责任，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和完善也要求对与环境资源有关的业务进行单独核算。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企业中，与环境资源和环境保护相关的业务宜于进行单独的会计核算，应该新设置以下会计账户。

(一)“环境资产”账户该账户用以核算企业环境资产增减变动情况。其借方反映环境资产的增加，包括现有环境资产存量的增加，新探明环境资产储量的增加；贷方反映环境资产的非耗用性减少(如报废、转让、毁损、替代资源产品的出现等)；余额一般在借方，表示环境资产的账面价值。

(二)“环境资产累计折耗”账户资源产品生产企业在对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资源转化为资源产品，同时，自然资源的价值也就转移到资源产品中，构成其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生产资源产品而耗减的资源价值不能像对存货的处理那样用以直接冲减环境资产的账面价值，这是因为环境资源中的部分资源项目在使用期内会实现资产的自然增长。也就是说，对于环境资产而言，“期初存量－本期耗用量＝期末存量”这一等式不一定成立。现举例说明：

[例1]假设某企业拥有一片生产良种木材的森林，只有直径大于15cm的树木才能伐用，假设2001年初林内共有可用树木3000株，2001年内公司共伐用了500株，2001年林内又有200株树木成长为可伐用对象(直径由原来小于15cm长到大于或等于15cm)，这样，公司2001年底木材存量为2700株，而不是2500株。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应住“环境资产”账户后单独设置“环境资产累计折耗”账户。该账户用于核算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耗用性减少，其借方反映按一定的方法计算的环境资产折耗额；贷方反映由于各种原因(如出售、报废清理)而相应转销的折耗额。该科目的余额一般在借方，反映企业环境资产的累计折耗额。

(三)“人工培育资产”账户设置“人工培育资产”账户主要是出于如下考虑：在现实生活中，培育一项环境资产一般要经历较长的时间，跨越若干个会计期，并且，在整个资产培育过程中，需要有不断的投入，并形成相应的成本费用。如按传统会计核算方式进行核算，在按初始投资的原始成本入账后，一般情况下不能轻易调整其账面价值，因此，在会计上有必要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资产进行核算。该账户用于归集整个培育期间发生的耗费，待其形成效用能力后，再从“人工培育资产”账户的贷方转出。本账户与传统会计核算中的“在建工程”账户性质类似。

(四)“环境资源负债”账户该账户用来归集和反映企业在过去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能以货币计量、需以资产或劳务偿付的债务。其贷方反映由于环境资源的培育、取得等活动而导致的负债的增加，主要包括：应交环境治理和补偿费；应交环境赔偿金及罚款；应交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产资源占用费；其他类型的环境资源负债。其借方用以反映环境资源负债的清偿与转出情况，该账户的余额一般在贷方，反映企业尚未清偿的环境负债净额。

(五)“环境资源成本”账户“环境资源成本”账户用来反映企业环境资源或者环境资源产品培育或取得过程中的真实的支出与耗费情况。每当发生支出与耗费时，就借记该账户。只有在期末结转损益时，才会贷记该账户，该账户的余额一般在借方，反映一段时间内产品成本发生的累计额或者尚未转销的成本余额。

现将上述核算方法体系举例如下：

[例2]S公司是一个特种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有关背景介绍如下：

(1)2001年初，国家以一座钨矿向该企业投资入股，并且该企业将其作为环境资产进行核算，经评估，该钨矿每吨价值75元，已探明该矿藏储量为5000万吨。当年，企业共开采了200万吨矿藏，炼成纯钨1吨。

(2)该企业在钨冶炼过程中需要消耗木材，为此，该企业5年前种植了一批速生林，在此期间，购买化肥共支出500000元，支付林木工人工资共支出600(KIO元，似设在此期间内树苗购买等其他所有支出共计200000元，为了当期200万吨钨矿石的冶炼，企业将培育的林木中可用木材全部伐用，经评估，剩余林木价值为300000元。

(3)炼钨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叫硫化铅的工业废水，在2001年以前，该厂将废水直接排入附近的戴家湖，2000年底，该厂按环屯部门的要求进行了废水处理并达标排放，由于很长一段时间，居住在该湖附近的居民并未意识到该废水对人体的危害，长期饮用该湖水而导致牙齿脆化脱落，对于上述情况，经环保、法律、受害居民、公司四方协商，裁定该公司自2001年起连续15年内，每年向当地居民支付赔偿金100万元，公司董事会决定，将该项支出列为营业外支出，本年已支付了75万元；又经测算，本年度为开采200万吨钨矿共发生废水处理费用10万元，尚未支付；又知为进行该批钨矿的冶炼，本年度共耗煤炭1000吨，按相关政策的要求，每吨煤炭收取矿产资源占用费3元(进货时已支付)、

第一种情况下相应的业务处理

钨矿环境资产价值=75×5000=375000(万元)

钨矿本期累计折耗=75×200=15000(万元)

收到国家投资人股

借：环境资产——钨矿3750000000

贷：实收资本——环境资本3750000000

消耗铁矿资源

借：环境资产累计折耗150000000

贷：环境资产——钨矿150000000

将其转入成本

借：环境资源成本——钨(资源使用)150000000

贷：环境资产累计折耗150000000

第二种情况下相应的业务处理

购买化肥支出

借：人工培育资产——林木500000

贷：银行存款500000

支付林木工人工资

借：人工培育资产——林木600000

贷：银行存款600000

支付树苗购买等其他所有支出

借：人工培育资产——林木200000

贷：银行存款200000

伐用木材，转化为钨冶炼成本。“人工培育资产——林小”借方余额为1300000元(500000+600000+200000)，而伐木后剩余林木评估价值为300000元，所以，冶炼成本入账金额为1000000元。

借：环境资源成本——(钨)使用林木1000000

贷：人工培育资产——林木1000000

第三种情况下相应的业务处理

以前年度废水损害赔偿问题

借：营业外支出1000000

贷：环境资源负债——环境赔偿金1000000

已支付了75万元赔偿金

借：环境资源负债——应付环境赔偿金750000

贷：银行存款750000

本年度废水处理费用

借：环境资源成本——(钨)废水处理费用100000

贷：社会责任负债——应付环境治理费用100000

进货时已支付煤炭资源占用费

借：环境资源成本——(钨)煤炭资源占用费3000

贷：银行存款3000

环境资源范文篇8

1.1利用传统会计理论无法对环境资源进行有效的会计核算

(1)传统的会计核算方法未将环境资源作为一项资产进行核算。因此，反映企业经济增长的指标无法真实反映企业的经济发展速度，企业的生产成本只计算利用自然资源成果的“人工改造成本”，未反映在利用自然资源成果的同时，对自然资源整体环境的破坏，既忽视了“环境成本”(主要指环境保护成本、环境损耗成本、环境污染消除费用、环境事务成本)，又造成企业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污染，在忽视环境质量的背景下，虚增以破坏环境资源为代价的企业报表利润。(2)传统会计理论的核算对象是那些具有商业实质，能够确认并且能用价格计量的，以及用价格交换的对象，忽视了环境资源对象，如森林、水资源、空气、海洋等公共资源，以及土地维持动物生活的能力等不能以价格反映的对象。根据会计学原理，收入减去成本等于利润，这里的“成本”是指经济成本，而没有包含环境成本。

1.2绿色会计理论完善了对环境资源的会计核算

绿色会计理论的观点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水、土地等环境资源，是维持人类及动植物生存能力的，都是全世界各个国家以及子子孙孙得以繁衍发展的、共有的“特定财产”。这些财产中，如矿藏资源、石油资源等不具有再生性，如水资源等一些资源具有再生性。即使这些环境资源可以再生或替代，但对其损耗的补偿，也要花费一定甚至巨大的代价。由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因此，这些环境资源就具有一定的价值量。在绿色会计核算体系中，将环境资源价值计入企业的会计核算体系，对环境资源价值进行合理的确认和计量，从而反映和监督社会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恰当列报和披露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关活动对环境资源的影响以及企业应该履行的环境责任。1.2.1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科目的设置(1)作为会计核算主体的企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应增加有关环境资源的资产类一级科目“环境资产”，并根据具体核算对象，下设矿产、森林、土地、水权、排污权、放射性源等二级资产明细科目进行会计核算。(2)设立环境资源的负债类一级科目“环境负债”，并根据具体核算对象，下设矿产、森林、土地、水权、排污权、放射性源等二级负债明细科目进行会计核算。(3)增加“绿色商誉”资产科目“、预计环境负债”负债科目及“绿色资本金”所有者权益科目等一级会计科目。通过相关账簿设置相关会计账户的期初数、本期增加、本期减少、期末数四栏，从而对环境资源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相关项目的增减变化进行反映。1.2.2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的特点(1)对环境资源资产的实物量和价值量分别核算。对环境资源的价值量采取估算价值的方法进行计量。(2)环境资源会计核算基础应依据环境审计监督核实后的数量、金额数据。(3)环境资源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具有特殊性。第一，在资产方应增加并列明相关的“环境资源资产”，包括土地资产、矿产资产、森林资产和水资产等类别“。土地资产”又可以按照用途分为建设用地和农用地等子项“；矿产资产”则可以按种类分为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子项“；森林资产”和“水资产”也可以按照种类或用途等做进一步细分如防护林资产、地下水资产等。第二，在负债方应增加并列明“环境资源负债”，既反映相关项目已经造成的环境资源损害，还包括对可预计的未来将造成的损失，还有进行环境治理或环境恢复而预计承担的代价。1.2.3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的内容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的内容，是指对纳入环境资源的相关环境业务活动及经济事项，在相关的会计期间或时点，在特定的区域环境下进行确认和计量，以及列报和披露的相关资产、负债的存量及其变动情况，包括对各种原料、能源、水、生物多样性、废气污水和废物的形成、开发、配置、运用、储存、保护、综合利用和再生等各个环节的情况进行反映和监督。环境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自然资源，是自然界给人类提供的可供开发利用的各种自然资源，包括矿产、森林、土地、水权、排污权、放射性源等。环境成本应包括环境保护成本、环境损耗成本、环境污染消除费用、环境事务成本。1.2.4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的主体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的主体，包括政府、公用事业、大型制造业、小型制造业、零售业、交通业和其他服务业。1.2.5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的对象环境资源会计的核算对象是环境资源的价值运动，即从环境资源的获取，到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及治理的整个过程中，相关环境资源的价值、耗费、损失、经营开发收入、绿色收入和绿色利润等。(1)对环境资源的价值核算及生态补偿进行确认和计量。第一，研究绿色会计相关业务活动及经济事项的会计确认和计量，是将涉及环境资源的经济事项与相关会计要素确认对应；第二，建立绿色会计核算原则、核算方法及核算体系，全面反映核算对象的相关经济事项及业务活动；第三，通过财务报表列报并揭示相关绿色会计信息。(2)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治理形成的环境收益和环境成本进行计量和报告。以人民币为价值计量单位，以有关法律、法规、原则为确认和计量依据，对环境资源开发形成的环境收益进行核算。确认、计量并记录和报告相关环境收益和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包括环境开发、环境污染、环境维护和防治的成本费用。

2环境资源会计的估价方法

2.1自然资源耗减估价方法

自然资源耗减估价方法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耿建新教授等人提出的。他从宏观环境会计角度出发，研究对自然资产的价值估价方法。采用未来资源净收入现值法、对资源耗减进行成本补偿的使用者成本法、自然资产的租金净价格法，推导出全新自然资源耗减的估价公式。并将该估价方法在相关行业、企业的资源价值估价实践中使用验证。

2.2森林资产评估管理估价方法

“森林资产估价”的实质就是对森林资产进行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四川林业厅陶仁川先生的《森林资产会计》中提出了“以评估促进核算”的计价方法。即通过获取市场价或公允价值，对相关森林资产价值进行核算，从而解决了森林绿色会计核算中的价值计量方法问题。该方法的关键是以产权单位的森林资产，在经过初次评估计价后(即清产核资确认)，持有期间的后续计量按照森林资源的自然生长规律(即生长率)来计算增值额，该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对环境资源价值的确认具有比较重要的贡献。

2.3环境资源价值计量的其他主要方法

环境资源的价值计量可以采用动态分析法、平衡分析法、环境现状分析法和指数法等来进行。2.3.1动态分析法利用动态数列的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增长量、增长水平、平均发展水平和平均发展速度等指标研究环境现象的趋势、变化速度，同时还可以进行预测。2.3.2平衡分析法平衡分析法是根据环境总体中的诸多平衡关系，找出某些环境统计数据中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从而找出环境质量或环境管理中存在的矛盾或问题。利用平衡分析法，可以发现一些隐藏的或平时被忽略的问题。比如计算水平衡，可以通过进水量和排水量计算出有没有跑、冒、滴、漏等问题，明确各工艺流程和部门用水量的多少，帮助组织发现原先没有注意到的浪费现象，确定那些可以节约的部分。2.3.3环境现状分析法该方法使用污染排放、环境质量、环境影响等数据，找出问题，分析原因，提出看法。这种方法最为简便直接，便于组织应用。2.3.4指数法因为统计中的污染物的量难以用货币价值计量，估价分析中的指数法与一般社会统计中的指数法有所区别。环境绩效评价中可用的指数法有等标污染负荷法、负担率、单因子指数、综合指数法等，可以确定污染结构、污染源的影响、重点污染源等。

3结语

环境资源范文篇9

关键词：环境与资源、环境资源法、环境资源法体系

按马克思法哲学的观点，法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更确切、通俗地说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变化必然要导致法的变化。“‘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法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说明和谐法体系建立后，一旦出现新的法律关系，必然要求建立新的法律部门。环境资源法是从经济法分离出来的一个新的部门法。

环境资源法作为一门新兴法律部门，其涵盖内容之变化亦源自社会环境与资源问题的不断增现和变化。一如日本环境法的发展历史，由最初于1967年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基于二战后严重的公害事件在日本各地的发生和1972年《自然环境保全法》来保护自然环境，到1977年考虑由于发展经济而继续大规模地开发土地，环境破坏加剧之事实而颁布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再到九十年代不仅是防止工厂公害和保护珍贵的自然问题，而且扩大到从汽车公害、城市乱排水问题、废弃物处理，到地球温暖化、沙漠化、热带雨林破坏等影响到地球环境问题，并且公害的质也发生了变化，故制定了《环境基本法》以完善其环境法律体系；而迄1997年因焚烧废弃物设备释放毒气引起强烈的社会不安，遂于短期内制定了如《有机氯化合物剧毒气类对策特别措施法》等相关环境标准，并于2000年1月施行.可见环境法内容、体系的变化跟经济发展、社会环境问题及人们的认识是休戚相关的，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吸收、借鉴国内外环境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认识，确立我国环境资源法的体系主要应由环境资源基本法、污染及公害防治法、自然资源法、生态环境保护法和涉外环境资源法五大部分构成。

一、环境资源基本法

二、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

1、液态污染防治法

2、固体污染防治法

3、气态污染防治法

4、公害防治法

三、自然资源法

四、生态环境保护法

五、涉外环境资源法

环境资源范文篇10

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增加日益严重，农村环境形势严峻，地方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环境问题引发的贸易争端日益上升，温室气体减排面临困难压力。

（一）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2006我国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588.8万吨。全国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3，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以2005年GDP总量计算，中国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高达5470-12760亿元；在11个特大城市中每年因大气粉尘造成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达50万，40万人患慢性支气管炎。

（二）水污染突出。2006年全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量为537亿吨，全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于中度污染，四类以下水质占60%以上。目前全国90%以上的城市水域受到污染，有7亿人在饮用大肠杆菌含量超标的水，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仅达42%。

（三）生活垃圾、工业废弃物和危险废弃物呈持续增长势头。目前我国城市人均年产生的生活垃圾约440公斤。2002年全国660个建制市产生生产垃圾1.36亿吨，集中处理率为54%，2004年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1941万吨，其中有3000吨的危险废弃物未经任何处置排入环境。

（四）农村环境形势极端严峻。目前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土壤污染日趋严重，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我国平均每公顷施肥量400多公斤，高于发达国家认定的225公斤的安全上限，我国农药年使用量约130万吨，有机磷农药中70%是高毒和高残留品种，只有约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力产生的工业污染迅速蔓延，污染灌溉面积占全国灌溉面积的10%。

（五）海洋环境总体污染严重。2006年我国近海岸约25%的海域水质处于中度污染和严重污染状态。其中近海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平均为11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近岸海域总面积55%。

（六）室内空气污染，地面臭氧、汞污染等。随着中国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住房装修和家具使用超标原材料，室内污染引起的城市居民健康问题越来越突出。臭氧产生的烟雾降低植物光合作用的能力，减少农作物产量，影响森林面积增长。中国的近地面臭氧浓度居亚洲国家之首。中国作为燃煤大国，汞的排放占了世界相当的份额，环境污染恶化导致地氟病、砷中毒、克山病和农药有机污染物对生殖能力的危害等等。二、建立完善的体制和机制，实现我国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一）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行政管理体制，提高环境管理执政能力

1.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环境统一综合治理体系。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部，通过增加预算和人员编制来加强中央政府环境执政能力，使其能充分履行在制定法规、执法、分析、监测和专业培训等方面的职责。

2.调整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形成省以下治理直管体制，使国家环保总局与省级环保局建立直接行政负责关系，强化各级地方政府环境执政能力。

3.建立有效的环境问责制，将环境指标真正纳入官员考核机制，必要时可采用一票否决制。针对污染损害，加强民事处罚力度，并对严重的违法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二）建立适宜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改革现有价格体系，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反映环境外部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使参与市场的经济行为人自发地将环境成本内部化。

2.完善和进一步改进财税体制，形成财税对节能减排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出台限制高耗能，高污染的新税种减少并停止对资源和环境有严重负面影响的财政补贴，强化对节能减排产品的政府采购政策，建立财政贴息对提高资源利用率，推行循环经济，实现清洁生产。

3.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调节相关利益方在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分配之间的关系，并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以鼓励环境保护的行为。

4.严格节能减排的微观管理机制，为中国的企业引进环境健康和安全方面的生产标准，提高排污费标准，开展排污权交易。

（三）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建立环境后督察和后评估机制

1.鼓励地方、社区和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界参与公开听证，福利诉讼以及其它自愿性的活动。

2.国家应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机会方面进行宣传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