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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正义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3 04:22:49

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范文篇1

关键词：环境正义；美国环境正义运动；正义论

Abstract:TheresearchofenvironmentaljusticebeganinUSAwhentheAmericanblackstruggledagainstthewastedumpissuesinthe1980s.Later,supportedbytheAmericanpublicandtheacademiccircle,thestruggleledtotheemergenceofanewethicalconcept,namelyenvironmentaljustice.ThispaperevaluatestheacademicandpracticalvaluesoftheenvironmentaljusticetheorybyanalyzingthisnewconceptandAmericanenvironmentaljusticemovement.Intheestablishmentofthetheoryframework,manyconceptsneedclarifying.Thetheoryhasbroughtchangestoparticipantsofenvironmentalpolicysystem.Moreattentionhasbeenpaidtotherightsoftheweakgroupratherthanthestronggroupinenvironmentalbenefitallocation.Environmentaljusticefocusesontheenvironmentalcrisisofsocialgroupswithdiversifiedeconomicandculturalbackground,andbesides,solutionsarestudiedbasedontheequalityprincipleinenvironmentalrightsandduties.ThetheoryofAmericanenvironmentaljusticepresentsgreattheo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inthedevelopmentofenvironmentalethicsandtheestablishmentofenvironmentalfriendlysocietyinChina.

Keywords:environmentaljustice;Americanenvironmentaljusticemovement;justicetheory

正义问题是当今社会一个普遍性问题，当代社会的每个具体领域均涉及正义问题，如经济、政治、法律、国际关系、教育和文化等。对“环境正义”给予特殊的关注，不外乎以下两点：第一，环境问题具有有限性的特征凸现了公平和正义的分量。[1]因为环境问题主要由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构成。地球的有限性无法改变就有必要对人口及经济发展进行控制。而限制谁的自由和发展则关乎正义问题。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凸现了分配的正义。第二，环境问题具有公共性，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人类共同的行动，而公平又是统一行动的前提。环境正义问题不仅进一步拓展了人与自然关系发展变化的新格局，也标志着对生态危机成因及其解决之道的认识或反思的深化。

一、“环境主义”概念

最初，“环境正义”一词被认为包含“种际正义”的内涵。例如，温兹（PeterWenz）在以“环境正义”为名的著作中，就将“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原则”也纳入到环境正义研究的范围。在我国环境正义研究中，也有研究者将环境正义称之为“人的公正”，意指“人类在实现和满足自己的利益过程中，公正地对待自然。”直到美国的“环境正义运动”爆发之后，“环境正义”一词才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指“由环境因素引起的社会不公正”。

目前，学界对环境正义的界定是指为实现社会中各种群体的环境公平所做的努力。罗伯特•D•布拉德（RobertD.Bullard）将环境正义分为三种：程序正义、地理正义和社会正义。[2]程序正义指的是公平问题，即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评价标准和执法活动以不歧视的方式实施的程度。地理正义指的是在有色人种和穷人社区选择危险废物处置场所的问题。社会正义，是关于社会因素，例如种族、民族、阶级、政治权力怎样影响和反映到环境决策上的问题。

作为当今美国一项公共政策热点，环境正义致力于解决所有社区的需要和环境问题。美国环保局（EPA）这样定义环境正义：“环境正义”是指在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适用和执行等方面，全体国民，不论种族、肤色、国籍和财产状况差异，都应得到公平对待和有效参与环境决策。“公平对待”意味着对于任何群体，不论种族、伦理观念和社会经济地位差异，都不应不合理的承担由工业、市政、商业等活动以及联邦、州和地方环境项目与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消极环境后果。“有效参与”则意味着：①可能受到影响的社区居民都有适当机会参与将影响其环境或健康的议案的决策；②公众的意见能够影响立法部门的决策；③决策过程中应当考虑所有参与者的意见；④决策者为潜在受影响者的参与提供便利。EPA特别担忧的是环境对某些社区居民健康的有害影响。与美国其他地方相比，这些社区环境负荷过重，人们暴露在不适宜的环境危害和风险之中。由于公开歧视、消极的种族中立许可及管制行动等历史原因的持续影响，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这些社区大多是少数族裔和低收入者的聚居区，同时也是环境不公正的发生地。

学界和官方所下定义非常接近，这表明美国社会对环境正义这一概念的认识趋于一致了。

许多环境正义活动者同时赋予环境正义非常广泛的内涵，认为环境正义是指所有人，不分世代、种族、文化、性别或经济、社会地位，都享有一个安全、健康、富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的权利，它包括生物性、物理性、社会性、政治性、美学性及经济性环境。环境正义要求上述权利能够通过自我实践和增强个人和社区的能力的方式，被自由地行使，藉此个体和群体的特性、需要和尊严得到维护、实现和尊重。

二、环境正义运动

环境正义运动发端于1982年的沃伦抗议（WarrenCountyProtest）①。沃伦抗议首次把种族、贫困和工业废物的环境后果联系到了一起，从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关注少数民族社区问题的专业或非专业机构人士开始进行进一步深入的调查，并披露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有关资料和事实。此事件拉开了环境正义运动的序幕。

1991年10月，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峰会在华盛顿召开。②经过激烈的辩论，代表们达成了协议，一致同意用17条“环境正义原则”作为他们行动的宗旨，并正式宣告了“环境正义”者们与主流环境保护主义者们不同的立场。著名的环境正义者黛安娜•阿尔斯顿说：“对我们来说，环境问题，……不能狭隘地予以解释。我们眼中的环境是与整个社会的、种族的和经济的正义交织在一起的。在我们看来，环境就是我们生活、我们工作和我们玩耍的地方。环境为我们提供了发表评论我们时代各种问题的讲坛：军事和防御政策的问题、宗教自由、文化生存、能源的可持续开发、我们城市的未来、运输、住房、土地和主权、自决权、就业……，我们可以一直列举下去。”显然，这是一个全然不同于主流环境保护主义的环境观。它不仅把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而且使它与社会政治交织在一起。

“环境正义”运动反映了美国社会下层，尤其是有色人种社区的切身要求，但同时也反映了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族群对环境的不同概念。从某种角度看，环境正义运动可以说是民权运动的延伸，它所要求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社会正义的问题。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当环境正义者们把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置入了环境保护的视野，就使得它有了更深层的内涵：一方面，它说明环境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特有的阶级和族裔问题，它已经得到了全社会和所有族群的关注；另一方面，环境危机是一个与社会危机有着密切关联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一个危机。

20世纪90年代晚期，环境正义成为环境政策讨论中一个新兴的主题；21世纪这个问题成为环境政策中最重要的内容，甚至已经制定或开始实施专门的补偿措施。社会学家，特别是政治社会学家，建议使用一系列理论来解释正义政策的形成。

三、环境正义何以可能？

很多人会认为，“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是一个学究式的问题而不是现实的问题。任何环境正义的实质性概念都必须回答：究竟谁是环境正义的“接受者”？到底分配什么？如何分配？[3]

国内有研究者认为，环境正义的实质就是分配正义的问题，而分配正义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如何对资源进行分配。但是，总体而言，这些观点缺乏有关分配正义理论的有力支持。与此不同的是，国外研究者已经开始从分配正义理论的视角切入环境正义的研究并取得了新的进展。当代西方，罗尔斯以正义原则为基础，重申自由主义基本理论，他所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由于包含了强烈的平等主义意蕴，对于解决环境问题上的受益和责任分担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4]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主要是由两个正义原则组成：“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①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②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第一个原则是自由平等原则,第二个原则包括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一“差异原则”以及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的“机会均等原则”。罗尔斯还排列这些原则的优先顺序,即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同时“机会均等原则”优先于“差异原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罗尔斯正义论的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每个人所具有的自由权利都是平等的,都必须给予公平的对待,所有机会都应该向每一个社会成员开放；第二,正义必须是“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换句话说,一切政策必须对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有利,使社会中的最弱势群体在社会分配过程中获利最大。从第二点来看,罗尔斯把一般正义观的“合乎每一个人的正义”转变为“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把弱势群体的利益能否满足视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公正的标准,这在以往的自由主义理论中是不多见的。

按照罗尔斯的理论,国际环境问题上的一切决策应该惠顾作为弱者的发展中国家,资源应该按符合穷人利益的原则来分配。借鉴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论精神,则可以这样确立代内正义的伦理原则:第一,生存优先原则。由于国际上存在着严重的贫富不均以及利益、受害分配上的不平等,那么在贯彻环境政策时,应该生存优先,给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具体到国际关系上,环境利益应该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发达国家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而不应该以保护环境为由,实施“环境沙文主义”,扼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第二,公平原则(含差别原则)。就是要求世界各国公平地承担环境责任。但是这一公平并不是要求每一个国家和个人都承当相同的责任,尽管环境保护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但是在责任分担上要区别对待,发达国家应该更多地承担责任。罗尔斯正义论为环境正义理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四、环境正义的原则

1991年美国“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高峰会”(PeopleofColorEnvironmentalLeadershipSummit)在华盛顿召开，正式提出环境正义问题。其基本纲领有17条原则（转引自Harvey,1996）。其主要内容有以下6点：①环境正义保证地球母亲的神圣、生态系统的统一、所有物种的相互依赖性和免受生态破坏的权利；②环境正义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给予所有人民尊重和正义为基础，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和偏见；③环境正义要求保护人民，使之免遭核试验、有毒或危险废物及毒药的危害,不使核试验威胁其享受清洁空气、土地、水和食物的基本权利；④环境正义确保全体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自决的基本权利；⑤环境正义要求停止生产各种有毒物品、危险废物和放射性物质,所有过去和当前的生产者,必须对人民极其负责，在生产现场消除毒性、抑制危害；⑥环境正义要求全体人民享有作为平等的伙伴参与各个级别的决策的权利，这些决策包括需求和评估。[5]

事实上，环境正义原则进一步揭示环境正义问题是社会正义问题，其具体内容涉及权利、需要、分配、国家制度和政策制定等诸多领域。归纳总结以上多项环境正义原则，我认为以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1）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原则。社会的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含义是指每一社会成员都应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每一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应当持续不断地得到满足，其生活水平得到相应的提高。把生产发展控制在能够满足所有人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状况。所有人共同享有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融合，使社会成员得到全面发展。

（2）尊重原则。人在脱离动物界具备自我意识之后具有了尊严，人的尊严随着社会的逐渐进化而逐渐强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尊严更应当为每个人所具有，尤其是当某个社会群体（弱势群体）的尊严受到践踏，导致人的基本尊严的丧失的时候。可见，维护每一社会成员的尊严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基本功能。显然，尊重、平等和自由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最基本理念，也是公正的重要内容。

（3）机会平等原则。机会是指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机会平等指社会成员在解决如何拥有作为一种资源的机会问题时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平等的应予以平等的对待，不平等的应予以不平等的对待。机会平等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生存与发展机会起点的平等；二是机会实现过程本身的平等。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机会平等原则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和有效的发展空间，从而激发了现代社会的活力，提升了社会进步的质量。

（4）效率优先公平兼顾原则。对现有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最直接体现公正原则。社会财富等资源的形成过程中，每一社会成员投入的劳动数量、质量和生产要素不同，对社会的具体贡献是有差别的。根据每一社会成员的具体贡献进行差别分配，既体现平等的理念，也体现自由的理念，充分尊重并承认个体对于社会的不同贡献。

（5）补偿原则。在中国现阶段，弱势群体以及因此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依据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社会利益的分配做到最少受惠者得到最大利益，即补偿原则。

五、美国环境正义评价

回顾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的产生、发展和推进的历程，不难看出环境正义的中心原则在于对资源、环境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公平分配。其前提条件是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民主。恰当的环境正义理论有着极大的实践和指导意义，为有效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方法。

（一）美国环境正义理论的启示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环境正义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许多影响：①我们对于环境正义诸多方面的了解还远远不够；②环境正义会给环境政策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主体带来变化；③环境正义是环境政策日程上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理念已经深深融入到州环境保护部门和地方环境保护部门的政策框架中；④信息公开和公民参与，为了让平民百姓也能做出知情选择，必须建立新的信息体系；⑤政策分析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相互融合的程度与方式，好的决策过程能够处理根本问题，并且让自己和公众都认识到未知因素的存在。

同时，美国环境正义理论给我们带来如许启示：①对当代的环境问题——环境是谁之环境？正义是谁之正义？——给予一定意义上的回答；②“环境正义”更关注和强调同时代在环境利益分配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行为不正义现象及矫正；③“环境正义”揭示了环境利益通常表现为强势群体的利益；④“环境正义”关心不同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所面临的环境胁迫及其解决之道；⑤“环境正义”运用了平等原则解决环境权利和义务。利益双方在过去的历史中，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就将某些成本强加给对方，从不公平中受益。为恢复正义和平等，被置于不利地位的一方有资格要求在未来时间内获益一方承担至少与他们以往获得的好处相当的责任。在一个由不同集团组成的社会中，拥有资源多的一方应多出力。

（二）美国环境正义理论的局限

美国环境正义的概念提出至今，毕竟只短短十几年的历史，其理论和应用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

首先，环境正义未成为国家法律法规，只具备法律的雏形。环境正义问题虽已提到环境政策制定的议事日程之上，并成为影响政策制定的一个理念，但只有行政部门把环境正义纳入到决策过程中，立法部门尚未行动。

第二，环境正义的概念还不清晰。环境正义指所有群体都具有公平地分摊环境成本与环境效益的基本权利，这是一个新兴的理念。环境正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正义观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正义观念的范畴，它更多关注由于环境问题而导致的环境不公现象，特别是国家和民族间的不公平。可以说环境正义是指在所有与环境有关的行为和实践中不同国家、民族、阶层的人都享有合理的权利，承担合理的义务，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环境正义有十分广泛的内涵，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种群和族群对环境正义有不同的定义。目前，西方对于环境正义尚无清晰的限定的概念。

第三，环境正义的解决方法和评估体系尚很缺乏。虽然美国环境正义根据环境不公正产生的经济因素、健康因素、地理因素、种族和社会因素探寻环境不正义产生的原因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指导原则，因为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产生环境不公正原因的多样性，使得环境正义的解决方法和评价体系呈现许多的不确定性。

第四，环境正义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当代西方各学派争执不一，环境正义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但通过环境正义这一视角，我们至少澄清了环境是地球人共同的环境，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种族对环境资源享有权利和义务，同时回答了环境正义是谁之正义的问题，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和不发达国家的环境分配问题指引了方向。当然，环境正义理论支点（如权利、自然价值、对自然的义务、社会正义理论）、基本理念（如人类共同利益、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操作原则（如国家政策、绿色政治、控制人口、遏制经济增长）等，则为构建中国的环境正义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6]

最后，环境正义的影响力微弱，环境正义目前在国际层面上尚未形成影响。国际层面则更多地关注于运用环境技术、环境政策和法规及经济手段来应对和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环境正义在国际环境事务中的作用尚未凸现。

面对环境与发展问题，我们最基本的选择是：要么维护地球环境，要么对环境进行开发利用。这个道德选择又会进一步引出其他一些问题，例如这里的“我们”是谁？“我们”的生活彼此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人类的人类性和自然的自然性之间是否又存在矛盾？以及不同的“我”和“彼”之间的矛盾又应当如何解决？回答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对伦理标准的参考，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即是正义问题。

尽管环境正义理论尚未有一个完善的体系，西方各学派也争执不一，但通过环境正义这一视角，我们至少澄清了环境是地球人共同的环境，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种族对环境资源享有权利和义务，同时回答了环境正义是谁之正义的问题，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和不发达国家的环境分配问题指引了方向。环境正义崭新的生命力决定了其远大的前途。作为地球上唯一的道德主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两者又交织在一起。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背后又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怀，实现环境权利和义务的公正和正义，正是环境正义理论的现实和实践价值。

借鉴美国环境正义的价值理念和指导原则，若要为中国的环境保护提供完善的道德基础和理论支持，就必须扩大环境伦理的理论视野，构建具有指导意义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正义理论，切实把握好这个能够促进环境伦理学发展的良好契机[7]，“要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实现环境与发展的和谐，自然与人文的和解”[8]。分析美国环境正义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实践与应用，对于构建中国环境正义理论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直接的指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韩立新.环境问题上的代内正义原则［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23（5）：2127.

［2］ROBERTDBULLARD.Environmentaljusticechallengesathomeandabroad［M］//Low,Nicholas,ed.GlobalEthicsandEnvironment.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9：35.

［3］ANDREWDOBSON.Justiceandtheenvironment:conceptionsof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andtheoriesofdistributivejustice［J］.［s.l.］.［s.n］:6384.

［4］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纪骏杰.环境正义：环境社会学的规范性关怀［C］.“环境价值观与环境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台湾文化研究中心，1997：7193.

［6］曾建平.环境正义——发展中国家环境伦理问题探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15－25.

环境正义范文篇2

关键词：环境正义；美国环境正义运动；正义论

Keywords:environmentaljustice;Americanenvironmentaljusticemovement;justicetheory

一、“环境主义”概念

学界和官方所下定义非常接近，这表明美国社会对环境正义这一概念的认识趋于一致了。

二、环境正义运动

三、环境正义何以可能？

四、环境正义的原则

五、美国环境正义评价

（一）美国环境正义理论的启示

（二）美国环境正义理论的局限

美国环境正义的概念提出至今，毕竟只短短十几年的历史，其理论和应用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

参考文献：

［1］韩立新.环境问题上的代内正义原则［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23（5）：2127.

［2］ROBERTDBULLARD.Environmentaljusticechallengesathomeandabroad［M］//Low,Nicholas,ed.GlobalEthicsandEnvironment.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9：35.

［3］ANDREWDOBSON.Justiceandtheenvironment:conceptionsof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andtheoriesofdistributivejustice［J］.［s.l.］.［s.n］:6384.

［4］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曾建平.环境正义——发展中国家环境伦理问题探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15－25.

环境正义范文篇3

[关键词]正义环境；有机构成；马克思主义正义环境观

对于正义问题的探讨，无论是在德性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无论是关注个人正义或是社会正义，都绕不开正义的环境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正义之所以必要以及正义之如何可能的关键所在。它实际上涉及了正义从产生到实现的一系列条件问题。尽管在古代先贤的正义观里，亦不乏对正义环境的关注。但却是从休谟开始，才有了对正义环境的高度关切和明晰见解。然而直到今天，正义环境问题仍是一个在学理研究上相当薄弱，因而需要深入探究的重要话题。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在当下中国正义问题的探讨中，存在着一种由于追求公正实现的“义愤”情绪过浓而导致的“泛现实化”现象，它使得正义问题的解决可能因为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而流于表层化和短暂性。鉴此，对正义环境的冷静思考和学理分析便突显了其必要性，而其中，对各种正义环境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正义环境观一的理论借鉴则显得十分重要和富有意义了。

一、正义环境的构成及其意义

所谓正义的环境，指的是正义现象缘何产生与发展，以及正义要求何以实现与保障的诸种因素和条件，其中包括了正义从产生到实现的各种相关条件。由于生活世界的纷繁复杂，正义的环境必然呈现为复杂多样的状态。因此，对于正义环境的构成状况，便需有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考量，只有这样，才能对我们孜孜以求的正义目标有一个充分的认知和理性的把握，也才能使我们的正义追求确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从学理分析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正义环境这样一种普遍而复杂的社会现象，看作是由不同向度、不同条件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它主要由以下两大部分构成：

其一，构成向度——包括了正义环境纵向与横向的不同构成维度。正义环境的纵向构成，关注的是正义问题产生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考察的是正义从历史一现实一未来的存在和发展条件。正义环境的横向构成，重视的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里，不同民族国家在正义的产生和实现问题上的条件差异，以及它们之间正义环境的特点比较；或者是考量在同一社会制度下，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间的正义环境状况及其差异。

其二，构成条件——包括正义存在与发展的各种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正义的客观条件，是指那些独立于人的主观意志之外的或由人所创造出来的却又不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主要表现为自然和社会中的各种物质资源或物质力量。在社会生活中，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的性质状况等社会条件，是对正义问题的产生和实现具有特别重要影响的客观因素。正义的主观条件，则是指人类的秉性及其社会活动所形成的影响正义的产生和实现的诸种主观因素。主要包括一定社会中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成员的主体心态(诸如正义感的有无强弱)。

可以看出，笔者所述正义之环境，既包括了人们通常关注的正义的主客观条件，又加入了对正义环境的构成向度的考量。这是为了对正义环境有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现实、以至从产生到实现的较为全面的把握。众所周知，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和发展，都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公平正义”作为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但却又颇具复杂性和实现难度的价值目标，无论是在其存在和发展的因素上，还是在其得以实现和维护的条件上，都有着非常纷繁多样的构成：一方面，所有关于公平正义的因素和条件，都必然涉及到从它产生的历史源头到当前的实际状况，以及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发展态势的一系列因果关联问题。即便是做一种功利化的现实考量，对正义环境的历史延伸及其带来的实际影响，仍然是我们解决当下正义问题不可回避的。另一方面，在对正义环境进行纵向思考的同时，横向的考察和比较同样重要。当今时代不同以往之处，在于它多元化和一体化的相互并存：“多元化”拉开了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在各个方面(包括公正状况)的距离，使它们之间似乎缺少了可比性；而“一体化”又使得它们之间在诸多问题上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具有了一定的可参照性。因此，对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国家在正义的产生和实现条件上的差异与特点的比较；以及对同一国家或制度下不同区域、不同阶层正义环境的状况差异进行考察，不仅必要而且意义重大。

我们看到，在论及正义环境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思想家和学者那里，大多都关注到正义的主客观条件问题，比如休谟、罗尔斯，还有更近一些的布莱恩·巴厘以及慈继伟等。他们的观点深刻独到、富有创见，触及正义环境问题的许多要害。但是，缺憾难免存在。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正义的环境构成未能综合考量，其中，有的人强调了正义的主客观环境，但却因为过于重视正义的产生条件而忽略了正义的实现条件问题(如休谟)；有的虽然不仅兼顾了正义产生的主客观条件，而且也不乏对正义实现条件的探究，且富有新见，但由于阶级属性和学术立场的局限，难以找到解决正义问题的实质所在(如罗尔斯)。更为重要的是，包括其他学者在内的对正义环境的研究都存在着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对正义环境的探讨缺乏一种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刻的现实揭示，因而难以触及社会生活的根本。如此状况表明，关于正义环境的探讨，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和方法，以开阔的历史胸襟和深邃的现实眼光进行分析思考。惟其如此，才能为正义环境的研究找到一条正确的路径，也才能对正义的产生和实现条件获得较为正确的认识。

二、正义的产生和实现条件——不同正义环境观的比较

在对正义环境的研究中，休谟首开先河。他对正义产生的主客观环境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休谟认为：正义是“应付人类的环境和需要所采取的人为措施或设计”。“平等或正义的规则完全依赖于人们所处的特殊状态和条件。它们的起源和存在的基础在于对它们的严格而一致的遵守对公众所产生的效用。”换句话说，“正义是特定社会和自然环境的产物；只有在这种特定环境中，正义的出现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那么，正义得以产生的特定环境是怎样的?休谟指出，它主要包括了自然资源匮乏的“外在处境”、和人的利己的“自然脾性”的存在。“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然而，自然(物质)资源的匮乏和人的利己之心的存在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才会构成对正义的需要。从正义产生的客观条件(即物资资源)看，一方面，如果“大自然已经赋予了人类极为丰赡的外部便利条件……在这种情形下，正义是完全没有用的，它将是一种多余的摆设，而且在美德的栏目中不会有它的名字”。另一方面，“假如一个社会的一般必需品都陷入了极度匮乏的状态……在这样一种窘迫的情形下，严明的正义法则会被暂时搁置起来，而代之以更强烈的需要和自我保存动机”。而从正义产生的主观条件看，休谟虽然认为“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但是，他又指出，作为正义产生的主观动机的自私，应当是在一种适度的意义上才能成立。“人们如果是自然地追求公益的，并且是热心地追求的，那么他们就不会梦想到要用这些[正义]规则来相互约束；同时，如果他们都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丝毫没有任何预防手段，那么他们就会横冲直撞地陷入种种非义和暴行。”

休谟的上述环境观，被罗尔斯概括为：中等的稀缺，中等的自私，相对的平等。而用布莱恩，巴厘的话则叫做适度匮乏的条件、适度利己的条件和平等的条件。显然，休谟对正义环境的论述尽管有着精到之处，但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一，他热衷于正义的产生条件的探讨，却忽略了对正义实现条件的关注，因而使得对正义环境的研究显得有些单薄，并且缺乏一定程度的改造环境的现实意义。其二，由于“休谟对正义问题的讨论遵循了一个古老的传统，断言正义主要是人的正义而不是制度的正义”。因此，他有关正义主客观条件的讨论过于侧重个体的、德性的层面，缺乏对社会的和制度层面的深度挖掘，显现出其理论的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

罗尔斯的正义环境观，在当代思想家中最有代表性。他在对休谟的正义环境观所做的“中等的稀缺，中等的自私，相对的平等”的诠释中指出“为简化起见，我常常强调客观环境中的中等匮乏条件，强调主观环境中的相互冷淡或对别人利益的不感兴趣的条件。这样，一个人可以扼要地说，只要互相冷淡的人们对中等匮乏条件下社会利益的划分提出了互相冲突的要求，正义的环境就算达到了。除非这些环境因素存在，就不会有任何适合于正义德性的机会”。此后，罗尔斯进一步看到，为了追求作为公平意义上的正义，只是关注“中等匮乏条件”和人们之间“中等的自私，相对的平等”基础上的利益要求冲突，是难以说清正义的环境问题的。尤其在一个现代民主社会里，“理性多元论的事实”是一个必须引起关注的正义的主观环境。“在一个现代民主社会里，公民依照他们所理解的善观念来确认不同的、也是不可公度的和不相容的、但是理性的统合性学说。这就是理性多元论的事实……我们将这种多元论当作民主社会的一个永久性特征，并将它视为一种对我们可以称为正义之主观环境的东西的典型描述。”不仅如此，罗尔斯还认为，“从公平正义的角度看，理性多元论和资源匮乏这两个事实还只是正义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要使正义真正成为现实，我们还需要一个条件，即人作为道德存在物的事实。正是人作为道德存在物、具有重要的道德能力的事实，才使得正义最终得以成立”。上述可见，罗尔斯对正义产生的主客观条件的认识比休谟更进一步，尤其是对人性中的道德能力的肯定，使正义产生的主观条件获得了正面意义的肯定。值得指出的是，与休谟不同，罗尔斯的正义环境观不仅关注正义的产生条件，而且重视正义的实现条件。因此，他对正义的实现环境有着高度关切和深入探讨。由于罗尔斯的正义观十分强调社会正义依赖于基本的社会结构，且倡导“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的理念。因此，在正义实现环境问题上，他注重从社会基本结构入手，即使是涉及个体正义问题，他也是把个体作为社会合作者的身份看待。为此，他不但设置了“无知之幕”的理想社会环境来探讨正义实现的可能性；而且，试图通过“权利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等来实现社会正义。然而，尽管罗尔斯与休谟的正义环境观相比，有着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且不乏切中时弊的睿智之见。但是，他对正义实现环境的理想化设计(如“无知之幕”、差别原则的设想)，以及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偏爱和维护，使他的正义实现条件必然囿于某些外在因素而难以深入其内核。即使是对社会制度的的正义性追求，也只是在不触及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层面上的有限考量，因此，无法在根源意义上解决正义实现的环境问题。应该看到，在探讨正义环境的问题上，慈继伟先生独树一帜。他将人们平时司空见惯的非正义现象加以概括升华，提出了“非正义局面的易循环性”(或“正义局面的脆弱性”)理论。他说：“我们不难观察到如下现象：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非正义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制止或制裁，其他本来具有正义愿望的人就会在不同程度上效仿这种行为，乃至造成非正义行为的泛滥。”慈继伟在此是要说明正义存在和实现的有条件性——即作为利益交换的规则，正义能否实现需要依赖于不同个体间的自律与他律的相互作用。其中蕴涵的意义有两个：其一，正义的实现和维护必须建立在严明的制度和规范的制约基础上，因为人性中难免存在着的自私心和从众心理。其二，作为一种道德命令，正义又具有无条件性，“不论作为制度，还是作为个人品德，正义都必须是无条件的”。因而，每一个社会中人，在不同程度上又都拥有对正义的崇高感和责任感，他们愿意为了正义付出自己的应有努力。如此一来，按照休谟的观点，人性中自私的负面特性构成了正义产生的主观动因；而按照慈继伟先生的看法，人性中拥有的利他的道德情感则构成了正义实现的另一主观条件。对此，亚当·斯密给予了同样的肯定，他说：“人对社会有一种自然之爱，期望看到人类的联合为人类自身考虑而得以维持……因此，从各方面考虑，他对一切可能摧毁社会的东西都深恶痛绝，同时也愿意运用各种手段去阻止那可恨又可怕的事情发生。非正义必定导致对社会的破坏。因此，一出现非正义，就会使他警觉起来，并迅速去阻止非正义的蔓延。”

三、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环境观

对于正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尽管并不具有系统性，也未见有“正义环境”的学术语汇。但在他们的许多经典著作里，不仅包含了对正义问题的真知灼见，且在其思想内涵和目标指向上，突显了对正义的环境，尤其是对正义实现环境的敏锐洞见和高瞻远瞩。实质上，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其目的便是要推翻那不正义的社会制度，建立起体现正义精神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在他们的论述中，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极端不公正状况的产生根源，而且明确指出了改变这种状况以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对策。最为值得重视的是，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距今一百多年前的时代，但是，他们对正义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却不但确立了具有跨越时代的普适性的一般正义理念；而且，他们对正义的产生和实现条件也有着鞭辟人里的具体分析。换言之，他们既有着对正义环境构成向度上的宏观把握；也有着对正义环境构成条件上的深刻洞见。兼顾了正义环境的历史与未来、宏观与微观、客观与主观等各个维度和层面，对我们今天认识和解决正义问题，具有超越时空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正义环境的构成向度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有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应当关注：

首先，马克思主义正义观认为，正义现象有着强烈的历史性和具体性，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正义观念和追求。这为我们认识和把握正义存在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维度，提供了正确的导向。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指出：“他们企图从永恒真理的存在得出结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也存在着……永恒正义等等”。而实际上“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什么都是，就不是什么永恒的真理”。

其次，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指出，正义现象具有特殊性和相对性，不存在普遍的、绝对的正义。这对我们认识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公正存在条件及其特点，并有的放矢的解决当代公正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注解。马克思主义认为，正义从来都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都反映着一定社会生活的特殊性，具有着不同阶级性意义上的特殊性和相对性。恩格斯指出：“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奴隶制度是公正的，资产阶级的正义观则要求废除被宣布为不公正的封建制度。”

最后，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十分强调正义的存在与实现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他们认为，在社会现实中，正义总是受到一定的经济基础制约，并最终决定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的“永恒正义”观时则认为：“这个正义却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

在正义产生和实现的条件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也有着十分明确的见解和指向。就正义的产生条件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来认为，造成社会剥削、压迫等不平等现象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或人的自私心作怪这样一些外在的简单的因素，而是与制度的经济的内在因素密切相关。他们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地剖析，“认为社会中种种非正义现象产生的基本根源在于私有制的存在，所以应当在充分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私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建立在生产力特定阶段基础之上的不合理的社会分工也是社会不公现象形成的重要根源之一，它使少数人的幸福建立在最大多数人的痛苦上，所以应当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消除不合理的社会分工现象”。同时，他们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展不足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包括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时期的问题，也给予了精辟的论述：“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我国当今社会存在的不公正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论断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它告诉我们，即使在今天已经相对发展了的社会主义阶段，造成不公平现象存在的经济的体制性的因素同样存在，需要我们在清醒地认识与分析的基础上给予妥善解决。

环境正义范文篇4

一、环境正义的目标

在西方资本的驱动下工业文明快速发展并促发了经济全球化浪潮，但伴随人类繁荣的确是环境危机的日益加重，生态问题不仅引发了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多层次矛盾，使人类在存在意义上与自然生态产生了紧张关系，而且直接导致了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其深层关涉的是人类社会内部（代内和代际）的正义问题。能否、如何统合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双重难题，环境正义理应对此可能性进行探讨。从理论上讲，首先，环境正义研究将深化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在环境正义视域内，环境问题既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关系的失衡，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失调。环境破坏不仅有世界观价值观扭曲的原因，也有社会关系结构异化的原因。虽然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为世界的主题，可不能否认的是当今人类社会依然存在根深蒂固的特权等级与支配操纵的生产结构，在其中一些人享有特权并支配另一些人，与之相应合的是支配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一切的思维定势和生活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与劳动、人与人相异化。所以在认识环境问题上，环境正义主张既要揭示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问题，也要追溯造成人－自然－社会失调的生产关系结构的问题。其次，环境正义研究将拓展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内容。环境伦理学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对象、以论证人类应当把道德关怀拓展至自然生态为基础、以建构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价值原则和伦理规范为核心的学说。从整体的研究内容的角度来看，它主要包括：自然权利问题、环境正义问题和社会变革问题。自然权利问题是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的理论性论证，其直指最彻底的环境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正义问题是探讨环境保护、环境合作和环境施政的伦理依据，其强调环境保护要“以人为本”；社会变革问题是环境合作和环境政策得以贯彻的保障，也是环境伦理实现的途径，其主张环境保护和环境正义最终要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社会要素的联动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从实践上讲，环境正义研究将直面人类当前生存困境，紧密结合人类生存前景和文明形态转型对环境问题予以深度反思，疏导、拓展环境伦理学通向人类生活世界的通道，证成、探求解决环境保护和社会正义双重难题的伦理模型和实践路径。环境正义将力图与循环低碳经济、生态政治、环境安全、环境教育等社会要素、结构、实践结合起来，在经济发展方略制定、生态政治决策执行、环境责任义务确立、国际环境合作、环境正义德性塑造和生态人格培育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随着科学发展战略的制定实施和生态文明建设转型，环境正义必将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指导。虽然上述的现实缘由促发了环境正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可环境正义应当建立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之上，其价值准则又应当如何确立？这就需要我们回溯西方正义思想史考察典型的正义诸理论———目的论、权利论和功利论、综合论，看看它们能否应对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双重难题从而成为环境正义的理论基础。目的论模式的典型代表人物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首先根据形而上学的目的论确立了自己的中道伦理观，他认为，伦理学的目的就是使人获得“善”，即人作为人的功能的完满实现，也就是灵魂的理性部分的德性具有，包括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而“德性就是中道，作为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瑏瑡然后亚里士多德从中道之德的伦理学基本原理出发，认为政治正义同样要遵循毋过毋不及的中道原则。他认为，伦理学是研究个人的善，而政治学是研究城邦的善，国家政治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公民的最高善德。他由中道之德延伸至中道之则，由个体德性过渡到城邦法律，由个体正义扩展到城邦正义，实现了德性与规范、道德与法律、个体与城邦三方面的统一。目的论德性正义观到了现展成为社群主义（共同体主义），相对于自由主义。德性正义论的共同体主义指出了自由主义的缺陷———没有个体德性，正义规则形同虚设。但这并不意味着共同体主义的主张可以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困境。德性固然是普遍正义规则发挥效力的主体基础，但是如果没有普遍正义规则的约束与引导，德性很可能成为主体的任意选择。并且正义德性本身并不是主体自然生成的，普遍正义规则与主体自身修养的结合才能塑造正义德性。所以，即使德性正义有助于环境正义实践，但正义德性本身并不能成为环境正义的理论基础。权利论模式的典型代表人物是诺齐克。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以批判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姿态出现，全书从头至尾以“权利”为主题，自始至终强调天赋权利的不可侵犯，坚决捍卫合法财富的持有。首先，他通过对自然权利的康德式义务论阐释，论证了个人权利的至上性，确立了行为的道德边际约束：肯定与维护个人权利就是正义的，干涉与侵犯个人权利就是非正义的。然后，通过对模式化的分配正义原则的批判构建起一种立足于权利资格基础之上的持有的正义。最后，通过对国家起源的“看不见手的解释”主张“最弱意义的国家”。权利论正义论重视个人权利，认为个人在达成一项集体协议之前拥有否决权，不得到他的同意就不能产生义务。这一观点的局限特别表现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由于后代人尚未出场，因此，也就无法参与对正义原则的选择。即使本代人因考虑自身的延续对尚未出场的后代人的权利进行一次集体的确认，那么问题的关键是：谁是后代人的权利人？此种人的合法性如何证明？特别在生态问题往往是跨越民族国界的。事实上，享有权利与行使权利并不是一回事。权利论正义认为一些基本权利如生存权、自由权是不可剥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权利的行使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这里的限制指的是遵循关涉人类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生态平衡。瑏瑢功利论正义模式是相对于权利论正义模式来说的，其代表人物是密尔。密尔通过对自然权利论的批判，建立了功利与权利、目的与义务相对统一的功利主义正义思想体系。密尔承认正义的主旨是对权利的道德辩护与制度维护，但又不认同权利论者对权利的直觉主义或康德式义务论的解释，而是对权利做了功利论的证明，在密尔看来，功利是第一位的，权利从属于功利，而权利论者承认权利的绝对性，由于这种差异使我们并没有因为密尔承认权利而把他的正义论证划入权利论模式。在西方，功利主义的利益至上精神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其负面效用也是明显的。首先，功利主义承认不公平的分配，也就承认环境的非正义。而且由于环境资源的特殊性决定了环境的破坏是无法用金钱或其他物质来补偿的。其次，只顾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忽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第三，只重视物质享受，轻视精神价值，导致人与自身相异化。功利主义认为，功利是行为、制度的唯一价值标准，这样就必然产生一种倾向———以物质效用的最大化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客观上导致了人类自身的畸型发展———重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最后，只讲行为效果，忽视行为动机，导致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功利性追求虽然也具有道德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天然地缺少价值理性的考量，即功利性追求可能置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一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于不顾，从而缺少一种更高价值的评估与规约，像脱了缰的野马般越其限度直接造成自然的生态危机并引发人类的生存危机。综合论模式的代表人物是罗尔斯。他认为，在排除了一切具体性和偶然性的原初状态中，人们在“无知之幕”下遵循契约论方法，达成了“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自由平等原则、机会公平原则及其补充———差别原则。罗尔斯通过原初状态的理想设计与契约论和道德建构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论证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道德合理性，因而应当依据作为最高的伦理原则的正义原则去建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应当具备“正义”这一首要美德。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体现了启蒙以来自由主义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统一了自由、平等、博爱，综合了权利与功利，从而对自由主义做了符合战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诠释。这种新自由主义在应对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双重难题方面也存在着不足。首先，罗尔斯撇开生产从而撇开生产的第一个前提———自然来谈分配正义。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自然作为人类生产力的物质与生态前提，从根本的意义上决定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限度与人类分配方式。如果分配正义把自然生态作为不证自明的“探囊之物”，而缺少了自然这一客观前提，那么分配到最后的结果将是无东西可分。瑏瑣其次，罗尔斯陷入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占有性主体”、“功利的消费者”，这种人“在反对和破除封建神权观念统治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历史的作用，但它在人与生态自然关系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性却助长了人类无限度地掠夺生态自然，破坏生态环境的盲目倾向，从而造成了种种的生态灾难”瑏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爆发正是人类有史以来自由、权利、功利等主体意识不断膨胀以及过分强调社会内部对自然资源的分配生成的恶果。个体、企业、国家都把自己当做占有主体，既导致了人类内部的分裂，也最终使自然界走向了退化甚至毁灭，使得人类生存面临空前危机。因此，建立在西方个人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正义诸理论都不可能成为化解人类生存危机的理论基础。为了使人类文明得以持续下去，人类必须转向一种新的正义观，这就是追求人－自然－社会关系和谐、实现占有性主体向类主体转变的环境正义。

二、环境正义的实质

我们在现实层面提出环境正义，基于以下三点原因。第一，生态危机到来，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不管自觉不自觉，生存危机实实在在就在眼前。第二，生态危机之下，人与人之间受环境危害的状况不同，相对应人与人之间享有环境权益的状况也不同，不管生态危机多么严重，在环境权益分配上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公。第三，应对生态危机，各国利益立场不同，致使在环境责任具体划分、环境政策总体制定、环境保护有效举措上难以达成共识，全球治理、一致行动沦为空谈。第一点的实质就是人与自然不和谐，第二点的实质就是人与人环境权益分配不公平，第三点的实质就是环境权益与环境责任义务不对称。针对这些现实的矛盾关系环境正义表达了自己的理论旨趣，“一是它那特殊的平等正义，即人和自然物的平等以及所有人类群体的平等；二是人类均衡正义，即在真实的或想象的权利分配方面向人类自然生存环境和人类共同体内的“地位不利者”倾斜；三是它不同于绝大多数侧重于权利的现代伦理，而是侧重于义务———所有国家、民族、个人对全人类的义务，以及全人类对大自然的义务”瑏瑦。诸如“人类群体”、“人类共同体”、“全人类”都彰显了环境正义的伦理倾向———平等正义、均衡正义、责任义务均是以人类整体为价值取向的，有别于以个体的权利、占有基础上的功利为价值取向的传统正义理论的伦理倾向，可称为“类正义”，环境正义的实质是“类正义”。人类社会是“资源”与“价值”的“共有社会”，“资源”代表着自然，“价值”代表着人类，环境正义体现的是“自然界的优先地位”瑏瑧下的人类关系，社会正义体现的是价值创造中的人类关系，两者前提、侧重点不同，但实质是同归的：人类正义是“类的存在上”的“价值共有”，具有“不可分性”。那么，“类”是什么呢？“类正义”又是什么？“类”是一种思维，我们称之为类逻辑。种逻辑以提取共性普遍的方法认识人类，类逻辑以“自身包含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瑏瑨的方法认识人类。种逻辑从某种人的始源存在去理解人从而形成追溯始基或本原的本体化的解释性思维方式，类逻辑则从人自由自觉的劳动去理解人从而形成追求人性的历史性生成与完善的改造化的实践性思维方式。种逻辑把“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抑或感性或抑理性当作人的本质，从中导出权利论、功利正义论或义务论、德性正义论，类逻辑把自然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的辩证的历史的统一置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认识人的本质，由此论证了全面的、整体的类正义。从种逻辑到类逻辑，就是从形式逻辑到辩证逻辑，就是从形而上学到辩证法，就是把握事物的认识规律，用列宁的话就是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三者是一致的。在正义问题上，只有树立类逻辑，才可能摆脱形而上的思维方式，避免权利、功利正义规则利益效用的狭隘性，限制义务、德性正义规则忽略效用的僵化教条，理解正义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类”还是一种实存，我们称之为类存在。类存在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共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的存在。马克思始终强调在物质实践活动中人、自然、社会三者是统一的，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在其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得到解决，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矛盾也得到解决。在正义问题上，只有着眼于类存在，才可能超越群体、个体存在方式的局限，消除群体存在方式对个体权利的压制，扬弃个体存在方式过度追求权利而造成的自然与人的异化，推进必然走向自由、个体走向类，确立正义的终极价值依据。基于以上类逻辑和类存在，类正义应当把正义问题置于关系、历史、实践、生活世界的中来审视，立足于人－自然－社会历史的本质统一的人的存在方式来确立正义准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类正义规定的是关系的整体性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历史上，类正义主张的是“价值时空”瑏瑩的持续性超越，在人与自然的活动上，类正义体现的是实践中的合理性创造，在人的生活上，类正义追求的是丰富个性基础上的和谐。所以，我们说类正义是立足于类性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全面关系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正义模型，它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了一种规则：类原则。首先，从价值观来说，传统伦理学的正义准则置重个体、国家，他们的利益就是价值圭臬。而类原则要求更加重视人类的整体利益，追求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全人类应当薪薪相传、生生不息，既是代内的也是代际的，既是人本身也是自然的。西方典型的价值观是通过文艺复兴人性摆脱了神性才形成的，它更倾向于个体权利、民族国家，这种价值观认为道德的轴心只能是个体的利益，至多也就包括民族国家的利益。类原则是在经济一体化及其带来的全球化挑战中产生的，它主张人应立足于类存在去超越个体、民族国家的狭隘，把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最高利益，这种价值观认为道德的边界应当拓展至自然，坚持“以人为本”和“与自然为伙伴”，个体的生存、民族国家的发展建立在生态平衡和人类整体利益实现的基础上。其次，从道德责任来说，传统伦理学的正义准则强调对个体或国家的利益负责，而对他人和他国的利益很少顾及，甚至有的个体、国家把自身的发展建立在损害他人、他国利益基础上，破坏和谐世界的建立。类原则要求既要关注自身的利益，更要关注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我们共同的福祉，个体、国家对全人类的持续生存与发展都负有责任义务。国家不分制度、大小、贫富等都享有合理利用生态环境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任何人、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没有否定甚至侵害他人、他国发展的特权。在处理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应本着类原则互相尊重、互不侵害，实现平等互利、共同繁荣。最后，从正义模型来说，传统伦理学的正义准则注重在主体之间分配利益，而对利益的关联性、整体性和共建性缺乏认识不足，对类利益的先在性、根本性和长远性更是缺乏自觉。这导致正义准则的碎片性、片面性和狭隘性。而类原则不否认在不同主体之间分配利益的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是以利益的类性和可持续性为前提，利益分配的公正性要以类利益为根本依据和终极标准，主张人与自然、代内之间、代际之间的和谐才是人类正义的具体标准与秩序。

本文作者：张斌工作单位：河南中医学院

环境正义范文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生产正义;生态环境

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实践活动，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一切生存、发展和进步都源于最普通最基本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活动。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活动也就不会出现人类与自然相分离与相统一的问题，也就无所谓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当前全球面临着严重的生态问题，甚至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找到缓和及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源和途径。近年来很多学者从分配、消费等角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究，但从根源上的生产角度并未有充分深入的研究。本文试从生产正义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对生态环境的构建。

一、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真正发生关系的开始，也就是说生产实践活动是人作用于自然界并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的关键，是人与自然发生矛盾的根本所在。人类社会在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及更高级社会形态逐步进化的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逐渐从畏惧自然、顺应自然的历史转化成为自然的“主人”，试图控制自然，主宰自然，从而造成今天人与自然尖锐的冲突，出现严峻的生态问题。因此，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面前，我们必须深刻反思我们最基本的生产实践活动是否符合正义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从过程上来看包括生产过程、交换过程、分配过程、消费过程四个环节，生产过程是起点，且生产过程决定交换过程、分配过程及消费过程，而消费过程对生产过程具有反作用，因此，生产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基础和具有决定性因素的环节。在生产环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构成的生产方式体现着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界之间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基本范畴，生产关系主要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方式三部分内容，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最基本，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容。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诉求，但正义不单单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根源，这种物质基础和经济根源就来源于最基本的生产实践活动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到:“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1］，因此，正义是根植于生产实践中的。生产正义就是正义在生产领域的体现，是指生产活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正当性主要是指生产行为是否规范合法，比如生产的手段、产品是否符合人之正当需求，是否不危害自然环境。合理性主要是指生产活动是否符合人之真实需求，而不是为追求最大利润或物质的极大丰富而盲目的无限生产。从上可知，生产对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影响。当生产能够符合正义原则时，那么生产活动就有可能在与自然的动态平衡状态中运行。动态平衡是指生产活动与生态环境不是处于一个永远静止状态的平衡，而是一个宏观状态的平衡，这个平衡既不能阻碍生产的发展，也不能突破生态环境的红线，而是在生产与生态的相互作用中保持上下波动的进步趋势。当生产违背正义原则时，也就意味着生产活动是无规则、无约束、盲目自发的生产，这样必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此，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紧密相联的，生产对生态环境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影响。探究并实现生产正义对保证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生产理论及其正义性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主要是站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批判的基础上的，而且生产作为生产过程四环节中的基础和决定性阶段，贯穿于其他三个环节并决定其他三个环节的行为，从而在根本上影响着我们的生态环境。生产行为是否正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生态环境良性循环或恶性破坏。生产行为受很多因素影响，其中根本的经济制度因素具有重大影响。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什么和怎么样生产一定程度上不是由社会决定的，而是由资本家追求最大剩余价值的资本逻辑决定的。所谓资本逻辑就是指资本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资本追求利润，让自身不断增殖的本性。资本主义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不断在资本增殖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规模的扩大就意味着对自然界延伸的空间和深度不断扩张和加深。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消费上的表现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造成生产无限扩大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家追求最大剩余价值的利益驱使;二是民众在物的奴役下丧失其理性后对商品不真实的需求“叫喊”驱使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真实的需求也就是指“虚假需求”，“虚假需求”在马尔库塞这里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有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2］6。“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2］6。虚假需求带来了社会的虚假生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到:“当商品充斥德国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上尽管竭尽全力也无法找到销路的时候，按照通常的德国方式，生意都因搞批量的和虚假的生产，因质量降低、原料掺假、伪造商标、买空卖空、票据投机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资本主义大发展带来商品的极大丰富使无产阶级能够得到物美价廉的产品，这同时也使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市场的洪流中迷失了自我，在物质财富的享受中被商品所奴役，成为被物质所控制的奴隶，追求物质商品的丰富成为满足自身心理、身份、地位等的象征。生产无限扩大的最终后果必然是生产过剩或产品对消费者无真实效用，从而造成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资源和制成品的极度浪费，也就是对自然环境的极度破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生产上的表现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生产缺乏有意识的宏观调控和调节，因而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一定意义上就在人们不合理需求的利益驱使下进行，这就促使资本为追求利润而盲目、贪婪地无限生产，最终后果仍然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这是从资本对自然环境的索取角度来考察。从资本对自然环境的反馈方面来分析，资本为了实现自身增殖的最大化，必然会不断发明、创造和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作用于自然界，也就是生产工具的先进化(然而先进化并非最优化)。生产工具先进化但并非最优化的原因一方面可以说是技术发展的程度不高，另一方面不得不说是人们需求异化的结果。需求异化是指“需求不再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需条件的期待或实现，相反却损坏主体利益和社会利益而产生的负面效应的社会现象”［3］。也就是说，需求不再是对人生存和发展所需条件的期待而成为一种无尽的欲望，成为追求个人身份地位、自我享乐、甚至违法犯罪损坏自己、他人和自然的欲求，需求发生了异化必然会对生产什么、用什么生产和怎么样生产造成影响。比如在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中用大量的数据论证了杀虫剂的使用对土地等自然环境极其恐怖的危害，杀虫剂的发明与使用是资本家追求利润的结果，也是人们追求无限增长的物的欲望的结果。当前人们在物的极大丰裕下使人的需求呈现无度化、变异化、单一化，单纯的物质追求，变异的物质需求，造成生产工具、手段和过程的非正义性，从而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产品的非正当化，最终造成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各种自然灾害频发，人与自然的矛盾尖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在本质上是正义的生产。但在目前还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生产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合理、不正当的行为。我国当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但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的本性决定了生产活动会呈现出一些诸如上述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暴露出来的不正当、不合理生产的现象。此外，不完善的所有制形式、人口众多的国情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产行为，造成生产的不正义性。这些非正义的生产同理会造成我国生态环境的破坏。

三、立足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实现生产正义，构建良好生态环境

马克思所讲的生产理论尽管是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逻辑的批判中生成，但他对共产主义社会美好描绘中的生产是人们自由自觉的正义性生产。正义性生产就在于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都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合理需求、符合自然演进的发展规律、符合社会变迁的发展规律。正义性生产要求生产的主体自由自觉，也就是说，生产的主体既不为物所奴役，也不为追求不合理的需求而控制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但绝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绝不是以牺牲自然环境来服务人的发展。以人为本的“人”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破坏自然就是损害人自身，就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因此，正义性生产首先必须实现生产主体的自由自觉。要求生产的工具和手段正当，生产工具和手段正当体现在生态上就是要求生产活动不破坏生态环境，不能以追求经济增长而采用破坏性的工具和手段作用于自然界，而要倡导以“绿色生产”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要求生产的产品正当，产品正当就是说所生产的产品既能满足人之真实需求，而不是迎合人之虚假需求，造成自然资源浪费和产品过剩;也能符合人之正当需求，而不是异化需求，不能生产损害自我、破坏自然的产品。在世界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的21世纪，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等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正义性，要从根源上彻底解决生产的正义性危机还不大可能，因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当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乐活的手段的时候，生产也才能成为人们自由选择的正义性生产。但当前我们也不能任由不正义性生产为所欲为，而可以通过培育良好的正义环境来缓和当前生产的不正义性危机。其一，提高人们的正义道德意识，创造良好的正义道德环境。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自觉，而正义是“一种按某种正义原则的要求行动的强烈的、通常有效的欲望”。他通过构建良好的正义道德环境来促使生产者在内心自觉接受和形成生产的正义意识及原则。在生产中的这种正义意识表现为按照生产正义原则行动的精神意向和对生产过程、产品、他人、自然的负责态度。人们共同构建的这个正义道德环境有利于生产活动朝着正当性和合理性方向发展。其二，制定良好的正义制度环境。内心的正义道德自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的不正义性危机，但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具有自觉的正义道德意识，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创造良好的正义制度环境来规范人们的生产行为，从而最大程度上保证生产的正义性。良好的正义制度环境在生产上主要表现为良好的市场经济运行制度和健全的法律体系。一个具有正义原则的经济运行制度能够规范市场的生产行为，促进生产能够真正为人们的实际需求所服务，从而最大程度上避免生产上的浪费等不正义行为。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保证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一个有良好法律制度和依法运行的经济体系能够减少或缓和生产中的不正义行为，保证生产手段、过程及产品的合法性和非危害性。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真正发生关系的开始，因此，只有解决了生产上的不正义性问题，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生产主体在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和谐共生。尽管在当前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上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在生产上的自由自觉问题，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相信到共产主义社会，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和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实现高度的和谐统一，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实现良性互动。

作者:毕金杰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79．

［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重庆出版社，1988:06．

［3］阮青，牟迪．加强对需求异化问题的研究刻不容缓［J］．理论学刊，2010(6):5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

［6］罗尔斯．正义原理［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7］黄波．生产正义及伦理原则［J］．唐都学刊，2015(4)．

环境正义范文篇6

[关键词]生态补偿机制生态经济学

在生态学上，生态补偿分为生态系统的内部补偿机制和外部补偿机制。其中，生态系统的内部补偿机制是指自然生态系统由于外界活动而遭干扰、破坏后的自我调节、自我恢复。生态系统的外部补偿机制是人类为了推进和加速生态系统的内部自我补偿机制，恢复与重建生态系统，所进行的生态建设活动的总称。从生态“经济人”的角度讲，生态补偿给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人带来一定的成本费用，表现为劳务和物质的付出，它的实质是实现经济价值补偿生态价值的过程。从“法律人”的角度讲，既保护环境污染者和破坏者应该承担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也包括污染者、破坏者支付恢复和重建费用,以及生态环境的受益者向生态建设者支付一定费用的义务，这一过程在法学上表现为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法学和生态经济学中所研究的生态补偿是生态系统的外部补偿机制。

一、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生态经济学根据

1.生态系统是可恢复的

在自然界的一定空间内，由生物群体和无生命物质构成了具有一定物质和能量循环功能和自净功能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因子如气候因子、土壤因子、水因子、生物因子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断演进，并在一定的时期内形成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但是，来自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的干扰，会使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并导致失衡。如森林砍伐、草原开垦等都会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导致生态系统受损。在人类的参与下，生态系统也可以从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所产生的失衡状态中得到恢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得以逐步协调。生态补偿就是根据生态学原理，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通过自然和人工的结合，通过人类向生态系统的投入来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生态建设活动。因此，生态系统的可恢复原理，为我们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提供了生态学依据。

2.生态环境资源是稀缺的

人的欲望要用各种物质产品（或劳务）来满足，物质产品（或劳务）要用各种资源来生产。但自然赋予人们的资源却是有限的。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矛盾便产生了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同时，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延续,以及环境资源在空间上分布的不均衡性，使得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更加明显。为了用稀缺的资源来满足人类的需求，我们就需要不断地保护、改善和补偿环境资源，使环境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然而传统的经济价值观认为环境资源的天然的，没有凝结人类的劳动，因而没有价值。所以，认为环境资源可以无偿使用，从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改善、整治和补偿措施得不到重视。但现代经济学认为，稀缺的东西具有价值，物以稀为贵，越稀缺的物质，其价值越高。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和具有的价值属性为生态补偿奠定了价值理论基础，它要求在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时，人类应当不断地改善、补偿环境资源；同时它还要求将环境资源补偿的具体行为引入到社会关系内部，使损害生态环境者和生态补偿的受益者补偿生态建设者和为生态建设放弃发展机会的损失者，使生态补偿从人对自然的补偿转化为人对人的补偿。

二、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目标

1.生态正义目标

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正义的主题是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和社会合作利益的划分。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确定了社会经济不平等条件下的正义原则：第一，人们在收入和财富方面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但这种分配是对“最少受惠者”最有利的；第二，人们在使用权力方面也是不平等的，但掌握权力的地位和职位应该是对每个人都开放的，即具有同样条件的人应具有同样机会担任这种职务和占有这种地位。环境正义是对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运用，它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环境正义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包括了环境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权利义务分担公平；第二，环境正义的核心是公平地分配环境成本和费用；第三，环境正义体现了发展权和发展机会的均等；第四，环境正义必须体现差别对待原则，优先考虑最不利地区和成员的利益问题，如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利益问题。环境正义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法理学和伦理学的依据，环境正义要求对那些为地球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做出贡献和失去发展机会者，以及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生态补偿，以达到整体生态均衡。

2.环境均衡目标

均衡分析是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决策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具体到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分析，主要要考虑以下两个均衡：

第一，代内均衡：指代内的所有人，不论其国籍、种族、性别、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差异，对于良好的生态系统享有平等的权利。目前讨论最多的就是不同区域之间生态补偿的不均衡，西部廉价的能源供应东部而没有得到生态补偿，造成东西部生态系统负担的不均衡，从环境正义的角度看，地区之间有平等的发展权，上游地区因保护生态环境而丧失发展机会，下游地区应当给予其适当的补偿，其次，大江大河上游地区的自然环境恶化是由千百年的战乱、自然灾害、政策失误造成的，如果让上游地区单独承担生态恢复和重建的责任是有损生态公平原则的。然而，目前因为地区间的生态效益难以测算，使地区间生态补偿的标准很难确定，加之，地区生态补偿协商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为地区间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如安徽省黄山市是新安江流域上游的水源涵养地，而浙江省杭州市是流域下游的受益区，两市都对新安江流域的生态补偿问题非常重视，但在如何补偿的问题上，却各抒己见。黄山市希望能得到浙江省获得生态补偿，并期待浙江省来投资，而浙江省和杭州市则认为，上游没有提供合格的水，特别是总氮和总磷指标甚至达到V类，对下游水质造成影响，下游不应对其进行补偿。另外还有不同主体之间生态补偿的不均衡。例如当代社会中有人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和受益者，有人是生态系统的建设者，按照权利和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出发，享受生态效益好处的人应该给生态环境建设者提供生态补偿。但是因为生态效益的计算困难和补偿机制的不完善，我国不同主体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

第二，代际均衡：罗尔斯在其巨著《正义论》中，为代际平等提供了一个起点。罗尔斯认为，假定把每一个人置于“无知的面纱”之后，则是一种可能得到公平的普通标准方法。无知的面纱防止了他们对于自己在社会中真实处境的了解。人们被置于这个面纱后面，一旦他们做出决定，就被迫生活在一个社会里，而且会根据某种原则做出决定来管理这个社会。这种方法意味着当代和后代所有成员进行假设性协商，根据这些准则来决定资源的代际间分配。由于无知阻碍了他们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代人，因而人们既不是过度的保护主义者（除非他们变成了前代的成员），也不会过度开发（除非我们变成了后代的成员）。代际均衡的环境正义，确立了当代人和后代人共同享有地球生态系统的权利，要求当代人在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毁损时，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给地球生态系统以补偿，并公平地负担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成本费用。

三、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原则

生态补偿是为了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使生态系统具有良好的物质、能量循环功能和自净功能，使生态系统保持高的能量转化率、物质积累率和最大的自净能力，这就是生态效益；而经济效益要求在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率，使投入和产出最大化。所以生态补偿中，要用最大的投入换来最大的生态效益，用生态效益更好地为经济效益服务，同时良好的经济效益又能为生态补偿提供经济基础，这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所以，我们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原则应该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

四、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标准

在考虑环境资源法中权利安排的价值目标时，传统法学往往以公平、正义标准来衡量。但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是基于主观的价值判断。即使涉及客观的标准，也往往将利益的衡量限于经验的观察，而缺乏理论的例证。事实上，公平、正义绝不是与功利主义相悖的，仅属古典自然法的价值目标，亚里士多德曾区分出交换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所谓公平与效率的冲突，不过是因各自内涵在不同条件、不同价值层面下的差异所引起的，他们完全可能统一于某个价值终点。生态补偿机制应该以效率作为其生态经济学的评判标准，因为其允许生态破坏者对生态建设者进行经济补偿，如果受益者得到的补偿大于破坏者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其结果是社会的总体福利增加，那么这就实现了一次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在不违背效率的同时向分配正义的“理想王国”迈进了一步。这也同时表明：在现代环境资源法学领域，公平原则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标准和解释。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必然会涉及到利益、资源的分配和调节，这就必然存在着对某一方的损害。帕累托均衡和帕累托改进对现实法律世界的可适用性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每项法律在对一部分人有利的同时，必然也会对其他人不那么有利甚至有害。所以就有了卡尔多—希克斯改革，这是指在改革中受益总量大于受损总量，以至受益者可对受损者进行补偿，使之不受损或受损最小。严格说来，卡尔多—希克斯改革是非帕累托改革通过“赎买”、“补偿”向帕累托改革的一种转化。卡尔多提出：“任何潜在的变动都要受到以下的测验：要问所有因革新结果受到有害影响的人，认为革新给他们带来的不便最低要有多少货币补偿。同样，也要问所有因革新获得的人，估计最高意愿让出多少钱而又不放弃已得的利益。只要后者的总和大于前者的总和，就可断定这是社会合意的革新。”其意思是说如果一项法律制度的安排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使另外一些人的福利减少，那么只要增加的福利超过减少的福利，就可以认为这项法律使社会福利总体实现了增值，因而这项法律就是合乎效率的。换言之，只要法律收益获得者能对受损者给予补偿，最终的法律安排就是有效率的。公务员之家

参考文献：

[1]张炳淳: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分析[J].河北学刊，2008（1）:172

[2]吕忠梅主编:环境法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87

[3]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2，105

环境正义范文篇7

一正义的呼唤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在现代法治社会，任何法律机制的背后都隐含着对正义的价值追求。“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他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1]正义是人类恒久的价值祈求，也是古老而常新的哲学命题。抽象层面的正义往往表现为合乎公意或者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价值理念，现实层面的正义则总是与利益的分配或占有直接相关。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因为古今中外诸多法律思想家都对法律的正义性表示了莫大的关注，致使对正义的理解一直都是“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在具体分析某种法律机制的时候，仍需要根据研究的内容来界定正义概念。本文中所要探讨的正义是指环境正义，即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所追求的法律价值是环境正义。环境正义是指在环境资源的使用和保护上所有主体一律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有同等的义务，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活动时，负有防止对环境的损害并尽力改善环境的责任；除有法定和约定的情形，任何主体不能被人加给环境费用和环境负担；任何主体的环境权利都有可靠保障，受到侵害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对任何主体违反环境义务的行为予以及时有效的纠正和处罚。环境正义要求在广大的时空范围内公平地配置环境资源，从而充分地开发人力资源，使同时代的人不分种族、民族、阶级、性别、财产多少等情况，得到全面的发展。广义的环境正义包括三条伦理原则——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原则（或称种际正义原则），社会及经济平等原则（或称代内正义原则），以及对后代负责的原则（或称代际正义原则）。这三项中第一项原则——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原则限制了人类只能在生态系统可承受的范围内来满足其所有的需求，包括现存的和将来的，从这个意义来说，第一项原则包含且高于其余两个原则。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原则要求我们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必须不损害生态系统本身的完整性，并对那些为生态保护做出贡献者、在生态破坏中的受损者和对减少生态破坏者给以补偿。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原则范畴中所体现的环境正义实际上是一种环境公平观，也就是本文中所要讨论的狭义上的环境正义。只有保持公平才能维护和保证其所应享有的合法权利和自身利益，调动和维持可持续发展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失去了公平，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环境正义还应体现罗尔斯提出的差别原则。差别原则所追求的结果是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即一方利益的增进，处境的改善并不导致他人的利益减少和处境变坏，这与功利主义所追求的利益总额的最大化是存在明显区别的。形式上的正义意味着机会平等，而实质上的正义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法律的角度来说，环境正义不仅仅只追求形式上的正义，还要求实质上的正义。因此，环境正义所追求的是承认主体差异的前提下，均衡各方利益而求得实质的正义。环境正义注重的是人的环境利益，一方面表现为人们是否享有平等地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是否公平地分担保护环境的责任和生态危机所造成的灾难。简而言之，环境正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公平地在人与人之间分配自然资源或分摊环境责任。生态环境的直接经济价值为相应环境要素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享受，它是益，但是生态环境产生的间接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却是公共利益。由于其存在直接经济价值，其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有权利利用这一价值。如果维护生态环境的间接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则会影响经济价值的获得，即生态环境要素的经济价值所有者要支付机会成本。另外，维护这些价值还要付出管理成本。从这角度讲，生态利益也不是纯公共物品，因为付费者和受益者并不一致。这就涉及到了在生态利益供给和享受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平衡。环境利益从来就不是平衡的，不同的地理区域和不同的社会群体，得到的环境利益截然不同。这种环境利益配置的不均衡，基本是治理的结果，也是说，环境质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投资而政府投资往往不是均衡的，这集中体现在大都市环境建设中，良好的生活环境基本由富人享受，而穷人的居住环境则无人问津，还往往成为垃圾和危险废物的倾倒、处理场所。美国1960年代开始的环境正义运动，与民权运动一道，反对向有色人种和贫民生活区转嫁污染，这是对经济弱势群体环境利益的剥夺，同时，政府投资带来的环境利益则为富裕阶层独占。几乎在世界所有的大城市，由于经济压力，贫困阶层居住区域的环境状况，都比中产阶级享受的环境利益要差很多。这种共所周知的事实，并非因为经济状况的不同，而是政府投资的不均衡，是一种劫贫济富的环境政策。这使环境利益的分配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主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人的因素在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如若失去了人与人的关怀、信任、和谐，那么整个社会系统就缺少了和谐的支点，从而失去了稳固的根基与繁荣的未来。和谐的首要条件是正义，如上升到伦理层次，和谐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友好相待、和平共处。正义应当成为是否实现和谐社会目标的评判标准。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诸多方面之上的一个系统工程，它要求系统内部纵横之间应保持和谐的发展。历史上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多次经济危机已足以证明社会对个体效益的盲目倡导只能导致竞争的无序、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公共产品的匮乏、基础产业的薄弱、生态环境的恶化、产业结构的失调等社会的不和谐。而环境正义的价值观就是树立社会的发展与环境、人口、资源等各方面相协调，社会发展必须建立在生存与经济持续发展能力、社会公正与人民积极参与决策基础之上的价值观念。环境正义要求我们，要确立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以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与自然环境、人与自由及自身价值等优化与可持续发展。环境正义是促进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真正实现环境正义，我们才有可能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但是，现实中在我国环境正义却恰恰是严重缺失的。最典型就是体现在区域之间的不公平。西部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和生态环境的天然屏障，长期以来开发森林和矿产，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长期以来，西部始终“苦为他人做嫁衣裳”，保护环境的成果主要被发达地区无偿享用。近年来的南水北调、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最直接的受益者都是发达地区，“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也根本没有得到落实。而这些无偿生态建设作贡献的地方恰恰多是少数民族地区，居住着相当比例的贫困人口。他们受贫穷困扰急于摆脱贫困、改善生存条件的种种努力，又往往直接构成对脆弱生态环境的破坏加重当地生态破坏的压力。当他们没有更好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可供选择时，要求他们安于贫困、要求他们抑制发展经济的愿望，接受诸多限制是不公平的，也违背了自然法则。环境正义包括了人们在保护环境的过程中利益上的平等，也就是说不能打着环境保护的旗号去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要实现正义就离不开法律的保障作用，环境正义的实现也不例外。对于由于地理位置和国家政策、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的影响，会造成地区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即产生贫富不均的现象，法律应当作出某种补偿或纠正，以保障获利最少者取得必要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建立就是环境正义的具体化。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建立，能够消除不合理的差别，确保每个公民的平等的环境权，并维护各地区、各行业之间利益的动态平衡，最终达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目的。

二权利和义务对等性的要求

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内容，也是法学的基本范畴。权利义务的对立统一首先表现在权利义务的相互对应、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过程中。任何一项权利都伴随着一个或几个保证其实现的义务，而不管这个义务是权利人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要承担义务，义务人在一定条件下要享受权利。法律关系中的同一人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2]如果说从正义角度来分析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法理基础比较抽象，那么以权利的视角来看问题就具体得多了。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设立在于平衡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以及协调权利之间的冲突。法律机制区别于其他社会调控手段的重要标志之一，正是其特殊的调整方式，即非常简约地通过设置“权利、义务、责任”实现对人的行为的调控。在这种“权利、义务、责任”模式中，权利是一切逻辑的起点，义务和责任都是行使权利的有力保障。任何一项权利都伴随着一个或几个保证其实现的义务，而不管这个义务是权利人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要承担义务，义务人在一定条件下要享受权利。法律关系中的同一人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从这一角度来看，实施生态保护措施，生态功能区所属的地区或部门履行了其所承担的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义务但同时也被剥夺了其发展自身经济、摆脱贫困的权利。而环境保护的受益主体在享受生态保护的高质量的生存环境的同时却没有承担其所应该承担的义务，违背了权利义务对等性的法理学原理，不利于主体利益的协调与保护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因此，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法律机制，赋予生态保护主体补偿权从而平衡生态保护主体和生态受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生态补偿保证生态保护主体在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过程中经济利益的实现和满足。权利观念的第一个要旨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这里就显示出权利和利益之间的区别了。权利的核心首先是人格的尊严不是一般的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它首先是一种资格而不是具体的利益，有了资格和做人的尊严才谈得上利益。在没有尊严的前提下即使得到些微的物质利益也不意味着得到人的基本权利。虽然利益不能等同于权利，但是利益追求经常是权利产生的促因。正当利益的结果在法律上表现为权利，权利的实质就是正当利益的法律化或制度化。然而即使是正当利益之间也会存在冲突的可能，这种利益冲突导致了法律上的权利冲突。为了解决正当利益之间的冲突，法律或是赋予某一种权利优先性，或是创设一种新的权利优先于相互冲突的权利，但是这两种途径都是单纯的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第三种途径就是补偿，前提是承认美国法律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权利相互性”理论。科斯在分析公害施放者对其引起的公害对他人的侵权行为时说，“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也就是说，表面看来，是被告的行为侵犯原告的权利，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并且不预先假定哪一方的权利更为重要，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满足原告的请求，就侵犯了或要求限制被告的权利。因此，无论法院的最终决定如何，只要它保护一种权利的时候，实际上必然侵犯另一种权利。这就是权利的相互性。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地区居民为了生存他们必须砍伐树木，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影响了森林资源生态效益的发挥，侵害了公民的环境权；而如果禁止他们伐木则是侵害了当地居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为森林资源是他们的唯一生活来源。在环境法学上，学者们对环境权的研究已颇有深度，对环境权的法律属性，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一种看法是将环境权视作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具有法律权利上的属性，并有学者更进一步提出，环境权属于私权的范畴环境权的主体具有私权性，为保护当代人的环境利益，应将抽象性的环境权具体化，使之纳入民事权利体系加以保护[3]；与上述认为环境权是私权的主张不同，有一部分学者主张环境权是一种公益权。认为环境权保护的是公共利益，具有公益性。[4]笔者以为环境权是一种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基础上的新型人权，环境权是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环境权的有无，关系到权利主体的生存基础。生存权是指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在不同的权利诉求的冲撞中，求得生存是人的本能，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人首先得活着，才能谈有尊严的活着，然而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就是物质条件中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等；而发展权是从基于满足人类物质和非物资需要之上的发展政策中获益并且参与发展过程的个人权利，又是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建立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亦即清除妨碍它们发展的现代国际经济关系中固有的结构障碍的集体权利。发展权是生存权的必然要求，同样也是基本人权。如何解决生存权、发展权与环境权之间的冲突问题，是世界各国都必须面对的棘手课题，这里有一个严正的利益衡量问题，各国的价值取舍也不尽相同，西方发达国家更多地强调环境权的保护，而发展中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则更多地关注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在法治社会中，环境权的剥夺和丧失必然意味着权利主体不能继续生存或健康发展，谁侵犯这种权利都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正因为环境权对社会与个人都具有如此重大的价值，按照权利的相互性原理，人们是否可以更进一步地接受这样的观念：在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侵害时，考虑维护环境权的社会利益更加重大，而予以忍受，并以获得一定的补偿为满意呢？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建立与发展，从其内在的价值取向而言，主要是协调环境权与生存权、发展权之间的冲突。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可以作为一种极其有效的调和剂，使人类的生存权、发展权与环境权并行不悖。一方面，国家充分保障公民的环境权；另一方面，因为保障大多数人环境权的实现而使自身生存权和发展权受损的人可以通过各种生态补偿途径得到生存和发展的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协调和解决环境权与生存权、发展权之间的冲突。因此，协调和解决环境权与生存权、发展权之间的冲突乃是生态补偿法律机制产生与发展的价值动因，也是其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法理依据之所在。

环境正义范文篇8

[关键词]生态补偿机制生态经济学

一、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生态经济学根据

1.生态系统是可恢复的

2.生态环境资源是稀缺的

二、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目标

1.生态正义目标

2.环境均衡目标

均衡分析是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决策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具体到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分析，主要要考虑以下两个均衡：

三、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原则

四、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标准

参考文献：

[1]张炳淳: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分析[J].河北学刊，2008（1）:172

[2]吕忠梅主编:环境法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87

[3]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2，105

环境正义范文篇9

长期以来，公平和正义是整个人类社会所共同寻求的价值理念和目标，也是人类自古以来所追寻的理想生活境界，更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历程中的不懈追求与理想。公平、正义的概念源自古希腊，由古希腊的哲学家毕达格拉斯首次提出，其将法律视作此种正义理念的集中展现，遵守公平的法律即为遵守正义。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则提出公平即是和谐，正义更是位于“四主德”中的首位，所谓“正义”即为履行自身的义务，将正义视作社会与个体的“善德”。亚里士多德则表示公正主要存在两种类型:普通的公正和特殊的公正。伊壁鸠鲁则是社会契约学说的创始人，其认为公平和正义属于人类相互协定所形成的事物。随后，诸如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著名近代启蒙思想家也从各个层面分析和讨论了公平正义。空想社会主义论的代表人物傅立叶、欧文和圣西门等则将公平和正义视作理想社会的主要目标之一。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阐述了正义的两大原则：“其一，秉承平等的理念，分配各项基础的权利与义务，即公民自由平等的原则；其二，在财富与权力失衡的条件下，为了彰显正义，必须补偿收益最少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即差别原则。”综上所述，公平和正义既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所公认的价值理念。

二、生态文明中的公平正义

生态文明中的公平正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代内、代际、种际公平正义。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紧密。（一）代内公平正义。代内公平正义，即为代内全体成员所具有的权利是公平的，不论其国籍、性别、种族、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均享有开发自然资源，共享洁净、美好环境的权利。代内公平也是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之一。从历史和现状来看，代内不平等的情况非常严重。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视为转嫁污染的“垃圾场”，他们的大部分财富源自于抢夺和侵占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自身忽视生态环境而一心寻求迅速地发展，通常加剧了自身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而威胁到全人类的长远生存和发展。代内公平则要求一个国家在开采和使用本国生态资源的过程中，必须顾及别国的需要，同时必须思考国家彼此间应该怎样分配生态保护的职责义务。此种公平是相对于以往和现状而言的一种公平，而相对而言，另一种公平，即倡导所有国家无差别地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实际上才是有失公平。联合国在其于1992年举行的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则将代内公平原则视作会议的一大核心，赢得众多全球性公约和文件的认同。要想真正实现代内公平是一个充满政治、经济、社会困难的长远过程，必须重新调整各国利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伙伴关系。（二）代际公平正义。代际公平正义学说则由美国国际法专家爱迪•B•维丝首次提出。重点阐述了当代人及其后代在开发自然资源、满足个人需求、寻求生存和发展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换而言之，当代人应该为其后代的长远发展，预留必须的生态和环境资源，属于可持续发展观的一大基本原则。“托管”则是代际公平学说的一大基本理念，其指出当代人是其后代人的受托者，受其后代的委托，当代人必须保护自然环境，为后代留下完好的地球。代际公平主要包含了三大核心原则：其一，“保存选择原则”，即为当代人必须为其后代，留下多元化的生态和文化资源，不得制约后代的权利，确保后代能够同当代人一样，享有便于选择的多样性；其二，“保存质量原则”，即为现代人必须确保环境品质，从而为后人提供更为优质的自然环境，换而言之，当代人并未破坏自然环境；其三，“保存接触和利用原则”，当代人享有公平接触和利用前人遗产的权利，同时也具有为其后代留存接触和利用的义务，换而言之，当代人享有利用和获益前人留存的资源的权利，但同时必须予以保留，确保后代同样可以获得其留存的资源。代际公平学说身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国际法界赢得了普遍的认同，并且直接或间接获得了众多全球性公约的承认。（三）种际公平正义。种际公平正义，即为地球上的各个物种与人类相同，享有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享有开发和利用生态资源的权利，寻求共同的生存和发展是其最为根本的需求。美国学者AlaoLeopold主张应将人“从大地这一共同体的征服者转变为这一共同体的平凡的一员”，皮特•欣格则进一步宣扬“所有的动物是平等的。”这些主张都是要我们对生命物种的价值和生存权利予以重视，不再从纯粹经济主义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我们要尊重自然界其他形式的生命，保护生命类型的多样化；其二，必须遵守自然规律，确保各种生物均能够获得生存的条件；其三，营造优质的自然环境，为地球的所有物种构建和谐共处的家园；其四，必须同自然环境间维持和平共存、彼此促进，共同发展的状态。

三、生态文明中的不公平

长期以来，人们在环境保护领域获得了诸多的成效，然而当代生态方面仍旧出现了诸多有失公平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仍大量存在对自然资源涸泽而渔式的开发和利用，资源枯竭、生态恶化进一步向下一代延递。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障碍之一即是公平观念的缺位和生态治理机制的不公。（一）环境污染转移。目前，环境污染转移大部分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全球投资、进出口贸易等方式，将大批的污染较为严重的产业搬迁到第三世界及发展中国家，以免本国的生态环境免遭到破坏。表面上看，发展中国家借由发达国家的高消耗、高污染企业产业转移谋求经济的迅速繁荣，看似是一种互惠共利的局面，然而站在环境保护的层面来说，却侵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数年间，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高科技电子垃圾在世界各国间的转移现象也越发的普遍和频繁。（二）资源利用和生态责任担负不公。在工业化进程中，发达国家耗费了地球上的大量生态资源，形成了大量的污染物。古往至今，发达国家均是地球环境污染的重要责任人，然而众多的发达国家却否认了此种论点，反过来将破坏自然环境的责任归结到发展中国家身上；又或者在认同此论点后却使出各种手段躲避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义务，拒绝上调其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经费标准。倘若发达国家不断地过度利用地球上的生态资源，不断地转移污染，则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则为了寻求自身的生存，而被迫不断地采用损害环境的消极手段实施生产活动，由此便出现了恶性循环，最终对地球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工作带来巨大的阻力。（三）贸易绿色壁垒滥用。从客观上看，在国际贸易中采用环保标准，是当前应对环境问题，加快环境治理的主要方式，同时有效地组织了非环保产业的全球转移。然而实际上，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两者在科技、经济和环保等方面均存在着尤为明显的差距，倘若在国际贸易中执行无差别的标准，势必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侵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其一，发达国家占据了大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同时将大量的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其二，发达国家利用绿色贸易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进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由此巩固其在全球多边贸易中的主导权，显然属于一种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

四、结语

环境正义范文篇10

公平正义在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

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与基础。社会和谐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从多方面创造条件。一个缺乏基本公平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没有正义理念和正义保障的社会，也不可能建立起良好、和谐的秩序。只有公平得以实现、正义得到伸张，社会和谐才有基本条件。

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特征与标志。社会和谐不是抽象的，而必须有具体的标志。从社会和谐的实质和要义来看，在诸多要素中，公平正义构成了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处于和谐社会重要标志的地位。社会的和谐程度，与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密切相关。

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尺度与标准。社会是否和谐以及和谐的程度，是可以用一定标准来衡量的，而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是一个重要衡量标准。用公平正义来衡量和判断社会和谐状况，就是要看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是否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是否得到正确处理。

加强制度建设对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根本保证作用

在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诸多手段中，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加强各方面的制度建设，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也是根本保证。

制度建设能够促进公平正义理念的形成。制度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关系，好的制度必须体现和遵循社会进步要求和公众价值取向，如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按照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原则要求进行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既能取得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广泛支持，又能促进全社会树立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理念。

制度建设能够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维护，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由各种规则和法律构成的制度体系，对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了科学合理的制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按照公平正义的要求得到正确调整和处理，社会才能在公平正义的轨道上正常有序地运转，崇尚、维护公平正义的良好环境才能形成。

制度建设能够促进公平正义的社会实践。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个不断推进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既是基本遵循和规范，又是巨大的推动力量。加强制度建设，有利于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妥善化解利益矛盾，从而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制度建设能够保护和巩固公平正义的成果。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是相对的、渐进的，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不断累积的。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以制度的形式保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成果，需要把社会公平正义的成果升华为理念、原则、规范，并使之凝结于制度之中。

大力推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并从六个方面作出了具体部署。在推进这些方面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应注意把握工作的着力点。

努力形成制度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复杂而艰巨，需要建立起较为全面系统的制度体系。因此，不能仅仅停留在解决各种具体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层面上，而应着眼于构建稳定协调的社会秩序，建立健全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使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在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得到调整和解决，使社会公平正义切实得到维护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