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犯罪范文10篇

国际犯罪范文篇1

【关键词】恐怖/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组织犯罪

恐怖活动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但它真正“成为一种需要认真对付的努力和真正的时代疾病”（注：（英）克里斯托夫·多布森等著：《卡洛斯邦——国际恐怖组织内幕》，常雅茹译，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则是在二战以后。进入八、九十年代以来，恐怖组织的犯罪活动日益成为严重的国际问题，“它（恐怖活动）远比人们的想象严重得多，可以与战争、国家债务、人口膨胀、饥饿、贸易逆差、疾病等相提并论”。（注：（美）R·J霍尔德斯：《恐怖主义及其严重危害》，黄凤兰编译，载《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8年第11期。）甚至还有人把它和政治腐败、环境污染一起作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三大威胁。面对猖獗肆虐的恐怖活动犯罪，国际社会日益重视对恐怖犯罪的惩治。

一、恐怖活动的界定

1987年12月7日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只有确定得到普遍承认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才能有效地同恐怖主义作斗争”。（注：转引自（前苏）莫焦良：《论反国际恐怖主义斗争中的国际合作问题》，马树龙译，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0年第9期。）然而目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什么是“恐怖活动”却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得到普遍接受的基本内涵。这势必影响对恐怖活动组织犯罪的打击。故笔者特在此作一初步探讨。

关于恐怖活动的定义，最初人们仅把它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因而通常从政治学角度予以阐述，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就认为恐怖活动是“系统使用暗杀、伤害、破坏，或者通过威胁使用上述手段，以制造恐怖气氛，宣传某种事业以及强迫更多的人服从它的目标”。（注：（英）戴维米勒等著：《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问题研究所和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组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57页。）荷兰政治学家P·施密特从百余种定义中抽取了构成恐怖主义的五种要素：暴力或者武力、政治目的、恐惧或者不安、威胁以及可以预料到的心理作用或第三者作出的反应。（注：（美）R·J霍尔德斯：《恐怖主义及其严重危害》，黄凤兰编译，载《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8年第11期，第53页。）后来随着恐怖活动危害日益增大，人们逐渐认识到恐怖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更是一种严重的犯罪。于是开始从刑法学角度界定恐怖活动。例如，美国联邦当局（1983年）认为，恐怖活动是非法采用暴力侵犯他人人身或财产，目的在于恐吓或给政府、公民施加压力，以实现其政治或社会目的。（注：莫洪宪：《有组织犯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根据法国刑法第421-1条规定，下列犯罪，在其同以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为目的，采取恐吓手段或恐怖手段进行的单独个人或集体性攻击行为相联系时，构成恐怖活动罪：1.法国刑法典第二卷的故意伤害人之生命、故意伤害人之身体、绑架与非法拘禁以及劫持航空器、船只或其他任何交通工具之犯罪；2.法国刑法典第二卷所指的盗窃、勒索、破坏、毁坏、损坏财产以及在计算机信息方面的犯罪；3.在空气中、地面、地下或水里，其中包括在领海水域，施放足以危及人身、健康或自然环境的物质的行为。（注：罗结珍译：《法国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以下。）

从以上刑事立法及学者的观点来看，都揭示出了恐怖活动必须具有特定的目的和特定的行为方式。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上述观点也反映出各国对恐怖活动的范围、手段、目的认识不尽一致。如恐怖活动的范围，法国刑法典规定不仅包括侵犯人身权利方面的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还包括财产方面的犯罪和环境犯罪。相比较而言，美国联邦调查局所界定的范围就小得多，仅仅局限于某些暴力犯罪。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国家对恐怖活动的不同理解，而如何处理这些差异是我们正确界定恐怖活动的关键。

那么，如何界定恐怖活动呢？笔者认为，恐怖活动之所以异于其他犯罪活动在于其具有恐怖性，因此，恐怖活动的定义应揭示这一本质特征。具体说来，其恐怖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恐怖分子采取的手段具有强烈的精神、心理刺激作用。这种手段一般表现为暴力行为，如爆炸、暗杀、绑架、劫机等。这些行为杀伤力强，破坏力大，能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被毁的严重后果，影响和冲击一般民众的安全心理。有的学者认为恐怖活动是指为一定政治或其他目的而经常进行的暴力恐怖行为。（注：张穹：《修订刑法条文实用解说》，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以下。）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恐怖活动的手段并不局限于暴力形式。因为恐怖是指对人造成的心理影响而言的，它既可以通过暴力造成有形的伤亡后果来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害怕，也可以通过其他非暴力行为方式造成无形的混乱后果而导致心理上的恐惧与不安。而且在实践中，利用非暴力制造恐怖活动心理事件时有发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利用计算机制造恐怖活动。1995年9月30日意大利中央银行、核物理研究所及其他地方的一些计算机同时遭到一个“长枪党武装”的袭击。该组织在计算机里留下了网页：“我们回来了！我们已控制了一些信息系统……”负责此案的官员指出：“长枪党”不搞谋杀，不投放炸弹，是一种虚无飘渺而又实实在在的新型恐怖活动。它最大的威胁在于窃取保密信息，并通过正式途径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制造混乱。（注：参见孟祥青：《恐怖主义当今世界的大敌》，载《世界知识》1996年第7期。）面对当前恐怖活动的情况和发展趋势，美国的一些专家指出，如果把对恐怖活动的认识停留在原有的内涵基础上，这将限制人们预测恐怖活动的形式，正视它并采取恰当措施反击它的能力。（注：王世雄：《美国反恐怖政策的背景和内容》，载《国际展望》1998年第17期。）对此许多国家突破了仅限于暴力的传统恐怖活动观念，如法国就明确把在计算机信息方面的犯罪作为恐怖活动的外延。这一立法体例符合恐怖活动的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借鉴。

其次，恐怖活动的目的是恐吓、要挟社会。这是恐怖活动区别于普通刑事犯罪的重要特征。从客观上看，恐怖活动通常表现为暗杀、绑架、放火、爆炸等行为，这些行为在一般意义上都是普通刑事犯罪。但恐怖活动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具有恐吓、要挟社会的目的性，即通过实施暗杀、绑架、爆炸等犯罪行为，制造恐惧和惊慌来影响公众的情绪，对政府形成压力和威慑，以实现其政治或其他社会目的，如获得对某项事业的承认，或对当局作出的决定施加影响等。

关于恐怖活动的目的，在中外理论界有着不同的观点。诸如政治目的说、政治或其他目的说、政治或恐吓、要挟社会目的说等。（注：参见王世雄等：《冷战后恐怖主义的动因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11期。）尽管观点互有所异，但都主张恐怖活动具有政治目的。这一看法值得研究。因为在理论上，对出于政治目的而实行的普通刑事犯罪一般是作为政治犯罪处理的。根据国际惯例，政治犯不得引渡，而目前关于恐怖活动的几个公约如《反对绑架人质的国际公约》，一般都采取引渡或起诉原则，即倾向于排除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适用。同时从各国的刑事立法看，一般也未将政治目的作为恐怖活动的构成要件，如法国、俄罗斯、德国等。可见，在性质上把恐怖活动当作一种刑事犯罪而非政治犯罪是目前国际社会反恐怖的一项基本政策。当然，一些恐怖活动的确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这只是推动某些犯罪人实施恐怖活动的内心起因，属于犯罪动机范畴，而不是犯罪目的。因为所谓的“政治目的”具有抽象性，仍处于思想领域，而犯罪目的则是具体的。同时，政治动机只是推动犯罪分子实施恐怖活动的内心起因之一。目前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实施恐怖活动的内心起因是复杂的，并不限于政治动机，有的从事恐怖活动是为了牟取非法经济利益，有的是为了支持某一项特殊的事业等。可见，推动犯罪人实施恐怖活动的内心起因是复杂的。正是这些不同的动机刺激行为人实施恐怖活动来达到恐吓、要挟社会的直接目的。显然政治目的与恐吓、要挟社会的目的是处于不同层次上的两种主观心理。因此，政治目的说既与刑法理论相悖，也不符合司法实践。

第三，恐怖活动通过制造恐怖气氛，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从广义上说，任何犯罪行为的发生，都会给社会心理秩序造成一定的破坏。但一般的普通刑事犯罪侵犯的对象具有限定性，因而这种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恐惧与不安也有限定性。而恐怖活动是以社会公众为侵犯对象的，它所针对的是比行为的直接受害者更为广泛的对象的目标。美国兰德公司恐怖主义的研究分析家和美国国务院关于政治阴谋和暴力问题的顾问布赖安·詹金斯说“恐怖主义的目标不是实际的受害者，而是旁观者。恐怖主义是个剧场”。（注：（英）克里斯托夫·多布森等著：《卡洛斯邦——国际恐怖组织内幕》，常雅茹译，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恐怖活动本身就包含着对任意性目标的攻击。由于没有任何人是特定的攻击目标，因而也就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恐怖分子通过屠杀象征性的目标扩散恐惧，造成社会混乱，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处于恐惧气氛之中，从而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对此，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恐怖分子的攻击对象与其实际目标联系越少，其行为就越具有恐怖主义的性质，恐怖的程度也就越高。可见，恐怖活动具有扰乱公共程序的特点。

综上所述，恐怖活动是指对个人或团体系统使用爆炸、杀人、放火、或其他危险行为，或威胁使用上述手段制造恐怖气氛，扰乱公共秩序，恐吓、要挟社会的行为。

二、国际反恐怖犯罪的立法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速，恐怖组织犯罪跨国化发展已成为非常突出的现实问题。超越国度的恐怖活动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打击和遏制恐怖性组织犯罪，必须依靠国际合作，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

反恐怖活动斗争中的国际合作问题，最早是由国际联盟于1934年因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法国外交部长巴图被害而提出的，后又制订了两份公约——《关于防止和惩罚恐怖主义》和《关于建立国际刑事法庭》。根据《关于防止和惩罚恐怖主义》的规定，恐怖活动是指直接反对一个国家而其目的和性质是在个别人士、个人团体或公众中制造恐怖的犯罪行为。它具体表现为：(1)故意危害国家元首、执行国家元首特权的人士、其法定继承人或指定继承人、上述人士的配偶、担任公职或负有公共任务的人士的生命、身体、健康或自由的行为；(2)故意毁灭或损害属于或在另一缔约国管辖下的公共财产或供公用的行为；(3)故意造成共同危险足以危及生命的行为；(4)上列犯罪的未遂行为；(5)制造、获得、扣留或供给武器、军火、爆炸品或毒物以便在任何国家实施上述行为；(6)上列行为的共谋、既遂的教唆、直接和公开的煽动、故意参加、有意识地提供援助等。该以约还规定，缔约国应在各国刑法中把本公约确认的恐怖行为规定为犯罪。这类犯罪，应当作为可引渡的犯罪，按照国际惯例和缔约当事国的法律，予以引渡；在不引渡的场合，任何缔约国都应对在本国境内发现的在外国犯有这类罪行的本国人或外国人，如同在本国领土内犯罪一样，以同样方式予以追诉和惩罚。（注：参见张智辉：《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该公约签定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未获得多数签字国的批准，因而没有生效。但该公约中所包含的许多条款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为制定反恐怖活动的现代公约奠定了基础。并且该公约是第一个涉及恐怖活动问题的国际法文件，它反映了各种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反恐怖活动的一致立场，从而推动反恐怖活动的国际合作。

目前，还没有一个全面的制止恐怖性组织犯罪的国际公约。但在联合国及其三个专门机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制定并通过了一些针对特定恐怖活动的多边公约。在60年代，国际上不断发生劫持、袭击民航飞机、民航设施等恐怖行为。为了防止这类恐怖活动的发生，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主持下，制定了《东京公约》（1963年9月14日）、《海牙公约》（1970年12月6日）、《蒙特利尔公约》（1971年9月23日）以及1988年2月24日通过的对《蒙特利尔公约》的补充议定书。这些公约从法律上规定了签约国保证空中交通安全的方式和方法。1991年民航组织通过了《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它是针对使用塑料炸弹从事恐怖活动而规定的一个预防性公约。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联大1973年12月14日第3166号决议通过了《预防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把包括外交代表在内的国际保护者置于国家的强有力的保护下。同日联大还通过了《反对绑架人质的国际公约》，为这种严重的恐怖行为设置了一道法律屏障。1988年3月10日由国际海事组织主持制定了《罗马条约》和《禁止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的非法行为的议定书》，对海上的交通安全运输作了规定。为了防止、测知和惩处与核材料有关的恐怖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于1979年10月26日在维也纳通过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同日，万国邮政联盟在里约热内卢签订了《万国邮政公约》。该公约第59条规定了非法使用邮件罪，为打击通过邮寄爆炸物进行恐怖活动的犯罪行为提供了法律武器。以上国际公约都规定了缔约国有义务制订防止恐怖活动的必要措施，并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措施。这有助于消除恐怖分子所抱的在某个国家对他们会采取较为宽容态度的期望。同时，这些国际公约也确立了惩治国际恐怖活动的两项原则即普遍管辖原则和引渡或起诉原则。这两项原则的确立，旨在通过国家之间的刑事合作，使每一个实施恐怖活动的犯罪分子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法律的严惩。

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同时，各国也纷纷制定相应的法律对策。综观各国、各地区关于恐怖活动组织犯罪的立法，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立法形式上，有二种立法体例：一是颁布特别刑事法规。如意大利1993年4月23日颁布了《反纳粹法令》，美国于1996年4月由总统签署了《反恐怖主义法》，英国和爱尔兰于1998年9月3日颁布了《反恐怖法案》。二是在刑法典中设置专条。其中有的国家规定了组织恐怖集团罪，如德国；有的国家在刑法典中单独规定了恐怖活动罪，将组织恐怖活动作为加重情节，如法国和俄罗斯。2.在犯罪构成方面，多数国家规定为行为犯。即只要实施组织、加入、发起、创立恐怖活动组织即构成犯罪，如德国。

3.在刑罚方面注重打击和预防的统一。为了有效地打击不断泛滥的恐怖组织犯罪，各国采取的刑罚趋重，长期自由刑和死刑普遍适用。有的国家还将其作为特殊加重刑事责任事由，如法国。根据法国刑法第421-3条规定，对于421-1条的恐怖活动罪，设置了七个档次的加重幅度，其中当处30年徒刑之犯罪，加重为无期徒刑。（注：罗结珍译：《法国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以下。）为了达到分化、瓦解恐怖犯罪组织和鼓励恐怖分子悔过自新的目的，许多国家在严惩恐怖组织犯罪的同时，还注重刑事政策的运用，规定了特殊减轻或免刑事由。如俄罗斯刑法规定，参与准备实施恐怖行为的人员，如果及时提前报告权力机关或采取其他措施预防恐怖行为的发生，如果其行为没有别的犯罪构成，则免除刑事责任。（注：黄道秀等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以下。）意大利刑法则引入了一种新的与有组织犯罪作斗争的手段，即悔过者的奖赏制度。所谓悔过，是指脱离犯罪组织，消除犯罪后果，以及向当局声明在侦查中进行合作，向当局检举集团中进行的犯罪的其他同谋者。悔过者可以获得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奖赏。意大利法律对恐怖活动犯罪规定了“悔过”情节。（注：参见莫洪宪：《国际社会反有组织犯罪立法概说》，载《刑事法学》1998年第10期。）

三、我国反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前一些黑社会犯罪组织将恐怖活动作为掠夺财富、扩大势力的基本手段和惯用伎俩。如旧上海的青帮、红帮，为了追求金钱和权力，他们通过绑架、暗杀等恐怖手段，掠取了大量的财物。解放后，基于人民政府的坚决打击，恐怖活动在50年代已基本绝迹。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进一步扩大，受西方社会恐怖活动的影响，一些恐怖活动组织在我国已初露端倪。其成员进行爆炸、杀人、绑架、劫机等犯罪活动，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慌。此外，一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为了实现其妄图分裂祖国和其他政治目的，也由反革命组织逐渐发展成为恐怖性犯罪组织。鉴于此，1997年刑法第120条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该条规定：“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新刑法关于恐怖犯罪的这一刑事立法充分体现了我国刑法典分则修订的价值取向之一——严密刑事法网，强化保护功能的特点。面对有组织犯罪的挑战，“传统法律关于罪犯身份和共犯的适当的、有效的方案，在新形式有组织犯罪以及有组织犯罪成员的刑事处罚方面，被证明是不充分的。”（注：卢建平等译：《面临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司法体系》，载《刑事法杂志》1999年第6期。）因此，如何改革和完善刑事立法，寻求新的惩治恐怖犯罪的司法对策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为此，我国新刑法不但在立法思想上纠正了以往单纯经验立法的偏向，将在我国只是初露端倪的恐怖活动纳入了刑法调控的范围，而且在刑事立法模式上，突破了传统“以个人行为为本位的立法方法，将集结的组织本身予以犯罪化”，（注：储槐植等：《论刑法分则修订的价值取向》，载《刑法问题与争鸣》（第一辑），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这一规定，反映了新刑法重视并严惩恐怖活动犯罪的立法精神。首先，在犯罪形态上，新刑法将恐怖活动犯罪规定为必要共犯，以突出其组织性的特点。组织化是恐怖活动犯罪的一个发展趋势，也是它较之普通犯罪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和危害性的原因之一。新刑法这一规定不但适应了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实践需要，而且也是面对有组织犯罪挑战所作出的必要的立法反应。其次，在犯罪构成上，将预备性犯罪行为作为犯罪的实行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从犯罪的发展过程来看，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行为是为实施恐怖活动犯罪作准备，处于犯罪的预备阶段。对于犯罪的预备行为，一般是不处罚的。但考虑到恐怖活动犯罪的严重危害性，我国刑法将这种预备行为独立化，规定为犯罪，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的预防犯罪功能，以期将恐怖活动组织犯罪消灭在萌芽阶段。第三，在行为方式上，新刑法借鉴国外立法，将参加恐怖活动组织规定为犯罪。“由于团伙犯罪特殊的经济特征和社会心理特征，作为一个以犯罪为主要目的的团伙的成员其本身就被看作是对法律秩序和社会安宁构成显著危险。许多国家在刑事法中因此将加入犯罪团伙或组织作为自身犯罪(perseoffence)，并独立于其它为实现犯罪组织的犯罪目的而实施的任何具体犯罪。这种罪名的确定能够作为有利于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武器”，（注：计永胜：《国际刑法学界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最新研究动向》，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4期。）是与恐怖活动组织犯罪作斗争的一种新的立法对策和最重要的方法。

对于本罪，有以下二个问题需要研究：

（一）“参加”的含义。“参加”是本罪客观方面的一选择构成要件。何谓“参加”？是指有加入恐怖活动组织之意还是指加入恐怖活动组织进行恐怖活动？对此，理论界有的学者认为，是指“自愿加入恐怖活动组织并积极参与实施，或者参加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注：莫洪宪：《有组织犯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按照这一表述，“参加”是后一种涵义。笔者认为，这一理解有失准确。因为根据我国刑法之规定，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又实施活动的实行数罪并罚。显然“参加”不包括实施恐怖活动。那么，如何理解本罪的“参加”？笔者认为，本罪的“参加”是指为了成为恐怖组织成员而加入恐怖活动组织的行为。它必须具备以下要件：

(1)有成为恐怖活动组织成员的目的。对此，行为人必须明知其所参加的组织是恐怖活动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理论界提出加入犯罪组织“是否应界定为严格的责任犯罪”？（注：计永胜：《国际刑法学界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最新研究动向》，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4期，第117页。）关于严格责任问题，我国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占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严格责任是“法律许可对某些缺乏犯罪心态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注：储槐植：《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即无罪过责任。最近有的学者对这一概念提出了质疑，认为严格责任是“在行为人主观罪过具体形式不明确时，仍然对其危害社会并触犯刑律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制度。”根据这一论断，“严格责任并不与罪过相对立，而是罪过责任的一种。只是罪过的具体形式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不明确而已。”（注：李文燕等：《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对于前一种意义上的严格责任，一些学者提出了批评。认为，“罪过责任始终是我国刑事责任的原则”。（注：李文燕等：《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第90页。）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就后一种意义上的严格责任而言，笔者认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不能界定为严格责任。因为“参加”本身是一种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为，其罪过形式是具体的，而不是模糊的。关于明知的理解，一般不要求确知。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本人的知识和经验能够知道该组织的真正犯罪目的的，如对该组织的宗旨、成员情况有所了解，即视为明知。当然，如果行为人并不知道该犯罪组织的真正犯罪目的，且根据具体情况他也无法在参加时知道该组织的犯罪目的的，则不能构成本罪。但是如果行为人在参加后知道该组织的真正犯罪目的时仍不退出的，构成本罪。其次，行为人必须有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意思。虽然明知是恐怖活动组织，但如果没有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意思，也不构成本罪。所谓有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意思是指行为人出于自愿使本人从属于犯罪组织，遵守规章制度，服从领导层的指挥等。这就要求行为人在参加时具有自由的意志。对于精神异常者、醉酒者等失去自由意志的人，不能认为有真正参加犯罪组织的意思。对于被迫者，根据我国刑法第28条的立法精神，无论其胁迫程度都构成犯罪。对此，有的学者借鉴英美刑法中的合法辩护理由——被迫行为，认为对于死伤胁迫下的被迫行为，不能视为犯罪，因为“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皆是平常性情中人，在死伤胁迫之下，他们即会按照胁迫者的命令行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法律是以社会中大部分人得益的标准制定出来的。对于社会中大部分人在同等情形下都会这样干的行为，不能宣布为犯罪。这是刑法谦抑性的基本要求”。（注：李立众：《略论被迫行为及其借鉴意义》，载《刑事法学》2000年第2期）。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对于在真实死伤胁迫下参加的，不应构成犯罪。

(2)须有加入恐怖活动组织的行为。“参加”以恐怖活动组织成立为前提。如果恐怖活动组织尚处于组建之中而参加的，应当作为组织行为。“参加”有形式上的与实质上的。前者是指依照恐怖活动组织的规章制度履行一定程序如填写成员表格、举行仪式等即获得该组织成员的资格，无须为组织从事任何活动。后者是指担任一定的实际职务或为组织从事活动，如为组织捐钱、提供犯罪工具或参与其他活动者。参加的方式应依该组织章程的规定而异。如果依组织章程之规定，参加方式没有限制的，则无论是亲自出面或以通信、电话方式报名参加的，均可认为是参加。

（二）关于刑法第120条第2款的处罚问题

该条款规定，犯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实行数罪并罚。但必须注意的是：

第一，对于以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具体犯罪作为取得恐怖活动组织成员资格的，能否实行数罪并罚？笔者认为，这是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一种方式，属于想像竞合犯，是一个行为既触犯参加恐怖活动犯罪又触犯了具体的恐怖活动犯罪，应从一重处罚，而不实行数罪并罚。

第二，当恐怖活动组织成员实施具体恐怖活动构成共同犯罪时，如何处理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与刑法分则第120条的处罚规定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首先应根据犯罪人在具体犯罪中的作用划分出主犯、从犯和胁从犯，这与一般犯罪集团中对于主犯、从犯和胁从犯的认定并无特殊之处。但存在问题的是对于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中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参加者能否认定为共同犯罪成员？笔者认为，对于组织者和领导者无论其是否直接实施恐怖活动都应认定为主犯，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因为对于组织者来说，既然该犯罪组织是其倡建的，那么该组织实施的具体犯罪是其能够预测到为执行犯罪组织计划而附随发生的结果，这属于其概括故意的内容，应对此承担责任。对于领导者来说，其领导地位是其组织、策划、指挥恐怖活动组织进行具体恐怖活动取得的。可见，具体的恐怖活动是由其组织指挥的，因此应追究领导者的刑事责任。对于参加者来说则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行为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但并未参与实施具体的恐怖活动，则不对具体的恐怖活动承担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后，又参与实施了具体的恐怖活动，则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认定为主犯、从犯或胁从犯。在正确划分共同犯罪人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才能按照刑法第120条第2款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

四、进一步完善反恐怖犯罪刑事立法的一点建议

加强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是反恐怖犯罪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国新刑法虽然增设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罪，为惩治恐怖组织犯罪提供了法律武器，但仍有久缺之处，尚待进一步完善。

（一）增设相关罪名。目前司法实践中，与恐怖活动组织犯罪有关的一些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日益严重，为了更好地发挥刑法的调控功能，刑事立法有必要将一些与恐怖犯罪活动有直接关系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的违法行为予以犯罪化。

增设资助恐怖活动组织罪。对于自愿成为恐怖活动组织成员而实施的资助行为，属于实质上的参加行为，以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处理。对于非恐怖活动组织成员的资助行为，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都予以特别规定。如德国刑法第129条a条第3款规定，对第1款所述组织（恐怖组织）予以支持或为其宣传的，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注：徐久生等译：《德国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韩国1993年12月10日修订的单行刑法《韩国关于处罚暴力行为等的法律》在第5条特设第2款“未参与组成第4条第1款的团体、集团或者加入其团体集团者为其集团、团体的组成、维持提供资金的，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注：（韩）金永哲译：《韩国刑法典及单行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我国刑法目前对于这类行为并没有法律规定。“然而非社会成员而援助犯罪结社者，其可罚价值有时不亚于单纯加入为成员之情形。”（注：（台）蔡墩铭：《结社自由与结社犯罪》，载《现代刑法思潮与刑事立法》，汉林出版社出版，第470页。）对此，其他国家的立法规定值得我国借鉴，应对资助恐怖活动组织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以打击其型犯罪。

增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恐怖活动组织罪。“有组织犯罪一直在保护自身免受法律干预和保证特权许可方面大力投资。由此，对政府、官员、检察官和警方的贿赂和腐化成为常事；有组织犯罪的盛行和成功以及正直人们无能为力的重要原因在于那些本应执法的人的堕落。”（注：转引自高一飞：《有组织犯罪问题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在有组织犯罪中，恐怖活动组织犯罪具有最大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与恐怖组织相勾结，充当其保护伞，包庇、纵容进行恐怖活动，不但会败坏国家机关形象，更增加了防治这类犯罪的困难，严重威胁国家利益，因此，应增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恐怖活动组织罪，以严密惩治该类犯罪的刑事法网。

国际犯罪范文篇2

对于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而言，其逻辑上的前提是确定这种国际犯罪的内涵。尽管对于这一犯罪的认识千差万别，但是仍然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认定：其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具有恐怖主义的一般特征，它是带有政治性的犯罪；其二，该种犯罪是具有国际性的犯罪；其三，它是明确得到规定的国际犯罪，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仍然适用。

Abstract：

Asforthepunishmenton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thepremiseistomakecertainitsconnotation.Althoughvariouscognitionsaboutthiskindofcrime，wecanstillascertainitfromthefollowingaspects：Firstly，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possessesthecommoncharacterofterrorism，anditisacrimewithpoliticalnature；Secondly，itisacrimewithinternationalnature；Thirdly，itisdefinitelyprescribed，andtheprincipleof“nullumcrimensinelege，nullaponeasinelege”isappliedtothiskindofcrime.

Keyword：Terrorism；InternationalCrime；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

[关键词]恐怖主义国际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尽管恐怖主义已经被认为是一种公害，“可以与战争、国家债务、人口膨胀、饥饿、贸易逆差、疾病等相提并论”，[1]有人把恐怖主义狂潮称为“二十世纪的政治瘟疫”，甚至有人认为恐怖主义与政治腐败、环境污染一起列为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三大威胁，但是由于恐怖主义问题本身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种族、宗教等多种深层次的因素，也同样涉及到各国的不同利益，使得对于恐怖主义的认识千差万别，莫衷一是。因此，直至今日，国际上不仅仍然没有一个具有全面的、有拘束力的国际反恐公约，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恐怖主义”的定义。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里面，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也有区别，例如，“美国国务院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强调其政治性动机，而FBI的定义则强调恐怖暴力的非法性质。”[2]

由于恐怖主义的定义至今未能在国际范围内达成一致，也使得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难以统一。尽管在国际实践中存在着回避对恐怖主义下定义，而直接通过公约或条约的形式规定某一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实用主义做法，并且“诸多公约的实践进一步证明，国际社会给特定的行为定罪的方法比制定一个综合性的恐怖主义定义更为有效”，[3]然而，在理论上最大限度地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进行认定，仍然是必要的，并且具有前瞻性的意义。笔者界定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思路如下：其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恐怖主义，具有恐怖主义的一般特征；其二，它是具有国际性的；其三，它是一种国际犯罪，并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这三项特征或条件兼备，方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以下将分别论述之：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具有恐怖主义的一般特征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都具有恐怖主义的政治性特征

政治性特征是恐怖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所有恐怖主义定义都包含着政治敌对、政治暴力、权力及犯罪。恐怖主义是一种犯罪，然而又不同于普通犯罪，它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政治犯罪行为。”[4]笔者认为，其政治性特征是依其目的而言的，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恐怖活动的目的的“层次”来阐述这一特征。

对于普通的犯罪行为而言，其行为目的“一般可以通过其单一的目标、依循个人的利益来考查”，而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必须通过三个层次的目标来考查：

1、其战术目标（theTacticalObjective），即其直接攻击的目标；

2、其战略目标（theStrategicObjective），即其行为及结果通过意识宣传或/和行为的影响以达到传播的目的；

3、其所寻求的政治结果或政治影响（thePowerOutcomeortheAchievementoftheDesiredPoliticalImpact），即多样的政治图谋。[5]这是恐怖主义犯罪的最终的、最根本的目的。

对于以上层次的理解，我们不妨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分析：

在亚洲甚至世界上都闻名的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是一个典型的恐怖主义组织，该组织自1972年成立以来，疯狂从事恐怖活动，数十位国内外政要被暗杀或袭击，通过爆炸、枪杀、纵火等方式造成的平民伤亡更是不计其数，也给国家的经济造成严重打击。但是该组织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犯罪团伙，在其各种具体犯罪形式所攻击的具体目标的背后，是其期冀通过该种活动以危害社会治安、散布恐怖气氛、瓦解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的愿望，而所有该种努力，终极目标只有一个——给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让步，最终在泰米尔人集居区建立独立的泰米尔国。[6]

总结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恐怖主义犯罪（当然也包括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总是以某种特定的形式为载体的，它依附于一般犯罪的外形，例如劫机、爆炸、谋杀、施毒、纵火、绑架或类似暴力行为。但是，恐怖主义是表达政治敌意的一种暴力形式，这些暴力总体而言是一场心理战，其目的即“在某一特定的阶级、某一国家或全人类中制造恐惧，其宗旨是打击现行的体制，反对某一政府或该政府所奉行的路线。”而在现实中，“从芭蕾舞剧和谈判中不能获得的东西，却可以通过子弹轻而易举地获得。在许多情况下，政府会屈从于恐怖主义者，以便保护其国民、使馆中的外交代表、政府官员、被劫持的飞机以及其他重要场所的人员及其生命。”[7]因此，恐怖主义又被称为“最廉价的谈判工具”。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所具备的恐怖主义的其他特征

恐怖主义除了具有政治性特征之外，还具有共同构筑与普通犯罪的分界线的其他特征，这些特征也是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所必不可少的：

1、从动机上看，

“对于罪犯，可以根据其行为或其动机或两者兼具的标准将其分类，在恐怖分子的暴力行为中，国际法和绝大多数国家的分类，基本是以罪犯的动机为基础的”。[5]普通犯罪都是以个人利益动机的；而恐怖主义犯罪的动机是具有某种意识形态（Ideologically-Motivated）或政治图谋的；

2、从攻击目标及其选择上看，

普通犯罪的攻击目标和犯罪目的融为一体，紧密相连；而恐怖主义犯罪所选择的攻击目标并不必然与其最终宗旨或目的相同，若其袭击的对象是无辜平民或公共财产，则肯定不是基于对这些平民或财产的敌对，而是“敲山震虎”、“杀鸡骇猴”，通过这种方式给本国或某外国政府施加政治压力；若袭击对象是其政治对手，也必然是欲求通过消灭该对手以达到维持或改变某一政治体制或政治路线的目的。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既然可以将恐怖主义犯罪看作是一种政治策略（strategy），是以其行为本身及其恐怖后果为谈判筹码的，因此在选择袭击目标上，并不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是“盲目”的，而是相当有统筹、有目的地进行选择，以达到最大程度地获取政治成果，例如：“9·11”事件的袭击目标——纽约世贸大楼、华盛顿及五角大楼，就分别是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象征；

3、从手段上看，

由于“恐怖主义在于谋求强迫或威胁某一政府或人民进行某种改变，而在恐怖分子看来，这种改变不能通过其他手段造成或有效地造成，”[2]基于此，恐怖主义犯罪选择了暴力手段，欲图通过暴力手段达到其政治目的——当代恐怖主义犯罪如果有其特点的话，主要是实施恐怖行为更为便利，在手段方法上科技含量更高，更易达到在社会中制造恐怖的效果——至于手段本身可能造成的对人或物的实际损害，那只是为其目的服务的，恐怖主义犯罪分子是不会顾及那么多的；而在普通犯罪中，犯罪分子一般仍需考虑以最小的损害达到其所追求的直接目的；

4、从公开性上看，

普通犯罪会尽力掩盖其犯罪事实；而恐怖主义犯罪是为了让政治对手知晓其所为以及所为的政治目的，因此便希望其行为得以公开，[5]而且越公开、越是被广泛地宣传，就越能增加其恐怖效果而达到活动的目的。这一点在从古及今的恐怖主义发展史上甚为突出——尽管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些恐怖活动的组织、策划及行为者尽量回避承认是自己所为，但是他们仍然希望其恐怖活动本身是被广而告之的。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恐怖主义犯罪对公开性的渴求，其必然高度依赖“大众传媒”，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影响，给恐怖主义带来了新的“机遇”，大众信息发送及获取的便捷性，又在不知不觉中为恐怖主义犯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全球化以消除时间空间上的间隔，以大众对信息、技术及通讯等更易获取为特征，而这些特征却被用以合法或非法的用途。”[8]以前即便靠“加急快报”也需要一些时日才能使大众了解到的恐怖主义犯罪，如今只需要通过电磁波、网络等通讯手段以闪电般的速度传遍全球，这无疑帮助恐怖分子作了宣传，拉近了恐怖犯罪与普通民众的距离，也大大加强了该种犯罪所造成的恐怖气氛，从而会对“政治对手”以更大的压力。因此，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恐怖策略的实现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传送本身，而非传送的内容。”[9]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具有国际性的犯罪

（一）由恐怖主义犯罪到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演变

从定义上看，恐怖主义即要造成恐怖，以寻求或争取某种社会政治目的，它可以出现在国内或国际两个层面上，后者即是国际恐怖主义。简言之，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即具有一个或多个“国际”因素的恐怖主义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并不天然或必然具有国际特征，”[4]笔者认为，其具有国际性特征而向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嬗变源于两个原因（或说是两个条件）：其一，恐怖主义犯罪本身的特性，是为内因；其二，国际关系的影响、人类科技的进步以及全球化带来的便利，是为外因。以下做简要分析：

首先，由于恐怖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及政治要求，因此在理论上讲，一切阻碍这种目的或要求实现的政府、政治人物、政治团体或政治路线都可能成为恐怖主义犯罪攻击的对象，不管它属于哪一国；

其次，当今世界各国都不是也不可能与世隔绝，每一个国家的生存意义及生存根据都在于内政外交两个方面，并且相互影响、互为条件；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必然影响到国际社会结构与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必然造成国内问题国际化的倾向，也必然触及某一国家、民族、宗教、团体甚至个人的利益，如果由这种转变导致的利益的分配是不均衡的或在某些人看来是不均衡的，采取恐怖主义暴力以达到利益平衡的斗争方式便有了产生存在的土壤，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也便具有了产生的可能性；

再次，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全球化带来了信息、通讯、交通等各方面的巨大的技术进步，“现在的恐怖主义者通过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同样的技术进步以及政府促进全球化的政策导向，加速了他们所从事的暴力性政治活动的日程，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恐怖主义是全球化双面效应中‘阴暗的一面’。”[10]而这种负面效应的直接结果便是给恐怖主义犯罪国际化带来了可行性与便利性。

由此可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产生是必然的。

（二）犯罪的“国际性”判定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具有“国际性”是题中应有之意，“一般来说，当恐怖主义涉及一个以上国家时，恐怖主义便具有国际性了。”[4]但是“国际性”该如何断定，依据哪些标准，各国及学者的观点存有出入，意见不一。笔者认为，“国际性”因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1、从犯罪地点上看，

有学者简要地断定犯罪地点的国际性表现在“恐怖行为实施于一个或多个外国的领域或不属于任何国家的管辖领域”[7].这一观点当然无误，但是未免失之笼统；应该说，当犯罪预备地、实施地或损害发生地三者中有一是某一外国（并且包括某一国家的使领馆或国家航空器、国家船舶）时，便具有了“国际性”；

2、从犯罪主体及犯罪对象上看，

最常见的是罪犯与受害者属于不同国家的公民，即受害者的国籍不同于恐怖主义者之国籍；或犯罪对象为外国财产；另外，恐怖主义犯罪为外国人共谋所为或属于不同国家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合作也会构成国际恐怖主义。

需要补充的是，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包括个人与团体两种情况，若是团体，则当团体是由不同国籍的公民组成时，该犯罪也具有国际性；

3、从犯罪本身与国家的关系来看，

恐怖主义有可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具体的“扶助”的方式可能包括资金支持、运送或提供武器及提供训练营等。这种得到政府支持的犯罪团体（甚或个人），必然是针对其他国家的，因此，必然具有国际性。笔者认为，可以把这种恐怖主义再加以分类，例如得到本国支持以对抗某一外国的恐怖主义；与，得到第三国的扶持或资助以对付犯罪人本国以外的国家的恐怖主义等。在实践中，由于国家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该种支持多以隐蔽的方式存在，因此会造成在认定以及惩治上的困难。

三、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明确得到规定的国际犯罪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它在性质上属于“国际犯罪”，并且在形式上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进言之，既然是国际犯罪，必然符合国际犯罪的一般特征，而国际犯罪中的一大问题便是“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因此，笔者拟从两方面阐述这一问题：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国际犯罪

虽然国际犯罪是当今国际社会存在的客观现象，也是国际刑法中最重要的基本概念，但是，亦如恐怖主义定义之命运，有关国际刑法的国际条约多是针对特定的国际犯罪而制定的，到目前为止，国际法中也并没有一部统一的国际刑法典，因此造成了统一的国际犯罪概念的缺失。笔者认为，国际犯罪是指严重危害国际社会一般利益的、被国际法所明确禁止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

其特征可分列如下：

1、国际犯罪是严重危害国际社会的行为，这一特征亦可称为国际社会危害性，它严重危害了人类的生存、进步与发展，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与文明等。此为国际犯罪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与国际犯罪与其他国际不法行为、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的界限的标志。[11]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而言，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破坏国家稳定、影响国际关系等等后果，已是不争之事实，仅以人员伤亡为例，据统计分析，1968年至1997年，在全球发生的15000多起国际恐怖活动，共造成人员伤亡40885人，其中死亡近万人；每年伤亡人数在243-6454名之间波动，年均伤亡人数1363名，年均死亡人数319人；[12]冷战结束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残酷性与危害性更趋严重，造成的人员伤亡也呈波浪式增长态势，例如，仅在1998年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门前发生的汽车爆炸案一起恐怖犯罪，就造成224人死亡，数千人受伤：“9·11”事件造成3899人死亡，另外造成的财产损失，仅美国资本市场的直接损失就达到1000亿美元，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达到1万亿美元。[13]由此可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具有国际社会危害性，已毋庸置疑；

2、国际犯罪是违反国际刑法规范的行为，或称为国际刑法规范禁止的行为，这一点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体现。笔者将在第（二）部分详述；

3、国际犯罪是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无刑罚即无犯罪”是一句古老的西方法彦，犯罪在法律上的确认，终究是为了惩罚不法、维护合法；而根据“无责任则无刑罚”的原则，刑事责任的存在又是犯罪者应受刑罚的前提。[14]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同样具备这一特征。

（二）罪刑法定原则之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NullumCrimenSineLege）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NullaPoenaSineLege），该原则由来已久，并最终成为各国刑法中的基本原则。国际犯罪是违反国际刑法规范的行为，可以说这一特征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体现，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同样应符合这一原则。

那么，在国际刑法中体现罪行法定原则的“法”又是指什么呢？这就涉及到国际刑法的渊源问题。对于国际刑法的渊源，存在广义解释和狭义解释两种倾向，而尚未在理论上达成一致，参考《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1款的规定、国际实践以及各国的主张，笔者认为，此处的“法”应只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两种。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而言，现实中只是通过国际条约来为其“定罪”，举例如下：

1、在全球性公约中，由于普遍的国际恐怖主义罪行公约的缺失，因此对该种犯罪的界定就局限于专门针对某一特定类型的犯罪的公约中，对该种特定的恐怖主义行为定罪，例如，1997年联合国《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第二条规定，“本公约所称的犯罪，是指任何人非法和故意在公用场所、国家或政府设施、公共交通系统或基础设施，或是向或针对公用场所、国家或政府设施、公共交通系统或基础设施投掷、放置、发射或引爆爆炸性或其他致死装置：……”

2、在区域性公约中，例如，1976年《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第一条将“1、属于1970年12月16日订于海牙的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规定范围的罪行；2、属于1971年9月23日订于蒙特利尔的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器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规定范围的罪行；3、涉及侵害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生命、人身或自由的严重罪行；4、涉及绑架、劫持人质或严重非法拘禁的罪行；5、涉及使用炸弹、手榴弹、火箭、自动喷火枪或信函或包裹炸弹，只要其使用危及到人的罪行；6、企图犯前述罪行或作为犯有或企图犯此种罪行的人的同谋而参与。”从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区域性公约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范围较广，可以涵盖很多种罪行，但是由于对恐怖主义犯罪界定的困难，因此，这种规定也只能采取列举式，而非概括式，所以其对国际恐怖主义罪行的认定也是有限的。

除了以上两种方式之外，作为理论研究，我们还可以参考其他类型的国际文件中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阐说：

1、通过给恐怖主义下定义的方式认定其为犯罪，例如，1937年《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第一条第（二）项规定，“本公约‘恐怖行为’一词是指直接反对一个国家，而其目的和性质是在个别人士、个人团体或公众中制造恐怖的犯罪行为；”

2、宣布所有的恐怖主义即为犯罪，这一形式多见于一些国际宣言中，不妨在此列出，如，1996年联合国《补充1994年〈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的宣言》“强烈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为、方法和做法，不论是何人所为和在何处发生均为无可辩护的犯罪”；[15]2001年联合国安理会第1377号决议，“宣告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是21世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最严重的威胁，还宣告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是对所有国家和全人类的挑战，重申断然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为、方法和做法都是无可开脱的犯罪行为，而不论其动机为何，采取何种形式和表现，发生在何处，由谁干出。”[16]

对于这两种类型，需要说明的是1937年公约并未生效，所以没有法律拘束力，且该公约之规定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给恐怖主义下定义的方式，而是在该公约第二条列举出五种类型的所谓“恐怖行为”，以作限定；至于一些反恐的国际宣言、决议，虽然都强烈谴责了国际恐怖主义罪行，但是毕竟不是国际法渊源，不能适用罪行“法”定的原则，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认定也不能以此为据。

在认清罪行法定原则在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方面的表现方式之后，我们也不难发现该原则存在的现实缺陷，其一，该原则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法律的滞后性，例如，出现了新的恐怖主义犯罪而国际刑法却没有相应的规定；其二，许多国际条约只规定了犯罪的类型而未规定（或未能规定）可行的惩罚方式，可能会出现违法不能究、有罪不能罚的情形。[17]

论述到此，我们不妨给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下一个定义：即，以某种政治结果为图谋的个人或团体，通过对特定人员、无辜平民或财产采取暴力或其他威胁性的手段在特定人群中制造恐怖的具有国际因素的犯罪行为。

[注释]

[1][美]R·J·霍尔德斯。恐怖主义及其严重危害[J].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8（11）.刘凌梅。国际反恐怖犯罪与我国刑事立法[J].法学评论，2001（2）。

[2]BurleighTaylorWilkins，TerrorismandCollectiveResponsibility，Routledge，1992.P2；P71.

[3]LauraA.Dickinson，UsingLegalProcesstoFightTerrorism：Detentions，MilitaryCommissions，InternationalTribunals，andtheRuleofLaw，SouthernCaliforniaLawReview（September2002，Number6.）。P1460.

[4]NoemiGal-or，InternationalCooperationtoSuppressTerrorism，CroomHelm，1985.P3；P1；P6.

[5]M.CherifBassiouni，LegalResponsestoInternationalTerrorism——U.S.ProceduralAspects，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1988.PXXIX；PXXX；PXXVIII.

[6]顾雨。世界恐怖组织的行动[M].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114-115.

[7]SatishChandra，InternationalTerrorismandIt‘sControl—DevelopingInternationalLawandOperationalMachanisms，VohraPublishersandDistributorsAllahabad（India），1989.P6；P21.

[8]M.CherifBassiouni，LegalControlofInternationalTerrorism：APolicy-OrientedAssessment，HarvardInternationalLawJournal（winter2002，volume43，numberⅠ），P87-88.

[9]Salomone，Franco，TerrorismandtheMassMedia，InternationalTerrorismandPoliticalCrimes.ed.CherifM.Bassiouni，Springfield，Illinois，CharlesC.ThomasPublisher，1975，P.43.

[10]JoeKendaill，PamelaO.Barron，andH.Allenbaugh，TheDiligenceDueintheEraofGlobalizedTerrorism，theInternationalLawyer（Spring2002，Volume36，Number1）。P50.

[11]甘雨沛、高格。国际刑法学新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1.

[12]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18-123.

[13]王庭东。“9·11”事件与全球恐怖主义治理[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4）。

[14]马呈元。国际犯罪与责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95.

[15]联合国大会决议51/210.

国际犯罪范文篇3

关键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控制对策

The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anditscountermeasures

Abstract:The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istheseverechallengetooursociety,9.11terroristattackstookplaceinU.S.A.pushedthischallengetothepeak.Theauthorattemptstoanalyzetheconcept,characteristicandcauseofsuchcrimetheoretically,exploreitsessence,andthenproposepointedlyseveralmeasurestocontrolit.Facingthechallenge,inordertoattackterrorismandsafeguardtheworldpeace,theinternationalsocietyshouldmakeextensivecooperationactively,discussandconstructtheinternationalconventionoftheanti-terrorism,obeytheneworderofthecontemporaryinternationallawtogether,adopttheappropriateactiononthetrackoftheUnitedNations.

Keyword: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countermeasure

作为特殊的跨国暴力犯罪，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威胁。恐怖活动由来已久，但到20世纪后半叶，才以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在世界范围内出现。[1]据统计，90年代，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主题，但恐怖活动依然猖獗。仅在1995年，全世界平均每天发生17起严重爆炸事件，直接经济损失在2000万美元以上。[2]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表现在它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并大量引起国际纠纷，加深国家、地区、民族以及宗教之间的矛盾，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一个危险因素。

一、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

据不完全统计，世界各国对恐怖主义犯罪所下的定义约有110余种，譬如：

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对各国政府、公众和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各种政治组织、民主团体、宗教狂热者和革命者、追求正义者以及军队或警察都可以利用恐怖主义。”

美国国务院将“恐怖主义”解释为：“由组织或人为了政治目的有预谋地针对非战斗人员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通过这种行为试图对他人产生影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及反恐怖研究中心认为，只要是“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对第三者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行为，就属于恐怖主义的范畴。并且指明，“对第三者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是恐怖活动不同于其他暴力活动的最突出特征，强调“政治目的”是为了与普通刑事犯罪有所区别。[3]

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无一种为大多数国家政府所接受的定义。在反恐斗争中，尤其是在国际反恐合作中，这些分歧成了一个沉重的羁绊。笔者认为，“恐怖主义”是“某种组织或个人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并非一定是政治目的）或实现某种利益，对一国政府、社会公众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相要挟，使人丧失基本安全感的战争以外的有预谋、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二、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在全世界频繁发生，虽然其具体犯罪行为人、犯罪目的、犯罪手段等均有所不同，但我们仍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其共同特征。

（一）国际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大多发生在多个国家，或者由国际犯罪集团策划实施，犯罪分子的活动也

是由一国转战到另一国，在若干国家范围内完成同一项犯罪计划。

恐怖活动的国际化是和恐怖组织及现代社会的全球化密切相连的。一方面，恐怖活动，尤其是国际恐怖活动多由恐怖组织策划实施。这些恐怖组织有的势力庞大，渗透到多个国家或地区；有的为共同或类似的信仰所指引，彼此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遥相呼应，加强了恐怖活动的国际性。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全球化也为恐怖活动国际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外，金融交易的国际化使犯罪分子得以方便地获取和调配恐怖活动所需的资金。此外，通讯的国际化也使犯罪分子能够跨越国境来控制恐怖活动，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进行恐怖犯罪。

（二）普遍意识形态性

恐怖活动本身并不是目标,它只是一种手段，犯罪分子会不惜任何代价去实现其犯罪的根本目标。在国际恐怖主义事件中，行为实施者之所以诉诸暴力恐怖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即在政治、宗教、民族等情感的驱使下或为了达到其特定的政治、宗教、民族等目标而使用暴力恐怖手段。

（三）活动手段暴力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为了“制造恐惧和惊慌以影响公众情绪,以求影响国家、政府内外政策”，为此恐怖活动的实施者必须借助极端暴力活动或暴力威胁。这种“暴力性”在人群引起巨大反应并给人们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虽然不是恐怖活动的本质特征，但却足以成为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四）犯罪形式多样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犯罪，而是一类犯罪的统称，其行为方式主要是暗杀、绑架、爆炸、破坏等。这类犯罪具体包括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劫持人质罪、劫持航空器罪、海盗罪等，形式多样。

（五）有组织性

一般的恐怖活动，组织性或许尚不明显。而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而言，这一点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往往以严密的组织形式出现，它往往是专门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组织发起和策划的，并以组织形式具体实施出的。这类活动一般都是有备而发，即事先经过精心策划和严密的准备工作，在实施中也往往有某种摇控指挥或其他人的密切配合，实施后也有专人负责逃跑藏匿的安置工作，[4]因而其具有高度的组织性。

三、恐怖主义犯罪产生的原因

恐怖活动的日益猖獗以及其严重的破坏性，使人们开始思考其存在的原因。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一语中的，“恐怖主义源于贫困和无助，源于许多悬而未决的纷争。”事实证明，恐怖主义的产生确实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

（一）意识形态差异

虽然当前恐怖主义十分猖獗，但没有一个组织承认自己是恐怖组织，所有极端主义组织都有自己的理论。从现代恐怖主义兴起至今，恐怖主义组织一直宣称“恐怖主义是弱者反抗强权的武器，”“恐怖主义是反西方的战争”，他们大多都是以解放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反帝国主义为理由，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目标，以暗杀、绑架以及爆炸等手段攻击执政当局。

（二）宗教、历史、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都具有排他性，这两大教派间的敌对根深蒂固。历史上，基督教的欧洲与伊斯兰教的中东之间的冲突持续了数千年，两者你争我夺，难得一刻安宁。“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冲突再起的原因，在于权力和文化的根本问题……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西方仍是西方，这两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将决定未来他们之间的关系。”[5]因为从意识形态上，伊斯兰主义运动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价值观根本对立。宗教极度思潮以遭到“文化侵略”和“宗教压迫”为借口，利用人们虔诚的信仰，打着宗教旗号进行恐怖活动，以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

（三）民族问题以及领土争端

由民族问题引发的恐怖活动频发，以恐怖手段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难解决的痼疾。极端民族分裂主义进行恐怖活动的理论是“争取民族自决权”、“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比如阿拉伯社会就普遍认为，只要是为了解放被占领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于是产生了一种“一方的恐怖分子是另一方的自由斗士”的观点。

另外，由于恐怖主义具有深刻的社会因素，不仅掺杂着种族、民族、宗教、领土争端等诸多并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问题，而且某些超级大国不断推行“一超独霸”的战略，更加激化了各种矛盾，也是恐怖活动猖獗的原因之一。

四、恐怖主义犯罪的控制对策目前，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还难以彻底铲除，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防范和控制恐怖活动。因为如果不采取措施同恐怖主义进行斗争，民主社会可能遭到损害甚至毁灭；但反击过度，也可能对民主形成威胁甚至导致民主社会的毁灭。所以，反恐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防范可能发生的恐怖行动；二是在事件发生后能高效率地做出反应。

（一）加强国际合作，缔结国际公约，建立反恐联盟

>当前，各国针对反恐采取了诸多措施，但仍未能完全遏制恐怖活动的肆虐。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恐怖活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日益国际化，依靠一个国家的努力很难解决这个难题。目前，缺乏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成为制约反恐行动的一个瓶颈。

1、加强反恐怖情报的收集、合作与交流

在反恐斗争中，如何识别恐怖分子是相当重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信息合作，而最重要的是如何获得及时而准确的情报。美国国务院反恐办公室前主任安东尼·奎因顿指出：“如果我们要事先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的话，最关键的是准确且最新的情报。否则，我们既不能采取必要的反击措施，也得不到足够的资料作为在某种现实的危机中决策的依据。”乔治顿大学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执行理事罗勃特·库伯曼也认为：“情报是防御的前沿。”为了识破恐怖活动的预谋，除了充足的人员及物资和资金保障外，通过立法赋予反恐机构拦截通讯、窃听电话、监视不同国家间异常的资金流动等权力也是十分必要的。

2、加强边界安全控制

世界各国对恐怖主义认识的不统一以及恐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第三势力的资助，这使得恐怖分子可以自由地穿越国境，而警察却无此权利。因此，加强边界安全控制，有针对性的禁止移民入境、限制飞机着陆权以及强制性的贸易限制等手段，就显得十分必要，以切断恐怖分子的交通线、运输线和补给线。

3、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经费来源

跨国恐怖犯罪活动与贩毒、走私、洗钱更加频繁地联成一体，其目的是为了筹集经费以维持恐怖活动的开支。因此，广泛开展反走私、贩毒、洗钱犯罪，切断恐怖组织的经费来源，对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就显得尤为重要。

4、加强国际司法协助，逮捕、引渡从事恐怖活动的犯罪分子

国际社会应采取共同的行动防止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将所有策划、筹资支持或从事恐怖活动的人以及使用武器犯罪的人排除在政治庇护之外，修订引渡协定，确保将他们逮捕、起诉或引渡。

5、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开展区域性合作，建立反恐联盟

由于各国对恐怖主义的认识不统一，国家间的反恐合作缺少具体的对象；另外，恐怖活动常常得到第三势力的资助，使得恐怖组织有资金购买武器弹药和建立恐怖基地；同时，外部势力的干预，限制了国家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正是由于恐怖主义问题大多带有国际因素，在国际反恐斗争中更应开展区域性国际合作，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首先，应统一对恐怖主义的认识，消除双重标准，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径，使得恐怖主义失去道义上的支持；其次，应要求成员国协助其他国家打击恐怖活动，切断恐怖组织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最后，任何国家无权干预、也不要干预他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由主权国家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只有这样，才能使国际反恐合作的协议发挥切实作用，从而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

（二）建立反恐部队，完善反恐机制

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防范恐怖主义的对应机构有二：一是政策决定机构。成立国务院领导的包括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国防部、能源部、交通部、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机构。二是政策执行机构。恐怖活动发生后，由相应机构处理。如国务院管辖海外事件，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管辖国内恐怖案件，国内劫机事件由联邦航空局处理。1999年，美国政府为了更有效地遏制和反击国际恐怖势力，提高国家整体反恐怖能力，建立了以联邦调查局为主的反恐机制，并出台了一系列反恐政策与措施，如增加反恐经费、加强防范信息恐怖活动和核恐怖袭击等等。

此外，英国、俄罗斯、德国、印度等国家也建立了反恐机构，创建了反恐特种部队。事实证明，这样不仅提高了快速反应能力，而且增强了国家整体反恐能力，为有效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奠定了基础。

（三）完善刑事立法，将恐怖主义活动规定为特殊的刑事犯罪

国际社会对恐怖活动性质的认识并不统一，即把恐怖活动作为刑事犯罪看待还是当作政治活动处理。许多国家采取颁布反恐怖法来解决定性问题，以解决法律上的难点。实际上，较好的解决方法是把恐怖活动作为特殊的刑事犯罪来对待。美国和中国既是如此。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性犯罪防止法》及《反国际恐怖活动法》两项立法，联邦调查局根据刑法中250多项条文的规定开展调查和收集情报。2001年底，中国9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三），严惩恐怖犯罪。因为从长远的战略角度看，军事行动是有风险的，可能导致第三势力的介入，甚至是更疯狂的恐怖活动。按照法律程序办事，不仅可以避免过分使用武力，而且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交流情报，提高处理恐怖事件的能力。

另外，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应追根溯源，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着手。要消除恐怖主义，必须解决国家间的贫富悬殊，必须公正合理地解决争端，如中东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遏制恐怖活动的蔓延，保证全球反恐斗争的最终胜利，维护人类的发展与安宁。

参考文献：

[1]参见[法]安德鲁.博萨著，陈正云、孙丽波等译，《跨国犯罪与刑法》，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页。

[2]参见赵永琛主编.《跨国犯罪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69页。

[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Z].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3-4。

[4]赵永琛主编.《跨国犯罪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78页。

[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34.

[6]赵秉志主编：《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理论与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邵沙平：《控制恐怖主义犯罪与国际法律合作——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向》，《求索》，2002年01期

[8]莫洪宪：《国际社会反恐怖活动组织犯罪及我国刑事立法》，《法学评论》，1999年04期

[9]翁星、王晓、潘建珍：《论依法控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08期

国际犯罪范文篇4

一、在我国刑法中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参加的与国际犯罪有关的多边条约有十多个,这些国际条约一般都规定,缔约国对犯有国际罪行的罪犯,有权行使管辖权。1987年6月23三,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作出了阳应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管辖权。”而国际条约赋与缔约国对国际犯罪的普遍管辖权又包括承担“或起诉或引渡”这两方面的义务。因此,必然要求在我国刑法中对国际犯罪的普遍管辖权和引渡制度作出规定。刑法中有了对国际犯罪的普遍管辖权和引渡制度的规定,是否就完善了呢?显然仍是有很大缺陷的,因为如果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国际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得不到体现,那么,我们就无法对这些犯罪行使管辖权,既不能起诉和审判这些罪犯,也不能实行引渡制度。历史的经验还证明,我国刑法对国际犯罪未作出明确的科学的规定,就会使我们因缺乏充分的法律根据而不能有效地开展同国际犯罪的斗争。由此可见,无论从履行国际义务或完善我国刑事立法看,还是从同国际犯罪作有效斗争看,在我国刑法中规定国际犯罪是完全必要的。

二、我国刑法规定国际犯罪的原则

要在我国刑法中规定好国际犯罪,必须遵循以一『原则:(一)必要性与可能性相结合的原则。目前国际间实际发生的与国际条约己经规定的国际犯罪有许多,根据国际刑法学协会主席巴西奥尼提出的《国际刑法典草案》共列举了二十个。此外,有的学者还提出破坏环境军、困际走私罪等等。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将这些国际犯罪邵规定于国内刑法之中。世界各国刑法也无一先列。有些国际犯罪本国公民很少可能或不可能去实施,而别国公民实施的某些国际犯罪,本国刑法又难于或不可能管辖,就不必在本国刑法中加以规定。例如侵略罪、战争罪、灭种罪、种族隔离罪等等。(二)现实性与超前性相结合的原则。近几年我国发生的国际犯罪有劫机罪、国际贩毒罪等,在刑法中必须对这些加以规定,有些国际犯罪在国外发生的比较普遍,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发展,我国也会受其所害。必须预测国际犯罪的发展而作超前规定。如海盗罪、扣留人质罪、干扰海底电缆罪、贿赂外国官员罪、国际贩运淫秽物罪等,在我国刑法中均应作出规定。(三)统一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原则。这里讲的统一性主要指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的统一,国内刑,法规定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体系的统一。前者指国内刑法规定的国际犯罪是国际刑法中规定的国际犯罪,特别是本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中刑事条款规定的国际犯罪。国际刑法中没有规定的国际犯罪不应规定。后者是指国际犯罪在国内刑法中的规定,要与国内刑法规定的国内犯罪在总则与分则体系要统一,在立法形式、逻辑上要统一。所谓科学性是指对国际犯罪的规定要比较全面、准确、规范,要吸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使之尽里完善并且有相对稳定性,以避免立法上朝令夕改或经常补漏拾遗。

三、我国刑法规定国际犯璐的立法形式

我国刑法从广义讲可以表现为刑法典、单行钾事法规、其他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规范三种形式。应采取其中哪一种形式规定国际犯罪为最佳形式昵?国际刑法学协会第十四次大会决议提出:“国家以立法的方式颁布特别法令,将国际条约的刑法条款纳入本国法律是为上策”。我认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借鉴外国刑法立法经验,趁我国刑法全面修改完善之机,将国际犯罪补充规定于刑法之中是最好的,其他两种形式都是不适当的。因为用单行刑事法规规定国际犯罪,尽管可以起到特别法优于普通法适用的作用,但是作为普通法的刑法毕竟是从全局上长远起作用的,何况将国际犯罪规定在单行刑事法规之中,又会带来一系列的内容与休系土与刑法的协调间题以及立法技术问题。至于采用什么方法将国际犯罪规定于刑法之中,我认为必须根据国际犯罪的概念与构成要件和国内犯罪概念与构成要件的异同,以及我国刑法分则体系来考虑.国际刑法学协会第十四次大会决议指出,国际犯罪拟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国际犯罪是指,根据国际法所普遍接受的准则而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侵害国际社会最高利益的行为。广义的国际犯罪是指,除以上狭义的国际犯罪以外,还有无须为图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准则所认可的侵害有关国家利益的行为。狭义的国际犯罪如劫机罪,与国内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构成要件和特点不同,具有独立的罪状与法定刑,应用单独条文加以规定。而广义的国标犯罪如贩毒、贩秽出版物等国际犯罪与国内的贩毒罪、贩书淫画罪的构成要件与特点基本相同,这样就可将其与国内犯罪规定在同一条文之中。在同一条文中对这种广义的国际犯罪规定的具休方法又有两种:一种是将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的罪状结合一起表述,规定相同或不同的档次刑,另一种是可作为国内犯罪条文的第二款或犯罪情节来规定。前者如:刑法第171条可修改补充为“在国内或国际间制造、贩卖、运输鸦片、海洛英、吗啡或者其他的,处x年以上有期徒刑,……。”后者如:刑法第171条可修改补充为:“制造、贩卖、运输鸦片、海洛英、吗啡或者其他的,处……。一贯、大量或者在国际间制造、贩卖、运输前款的,处……。”或者在第1款后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卜•…(2).••…(3)……(4)•••……(5)与国际贩毒集团相勾结的。”

国际犯罪范文篇5

[关键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航空器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已经严重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早在1972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设立了国际恐怖主义特设委员会。1979年，该委员会还设立了工作小组，全面处理国际恐怖主义的原因和反对措施。世界各国也纷纷通过国内立法和加强国际合作，以期防治和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但是，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并未因此而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作为一类犯罪的统称，其中，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是最为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美国9.11恐怖事件就是一个例证。

国际法上规定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国际条约主要有四个：其一，1963年9月14日在东京签订的《关于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它某些行为的公约》（简称《东京公约》）；其二，1970年12月16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简称《海牙公约》）；其三，1971年9月23日在蒙特利尔签订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以上三个公约，被我国学者称为“三个反劫机公约”；（1）此外，还有1988年2月24日在蒙特利尔签订的《补充1971年9月23日在蒙特利尔制订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的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补充议定书》）。该议定书补充了《蒙特利尔公约》的不足，规定了危害国际机场内的人员、设备及其未使用的航空器的犯罪，然而，由于批准及加入的国家不够法定数而没有生效。

一、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立法背景

早在1969年，联合国就已经将劫持飞机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同年，联合国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组成了防止非法妨害民用航空委员会，专门研讨空中劫持的问题。在该组织的主持下，分别制订了上述公约。（2）

1963年制定的《东京公约》，是第一个对劫持航空器作出规定的国际公约。最初的《东京公约》并不是专门规定劫机犯罪的，因为在当时，劫机事件还只是在局部区域内发生，劫机犯罪问题并不十分突出，因而未能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缔结《东京公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航空器内犯罪的刑事管辖权、机长的责任以及各缔约国相互协助的责任等问题。因此，公约早期的草案中并无关于劫机问题的专项规定。之后，在美国和委内瑞拉代表的强烈要求下，公约在第四章设立专章规定了“非法劫持航空器”。尽管如此，《东京公约》中规定的所谓犯罪和行为是一种相当笼统的概念，并没有给公约的适用或针对犯罪下一个规范性的定义。实际上，《东京公约》没有对惩治劫机犯罪规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规则体系。（3）但是，《东京公约》毕竟为制止劫持航空器的犯罪奠定了基础，使劫持航空器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国际条约中。

《东京公约》开放签字以后，劫机犯罪仍然逐年增加，特别是60年代末，劫机事件漫延到全世界，劫机犯罪达到了高潮，仅1968年一年中就发生了30起，1969年竟发生了91起劫机案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世界各国都感到《东京公约》的不足。于是，在联合国的敦促下，1970年12月1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在海牙召开了有77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并于12月16日签订了《海牙公约》。《海牙公约》正式规定了劫机犯罪。公约在第1条具体规定了劫机犯罪的行为方式，同时，公约第2条还规定，各缔约国承诺以严厉刑罚惩治这类犯罪。

《海牙公约》惩治的犯罪主要针对非法劫持或控制正在飞行中的航空器，但是，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犯罪无处不在，世界各地还经常发生直接破坏航空器的犯罪，甚至发生破坏机场地面上正在使用中的航空器及其航行设施等犯罪。基于犯罪行为的多样性，《海牙公约》显然不足以维护国际民用航空运输的安全。1970年2月初，正当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委员会举行第17次会议讨论草拟海牙公约时，在2月21日的同一天里，连续发生了两起在飞机上秘密放置炸弹引起空中爆炸的事件，震撼了整个国际社会。于是，国际民航组织准备起草一个非法干扰国际民用航空（非法劫机之外）的公约草案，即后来的《蒙特利尔公约》草约。

《蒙特利尔公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国际合作，惩治从地面破坏航空运输安全的犯罪行为，使之成为《海牙公约》的姊妹篇。公约在第1条详细而具体地规定了犯罪的行为方式，弥补了《东京公约》和《海牙公约》的不足。公约首次规定了直接破坏飞行中航空器的犯罪，以及破坏机场地面上正在使用中的航空器及其航行设施等犯罪。

但是，《蒙特利尔公约》没有规定对机场内服务人员和设备的犯罪以及破坏机场上未使用的航空器的犯罪。基于以上的不足，为了防止、制止和惩处这类犯罪行为，国际社会于1988年2月24日在蒙特利尔签订了《蒙特利尔公约补充议定书》。该议定书第2条规定了犯罪的行为方式，旨在保护国际民用航空机场内的服务人员、设备及其未使用的航空器的安全。

二、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定罪与分类

上述四个条约并没有对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犯罪确定罪名，而只是规定了某些行为为犯罪行为，并规定缔约国应当将这些犯罪行为规定为国内法上的犯罪并予以处罚。因此，各国在国内立法时，对于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定罪和分类也各不相同，我国学术界的理论观点也莫衷一是。

美国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在其1980年出版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英文版）一书中并没有确定具体罪名，而是统称其为“有关国际航空的犯罪”（CrimesRelatingtoInternationalAirCommunications）（4）。可见，巴西奥尼教授确定的只是一个类罪名，即有关国际航空的犯罪。

于是，我国学者的早期著作受巴西奥尼的影响，将上述四个公约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合并为一罪的客观方面行为，并将罪名确定为危害国际航空罪。（5）也有的学者称为“空中劫持和其他危害国际航空的罪行”。（6）根据以上观点所确定的罪名，以一个罪名包含了四个国际条约中所规定的全部犯罪行为，从犯罪的分类来看，显然太为庞杂，而事实上，每个公约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各有侧重。

在我国，有的学者以该类罪名为罪名，在论述该犯罪时又分为二罪。例如，有的学

者认为：《东京公约》和《海牙公约》规定的是劫机罪，《蒙特利尔公约》所规定的是侵害国际航空罪。（7）也有的学者则直接划分为空中劫持罪和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罪二个罪（8）。这种观点，虽然在事实上将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犯罪确定为二罪，但是，其罪名中显然没有包括《蒙特利尔公约补充议定书》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其分类也是有失偏颇的。

也有的学者划分为三个罪名：其一，将《东京公约》和《海牙公约》规定的犯罪称为“劫持航空器罪”。其二，将《蒙特利尔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补充议定书》所规定的犯罪称为“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罪”。其三，将不直接危及到航空器安全的其他破坏国际航空秩序的犯罪称为“妨害国际航空罪”。（9）根据这种分类，对照公约的规定，妨害国际航空罪的犯罪行为与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罪的犯罪行为显然有重复。

有的学者根据公约进行分类并确定罪名。将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犯罪确定为三罪：其一，劫持航空器罪（《海牙公约》）；其二，危害航空器飞行安全罪（《蒙特利尔公约》）；其三，危害国际民用航空机场安全罪（《蒙特利尔公约补充议定书》）。（10）

笔者比较赞同根据公约所规定的犯罪行为进行分类并确定罪名的观点。其一，《东京公约》和《海牙公约》规定的犯罪行为是：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方法，劫持、控制飞行中的航空器。据此，将该罪名确定为劫持航空器罪或劫机罪。其二，《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的犯罪行为主要是：对飞行中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危害航空器安全的行为；破坏使用中的航空器的行为；破坏航行设施的行为；传递假消息，危害航空安全的行为。综上犯罪行为，归根到底，是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器的飞行安全。据此，将该罪名确定为危害航空器飞行安全罪。其三，《蒙特利尔公约补充议定书》规定的犯罪行为是：在国际机场上，对任何人实施导致或可能导致其严重伤害或死亡的暴力行为；破坏或严重损坏国际机场设施或停降在机场上的飞机，或妨碍机场的营运，如果该行为危害或可能危害机场的安全。综上规定，该罪破坏了国际机场内的人员、设备及其未使用的航空器的安全。据此，可将该罪名确定为破坏国际航空机场安全罪。

三、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构成特征

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犯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国际航空运输的正常秩序。本罪侵害的对象是民用航空器。所谓民用航空器，是指执行国际民用航空运输任务的航空器。排除了国家航空器和军事航空器。对此，早在1919年巴黎公约和1944年芝加哥公约就已作了规定。1944年芝加哥公约第3条还规定，用于军事、海关和警察部门的航空器，应认为国家航空器。上述四个公约均明文规定，本公约不适用于供军事、海关或警察用的航空器。本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本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过失不能构成本罪。

（一）劫持航空器罪的构成特征

本罪的直接客体是飞行中的航空器的安全。本罪的犯罪对象是正在飞行中的航空器。所谓在“飞行中”是指：一。根据《东京公约》第1条第3款的规定，是指从航空器为起飞而启动时起，到着陆滑跑完毕时止。二。根据《海牙公约》第3条的规定，是指从航空器装载完毕、机舱外部各门均已关闭时起，到打开任何一扇机舱门以卸载时止；航空器被迫降落时，在主管当局接管该航空器及机上人员与财产的责任以前，均被视为仍在飞行中。可见，《海牙公约》对“飞行中”的界定，比《东京公约》的范围大。

其客观方面表现为：一。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非法干预，劫持或以其他不正当方式控制飞行中的航空器，或将采取此类行为者。二。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或者以任何其他精神胁迫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该航空器，或者从事这类行为的任何未遂行为；凡是从事这类行为或其任何未遂行为的共犯。

（二）危害航空器飞行安全罪的构成特征

本罪的直接客体是飞行中的航空器和正在使用中的航空器的安全。本罪的犯罪对象是：一。正在飞行中的航空器。所谓“飞行中”，其规定与前罪相同。二。正在使用中的航空器。所谓正在使用中的航空器，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2条的规定，是指航空器从地面人员或机组人员为某一次飞行而进行航空器飞行前准备时起，到任何降落后24小时止；该使用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延长到航空器飞行中的整个期间。可见，《蒙特利尔公约》不仅规定了危害飞行中的航空器的犯罪，而且还规定了危害在机场地面上使用中的航空器的犯罪。

其客观方面表现为：一。对飞行中航空器上的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该航空器安全的；二。破坏使用中的航空器，或者致使航空器损坏，使其无法飞行或危害其飞行安全的；三。在使用中的航空器上放置或指使别人放置具有破坏该航空器性质的装置或物质，或者造成其损坏使其无法飞行的，或者具有造成其损坏足以危害其飞行安全的；四。破坏或损坏航行设施，或扰乱其工作，危害飞行中航空器安全的；五。传送明知是虚假的消息，危害飞行中航空器安全的。六。上述行为的未遂行为和共犯包括未遂行为的共犯。

（三）破坏国际航空机场安全罪的构成特征

本罪的直接客体是国际机场上服务的人员、设备及其未使用的航空器的安全。本罪的犯罪对象是：一。为国际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人员；二。为国际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设备；三。为国际航空服务停放在机场上未使用的航空器。

其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任何装置、物质或武器非法实施下列行为：一。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对任何人实施导致或可能导致其严重伤害或死亡的暴力行为；二。破坏或严重损坏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设施或降停在机场上的飞机，或妨碍机场的营运，如果该行为危害或可能危害机场的安全。四、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刑事管辖权及其惩罚

（一）本罪的刑事管辖权

关于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国际条约在管辖权问题上，规定了对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普遍管辖权。

（1）各公约采取了并行管辖体系。各公约均规定，不排除依本国法行使的任何刑事管辖权；同时，各公约规定了各自的刑事管辖范围。

《东京公约》第3条和第4条规定的管辖权为：航空器登记国；非航空器登记国，但是，该管辖权的行使，限于犯罪结果发生地，犯罪人、受害人的国籍国或永久居住国等五种情况。《海牙公约》第4条规定的管辖权为：航空器登记国；航空器降落地国；航空器承租人的主要营业地国或永久居住国；以及犯罪人所在国。《蒙特利尔公约》第5条规定的管辖权为：犯罪发生地国；航空器登记国；航空器降落地国；航空器承租人的主要营业地国或永久居住国；犯罪人所在国。可见，《蒙特利尔公约》还规定了犯罪发生地国享有管辖权。因为，《蒙特利尔公约》规定了地面上的犯罪，首当其冲的必然是犯罪地国。

（2）公约规定了“或引渡或起诉”的原则。《东京公约》第16条虽然规定了引渡的问题，但其目的是在于为航空器登记国优先管辖而创造方便条件，从而强化航空器登记国的管辖权，而事实上并没有提出“或引渡或起诉”的原则。《海牙公约》第一次提出了“或引渡或起诉”的原则，《蒙特利尔公约》也同样规定了这一原则。

所谓“或引渡或起诉”的原则，首先，各缔约国间如有引渡条约的，则应把公约列举的罪行列入应该引渡的罪行；如果没有引渡条约的，决定引渡时，公约可视为引渡的法律依据。其次，为了便于引渡起见，每一罪行应视为不但发生于实际犯罪地点，而且发生在对罪行有管辖权的国家领土内。再次，缔约国于嫌疑犯在其领土内时，如不予以引渡，则应毫无例外，并不得不当稽延，将案件交付主管当局，以便依照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提起刑事诉讼。

（二）本罪的惩罚和性质

《海牙公约》第2条，《蒙特利尔公约》第3条均明文规定，各缔约国承允对上述犯罪予以严厉刑罚。

应当指出，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不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政治犯不引渡”是一项古老的国际习惯法原则，但是，从《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来看，显然是排除适用该原则的。《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均在第7条规定，凡在其境内发现所称案犯的缔约国，如不将他引渡，则…必须毫无例外地为起诉目的，将案件送交其主管当局。该当局应按本国法中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犯罪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11）可见，公约特别注明应当按“普通犯罪”作出决定，就是将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犯罪人排除在“政治犯”之外，当然就不能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五、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与海盗罪的区别

在英语中，海盗或强盗译为piracy，而有的国家则将劫机称为“空中强盗”（airpiracy）。例如，美国1958年联邦航空法中就规定有“空中强盗”。（12）美国国际刑法专家巴西奥尼在阐述海盗与劫机问题时认为，劫持飞机是海盗的一种形式。（13）由于海盗罪也涉及到使用飞机进行掠夺的行为，因此，本罪与海盗罪很容易混淆。但是，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犯罪与海盗罪是二种不同的犯罪，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所谓海盗罪，是指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人员或乘客为了私人目的，在公海上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对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对另一船舶或飞机上的人或财物的掠夺行为。海盗，作为一项古老的国际犯罪，原属国际习惯法规则。1958年4月29日，在日内瓦签署的《公海公约》确认了这一罪行，并具体规定了海盗行为。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为详细地规定了海盗行为及其处罚。（14）

二者的国际法依据不同。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法律依据是上述四个国际条约；而海盗罪的法律依据则是1958年的《公海公约》和1982年的《海洋法公约》。二者的犯罪目的不同。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劫机或对地面的破坏，对飞机外部的某一政权当局提出政治、经济等要求或纯粹是为了叛逃的目的；而海盗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掠夺财物。二者的行为方式不同。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犯罪行为主要发生在飞机内部以及机场地面上；而海盗行为是指利用飞机或船舶对其它飞机或船舶进行袭击。二者的犯罪地点不同。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可以发生在一国领空以及公海上空；而海盗罪仅限于“公海上”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15）

六、我国保护国际航空安全的刑法实践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没有参加《东京公约》、《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的最初制定和签字；但是，我国已经于1978年11月14日加入了《东京公约》，除了对公约第24条第1款声明保留外，该公约已经于1979年2月12日起对我国生效。1980年9月10日，我国又加入了《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除了对《海牙公约》第12条第1款和《蒙特利尔公约》第14条第1款声明保留外，这两个公约从1980年10月10日起对我国生效。1988年2月24日，我国政府代表又签署了《蒙特利尔公约补充议定书》。

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劫机罪或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在处理国内劫机犯罪的司法实践中，我国司法部门采取类推制度，但是，在处理国际劫机案件时，则陷于尴尬。1989年12月16日，中国公民张振海劫持了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民航班机逃亡日本。我国作为航空器登记国、犯罪发生地国和犯罪人国籍国，根据《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向日本提出了引渡请求。但是，根据国际引渡法，提出引渡，必须符合引渡罪名相同原则。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劫机罪，显然不符合这一原则；而日本刑法采取的是罪行法定主义原则，根本排斥类推制度。因此，中日双方的引渡谈判一度陷入困境。最终，在我国作出同样的引渡承诺后，按照互惠原则，我国才于1990年4月28日将张振海引渡回国。

基于我国刑法的这一缺憾，1992年12月28日，我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增补了劫持航空器罪。

（一）我国民用航空法的立法实践

1995年10月30日，我国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在第15章法律责任中，非常详细和具体地规定了劫持航空器和危害国际航空运输安全的行为方式，并规定对这些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1）关于劫持航空器的规定

第191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的，依照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追究刑事责任。（16）

（2）关于危害航空器飞行安全的规定

第192条，对飞行中的民用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危及飞行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17）

第195条，故意在使用中的民用航空器上放置危险品或者唆使他人放置危险品，足以毁坏该民用航空器，危及飞行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196条，故意传递虚假情报，扰乱正常飞行秩序，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197条，盗窃或者故意损毁、移动使用中的航行设施，危及飞行安全，足以使民用航空器发生坠落、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严后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3）关于破坏国际航空机场安全的规定

第198条，聚众扰乱民用机场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危害国际航空安全运输的规定

第193条，违反本法规定，隐匿携带炸药、雷管或者其他危险品乘坐民用航空器，或者以非危险品品名托运危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企业事业单位犯前款罪的，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隐匿携带枪支子弹、管制刀具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194条，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违反本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运输危险品的，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下的罚款。公共航空运输企业有前款行为，导致发生重大事故的，没收违法所得，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199条，航空人员玩忽职守，或者违反规章制度，导致发生重大飞行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别依照、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或者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我国刑法的立法实践

1997年3月14日，我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具体规定了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罪名及其刑事责任。

（1）劫持航空器罪。第我国刑法第121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处死刑。

（2）危害飞行安全罪。刑法第123条规定，对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危及飞行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3）破坏航空器罪。刑法第116条规定，破坏航空器，足以使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4）破坏航空设施罪。刑法第117条规定，破坏机场、航道、灯塔、标志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动，足以使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综上规定，比较上述各公约所规定的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可见，我国刑法对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规定，无论是分类和定罪，还是犯罪的行为方式，更为详细、具体，更具科学性。

参考文献：

（1）赵维田著：《论三个反劫机公约》，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2）刘恩照：《国际恐怖主义》，载1988年《中国国际法年刊》，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341页。

（3）赵维田著：《论三个反劫机公约》，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第149页。

（4）[美]巴西奥尼著：《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1980年英文版，第176页。

（5）刘亚平著：《国际刑法与国际犯罪》，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以及《国际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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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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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211页。

（10）林欣主编：《国际刑法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11）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12）[日]栗林忠男著：《航空犯罪与国际法》，袁晓利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13）[美]巴西奥尼著：《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1980年英文版，第15－16页。

（14）、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87页。

（15）、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88页。

国际犯罪范文篇6

1973年12月14日，第28届联合国大会第3166号决议通过了《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ConventiononthePreventionandPunishmentofCrimesagainstInternationallyProtectedPersons，includingDiplomaticAgents》，以下简称公约）。（1）这是一项对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代表以及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员进行保护，并对侵害上述人员的犯罪行为进行惩处的多边国际公约。公约是在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特别是针对外交机构和外交代表以及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员所进行的恐怖犯罪活动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制定的。公约的制定，对于维持国际和平与稳定，促进和发展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及其合作，预防、制止和惩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以及保障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和自由，保证他们有效地执行公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公约已经于1977年2月20日生效。截至1986年底，包括我国在内，世界上共有68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这一公约。

一、公约的主要内容

公约包括一个引言和20条约文。公约引言指出，侵犯外交代表和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危害到这些人员的安全，构成对各国间合作所必要的正常国际关系的维持的严重威胁，相信这些罪行的发生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心的问题，深信制定防止和惩处这些罪行的适当和有效措施实有迫切需要。

公约规定了“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概念和范围以及“嫌疑犯”的概念（第1条）。作为一项故意犯罪，公约还规定有5种犯罪的行为方式。

公约要求缔约国将本罪的罪行规定为国内法上的罪行，并予以适当的惩罚（第2条）。缔约国应对上述罪行以及嫌疑犯确立必要的管辖权。缔约国应相互合作，互通情报，采取切实的措施防止罪行的发生。

公约强调了“或引渡或起诉”的原则，缔约国对其领土内的嫌疑犯应予起诉或引渡（第3条－第8条）。缔约国就对嫌疑犯提起的刑事诉讼彼此提供协助，并将诉讼的结果通报联合国秘书长（第9条－第11条）。

关于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公约在解释或适用上所发生的任何争端，如经谈判方式未能解决的，经缔约国一方要求，应交付仲裁；如当事各方不能就仲裁的组成达成协议，任何一方可依照国际法院规约提出请求，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公约对该条规定允许保留（第13条）。

二、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的概念和特征

（一）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的概念。

本罪的概念。所谓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是指故意地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的行为。

关于本罪的罪名。首先，公约在其名称中表述为“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可见，在公约的名称里，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为主，又包括外交代表。其次，公约在引言中的表述为“侵害外交代表和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可见，公约将“外交代表”与“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并列，二者均为本公约保护的对象。而“外交代表”，早在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就已经规定了其概念和范围，并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当然就是应受国际保护的人员。再次，公约在第1条专门规定了“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概念和范围，而在国际法上，完整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概念则是第一次出现。据此，笔者认为，本公约所称的犯罪，其罪名应当定为“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

（二）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的特征。

本罪侵害的一般客体是正常的国际关系；直接客体是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人身安全或人身自由。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威胁行为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人身安全或人身自由。所谓暴力，是指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进行谋杀、绑架或其他侵害其人身或自由的行为；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公用馆舍、私人寓所或交通工具进行暴力攻击，因而可能危及其人身或自由的行为。所谓暴力威胁，是指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威胁进行任何上述暴力攻击的行为。此外，进行任何这类攻击未遂或参与任何这类攻击的从犯，同样符合本罪的客观要件，同样可以构成本罪。

基于以上行为特征，有的学者将本罪的罪名称为“暴力或暴力威胁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或“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实施暴力或威胁罪”。

本罪的犯罪主体，公约规定为“嫌疑犯”，指有充分证据可以断定为犯有或参与本罪一项或数项罪行的人，包括从犯。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外交代表和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员。所谓外交代表，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1条的规定，是指使馆馆长和使馆外交职员。使馆馆长，是指派遣国责成担任此项职位的人，即驻国外的常设外交机关的最高首长。外交职员，是指具有外交官级位的使馆职员。《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外交代表人身不得侵犯。同样，外交代表的使馆馆舍、私人寓所、文书信件及其财产享有不得侵犯权及其保护。此外，与外交代表构成同一户口的家属，如非接受国的国民，也享有特权与豁免。所谓应受国际保护人员，根据本公约第1条的规定，包括二个方面：一，一国元首、包括依关系国宪法行使国家元首职责的集体机构的任何成员，或政府首长，或外交部长，当他在外国境内时，还包括他的随行家属；二，在侵害其人身、公用馆舍、私人寓所或其交通工具的时间、地点，按照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以免其人身自由或尊严受到任何攻击的一国的代表、官员、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任何官员或其他人，以及与其构成同一户口的家属。

综上所述，本罪的犯罪对象具体包括：①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②使馆馆长，包括大使、公使、代办；③使馆的外交职员，包括参赞，一、二、三等秘书，随员，海陆空三军正副武官，商务、文化、财务、新闻参赞或专员；④使馆的行政和技术职员；⑤特别使团成员；⑥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使团成员；⑦派往联合国和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临时性代表团成员；⑧联合国和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官员；⑨领事官员；⑩上述人员在境外时的随行家属。

从以上的犯罪对象来看，公约规定的保护范围远远超过了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1）但是，应当指出，本公约所保护的是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不可侵犯权，具体指这些

人员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而外交代表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无论其权利的内容还是范围，比本公约规定的权利则更为广泛。

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明知是外交代表或应受国际保护人员，而对其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过失不能构成本罪。

三、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的管辖权及其惩罚

（一）本罪的管辖权。为了有效地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公约确立了对本罪的普遍管辖权。一方面，公约采取并行管辖体制。公约第3条规定，缔约国在下列3种情况下对公约所列举的罪行行使管辖权：一，所犯罪行发生在本国领土之内或在本国登记的船只或飞机上时；二，嫌疑犯是本国国民时；三，所犯罪行是针对因代表本国执行第1条所规定的职务而享有应受国际保护地位的人员所犯时。可见，根据公约的规定，罪行发生地国和船只、飞机登记国，犯罪人国籍国以及受害人国籍国均具有刑事管辖权。但是，公约并不排除各缔约国依国内法行使的刑事管辖权。另一方面，公约强调了“或引渡或起诉”原则。首先，各缔约国间如有引渡条约的，则应把公约列举的罪行列入应该引渡的罪行；如果没有引渡条约的，决定引渡时，公约可视为引渡的法律依据。其次，为了便于引渡起见，每一罪行应视为不但发生于实际犯罪地点，而且发生在对罪行有管辖权的国家领土内。再次，缔约国于嫌疑犯在其领土内时，如不予以引渡，则应毫无例外，并不得不当稽延，将案件交付主管当局，以便依照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提起刑事诉讼。

（二）本罪的惩罚。公约要求每一缔约国按照这类罪行的严重性予以适当的惩罚。这是公约规定每一缔约国必须承担的国际义务。有管辖权的缔约国于罪行发生以后，一旦选择按照本国刑事诉讼法进行诉讼，则必须根据这类罪行的严重性，按照本国刑法对嫌疑犯进行定罪量刑，予以惩罚。

四、我国保护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实践

（一）我国加入公约的背景

1987年6月6日，我国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决定加入公约的议案。该议案认为，我国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主张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地预防和制止恐怖主义活动。该公约的宗旨和目的与我国的立场并行不悖，其主要规定与我国的正当权益并无冲突。我国加入该公约，将有利于我国在国际场合进行这一方面的外交斗争，亦有利于对我国有关人员和机构的保护。因此，国务院认为，我国加入该公约是适宜的和有利的，同时建议我国在加入公约时声明，对公约第13条第1款的仲裁条款予以保留。（1）

1987年6月18日，我国外交部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建议我国加入公约的说明。该说明介绍了公约的主要内容，认为公约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进行保护，并对侵害这些人员的犯罪行为加以惩处的规定，符合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要求。我国已经加入的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虽然对外交代表等有关人员的保护问题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未能将这些人员的不可侵犯性同国家的保护义务有效地联系起来，尤其是缺乏防止和惩处犯罪行为的具体措施。本公约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该说明在阐述我国加入公约的主要理由时认为，随着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加剧，外交机构和外交代表频频遭受袭击。这类恐怖主义活动在世界上越来越不得人心，国际上要求加强国际合作、制止恐怖主义的呼声日高。我国加入公约，将有利于我国的政治形象，有利于我国在国际场合进行这方面的外交斗争。另外，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不断发展，我国党、政、军领导人出访活动频繁，我住外外交机构和人员亦大大增加。这些人员和机构的安全与保卫有赖于我国与驻在国的相互配合。加入公约，将有利于对我国上述人员和机构的保护。该说明同时也建议我国对公约第13条第1款的仲裁条款予以保留。（2）

1987年6月23日，我国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决定，我国加入《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同时声明，我国对公约第13条第1款予以保留，不受该款约束。（1）

（二）我国保护外交代表的立法实践

我国已经于1975年11月26日加入了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在公约规定的基础上，1986年9月5日，我国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外交人员和使馆馆舍作了保护性规定。

第一，对使馆的保护。条例规定，使馆馆舍不受侵犯。中国国家工作人员进入使馆馆舍，须经使馆馆长或其授权人员的同意。中国有关机关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护使馆馆舍免受侵犯或者损害。使馆的馆舍、设备及馆舍内其他财产和使馆交通工具免受搜查、征用、扣押或者强制执行。使馆的档案和文件不受侵犯。使馆来往的公文不受侵犯。

第二，对外交人员的保护。条例规定，外交代表人身不受侵犯，不受逮捕或者拘留。中国有关机关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外交代表的人身自由和尊严受到侵犯。外交代表的寓所不受侵犯，并受保护。外交代表的文书和信件及其财产不受侵犯。外交代表享有刑事、民事和行政管辖豁免。与外交代表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如果不是中国公民，也享有特权与豁免。

第三，对外交信使的保护。条例规定，外交信使的人身不受侵犯，不受逮捕或拘留。

（三）我国保护领事官员的实践

1979年7月3日，中国加入了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在公约规定的基础上，我国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1990年10月30日，该条例由中国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通过。条例对外国驻中国的领馆和领馆官员作了保护性规定。

第一，对领馆馆舍的保护。条例规定，领馆馆舍不受侵犯，中国国家工作人员进入领馆馆舍，须经领馆馆长或者派遣国使馆馆长或者他们两人中一人授权的人员的同意。中国有关机关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护领馆馆舍免受侵犯或者损害。

第二，对领馆官员的保护。条例规定，领馆官员人身不受侵犯。中国有关机关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领事官员的人身自由和尊严受到侵犯。领事官员的寓所、文书和信件及其财产不受侵犯。

第三，对领事信使的保护。条例规定，领事信使人身不受侵犯，不受逮捕或拘留。

（四）我国刑法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实践

1997年3月14日，我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修订了我国1979年刑法。修订的刑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但是，我国修订的刑法第120条增设了恐怖活动的犯罪，其规定的客观要件概括了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的行为方式。我国刑法第120条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非常显然，我国刑法的这一规定，已经将公约规定的犯罪构成全部

国际犯罪范文篇7

近些年频发的恐怖袭击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恐怖主义犯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威胁之一，它既是各国政府和公众视野中的一个敏感问题，又是整个刑事科学尤其是国际刑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面对汹涌的恐怖主义犯罪浪潮，理论界和实务界都从不同学科和视角对恐怖主义和反恐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危害

全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犯罪更多地表现为跨国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形式，危害性越来越大。在国际层面上，恐怖主义威胁着国际秩序和社会发展；在国家层面上，恐怖主义影响着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以20世纪30年代首次发生的恐怖劫机事件为标志，恐怖主义犯罪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随着世界不同地区贫富差距的加大，民族矛盾、宗教冲突、领土争端的加剧，以及高科技的进步和普及，恐怖主义事件更是有增无减。据统计，在1968年至1997年的30年间，全球至少发生恐怖主义犯罪事件15000起，造成人员伤亡40885人；年平均伤亡1363人，年均死亡319人。仅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就发生了5431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事件，造成4684人死亡；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生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事件达3824起，死亡2468人。①当代的恐怖主义正朝着组织严密、规模庞大、性质恶劣、手段残忍的方向发展，世界人民正在无奈与悲愤中承受着恐怖主义这颗历史的毒果。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当代应对

反恐怖主义犯罪的理论研究在不断发展，关于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现实的表现、未来的趋势等问题，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世界反恐怖主义犯罪的成果在国际层面上的集中反映，就是迄今为止形成的以12项反恐公约为主的反恐法律体系和专门的国际反恐机构在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中的显著成效。联合国在世界反恐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针对传统恐怖主义犯罪制定的《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和《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还是依据反恐的新形势而制定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都表现出了积极的姿态和迅速反应的能力。此外，联合国在协调成员国的一致行动上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为世界反恐提供了政策指导。在区际和国家间的层面上，反恐条约也随着恐怖主义犯罪形势的发展不断更新，如欧盟为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犯罪制定了《关于制止恐怖主义的欧洲公约》，美洲有《美洲国家组织关于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行为的公约》，亚洲的上海合作组织也在加大反恐力度，为反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当代反恐模式的问题反思

虽然各国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的行动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恐怖分子的袭击仍然频频得手。一些国家总是企图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独霸世界事务的话语权，在深层次上影响其他国家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甚至借反恐之名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将政治偏见冠以“恐怖主义”的名号。当前出现的“越反越恐”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国家未在联合国的统一协调下统一行动的结果。另外，强行推广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相情愿的做法和依据自身需要对恐怖主义的判别所采取的双重标准，都刺激了极端分子的神经，挑起了他们的战斗欲望。对纯粹军事手段打击反恐的倚重，则表明旧有传统观念并未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调整，应对新的恐怖形势收效甚微或者反恐方向发生偏移就不难理解了。因既有国际刑法的价值构造及其不足导致的法律空白，也没有提供一个什么是恐怖主义的清晰界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恐怖活动的打击。

二、全球治理模式的理论解析

（一）全球化对传统反恐模式的挑战

以冷战思维为主导的霸权主义和以单边主义为内核的反恐模式的失效，警示着人们改变观念的重要性。区域分割与各自为战的时代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不再是一些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其他成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源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意识形态冲突，使恐怖分子试图反客为主、主动出击，企图通过暴力抗衡实现所谓宗教理想的做法，则暴露了其在现实境况的巨大落差下希望获得的安全感。不得不承认，恐怖主义犯罪已经变成一个全球化的问题，不仅仅是指其存在于全球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说它已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全球问题的产生揭开了人类为生存和发展的切身利益而合作、奋斗的崭新一页，人类共同的未来将世界连成一体。全球化驱使人们重新思考反恐的方式、方法，不能再循着固有意识的惯性和经验来指导实践，恐怖主义犯罪的解决需要通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全球合作。有学者将之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来对待，这也许将给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带来契机。非传统安全是全球化时代安全领域的新问题，它是与传统的军事和政治安全相对应的，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贫穷问题、资源危机、恐怖主义、环境恶化、生态失衡、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等众多问题的综称。

（二）基本立场之争———国家主权与国际秩序

尽管非政府组织等新兴主体的出现使国家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但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体，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在反恐上的作为与社会对国家的依赖与期待可能存在出入，这是因为国家在实际的反恐行动中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尤以国家利益为重。国际社会对反恐的利好因素并非一无所知，问题是对于某些国家而言，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超过了反恐。长期以来，各国由于价值观念差异以及地缘政治的考虑，对打击恐怖主义的态度并不一致；国家间关系的亲疏分合使得国际合作的开展受到了一定限制。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引起利益的全球化，而利益的全球化又必然引起冲突的全球化。②如何在利益和责任上取得平衡，将是对国家决策水平和国际形象的重大考验。对国家利益的重新认识与狭隘民族观的突破，其实是在解决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矛盾问题，没有国际反恐价值选择的整体原则和利益兼顾，便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最终受害的还是国家。恐怖袭击的频发并未给国家利益的坚守留下太多空间，最近，美国学者也开始强调国家互赖性的重要，认为要想取得反恐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际社会的长久发展。

（三）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应然选择

当今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恐怖袭击都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都没有能力单独解决全球问题，因此我们要在反恐中树立一种“国际思维”。“国际思维”是一种用于指导反恐实践的具有全局观性质的重要反恐理念，契合了全球化时代的反恐新特征。“国际思维”客观上以“国际合作”为行动模式。“国际合作”是时代的主题，对反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将影响到国际社会反恐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国家的战略选择。反恐需要在超越国家与国际的利益合一与利益分离的争论中，在更高的层次上去认识这一全球问题，而非纠结于单个利益的夺取和平衡。如果将反恐的实效看做“蛋糕”，国际成员和国际组织的任务是将蛋糕做大，而非仅仅平分，而实现目标的方式就是合作，因为唯有联合才能长久共赢。

三、恐怖主义犯罪全球治理模式的构想

将恐怖主义界定为全球问题之一，就自然演绎出对恐怖主义的研究要适用全球化的研究方法。以解决全球问题为契机，将恐怖主义的发展和演变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去看待，在此基础上制定反恐对策，将更加全面和具有针对性。国际社会在彻底铲除恐怖主义方面，应当把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斗争看做同一整体，共同采取行动。国家安全观念的转变与全球治理模式的确立是反恐的基础，新时期的反恐模式需要从国际政治关系学的理论中获得启示。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曾把“全球化”定义为“一个急剧发展的相互依赖的世界”。③对于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源问题，有人认为只要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继续把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边缘化”于这个过程之外,就不能保证在这个世界上根除恐怖主义。④

（一）全球治理模式的法律基础

恐怖主义犯罪的全球治理模式需要以务实、高效的国际公约、规约，区际或双边的反恐协定以及内国的反恐法律等文件作为基础，反恐的精神和理念将通过法律框架的形式给反恐的联合行动提供指导。全球治理所需要的综合性处理机制和一体化反应，都对法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维的合理性标准将用来衡量法律的动态平衡机制是否适应反恐的现实需要。这里涉及“刑法全球化”的问题，刑法全球化是必要的，它为惩治与防范恐怖主义犯罪提供依据，这一各国刑法相互吸收借鉴的过程本身即是反恐规范多样化的延伸。刑法全球化是可行的，“全球法律与地方秩序”为刑法全球化提供了参考模式，“全球化与本土化”则为刑法全球化指出了选择路径。⑤在国际公约的引领下，各国应该积极寻找利益结合点，求同存异，加强合作，调整国际公约与国内法的关系，推进公约内化及本土创新，共同践行反恐的综合治理措施。全球反恐合作的既有成果给法律文件的创制与修订反馈了很多信息，伴随着人才、信息、知识的世界交流，国家的反恐能力和水平也将不断提高。对恐怖犯罪的治理，随着新型恐怖手段和犯罪形式的出现而发生改变，人们逐渐加深了对反恐预防立法必要性的认识。

（二）全球治理模式的组织保障

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家为主导、以国际组织为重要参与者的国际反恐大联盟是反恐的组织保障。在联合国之外，区际合作组织是联合反恐的另一个保障，地区内国家间的磋商和对话的机制，对于重塑多元民主的政治格局、构建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联合反恐的新版图，具有重要作用。国家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反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国家主权事实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组织体仍然是一种现实，并且在很长的时间，国家还会在很多领域发挥作用。反恐更是离不开国家尤其是一些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的支持，无论是物质资源还是人力、信息、科技和武器等都需要国家的投入。国际集体安全这一制度安排近年来被特别强调，在这个体系中，国家之间相互承认权利和义务，承诺成员应共同采取行动，谴责任何破坏世界和平的国家、组织、团体和个人，并对其实行经济制裁，必要时则实行军事制裁。国际集体安全是理想主义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国家正在用集体安全模式来取代以往的均势模式来寻求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三）全球治理模式的司法协助

恐怖主义犯罪目前不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所以还不能适用直间管辖模式，而主要依靠间接管辖。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间接管辖需要借助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能实现，恐怖主义犯罪全球治理的刑事司法协助主要包括对恐怖分子的引渡、刑事审判的移管、文书的送达、协助调查取证以及对生效判决的执行等内容。恐怖主义犯罪全球治理的司法模式需要明确的基本原则主要有罪行法定原则、恐怖分子刑罚不可避免原则、国际合作原则、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等。对刑事司法协助学界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广义的刑事司法协助除了狭义的协助形式外还包括引渡。引渡是指一国把在其境内而被他国指控为犯罪或已被定罪判刑的人，根据有管辖权的国家的请求，在条约或互惠的基础上，移交给请求国，以便追究其刑事责任或执行刑罚的一项制度。为了更好地追究恐怖分子的刑事责任，应当将其排除在政治犯之外，这样可以避免因国家对恐怖分子的歧见而带来的障碍。此外，因为现代的恐怖活动对网络更加倚重———纠集成员、组织联络、攻击目标、舆论造势、武器扩散、交易、资金隐匿等都要借助网络的力量，所以如何加强网络技术的交流和对信息情报的识别，防止全球网络被恐怖组织利用，是一项事关反恐成败的关键因素。

国际犯罪范文篇8

关键词:网络犯罪;跨国网络安全;互联网时代

一、网络犯罪的概述

(一)网络犯罪的概念。网络犯罪通常是指行为人通过计算机技术，依托网络对系统或者信息进行攻击、破坏，造成系统瘫痪或信息丢失的后果从而进行其他犯罪，以达到非法目的。(二)网络犯罪的现状。1．国内现状和趋势。近几年，政府为促进产业升级推出了“互联网+”的模式，计算机技术被广泛的应用到更多的行业，加之我国网络安全相关立法并不完善，网络犯罪的危险也随之升高。单在“净网2018”活动中，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持续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侦破网络犯罪案件共计57519起。可见国内网络犯罪的现象一直呈上涨趋势。2．国外现状和趋势。众所周知，最初的网络犯罪起源于美国，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网络犯罪的种类五花八门，内容也纷繁复杂。犯罪分子有着极其先进的技术，造成的后果也非常严重。例如:加拿大的贝尔公司大量客户数据被在线泄露、勒索病毒、美国中央情报局数千份机密文件泄露等黑客事件层出不穷。在英国，每年都要由银行额外拨出一大笔款项用以弥补网络诈骗的损失，为保护国家安全，英国政府将投入大量资金来治理网络犯罪。从相关数据来看，全世界的网络犯罪数量和危害都在逐渐加大。

二、国际应对网络犯罪的状况和局限

网络犯罪因为云技术、大数据、物联网、加密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加持，手段迭代更新，给各个国家的执法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执法机关一度感到“能力恐慌”。2019年3月27日，联合国网络犯罪政府专家组第五次会议在维也纳举行，与会国重点围绕“执法与调查”和“电子证据与刑事司法”展开讨论。会上，不论是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互联网强国，还是多米尼加这样互联网产业并不发达的小国，都在强调网络犯罪执法与调查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哥伦比亚、摩洛哥等国指出，缺少专业训练导致网络执法与调查效果不尽人意，跟不上日益严峻的网络犯罪形势。布基纳法索强调除了对人员的专业培训外，向不发达国家的设备器材援助也很重要。一些国家还就电子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表达了看法。美国、日本、秘鲁等国指出，电子证据很容易被篡改，确保电子证据的可采性给司法机关带来挑战，各国目前采取的标准和规则并不一致，在实践中也造成了刑事司法合作障碍。并且各国均认为在调取境外电子数据问题上并未形成统一的国际规则，对是否应允许一国绕过国际司法协助和执法合作渠道直接跨国调取电子数据，分歧较大。

三、对策建议

(一)加强能力建设。网络犯罪形式日益严峻要求各国要对网络执法人员进行专业的训练，只有这样才能增加网络执法与调查效果的可靠性、真实性。发达国家要给予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技术和方法的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相关人才。法国、俄罗斯在国内建立网络犯罪专业调查部门、中国在会议上分享北京市检察院系统加强网络犯罪调查能力建设的经验都有力地说明了各国在这一领域积极发挥作用。(二)进行公私合作。想要迅速侦破网络犯罪案件离不开电子数据的存在。这里所说的电子数据就是相关的证据。但是大部分的电子证据是用户数据，用户是否积极提供、是否积极配合决定网络犯罪能否侦破。这就涉及到“隐私”问题，如何在保护相关企业的权利和个人隐私一直以来是国际关注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全球应该制定出一个明确的立法供各国参考借鉴，确定企业和个人配合执法调查的义务，也要确定这个义务的边界，确保互联网用户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三)创新管辖权。传统跨国犯罪一般以属地原则为基础，但是这一原则并不能很好的满足打击网络犯罪的需要。因为云服务的技术可以使电子数据存在于任何的一个地方，而并非一定在网络犯罪的当地或者当国，执法过程中，确定数据存储的地理位置很难实现，有时还会发生转移。对于电子证据的取证国际合作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以属地原则为基础的网络犯罪管辖权应该根据现有的发展趋势做出灵活调整。(四)制定全球性打击网络犯罪公约。在这个问题上，世界各国有着较为明显的分歧，布达佩斯公约缔约国认为其公约缔约国有63个，即使一些没有加入的国家在立法过程也有所吸收其公约的规定，全球应该以该公约为标准。有的国家态度正相反:认为该公约标准较为严苛，不适用于全球统一使用。其实，当前网络犯罪国际法律框架仍然呈现出“碎片化”，并不利于在实践中的国际合作，各国不应坚持己见，应该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与必要性，共同商讨制定出一个符合世界各国的法律文书。

［参考文献］

［1］吴迪，李君．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挑战与路径［J］．现代商贸工业，2019．

国际犯罪范文篇9

从国际法学者的视角，承认国家犯罪和追究国家刑事责任，无异与国际法“国家之间法”的性质及“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法律原则相违背；但是国际法领域的有些罪行确实是“国家行为”的产物，或者是按照“国家赞成的政策”行事的结果，例如“战争中的犯罪行为通常不是为实现私人的利益和欲望，而是代表国家或作为国家机关而作出的”，若对其听之任之，可能严重威胁国际安全与和平，置国际法的价值追求于不顾。

刑法学者同样陷于两难境地。获得道义上的支持或者找到某个必须依赖国家本身力量实施而达到的强行法犯罪的实例并不难，2007年国际法院在波黑诉塞黑案的判决中明确指出国家可以犯下灭绝种族罪。在理论层面上，国家应当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在现实中，刑法学者面临合法性原则的挑战——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国际公约明确规定国家的刑事责任。

因此，在世界主要以国家为基本终端单位，以国家的方式组织起来这一事实尚未改变之前，一味追求“国家犯罪”及国家刑事责任存在巨大的障碍；然而简单的回避国际社会面临的困境，并放弃国际法的价值追求于不顾又是可悲的“鸵鸟政策”。

一、“政府犯罪”概念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德罗斯特(Drost)教授提出：以“政府犯罪”代替“国家犯罪”，可在国家主权与国际法治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在司法意义上，国家犯罪的概念是行不通的。相反，政府犯罪，则是法律所承认的事实……国家与道德无涉，而政府往往是不道德的。在法律和实践层面不可能惩处一个国家，但如果国际法律秩序提供了可以实施刑事司法的制度，政府是可以和应该受到惩罚的。”往往“最严重的罪行——导致人身伤害，剥夺公民自由，造成经济损失，具有个人和组织以国家名义行事的属性”，所以“将个人和政府机构实施的对他人奴役和歧视的法律责任推给整个国家显然是不公平的”。

早在二战后纽伦堡审判中，审判机构通过制定或完善法律机制，处理从1933年至1945年由整个德国国家机器和众多的自愿参与者所犯下的各种有组织犯罪活动。当时荷兰代表就曾建议审判委员会应该宣布整个德国政府对它下级所犯的暴行负责。这里暗含了一种观点，即对个人(包括国家元首)和有组织团体的刑事审判，都不如由政府代表整个国家为所犯罪行承担责任。这项提议得到当时澳大利亚、比利时、中国、挪威、波兰和前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支持。本世纪初全球反恐政策研究中，易显河教授认为：“在现行国际法的总体框架内，可能需要为打击恐怖主义提供某种例外，当一国政府支持恐怖主义，适用政府犯罪的概念对打击恐怖主义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国际司法实践只追究了个人和有组织团体的刑事责任(犯罪团体或组织中是否包括一国整个政府，没有明确的答案)。究其原因，一国政府往往与这个国家被等同起来，“其作为秩序化统治的一种条件而言，政府是国家的权威性表现形式。”《国家责任草案》中“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第一款即包括政府行为，政府犯罪被当然地视为国家犯罪，而有关国家犯罪和追究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尚在争论之中，更何谈前者。

二、“政府犯罪”概念的应用

尽管历次国际法庭没有宣布某国政府为犯罪组织或犯罪政府，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的研究聚焦于国家和个人，但“政府犯罪”的概念仍然在国内法和国际法研究中应用。

在国内法层面，政府犯罪与法人犯罪、职业犯罪和技术犯罪同归于“白领犯罪”的范畴，是政府权力滥用的结果，“政府为了维持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实施极端的不公正……实体正义要求禁止实施实际上维持这种不公正的成文和不成文法”；其最广泛的含义指“国家机构—例如安全机构、军队、警察和教育机构等对人民犯下的所有罪行”，包括腐败、非法窃听、掩盖真相、选举诈骗、虐待劳工和破坏环境等，伤害到该国大多数人的基本人权。

“政府犯罪”在国际法研究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研究或指明某一具体实例为政府犯罪(日本军国主义政府1932年到1945年间的策划、建立、实施“慰安所”制度；美英当局在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德监狱的虐囚行为；非洲某些国家在内战中为控制钻石开采区将人民驱逐出家园的行为)；或指明政府犯罪的某些特征——可归因于政府的有组织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造成严重伤害；或认为一国某时期的政府为犯罪组织，例如屠杀犹太人的德国纳粹政府、支持恐怖主义的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政府等。

三、初步定义“政府犯罪”

由于缺乏明确的国际法意义上的定义，有关“政府犯罪”的研究受概念模糊的束缚。“政府犯罪”的定义应是揭示该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以列出“政府犯罪”的基本属性来描写或规范该概念的意义。在本文中，政府指代表公民行使政治权力、统治和领导各种国家事务的人所组成的机构，是“作为国家的人并具有授权的国家机关的实体，在国际上可能有单独的人格和适当的活力。”

(一)“政府犯罪”的特征

学者基于感性经验的直接概括，归纳形成“政府犯罪”的特征。通过文献的收集和整理，粗略总结如下：

1.有组织、有系统的政府行为要将某一犯罪归于政府，这一罪行必须由政府参与、组织或纵容。“1938年3月4日一份由陆军部军事管理局起草的题为《关于招募妇女为军队慰安所工作》的文件证实，日本政府不仅参与招募慰安妇，而且清楚在招募过程当中常常使用不法手段”；随着众多文献的揭秘，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推行战争，侵略别国，系统参与慰安所建立和运营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因此慰安所制度被视为“政府犯罪”。有学者提出，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的强迫婚姻，属于政府犯罪的范畴。有证据显示在1975－1979年间，红色高棉政权将“强迫婚姻”作为一项政府政策推行：严格实行同一阶级的男女之间缔结婚姻、强迫不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离婚；但作为奖励，允许干部和伤残军人选择任何自己想要的妇女(不论阶级、不论对方意愿)作为结婚对象。这种有浓厚阶级色彩的“强迫婚姻”完全违背了当地的传统与伦理。

系统性和制度化的要素在“政府犯罪”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1935年纽伦堡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国籍，1942年1月20日温瑟会议制定了“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方案”……总之，德国纳粹政府为民众参与种族屠杀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南非从1950年起陆续颁布《人口登记法》《集团住区法》《公共场所隔离保留法》《原住民土地法》《混种婚姻禁止法》《背德法》等，然后依照法律上的分类，各族群在地理上被强制分离，使种族隔离制度化、系统化，直至1991年废除。可见“政府犯罪”均以明确或含蓄的政府政策为基础，由国家官僚机构、行政部门及下级在较长时期、在广大区域内实施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政府行为。

2.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以慰安所制度为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的结论是：日本政府对慰安妇负有道义及法律上的责任。作为1904年《禁止贩卖白奴国际协定》、1910年《禁止贩卖白奴国际公约》和1921年《禁止贩卖妇女和儿童国际公约》的签字国，日本为军队建立性奴隶制度违反了国际条约义务。进一步而言，上述国际协议以及1907年《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被广泛接受，具有国际习惯法效力，因此慰安所制度属于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违反国际习惯法。同样，美英当局因严重违反国际法，在阿布格莱德和关塔那摩虐囚事件中被贴上“政府犯罪”的标签，包括：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尊重冲突各方被俘人员权利的基本原则，尤其是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3和第14条有关战俘待遇的规定；严重违反维护人类尊严的国际人权公约，如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被俘人员免受军事人员任何形式的虐待的原则……

3.行为造成严重伤害“政府犯罪”的另一特征是对受国际法保护的对象造成严重伤害，被认为是“非人道的犯罪行为”。“保守估计仅20世纪因国家的蓄意行为造成1亿至1.35亿人死亡，种族灭绝、大屠杀和集体处决所造成死亡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战争。20世纪地球上许多居民已经被政府犯罪夺去了生命。”日本“慰安所”制度致使超过20万亚洲妇女(包括日本妇女)惨遭非人待遇，许多妇女每天要为60至70人提供性服务。除了强奸，士兵经常无缘无故的殴打、刺伤，或以其他残酷行为折磨慰安妇，任何企图逃避或抗拒士兵的举动将招致更严重的身体伤害。过去十年中，塞拉利昂、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为控制钻石开采区将超过650万人民驱逐出家园，使其流离失所，困顿交加。

(二)初步的定义

本文选择实质定义法界定“政府犯罪”，用公式表示为：被定义概念＝种差＋邻近属概念。将“政府犯罪”概念的研究置于国际法的范畴内，国际犯罪作为国际刑法的属物事由而成为政府犯罪的邻近属概念，关系如图1所示。

真实定义法的关键在于能否准确的揭示种差。在上文讨论的“政府犯罪”的特征中，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结果造成严重伤害，是所有国际犯罪共有的特征种概念具有属概念的所有特征)；而“可归因于政府的有组织、有系统的行为”是区分政府犯罪与其他国际犯罪(个人、法人、国家)的特征，所以“政府犯罪”的初步定义为：政府犯罪是构成国际犯罪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政府行为。

四、改进“政府犯罪”的定义

“政府犯罪”概念有涉国家主权问题，初步定义显然不能实现判定在特定案件中是否存在政府犯罪的情势，因此需要进一步考虑其他因素，以使“政府犯罪”的概念得到广泛认可。

(一)类比“国家犯罪”的概念

在现有的国际犯罪和国家责任体系研究中，政府犯罪往往直接等同于国家犯罪。但笔者认为，国际法意义上的政府犯罪与国家犯罪的关系如图2所示：一方面，按代议制理论，政府是国家的人。国际社会实践反复证明，如果缺乏政府“因素”，国家犯罪根本不可能达到系统性与广泛性的程度，如侵略罪，所以这部分政府犯罪与国家犯罪重合；另一方面，“国家和政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即国家因自身而存在，然而政府却只能通过主权者而存在”。基于政府权力膨胀的特性，其行为可能会背离国家和人民的意志。以萨达姆政府残杀库尔德人为例，如果将其视为伊拉克国家犯罪，是否意味着作为受害者同时又是伊拉克公民的库尔德人也需承担道义和法律上的责任?所以政府犯罪可能超越国家犯罪。

由于两者的相似性和交叉性，在讨论“政府犯罪”概念的特征时，可以与国家犯罪的特征进行类比。《国家责任草案》有关国家“国际犯罪”第19条第二款指出国家犯罪的特征：“一国严重违背其国际义务，对保护国际社会根本利益有重大影响，以致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犯罪时，则该国际不法行为构成国际犯罪”。巴西奥尼(M.CherifBassiouni)教授认为：国家行为或国家政策支持的行为，违反国际刑法规范中的禁止性规定，可能影响人类的和平与安全，悖反人类基本价值观是国家犯罪。尼娜?约根森(NinaJotgensen)列出判断国家犯罪必需满足的五个标准：(1)违反了对世义务。(2)被整个国际社会接受和确认。(3)国家行为在性质上违反特定国际义务，行为后果对受国际法保护的利益造成严重伤害。(4)震撼人类良知。(5)违背人类基本价值。较之普通的国际犯罪，国家犯罪有更高的判断标准。同理，“政府犯罪”应具有相似的特征：行为的性质违反至关重要的国际义务、行为后果严重损害受国际法保护的利益、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犯罪。

(二)“政府犯罪”的综合定义

依据初步定义并综合上述类推特征，暂对“政府犯罪”界定如下：一国政府严重违背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紧要的国际义务、犯下被整个国际社会公认为犯罪、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有组织行为，这就构成政府犯罪。

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紧要的国际义务，犯下整个国际社会公认为犯罪行为”的含义，众多学者著述甚丰，笔者仅就定义中“严重”一词，作简要说明。在众多有关国际公约和国际法学者的著作中，“严重”常被用作“犯罪”“后果”“违反”等词的定语，但“严重”是主观概念，不易量化。国际法委会在1954年7月《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报告中指出，达到“严重”的程度可以从两方面推断，一是行为的性质，即行为的残酷性、恐怖性和野蛮性；二是影响程度，即其普遍性和广泛性。

1.“严重”的行为性质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将管辖权限于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因为这四种罪行是“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绝不能听之任之不予处罚”。由于其自身强行法犯罪的性质，这些罪行本身就构成严重违反国际义务。《国家责任草案》第19条第三款对“保护国际社会根本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国际义务”进行补充说明，包括“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义务，例如禁止侵略行为”“维护民族自决的权利，如禁止暴力建立或维持殖民统治”“广泛保护人权，禁止奴隶制度、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禁止大气和海洋污染。可见，从违反国际义务的性质可以判断行为是否达到“严重”的程度。

国际犯罪范文篇10

一、扩展了国际犯罪的主体类型

国际犯罪主体是指依据国际刑法规定，实施国际罪行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者。自然人一向是国际刑事责任最主要的承担者。另外极少数公约如1973年《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公约》也规定“组织、机构”等公共实体可以被指控犯种族隔离罪。

近年来，法人犯罪日益呈跨国性、国际性发展趋势，这种现状引起了国际刑法理论的关注。1994年9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国际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大会通过的“关于危害环境罪的决议”中就提出：“不论法人、公共实体或自然人，均有可能参与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但这只是理论观点，并没有国际刑法规范的依据。

两个公约的制定使国际刑法领域内法人犯罪问题由理论变成了立法现实。两个公约明确规定了法人责任，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缔约国均应采取符合其法律原则的必要措施，确定法人参与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应当承担的责任。”在确立法人犯罪的同时，两个公约同时规定了对法人犯罪的双罚制。对法人犯罪主体类型的承认无疑会增强国际刑法在惩治国际犯罪方面的作用。

二、丰富了普遍管辖权的理论

普遍管辖权是指国家根据国际法对于某些特定的国际罪行，无论罪犯的国籍如何也不论其犯罪地于何处，实行刑事管辖的权力。普遍管辖原则在惩治国际犯罪中的作用正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重视。两个公约的规定对普遍管辖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扩大了普遍管辖权的适用对象。两个公约规定：“各缔约国还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在被指控罪犯在其领域内而其不引渡该人时确立本国对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的管辖权。”这一规定，使适用普遍管辖原则的犯罪数量大幅度增加。

其次，丰富了普遍管辖权的适用根据。理论上一般认为，传统管辖原则的根据是国家主权的属地或属人优越性，而普遍管辖是仅以犯罪性质来确立的管辖权，也就是说，适用普遍管辖权的根据在于某一类犯罪的性质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国际法允许罪犯所在地可以不管罪犯的国籍如何和犯罪地在何处，对罪犯行使刑事管辖权。

但是这一理论似乎无助于解释两个公约中的大多数犯罪被确立普遍管辖原则的原因。像窝赃等犯罪，从性质上看，无论如何也说不上是危及全人类和平与安全的行为。所以说，从确立根据上看，两公约对普遍管辖权的规定与其说是为了“维护全人类的和平与安全”，不如说是出于各缔约国在打击跨国犯罪中对国际合作的强烈需要。

适用对象的增加及适用根据上的扩展，将使普遍管辖原则在惩治国际犯罪、堵塞传统管辖原则的漏洞以防止罪犯逃脱惩罚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

三、强化了国际刑法预防犯罪的功能

刑法的最高境界是“刑期无刑”，是积极的事先预防，而不是消极的事后惩罚。国内刑法理当如此，国际刑法亦不应例外。

由于国际刑法尚未发展成熟，其国际实践更侧重于对已经发生的国际犯罪的事后惩罚。随着国际犯罪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国际刑法在其立法上已开始关注对国际犯罪的预防。两个公约的相关规定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强化了国际刑法的这种发展趋势。

这两个公约不但将预防相关犯罪的发生作为制定公约的宗旨，还明确而详尽地规定了预防犯罪的措施以期形成国内及国际的双重预防体系。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例：其第五条要求各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制度，制定和执行预防性反腐败政策和做法；第六条规定各缔约国应设立预防性反腐败机构；第七条要求各缔约国建立约束公职人员公务行为的监督机制；第十条规定了“公共报告”措施以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另外还规定了私营部门腐败行为的预防机制及通过鼓励“社会参与”来增加预防腐败的力量。

从两个公约的上述规定看，国际刑法正在将预防犯罪从一种观念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国际刑事“政策”。

四、加剧了国际刑法两种实现方式发展上的不平衡

国际刑法两种实现方式（即通过国际刑事审判组织的直接实现方式与通过主权国家国内法律系统的间接实现方式）的发展呈现不平衡态势，由于在时空范围及管辖罪行上受到严格限制，国际刑法的直接实现方式发展缓慢，而绝大多数国际罪犯是通过间接执行方式受到惩罚的。所以国际刑法的直接执行方式在诸多方面大大落后于其间接执行方式，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也无力改变这一现状。两个公约的制定在赋予各缔约国对相关犯罪的刑事管辖权的同时，使国际刑法两种实现方式之间的强弱对比更加明显。

五、加强了国际刑法的刑事司法合作

全球化的发展，使人们懂得了全人类相互依存的重要性。半个世纪以来，加强国际刑事合作一直是国际刑法的发展方向，两个公约的规定也证明了这一点。仍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例，该公约专门用一章来规定各缔约国在打击相关犯罪中的刑事司法合作义务：从详细规定缔约国如何处理引渡中的各种问题，到被判刑人的移管；从要求各缔约国在刑事管辖中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中相互提供“最广泛”的司法协助，到刑事诉讼的移交；从执法阶段的各种合作形式，到联合侦查手段的提倡。两个公约中关于国际合作的内容之详尽、方式之多样是以前任何国际刑法公约都不能相比的。

六、增强了国际刑法规范的“硬度”

由于只确立犯罪，不配置法定刑；只规定各缔约国的义务，没有规定怠于履行公约义务的责任，所以，国际刑法规范也具有“软法”的特征。但从两个公约为各缔约国设置的种种义务看，似乎国际刑法规范正力图增加自身的“硬”度。究其根本原因，应该还在于各缔约国已深刻地体会到在惩治跨国犯罪方面，孤掌难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