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资本制度范文10篇

公司资本制度范文篇1

仍属于法定资本制范畴

1993年的《公司法》关于公司资本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23条、第25条、第78条,这些规定强调资本总额一次发行，一次性全部缴纳，不允许分期缴纳，实行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2005年对上述规定进行了较大修改，修改后的《公司法》第2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第59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十万元。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第81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公司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其余部分由发起人白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在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第84条规定：“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书面认足公司章程规定其认购的股份；一次缴纳的，应即缴纳全部出资；分期缴纳的，应即缴纳首期出资。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由此可见，设立有限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时，资本总额必须一次性发行、但允许分期缴纳；设立一人有限公司和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时，资本总额必须一次性发行、不允许分期缴纳。对这些新规定，学者认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属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种观点认为新《公司法》实行的是折中授权资本制；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公司法是折中资本制和法定资本制并行。笔者认为上述对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属性定位的两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或者说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法定资本制的特点是强调一次发行与一次认购，在缴纳时可以一次缴纳，也可以分期缴纳，但不授权董事会发行。而折中资本制的特点则是资本的发行与认购是分次进行的，也就是说允许第一次只发行注册资本的一部分，设立人只需认购部分资本，其他部分发行与认购可在公司成立以后进行，可以一次缴纳，也可以分期缴纳，但授权董事会发行，对董事会发行有限制要求。法定资本制与折中授权资本制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看资本的发行或认购是一次还是分次，二是看是否授权董事会发行。至于是一次缴纳，还是分期缴纳，不是两者的主要区别。从2005年新《公司法》规定的资本制度来看，比较符合法定资本制的特点。因而，从整体而言，2005年新《公司法》规定的资本制度不是折中资本制，仍为法定资本制，是分期缴纳与全额缴纳相结合的法定资本制，比1993年《公司法》规定的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在缴纳出资方面有所放松。

与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资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统一

《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第18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6条、《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21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第4条对合营企业、合作企业，外资企业的资本做了明确规定，规定注册资本是认缴资本,企业设立不以资本实缴为前提的，而且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可以在企业成立后一期或分期缴付，不要求在企业成立时一次到位。对这些规定，有些学者认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制度是折中资本制，也有些学者认为是法定资本制。笔者同意是法定资本制的理解，应该说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制度更符合分期缴纳的宽松的法定资本制的特点。

我国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有关注册资本的规定与外商投资企业有关资本制度规定不统一，于是形成了依照公司法成立的公司实行比较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依照外商投资企业法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实行比较宽松的法定资本制，体现了对内对外有别的资本制度。2005年修改后的《公司法》将1993年公司法规定的实缴资本改为认缴资本和实缴资本相结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都是在公司登记时已经发行并被认缴了的出资。新《公司法》的这一规定使公司资本制度与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制度做到了完全的统一，都实行认缴资本。但是，对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仍实行实缴资本制。2005年修改后的《公司法》将1993年《公司法》不允许分期缴纳的规定，修改为根据不同的公司采取不同的缴纳方式，作了区别对待。依据新《公司法》第26条、第59条、第81条、第84条的规定，可以总结出新《公司法》允许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分期缴纳，实行分期缴纳的法定资本制，不允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分期缴纳，仍实行一次缴纳的法定资本制。即分期缴纳只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不适用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这说明新《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在出资缴纳方面的规定做到了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统一，（尽管分期的具体期限不完全一致）；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募集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规定在出资缴纳方面的规定与外商投资企业未完全统一。因此，在有关出资缴纳方面，新《公司法》与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规定还存在一定的区别，未达到完全统一。新《公司法》允许认缴和分期缴纳的规定不但与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达到统一，而且也符合时展的潮流。因为，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规定，公司章程载明的注册资本允许分期分次到位。

公司资本制度范文篇2

关键字：公司资本法律管制改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修订中，对资本制度改革的争论集中于是否放松公司设立时的资本管制问题。笔者认为，就放松公司资本监管的法律改革而言，最重要问题是：必须打破我们头脑中已经形成的即定模式去探讨公司资本制度，去分析和解决中国公司在资本问题上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因此应当研究的问题是：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严格的资本管制是如何发生的？中国目前是否需要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一、中国公司资本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

中国是否需要放松对资本的管制？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中国公司资本制度是否能适合于中国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首先应当讨论的问题是：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先后放松资本管制、采用折中制的情况下，制定于1993年的中国公司法为什么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法定资本制，规定了较高的最低注册资本额及实际缴纳制度？

过于强调资本确定、忽视资本充实、强调静态管理、忽视动态监管，构成了现行中国公司资本制度的鲜明特色。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行严格的资本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管制经济的体现。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因为计划经济下的中国企业没有注册资本及其最低限额的概念。因此，这种观点的意义仅在于它揭示了中国的旧体制与现行公司资本制度之间的联系：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全面管制所产生的制度惯性，在经济转轨时期仍然会影响政府行为。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由于资本制度的存在及其具体内容取决于公司生存的需求，公司生存的需求又取决于公司自身的状况。因此中国公司的现状才是问题的关键。在当今的中国，绝大多数的公司由国有企业改造而来，它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股东。在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公司与第三人或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受到“国家大股东”控制的“关联关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仍然是由政府决定的，自然，公司的生存或死亡也不由市场而由政府决定（破产法至今不能真正实施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样的公司没有遵守市场交易的游戏规则和注重信誉的动力，因为经营公司的人的行为不受市场制约。因此，要维持公司的信誉，公司法在资本规定方面的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严格管制。而早期法定资本制，特别是其中的资本确定原则，恰好适应了这一时期中国公司生存的需要。而国家管制的惯性，在这里只是促成严格管制外部条件。可见，姑且不论将中国纳入法定资本制体系的观点是否科学，单就制度形成的原因，中国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之间有很大区别。

通过规定较高的最低资本额并实际缴纳，来筛选出相对资信好的公司，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如何？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讲，遵守法律可以建立公司资信的做法，必须建立在经营者对未来预期确定的基础之上，即建立资本信誉对企业和经营者有利可图。但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由于产权制度扭曲及竞争的不充分，出资人和公司不但缺乏通过守法保持资信的动力，反倒有通过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来降低设立及运营成本的积极性。其次，再从法学的角度看，遵守法律可以建立公司资信的做法必须以不守法将要受到处罚的预期为前提。因此如果处罚小于违法所得，或违法根本就不会受到处罚，那么，公司就有通过贿赂登记机关、或与会计师事务所合谋进行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的积极性。因此，中国特定产权制度及法律环境之中的公司行为机制与公司资本制度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合理地解释了中国公司大量存在的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现象，也说明了对资本进行严格管制失败的原因。二、中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方向

在《公司法》实施八年后的今天，导致严格资本管制的环境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吗？尽管改革在不断推进，但答案却仍然不是肯定的。那么，目前中国放松资本管制的理由是什么？笔者认为，在严格的资本管制之下大量存在的抽逃出资与虚假出资，固然说明了严格管制的失败。但这在目前的中国，可能不是放松资本管制理由，相反，倒有可能成为进一步加强管制的理由：严格管制产生的原因没有消除，一旦放松管制，有可能会使中国公司的资信在现有状况下进一步恶化，由此会进一步产生对管制的需求。因此笔者认为，管制给公司设立带来的高成本对增长中的中国经济所发生的消极作用，是目前政府放松对公司资本严格管制的关键原因。学术界用创业的需求、对民间投资积极性的刺激、缓解就业的压力等理由来论证政府应当放宽对公司设立的资本管制就表明了这一点。

基于上述，中国目前放松对公司资本管制的法律改革，应当思考及解决以下问题：

首先，加强资本充实是放松管制的前提条件，也是资本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我们应当考虑到放松管制后公司在资信方面可能出现的混乱。解决的办法是找到严格管制的替代机制，因为放弃或弱化资本确定原则之后所留下的法律调整空白，只能以加强和完善资本充实原则的方式去弥补。在这方面，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因此，要结合中国的实际采取各种有利于公司资本充实的做法，特别是在近年来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措施以维持公司资信，这些措施主要有：1）进一步强化资本信息的公开，特别是资本变动的动态信息公开，在放松设立方面的资本管制后，可以要求非上市公司向管理机关提交必要的财务报告，并且保证第三人、债权人或评估机构可以以低廉的成本获得这些信息；2）加强对股东取得公司财产的监控，增加对关联交易控制的条款，规定大股东对公司资本实质性减少的责任；3）加强对公司利润分配和剩余财产分配的监控；4）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规定公司董事、经理对公司实质性资本减少的责任。

公司资本制度范文篇3

论文摘要：新实施的《公司法》做了重大修改，修改主要体现在：将实缴资本改为认缴资本、降低公司最低资本限额、放宽出资期限、扩大投资方式等方面。修改后的公司资本制度仍属于法定资本制范畴。这次重大调整使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更加完善。

新实施的《公司法》做了重大修改，在此次修改中，借鉴了国际上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趋势，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摒弃了严格法定资本制，过度到允许分期缴纳的法定资本制。其变化和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仍属于法定资本制范畴

1993年的《公司法》关于公司资本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23条、第25条、第78条,这些规定强调资本总额一次发行，一次性全部缴纳，不允许分期缴纳，实行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2005年对上述规定进行了较大修改，修改后的《公司法》第2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第59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十万元。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第81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公司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其余部分由发起人白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在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第84条规定：“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书面认足公司章程规定其认购的股份；一次缴纳的，应即缴纳全部出资；分期缴纳的，应即缴纳首期出资。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由此可见，设立有限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时，资本总额必须一次性发行、但允许分期缴纳；设立一人有限公司和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时，资本总额必须一次性发行、不允许分期缴纳。对这些新规定，学者认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属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种观点认为新《公司法》实行的是折中授权资本制；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公司法是折中资本制和法定资本制并行。笔者认为上述对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属性定位的两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或者说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法定资本制的特点是强调一次发行与一次认购，在缴纳时可以一次缴纳，也可以分期缴纳，但不授权董事会发行。而折中资本制的特点则是资本的发行与认购是分次进行的，也就是说允许第一次只发行注册资本的一部分，设立人只需认购部分资本，其他部分发行与认购可在公司成立以后进行，可以一次缴纳，也可以分期缴纳，但授权董事会发行，对董事会发行有限制要求。法定资本制与折中授权资本制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看资本的发行或认购是一次还是分次，二是看是否授权董事会发行。至于是一次缴纳，还是分期缴纳，不是两者的主要区别。从2005年新《公司法》规定的资本制度来看，比较符合法定资本制的特点。因而，从整体而言，2005年新《公司法》规定的资本制度不是折中资本制，仍为法定资本制，是分期缴纳与全额缴纳相结合的法定资本制，比1993年《公司法》规定的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在缴纳出资方面有所放松。

与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资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统一

《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第18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6条、《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21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第4条对合营企业、合作企业，外资企业的资本做了明确规定，规定注册资本是认缴资本,企业设立不以资本实缴为前提的，而且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可以在企业成立后一期或分期缴付，不要求在企业成立时一次到位。对这些规定，有些学者认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制度是折中资本制，也有些学者认为是法定资本制。笔者同意是法定资本制的理解，应该说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制度更符合分期缴纳的宽松的法定资本制的特点。我国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有关注册资本的规定与外商投资企业有关资本制度规定不统一，于是形成了依照公司法成立的公司实行比较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依照外商投资企业法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实行比较宽松的法定资本制，体现了对内对外有别的资本制度。2005年修改后的《公司法》将1993年公司法规定的实缴资本改为认缴资本和实缴资本相结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都是在公司登记时已经发行并被认缴了的出资。新《公司法》的这一规定使公司资本制度与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制度做到了完全的统一，都实行认缴资本。但是，对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仍实行实缴资本制。2005年修改后的《公司法》将1993年《公司法》不允许分期缴纳的规定，修改为根据不同的公司采取不同的缴纳方式，作了区别对待。依据新《公司法》第26条、第59条、第81条、第84条的规定，可以总结出新《公司法》允许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分期缴纳，实行分期缴纳的法定资本制，不允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分期缴纳，仍实行一次缴纳的法定资本制。即分期缴纳只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不适用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这说明新《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在出资缴纳方面的规定做到了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统一，（尽管分期的具体期限不完全一致）；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募集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规定在出资缴纳方面的规定与外商投资企业未完全统一。因此，在有关出资缴纳方面，新《公司法》与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规定还存在一定的区别，未达到完全统一。新《公司法》允许认缴和分期缴纳的规定不但与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达到统一，而且也符合时展的潮流。因为，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规定，公司章程载明的注册资本允许分期分次到位。

公司资本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公司资本资本诉讼虚假出资抽逃出资

一、公司资本诉讼成因

（一）法定资本制的缺陷

“公司注册资本制度是公司制度的基石，它不但是公司存在的前提，也是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基础。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设计、选择和创新，都是围绕着制度安排的公正、公平、安全和效率等价值目标而展开的。”我国资本制度是典型的法定资本制，虽然《公司法》已对注册资本进行修改，规定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并采用分期缴纳的方式，使股东认购资本公司即可成立，不需要一次性缴清，避免了“皮包公司”的产生，但是对比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公司法的规定，我国限额还是过高，容易造成公司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虚报注册资本等一系列问题。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顺利设立公司并有效进行运作，我们应进一步降低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将资本为中心的公司信用制度变为以资产为中心的公司信用制度。

（二）股东出资规定存在不足

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履行方式较为简单，只需将货币存入设立中的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即可。然而，公司在设立中的开户人只是经登记机关事先核准的名称，并非真正存在的法律主体，公司发起人、股东向临时账户缴纳货币出资时，是将出资货币存入临时账户，并不等于向适格主体缴纳出资。股东以非货币形式出资时，有时只办理了权属变更而未实际交付等情形时，极易导致出资纠纷。

（三）股东退股制度规定不完善

股东退股，是股东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其主动方为股东，被动方为公司。《公司法》确立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股制度，在立法上肯定了封闭公司股东的退出途径。但是，有限公司股东退股的规定来看，适用范围过窄，规定较为谨慎并且配套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和程序保障。当公司经营不善、出现公司僵局等情况时，股东顺利退股往往比较困难，以退股为目的而发生的资本诉讼越来越多。

（四）诚信缺失、违法成本低

诚信问题不仅停留在个人的道德层面，而且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公司股东、投资人的诚信直接关系到企业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由于违法成本较低，实践中一部分股东及投资人诚信缺失，投资主体自律意识淡薄，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通过非法途径对非货币财产进行低值高估或者拖延出资、拒绝出资等方式，违反资本制度所规定的义务，损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利益。为此，应加快建设全社会个人诚信制度，提高股东、投资人的违法成本，培养良好的诚信意识，使其不愿、不敢违反法定义务，使这些违法现象从源头上得以制约。

二、虚假出资之诉

（一）虚假出资

虚假出资是指公司股东并未交付或者未按期交付作为出资的货币或者非货币财产，而与代收股款的银行串通，由银行出具收款证明，或者与资产评估机构、验资机构串通由资产评估机构、验资机构出具虚假出资证明，骗取公司登记的行为。

（二）股东虚假出资行为方式及认定

《公司法》第25条第1款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九条之规定，以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出资的，出资人对于出资不享有权益。

1.货币虚假出资认定。货币出资是股份认购人最主要的一种出资方式，任何公司类型都离不开货币出资。货币出资确保公司资本的真实性，如果以货币以外的财产出资，无论是现物出资还是劳务出资、信用出资，都有被操纵、高估的可能，而货币出资的价值是客观明确的。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公司注册资本中货币出资的最低比例。但总体上还是有些过高，在经济利益与投资愿望的驱动下，有些投资者为了规避此种较高的进入壁垒,往往与代收股款的银行串通，采用欺诈性的手段进行公司设立，导致对债权人利益的严重损害。

2.实物虚假出资认定。实物出资是一种与货币出资、知识产权出资并列的独立出资形态。实物主要包括建筑物、厂房、机器设备等。根据《公司法》的规定，用于出资的实物可以通过估价对其价值进行评估和计算，可以依法转让，该实物对被投资公司应具有有益性以及实物上未设担保实物。实物虚假出资包括：以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实物进行出资；未到有关部门办理转移财产的法定手续；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没有向公司登记办理实物出资的转移手续，并由有关验资机构验证。实践中，对实物的虚假出资，大多虚假在评估步骤上。

3.无形财产虚假出资认定。我国2001年9月1日施行的《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是指特定主体所控制的，不具有实物形态，对生产经营长期发挥作用且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无形资产分为可辨认无形资产和不可辨认无形资产。可辨认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专有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不可辨认无形资产是指商誉。”无形财产出资包括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出资方式。由于无形资产出资作价困难给股东虚假出资留下了空间，虚假出资的股东往往联合资产评估机构出具与实际价值相比过高的评估报告，采用虚有的产权入股或者并未实际办理产权转移手续，或与验资机构合谋骗取注册。

（三）虚假出资责任

1.虚假出资人对公司的填补责任。我国《公司法》第31条和第9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发起人补足其差额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也有类似规定：发起人未履行或者未适当履行交付货币或者非货币财产的出资义务，公司或者股东起诉请求其向公司交付货币或者非货币财产，公司的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虚假出资人对其他已出资股东的违约责任和被追偿责任。公司成立过程中，发起人协议自然对所有发起人具有合同约束力，违反该协议而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即构成违约。公司成立后，公司章程具有契约性质对所有股东和公司都有约束力，若股东虚假出资则构成违反股东义务，公司设立中己履行出资义务的出资人有权要求因其过错导致公司设立失败的出资人承担违约责任和已经发生的公司设立费用，发起人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后，可以向违反出资义务的发起人追偿。

3．虚假出资人对债权人的清偿责任。虚假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民事清偿责任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虚假出资导致股东们实际缴纳的注册资本之和虽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数额，但已达到法定最低限额，此时公司具备独立法人人格，虚假出资的股东应在实缴资本与应缴资本的差额范围内向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已经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不能履行的范围内向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是虚假出资导致注册资本未达法定最低限额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七条之规定，因公司设立无效不能履行，给合同相对人造成损失的，应由公司发起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虚假出资人、验资机构对公司以及其它合法出资股东的责任。依据我国《注册会计师法》第42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规定，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验资机构和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的主观上有共同过错，客观上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验资机构应当和违反出资义务股东一起负侵权责任。

三、抽逃出资之诉

（一）抽逃出资

抽逃出资是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形式之一，是指股东在公司成立后将已缴纳的出资通过某种形式转归其个人所有或长期使用的行为。抽逃出资的财产既包括股东原始出资时提供的特定财产(如用于出资的设备)，也包括公司成立后取得的其他财产(如货币)，抽逃出资本质上属于股东直接支配和处置公司的财产。抽逃出资损害了公司、股东、债权人等主体的合法权益，危害了社会信用，从根本上破坏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

（二）股东抽逃出资行为方式及认定

实践中抽逃出资往往与虚假出资、虚报注册资本相混淆，由于其是一种带有很强隐蔽性和欺诈性的违法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六条规定：公司设立时，股东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股东出资后，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偿还债务；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股东向公司出让股份，公司未按法律规定进行减资或者处置股份；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公司财产：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等行为均是抽逃出资行为。

（三）抽逃出资责任

我国对抽逃出资法律责任的规定散见于不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本文依据《公司法》以及《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的规定，对其民事责任进行分析。

1.股东抽逃出资对其他股东的违约责任。公司成立后，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违法了公司章程，实质上是对已经按时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合法权益的侵犯，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起诉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协助股东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股东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抽逃出资的股东追偿。公司债权人起诉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

2.股东抽逃出资对公司的资本填补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公司成立后拥有自己的财产，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实际上是侵犯了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公司有权行使返还请求权，如果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给公司带来损失，那么行为人还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若存在股东和董事、高管合谋抽逃出资的情况，资本填补责任和赔偿损失的责任应当由其承担连带责任。

3.股东抽逃出资对公司债权人的清偿责任。公司资产是公司偿还债务的重要保证，对于债权人而言，公司资产的减少无疑增加了自身获偿的风险，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恶意减少了公司资产，实质上就是侵犯了债权人获偿的权利。若债权人因股东的欺诈行为而遭受损失，那么理应获得赔偿。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股东应在所抽逃资本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若股东与公司董事、高管合谋抽逃出资，则应在所抽逃资本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他未抽逃出资的股东无需承担责任，除非其他股东同意或者协助该股东抽逃出资,则应当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和抽逃出资的股东一起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参考文献：

［1］范叶青．浅论公司资本制度．经济师．2006(7)．

［2］赵旭东．新公司法制度设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3］蒋建湘．公司诉讼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左传卫．股东出资法律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5］李国光，王闯．审理公司诉讼案件的若干问题（上）——贯彻实施修订后的公司法的司法思考．人民法院报．2005-12-2．

［6］张捷．我国公司资本制度下股东出资问题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7］刘俊海．论抽逃出资股东的民事责任．法学杂志．2008(1)．

公司资本制度范文篇5

关键词：公司资本制；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认可资本制；选择

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是八届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于1993年12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创建的。随着国际大市场的形成，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面临着新的考验，即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在知识经济时代，在加入WTO后，我国现行的公司资本制度将何去何从？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国家公司资本制度演变发展过程的比较研究，在检讨我国现行公司资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方向。

一、西方国家公司资本制度的比较研究

（一）西方国家公司资本制度的法定模式评判

公司资本制度作为一种法律性质的制度安排，它的设计、选择和创新，都是围绕着制度安排的公平、安全、效率等价值目标而展开的。长期以来，西方各国公司法关于公司资本的规定虽然有所不同，但归纳起来，主要有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和认可资本制三种不同模式的资本制度。

1、法定资本制

大陆法系传统的公司法，为了确保债权人的利益和公司的对外信用基础，关于公司资本的规定大都体现了“法定资本制”的精神。法定资本制是大陆法系国家为实现“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加强对公司资本安全性管理而设计的一种公司资本制度。它在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的历史上，曾留下了4O年至60年的痕迹。

所谓法定资本制是指公司在设立时，必须在公司章程中确定公司的注册资本，并在公司成立时由发起人一次性全部认足（指发起设立）或全部募足（指募集设立）的公司资本制度。根据法定资本制的要求，首先，公司章程必须记载符合法定资本最低限额的注册资本。其次，公司章程所确定的资本总额必须在公司成立之前全部认足或募足。最后，发起人在承诺出资后，必须实际履行缴纳出资的义务。

法定资本制的立法意图主要在于对公司债权人及社会交易安全的保护，更多地体现了“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念，其优越性主要在于：（1）有利于确保公司资本的真实、可靠。法定资本制有利于健全公司财务结构，稳定公司资本，能使公司资本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和相应的可靠度。（2）有利于防止公司设立中的欺诈、投机等不法行为。法定资本制加重了设立人的责任，能够避免公司名义资本、发行资本和实缴资本的不同而给社会公众及投资者造成的混乱局面。（3）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交易的安全。法定资本制使公司在成立时就有了足够的运营资本，这就确定了公司的对外信用基础，使公司从成立之日起就有足够的资本担保其债务的履行，从而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交易的安全。

法定资本制的缺陷为：（1）不利于公司的尽快成立。法定资本制要求在公司设立时必须一次性地筹到大量资本，由于在公司设立阶段公司章程所确定的资本总额往往数额巨大，发起人和股东一般不易一次认足和缴清，这就势必影响公司的尽快成立。（2）容易造成公司资本的闲置、浪费。由于公司成立之初，经营活动尚未全面展开，可公司一成立就筹到了大量的注册资本，这就很可能导致公司资本的积压和闲置。在公司的经营过程中，这种一成不变的资本制度，因缺乏足够的灵活性而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如果实际需要的资本量增加，股东缴纳出资所构成的资本就必然处于缺乏状态，从而无法发挥公司资本的规模效应。如果实际需求的资本量少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资本总额，那么自然会有大量的资本闲置和浪费。（3）不利于公司资本的变更。在法定资本制下，公司注册资本的确定，使得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增资或减资）极为不便，因为，变更注册资本不仅要具备一定的法定条件，而且还要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办理一系列的法律手续，这一过程所费时间往往较长，所涉手续也比较繁琐。

2、授权资本制

法定资本制立意至善，对债权人权益保护甚为周到，但仍有不甚合理的地方。为了方便筹资，配合证券市场的发展需要，弥补“法定资本制”的不足，英美法系国家创立了“授权资本制”。授权资本，原指国家授予发行权能的公司在其章程中所确定的股份资本。因为在特许主义时代，股份资本的发行当然是基于国家的授权。进人准则主义后，仍遗留着国家对公司赋予特定权能的授权思想，因此，对公司发行其章程所确定的股份资本，依然沿用传统的“授权资本制”一词。所谓授权资本制是指公司设立时，虽然要在公司章程中确定注册资本总额，但发起人只需认购部分股份，公司就可正式成立，其余的股份，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证券市场行情再随时发行的公司资本制度。根据授权资本制的要求，首先，公司章程既要载明公司的注册资本又要载明公司成立之前第一次发行的股份资本。其次，在授权资本制下，注册资本、发行资本、实缴资本、授权资本同时存在，但各不相同。最后，发起人只需认购并足额缴纳章程所规定的第一次应发行的股份数，公司即可正式成立。

客观来讲，授权资本制并非十全十美，同法定资本制一样，也有其明显的优缺点。授权资本制的立法意图主要在于刺激人们的投资热情和简化公司的设立程序，更多地体现了“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念。其优越性主要表现为：（1）便于公司的尽快成立。因为它不必一次全部筹足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注册资本，只要筹到一部分即可正式成立公司。（2）不易造成公司资本的闲置和浪费。因为，公司设立之初，不仅预定了足够的资本总额，而且还可根据近期的实际经营能力发行适量股份，使其实收资本与初期的经营规模相适应。由此便避免了公司因资本不足而无法经营的缺陷，其余股份在董事会认为实际需要时才发行，这就有利于防止资本闲置造成的沉淀和浪费。（3）免除了变更注册资本的繁琐程序。因为在公司章程规定的注册资本限额内，董事会可以根据授权随时追加发行，而无须召开股东大会变更公司章程，也不必再去履行有关程序，从而大大简化了公司变更资本的程序，而且使公司资本变更的操作成本大幅降低。

授权资本制的缺陷主要在于：（1）容易引起公司设立中的欺诈和投机等非法行为的滋生。授权资本制既未规定公司首次发行股份的最低限额，也未规定公司实收资本应与公司的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这就容易产生公司设立中的投机和欺诈行为。（2）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为在授权资本制下，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公司资本仅仅是一种名义资本，公司的实收资本可能微乎其微，这对公司的债权人来说，则具有较大的风险性。（3）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公司成立之初所发行的资本十分有限，公司的财产基础缺乏稳固性，这就削减了公司的信用担保范围，从而不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

有鉴于此，美国部分州要求在公司营业资信证书或授权证书中应载明的不是注册资本、发行资本，而是实收资本，以利于公司相对人辨清公司资本的“庐山真面目”。尽管授权资本制有上述种种弊端，但是，英美判例所创设的“揭开公司法人面纱原则”和“公司资本充实原则”等却有力地弥补了授权资本制的严重不足。[1]

3、认可资本制

正是由于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各有利弊，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立法，为了汲取“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的优点，弥补两种资本制度的不足，又形成了一种介于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之间的新的公司资本制度-“认可资本制”。采用认可资本制的国家主要有德国、法国和日本。认可资本制，也称为“折衷资本制”，它是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的有机融合。具体是指在公司设立时，虽然公司章程中所确定的注册资本总额不必一次全部筹足，其余股份可以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发行，但首次发行的股份不得少于法定比例，发行股份的授权也须在一定期限内行使的公司资本制度。

德国股份公司法第202条规定：“可以授权董事会，在公司登记后至多为五年的期间，通过以出资为条件发行新股，将股本增加至一定的名义金额（授权资本）……授权资本的名义金额不得超过授权时现存股本的一半。只有经监事会同意时，才应发行新股。

《法国商事公司法》也确认了认可资本制，该法第75条规定：“公司资本必须被全部认购。货币股份，在认购时应至少缴纳面值的一半的股款。剩余股款根据董事会或经理室的决定，自公司在商业和公司注簿注册之日不超过五年的期限内，根据情况，一次或分数次缴纳。实物股份，于其发行之日应全部缴付。公司股份不得代表技艺出资。”

日本1950年修改商法典时，也割舍了法定资本制。该法典第166条规定，公司设立时发行的股份数，不得少于章程所规定的公司发行股份总数的1/4.其余部分，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将来需要资本的情形，一次或分次发行。这里，股份总额的1/4属于已发行的资本，必须全额认足，以确保公司设立之初的资本基础，其余部分，则是授权发行的资本。

认可资本制具有以下优点：（1）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一资本制度融合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的优点，兼顾公平、安全与效率。资本形成过程稳当而富有弹性。（2）赋予公司资本三原则新的涵义。在认可资本制下公司资本的含义趋于复杂，出现“实收资本”“注册资本”“名义资本”等多种概念，传统的资本三原则由此获得了新的涵义，即仅指发行资本或实收资本的确定、维持和不变。（3）有利于公司的迅速成立，提高公司资本的运作效率。在认可资本制的条件下，股份可以分次发行，公司在设立时可根据实际需要而发行股份，从而有利于公司的迅速成立，而且不易造成公司资本的闲置和浪费。（4）增资制度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实际需要在授权额度内发行资本，而不必履行繁琐的增资程序，即使将来授权资本发行完毕而公司尚需增加自有资本时，仅须变更章程，增加预定发行的股份数额即可。因此，原先采用法定资本制的国家相继删除了公司法中关于增资制度的规定。（5）债权人的利益获得了相当程度的保障。认可资本制由于规定公司首次发行的股份不得少于注册资本的一定比例，甚至还规定了其余股份的发行年限，因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保障。

在现代西方各国公司法中，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和认可资本制仍是三种并存的公司资本制度。但认可资本制与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相比毕竟胜了一筹。因为，它综合了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的优点，在公平、安全与效率之间寻得了平衡，既保证了公司资本的效率，又兼顾到安全性；既做到了兼顾公平、安全，又把效率优先的原则贯彻到公司资本制度中去，因而具有二者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是一种富有生命活力的资本制度，它已经成为现代西方国家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趋势，必将成为各国公司资本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对我国现行公司资本制度的检讨

（一）我国现行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模式

从我国《公司法》有关出资方式、出资比例、法定资本最低限额、注册资本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来看，我国现行的公司资本制度既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授权资本制”，也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定资本制”。我国公司法既不允许授权发行，也不允许分期缴纳，而是要求公司的注册资本在公司设立时必须全部认足或募足，出资额或股款也必须一次缴清。因此，从公司法所规定的内容看，我国采用的公司资本制度是一种独具特色的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它充分反映了我国公司法侧重于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的价值目标，充分体现了传统公司法中的资本三原则，即资本确定、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原则，而且适用范围更广、要求更严。

l、资本确定原则

资本确定原则是指公司章程必须确定符合法定资本最低限额的注册资本总额，且应由发起人全部认足或募足，否则，公司便不能成立。为了体现资本确定原则，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1）设立公司必须符合法定资本最低限额；（2）公司的注册资本在公司成立时必须由发起人认足、募足和缴清；（3）出资人履行出资义务后必须经法定验资机构进行验资；（4）股东对非货币形式的出资必须承担出资差额的填补责任；（5）对“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违法行为予以严惩。

2、资本维持原则

资本维持原则是指公司在其存续过程中，必须经常保持与其注册资本额相当的财产。因为它要以具体财产充实抽象资本，故又称为资本充实原则。由于公司在成立时，注册资本即代表公司的财产，但在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的一定时期内，其实际资本就会由于种种原因（如公司盈利、亏损或资产贬值等）而发生变化，从而与注册资本不吻合，也无法使公司按其注册额对债权人承担债务清偿责任。为了预防公司注册资本的实质性减少，维护公司的资本信用基础，确保公司的健康发展和切实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资本维持原则便应运而生。为了体现这一原则，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1）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回向公司的投资；（2）发起人用于抵作股款的财产的作价不得高估；（3）股票的发行价格不得低于股票的票面金额；（4）公司向其它公司的转投资额一般不能超过公司净资产的5O%；（5）公司原则上不得收购自己所发行的股票，也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抵押权的标的；（6）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7）在公司弥补亏损之前，不得向股东分配股利。

3、资本不变原则

资本不变原则并非指资本的绝对不可变更，而是指公司的注册资本一经章程确定，并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即不得随意变更，如需增加或减少，必须严格按法定程序进行。资本不变原则是为配合资本维持原则而立的一项法制原则。它们二者的立法宗旨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防止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保护债权人的权益。但二者的角度则有所不同，资本维持原则是从公司实有资本与注册资本数额的相互吻合方面来防止公司资本的实质性减少，而资本不变原则是仅从注册资本数额本身来防止公司资本在形式上的减少。资本维持原则与资本不变原则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有二者相互配合，才能维持资本的真正充实，并防止形式资本额的减少，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如果只有资本维持原则，而没有资本不变原则，公司的注册资本就可随时变更，一旦公司财产减少时，公司即可相应减少其注册资本额，那么，资本维持原则也失去了实际意义。同样，如果只有资本不变原则，而没有资本维持原则，公司的注册资本从形式上虽不能变化、减少，但却可以使公司实有资本与注册资本不相吻合，造成公司财产的实际减少。为了体现这一原则，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资本的减少作出了严格的限制；（1）必须要有资本过剩或亏损严重的事实存在；（2）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3）公司减少资本后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的最低资本限额；（4）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必须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做出决议；（5）公司减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通知债权人并做出公告；（6）债权人在法定期限内有权请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7）公司减资必须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我国实行的严格法定资本制，其严格性主要表现为：（1）对注册资本要求特别严格。公司的注册资本必须在公司设立时全部发行，且须一次缴纳。不允许分期缴纳，否则公司不得成立；（2）法定资本最低限额过高。以人民币有关外汇可比价计算，我国公司的法定资本最低限额比其他国家的规定一般要高出10～20倍，有的甚至高达30倍；（3）资本变更制度刚性过强，缺乏弹性。较之其他国家资本变更制度的规定，我国公司法对增资减资的规定过于苛刻，以至在实际生活中能依法增资减资的公司极少，这从反面助长了资本的违法操作行为，出现明盈暗亏，明帐暗利的不良情形；（4）出资标的范围较窄，智力成果出资比例偏低。在我国技艺、商誉、信用、劳务及其他请求权，公司法都未予承认。国外智力成果的出资比例一般为40%，有的高达60%，而我国公司法规定为20%，这也说明我国公司法对现金出资的比例要求过高。

（二）我国现行公司资本制度的优越性

我国之所以选择严格的法定资本制，这是由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特征所决定的。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在实践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为它有利于国家对公司的宏观调控，防止“皮包公司”的出现，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立法者重于安全、公平的价值目标取向。通过比较分析，我国现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显得较为粗略、简单和僵化。但考察各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任何国家最初均采用一种较严格的公司资本制度，这是公司资本制度立法的一项国际惯例。因此，我们也无须对其吹毛求疵，把它批得体无完肤，说得一无是处。其实，从无到有，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是质的飞跃。况且从无到有，从不成熟到成熟这也是各国立法都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我国经济历来都是小农经济占据着统治地位，工业化程度不高，民族资本由于种种势力的排挤也未曾发展壮大，原始积累先天严重不足，再加之我国生产力跨越了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充分的发展阶段，致使我国的经济整体运行在低水平上，且呈现出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就连解放后由于人们固守着“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思想意识，肆意扭曲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封存了市场价值规律，割掉了资本主义尾巴，窒息了经济发展的生气和活力。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的起色，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较为落后，经济基础也比较薄弱。近几年来我国国有企业大面积滑坡，企业职工积极性不高，“等、靠、要”的旧观念顽固不化，不少厂长、经理、国民经济管理部门的官员利用职务之机，混水摸鱼，鲸吞、侵占、私分国有资产，数额之巨令人咋舌。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调查统计，我国国有资产在1998年底以前每天都有1个多亿流失。为解国有企业之困境，为解国家财政之困难，我国明智地选择了公司这一典型的资本企业，[2]这决非是权宜之计。因为现代公司能迅速筹集资本，甚至国家无须出一分钱，就能形成一定的资本规模，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然而，公司这种各国普遍采用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对我国来说则是“舶来品”，不是我国本土的产物，它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固有的矛盾。中国传统上长官意识浓厚，随意性大。具体到企业、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上来说，资本经营的运行规则和严格的财务会计制度很难得到遵守，致使企业、公司的经营管理极不规范，风险系数增大。因此，公司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成了政府干预、管理经济，以保障大小公司沿着一定轨道正常运转，有秩序地进行竞争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成为国家经济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资本天性决定了公司将盈利作为其最终目标，公司资本总有追逐最大利润的冲动，同时资本经营又是一项极富流动性、风险性极高的事业。为了让投资者（即股东）个人行为理性化，国家有必要以立法的形式对公司资本的经营管理予以规制。

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尚欠发达，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不成熟，市场规则和法律规范不完备，立法、执法、守法各个环节都存在很多问题。加之我国公司尚处于初创阶段，且在国内曾一度出现滥设公司的不良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为防止公司设立中的投机和欺诈行为，保障债权人利益的实现和保护社会交易的安全，以及保障国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稳健，维护经济秩序的稳定，采用严格的法定资本制是现实有效的。

概括地说，我们现行公司资本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切实贯彻了公司资本三原则。严格的资本条件有利于公司资本结构、财务会计结构的稳定，“有效地保证公司资本的真实、可靠，防止公司设立中的欺诈、投机行为；（2）保障公司资本稳健运行。现行公司资本制度能够有效地扼制资本不实、抽逃出资等严重不良现象的发生，使公司的经营活动获得坚实的资本保证，有利于公司资本的稳健运行；（3）债权人利益和社会交易安全获得最大程度的保障。现行的公司资本制度立法最大程度地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和社会交易的安全，有利于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

（三）我国现行公司资本制度的局限性

勿庸讳言，这种公司资本制度带有一定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印痕，源于一般企业的资本制度，有着其固有的弊端。这种弊端在实践中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严格的公司资本制度既削弱了投资者设立公司的积极性，使公司难以成立，又因验资制度规定得不严，致使一些虚报注册资本、骗取公司设立登记者屡屡得手，导致“四天公司”、“皮包公司”漫天飞，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破坏了交易安全。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从长远来看，从市场经济迅捷、效率的内在要求来看，我们认为，这种粗略僵化的严格的公司资本制度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从我国公司法体现的资本确定、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原则以及较之其他各国偏高的资本限额的规定中，我们不难推知我国公司立法者的意图：即国家要以公权的身份介人私法领域的公司资本经营活动，为公司的相对交易人提供法律保护，最大限度地确定其财产安全。这种多方位保障交易人安全的做法，致使国人与外国公司贸易时上当受骗，蒙受巨大损失的事件屡见不鲜。怪不得德国学者评说，“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商人”。作为制度，理性即为一切，制度安排中公正合理至高无上，容不得有所偏袒。更何况，任何法律价值都具有两面性，当交易相对人的安全得到完全保障时，出资者的投资自由必然受到限制。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资本为实缴资本且须一次缴清，否则，便不能设立公司。另外，我国公司法又对公司资本最低限额作了偏高的规定，这种公司资本制度，确实为相对交易人带来了坚实的财产保障，同时也为出资者的投资行为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不利于我国公司的发展。由此可见，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价值选择上存在严重的缺陷，以牺牲效率，以求安全的价值取向歪曲了公司法，乃至商事法的价值本位，更不符合公司资本制度的自然理性的价值定位，应予以全面矫正。

概括地说，我国现行公司资本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点局限性：（1）公司不易迅速成立。注册资本要求过高，为投资者设立公司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不利于公司的迅速成立；（2）容易造成筹资困难。巨额出资须一次性缴清，往往导致投资者筹资困难，容易挫伤他们设立公司的积极性；（3）容易造成公司资本的闲置和浪费。简单划一的资本最低限额标准的规定造成公司资本的闲置和浪费，不利于公司实现盈利最大化的终极目标；（4）公司变更资本操作成本较高。变更公司资本所费时间较长、手续繁琐，操作成本较高，不利于公司的长足发展；（5）不利于内资公司的发展。现行公司资本制度的不统一，形成了内资外资企业的差别待遇，削弱了内资企业的竞争优势，导致公司间的不公平竞争，不利于我国良好经济秩序的形成。同时，也有勃于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的国际惯例。

三、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方向

（一）我国不宜采用授权资本制

1、我国缺乏授权资本制的生存土壤

授权资本制是英美等发达国家所采用的一种公司资本制度，它要求市场经济发育成熟，有健全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的高度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司法制度的发达和完善。如美国的授权资本制对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不足的漏洞，由诸如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等其他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其独特的司法制度加以巧妙地弥补。在美国，法官具有创造和解释法律的功能，能使法律的刚性化规定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发起人、股东、债权人及第三人应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风险的自我防范意识和对公司破产的心理承受能力等等。

2、我国缺乏与授权资本制对接的经济基础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社会生产力超越了资本主义自由充分发展的阶段，同时也深受僵化的计划经济的羁绊，导致我国市场经济发育较晚，且不发达，具体表现为产品不能按照买方市场来组织生产，生产要素缺乏流动性，社会资源总体利用效率低下，市场分割，市场机制不完善，价格机制不合理，分工粗疏，社会产业结构僵化，企业家阶层缺乏。针对我国落后生产力的现状，我国政府为了不重蹈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覆辙，不重演“一大二公”的历史悲剧，争取在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和平的国际大环境下，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促进我国经济迅猛增长，在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起独具特色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市场经济，以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冲突。

然而，在实践中如何正确处理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关系，即如何把政府干预控制在必要的限度内，却是一大难题。具体到微观的资本营运上来说，政府干预只限于为资本营运设立严格的准入制度，提供公平的行为规则，加强动态监督管理，严格资本责任制度等宏观层面上。至于资本营运如何进行，均放手由市场机制去调节，切忌对微观的资本营运过度干预，妨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因为在我国的政府推进型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的色彩还很浓厚，过度干预的潜在危险性极大。

显然我国的市杨经济在性质上既不同与英国以私人资本为基础，以企业为决策主体，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主要手段的传统市场经济，也不同于美国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生产力基础上，垄断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企业具有充分自主决策权，市场调节机制相当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更为特殊的是我国国有企业的数量、资本存量之巨仍属世界之最。尽管政府先后推行了国有企业资本的“拔改贷”、“贷改投”等改革措施，实施公司制改造，但国有企业中仍存在大量的不良资产，坏帐、呆帐、死帐，三角债问题依然严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步履维艰，国有企业资本营运状况不尽如人意。

3、我国缺乏与授权资本制对接的成熟资本市场

我国的资本市场长期以来一直在传统金融体制的夹缝中艰难地生长，直到二十世纪90年代，才最终摆脱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融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渐成规模，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挥着有效组织社会总资本稳健运行的枢纽作用。然而与英、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我国资本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滞后于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本的迫切需求，有待于进一步的发育和健全。

证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主要构成部分，它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市场经济优化配置资源的最基本的载体、工具、媒介和手段。我国的证券市场作为改革开放的“新生儿”，尽管在很短的时期里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自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和1991年7月3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历时不过十二、三年，从整体看它还处于不断探索与发展的初创阶段，它必然反映出我国当前新旧体制转换的总特征。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不成熟、不完善的特点。

（1）证券市场规模偏小，市场发育不充分。从证券市场的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德、日、美在1996年分别达到133%、178%、244%，而我国到1998年底仍不到25%，从居民储蓄来看，发达国家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大体为“三三制”即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其它资产等各占1/3，而我国居民储蓄占金融资产总额的80%以上（且经数次连续降低利率仍居高不下），有价证券仅占10%左右。

（2）证券市场存在严重的人为分割状况。在我国公司股份普遍有国家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外资股之分，但能在沪市和深市交易的只是上市公司的社会公众股，国家股不允许上市交易，法人股中的极少数可在NFT和SIAQ两个法人股交易系统挂牌交易，外资股则与A股市场完全分离。

（3）政府干预色彩浓厚。股票一级市场自运作以来，一直采用计划方式确定股票发行规模。分配发行额度并由股票发行主管机构配给股份有限公司，交由证券商发售给社会投资者。

（4）证券市场投机性偏大。我国证券市场目前还主要是一个由资金拉动的市场，而不是上市公司业绩推动的市场，短期投资行为成为决定大盘涨跌的重要因素，股票市盈率呈偏高态势，股票交易换手率高，存在过度炒作的现象。

（5）证券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不规范现象。如信息披露不规范，内幕交易，动用募集资金和信贷资金非法炒作本公司的股票等。上述种种因素，致使我国证券市场发育不健全、难以满足现代公司的融资要求。因此，我国现阶段不宜实行授权资本制。

4、我国缺乏与授权资本制对接的法治环境

从根本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公正的司法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但在我国，宪法缺乏应有的权威，法律、法规、规章层级冲突严重和内部抵触普遍，以及司法腐败等因素，严重阻碍着我国法治的进程，法治的实现还有待于立法体制的完善、立法规划的加强、立法技术的提高，司法制度的改革，最终还有待于法治观念的深人民心，并为民众所普遍接受。

我国公司法出台时间不长，公司资本制度刚刚建立，与公司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对公司资本的规定很不统一，条文之间抵触情形较为严重。如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实行的是注册资本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行的却是认缴资本制，又如深圳的《有限责任公司条例》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条例》都规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全体出资人认缴的出资总额。出资人认缴的出资可依章程的规定分期缴纳，首期缴纳的出资不得少于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并不得低于规定的最低限额。再如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登记注册暂行办法》第8条规定：企业注册资金为股东认缴的股本总额。股东认缴的出资可以分期出资，但第一次必须注入股份的50%，最后一次必须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一年内注入。

由于法律法规规定不完善，公司管理机关的执法不严，中介组织对股东的出资验资审查不严，司法部门的执行不力，导致公司资本营运中短期行为、投机欺诈行为、纠讼缠诉普遍存在，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股东在公司经营中大量抽逃资本，公司拖欠债务，抗拒法院对财产的强制执行，使立法者的善意落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国目前不具备与授权资本制对接的机制，因此我国不能不顾具体国情，一味地照搬他国的模式。而应采取较为谨慎、较为稳当的公司资本制度。

（二）我国宜采认可资本制

1、认可资本制是当代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趋势

认可资本制是对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的修正，即对法定资本制下严格资本条件的放松，对授权资本制下自由资本条件的限制。它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比法定资本制更高，比授权资本制更低。具体说，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市场经济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资本市场发育比较成熟，法治环境良好；第二是有过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实践，拥有一批既有立法实践经验，又精通立法技术的专业立法人员。认可资本制正是基于其对上述两种资本制度优越性的兼采，缺陷性的摒除，才使其本身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也将成为今后公司资本制度的国际潮流。与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相比，认可资本制的优越性具体表现如下：

（1）认可资本制保留了出资总额的限制，避免了公司资本不实现象的出现。（2）认可资本制有缴纳出资的时间限制而授权资本制没有时间限制，这样既降低了设立公司的风险，但又不失设立公司的便利。（3）认可资本制允许发起人和股东分期缴纳股款，克服了设立公司筹资的困难，又避免了公司设立之初资本需求的相对不旺之弊端，使公司能尽早注册开始营业，并实现盈利的最大化。（4）注册资本与公司应负的责任范围不同，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均以公司的全部资产对外承担责任，公司承担责任能力的大小，不在于注册资本的多寡，而在于公司净资产的多少。公司偿债能力的大小说到底取决于公司的盈利能力，尤其是公司资本营运过程中现金流量的大小。

因此说，注册资本与负债根本就不发生关系，注册资本已经越来越失去原来的意义，正在成为一种象征符号。如我国未来的公司法仍要保持较高的注册资本额，那么就应改采分期缴纳，使我国的《公司法》适应国际公司注册简化的趋势。

2、我国已具备实行认可资本制的经济基础

我国公司法出台已经10年了，公司在神州大地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公司资本制度已初步建立。我们认为我国应将现行的法定资本制改为认可资本制。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在性质上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法国的混合市场经济、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相近似，即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相当的比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推行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同时运用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两种手段调节经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建设，我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并达到德、法、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水平。更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的中小企业、私营企业近年来的迅猛增长，为我国非自然演进型的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它的快速增长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这些都说明我国已具备认可资本制所要求的市场经济基础。

3、我国已具备实行认可资本制的法治环境

我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本身就意味着传统制度秩序的破坏和新制度秩序的建立。旧秩序的破坏必然会导致各种既存经济力量发生激烈的碰撞，而新秩序的建立因为它使人们在旧秩序中的经济预期得不到实现必然遭到旧秩序维护者的竭力抵抗，甚至恶意破坏，因此注定新秩序的建立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新秩序形成过程中，人们为了求得各自经济行为的效率性，就会总结出一些成功的行为模式和行为规则，并要求将其制度化和规范化，以降低外部交易费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法治对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法律有其保守的一面，但从其能够及时的把改革成果定型化，促使人们去普遍遵守被实践证明富有效率的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从而促成和谐、稳定的新秩序的真正建立之功能来看，法律又具有积极的一面。显然，市场经济新秩序呼唤着完备的法律体系，要求良好的法治环境。

经过近十年的法制建设，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一套以宪法为统帅，以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为主导，其它部门法为补充的门类齐全、系统严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具体到资本制度来说，我国已建立起包括以《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法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暂行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等法规、规章，深圳的《有限责任公司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在内的较完整的资本制度立法体系。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下海潮、九十年代初的炒股热，到九十年代未企业购并潮，拍卖国企热、跑上市、争项目等经济现象的出现，我们无不惊诧国人市场经济意识犹如睡狮被突然惊醒，来势凶猛，锐不可挡。近年来连续升温的考研热、考证热、出国热等文化现象，说明民众对自身预期经济利益追求已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境地。

然而，我们在高歌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时，我们又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等不起市场经济新秩序的自发形成。但是这种新秩序的最终形成并不取决于我国立法机关是否制定出完备、强有力的法律法规，更重要的是这些法律法规本身是否正确反映了市场经济固有的运行规律，是否能被人们普遍接受。这就要求立法者既要关注我国法律文化的历史传统，更须认真分析现实的经济行为，认真研究我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只有这样，我国的立法和制度设计才能与非自然演进型的市场经济相适应，法治观念才能被人们遵循。

4、我国现行的公司资本制度大量借鉴了大陆法系的立法经验

历史地看，我国现代法律制度基本是在本国古代和近代法律制度上建立的，但自从洋务运动以来，我国的法律制度大量借鉴了西方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的成功经验。搞市场经济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经验可资借鉴，风险性、盲目性极大。而大陆法系国家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完整经济发展过程，在几百年前就开始搞市场经济，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发达的经济基础一般来说能产生先进的法律制度。于是，我国公司立法主要借鉴了大陆法系的立法体例和立法技术。资本制度作为公司立法的一项重要内容自然也不例外。从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现行规定来看，大陆法系的痕迹比较明显。（1）我国公司资本制度采用了与大陆法系一样的谨慎原则，强调社会本位，偏重于资本制度安全性的保护；（2）制度安排追求结构完整，逻辑严密；（3）对出资方式采用了与大陆法系国家一样的列举式的立法体例，对公司资本最低限额标准由公司法直接明确规定；（4）崇尚制定法，不遵循先例原则，主张法官只有权使用法律而无权解释和创造法律。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这只是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立法实践的起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改革我国现行的公司资本制度，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也势在必行。权衡三种公司资本制度的利弊，结合我国公司发展状况和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实践，我们认为英美法系的授权资本制，因在我国找不到对接基础而不适合我国现行的国情，现阶段我国更宜实行德、法、日的认可资本制。因为，我国已经有适宜认可资本制生长的本土资源，我们应不失时机地改革现行的严格法定资本制，赋予公司资本制度一定的灵活性，以促进现代公司制度的早日形成。这样既有利于保障交易的安全，有利于公司健康发展，更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这不是一种权宜之计，恰恰是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现阶段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公司资本制度范文篇6

关键词公司资本制度缺陷立法完善引论

《公司法》已经10岁了！现在正面临着修改，在诸多之中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公司资本制度的重构问题，“公司资本制度是指公司依一定的原则对公司资本所做出的相关规定的总和。”[1]公司资本制度是公司制度的基础，因为公司资本不但是公司法人资格存在的物质条件，是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界限和股东行使股权的根据，而且公司资本也是构成公司对外信誉的重要基础,是公司举债及债权人实现其债权的重要保证。在当前我国《公司法》修改之际，公司资本制度的完善是一个热门话题，一方面在于我国《公司法》的资本制度方面的确存在着诸多缺陷，始终为学者们所关注，另一方面在于它对我国建立现代制度、完善市场体制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拟对我国现行《公司法》中资本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个探讨并提出建议，以期对我国《公司法》修改中的资本制度的重构能够有所裨益。

一、《公司法》公司资本制度的缺陷

(1)严格的法定资本制

法定资本制为法国所首创，后来为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所普遍采用。“法定资本制也称确定资本制，是指在设立公司时，发起人必须按照章程中所确定的资本数额，足额缴齐或募足后，才能使公司成立的一种资本制度”。[2]法定资本制的核心是资本确定原则，其实质是公司依章程资本全部发行并足额实缴而成立。我国《公司法》第23、78条规定，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额(或实收股本总额)。第25、26条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全部缴纳出资后，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上述各条规定都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国《公司法》实行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我国公司资本制度为目前世界上最为严格的一种公司资本制度,不仅要求设立公司时须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公司资本数额”，[3]而且要求该资本数额全部发行完毕并一次全部缴足股款，既不允许授权董事会发行部分股份，也不准许认股人分期缴纳股款。

(2)较高的最低注册资本额

在大陆法系国家，用立法规定设立公司所必须达到的最低资本额，其目的是用立法保障公司设立目的的实现，从而维护整个交易的安全。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国标准公司法》早在1969年就取消了有关公司最低资本额的规定，同时也取消了一些相类似的规定”。[4]我国《公司法》师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在第23条和第78条对公司的最低资本额作了规定，但是这个“最低资本额”的门槛实在高，这已为学者们所共识，也许它适合于10年前的，但是现在如此高的最低资本额已经制约了我国公司制企业的，已是客观事实。“在注册资本问题上，我国的注册资本在规定上是偏高了一点，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搞了那么多种类，应予以简化”。[5]根据现行《公司法》，人们普遍感觉公司难办，因为办一个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也要10万元。“我国是一个西部很多人温饱问题还未解决的很穷的发展中国家，却有全世界最高的法定资本，最高的投资成本”，[6]这必然大大限制了公司的创办，不利于实现启动比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也不利于实现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也许美国的公司法的规定值得我们深思，至少也能给我一点启示。

(3)增资条件太严而减资条件又太简

目前我国《公司法》依然固守传统大陆法系公司资本制度的，没有体现当今世界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潮流，这些就集中体现在我国公司法对增减资本的态度上：增资条件过严而减资条件又太简。

增资本质上增强了公司的经济实力，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对债权人都是极为有利的，故各国立法对此规定的条件相当宽松，限制较少。我国《公司法》不允授权发行资本，增加资本途径主要体现在第137条发行新股的规定里。依照该条规定，公司至少在成立3年后才能通过发行新股的方式来增加资本。时间限制如此之长且毫无变通的余地，不但会严重制约公司对资本增加的需求，还制约了公司竞争能力的提高。除时间条件外，第二款规定了公司业绩条件，这样要求主要是出于保护股东利益的需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一律要求公司最近3年的连续盈利，并可向股东支付股利后，才可以发行新股的方式增资，就未免过于苛刻。此外，若虽然连续3年盈利，却不能连续3年向股东支付股利是否可发行新股，规定的却不明确，也有待明确。我国地区《公司法》第270条的规定，只要不出现连续两年的亏损或资不抵债的情况，公司就可以增资发新股。可见，我国《公司法》对公司增资的要求确实太高。除此以外还须满足利润预测的条件，即预期利润率可达同期银行将款利率。这里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也就是指增资发新股以后的银行利率。而银行存款利率在一定时期内会任何变化并非一般公司所能预测得到的，硬要公司作这样的预测，实属强人所难，也是超乎常理的。另外，该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在最近三年内，若财务有虚假记载，也不得增资发新股，其合理性也是令人怀疑的。

公司减资，是指公司成立后依法定程序减少资本额的行为。出于它会在事实上减弱公司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力度，并有可能危及交易的安全，故必须依法定的条件及程序进行。减资的实质性条件，我国《公司法》没作具体规定，相对于增资的条件，《公司法》对减资条件的规定要宽松得多，减资与否以及如何减资，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全凭公司的自己的意志。我国《公司法》对此几乎无任何规定。“应该说，我国《公司法》对由公司减资而带来的股东利益保护问题并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7]这虽然给了公司极其自由的减资决定权以适应其实际需要，但极有可能因立法的过度宽容而导致这种权力在实践中被少数公司滥用，从而造成债权人或股东利益的受损。

此外，增资的程序也过于繁琐，“倘每次增减资本都需修改章程、召集股东会、注册登记，不仅增加了集资成本，董事、经理亦难以利用商业机会而及时做出有利于公司的决策。”[8]为此，我国应简化增资程序，降低增资条件，拓宽增资渠道，并对减资的法定条件予以明确，以完善这些立法的缺陷。

(4)其他缺陷

（1）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发现非现金出资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章程所定价额时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交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一个问题是，这一规定是否适用于股东以现金出资的情形？因为尽管从现行规定推理，公司成立之时，现金出资应当已经交纳完毕，并不存在出资低于章程规定的问题，但是实践里，这种情况却是屡禁不止的，主要有虚报注册资本，股东虚假出资或出资后抽逃出资。另一个问题是，对于非现金出资的，对于在公司成立后作为出资的实物，知识产权等如果因为市场的变化发生了贬值，而导致实际价额显著低于章程所定价额时，由谁承担责任？如果适用这一条的规定，是否合理？“就此而言，公司法此条规定不妥当”。

（2）在公司成立后的增资时，股东虚假出资或者出资后又抽逃出资导致出资低于章程规定的数额时，董事会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没有规定。

（3）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同时存在公司股东虚假出资此抽逃出资的，债权人能否直接向该股东请求清偿？请求清偿的范围有多大？《公司法》没有规定。

（4）《公司法》对资本验证机构相关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验资机构的制约机制规定不够全面；出资的形态仅列举了货币、实物、非专利知识产权、土地等5种，这样的规定是否合理值得，也有待《公司法》修改时予以完善。

此外，公司注册资本种类繁多，也有待简化，譬如仅有限责任公司就有四种，此外还有一种特种行业另行规定。

二、《公司法》公司资本制度的重构（1）用折衷资本制取代法定资本制

我国股份公司采用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此制度已被大陆法系各国所逐步淘汰，“60年代之后，大陆法系国家均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授权资本制”[10]。法定资本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法定资本制要求公司在设立时股东认缴的出资全部到位，不利于公司的及时设立，容易造成公司资本的闲置”。[11]其次资本变更程序极其繁琐。

法定资本制约我国股份公司的设立及发行新股而造成的障碍以及所带来的低效率和负作用已是客观事实。“根据资本确定原则，首期发行五千万元股份的公司．可以因为五千万元股份无人认购而无法成立，如此巨大的比价．仅仅是为了保护当时还不存在的债权人，其合理性是令人怀疑的。”[12]“在注册资本问题上，我国的注册资本在规定上是偏高了一点”。[13]《公司法》将上市条件订在5000万元的高位，使得一批业绩较好的中小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无法满足上市公司的条件．因而为了能够凑够法定资本满足上市条件而进行低效益的购并、重组，这样，规模上去了，而盈利和资本质量却下去了，实属得不偿失。

既然法定资本制弊端重重，那么我国可否采用授权资本制呢？“授权资本制，又称资本授权原则，是指公司只要在章程中记载注册资本额和设立时发行的股本或股份额，股东不必认足或缴足全部注册资本，公司即可成立的原则。未发行或未缴足部分的股本，允许公司或股东于公司成立以后发行或缴足。”[14]授权资本制对公司资本的发行和募集采取了十分灵活的作法，设立公司．使公司的设立变得方便快捷，成本降低；未发行的资本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状况的需要，随时发行，使公司资本的增加避免了修改章程的烦琐程序，适应了市场经济对公司高效率运作的要求。但是，授权资本制容易诱发公司设立中的欺诈和投机行为；不确定的实收资本削弱了对债权人的信用基础，显然也存在者重大弊端。

鉴于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各有利弊，因此最佳的选择我国就是采用折中的做法即采用折衷资本制，“折衷资本制减少了公司设立的难度，避免了因公司资本闲置造成的浪费。同时，对公司股份首次发行的数量及公司股本总额发行的年限做出规定，又使公司资本相应地确定与稳定，有利于保障债权人的权益”[15]。这样就可以扬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之长而避二者之短，这也是顺应国际公司立法的发展趋势。“折衷资本制又称认可资本制，是介于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之间的一种新的公司资本制度，是两种制度的有机结合。”[16]在我国的外商投资法中规定的外商投资注册资本制度就是这种折衷资本制度的运用。这种模式是由德国在上个世纪30年代所首创，“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包括台湾地区，现在都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尤其对服份有限公司)这一制度，既放松了对公司设立的资本要求，又可保证公司于成立时实际拥有必要的资本。其做法，值得我国借鉴”。[17]但是它并不是一种固定的资本制度模式，各国公司立法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设计公司资本制度的具体规范时，采用了不同的立法技术和方式，从而使其适合本国的国情。

（2）发起人和股东对公司资本不足额的补缴责任

其一，有限公司股东和董事对公司资本不足额补缴的连带责任

在实行法定资本或授权资本制的国家，依法定条件和程序，一次缴清不低于注册资本法定最低限额的资本，是公司成立的要件，也是股东对公司的义务。

首先，鉴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股东之间的特殊关系，同是也为了加强股东的相互监督，凡不履行义务，对造成公司资本不足负有责任者，应对公司资本的补缴承担连带责任，而不问此种出资是在公司设立时，还是公司成立后的公司增资过程中；其次，由于董事在公司经营管理的地位和作用，公司在成立之后的增资过程中，旧股东的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造成的股东出资显著低于章程所定数额的，负有责任的公司董事应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应将《公司法》中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以非货币出资造成公司资本不足时的连带补缴责任应扩展适用于股东以货币出资的情形，同时此种连带责任应适用于公司增资时的资本缴纳，此时连带责任的主体应当包括负有责任的公司董事。

其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对公司资本不足额补缴的连带责任

由于发起人在股份有限公司中的特殊地位，大多数国家法律规定了发起人的义务，这种义务也包括对公司资本不足额的义务。这种规定的有利之处在于，通过加重发起人的义务和责任，使其在公司设立的过程中依法履行义务，防止引起公司资本不足。另外即使出现公司资本不足的情况，公司也能通过法定程序，及时填补资本亏空。与国外公司法规定相比，我国《公司法》没有专门就发起人对公司资本不足额的连带补缴义务做出明确规定，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疏漏。因此，建议《公司法》应增加这方面的规定。

（3）股东与公司之间关联交易的限制

在我国《公司法》实施之后，股东虚假出资骗取公司登记的情况虽然得到抑制，但股东采用各种手段抽逃出资的现象却有所增加。在现实中，有相当部分的抽逃出资是通过股东与公司之间交易实现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立法的角度看，《公司法》本身欠缺一套完善的预防和处罚措施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因此，应当参照发达国家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交易作了限制性的规定。

一方面，对股东与公司之间交易的限制性规定，是维护公司资本、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重要措施。对此，我国《公司法》除规定公司一般不得收购自己巳发行的股票，董事或经理与公司的交易须经章程或股东会同意之外，未作其他限制，与国外一些国家公司法的规定相比，显得规定过于简略。现行《公司法》仅仅限制公司股份的购回这种特殊情况下的股东与公司交易，而对公司之间以其他不正常交易的方式来转移和抽逃资本提供了方便。显然，这对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极为不利的，因此，建议除了对公司购回股份规定的限制要进一步完善之外，《公司法》应借鉴国外立法，对股东与公司之间交易做出进一步的规制。

另一方面，从上讲，所有的公司股东都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与公司的交易获得公司财产，造成实质性减资，但是从实际情况看，真正能够达到这一目的是公司的大股东。因此，对股东与公司之间交易的限制，关键在于规制占支配地位的股东与公司之间所进行的转移财产的交易，对此必须辅之以完备的披露制度，在此前提下，可以考虑借鉴国外公司法的做法，规定股东与公司之间直接或间接通过中间人所达成的交易，在一定时间或交易数额达到规定程度时，应经股东会批准，且该利害关系股东不能参加表决，同时，对违反此种规定的股东必须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

(4)公司董事及经理对公司实质性减资的责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往往是造成公司实质性减资的罪魁祸首，因此，如何进一步通过公司法的规定抑制及减少这些行为，是维护公司资本，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以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这方面，关于董事对公司忠诚义务的规定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国家的公司法规定，如果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发生实质性减资，公司董事、经理必须证明自己履行了忠诚义务及行为合理性，否则应承担责任。在董事、经理责任承担方面，《公司法》的规定过于强调行政和刑事的责任，对民事责任的承担规定的较少，从《公司法》10年的实践来看，强化民事责任的承担确有必要。

相比较而言，我国公司法对以董事为核心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经营管理中注意和忠诚义务没有足够的重视。《公司法》对董事、经理在职权范围内行为造成公司减资、导致公司和债权的损失的情形及责任未做具体规定。因此修改中的《公司法》应当规定，在因公司违法减资、造成公司及债权人损失时，对没有尽到注意和忠诚义务的董事和经理应当对此承担责任。

（5)引入“刺穿公司面纱”制度

在我国现实的生活中，公司的独立人格被不断滥用而沦为一些人谋取非法利益工具，公司的独立人格作用不再是促进经济，反而是损害债权人利益。这时如果继续维护公司的独立人格，就违反法律所倡导的正义、公平精神。因此，我们应当借鉴发达国家公司法的做法，在特定情况下不考虑公司的独立人格，而追究被公司法律特性所掩盖的经济实情，从而责令特定的公司成员直接承担公司的义务和责任，即所谓“刺穿公司面纱”。“该制度对于保护债权人利益意义重大，尤其对于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大量虚设公司、出资严重不足、股东抽逃资金等行为”。[18]从立法实践看，一些国家将公司资本不足作为适用的重要条件。

在我国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公司注册资本不足引发的公司与其债权人之间的纠纷呈上升趋势，在审判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实际上已涉及到这一原则在不同程度上的运用。因此《公司法》修改时应规定“刺穿公司面纱”这一制度：公司不能清偿债务，同时存在股东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时，债权人可以直接向股东请求清偿；清偿范围可以视不同情况而定：如股东出资不足，股东在章程规定的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如股东完全没有出资，该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如股东抽逃出资，原则上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6)完善注册资本验证制度

在采用法定资本制的国家，为保证公司资本的真实，规定了严格的出资检查制度，我国《公司法》也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在实践中，由于规范法律对验资机构相关法律过于原则化，同时，处于验资法律关系中的公司登记机关与验资机关之间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公司登记机关通常对提交的验资报告不进行实质审查等等，导致资产评估、验资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情况屡禁不止。因此，有必要强调公司登记机关或审计机关对验资机构的制约作用。在这方面，德国股份法的规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该法规定，公司在设立、增资、减资时，均由法院任命审计员或特别审计员，对包括资本缴纳在内的有关事项进行审计。当然，中、德具有不同的国情，我国公司法不必照搬德国股份法的资本检查制，但德国法的规定给我们一定的启示。

此外，应当强化验资机构的民事责任，“对于法定验资机构因恶意或重大过失而出具不实验资证明的,应对公司或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9]。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出资不实的认定主体，应当是法院、主管机关还是验资机构应当明确规定。

结束语

我国现行的公司资本制度是由《公司法》制度之时的具体国情决定的，经过这十年的实践,现行资本制度的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暴露出了一些缺陷，“我国的现行公司资本制度已经陷入一个令人窘迫的困境”[20]。如何认识这些缺陷，并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借鉴国外公司法的成功经验对这些缺陷加以弥补、完善是目前《公司法》修改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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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本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公司资本制度缺陷立法完善引论

《公司法》现在正面临着修改，在诸多之中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公司资本制度的重构问题，“公司资本制度是指公司依一定的原则对公司资本所做出的相关规定的总和。”[1]公司资本制度是公司制度的基础，因为公司资本不但是公司法人资格存在的物质条件，是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界限和股东行使股权的根据，而且公司资本也是构成公司对外信誉的重要基础,是公司举债及债权人实现其债权的重要保证。在当前我国《公司法》修改之际，公司资本制度的完善是一个热门话题，一方面在于我国《公司法》的资本制度方面的确存在着诸多缺陷，始终为学者们所关注，另一方面在于它对我国建立现代制度、完善市场体制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拟对我国现行《公司法》中资本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个探讨并提出建议，以期对我国《公司法》修改中的资本制度的重构能够有所裨益。一、《公司法》公司资本制度的缺陷(1)严格的法定资本制

法定资本制为法国所首创，后来为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所普遍采用。“法定资本制也称确定资本制，是指在设立公司时，发起人必须按照章程中所确定的资本数额，足额缴齐或募足后，才能使公司成立的一种资本制度”。[2]法定资本制的核心是资本确定原则，其实质是公司依章程资本全部发行并足额实缴而成立。我国《公司法》第23、78条规定，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额(或实收股本总额)。第25、26条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全部缴纳出资后，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上述各条规定都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国《公司法》实行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我国公司资本制度为目前世界上最为严格的一种公司资本制度,不仅要求设立公司时须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公司资本数额”，[3]而且要求该资本数额全部发行完毕并一次全部缴足股款，既不允许授权董事会发行部分股份，也不准许认股人分期缴纳股款。(2)较高的最低注册资本额

在大陆法系国家，用立法规定设立公司所必须达到的最低资本额，其目的是用立法保障公司设立目的的实现，从而维护整个交易的安全。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国标准公司法》早在1969年就取消了有关公司最低资本额的规定，同时也取消了一些相类似的规定”。[4]我国《公司法》师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在第23条和第78条对公司的最低资本额作了规定，但是这个“最低资本额”的门槛实在高，这已为学者们所共识，也许它适合于10年前的，但是现在如此高的最低资本额已经制约了我国公司制企业的，已是客观事实。“在注册资本问题上，我国的注册资本在规定上是偏高了一点，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搞了那么多种类，应予以简化”。[5]根据现行《公司法》，人们普遍感觉公司难办，因为办一个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也要10万元。“我国是一个西部很多人温饱问题还未解决的很穷的发展中国家，却有全世界最高的法定资本，最高的投资成本”，[6]这必然大大限制了公司的创办，不利于实现启动比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也不利于实现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也许美国的公司法的规定值得我们深思，至少也能给我一点启示。(3)增资条件太严而减资条件又太简

目前我国《公司法》依然固守传统大陆法系公司资本制度的，没有体现当今世界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潮流，这些就集中体现在我国公司法对增减资本的态度上：增资条件过严而减资条件又太简。

增资本质上增强了公司的经济实力，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对债权人都是极为有利的，故各国立法对此规定的条件相当宽松，限制较少。我国《公司法》不允授权发行资本，增加资本途径主要体现在第137条发行新股的规定里。依照该条规定，公司至少在成立3年后才能通过发行新股的方式来增加资本。时间限制如此之长且毫无变通的余地，不但会严重制约公司对资本增加的需求，还制约了公司竞争能力的提高。除时间条件外，第二款规定了公司业绩条件，这样要求主要是出于保护股东利益的需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一律要求公司最近3年的连续盈利，并可向股东支付股利后，才可以发行新股的方式增资，就未免过于苛刻。此外，若虽然连续3年盈利，却不能连续3年向股东支付股利是否可发行新股，规定的却不明确，也有待明确。我国地区《公司法》第270条的规定，只要不出现连续两年的亏损或资不抵债的情况，公司就可以增资发新股。可见，我国《公司法》对公司增资的要求确实太高。除此以外还须满足利润预测的条件，即预期利润率可达同期银行将款利率。这里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也就是指增资发新股以后的银行利率。而银行存款利率在一定时期内会任何变化并非一般公司所能预测得到的，硬要公司作这样的预测，实属强人所难，也是超乎常理的。另外，该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在最近三年内，若财务有虚假记载，也不得增资发新股，其合理性也是令人怀疑的。

公司减资，是指公司成立后依法定程序减少资本额的行为。出于它会在事实上减弱公司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力度，并有可能危及交易的安全，故必须依法定的条件及程序进行。减资的实质性条件，我国《公司法》没作具体规定，相对于增资的条件，《公司法》对减资条件的规定要宽松得多，减资与否以及如何减资，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全凭公司的自己的意志。我国《公司法》对此几乎无任何规定。“应该说，我国《公司法》对由公司减资而带来的股东利益保护问题并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7]这虽然给了公司极其自由的减资决定权以适应其实际需要，但极有可能因立法的过度宽容而导致这种权力在实践中被少数公司滥用，从而造成债权人或股东利益的受损。

此外，增资的程序也过于繁琐，“倘每次增减资本都需修改章程、召集股东会、注册登记，不仅增加了集资成本，董事、经理亦难以利用商业机会而及时做出有利于公司的决策。”[8]为此，我国应简化增资程序，降低增资条件，拓宽增资渠道，并对减资的法定条件予以明确，以完善这些立法的缺陷。(4)其他缺陷

（1）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发现非现金出资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章程所定价额时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交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一个问题是，这一规定是否适用于股东以现金出资的情形？因为尽管从现行规定推理，公司成立之时，现金出资应当已经交纳完毕，并不存在出资低于章程规定的问题，但是实践里，这种情况却是屡禁不止的，主要有虚报注册资本，股东虚假出资或出资后抽逃出资。另一个问题是，对于非现金出资的，对于在公司成立后作为出资的实物，知识产权等如果因为市场的变化发生了贬值，而导致实际价额显著低于章程所定价额时，由谁承担责任？如果适用这一条的规定，是否合理？“就此而言，公司法此条规定不妥当”。[9]

（2）在公司成立后的增资时，股东虚假出资或者出资后又抽逃出资导致出资低于章程规定的数额时，董事会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没有规定。

（3）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同时存在公司股东虚假出资此抽逃出资的，债权人能否直接向该股东请求清偿？请求清偿的范围有多大？《公司法》没有规定。

（4）《公司法》对资本验证机构相关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验资机构的制约机制规定不够全面；出资的形态仅列举了货币、实物、非专利知识产权、土地等5种，这样的规定是否合理值得，也有待《公司法》修改时予以完善。

此外，公司注册资本种类繁多，也有待简化，譬如仅有限责任公司就有四种，此外还有一种特种行业另行规定。二、《公司法》公司资本制度的重构（1）用折衷资本制取代法定资本制

我国股份公司采用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此制度已被大陆法系各国所逐步淘汰，“60年代之后，大陆法系国家均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授权资本制”[10]。法定资本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法定资本制要求公司在设立时股东认缴的出资全部到位，不利于公司的及时设立，容易造成公司资本的闲置”。[11]其次资本变更程序极其繁琐。

法定资本制约我国股份公司的设立及发行新股而造成的障碍以及所带来的低效率和负作用已是客观事实。“根据资本确定原则，首期发行五千万元股份的公司．可以因为五千万元股份无人认购而无法成立，如此巨大的比价．仅仅是为了保护当时还不存在的债权人，其合理性是令人怀疑的。”[12]“在注册资本问题上，我国的注册资本在规定上是偏高了一点”。[13]《公司法》将上市条件订在5000万元的高位，使得一批业绩较好的中小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无法满足上市公司的条件．因而为了能够凑够法定资本满足上市条件而进行低效益的购并、重组，这样，规模上去了，而盈利和资本质量却下去了，实属得不偿失。

既然法定资本制弊端重重，那么我国可否采用授权资本制呢？“授权资本制，又称资本授权原则，是指公司只要在章程中记载注册资本额和设立时发行的股本或股份额，股东不必认足或缴足全部注册资本，公司即可成立的原则。未发行或未缴足部分的股本，允许公司或股东于公司成立以后发行或缴足。”[14]授权资本制对公司资本的发行和募集采取了十分灵活的作法，设立公司．使公司的设立变得方便快捷，成本降低；未发行的资本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状况的需要，随时发行，使公司资本的增加避免了修改章程的烦琐程序，适应了市场经济对公司高效率运作的要求。但是，授权资本制容易诱发公司设立中的欺诈和投机行为；不确定的实收资本削弱了对债权人的信用基础，显然也存在者重大弊端。

鉴于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各有利弊，因此最佳的选择我国就是采用折中的做法即采用折衷资本制，“折衷资本制减少了公司设立的难度，避免了因公司资本闲置造成的浪费。同时，对公司股份首次发行的数量及公司股本总额发行的年限做出规定，又使公司资本相应地确定与稳定，有利于保障债权人的权益”[15]。这样就可以扬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之长而避二者之短，这也是顺应国际公司立法的发展趋势。“折衷资本制又称认可资本制，是介于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之间的一种新的公司资本制度，是两种制度的有机结合。”[16]在我国的外商投资法中规定的外商投资注册资本制度就是这种折衷资本制度的运用。这种模式是由德国在上个世纪30年代所首创，“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包括台湾地区，现在都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尤其对服份有限公司)这一制度，既放松了对公司设立的资本要求，又可保证公司于成立时实际拥有必要的资本。其做法，值得我国借鉴”。[17]但是它并不是一种固定的资本制度模式，各国公司立法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设计公司资本制度的具体规范时，采用了不同的立法技术和方式，从而使其适合本国的国情。

（2）发起人和股东对公司资本不足额的补缴责任

其一，有限公司股东和董事对公司资本不足额补缴的连带责任

在实行法定资本或授权资本制的国家，依法定条件和程序，一次缴清不低于注册资本法定最低限额的资本，是公司成立的要件，也是股东对公司的义务。

首先，鉴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股东之间的特殊关系，同是也为了加强股东的相互监督，凡不履行义务，对造成公司资本不足负有责任者，应对公司资本的补缴承担连带责任，而不问此种出资是在公司设立时，还是公司成立后的公司增资过程中；其次，由于董事在公司经营管理的地位和作用，公司在成立之后的增资过程中，旧股东的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造成的股东出资显著低于章程所定数额的，负有责任的公司董事应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应将《公司法》中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以非货币出资造成公司资本不足时的连带补缴责任应扩展适用于股东以货币出资的情形，同时此种连带责任应适用于公司增资时的资本缴纳，此时连带责任的主体应当包括负有责任的公司董事。

其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对公司资本不足额补缴的连带责任

由于发起人在股份有限公司中的特殊地位，大多数国家法律规定了发起人的义务，这种义务也包括对公司资本不足额的义务。这种规定的有利之处在于，通过加重发起人的义务和责任，使其在公司设立的过程中依法履行义务，防止引起公司资本不足。另外即使出现公司资本不足的情况，公司也能通过法定程序，及时填补资本亏空。与国外公司法规定相比，我国《公司法》没有专门就发起人对公司资本不足额的连带补缴义务做出明确规定，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疏漏。因此，建议《公司法》应增加这方面的规定。（3）股东与公司之间关联交易的限制

在我国《公司法》实施之后，股东虚假出资骗取公司登记的情况虽然得到抑制，但股东采用各种手段抽逃出资的现象却有所增加。在现实中，有相当部分的抽逃出资是通过股东与公司之间交易实现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立法的角度看，《公司法》本身欠缺一套完善的预防和处罚措施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因此，应当参照发达国家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交易作了限制性的规定。

一方面，对股东与公司之间交易的限制性规定，是维护公司资本、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重要措施。对此，我国《公司法》除规定公司一般不得收购自己巳发行的股票，董事或经理与公司的交易须经章程或股东会同意之外，未作其他限制，与国外一些国家公司法的规定相比，显得规定过于简略。现行《公司法》仅仅限制公司股份的购回这种特殊情况下的股东与公司交易，而对公司之间以其他不正常交易的方式来转移和抽逃资本提供了方便。显然，这对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极为不利的，因此，建议除了对公司购回股份规定的限制要进一步完善之外，《公司法》应借鉴国外立法，对股东与公司之间交易做出进一步的规制。

另一方面，从上讲，所有的公司股东都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与公司的交易获得公司财产，造成实质性减资，但是从实际情况看，真正能够达到这一目的是公司的大股东。因此，对股东与公司之间交易的限制，关键在于规制占支配地位的股东与公司之间所进行的转移财产的交易，对此必须辅之以完备的披露制度，在此前提下，可以考虑借鉴国外公司法的做法，规定股东与公司之间直接或间接通过中间人所达成的交易，在一定时间或交易数额达到规定程度时，应经股东会批准，且该利害关系股东不能参加表决，同时，对违反此种规定的股东必须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4)公司董事及经理对公司实质性减资的责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往往是造成公司实质性减资的罪魁祸首，因此，如何进一步通过公司法的规定抑制及减少这些行为，是维护公司资本，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以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这方面，关于董事对公司忠诚义务的规定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国家的公司法规定，如果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发生实质性减资，公司董事、经理必须证明自己履行了忠诚义务及行为合理性，否则应承担责任。在董事、经理责任承担方面，《公司法》的规定过于强调行政和刑事的责任，对民事责任的承担规定的较少，从《公司法》10年的实践来看，强化民事责任的承担确有必要。

相比较而言，我国公司法对以董事为核心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经营管理中注意和忠诚义务没有足够的重视。《公司法》对董事、经理在职权范围内行为造成公司减资、导致公司和债权的损失的情形及责任未做具体规定。因此修改中的《公司法》应当规定，在因公司违法减资、造成公司及债权人损失时，对没有尽到注意和忠诚义务的董事和经理应当对此承担责任。（5)引入“刺穿公司面纱”制度

在我国现实的生活中，公司的独立人格被不断滥用而沦为一些人谋取非法利益工具，公司的独立人格作用不再是促进经济，反而是损害债权人利益。这时如果继续维护公司的独立人格，就违反法律所倡导的正义、公平精神。因此，我们应当借鉴发达国家公司法的做法，在特定情况下不考虑公司的独立人格，而追究被公司法律特性所掩盖的经济实情，从而责令特定的公司成员直接承担公司的义务和责任，即所谓“刺穿公司面纱”。“该制度对于保护债权人利益意义重大，尤其对于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大量虚设公司、出资严重不足、股东抽逃资金等行为”。[18]从立法实践看，一些国家将公司资本不足作为适用的重要条件。

在我国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公司注册资本不足引发的公司与其债权人之间的纠纷呈上升趋势，在审判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实际上已涉及到这一原则在不同程度上的运用。因此《公司法》修改时应规定“刺穿公司面纱”这一制度：公司不能清偿债务，同时存在股东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时，债权人可以直接向股东请求清偿；清偿范围可以视不同情况而定：如股东出资不足，股东在章程规定的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如股东完全没有出资，该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如股东抽逃出资，原则上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6)完善注册资本验证制度在采用法定资本制的国家，为保证公司资本的真实，规定了严格的出资检查制度，我国《公司法》也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在实践中，由于规范法律对验资机构相关法律过于原则化，同时，处于验资法律关系中的公司登记机关与验资机关之间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公司登记机关通常对提交的验资报告不进行实质审查等等，导致资产评估、验资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情况屡禁不止。因此，有必要强调公司登记机关或审计机关对验资机构的制约作用。在这方面，德国股份法的规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该法规定，公司在设立、增资、减资时，均由法院任命审计员或特别审计员，对包括资本缴纳在内的有关事项进行审计。当然，中、德具有不同的国情，我国公司法不必照搬德国股份法的资本检查制，但德国法的规定给我们一定的启示。

此外，应当强化验资机构的民事责任，“对于法定验资机构因恶意或重大过失而出具不实验资证明的,应对公司或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9]。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出资不实的认定主体，应当是法院、主管机关还是验资机构应当明确规定。

结束语

我国现行的公司资本制度是由《公司法》制度之时的具体国情决定的，经过这十年的实践,现行资本制度的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暴露出了一些缺陷，“我国的现行公司资本制度已经陷入一个令人窘迫的困境”[20]。如何认识这些缺陷，并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借鉴国外公司法的成功经验对这些缺陷加以弥补、完善是目前《公司法》修改的重大课题。

[1]李顺华.石冰.简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完善[J].当代法学,2002,(3):101

[2][11]沈贵明.公司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03--104

[3]冯果.尚彩云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反思与重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6):96.96

[4][16]石少侠.公司法教程[M].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02—106

[5][13]王保树.修改公司法的几点意见[A].郭锋.王坚.公司法修改纵横谈[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3--44

[6]方流芳.温故知新——淡公司法修改[A].郭锋.王坚.公司法修改纵横谈[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1

[7]冯果.公司资本制度比较[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190

[8]江平.方流芳.新编公司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73.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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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江平.方流芳.新编公司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73－74

[14]史际春.和公司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96

[15]冯果.尚彩云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反思与重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6):96

[17]史际春.公司法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91

[18]任风珍.试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完善[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2,(4):355

公司资本制度范文篇8

从效率分析的视角重新检视公司资本制度会发现法定资本制并非一无是处而有其效率，而授权资本制也因其自身的缺陷和制度实施的环境缺陷使得其效率大大降低，不可一味强调定型化的制度，应从公司类型化的角度对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做出选择。

在学界和实务界讨论得沸沸扬扬的公司资本制度一直是热点问题，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的相关变革势必又会引起各方的评说。

一、研究路径的回顾与评析

在此之前学者们大多数倾向于选择授权资本制或折中授权资本制，而对此的论证方法却是大同小异，无非是指出了现行法定资本制的种种缺陷，诸如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却不能有效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设立门槛过高，成本太大，容易造成资本闲置；为规避法定资本制而造成的公司注册资本的不实，投资人抽逃资本，虚假出资；法定资本制失去其彰显信用的价值。其后则往往论证授权资本制或折中授权资本制的种种好处，如降低准入门槛，有利于鼓励投资，而却把制度所存在的缺陷一笔带过。最后在强大的优势和劣势的比较中得到看似雄辩的结论，似乎法定资本制度实在是十恶不赦，不可救药，必须毫不犹豫的加以放弃。

以上推理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逻辑错误，即不能仅仅指出与A政策有关的问题后就主张B政策优于A政策，相反B政策的缺点同样应该加以考虑。一项法律制度的变革如果在总体上是收益大于成本的，那么它是有效率的。这种情况下，获益的人获得的收益足以完全补偿那些受损者所遭受的损失，但是这种补偿通常是不需要作出的。这是从整个社会的总体利益是否增加的角度而言的。这种分析模式虽然缺乏道德上的吸引力，但却能使整个社会的福利得以增加。[1]这也是进行公司资本制度选择时可参考的分析方法。

二、公司资本制度：利益平衡的艺术

现代公司以有限责任和独立人格为基石，公司资本制度建立在此基石之上。广义的公司资本制度是关于公司资本从形成到维持、从发行到转让、从增加到减少的一整套法律规范构成的制度。而狭义上实质上只是关于公司资本形成方式的制度，是关于股份或资本发行方面的制度，而非关于公司资本所有问题和所有方面的制度。[2]

公司发展中始初是没有资本制度的法律规定的，而那时候的公司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司，而只是两合企业或者是合伙企业的发展形态。后来随着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不因股东的有限责任而无法实现，维护交易安全，国家将资本作为公司的信用度加以法定要求和公示。

对公司资本制度的规定是国家对私法自治的干预，投资者总是希望能够承担投资的有限责任来保护自己，减少投资风险，而国家为了满足投资者的愿望，允许他们设立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则能够更好的刺激投资愿望，发展经济。然而，一项制度的设立必然会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那就是债权人。由于投资者承担有限责任，产生的负的外部性就是不能有效的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公司只能以其资产来承担对债权人的债务，而股东则仅以其投资于公司的资本承担有限责任。这样也容易挫伤债权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为消除有限责任负的外部性，国家用公司资本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来平衡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

国家设置资本制度的效益如何呢？有限责任制度能极大的激发人们的投资欲望，增加社会上公司的数量，而公司则是社会财富创造的基本单位，社会财富将极大增长，这些都是有限责任制度正效应。内部正效应表现为投资人财富的增加，外部正效应则表现为就业人数的增加、劳动者福利的提高、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有限责任的负效应即是对债权人所造成的风险，与此相比则微不足道，而且也可以利用现有的或新的制度来消除其负效应。

有限责任制度的设计将股东的风险外在化为债权人风险。但考虑到有限责任制度大大增进了社会财富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债权人整体是有效率和利益的。但对于特定的债权人个体，则可能有不确定的风险负担，为此得创设一系列制度予以保障。除了传统的担保物权、抵押权方式、契约方式外，公司本身增设了法定资本制原则。法定资本制度也应运而生，对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额的规定提高了公司的准入条件，人为的设置了一种以公司法定资本所彰显的信用机制，从而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当法定资本制度不利于投资和公司发展时，则各个国家根据国情的不同，也相应的作出修正，出现了授权资本制、折中资本制等。这样一来，利益平衡的天平又再次调整。

综合而言，公司法人、股东和债权人作为独立主体都有其利益需求，公司所面临筹资和扩大再生产的利益需求、股东对投资回报的利益需求和债权人交易安全的利益需求。公司资本制度正是调整公司法人、债权人和股东间利益冲突的制度设计，是利益平衡的艺术。

三、资本制度的效率比较：孰优孰劣？

（一）法定资本制的效率分析

为衡平债权人因有限责任而承担的风险，法定资本制度被创设出来，以增加有限责任制度取得的成本。有限责任制度取得的成本越高，其负的外部性就越少，外部债权人获得的安全保障越强。那么法定资本制度能够符合人们的期望吗？仅仅是法定资本制度就能够很好的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衡平债权人和投资人的利益？法定资本制度到底有多大效率，它的制度收益是什么呢？

美国法学家认为，法定资本制度是“19世纪法律历史的直接产物，且只能在历史背景下方能对其全面地理解”。[3]这是有道理的，一个制度的产生如果脱离了它的时代背景而讨论无疑是形而上学的。在此先不论国外的做法，主要考察我国法定资本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效益。

我国的法定资本制度产生于政府致力于“清理整顿公司”运动，旨在强化形式资本的初始确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的资本不变原则，以及出资方式上的繁多限制，严格的减资异议程序和近乎禁止的回购规则，法定标尺的股利分配规则等，以达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的目的。上世纪80、90年代由于在公司资本方面无严格要求且非常宽松，加上社会上未形成健全的社会信用机制，未建立健全的公司组织制度，以致出现两次滥设公司的高潮，“皮包公司”遍地皆是，产生严重的信用危机，造成了银行等债权人利益的严重受损，呆帐坏帐严重。在这么一个混乱的经济背景下，当时的公司立法必然考虑这些因素，从而对公司设立的准入条件以及运行中资本严格要求，宁严勿松，从而达到对公司设立的控制。

而法定资本制度的实施现实确实也抑制了滥设公司的现象，有力的打击了“皮包公司”，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同时它将资本作为公司信用的基础，是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一种方式，从而增强了国家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强化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和信用度。这些都是公司法定资本制度的效率所在。此外，由于有效的规范了公司设立的程序，使得社会对公司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增加，有力的促进了投资的增加和交易的增长，增进了社会财富总的增长，这些效率都是显而易见的。有人会认为这很难区分到底是法定资本制度的功效还是公司法立法和执法总的功效，很难用数字或者百分比严格区分，但不能因此而怀疑法定资本制的效用。

法定资本制度的实施成本到底有哪些呢？首先，由于增大了公司的准入限制，提高了设立公司的门槛和成本，使得一部分人无力设立公司，不利资本由效率的发挥作用，但这部分人仍有许多企业形式诸如个体、合伙的选择可以替代。而同时对于我国经济秩序的规范效应，比如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急需降温的经济而言，法定资本制度有一定的制度收益，这些成本抵消是不可忽视的。

第二，法定资本制的制度设计有其缺陷。其缺陷正体现在资本信用的缺失的问题，学者认为应从资本信用走向资产信用。[4]这涉及一个问题，由于个人天生的逐利性，公司作为法人团体必然也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为此不惜牺牲债权人利益和国家的经济秩序，必然产生规避法定资本制的动机和行为。另外考虑到制度运行本身的成本，包括当事人因此制度所引起的支出的增加，比如验资费用、会计法律服务、资本闲置而增加的机会成本，以及规避法律引起的额外成本等等。

那么这些制度缺陷的成本到底有多大，是否大大超过了收益以致非得用另一种看似更有效率的制度来取代它呢？这个问题很难定量研究，对此的分析更多是从经验层面上的，没人能用精确的数字来告诉我们实行法定资本制以来我们的收益和成本，得到多少而又失去多少，而现在继续实行法定资本制度是有效率的还是阻碍经济发展？这里再重新检视一下法定资本制的功能和效率。

第一，法定资本制保护债权人的功能。法定资本制立足于社会本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放债是有风险的，不能把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风险归咎于法定资本制继而否定法定资本制。否定法定资本制不能保障债权人的利益是最大的声音，但他们忽略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不是法定资本制单一制度所能做到的，还必须有其他制度的协同。

第二，法定资本制的市场准入作用。关于法定资本制的市场准入原则很多人都认为是其弊端，不利于鼓励投资，然而如果你希望通过公司制度的“有限责任”规则来保护自己，那么就必须在公司设立时投入一定的资产，这是必须支付的代价，否则就只能选择其他组织形式（如合伙企业、独资企业）来经营。法定最低资本额的实质意义应该定位于市场准入标准，即投资者能否准入市场参与竞争的门槛，从而成为公司取得法律人格的程序条件之一，它不能承载债权人保护的功能更不能作为保护债权人的一项措施，否则将对公司资本架构产生不利的影响。[5]市场准入无疑限制了部分人参与公司运作，但仍可选择其他企业形式来实现自己的事业，在达到一定条件后转为公司形式。市场准入限制有效的防止了滥设公司的现象和皮包公司的泛滥。在市场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我国，不能再经受公司滥设的冲击，而应该有步骤的稳步的推进公司的资本制度改革。

第三，在我国尚未建立信用评级和信用担保制度的情况下，法定资本制还可以减少信息成本，不管怎么说法定资本制还是有一定的资本彰显信用的作用的。法定资本制对社会信用机制的需求比较低，并且能够促进整个社会信用机制的健全。[6]

此外，法定资本制在我国虽然号称“世界最严”，可执法却是大不如立法设计，验资制度目的的落空，公司人格分离制度并未在被有效的遵循。验资制度在我国由于社会中间力量的缺失，社会中介组织发育不良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会计师事务所为求生存而以出卖虚假验资证明为业。公司与股东人格分离原则未被有效的遵循，人格混同现象普遍，导致公司在不能对自身财产支配的同时却对债务独立承担责任，从而不能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正如江平教授所言，“我们一方面要门槛低，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资本真实原则，另外对违反了资本真实原则，抽逃出资、破坏商业信用、市场秩序的行为，该论什么责任就什么责任。”[7]

（二）授权资本制的效率分析

授权资本制是指在公司设立时虽然应在章程中载明公司资本总额，但公司不必发行资本的全部，只要认足或缴足资本总额的一部分，公司就可以成立。其主要特点是股本或股份的分期发行而不是法定资本制的一次发行、分期缴纳，同时公司法中没有对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规定，如香港或美国大部分地区一元钱就可以开公司。

那么实行授权资本制效率和成本又有多大呢？它是不是比法定资本制更加可行和有效率呢？赞成实行授权资本制的主要观点有：

首先，公司设立的准入门槛降低，对于公司设立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限制，减轻了公司设立难度，不必一次发行全部资本和股份，增加了社会经济和个人经济的收益。

其次，授权董事会自行决定发行资本不需经董事会决议变更公司章程，简化了公司的增资程序，减少了执行成本。

第三，董事会据具体情况发行资本，适应公司经营活动需要，又避免了大量资金在公司的闲置，减少了机会成本，同时会有效的发挥现有资金的功能，增加了投资收益。

第四，资本彰显信用的终结和有限责任价值功能的再造。授权资本制将公司法中对债权人保护为核心的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本位向追求只有、平等、效益、竞争的个人本位过渡。有利于社会总体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信用体制的建立。[8]

然而，对于授权资本制本身的缺陷和制度实施的制度环境因素却并未作深入的考察，这些因素会大大增加实施中的制度成本和社会成本，降低其效率。

1、制度本身的缺陷

授权资本制中公司章程上资本仅是一种名义上的数额，同时未对公司首次发行资本的最低限额作出规定，极易造成公司实缴资本与实际经营规模和资产实力的严重脱节，也容易发生欺诈性商业行为，对债权人利益构成风险。

由于设立公司的准入条件及成本很低，投资人可以轻松的利用有限责任来保护自己，公司实有资产可能很低。从维护债权人利益角度而言，作为独立承担责任的公司法人而言，其责任能力实在有限，合同债权人和交易债权人或许可以通过合同或担保物权等形式实现债权，但是对于公司侵权债权人和弱小的交易债权人而言，则容易造成损失无法得到补偿（比如产品质量责任事故中，公司无力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即授权资本制在大大减少投资人公司设立和运营成本的同时，却把成本转嫁给了债权人，而前者并不一定有很明显的比法定资本制更加有效率和收益来置换这种成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得不偿失的。

2、授权资本制实施的社会制度环境缺陷

针对上述情况（债权人利益得不到保障）不得不提到新公司法中规定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可实现和保障债权人的利益。有人还提出更多的诸如公司责任保险、衡平次位规则（深时规则），防止欺诈性财产转让、破产之际董事对债权人的诚信义务、清算义务人的违反义务之责任等设计。[9]然而这些制度和原则的实施只是事后的保障，同时法人格否认制度新公司法也只是作了原则性规定，其他制度都还是想法，很难确保债权人利益不受损害。

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为例，这种制度主要是英美法系在不断的判例法中形成的，和他们判例法的传统相关。而我国却是大陆法系国家，没有判例法传统，与此相应的法官素质也不行。其次，对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否认法人人格的标准就非常难以确定，就是在英美等国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一切都必须在具体案件中由法官斟酌，这对法官素质及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我国目前情况而言，这无疑是很令人担忧的。法官素质的普遍偏低和非专业化，司法受行政权利、社会利益各方的干预严重，不能独立裁判。如果给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极易导致权钱交易导致司法腐败的扩大化。除此之外，否认法人人格也应该慎重，不能因为债权人利益受损就否认公司法人人格，其使用范围实在有限。

另外，从国家宏观调控而言，无法想象如果实行完全的授权资本制，不设公司成立的最低注册资本额，对实缴资本没有规定或规定极少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很容易导致滥设公司的现象，“皮包公司”横行的情况极易再次出现。如果说在法定资本制下存在大量虚假出资和抽逃资本的情况，然而在此情况下对投资人追究个人责任时至少有可能使债权人得到补偿可能性还比较大（因为不管怎样，投资人有能力凑足最低注册资本额或公司资本总额，说明他们的经济状况不会太差），而在授权资本制下，投资人则可能更多的没有足够的资本来承担个人责任，更不用说以公司的独立财产来承担独立责任了。公司实收资本微乎其微，注册资本相当部分未能落实，资本担保功能在此制度下无从体现。

授权资本制在信用社会下才能更好发挥作用，考虑到我国的信用状况，在没有健全的社会信用机制情况下，授权资本制的实行存在公司股东利用公司人格欺诈债权人的巨大诱因，特别是公司组织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授权资本制可能造成新的信用危机。在英国，对于公司有强制的会计审计制度，英美都有健全成熟的信用评级和信用保险制度，这些制度都能有效的披露公司的信用情况，可以说这些都是实行授权资本制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而我国信用制度在少数城市才刚刚起步，全国性有权威的信用评级制度还未建立。无法想象债权人如果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公司的信息将会付出多大的信息成本，而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也极易造成信用危机，债权人利益的保障更显得虚无飘渺。

以上对授权资本制度的分析主要是针对非上市公司而进行的。在我国当前实行严格的信息披露、严格的公司会计审计制度、公司财务报告制度的上市公司尚且都存在信用危机的情况下，如果对其他形式的公司实行授权资本制无疑会引发更加严重的信用危机。

综合以上所述，从效率分析的视角重新检视公司资本制度会发现法定资本制并非一无是处而有其效率，而授权资本制也因其自身的缺陷和制度实施的环境缺陷使得其效率大大降低，孰优孰劣难以抉择。那么对于资本制度该如何选择呢？

四、我国公司资本制度选择的类型化分析与选择

然而对公司资本制度选择仅仅是对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优劣比较的具体效率分析，并不能当然的揭示我国公司法的制度选择，否则，盲目推崇资本信用或是资产信用可能会从一个虚幻走向另一个虚幻。实事求是的对公司法具体公司形式作类型化分析从而作出制度选择是必要和有益的。即在具体立法操作中要考虑到我国公司形式的多元性和特殊性，资本制度因公司类型的不同而应该有其具体选择和实施方式。

1、股份有限公司

新公司法将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从一千万降低为五百万元，并规定发起设立可分期缴纳注册资本。这大大放宽了公司的设立条件，鼓励投资。对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制度的讨论以公司是否上市为标准而有所不同。

（1）上市公司

对于上市公司，对其资本制度的规定应该是相当严格，类似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因为公司法及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对于上市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额、公司的财务会计审计等要求一般都非常严格。对于上市公司发行股票或债券、增资、减资、分配股利、公司收购等具体资本制度的规定，由于证券法、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有权规定，公司法中不宜作硬性规定。但在原则上应该考虑到我国目前的股市状况，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出发，在公司法和证券法中衡平大股东、中小股东、债权人利益，对此新修订的证券法作了很大的改进。

（2）非上市公司

对于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可参考授权资本制。由于其主要通过发起人发起认购和针对社会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不公开发行的来募集资本，投资者数量有限，因此可以由公司章程灵活规定，可授权董事会在一定比例范围内发行新股,但不得对内部职工或其他投资者强制发行。

同时对于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金的规定还是应首先考虑到非上市公司，不应制定过高的数额，而应适当降低。对于上市公司的特殊要求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很容易予以限制和实现。新公司法的现有规定就比较合理。

2、有限责任公司

考虑到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确实过高，且对不同行业的公司规定不同的最低注册资本缺乏科学依据，新公司法参考了授权资本制，规定了统一、比较低的最低注册资本额且规定可分期缴纳，且在股东出资方式、股份回购、转投资等制度作了突破。进而可以考虑，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增资规定，因有限责任公司都是封闭公司，股东数量有限，增资可以在公司章程中授权董事会决定或直接依然由股东大会来决定都是可行的，可以灵活规定。对于国有独资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考虑到其特殊性，对其资本制的规定应符合其特点而有所不同。

（1）国有独资公司

这是我国公司法上一个比较特殊公司形态，但是在资本制度的选择上并不存在着我们前边探讨的相关问题。国有独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一般都比较多，而增资程序除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外还有一系列的相关规范对其加以调整。更应关注的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必须要更好坚持资本维持原则，要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同时要分清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公司间的界限，保持国有商业银行放贷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防止违规放贷。所以在国有独资公司治理和监管中的一个重点便是资本制度，这并不是法定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所能解决的，而应结合国情，衡平国家、公司、甚至全民的利益慎重行事。

（2）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新公司法已对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做了特别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封闭公司，由于唯一的投资人也是唯一的股东，很容易发生公司法人人格和股东人格混同。各国对于一人公司都予以严格的控制，在公司的财务会计审计制度、公司信息透明上都有严格的规定。因此在新公司法中的规定更类似法定资本制。在最低注册资本（如规定最低注册资本为10万元，一次缴足）、资本三原则上特别是资本维持原则上的规定甚至不比旧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宽松，否则很容易发生股东利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在特定情形下可以否定一人公司的法人人格，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新公司法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还在第64条规定了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也是股东获取公司有限责任所要承受的代价，问题是由于取得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成本比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成本更大，是否会导致投资者规避法律从而使得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极少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制度相关规定在新公司法中还比较粗糙，有待进一步的解释和完善。

五、结语

公司资本制度选择并不能当然论证得到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和折中资本制的结论，盲目推崇资本信用或是资产信用可能会从一个虚幻走向另一个虚幻，在对公司法具体公司形式作类型化分析后，当前对资本制度选择的讨论更多地是针对一般性的有限责任公司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在国有独资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及上市公司的资本制度适用有其特殊性。

公司资本制度只是公司制度利益平衡艺术中的一个部分，要根本解决债权人、股东、公司法人等主体间的利益冲突是一个系统化的公司监管、治理课题。新公司法对此也作了有益的尝试，如“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然而，立法者的努力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整个社会信用的提升、法律制度的完善、公司运行环境的规范等都是极其重要的。

【注释】

[1]布莱恩、R.柴芬斯著，林华伟、魏旻译：《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页。

[2]赵旭东：《企业与公司法纵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248页。

[3]参见BaylessManning&JamesHanks，legalcapital，（3ded.1990）p21。转引自傅穹：《法定资本制：诠释、问题、检讨》，载蒋大兴主编：《公司法律报告》（第一卷），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

[4]赵旭东：《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法学研究》2003年第5期。

[5]朱慈蕴：《法定最低资本额制度与公司资本充实》，《法商研究》2004年第1期。

[6]任尔昕、史玉成：《论信用短缺时代的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政法论坛》2003年第4期。

[7]江平、赵旭东、陈甦：《中国〈公司法〉的修改及价值》，法律思想网，2005年11月9日。

[8]郭富青：《公司资本制度：设计理念与功能的变革——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立法观念的转变与路径选择》，《法商研究》2004年第1期。

公司资本制度范文篇9

关键词:资本/维持/资本维持/资产

一、解读传统理论上资本维持原则

资本维持原则又称资本充实原则或者资本拘束原则，它是指公司在其成立后的持续期间内，应当保持与其确定的资本额相当的实有财产。其目的在于维持公司资本，保证公司经营能力及偿债能力，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同时也可以防止过高的盈利分配要求，确保公司自身正常经营活动的开展。[1]

（一）资本维持原则中“资本”界定的模糊性

我国有的学者认为资本是“公司拥有由股东出资形成的公司财产总额，即公司成立时由公司章程所确定的股东出资构成的财产总额”。[2]也有学者认为，公司资本是注册资本的简称，又称股本，是指公司章程确定的全体股东认缴或者实缴的出资总额。[3]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资本即公司注册资本。公司资本按不同的分类标准，表现为不同的资本形式，其主要形式除了注册资本外，还包括发行资本、实缴资本、催缴资本以及其他资本形式。有学者还提出实质资本与形式资本，前者如实缴资本，后者如注册资本。

公司资本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密切关系，在法定资本制下，公司资本即注册资本与实缴资本、发行资本一致；而在授权资本制与折中资本制下，法律并不要求公司成立时股东一次性全部认购公司章程所确定的注册资本，对所认购的资本额也并不要求一次性缴足，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分期缴足，此时注册资本很可能高于发行资本或实缴资本。如果以注册资本认定为公司资本，一则在授权资本制与折中资本制下不符合公司实际资本情况，二则有违传统资本维持原则设立的目的。传统资本维持原则设立的目的在于通过防止实际资本被侵蚀，向债权人提供公司资本信用担保来保护债权，然而仅在公司设立之初，公司资本尚未被侵蚀的情况下，其注册资本与实际资本之间即已存在差额，即使在以后的经营活动中公司资本完全没有遭到侵蚀减少，又如何以高于实际资本的注册资本向债权人宣告债务担保，超出实际资本的债务又应如何保障呢？如果不能以注册资本认定为公司资本，那资本维持原则中的“资本”又究竟所指何物呢？

（二）资本维持原则中“维持”的困惑

资本维持是一个动态过程，与公司经营活动即公司盈亏关系密切，同时由于经营具有风险性和复杂多变性，资本维持具有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对资本维持原则中“维持”的困惑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时间问题。资本贯穿于公司资本运营的全过程，资本维持理应贯穿于公司活动的始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公司资本时时刻刻等于或大于公司净资产，当然也不是仅在公司净资产临近可能低于或已经低于公司资本这一临界点时才认为已经突破了资本维持原则。虽然公司在某时间点或短时间内公司资本低于净资产但在合理期限内能够恢复，能否仍视为坚持了资本维持原则？或者只要公司大部分时间保持公司资本等于或大于公司净资产，偶尔出现公司净资产低于公司资本的情况，是否也认为没有突破资本维持原则，这都值得商榷。

第二，度的问题。[4]公司资本是公司净资产的组成部分，要求公司资本维持即要求公司净资产高于或等于资本，要求公司每笔业务处于盈利状态，至少不得亏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现实生活中，公司净资产还可能低于公司资本，即当公司发生亏损的时候，此时公司资本与公司实际资本不符，虽然这可以通过减资方式来解决，但根据资本不变原则，公司不得随意减资，并且减资程序复杂，必须经股东大会决议并通知或公告债权人，向债权人提供相应的担保，还存在时间差。在公司减资前，公司仍以其高于实际资本的公司资本向债权人担保其信用和偿债能力，对债权人的保护显得软弱无力。同时由于公司的财务状况并不一定向社会公开，尤其以有限责任公司最为突出，除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外，债权人对公司经营状况、财产状况难以知晓，对公司资本是否维持也无从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实属形同虚设。

（三）资本维持原则忽视了对设立中公司资本的规制

公司活动自始自终应当包括两个阶段，即成立阶段与成立后经营阶段，且这两个阶段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奠定基础，没有前一阶段，后一阶段则丧失合法存在的依据；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目的和最终归宿，没有后一阶段，前一阶段的准备工作将毫无实质意义。而我国现行公司法对有关传统资本维持原则的规定仅着眼于公司成立后的经营活动，而忽视了对公司成立中资本的规制，这是不全面的，也难以对债权人进行救济。

二、资本维持原则现实基础之质疑

（一）资本三原则的冲突与矛盾

传统理论认为资本三原则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资本确定原则是前提，是首要原则，资本维持原则是核心，资本不变原则是保障，他们相互联系，互为依存，共同组成公司资本保障和约束机制。[5]然而在授权资本制与折中资本制下，公司资本并不一定是确定并缴足的，而公司仍然可以成立并维持与实际资本相当的财产，此时其符合资本维持原则，而与资本确定原则相违背。资本维持原则与资本不变原则也存在矛盾，若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如未按时履行、不实履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公司及其他股东可以要求该股东补足其出资，如果该股东在一定期间内不予补足，为贯彻资本维持原则，公司可以申请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从而减少公司资本，此举虽彻底贯彻了资本维持原则之精神，却与资本不变原则相抵触，未经过通知、公告及债权人异议等法定程序，自不符合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变动资本之不变精神。[6]

（二）公司成立时资本维持原则之不足

1.股东出资义务的模糊性以及责任的局限性

我国《公司法》、《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及《刑法》有关条文对公司股东不按法律或章程履行出资义务的，规定了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但就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公司资本维持的规制仍存在着诸多问题。第一，股东出资义务具有模糊性，法律规定以实物、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等非货币性财产出资的，不得作价高估，而判断非货币性财产是否高估作价，应以公司成立时，还是公司成立后的任何阶段为准，若以公司成立时为准，公司成立后可否对公司成立时非货币性财产高估作价进行补救，我国公司法未明确规定。

第二，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法律责任仅限于财产责任。我国现行法律对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法律后果包括缴足未缴足或虚假出资的部分，对已全额缴足出资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对该股东处以罚款，情况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除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能会对股东的人身自由、资格进行限制外，其他法律后果仅限于财产责任。反观德日法律，对公司股东违反出资义务还规定了失权程序[7]，即对怠于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可以催告其在一定期限内缴纳出资，逾期仍不缴纳者，将丧失其出资额及所缴纳的部分出资。[8]即丧失该公司股东资格，丧失利益分配请求权，以促进股东积极履行出资义务。

2.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相关人员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有待商榷

我国现行法律对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相关责任人员的范围规定为公司成立时的其他股东，笔者认为该范围有待探讨，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面向全社会不特定的社会成员发行，股东根据持股比例不同，分为控股股东以及中小股东，公司的设立事宜由创立人大会选举的董事组成的董事会进行，因此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公司发起人、控股股东以及董事最为清楚，其应对公司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而小股东由于本身所持公司份额小而且对公司设立、经营事务没有多大影响，要其承担连带责任有失公允。

3.严格的验资规则存在缺陷

我国法律规定对以非货币性财产出资的，必须提请有关机构进行验资，验资只是公司设立的准备工作，此时公司尚未成立，即使验资属实，也不意味着股东已缴纳出资，该非货币性财产已转移到公司名下，因此验资主要反映资产价值而不足以反映公司已实际取得该资产，强制在公司设立前进行验资，不仅在技术上难以达到立法所预设的维持公司资本的目的，而且徒增公司设立成本。[9]

4.对债权人保护不足

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时，公司及其他股东可依法请求该股东实际缴纳出资，相关人员承担连带责任，以充实公司资本，扩大公司财产责任范围来保障债权人利益。然而该项权利并未赋予债权人，在现实生活中，公司被控股股东所控制，其他股东若不积极行使权利或股东之间存在合谋串通的情况下，该类请求权难以实现，债权人利益得不到切实维护。在这种情况下，赋予债权人请求权属实必要，而且债权人可以通过法院否认公司独立人格，要求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对债权人的债权负连带清偿责任。

（三）公司成立后资本维持原则之不足

为保障公司资本充实，我国新《公司法》做了如下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回出资；股票的发行价格不得低于股票的票面金额；在公司弥补亏损前，不得向股东分配股利；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但以上这些措施无一例外的是稳定或增加公司资产，与公司资本无太大关系，除此之外这些规则要么自身存在瑕疵，要么并不会对资本数额造成影响，要么并不是基于资本维持原则而设立，与资本维持原则没有必然的联系，以上述规则来支撑资本维持原则有力不从心之嫌。

1.股东抽逃出资的责任范围过窄

抽逃出资是指股东在公司成立后，将其出资暗中取回，即公司成立时股东业已出资，但待公司成立后，又秘密抽回其出资，并继续保有股东身份和其持有的出资比例。[10]股东抽逃出资即意味着侵占公司财产，降低与公司资本抽象数额相适应的公司具体财产，因而是违背“资本维持原则”的；[11]对抽逃出资的行为，我国《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及《刑法》规定了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但在现实中，股东抽逃出资往往得到公司其他股东、董事、高管以及开户银行的协助，构成共同侵权，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追究知情者以及协助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法律未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协助者应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从而加强对股东抽逃出资行为的监督。

2.资本维持原则不足以担当“禁止折价发行”的理论基础

我国公司法、证券法严禁折价发行股票、债券，其主要理由是认为折价发行将有损公司资本，违背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实际上折价发行并非有损公司资本。在会计操作上，票面金额乘以发行总数计入股本，即票面金额与发行总数一旦确定，股本即也确定。而票面金额与实际发行价格之间的差额乘以发行总数则计入资本公积的借方，即抵减资本公积，当资本公积不足抵减时，则计入未分配利润，即以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或将来利润进行填补。因此无论资本公积或盈余公积是否足以抵扣折价差额，影响的仅是“未分配利润”，不会影响公司资本，进而不涉及资本是否维持的问题，只是在公司形式资本与公司资产之间存在一定差额，因此基于资本维持原则而规定公司不得折价发行存在逻辑混乱。同时对筹资困难的企业来说，折价发行不失为一个帮助企业摆脱财务困难的有效措施。

3.利润分配的原则不以资本维持原则为考量

“无利不分”是我国公司利润分配的普遍规则，对于长期投资、从事基础设施、原材料、能源的公司除外，其成立依据认为是坚持资本维持原则，这是令人质疑的。如果“无利不分”的发生根据真的是资本维持原则，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资本是净资产的组成部分，只要我们保持净资产与资本一致，则坚持了资本维持原则，从而可以对高于资本的净资产进行分配，而不论当年是否有盈余可供分配，显然这是不可能也是不可行的，也无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且我国法律不仅坚持当年没有利润当年不得进行分配，即使当年有利润也应先弥补亏损，不足部分还应用盈余公积予以弥补，禁止将资本公积予以利润分配，由于是否分配利润影响的只是公司资产，对公司资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可见“无利不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稳定或扩大公司资产，并为公司长远发展创造条件，基于资产信用对债权人进行保护，而不是基于资本维持原则的考量。

4.提取法定公积金不足以支撑资本维持原则

公司法167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后，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同时法律还规定，公司应根据章程的规定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提取的法定公积金计入“盈余公积金”科目下，并不计入“资本”，与资本无关，因此无论是否提取法定公积金以及提取多少均与资本维持原则无多大牵连，法定公积金的提取不以资本维持原则所导出。

同时只要资产大于负债，就能够担保债权人的利益，而无必要强制性提取公积金，即使公司为扩大经营规模，增加资本，可以赋予公司自由意志，自主决定是否提取。过多提取法定公积金，对股东、公司都有不利影响。对股东而言，法定公积金提取过多，可供分配给股东的利润势必减少，股东投资的目的在于提取收益，由此会削弱股东投资的积极性；对公司而言，大量资金积压而不能动用，不利于资金优先配置与合理流动，使其逐利性得不到体现，造成资金闲置与浪费，不利于公司经营活动的有利展开。

总之，法定公积金的超量提取已是弊端重重，且与资本维持原则没有必然联系，我们何以视法定公积金的提取为资本维持原则的必要措施和手段呢？法定公积金的提取何以能够支撑资本维持原则呢？资本维持原则又如何成为了法定公积金提取的发生根据呢？

四、资本维持原则法理基础之批判

（一）资本维持原则有悖公司法的价值选择

1.公司法的价值理念主要包括自由价值、安全价值、效率价值。公司法的自由价值表现为公司法应以授权性规范为主，给予投资者更多的投资机会和选择，公司法应成为投资者自由的圣经。[12]公司法的安全价值首先表现为公司具有独立的名义，独立的财产，承担独立责任，其设立的条件、程序、公司性质均应符合法律规定。公司法的效率价值统率自由价值和安全价值，是公司法价值追求的终极价值，公司效率价值不仅体现在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上，而且还包括制度成本，降低公司设立、经营的制度成本是提高公司效率的重要手段。在三大价值中，效率价值应处于核心层，而自由价值与安全价值则分属两翼。[13]

公司具有多种利益关系，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等利益关系，根据不同的利益关系种类，公司法具体制定了相关法律进行利益选择与平衡，其中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各种利益关系中较为典型的形式，既要保护公司利益即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和逐利行为，又要保护债权人利益，即平衡公司效率与债权人交易安全。由于效率价值处于核心层次，当公司效益与债权人利益发生冲突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公司效益，其次才是债权人利益。

2.资本维持原则对公司经营的不利影响

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性财产作价出资”。由此可见，以非货币性财产出资必须具备2个特征，即货币估价性和可转让性，因此债权、股权、劳动力、信用均可以作为股东出资形式，然而事实上以这些非货币性财产出资受到诸多限制，主要是基于对债权人的保护，由于这些出资具有较大的或然性、不确定性，不能担保债权人的债权。在资本信用下股东出资形式被完全扭曲，以迎合债权人利益保护为首要目标，而牺牲了投资者的利益和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股东投资组建公司基于两个考虑，一是公司正常经营获取利益，一是对债权人进行担保，而资本维持原则首先考虑的是对债权人的担保，其次才是公司正常营运。从公司法价值选择来看，效率价值统率安全价值，即公司营运第一，对债权人的担保退居其次；从公司设立出发，进行经营活动才是公司设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债权人的保护应是附属的，居第二位的。

由于在资本信用下，资本维持原则已经不能承担对债权人的担保功能，因此基于对债权人保护而对此些出资进行限制的原因已不复存在，应适当放开对这些出资的限制直至彻底废除。既然资本不再具有债务清偿功能，凡是具有营运价值的资本和要素都可以作为股东出资的形式，市场主体具有经济人的特点，对这些出资可能带来的风险应由其独立判断自主决定。资本维持是在资本信用下对债权人保护的延伸，同样不具有担保债权的功能，同时亦不利于公司营运活动的开展，不能使各种积极要素投入营运，增强公司竞争力与活力。

（二）从资本与资产的关系出发，批判资本信用保护债权人的弊端

1.资产与资本的关系

一般而言，公司资本与资产只有在注册时才是一致的，资本是一种静态的恒量，而资产是一个动态的变量，两者表现得不一致是常态。一个公司即使注册资本较低，但经营管理先进，公司盈利能力强，其资产可能远远高于其资本；相反，即使其注册资本再高，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处于亏损状态，其资产也可能远远低于其资本。虽然资本是资产的组成部分，但二者在数量上并无必然联系。公司资本只不过是公司成立时登记注册的一个抽象数额，而不是公司任何时候都实际拥有的资产，资本不过是公司资产演变的一个起点，是一段历史，是一种观念和象征，是一个静止的符号和数字。[14]

2.资本信用保护债权人的弊端

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外独立承担责任，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这是公司的显著特征。公司对外承担责任是以其拥有的全部资产对其债务负责，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取决于公司拥有的资产，而不取决于公司注册的资本，公司资产的数额就是公司财产责任和偿债能力的范围，公司资本再大，也不能扩大公司责任范围，公司资本再小，也不能缩小公司责任范围。[15]

公司资本一经确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而公司资产会随着公司经营活动而发生变化，而且一般而言，公司成立越久，公司资本与资产脱节的可能性越大。因此以公司资本来召示公司对其债务的担保能力是对公司信用程度的歪曲，当资产高于资本，即公司处于盈利状态下，以其资本来判断公司信用，必然导致对公司信用的低估，致使公司信用被掩盖和浪费，是某些交易不能顺利进行，有违公司效率原则；同理，当公司资产低于资本时，即当公司亏损时，仍以资本召示其信用，使债权人承担更大的交易风险，不符合公司安全原则。

由于资本信用的神话，市场活动的交易者往往只关注对方的注册资本，而疏于对其整个资产状况、现金流量的了解以及公司发展前景；只看重对方成立时的资本数额，而忽视其经营过程中资产结构、资产数额的变化；只相信公司注册登记和营业执照上显示的表面信息，而忽略了社会中介机构对公司资产的实际调查和评价中的影响；只满足于当事人出资已经到位、资本没有虚假的最低标准，而无视公司资产隐形的不当转移、非法侵吞和无故流失所应追究的责任。

故而资本信用不仅客观上不能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主观上也忽视了市场主体都是经济人的现实，想通过静止的资本而包揽债权人风险是不现实的，市场主体必须凭借自己的能力、经验和信息来判定风险并追逐自己最大利益。

3.资产信用保护债权人的优越性

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外承担责任，当公司资产大于负债时，公司债务将全部获得担保，最直观地反映在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负债率上，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净资产），从等式我们可以看出，净资产越大，即资产减去负债的差额越大，公司清偿能力越强，债权人越有保障。同样，当资产负债率越低，则反映净资产占资产的比率越高；反之，则表示净资产在资产中占有的分额越低。

根据我国《破产法》规定，企业法人破产的原因是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因此造成企业破产除了资不抵债即全部债务超过全部资产外，还可能是即使资产总额超过负债总额，但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到期债务。由此可见，资产担保债权不能单纯依靠资产规模或数额，还应着眼于资产有效性和债务结构，即是否有足够的现金以及可以随时变现的资产准备支付已经到期或即将到期的债务，表现在财务会计上即为现金流量表。如果净资产都是不能发挥任何效益的资产，或者是完全不能变现的资产，其对债权人的保护就只能是一句空话。[16]因此在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流动资产、长期投资、短期投资、无形资产、递延资产的结构应当合理，长期负债、流动负债也应与资产结构保持相当的对应性，以使公司不致于出现支付不能、停止支付或财务危机。

因此公司的偿债能力不仅取决于帐面资产，而且还取决于可以即时变现的资产所占的比例，而这是依靠资本信用以及资本维持所无法达到的，进而资本信用以及向下的资本维持原则根本不能保护债权人利益。

四、结语

资本维持原则就其内部而言，其内涵及其制度设计都存在诸多不足，而且在三大资本原则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就其外部而言，由于资本维持原则偏离了公司法价值选择，把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置于首位，而事实上又根本不能保障债权人利益，同时也阻碍了公司的发展，因此随着资产信用逐渐取代资本信用，资本维持原则出现越来越多的弊端和不合理性，有必要从根本上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

注释:

[1]赵万一主编:《商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2版。

[2]王亦平等：《公司法理与并购运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9年版

[3]顾功耘主编：《商法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06年12月版。

[4]段威：《论资本维持原则》，载《中国商法年刊》第3卷。

[5]冯果：《论公司资本三原则理论的时代局限性》，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

[6]方嘉麟：《论资本三原则理论体系之内在矛盾》，载《台湾大学法学论丛》第87卷

[7]参见《德国有限公司法》第9条，《日本商法典》第179条。

[8]段威：《论资本维持原则》，载《中国商法年刊》第3卷。

[9]杜军：《资本维持原则的再思考》，载《商事法论集》第11卷，法律出版社06年12月版。

[10]乔欣等著：《公司纠纷的司法论资本维持原则的发展趋势救济》，法律出版社07年3月版。

[11]王保树：《论资本维持原则的发展趋势》，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一期。

[12]赵旭东主编：《新公司法制度设计》，法律出版社06年11月版。

[13]赵旭东主编：《新公司法制度设计》，法律出版社06年11月版。

[14]赵旭东：《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法学研究》03年第5期。

公司资本制度范文篇10

我国刑法典中体现的资本信用原则制度,是建立完善的市场信用法律机制的基础和保障,它反映了我国当代市场经济最新事物的一项重要刑法内容。

一、注册资本信用原则

我国刑法第158条规定:虚报注册资本,骗取公司登记的,处以刑罚,并处或单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刑罚。该法条中的虚报注册资本罚体现了注册资本信用原则,实质上包含了现代公司运营的信用资格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要素—现代公司的主体资格合格和拥有法定真实财产对外承担责任的能力。主体资格是否合格是现代公司开展日常业务的前提。注册资本是否达到法定最低限额是公司成立、发行股票、债券的基础,公司不具备最低额资本不能注册登记,不能成为独立法人进人市场,即使成立了的公司,达不到法定注册资本额便不能发行股票、债券,这主要是为了保障社会投资者的利益。由于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具有高度的风险性,而社会投资者购买股票、债券减少风险的依据仅有信用机制,现代公司注册资本信用原则是信用机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虚报注册资本骗取公司登记和发行股票、债券,将严重破坏现代公司运营的信用机制,造成社会投资者将承担高额的投资风险,我国公司法对这种造成投资者损失的行为仅是作出了一些有关民事和行政责任的处罚规定,对虚报注册资本的违法者和单位负责人难以构成打击力度,对单位犯罪的更无明文规定。因此刑法典中规定虚报注册资本罪将原有市场经济中应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注册资本信用原则提高到刑罚的高度,有力地保证了我国现代公司进人市场开展经营业务的合法性。将注册资本信用原则的保护纳人刑法典中,是保障公司运营承担行为责任能力的重要基础。公司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主体,要保证整个市场经济的安全运作其基本条件是要求公司能对自己的市场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同时也是各级人民法院在处理经济纠纷案件时,据以执行的最终法定财产,是现代公司责任赔偿义务得以履行的保证。因此刑法力求注册资本真实地与其注册资本上报数额的一致,这就大大地增强了公司对外承担责任能力信赖程度的可靠性,有利于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履行。

二、现代公司运营的灵魂

公司资本信用原则公司资本信用是指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资本信用原则是公司最主要的资本信用原则,刑法以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等几个罪名全面地加以规范,是现代公司资本信用原则在刑法典中的重中之重。刑法第l印条规定: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处以刑罚,并处或单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判处罚金并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该法条体现了公司资本信用的不可侵犯性。公司资本信用的重要性可能导致一些公司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利用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中编造重大虚假内容等欺诈手段募集公司股本,公司资本信用原则因此遭到严重破坏,民法通则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对这个方面的保护也显得软弱无力。我国刑法设置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等罪名,对单位违反公司资本信用原则的处以罚金,对直接责任人员科以刑事处罚,保证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机制的充分发挥。我国刑法第159条又规定了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两罪,体现了公司资本信用原则在现代公司交易行为中的灵魂作用。公司法明文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均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这意味着公司净资产的多少即公司资本额是公司对外信用度高低的关键,在我国市场经济活动中,许多公司为达到交易活动的成功,往往利用抽逃资金、不转移实物资本所有权等形式变相扩充公司资本,有些公司甚至在主管部门支持下,由主管部门向公司投资,公司保证无论是否盈利必须对该投资本息按期归还,搞变相借贷,给交易对方造成公司资本雄厚、资本信用程度高的假象,这极不利于市场流通领域中交易行为公平、有序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