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范文10篇

工农范文篇1

一、上半年工作简要回顾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街道党工委以招商引资和招引项目为突破口，上半年。以扩大税源和经济总量为目标，不时优化发展环境，提升服务水平，经济建设得到稳步向前发展。

推进街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上半年街道工业经济总产值15716万元，1抓住灾后恢复重建和扩大内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占目标任务的50.32%销售收入10950万元，占全年任务目标50.93%利润总额646万元，占任务目标51.80%利税总额871万元，占任务目标50.50%超额完成“开门红”工业目标任务；中小型企业增加值完成10232万元，占目标任务50.20%营业收入完成34986万元，占目标任务51.09%总产值34986万元，占目标任务51.09%利润总额完成1798万元，占任务目标52.65%实交税金1126万元，占目标任务51.56%超额完成上半年的各项经济指标任务。

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招商引资工作进展顺利，2全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上半年完成引资项目3个，引进市外到位资金20640万元，占目标任务的52.92%引进省外到位资金15300万元，占目标任务51.00%

逐步形成一批骨干税源户的同时，3不时调整税源结构。经过半年来不断的引进和培植。一批潜力型中小税源企业稳步生长，较好形成了税源结构的梯次化，增添了税源规模化发展的潜力，上半年税收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二）着力抓好重点工作。

圆满完成街道灾后恢复重建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的基本目标任务1灾后恢复重建圆满完成。今年上半年随着松花江路社区阵地重建工作的竣工。.

进一步加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力度，2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效果明显。上半年以创建五十百千示范城市、城乡结合部环境综合大整治、五月攻坚一系列专项整治活动为契机。组织集中开展整治工作，与各基层单位签订整治责任书，同时街道党工委明确环境整治坚持“三不变”即责任区域不变、整治目标不变、量化考核不变；落实“四机制”即日常保洁机制、资金投入机制、日常巡查机制、督查问责机制；强化“五到位”即人员到位、责任到位、经费到位、检查到位、考核到位，建立健全城乡环境整治队伍，落实“三员”143人，健全队伍考核机制，切实建立起环境综合整治长效机制。对辖区32处重点地段、卫生死角进行了整治，下发宣传资料3200余份、悬挂宣传标语60余条、张贴宣传画500余张;圆满完成了四川省对五十百千示范乡村检查验收的各项指标任务。

服务旌南开发是工农街道一项重要工作。上半年，3旌南开发拆迁安排积极推进。搞好征地拆迁。街道积极配合市国地收购贮藏中心、市建设局、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认真做好乡村建设、重点项目建设、重装基地建设用地的拆迁安排工作，做好了嘉陵江西路延伸段、岷山路建院下穿隧道、德阳市重点项目建设等10多处重点工程的拆迁安排工作，有力地保障了旌南开发重点项目的顺利实施。

将社会管理平台前移，4以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和谐社区创立。以中央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在德阳试点为契机。着力在保证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加强重点人群服务管理、打造基层管理平台、发挥非公组织作用、深化平安建设、强化信息网络建设上下功夫，实现社会管理的规范、高效、有序，确保社会既充溢活力又和谐稳定，进一步完善社区软硬件设施、规范社区服务和管理、强化社区居民教育，不时提升社区综合服务能力和居民的综合素质，争创全国和谐示范街道及全国和谐示范社区。

（三）以服务型机关建设为着力点。

保证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严格执行城乡低保申报审批制度，1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用好用活用够政策，使低保对象做到应保尽保。上半年，为2874户5721人乡村低保人员累计发放低保金520.6588万元；为160人农村低保人员累计发放低保金4.647万元，乡村低保救助水平人均补差151元，农村低保人均补差65元。强化城乡医疗救助和临时救济，上半年城乡门诊医疗救助400人、发放救助金额520.4万元，城乡住院救助171人，发放救助资金24.7659万元；救助低保边缘群体、低收入及特殊困难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发放救灾救济金4200元，救助6人次；对辖区63户申请廉租房的家庭进行了初审，其中有19个家庭分配到廉租房，8个家庭享受到廉租房补贴；为89户申请低收入家庭认证进行了初审。以“暖冬工程”活动为契机，大力开展访贫问苦送温暖活动。

促进充分就业。积极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2抓好就业培训。重点做好农转非社区乡村零就业家庭、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培训，上半年开展各类技能、守业培训2期，培训120人，料理就业失业证400本，落实新农保参保人员460人，料理公益性岗位补贴150人，灵活性就业补助90人；组织农转非社区居民300余人参加德阳市政府主办“春风送岗助你就业、携手共建美好家园”大型招聘会，先后2次小型招聘会，为企业提供30名就业人员，职业介绍胜利400余人。

做到任务、责任、措施、投入到位，3抓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进一步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加强计生宣传和跟踪服务，强化计生专干培训，认真做好了与辖区24个村、社区、单位责任书的签订，进一步加大计生投入，上半年计划生育经费共投入12万多元；加大对违法生育奖励力度，对2起违法生育依法进行处置；上半年人口出世101人，人口自然增长率0.118‰，政策生育率97.17%

（四）以综合治理、平安生产为重点。

共同做好辖区维护稳定工作；积极开展突出治1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辖区单位、村、社区签订了维稳责任书30份。

确保春节、两会”5.12三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社会稳定；积极开展打击盗窃“三电”设施、铁路护路等专项整治活动；做好迎接市、区禁毒办“无毒社区”检查验收；以校园周边环境整治为重点，安问题排查整治、重点人员稳控。组织派出所、辖区学校召开协调会，落实工作责任和措施；积极做好南塔水泥职工善后处置、旌南片区重点工程项目征地拆迁、[]59号文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历史遗留问题等31余件矛盾纠纷调处，坚持开展每月排查工作制度，制定处置突发事件紧急预案，进一步加大防邪工作力度，对7名“功”和“门徒会”人员进行登记并逐一建立档案登记表；强化司法行政工作，加大“法治街道”法治社区”创建工作力度，以“六五”普法平台，加强对辖区群众普法教育，上半年共发放法律书籍800本，普法宣传活动2次。

维护群众利益。坚持领导下访、接访和包案制，2加大信访工作力度。落实领导“一岗双责”定期分析研究、及时排查不稳定因素。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完善领导来访接待、健全三级信访网络和信访督查督办等制度建设，积极排查和妥善处置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社会安全、劳动保证、环境污染等出现的不稳定隐患，严格落实领导督查督办制度。上半年共处理市长信箱8件、群众来信4件、市级领导接访2件、区级领导接访3件，群体性事件1件、各类矛盾纠纷31件，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增强责任感。始终坚持“平安第一，3强化平安生产意识。预防为主”方针，强化企业平安基础工作，与各村、社区、企业单位共签定各类平安生产责任书86份，定期召开平安生产工作例会，建立完善村（社区）平安管理机构网络图18个，创建平安社区15个，严格落实每月一次平安排查制度，加强对食品平安检查的查处和宣传力度；上半年查处企业隐患30处，现场整改和教育26次，下达平安整改指令书8份。

（五）以文体活动为载体。

完善活动配套设施，街道坚持文体活动服务群众、引导群众、活跃群众生活为目的进一步加强社区文体活动阵地建设。上半年完成街道机关文体中心、东升村文体中心、雅河小区文体中心建设，各单位利用春节、3.8妇女节、5.1劳动节、6.1儿童节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将精神文明建设、居民素质教育与文体活动有机地融为一体。4月中旬，街道组织机关职工、村（社区）干部利用2天时间举办以廉政文化书画笔会、文艺扮演、体育竞技为一体的东升杯”文体大会，通过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增强凝聚力。

（六）以环境综合整治为载体。

以整治车辆乱停乱放、小乱设摊点、乱倒垃圾为重点，以城乡环境整治为契机。进一步加大乡村管理和爱卫工作，对四川建院周围、金江街、云峰山路、金山街市场、衡山街市场占道经营及车辆乱停乱放进行集中整治，维护乡村环境的整洁、卫生。上半年共清理乱设摊点100余个，重点整治脏乱差地段和卫生死角36处，清运垃圾20余吨，清理乡村小广告200余处，签订“门前五包”责任书469份；培训除“四害”人员50人，发放宣传资料2万余份，春季除“四害”使用各类药品1吨。

（七）以廉政建设为龙头。

分管领导一岗双责责任制，1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和预防职务犯罪。认真落实党政一把手负总责。抓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的落实，制定下发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关文件，进一步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制，完成了构建预防和惩治反腐败工作体系框架；积极推进以“勤廉双述”为主要内容的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积极组织“东升杯”文体大会廉政文化书画笔会；进一步加大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坚持抓理论教育不放松、抓“现身说法”不放松、抓预防督查不放松，3月18日-19日，党工委组织街道领导、机关中层干部、村（社区）书记（主任）共25人到成都邛崃监狱开展警示教育，有力地促进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一是以“五好”班子建设为动力，2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抓班子、带队伍、促发展、保廉洁”工作思路。切实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二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加强对干部工作状态、工作作风和实绩的考察，严格责任制。三是积极开展干部培训，于3月10日至11日组织机关职工、村（社区）干部、后备干部共100余人举办为期2天的集中培训。邀请区委组织部、区纪委、区委宣传部、区检察院、区群工局、区民政局等单位领导到会，分别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预防职务犯罪、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党风廉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等方面进行授课。四是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制定工作方案，落实临时、近期建设规划，选准配强后备干部队伍，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

（八）以宣传为载体。积极配合做好灾后恢复重、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及街道中心工作的宣传工作。上半年共上报信息20期、信息快报24期，出社区采风24期63条，按时完成各类汇报资料的上报工作及半年信息工作目标任务。

由街道督查室坚持定期与不定期对各村(社区)机关机关干部工作情况的督促和检查，严格落实目标管理和岗位责任制。及时发现问题，制定整改措施，有效地促进各项工作的落实。

二、下半年工作思路和举措

（一）以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和谐工农建设。以德阳市、区两级解决农转非社区居民生产生活、就业、住房困难等问题为契机。着力在保证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上下功夫，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管理创新活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建立贫困帮扶基金，打造充分就业社区、依托西部执教基地努力开展各种技能培训，开展社区共建活动拓宽就业渠道，发明各种就业岗位，加强群众帮扶中心建设落实各项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农转非社区的基础设施硬件、改善居民生活现状；完善社区配套设施，巩固文化阵地建设，组织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加强政策宣传教育，提高居民综合素质，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二)抓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二是加大培植税源，积极为新老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使企业做大、做强。三是强化社区经济工作，壮大社区经济实力。四是强化城乡统筹发展及农村经济工作，促进农民增收。

（三）抓群众服务。

广开就业渠道，示范社区活动；二是做好“三孤”五保户、贫困户、低保户的救助工作；三是继续深化就业和再就业培训。寻找就业岗位，提供优质就业岗位；四是进一步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落实各项政策；五是落实做好农转非社区困难群体的生产生活救助工程。

（四）抓城市管理。强化卫生督查，建立健全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加大对乡村综合整治，努力营造良好安居环境。

工农范文篇2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一是塑造了一批崭新、独特的典型形象，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前，独特的典型形象和独特的思想感悟，一直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标尺；而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后，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想感悟被视作最为重要的成功标志，但塑造典型人物依然是研究者和其他许多读者的重要期待。直到今天，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之所以能够长久留在人们的心中，其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至为重要的原因。诚然，中国文学有重视典型人物塑造的传统，古代戏剧和古代小说都塑造出了许多独特的典型，如崔莺莺、杜丽娘、李逵、林冲、贾宝玉、林黛玉、曹操、孙悟空等一大批人物形象，而工农兵文学显然也是在努力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包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以及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等等，都在尽力地描写人物性格。但是应当承认，它们都还没有塑造出一个真正够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它们所写的人物，虽有某些性格特征，但作为典型形象应有的独特性和概括力，那种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厚重感，都还明显不足，即使那位赫赫有名的杨白劳，依然显得单薄，且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后期的工农兵文学，即“”期间的工农兵文学，其许许多多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符号，谈不上什么艺术典型。当然，那些至今还留在许多人记忆之中的样板戏，其中的阿庆嫂，有独特的个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可惜描写得不够充分，和“典型”的要求仍有一些距离。在人物塑造上最有成就的是建国后至前的工农兵文学，对于其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点出一大串：朱老忠、梁三老汉、林道静、江姐、杨子荣。按照中外的典型理论，典型形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融合型典型形象和类型性典型形象。《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属于融合型典型人物；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岩》中的江姐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则属于类型性典型人物。值得称道的是，无论哪一种、哪一个，都不但是活生生的，性格丰满、独特的，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和历史积淀，因而充满文化厚重感的人物。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在评论这些人物的时候，都只从政治的角度着眼，只注意他们无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或者只注意其个性，这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人物身上远远突破了阶级的局限，而透露出文化的意蕴。具体说来，他们的性格体现出以下的特点：

1.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6]74因此，阶级性当然是工农兵文学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比如作为融合型典型形象的朱老忠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对于封建地主的仇视和憎恨，无疑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但他和地主冯兰池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冯兰池为了霸占黄河堤下农民们的大片土地，受到农民们的阻挠和抗拒，他竟然指使狗腿子打死了领头抗拒的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同时还要对朱老忠斩草除根。如此，他的品行就不再是作为地主的一般的贪婪与凶恶，而且还是属于非正义的灭绝人性的邪恶，这却不但是农民而且是全人类都要憎恨和仇视的，因而也就让朱老忠对他的憎恨变成了对邪恶的憎恨，而朱老忠的报仇和反抗也就超越了阶级性，而具有了社会性，朱老忠的性格中也就添加了憎恨邪恶、追求正义的社会、文化意义。梁三老汉作为农民，他的阶级性表现为思想上的保守、怯懦和憨厚，这表现在他在加不加入合作社的问题上长久犹豫徘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在由封建思想长期统治的中国，这种保守和怯懦以及憨厚，却又不是农民所独有，而是老一代工人、农民甚至其他老人普遍所具有的，因而，他的保守、他的犹豫也就有了社会性。而作为类型性典型人物的林道静，她是在革命中成长的青年的代表。但她的成长进步，并不只是表现为由一个不满封建军阀统治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战士，而且是由一个向往公平正义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愿为人民谋幸福的人，她既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又是具有社会正义感的社会青年，因而也具有了社会性。杨子荣当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侦察英雄，但因作品中具体描写了座山雕等匪徒对夹皮沟普通民众的作恶多端，所以，杨子荣对他们的清剿，并不只是表现出他是清剿国民党残匪的英雄，而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这同样也给他的思想性格赋予了社会性。同样，江姐并不只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狱中英雄，她面对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凶狠无比、丧失人性的国民党特工，因而，江姐与反对人民的势力斗争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了社会的意义。

2.时代性与历史性的融合工农兵文学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格局中审察、认识人物的，因此这些典型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工农兵文学又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塑造典型形象的，做到了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融合。比如朱老忠，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当时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浪潮的影响和裹挟，具有革命的觉悟和要求，所以他才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意识又是历史上农民造反意识的延续，在他身上，既有水浒英雄的粗豪气息，也有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的勇猛精神。梁三老汉既有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历史大变动时代的心理波动，又有历史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胆怯和固执。林道静既有大革命运动时期的革命冲动，又有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先锋意识。杨子荣既有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又有历史上革命志士坚忍不拔的英气。江姐既有革命胜利前夕的坚韧，也有历史上革命者舍生取义的文化积淀。

3.地域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成中国地缘广阔，各地的生活风俗、精神气质有不少的差异。工农兵文学的典型人物塑造很注意这一问题，努力表现人物的地域特点。但是中国又长期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文化。工农兵文学在塑造典型人物是注意把地域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朱老忠在他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坚持的“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中，显现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凄清而沉稳的燕赵风骨，而这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苍凉之风；梁三老汉身上的保守，既体现出终南山的封闭，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林道静身上既有北方学生的率直和执着，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君子骨气。杨子荣既有东北军人的豪爽和勇猛，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武侠气。江姐身上既有巴蜀地域的坚韧和沉敏，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深沉和韧性。总起来说，朱老忠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有仇必报、勇于反抗的，寻求翻身解放、追寻公平正义的，豪爽、坚韧、凄清的、时代大动荡中理性的农民英雄，在他身上寄托着广大底层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梁三老汉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憨厚、怯懦而守旧的，在社会变革面前犹豫、徘徊的普通农民；林道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执着、率性，充满远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杨子荣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英勇机智而又豪情满怀、为民除害的革命侦察英雄；而江姐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从容、沉敏，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甘洒热血的无产阶级的狱中英雄。

这些典型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同是农民的典型，朱老忠明显的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李逵，虽然两者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后者的反抗是本能的反抗，充满了蒙昧、鲁莽的色彩，相比之下，即使是在接受党的教育之前，前者也显得理性得多。梁三老汉更是完全不同于阿Q，虽然两者都是种地的农民，但后者懒惰、奸狡，前者勤劳、憨厚。后者愚昧，而前者清醒，只是保守而已。林道静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比如吴用，吴用参加起义是以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眼光看待天下的不平，而林道静则是以追求远大的革命的理想的心胸来感受革命浪潮的汹涌。她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狂人和夏瑜，后两者虽然觉醒，但脱离人民大众，而前者却是和人民共同斗争，她身上体现出一种亲民性。江姐更不同于历史上的造反者，她的从容坚定是由远大的理想所支撑的，而历史上的造反者当然没有这种思想和胸怀。这些典型形象也不同于世界文学史上别的典型人物。西方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大多数是王孙贵族，或者资产阶级人物，只有少数平民百姓，同时因为“欧洲和地中海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在中古“以后漫长岁月里，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逐渐消失”，“中古欧洲发生了工商业革命，导致了一个工业社会的兴起”[7]34，原本样式的农村和农民已基本不复存在，所以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不多，真正的农民形象更少。即使有，也同朱老忠、梁三老汉大相径庭，如19世纪初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小说《艾凡赫》中的罗宾汉，他虽然反抗封建压迫，但又充绿林好汉，有百步穿杨的绝技，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表现出他狭义的性格”[8]；巴尔扎克小说《农民》中的尼雪龙是“热诚地信仰者共和主义理想，严格说，不过是小生产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坚硬如铁，纯净似水”，不谋私利，“忠肝义胆”的、“寻常中的优秀人物”，这一形象“不免显得有些苍白”，只能作为“一个道德象征”[9]；《堂吉诃德》中的桑丘则是一个朴实善良、机灵乐观、目光短浅、自私狭隘的普通农民形象；前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青年农民潘苔莱是“勤劳作，爱家园，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却又被虚荣弄得错头错脑，其灵魂卑鄙恶劣”[10]的小人；还有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说《戈丹》中的农民何利，是一个虽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这些人物和朱老忠相比，在于朱老忠那种追求人民群众彻底翻身解放的思想愿望，是外国文学中所有的农民形象绝对没有的。而梁三老汉那种在新事物面前表现出来的中国式农民的守旧和犹豫，特别是由个人发家致富到集体富裕的历史性向往，更是外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所不具备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也完全是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不断追求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而后者则是只图个人利益、一心向上爬的人物。杨子荣一身正义，他是为民除害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化身，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则是维护正义的个人英雄。江姐是“为天下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狱中英雄，而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笔下的牛虻则只是同情下层人民的志士。总的说来，工农兵文学同以往中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中的其他典型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胸怀和理想上面，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为了自己或者所在的利益群体，这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独特性，确立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无可代替的重要地位，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彰显了工农兵文学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贡献。否定这些形象的人往往认定这些形象是用作政治宣传的虚假人物，其实从这一时代过来的人都可作证：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因为那一时代就是那样。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二是确立了反映底层民众生活，并表现底层民众情怀的写作规范，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展示了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一种新的内容样式。由于文学（此指书面文学）是一种以文字表达能力为基础的精神活动，而具有这种能力的底层民众极为有限，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的底层民众作者是极少的。同时又由于文学作品对作者生活体验的依赖，所以真正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并不多。即使有，也是以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察和反映底层民众生活，表现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情怀的作品，我国封建时代的市井小说就是如此，西方那些粗俗文艺亦是如此。而工农兵文学则不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表现工农兵群众”[6]59，这“工农兵群众”就是指底层民众。所谓“表现工农兵群众”，就是要以他们的生活为题材。但又不止这些，因为这“表现”是可以持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感情的，为此，又说：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6]49，“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6]52，这实际上是要用底层民众的眼光来审察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要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来表现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当然，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眼光”是指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实际上是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眼光，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觉悟了的、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思想感情。而进一步说，所表现的就是底层民众自己感受到的、表现底层民众自己利益的生活。简言之，就是底层民众自己表现自己。我们看看，不但是赵树理小说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种谷记》、《吕梁英雄传》等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就是建国后《红旗谱》、《保卫延安》、《创业史》以及其他众多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也都是这样的作品。比如赵树理小说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思想感情来审察、来描写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的，所以才会有对二诸葛、三仙姑阻挠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的不满和反叛；《红旗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感情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大革命时期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反抗，所以才会有作品对朱老忠们的赞颂；《创业史》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情怀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和描写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所以才会有对梁三老汉的怨艾和惋叹。同样，正是因为以工农兵群众的眼光来看待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以工农兵群众的情怀来感受新社会的新人物，所以才会有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1958）中张腊月、吴淑兰这两个喜气洋洋、充满自豪感和生命活力的妇女形象；正是因为以觉悟了的工农兵群众热切的眼光和心胸来关注、体察上世纪50、60年代新生活、新变化，所以才会有李准《李双双小传》（1960）中李双双这一崭新的妇女形象，才会有她敢于同落后思想作斗争的行为，以及她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那些表现底层民众的理想和生活态度的，只不过是些原本为口头文学的民间故事。直接描写底层民众生活的书面文学，不用说古代极少，就是有，如《水浒传》也不具有底层民众的情怀，而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眼光来审视生活的，所以才会认为造反的农民必须招安。再比如对于李逵的描写，既写他的造反，同时又以把玩、嘲笑的心态写他的鲁莽，这都是缺少底层民众思想感情的结果。看看世界文学，哪里会有以底层民众的情怀来审视和表现民众生活的作品呢？上面所谈到的西方描写农民的作品，都是以上层社会的眼光来审视的，如《堂吉诃德》所写的桑丘，他的目光短浅、自私狭隘，是饱含着作者对他的嘲笑和嫌弃的，这和农民自己的情感不同。所以，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工农兵文学的内容也是独特的。世界文学是由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共同组成的，多样性应该是它重要的特征。而工农兵文学的这种以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情感来审察和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内容范式，就不但为中国文学，同时也为世界文学展示了一种新的表现生活的新的内容样式，是为世界文学已有的内容作了重要的补充。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三是树立了大众视角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与作家的不同艺术风格相结合，为中国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式样。在1942年2月写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经强调要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在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6]147还说：“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6]151“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6]153应该说，此前他还没有明确地提出个人风格的问题。但是在1951年，他在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中，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他又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6]143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6]158这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艺术风格可以多样化的意思。他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在和“洋化”的比照中提出的，是在世界的格局中强调中国化；而艺术上的不同风格是在作家之间提出的，是强调作家作品的特异性和多样性。他对两个方面的同时强调，是要求工农兵文学作品，既要有个人风格，又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民族风格。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问题是，就文学而言，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文学口味是很不相同的，正因如此，所以才会有泾渭分明的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别。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通俗文学是遭到蔑视和鄙视的，因而也是遭到压制的。因此，中庸性质的“平和、雅致”就成为上层社会的作风和气派。那么，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底是指底层民众的，还是指上层社会的呢？当然是指底层民众即工农兵群众的。因为特别的强调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他一再提醒文艺工作者要重视工农兵的墙报、民歌、民间故事[6]93，以及秧歌、春联、年画[6]107，这些都说明所说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喜好为准则，是大众视角下的，不是以上层社会视角下的作风和气派。所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既是指民族化，又是指大众化。换言之，即大众的民族化。

工农范文篇3

20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是中国经济走上腾飞之路的重要时期。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总量的扩大，我国农村社会经济亦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如粮食、棉花、糖等已跃居世界前列；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大提高，恩格尔系数下降，标志着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我国扶贫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农村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目前的3000万左右，农村贫困率从30.7％下降到3％左右；在我国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率先向现代化迈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然而，从宏观角度观察，尽管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当前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及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国家资金、政策、制度等综合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根本改观，即是说国家总体改革发展的成果在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分配有失均衡。现就其主要矛盾和问题作些概略分析。

（一）产业结构变动和就业结构变动不协调，城市化进程迟缓，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

从国际经验看，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导致就业结构变化，而且二者变化的速率大致接近，这是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产业比重已由1980年的30.1％下降到2000年的15.9％，第二产业比重由48.5％上升为2000年的50.9％，第三产业比重由1980年的21.4％上升为2000年的33.2％，这标志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

问题是，我国的就业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相对较小。1990年前后，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一般在10％以下，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都在65％以上；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一般在20％左右或以下，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多数国家在50％以上。而我国在199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在60％以上，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只有18.5％，即使到200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仍高达50％，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只有27.5％。

由于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不同步，导致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城乡关系不协调。按照世界银行数据，199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只有3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4个百分点，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我国总体城市化程度明显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国际上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比率一般为140％～250％，我国1978～2000年这一比率仅从40.45％上升到81.76％。城市化的滞后，制约了三次产业结构的升级进程。据统计，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国农业劳动力每转移1人去第二产业，只能带动0.7人转向第三产业，而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的国家，这个指标是2人。在城市化落后的情况下，我国工业的发展未能形成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从体制上看，城乡分割还没有受到根本触动，一些地方在就业、入学、户口、社会保障等方面甚至还在强化对农民进城的限制。长期向城市和工业倾斜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相当严峻的“三农”问题雪上加霜。这些因素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经济良性循环，导致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呈继续扩大之势。

（二）宏观收入分配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分配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一个基本政策取向是改变过去长期实行的“高积累、低消费”方针，不断提高个人所得份额，到2000年，个人所得占GDP的比重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50％上升为70％。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于妥善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提高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调动社会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在个人收入分配所得普遍提高的过程中，城乡之间居民分配不均衡。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成为近二十多年来的第二个低速增长期。1978～2000年，农民人均收入从134元提高到2253元，年均增长为7.43％，农民收入水平总体上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分阶段看，农民收入继1989～1991年出现第一个低速增长期、年均增长0.7％之后，1997年以来进入第二个低速增长期，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更是下降到2.1％。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却是1997年为6.7％，1998年为5.1％，1999年为7.9％，2000年为7.3％。

由于宏观收入分配失衡，农民收入低速增长，当前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再度扩大。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比例1978年为2.57∶1，1984年为1.71∶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为2.65∶1，2000年为2.79∶1，可以说城乡之间的差距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大。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乡居民温饱问题解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1978～2000年，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7.5％下降到39.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67.7％下降到49.1％（见表1）。恩格尔系数是反映消费结构转变和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下降，表明居民对非食品类（如住房、文化娱乐、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的相对需求增加，对食品类相对需求减少，从而降低了对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因此，在农产品供给总量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粮食生产连续5年丰收，棉花、蔬菜、水果、水产品等产量迅速增长，由于国内需求没有同步增长，结果主要农产品价格从1996年以来一路下跌，农产品产量增长并没有能够带来农民收入增长。

表11978～2000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农村居民收入低速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严重性在于：不利于农民生活的改善，不利于农村市场的开拓，不利于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1997年和1998年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出现负增长，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递增达6.09％，城乡消费差距从1996年的2.49∶1扩大到2000年的2.99∶1。农村居民消费负增长导致了农村消费市场份额不断萎缩，直接阻碍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通过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整体，阻碍了启动庞大的农村消费市场。据有关统计，2000年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仅占38.2％，比历史上最高水平的1982年低26个百分点。此外，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也不利于农民增加农业投入和农村社会稳定。因此，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有效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无疑应当成为下一步国家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城乡社会发展诸方面存在重大差距。

1.关于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差别很大。1997年，全国县级以下（包括县本级）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23年，而城市为8.68年；农村人口中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的仅为0.3％，而城市这一比重为7.97％；现在在校的大学生中，城镇居民的子女约占70％，农村子弟约占30％。这同全国总人口中，农村占70％、城市居民占30％的格局正好倒置；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农村只有4.87％，城市则达22.17％；文盲以及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在农村高达64.1％，而城市只有34.9％。现在农村青少年人口接受教育的面和质量也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以高中阶段为例，1998年城市每万人口中高中阶段在校学生为815.6人，而农村仅为369.1人。这表明，农村处于“教育贫困”状态，相当多的农村儿童、青年和成年人不能获得改善其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教育机会。

城乡基础教育投入差别很大。城市基础教育资金列入城市财政预算，基本上是有保障的。而农村基础教育的资金来源则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列入县乡财政的支出范围；二是农村教育费附加；三是农村教育集资。这表明，农民事实上成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一个重要承担者。现在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税费改革”，在提高农业税税率的同时，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农村基础教育的资金来源渠道减少了。因此，当前和下一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

由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不足，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农村、特别是一些贫困边远地区中小学危房率较高。据有关调查显示，湖南省某市各类教学用的危房面积达21770平方米，占整个教学用房面积的7.62％，其中，一级危房16352平方米，占5％左右。另一个问题是农村教师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即使如此，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村教师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可以说，当前中国教师工资拖欠问题主要发生在县乡基层。

2.关于城乡医疗卫生发展水平的差距。城镇居民基本上可以享受公费医疗或在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之内。而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大部分已经解体，有合作医疗的仅占15％左右。广大农民基本上处于一种“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看大病即意味着倾家荡产”的状况。

农民获得医疗保健卫生服务的能力要远远弱于城镇居民。目前。农村有三千多万人口不能保证有及时的医疗服务；有四亿多农村人口尚未饮用自来水；农村地区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仅为28.5％；贫困农村地区妇女患病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严重缺乏经过培训的接生员；在农村有近8％的婴幼儿没有享受免疫接种；预防保健工作薄弱，中西部相当多的省份疾病发病率仍然较高，人口预期寿命相对较低。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在1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医疗资源分配公正指数排第188位，是世界上公共卫生资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3.关于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城市居民大多可以享受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尽管仍不十分完善），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还有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占中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基本上被排斥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现在我国仅在部分农村发达地区正在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制度。据有关统计资料，目前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仅占农村总人口的9.6％左右。这意味着农村养老仍基本上是以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这种状况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也是极其不利的。至于其他的失业保障、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更与农民无缘。

4.关于城乡社会发展其他方面的差距。农村电力基础设施落后于城市。我国农村电网结构不合理，线损大，管理不善。农村电网一般兴建于20世纪70～80年代，大部分缺乏科学规划，布局不合理，设备陈旧老化，低压线路年久失修、供电半径过大造成的电能损耗达30％～40％。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村电网基本没有投资，农村低压电网的产权属于集体，电网运行费用分摊给农户。电力部门一般只管理配电变压器高压桩头并按国家目录电价结算抄见电量。从配电变压器到农户的灯头电价，包括农村低压电网的建设和维护，变压器、线路、计量的损耗，以及农村电工的报酬，都出自农民所缴电费。

城乡电价差异大。当前我国供电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城乡电价不同，农村电价高于城市，且不同农村地区乃至不同村落之间电价也不相同。在实行电力趸售办法的电网中，农村电价由趸售电价加农村电网维护费、线损、变损、利润及各种加价组成，农村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大都高于城市居民生活用电价格。由于农村电价管理薄弱，线损过度，价格失控，有的电价高达1元/千瓦时，甚至2元/千瓦时以上。而城市电价一般较低，如北京居民家庭用电，尽管这几年电价有所提高，但现在仅为0.44元/千瓦时。此外，农民用电不仅有生活用电，而且还有农业生产用电。由于电价畸高，农民生产用电开支巨大。据了解，北方农民浇1亩地每次大约需10元左右，一般每年需浇地2～3次，如某家农产耕种20亩地，则一年这方面的开支需400～600元，由此进一步加大了农业成本，成为农民减收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分区域看，我国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别越往西越大。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之间的总体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由此决定，在不同区域，城乡之间的差别也截然不同，其基本特征是：在东部发达地区，城乡差距相对较小；在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相对较大，而且越往西越大。

同时，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根据公共财政的理论，一个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主要决定性因素是地区的人均财力。2000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财力分别为803元、320元、317元，东部地区为中、西部的2.51倍和2.53倍，且地区差距呈扩大之势，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比较差。从东、中、西部地区一般预算收入占对应口径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看，东部地区收入比重超过一半，而且呈上升趋势；而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加起来还不到全国的一半，而且呈下降趋势（详见表2）。

表2东、中、西部地区一般预算收入占对应口径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

附图

注：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口径是指包括地方本级一般预算收入和上划中央“两税”收入（消费税和增值税的75％）。

资料来源：《财政部综合司研究材料》，2002年第8期。

二、政策、制度是我国现行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的关键因素

（一）宏观分配政策有失偏颇，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

近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农业基础地位受到挑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潜在的农村市场难以成为现实的市场，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就是分配政策的城市倾向和国有工业倾向，而这种倾向在农村财政政策和农村金融政策上都得到了反映。

1.财政支农政策不尽完善，影响农业竞争能力和长远发展后劲。财政支农是国家财政对农业的直接分配方式，它反映了工农、城乡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市场经济下，农业的弱质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客观上要求国家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支持那些风险大、投资效益低，对农业生产起着保护、开发作用或有示范效益的项目（如大中型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和推广、农业环境保护等），以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缺陷，增强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农村新的情况和形势，国家财政调整和完善了农业支持政策，在增加农业投入、调整支出结构、加强资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很大努力。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农业财政政策并不是尽善尽美，实践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1）政府支持农业的资金总量不足。从国内来讲，与各个方面要求支持农业的呼声相比，政府因受财力的限制对农业的投入不能满足其需要，即使达到了《农业法》所规定的每年用于农业的支出不得低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的要求，我国对农业的支持总量仍是低水平的。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其绝对量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则并不高，近年来大致维持在8％的水平，比1990年的10％约低2个百分点，比1980年的12％约低4个百分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面临着艰巨的结构调整任务，加入WTO对我国农业又将产生不小的冲击，而上述政府支农的低水平状况与现在农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很不相称，需要改变。

（2）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增长不甚理想。以上内容是把政府支农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的，如果进一步分解，则会发现地方行为目标与中央政策不完全一致。地方财政农业投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国家财政农业投入的大头在地方（约占80％左右），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农业投入的主要问题也出在地方。资料表明，1991～2000年，地方财政总支出由2295.81亿元增长到10366.65亿元，增长3.52倍，而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由220.74亿元增长到689.47亿元，增长2.13倍；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1991年为9.6％，1995年为7.9％，到2000年下降为6.6％。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财政支农支出预算的执行还存在重大偏差。从实际看，地方财政支农资金在预算安排已经减少的前提下，在执行过程中又大打折扣，甚至截留、挤占、挪用支出资金，这就从资金总量上削减了地方财政支农的规模。

（3）财政支农结构不尽合理。一是财政用于生产性的支出比重下降，而用于各项事业费的支出比重上升。二是在农业事业费比重上升的情况下，农业事业费内部分配结构有失偏颇，即人员机构经费增长较快，业务经费增长缓慢，形成一种“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局面。这说明，近年来农业事业费比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农业事业发展具有良好的资金保障条件，恰恰相反，农业事业的发展普遍面临着资金矛盾的困扰。三是我国间接支持多于直接支持。例如政府通过拨款支持农业事业单位为农业提供科技示范、病虫疫病防治来为农民服务，通过所谓修路引水、培训指导等开发方式扶贫，为贫困地区创造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帮助脱贫致富等，这都是必要的。但并不像发达国家有较大比重的财政支出直接用于农民或农场主收入补贴等。

2.金融政策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农村信贷支持严重不足。中国长期实行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金融政策，农村的金融机构承担着从农村吸收资金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职能，为农村和农业提供的贷款服务微乎其微。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农村获取信贷支持的能力严重不足。

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大量流出，而且流出量不断增多。据有关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储蓄存款增长很快，远远大于农民贷款的增长，2000年农民在信用社的储蓄存款余额由1980年的117亿元增加到12355亿元，同期农民贷款余额由67亿元增加到3588亿元，通过信用社渠道农民资金净流出由22亿元增加到590亿元。1980～2000年农民资金经过信用社渠道净流出累计8722亿元，加上邮政储蓄渠道，这一期间农民资金净流出合计10334亿元（详见表3）。

表3金融渠道农民资金净流出亿元

附图

资料来源：宋宏谋《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研究》。

近年来从整个金融状况看，信贷资金供应非常充裕，但国家银行对农村信贷总规模和资金投入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在各项贷款总额中，农业和乡镇企业所占的比重偏低，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这是造成农村贷存比例下降、农村信贷资金外流的重要原因。

就目前中国金融机构的布局和分工来说，农村信用社在支持“三农”方面的作用是其他金融机构所无法替代的。但从全国而言，1980年以来的统计资料显示，农村信用社贷款流向中分配给农户的比例都很小。1980年农业贷款占农村信用社贷款的比例曾达61.9％，到1994年已降到19.4％，近年来有所回升，但在2000年也只有34.2％。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于农村金融资源外流，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国家银行和信用社）很难得到贷款，就不得不依靠民间借贷，承受更高的利息，最终影响农业和农村资金的发展。

（二）县乡财政困难加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保障。

县级财政是国家财政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县乡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现在我国共有2400多个县级财政，4.6万个乡镇财政，县乡财政运行对整个国家财政收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目前我国县域范围内聚集着占全国70％的9亿多人口，县域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超过50％，这就决定了县乡基层政权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与进步方面担负着重要使命。可以说，政府实现职能一刻也离不开财政的支持，我国县乡财政只有建立在稳步发展和财力不断壮大的基础上，基层政权才有权威，农村公共产品才能得到提供，县域社会经济健康协调发展才有必要的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深化和经济发展，我国县乡财政不断发展壮大，从财力规模到收支结构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支持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前县乡财政运行中也存在较多困难和问题，已经日益成为目前我国整个财政领域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1.区域之间县乡财政存在极大的差异。大量资料表明，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差别很大，反映在县乡财政方面亦为如此，甚至比经济差异还要大。1998年我国县级总数2496个，其中亿元县为553个，一般县897个，财政补贴县高达1040个（含国定贫困县577个）。1999年县级总数2109个，其中上述三种县分别为593个、480个、1036个（含国定贫困县574个）。县域之间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可支配财力以及人均财力，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2.县乡财政赤字和债务状况较为严重。众所周知，我国地方财政每年算总账基本上是平衡的，但实际上地方各级财政情况不同，一个突出问题是基层财政赤字较严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县级财政赤字面一度高达40％以上，1998年和1999年仍分别高达31.8％和35.5％，而且这种状况在我国越往西赤字面越大，有的省份赤字面甚至高达60％以上。基层债务数额较大，据有关统计，我国乡村两级净债务3259亿元，其中乡级债务177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万元；村级债务1483亿元，平均每村负债20万元。关于县级负债缺乏全国相关统计资料，但据笔者在陕西某县调查，到2000年底，该县累计债务余额为23448万元，其中县本级债务为16411万元，占全县累计债务总额的70.0％；乡镇级债务2858万元，占12.2％；村级债务4179万元，占17.8％。上述债务虽不是财政直接借的，但都属于政府债务，对未来的财政发展将构成压力。

3.欠发工资问题主要表现在县乡基层。保证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发放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但实际上我国财政运行并不能切实做到这一点。一般的讲，县以上各级政府的工资发放没有问题或问题不大，问题主要在县乡基层，而且绝不是个别基层地方发不了工资。工资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能足额发放，有的工资政策兑现不了；二是不能按时发放，经常拖欠；三是在中西部地区，此问题更为突出。

我国县乡财政运行除以上问题之外，有的地方还存在财政虚收问题，在农村税费试点地方程度不同地存在财政收支缺口增大等问题。那么，问题的症结和原因在哪里？笔者判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事权和财权不对称。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当前我国的财力分配格局中，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基本摆脱了或很少承担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却承担了乡里大部分义务教育经费。“小马拉大车”，这种政府间财力与义务教育事权责任的不对称，是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滞后的重要制度因素，也是县乡基层财力紧张的重要原因。（2）财政供养人口太多。据有关资料，全国共有4.6万个乡镇，财政供养人员1280万，平均每个乡镇300多人。某省每个乡镇平均达448人，有的乡镇达1177人。这必然会加重财政困难。（3）财政管理中存在开支随意性大，铺张浪费的问题。（4）有不少基层地方盲目办企业，搞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加剧了财力紧张的局面。（5）财源单一，以农业为主，经济基础差，财政收入增长乏力。

（三）农村非税项目繁多，非税收入膨胀，农民综合税费负担加重。

农业税及农村其他税收是处理国家与农民分配关系的重要方式，也是农民应尽的义务。问题是，现在我国农民除上缴规定的农业税和其他税收以外，还承担大量的非税负担，包括统筹费、提留款、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利用各种名目收取的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由此导致农民综合负担不断攀升，苦不堪言。根据我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2000年农民承担的税费总额1359亿元，比1990年的469亿元增长了1.89倍，其中农业税收负担增长了4.28倍，村级提留增长了0.62倍，乡级统筹增长了1.29倍，其他收费增长了4.70倍，农民人均负担增长了2.01倍。近年来农民税费负担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大约在7％～12％之间（详见表4）。

表4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总体税费负担的变化亿元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年鉴》有关数据整理。

须说明的是，农村实际存在的其他收费（即“三乱”）要比上述统计数据高得多。据国外有关专家估算，2000年中国农村的“其他收费”可能在724亿～1086亿元之间，因此，农村税费总数在1809亿～2171亿元之间，农民人均税费负担在225～269元之间，农民承担的税费负担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大约在10.2％～12.2％之间。此外，农民税费负担在地区之间、农户之间还存在重大的差异。大量情况和资料表明：从区域看，在发达地区，农民负担相对较轻；在不发达地区，农民负担更重。从不同的农户看，较富裕的农户，农民税费负担较轻；在贫困家庭，农民税费负担较重。

众所周知，我国从1997年开始农产品价格已连续多年持续下跌，农民收入增长面临着艰巨的压力。另一方面，农村总体税费项目繁多，综合负担不断攀升。可以说，现在农民的收入上不来，负担下不去，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国家与农民分配关系的关键问题。

从历史的视角看，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农民负担问题一直与之相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农民负担问题曾是历代政权更迭的主要导火索之一，历史经验表明，对农民负担问题决不可忽视，这是关系到治国安邦、政权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

（四）从制度环境考察，“城乡分治”格局并未改观，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得以固化。

城乡户籍制度是决定城乡居民身份和地位的一项根本性制度。我国自195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起，就将全国人口截然分成了市民和农民，这种户籍制度的建立和固化，使我国构成了典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具有城市户籍的居民在就业、收入、养老、社会福利、子女上学等方面都享有优惠待遇，而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就被限制在土地上，即使能进城打工，也受到一系列的限制和不同程度的歧视。

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民进城打工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必然选择。然而，按现行有关制度规定却增加了农民进城打工的难度。1994年底国家有关部门颁布了《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基本内容是对跨省就业的民工实行按需流动，凭证管理。按照这个《规定》，农民外出打工前，须在本人户口所在地的劳动就业服务管理机构进行登记，并领取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到达用人单位后，须凭出省就业登记卡领取当地劳动部门颁发的外来人员就业证，证卡合一才允许打工，否则一经劳动监察大队发现，就做盲流人员处理。与此同时，一些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也颁布了一些限制民工流入的措施。如东南沿海—发达省份，近年来采取了三条措施限制使用外地民工：一是在企业招工程序上实行“三先三后”的原则，即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先本省后外省；二是由劳动、民政部门组织珠江三角洲县市与本省贫困县市挂钩，逐步把贫困地区的劳动力、人口迁移出来；三是设立“安置就业基金”，为本省就业难的劳动群众提供就业培训，以提高其就业和再就业能力。

此外，农民进城打工须付出高昂的成本费用。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既有益处，但也要付出转移成本。据有关典型调查，一个四川农民到广东打工，如果属有组织的输出，须办理《就业登记卡》、《流动就业证》、《暂住证》等各种证件，约需200余元；此外还须向县里有关部门交纳培训费、咨询费、介绍费等约1000元，加上路费约需1400余元。有的用工单位还要求农民上岗前需交500～1000元不等的保证金，女民工还要交计划生育管理费，等等。这样算下来，一个打工者在城市要得到就业，至少要付出2000元左右的打工成本。“2000元打工成本”是一个什么概念？大约相当于一个民工一年打工所得的20％—30％，或相当于全家人一年的务农所得。

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大中城市都在进行城市化改造，大兴土木，拓宽道路，扩大绿化带，拆迁了大量的路边市场和房屋，其结果是城市变漂亮了，同时许多打工的农民失业了，城市居民生活也变得不方便了。例如，北京市2000年拆迁房屋300万平方米，2001年拆迁400万平方米，拆迁的同时，必然会大大增加进城农民的失业风险，这些失业的农民或者被迫无奈回家，或者滞留城市加大了社会治安管理的难度。

还有一个重大的制度缺陷是对待农民进城子女的“就学歧视”。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受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影响，城市公办中小学不接受户口在外地的农民子女上学。流动儿童即使能上公立学校，也要比当地城市学生额外多交费用，如有的要交学校2000～5000元的赞助费，另外每人每学期还要交600元左右的借读费。在许多城市，这些收费额的15％由学校上交教育主管部门。普通民工属于低收入阶层，交不起这些费用，他们的孩子就失去了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二是适应普通农民工子女上学的需求，一些收费低、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民办简易学校应运而生，这是一件好事，但这类学校在一些地方得不到承认、管理和服务。国家教委和公安部1998年就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但许多城市至今没有提出民办简易学校设立的条件，没有明确社会服务机构，致使民工子弟学校不能办理合法的办学手续，处于“三不管”的半地下状态，有的被强制关闭，使流动儿童重又失学。城镇规划对民办学校不予考虑，一些学校被迫多次搬迁，教学安定缺乏最起码的条件。上述种种对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歧视，既损害了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也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因为不少农民工子女，将来就是城市的市民，因就学歧视造就的文盲，绝不是城市发展所希望的。

三、我国社会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与“三大关系”前瞻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正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这必将对我国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及其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从宏观和长远战略高度把握上述问题，无疑是今后处理和解决好“三大关系”的必要前提。

（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

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其实质是判断这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或工业化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提出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按汇率法换算为1998年美元，工业化初期人均GDP为1200～2400美元，中期为2400～4800美元，高级阶段为4800～9000美元；按此法我国当年人均GDP为750美元，还未进入工业化初期。若按购买力平价法换算为1998年美元，工业化初期人均GDP为3010～5350美元，中期为5350～8590美元，高级阶段为8590～11530美元；按此法我国当年人均GDP为3220美元，刚刚进入工业化初期。目前钱纳里的划分标准在国际上已不再流行，在我国学术界也有很大争议。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有自己的特殊性，在经济结构上与钱纳里标准也有较大偏差。这种标准显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实际情况，应当选择符合中国实际的衡量标准，不能拘泥于钱纳里划分的工业化阶段标准。

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由低级到高级、由严重失衡到向合理化方向发展的变动趋势。从我国产业结构、制造业实力以及出口结构来看，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我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根据是：（1）在农产品总量迅速增加的前提下，第一产业和农业的产值比重明显下降。1978～2000年，农业发展迅速，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同时，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由28.1％下降为15.9％，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发生积极变化，农业比重下降，林业、牧业、渔业比重上升，农业单一生产结构转变为多种经营，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过渡。（2）在人口总量增加3亿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比重由70.5％下降为50％。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由48％上升到50.9％，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由23.7％上升为33.2％，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等“瓶颈”得到基本缓解，现代服务业正在兴起。（3）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能力比较强大，有一定科技水平，能够为国民经济提供相当部分的技术装备；交通、运输、通信设施日益发达，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基础设施条件。工业增长迅速，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的贡献日益明显，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拉动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工业生产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逐步增强。（4）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在出口量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在出口商品构成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从1980年到2000年，初级产品所占比重由50.3％下降到10.2％，工业制成品比重由49.7％提高到89.8％；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从无到有，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14.9％。生产力布局发生重大重组。东部地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2000年东部11个省份中有7个省份人均GDP超过1万元，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逐步加快。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呈现出由满足基本需求为主转向逐步适应消费升级和需求多样化的趋势，这是工业化加速阶段的新特征。

当然，也需要说明，虽然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还有一半劳动力在搞农业，工业化任务远没有完成。

（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对今后“三大关系”的影响。

首先，在今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时期仍然可以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将不可抑制地扩张，这将为缓解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奠定根本性的基础条件。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大国的特点决定了其需求的潜力巨大，从而可以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需求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十分密切，今后中国的需求潜力不仅表现在基础设施需要大规模建设，而且工业化的推进和结构变动将创造巨大的需求。众所周知，工业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要继续降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要随之上升，由此会产生巨大的需求。同时，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工业化推进往往是与产业升级相伴随的，而我国传统产业恰恰需要加快改造或适度扩张，高新技术产业也需要大力发展，这必然带动大量的投资需求。再一点，居民消费需求潜力巨大。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年按世界银行换算的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以下简称GNI）为84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3％、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3.1％；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换算，2000年中国的GNI也只有394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3.6％、世界高收入国家水平的14.4％。199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尚有18.5％的人口月均消费在1美元以下，尚有53.7％的人口月均消费在2美元以下。今后随着“小康”社会的推进，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无疑会不可抑制地增加，这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潜在动力。

从国际经验看，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在较长时期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研究了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情况，在不同阶段，经济增长情况不同。一般状态下，当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迈进的过程中，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可以维持较长时间（详见表5）。这里的基本原因在于，在这一阶段，这些国家存在巨大的需求拉动，这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1997年人均GDP只有720美元，2000年也只有900美元，属于典型的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过渡阶段。因此，今后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的潜力。

表5一些国家人均GDP达到700美元以后的经济增长率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有关年度《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计算。

综上分析，可以有理由推断，中国今后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巨大。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经济因素的分析和模型预测，2001～2010年期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可以达到7％～7.9％。这一速度虽然低于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但仍是较快的。>其次，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会逐步提高，这就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大约为36％，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也存在明显的差距。城市化水平的滞后未能有效充分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是造成我国城乡差距、农村落后的重要原因。

有关研究表明，未来20年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加深，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体制条件和物质条件将会明显改善，城市化进程也会随之加快。城市化水平如果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20年可望由2000年的36.2％达到55％～60％。1978～2000年农业劳动者比重由70.5％下降到50％，减少了20.5个百分点，即每年平均降低1个百分点，这种势头在未来20年间可望得到保持，到2020年农业劳动者比重将会降为30％左右。这些是二元经济结构明显转换的重要标志。

再次，工业化推进要求改变过去长期延续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强化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中国工业化初期的建设主要是依靠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进行的，这是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强化工业化基础的必然选择。现在中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到了工业适度反哺农业的时候了。1978～200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2％，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2000年中国GDP达8.94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相当于1978年的7.4倍；按当年汇率折算，突破1万亿美元。世界银行资料表明，2000年我国GDP总量排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之后，居世界第6位。如果按照购买力单价计算，我国经济总量还有很大增加，排次也更提前。随着经济发展，国民财富由小到多，主要工农业产量大幅度增加，一些重要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国家财力分配和金融资源亦发生了重大变化，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为13395亿元，比1980年的1159亿元增长了10.5倍；银行存款余额同期由1661亿元增加到123804亿元，增长了73.5倍。这标志着国家当前和今后具备逐步强化“三农”的物质和财力基础条件。

（三）充分认识缩小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当前及今后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既包括结构转型（即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包括制度转型（即市场化），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大型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对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不仅要看到其重要性，而且更要看到其长期性和艰巨性。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工农差距、城乡差距的缩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中国，正视差距，缩小差距，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这不仅因为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不断缩小工农和城乡差距能够更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在于当前和今后中长期，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日益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而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强国家对“三农”的支持，恰恰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这将在相当程度上为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提供重要的支撑。同时，各国经验表明，工农和城乡差距的缩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特别在中国，我们需对其长期性和艰巨性有充分的估计。（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相当繁重。2000年我国农村人口为9.28亿人，其中农村劳动力为4.8亿人。据有关预测，未来我国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约在700万～800万人之间，而从长远看中国农业领域只需要1亿～1.5亿劳动力。剔除现在4.8亿农村劳动力中包括的1.28亿乡镇企业劳动者，推算农村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数量约为2亿～2.5亿人。如果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出路不畅，农村就业压力将十分沉重，人地矛盾也会日益突出。（2）农民收入增长面临很大压力。农民收入与其土地经营规模及价格水平关系密切。但当前农村不仅人地矛盾突出，而且受农产品国际价格影响，我国农产品价格从1997年开始已连续5年下跌，可以预料今后通过提价来增加农民收入的愿望也是不现实的。（3）国家财力尽管不断增强，需要加大对“三农”的支持，但期望短期内大幅度向农村倾斜也不符合我国实际。

四、今后中长期正确处理“三大关系”的总体战略思路和对策建议

从根本上说，我国国民经济转型是经济现代化和市场化相互交织的过程，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转型期政府宏观调控面临和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矛盾。因此，今后能否有效地缓解和缩小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第三步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及其市场化改革战略目标的实现。总体思路应把握两条：一条是政府需要“花钱”，也就是从宏观上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政府财力资源要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分配的力度；另一条是政府不需要“花钱”，即下决心着力推进制度创新，政府从制度供给方面改变现行对农村歧视的做法，为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创造相对公平的制度环境。

根据上述思路和当前存在的问题，今后中长期为了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我们提出下述对策要点：

（一）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要向农村倾斜。

一个重要建议是，今后的长期建设国债要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投资力度。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5年累计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规模6600亿元，作用巨大。综合考虑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国债投资项目仍有较大规模尚未完工以及防范财政风险的因素，我们预测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尚不能完全退出，仍需持续2～3年时间，但力度要降低。因此，今后一个时期继续增发长期国债仍将是我国财政政策的一个必要选择。在这一背景下，建议调整长期建设国债的使用方向，增加农村公共建设投资力度，重点解决农村水、电、路公共设施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而且是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从中长期看，今后即使停发了长期建设国债，国家财政的预算内投资也要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投资重点，一方面改善农村生活居住和生产条件，另一方面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劳务收入。力争通过政府投资力度的加大，在未来5年内使我国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有一个根本的飞跃。

（二）完善财政支持农业政策。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始终是农业投入的重要渠道，而财政对农业的支出财是政府支农的主要手段。因此，强化政府支农职能作用，完善财政支农政策手段，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这是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发展，从而实现国家的农业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近年来国家财政的农业投入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但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仍大大低于历史上的较高水平，与农业发展的资金需求相比更是相距甚远。考虑到我国农业生产条件落后的状况以及加入WTO对农业的冲击，今后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是：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提高财政支农支出比重，力争在“十五”期末将这一比重由现在的8％提高到10％。（1）要确保国家新增财力向农业倾斜。近几年国家财政收入每年以1500亿～2000亿元的幅度递增，据初步预测，这一增长势头在“十五”期间仍会保持下去。建议国家财政每年新增财力分配要划出10％～15％的份额用于农业，这是强化农业投入的一条重要措施。（2）尽快出台《农业投资法》，将各级政府支农行为纳入法律规范。从今后的趋势看，国家为了更好地实现支持和保护农业的调控目标，改变农业投资中的随意行为，要尽快制定和出台《农业投资法》。立法应将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农业投资行为作为规范的主要对象，同时既要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农职责，也要对其农业投入的数量界限作出规定，这必将促使整个农业投资主体的行为规范，强化政府投资主体的导向功能。

明确农业财政支持的方向和重点至关重要。今后财政支农政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要按照WTO规定要求，针对中国农业发展后劲严重不足的现实矛盾和薄弱环节，着力强化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这是关系到农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具体考虑：（1）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包括水利设施、农业生态环境、国土整治等。（2）支持农业结构调整。中国农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战略性结构调整，这就是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发展畜牧业和林果业，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积极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等。为此，财政要加大对“种子工程”、畜牧良种、优质饲料、区域化优质农产品基地、产业化龙头企业、退耕还林还草等方面的支持。（3）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我国有2.3亿个农户，经营规模小，农产品成本高，靠政府的价格支持和补贴受到限制，关键还是要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搞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在这方面，财政要增加气象投入，建立、完善各种专门性自然灾害气象预报服务；加强对病虫疫情监控的投入，减轻农民损失；增加对农产品信息网络和营销组织建设的投入，逐步建立覆盖全国城乡、连接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信息网络营销组织；支持农民合理储备粮食，减轻国家粮食储备压力。（4）调整农产品补贴政策，改变农产品补贴环节。多年来国家财政投入巨资用于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效益低下，农业和农民没有受益，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和措施是：大力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财政补贴，把这方面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农业生产环节，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另外，特别还要考虑把这些钱的一部分直接用于增加农民收入。要具体研究通过建立农业灾害补助制度、农产品市场风险补助制度、农村困难群体粮食补助制度、特殊困难农民生产补助制度等，从而为降低农民的损失，增加农民收入提供制度保障。

再一个问题是，要注重发挥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导向功能。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运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直接增加农业投入，还在于有利于吸引和带动全社会的农业投入。为了提高社会农业投资的吸引力，需要通过发挥农业财政支持的导向功能，进一步建立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1）要调整和优化农业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农业基础性投入，为社会投资主体增加农业投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2）国家要在税收、补贴、贴息等方面对农业投资给予优惠和奖励，以吸引社会资金投向农业。（3）要改变财政投入方式，减少政府直接办项目，加大对农民和社会办项目的补助。还要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鼓励农业利润用于农业再投资。

（三）调整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分配政策。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以来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方针，这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问题是，作为基础教育大头的农村基础教育，其发展任务及资金投入职责主要落在了县、乡、村基层，与其所具有的财政能力极不匹配。就中央和省级来讲，其财政教育投入分配，主体部分用在了高等教育，极少或很少用于支持基础教育。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滞后，欠账较多，成为当前我国整个教育领域最为薄弱的环节。

为了加速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必须强化中央和省级支持基础教育的职责和投入力度，真正将基础教育发展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摆在国家财政分配的重要位置。

首要的措施是，需着力调整中央和省级教育投入结构，进一步加大中央和省级整体基础教育投入比重，改变现行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的不合理状况。有两个思路可以考虑选择：一个思路是“十五”期间中央和省级在每年新增的教育投入总量中，拿出至少一半左右的资金用于基础教育；另一个思路是，在确保教育投入原有渠道增长的前提下，“十五”期间中央和省级在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总量中，再拿出10％的资金专门投入基础教育。上述思路的共同点是：教育投入结构存量不变，增量调整，有利于加强和促进基础教育发展。

此外，要建立科学有效的中央和省对下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这一转移支付制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一般性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以县为单位，计算县级人均财力，以此作为对县教育转移支付的基本依据。人均财力是当地财政能力的重要指标，一般讲，人均财力水平高，则当地财政状况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状况也相对较好，反之亦然。因此，以人均财力作为教育转移支付的依据，有助于将中央和省的基础教育投入真正向中西部地区及其他困难地区的农村基础教育倾斜，从而切实有效地逐步改变这些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落后的状况。二是专项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重点解决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及其他教学条件的改善等。需说明的是，上述无论哪类转移支付资金，都要直接转移到县，避免中间环节截留和改变用途。

当然，从我国国情分析，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县级都是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重要力量。中央决定从2001年起，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的管理由乡镇上收到县。这一政策规定是完全正确的，表明中央对农村基础教育的重视，同时也加重了县级的责任。今后为了有效发挥县级支持农村基础教育的作用，要着力推进县级公共支出改革，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县级财政支出结构，从而提高县级支持农村基础教育的能力和保障程度。

（四）明确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农村金融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不容否认的是，农村金融政策也出现了重大偏差，主要表现在：农村信贷资金严重外流，农村金融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资金日益短缺。因此，必须研究和调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取向，尽快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至关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建立真正为“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此，要调整农业银行改革思路，强化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主要体现在为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方面提供信贷支持，以解决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和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以及中小城镇建设资金短缺等问题。具体讲，要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订单农业”、“公司带农户”等方式，引导和组织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支持和做好种子、种苗、预购定金的投放和技术服务工作。尤其要加大对重点龙头企业的营销支持力度，集中规模资金，提高经营层次和决策效率，满足优良客户的资金需求。同时，应加大农业综合开发、环境保护、农村电网等方面的信贷资金投入。还要进一步做好信贷规模工作，积极稳妥地发放小额到户扶贫贷款。

要使农村信用社成为最基层的直接面向农民和农业的金融服务组织。这是解决农业信贷难、打击农村高利贷的关键。建议全面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简化贷款手续，方便农民借款，使农户种养业贷款需求基本得到解决；要积极配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选择地支持高科技农业、高附加值农产品和出口创汇农业，支持农民扩大种养业规模，提高专业化水平；要积极创新信贷业务，发展农民子女教育、住房、农村交通运输、生活大件消费品等消费性贷款。

（五）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流动和转移的新型制度框架。

有关研究表明，我国1/3农村劳动力处于就业不充分状态，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在1.5亿人左右。21世纪初期农村劳动力将处于新的供给高峰，2001～2010年农村将新增劳动力6350万。因此，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是事关国民经济宏观全局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对农民就业和流动的某些束缚被解除。但是，在改革城乡分割制度方面仍没有迈开实质性步伐，进城后打工农民在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仍受到各种歧视性待遇，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向外转移。因此，必须尽快推进制度创新，消除对农民进城打工的歧视性规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首先要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当前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仍受到很多不合理限制。一些大中城市为了保证城市居民就业，限制农民进入的行业和工种。农民外出就业要办理名目繁多的证件，面向外出打工农民的收费也过多、过滥。一些地方存在简单粗暴地清退进城务工农民的做法。现在许多城市面临就业压力，对进城农民工进行适当管理是必要的，但也要城乡兼顾，控制适度，管理得当。目前的一些做法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也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民有序流动的作用。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清理各地区制定的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改变重收费、轻服务的做法。要坚决纠正简单粗暴清退农民工的做法。其次，要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目前，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正在全面推开，个别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也有了较大的动作。事实表明，放开户口后并没有产生消极影响。今后要进一步加大户籍改革力度。从长期看，应当允许农民自由进城。这样有利于解决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就业和待遇不平等的问题，有利于城乡经济的发展。最后，考虑到大多数进城农民的就业并不稳定，需要保持流动就业农民原有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使农民形成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就业机制，这是保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六）进一步加大农村反贫困政策支持力度。

反贫困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政府作为反贫困的主体之一，在反贫困中具有某种主导地位。因此，政府反贫困效率的高低对新时期农村反贫困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九五”期间，我国中央政府用于扶贫开发的投入逐年增加，从1995年的98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48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30倍。2002年增加到291亿元（包括财政扶贫和信贷扶贫）。以1990年价格估算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300元计算，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目前的3000万人左右，农村贫困率从30.7％下降到3％左右。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反贫困已取得重大进展。

然而今后农村反贫困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反贫困的政策支持力度，以逐步降低贫困率，使农村贫困人口尽快脱贫，分享整个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政府反贫困职能定位既要体现政府的公共职能，同时又要促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市场化进程。为此，今后农村反贫困政策需着重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要把农村反贫困行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国家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货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劳动和就业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当偏向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其次，要继续增加国家的扶贫开发投入。一是要合理增加财政扶贫资金。财政扶贫资金的增加要与政府职能、国家财力、贫困发生率及扶贫开发需要相适应。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都有责任增加扶贫投入。二是继续保持并逐步增加信贷扶贫资金规模。三是鼓励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特别是民间企业到贫困地区进行投资开发，在实行优惠财政、税收政策的基础上，注重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便利环境。

最后，要正确把握国家扶贫开发资金的使用方向和重点。要加大人力资源的投资，加强贫困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七）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正处于向市场化转轨的过程之中，种种迹象表明，向市场化转轨固然有助于提高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但同时也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系数加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中国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显得日益重要和紧迫。

从当前实际看，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这是由过去长期的历史原因形成的，也是由城乡之间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今后在城乡社会保障问题上，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认为农村比重大，农民人口多，国家能解决好城市的社会保障问题就不错了，因此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二是不顾客观现实情况，主张实行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同等重要，都需要发展，但由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就业结构、社会分配结构、收入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因而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可能采取一个统一的模式，农村不能照搬城市的办法。

工农范文篇4

一、基本情况

目前工农社区组和组共发现违建24户，已于8月16日实施强力助拆，拆除6户，其余18户已进入执法程序。

二、原因分析

1、工农社区控违人员巡查力度不够，控违责任制落实不到位，特别是村民组长和住村干部责任心不强，未把街道布置的控违目标任务放在心上，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发现后未及时上报并劝阻，导致违建产生，导致工作被动。

2、街道控违力度欠缺，特别是夜间巡查力度不够，不能及时发现并上报。

3、为了维护奥运和文明创建期间的稳定，街道和区行政执法部门对违法建设没有采取果断强制措施，违建户闻风而动，铤而走险，顶风而上，利用夜间突击抢建，致使违建形成。

4、农民建房只堵不疏，矛盾始终存在，拆迁政策人性化，导致违建有利可图，促使违建户为谋私利，强行冒险建房。

5、执法力量薄弱。原长城乡划归街道后，执法中队力量未强化，执法力度欠缺。

三、采取措施

1、违建产生后，街道城管科和驻街行政执法中队、社区组成了工作组上门做思想工作，宣传有关法律法规，目前控制住了违建的滋生蔓延。

2、8月16日，街道联合区行政执法大队、区“双拆”督查小组、工农社区共计四十余人对上述地区6户共216㎡的违建进行了拆除。

3、其余18户违法建设已进入执法程序，待时机成熟，街道将报请区“双拆”指挥部、区行政执法局支持，实施强力助拆。（准备在奥运结束）

4、在上述地区对违建户违建情况进行公告，散发宣传资料，告诫违建户停止违法行为，告诫其他群众不要铤而走险，顶风违建。

5、街道城管科和工农社区组织25名干部，分成5个工作组包干到户，做违建户思想工作，宣传政策，劝谏自拆。

6、街道纪检部门介入，对党员、干部带头违建进行调查，查实后将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四、下步打算

1、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街道将加大夜间巡查力度，组织人员夜间值班巡逻，确保第一时间发现违建。

工农范文篇5

构建选拔平台。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让人才脱颖而出。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重点推行引进、公开招考、招聘、竞争上岗等选拔方式，选拔急需的党政人才和经营管理型人才；按照“立足当前，服务长远”思路，实用”上下功夫，将“技术型、创业型、营销型”作为选拔重点，建立健全农村实用人才库，实施动态选拔。

构建培养平台。建立有本地特色的分层分类培养机制，促人才能力提升。坚持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才实际和需求出发。优化人才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促进各类人才不断更新知识、提升能力。坚持党政领导人才，提高理论素养、培养战略思维、树立世界眼光和加强党性修养上下功夫；对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通过建立市场化、外向型的培养机制，着力提高他驾驭市场经济、参与县域经济竞争的能力；对专业技术人才，着重提高他科研、学术水平，从中培养一批在全县具有领先水平的专家、学者和学科带头人。培养的方法和手段上，不断探索创新，把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县内培养与县外培训、短期培训与职业教育等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广覆盖、多层次、开放式的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流动平台。打破人才的部门、所有制壁垒，实现市场化配置。针对人才流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打通各类人才队伍之间的交流渠道，逐步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调节、中介服务等形式，促进各类人才的有序流动，逐步实现人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由县委、县政府牵头成立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管理县内的人才培训、人才输出、引进等工作，整合县内职教资源，使县人力资源市场、技工学校等培训和服务机构按照统一的标准开展业务，做到人才输出一个途径对外、人才引进一个窗口服务，县内人才流动程序简化，促进人才合理、有序流动。

工农范文篇6

内容摘要：本文以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市——河南省鹤壁市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为实例，进行相关问题讨论。资源型工业城市如何发展循环经济、如何实现工农良性循环，现已成为学界焦点问题。

关键词：循环经济科学发展观生态城市路径

1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问题阐释

所谓的生态城市，就是指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的人类聚居地，是一个社会和谐进步、经济高效运行、生态良性循环的城市。而发展生态城市就要发展循环经济。因为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就是经济发展，经济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是生态城市的不竭动力。当然，这是建筑在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发展，这是完全不同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生态经济。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三R”为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以最终可达到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这一生态经济形式是承接工业经济的全新经济形态，而贯穿于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主线就是经济发展，它遵循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经济法则，不仅是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生存的需要，更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必然选择。在当今时代，能够确保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正确选择就是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构成了生态城市的基础。

2生态城市建设的发展现状概述

鹤壁市循环经济工作从2004年开始起步，当年即被确定为河南省循环经济试点城市，目前《鹤壁市循环经济发展规划》通过了部级初审，是部级循环经济试点城市。根据规划，鹤壁市确定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思路和总体目标，即以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为先导，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以效益为中心，构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建设三大基地、打造五大产业链，从而实现产业转型、城市转型，用3-5年时间初步建成资源循环型城市和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依据总体思路，以全社会的循环为目标，以产业延伸、互补、配套为主线，从城市、产业、行业、园区到企业不同层面，建立完善发展循环经济框架。

（一）农业循环经济

大力发展绿色无公害种植和养殖及农畜产品的精深加工与综合利用。形成“种植业→养殖业→食品加工→污水和废物回收利用”、“秸秆青贮→饲料→牲畜粪便→沼气与渣→肥料”的产业链，形成农业生产的生态良性循环。

大力发展生态林业。建造淇河森林公园和防护林带，提高森林覆盖率，打造“林业生态市”。积极发展苗木花卉和森林旅游业，开展林下养殖业、采集业、种植业的多种经营，拉长产业链，开展木材精深加工，使有限的木材资源由原料产品、半成品向终端产品转变，从而提高产品附加值。

（二）循环经济产业链

围绕建设“三大产业基地”，即依托老区大力发展煤、电、水泥、金属镁等产业，建立资源型产业基地；依托两县大力发展种、养、加工循环产业链，建立优质食品加工基地；依托新区大力发展电子、通讯、生物制药、汽车配件等环保先进制造业基地；同时，以工业化为龙头，以建设重要的特色产业基地为方向，拉长产业链条，初步形成了煤炭、电力、水泥、金属镁、食品加工五大循环产业链。其中，在食品加工方面，初步形成了“种植业→养殖业→食品加工业→废物回收利用→有机肥和其他工业原料”等产业链，实现了农业生产的生态良性循环，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对动物下角料进行综合利用，生产蛋白质饲料；对动物粪便进行综合利用，生产沼气、复合有机肥；对玉米秸秆进行综合利用，在收割玉米时对秸秆同时进行叶、秆分离和初步加工，将玉米叶制成干燥叶片砖，是牛、羊的上等饲料，把玉米秆皮与秆芯分离，分别是上等的造纸原料和提取低聚木糖的医药化工原料。目前，这五大循环产业链已初具规模，推动了工业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全面提升。

（三）建设生态城市的原则

坚持“规划高起点，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水平”的原则，突出了规划的龙头地位，科学规划了工业区、生活居住区、文化区、商业区和休闲娱乐区，并且严格按功能分区摆放项目。抓好城市绿化，采用开敞通透的手法，以草坪为基调、以植物造景为主导、以种植乡土树种为主体，大力推进公共绿地和庭院绿化。城市绿地面积566公顷，城市绿地率达到38％，绿化覆盖率达到40％。具体做法为：大力开展生活垃圾、特种废物和城市中水的回收利用，提高社会资源再生利用率；加强用水计划和用水定额管理，积极推进工业、农业和城市节水技术开发和新产品推广，着力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在城区逐步取消小锅炉，增加集中供热覆盖面；强力推进“禁实”工作，推广新型墙体材料和绿色节能建筑；把淇河开发、保护和新区建设密切结合起来，加快推进沿淇绿化、淇河新区段开发和引水入市工程。

3生态城市建设的创新路径

借助大学、科研院所的集体智慧，高起点规划。围绕“一个核心，二个转型，三大基地，五大产业循环链”，聘请专家编制《鹤壁市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指导循环经济的发展。首先聘请中国科技促进中心有关专家编制《鹤壁市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又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专家评估，高起点规划。

政策保障，措施得力。一是充分利用国家有关资源综合利用和废旧物资回收经营的税收优惠政策，出台有关产业发展政策。二是市政府出台了《淇河开发保护管理办法》、《鹤壁市淇河水资源保护暂行管理规定》、《鹤壁市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关闭污染严重金属镁、化工助剂生产企业专项实施方案》等相关政策。三是加大财政对区域性危险废物集中处置项目、城市垃圾分类回收及再生资源利用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排污费和科技三项费用对企业清洁生产项目和循环经济链接技术开发及产业化给予支持。

注重效益，项目先行。发展循环经济的落脚点是项目，做到建成一批、开工一批、超前谋划储备一批，围绕循环经济五大产业链和农业经济循环链条，做好项目包装策划，建立循环经济项目库，为循环经济提供项目支撑。围绕循环经济五大产业链和农业经济循环链条，做好项目包装策划，建立了循环经济项目库，筛选保留具有地区特色及适应本区域发展的项目，为循环经济提供项目支撑。普及循环经济知识，增强全民“资源意识”。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培训活动，可以多方面运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互联网等手段进行广泛宣传，普及循环经济知识，宣传国家有关法律知识和方针政策，报道循环经济先进案例，增强全社会的“资源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和“清洁生产意识”，提高社会各方面对发展循环经济重大意义的认识，为最终形成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建设生态城市的良好氛围奠定坚实基础。

4结论

总之，我们要建设生态城市，就是立足于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用生态经济理念指导和规范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谋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以最小的经济社会成本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区域内环境保护、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建设是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良性循环、协调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生态城市建设是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和建设现代化城市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佟凡.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实践模式[J].实践（理论思想版），2008（1）

2.陈小敏，杨洁等著.发展区域循环经济对策[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工农范文篇7

关键词：煤矿企业；工农和谐；精细化管理；有效策略

一、引言

煤炭资源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能源之一，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工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主要燃料，所以，煤矿企业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与其他企业相比，煤矿企业在我国发展的时间相对比较长，而且经营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危险性。粗放型管理模式是当前我国煤矿企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完全不符合政府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基于此，煤矿企业应该要转念管理理念，建立精细化管理模式。为了全面确保煤矿企业经营发展的稳定性，还需特别重视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本文首先介绍了煤矿企业精细化管理的内涵，其次提出了煤矿企业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再次阐述了目前我国煤矿企业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加强煤矿企业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措施。

二、煤矿企业精细化管理的内涵

煤矿企业精细化管理就是将经营管理中的责任进行细分，明确每个部门、每个员工的具体责任。这对企业管理者和员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要改变以往懒散的毛病，提高自己的责任心，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及时发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然后上报解决，不断完善煤矿企业的管理细节。有的学者认为，煤矿企业精细化管理可视为一种文化理念，能起到明确社会分工的作用。精细化管理是科学化管理的一部分，科学化管理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另外两个分别是规范化管理和个性化管理。煤矿企业进行精细化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企业管理中的不规范行为，建立健全经营管理制度，从开采环节到运输环节全方位进行把控，制定比较精细的管理标准，加强对每个环节、每个细节的管理和监督，从而全面提高煤矿企业的管理水平，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三、煤矿企业工农和谐精细化管理的现实意义

第一，明确责任。以往粗放型管理模式下，工农管理人员缺乏必要的责任意识，对自己的工作岗位和职责没有明确的定位，不知道自己到底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能促进管理人员提高自身的责任感，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第二，和谐企业与居民的关系。加强煤矿企业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能促进企业与周围的居民加强联系，让人们对煤矿企业和职工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如果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影响到周围居民的生活，双方可以心平气和地通过协商进行解决，从而确保煤矿企业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第三，和谐企业内部工农关系。煤矿企业内部工农关系的稳定是确保整个企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能促进企业建立工农关系协调机制，明确工农纠纷的处理程序和权责归属，正确处理工农纠纷。

四、煤矿企业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煤矿企业内部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情况进行调查，发现目前煤矿企业在工农和谐精细化的管理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煤矿企业缺乏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意识。虽然现在政府大力提倡各个行业进行精细化管理，煤矿行业也基本在响应国家的号召，但是仍有部分企业缺乏精细化管理意识，对工农和谐这一问题没有加以重视。这些煤矿企业将心思全放在煤炭开采和销售上，希望能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完善自身的管理制度。殊不知，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是煤矿企业进行安全生产、稳定生产的重要制度基础。第二，煤矿企业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执行力较差。长期以来，煤矿企业都是采用粗放型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煤矿行业中可以说是已经根深蒂固，上至企业管理者，下至员工，都已经对传统管理方式完全熟悉。他们对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模式不了解，部分思想观念保守的管理者和员工甚至会对其产生抵触心理，影响精细化管理在全企业的推广执行。煤矿企业要想实现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就必须要提高全体员工的责任感。但是事实上却是，煤矿企业内部很多员工的综合素质水平都比较低下，他们的想法就是能少做就少做，这种消极的工作态度势必会严重降低煤矿企业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的执行力。

五、加强煤矿企业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措施

1.提高工农关系和谐意识。工农关系和谐与否与煤矿企业的高效稳定发展息息相关，如果企业管理者从根本上就没有意识到工农关系的重要性，那么工农关系就难以保证，确保矿区的稳定性也就无从下手，极大影响了煤矿企业的经营生产。长期以来，煤矿企业缺乏和谐工农关系的意识，在处理工农问题时没有积极性，导致相关问题的积累越来越多，处理的难度也随之增大。因此，在当前煤矿企业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应该要让全体员工认识到工农关系对矿区稳定和企业发展产生的重要作用，从思想上树立和谐工农关系的意识，自觉维护工农和谐关系。煤矿企业完全可以将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意识全面落实到煤矿经营的细则当中，让全体员工严格遵守企业制度。2.建立规范化的工农制度。完善的工农制度是确保煤矿企业工农关系和谐的重要制度保障。第一，煤矿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经营管理的实际状况出台关于协调工农关系的相关文件，明确企业各个单位和部门的职责，对管理人员的权责和工作流程提出更细致的要求。第二，煤矿企业要加强与周边村庄居民的交流，了解他们对本地区煤炭开采的想法，认真听取他们对煤矿企业经营提出的意见。因为煤炭行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管理人员还要时常去矿区各处进行检查，深入了解矿区开采的实际状况，对矿区出现的各种安全隐患进行及时处理，建立完善的具有针对性的预警机制。第三，完善定期排查制度，及时处理各种工农关系纠纷，防止演变成更大的问题，并将这些纠纷进行分类归档。要提前介入一些苗头纠纷，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化解问题，妥善处理。煤矿企业还要做好预防工作，从根源上避免纠纷出现。3.严格把控涉农用地。煤矿企业在开发煤炭、建立矿区时要尽量避免占用农用地，不可避免要建立在农用地的时候，煤矿企业需要提前对工程建设用地的具体位置和面积做好详细规划，然后加强与当地政府的沟通。可以与政府和当地居民代表进行协商，签订用地协议，提前检查地面原有建筑物和农作物的种类与数量，做好补偿工作。对协商好的工程用地要及时修筑围墙圈起来，防止有人临时加盖。煤矿企业在建设矿区和开采煤炭时，应该要明确自身的责任，树立环保意识，不要随意排放废气、废水和废弃物，告诫全体员工不要破坏当地的自然环境，防止因为污染环境而引起严重的工农纠纷。4.培养精细化管理人才。专业性人才是煤矿企业健康发展的核心因素，也是实现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的重要保证。树立全体员工的和谐意识、减少工农纠纷等问题都离不开专业精细化管理人才的指导。因此，煤矿企业可以从外界引进专门的精细化管理人才，也可以从企业骨干员工中进行培养。首先要向这些人才灌输工农关系和谐的精细化管理理念，然后才能普及到全企业中。5.正确处理工农纠纷案件。煤矿企业在经营发展中一旦遇到工农纠纷，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纠纷的实际状况和性质，根据案件的严重程度确定是否有报案的必要性。情况严重的交由警方进行处理，煤矿企业全面协助警方进行案件调查。如果在纠纷严重程度较小、企业完全可以自行处理的前提下，煤矿企业应该要了解纠纷的来龙去脉，以协调好工农关系为根本原则进行处理，防止出现纠纷扩大化态势。然后将纠纷的处理结果向上级汇报，向员工公开，找出相关责任人，根据问题的大小来定责，根据企业的规定进行奖励或者惩罚。此外，煤矿企业要将和谐工农关系落实到制度层面上，可以在员工的绩效考核中加入工农关系一项，如果员工处理不好工农关系、经常引起纠纷就会影响日后的升迁和工资评级。6.分层次落实精细化管理。传统管理模式在煤矿企业中已存在多年，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为了贯彻煤矿企业的精细化管理，管理者可以采用分层次落实精细化管理的方式，这样能够有效提高精细化管理的执行力。建立分层管理模式可以从建立明确的发展目标开始，建立完善的精细化管理制度，完善考核机制和奖惩机制。对精细化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采取措施及时进行解决，从而不断完善煤矿企业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方案。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煤矿企业推行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能让企业全体员工意识到良好的工农关系同样也是企业生产力的一部分，改善他们对工农关系的认识，确立和谐工农关系在煤矿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煤矿企业应该要加大工农关系精细化管理的宣传和普及力度，培养专业的管理团队，让管理人员树立精细化管理理念。需要注意的是，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的推行不能操之过急，企业应该从制度层面逐步推进，合理地处理各项工农关系纠纷，严厉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只有拥有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煤矿企业才能实现长远发展。

作者:冯锐 单位:郑煤集团超化煤矿工农办

参考文献：

[1]陈东元.煤矿企业工农和谐的精细化管理模式[J].管理观察，2013(9)：12-13.

[2]赵云峰.煤炭企业精细化管理的探索与实践———以鸭口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为例探索精细化管理模式[J].商，2015(2)：17-19.

[3]康冬梅.论如何提高煤矿企业管理水平[J].企业科技与发展，2011（10）：68-69.

[4]温蕾，王汉斌，张怀强.基于煤矿企业管理的脆弱性评价体系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4（4）：111-114.

工农范文篇8

AbstractBasedontheanalysisofrelationfeaturebetweenagricultureandruralindustryindifferentstageofruralindustryinchina,putforwardthecoordinatedtheorybetweenagricultureandruralindustrybystages,regionsanddegrees,discussedthecoordinatedroadbetweenagricultureandruralindustryfordifferentstageofruralindustryanddifferentareaofchina.

关键词农业农村工业协调发展阶段性区域性

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问题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农村工业发展促进农业发展，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是我国农村工农业关系的主要体现。但农村工业的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两者关系有不同的表现。工业发展并不是总是对农业有利，认识到这一点，选择适宜的协调发展道路，发挥农村工农业之间的正关系，抑制负关系，对农村工农业协调发展十分重要。我们在广东东莞市，江苏无锡县，山东诸城市、苍山县，湖南双峰县，四川米易县等17个典型县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不同地区、农村工业不同阶段的农业与农村工业关系特征，提出了我国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

1农村工业不同阶段农业与农村工业关系的特征

依据反映农村工业发展水平以及与农业关系特点的若干指标（如人均农村工业产值、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农业人口人均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等），根据17县农村工农业关系及全国总体状况，确立每个指标在各个阶段的范围，运用要素贡献率与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法，确立各项指标的权重，将我国农业与农村工业的关系划分为五个阶段：

1．1第一阶段为“农为主，工萌芽”阶段这时工业刚刚开始发展，人均农村工业产值低于500元，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不足40％，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小于0．5，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小于0．2，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纯收入比重小于10％。农村工业的发展依靠的是农业的剩余资金、剩余劳力、剩余农产品和占用少量土地，对农业的竞争作用不明显，对农业的互补作用也不大。

1．2第二阶段为“农哺工，工起步”阶段工业开始发展且以外延型发展为主，人均农村工业产值为500—1000元，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为40—50％，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0．5—1．5，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0．2—0．4，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收入比重为10—20％。农村工业发展占用较多的资金、土地和吸收较多的农业劳动力，体现出农哺工的特征，这时工业对农业的互补作用（如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以工补农等）还较小。总体上看，劳力转移对农业利大于弊，而资金对农业的争夺对农业弊大于利。

1．3第三阶段为“工农业互争互利”阶段农村工业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人均农村工业产值为1000—3000元，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70％，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1．5—3．0，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0．4—0．6，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收入比重为20—50％。对农村资金、土地具有明显地竞争作用，但农村工业通过工资和以工补农对农业资金的返还已较为明显；劳动力的数量竞争开始出现，质量竞争较为明显化；体现出互争互利的特征。

1．4第四阶段为“工补农，农开始分化”阶段人均农村工业产值为3000—10000元，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为70—90％，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3．0—10．0，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0．6—1．0，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收入比重为50—80％。农村工业发展到具有补农的实力，但全面改善农业现代化条件的水平还未达到；农业劳动力在现有规模下出现局部不足或季节性紧张，农村工业占用土地较多，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开始分化，以工补农水平高、农业社会化服务好、农村工业发展相对集中，农业及粮食生产继续发展；相反，农业及粮食生产出现下降趋势。总体上资金关系对农业相对有利，劳动力关系对农业相对不利；体现出工补农，农开始分化的特征。

1．5第五阶段为“工为主，农分化”阶段人均农村工业产值为10000—20000元，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的90％，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大于10．0，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大于1．0，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收入比重高于80％。农村工业已具备建农的实力，关键是政策的引导，或者以工建农、农村工业集中发展保护农田，农业规模化经营解决劳力不足和提高农业及粮食生产的效益，农村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实现；或者工业发展不顾农业，大量占用农田，劳动力数量不足、素质弱化，农田抛荒、半抛荒，农业萎缩；体现出工为主，农分化的特征。

2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阶段性、区域性梯度推进理论

依据我国农村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区域性特点，以及农村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农业与农村工业关系的特征，提出我国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阶段性、区域性梯度推进理论，该理论包含三个部分：

2．1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是一个相对而又抽象的概念，内容十分广泛，可概括为下面五个方面：①农业发展水平与农村工业水平的协调（简称水平协调）。水平协调包括总量协调、速度协调。②农村工农业之间的投入结构、技术结构的协调以及农业结构（农业生产结构、种植业结构）、经营方式、农业现代化建设重点与农村工业水平、结构之间的协调（简称结构协调）。③农业与农

村工业在资源要素流动及配置上的协调。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等方面（简称要素协调）。④生态环境协调。农村工农业、特别是农村工业发展的同时，不断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简称环境协调）。⑤农村工农业协调发展还包括广泛的社会内容。通过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使广大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别，减少贫困，增加农民受教育的范围与机会，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通过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向农村的扩散，改变农民落后的生活方式和过时的思想观念。搞好农村社区生活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从多方面缩小城乡和工农差别（简称社会协调）。

2．2阶段性协调发展农村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内容及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不能以单一标准来衡量两者关系协调不协调；也不是只有农村工业的高级阶段农业与农村工业才会取得协调。协调是动态的，每一阶段均有其协调的内容与形式，只是不同阶段两者协调发展（关系）的体现不同而已。由于农村工业发展阶段性特征，农村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农村工农业协调的重点应有所不同和侧重。在农村工业处于起步阶段的地区，协调农村工农业的关系，其重点是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建立稳固的农业基础，适度发展农村工业。在那些农村工业已具备雄厚基础的地区，协调两者关系，其重点应放在促进企业利润向农业回流，通过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等方式促进农业稳步增长，达到改造传统农业的目的。

不同区域（区位），由于自然条件、农业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农村工业在规模、行业与技术的选择上均有不同的特点，从而导致了农村工业与农业发展关系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两者协调发展的道路与模式应有所不同。以上三点构成了该理论的实体。我国农村工农业协调发展应以该理论为指导，脱离了协调性、阶段性和区域性，我国农村工农业协调发展是不可能的。

3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

3．1确立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从总体上看，中国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必须坚持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方向。因为农村工业化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没有农村工业化便没有农业现代化。但农村工业化并不是农业现代化的充要条件，农村工业的发展并不能自然带来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不同阶段，工农关系不同，农村工业发展方向、农业现代化建设重点也应不同；不同地区农业与农村工业发展的特点不同，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也应有所区别。因此，在确立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时，必须紧紧围绕农业与农村工业的关系特征，以及农业与农村工业的区域发展特点，即必须以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阶段性、区域性梯度推进理论为基础。

3．2立足工农业协调，走多元化发展道路农村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工农关系的特征不同，不同地区农业与农村工业发展的特点不同，这就决定了我国农村工农业协调发展的道路不是一条，而是多条道路构成的一个道路集。通过大量调查与研究，从农村工农业关系状况以及区域特点的角度，把现阶段我国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3．2．1以农为主，农业延伸、推动农村工业的道路这类地区农村经济以农业为主，而非农产品资源缺乏，农村工农业关系处在第一、第二阶段，工农关系的特征表现为以农为主、工萌芽或农哺工、工起步。随着高产高效农业的发展，在农产品总量剩余的基础上，通过结构调整发展高价值作物和特产作物开发，迫切需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来增加农产品价值、稳定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增加农产品价值，提高农产品商品率，促进高产高效农业的发展。这条道路适合广大的以农业为主、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工业刚刚起步的内陆地区。如山东省苍山县，农村工农业关系处在第一阶段，农村经济以农为主。该县利用大蒜生产的优势，推动了蒜苔冷藏、保鲜、大蒜加工为主要内容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走出了一条依靠农业延伸、推动农村工业发展的农村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3．2．2以农为主，农村工业靠资源开发的道路这类地区农村经济中农业仍是农村经济的主体，但当地矿产等非农产品资源丰富，具备资源开发的优势。农村工农业关系还基本处在第二、三阶段，工农关系的特征表现为农哺工、工起步或工农互争互利。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资源丰富的优势逐步显示出来，通过资源开发，在转移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部分的利润回流，对农业发展产生良好影响；工业的发展也促进农产品，特别是加工产品市场容量的扩大，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这类地区农产品加工业往往是薄弱环节，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尤为重要。这条道路适合于中西部非农产品资源相对丰富、而农村工业水平还较低的地区。如湖南省双峰县，农村工农业关系处在第二阶段，农村经济还是以农业为主。该县利用矿产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建材、煤炭采选为主要行业的农村工业，改善了农村经济结构，增加了农民收入，对农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走出了一条以农为主，依靠资源开发农村工业的道路。

3．2．3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化的道路这类地区农村经济中农村工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农业在农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高，农村工农业关系基本处于第三阶段，工农关系的特征表现为工农互争互利，资金关系的矛盾比较突出。这类地区农业基础条件较好，农业生产水平较高，具备发展畜牧业和高价值作物的优势；地理位置较好、交通发达、国内市场容量大，也有发展外贸的优势。通过市场和外贸的拉动，促使农产品加工的发展，带动农业基地建设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这条道路适合高产高效农业发展较快和具备外贸条件的广大东部农区及部分中西部农区。如山东省诸城市，农村工农业关系处在第二阶段末，第三阶段初期。该市在发展外贸基础上，依靠农产品龙头企业发展，带动农业基地建设，推进了农业产业化进程，使农业与农村工业取得了较高水平的协调发展，成为一个在全国较有影响力的典例。

3．2．4以工补农，农业稳定发展的道路这类地区农村工业是农村经济的主体，农业所占份额甚小。农村工农业关系处在第四、五阶段，工农关系的特征表现为以工补农、农业开始分化或工为主，农分化。这类地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但农业劳动力数量不足和素质下降的

问题突出，这时农业发展往往出现分化现象，或者通过以工建农，农业实现规模经营，农村工业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实现，或者农村工业发展不顾农业甚至侵占农业造成农业萎缩。走以工补农，农业稳定发展的道路，必须在坚持以工补农的同时，农业的结构、规模、技术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农村工业利润回流主要靠政策引导，农业调整要以机械化和扩大规模为重点。这条道路适合于沿海、城郊农村经济发达，人均耕地资源少，且农业生产以粮食为主的地区。如江苏省无锡县，农村工农业关系处在第五阶段。该县在不断壮大农村工业实力基础上，通过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等方式，积极完善农业投入机制，稳定推进农业规模经营，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农业没有出现萎缩。

工农范文篇9

中央苏区时期，经过不断的努力，形成了反腐倡廉的机制，使其能够发挥出惩治腐败，弘扬社会正气的巨大功效。

（一）从严制定党员标准，着重指出要想成为党员就不能存在“发洋财的观念”

1921年，中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这表明，建党之初，加入中共的条件比较宽松，只要承认其党纲、对其忠实，没有跨党者，就能加入中共党组织。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没有修改一大的党员标准，但是更为注重强调必须有“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1927年9月，率部走上井冈山之后，要在落后的农村地区大力发展党组织，就必须吸收大量的农民参加进来。当时的入党誓词为“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主要强调能够为中共牺牲一切，服从党纪，就可以加入中共组织。到了1929年1月，在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压力之下，、率领红四军主力前往赣南、闽西，逐渐在那里开辟了中央根据地之后，党组织发展壮大的需求与可发展对象素质不匹配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与突出。1930年2月28日，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出：“目前党内农民成分占大多数，农民意识支配一切，工作散漫、组织松懈种种现象摆列眼前。”“地方主义、保守观念、封建思想、家庭观念、享乐主义、金钱主义、不拿枪等现象无奇不有”。中共党内种种错误思想的表现，使得党内高层极为担心，如果任其滋生蔓延散开，将对中共党组织造成致命打击，整个组织将呈现出涣散的情形。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即：“将旧的基础厉行清洗，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同时强调：“今后新分子入党的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入党。”在这里，将入党标准更加细化，为了防止中共干部出现贪污腐化的现象，特意指出要“没有发洋财的观念”才能够入党，将经济廉洁作为考察入党的重要指标之一，严把党员的入口关。在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下，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也对入党条件提出了细致条件。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会上就提出：“在苏维埃区域中发展组织，一定要有严格的条件。”“对党和主义有相当了解，有相当的阶级觉悟，便可入党。”并且特别强调要保持党员干部的清正廉洁性，对于有苗头要贪污腐化的，要坚决清除出中共的干部队伍。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就提出：“党应坚决地把党内一切消极怠工、不听调动、富农自请脱离党、金钱观念重于党、连续三月不交党费、三次不到会、破坏捣乱、昏庸不活动及吸鸦片的分子完全驱逐出党；同时尽量吸收城市工人、农村贫农及积极活动分子入党，以改造党的成分。”

（二）制定严格的法律，从严打击中共干部队伍贪污腐败的行为

由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再加上缺乏革命必胜的信心，中央苏区有一段时期，干部队伍的贪腐现象比较普遍。1932年5月召开的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各级政府浪费的情形实可惊人，贪污腐化更是普遍。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所没收来的东西（如金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为了遏制住干部队伍普遍性的腐败行为，领导层一边在讲话中呼吁努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干部的道德水平，曾经在文章指出：“苏维埃的报刊不仅要无情揭发苏区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还必须从正面大量宣传和表扬先进典型、先进模范，要介绍他们具有的生动的事迹，树立学习的榜样。”一边制定严格的法律，对贪污腐败行为进行系统性地预防与打击。制定了严格审计制度，出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条例》指出审计的目的就是“为着保障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充分执行，裁判检举对贪污浪费的行为，使财政收支适合于目前革命战争的需要。”规定了具体的审计方法：“各级苏维埃财政收支的预算和决算，由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汇编，经中央审计委员会审查，人民委员会通过，中央主席团批淮，未经审查和批准的预算财政机关支……款，决算亦必在批准后，该用款机关不能解除其责任。”“各级苏维埃机关必须遵照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会）规定的会计季度编制预算、决算。逾期不做决算的中央审计委员会、分会对于该机关后来的决算，将拒绝审查。”并且指出：“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分会审查决算认为有浪费或贪污应处罚及应负责任的，随时报告主席团（中央或省、中央直属县、市）执行，在分会应同时报告中央审计委员会。”制定了严格的会计制度，1932年12月16日，了《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第十二号———统一会计制度》。其中指出目前会计制度的第一缺点就是“任各级自收自用，中间更免不了生出许多贪污浪费舞弊的毛病出来。”为了堵住贪污浪费的弊端，《训令》指出要建立科学的会计制度，包括要“把收钱的、管钱的、领钱的，支配的四个机关分开”，要“把各级收入与开支都分别划分开。”等等。制定了严格的惩处措施，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重点打击贪污行为：“（甲）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乙）贪污公款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丙）贪污公款在—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的监禁。（丁）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后，对打击贪污腐败行为确实做到了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三）开展廉政教育活动，提高干部的自我约束力

中央苏区时期开展了廉政教育活动，期望通过教育将外在的崇高目标，内化至每个个体的内心深处，从而使每个个体能够自觉为了实现崇高目标而克制自我欲望，逐渐成为后来所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或者说是“毫无私心专门为公”的那种人。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相关负责机构想了很多办法。加强红军的政治训练，提高红军的政治觉悟。1930年10月7日，湘赣军区政治部下发了一个文件———《怎样上政治课》，其中指出了政治课的重要意义“：由一、二、三、四次战役所得的胜利告诉我们，红军的百战百胜，不仅靠我们的军事技术上的进步，最主要的还是依靠我们红色指战员的阶级政治觉悟，———对于我们工农阶级的友爱和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了解我们战斗的任务，大家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来拼命杀敌，勇敢冲锋，所以能争取各次战役的光荣伟大胜利。”强调要“发扬红军战士阶级政治觉悟，提高并巩固红军的战斗力。”当然，只要提高了红军战士的政治觉悟，不但能够提高单兵作战能力，而且能够使得普通士兵不会抱着发财的想法参加战斗，不仅能够做到打仗勇敢，并且能够实现“一切缴获要归公”。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帮助其树立不敢贪、不想贪的理念。党员干部贪腐的危害性比红军战士的更为严重，因为其直接掌管政权，面对基层群众，“官僚主义腐化的现象，在党内与政权机关中滋长而党又没有正确的执行纪律”，“不仅财政部人员可以发生贪污浪费现象，如内务部、裁判部、军事部……一切经手收钱用的机关，都有贪污浪费的可能。”因此，中央苏区时期，领导层非常重视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着重使其树立不敢贪、不想贪的理念。“现在在各政权机关红军及各种群众组织中，多半是党员担负着最重要的工作。为要保障这些同志真正成为群众中的模范者，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党必须严格的执行纪律……党应当加紧反对官僚腐化贪污等现象的口号，防止那些现象滋长”，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等形式，帮助党员干部树立远大的理想，学会战胜心中的贪欲，与贪污腐败的现象做斗争。加强群众的民主教育，为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创造好的外部环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群众能够奉献一切支持一个政党经过流血斗争取得执政权，就能够舍弃一切拼尽全力将一个执政党拉下马。中央苏区时期，领导层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视加强群众的民主教育，为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创造好的外部环境。领导层认识到“苏维埃由群众选举群众撤换，使劳动群众得以在组织上实际的监督由他们所选入苏维埃人员的工作，我们反对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必须学习使用撤换之权”，因此，在实际中，他们要教育群众学会使用争取民主的工具，比如工农信箱，在中央苏区的课本中，是如此普及工农信箱的知识，工农读本第三册第八十九课的课文如是说：“火根看见工农补习夜校墙壁上，置了一个工农信箱，他虽然认识信箱上的字，但不十分了解。晚上，火根到工农夜校补习去，便问教师，教师告诉他说：‘工农信箱是工农检查委员会制的，是征求工农群众的意见，检查苏维埃的工作，比如群众对苏维埃文化经济的改善以及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官僚腐化，这些，都可以写信投到工农信箱去。’火根听了后，从此他便时常把自己的意见，写信投到工农信箱去。”

（四）引入外部监督，为保持党员干部的清正廉洁树立“防火墙”

他律重于自律，外在的监督更能促使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各项规定。中央苏区时期，领导层努力引入外部监督，为保持党员干部的清正廉洁树立“防火墙”。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于1931年11月成立，与政府各部局一同在叶坪谢氏宗祠内办公。1933年4月，迁到沙洲坝，驻老茶亭杨氏宗厅。1934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自此，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更名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省、县、区苏维埃工农检察部、城市苏维埃检察科，也一并更名为工农检察委员会。各级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工农检察委员会）是兼有行政监察和职务犯罪检察等多种职能的机关。根据《工农检察部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各级工农检察部的职能是：监督苏维埃机关、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正确执行苏维埃的政纲及各项法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利益，若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有行贿、浪费公款、贪污等犯罪行为，有权报告法院，提起公诉。为了使民众有效地行使民主监督权利，中央苏区建立了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等在工农检察部（委员会）的管辖和指导下的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与工农检察部密切配合，形成了检察工作的组织和信息网络系统。突击队是人民群众在工农检察部指导下监督苏维埃工作的一种组织。每一支突击队只隶属于一个工农检察部，突击队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轻骑队是受团组织的直接领导、业务上受工农检察部指导的青年群众组织。其任务是揭露、检举和控告苏维埃机关、企业及合作社组织内的官僚主义、贪污浪费、消极怠工、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但它的职权范围只限于揭露、检举和控告，最后的处理权仍归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工农通讯员是工农检察部在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街道、村落中委任的不脱产人员。如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违法失职、侵害群众利益行为，以通讯方式向工农检察部报告。

二、中央苏区时期廉政建设存在的不足

应当承认，当时整个中共领导层非常痛恨腐败，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形式，明确提出要严惩腐败“，节省一切费用供给战争经费，严惩贪污浪费，实行真正的财政统一”，但实际上很难遏制得住，这与中央苏区当年廉政建设中存在的不足有关。

（一）立法随意性较强，科学性不够

中央苏区时期，尚未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进行反腐，明确规定对贪污腐化进行惩处的主要是条例和训令。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的《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明文规定：怠工放弃职责者、行为乖张为群众厌恶者、违反决议案者撤职查办；侵吞公款有据者、受贿有据者、借公报私为害他人者撤职并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侵吞公款至三百元以上者、受贿至五十元以上者枪决。条例对于贪污受贿的惩处很是严厉，但是收效甚微，朱钦胜在《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史》中指出：在福建，财政状况与赣西南相似，苏维埃财政无论收入支出都是各自为政，没有丝毫系统，甚至有些很少收入的地方政府，苦到没有煤油点灯，有些收入多的地力政府特别浪费（例如新泉区单单一个区苏，每个月开支到大洋三千多元）。在闽西，甚至少数苏维埃政府由于滥行开支，财政枯竭，开始向群众派捐，以致发生群众不信赖苏维埃政府的现象。”规定如此严厉的情况下，还是发生了很多的贪污浪费现象，这和措施过于严厉，立法不完备，缺乏科学性，导致无法实施有很大关系。1934年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做了更为宽松的规定，强调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而贪污公款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并没有考虑细致，如果一个人贪污公款五百元，另一个贪污公款四百九十九元，贪污500元的就得判处死刑，而贪污499元的最高刑罚不过是5年监禁。一元钱的差距就是一条生命的代价，显示的是革命时期立法的不细致。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很难在短期内转变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升官发财”

中共在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开启了这个地方的民智，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匪祸前，农民不知国家为何物，更不知世界上尚有其他国家，今则知之。昔之认为须有皇帝以统治天下，至今则认为人民也可以管理国家。昔不知开会为何事，今则不但知之，且可选举委员当主席，此外农民所知新名词亦不少”。但是，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很难在短期内转变国人“升官发财”的传统观念。对于这种观念，陈独秀曾经一针见血地批判过：“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带着这样的观念，使得中央苏区时期一大批的基层干部，在掌握了权力之后，利用职权大肆腐败。在真金白银之前，在各色享受之前，他们暂时性地忘记了曾经接受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三）传统的郡县制行政管理体制，使得权力存在不受约束的倾向

红色的中央苏区，为什么会发生干部的贪污腐化行为？例如“于都事件”，一个县的主要领导基本上都有腐败行为。这与中央苏区采取的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关系。中央苏区建立后，大体上采取中央———省苏———县苏这样的三层管理体制。这样的管理体制与秦朝的郡县制基本上一致。“秦始皇统一后，地方郡县守令仍握有较广泛的权力。郡守主管一郡行政，由皇帝任命，受中央节制，有权决断一郡事务。郡设都尉主管军事，监御史负责监察。县是地方基层行政单位，县令（长）由中央任免，受郡守节制，也握有一县行政、司法、军事、财经之权。”这样的管理体制，如果主要领导清正廉洁，一心为公，就能够利用权力办大事，办好事，如果主要领导思想上发生动摇，就会陷入贪污腐化的泥潭，而很难脱出身来。

三、中央苏区时期反腐倡廉的启示

中央苏区是中共执掌地方权力的伟大尝试，其反腐倡廉的经验对于今天做好反腐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领导层的清正廉洁是反腐的首要条件

中央苏区时期，、、等一大批领导层，一直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时刻这样要求自己及政府工作人员，1933年冬，他训令，要求：“凡属政府工作人员均须于不妨碍政府本身的日常工作条件下，尽可能地动员起来，亲自下田去帮助政府近旁的红军家属及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群众耕田，以身作则地领导和鼓励全体农民群众千百倍的提高劳动热忱。”而且，他带头执行。在叶坪时，白天帮助农民劳动，夜晚组织座谈农业生产的经验。在他的身体力行下，整个中央领导层保持了高度一致的清正廉洁，、、等中央苏区主要领导人都严格要求自己。陈云、邓颖超、毛泽覃、博古、陆定一等人，联名致信《红色中华》，表示每天少吃二两米，不领热天衣服，让给红军。领导层的清正廉洁，使得群众能够信赖苏维埃政府，即使发现身边的基层干部有贪污腐化的行为，能够做到上告有门，反映能得到及时处理，不会出现封建社会为人诟病的官官相护的弊病。

（二）群众的监督是做好反腐工作的有力武器

中央苏区时期，非常注重赋予群众监督政府、监督干部的权力。为了让群众非常方便地行使监督权，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工农群众比较集中的地方设有控告箱，并在控告箱上标明：“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是谁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在苏区政府的政策鼓励下，广大群众大胆行使监督权，勇于同干部的不正之风做斗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在苏区反贪污浪费运动开始时，这些控告箱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工农检察部每天派人到各个控告箱去收取控告信，在群众的及时检举揭发下，仅瑞金县苏区一个月就追缴贪污款6000多元大光洋。新时期做好反腐工作，也可以借鉴中央苏区的经验，在法治的前提下，加大群众的监督权，让群众的反映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处理，可以不断巩固群众对于中共执政的信心。

（三）管住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反腐的关键

工农范文篇10

一、现代性的社会学视域与《讲话》的价值观照

关于现代性的研究视域，颇多争议。依照米歇尔?福柯的看法，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一般表现为两个方面：一则，人们常常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时代，或是作为一个时代特征的总体来谈论。他们把现代性置于这样的日程中：现代性之前有一个或多或少、或幼稚或陈旧的前现代性，而其后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令人不安的后现代性。于是，他们开始发出追问，现代性是否构成“启蒙”的继续和发展，或者是否应当从中看到现代性所造成的某些基本原则的断裂或背离。二则，福柯说“：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作为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做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或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1〕在此，我们或许应该对现代性的解读选取一种比较宽泛的视域。它可以是前者，即一个时代、一种制度，或一个历史时期的范畴，更多是表现在社会内容方面，诸如，政治方面的世俗政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经济方面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积累，社会层面的劳动和性别分工体系的形成，文化层面的宗教衰落与世俗物质文化的兴起等。它也可以同时是后者，即一种态度、一种思想、一种思维方式和艺术表现方式，并更多地表现在文化、文学等领域。于是，我们的现代性思考便进入了社会学思考和审美思考两个视域，或者两个视域的交织互补。社会学视域把我们的文学思考引向了一个更为宽阔、更为开放的天地。安东尼?吉登斯在阐述现代性的体制维度时说，大多数社会学的理论总是倾向于要在现代社会中寻找某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体制性关系。即，它到底是资本主义体制，还是工业化体制？面对这样的争论，与其去寻找或争论，毋宁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作是包含在现代性体制维度之中相互区别的两个“组织性群集”，“正如欧洲社会所发生的那样，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联合导致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转变。”〔2〕我们当然不是要具体地讨论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体制维度或生产过程，但这种社会学理论的现代性视域，不同于那些抽象化、学院化的学理思考，它携带着十分强烈的社会实践性，它注重于社会体制变化、社会发展历程及其影响的思考，表现出鲜明的价值立场和社会态度。用社会学理论的现代性体系维度来审视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自然会扩大学术研究的视野，提升其学理认知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如此而来，对文学史中的理论思潮、作家作品的评价也就不会局限于某种单一的思路和方法，而是携带着更多的对社会文化实践的直接反思。于是，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研究也就有了更为广阔的跨学科视野、更为博大的社会文化参照，和更为深刻的理论性、“反思性”的认知层面。如塞德曼所说“：社会理论通常采取了广义的社会叙事形式，他们讲述了关于起源和发展的故事以及关于危机、衰败和进步的故事。社会理论通常是和当代社会冲突和政治争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叙事的目的不仅是澄清一种实践或是社会构造，而且还要塑造它的结果———也许是通过赋予一种结果以合法性，或是用历史重要性来影响某些行动者、行为和机构，却将恶毒的邪恶的性质归因于其他的一些社会力量。社会理论讲述的是有现实意义的道德故事，它们体现了塑造历史的意愿。”〔3〕应用社会学的理论，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的历程和社会文化实践的视域来解读《讲话》，我们可以确凿地认定它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历程中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讲话》的基本精神和历史功绩在于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个根本问题，即，文艺创作的方向问题和文艺发展的道路问题。第一，文学发展的方向问题，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讲话》总结了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特别是革命文学发展的基本经验，明确提出文学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它系统而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明确解决了中国文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立场问题。说“：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4〕关于人民大众的具体内涵，又具体地解释，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第二，是文艺发展的道路问题，《讲话》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和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明确指出中国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发展的根本道路，是要求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现实生活、深入实际斗争，深入工农兵群众之中，既转变思想又获得创作源泉。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5〕时至今日，如何来认知《讲话》的基本精神呢？从社会学的理论和现代性的视域出发，现代性作为一种时间的存在，是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永远未完成的过程。波特莱尔“用现代性来意指处于‘现时性’和纯粹即时性中的现时。因而，现代性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悖论式的可能性，即通过处于最具体的当下和现时性中的历史性意识走出历史之流。……在波特莱尔那里现代性不再是一种给定的状况，认为无论好歹现代人都别无选择而只能变得现代的观点也不再有效。相反，变得现代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英勇的选择，因为现代性的道路充满艰险。”〔6〕无论是中国现代历史的政治变革、社会变革，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都不可避免地置身于这样的现代性的矛盾存在和现代性的时间流程之中。《讲话》作为中国新文学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的里程碑，既是紧密地根植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社会合理化进程中的工具理性世界之中，又是在以一种“英勇的选择”的姿态，以诸种“美的事物最新近、最当下的形式”积极从事着一种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伟大“救赎”。即，《讲话》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历史必然产物。

二、革命文学历史演进中的矛盾困惑与《讲话》的基本精神

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的纵向历程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题材主题、人物形象、语言形式等方面的选择和表现，与作家自身、与表现对象、与历史要求之间的矛盾存在和发展规律。在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上赫然地书写着两个口号：“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人的文学”的口号在当时主要指向“人”的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表现的一个主旋律。在当时，这种“人”的个性解放，主要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我主体的个性解放。如鲁迅所说，“新的智识者登了场”〔7〕，他们取代了古代文学中的勇将策士、才子佳人，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主人公。“平民文学”口号的提出，表明五四新文学从其诞生之日就开始把目光投向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比西方文艺复兴更为深刻的地方。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作家，对农民的命运表现了特别深切的关注。在鲁迅等人的新文学作品中，农民第一次成为文学主人公，这是伴随着的社会转型而来的中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变化。但是，这些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们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其文学表现的题材主题、情节冲突包括语言形式都可以选择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故事，他们的立场、情感以及思维方式却始终无法摆脱小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的视角。于是，五四时期文艺思潮的真实状况是，高高飘扬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旗帜下面，读者对象、服务对象，基本上还都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左翼文坛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并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左翼作家强调，必须把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作为文学的服务对象和表现对象。从革命文学的发展立场来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的提出，同“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口号相比，是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但由谁去表现呢？30年代的文学实绩证明，表现工农群众的人仍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的立场感情、生活体验、艺术趣味仍然都是小资产阶级的。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作家自身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态度、生活体验、艺术趣味与表现工农、为工农服务的文学宗旨之间的矛盾，这是新文学现代性发展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的历史性矛盾。这种矛盾，在外国文学史和我国古典文学史上都未尝出现过。这种矛盾也并不是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有的作家作品之中，例如巴金的作品中就没有这样的矛盾产生，因为巴金是站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表现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并且是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服务的，在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中，作家的生活立场、情感体验与服务对象、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面临着这样的巨大矛盾：作家的思想立场、生活体验、艺术趣味与表现工农、为工农服务的历史要求之间形成不可回避的矛盾。很显然，能否正确认识和科学解决这个矛盾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令人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人们都无法找到解决这个重大矛盾的方式方法。

在30年代初，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者们认为，作家只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就可以宣布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可以立刻“突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这其中并不存在立场、世界观、思想感情的改造等基本过程。同时，他们还强调，文学创作不需要重视生活体验，作家只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的概念，去写工农生活，就可以创作出表现无产阶级现实生活的作品，这是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因此，无论是以蒋光慈、郭沫若、阳翰笙、钱杏邨为代表的革命文学派，还是以茅盾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这些作品中的人物穿的衣服是工农的，思想感情则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随后“，左联”展开了“文艺大众化”讨论，抗战时期又有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这诸多问题的努力显然都是在寻求解决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问题、途径问题，他们或者认为矛盾在于工农本身思想文化的落后愚昧，或者认为矛盾在于作者语言表达的形式不够通俗。及至40年代，在延安解放区，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和小资产阶级态度与表现工农、为工农服务的历史要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依然没有得到解决。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问世。把《讲话》回归到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历史位置和历史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面对中国文学理性启蒙的现代性发展历程，它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中责无旁贷地承担着规范、指导新中国文学实践的历史使命。在工农大众已经局部掌握政权，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获得翻身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讲话》第一次明确地揭示了新文学作家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感情、生活体验、艺术趣味与表现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的历史要求之间的矛盾，并且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正确途径：作家在深入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的过程中，一方面熟悉工农兵的生活以其作为创作的源泉；另一方面解决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立场态度问题，以最后达到作家的生活体验、思想感情与表现对象、服务对象的统一。在《讲话》中提出的作家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抓住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长期存在的而又未能解决的基本矛盾，解决了新文学的现代性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结症。因此，《讲话》一经发表，革命文艺工作者豁然开朗，解放区文学面貌焕然一新。如何其芳说：“新的艺术开始真正为广大的工农兵所享有，推动了群众斗争的实际，而又因之开始了改造艺术自己。”〔8〕在《讲话》之前，知识分子的“自言自语”并没有使中国底层的大多数民众获得启蒙，但是在《讲话》之后，包括一些精英在内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们大都从五四时期提倡的个性解放的思想启蒙转向了现代政治的理性启蒙。《讲话》精神的理性启蒙作用使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统一、个人话语与民族话语相融合，使意识形态领域的思考逐步扩展到民族国家现代性建构的完成。有学者指出：“历史资料显示，1940到1942年传统，在延安形成了一股带有强烈启蒙意识、民族自我批评精神和干预现实生活的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农兵文学思潮迥异的文学新潮。”〔9〕

三、解放区文学面貌的变迁与《讲话》的前后

从《讲话》发表前后延安解放区的文学面貌的历史性变化来看，《讲话》在新文学发展历史的现代性追求中，其“现时性”的意义同样是重大的。第一，《讲话》导致了文艺队伍发生的变化。《讲话》以后，在解放区大致有三种类型作家群体的创作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种类型是30年代的青年作家，他们在20年代或30年代已经在文坛上初露头角。《讲话》发表后，他们深入工农兵火热斗争，创作上获得了新的突破。例如，丁玲，五四时代以《莎菲女士日记》轰动文坛，随后又写作了中篇小说《韦护》《水》和《奔》等作品。《讲话》后，丁玲参加了河北地区，写作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此时丁玲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其现实主义创作走向了成熟。与前期作品相比较，她更加侧重以纤细的情感和笔触，去捕捉在历史巨大变革时期人们心灵的颤动，作品满腔热忱地描述了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生活、新精神。周立波也是30年代进入文坛的，《讲话》后参加了东北，写作了《暴风骤雨》等优秀作品。刘白羽在1937年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草原上》，《讲话》后随第四野战军转战，写了《无敌三勇士》《政治委员》《火光在前》《为祖国而战》等。第二种类型作家群体是农村中的知识青年，他们出身于农村，大多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在《讲话》指引下，他们由爱好文艺的青年逐渐成长为优秀的人民艺术家。例如，赵树理，是农村出生、农村中长大的文化工作者，长期致力于农村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创作及宣传工作，《讲话》后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重要著作。柳青是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讲话》后在米脂县乡政府当了三年文书，写了《种谷记》。孙犁在晋察冀边区从事教育、编辑工作，写了《荷花淀》。第三种类型作家群体是工农兵作家，这是从社会底层的工农大众之中直接培养出来的作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工农作家。例如，马峰、西戎，都出身陕西农村，高小未毕业就参加了八路军，在宣传队当宣传员，后来到延安鲁艺文艺干部训练班学习，后又到报社学文化当编辑，边学习，边写作，写了《吕梁英雄传》等作品。这三种类型作家群体及其在创作面貌方面的变化，说明在《讲话》指引下，出现了一批新型的文学艺术家，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三代作家，他们具有与第一代、第二代作家完全不同的新特点，或者说，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些在《讲话》后获得新面貌的作家群体不仅熟悉社会底层的生活，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与工农兵融为一体。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第一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作家对自己的表现对象、服务对象———工农兵不熟悉不了解的状况，作家的思想感情、生命体验第一次和自己的表现对象获得了真正的统一，他们与人民群众特别是生活在农村田间地头或被封建地主恶霸压迫下的农民保持着最密切最深刻的血肉联系。这些第三代作家群体不仅只有一个作家的身份，很多人还同时以党的实际工作者身份活跃在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他们不仅是生活的观察者、描写者，而且是革命斗争的实践者，是大众生活的创作者。第二，《讲话》导致了文艺创作面貌的变化。由于作家队伍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文坛创作趋向、创作实绩的变化。在《讲话》发表后的解放区文学作品中，工农兵群众获得了真正的主人公地位，工农兵以及生产劳动斗争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描写对象。在这里，作家笔下的主人公不再是五四时期“人的文学”主题下的那种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而真正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他们作为历史的主人公出现在作品里；也不再是被作家同情、怜悯的对象，而是被作者热情地讴歌、倾注着理想、赋予着美感了；他们的形象也不再像30年代革命文学中那样空洞无力、简单苍白了。同时，作家在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之后，第一次认真地研究工农兵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感受，研究工农兵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及工农兵的语言形式。这就导致了文艺创作的表现形式、艺术趣味以及语言风格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是一种更加趋于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学发展变化。例如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三仙姑、二诸葛，孙犁笔下的水生嫂等具有鲜明个性特征、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可以说，《讲话》后，解放区文艺的工农兵形象描写，达到了一种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的前所未有的新水平。第三，《讲话》也导致了读者受众接受的变化。文学艺术本身革命性的变化以及工农兵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初步翻身，导致了文学艺术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之间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方面，新文学作品第一次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接受，为他们所喜闻乐见，如新歌剧《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小说等都不胫而走，广泛流传，这是五四以来新文艺第一次真正回到人民群众之中。另一方面，人民群众自己也参加了新文学艺术的创作。在《讲话》后的解放区，出现了群众性戏剧创作和群众性诗歌创作的高潮，涌现出一大批民间艺术家，如孙万福、李有源、韩起祥，以及部队里面的毕革飞等。这样的民间艺术家和群众性文学艺术在如此的广度和深度上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四、新文学发展的现代性历程与《讲话》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