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报范文10篇

公报范文篇1

根据全国第十四次公报协作会议提出政府公报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为基层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作用，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的要求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已公开现行文件利用工作的通知》（渝办发[**]277号）精神，充分发挥政府公报在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中的作用，经县政府同意，在全县基层设立政府公报阅览室。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街镇乡人民政府（办事处）既可单独设立政府公报阅览室，也可设在各单位的全程室内；有条件的村也可试点设立政府公报阅览室（处），这项工作于今年11月底前完成。

二、各政府公报阅览室要充分利用上级赠送的《国务院公报》、《**市人民政府公报》以及县政府下发的不涉密文件，全天候开放，无偿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

公报范文篇2

(一)公报的含义

公报是党的机关公文中的一个主要文种，《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为其所下的定义是：

用于公开重要决定或者重大事件。

行政公文的主要文种中没有提到公报，但公报作为行政公文出现的情况却并不鲜见。

公报作为党的机关公文出现时，主要是党的中央机关用于重要决策。例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向全社会宣布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将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决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人们在谈到改革开放时，还频繁地使用“三中全会以来”的说法。还有，《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公开宣布了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实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一步，对于当代中国也是具有里程牌意义的一个文件。

公报作为行政公文使用时，主要是国家和政府用以通报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时的情况以及双方形成的共识。例如《主席与叶利钦总统非正式会晤联合新闻公报》(1999年12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捷克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1999年12月18日)。

(二)公报的特点

1．重要性

公报的机关级别很高，或者是以中央的名义，或者是以国家的名义，或者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公报所涉及的内容，应是党内外、国内外普遍关心和瞩目的重大事件或重要决定。

2．公开性

公报是公诸于众的文件，无需保密，一般也没有主送机关、抄送机关，而是普告天下，一体周知。

3．新闻性

公报的内容都是新近发生的事件或新近作出的决定，属于人民群众关心、应知而未知的事项，要求制作和迅速、及时，因此又具有新闻性特点。

二、公报的分类和写法

(一)会议公报

会议公报是党的重要会议就会议情况或重要决定事项公开的公报，其内容必须是经会议讨论通过并决定公开的。

会议公报的标题由会议名称＋文种名称组成，如《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公报》。

会议公报的正文的写法大致如下：

开头部分，写明会议基本情况。包括会议的时间、地点、出席人员、主持人等。例如《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开头由两个自然段组成。第一段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93年3月5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第二段的内容是：“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84人，中央候补委员125人。有关负责同志49人列席了会议。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基本情况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叙述要素，要写得简明扼要、清楚明白。

主体部分，介绍会议议定情况和主要精神。仍以十四届二中全会公报为例：第三自然段写明“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八五’计划若干指标的建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这是会议的议定事项。下面概括阐述了会议主要精神，主要包括：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要坚定不移；党政机构改革必须抓紧进行；加强廉政建设大力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等。这部分内容的表达要注意层次分明。

结尾部分，提出号召、希望和要求等等。例如上文的结尾：“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更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时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为全面完成党的十四大确定的各项任务而继续努力奋斗。”1993年3月8日《人民日报》。

(二)新闻公报

这是以新闻的形式将重大事件向党内外、国内外公布的文件。其写法与新闻的主要文体消息有些类似。开头部分概括叙述最核心、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接近消息的“导语”部分。接着具体地写明事件的过程以及与此有关的立场、态度、做法、评价等，可以按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来安排层次，类似消息的主体。最后的结语部分也类似消息的结尾，根据情况可写可不写。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斐济群岛共和国新闻公报》，开头部分写了应中国总理朱基的邀请，斐济总理马亨德拉·乔杜里于1999年12月13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主席会见了乔杜里，朱基总理与乔杜里总理举行了正式会谈。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斐济群岛共和国政府关于经济技术合作的协定》等文件。主体部分，以“双方表示”、“双方认为”、“双方重申”等词语领起，分别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双方的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0年第6号。

(三)联合公报

这是政党之间、国家之间、政府之间就某些重大事项或问题经过会谈、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或达成谅解后，双方联合签署的文件。这类公报中有一些双方认可、联合签署的条文，比一般的新闻公报有更多的务实性内容。但联合公报和新闻公报之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有时甚至还可以合为一体。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0年第3号。、《主席与叶利钦总统非正式会晤联合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0年第4号。

联合公报也是分为三大部分撰写。

开头部分写基本情况，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

公报范文篇3

政府公报要实行免费赠阅，根据《意见》要求。赠阅重点向基层单位倾斜，范围要由市向区、镇（街）村（居）延伸。因此，政府公报的印刷数量要适当增加，赠阅范围应逐步扩大，免费赠阅点应与行政服务中心体系同步建设延伸，让更多的群众免费取阅，更好地发挥政府公报传达政令、宣传政策、服务社会的作用。

现将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办好政府公报的意见》粤府〔2011〕2号，为进一步办好佛山市各级政府公报。以下简称《意见》转发给你并结合我市情况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统一政府公报的办刊模式

有些区采用“政报”模式，目前各区的政府公报办刊模式各不相同。有些区没有创办纸质版公报，除顺德区外其他各区都没有创办电子版政府公报。根据《意见》要求，各区要成立政府公报工作机构，统一政府公报的办刊模式：沿用“政报”尽快推进刊物向公报转轨；未创办纸质版公报的要尽快按要求落实；未创办电子版政府公报的要争取早日实现全文上网。

二、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级政府及其部门的规范性文件，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规定。要逐步实行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目前市仍有少数部门对这一规定认识不到位，没有及时把本部门印发的规范性文件报送。根据《意见》要求，市政府各部门要将本部门拟出台的规范性文件送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审查把关，印发后按程序及时报送市府办公室，佛山市人民政府公报》上进行统一。各区也要按要求抓好落实。

三、进一步丰富政府公报的栏目内容

政府公报要进一步增加栏目和内容，除按照规定公布本级政府及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外。如：转载上级政府的重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侧重政府工作的党政联合发文、人事任免等。

公报范文篇4

2006年8月29日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2006年1－6月，县统计局和旅游局对xx堂、xx旅游接待中心、观音洞、颐园果庄、xx酒店和xx大酒店等旅游景点和旅游服务点进行了重点调查。现将调查推算结果公报如下：

一、游客接待情况

（一）调查选点按重点调查方案开展，全部调查点的游客接待能力占全县游客接待能力的一半以上，上半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25万人次。

（二）调查点抽样调查情况。调查点共接待国内游客12.5万人次，日均683人次，游客中就餐人数4.1万人次，日均224人次，过夜人数2.2万人次，日均120人次，乘车人数8.8万人次，日均481人次，参团人数2.1万人次，日均115人次。其中参团旅游人数较多，占总人数的25％。各调查点中，⑴双桂堂接待游客总数为9.1万人次，日均497人次，占调查总数的72.8％，参团游客人数达1.4万人次，日均77人次，占调查总数的66.7％。⑵名豪酒店接待游客1.4万人次，日均77人次，过夜人数最高，为1.1万人次，日均61人次，占调查总数的50％。⑶观音洞共接待游客1.1万人次，日均61人次。⑷蟠龙洞因硬化公路，游客人数锐减。

二、游客来源及旅游目的

我县游客来源表现有四点，一是以重庆市游客为主，占游客总数的90%。二是本县与其他区县游客各占50％左右。三是其他区县游客以万州最多，占26.9％。四是市外游客以成都方向最多，占31.7％。

据调查，来梁游客中以休闲、观光、度假等纯旅游为目的的占54.8%，商务旅游占15.8%，宗教朝拜占15.1％，探亲访友占8.2%，其它占6.1％。

三、我县旅游的特点

（一）“五一”黄金周游客量大。全县共接待游客3万人次，占上半年游客的比重为12％。黄金周期间各调查点的重要指标有三，一是共接待旅游者1.5万人次，日均2143人次，占上半年调查点旅游总接待人数的11.9%。二是游客中就餐人数0.5万人次，日均688人次，占总数的12.2％；过夜人数0.3万人次，日均388人次，占14.3％；乘车人数0.9万人次，日均1285人次，占10.2％。三是参团人数0.4万人次，日均621人次，占19％。

（二）周末游客量大。上半年共有26个周末，调查点共接待游客3.9万人次，周末日均758人次；就餐人数1.3万人次，日均253人次；过夜人数0.7万人次，日均136人次；乘车人数2.7万人次，日均525人次；参团人数1万人次，日均195人次。

（三）“三峡环湖游”日趋成为重庆旅游热线。大量游三峡的外地游客选择从万州上下船，途经xx用餐，高峰期过境游客每天在500人左右，他们都有望选择xx旅游景点游览。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四、游客消费情况

（一）上半年我县的旅游收入为3650万元。其中交通费650万元，食宿费1600万元，购物费500万元，娱乐费225万元。

（二）游客人均消费146元，其中交通费26，住宿费18元，餐饮费46元，游览费12元，娱乐费9元，购物费20元，其他15元。

（三）调查点游客（包括参团游客和散客）消费情况如下：⑴参团游客在我县人均消费225元，其中人均团费123元，购物62元，其他消费40元。⑵散客中，外地游客在我县人均消费235元，其中交通费41元，住宿费35元，餐饮费59元，游览费20元，娱乐费18元，购物费40元，其他22元；xx本地游客人均消费55元，其中交通费10元，餐饮费33元，景区游览费4元，其他费用8元。

五、旅游设施和服务情况

（一）我县的旅游业发展较快，现有星级宾馆4家，一星级1家，二星级3家，四星级名豪酒店正在评审中；国内旅行社2家：双桂、京都，国际旅行社门市部1家：中旅；a级旅游区1家；初级导游8名。

（二）重要的观光景点五个：双桂堂、百里竹海、蟠龙洞、东山国家森林公园、东明湖等，人工湖若干，景点资源十分丰富，给我县的旅游产业提供了很大的开发空间。

公报范文篇5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要求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为促进我省深入开展节能降耗工作，实现“十一五”节能目标，省政府决定建立GDP能耗指标公报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GDP能耗指标公报制度的重要性

建立GDP能耗指标公报制度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确保“十一五”GDP能耗降低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导向和促进作用。省委十届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一五”末我省单位GDP能耗要比“十五”末下降20%左右，这一量化目标突出体现了我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的要求。

二、GDP能耗指标公报制度

（一）年度公报指标为各设区市、杨凌示范区单位GDP能耗及降低率、单位GDP电耗及降低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及降低率。

（二）半年公报指标为各设区市、杨凌示范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及降低率、单位GDP电耗及降低率。

（三）GDP能耗指标公报制度从2006年开始实施。省统计局、省发展改革委每年7月中旬、8月初联合向社会公布上一年度和当年上半年上述公报指标。

（四）万元GDP能耗公布指标以省统计局核定的数据为准。

三、公报制度实施要求

（一）各地各部门要切实重视GDP能耗指标公报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相应的机构，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确保GDP能耗指标公报制度顺利实施。

公报范文篇6

[关键词]《万国公报》；华人编辑；贡献；基督教；思想转变

《万国公报》是美国监理会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并主持的一份刊物，以内容多、时间长、影响大而彰名于晚清时期。近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万国公报》在西学东渐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愈益受到中外史学界的重视。不过，一般研究《万国公报》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万国公报》的创办人与主持人林乐知身上，而很少关注甚至忽视了这份刊物不同时期“襄理笔政”的几位华人知识分子。诚然，林乐知的名字是与《万国公报》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林乐知也就没有《万国公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林乐知藉《万国公报》而获得的赫赫声誉，以及《万国公报》在晚清时期产生的轰动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批华人知识分子的默默辛劳。因此，探讨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的关系，分析并评论他们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对《万国公报》研究的拓展，另一方面也可为如下几个问题的考察提供有价值的借鉴：第一，西方社会福音派(或称自由派)传教士在华兴办文化事业时如何依靠华人知识分子；第二，华人知识分子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三，晚清时期，一批处于“边际人”地位的华人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过程中如何重塑他们的价值理念和信仰。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的《教会新报》。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在出满第300卷后，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7月28日，因林乐知忙于监理会在华的教会事务及创建中西书院，《万国公报》暂时休刊。1889年2月，《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喉舌和机关报得以复刊，直至1907年12月停刊。在《万国公报》刊行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批华人知识分子曾先后应林乐知或广学会之聘，襄理《万国公报》的笔政，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沈毓桂、蔡尔康、任廷旭以及范祎等人。

沈毓桂(1807—1907)，字寿康，号赘翁、匏隐氏、平江赘叟、古吴困学居士等，江苏吴江人。他“少负才名，壮年走马金台，宦游滇省”。1859年为避战乱，到了上海，起初以课授生徒、卖文卖字为生，曾在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任教，又曾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翻译西书。大约在1860年，结识了刚到中国不久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并于1867年接受林乐知的“奉币致聘”，出任林氏的“记室”，协助林乐知办理《教会新报》，自此开始了充当华人编辑的生涯，直至1894年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沈毓桂协助林乐知、陆佩、慕维廉、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共编辑《万国公报》450卷又61册，成为在《万国公报》馆任职时间最长、编辑《万国公报》卷数最多的一名华人编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办理《万国公报》已使其“心血久竭”。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华人编辑，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地位前后有所变化。在自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至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的一段时间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仅是一名普通的华人编辑，其主要职责在于处理《万国公报》的文字事务，并对林乐知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此即其所谓的“襄理报牍”时期。自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至1883年7月28日《万国公报》的暂时休刊，沈毓桂已由一般的编辑一变而成为《万国公报》的“主笔”，开始全面负责《万国公报》的组稿、选稿、编辑和主持评论等工作。此即其所谓的“主张《公报》”时期。1889年2月《万国公报》复刊后，由于林乐知的主要职责在于“专司拟题乞文”及“收卷、编辑”工作，故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主笔”地位仍然没有变化，直至1894年2月。此即其所谓的“仍主报务”时期。也就是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充当一般华人编辑的生涯只有四年多，而出任《万国公报》的“主笔”则长达十余年。由此可以概见沈毓桂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蔡尔康(1852－1922)，字紫绂、芝绂，号缕馨仙史、铸铁生、铸铁庵主等。上海人，出生于嘉定南翔。他自幼邃于经古词章，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然因乡试屡败，失望之余投身报界。1892年，蔡尔康经人推荐，出任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的记室，佐理“译书之役”。1893年底，经李提摩太的“推毂殷拳，贻书介绍”，蔡尔康在中西书院结识了刚由美返华的林乐知。由于此时负责《万国公报》笔政的沈毓桂已届九龄，极想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故而在林乐知面前极力“盛称”蔡尔康。于是，自1894年2月开始，蔡尔康入主《万国公报》馆，接替沈毓桂出任《万国公报》笔政，直至1901年底。在历时八年之久的编辑生涯中，蔡尔康协助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共编辑《万国公报》95册。期间，由他笔录，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口述，合作译撰了大量有关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文章，竭力宣传保清朝、抵外侮、亲英美、倡维新的主张，由此对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维新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

任廷旭，江苏吴江人。早年“专攻举业”，1878年“考授岁贡”，就职吏部，以训导选用。1881年应唐景星之邀，赴沪襄办轮船招商局事宜，“因得问字于特赏五品衔美国进士林君乐知”。1889年奉父命在沪创办养正学堂，“课授中英两学”。1892年因出使大臣崔国因的奏请，被“招致出洋”，但因授例请给川装，“致忤宪意”，被遣回国，回国后，他“杜门养疴，著述自娱”，后在林乐知及李提摩太的邀请下，佐理二人“译书事宜”，并于1900年进入《万国公报》馆，“得随蔡芝绂征君之后，结文字缘”。在出任《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期间，他协助林乐知等人翻译了《保华全书》、《俄国政俗通考》等书，尤其是《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皆出其一人之手。与此同时，他还协助林乐知等人合撰了一批“以学辅教”、“以政论教”的文章，极力宣扬“基督教为格致之源”、“基督教为国政之本”。

范棉，字子美，号丽诲，江苏吴县人。6岁就傅，13岁入学为生员，21岁在家担任塾师，于经史、哲学及诗词均有一定的修养。30岁后，他痛感国势之日陵，又对儒学的治国功效产生怀疑，从而显兴趣于西学新知。1902年，他应林乐知之邀，承乏《万国公报》的“华文记者”，“欲藉《公报》尽一己之义务”，直至1907年12月，成为林乐知晚年的得力助手和后期《万国公报》的主要撰稿人。

除上述四人外，还有两位华人知识分子曾出任过《万国公报》的编辑，一为董明甫，一为袁康。

董明甫，字觉之，江苏南京人，儒生。他于1874年开始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直至1880年4月23日病逝，前后达六年之久。在此期间，其主要职责是对林乐知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董明甫生病期间，林乐知连载于《万国公报》的《环游地球略述》一文，中间有几次延期登载。

至于袁康，具体情况不详。从现有材料看，其名从复刊后《万国公报》第1册开始出现。照此加以推断，袁康是在1889年2月进入《万国公报》馆充当华人编辑的。其主要职责在于与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合作，译述各西方国家的消息，间或为一些传教士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

上述六名华人编辑的国学根柢都较为深厚。沈毓桂“学究中西，覃精坟典”，被时人誉之为一代“耆儒”。蔡尔康“三岁而识字，十岁而读群经，弦诵一堂”，及至“髻年人泮”后，又“岁科十试优等”，还曾“古学两冠通群。学宪黄创立南菁书院，调考骈散体文，拟以古人范蔚宗、近人曾宾谷，取列通省超等第二名，留院肄业。学宪王按试松江，奖以‘名士风流，此才谁与抗手’，许食廪饩。学师宣考以‘倜傥有为，学问淹博’举报优行”。任廷旭也“幼习儒书”，专攻举业，1872年，“学宪江夏彭公奖以‘古调独弹’，拔置例首，补廪膳生”。范祎“幼而读书，嗜诗古文辞之学。年十七八，得宋人之所作而研究之，为性理之学。二十以后，得汉唐人及近世诸先辈说经之所作而研究之，又为考据故训之学”。总之，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基，使这批华人编辑对中国传统的典籍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和了解，而这种文化储备，又为他们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出任《万国公报》的华文笔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长久浸淫在中国传统的典籍之中，又曾在科举的道路上蹒跚十数年或数十年，这批华人编辑的文字功底也见称于时。蔡尔康作诗则“搜罗典宝，如数家珍，是令小儒咋舌”；写文则“多古体字，继令人望而不识，不敢朗诵”。沈毓桂的文章，时人誉之为“秀茂溢于行间，和粹流于简外；藉王、扬以攀屈、宋，左徐、庾而右韩、苏”。任廷旭“为文规仿八家，诗亦不名一格，骈体寝馈六朝，词曲尤得花间草堂余韻”。他之所以被“招致出洋”，就因为其“华英文理俱优”。正是他们的这种文字功底，从而使得《万国公报》上登载一些传教士署名的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而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采。

上述数名华人编辑不仅国学根基深厚，文字功底见称于时，而且在出任《万国公报》华文笔政之前对西学新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有的还有过办报的经验。沈毓桂自1859年到上海后，就协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艾约瑟、慕维廉、伟烈亚力等人翻译西书，从此涉足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在华文化活动，历50年而不改其志。协助西方传教士翻译西书，使得沈毓桂于“泰西古今典籍、政令、风俗”，“概能洞悉源流，深明本末”。与此同时，沈毓桂还在《申报》馆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蔡尔康“屡读《公报》，继复读《中西关系略论》，知先生(林乐知——引者)之代为吾华谋者至深且远，未尝不掩卷太息”。“二十岁后，出佐《申报》三年，继主《沪报》八年，继创《新闻报》五月”。任职《申报》期间，曾为傅兰雅创办的《格致汇编》写过评论。任廷旭“长耽西学”，1892年随使出洋，“得亲睹美洲新国之政俗”，“心向往之”。范讳30岁后，“激刺于国势之日陵，悔儒术之迂疏寡效，乃更取算数物理之书读焉”。而袁康之所以能协助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译述各西方国家的消息，也是因为其对西方国家的情况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董明甫在进入《万国公报》馆前，曾于1868年从事《上海新报》的编辑工作。上述经历和活动，尤其是对西学新知的接纳和认同，使得这批华人编辑在原有的传统知识之外，又具备了一定的西学素养，这种素养为他们介绍西学、西政，评议中国的政治的得失以及鼓吹变革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他们显示出了与传统文人不同的特点。

在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的过程中，华人编辑们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如下三种途径而得以体现，即贯彻执行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确定的编辑方针，为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最重要的则是自己在《万国公报》上撰文、选用外稿及对《万国公报》刊载的文章加以按语和评论。

作为一名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对西方国家报刊的功能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说：“泰西新报之设，由来久矣。凡天文、地理、国政、民情与夫格致、贸易、教会诸大端，莫不研精竭虑，切实发挥，非但有裨于当世，且可垂训于来兹矣。”但他同时又意识到，报刊既可以益人，也可以误人，这就取决于报刊主笔的常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如果主笔“学必足以断事之虚实，识必足以辨事之是非，而后新报不为诬也”。而“若虚实混淆，是非颠倒，新报之贻羞也”。基于此，林乐知在改《教会新报》为《万国公报》时，多次宣称：“予作《万国公报》，予非率尔操觚，且非为牟利起见，不过尽予之心，以期有益于人，有便于人已。”“《公报》何为而作哉?选西国之新闻，登中原之实事，不假修饰，务在率真，奚事铺张，惟求核实，十八省中传遍殆尽。”在给漱六山房居士的回信中，他强调说：“本馆新报论文，措词自有定见，雅不喜以华样之新而失立言之要也。本报中间或有论及时事之处，质言之而已矣。至若翻译各国西字新报，一字一句，皆从西字中脱胎而出，不敢增损一字一句之意，亦不敢参以私意而妄腾口说也。”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林乐知对《万国公报》的编辑作了明确的规定：(一)各处寄来的稿件，“悉照原稿原意”，但必须是“时新有益世道之件”。如果稿件多虚诞荒谬之词、秽亵轻佻之事，而又用艳丽香奁体格，则“概不录收”。也就是说，稿件的作者“惟实事求是，不叩虚无而索有，不向寂寞以求音”。(二)稿件的作者应“谨慎小心，立言不朽”。与其笔墨招愆，“何如守金人之戒而缄其口耶?”换言之，“知乎国政者勿轻言而不知忌讳，关乎名节者勿妄论而有悮前程”。(三)节录他报的文章，务须注明出处。因为“泰西报馆定例，凡闻见未闻之处，可旁采他报以实篇幅，而必令注明所出自者，盖以防掠美，杜夺利也”。“大凡各报新登各国公件，无论何报皆可登录，惟须何报随后录登，应当注明此则于何报抄录，亦循西报各新闻之成例也”。(四)在处理各处寄来稿件的过程中，“事之是者录之，事之非者去之，以大公无我之心，作大公无我之报，听阅者之去取可也”。如此做的目的，“一免辜负作者之苦心，二则不致误报之凡例”。

对于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确定的上述编辑方针，华人知识分子不仅深有同感，而且坚决予以贯彻执行。沈毓桂认为，“泰西新报，厥类綦多”。之所以如此，“恐民庶之见闻狭隘而不谙事理，不识学问，未免冥顽梗化，是亦贻国家之忧”。新报的广为开设，“使诸色人等各随所见以增其新闻，各就所闻以扩其所见，且得通上下之情，辨贤愚之判，悉利害之由，而耳目不致有所蒙蔽矣，事理不致有所隔阂矣，见闻可以渊博矣”。基于这一认识，在编辑《万国公报》期间，他“一以西报为准，不敢攻讦隐私，存厚道也，不敢颠倒黑白，存直道也；更不敢借之以相倾轧，以自标榜，则以其非循分之道而戒之也。其他描摹淫蝶，绘写冶情，搆楼阁于空虚，恣笔墨为游戏，暨乎放口风流之篇什，嬉笑怒骂之文章，俱列专条，同悬例禁，亦以其害道而绝之”。蔡尔康则“念月报之重于日报也，只字不敢苟下，片语不也妄发，惟是兢兢业业，孜孜砣砣。搜采瀛环一二日万乘之新政，刊削里巷数千百辈九腔十八调之委谭……费二虎九牛之力，辟六虚而衷一实，具两造而听五辞”。范讳在承乏《万国公报》的“华文记者”后，与林乐知“或用其口，或用其手”，同样是“砣砣孳孳，昕夕不遑，殚精竭虑”。

《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们不仅有此言论，而行动也是如此。1875年12月1日，浅眼道人《中土日报虽渐增未若西国获益论》一文要求刊登在《万国公报》上，但华人编辑在审读之后，认为此文因“有与别报辨驳之意”，不符<万国公报》的要求，故而未予登载。同年9月17日，山东墨县一位姓袁的作者投稿《万国公报》，论及“英国与中国之事”，而沈毓桂则认为，“本报已得天津消息，英国为马戈利被杀与中国议办已成”，故“此论亦不必登报”。1896年9月，《万国公报》馆的华人编辑曾致信香港各日报馆，对各日报馆转录《万国公报》的文章而未予注明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指出：“各贵馆地处英藩，人多西籍，既刊报纸，宜设例文。乃敝报(《万国公报》——引者)逐月行销，多蒙俯赐甄录，其为通行文件，敝报亦得自钞，胥固未便有所陈说。若夫拙著之新论，选择之新事，亦复不嫌庸俗，振笔直钞。更或未解精微，削趾适履，乃至篇未戛然而止，一若不屑道敝馆之名者，抑未知何取于敝馆之文也?”

上述数例，远非华人知识分子为贯彻执行林乐知确定的编辑方针所做工作的全部，但足可以说明，林乐知确定的编辑方针，华人知识分子是做到了。他们既没有“偶轶报例”，也没有“稍负林君”。

由于华人编辑的身体力行，《万国公报》在当时就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有谓“《公报》立论不偏不倚，可为新报之法”。也有的说：“《万国公报》……尤《春秋》之作。……观其记事，凯切详明，褒则可褒，贬则可贬，行三代之直道。……其旌人之善，不过其实。”还有的说，《万国公报》“首登中外互有裨益之事，末译各国有关大局之新闻，事实有征，词无泛没。其考证则有典有则，殚见博闻；其策论则批隙导窍，发聩振聋，诚为当世不可无之报”。甚至还有人认为，《万国公报》“论事不嫌其质，既不使气而矜才；选词只率其真，复不争有奇而斗靡，望之平庸，接之确凿”。

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如何?梁启超对此有过评论。他曾说：“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华言，至其能读书者希焉，能以华文缀文著书者益希焉。”此可概见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但是，检阅《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署名的文章，却可以发现，这些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显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采。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有一批华人知识分子为之笔述、加工以及润色。

由华人知识分子为传教士的著作进行笔述和润色早在明末利玛窦时代即已开始。“利玛窦及其耶稣会士教友和继承人始终都与文化人保持着接触，而这些文人对于传教士们著作的最终修订起过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对于那些出自传教士们的著作，口译之后似乎就要用文人整理，中国文人们在对著作的定稿和最后润色时起了关键作用。到了晚清时期，这种合作方式更为普遍。在《万国公报》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传教士和华人知识分子共同署名的文章，林乐知等传教士署树义、述意、译意、述略、命意、造意、授意、口译以及口述等，而华人知识分子则署汇编、撰文、属文、遣词、作文、笔述、手志、手书、手录以及记言等。这种合作方式在当时被人称为“林君之口，蔡君之手”。

“林君之口，蔡君之手”的具体做法是：“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文，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人斟酌何法可明；若华人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稿改正，令合于中国文法。……因华士详慎郢斯，其讹则少，而文法甚精。”这一点，可从蔡尔康等人为李提摩太笔述的《诸女士献经祝暇记》中得到说明，从中可以窥见华人知识分子在中外合作方式中所起的作用。

对于华人知识分子在中外合作方式中所起的作用，林乐知并不讳言。他对沈毓桂的编辑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余与先生相交最久，相契殊深，平时为余臂助者，盖难視举。”“前编《万国公报》，有条不紊，不为通人所诟病者，咸惟先生是赖。今重辑报章，又二载有半矣，体裁益为精审，一时几于不胫而走，而先生之心思才力于是亦耗费尽矣。”又说，他与蔡尔康的合作十分默契。“余之舌，子之笔，将如形之于影，水之于气，融华美以一冶。”两人的合作就好比“蛩蜃相生，蟹蛄相倚”，谁也离不开谁。

当然，在中外合作的方式中，传教士与《万国公报》华人编辑的地位还是有主次之分的。传教士一般居于主导地位，而华人编辑则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除根据传教士口述进行撰文以外，还以如下三种方式参与《万国公报》的编辑工作。

第一，直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文章。其中以沈毓桂为最多，共计近300篇，而蔡尔康、任廷旭、范棉、袁康等则相对要少得多，分别为56、15、10、2篇(未包括与传教士合作的文章)，董明甫则没有一篇。这些文章的内容大致不外乎三个方面，即倡言变革、介绍西学、宣传基督教，从而与《万国公报》的宣传主旨及重点十分吻合。

第二，通过《万国公报》为中国人发表文章。复刊后非《万国公报》编辑人员的文章以王韬为最多，这些文章多从《搜园文录外编》中选登。王韬与沈毓桂关系密切。沈毓桂曾说：“紫铨广文，吴中耆宿也，与仆交最久，谊最深。”由此可以断定，是沈毓桂把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的一部分文章重新刊登在《万国公报》上的。与此同时，由于沈毓桂曾参加过格致书院1889的秋季特课，其撰写的《圣人有四府论》、《救荒备荒目前宜如何为尽善策》及《铸银币得失说》获超等第九名，故而在其编辑复刊后的《万国公报》期间，自第26册始，直至第60册，先后登载了曾参加格致书院考课并获名次的其他人的课卷，分别为王佐才的《中国创设铁路利弊论》(第26册至第28册连载)、胡永吉的《物体凝流二质论》(第42册)、蒋超的《轮船电报两事宜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第50册)、冯徵的《黑龙江通肯河一带请开民屯议》(第56册)、杨史彬的《论采炼钢铁纺纱织布》(第59册至第60册连载)。另外，沈毓桂还在《万国公报》上刊载了其师张渊甫的(性说》一文。孙中山的《上李得相书》，也是因为王韬的关系，由沈毓桂推荐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宋怒的《上合肥傅相书》得以发表于《万国公报》，是因为他在1896年持此稿拜访蔡尔康，蔡尔康认为该书“恣肆，极文章之能事”，且“陈义之高，命意之远，尤鄙人所怀欲白之而未有路者”，故而将其登载在《万国公报》第101册上，“以质海内”。上述数例可以充分说明，《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有一定的选用外稿之权。

公报范文篇7

郑尚哲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的开头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这些工作主要是，中央政治局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隆重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万众一心，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全力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力度，取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明显成效，推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健康开展，加快推进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维护民族地区社会大局稳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领导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相继实现了“三个历史性转变”，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

郑尚哲特别提醒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对我国当前的形势作了新的概括，认为我国当前正处在“三个大”的时期：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给我国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五化”）深入发展，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这里，要注意到一个新的提法，就是在以前提到的艰巨性、复杂性的后面，增加了一个‘繁重性’，这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时局的判断更加清醒和准确。”郑尚哲如是说。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在指出“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时，概括了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这“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所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提醒全党“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的一个很重要的亮点，是系统总结了党执政60年来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的六条基本经验。”郑尚哲说，“这六条基本经验，也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我们一定要好好研究和把握。”这六条基本经验是：第一，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第二，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第三，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第四，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五，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第六，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这些基本经验，必须倍加重视、倍加珍惜，必须作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在实践中要怎么贯彻落实呢？”郑尚哲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四个着眼于’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立足点。”这就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党的建设总体部署，按照党章要求，着眼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着眼于增强全党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着眼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五

个方面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在此，郑尚哲还提醒说：“‘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前的‘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界定，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目标定位，值得关注。”

郑尚哲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简要地提到了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作出的“六个方面部署”：一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二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三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善于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四要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五要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六要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在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时候，有几个提法让人眼睛一亮。”郑尚哲说，这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提出“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问题。《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世界在变化，形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第二，必须按照“四项要求”，即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这“四项要求”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指明方向。这里，还要强调的是，我们党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当作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来看待。第三，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我们以往经常提到的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多提的两个“化”，也非常重要。

关于党内民主问题，郑尚哲说，“‘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十六大的一个提法，十七在明确提出了党内民主的发展目标，而这次全会则对党内民主建设的重点进行了设计和安排。”他说，有一个提法很值注意，就是要“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全会认为，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就在于──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的战斗堡垒。“党的基层组织在基层要发挥哪‘四个作用’？《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党的基层组织要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使广大党员牢记宗旨、心系群众。要推进基层党组织工作创新，增强党员队伍生机活力，建设高素质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郑尚哲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基层组织建设重点是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这必须在实践中认真贯彻。”

公报范文篇8

[关键词]《万国公报》；华人编辑；贡献；基督教；思想转变

《万国公报》是美国监理会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并主持的一份刊物，以内容多、时间长、影响大而彰名于晚清时期。近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万国公报》在西学东渐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愈益受到中外史学界的重视。不过，一般研究《万国公报》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万国公报》的创办人与主持人林乐知身上，而很少关注甚至忽视了这份刊物不同时期“襄理笔政”的几位华人知识分子。诚然，林乐知的名字是与《万国公报》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林乐知也就没有《万国公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林乐知藉《万国公报》而获得的赫赫声誉，以及《万国公报》在晚清时期产生的轰动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批华人知识分子的默默辛劳。因此，探讨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的关系，分析并评论他们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对《万国公报》研究的拓展，另一方面也可为如下几个问题的考察提供有价值的借鉴：第一，西方社会福音派(或称自由派)传教士在华兴办文化事业时如何依靠华人知识分子；第二，华人知识分子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三，晚清时期，一批处于“边际人”地位的华人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过程中如何重塑他们的价值理念和信仰。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的《教会新报》。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在出满第300卷后，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7月28日，因林乐知忙于监理会在华的教会事务及创建中西书院，《万国公报》暂时休刊。1889年2月，《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喉舌和机关报得以复刊，直至1907年12月停刊。在《万国公报》刊行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批华人知识分子曾先后应林乐知或广学会之聘，襄理《万国公报》的笔政，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沈毓桂、蔡尔康、任廷旭以及范祎等人。

沈毓桂(1807—1907)，字寿康，号赘翁、匏隐氏、平江赘叟、古吴困学居士等，江苏吴江人。他“少负才名，壮年走马金台，宦游滇省”。1859年为避战乱，到了上海，起初以课授生徒、卖文卖字为生，曾在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任教，又曾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翻译西书。大约在1860年，结识了刚到中国不久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并于1867年接受林乐知的“奉币致聘”，出任林氏的“记室”，协助林乐知办理《教会新报》，自此开始了充当华人编辑的生涯，直至1894年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沈毓桂协助林乐知、陆佩、慕维廉、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共编辑《万国公报》450卷又61册，成为在《万国公报》馆任职时间最长、编辑《万国公报》卷数最多的一名华人编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办理《万国公报》已使其“心血久竭”。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华人编辑，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地位前后有所变化。在自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至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的一段时间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仅是一名普通的华人编辑，其主要职责在于处理《万国公报》的文字事务，并对林乐知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此即其所谓的“襄理报牍”时期。自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至1883年7月28日《万国公报》的暂时休刊，沈毓桂已由一般的编辑一变而成为《万国公报》的“主笔”，开始全面负责《万国公报》的组稿、选稿、编辑和主持评论等工作。此即其所谓的“主张《公报》”时期。1889年2月《万国公报》复刊后，由于林乐知的主要职责在于“专司拟题乞文”及“收卷、编辑”工作，故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主笔”地位仍然没有变化，直至1894年2月。此即其所谓的“仍主报务”时期。也就是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充当一般华人编辑的生涯只有四年多，而出任《万国公报》的“主笔”则长达十余年。由此可以概见沈毓桂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蔡尔康(1852－1922)，字紫绂、芝绂，号缕馨仙史、铸铁生、铸铁庵主等。上海人，出生于嘉定南翔。他自幼邃于经古词章，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然因乡试屡败，失望之余投身报界。1892年，蔡尔康经人推荐，出任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的记室，佐理“译书之役”。1893年底，经李提摩太的“推毂殷拳，贻书介绍”，蔡尔康在中西书院结识了刚由美返华的林乐知。由于此时负责《万国公报》笔政的沈毓桂已届九龄，极想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故而在林乐知面前极力“盛称”蔡尔康。于是，自1894年2月开始，蔡尔康入主《万国公报》馆，接替沈毓桂出任《万国公报》笔政，直至1901年底。在历时八年之久的编辑生涯中，蔡尔康协助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共编辑《万国公报》95册。期间，由他笔录，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口述，合作译撰了大量有关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文章，竭力宣传保清朝、抵外侮、亲英美、倡维新的主张，由此对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维新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

任廷旭，江苏吴江人。早年“专攻举业”，1878年“考授岁贡”，就职吏部，以训导选用。1881年应唐景星之邀，赴沪襄办轮船招商局事宜，“因得问字于特赏五品衔美国进士林君乐知”。1889年奉父命在沪创办养正学堂，“课授中英两学”。1892年因出使大臣崔国因的奏请，被“招致出洋”，但因授例请给川装，“致忤宪意”，被遣回国，回国后，他“杜门养疴，著述自娱”，后在林乐知及李提摩太的邀请下，佐理二人“译书事宜”，并于1900年进入《万国公报》馆，“得随蔡芝绂征君之后，结文字缘”。在出任《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期间，他协助林乐知等人翻译了《保华全书》、《俄国政俗通考》等书，尤其是《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皆出其一人之手。与此同时，他还协助林乐知等人合撰了一批“以学辅教”、“以政论教”的文章，极力宣扬“基督教为格致之源”、“基督教为国政之本”。

范棉，字子美，号丽诲，江苏吴县人。6岁就傅，13岁入学为生员，21岁在家担任塾师，于经史、哲学及诗词均有一定的修养。30岁后，他痛感国势之日陵，又对儒学的治国功效产生怀疑，从而显兴趣于西学新知。1902年，他应林乐知之邀，承乏《万国公报》的“华文记者”，“欲藉《公报》尽一己之义务”，直至1907年12月，成为林乐知晚年的得力助手和后期《万国公报》的主要撰稿人。

除上述四人外，还有两位华人知识分子曾出任过《万国公报》的编辑，一为董明甫，一为袁康。

董明甫，字觉之，江苏南京人，儒生。他于1874年开始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直至1880年4月23日病逝，前后达六年之久。在此期间，其主要职责是对林乐知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董明甫生病期间，林乐知连载于《万国公报》的《环游地球略述》一文，中间有几次延期登载。

至于袁康，具体情况不详。从现有材料看，其名从复刊后《万国公报》第1册开始出现。照此加以推断，袁康是在1889年2月进入《万国公报》馆充当华人编辑的。其主要职责在于与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合作，译述各西方国家的消息，间或为一些传教士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

上述六名华人编辑的国学根柢都较为深厚。沈毓桂“学究中西，覃精坟典”，被时人誉之为一代“耆儒”。蔡尔康“三岁而识字，十岁而读群经，弦诵一堂”，及至“髻年人泮”后，又“岁科十试优等”，还曾“古学两冠通群。学宪黄创立南菁书院，调考骈散体文，拟以古人范蔚宗、近人曾宾谷，取列通省超等第二名，留院肄业。学宪王按试松江，奖以‘名士风流，此才谁与抗手’，许食廪饩。学师宣考以‘倜傥有为，学问淹博’举报优行”。任廷旭也“幼习儒书”，专攻举业，1872年，“学宪江夏彭公奖以‘古调独弹’，拔置例首，补廪膳生”。范祎“幼而读书，嗜诗古文辞之学。年十七八，得宋人之所作而研究之，为性理之学。二十以后，得汉唐人及近世诸先辈说经之所作而研究之，又为考据故训之学”。总之，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基，使这批华人编辑对中国传统的典籍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和了解，而这种文化储备，又为他们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出任《万国公报》的华文笔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长久浸淫在中国传统的典籍之中，又曾在科举的道路上蹒跚十数年或数十年，这批华人编辑的文字功底也见称于时。蔡尔康作诗则“搜罗典宝，如数家珍，是令小儒咋舌”；写文则“多古体字，继令人望而不识，不敢朗诵”。沈毓桂的文章，时人誉之为“秀茂溢于行间，和粹流于简外；藉王、扬以攀屈、宋，左徐、庾而右韩、苏”。任廷旭“为文规仿八家，诗亦不名一格，骈体寝馈六朝，词曲尤得花间草堂余韻”。他之所以被“招致出洋”，就因为其“华英文理俱优”。正是他们的这种文字功底，从而使得《万国公报》上登载一些传教士署名的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而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采。

上述数名华人编辑不仅国学根基深厚，文字功底见称于时，而且在出任《万国公报》华文笔政之前对西学新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有的还有过办报的经验。沈毓桂自1859年到上海后，就协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艾约瑟、慕维廉、伟烈亚力等人翻译西书，从此涉足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在华文化活动，历50年而不改其志。协助西方传教士翻译西书，使得沈毓桂于“泰西古今典籍、政令、风俗”，“概能洞悉源流，深明本末”。与此同时，沈毓桂还在《申报》馆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蔡尔康“屡读《公报》，继复读《中西关系略论》，知先生(林乐知——引者)之代为吾华谋者至深且远，未尝不掩卷太息”。“二十岁后，出佐《申报》三年，继主《沪报》八年，继创《新闻报》五月”。任职《申报》期间，曾为傅兰雅创办的《格致汇编》写过评论。任廷旭“长耽西学”，1892年随使出洋，“得亲睹美洲新国之政俗”，“心向往之”。范讳30岁后，“激刺于国势之日陵，悔儒术之迂疏寡效，乃更取算数物理之书读焉”。而袁康之所以能协助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译述各西方国家的消息，也是因为其对西方国家的情况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董明甫在进入《万国公报》馆前，曾于1868年从事《上海新报》的编辑工作。上述经历和活动，尤其是对西学新知的接纳和认同，使得这批华人编辑在原有的传统知识之外，又具备了一定的西学素养，这种素养为他们介绍西学、西政，评议中国的政治的得失以及鼓吹变革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他们显示出了与传统文人不同的特点。

在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的过程中，华人编辑们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如下三种途径而得以体现，即贯彻执行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确定的编辑方针，为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最重要的则是自己在《万国公报》上撰文、选用外稿及对《万国公报》刊载的文章加以按语和评论。

作为一名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对西方国家报刊的功能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说：“泰西新报之设，由来久矣。凡天文、地理、国政、民情与夫格致、贸易、教会诸大端，莫不研精竭虑，切实发挥，非但有裨于当世，且可垂训于来兹矣。”但他同时又意识到，报刊既可以益人，也可以误人，这就取决于报刊主笔的常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如果主笔“学必足以断事之虚实，识必足以辨事之是非，而后新报不为诬也”。而“若虚实混淆，是非颠倒，新报之贻羞也”。基于此，林乐知在改《教会新报》为《万国公报》时，多次宣称：“予作《万国公报》，予非率尔操觚，且非为牟利起见，不过尽予之心，以期有益于人，有便于人已。”“《公报》何为而作哉?选西国之新闻，登中原之实事，不假修饰，务在率真，奚事铺张，惟求核实，十八省中传遍殆尽。”在给漱六山房居士的回信中，他强调说：“本馆新报论文，措词自有定见，雅不喜以华样之新而失立言之要也。本报中间或有论及时事之处，质言之而已矣。至若翻译各国西字新报，一字一句，皆从西字中脱胎而出，不敢增损一字一句之意，亦不敢参以私意而妄腾口说也。”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林乐知对《万国公报》的编辑作了明确的规定：(一)各处寄来的稿件，“悉照原稿原意”，但必须是“时新有益世道之件”。如果稿件多虚诞荒谬之词、秽亵轻佻之事，而又用艳丽香奁体格，则“概不录收”。也就是说，稿件的作者“惟实事求是，不叩虚无而索有，不向寂寞以求音”。(二)稿件的作者应“谨慎小心，立言不朽”。与其笔墨招愆，“何如守金人之戒而缄其口耶?”换言之，“知乎国政者勿轻言而不知忌讳，关乎名节者勿妄论而有悮前程”。(三)节录他报的文章，务须注明出处。因为“泰西报馆定例，凡闻见未闻之处，可旁采他报以实篇幅，而必令注明所出自者，盖以防掠美，杜夺利也”。“大凡各报新登各国公件，无论何报皆可登录，惟须何报随后录登，应当注明此则于何报抄录，亦循西报各新闻之成例也”。(四)在处理各处寄来稿件的过程中，“事之是者录之，事之非者去之，以大公无我之心，作大公无我之报，听阅者之去取可也”。如此做的目的，“一免辜负作者之苦心，二则不致误报之凡例”。

对于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确定的上述编辑方针，华人知识分子不仅深有同感，而且坚决予以贯彻执行。沈毓桂认为，“泰西新报，厥类綦多”。之所以如此，“恐民庶之见闻狭隘而不谙事理，不识学问，未免冥顽梗化，是亦贻国家之忧”。新报的广为开设，“使诸色人等各随所见以增其新闻，各就所闻以扩其所见，且得通上下之情，辨贤愚之判，悉利害之由，而耳目不致有所蒙蔽矣，事理不致有所隔阂矣，见闻可以渊博矣”。基于这一认识，在编辑《万国公报》期间，他“一以西报为准，不敢攻讦隐私，存厚道也，不敢颠倒黑白，存直道也；更不敢借之以相倾轧，以自标榜，则以其非循分之道而戒之也。其他描摹淫蝶，绘写冶情，搆楼阁于空虚，恣笔墨为游戏，暨乎放口风流之篇什，嬉笑怒骂之文章，俱列专条，同悬例禁，亦以其害道而绝之”。蔡尔康则“念月报之重于日报也，只字不敢苟下，片语不也妄发，惟是兢兢业业，孜孜砣砣。搜采瀛环一二日万乘之新政，刊削里巷数千百辈九腔十八调之委谭……费二虎九牛之力，辟六虚而衷一实，具两造而听五辞”。范讳在承乏《万国公报》的“华文记者”后，与林乐知“或用其口，或用其手”，同样是“砣砣孳孳，昕夕不遑，殚精竭虑”。

《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们不仅有此言论，而行动也是如此。1875年12月1日，浅眼道人《中土日报虽渐增未若西国获益论》一文要求刊登在《万国公报》上，但华人编辑在审读之后，认为此文因“有与别报辨驳之意”，不符<万国公报》的要求，故而未予登载。同年9月17日，山东墨县一位姓袁的作者投稿《万国公报》，论及“英国与中国之事”，而沈毓桂则认为，“本报已得天津消息，英国为马戈利被杀与中国议办已成”，故“此论亦不必登报”。1896年9月，《万国公报》馆的华人编辑曾致信香港各日报馆，对各日报馆转录《万国公报》的文章而未予注明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指出：“各贵馆地处英藩，人多西籍，既刊报纸，宜设例文。乃敝报(《万国公报》——引者)逐月行销，多蒙俯赐甄录，其为通行文件，敝报亦得自钞，胥固未便有所陈说。若夫拙著之新论，选择之新事，亦复不嫌庸俗，振笔直钞。更或未解精微，削趾适履，乃至篇未戛然而止，一若不屑道敝馆之名者，抑未知何取于敝馆之文也?”

上述数例，远非华人知识分子为贯彻执行林乐知确定的编辑方针所做工作的全部，但足可以说明，林乐知确定的编辑方针，华人知识分子是做到了。他们既没有“偶轶报例”，也没有“稍负林君”。

由于华人编辑的身体力行，《万国公报》在当时就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有谓“《公报》立论不偏不倚，可为新报之法”。也有的说：“《万国公报》……尤《春秋》之作。……观其记事，凯切详明，褒则可褒，贬则可贬，行三代之直道。……其旌人之善，不过其实。”还有的说，《万国公报》“首登中外互有裨益之事，末译各国有关大局之新闻，事实有征，词无泛没。其考证则有典有则，殚见博闻；其策论则批隙导窍，发聩振聋，诚为当世不可无之报”。甚至还有人认为，《万国公报》“论事不嫌其质，既不使气而矜才；选词只率其真，复不争有奇而斗靡，望之平庸，接之确凿”。

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如何?梁启超对此有过评论。他曾说：“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华言，至其能读书者希焉，能以华文缀文著书者益希焉。”此可概见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但是，检阅《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署名的文章，却可以发现，这些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显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采。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有一批华人知识分子为之笔述、加工以及润色。

由华人知识分子为传教士的著作进行笔述和润色早在明末利玛窦时代即已开始。“利玛窦及其耶稣会士教友和继承人始终都与文化人保持着接触，而这些文人对于传教士们著作的最终修订起过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对于那些出自传教士们的著作，口译之后似乎就要用文人整理，中国文人们在对著作的定稿和最后润色时起了关键作用。到了晚清时期，这种合作方式更为普遍。在《万国公报》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传教士和华人知识分子共同署名的文章，林乐知等传教士署树义、述意、译意、述略、命意、造意、授意、口译以及口述等，而华人知识分子则署汇编、撰文、属文、遣词、作文、笔述、手志、手书、手录以及记言等。这种合作方式在当时被人称为“林君之口，蔡君之手”。

“林君之口，蔡君之手”的具体做法是：“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文，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人斟酌何法可明；若华人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稿改正，令合于中国文法。……因华士详慎郢斯，其讹则少，而文法甚精。”这一点，可从蔡尔康等人为李提摩太笔述的《诸女士献经祝暇记》中得到说明，从中可以窥见华人知识分子在中外合作方式中所起的作用。

对于华人知识分子在中外合作方式中所起的作用，林乐知并不讳言。他对沈毓桂的编辑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余与先生相交最久，相契殊深，平时为余臂助者，盖难視举。”“前编《万国公报》，有条不紊，不为通人所诟病者，咸惟先生是赖。今重辑报章，又二载有半矣，体裁益为精审，一时几于不胫而走，而先生之心思才力于是亦耗费尽矣。”又说，他与蔡尔康的合作十分默契。“余之舌，子之笔，将如形之于影，水之于气，融华美以一冶。”两人的合作就好比“蛩蜃相生，蟹蛄相倚”，谁也离不开谁。

当然，在中外合作的方式中，传教士与《万国公报》华人编辑的地位还是有主次之分的。传教士一般居于主导地位，而华人编辑则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除根据传教士口述进行撰文以外，还以如下三种方式参与《万国公报》的编辑工作。

第一，直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文章。其中以沈毓桂为最多，共计近300篇，而蔡尔康、任廷旭、范棉、袁康等则相对要少得多，分别为56、15、10、2篇(未包括与传教士合作的文章)，董明甫则没有一篇。这些文章的内容大致不外乎三个方面，即倡言变革、介绍西学、宣传基督教，从而与《万国公报》的宣传主旨及重点十分吻合。

第二，通过《万国公报》为中国人发表文章。复刊后非《万国公报》编辑人员的文章以王韬为最多，这些文章多从《搜园文录外编》中选登。王韬与沈毓桂关系密切。沈毓桂曾说：“紫铨广文，吴中耆宿也，与仆交最久，谊最深。”由此可以断定，是沈毓桂把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的一部分文章重新刊登在《万国公报》上的。与此同时，由于沈毓桂曾参加过格致书院1889的秋季特课，其撰写的《圣人有四府论》、《救荒备荒目前宜如何为尽善策》及《铸银币得失说》获超等第九名，故而在其编辑复刊后的《万国公报》期间，自第26册始，直至第60册，先后登载了曾参加格致书院考课并获名次的其他人的课卷，分别为王佐才的《中国创设铁路利弊论》(第26册至第28册连载)、胡永吉的《物体凝流二质论》(第42册)、蒋超的《轮船电报两事宜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第50册)、冯徵的《黑龙江通肯河一带请开民屯议》(第56册)、杨史彬的《论采炼钢铁纺纱织布》(第59册至第60册连载)。另外，沈毓桂还在《万国公报》上刊载了其师张渊甫的(性说》一文。孙中山的《上李得相书》，也是因为王韬的关系，由沈毓桂推荐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宋怒的《上合肥傅相书》得以发表于《万国公报》，是因为他在1896年持此稿拜访蔡尔康，蔡尔康认为该书“恣肆，极文章之能事”，且“陈义之高，命意之远，尤鄙人所怀欲白之而未有路者”，故而将其登载在《万国公报》第101册上，“以质海内”。上述数例可以充分说明，《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有一定的选用外稿之权。

公报范文篇9

为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各级政府公报编辑出版工作的通知》精神，切实加强省、市、区政府公报的收发、学习、管理和运用工作，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公报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职能作用，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建立和落实省、市、区政府公报的收发、学习、管理和运用工作。从2012年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不定期组织对省、市、区政府公报的收发、学习、管理和运用工作进行检查，了解和掌握全区工作动态，督促管理我区对各级政府公报的收发、学习、管理和运用工作，充分发挥政府公报在公开政府信息、推进政务公开、促进依法行政中的积极作用。

二、各镇（街）党政办公室、各村（居）委会对公报工作要实行专人负责制，要明确一名工作人员，专人负责各级政府公报的收发、学习、管理和运用工作。管理人员要做好各级政府公报的收发登记、学习记录工作，做到常态管理。

公报范文篇10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建共享，关键在党

六中全会公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专家叶笃初：和谐社会建设需要集全社会之力，而党更是其中关键，即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提出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加强党的领导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两个方面的问题，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公报通过“六个必须”对党提出了具体的部署和要求，有很强的针对性、现实性和指导性。“把握方向，制定政策，整合力量，营造环境”，这16个字概括了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担负的领导责任。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公报提出“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最终要落实在基层，因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通过基层表现出来的。党员干部要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先行者和模范，但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对党的一次考验，无论是认识水平，还是领导水平，都需要进一步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需要不断深化认识，防止“急性病”和“慢性病”，把握好力度、进度和尺度。

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以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六中全会公报提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研究员：发展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这一点至关重要。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做不大，仅仅在分蛋糕上做文章，社会和谐的目标最终是难以达到的。从促进社会和谐的角度说，发展是一个硬道理。另一方面，我们所讲的发展应当是科学发展。这是为了使发展更加全面、协调和可持续，不是大起大落，不是片面推进，避免付出过高的资源、环境和社会冲突代价，归根结底，是为了使发展过程更顺利一些，发展成果更好地被全体人民分享，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公报特别强调要注重发展社会事业，这是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的重要判断。实现科学发展，需要统筹处理一系列重要关系，包括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等。统筹处理这些关系，关键是要深刻认识这些关系的内在联系，片面强调某个方面的发展都是不好的。特别是像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的问题，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近年来大家反映较多，意见较大，是我们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表现。抓紧解决这些问题，在相关领域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既是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对责任政府提出新课题

六中全会公报提出：“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教授：很多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随着开放与发展的进步，社会要经过一个转型期。在今天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多元化的环境下，政府首先要做的是为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建立提供制度平台。六中全会公报的要求，为各级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在建立各类社会管理机制方面，各级政府一方面要尽职尽责地履行政府职能，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另一方面也要权衡各种政策工具的成本，充分鼓励扶持各种社会自治性机制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一种社会管理的新局面。

加紧制度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六中全会公报提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教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康水平我们一定要有清醒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加快发展的同时，通过体制和政策上的收入分配调整，让越来越多的人切实体会到发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而公报的这一要求，为各级政府落实党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部署提供了行动的方向。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要求政府从具体事务的圈子里解脱出来，而把精力放在制度建设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上。例如目前不同社会群体表达诉求的能力和渠道大不相同，如果没有高效公平的机制，有可能忽视困难群体的诉求。

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要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这些机制彼此之间其实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没有良好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就无法保证公平，权益保障机制就成了一句空话。同时，按照全会的精神，各级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要尊重民意，发扬民主。

六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要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要想在这些制度建设中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必须从制度建设的过程和内容两个方面入手。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循科学民主的原则，鼓励社会各个方面积极参与到制度的设计过程中来，依法按照民主程序讨论审议通过。从内容上说，在设计这些制度安排时，要处理好几对关系，包括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和谐”文化的根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六中全会公报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教授：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科学发展观，进一步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这些重要的执政理念的提出，表明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已经越来越深入地触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