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的研究论文

[摘要]《万国公报》是晚清时期一份颇具影响的刊物。它的出名，既与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密不可分，又与供职于其间的华人编辑息息相关。文章详细论述了这一群体，并分析了这批华人编辑在供职《万国公报》时期的活动和言论。

[关键词]《万国公报》；华人编辑；贡献；基督教；思想转变

《万国公报》是美国监理会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并主持的一份刊物，以内容多、时间长、影响大而彰名于晚清时期。近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万国公报》在西学东渐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愈益受到中外史学界的重视。不过，一般研究《万国公报》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万国公报》的创办人与主持人林乐知身上，而很少关注甚至忽视了这份刊物不同时期“襄理笔政”的几位华人知识分子。诚然，林乐知的名字是与《万国公报》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林乐知也就没有《万国公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林乐知藉《万国公报》而获得的赫赫声誉，以及《万国公报》在晚清时期产生的轰动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批华人知识分子的默默辛劳。因此，探讨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的关系，分析并评论他们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对《万国公报》研究的拓展，另一方面也可为如下几个问题的考察提供有价值的借鉴：第一，西方社会福音派(或称自由派)传教士在华兴办文化事业时如何依靠华人知识分子；第二，华人知识分子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三，晚清时期，一批处于“边际人”地位的华人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过程中如何重塑他们的价值理念和信仰。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的《教会新报》。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在出满第300卷后，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7月28日，因林乐知忙于监理会在华的教会事务及创建中西书院，《万国公报》暂时休刊。1889年2月，《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喉舌和机关报得以复刊，直至1907年12月停刊。在《万国公报》刊行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批华人知识分子曾先后应林乐知或广学会之聘，襄理《万国公报》的笔政，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沈毓桂、蔡尔康、任廷旭以及范祎等人。

沈毓桂(1807—1907)，字寿康，号赘翁、匏隐氏、平江赘叟、古吴困学居士等，江苏吴江人。他“少负才名，壮年走马金台，宦游滇省”。1859年为避战乱，到了上海，起初以课授生徒、卖文卖字为生，曾在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任教，又曾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翻译西书。大约在1860年，结识了刚到中国不久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并于1867年接受林乐知的“奉币致聘”，出任林氏的“记室”，协助林乐知办理《教会新报》，自此开始了充当华人编辑的生涯，直至1894年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沈毓桂协助林乐知、陆佩、慕维廉、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共编辑《万国公报》450卷又61册，成为在《万国公报》馆任职时间最长、编辑《万国公报》卷数最多的一名华人编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办理《万国公报》已使其“心血久竭”。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华人编辑，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地位前后有所变化。在自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至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的一段时间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仅是一名普通的华人编辑，其主要职责在于处理《万国公报》的文字事务，并对林乐知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此即其所谓的“襄理报牍”时期。自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至1883年7月28日《万国公报》的暂时休刊，沈毓桂已由一般的编辑一变而成为《万国公报》的“主笔”，开始全面负责《万国公报》的组稿、选稿、编辑和主持评论等工作。此即其所谓的“主张《公报》”时期。1889年2月《万国公报》复刊后，由于林乐知的主要职责在于“专司拟题乞文”及“收卷、编辑”工作，故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主笔”地位仍然没有变化，直至1894年2月。此即其所谓的“仍主报务”时期。也就是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充当一般华人编辑的生涯只有四年多，而出任《万国公报》的“主笔”则长达十余年。由此可以概见沈毓桂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蔡尔康(1852－1922)，字紫绂、芝绂，号缕馨仙史、铸铁生、铸铁庵主等。上海人，出生于嘉定南翔。他自幼邃于经古词章，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然因乡试屡败，失望之余投身报界。1892年，蔡尔康经人推荐，出任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的记室，佐理“译书之役”。1893年底，经李提摩太的“推毂殷拳，贻书介绍”，蔡尔康在中西书院结识了刚由美返华的林乐知。由于此时负责《万国公报》笔政的沈毓桂已届九龄，极想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故而在林乐知面前极力“盛称”蔡尔康。于是，自1894年2月开始，蔡尔康入主《万国公报》馆，接替沈毓桂出任《万国公报》笔政，直至1901年底。在历时八年之久的编辑生涯中，蔡尔康协助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共编辑《万国公报》95册。期间，由他笔录，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口述，合作译撰了大量有关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文章，竭力宣传保清朝、抵外侮、亲英美、倡维新的主张，由此对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维新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

任廷旭，江苏吴江人。早年“专攻举业”，1878年“考授岁贡”，就职吏部，以训导选用。1881年应唐景星之邀，赴沪襄办轮船招商局事宜，“因得问字于特赏五品衔美国进士林君乐知”。1889年奉父命在沪创办养正学堂，“课授中英两学”。1892年因出使大臣崔国因的奏请，被“招致出洋”，但因授例请给川装，“致忤宪意”，被遣回国，回国后，他“杜门养疴，著述自娱”，后在林乐知及李提摩太的邀请下，佐理二人“译书事宜”，并于1900年进入《万国公报》馆，“得随蔡芝绂征君之后，结文字缘”。在出任《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期间，他协助林乐知等人翻译了《保华全书》、《俄国政俗通考》等书，尤其是《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皆出其一人之手。与此同时，他还协助林乐知等人合撰了一批“以学辅教”、“以政论教”的文章，极力宣扬“基督教为格致之源”、“基督教为国政之本”。

范棉，字子美，号丽诲，江苏吴县人。6岁就傅，13岁入学为生员，21岁在家担任塾师，于经史、哲学及诗词均有一定的修养。30岁后，他痛感国势之日陵，又对儒学的治国功效产生怀疑，从而显兴趣于西学新知。1902年，他应林乐知之邀，承乏《万国公报》的“华文记者”，“欲藉《公报》尽一己之义务”，直至1907年12月，成为林乐知晚年的得力助手和后期《万国公报》的主要撰稿人。

除上述四人外，还有两位华人知识分子曾出任过《万国公报》的编辑，一为董明甫，一为袁康。

董明甫，字觉之，江苏南京人，儒生。他于1874年开始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直至1880年4月23日病逝，前后达六年之久。在此期间，其主要职责是对林乐知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董明甫生病期间，林乐知连载于《万国公报》的《环游地球略述》一文，中间有几次延期登载。

至于袁康，具体情况不详。从现有材料看，其名从复刊后《万国公报》第1册开始出现。照此加以推断，袁康是在1889年2月进入《万国公报》馆充当华人编辑的。其主要职责在于与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合作，译述各西方国家的消息，间或为一些传教士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

上述六名华人编辑的国学根柢都较为深厚。沈毓桂“学究中西，覃精坟典”，被时人誉之为一代“耆儒”。蔡尔康“三岁而识字，十岁而读群经，弦诵一堂”，及至“髻年人泮”后，又“岁科十试优等”，还曾“古学两冠通群。学宪黄创立南菁书院，调考骈散体文，拟以古人范蔚宗、近人曾宾谷，取列通省超等第二名，留院肄业。学宪王按试松江，奖以‘名士风流，此才谁与抗手’，许食廪饩。学师宣考以‘倜傥有为，学问淹博’举报优行”。任廷旭也“幼习儒书”，专攻举业，1872年，“学宪江夏彭公奖以‘古调独弹’，拔置例首，补廪膳生”。范祎“幼而读书，嗜诗古文辞之学。年十七八，得宋人之所作而研究之，为性理之学。二十以后，得汉唐人及近世诸先辈说经之所作而研究之，又为考据故训之学”。总之，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基，使这批华人编辑对中国传统的典籍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和了解，而这种文化储备，又为他们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出任《万国公报》的华文笔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长久浸淫在中国传统的典籍之中，又曾在科举的道路上蹒跚十数年或数十年，这批华人编辑的文字功底也见称于时。蔡尔康作诗则“搜罗典宝，如数家珍，是令小儒咋舌”；写文则“多古体字，继令人望而不识，不敢朗诵”。沈毓桂的文章，时人誉之为“秀茂溢于行间，和粹流于简外；藉王、扬以攀屈、宋，左徐、庾而右韩、苏”。任廷旭“为文规仿八家，诗亦不名一格，骈体寝馈六朝，词曲尤得花间草堂余韻”。他之所以被“招致出洋”，就因为其“华英文理俱优”。正是他们的这种文字功底，从而使得《万国公报》上登载一些传教士署名的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而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采。

上述数名华人编辑不仅国学根基深厚，文字功底见称于时，而且在出任《万国公报》华文笔政之前对西学新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有的还有过办报的经验。沈毓桂自1859年到上海后，就协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艾约瑟、慕维廉、伟烈亚力等人翻译西书，从此涉足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在华文化活动，历50年而不改其志。协助西方传教士翻译西书，使得沈毓桂于“泰西古今典籍、政令、风俗”，“概能洞悉源流，深明本末”。与此同时，沈毓桂还在《申报》馆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蔡尔康“屡读《公报》，继复读《中西关系略论》，知先生(林乐知——引者)之代为吾华谋者至深且远，未尝不掩卷太息”。“二十岁后，出佐《申报》三年，继主《沪报》八年，继创《新闻报》五月”。任职《申报》期间，曾为傅兰雅创办的《格致汇编》写过评论。任廷旭“长耽西学”，1892年随使出洋，“得亲睹美洲新国之政俗”，“心向往之”。范讳30岁后，“激刺于国势之日陵，悔儒术之迂疏寡效，乃更取算数物理之书读焉”。而袁康之所以能协助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译述各西方国家的消息，也是因为其对西方国家的情况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董明甫在进入《万国公报》馆前，曾于1868年从事《上海新报》的编辑工作。上述经历和活动，尤其是对西学新知的接纳和认同，使得这批华人编辑在原有的传统知识之外，又具备了一定的西学素养，这种素养为他们介绍西学、西政，评议中国的政治的得失以及鼓吹变革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他们显示出了与传统文人不同的特点。

在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的过程中，华人编辑们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如下三种途径而得以体现，即贯彻执行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确定的编辑方针，为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最重要的则是自己在《万国公报》上撰文、选用外稿及对《万国公报》刊载的文章加以按语和评论。

作为一名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对西方国家报刊的功能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说：“泰西新报之设，由来久矣。凡天文、地理、国政、民情与夫格致、贸易、教会诸大端，莫不研精竭虑，切实发挥，非但有裨于当世，且可垂训于来兹矣。”但他同时又意识到，报刊既可以益人，也可以误人，这就取决于报刊主笔的常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如果主笔“学必足以断事之虚实，识必足以辨事之是非，而后新报不为诬也”。而“若虚实混淆，是非颠倒，新报之贻羞也”。基于此，林乐知在改《教会新报》为《万国公报》时，多次宣称：“予作《万国公报》，予非率尔操觚，且非为牟利起见，不过尽予之心，以期有益于人，有便于人已。”“《公报》何为而作哉?选西国之新闻，登中原之实事，不假修饰，务在率真，奚事铺张，惟求核实，十八省中传遍殆尽。”在给漱六山房居士的回信中，他强调说：“本馆新报论文，措词自有定见，雅不喜以华样之新而失立言之要也。本报中间或有论及时事之处，质言之而已矣。至若翻译各国西字新报，一字一句，皆从西字中脱胎而出，不敢增损一字一句之意，亦不敢参以私意而妄腾口说也。”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林乐知对《万国公报》的编辑作了明确的规定：(一)各处寄来的稿件，“悉照原稿原意”，但必须是“时新有益世道之件”。如果稿件多虚诞荒谬之词、秽亵轻佻之事，而又用艳丽香奁体格，则“概不录收”。也就是说，稿件的作者“惟实事求是，不叩虚无而索有，不向寂寞以求音”。(二)稿件的作者应“谨慎小心，立言不朽”。与其笔墨招愆，“何如守金人之戒而缄其口耶?”换言之，“知乎国政者勿轻言而不知忌讳，关乎名节者勿妄论而有悮前程”。(三)节录他报的文章，务须注明出处。因为“泰西报馆定例，凡闻见未闻之处，可旁采他报以实篇幅，而必令注明所出自者，盖以防掠美，杜夺利也”。“大凡各报新登各国公件，无论何报皆可登录，惟须何报随后录登，应当注明此则于何报抄录，亦循西报各新闻之成例也”。(四)在处理各处寄来稿件的过程中，“事之是者录之，事之非者去之，以大公无我之心，作大公无我之报，听阅者之去取可也”。如此做的目的，“一免辜负作者之苦心，二则不致误报之凡例”。

对于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确定的上述编辑方针，华人知识分子不仅深有同感，而且坚决予以贯彻执行。沈毓桂认为，“泰西新报，厥类綦多”。之所以如此，“恐民庶之见闻狭隘而不谙事理，不识学问，未免冥顽梗化，是亦贻国家之忧”。新报的广为开设，“使诸色人等各随所见以增其新闻，各就所闻以扩其所见，且得通上下之情，辨贤愚之判，悉利害之由，而耳目不致有所蒙蔽矣，事理不致有所隔阂矣，见闻可以渊博矣”。基于这一认识，在编辑《万国公报》期间，他“一以西报为准，不敢攻讦隐私，存厚道也，不敢颠倒黑白，存直道也；更不敢借之以相倾轧，以自标榜，则以其非循分之道而戒之也。其他描摹淫蝶，绘写冶情，搆楼阁于空虚，恣笔墨为游戏，暨乎放口风流之篇什，嬉笑怒骂之文章，俱列专条，同悬例禁，亦以其害道而绝之”。蔡尔康则“念月报之重于日报也，只字不敢苟下，片语不也妄发，惟是兢兢业业，孜孜砣砣。搜采瀛环一二日万乘之新政，刊削里巷数千百辈九腔十八调之委谭……费二虎九牛之力，辟六虚而衷一实，具两造而听五辞”。范讳在承乏《万国公报》的“华文记者”后，与林乐知“或用其口，或用其手”，同样是“砣砣孳孳，昕夕不遑，殚精竭虑”。

《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们不仅有此言论，而行动也是如此。1875年12月1日，浅眼道人《中土日报虽渐增未若西国获益论》一文要求刊登在《万国公报》上，但华人编辑在审读之后，认为此文因“有与别报辨驳之意”，不符<万国公报》的要求，故而未予登载。同年9月17日，山东墨县一位姓袁的作者投稿《万国公报》，论及“英国与中国之事”，而沈毓桂则认为，“本报已得天津消息，英国为马戈利被杀与中国议办已成”，故“此论亦不必登报”。1896年9月，《万国公报》馆的华人编辑曾致信香港各日报馆，对各日报馆转录《万国公报》的文章而未予注明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指出：“各贵馆地处英藩，人多西籍，既刊报纸，宜设例文。乃敝报(《万国公报》——引者)逐月行销，多蒙俯赐甄录，其为通行文件，敝报亦得自钞，胥固未便有所陈说。若夫拙著之新论，选择之新事，亦复不嫌庸俗，振笔直钞。更或未解精微，削趾适履，乃至篇未戛然而止，一若不屑道敝馆之名者，抑未知何取于敝馆之文也?”

上述数例，远非华人知识分子为贯彻执行林乐知确定的编辑方针所做工作的全部，但足可以说明，林乐知确定的编辑方针，华人知识分子是做到了。他们既没有“偶轶报例”，也没有“稍负林君”。

由于华人编辑的身体力行，《万国公报》在当时就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有谓“《公报》立论不偏不倚，可为新报之法”。也有的说：“《万国公报》……尤《春秋》之作。……观其记事，凯切详明，褒则可褒，贬则可贬，行三代之直道。……其旌人之善，不过其实。”还有的说，《万国公报》“首登中外互有裨益之事，末译各国有关大局之新闻，事实有征，词无泛没。其考证则有典有则，殚见博闻；其策论则批隙导窍，发聩振聋，诚为当世不可无之报”。甚至还有人认为，《万国公报》“论事不嫌其质，既不使气而矜才；选词只率其真，复不争有奇而斗靡，望之平庸，接之确凿”。

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如何?梁启超对此有过评论。他曾说：“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华言，至其能读书者希焉，能以华文缀文著书者益希焉。”此可概见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但是，检阅《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署名的文章，却可以发现，这些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显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采。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有一批华人知识分子为之笔述、加工以及润色。

由华人知识分子为传教士的著作进行笔述和润色早在明末利玛窦时代即已开始。“利玛窦及其耶稣会士教友和继承人始终都与文化人保持着接触，而这些文人对于传教士们著作的最终修订起过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对于那些出自传教士们的著作，口译之后似乎就要用文人整理，中国文人们在对著作的定稿和最后润色时起了关键作用。到了晚清时期，这种合作方式更为普遍。在《万国公报》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传教士和华人知识分子共同署名的文章，林乐知等传教士署树义、述意、译意、述略、命意、造意、授意、口译以及口述等，而华人知识分子则署汇编、撰文、属文、遣词、作文、笔述、手志、手书、手录以及记言等。这种合作方式在当时被人称为“林君之口，蔡君之手”。

“林君之口，蔡君之手”的具体做法是：“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文，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人斟酌何法可明；若华人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稿改正，令合于中国文法。……因华士详慎郢斯，其讹则少，而文法甚精。”这一点，可从蔡尔康等人为李提摩太笔述的《诸女士献经祝暇记》中得到说明，从中可以窥见华人知识分子在中外合作方式中所起的作用。

对于华人知识分子在中外合作方式中所起的作用，林乐知并不讳言。他对沈毓桂的编辑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余与先生相交最久，相契殊深，平时为余臂助者，盖难視举。”“前编《万国公报》，有条不紊，不为通人所诟病者，咸惟先生是赖。今重辑报章，又二载有半矣，体裁益为精审，一时几于不胫而走，而先生之心思才力于是亦耗费尽矣。”又说，他与蔡尔康的合作十分默契。“余之舌，子之笔，将如形之于影，水之于气，融华美以一冶。”两人的合作就好比“蛩蜃相生，蟹蛄相倚”，谁也离不开谁。

当然，在中外合作的方式中，传教士与《万国公报》华人编辑的地位还是有主次之分的。传教士一般居于主导地位，而华人编辑则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除根据传教士口述进行撰文以外，还以如下三种方式参与《万国公报》的编辑工作。

第一，直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文章。其中以沈毓桂为最多，共计近300篇，而蔡尔康、任廷旭、范棉、袁康等则相对要少得多，分别为56、15、10、2篇(未包括与传教士合作的文章)，董明甫则没有一篇。这些文章的内容大致不外乎三个方面，即倡言变革、介绍西学、宣传基督教，从而与《万国公报》的宣传主旨及重点十分吻合。

第二，通过《万国公报》为中国人发表文章。复刊后非《万国公报》编辑人员的文章以王韬为最多，这些文章多从《搜园文录外编》中选登。王韬与沈毓桂关系密切。沈毓桂曾说：“紫铨广文，吴中耆宿也，与仆交最久，谊最深。”由此可以断定，是沈毓桂把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的一部分文章重新刊登在《万国公报》上的。与此同时，由于沈毓桂曾参加过格致书院1889的秋季特课，其撰写的《圣人有四府论》、《救荒备荒目前宜如何为尽善策》及《铸银币得失说》获超等第九名，故而在其编辑复刊后的《万国公报》期间，自第26册始，直至第60册，先后登载了曾参加格致书院考课并获名次的其他人的课卷，分别为王佐才的《中国创设铁路利弊论》(第26册至第28册连载)、胡永吉的《物体凝流二质论》(第42册)、蒋超的《轮船电报两事宜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第50册)、冯徵的《黑龙江通肯河一带请开民屯议》(第56册)、杨史彬的《论采炼钢铁纺纱织布》(第59册至第60册连载)。另外，沈毓桂还在《万国公报》上刊载了其师张渊甫的(性说》一文。孙中山的《上李得相书》，也是因为王韬的关系，由沈毓桂推荐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宋怒的《上合肥傅相书》得以发表于《万国公报》，是因为他在1896年持此稿拜访蔡尔康，蔡尔康认为该书“恣肆，极文章之能事”，且“陈义之高，命意之远，尤鄙人所怀欲白之而未有路者”，故而将其登载在《万国公报》第101册上，“以质海内”。上述数例可以充分说明，《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有一定的选用外稿之权。

第三，对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进行润色、注释和评析。这在蔡尔康任职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万国公报》第84册刊登了《强学会序》一文，蔡尔康所加的按语及评析有：“突厥虽式微，今犹自执政柄，割地、废君似未可据为定论。”“黑人未知教化，似更非守旧比也。”“外视、歧视在所不免，或未至尽成仇视。”“妄增数字曰：桀黠之辈，道路以目；忠愤之徒，江湖满地。”《万国公报》第152册登载了英国传教士山雅谷译的《英史关系论》第二篇——《十八周英国时局》。蔡尔康在“十八周”后加按语解释道，“即耶稣降世后一千七百一年至(一千)八百年”，在“英国时局”后加的按语为“此书英文元本，义精识卓，诚为著作名家。上卷《公报》录第一章名曰《兴国关系》，似未醒目。今拟改此名，且不揣凡庸，特就译文悉心删润，未知较第一章辞义优劣如何?愿质山公并谂阅者”。《万国公报)第155册登载了刑部主事李希圣撰写的《政务处开办条议明辨节本》。此文先列政务处开办条议原文，然后是李希圣的辨析，再后是蔡尔康所加的按语。其中有一段条议云：“必先正中国之人心，乃可行西国之善法，正本清源，匪异人任矣。”李希圣辨析道：“条议之言，先后倒置，请易之曰：必先行西国之善法，乃可正中国之人心。”蔡尔康所加的按语则为：“请下一转语曰：必先明西国之善教，乃可行西人之善法。”上述数例充分说明，华人编辑对《万国公报》刊载的文章并非“录而不作”，而是按自己的观点进行解释和评论的。

由于华人知识分子是以上述数种方式参与《万国公报》的编辑工作的，故而他们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文章有维护民族利益、体现时代呼声的一面，但是，长期与传教士相处，且又是受雇性质，处于从属地位，他们的言论也就会出现如蔡尔康所说的“我本无所有……不过作一留声机罢了”的情况。尽管如此，华人编辑对《万国公报》的贡献仍不可小视。《万国公报》能够刊行近三十年，并在晚清社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与华人编辑们的辛苦劳作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