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范文10篇

华人范文篇1

华人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发展有多种条件和因素起作用，不能简单地用一句“儒家文化”或一部“孙子兵法”来解释。首先，我们应当注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后发优势。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劳动力成本较低，产品出口有竞争力；中国有潜力巨大的市场，特别对家用电器等商品的需求迫切；发达国家将劳动力密集的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不仅有大量的资本输入，同时也将一些已经成熟的应用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也将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传播到东方和其它地区。......总之，在历数我们多年的经济高速度发展时，还要保持头脑清醒，客观评价我们的优势和缺欠。

除了客观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华人企业的发展、华人企业家的成就与中华文化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炎黄子孙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诸子百家，但人们喜欢把其中影响最大的儒家学说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甚至称为“儒教”，又把以崇尚儒家伦理的企业家称为“儒商”。

决定企业竞争力的有许多层面，有资源优势、市场优势、技术优势、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但文化层面上的优势不可忽视。儒家文化强调“仁”、“义”，注重“人格”，将“我”的责任定位于“齐家”、“治国”，处事讲究友情，经营顾及长远，为儿孙着想胜过自己，所谓“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因此，勤俭持家、艰苦创业的华人家族企业的奋斗精神令世人叫绝。一些世界上数得着的华人亿万富翁在功成名就后还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这正表明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和定力。

然而，儒家文化在知识经济社会遇到比较大的挑战。原因在于，知识经济的特点是创新的知识才具有价值，可以获得超额的利润。而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是儒家文化所缺乏的。人们说的“父母在，不远游”、“过犹不及”就是一种不求进取的哲学。

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华人企业家后代，接收了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思想的正规教育，又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企业竞争中可以灵活运用两刃剑，使中华古老文明得以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华人企业家能处理好对儒家文化继承和扬弃的关系，练好企业的内外功力，去掉狭隘保守的心理和盲目崇外的心态，在新世纪里再创辉煌。

华人范文篇2

华人跨国公司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的主要领域，相关概念就不在这里重述。从不同的视角对华人跨国公司进行分类研究，以描述其历程与特征，进而分析其跨国成长因素和逻辑，则是本文的重点。

贸易先导型是从跨国经营起点视角对跨国公司所作的一类划分。当一家跨国公司从创办到初次海外直接投资之前，主要以国际贸易或当地市场批发／零售为经营业务时，我们称其为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这类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经营业务与其从事的贸易或零售业务，通常在产品种类和经营地域两个方面具有较大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这类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所生产的产品种类与其贸易或零售业务所经营的产品种类相同或相近，海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往往是其经营产品的生产地或出口地。

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是后发展型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主要模式之一。这类企业首先从事国际贸易业务或当地市场的批发／零售业务，在这个过程中，它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国际销售网络，尤其是产品生产地与销售地之间的国际商业网络。以积累而成的国际销售网络资源为基地，这类企业开始在产品生产地进行直接投资，在国际范围内开展后向一体化经营，以确保其产品来源充足，供货及时，质量稳定和成本降低。日本的综合商社是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的代表者，此外，在韩国、南非、土耳其的企业中，我们也发现了这类跨国公司。

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是海外华人跨国公司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先驱者是永安集团(康荣平、柯银斌2007)。1897年，澳大利亚华侨郭乐、郭顺兄弟在悉尼创办永乐果栏，从事水果批发业务兼营中国土特产品；1908年，郭氏兄弟在香港创办永安百货，经营高档日用品。到1918年，郭乐兄弟控制的永安系·企业集团形成，以永安百货为核心，经营业务涉及批发零售、金融、保险等，分支机构遍布香港、中国内地主要大城市；1918年，上海永安公司成立，主要从事百货和银行业务；1921年，郭乐兄弟投资建成上海永安纱厂；1934年，永安纺织印染公司成立，拥有纺织厂5个，印染厂1个，纱锭25万余枚，布机1500多台，资本额达到1800万元，职工人数达1.2万人，成为规模仅次于荣氏兄弟创办的申新纺织公司的中国第二大纺织企业。

在本次海外华人跨国公司调研中，我们发现了较多的这类企业，它们大多数集中在欧美国家，是在近20年内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并且与中国市场拥有密切的关系。本文从其中选取8家较为典型的企业为案例加以分析和研究。

二、主要案例企业情况

法国陈氏兄弟集团(TangFreresS.A.)。陈克威与陈克光兄弟于1976年创办于法国巴黎，从事亚洲食品的批发和零售业务。1981年，陈氏兄弟公司在巴黎13区的“中国城”租用一处面积近3000平方米的废弃火车货运站，成立了法国第一家专营亚洲食品的现代化超级市场——陈氏商场。1988年，陈氏商场的年营业额为2.7亿法郎，成为荣登法国企业龙虎榜的首家华人企业。2000年，年营业额突破10亿法郎，在巴黎拥有8间连锁商店，进入法国企业500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华人企业之一。早在1993年，陈氏兄弟集团开始在中国投资，到2003年共投资10亿元人民币，主要投资企业有中国豪门啤酒集团(拥有80％股权)、唐山太博尔生物奶牛料研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兴农生物饲料有限公司。

法国巴黎士多有限公司(Parisstore)。郑辉1978年创办于法国巴黎，主要从事亚洲食品的连锁零售业务。到1989年，巴黎士多超级市场拥有3,000多平方米的营业面积，可停400个车位的地下两层停车场。并先后获得国际旅游协会颁发的亚洲食品批发商“欧洲最高声誉金质奖”和法国销售委员会颁发的亚洲食品质量和销售“荣誉金牌奖”。与此同时，郑辉还在香港创办了“荣文贸易有限公司”，在新加坡和中国投资以下生产性企业：达辉食品有限公司(新加坡)、汕头达辉食品有限公司、汕头欧宝兴电子机械公司和承德双通冶炼有限公司。

美国威特集团(WaitexGroup)。李学海1981年创办于美国纽约，当时名称为美国C.G实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时装设计、生产与销售。威特集团拥有10多种服装品牌，并获得NBA、RUSSELLATHLETIC等权。在美国东西两岸拥有15座现代化物流中心，每日处理数百个集装箱的货物，年吞吐量超过100亿美元，是美国最大的仓储配送物流企业之一。销售网络遍布全美国，2万多家长期客户拥有数百万家商店。威特集团(学海跨国企业)在中国内地建有20余家合资或独资服装生产工厂，中国生产的出口服装每年销售额达2亿美元。威特集团还在美国、巴西和中国香港拥有11家全资公司，全球雇员5000多人，其中在美国的雇员达1000多人。

西班牙西菲娜国际集团公司(SigfilaGroup)。张甲林1987年创办于西班牙马德里，主要从事工作服等服装销售业务，在欧洲市场创建了工作服装的自主品牌一SIGCAT。在中国成立长沙西卡进出口贸易公司的基础上，于2006年投资建成湖南西菲娜服装工业有限公司，并拥有多家OEM工厂，以开发、生产职业服装为主要业务。在中国生产工厂中，设有职业服装研发中心。中国生产的TECNIC-LINE和SIGCAT品牌的工作服已在西班牙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2006年开始进入英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市场。

德国飞马集团(FamousIndustrialGroup)。栾伟1991年创办于德国波鸿市，从中国进口精密量具等产品，在德国及欧洲各国销售。从1995年到2004年，飞马集团成功地收购并转移了德国的多个整套设备、工厂及生产线到中国：(1)1995年和1998年把索非亚选煤厂搬迁至中国安徽；(2)1998年把一套塑钢生产线转移到中国；(3)2003年把年产200万吨的德国凯泽斯图尔焦化厂搬迁至中国山东兖矿集团。与此同时，1998年初飞马集团在山东设立独资企业一一烟台飞马精密量刃具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精密量刃具并销往欧洲各国；2003年底，飞马集团收购德国蒂森一克虏伯公司汽车减震变截面板式弹簧生产线，并作为投资于2004年在辽宁盘锦建立了一个投资总额为1.9亿元人民币的工厂一一飞马辽宁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生产汽车零部件并销售欧洲各国。到2006年，飞马集团年营业额达到8000万欧元，生产的游标卡尺等量刃具在德国市场拥有较高的市场份额，成为宝马集团在内的德国汽车制造商的零部件供应商。

西班牙长城龙集团(Group-long)。李汝龙于1992年创办于西班牙马德里，以中国商品批发为主要业务，建立了西班牙首家中国商品批发市场，所经营的中国商品大多进入西班牙的大型连锁商场进行销售，如西班牙商业龙头企业的大型连锁商场“英国公司”(ELCORTEENGLES)等。1997年，长城龙集团在广东东莞投资建成箱包生产厂，成为西班牙最大的箱包生产企业。从1999年开始，长城龙集团的业务范围扩展到箱包、鞋类、服装、礼品、房地产和资本投资等多种商业领域，同时，实现了多种贸易的交叉运营，市场区域也扩大到了欧盟、非洲、南美洲等。2002年，长城龙集团在上海等地投资了近7亿元的房地产项目。2003年，又在广州投资兴建了占地600多亩的欧洲工业园。2007年11月，长城龙集团和上好佳联手在菲律宾开发30平方公里的露天镍矿。目前，长城龙集团拥有13家分子公司，主要分布在中国和西班牙各地。

美国安达控股国际集团。陈卫平与张宗义1994年创办于美国纽约，初期从事牛仔服装销售，在美国、加拿大等国逐渐形成服装销售网络。1998年开始在中国内地投资，投资3,105万美元将智达制衣厂(陈卫平于1989年创办)更名为外商独资企业——台山市智达制衣有限公司；2000年投资1800万美元兴建晶达(台山)织业有限公司；2001年投资2200万美元兴建汇达(台山)纺业有限公司。以上生产性企业年产值达到15亿元人民币，每年向国外销售成衣1,000万件以上。安达集团与海内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保持着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尤其是在国外已建立了包括美国AmericanEagleAeropostaleFUBU和PacificSunwent等大型百货公司和名牌服饰公司在内的3000多家销售网络，年销售额超过两亿美元；在美国、法国、中国香港和内地设有纺织服装新产品网络式研发中心；在中国内地，“汉弗莱”品牌经营连锁专卖店已达300多家。

意大利新世界集团(NeworldGroup)。姜际春1995年创办于米兰，当时名称为“意大利新世界进出口公司”，主要从事中意之间的服装进出口业务。1999年，姜际春创立“意大利新世界集团公司”，以自有品牌“NEWORLD”在意大利及欧洲销售服装等产品，并在意大利最大的贸易批发中心——罗马商贸城拥有1200平方米的营业大厅。在意大利及欧洲经营服装、食品、药品和家具批发业务的同时，新世界集团先后在浙江投资建立了多个生产基地：绍兴占地120亩的新世界家具城、杭州新世界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贝尼尼食品(杭州)有限公司、萧山海普制药有限公司等。

三、案例企业的特点分析

以上8家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具有哪些特点呢?我们将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一是针对8家具体企业归纳总结其一般特征，以区别于其他类型的跨国公司；二是从海外华人跨国公司群体角度，分析贸易先导型在其中的主要特征及其地位。

(一)贸易先导型的一般特征

1、创建人均不在公司总部所在国出生，全部出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大多数在中国内地出生并接受高等教育，而公司总部均在欧美发达国家。

陈氏兄弟两人出生在老挝，公司总部在法国；郑辉出生在柬埔寨，公司总部在法国；李学海出生在中国广东，1976年到美国，公司总部在美国纽约；张甲林1943年出生在中国湖北，1962年毕业于成都大学(现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公司总部在西班牙；栾伟出生在中国，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德语专业，公司总部在德国；李汝龙1953年出生在浙江瑞安，公司总部在西班牙；张卫平1957年出生在广东台山，当过兵，做过乡村赤脚医生，公司总部在美国；姜际春1960年出生在浙江温州，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药学系，公司总部在意大利。以上8家企业的创建人有6位出生在中国内地；有3位在中国内地受过高等教育。而他们所创办的跨国公司总部均在欧美发达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2、创建人早期经历与其创业初期业务相关程度高，早期的经商或就学经历以及家族成员关系影响到创业初期的业务选择或企业创办的地域。

陈氏兄弟中的老大陈克威1934年生于老挝，1953开始在老挝经营木材加工厂，到1976年实业经营涉及碾米、制鞋和味精生产等，为其日后在法国商界奠定了坚实的经营管理基础。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躲避战乱，陈氏家族举家外迁。陈克威带领家族的一支来到法国巴黎，与正在法国留学的四弟陈克光于1976年成立陈氏兄弟公司，主营亚洲食品批发业务。

郑辉1940年生于柬埔寨金边，1948～1958年中国内地学习。随后回金边创业，其商行成为柬埔寨首屈一指的土特产进出口商家。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发生军事政变，郑辉一家几经辗转于1977年初来到法国巴黎，随后成立了巴黎士多有限公司，从事亚洲食品批发零售业务。

栾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四川分公司工作，从事机械产品的进出口业务。1989年辞职，只身带有1000马克到德国留学。留学期间，栾伟为那些想跟中国做生意的德国人提供咨询服务，不仅解决了学费和生活费用，更重要的是深入了解到中德贸易中的商业机会。1991年，栾伟借款5万马克成立飞马公司，从中国进口精密量具等机械产品，在德国及欧洲销售。

陈卫平1981年在家人支持下开办了台山市斗山镇最大的批发商行——盛丰批发商行，1989年投资创办台山智达制衣厂，生产各款牛仔、休闲服装。1993年，陈卫平的制衣厂陷入“几条金鱼都养不活”的窘境，他带着8岁的女儿移民美国，与在纽约的家人团聚。不久，偶遇台湾商人张宗义，两人一见如故，共同筹资4万美元开办一家牛仔服装销售公司。

3、以国际贸易或批发／零售业务为创业起点，产品范围逐渐拓展，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到初次海外投资之前，已形成一个运作良好的国际销售网络。

陈氏兄弟集团以进口亚洲食品在法国销售为创业起点，后开办陈氏商场从事食品及百货零售业务。到1990年，陈氏兄弟集团年销售额达6亿法郎，成为法国的大型企业之一，1993年开始在中国投资。飞马集团以进口中国精密量具在德国销售为创业起点，之后产品销售到欧洲各国，业务拓展到收购德国生产设备销往中国市场，1997年开始在中国投资建厂。

长城龙集团以进口中国商品在西班牙批发为创业起点，经营商品不断进入西班牙著名的超级市场，1997年开始在中国投资建厂。安达集团以进口中国生产的牛仔服装在美国销售为创业起点，销售区域逐渐扩展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998年开始在中国投资建厂。其他企业的首次海外直接投资时间不详，但估计是在总部所在国建立了较好的国际销售网络之后。

4、初次海外直接投资集中在中国内地，主要生产其国际销售网络中经营过的产品。

以上8家企业的初次海外直接投资均在中国内地，以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方式在中国建立生产型企业。这些企业主要生产投资方国际销售网络中经营过的产品，这是一种国际范围的后向一体化战略行为。陈氏兄弟集团不仅在中国内地建有独资或合资企业，而且在2002年6月以收购方式获得法国达能公司在中国豪门啤酒集团中的60％股份，加上1996年中国豪门啤酒集团成立时所拥有的20％股份，陈氏兄弟集团共持有中国豪门啤酒集团的80％股份。飞马集团和安达集团的投资方式颇有特点，前者是以其在德国收购的生产设备作为出资在中国内地进行投资的，后者的首次投资是投入到创建人当年在国内创办的企业中。

从在中国内地的投资地区来看，有两家企业与创建人的出生和生活地密切相关。安达集团主要投资集中在陈卫平的出生和生活地一一广东台山市，新世界集团主要投资集中在姜际春的出生和生活地——浙江杭州。

5、初次投资中国内地之后，在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地域和产品生产种类的同时，企业创业初期的主营业务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或者开拓新业务，进而成长为跨国公司。

飞马集团1997年在烟台建成精密量刃具生产工厂，1998年在德国成立工业顾问公司，继承并扩大了栾伟留学期间从事的咨询业务；1999年，飞马集团在中国生产的量具获得德国有关部门的A级质量证书，同时在德国成立栾奥房地产公司，收购了日本精工德国公司在杜塞尔多夫的房地产(占地面积为1.2万平方米)，正在建造一个中国皇家园林式的工贸中心，为中国企业拓展德国及欧洲市场提供全方位服务；2004年，飞马集团以世界先进的汽车减震变截面板式弹簧生产线在中国投资，开始从事汽车零部件的制造业务。

陈氏兄弟集团1993年开始投资中国，2000年营业额达到10亿法郎，在巴黎拥有8家连锁商店，进入法国企业500强；2001年，陈氏兄弟组建了陈氏传媒公司，开始从事多元化经营；2002年通过收购取得中国豪门啤酒集团的控股权，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啤酒市场。

士多公司在香港拥有“荣文贸易有限公司”，在新加坡设有“达辉食品有限公司”，在中国内地投资建了3家企业，分别是汕头特区达辉食品有限公司、汕头欧宝兴电子机械有限公司、河北承德双通冶炼有限公司，多元化经营业务较为广泛。

长城龙集团1997年在广东东莞建立箱包生产厂，当年就成为西班牙最大的箱包生产商；从1999年开始，长城龙集团的业务范围迅速扩展到箱包、鞋类、服装、礼品，以及房地产投资等，2002年在上海投资房地产项目，2003年在广州兴建欧洲工业园；2007年，长城龙集团业务拓展到菲律宾的镍矿及其深加工，多国多元化经营格局形成。

新世界集团在浙江拥有多家生产基地，主要产品从服装扩展到食品、药品和家具等。

西菲娜集团在投资中国湖南建成职业服装研发、生产基地之后，其自主品牌职业服装不仅在西班牙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而且在2006年开始进入英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市场。

威特集团在中国内地投资了20多家服装工厂，遍及广东、江苏、上海、天津、辽宁、四川等地，还与海内外颇有影响的华文媒体《侨报》合作建立了“美国侨网”：在香港设立因特网物流系统总部，在北京机场和深圳设立后勤供应中心，一个以纽约、香港为轴心的全球因特网物流系统初步形成。

安达集团不仅在台山市投资建立了“四达企业”，而且还投资成立了“台山市汇通宽频网络信息有限公司”，在中国内地建有300多家“汉弗莱”品牌服装连锁专卖店。

6、多位企业创建人在当地商会及社团担任领导职务，在领导本集团发展的同时，他们还关注当地与中国的商业合作和当地华人华侨的社团事业。

2002年4月，德国中国工商会成立，飞马集团创建人栾伟当选为会长。该会拥有150多个会员，主要是德国中型企业家和部分大型企业家。有两位副会长，一位是德国前蒂森一克虏伯汽车部门的董事长，现为香港汇丰银行的首席经济顾问；另一位是德国亚太经济委员会主席。

士多公司创建人郑辉是“法国华裔互助会”创办人之一，曾任“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第二届主席，2003年被推选为“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

新世界集团创建人姜际春现任意大利罗马华人华侨贸易总会常务副会长，欧盟浙江联谊会副主席，浙江省第九届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特邀委员。

安达集团创建人陈卫平2001年当选为美国纽约安良工商总会会长，纽约至孝亲公所主席。

(二)海外华人跨国公司中的贸易先导型

在以上关于8家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的一般性分析之后，我们再把他们置于海外华人跨国公司群体中分析其主要特征。作为一个类别，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在海外华人跨国公司群体中具有成长时间和公司总部国别分布双重集中、公司创建人多数来自中国内地等特征。

1、成长时间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

根据我们多年的研究，海外华人跨国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至20世纪末已经历过三个阶段：(1)萌发期，1900～1945年：(2)缓慢生长期，1946～1979年；(3)高速发展期，1980～1999年。在这3个阶段中，以国际贸易或批发／零售为主要业务的海外华人企业并不少，但以贸易为先导成长为跨国公司者只是个别现象，例如先驱者永安集团等。由于这类企业并未成批出现，也就难以形成一个类别而进行具体研究。

但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以贸易为先导的海外华人企业中，有多家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作为一个新的类别，我们将其称为“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以上8家企业是其主体和代表，它们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初次海外直接投资，并成长为今天所见的跨国公司。

2、公司总部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

以上8家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分别在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5个国家，这些国家都属于欧美发达国家。

如果把欧美分开来看，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主要集中在欧洲。在美国24家华人跨国公司中，贸易先导型有5家，占总数的21％；而在欧洲7家华人跨国公司中，除范岁久于1960年在丹麦创办的大龙食品公司(DaloonFood)外，其他6家都是近10多年开始形成的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

但是这种现象在同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并未出现。日本的8家华人跨国公司中，除吴百福于1958年创办的日清食品外，其他7家都是近10多年内创办的，其中6家为软件企业，1家为家用电器企业。

3、多数公司创建人来自中国内地

在以上8家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中，除陈氏兄弟和巴黎士多公司外，其余6家公司的创建人均来自中国内地，即在公司总部所在国创业并发展之前，他们都出生在中国内地，在中国内地有过生活、接受教育(资料明确显示有3位接受过高等教育)、工作或创业的经历。

这种现象同样在日本出现。日本的8家华人跨国公司中，除吴百福来自台湾外，其他7家企业的创建人都来自中国内地。

四、跨国成长的因素与逻辑分析

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为什么在近10多年的时间内在欧美国家集中出现?也就是说，它们从国际贸易或批发／零售业务起步，是什么因素促使其成长为跨国公司?在它们10多年的成长历程的背后，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研究的。

(一)跨国成长的主要因素

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主要因素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外部环境因素，二是企业内部因素。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以及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的贸易状况是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形成的主要外部环境因素，企业家精神和能力则是它们从贸易起步成长为跨国公司的主要内部因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两大因素直接与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的形成密切相关。首先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大规模地进入欧美国家市场(这可从中美、中欧之间的贸易顺差加以证实)，使得以国际贸易或进口中国商品在当地市场批发／零售的海外华人创业企业得以获得丰富且低廉的进口商品，从而积累了资本，逐渐建国际销售网络，尤其是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网络；第二是中国内地拥有的低附加值产品的制造优势(这是世人皆知的)，这些企业拥有国际销售网络和一定的资本之后，开始在中国内地投资制造加工业，从生产其经营的产品开始到其它类产品生产，较为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制造”的优势。

这种后向一体化的拓展，使其获得了更加可靠的货源保障，进一步扩大了企业整体的盈利空间。企业规模和实力的增强，再加上其国际化经营能力的提升，促使这些企业进行到新的行业，从事多元化经营活动。

以上宏观经济因素对所有海外华人企业同样存在，但为什么只有少数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呢?这取决于企业创建人的企业家精神和能力!只有那些认清以上商业机会，敢于并有能力抓住这些机会的企业创建人才能领导其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

为什么这类企业在欧美较多，而在日本并未出现呢?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的综合商社一直承担着中国产品向日本出口的功能，没有为在日本的华人企业留下多少商业机会。欧美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与中国距离较远，国际贸易关系逐渐形成，本国并不存在类似日本综合商社的企业，因此为在欧美的华人企业提供了这样的商业机会。

(二)双向天生国际化的成长逻辑

“天生的国际企业”是外国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描述了一种企业迅速国际化的道路。众多学者的用词和定义各有不同，Oviatt＆McDougall使用“国际新企业”一词，并定义为“一个从一开始就从使用多国的资源并向多国销售中寻求重要竞争优势之获取的企业组织”；Knight使用“天生的国际企业”一词，将其界定为“一个从成立之初就从国际市场销售中寻求相当部分的收入的企业”；……等等。还有学者把“成立之初”具体界定为“成立后的两年内”，把“国际市场”具体化为“5个以上国家”，把“相当部分的收入”具体设定为“25％以上”或“40％以上”。

如果严格按照以上定义和指标，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并不属于“天生的国际企业”。但是，借助这个概念的本质内涵，我们认为，双向天生的国际化是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的成长逻辑或理论。

首先，我们撇开上述具体指标，深入到“天生的国际企业”的本质特征中，这主要有两点：一是企业在成立之初就拥有很强的国际视野，二是国际化的方式不同于现有的国际化阶段模型理论(薛求知，2007)。然后，我们再看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的主要特点，这主要有3点：一是海外华人华侨创办，二是以国际贸易或批发／零售为主要业务，三是与中国存在双向的商业关系(从中国进口产品在当地及其它市场销售，在中国内地投资制造加工业和其他行业)。最后，把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就不难得出下述结论：“双向天生的国际化”是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的成长逻辑或理论，“天生”是指海外华人华侨“三重性”(中华性、本地性和国际性)(韩方明，2002)所决定的国际视野，“双向”是指海外华人企业与中国市场之间存在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也就是说，海外华人华侨“天生”的国际性决定了其国际视野：这种国际视野既不同于中国人，也不同于外国人，而是以其居住国与中国之间的“双向”关系为特征的；当他们创办企业时，这种国际视野就“自然地”发挥其作用，主要从居住国与中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或进口中国商品在当地市场批发／零售开始创业；当企业成长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利用多年经营积累的资本和能力，再加居住国与中国之间的优势互补关系，这些企业开始在中国投资制造加工业；在垂直一体化经营取得成效的同时或基础上，这些企业逐渐拓展其业务范围或地域范围，最后成为一家跨国公司。

五、对中国零售企业跨国经营的启示

我们一直认为，海外华人跨国公司是中国企业跨国经营较为合适的学习对象。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与中国零售企业的跨国经营存在较大的可学习性，它们的成长历程及其逻辑为中国零售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了以下多方面的启示：

以“中国制造”优势为主要基础。“中国制造”优势是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成长的主要外部因素，正是“中国制造”优势的存在和利用，以贸易为先导的海外华人企业才能成长为跨国公司。中国本土零售企业也应该以“中国制造”优势为主要基础，从事跨国经营活动。再从零售业全球化的现状和趋势来看，在诸多跨国零售巨头的压力下，“中国制造”优势也许是中国零售企业跨国经营的唯一基础。

选择有潜力的国家为目标市场。以当地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潜在需求量，目前满足需求的程度，以及当地企业进口中国商品销售能力等为主要考虑因素，在全球范围内选择目标市场，并排出优先进入顺序，制定出进入市场战略路线图。根据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的经验，发达国家市场先于发展中国家市场，日本市场基本可以不考虑，美国市场可考虑，欧洲各国市场可作为重点。

以某个品类产品经营为业务起点。在地域目标市场基本选定之后，经营产品品类的选择至关重要。在目标市场所需的产品品类中，首先选择某个品类为业务经营起点，而不是一开始就经营范围较宽的产品品种。这是集中战略法则的表现，把全部资源集中在某个品类经营中，较为容易形成竞争优势。在巩固某个品类市场的基础上，才拓宽产品品类范围和市场区域，是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的经验，也是中国零售企业跨国经营成功的主要因素。

以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为核心力量。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创建人的企业家精神和能力是其成长的主要内在因素，中国零售企业的跨国经营也应是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为核心力量，尤其是在海外业拓展的初期。中国零售企业可以在国际化经营实践中逐渐培养这类人才，也可吸引当地华人华侨(尤其是从事批发／零售业务的人)加盟，利用其本地性优势，把中国零售企业的优势在当地市场发挥出来。

以海外华人企业为合作联盟伙伴。海外华人及其资源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可资利用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中国企业与其它国家企业相比拥有的独特资源。中国零售企业也不例外，可将当地华人企业作为主要的合作联盟伙伴，通过多种灵活的合作方式，同时促进中国零售企业的跨国经营和推动海外华人企业成长为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

华人范文篇3

[摘要]：本文检视儒家思想中「仁」的核心概念及其对华人社会人际沟通的影响。「“人”与“个性”只可透过群体来实现」这观念对华人的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影响甚大。「仁」的观念突显华人的沟通模式跟西方强调透过个人努力得到解放与成长的模式，有很大差异。本文重点讨论「仁」的观念对华人传播的影响及其意义，并提出「家庭本位」的沟通模型，用以解释华人传播的现象。

Abstract:Thispaperexaminestheideaof"Ren"(Benevolence)anditseffectson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ofChineseSociety.Sincetheideaof"Ren"(Benevolence)exertshugeinfluencesonChinesedailylife,theChinesecommunicationmodelemphasizedoncollectiveinterests,havegreatdifferencesfromthemodelofwesternsocietywhichisemphasizedonindividualefforts.Themeaningof"Ren"(Benevolence)andthe“Family-based”communicationmodelarealsodiscussedinthispaper,sinceitcanexplainlotsofphenomenaofChinesecommunication.

Keywords:

Chinesecommunication;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Family-based”communicationmodel;"Ren"(Benevolence);Putoneselfinanother''''sposition

〔导言〕此文目的在探讨华人文化中，「仁」的观念对人际交往及传播行为的影响。文章首先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观念，然后探讨它对人际关系及社会规范的影响。最后，文章提出「家庭本位」的沟通模型，用以解释华人在互相交往时出现的一些现象。

一﹑「仁」的观念

「仁」是儒家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基础观念。自孔子以后，中国社会对「仁」的讨论的观念，从未停止过。即使在最近一百年里，讨论「仁」的文章或学术专著，多不胜数（白奚，2004；朱风军，2008；朱环，2003；成中英，1990；杜崙，2009；吴森，1989；金明华，2006；唐君毅，1989；梁漱溟，1977；陈荣捷，1990；张再林，1997；梅贻宝，1990；Chan,1975；Hang,1989）。在一般的讨论里，大家对「仁」的阐述，都会或多或少引用以下的解释：

「仁，亲也。从人从二」。《说文解字》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在第十九章》

「克己后礼为仁……为人由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恻隐之心，仁也……非由外铄我也」。《孟子．告子上》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

首先从字形上解，「仁」是「人」字旁再加「二」字，意即个人与其他人共存，属于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领域。当人与其他人相处时，自然会产生一些守则、规范及指引。儒家对于「仁」的内涵，以「爱人」释之，当樊迟问「仁」时，孔子的答案是：「爱人」。

自汉代以来，儒学对中国文化有深厚影响。由于「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因此「仁」的观念潜移默化在一般人的思想及行为中。透过剖析「仁」的观念，我们更能瞭解华人处理自己本身与他人关系的一些现象。

中国文化中的「仁」是强调「爱群体」多于「爱本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从「爱人」中体现出来的。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福祉，便是「不仁」，也就不是「人」。要形成完善的人格，必须「行仁」，「行仁」就是「爱人」，须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人而达人」。要成就自己的话，也就要成就他人，要做到人我一体，才算是「仁」。

「达己达人」、「人我一体」的概念让传统的中国人把群体利益跟个人利益捆绑在一起。当二者有衝突时，个人对群体或他人的义务，是大于个人或相对于他人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个人与社会之关系中的个人义务，经常被强调，个人的权利则甚少被提及（梅贻宝，1990；吴森，1989）。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强调「求诸己」而非「求诸人」的态度。此外，他还指出「为仁由己」，岂「由人乎哉」？个人的修为是「行仁」之本，而非靠外人的帮助或指导。儒家认为「仁」的特质是与生俱来的，透过自身的修养，人人都可达至「仁」的境界。「修身」是儒家学说之中心思想，在修身之后，才可齐家、治国、平天下，达至人类社会长治久安的境界（见《大学》）。

「仁」之定义具有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连的性质，它在不同的人伦关系上，有不同的呈现（manifestations），对个人行为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在儒家思想中，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及朋友，是最基本的五种关系。在这五伦关系中，各自蕴藏著个人对别人的义务和守则。在君臣关系中，君仁臣忠；父子间要父慈子孝；夫妇间要夫义妇听；兄弟间要兄良弟悌；朋友间要长惠幼顺。此谓之「十义」（《礼记．礼运篇》），是调节五伦的十个原则。这十个原则都是要求自己向对方作出的行为标准或义务，而非向对方提出之本身权利。这些行为标准是透过自我的修身而达至，而非由外力加诸本身而达成。吴森（1989）认为人权思想是西方的产物，「义务感」才是华人道德生活的原动力。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务」多于「权利」的思想，促成「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或甚至「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的理想呼吁。

除了「达己达人」、「克己复礼」及强调义务的人伦关系之外，「仁爱」的另一特点是强调有等级之爱，而非西方基督教的「博爱」或中国墨子的「兼爱」。孔子认为仁爱是出于本性的爱，而本性之爱自然是首先爱血缘有关系的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然后随血缘之近远，一层层推演开去。在众多的人情关系中，父母兄弟姊妹的关系是最密切及与生俱来的，因此孔子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中国传统之等级爱是推己及人，由家庭、宗族、逐步扩展到社会，达到「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之境地。

在爱家庭、爱社会之后，亦应爱大自然一草一物，但是它们是三种不同的爱，爱家庭成员是「亲爱」，爱社会其他人是「仁爱」，爱万物是「爱惜」。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在儒家学说里，爱是亲疏有别的，首爱的是父母及家庭成员，然后是其他人及天下万物。

二﹑「仁爱」文化的特色

纵观上面对「仁」的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在「仁」的观念下，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个人并非可以独立自我完善的个体。他有能力修行，也可以达至「仁」的道德水准，但须要透过完成种种的社会责任，才能实现个人完善之人格。梅贻宝（1990）指出，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基本观念，就是个人与社会是相互依赖的，并非像西方思想里，社会与个人为同时独立自存的实体，互相角力，此消彼长。梁潄溟（1997）曾指出，中国人似乎并不是为自己而存在，中国传统思想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及义务。「个人为其他人而存在及努力完善自我」，是在「仁」的观念下所产生的中国传统思想之一大特色。

其次，在「仁」的观念下，中国传统文化另一个重大特色是差等之爱。由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在不同的关系中，爱有不同对应之呈现。在不同的情境中，人有不同的行事及交往原则。许浪光（Hsu,1953）曾以「情境中心」的取向来解释中国人的行为和生活。「亲疏有别、长幼有序」是「仁」爱文化之一大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三个重大特色是在等级爱及孝悌为先的伦理观念下，「家族关系」成为了人际交往的指导模式。由于推己及人的「己」是从家庭出发的，所以血缘关系变成最亲密也是最可信赖及依傍的关系。非血缘的关系能否变成像自己与父母或兄弟那样亲切的关系，成为了量度社会亲疏关系的指标。梅贻宝（1990）认为，中国之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都以家庭为模式，中国人称皇帝为「天子」，百姓称地方官为「父母官」，而好友则结拜为兄弟。这种「家」如「天下」的比喻，早在孔子时出现。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梁潄溟（1977）认为，中国人特别倚重家庭家族，以家庭关系往外推广发挥，却同时缺乏家族以外的团体生活，因而亦缺乏公共观念、团体、纪律、组织能力及法治精神等「公德」。但对这个人或那个人的道德，即「私德」，则十分重视。「家庭本位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重大特色。

三﹑华人社会的传播模式

从以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特色，作者提出华人社会的传播模式为「家庭本位」的沟通模式。「家庭本位」的沟通模式有三大要素构成，它们是「家天下」、「推己及人」及「亲疏有别」的观念及行事原则。

（一）「家天下」

先说「家天下」。华人社会经常把世间事物以家庭作类比。与其他人亲密的关系可以是「兄弟」或「再生父母」；有了成就便「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做了不光采的事便「有辱门楣」、「愧见江东父老」；皇帝是「天子」，父传子，家天下；乱臣是「贼子」，好官是「父母官」；「国家」是国之下还有家，没家不成国；国仇便有家恨；国破便家亡，家破便人亡；四海如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说人贫穷是「家徒四壁」，说人富贵是「家肥屋润」；只要「家和」，万事自然兴旺。

以家族比喻事物的文化观，渗入华人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大学迎接新生或公司迎新时，会说「欢迎加入这个大家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是参照各类人与事的基础坐标。若然成为家庭的一份子，便是自己人，否则便是外人，「非我族类，其心也异」。一旦成为自己人，一切事都好办，有商量。假若是外人的话，便会保持戒心。华人社会中人际关系是否密切，基本上可从双方是否以家庭成员之身份对待而知。假若上司待某下属如子姪，他们的关系必然密切。如果生意对手只被视为朋友而非兄弟，他们的关系又自然相隔一层。

（二）「推己及人」

再说「推己及人」，华人社会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亲近的人，经常寒暄问暖。午饭时，问「吃过了吗？」；天气冷时，说「多穿衣服，小心著凉」；吃饭时，为你添菜；喝茶时，替你倒茶。这除了是一般的礼仪外，也体现了对人的关怀。但在西方人看来，这些关怀有时过了头便到了滋扰的地步。在饭桌上，不断为客人添菜，儘管客人已多次说够了，主人仍要客人多吃，这种表现是向对方释出善意，表示亲近之情。

在华人社会里，二人交往，很多时会互相揣摩对方意思而不出于口，并以自己揣摩之意为正确，且按此臆测而行事。自己设身处地以为对方是这样想，便凭此推断并为对方作准备。儘管对方说「够了，够了」，主人仍认为是客套话，继续为客人添菜。客人若想主人不再添菜，只有用行动表示，停止动筷，主人才会知道客人真的不用添菜。这个事例说明华人交往时，经常为对方设想，并将心比己，考量对方的思想及意愿。愈是亲密的关系，如父母子女，为对方著想的因素便愈重。从好的方便看，是「为他人设想」、「将心比己」、「关爱别人」。但从坏的方面看，过份关爱变成了「多管閒事」、「强加于人」及「控制别人」。

另一方面，「推己及人」的「己」负有沉重的义务责任感，男的要养妻活儿，女的要持家有道，子女要孝敬父母，假若做得不足，便是未尽责任。华人往往把照顾家庭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而非所有成员的身上。对个人来说，成就的最大认可及光荣感并非来自社会及国家，而是来自家庭及宗族。光宗耀祖是华人最感骄傲的事。当个人在外有成之后，都会希望能够「衣锦还乡」；倘事业失败，又会感到愧对「江东父老」。不少华人在父母去世时，除了感到伤痛外，还会有一份自责和内疚感，认为自己做得不足，没有尽责任令他们长寿一点或生前过得好一点。出现这种情意结是因为华人社会里的个体负有沉重的义务感。可是，这种义务感只是对至亲的人而言，愈疏远的关系，义务感便愈薄弱。这正是梁潄溟（1977）说中国人缺乏「公德」的因由。

中国传统思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能做到这样，便能达至「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的和谐社会。因此，「仁」的观念是修身求诸己，然后推己及人。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加诸他人身上，自己想要的或想做的，都先考虑让其他人先要或先做。这样大家便无争无怨，社会岂不和谐，生活岂不美满？在「推己及人」的思想指导下，华人传播的一些特点是「为他人著想」、「揣度对方的意思」、「为对方的福祉而行事」，在过度关爱对方时，甚至会「为对方作决定」或「为了他好而强加己见于其身上」。在人际沟通上，假若二人都正确地估量到对方的意思，并接受对方的好意，这种沟通将如鱼得水，建立亲密互爱的关系。但是假若二人并不能准确测准对方的意思，并且不完全接受对方的好意，这种沟通便可能变成「控制反控制」的争持，造成紧张及敌对的关系。

（三）「亲疏有别」

「家庭本位」的沟通模式另一重要元素是「亲疏有别」。上面提到个人对其他人的义务感是按亲疏关系而分彼此厚薄。在华人社会里，父母子女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在这种关系里的个人义务感亦最强烈的。华人在交往之初，一般是比较冷淡的，但日子久了，若双方关系发展到称兄道弟的地步，他们便可以无所不谈，与初相识时的情况，有天壤之别。假若某人被认定是「自己人」，他所受到的待遇当胜于外人。可是假若有一天他被发现是「叛徒」或违反了「自己人」应有之义，他所受的冷遇或惩罚，将倍于外人。这种里外有别的情形，亦是由亲疏有别的原则引发而成的。

此外，当某人被认为是「自己人」之后，他有时并不比外人得到更好的待遇，这种情况的出现，通常是在他所居处的群体对外人或外界团体施行仁义之时。这时所有「自己人」都被视为一体，须对「外人」履行应有的「义务」。因此，里外有别及亲疏有别并不一定就对「自己人」有利，要看情况而定。若「自己人」被认为叛变了或须要对外人履行某些义务时，亲密的人反而有可能被加倍惩罚或对某些事情作出牺牲。

另一方面，假若二人关系深厚到像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兄弟，则在叛逆或犯过之时，此人仍将得到原谅或包庇，原因是「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种因关系远近而出现的不同待遇，在不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看来，甚难理解。事实上，只要了解「亲疏有别」及「孝悌为仁之本」的仁爱观，华人的沟通及行事方式，并不是那麽难领会的。

「亲疏有别」的观念在华人传播的行为上有十分明显的影响。照常理说，愈亲密的人，会愈多交谈，愈多心底话的交流。但是华人并不一定是这样，特别是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往往交流不多，话也甚少。反而兄弟朋友之间还会多一些交流，原因是有「上尊下卑」的文化。这种文化基本上是要求子女服从恭顺父母，从下而上的交流大可不必，也没有需要。「上尊下卑」的概念广泛地应用在华人的交往及社群组织之中，公司的老板一般不用聆听下属的意见，下属也不宜向上司进言。中国传统「上尊下卑」的规矩，并不鼓励由下而上的传播。因此，在华人交往时，最理想的状态往往是能达到「称兄道弟」的境地，而却又未到「再生父母」的关系。「兄弟情」既能赋与「自己人」的优惠，但又无须走到对「再生父母」卑躬屈膝的地步。在商业活动中，跟华人做生意常说的一句话是「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但这种关系应该是止于「称兄道弟」或「呼朋唤友」的阶段，若是到了「再生父母」的境地，却可能让自己失去了自主并处于十分被动的位置。

四﹑「家庭本位」模型与传播研究

「家庭本位」的传播模型可以解释到很多华人传播的现象。例如有研究发现，华人经理在进行集体任务时，相对美国人经理，较少从中佔便宜躲懒，把自己的一份留给别人做，原因是华人经理知道其他人都为集体任务而贡献自己，自己亦应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经理，则觉得集体任务并不能展现个人所长，工作做得不好，也非个人责任，因而会在集体任务中少干，把精力放在争取个人利益的其他事务上（Earley,1989）。这个研究是比较美国及中国两批正在大学接受管理训练课程的年青见习行政人员。也许在其他样本中，结果会有所不同。

此外，有一个研究把华人学生及美国人学生配对在一个买卖汽车配件的实验中。研究发现，强调和谐价值的华人在谈判过程中，由于不想与对方一开始便有衝突，往往在开价时不会过高，结果是自己吃亏（Liu,Friedman&Chi,2005）。

了解到在「仁」的影响下华人传播之特点，将能改善华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之传播误区，例如「上尊下卑」的规矩令父子有所隔阂，「夫义妇听」的要求令夫妇间的期望有所落差。在西方价值的冲击下，华人开始接受西方「人权」的观念，强调个人的权利及个体的自主。但另一方面，由于上一代的教化及大传统的潜移默化，华人并未能完全摆脱传统沟通模式的影响。上一代与新一代的相互期望，往往有很大差异。例如「上尊下卑」的伦理并不完全被青年人接受，传统大家庭的解体，亦对「家庭本位」的沟通模式有重大影响，例如强调个人利益的华人经理，并不一定就会尽心尽力完成集体的任务。当个人权利被强调时，个人对集体应有的义务便会被冲淡。

结语

二十一世纪的华人社会仍在继续它们的现代化进程。它们的传播模式既有传统的「家就是天下」的观念，也有现代化「个人为先」的价值观。本文从「仁」的观念探讨华人社会的传播模式，但必须指出，作者无意说所有华人都是这样。这种「家庭本位」的传播模式，并非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多与少」的问题。儘管华人社会日渐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及制度，但是「家庭为本」的传播模式及价值观，并不会在短时间内被西方「个人为先」之价值所取代，也许永远不会被取代。将来华人社会的组织型态，最大可能是个人与家庭并重的一种新模式。至今为止，华人仍然十分重视家庭的社会角色。虽然个人权利日渐受到尊重，但是华人对家庭的重视仍根深蒂固。本文提出「家庭本位」的传播模型，一方面是指出华人传播的一些特色，并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解释华人传播的一些现象。另一方面，「家庭本位」传播模型的提出，是希望能够引出更多在个人、家庭、国家及跨文化层面上的「中国传播学」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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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Hang,T.T.C.(1974).‘JenExperienceandJenPhilosophy’.JournaloftheAmericanAcademyofReligion,42,1,53-65.

华人范文篇4

孙先生：情人节里坠入爱河

年轻小伙子孙先生是一位刚上班才三年的电脑程序员。他告诉多维记者他的情人节是等了好几年才过上的。那是前年的情人节，他刚刚上班不到两年，自己心仪的女同学找工作到了外地，音信两茫茫的他把女孩子的名字写了满满的一面墙。

后来终于在同学收到的贺卡那里得知了她的下落，刚好休息的他觉得自己疯狂的想见到她，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开车去了那个不太远的城市。想不到的是那个女同学也到了他所在的宾州找他，两个人彼此的倾慕就此“露馅”，热恋从两个人分别所在对方的城市打过去的电话开始，他说正是在那个情人节，自己疯狂的坠入了爱河，而搞电脑的她其实一直都是中规中矩，浪漫的事情就是那么不期然的在自己身上发生。他说难忘那个情人节电话听筒中传来的那声温暖的问候。现在已经“每天都能吃上已经是老婆的她做的饭了。”

王先生：在花和礼物之间

今年情人节正好赶上周末，王先生说“当然得出去逛逛了。”住在新泽西的王先生去年在欣欣花坊专门为女友定了一束花，特别的造型和匠心让女伴非常喜欢。问他今年有什么打算，他说：“哎，买花是好看，但是不实惠，连女友也让我换点别的什么买，我这回想给她挑件礼物，是什么还没想好呢，得摸清楚人家喜欢什么啊？”不过说实话，买礼物可真是件头疼的事情，尤其是在这么温情脉脉的节日给女人买东西，关系近的还好，关系远的不好表达，处在模棱两可的又怕表现过火，又盼着讨到女伴欢心，实在不好把握分寸。不过据说美国人是挨个送巧克力的，只是中国人那么敏感，这种洋节的火候还拿捏不好，有的时候也享受不了。

若歌：情人节中去相亲

她说叫我若歌吧，因为是这里的学生。一直止不住吃吃笑着的她说朋友安排她在情人节去相亲，平时就喜欢聚会的她听说是大家聚餐当然一下子就上当了。不过后来朋友偷偷透漏了这个消息，她倒觉得十分有趣。因为都是平时玩在一起的朋友，谁也不会真地象以前的媒婆一样傻傻的安排两个人带着接头暗号一样的杂志去碰面，“都是大家一起玩着玩着就变成两个人玩了，所以真谈得来也没什么不好，大家至少很了解吗?

若歌告诉多维记者，她挺羡慕周围的同学出双入对的，可是就算现在开放了很多，现实生活里的男女朋友也不是象网友那么容易交的。所以她对这个安排不置可否，还带了一点期待，另外女孩子的温柔细腻和现代学生气的聪敏和淘气让她有了个好主意，大家注意她做的菜啊，没准真的是罗曼蒂克的一个情缘开始呢。

莫尼卡：数数多少人买巧克力

莫尼卡是一家华人超市的售货员。她说这里从美国人的节过到中国人的节，没有不赶热闹的，因为过什么节就要卖什么东西，没有哪个店家会放过这个机会，否则也就没有生意了。她说超市里的姐妹们因此也都觉得各种各样节日的色彩和不同货品的需要就是一个热热闹闹的节日，她才来美国一年，这是她在这里过的第一个情人节，记者问她做什么，她见腆又实在的说上班走不开，也没有人给自己买巧克力，那自己就数数有多少人会买巧克力吧。

华人范文篇5

[关键词]《万国公报》；华人编辑；贡献；基督教；思想转变

《万国公报》是美国监理会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并主持的一份刊物，以内容多、时间长、影响大而彰名于晚清时期。近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万国公报》在西学东渐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愈益受到中外史学界的重视。不过，一般研究《万国公报》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万国公报》的创办人与主持人林乐知身上，而很少关注甚至忽视了这份刊物不同时期“襄理笔政”的几位华人知识分子。诚然，林乐知的名字是与《万国公报》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林乐知也就没有《万国公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林乐知藉《万国公报》而获得的赫赫声誉，以及《万国公报》在晚清时期产生的轰动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批华人知识分子的默默辛劳。因此，探讨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的关系，分析并评论他们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对《万国公报》研究的拓展，另一方面也可为如下几个问题的考察提供有价值的借鉴：第一，西方社会福音派(或称自由派)传教士在华兴办文化事业时如何依靠华人知识分子；第二，华人知识分子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三，晚清时期，一批处于“边际人”地位的华人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过程中如何重塑他们的价值理念和信仰。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的《教会新报》。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在出满第300卷后，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7月28日，因林乐知忙于监理会在华的教会事务及创建中西书院，《万国公报》暂时休刊。1889年2月，《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喉舌和机关报得以复刊，直至1907年12月停刊。在《万国公报》刊行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批华人知识分子曾先后应林乐知或广学会之聘，襄理《万国公报》的笔政，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沈毓桂、蔡尔康、任廷旭以及范祎等人。

沈毓桂(1807—1907)，字寿康，号赘翁、匏隐氏、平江赘叟、古吴困学居士等，江苏吴江人。他“少负才名，壮年走马金台，宦游滇省”。1859年为避战乱，到了上海，起初以课授生徒、卖文卖字为生，曾在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任教，又曾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翻译西书。大约在1860年，结识了刚到中国不久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并于1867年接受林乐知的“奉币致聘”，出任林氏的“记室”，协助林乐知办理《教会新报》，自此开始了充当华人编辑的生涯，直至1894年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沈毓桂协助林乐知、陆佩、慕维廉、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共编辑《万国公报》450卷又61册，成为在《万国公报》馆任职时间最长、编辑《万国公报》卷数最多的一名华人编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办理《万国公报》已使其“心血久竭”。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华人编辑，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地位前后有所变化。在自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至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的一段时间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仅是一名普通的华人编辑，其主要职责在于处理《万国公报》的文字事务，并对林乐知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此即其所谓的“襄理报牍”时期。自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至1883年7月28日《万国公报》的暂时休刊，沈毓桂已由一般的编辑一变而成为《万国公报》的“主笔”，开始全面负责《万国公报》的组稿、选稿、编辑和主持评论等工作。此即其所谓的“主张《公报》”时期。1889年2月《万国公报》复刊后，由于林乐知的主要职责在于“专司拟题乞文”及“收卷、编辑”工作，故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主笔”地位仍然没有变化，直至1894年2月。此即其所谓的“仍主报务”时期。也就是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充当一般华人编辑的生涯只有四年多，而出任《万国公报》的“主笔”则长达十余年。由此可以概见沈毓桂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蔡尔康(1852－1922)，字紫绂、芝绂，号缕馨仙史、铸铁生、铸铁庵主等。上海人，出生于嘉定南翔。他自幼邃于经古词章，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然因乡试屡败，失望之余投身报界。1892年，蔡尔康经人推荐，出任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的记室，佐理“译书之役”。1893年底，经李提摩太的“推毂殷拳，贻书介绍”，蔡尔康在中西书院结识了刚由美返华的林乐知。由于此时负责《万国公报》笔政的沈毓桂已届九龄，极想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故而在林乐知面前极力“盛称”蔡尔康。于是，自1894年2月开始，蔡尔康入主《万国公报》馆，接替沈毓桂出任《万国公报》笔政，直至1901年底。在历时八年之久的编辑生涯中，蔡尔康协助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共编辑《万国公报》95册。期间，由他笔录，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口述，合作译撰了大量有关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文章，竭力宣传保清朝、抵外侮、亲英美、倡维新的主张，由此对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维新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

任廷旭，江苏吴江人。早年“专攻举业”，1878年“考授岁贡”，就职吏部，以训导选用。1881年应唐景星之邀，赴沪襄办轮船招商局事宜，“因得问字于特赏五品衔美国进士林君乐知”。1889年奉父命在沪创办养正学堂，“课授中英两学”。1892年因出使大臣崔国因的奏请，被“招致出洋”，但因授例请给川装，“致忤宪意”，被遣回国，回国后，他“杜门养疴，著述自娱”，后在林乐知及李提摩太的邀请下，佐理二人“译书事宜”，并于1900年进入《万国公报》馆，“得随蔡芝绂征君之后，结文字缘”。在出任《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期间，他协助林乐知等人翻译了《保华全书》、《俄国政俗通考》等书，尤其是《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皆出其一人之手。与此同时，他还协助林乐知等人合撰了一批“以学辅教”、“以政论教”的文章，极力宣扬“基督教为格致之源”、“基督教为国政之本”。

范棉，字子美，号丽诲，江苏吴县人。6岁就傅，13岁入学为生员，21岁在家担任塾师，于经史、哲学及诗词均有一定的修养。30岁后，他痛感国势之日陵，又对儒学的治国功效产生怀疑，从而显兴趣于西学新知。1902年，他应林乐知之邀，承乏《万国公报》的“华文记者”，“欲藉《公报》尽一己之义务”，直至1907年12月，成为林乐知晚年的得力助手和后期《万国公报》的主要撰稿人。

除上述四人外，还有两位华人知识分子曾出任过《万国公报》的编辑，一为董明甫，一为袁康。

董明甫，字觉之，江苏南京人，儒生。他于1874年开始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直至1880年4月23日病逝，前后达六年之久。在此期间，其主要职责是对林乐知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董明甫生病期间，林乐知连载于《万国公报》的《环游地球略述》一文，中间有几次延期登载。

至于袁康，具体情况不详。从现有材料看，其名从复刊后《万国公报》第1册开始出现。照此加以推断，袁康是在1889年2月进入《万国公报》馆充当华人编辑的。其主要职责在于与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合作，译述各西方国家的消息，间或为一些传教士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

上述六名华人编辑的国学根柢都较为深厚。沈毓桂“学究中西，覃精坟典”，被时人誉之为一代“耆儒”。蔡尔康“三岁而识字，十岁而读群经，弦诵一堂”，及至“髻年人泮”后，又“岁科十试优等”，还曾“古学两冠通群。学宪黄创立南菁书院，调考骈散体文，拟以古人范蔚宗、近人曾宾谷，取列通省超等第二名，留院肄业。学宪王按试松江，奖以‘名士风流，此才谁与抗手’，许食廪饩。学师宣考以‘倜傥有为，学问淹博’举报优行”。任廷旭也“幼习儒书”，专攻举业，1872年，“学宪江夏彭公奖以‘古调独弹’，拔置例首，补廪膳生”。范祎“幼而读书，嗜诗古文辞之学。年十七八，得宋人之所作而研究之，为性理之学。二十以后，得汉唐人及近世诸先辈说经之所作而研究之，又为考据故训之学”。总之，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基，使这批华人编辑对中国传统的典籍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和了解，而这种文化储备，又为他们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出任《万国公报》的华文笔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长久浸淫在中国传统的典籍之中，又曾在科举的道路上蹒跚十数年或数十年，这批华人编辑的文字功底也见称于时。蔡尔康作诗则“搜罗典宝，如数家珍，是令小儒咋舌”；写文则“多古体字，继令人望而不识，不敢朗诵”。沈毓桂的文章，时人誉之为“秀茂溢于行间，和粹流于简外；藉王、扬以攀屈、宋，左徐、庾而右韩、苏”。任廷旭“为文规仿八家，诗亦不名一格，骈体寝馈六朝，词曲尤得花间草堂余韻”。他之所以被“招致出洋”，就因为其“华英文理俱优”。正是他们的这种文字功底，从而使得《万国公报》上登载一些传教士署名的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而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采。

上述数名华人编辑不仅国学根基深厚，文字功底见称于时，而且在出任《万国公报》华文笔政之前对西学新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有的还有过办报的经验。沈毓桂自1859年到上海后，就协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艾约瑟、慕维廉、伟烈亚力等人翻译西书，从此涉足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在华文化活动，历50年而不改其志。协助西方传教士翻译西书，使得沈毓桂于“泰西古今典籍、政令、风俗”，“概能洞悉源流，深明本末”。与此同时，沈毓桂还在《申报》馆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蔡尔康“屡读《公报》，继复读《中西关系略论》，知先生(林乐知——引者)之代为吾华谋者至深且远，未尝不掩卷太息”。“二十岁后，出佐《申报》三年，继主《沪报》八年，继创《新闻报》五月”。任职《申报》期间，曾为傅兰雅创办的《格致汇编》写过评论。任廷旭“长耽西学”，1892年随使出洋，“得亲睹美洲新国之政俗”，“心向往之”。范讳30岁后，“激刺于国势之日陵，悔儒术之迂疏寡效，乃更取算数物理之书读焉”。而袁康之所以能协助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译述各西方国家的消息，也是因为其对西方国家的情况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董明甫在进入《万国公报》馆前，曾于1868年从事《上海新报》的编辑工作。上述经历和活动，尤其是对西学新知的接纳和认同，使得这批华人编辑在原有的传统知识之外，又具备了一定的西学素养，这种素养为他们介绍西学、西政，评议中国的政治的得失以及鼓吹变革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他们显示出了与传统文人不同的特点。

在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的过程中，华人编辑们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如下三种途径而得以体现，即贯彻执行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确定的编辑方针，为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最重要的则是自己在《万国公报》上撰文、选用外稿及对《万国公报》刊载的文章加以按语和评论。

作为一名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对西方国家报刊的功能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说：“泰西新报之设，由来久矣。凡天文、地理、国政、民情与夫格致、贸易、教会诸大端，莫不研精竭虑，切实发挥，非但有裨于当世，且可垂训于来兹矣。”但他同时又意识到，报刊既可以益人，也可以误人，这就取决于报刊主笔的常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如果主笔“学必足以断事之虚实，识必足以辨事之是非，而后新报不为诬也”。而“若虚实混淆，是非颠倒，新报之贻羞也”。基于此，林乐知在改《教会新报》为《万国公报》时，多次宣称：“予作《万国公报》，予非率尔操觚，且非为牟利起见，不过尽予之心，以期有益于人，有便于人已。”“《公报》何为而作哉?选西国之新闻，登中原之实事，不假修饰，务在率真，奚事铺张，惟求核实，十八省中传遍殆尽。”在给漱六山房居士的回信中，他强调说：“本馆新报论文，措词自有定见，雅不喜以华样之新而失立言之要也。本报中间或有论及时事之处，质言之而已矣。至若翻译各国西字新报，一字一句，皆从西字中脱胎而出，不敢增损一字一句之意，亦不敢参以私意而妄腾口说也。”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林乐知对《万国公报》的编辑作了明确的规定：(一)各处寄来的稿件，“悉照原稿原意”，但必须是“时新有益世道之件”。如果稿件多虚诞荒谬之词、秽亵轻佻之事，而又用艳丽香奁体格，则“概不录收”。也就是说，稿件的作者“惟实事求是，不叩虚无而索有，不向寂寞以求音”。(二)稿件的作者应“谨慎小心，立言不朽”。与其笔墨招愆，“何如守金人之戒而缄其口耶?”换言之，“知乎国政者勿轻言而不知忌讳，关乎名节者勿妄论而有悮前程”。(三)节录他报的文章，务须注明出处。因为“泰西报馆定例，凡闻见未闻之处，可旁采他报以实篇幅，而必令注明所出自者，盖以防掠美，杜夺利也”。“大凡各报新登各国公件，无论何报皆可登录，惟须何报随后录登，应当注明此则于何报抄录，亦循西报各新闻之成例也”。(四)在处理各处寄来稿件的过程中，“事之是者录之，事之非者去之，以大公无我之心，作大公无我之报，听阅者之去取可也”。如此做的目的，“一免辜负作者之苦心，二则不致误报之凡例”。

对于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确定的上述编辑方针，华人知识分子不仅深有同感，而且坚决予以贯彻执行。沈毓桂认为，“泰西新报，厥类綦多”。之所以如此，“恐民庶之见闻狭隘而不谙事理，不识学问，未免冥顽梗化，是亦贻国家之忧”。新报的广为开设，“使诸色人等各随所见以增其新闻，各就所闻以扩其所见，且得通上下之情，辨贤愚之判，悉利害之由，而耳目不致有所蒙蔽矣，事理不致有所隔阂矣，见闻可以渊博矣”。基于这一认识，在编辑《万国公报》期间，他“一以西报为准，不敢攻讦隐私，存厚道也，不敢颠倒黑白，存直道也；更不敢借之以相倾轧，以自标榜，则以其非循分之道而戒之也。其他描摹淫蝶，绘写冶情，搆楼阁于空虚，恣笔墨为游戏，暨乎放口风流之篇什，嬉笑怒骂之文章，俱列专条，同悬例禁，亦以其害道而绝之”。蔡尔康则“念月报之重于日报也，只字不敢苟下，片语不也妄发，惟是兢兢业业，孜孜砣砣。搜采瀛环一二日万乘之新政，刊削里巷数千百辈九腔十八调之委谭……费二虎九牛之力，辟六虚而衷一实，具两造而听五辞”。范讳在承乏《万国公报》的“华文记者”后，与林乐知“或用其口，或用其手”，同样是“砣砣孳孳，昕夕不遑，殚精竭虑”。

《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们不仅有此言论，而行动也是如此。1875年12月1日，浅眼道人《中土日报虽渐增未若西国获益论》一文要求刊登在《万国公报》上，但华人编辑在审读之后，认为此文因“有与别报辨驳之意”，不符<万国公报》的要求，故而未予登载。同年9月17日，山东墨县一位姓袁的作者投稿《万国公报》，论及“英国与中国之事”，而沈毓桂则认为，“本报已得天津消息，英国为马戈利被杀与中国议办已成”，故“此论亦不必登报”。1896年9月，《万国公报》馆的华人编辑曾致信香港各日报馆，对各日报馆转录《万国公报》的文章而未予注明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指出：“各贵馆地处英藩，人多西籍，既刊报纸，宜设例文。乃敝报(《万国公报》——引者)逐月行销，多蒙俯赐甄录，其为通行文件，敝报亦得自钞，胥固未便有所陈说。若夫拙著之新论，选择之新事，亦复不嫌庸俗，振笔直钞。更或未解精微，削趾适履，乃至篇未戛然而止，一若不屑道敝馆之名者，抑未知何取于敝馆之文也?”

上述数例，远非华人知识分子为贯彻执行林乐知确定的编辑方针所做工作的全部，但足可以说明，林乐知确定的编辑方针，华人知识分子是做到了。他们既没有“偶轶报例”，也没有“稍负林君”。

由于华人编辑的身体力行，《万国公报》在当时就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有谓“《公报》立论不偏不倚，可为新报之法”。也有的说：“《万国公报》……尤《春秋》之作。……观其记事，凯切详明，褒则可褒，贬则可贬，行三代之直道。……其旌人之善，不过其实。”还有的说，《万国公报》“首登中外互有裨益之事，末译各国有关大局之新闻，事实有征，词无泛没。其考证则有典有则，殚见博闻；其策论则批隙导窍，发聩振聋，诚为当世不可无之报”。甚至还有人认为，《万国公报》“论事不嫌其质，既不使气而矜才；选词只率其真，复不争有奇而斗靡，望之平庸，接之确凿”。

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如何?梁启超对此有过评论。他曾说：“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华言，至其能读书者希焉，能以华文缀文著书者益希焉。”此可概见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但是，检阅《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署名的文章，却可以发现，这些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显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采。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有一批华人知识分子为之笔述、加工以及润色。

由华人知识分子为传教士的著作进行笔述和润色早在明末利玛窦时代即已开始。“利玛窦及其耶稣会士教友和继承人始终都与文化人保持着接触，而这些文人对于传教士们著作的最终修订起过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对于那些出自传教士们的著作，口译之后似乎就要用文人整理，中国文人们在对著作的定稿和最后润色时起了关键作用。到了晚清时期，这种合作方式更为普遍。在《万国公报》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传教士和华人知识分子共同署名的文章，林乐知等传教士署树义、述意、译意、述略、命意、造意、授意、口译以及口述等，而华人知识分子则署汇编、撰文、属文、遣词、作文、笔述、手志、手书、手录以及记言等。这种合作方式在当时被人称为“林君之口，蔡君之手”。

“林君之口，蔡君之手”的具体做法是：“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文，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人斟酌何法可明；若华人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稿改正，令合于中国文法。……因华士详慎郢斯，其讹则少，而文法甚精。”这一点，可从蔡尔康等人为李提摩太笔述的《诸女士献经祝暇记》中得到说明，从中可以窥见华人知识分子在中外合作方式中所起的作用。

对于华人知识分子在中外合作方式中所起的作用，林乐知并不讳言。他对沈毓桂的编辑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余与先生相交最久，相契殊深，平时为余臂助者，盖难視举。”“前编《万国公报》，有条不紊，不为通人所诟病者，咸惟先生是赖。今重辑报章，又二载有半矣，体裁益为精审，一时几于不胫而走，而先生之心思才力于是亦耗费尽矣。”又说，他与蔡尔康的合作十分默契。“余之舌，子之笔，将如形之于影，水之于气，融华美以一冶。”两人的合作就好比“蛩蜃相生，蟹蛄相倚”，谁也离不开谁。

当然，在中外合作的方式中，传教士与《万国公报》华人编辑的地位还是有主次之分的。传教士一般居于主导地位，而华人编辑则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除根据传教士口述进行撰文以外，还以如下三种方式参与《万国公报》的编辑工作。

第一，直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文章。其中以沈毓桂为最多，共计近300篇，而蔡尔康、任廷旭、范棉、袁康等则相对要少得多，分别为56、15、10、2篇(未包括与传教士合作的文章)，董明甫则没有一篇。这些文章的内容大致不外乎三个方面，即倡言变革、介绍西学、宣传基督教，从而与《万国公报》的宣传主旨及重点十分吻合。

第二，通过《万国公报》为中国人发表文章。复刊后非《万国公报》编辑人员的文章以王韬为最多，这些文章多从《搜园文录外编》中选登。王韬与沈毓桂关系密切。沈毓桂曾说：“紫铨广文，吴中耆宿也，与仆交最久，谊最深。”由此可以断定，是沈毓桂把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的一部分文章重新刊登在《万国公报》上的。与此同时，由于沈毓桂曾参加过格致书院1889的秋季特课，其撰写的《圣人有四府论》、《救荒备荒目前宜如何为尽善策》及《铸银币得失说》获超等第九名，故而在其编辑复刊后的《万国公报》期间，自第26册始，直至第60册，先后登载了曾参加格致书院考课并获名次的其他人的课卷，分别为王佐才的《中国创设铁路利弊论》(第26册至第28册连载)、胡永吉的《物体凝流二质论》(第42册)、蒋超的《轮船电报两事宜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第50册)、冯徵的《黑龙江通肯河一带请开民屯议》(第56册)、杨史彬的《论采炼钢铁纺纱织布》(第59册至第60册连载)。另外，沈毓桂还在《万国公报》上刊载了其师张渊甫的(性说》一文。孙中山的《上李得相书》，也是因为王韬的关系，由沈毓桂推荐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宋怒的《上合肥傅相书》得以发表于《万国公报》，是因为他在1896年持此稿拜访蔡尔康，蔡尔康认为该书“恣肆，极文章之能事”，且“陈义之高，命意之远，尤鄙人所怀欲白之而未有路者”，故而将其登载在《万国公报》第101册上，“以质海内”。上述数例可以充分说明，《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有一定的选用外稿之权。

华人范文篇6

[关键词]《万国公报》；华人编辑；贡献；基督教；思想转变

《万国公报》是美国监理会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并主持的一份刊物，以内容多、时间长、影响大而彰名于晚清时期。近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万国公报》在西学东渐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愈益受到中外史学界的重视。不过，一般研究《万国公报》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万国公报》的创办人与主持人林乐知身上，而很少关注甚至忽视了这份刊物不同时期“襄理笔政”的几位华人知识分子。诚然，林乐知的名字是与《万国公报》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林乐知也就没有《万国公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林乐知藉《万国公报》而获得的赫赫声誉，以及《万国公报》在晚清时期产生的轰动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批华人知识分子的默默辛劳。因此，探讨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的关系，分析并评论他们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对《万国公报》研究的拓展，另一方面也可为如下几个问题的考察提供有价值的借鉴：第一，西方社会福音派(或称自由派)传教士在华兴办文化事业时如何依靠华人知识分子；第二，华人知识分子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三，晚清时期，一批处于“边际人”地位的华人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过程中如何重塑他们的价值理念和信仰。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的《教会新报》。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在出满第300卷后，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7月28日，因林乐知忙于监理会在华的教会事务及创建中西书院，《万国公报》暂时休刊。1889年2月，《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喉舌和机关报得以复刊，直至1907年12月停刊。在《万国公报》刊行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批华人知识分子曾先后应林乐知或广学会之聘，襄理《万国公报》的笔政，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沈毓桂、蔡尔康、任廷旭以及范祎等人。

沈毓桂(1807—1907)，字寿康，号赘翁、匏隐氏、平江赘叟、古吴困学居士等，江苏吴江人。他“少负才名，壮年走马金台，宦游滇省”。1859年为避战乱，到了上海，起初以课授生徒、卖文卖字为生，曾在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任教，又曾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翻译西书。大约在1860年，结识了刚到中国不久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并于1867年接受林乐知的“奉币致聘”，出任林氏的“记室”，协助林乐知办理《教会新报》，自此开始了充当华人编辑的生涯，直至1894年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沈毓桂协助林乐知、陆佩、慕维廉、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共编辑《万国公报》450卷又61册，成为在《万国公报》馆任职时间最长、编辑《万国公报》卷数最多的一名华人编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办理《万国公报》已使其“心血久竭”。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华人编辑，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地位前后有所变化。在自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至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的一段时间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仅是一名普通的华人编辑，其主要职责在于处理《万国公报》的文字事务，并对林乐知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此即其所谓的“襄理报牍”时期。自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至1883年7月28日《万国公报》的暂时休刊，沈毓桂已由一般的编辑一变而成为《万国公报》的“主笔”，开始全面负责《万国公报》的组稿、选稿、编辑和主持评论等工作。此即其所谓的“主张《公报》”时期。1889年2月《万国公报》复刊后，由于林乐知的主要职责在于“专司拟题乞文”及“收卷、编辑”工作，故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主笔”地位仍然没有变化，直至1894年2月。此即其所谓的“仍主报务”时期。也就是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充当一般华人编辑的生涯只有四年多，而出任《万国公报》的“主笔”则长达十余年。由此可以概见沈毓桂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蔡尔康(1852－1922)，字紫绂、芝绂，号缕馨仙史、铸铁生、铸铁庵主等。上海人，出生于嘉定南翔。他自幼邃于经古词章，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然因乡试屡败，失望之余投身报界。1892年，蔡尔康经人推荐，出任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的记室，佐理“译书之役”。1893年底，经李提摩太的“推毂殷拳，贻书介绍”，蔡尔康在中西书院结识了刚由美返华的林乐知。由于此时负责《万国公报》笔政的沈毓桂已届九龄，极想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故而在林乐知面前极力“盛称”蔡尔康。于是，自1894年2月开始，蔡尔康入主《万国公报》馆，接替沈毓桂出任《万国公报》笔政，直至1901年底。在历时八年之久的编辑生涯中，蔡尔康协助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共编辑《万国公报》95册。期间，由他笔录，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口述，合作译撰了大量有关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文章，竭力宣传保清朝、抵外侮、亲英美、倡维新的主张，由此对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维新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

任廷旭，江苏吴江人。早年“专攻举业”，1878年“考授岁贡”，就职吏部，以训导选用。1881年应唐景星之邀，赴沪襄办轮船招商局事宜，“因得问字于特赏五品衔美国进士林君乐知”。1889年奉父命在沪创办养正学堂，“课授中英两学”。1892年因出使大臣崔国因的奏请，被“招致出洋”，但因授例请给川装，“致忤宪意”，被遣回国，回国后，他“杜门养疴，著述自娱”，后在林乐知及李提摩太的邀请下，佐理二人“译书事宜”，并于1900年进入《万国公报》馆，“得随蔡芝绂征君之后，结文字缘”。在出任《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期间，他协助林乐知等人翻译了《保华全书》、《俄国政俗通考》等书，尤其是《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皆出其一人之手。与此同时，他还协助林乐知等人合撰了一批“以学辅教”、“以政论教”的文章，极力宣扬“基督教为格致之源”、“基督教为国政之本”。

范棉，字子美，号丽诲，江苏吴县人。6岁就傅，13岁入学为生员，21岁在家担任塾师，于经史、哲学及诗词均有一定的修养。30岁后，他痛感国势之日陵，又对儒学的治国功效产生怀疑，从而显兴趣于西学新知。1902年，他应林乐知之邀，承乏《万国公报》的“华文记者”，“欲藉《公报》尽一己之义务”，直至1907年12月，成为林乐知晚年的得力助手和后期《万国公报》的主要撰稿人。

除上述四人外，还有两位华人知识分子曾出任过《万国公报》的编辑，一为董明甫，一为袁康。

董明甫，字觉之，江苏南京人，儒生。他于1874年开始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直至1880年4月23日病逝，前后达六年之久。在此期间，其主要职责是对林乐知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董明甫生病期间，林乐知连载于《万国公报》的《环游地球略述》一文，中间有几次延期登载。

至于袁康，具体情况不详。从现有材料看，其名从复刊后《万国公报》第1册开始出现。照此加以推断，袁康是在1889年2月进入《万国公报》馆充当华人编辑的。其主要职责在于与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合作，译述各西方国家的消息，间或为一些传教士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

上述六名华人编辑的国学根柢都较为深厚。沈毓桂“学究中西，覃精坟典”，被时人誉之为一代“耆儒”。蔡尔康“三岁而识字，十岁而读群经，弦诵一堂”，及至“髻年人泮”后，又“岁科十试优等”，还曾“古学两冠通群。学宪黄创立南菁书院，调考骈散体文，拟以古人范蔚宗、近人曾宾谷，取列通省超等第二名，留院肄业。学宪王按试松江，奖以‘名士风流，此才谁与抗手’，许食廪饩。学师宣考以‘倜傥有为，学问淹博’举报优行”。任廷旭也“幼习儒书”，专攻举业，1872年，“学宪江夏彭公奖以‘古调独弹’，拔置例首，补廪膳生”。范祎“幼而读书，嗜诗古文辞之学。年十七八，得宋人之所作而研究之，为性理之学。二十以后，得汉唐人及近世诸先辈说经之所作而研究之，又为考据故训之学”。总之，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基，使这批华人编辑对中国传统的典籍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和了解，而这种文化储备，又为他们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出任《万国公报》的华文笔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长久浸淫在中国传统的典籍之中，又曾在科举的道路上蹒跚十数年或数十年，这批华人编辑的文字功底也见称于时。蔡尔康作诗则“搜罗典宝，如数家珍，是令小儒咋舌”；写文则“多古体字，继令人望而不识，不敢朗诵”。沈毓桂的文章，时人誉之为“秀茂溢于行间，和粹流于简外；藉王、扬以攀屈、宋，左徐、庾而右韩、苏”。任廷旭“为文规仿八家，诗亦不名一格，骈体寝馈六朝，词曲尤得花间草堂余韻”。他之所以被“招致出洋”，就因为其“华英文理俱优”。正是他们的这种文字功底，从而使得《万国公报》上登载一些传教士署名的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而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采。

上述数名华人编辑不仅国学根基深厚，文字功底见称于时，而且在出任《万国公报》华文笔政之前对西学新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有的还有过办报的经验。沈毓桂自1859年到上海后，就协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艾约瑟、慕维廉、伟烈亚力等人翻译西书，从此涉足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在华文化活动，历50年而不改其志。协助西方传教士翻译西书，使得沈毓桂于“泰西古今典籍、政令、风俗”，“概能洞悉源流，深明本末”。与此同时，沈毓桂还在《申报》馆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蔡尔康“屡读《公报》，继复读《中西关系略论》，知先生(林乐知——引者)之代为吾华谋者至深且远，未尝不掩卷太息”。“二十岁后，出佐《申报》三年，继主《沪报》八年，继创《新闻报》五月”。任职《申报》期间，曾为傅兰雅创办的《格致汇编》写过评论。任廷旭“长耽西学”，1892年随使出洋，“得亲睹美洲新国之政俗”，“心向往之”。范讳30岁后，“激刺于国势之日陵，悔儒术之迂疏寡效，乃更取算数物理之书读焉”。而袁康之所以能协助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译述各西方国家的消息，也是因为其对西方国家的情况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董明甫在进入《万国公报》馆前，曾于1868年从事《上海新报》的编辑工作。上述经历和活动，尤其是对西学新知的接纳和认同，使得这批华人编辑在原有的传统知识之外，又具备了一定的西学素养，这种素养为他们介绍西学、西政，评议中国的政治的得失以及鼓吹变革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他们显示出了与传统文人不同的特点。

在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的过程中，华人编辑们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如下三种途径而得以体现，即贯彻执行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确定的编辑方针，为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最重要的则是自己在《万国公报》上撰文、选用外稿及对《万国公报》刊载的文章加以按语和评论。

作为一名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对西方国家报刊的功能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说：“泰西新报之设，由来久矣。凡天文、地理、国政、民情与夫格致、贸易、教会诸大端，莫不研精竭虑，切实发挥，非但有裨于当世，且可垂训于来兹矣。”但他同时又意识到，报刊既可以益人，也可以误人，这就取决于报刊主笔的常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如果主笔“学必足以断事之虚实，识必足以辨事之是非，而后新报不为诬也”。而“若虚实混淆，是非颠倒，新报之贻羞也”。基于此，林乐知在改《教会新报》为《万国公报》时，多次宣称：“予作《万国公报》，予非率尔操觚，且非为牟利起见，不过尽予之心，以期有益于人，有便于人已。”“《公报》何为而作哉?选西国之新闻，登中原之实事，不假修饰，务在率真，奚事铺张，惟求核实，十八省中传遍殆尽。”在给漱六山房居士的回信中，他强调说：“本馆新报论文，措词自有定见，雅不喜以华样之新而失立言之要也。本报中间或有论及时事之处，质言之而已矣。至若翻译各国西字新报，一字一句，皆从西字中脱胎而出，不敢增损一字一句之意，亦不敢参以私意而妄腾口说也。”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林乐知对《万国公报》的编辑作了明确的规定：(一)各处寄来的稿件，“悉照原稿原意”，但必须是“时新有益世道之件”。如果稿件多虚诞荒谬之词、秽亵轻佻之事，而又用艳丽香奁体格，则“概不录收”。也就是说，稿件的作者“惟实事求是，不叩虚无而索有，不向寂寞以求音”。(二)稿件的作者应“谨慎小心，立言不朽”。与其笔墨招愆，“何如守金人之戒而缄其口耶?”换言之，“知乎国政者勿轻言而不知忌讳，关乎名节者勿妄论而有悮前程”。(三)节录他报的文章，务须注明出处。因为“泰西报馆定例，凡闻见未闻之处，可旁采他报以实篇幅，而必令注明所出自者，盖以防掠美，杜夺利也”。“大凡各报新登各国公件，无论何报皆可登录，惟须何报随后录登，应当注明此则于何报抄录，亦循西报各新闻之成例也”。(四)在处理各处寄来稿件的过程中，“事之是者录之，事之非者去之，以大公无我之心，作大公无我之报，听阅者之去取可也”。如此做的目的，“一免辜负作者之苦心，二则不致误报之凡例”。

对于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确定的上述编辑方针，华人知识分子不仅深有同感，而且坚决予以贯彻执行。沈毓桂认为，“泰西新报，厥类綦多”。之所以如此，“恐民庶之见闻狭隘而不谙事理，不识学问，未免冥顽梗化，是亦贻国家之忧”。新报的广为开设，“使诸色人等各随所见以增其新闻，各就所闻以扩其所见，且得通上下之情，辨贤愚之判，悉利害之由，而耳目不致有所蒙蔽矣，事理不致有所隔阂矣，见闻可以渊博矣”。基于这一认识，在编辑《万国公报》期间，他“一以西报为准，不敢攻讦隐私，存厚道也，不敢颠倒黑白，存直道也；更不敢借之以相倾轧，以自标榜，则以其非循分之道而戒之也。其他描摹淫蝶，绘写冶情，搆楼阁于空虚，恣笔墨为游戏，暨乎放口风流之篇什，嬉笑怒骂之文章，俱列专条，同悬例禁，亦以其害道而绝之”。蔡尔康则“念月报之重于日报也，只字不敢苟下，片语不也妄发，惟是兢兢业业，孜孜砣砣。搜采瀛环一二日万乘之新政，刊削里巷数千百辈九腔十八调之委谭……费二虎九牛之力，辟六虚而衷一实，具两造而听五辞”。范讳在承乏《万国公报》的“华文记者”后，与林乐知“或用其口，或用其手”，同样是“砣砣孳孳，昕夕不遑，殚精竭虑”。

《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们不仅有此言论，而行动也是如此。1875年12月1日，浅眼道人《中土日报虽渐增未若西国获益论》一文要求刊登在《万国公报》上，但华人编辑在审读之后，认为此文因“有与别报辨驳之意”，不符<万国公报》的要求，故而未予登载。同年9月17日，山东墨县一位姓袁的作者投稿《万国公报》，论及“英国与中国之事”，而沈毓桂则认为，“本报已得天津消息，英国为马戈利被杀与中国议办已成”，故“此论亦不必登报”。1896年9月，《万国公报》馆的华人编辑曾致信香港各日报馆，对各日报馆转录《万国公报》的文章而未予注明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指出：“各贵馆地处英藩，人多西籍，既刊报纸，宜设例文。乃敝报(《万国公报》——引者)逐月行销，多蒙俯赐甄录，其为通行文件，敝报亦得自钞，胥固未便有所陈说。若夫拙著之新论，选择之新事，亦复不嫌庸俗，振笔直钞。更或未解精微，削趾适履，乃至篇未戛然而止，一若不屑道敝馆之名者，抑未知何取于敝馆之文也?”

上述数例，远非华人知识分子为贯彻执行林乐知确定的编辑方针所做工作的全部，但足可以说明，林乐知确定的编辑方针，华人知识分子是做到了。他们既没有“偶轶报例”，也没有“稍负林君”。

由于华人编辑的身体力行，《万国公报》在当时就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有谓“《公报》立论不偏不倚，可为新报之法”。也有的说：“《万国公报》……尤《春秋》之作。……观其记事，凯切详明，褒则可褒，贬则可贬，行三代之直道。……其旌人之善，不过其实。”还有的说，《万国公报》“首登中外互有裨益之事，末译各国有关大局之新闻，事实有征，词无泛没。其考证则有典有则，殚见博闻；其策论则批隙导窍，发聩振聋，诚为当世不可无之报”。甚至还有人认为，《万国公报》“论事不嫌其质，既不使气而矜才；选词只率其真，复不争有奇而斗靡，望之平庸，接之确凿”。

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如何?梁启超对此有过评论。他曾说：“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华言，至其能读书者希焉，能以华文缀文著书者益希焉。”此可概见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但是，检阅《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署名的文章，却可以发现，这些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显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采。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有一批华人知识分子为之笔述、加工以及润色。

由华人知识分子为传教士的著作进行笔述和润色早在明末利玛窦时代即已开始。“利玛窦及其耶稣会士教友和继承人始终都与文化人保持着接触，而这些文人对于传教士们著作的最终修订起过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对于那些出自传教士们的著作，口译之后似乎就要用文人整理，中国文人们在对著作的定稿和最后润色时起了关键作用。到了晚清时期，这种合作方式更为普遍。在《万国公报》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传教士和华人知识分子共同署名的文章，林乐知等传教士署树义、述意、译意、述略、命意、造意、授意、口译以及口述等，而华人知识分子则署汇编、撰文、属文、遣词、作文、笔述、手志、手书、手录以及记言等。这种合作方式在当时被人称为“林君之口，蔡君之手”。

“林君之口，蔡君之手”的具体做法是：“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文，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人斟酌何法可明；若华人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稿改正，令合于中国文法。……因华士详慎郢斯，其讹则少，而文法甚精。”这一点，可从蔡尔康等人为李提摩太笔述的《诸女士献经祝暇记》中得到说明，从中可以窥见华人知识分子在中外合作方式中所起的作用。

对于华人知识分子在中外合作方式中所起的作用，林乐知并不讳言。他对沈毓桂的编辑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余与先生相交最久，相契殊深，平时为余臂助者，盖难視举。”“前编《万国公报》，有条不紊，不为通人所诟病者，咸惟先生是赖。今重辑报章，又二载有半矣，体裁益为精审，一时几于不胫而走，而先生之心思才力于是亦耗费尽矣。”又说，他与蔡尔康的合作十分默契。“余之舌，子之笔，将如形之于影，水之于气，融华美以一冶。”两人的合作就好比“蛩蜃相生，蟹蛄相倚”，谁也离不开谁。

当然，在中外合作的方式中，传教士与《万国公报》华人编辑的地位还是有主次之分的。传教士一般居于主导地位，而华人编辑则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除根据传教士口述进行撰文以外，还以如下三种方式参与《万国公报》的编辑工作。

第一，直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文章。其中以沈毓桂为最多，共计近300篇，而蔡尔康、任廷旭、范棉、袁康等则相对要少得多，分别为56、15、10、2篇(未包括与传教士合作的文章)，董明甫则没有一篇。这些文章的内容大致不外乎三个方面，即倡言变革、介绍西学、宣传基督教，从而与《万国公报》的宣传主旨及重点十分吻合。

第二，通过《万国公报》为中国人发表文章。复刊后非《万国公报》编辑人员的文章以王韬为最多，这些文章多从《搜园文录外编》中选登。王韬与沈毓桂关系密切。沈毓桂曾说：“紫铨广文，吴中耆宿也，与仆交最久，谊最深。”由此可以断定，是沈毓桂把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的一部分文章重新刊登在《万国公报》上的。与此同时，由于沈毓桂曾参加过格致书院1889的秋季特课，其撰写的《圣人有四府论》、《救荒备荒目前宜如何为尽善策》及《铸银币得失说》获超等第九名，故而在其编辑复刊后的《万国公报》期间，自第26册始，直至第60册，先后登载了曾参加格致书院考课并获名次的其他人的课卷，分别为王佐才的《中国创设铁路利弊论》(第26册至第28册连载)、胡永吉的《物体凝流二质论》(第42册)、蒋超的《轮船电报两事宜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第50册)、冯徵的《黑龙江通肯河一带请开民屯议》(第56册)、杨史彬的《论采炼钢铁纺纱织布》(第59册至第60册连载)。另外，沈毓桂还在《万国公报》上刊载了其师张渊甫的(性说》一文。孙中山的《上李得相书》，也是因为王韬的关系，由沈毓桂推荐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宋怒的《上合肥傅相书》得以发表于《万国公报》，是因为他在1896年持此稿拜访蔡尔康，蔡尔康认为该书“恣肆，极文章之能事”，且“陈义之高，命意之远，尤鄙人所怀欲白之而未有路者”，故而将其登载在《万国公报》第101册上，“以质海内”。上述数例可以充分说明，《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有一定的选用外稿之权。

华人范文篇7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可以作种种解读。按学者马凯蒂（GinaMarchetti）所论1：

好莱坞利用亚洲人、美籍华人及南太平洋人作为种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间更直接的种族冲突，或逃避白人对美国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复杂心情。

马凯蒂认为好莱坞电影的叙事运作方式是神话般的，利用多种故事模式迷惑观众，如：强奸模式、俘虏模式、诱惑模式、救世模式、牺牲模式、悲剧爱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这些好莱坞电影模式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揭示了这些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话语运作方式，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好莱坞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一《娇花溅血》：种族危机与性别体现

《娇花溅血》讲述一位简称「黄人」（亦称「程环」）的中国人离乡背井到伦敦谋生，暗恋一位屡遭父亲蹂躏的英国少女的悲剧爱情故事。影片开头即明确表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黄人到中国佛寺进香，祈求远赴他乡后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庙，就遇上西洋水兵聚众闹事街头。东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种族的性别定型。踏上异域后，黄人的行为与价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从而与爱尔兰拳击手巴罗所体现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对立：前者为文弱、温雅的店铺伙记，后者为粗暴、强壮的酗酒工人；前者为浪漫的梦想家，沉溺鸦片，醉心审美，后者为施虐的父亲，折磨女儿露西而得快感。露西为黄人店中的东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黄人热心献出丝绸衣料，让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温暖。这一跨种族的恋情，威胁了西方父权中心的秩序，巴罗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赶来营救的黄人与巴罗对峙，一枪击毙巴罗，将露西的遗体抱回店中，放于牀上，烧香超度，然后用匕首刺心自杀而亡。

马凯蒂指出《娇花溅血》标题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质：吉什（Lillian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娇花，生长于贫乏之地，虽如期开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躏而雕谢夭折2。在影片中，导演格里菲斯为强调东方（女性式的）的温文细腻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蛮横粗暴，将黄人的牀铺同时塑造成一个战场和祭坛。黄人先是在牀边细心照料露西饱受创伤的心灵，然后在牀前尽力保卫露西不被巴罗带回家，最终又在牀边殉情自杀，完成了现世中不被认同的一段跨种族、跨文化情缘。由于格里菲斯在影片结尾时刻意营造香火萦绕的诗意氛围和黄人凝视露西遗体和匕首时的跪拜姿态，马凯蒂等西方学者认为黄人的自杀场景潜意识地表现了一种「恋尸情节」及视觉上的「性快感」，因此更为影片增添欲望和幻想的空间3。影片对这种欲望和幻想的定位也体现在露西身上：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种超越性行为的，因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纯洁女性。

正因为露西的纯洁，施虐的父亲成为《娇花溅血》被抨击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夺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设置了两个象征性的「强奸」场面。第一，巴罗手持象征「阳具」的鞭子，鞭尾从他的腰间向前垂下，正面威胁着摔倒在地、面色惊慌的露西。第二，露西为躲避父亲，藏身在窄小的储藏间门后，而巴罗怒持利器，砸开门洞，破门而入，将露西揪出殴打。两个象征的「强奸」场景都表明了传统女性在西方专横的父权制度下的悲惨境况，也体现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节结构。

从性别的角度看，黄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种当时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倾心的男性美德，但却无疑是一种在西方被视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萨热（JuliaLesage）称黄人为「浪漫的英雄」，一个倾向自审、谦卑、文弱、被动而终究无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这个美学化的形象来表达一种道德观：「亚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与欧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为了提高《娇花溅血》的美学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纽约市首映时，设计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将影片定位于贵族及中产阶级才能欣赏的高级艺术品，而非当年移民众多的纽约人花五分钱便可观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认，格里菲斯美化种族间的谦让和互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缓减他早年影片《国家的诞生》（TheBirthofANation）（1915）中对黑人歧视的描写所造成的不良效果。这里，《娇花溅血》对东方文明的赞美本来为的是缓解西方社会的种族冲突，希望电影观众提高修养，认同高雅文化。但从电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好莱坞确定了男性华人在银幕上的一种典型的女性化形象，从此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阎将军的苦茶》：性威胁与俘虏情节

当然，另一类众所周知的好莱坞男性华人形象与黄人的成另一极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或土匪。在《阎将军的苦茶》里，专横跋扈的阎将军在中国目视无人，根本不把西方女传教士玫根的善意劝导放在眼里，当着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体枪杀战俘而毫不眨眼的绝对权威。不过，《阎将军的苦茶》转而刻意营造阎将军和玫根之间暧昧的情感游戏，因此有别于早一年发行的《上海快车》（ShanghaiExpress）（斯滕伯格[JosefvonSternberg]执导，1932）。

在《上海快车》中，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革命党首领是一位混血华人，在骑劫京沪快车后，对乘客中红极一时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为胁迫「上海百合」就范，他一方面威胁要用火钳弄瞎英国医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强迫「上海百合」同车厢的中国妓女慧菲与他过夜。《上海快车》因此融合了好莱坞的强奸模式和俘虏模式，强调了华人对西方人的性威胁。按弗洛伊德的理论，瞎眼是男性去势的象征，而革命党首领用火钳烫伤一个德国鸦片商则意味着象征性的强暴占有之举。

《上海快车》的转折点是慧菲意外地复仇杀死了强奸她的革命党首领，从而解救了京沪快车上的「俘虏」，也完成了影片结尾处「上海百合」与英国医生的爱情梦。在复仇一场戏里，导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场面营造，将华裔影星黄柳霜（AnnaMay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墙壁上，通过扑朔迷离的光影交错，重现了黄柳霜自《巴格达盗贼》（TheThiefofBaghdad）（沃尔什[RaoulWalsh]执导，1924）之后所体现的阴险毒辣、深奥莫测的东方「龙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华人的性威胁一旦解除，《上海快车》即以好莱坞固有的白人之间的男女爱情大团圆结局。

回到《阎将军的苦茶》，中国军阀与白人女传教士之间的爱情则难以在常规的好莱坞模式中发展。影片开头，玫根初抵中国与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见，不期在兵荒马乱中落入阎将军的行宫。与《上海快车》中的革命党首领相反，阎将军虽倾心玫根却不强加己意。相反，他让玫根尽其福音传教的义务，自由活动于行宫中，在情感游戏之间证明了最终是谁感化了谁。由于玫根轻信阎将军之妾，使阎将军军事机密外露，军火列车被打劫一空，从此阎将军丧尽权势，众叛亲离。

有趣的是，随着阎将军权势的削弱，他在玫根眼里的「文明」程度则不断增加，从一个野蛮的刽子手渐渐变成风度翩翩的绅士。阎将军的变化在玫根的一场白日梦中充分体现出来。玫根先是梦见阎将军以毫无浪漫色彩的游侠形象出现，这游侠酷似当时在好莱坞盛行（1926-52年间共出品四十六部）的侦探片系列《陈查理探长》（CharlieChan）中女性化的陈查理探长，随后阎将军又以一副狰狞的、色情的傅满洲的形象出现，追逐玫根不放，使她从梦中惊醒。阎将军在玫根的梦中扮演了好莱坞假设的华人男性的两个极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无性威胁的男子，如陈查理或早期的黄人；其二，阴险野蛮的恶魔，如傅满洲或1936-40年间影片《飞侠哥顿》（Flash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华人奸臣「无情的明」（MingtheMerciless）。

玫根的梦既表达了好莱坞对华人男子形象二元对立的思维，也揭示了这种对立实际上来源于西方人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向往异国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惧他者的威胁。与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阎将军既是性威胁又是性诱惑，等到片尾阎将军人去财空时，玫根宁愿留下来服侍阎将军。她穿上阎将军赠送的丝绸中装，跪在阎将军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为阎将军此时已服毒自杀，面带性征服异族女性胜利后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遗弃的行宫里哀叹人世苍凉，命运叵测。

《阎将军的苦茶》在一些细节上回应了《娇花溅血》，玫根身着丝绸中装与露西相仿，而阎将军的自杀更与黄人相似。从象征意义来看，这两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车》中革命党首领的遇刺──都证实了好莱坞叙事模式对华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征性「去势」的欲望，即从银幕上根本除去华人对西方女子的性威胁。不难想象，好莱坞从此很少再编织华人男性与西方女性的爱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马王子征服东方美女的演绎不尽的缠绵情爱（如本文第四节将述）。三《大地》：农妇土地与原始情感

马凯蒂推测《阎将军的苦茶》将中国描述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奇异、危险、混乱的地方」，为的是转移当年饱受经济萧条之害的美国观众的注意力6。这一推测也许言过其实，但数年后《大地》对中国灾荒和贫穷的渲染，的确可能给美国观众一种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而中国人却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美国观众的自豪感还可以来自他们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国农民像美国建国初期的拓荒者一样，本着对土地坚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灾人祸，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大地》改编自在中国生长的美国传教士后裔赛珍珠（PearlS.Buck）的同名英文畅销小说，其中的基督教关联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国农妇勤劳勇敢的形象，被称为是美国电影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华人形象（如鸦片病鬼、滑稽厨师、洗衣店员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阴险妖女和野蛮军阀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农妇欧兰历尽千辛万险，生儿育女，勤俭节约，默默地帮丈夫种田持家，在荒年也坚决不肯卖地，而宁愿沿途乞讨到南方，维护了立家的根本，最后又为丈夫纳妾安度晚年。影片结尾，欧兰悄然病死，丈夫望着窗外的桃树，缅怀妻子而感叹：「欧兰，你就是土地。」厄尔林（RichardOehling）认为影片中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国才可以理解。厄尔林进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国农民的形象变得真实可爱，成功奠定了后来40年代战争片中中国农民形象的塑造。」7诚然，另一部改编自赛珍珠小说的影片《龙籽》（DragonSeed）（康韦[JackConway]与比凯[HaroldS.Bucquet]联合执导，1944）同样渲染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为了不让日兵收获粮食，他们自愿放火烧毁田园农庄，进山避难，让儿女加入游击队保卫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与时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莱坞接受《上海快车》和《阎将军的苦茶》等片在中国屡遭抗议而禁演的教训，在《大地》拍摄时邀请中国官员预审剧本，到中国购买道具，又在洛杉矶动用众多华人自愿者参与摄制8。虽然中国官方对完成的影片不尽如意，但雷纳（LuiseRainer）扮演欧兰的成功，使她荣获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奖。值得说明的是，时至40年代，好莱坞明文规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数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员为「扮黄脸」而化妆得奇形怪状，面目全非，丝毫谈不上甚么真实或美感。

但时过境迁，《大地》影响之深远还表现在这类影片培养了几代西方观众对中国形象单一、片面的认识：中国等同乡村、土地、民俗、农妇。可以推测，热爱土地和勤劳勇敢的品质，不能不说是西方观众80年代以来偏爱中国第五代导演所代表的、类似《黄土地》（陈凯歌执导，1984）和《红高粱》（张艺谋执导，1987）这些反映旧中国的「民俗电影」的潜在因素。同样，欧兰的执着性格也为西方观众认同《秋菊打官司》（张艺谋执导，1992）和《二嫫》（周晓文执导，1994）这类山区农妇出家门说理、求生的中国当地农村题材的电影打下坚实的基础。当然，对好莱坞而言，这些影响已属后话9。

四《苏丝黄的世界》：白马王子与超俗爱情

到了放映《苏丝黄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黄脸」现象已经结束，女主角已由华人扮演。这部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的爱情片描写美国白人画家罗伯特到香港寻求自我，爱上苏丝黄小姐，克服种族、阶级和文化的鸿沟，有情人终成眷属。苏丝第一次在轮渡遇见罗伯特即以不标准的英文宣称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处女」。罗伯特进入九龙城，街道两侧拥挤的货摊、行人和车辆组成一幅东方主义视野中典型的杂乱无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车》片头京沪快车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动物阻挡的景象，而时隔近三十年，两个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视野对第三世界落后的无奈。然而无奈并不等同无能，在《苏丝黄的世界》里，罗伯特即肩负起改变东方落后无知的责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发现「美琳」原来名叫苏丝，是当地颇负盛名的舞妓。泼辣、迷人的苏丝，在罗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体。为了拯救苏丝「堕落」的灵魂，罗伯特请苏丝作模特儿，挖掘她所体现的东方美，从而逐渐改变了她个人形象的艺术品味。

《苏丝黄的世界》依据东方主义的典型话语模式，让罗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视野重新解读「愚昧的」东方，创造出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义。一天，罗伯特惊讶地发现苏丝穿了一套在街上买来的昂贵的欧式服装，责怪她「没有任何美感」，装扮得像「下贱的欧洲街头妓女」，进而将苏丝脱个半裸，在银幕上演了一出脱衣舞。讽刺的是，罗伯特从来不曾为苏丝作香港街头妓女的中国服饰提出异议。更讽刺的是，他让苏丝穿上他为她购买的中国古装行头，将她装扮成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公主」。这里，罗伯特重新「创造」东方，为的是强调自己的主体性：是他让西方的「艺术品味」在不知自身价值的东方女性身上「体现」出来。他将作为古装公主的苏丝绘入画中，从此创造出另一个比现实「更美」的苏丝，而丝毫不顾苏丝本人是否认同这种「美」的体现。

似乎单让罗伯特在艺术上「拯救」苏丝还不够，《苏丝黄的世界》又让罗伯特在影片高潮时演出了英雄救美的惊心动魄场面。苏丝与罗伯特同居后经常不辞而别，消失几天后才重返。心怀疑惑的罗伯特跟踪后发现原来苏丝有个私生子，寄养在山上的贫民窟里。适值香港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危及贫民窟。苏丝为救孩子，冲破警察的阻拦，冒雨奔向山腰。罗伯特紧跟其后，在钉蓬被洪水冲垮前救出苏丝，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结尾时，苏丝在庙宇烧香为孩子的亡灵超度，答应同罗伯特移居美国，因此满足了白马王子的心愿。如果说电影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将来，那么苏丝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没有前途的将来。所以，作为第三世界贫困、落后的记忆标志，这位无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莱坞的超俗爱情故事里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因为影片要观众憧憬的是苏丝脱离第三世界后与白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其实，《苏丝黄的世界》并不完全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而是设置了一个三角恋情节。英国富商之女凯·奥尼尔倾心罗伯特，主动出击，令罗伯特处于被动。为解决罗伯特经济上的拮据，凯安排罗伯特的画到海外展售。对苏丝的爱情挑战，凯先是不屑一顾，信心十足，但最终情场败北。我们该如何解释影片所设计的凯的失败呢？首先，马凯蒂从女性主义批评出发，认为凯代表了二战后受女权主义影响的能干的「新女性」，其咄咄逼人对男性而言，是一种「象征性去势」的威胁。凯的情场败北因此是对各种肤色的妇女提出的一个警告：为了吸引并保住你的男人，你必须保持男人对你的欲望10。其次，罗伯特拒绝凯的爱情也许暗示了好莱坞对势利的英国贵族传统的批判和对「平等的」美国民主价值的认同，因此暗示美国将替代英国成为新的殖民帝国。第三，从传统的殖民主义心态来看，罗伯特放弃凯而追求苏丝，表达的不仅仅是对东方美女的爱恋，更是西方帝国扩张的想象：占有异国女人象征性地等同于占有异国土地，占有异国土地也意味着可能占有异国女人及异国女人所体现的美11。罗伯特正是通过这种占有，完成了西方自我的重新定位。

西方白马王子征服东方贤淑美女的好莱坞诱惑模式从此取代了早期暧昧的东方男子与西方女子的爱情故事，既在美学上丰富了东方主义的叙事，又在意识形态上支持了西方的冷战策略。同样发生在香港的另一个超俗的爱情故事是由韩素音自传改编的《生死恋》（LoveIsaMany-SplendoredThing）（亨利·金[HenryKing]执导，1955）。影片在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至少表现在两个细节上。其一，韩素音在新中国成立后不愿回国而宁可留在香港，继续与有妇之夫的美国情人谈恋爱。其二，美国情人作为战地记者进入朝鲜战争的前线而阵亡，韩素音对他的悲伤怀念，让私人情感的泪水淹没了朝鲜战争错综的国际政治背景。美国情人的死亡在影片前半部的超俗浪漫模式之外增加了悲剧爱情模式的感染力，而这感染力的影响在新世纪之交时、好莱坞和华裔合拍的《庭院里的女人》（PavilionofWomen）（严浩执导，2001）中仍然清晰可见。同样选择超俗浪漫模式和悲剧爱情模式，由赛珍珠小说改编的《庭院里的女人》描述了一位美国福音传教士与中国江南富家妇人的婚外恋，从而在诱惑模式中又融合了基督教意味浓厚的救世模式和牺牲模式。

五《花鼓歌舞》：移民故事与文化异同

如果说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在以上分析的电影中都以主流话语的形式出现，《花鼓歌舞》则通过华裔移民主动认同美国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现西方中心的无所不在。这部改编自畅销百老汇歌剧的电影全部由华人扮演，通过爱情三角的价值设计和两代移民的观念冲突，既赞美了孝顺、贤惠等传统中国美德，又支持华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现代文明的意愿。香港在影片中是美丽和她父亲非法移民的出发地，他们躲在船舱的木桶堆里漂洋过海来到旧金山。美丽自幼许配给他人，此行正是为践婚约。父女初到旧金山，人生地不熟，幸亏美丽灵机一动，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让有心人带见夫婿（一位开餐馆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倾心舞女琳达，而琳达又爱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绍美丽到吉姆的父亲家暂时居住，贤惠的美丽打动了吉姆恪守中国传统的父亲，使他有心为吉姆拉线，从而使吉姆陷入两难的三角恋。一次吉姆与琳达驱车郊游，琳达亲吻吉姆，让他享受「美国式的」爱情表示，但如同《苏丝黄的世界》中的罗伯特，内向的书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颇不自在。

琳达代表西化的新女性，在她出浴化妆的性感歌舞场景里充分体现出来。面对数面化妆镜，她高歌一曲〈我欣赏做一个女孩〉，在镜前尽情抒展自己的酥肩玉腿和柔美腰肢，还对观众屡送秋波。这里，琳达不但代表西方男性心目中妖艳迷人的东方美女（所谓温顺的「中国娃娃」），也表现年轻的华裔完全接受物质化的豪华现代生活。这种现代生活的「未来性」也出现在琳达表演的另一个场景，一个与花花公子共建小家庭的梦幻片段。豪华的建筑、装修和家具、电器渲染舒适的生活，孩子们的追逐、打闹更增添家庭的喜庆气氛。尤其是从电视机中破镜而出的西部牛仔和印第安人加入孩子和父母的追逐，美国种族冲突的历史似乎早已被人遗忘，明天就是这么温馨美好12。

但现实中，花花公子和美丽的婚期已到，忧郁的美丽虽不满父母包办的婚姻，却也束手无策。无意中，她看到电视节目里墨西哥偷渡妇女在关键时刻宣布自己是非法移民而逃避包办婚姻。第二天在婚礼上，美丽如法炮制，背出英文台词，花花公子的母亲立刻宣布婚姻无效，吉姆随即表示愿意娶美丽为妻，得到父亲的准许。影片终于在吉姆和美丽、花花公子和琳达两对婚礼、四喜临门的气氛中落幕。

《花鼓歌舞》不仅掩盖了当年美国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抹煞历史，粉饰太平，而且还设计了一个各取所需、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倾向中国传统美德的吉姆和美丽与沉溺西方物质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达终成眷属，表示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可以容纳各种趣味、各种理想。这一「融合」主题在另一首歌曲〈大杂碎〉中得以展示：美国社会就像美国人发明的中国菜「大杂碎」，蔬菜、肉类样样都有，而且味道不错。众人高唱〈大杂碎〉这首歌的场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国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为美国「新发现的」模范少数族群，华裔似乎避免冲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为好莱坞同化模式的最佳选择。

不可否认，《花鼓歌舞》中歌舞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莱坞自欺欺人的掩饰。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军阀混战时的中国，是暴力和危险的象征。唐人街这种恶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龙年》（YearoftheDragon）（奇米诺[MichaelCimino]执导，1985）即将纽约的唐人街描述成黑社会垄断、暗杀成风地狱般的社区，唯有一位改姓「怀特」（White意指「白人」）、愿为美国越战战败而「复仇」的白人警探孤军奋斗，对唐人街开战。受西方中心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双重钳制，怀特先在一次餐馆枪战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强暴了美丽的华裔电视台女记者，进而肆意占用她的公寓进行反黑帮活动。怀特的行为再次证明「占有异国女人即占有异国土地」的殖民心态，只是《龙年》的异国就在纽约，而这「异国论」又进一步揭示，美国主流文化从未将唐人街视为美国本土社会的一部分。应该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国华裔社会已渐渐成熟，华人社团联名向好莱坞抗议影片辱华，逼使《龙年》在公映时不得不在片头加上「纯属虚构」之类欲盖弥彰的遁词。

六《蝴蝶君》：性别迷阵与身份危机

对西方中心的神话进行最彻底颠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两条重迭的线索中发展：一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错综复杂的间谍战，二是东方主义话语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东方女子的爱情游戏。这里说「游戏」，是因为东西方之间犹疑不定的性别─政治迷阵的最终结局，是东方仍然是谜一样地不可思议，而西方到头来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却无情解构了自己。

影片开始，法国驻北京使馆外交官加利马尔在一次音乐会上被宋丽玲演唱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的美妙歌声感动，爱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动追求宋丽玲。宋丽玲不无嘲讽地提醒加利马尔，歌剧《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来的美，不一定被东方人所认同。这部歌剧赞颂一位日本女子因美军情人离别后哀诉其思念之情，数年后发现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杀，以完成一种坚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马尔无法从东方主义这种刻板的单向思维中自拔，自认是一位西方男子气十足的白马王子，理所当然地要征服才貌双全的东方美女。加利马尔几经周折后如愿以偿，占有了宋丽玲的身体，在中回法国后又惊喜地得知宋丽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为他生了个孩子。当他们离别多年在法国重逢后，加利马尔惊讶地发现过去的一切都是骗局，宋丽玲原来是中国间谍，两人因此双双入狱。更惊人的是法庭宣布宋丽玲是位男性，丑闻公开后一时成为头条新闻。

其实，这一耸人听闻的间谍案取材于法国真实的故事，影片改编自黄哲伦的同名畅销舞台剧。彻底颠覆西方中心神话的高潮设在影片结尾，此时宋丽玲被法国驱逐出境，乘机回国，而加利马尔则在监狱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后在极端痛苦中自杀。加利马尔的自杀场景意韵深远。他一边用录音机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边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场，面对走廊上观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马尔，就是蝴蝶夫人。」然后用破碎的化妆镜片自尽，而不知就里的观众还在为他精彩的表演热烈鼓掌。加利马尔自杀表演时的诚恳自白揭示了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美女最终不过是一个幻想，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这个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东方，最后意识到这个终生期待的幻想不在异国，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马尔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终结的时刻：他不再幻想占有蝴蝶夫人（他原先占有的蝴蝶夫人宋丽玲早已无情地欺骗了他），因为此时此地他自己已经成为蝴蝶夫人（一个永远不会欺骗他的「她」）。

加利马尔一生所窃取的间谍情报中没有任何一条比他生命终结时所发现的事实更真实：东方主义的完美男人（白种人）和完美女人（东方人）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西方话语制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马尔死心塌地地按这种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极端而自恋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死13。好莱坞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绕了一大圈后回头颠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马尔）─东方美女（宋丽玲）─蝴蝶夫人（宋丽玲）─蝴蝶夫人（加利马尔）。换成性别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终不过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体性），西方中心内在的身份危机由此揭晓。

显然，影片《蝴蝶君》对西方中心的颠覆是从西方男性身体（自我中心）开始做起。苏内尔（AsumanSuner）认为，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男性主体性表现在身体对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经历变化、变异后身体失控，男性就因边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体性也濒于崩溃，所以《蝴蝶君》不妨作为后现代的恐怖片来解读14。由此看来，加利马尔─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换性从根本上瓦解了东西两方和男女性别的界限，颠覆了西方冷战和东方主义的双重话语，对西方观众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构了「殖民女性」（既对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这一西方话语策略，出其不意地来一个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将后者作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质。颠覆的结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体性是危机重重的，靠幻想东方离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来充实自己向往扩张的殖民和占有的欲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对西方而言，东方终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象出的华人形象宋丽玲主动向西方中心交还了东方主义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东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剧美），但他（她）同时也让西方看到西方所不愿面对的冷战事实：「背信弃义的」中国间谍和危机重重的西方主体。宋丽玲因此同时体现了西方视野中东方的迷人（爱情）和危险（死亡），二者合力摧毁了加利马尔（自大、自负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认，华人形象的这种双重性正是长期以来驱使好莱坞叙事欲望的一个动力：幻想他者，编造爱情，满足观众，扩张自我。在好莱坞的想象中，华人就像隐藏在奇观的面具背后谜一般的东方女人（华人男性因此必须女性化，从黄人到宋丽玲皆如此设计），既诱人销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这奇观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莱坞的虚构之一。面具背后并没有甚么隐藏的真实，因为这面具本身就是好莱坞的真实，或真实的好莱坞：一个奇观的造梦机器，不停地在种族、性别与政治的交错层面间虚构自己的故事。

注释

1;2;3;6;10GinaMarchetti,Romanceandthe"YellowPeril":Race,Sex,andDiscursiveStrategiesinHolly-woodFictio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6;41;44;49;115-16.

4JuliaLesage,"ArtfulRacism,ArtfulRape:Griffith''''sBrokenBlossoms",inHomeIsWheretheHeartIs:StudiesinMelodramaandtheWoman''''sFilm,ed.ChristineGledhill(London:BFI,1987),239.

5参见RussellLeong,ed.,MovingtheImage:IndependentAsianPacificAmericanMediaArts(LosAngeles:UCLAAsianAmericanStudiesCenterandVisualCommuni-cations,SouthernCaliforniaAsianAmericanStudiesCentral,1991),133-43.

7RichardOehling,"TheYellowMenace:AsianImagesinAmericanFilm",inTheKaleidoscopicLens:HowHollywoodViewsEthnicGroups,ed.RandallMiller(Englewood,N.J.:JeromeS.Ozer,1980),195-96.

8KevinBrownlow,"SidneyFranklinandTheGoodEarth(MGM,1937)",HistoricalJournalofFilm,RadioandTelevision9,no.1(1989):79-89.

9参见YingjinZhang,ScreeningChina:CriticalInterventions,CinematicReconfigurations,andtheTransnationalImaginaryinContemporaryChineseCinema(AnnArbor:CenterforChineseStudies,UniversityofMichigan,2002),240-44.

11参见EllaShohatandRobertStam,UnthinkingEurocentrism:MulticulturalismandtheMedia(NewYork:Routledge,1995).

12参见DavidPalumbo-Liu,Asian/American:HistoricalCrossingsofaRacialFrontier(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9).

华人范文篇8

在塑造艺术审美形象的过程中，演员的选用尤为关键。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由于美国国内的《排华法案》与反华情绪，美剧中大部分的华人都是由白种人出演的，出现过白种人演员梳着清朝大辫子的不伦不类的华人形象——傅满楚。这些白种人饰演的华人形象成为特殊历史时代背景下的产物，随着政治局势的改变与文化的变迁，美剧中的华人形象逐渐迈入由黄种人演员出演的时代。当今美剧中出演华人形象的演员有的是华裔或中国人，比如中国安徽人NanZhang(张楠)、移民至美国的华裔后代LucyLiu(刘玉玲)与JamesHong(吴汉章)等，还有一些非华裔的亚裔演员，比如新加坡演员兼模特NgChinhan(黄经汉)、越美混血儿MaggieQ(李美琪)、越南华裔ArchieDavidKao(高圣远)、菲律宾裔ReggieLee(雷吉•李)、新加坡华裔的GwendolineYeo(杨时贤)等。所以，美剧塑造华人形象时所选用的演员血统比较复杂，与亚洲国家有着不同方式的关联。“美国人在学校里学到的关于亚洲的知识大部分与中国有关。如果这些美国人心目中‘东方人’的形象只是被经常提起的‘不可思议的东方人’的话，或许这个东方人的衣着打扮和长相就会像一个中国人。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几乎可以被视为整个亚洲。”[2]从美剧华人形象的演员选用上也可以看出，在美国人眼中，亚洲面孔等同于中国面孔，两者具有无差别的种族特征，可以在塑造华人形象上达到相同的荧屏效果。

二、民族风的服装风格

美剧中的大多数华人形象台词和戏份并不多，为了快速精准表现人物形象的中国性，华人角色大多身着中国传统服装及其它有中国文化特点的饰品。近代唐装结合了中国清代满族马褂和西式立领等剪裁方式，是“唐人街”的重要文化符码。《识骨寻踪》S02E16(S代表“季”，E代表“集”)里，配角中国老太太与出现在照片中的中国女子均身穿女式唐装；《妙警贼探》S01E06里，白发中国男子身着黑色男式唐装上衣，唐装上有灰色汉字毛笔书法的图案。除此之外，他的左手腕上还带着黄色木珠链，刻画出一位颇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中山装是中国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融合中西式男装样式设计而成的。《妙警贼探》S01E06里，中山装塑造出唐人街华人老板Lao亦正亦邪的形象。旗袍是中国女子的传统服装，是“最为当今世人所认可和推崇的中国服饰之代表”。[3]在《妙警贼探》S01E06，一位女性华人形象(本集主角，国际刑警)在本集中共穿过四件旗袍，第一件是半镂空刺绣黄色旗袍，第二件是深蓝色刺绣旗袍，第三件是立领刺绣肉色旗袍，第四件是灰色刺绣旗袍配披肩。这四件旗袍均有中国服装制作工艺——刺绣的运用，让这位女性华人形象更加精致与美艳。《灵指神探》S02E05中，餐馆中的女服务员不仅身着红色旗袍，而且用扇子作头饰。除了民族风的服装样式，美剧中通过服装的民族文化符码元素来塑造华人形象。如《生活大爆炸》S01E09，一位中国男子穿着“红中”汉字的T恤。“红中”T恤是1981年到1983年出品的美剧《TheGreatestAmericanHero》(《飞天红中侠》)里华人形象李立的经典服装，属于电视剧衍生服装类型。通过这件服装，刻画了一位对美国电视剧、美国文化无限热爱的宅男形象。

三、古典美的妆容特色

中国古代白发、白须、白眉代表丰富的人生阅历，后与功夫元素一起被演绎为智慧、神秘与邪恶的象征。在《妙警贼探》S01E06，赌桌华人男子的造型为白发、白须，展现他在上的潇洒风姿与高深莫测；在《福尔摩斯：基本演绎法》S01E09，拥有一小撮白胡子的华人年长男子显得神秘又怪异；《明星伙伴》S02E06中，本集结尾“戏中戏”片段里充当打手的龙套角色们身着西装却头戴长长的白色假发，他们挥舞着兵器充当打斗场面的“背景板”。此外，《女人帮》S01E01，华人角色Mia的发型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女人的复古发型。卷发发型由西方传入上海，成为海派时尚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复古卷发再现了旧上海的时尚女人形象，是“西方”观看“东方”、“男性”观看“女性”的双重表意下，将东方女性化的例证。

四、结语

综上所述，美剧作者们以想象中的定型化族裔印象，利用陈旧又偏颇的文化元素，刻画出一个个充满异域神秘色彩的华人族裔形象。尽管近年出现了个别常规角色，如《神盾局特工》中出现的华人女性角色——特工梅琳达•梅[4]，但大多数华人形象是一闪而过的龙套角色，从角色存在感与话语权角度来说，华人形象仍处于边缘化的弱势地位。并且，美剧不再对华人进行“傅满楚”般的明显丑化，而是用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书写着“他者”的被动与从属，这不仅是一种文化误读，更是一种文化霸权下的新型文化策略。

参考文献：

[1][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7:426.

[2][美]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M].北京:中华书局,2006:38.

[3]刘瑜.中国旗袍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华人范文篇9

目录

序言

第一章总纲

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三章国家机构

第一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节国务院

第四节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五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六节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七节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序言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一八四0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

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

一九四九年，以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增强了国防。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第一章总纲

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第八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

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

第九条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

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第十一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第十二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第十四条国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责任制，改进劳动组织，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力。

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十五条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第十六条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

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

第十七条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

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

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

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它们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

第十九条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

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

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

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二十条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第二十一条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

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

第二十二条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第二十三条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第二十四条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第二十五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第二十六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

第二十七条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

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第二十八条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国家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增强国防力量。

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

（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

（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

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

第三十一条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

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三条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

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

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

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第四十四条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

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

第四十九条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

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第五十五条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

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第三章国家机构

第一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五十八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第五十九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

第六十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的两个月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如果遇到不能进行选举的非常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可以推迟选举，延长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在非常情况结束后一年内，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六十一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主持会议。

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修改宪法；

（二）监督宪法的实施；

（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六）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七）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八）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九）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一）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十二）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

（十三）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

（十四）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

（十五）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

第六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

（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

（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六十四条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六十五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委员长，

副委员长若干人，

秘书长，

委员若干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少数民族代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有权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第六十六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它行使职权到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常务委员会为止。

委员长、副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二）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四）解释法律；

（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

（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八）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十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长；

（十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并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

（十三）决定驻外全权代表的任免；

（十四）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

（十五）规定军人和外交人员的衔级制度和其他专门衔级制度；

（十六）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十七）决定特赦；

（十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

（十九）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

（二十）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

（二十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六十八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副委员长、秘书长协助委员长工作。

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处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第六十九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七十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专门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

第七十一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

第七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分别提出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第七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

第七十四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许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

第七十五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七十六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并且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

第七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本单位选出的代表。

第七十八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程序由法律规定。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四十五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动员令。

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行使职权到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主席、副主席就职为止。

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都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在补选以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暂时主席职位。

第三节国务院

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第八十六条国务院由下列人员组成：

总理，

副总理若干人，

国务委员若干人，

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

审计长，

秘书长。

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

国务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八十七条国务院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第八十八条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副总理、国务委员协助总理工作。

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

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

第八十九条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

（一）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三）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并且领导不属于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全国性的行政工作；

（四）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

（五）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

（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

（七）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

（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

（九）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

（十）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

（十一）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

（十二）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十三）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

（十四）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划分，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十六）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十七）审定行政机构的编制，依照法律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人员；

（十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九十条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负责本部门的工作；召集和主持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务会议，讨论决定本部门工作的重大问题。

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命令、指示和规章。

第九十一条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九十二条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四节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席，

副主席若干人，

委员若干人。

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

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九十四条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第五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九十五条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根据宪法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规定的基本原则由法律规定。

第九十六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第九十七条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

第九十八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第九十九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通过和决议，审查和决定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的计划。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的执行情况的报告；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一百条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一百零一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出或者罢免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一百零二条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由他们选出的代表。

第一百零三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有权罢免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第一百零四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罢免和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个别代表。

第一百零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

第一百零六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一百零七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

省、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决定乡、民族乡、镇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第一百零八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

第一百零九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

第一百一十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第一百一十一条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第六节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一百一十二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第一百一十三条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第一百一十五条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

第一百一十六条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一百一十七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

第一百一十八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

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

第一百一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

第一百二十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

第一百二十一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第一百二十二条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

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

第七节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一百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第一百二十六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一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第一百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第一百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人民检察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一百三十一条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第一百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第一百三十四条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

第一百三十五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第四章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华人范文篇10

婚前礼仪

旧时代缔结婚约之前必须配对“八字”的传统习俗，实际上已经废除了。同样的，请媒人代为提亲及安排婚礼细节的做法，也越来越少了。

在今日的新加坡，最常见的是未来新郎拜会未来的岳父岳母并请求将女儿许配给他。在女方家长答应以后，通常由男方与女方的亲属（家长、兄姐〕或双方的朋友商定交换礼物及安排婚礼的细节。

双方商定的事项是：

“聘礼”：男方送给女方的礼物，以确定这门婚事。

“定婚”。

“纳彩”：双方交换礼物。

举行婚礼的日期及当天的仪式。

聘礼

在传统的华人社会，“聘礼”是议亲的中心问题。婚事因双方未能对这个问题商达协议而告吹，这种事情并非绝无仅有。“聘礼”包括“聘金”的多寡与“嫁妆”的厚薄。过去，男方往往希望女方把聘金的一部分用来准备嫁妆。

今天不少人认为娶亲需付金额（即聘金〕的观念是落伍的，也有损女方的身份。然而，应当指出，“聘金”实际上包含这样的意义：表示男方承认和感谢女方家长的养育之恩。因此，即使不致送聘金，但送礼物给女方家长的习俗至今依然十分普遍。

为了对未来岳父岳母表示感激与敬意，新郎可以向女方家长奉送内封现金的“红包”，或在婚宴上特为女方设几桌酒席，让女方宴请亲友。

定婚

现在一般人已取消定婚仪式，即使要举行正式的定婚礼，也是一切从简。

定婚仪式通常是：双方先交换戒指，接着以供品祭祀祖先，意思是将喜讯禀报。然后分赠蛋糕给亲友，代替传统上赠送“花生饼”的做法，这种饼是用红纸包装，上面贴着“喜喜”字。

纳彩

“纳彩”就是交换礼物，按旧习俗是在婚礼前几天进行，通常都是根据《通书》，择定吉日纳彩。

吉日一到，未来新郎就把一批礼物送到未来新娘的家，礼物的组成因不同方言籍贯而异，数目通常是六件，人们认为“六”是个吉祥的数字。礼物可能包括以下任何六件：

一个红色内封现金（代表“聘金”〕。

两对红蜡烛，一对贴上龙形的剪纸（代表新郎〕，一对贴上凤形的剪纸（代表新娘〕，取“天生一对龙凤配”之意。

一件或多件金饰物，送给新娘。

猪脚，可以是新鲜的或罐装的，如果是罐装的，通常需送几罐。

酒

蛋糕或蜜饯、糖果。

鸡

新娘礼服

水果、橙或甘蔗。

礼物用红盘盛放，由男方一位年长亲戚或好友送到女方府上，女方一般不会将全部礼物收下。而会退回六间，其中有：

一个红包，内封原来现金的一部分。

一对贴上凤形剪纸的红蜡烛。

一个金戒指。（如果没有举行定婚礼或未前往婚姻注册局注册〕。

果汁饮料。

水果。

原来猪脚或鸡只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