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难题范文10篇

革新难题范文篇1

战略失当

目前，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体系在我国已经确立，商业银行的改革也进入深水区，如何使各个层次、各个类别的商业银行充分满足不同地理区域、市场主体、客户群体的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发挥出与其市场定位相匹配的金融服务功能，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重要目标。但从这几年商业银行改革的实践看，效果并不明显，银行业体系市场严重错位，资金紧缺矛盾激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尤其是在特定金融服务领域表现更为突出，如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边缘化，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薄弱化，这种状况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上述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的改革战略失当，盲目追大求全，粗放经营、外延扩张严重。商业银行在发展战略中不考虑投入产出比、成本与收益，以拉存款为主业，扩规模为目标，全力追求“大而全”，无视银行差异，逐渐偏离自身市场定位，追求同质发展，导致金融资源过度向大城市、大客户、大项目集中，金融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以近几年发展势头迅猛的城市商业银行为例，其最初定位是“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但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依托比较优势，做深、做透、做强特色业务，在地方经济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方面精耕细作，而是采取“跨区域经营，综合定位”的战略模式。商业银行高度同质化的发展战略，致使金融资源配置扭曲、重复浪费、效率低下，形成“传统业务竞争白热化，业务创新形式化”，“大客户竞争白热化，小企业服务边缘化”，“中心城市竞争白热化，农村金融服务去市场化”等多种困境并存的局面。因此，要实现我国商业银行既定的改革目标，关键是促进商业银行的集约化、差异化发展，形成多层次、多样化、多功能的银行体系。

激励扭曲

激励机制是银行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高效、完善的激励机制可以有效振奋员工精神，凝聚员工力量，改善工作状态，提高工作效率，有助于银行平滑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保证银行业的长期稳健发展。但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改革中存在着较强的激励扭曲，主要体现在不顾风险水平和管理能力，重规模扩张与短期利益，重任务压力而脱离实际。简而言之，存款数量成为员工激励机制的核心，收入奖励和职务升迁成为基本的激励手段，单一而具有刚性。我国银行业“重存款不重质量，重效率不重管理，重业绩不重教育，末位淘汰与明星员工并存”的激励模式导致经营过程中功利主义泛滥，机会主义盛行，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广泛滋生，成为银行业长期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的掣肘。在这种激励机制下，没有员工认真思考银行的真实价值所在，没有员工认真思考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没有动力去研发创新性金融产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向市场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多年来倡导的商业银行转型也只是限于口号，流于形式，转型进程大有停滞和逆转之势。可见，我国银行业的激励扭曲问题亟需纠正，价值主导型的激励模式亟待形成，“多元化考核，突出对风险、收益和合规的考量”替代“线性、单一的规模化考核”才是正解，唯有如此，才能够满足银行业未来发展的需要。

教育欠缺

目前，困扰商业银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员流动速度快，银行用自身资源培养出来的人才频繁跳槽于各竞争对手之间，对银行的稳定经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其根本原因在于银行教育机制的欠缺，在短期激励模式下，商业银行注重“使人”而不“育人”，以培训代替培养，以教训代替教育。每一名新入行员工在接受机械化的培训之后，便上岗从事高负荷的工作，这样的培训方式忽视了员工“社会人”的属性，以及对员工归属感和忠诚度的培养，不利于开发员工的长期价值。人才培养是提高商业银行价值和竞争力的必备条件，尤其是面对国际同行的激烈竞争，塑造有竞争力的员工至关重要。从宽泛的角度来说，完善教育机制，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就是在塑造银行的企业文化。良好的企业文化对银行而言意义重大，一是可以把银行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形成一个高效团队，使团队内的每一名员工都有安全感、归属感、使命感和责任感，高度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便充分发挥智慧和才能，促进银行发展；二是良好的企业文化促使员工遵守共同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实现员工的自我约束和自律行为，不再简单依靠制度的约束，被动地接受管理，而是靠主动性、自发性和能动性进行自我管理。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强化教育机制，已成为我国银行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选择。

法制淡漠

近期，银行业案件进入密发期，同质同类案件反复、频繁出现，银行从业人员违规常态化趋势严重，给存款者权益带来严重损害，对银行体系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内部的法制淡漠，知法犯法，有法不依，对内控管理和规章制度，经营者视若无物，管理者熟视无睹，管理人员过于注重速度、规模和物质奖励，而忽视合规、风险和教育。在对法律、规章、制度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偏差，执行起来“重形式，不重效果”，“重表面，不重实质”，“重轮廓，不重细节”，这种状况致使银行业内部的案件风险防范处于“有制度，无执行”的状态，滋生了风险隐患。商业银行内部应充分认识遵法守规的重要性，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在行动上要充分体现执行力，杜绝“人情大于法规，领导高于规章，信任代替监督”等不当行为，真正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良好工作局面。监管部门在执行规章制度时要“重过程、重具体、重细节、重落实、重质量、重效果”，严禁马虎行事，蒙骗过关。同时，大力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增强员工的职业道德和遵法、守法观念，提高员工的职业操守和合规经营意识，加大违法处置力度，增加违法犯罪成本，真正从源头上杜绝各类风险事件的发生。

内控乏力

银行业是高风险行业，容易发生各类风险事件。因此，内控建设在银行经营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生命线，是银行防范风险、稳健运行的第一道防线。但在我国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内控却明显缺乏执行力，因内控不落实而诱发的风险事件频频发生。监管部门一直在强调内控制度的重要性，但在银行业实际经营过程中，内控制度却成为一种形而上的东西，成为装饰和口号，无法约束银行内部存在的各种潜在风险。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内控乏力的原因，一是银行管理人员风险意识薄弱，对内控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内控制度的存在视若罔闻，甚至有的银行基层部门将内控制度视为业务经营的枷锁，规模扩张的羁绊，完全以一种对立的态度看待内控制度。二是内控制度严重滞后，现代银行业与传统银行业相比，在金融产品种类、业务流程、商业模式等方面都呈现出新变化，但内控制度却无法跟上银行业快速发展的步伐。三是内控制度大而空，缺乏可操作性。有的商业银行建设了名目繁多的内控制度，但仔细去看，没有几个内控制度具备可操作性，无法对其目标任务进行分解，这样的内控制度只能以“花瓶”状态呈现。四是内控制度只有形式，没有执行，缺乏监督。“有内控、无执行”，“有要求、无落实”已成为业界常态，“简单化执行、表面化执行、递减式执行、选择性执行、应付式执行“已成为业界规避内控的常规手段。内控乏力已经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各类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风险源，因此，改变我国商业银行内控现状变得尤为迫切，必须从制度建设、思想认识、任务执行、监督管理等方面做足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做出成效，全面提升商业银行的内控管理水平，使内控制度真正成为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石。

革新难题范文篇2

一、世界银行治理改革回顾

自成立以来，世界银行对发展目标、治理结构、业务流向等方面进行过多次的调整与改革，在治理方面比较大的调整有三次。第一次是对内部架构的调整⑦。1952年以前，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是根据职能划分的，分为贷款部、经济部、市场部、法务部等部门。目前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是在1952年内部结构改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治理结构的特点是按地区划分（除了几个专业委员会之外），这一结构对于提高世界银行的运营水平是非常有效的。第二次是对投票机制的强化⑧。在1972年以前，世界银行的贷款尽量根据“常识”来运行，一些有不同意见的项目将在提交执行董事会投票前得到妥善解决。1972年，Gonzalez修正案通过后⑨，为了回应国会的要求，美国的执行董事开始在世界银行内越来越多使用投票权影响贷款或援助方向，同时，美国的执行董事也对一些项目明确发表看法，使得一些项目没有办法提交执行董事会讨论。事实证明，美国完全可以影响世界银行贷款的流向。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会又指责多边开发银行将贷款提供给违反人权标准的国家，因此要求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对这一类项目投反对票，一些与糖、橄榄油等相关的贷款项目因此受到影响。第三次是目前仍在进行的投票权改革⑩。2008年秋，世界银行集团同意开始两阶段的改革，以提高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DTC）在世界银行的参与，包括增加DTC国家的投票权、股份、在执行董事会中的人数、对DTC国家关于发展的看法做出回应等内容：（1）增加DTC国家的投票权，根据新的股权计算公式!，将DTC国家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的投票权从42.6%提高到47.2%，同时，将DTC国家在国际开发协会（IDA）的投票权从40%提高到46%。（2）建立独立的配股原则。要求建立和IMF配额相一致、但又不一样的股份分配方法，欢迎新的IDA出资，以及保持发达成员和DTC成员之间的投票权平衡。（3）对IBRD和IDA的股份结构进行定期评估。每5年对IBRD和IDA的股份结构进行评估，以保证股份结构能够反映各自的经济占比以及对世界银行集团的贡献。（4）增加来自DTC国家的董事。在保持其他国家董事不变的情况下，增加2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董事，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达到3名。（5）修改《世界银行章程》。修改《世界银行章程》是为了修改关于基本投票权的规定，提高基本投票权的提议已经得到理事会的批准，正在征得成员国的同意，已经有80%的成员国（占70%的投票权）同意，但离85%的投票权还有一定的距离。可以看到，经过这一轮的投票权改革以后，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提高得最多，中国、韩国、墨西哥、土耳其共增加了3.27个百分点，而其他发展中成员增加1.33个百分点，总体上最不发达国家增加的投票权都是非常有限的，这是由投票权计算公式所决定的。DTC改革的实质是通过提高基本投票权以惠及最不发达国家，同时较大幅度提高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一次调整。这和全球经济结构变化也是一致的，1990-2010年间，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都有所下降，只有新兴经济体的比重是上升的。投票权改革之后，美国的投票权下降了0.51个百分点到15.85%，但仍然拥有足够多的投票权以否决《世界银行章程》的修改（15%），也就是说，在修改章程上美国仍然有独享的“否决权”。到目前为止，世界银行的改革还没有触及到核心的议题（比如美国的干预、治理机制不顺等），世界银行下一步的改革能否触及到这些核心议题，也正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内容。

二、世界银行治理改革方案分析

对于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学者和官方都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改革方案，世界银行也多次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治理改革的问题。这些方案中，对世界银行改革的许多问题都有所涉及，有些甚至切中了世界银行治理改革的要害。

（一）关于改革行长选举的方案

2000年7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成立了工作组来评估行长和执行总裁选择过程，工作组对世界银行现有行长推选程序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改进意见。之前，世界银行行长的选举程序是：在世界银行现任行长宣布即将卸任后，选举过程即启动。执行董事会就适合行长之职的基本条件达成一致，美国政府将会由财政部领头成立“提名委员会”，并根据执行董事会提出的条件筛选候选人，委员会和一位资深提名顾问一起对候选人名单进行初选，其他国家的提名人也一起进入初选（包括非美国公民），美国执行董事负责及时通报董事会提名进展。最终，美国总统确定最终人选名单，并由美国执行董事向执行董事会推荐，执行董事会投票选出行长。工作组提出了新的筛选程序：（1）在现任行长即将卸任时，由执行董事会启动选举。执行董事会确定行长的基本条件，并成立小型顾问委员会。（2）由顾问委员会提出候选人名单，并不带倾向性地提交给执行董事会。候选人应当是成员国公民，可以由成员国政府提名，也可以不经过成员国政府提名，不经政府提名的候选人应当获得本国政府的背书（至少不反对）。（3）执行董事会就候选人名单进行初步磋商，直到确定最终人选才进入选举程序。（4）选出行长后，由执行董事会完成任命程序。可以说，新的筛选程序有很大的改进。一是改革了美国主导提名过程的做法，转而由执行董事会来进行筛选。二是打破了国家提名。在新的程序中，候选人不一定要经过国家提名（但需要本国政府的支持，至少不反对）。新的筛选程序是非常合理的，除了其执行筛选的机构有待商榷以外#。遗憾的是，直到2012年最新的行长选举，仍然没有对原有的筛选程度进行改革。

（二）Caliari和Schroeder的建议

Caliari和Schroeder提出“改革提案”，但只提出了几条建议$：（1）世界银行的出资国和借款国有同样的投票权，单个国家不能拥有否决任何提议的投票权。（2）执行董事要通过正式投票来表达观点，而不是给暗示。理事会、执行董事会的会议记录要公开。（3）行长要基于择优原则公开选举。应该说，有些建议是比较合理的，比如信息公开；而有些建议则缺乏具体的行动方案，比如关于行长选举的建议。至于说，Caliari和Schroeder提到的“出资国和借款国有同样的投票权”，其实涉及世界银行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世界银行的性质：世界银行是像联合国一样的国际组织，还是一家政策性银行，或者是援助机构、商业银行？世界银行的性质直接决定了投票权的分布，以及许多治理的原则。

（三）Linn关于世界银行改革的建议

Linn在世界银行工作长达30年（1973-2003年），曾任负责金融政策和资源动员的副行长、以及负责欧洲和中亚的副长，应该说对世界银行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Linn认为世界银行的改革可以分两个步骤完成%，在近期内，重点是要形成开放的、竞争性的、基于择优原则的（行长）选举过程。并在当前的危机中，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穷的国家）提供快速应急资金，稳定投资和当地的发展。而在长期内，世界银行应当推行的改革包括：（1）世界银行要在提供援助、国家间援助协调上占据主导地位。（2）扩大贷款对象（把发达国家纳入）、调整经营政策（适当增加风险的同时加强风险对冲）、增加融资渠道，以此提高世界银行的地位。（3）世界银行的改革要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协调。（4）世界银行的改革需要仔细的准备，不能匆忙决断，应当在全球援助和公共产品体系变革的大背景下，考虑世界银行的改革。在所有改革方案中，Linn的建议是最务实的，很多都是关于世界银行业务调整的建议，这取决于他对世界银行业务的了解，但这也恰恰局限了他的提议，对于世界银行战略性的关键领域改革，Linn并没有多少贡献。

（四）Zedillo报告中的改革建议

2008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了治理改革委员会，并邀请了南非财政部长TrevorManuel任主席，委托Manuel对IMF治理改革进行研究，Manuel领导的委员会于2009年3月24日提交了最终报告^。与此对应，世界银行也邀请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ErnestoZedilo对世界银行的改革进行研究，Zedilo领导的委员会也于2009年10月提交了最终报告（这里称为Zedilo报告）&，Zedilo委员会的报告也是改革世界银行治理的方案之一。Zedillo报告对世界银行的弱点进行了总结：（1）在战略形成上的弱点。现有机制下，没有有效的战略形成机制，缺乏可以形成战略的部门或机构，发展委员会、执行董事会都没有办法实现这一职能。（2）投票权分布不合理。投票权分布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基本投票权占比过低。《世界银行章程》规定的基本投票权，是以数量而不是比例的形式确定的*，所以新成员的加入以及增资都会导致基本投票权自然稀释。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之初，基本投票权占11%，而现在只有2.86%，虽然有计划将基本投票权提高到5.5%，但Zedillo报告认为这一水平仍然过低。国际金融公司也有同样的问题，从成立到现在，基本投票权已经从12.28%下降到了1.82%。二是缺乏投票权评估机制。世界银行没有自动或定期评估股份构成的机制。三是发展中成员和发达成员投票权不对等。四是最大股东垄断的问题。由于修改《世界银行章程》要求的高度多数，给了美国独家的否决权，引发世界银行被最大股东垄断的看法。（3）职责划分不明晰。在世界银行中，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界线很模糊，执行董事会和行长分享管理世界银行的职能，导致行长无法完全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行长是执行董事会的主席，导致利益冲突，董事会无法独立行事。除此之外，还存在行长选举不透明的问题，排除了大部分成员国，而且行长必须是美国人的潜规则仍然在沿用。针对上述问题，Zedillo报告提出以下改革建议：（1）改善投票权分配。具体建议包括：一是改革执行董事会。减少董事会成员到20人，尤其是减少来自欧洲的执行董事，同时执行董事会选举产生，每个执行董事代表不超过10个国家。二是每5年对投票权进行自动评估。三是世界银行股份应当与投票权脱钩。四是将基本投票权提高到10.78%。（2）改革治理机构。将现有执行董事会提升为理事会，由各国财长组成（副财长为替补），通过选举产生董事长，并成立顾问小组为理事会服务。同时，将所有运行工作交给管理层。（3）改革行长选举程序。（4）加强管理问责制。（5）扩大世界银行集团可用资源。Zedillo报告非常全面，对世界银行治理中的许多关键领域也都有所涉及，包括美国垄断、行长选举、执行董事会改革等内容，尤其是关于执行董事会改革的内容，已经涉及到了世界银行治理结构的根本问题。不过，和2000年工作组的建议一样，这一报告中的许多内容都没有被采纳，包括减少董事会成员、提升执行董事会为理事会、改革行长选举等内容都没有得到实施。当然，对于报告建议的投票权和股份脱钩的看法，还是世界银行这一机构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如果不对世界银行的性质进行充分的讨论，很难得出适当的结论。

（五）其他看法

也有研究认为(，当前的危机并不构成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原因。Dooley等人认为在危机之前，学界普遍预计布雷顿森林体系会出现危机，但学者担心的是由新兴市场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资金突然中断，从而引发金融账户失衡的危机，因此学者建议为了避免这一危机的发生，应当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但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并不是这种危机，它很大程度上是长期资金流入过多导致资产市场风险，以及风险管理失当所导致的。因此，把现在的危机认为是“预言实现了”，然后要求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不是名正言顺的。而且，Dooley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实质的变化，可以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II)，不需要任何的改革。当然，Dooley等人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II和现有体系不需要改革的看法，并没有被认可。

三、世界银行治理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世界银行治理改革，归根结底，取决于世界银行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这一点是目前的改革方案中所没有涉及到的。同时，世界银行的改革要有理论依据，并不能完全基于政策分析，这也是目前的改革方案中所缺乏的。在这一部分中，笔者将对银行的性质、治理结构、战略形成机制和美国的地位等四个问题进行讨论，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明确的答案，才可以给出合适的改革提议。

（一）世界银行的性质

世界银行是美国为了帮助欧洲重建而设立的，在欧洲重建任务完成之后，世界银行才转变角色，变成一个主要由发达国家出资、并为发展中国家服务的机构，其主要目的变为减贫等发展议题。要讨论世界银行的性质，必须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回答：第一，世界银行是谁的机构？世界银行的资金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各国缴纳的资本，二是从金融市场上融资。从融资结构来看，它有非常市场化的一面，显然不是慈善机构或者是类似联合国的国际组织。从这一点上看，世界银行是属于股东的，所有过度提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投票权，以及将投票权与出资比例脱钩的建议，都是不恰当的。如果明确了世界银行是由股东所有的机构，那么就可以进一步讨论投票权分配的问题。在公司治理中，有两个占主流的治理结构：一种是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另一种则强调利益相关者。虽然世界银行是属于股东的开发银行，但它提供的服务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性质，因此是必须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其中就包括了接受贷款的国家，在投票权分配时，需要考虑贷款接受国。笔者认为，在世界银行新的投票权计算公式中_，已经充分反映了世界银行分配股权的原则，这一原则是适当的、无可争议的。第二，世界银行做什么？世界银行是股东所有、采取利益相关者治理框架的机构，从世界银行的定位出发，既要考虑市场化的贷款供给，也要考虑不发达国家发展和减贫的需要，从这一点看，世界银行贷款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错配。到2011年6月底，世界银行对非洲的贷款只占到贷款余额的1.1%，而相对条件较好的亚太地区和南非则分别占到了19.7%和9.8%。导致供需不匹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收益率的问题。世界银行虽然不是纯粹的商业机构，但主要靠从金融市场融资的特点决定了世界银行要考虑贷款的回报率，这会导致世界银行的贷款业务与减贫目标背道而驰。从世界银行在不同地区贷款回报率可以看出，2011年，世界银行在非洲的贷款回报率只有0.7%，不足以支付融资成本，而在拉美和亚太地区则分别达到2.5%和2.0%，世界银行在拉美和亚太地区的贷款，又主要流向了墨西哥、巴西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有三个思路。一是扩大世界银行可用的资源。这在Zedillo报告中已经提到了，扩大世界银行可用的资源有两个办法：补充资本金或者提高杠杆。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相比，世界银行的杠杆率已经是最高的了+，所以进一步提高财务杠杆率可能将导致无法控制的风险，最佳的途径是扩充资本金。在DTC改革完成之后，可以在不改变投票权的情况下，适当增加新兴经济体的出资。二是在不同业务间平衡。可以进一步调整世界银行的业务分布，包括Linn建议的把发达国家作为贷款对象，同时用高收益的贷款来平衡低收益的贷款，高收益的贷款规模越大，可以支持的低收益贷款规模也就越大。当然，如果这样做的话，世界银行现有以地区划分的架构可能需要适当调整。三是扩大软贷款和IDA的业务。这两者都是专门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业务，可以进一步扩大IDA可支配的资源规模，扩大软贷款和IDA业务。

（二）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

在讨论世界银行的性质时，已经讨论了投票权分配的问题，其实已经是治理结构的内容了。笔者认为，在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执行董事会。在Zedillo报告中，已经提到了改革执行董事会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建议。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治理结构最重要的是董事会和CEO，但是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会既不是董事会，也不是CEO，是一个矛盾而且尴尬的机构：一方面，根据《世界银行章程》，执行董事会是管理机构。《世界银行章程》规定，理事会可以委托执行董事行使任何职权，但不包括：（1）接收新成员和决定成员接受的标准；（2）增加或减少资本；（3）开除一个成员；（4）根据执行董事会对本协议的解释来裁决；（5）达成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临时或行政上的非正式安排不包括在内）；（6）停止银行的运作并分拆资产；（7）决定银行利润的分配。其中尤其是第（7）条明确了执行董事会其实不是“董事会”，而是集体CEO。在《世界银行章程》也明确规定了“执行董事负责银行的一般运营”。另一方面，执行董事会按照各自的投票权（股份）进行工作。执行董事会的投票权，是由其代表的国家决定，从这一点上看，执行董事会执行的是董事的职能。这一矛盾内生于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中，从世界银行成立那一天起就存在着，但在1972年由于美国通过Gonzalez修正案而被强化。在1972年以前，执行董事会很大程度上是代表理事会工作，在一些由理事会负责、但非关键的事务上，代替理事会决策。但1972年以后，由于执行董事会更深介入到了贷款审批业务中，导致执行董事会成为了管理层的一部分。执行董事会兼任“董事会”与CEO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执行董事会介入经营，架空了行长以及其他管理人员，使得世界银行始终缺乏专业的管理。同时，执行董事依照各自的国家利益来投票1，导致世界银行成为各国利益的角斗场，使世界银行成为一艘没有方向的船，缺乏战略形成机制的问题由此而生。

（三）美国对世界银行的控制

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之初，美国拥有超过37%的投票权，此后，美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持续下降，到2010年，已经只有16.1%的投票权。根据DTC第二轮改革的计划，美国的投票权将进一步下降到15.85%的水平。总体上，美国对世界银行的控制是有所下降的，但是由于世界银行在独家否决权、行长等问题上具有其他任何成员国没有的优势，所以在投票权下降的同时，美国仍然招致许多批评。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以下几个方面比其他成员国更具优势：

1.独家否决权。在大部分情况下，世界银行的决策采取3/4多数通过的原则，所以美国在大多数决策中并不具有独家否决权。但是，《世界银行章程》规定修改章程必须要85%的多数通过2，所以美国对修改章程有着独家的否决权。其实，修改章程远没有这么简单，85%的多数只是第一道门槛，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协议法案》对于修改章程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3。该法案规定，以下行动必须经过国会授权，美国总统以及任何人都无权授权：（1）依照《世界银行章程》II款3条，增持世界银行的股份。（2）接受任何对《世界银行章程》第VIII款的修订，而《世界银行章程》第VIII款就是关于章程的条件，其中已经要求了85%的多数通过。（3）根据《世界银行章程》II款2条，增加世界银行的资本金。也就是说，美国对于修改章程是“双保险”：在世界银行内必须有85%的投票权，而且还必须经过美国国会同意，这也说明美国对于世界银行的章程是非常重视的。

2.总部在美国。总部设在投票权最多的国家，这是《世界银行章程》所规定的。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投票权仍然是第一位的（16.17%），而且比第二位的日本（9.52%）高出6.65个百分点。因为美国在投票权上的绝对领先，以及章程的规定，所以这一条并没有招致什么异议。

3.美国人当行长的潜规则。美国人当行长的潜规则是被批评最多的。《世界银行章程》和任何的法律都没有规定美国人当行长，而行长的选举程序4也是相当不透明的，世界银行自身也曾经想改变世界银行行长的选举，但迄今没有实施。对美国而言，占据世界银行行长一职已经成为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一是行长之职形式大于实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集中在执行董事手中，一般情况下，行长是没有投票权的，除非执行董事的投票出现相持不下的情况，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几乎为零。因此，美国只要保持自身的投票权不变，依靠派向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即可实现主导世界银行、影响贷款方向的目的。二是美国难惹众议。有这次选举的先例，今后历次世界银行行长选举将会成为发展中国家攻击美国的时机，为了一个并不要害的行长之职去惹众议，美国应该要有所考量。因此，可以判断的是，行长之职并不是美国在世界银行的核心利益，不排除美国为了顺应形势的变化，做出形式上的让步，在未来将世界银行行长一职让出。

4.美国对贷款方向的影响。美国对世界银行贷款方向的影响，始于1972年的Gonzalez修正案，该修正案体现在《泛美开发银行法案》第21款、《国际开发协会法案》第12款以及《亚洲开发银行法案》第18款中，该修正案要求：总统应授意每一个多边开发银行的执行董事，投票反对（没收美国资产的）国家运用这些机构的资金。此后，在1994年Helms-Gonzalez修正案中，也作了类似的规定5。除了这两个修正案之外，美国还有许多其他法律规定了世界银行的贷款必须符合一些基本的条件6，这些都造成了世界银行的贷款是有条件的（Conditionality）。国会的立法是第一步，它决定了美国的执行董事在世界银行投票的基本原则。同时，美国还有一个机制来保障执行董事的投票符合美国的法律和利益。所以，美国的执行董事并不可以在世界银行随自己的意愿投票，他（她）要接受财长的建议，对于美国是成员国的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地区开发银行）相关的政策，财长又要接受全国顾问委员会（NationalAdvisoryCouncilonInternationalMonetaryandFinancialPolicies，全称为“国际货币和金融政策全国委员会”）的建议78。全国顾问委员会是根据《布雷顿森林协议法案》于1966年成立的，委员会由财长（任委员会主席）、国务卿、商务部长、美联储主席、进出口银行行长、国际开发署长官组成，其他国家的执行董事应该也是依据各国财长的意志行事9。同时，相关法律也规定了全国顾问委员会必须向国会和总统提交报告，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开发银行的情况，至少每6个月提交一份报告。

对于美国影响世界银行贷款方向，笔者认为有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贷款是否应该有条件？有条件贷款的问题，是不发达国家指责最多的问题，但目前美国给出的贷款条件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包括人权、环境、投资保护等内容，所以这些条件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现在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越来越多，新兴经济体缺乏保护自身在海外投资的有效手段，适当运用世界银行的贷款促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加强投资保护，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有些条件（如环境）是已经写入到世界银行《运营手册》中的。二是美国的贷款条件存在什么问题？美国的贷款条件是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并不考虑其他国家，比如说，如果某国没收了美国公司的资产，那么世界银行可能不会贷款给该国；相反，如果没收的是中国公司的资产，美国只会袖手旁观-。所以说，给贷款附加一定的条件是非常有必要的，对新兴经济体也是非常有利的，关键在于这些条件要对所有成员国达到普惠的效果，而不能只考虑美国的利益。三是美国是否会放弃这么做？应该说，美国是不可能放弃控制世界银行的贷款方向的，尽管这样做的价值已经大幅下降=。因为这一问题涉及到美国的多项国内立法，要改变贷款的条件性，至少涉及到要修改美国的七部法律，这是非常困难的。笔者认为，美国对世界银行的控制是有历史原因的，美国在世界银行建立初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无法否认的。要想彻底改变美国对世界银行的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能循序渐进。我们可以把美国对世界银行的控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根据《世界银行章程》规定的。比如总部设在美国，这不需要过多的关注，只需按照章程要求做就可以了。二是章程和美国国内法都没有规定的。比如行长之职，美国是非常有可能放弃这一控制的。三是美国国内法所规定的。这些在短期内很难改变，比如对修改章程的独家否决权，以及附加贷款条件。在这方面，新兴经济体也不需要过多强调，但可以要求美国将这些附加条件普惠至所有成员国，将其固化到世界银行《运营手册》中，这是有可能实现的。

四、关于世界银行治理改革的建议

世界银行治理改革的关键在于形成明晰的管理架构，这对于世界银行的战略形成和长期发展，都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在前面的分析中，笔者对世界银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基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世界银行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1.取消执行董事会，将贷款附加条件固定化、透明化。执行董事会在成立之初，是一个比较虚的机构，在国会要求美国的执行董事根据美国利益投票的背景下，使得执行董事会进一步做实。即使这样，执行董事会只考虑了美国的利益，而不是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这样做显然是不合适的。可以取消执行董事会，并将现有的贷款条件纳入到《运营手册》中，专门设立“贷款条件”的条款，从人权、环境保护、投资保护等几个方面对接受贷款国进行约束。

革新难题范文篇3

一、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WTO准则，尽快转变政府职能

我国各级政府的职能，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尽管改革开放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迄今为止，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仍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知道，世贸组织的最大特点，就是为各成员国政府制定国际贸易政策提供一套法律框架，即WTO准则，以便规范或约束各成员国的政府行为，这就是所谓的“国际行政法典”。而WTO各项准则的制定和调整，又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这就是说，各成员国政府都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来管理经济，做到政企分离，政府决策和执行过程透明化，政府管理规范化与法治化。这无疑将涉及各成员国政府职能、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等方面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转变我国的政府职能，完善其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模式，就成了加入WTO后的一项紧迫任务。

与WTO的相关条款对照，我国处在经济转型期的现有政府及其财政职能，的确有与WTO规则不相适应的地方。比如在经济管理上政企职责不分，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自觉或不自觉的干预等现象，至今仍然在各级政府部门中不同程度存在；政府管理和政策制定上的不透明、不公开，以及重审批轻监管，办事程序混乱；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假冒伪劣泛滥，不公平竞争现象严重存在，各种市场壁垒随处可见；政府行政管理方面的法治化水平依然较低；财政管理职能上的“越位”和“缺位”同时并存的现象也较为突出，同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

诚然，转变政府和财政职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在很短时期内就解决旧体制遗留的所有问题。当前可按照我们在入世时所作的承诺，采取轻重缓急的次序，首先解决那些急迫的、重要的问题。比如先清理整顿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取消那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尽快清理和减少不恰当的行政审批事项，扩大内需，为实现投资、贸易自由化创造条件；继续大力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为建立统一、开放、公平、公正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而努力等等。

二、按照公平、公正、透明的要求，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和财税环境

加入WTO的明显变化，除了政府及财税职能的相应转变以外，就是企业生产经营更加市场化和经济更加国际化。而企业的市场化和经济的国际化，对政府行为的基本要求之一，则是必须为各类企业，包括外资与内资企业、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一视同仁的市场与投资经营环境。在这方面，改革和调整财税体制、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将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和作用。以税收为例，就我国当前的情况而言，应该实现增值税从生产型到消费型的转变，适当调整征税的范围和力度；按照国民待遇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将内资企业所得税税负上存在的不平等待遇予以取消；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消除税制本身和征管方面存在的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现象，以刺激民间投资增长，加大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力度；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和退税机制，逐步实现完全的零税率，渐进取消退税指标的分配办法，建立与WTO规则相衔接的关税保护措施等等。在财政体制上，对诸如财政补贴、财政贴息、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也需作相应的改革和调整，以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更好地直接面对经济日益全球化浪潮。

三、按照公共财政的框架和原则，改革和规范财政收支活动

党会议已明确提出了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目标。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表现为：

一是财政运行目标的公共性，即把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组织国家财政活动的主要目标或基本出发点。这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运行的基本取向，也是国家财政活动应遵循的基本边界或指导性原则。因为市场经济是由多元化市场主体、经济实体，或者说是由多元化投资者、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组成的竞争性社会。政府包括国家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责，就是面向全社会并为其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便为全国不同地区、多种经济成分、多元市场主体和经济实体，提供必要的社会投资及生产经营的公共性基础条件，以及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与协调发展。国家还应通过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或再分配，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为促进全社会的公平分配，为社会公众福利的增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发挥应有的职责和积极的作用。

二是财政收支活动的公共性。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收入模式或财政收入来源，是以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为主体的，涉及的社会面比较有限，广大城乡居民几乎与国家财政收入，特别是与税收无缘。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收入，则主要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各市场主体、法人实体和城乡居民依法缴纳的各种税收，因此我国的财政收入来源同过去相比较，显然就具有更大的广泛性和公共性。既然广大纳税人是新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提供者，那么，国家为广大纳税人服务，为其提供必要的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就理所当然了。与此相关联，国家财政支出的安排，也就主要集中于国家政权机构的运转、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和科教文卫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以及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社会公共需要或公共性支出方面。而且，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或发展时期，还应把满足这些公共支出需要的适应性程度或水平，作为组织国家财政收支活动的重要边界，以及衡量财政收支规模适当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革新难题范文篇4

2010年家电消费具有需求基础:居民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商品房销售景气促进家电产品的新增需求:房地产景气指数持续上升2009年商品房销售大幅增长,保障了2010年家电新增需求具有基础,家电市场需求前景大。国家继续实施鼓励出口政策,促进了家电出口的健康快速发展,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善,扩大了出口空间;更为根本的是中国家电业已经完全融于全球竞争环境,走向国际化。从家电行业技术发展的轨迹看,信息技术、集成技术以及现代化管理方法与传统的家电制造业紧密结合,企业对技术创新和技术开发的力度会加强,对人才和技术的竞争将主导家电企业未来的竞争力。

“酒好也怕巷子深”,在开发适销对路的家电产品、制定有吸引力的价格和确定有效的分销体系时,现代市场营销要求家电行业必须与其顾客、供应商、中间商、金融机构、政府和社会公众进行广泛、迅速和连续的信息沟通活动。科学地制定并合理地运用促销策略是家电行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有利的产销条件和取得较大经济效益的必要保证。

二、家电行业促销存在问题

(一)促销目的不明确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就是有目的的,促销的目的有:(1)为了新产品上市的影响力和迅速打开市场而进行的促销,如何缩短消费者的认可周期,使产品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消费者已经熟悉的产品成为解决新品上市的关键,促销就能使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将新品当成已经熟知的老产品。(2)产品的定价往往由于市场前期的调研和定位发生偏差而与事实发生差异,通过促销的方式来实现产品的价格调整,以使产品在同类档次产品中更具有市场竞争力。(3)为了遏制竞争对手而进行的促销,是打乱竞争对手部署的一种策略,以此来获得市场利益。

在城市的各卖场中,无论我们走到哪个卖场,一进门抬头低头都会看到到处是花花绿绿的促销广告牌,特价、返现金、限时优惠等等。事实上,这种随意的促销会让顾客逐渐失去对促销的兴趣,因为促销天天搞,减弱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可见,没有明确目的是促销让顾客对企业的印象不好,削减了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

(二)促销的时机选择不恰当

企业要选择最佳的时机促销,要控制每一个促销活动发、始、终期限,要控制两次促销活动之间的时间频率。一般冬夏两季是空调的旺季,每年的“十一”和“五一”是空调促销的最佳时机,但促销活动一定要是短期的,长期的促销是一种变相的降价,而且对品牌也是有害的。一次性的促销活动还要注意它的起止时间,如在长沙国美南门口店的某知名品牌曾在那里搞过一次长达一月的“滚筒洗衣机”户外展示的促销活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最后却没有取得预想的促销效果。南门口在长沙黄兴南路步行街的南端,人流量非常大,但附近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却不高,所以就形成了问的人多买的人少的局面,也使得促销员的工作非常辛苦。此外,这次活动是在7月份举行的,虽然户外建了遮雨篷,但气温过高对机器或多或少都有些损坏,使得厂家和商家不得不把机器打折出售,再加上昂贵的场地租用费、促销人员的管理费用,让这次促销活动最后以失败告终。

(三)促销方式单一

供应商在促销的形式上时常表现得较为单一,特价、捆绑买赠比较常见的促销形式,经营形式相对单一,价格竞争的效果明显,但是很难长久。其实促销有很多种,应该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整合运用,这样,不同的组合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三、加强家电行业促销创新

1.产品策略创新

主题一定要与促销需求相吻合,以简洁、大方、亲和力强的语言来表达,在不偏离品牌形象的基础上做到易传播、易识别、时代感强,而不是司空见惯的“买一送一、特价酬宾”等字样。不要因为促销而使价格跌入深渊,促销创新需要小心呵护好价格。

(1)企业通过介入重大的社会活动、历史事件、体育赛事和国际博览会等迅速提高企业及其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达到“一举扬名天下知”的目的。进行事件行销,企业必须整合本身的资源,通过具有吸引力和创意性的活动或事件,使之成为大众关心的话题、议题,从而吸引媒体的报道与消费者的参与,达到提升企业品牌形象,以及促进销售的目的。如海尔自选档滚筒洗衣机2004年成为国家洗衣机行业的节水标准推出了“洗衣换代用滚筒,首选海尔自选档”的促销主题,在长沙各大家电卖场举行促销活动,使销售量大幅度上升。事件行销具有真实性和实际感受体验的特征,市场的认同感很强,对品牌的美誉度大有益处,其成败取决于执行和随机应变,同时市场传播的方向矢志不改。“新北京,新奥运”,一句话启动了京城的新一轮建设狂潮,奥运体育场馆周边楼市商机骤增。开发商们将目光瞄准奥运,也让政府利用奥运项目与房地产项目开发相结合,成就了奥运事业。

(2)要以悬念抓人,吸引消费者关注。例如,海尔滚筒“阳光丽人”洗干一体机上市,就推出了“世界上洗得最快、干得最快的滚筒洗衣机”的促销主题,在洗衣机淡季打了一场漂亮的促销战,取得了很好的销售业绩。当年操作美龄月饼上市而推出的“美龄月饼,月月升”促销主题,反常规在淡季促销、旺季提价,赢得消费者的关注与参与。操作国美电器起家的黄光裕在运作地产的时候,始终以价格为兴奋点。国美第一城价格面纱迟迟未揭国美第一城项目从去年开始便备受关注,“均价4500元/平方米、精装修、送家电”的传言在业内业外不绝于耳。从未露面时的“国美家园”到后来响当当地成为“国美第一城”,这个项目的一举一动吊足了众人胃口。到目前为止,价格仍是“内部机密”,这种悬念营销的方式给“国美第一城”再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革新难题范文篇5

一、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走势看，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处于升值通道。根据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步伐，人民币汇率走势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为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的汇改开始阶段，三年内人民币升值18%，呈现先慢后快的特征；第二阶段为2008年7月至2010年6月的汇改停滞阶段，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被迫停滞，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6.8水平波动；第三阶段为2010年6月19日至今的汇改重启阶段，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重新启动，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总结各个阶段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这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汇率改革基点缺失。在2009～2010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我国汇率制度改革重新回到单一盯住美元制度，这一方面说明国际环境的压力增大，尤其是面对发达国家货币霸权和制度垄断，我国无法实现自我意愿的改革宗旨和原则；但另一方面我国制度缺少的教训也值得思考。我们不断强调汇率改革模式，不断向外宣言汇率改革决心和意志，但缺少有效的组合和对策，即一篮子货币模式只是停留在言论宣言、指导原则和对外交往中，缺少实在的模式透明度、权重有效性以及框架执行度，进而不得已推出人民币国际结算。实际上人民币国际结算方式是我国汇率制度难以实施的“反光镜”，而不是有效、灵活对策的成功，是对汇率制度改革的一种否定，而不是对汇率制度改革的推进。汇率改革基点的缺失最终导致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倒退和进展的弱化。

（二）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升值不断预期强化导致国际短期资本涌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六年过去了，但我们只看到价格在不断升值，从未贬值，6年升值22.27%，从8.1838元上升到6.7605元，期间只有2009年处于所谓的盘整年，汇率水平纠结在6.82～6.83元。非对称地单向参考一篮子货币，带来了升值预期不断强化的问题。回过头去看，人民币汇率的这种价格走势是因为外部驾驭的成功，而非内部需要或需求的基础，我们并不清楚我们汇率价格方向以及汇率的诉求需要。因为2009年以后我国的经济金融状况处在一个明显的向下阶段，甚至出现明显的纠结和扩大矛盾状态，并非未出现我国经济金融品质提升的趋势。同时，汇率的单边升值，刺激了国际游资的投机动机，这反过来又使得人民币升值预期进一步强化。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之间，我国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多次提高利率，国内外利差的扩大，国外大量游资在赚取无风险利差和人民币升值收益的双重利益吸引之下，通过各种途径绕开资本管制流入我国，并且涌入我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推动了我国资产市场的泡沫化，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

（三）官方干预明显，汇率维持成本高。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每天以中间价为中心正负0.5%之内进行波动。但是，货币当局作为外汇交易市场的一个成员，可以在区间内的任何价位进行干预性交易。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局面使外汇市场上人民币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使得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不可避免。维持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成本较高，主要表现在中央银行干预引致外汇储备的增加所带来的成本与风险上。一方面巨额的贸易顺差及国际资本的净流入导致中央银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直接影响央行货币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外汇储备的投资管理风险，储备用于清偿的功能决定它必须具有较高的流动性。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政府的短期债券和在境外金融机构的同业存款，其资产收益率远远低于对外借款所支付的利息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所付出的成本，这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虽然新成立的中国投资公司担当了部分外汇投资管理的重任，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巨额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

二、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建议

中国人民银行于2010年6月19日重启人民币汇改，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强调“参考一揽子货币和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鉴于前面分析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存在的缺陷，本人认为此次重启汇改应该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一）借鉴其他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国家的经验，建立和完善参考一篮子汇率制度机制。新加坡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国家中较成功的案例。它根据自身小型开放经济体的特点，将汇率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中心，通过调节汇率，避免长期偏离经济基本面，稳定物价，它并不设定通货膨胀管理的目标。同时，综合考察经济基本面、价值判断、市场技术指标、汇率历史变动及模型计算结果，确定币篮子、汇率政策带等。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管理汇率的做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充分显示出成效，不久就成功防范了投机资本的冲击，而且维持了正的经济增长和低通胀。我们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健全和完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机制，有效、明确和公开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权重，按照贸易、投资、外债和储备需要配置货币篮子组合，使市场参与者能够通过份额配比规避风险和化解压力，以及便捷交易和结算等。同时，在考虑人民币货币篮子的币种选择和权重方面，不仅应把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货币纳入货币篮，而且还应把主要资本交易货币也纳入货币篮。目前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说，美元、欧元、日元和韩元应在人民币货币篮子的币种选择和权重中占据相对重要的地位。但即便如此，货币篮子的币种及权重也不能一成不变，而应该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投资结构的变化而及时做出调整，有意识地增加相对坚挺、国家经济形势较好的货币的权重。在目前的货币篮子构成里，美元的权重虽然与人民币汇率改革初期相比已有所减少，但仍应逐渐淡化美元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中的作用，强化欧元和日元的作用。同时，还应增加与我国对外投资息息相关的资源类国家如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四国货币在篮子中的权重。

革新难题范文篇6

一、我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

我国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进行了五次大的行政体制改革，每次改革均涉及地方行政体制调整。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地方机构改革的意见》后，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步伐加快。目前各地推行的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并无统一模式，改革方案呈现差异化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类型：

1、“省管县”改革

我国宪法第30条规定，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按照宪法规定，我国只是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才实行“市管县”。但改革开放后，我国将原属于省级人民政府派出机关的地区行署改组为市人民政府，市作为一级政府出现，普遍实行“市管县”。“市管县”体制缺乏宪法依据，且增加管理层级，增大行政成本和降低行政执行效率。因此，改革“市管县”体制，实行“省管县”体制，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省管县”改革可以追溯到1988年海南建省。海南省成立后，就实行省直接管县的行政体制。1997年重庆成立直辖市，撤销作为中间层级的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由直辖市政府直接管县。2002年以来，浙江、四川、湖北、河南、山东等省先后根据本省的情况，将一部分原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强县，在财政体制上实行“县财省管”。2009年财政部《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明确2012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目标。在“扩权强县”基础上推进以“市县分治”为核心的“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县域经济发达的优势，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有利于加快中心城市的培育，促进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而且有利于探索和构建地方政府间的公共服务职责分工体系，提高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水平。［1］从各地试点情况看，“省管县”改革呈现如下特点：第一，赋予县级政府更大的自主权，把一些原本属于地市级政府的行政审批权力直接下放到县。第二，在财政体制上相应增加县级财政的分享比例，增加县级政府收入。第三，选择扩权试点县时，优先考虑综合实力较强的县，兼顾部分中等和贫困县。［2］

2、地方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也叫“大部门制”，是在政府部门设置中，将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和降低行政成本的一种管理体制。［3］200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新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该五部的设立被认为是我国在积极探索大部制中迈出坚实步伐。［4］在中央政府推行大部制改革之后，各地方政府也普遍推行大部制改革，各地改革形式多样。如2009年深圳市将原政府机构由46个重组为31个，大部分机构根据大部制精神设立。为解决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的问题，同时为加强商标、版权和专利以及食品安全等执法监督，成立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知识产权局的职责，以及卫生局餐饮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整合划入市场监督管理局。大部制改革是我国各地方政府推行行政体制改革比较普遍采用的方式。

3、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1996年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后，我国各地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广泛推行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主要在城市管理领域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具体范围涉及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城市规划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市政管理、环境保护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公安交通管理等领域。①除城市管理领域外，部分地方还在文化、农业、卫生等领域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如上海市在文化领域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辽宁省在农业领域开展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行政许可法生效后，各地政府广泛推行了集中行政许可权试点，建立行政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大厅等行政许可场所。但行政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大厅等只是许可场所集中，行政服务中心等不具有行政许可主体资格。改造行政服务中心，将行政服务中心打造成一个行政审批实体，将原属政府各部门的许可权集中由行政服务中心行使，成为一种强烈的呼声。②成立专门行政审批局统一行使各行政部门的行政审批和许可权回应了这种呼声，2008年成都市武侯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行政审批局，统一行使22个部门的行政审批权。③公安行政体制改革也是我国近年地方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各地进行了不少尝试。2010年11月，郑州市对公安行政体制进行大胆改革，撤消了所有分局，由市公安局直接指挥派出所，由将市内“三层管理”转变为“两层管理”，精简了中间环节，使组织结构扁平化，提高了行政效力。重庆市将原由市公安局管理的高校、大型企业派出所（公安分局）划转至区县公安局或分局，这种改革理顺了条与块的关系。另外，重庆将交通警察与巡警合并，组建交巡警，这种合并意味着警察权力和职责的集中，增强了警察处置各种事件的能力。

4、乡镇体制改革

我国乡镇体制改革围绕乡镇与县的关系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财政来源有限，各地普遍推行“乡财县管”。这种体制是以乡镇为独立核算主体，由县级财政部门直接管理并监督乡镇财政收支，实行县乡“预算共编、账户统设、集中收支、采购统办、票据统管”。“乡财县管”体制推行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镇财政困难，但也使乡镇作为一级政府的功能弱化。我国法律通常将行政执法权授予县级以上行政机关，一般不授予乡镇人民政府。解决乡镇执法权问题，成为乡镇体制改革解决的问题。2010年4月，中央编办、中央农办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国13个省的25个镇开展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试点的内容主要是：一是加快推进体制创新；二是继续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三是创新机构编制管理。2010年12月，浙江省政府决定，在保持镇级建制不变、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委托、交办、延伸机构等方式和途径，赋予全省27个先行试点的镇与县级基本相同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将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以委托、授权形式下放到具备一定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的乡镇，这种方式被称为“扩权强镇”，将提高乡镇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

5、其它行政体制改革方式

我国近年建立了若干开发区和改革试验区，如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等，这些开发区或试验区的成立，都带来了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和变化。在其它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中，广东顺德区的改革十分有特色。广东顺德区将党委政府工作部门与群团组织结合考虑体制改革问题，如将区委统战部、农村工作部、区工会、共青团区委、妇联、工商联、残联一同组成了新的党委“社会工作部”，将区纪委、审计局和信访局合并组成区纪委，将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和区委宣传部合并组成区委宣传部，将司法局和区政法委合并组成区政法委。这种改革将原41个党政机构减少为16个，16个党政部门中，党委部门6个，政府部门10个。党委的5个工作部门，同时加挂政府牌子，列入政府工作部门序列，但不计入区政府工作部门数。改革后的部门由区委常委、副区长和政务委员担任负责人。

二、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在各类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方案中，除“省管县”改革和大部制改革在全国较普遍推行外，其它改革仅限于某省、某市或者某县，不具有全局意义。即使是“省管县”改革和大部制改革，其效果也十分有限，对解决我国行政体制存在问题作用不大。另外，这些改革措施推行十分困难，障碍不小。我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存在不少问题。

1、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缺乏统一目标

我国过去五次大规模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主要是经济调适型，即以转变政府管理经济方式，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为行政体制改革目标。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政府逐渐从一些经济领域退出，强调政企分开，强调国有财产出资人与管理者职能的分离；第二，变经济上的微观管理为宏观的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第三，重视信息、社会保障、行业管理等市场与经济相配套的制度建设。［5］我国是网状行政体制，纵向由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人民政府构成，除乡镇人民政府外，其它各级人民政府又由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行政机关构成。其结果是上下级人民政府对口设置行政机关，各级政府“上下同责”和机构“上下同粗”。行政体制的弊病是：第一，行政机构众多，行政成本高。据初步统计，全国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常设机构总数达3万多个，机构膨胀势必带来机关人员超编，增加财政负担。第二，是上级导向型行政体制，不能回应社会公众诉求。在这种体制中，上下级政府以及人民政府与工作部门间都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工作部门或者下级政府根据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政府指令或者意志作出行为。①在上级意志与社会公众诉求发生冲突时，行政主体必然服从上级指令或者意志。第三，行政机关间责权不明。在网状行政体制中，要划分各级政府及同级政府不同部门职责权限，就显得十分困难，行政机关之间权力冲突与空白不可避免。②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应当是解决现行行政体制存在的各级政府权限划分不清、机构多、行政成本高等问题，通过改革形成科学合理的地方行政体制。实行“省管县”行政管理体制，其根本目的是通过减少管理层级和政策传递环节，理顺政府间财权与事权关系，提高政策效率，促进县域经济发展。［6］大部制改革通过合并职能类似或者相近领域的行政部门，解决政府部门多和分工过细问题。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行政许可权，解决九龙不治水问题。乡镇体制改革一方面解决乡镇财政力缺乏问题，另一方面解决乡镇执法权问题。由此可以看出，近年我国各地行政体制改革虽然是解决行政体制本身存在问题，但各类改革的目标不统一，未解决各层级政府权限划分不明确问题，也未形成市民导向型行政体制。虽然“省管县”解决涉及市、县两级政府权力配置问题，但这些权力仅涉及部分领域，且权力变更与机构设置并无关联性。

2、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缺乏整体布局

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和职权划分问题，涉及地方各级政府关系与职权划分问题，地方行政体制改革还与地方行政区划调整等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决定改革需要统一规划和布局。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等内容，但并未明确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及方案。现行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大多是地方政府自主行为，地方政府各行其是，改革缺乏统一布署。首先，在未合理划分地方各级政府权力基础上推行改革。合理划分地方各级政府权力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其它改革的前提，但我国现行改革并未从总体上划分各级政府权力。“省管县”改革将部分地级市政府的权力交由县级政府行使，这种改革仅限于经济管理和财政领域，即使是经济和财政权力的下移也不彻底，地级市政府仍享有这类经济管理和财政权力，地级市行政主管部门仍然存在并发挥作用。未明确划分省、市、县三级政府职权与职责，决定了我国推行的“省管县”改革的局限性。其次，未统筹协调各级政府改革。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涉及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权力配置和机构调整，而地方推行的大部制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一般仅局限于某一级政府内部，未统筹考虑多个层级政府体制改革问题，未统筹协调多个层级政府权力配置和机构设置。因此，不同层级政府间重复配置权力和重复设置机构的问题并未解决。我国中央政府无推进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主管部门，与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相关的职能分散于中央各部委。民政部负责地方行政区划调整，中央编制管理委员会负责地方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审批设立各类试验区。在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方案设计上，中央政府各部委作用也有限，方案往往由地方党委或者政府制定并实施。缺乏中央统一规范与协调，结果必然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缺乏统一布局。最后，未与行政区域调整等配套进行。不含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我国现有32个省级行政单位，四川省下辖181个县，河北下辖172年县，河南下辖159个县，平均每个省级行政单位下辖89个县。［7］除部分省管辖县较少外，多数省管辖范围过大，由其直接管理县，存在管理困难。因此，我国“省管县”改革必须与行政区域调整同时进行，适当减小省的管辖范围，才可能实现省对县的有效管理。

3、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未纳入法治轨道

我国现行行政体制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宪法第107条和地方组织法第59条规定都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本区域内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环境和资源保护、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宪法和地方组织法授予地方各级政府相同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层层设立类似行政机关。因此，改革地方行政体制，需要思考宪法和地方组织法修改问题，但宪法与地方组织法修改并未纳入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视野。宪法赋予国务院“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的权力，未明确由谁划分省、市、县、乡四级地方政府间的权力。因此，谁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主体，由谁制定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方案，这是不明确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虽然涉及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但其本身未转化为法律，关于体制改革的规定也过于宏观，缺乏对改革程序、改革内容等的具体规定，导致可操作性不强。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未纳入法治轨道，导致不少改革措施还存在违法的问题。如我国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均规定，经国务院批准或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和行政许可权，而我国多数地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行政许可权是由县级政府决定的，这种做法的必然结果是综合执法机关违法行使职权。

4、未将满足社会公众诉求作为改革的价值追求

在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这一对关系中，传统观念强调行政机关的优越地位，强调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指挥与命令权，强调行政相对人的服务。这种观念的必然后果是，从行政机关角度思考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忽视行政相对人的参与与利益诉求。有学者认为，“省管县”改革具备理论支撑而有现实可行性：第一，合理地缩减行政层级、扩大管理幅度，不仅可以提高管理层次的职责，还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上级的依赖，提高下级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性；第二，可以解决官僚制结构带来的处理自下而上信息传递可能造成的大量超载和阻塞问题；第三，减少“市”一级参与者，减少省与县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以提高信息效率，减少信息传递过程失真，以此保证政令畅通。［8］作为“省管县”改革重要举措的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目标是，“理顺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推动市县政府加快职能转变，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9］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不论是学者还改革设计者，他们都认为，“省管县”改革的目的是理顺省—市—县三级政府的关系。虽然理顺各级政府的关系可以实现行政效率提升，增加基础政府的执行能力，间接可以满足行政相对人的诉求，但我国设计“省管县”改革方案确实只从行政机关角度进行了思考，并未考虑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诉求和参与。我国地方大部制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乡镇体制改革等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希望解决的问题均是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考虑如何减少行政机关或者明确行政机关之间的职权责任，很少考虑改善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

三、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

在历次机构改革中，我国较为注重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划分，这是政府职能与作用范围的第一次界定，但却相对忽视了政府职能在机构间的配置，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同构”与“上下一般粗”的问题是我们政府管理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10］推进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我国需要明确改革目标，且思路明确。

1、明确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

有学者认为，进入新世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公共行政体制下的政府是公共型政府、公正型政府、民主型政府、法治型政府、有限型政府、分权型政府、透明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效能型政府和责任政府。［11］行政体制改革的传统目标模式必须转变，应当用社会回应性的改革取代经济调适型的改革。社会回应型的改革要求在行政体制的设计上除要考虑满足经济改革的需要外，还要考虑社会、文化、技术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等多层面的要求。［12］经过多次行政体制改革，经济管理部门已大为减少，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等部门大量增加，这些改革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因此，改革行政体制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已不再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行政管理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服务于经济和行政管理自身，它的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公众。要保证行政法治理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就不能简单地诉诸强制，应当从压服转向说服，从国家供给导向转变为公众需求导向，更多地从可接受性而非强制性立场来创制规则、实施规则和适应规则。［13］笔者认为，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的是通过改革形成满足人民群众诉求的行政体制，这种体制也就是公众导向型行政体制。公众导向型地方行政体制有以下要求：第一，行政体制满足公众诉求。满足公众诉求要求政府及时了解公众诉求，将公众诉求体现在公共决策中，并接受公众监督。要求决策者亲近公众，公众参与决策，决策者充分重视公众意见。满足公众诉求需要行政体制实现三个变化：首先，减少行政管理层级，实现行政体制扁平化转变。其次，行政管理重心下移，地方政府权力配置向基层政府倾斜，能够由基层政府承担的职责，原则上由基层政府承担。县级政府距离社会公众较近，有较健全的行政机构体系，也有较多可支配的资源，县级政府可承担较多行政职能，行政执法权力主要赋予县级政府。［14］最后，上下级政府间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下级政府承担执行职能，上级政府承担决定和监督职能。将上下级政府间关系定位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不利于满足公众诉求行政体制的形成。第二，行政体制运转科学。行政体制运转科学的条件是各级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门的职责权限划分明确。在此基础上，满足精简和效率的要求，要求行政主体的权力原则上不重叠和交叉，一项权力原则上只应当授予一级政府。因事设置行政机构，由于各级政府职权原则不重复，行政机构一般不上下对口设置。第三，基层自治和非政府组织参与。我国法律很少将行政执法权授予乡镇政府，实行“乡财县管”后，乡镇财政又不独立，乡镇政府实际上已不是一级政府。①尽管这样，乡镇政府也不是可有可无，乡镇政府需要承担更多服务职能。在这种情况下，乡镇政府应转变为自治体。作为自治体，自然就拥有了管理本辖区事务的权力，也能够广泛吸收社会公众参与管理我国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提供，由于缺乏竞争，公共产品价格高、服务质量差。可以在公共产品提供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吸引非政府组织提供大量公共产品。因此，我国需要合理划分政府与社会组织职能，政府承担更多决策职能，大部分执行职能交由非政府组织承担。②

革新难题范文篇7

一、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1、领导重视不够

观念上固定资产的管理工作重视不够。部分单位“重购置，轻管理”，缺乏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制定完整的固定资产目录和进行固定资产编号分类，单项资产建立固定资产卡片不完整，不能详细反映各项固定资产的来源、验收、使用地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运转、维修、改造、折旧、盘点等相关内容，不利于单位的有效监控和管理。

2、会计核算不规范

财务会计资料无法真实反映和有效控制固定资产的增减变化。一些单位账面只反映固定资产总值，没有记载明细资产的实物数量及其价值，由于固定资产实行原始凭证计价法，单位会计无法确认盘存资产数量的多与少、及其价值的增与减，账面资产总值失去了对实物的控制，容易造成账实不符或资产流失。会计核算不及时，固定资产账实不符。主要表现在会计信息不真实，不能真实反映固定资产的数量和增减变化情况，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相差甚远。比如购买的办公桌椅、卷柜、电脑、打印机、复印机、摄像机、照相机等，只列经费支出，不增加固定资产。个别乡镇以扶持企业为名，将资金转移到企业变现，以企业名义购买超标小汽车，不体现本单位固定资产或以借用之名使用小汽车。

3、使用效率低下

忽视固定资产使用过程的监控，固定资产处置不规范，财务部门与固定资产管理部门缺乏沟通。财务部门只对固定资产进行会计核算，固定资产管理部门对资产管理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和具体办法，资产使用部门缺少管理制度、无管理人员、财产登记簿等。各部门购置了固定资产后，对使用情况不闻不问，一些固定资产已长期流失或不存在，单位资产管理账簿没有很好的反映。

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的措施

1、提高领导的认识按照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财务管理与实物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产权明晰、分类管理、资源共享、配置科学、处置规范、收益统筹、监管有力”的固定资产管理新机制，提高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固定资产管理水平，促进了廉政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加强固定资产配置管理，有效控制管理成本。比如某某区规定，区直各单位固定资产配置应根据业务工作需要，从实际需要出发，遵循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按照规定进行配置。对经批准配置资产须纳入政府采购，并在购入7日内完成固定资产台帐建立和入帐工作。由单位配置归个人工作使用的固定资产，使用者离、退休或调离单位时，应交回单位按规定处理。

2、规范会计核算手续规范固定资产清查管理，健全资产核算制度。该区要求区直各单位在每年末对本单位使用的固定资产进行清查盘点，发生盘盈、盘亏的，及时查明原因，按规定处理，并填制狮子山区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盘盈盘亏处置审批表交会计核算中心调整帐务，同时调整本单位的固定资产卡片台帐和管理信息系统数据，确保账实、账账相符；确定具体人员承担固定资产的管理工作，要求管理人员相对稳定，工作调动时办清交接手续。实物管理部门严格按照财政部统一下发的资产管理系统，建立规范的电子台账，做到一物一卡，并利用条形码设备对办公设备、家具等固定资产进行日常动态管理，使资产实物和资产信息相统一。价值管理部门建立固定资产分类明细账和总账，依据出、入库单、发票和有关领用手续等进行固定资产日常账务处理。每季度与实物明细账核对各类物资的期末余额，年末，会同实物管理部门，对所有实物资产进行清查盘点，做到账账、账实相符。

革新难题范文篇8

一、树立机构，强化组织指导。该区列入三年城中村革新规划的社区共有22个，个中推进区7个，城区及城乡连系部15个。本年该区方案启动7个社区的革新任务，个中市级试点2个，辨别是洞上和俎庄社区；区级试点5个，辨别是塔湾、南关、吴庄、西关和樊沟社区。为增强对城中村革新任务的组织指导，成立了以区当局首要指导担任批示长，15名首要县级指导担任副批示长，财务、建立、疆土、监察、公安等多部分为成员单元的区城中村革新批示部，并依照“抽强者、强抽人”的指点思维，从全区各单元抽调20余名科级或后备干部构成批示部办公室。执行县级干局部包、批示部办公室人员联络项目准则，每个城中村革新项目专门成立批示部，分包县级指导任批示长，增强指导，靠前批示，协调停决存在问题，催促落实革新进度。

二、强化宣传，营建言论气氛。为宣传政策、营建情况，使群众真正调查、支撑和参加城中村革新，区当局采用多种方式，普遍宣传城中村革新的相关政策、主要意义和外埠的成功经历。当前已经过各级新闻媒体宣传报道70余次，张贴口号、吊挂横幅1000余条，发放宣传材料2万余份，深化社区街道宣传2000余人次。有用的言论宣传，炒热了干群思维，激起了任务热情，宣传了政策常识，为城中村革新任务的顺畅施行奠基了优越根底。

三、深化调研，仔细进修借鉴。起首，仔细进修上级有关精力，重复钻研城中村革新起步任务中的问题和难题，找准症结，寻觅对策；其次，深化各城中村展开项目调研，调查状况，摸清基础，掌握群众志愿；其三，调查进修外埠成功经历，由区委、区当局首要指导亲身带队，屡次组织项目责任单元担任同志到省表里多个县（市、区）调查进修城中村革新进步前辈经历，并对成功经历进行深化研讨剖析、梳理归结，与该区实践重复对接，抓好连系，找准打破口，探究契合该区实践的城中村革新路子。

四、明白政策，强化任务指点。起首，依据上级有关精力和外埠进步前辈经历，连系该区实践，整顿汇编了10万多字的《区城中村革新材料汇编》、《区城中村革新任务指南》，研讨出台了《区城中村革新施行方法（试行）》和《区城中村革新项目投资监管方法（试行）》等多个针对性、操作性和指点性强的当局标准性文件；其次，依据城中村革新形式、顺序、办法步调和底层干部群众提出的疑问问题，在深化研讨和具体掌握国度相关司法律例及上级有关政策的根底上，以问答方式编制下发了近4万字的政策解答聚集；其三，区当局组织各有关专业人员经过深化现场查询研讨、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剖析评论任务推进办法，实时进行梳理归结，积极上报市直部分寻求定见。经过扎实的任务，博得了各方的支撑和了解，有力地推进了城中村革新任务的深化展开。

五、科学规划，扎实深化推进。编制革新规划、确定施行方案是城中村革新最终落实的要害环节。为做好城中村革新总体规划和节制性具体规划，该区根据市当局城中村规划定见，一方面组织专门力气深化社区和居民家中调查状况，对各类根底数据进行摸底计算，精确把握第一手材料；另一方面，积极与规划部分对接，抽调专人协助编制革新规划。规划初步完成后，城中村革新指导组各成员单元一起对触及群众中心好处的居民拆迁赔偿、详细安顿、公共设备建立、开拓项目运营等问题进行了评论研讨，对规划进一步修正完美。对城乡一体化推进区内的社区革新，仔细经营，深化调研，经过走访座谈、问卷查询等方式普遍寻求群众定见，初步构成了革新思绪。该区将本着全体规划、分步施行、打造亮点的指点思维，依照“三个集中、六个一体”的要求，对、区，、社区、、社区辨别组团革新，完成区域间的优势互补和资本共享。

六、以报酬本，妥帖拆迁安顿。拆迁安顿是群众关怀的热点难点问题，是城中村革新的成败地点。该区本着依法、调和、文明、有序的准则，依照一村一策的要求，指点各社区科学制订具体的拆迁安顿方案，仔细寻求群众定见，并由群众全体或群众代表会议表决经过。任务中，深化仔细地做好政策解说和思维指导，博得群众的了解、支撑和共同，防止不不变事情发作。对私搭乱建问题，对峙“堵、拆、引”三管齐下，研讨出台了《区关于避免私搭乱建行为的任务定见》，提早做好革新房子的入户测量、注销造册任务，经过张贴布告、发放宣传单、社区播送等路子，向居民宣传拆迁政策，使“违法者不得利、守法者不吃亏”的政策导向家喻户晓。还，最大限制赐顾帮衬坚苦群众，确保拆迁后其生涯程度不下降，博得了群众的承认支撑。

七、强力招商，破解资金难题。城中村革新投资大，报答慢，必需对峙市场运作。区当局研讨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招商布告，编写了《区城中村革新招商指南》，在当局网站建起了城中村革新任务专题栏目，经过《日报》、《中国房地产报》等报刊和相关网站招商布告。积极与当地开拓商接触，洽商协作意向，并应用驻外做事机构优势，自动与诺言好、业绩优、影响大的开拓商接触，组织参与招商会、项目推介会等各类招商运动，进行普遍宣传推介。近期正在谋划城中村革新招商会，力争吸引更多的开拓商参加城中村革新。

八、清楚职责，完美任务机制。任务中，区当局以清楚责任、完美机制为重点，出力推进城中村革新有序疾速施行。批示部重点增强与市委、市当局的任务沟通，研讨政策，掌握偏向；批示部办公室担任与上级营业部分的任务对接，协调上下，缜密布置，确保各项任务不留空档；分包项目县级指导即项目批示长担任指点研讨任务方案，协调停决存在问题；各项目责任单元细化义务，明白责任，树立台账，抓好落实；各本能机能部分发扬优势，供应效劳，为任务展开架桥铺路。还，树立了每周一次的批示长办公会、办公室全领会、成员单元例会以及任务推进日申报、周传递、月排名、按期督查和现场办公等一系列任务准则，推进了全区城中村革新任务的扎实展开。

当前，列入本年革新方案的7个社区中，高桥营街道做事处与正弘置业有限公司签署了俎庄社区革新协作和谈，俎庄社区革新项目曾经奠定。洞上、吴庄、樊沟、南关等社区的节制性具体规划和西关社区的建筑性具体规划已经过市规委会审批，洞上社区的革新施行方案已经过市协调评审办公室审批，其他社区的革新施行方案正在制订。丁庄街道做事处已与上海坤泰企业开展有限公司签署了洞上社区革新协作和谈；吴庄社区已与郑州丰铭置业有限公司结合注册了昌昊置业有限公司，行将施行对吴庄社区的开拓革新；塔湾、高桥营等社区也与开拓商达到了初步意向，其它社区的招商引资任务正在积极展开。该区列入革新方案的22个社区下一年要具体启动前期预备任务，2010年悉数本质性开工建立，城中村革新行将进入具体提速阶段。下步任务中，该区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压紧逼，全力推进：

（一）进一步加速进度。对城中村革新倒排工期，进一步修订完美任务台帐，施行处理城中村革新的相关手续，避免私搭乱建，依法、调和拆迁，实在保证群众的正当权益。俎庄城中村要加速建立群众安顿用房，洞上城中村要尽快向市规委会提交建筑性具体规划，积极做好各项预备任务，尽快开工建立。列入本年革新方案的其它社区要加速规划报批和方案制定，具体做好各项前期预备任务。还，仔细制定社区革新方案，确保下一年一切社区具体启动革新前期预备任务，2010年悉数开工建立。

（二）进一步立异思绪。进一步解放思维，拓展思绪，出台更优惠的政策，完美奖惩机制，调动各方面参加建立的积极性，尽快破解招商、地盘收储等难题。连系经济社会开展实践，提早经营财产结构，完成城区革新和经济开展的双赢。

革新难题范文篇9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年省委常委中间学习组观赏学习、研讨经营推进新型城镇化以来，全省会市建立进入了簇新的发展阶段，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成就。此次现场观赏的市、市、市和市就是全省会市化历程的缩影和模范。我认为有三条珍贵经验值得总结推行。

第一，科学规划，提高城市发展品尝。近年来，各市都从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延聘国表里知名规划设计单位，科学制订一流的城市规划。市围绕“建现代工业新城，创文明生态名城”的总体定位，全力打造南昌、闽台和沿海发达地域的旅行休闲后花圃。市着力构建“大”格式，构成“同心专心两轴三区”的城镇空间构造，建立现代沿江口岸城市。市突出赤色摇篮、绿色家园、古色三大特点，确立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发展定位。南昌市经过施行红谷滩新城和旭日地域建立，摆开了城市发展框架，特别是扎实推进造林绿化工程，对几条首要干道重点进行绿化美化，极大地提高了省会城市的全体形象。

第二，土地运作，筹措城市发展资金。市运用BT、BOT和土地绑缚项目形式融资，上一年经过土地出让融资24.7亿元。市变“卖地筹资”为“收地融资”，变“先卖地后做情况”为“先做情况后卖地”，依法回收闲置土地，拓宽土地升值空间，全年新增土地融资35.6亿元。市执行以地生金、以地引资、以项目升值土地，两年筹集城建资金17.36亿元。

第三，善谋实干，破解城市发展难题。除破解建立资金的难题以外，还着力破解征地拆迁的难题、工程建立的难题、预防腐败的难题。如市在征地拆迁工作中，做到赔偿、安顿、资金、工作四个到位，维护征地农民和拆迁户的好处，上一年市中间城区用地6000多亩、拆迁110多万平方米、6000多户，完成了调和征地、平稳拆迁。市在推进城市建立工作中，健全工作推进机制、调度督查机制、监督保证机制和工作落实机制，保证建成优质、高效、节省、清廉工程。市经过出台投标招标监管、重点工程投资评审治理方法等规范性文件，市政项目建立出了不少精品工程，大桥等3个工程荣获鲁班奖，后河综合革新和滨江公园革新荣获“中国人居情况类型奖”。

省委、省县政府行将印发的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百个示范镇建立的两个文件，对今后一个期间全省会市化历程的指导思想、目的任务、政策办法、组织指导都作了明确规则，但愿各地抓住时机、贯实。我以为，将来三至五年，是全省会市化建立的主要时机期，表现在“一个严重规划、三个高速时代”：

“一个严重规划”：即，上一年月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生态经济区规划》，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第一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严重规划。这是惠及全省人民及子孙子女的严重规划，这是引领江西久远发展的严重战略，这是加速江西崛起的严重时机。还，国家中部崛起规划也明确了环城市群的发展定位。“三个高速时代”：

一是全省道理、南北两大通道建立高速铁路时代。杭南长客专每小时350公里时速，路过我省市6个设区市、22个县（市、区），全线长543公里，上一年月2日已正式开工。客专加昌九城际，路过我省市、南昌市、市、赣州市4个设区市、20多个县（市、区），全线长517公里，力争下一年开工；还，还有向莆铁路、客专、客专、铁路、赣龙铁路扩能革新、赣韶铁路、九景衢铁路、皖赣铁路扩能革新等，共18个项目，总投资2217亿元。还，省会南昌行将进入地铁时代。

二是全省县县建成高速公路时代。高速公路建立三个标记，曾经完成了两个标记：省会到各设区市悉数建成高速路，出省主通道悉数建成高速路。还有一个标记就是2015年全省一切县（市、区）悉数建成高速路，共27个项目，总投资1050亿元。也就是说，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本年超越3000公里，2012年超越4000公里，2015年超越4800公里。

革新难题范文篇10

一、任务目的

目的义务：具体完成831户乡村D级危房革新义务（含乡村低保户土坯房革新637户）。

完成时限：2012年12月25日前。

二、津贴标准

按1万元/户的标准（中间津贴6000元/户，省津贴4000元/户）赐与津贴。

三、具体任务铺排

2012年9月13日—9月19日：完成D级危房农户的请求、查询注销和危房判定等前期任务；

2012年9月20日—9月25日：完成D级危房农户的公示、上报审批任务；

2012年9月26日—12月25日：具体施行D级危房革新任务。

四、职责分工

县建立局牵头担任指点相关镇（街道）施行除乡村低保户土坯房外的D级危房革新任务。

县民政局牵头担任指点相关镇（街道）施行乡村低保户土坯房革新任务。

县规划局担任指点相关镇（街道）将全县乡村D级危房革新任务归入村庄规划，并在搜检普通场镇革新规划和乡村新型社区规划时予以落实。

县财务局担任将中间、省乡村D级危房革新津贴资金实时拨付相关镇（街道）。

县监察局担任依法查处乡村D级危房革新任务中的违纪违规行为。

县审计局担任依法对乡村D级危房革新资金运用状况展开审计。

县当局目督办担任将乡村D级危房革新归入民生工程目的，并展开督查；担任会同县建立局增强与市当局目督办的沟通与联接。

相关镇（街道）具体担任施行D级危房革新任务。

五、任务要求

（一）增强组织指导。成立由分担县指导任组长，县建立、民政局部首要指导任副组长的全县乡村D级危房革新任务协调小组，担任组织协调革新任务。相关镇（街道）要高度正视，确定专门机构和职工具体担任施行。

（二）树立根底台账。相关镇（街道）要逐户核实革新房子农户身份、户数和介入革新志愿等状况。对已归入征地拆迁局限的农户和有2套以上（含2套）住房的农户，不得将其归入革新房子津贴局限。对革新前后的房子和农户要拍照存档，将小我请求、评断后果、公示状况和审批表等资料按标准建档。

（三）严厉把持顺序。相关镇（街道）要依照农户请求、村民议事会评断、镇当局（街道做事处）审核、县当局同意的任务步调，科学制订把持方法和把持顺序，实在做到评断、审核、审批三个环节后果公示无贰言再施行革新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