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有制范文10篇

个人所有制范文篇1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个人所有制理论的内涵，阐述了其价值所在，指出只有以该理论为指导，才能构建和谐社会，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

一、个人所有制理论的内涵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是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重要观点，其内涵表现在：

1.个人所有制是公有制。按照否定之否定规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那么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就自然转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重逢上来，社会主义所有制当然不是对原个人所有制的简单还原。因为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已经让位于社会化大生产，孤立的个人的生产已经成了联合起来的集体生产。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如果理解为生产资料归属于劳动者个人的私有制，那就与否定之否定规律相矛盾了，所以应理解为公有制。

2.个人所有制是联合起来的所有制。重新建立的、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个人所有制不是小生产状态下孤立的、原始的所有制，而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对个人主体地位的高层次回归。不是只要生产资料全体社会成员人人都有了，就建成了个人所有制。实质上，即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拥有生产资料，但如果是孤立的、单独的拥有，就与历史上的私有制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个人所有制不是个人各自占有生产资料，而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

3.个人所有制是劳动者个人完整享有所有者权益的所有制。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要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分离所导致的劳动与人的异化，为劳动者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因为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只有让劳动者在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的同时，又能对生产资料完全拥有一份属于他个人的所有权，充分享有占有、使用、支配和管理等一系列权益，个人利益才会得到充分的满足，才能够充分发挥劳动者的能动性、创造性，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是重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产权全面享有的所有制。

二、个人所有制理论的价值分析

1.个人所有制理论有助于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个人所有制是以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化联合所有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忽视劳动者个人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占有和使用，势必会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以实现其自由全面的发展。我国的产权改革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劳动力产权在企业产权结构中的地位，劳动力除了工资性收入外基本得不到其他的补偿。王珏教授指出，“产权改革必须承认劳动力的产权。不承认劳动力的产权是雇佣劳动力制度的特征，在雇佣劳动力制度下，劳动者就没有财产，不拿利润，只拿工资，永远是无产阶级，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

2.个人所有制理论为职工持股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国企改革目的之一是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员工持股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一种有效的实现形式,符合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趋势，又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中小国有企业实行的员工持股制度，是联合起来的、集体的劳动者个人所有，不是指分散的、孤立的劳动者或私人所有。有利于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实现财产占有方式的社会化，形成共同富裕的财产基础。

3.个人所有制理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个人所有制理论实质是要建立适应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个人所有和社会所有完全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以人为本。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收入分配不公、差距不断拉大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以个人所有制理论为指导，积极推行员工持股，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结合起来，通过调整国家与企业、企业与员工、企业内不同层次员工之间的利益关系，构建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共同体，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实现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增强企业凝聚力，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个人所有制范文篇2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个人所有制理论的内涵，阐述了其价值所在，指出只有以该理论为指导，才能构建和谐社会，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

一、个人所有制理论的内涵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是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重要观点，其内涵表现在：

1.个人所有制是公有制。按照否定之否定规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那么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就自然转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重逢上来，社会主义所有制当然不是对原个人所有制的简单还原。因为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已经让位于社会化大生产，孤立的个人的生产已经成了联合起来的集体生产。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如果理解为生产资料归属于劳动者个人的私有制，那就与否定之否定规律相矛盾了，所以应理解为公有制。

2.个人所有制是联合起来的所有制。重新建立的、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个人所有制不是小生产状态下孤立的、原始的所有制，而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对个人主体地位的高层次回归。不是只要生产资料全体社会成员人人都有了，就建成了个人所有制。实质上，即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拥有生产资料，但如果是孤立的、单独的拥有，就与历史上的私有制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个人所有制不是个人各自占有生产资料，而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

3.个人所有制是劳动者个人完整享有所有者权益的所有制。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要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分离所导致的劳动与人的异化，为劳动者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因为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只有让劳动者在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的同时，又能对生产资料完全拥有一份属于他个人的所有权，充分享有占有、使用、支配和管理等一系列权益，个人利益才会得到充分的满足，才能够充分发挥劳动者的能动性、创造性，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是重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产权全面享有的所有制。

二、个人所有制理论的价值分析

1.个人所有制理论有助于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个人所有制是以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化联合所有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忽视劳动者个人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占有和使用，势必会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以实现其自由全面的发展。我国的产权改革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劳动力产权在企业产权结构中的地位，劳动力除了工资性收入外基本得不到其他的补偿。王珏教授指出，“产权改革必须承认劳动力的产权。不承认劳动力的产权是雇佣劳动力制度的特征，在雇佣劳动力制度下，劳动者就没有财产，不拿利润，只拿工资，永远是无产阶级，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

2.个人所有制理论为职工持股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国企改革目的之一是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员工持股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一种有效的实现形式,符合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趋势，又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中小国有企业实行的员工持股制度，是联合起来的、集体的劳动者个人所有，不是指分散的、孤立的劳动者或私人所有。有利于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实现财产占有方式的社会化，形成共同富裕的财产基础。

3.个人所有制理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个人所有制理论实质是要建立适应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个人所有和社会所有完全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以人为本。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收入分配不公、差距不断拉大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以个人所有制理论为指导，积极推行员工持股，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结合起来，通过调整国家与企业、企业与员工、企业内不同层次员工之间的利益关系，构建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共同体，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实现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增强企业凝聚力，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个人所有制范文篇3

一、股份制与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理论联系

从股份制的历史发展来看，它作为生产力不断社会化的显著表现，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劳动不断复杂化使个体的劳动永远被历史抛在了后面，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日益密切，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1]集体协作劳动是股份制的重要特征，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体现，也使单个资本的占有形式逐步被适应生产资料社会化的集中资本的股份制所取代。大量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股份制在过去和现在都对生产力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本身没有阶级性，而是一种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出现的组织财产和经营的形式。

从股份制的内涵来看：“股份制度就是按一定的法规程序，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创立法人企业(公司)对生产要素实行社会占有和联合使用。企业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从事生产和经营，投资者按投资入股的份额参与企业的管理和分配，同时承担有限的经济责任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和财产制度。”[2]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股份制度不仅是一种企业资本组织形式，而且是一种产权占有形式。从整体来看，企业的生产要素是社会占有和联合使用的：就投资者个人来说，他参与企业的管理和分配，按入股份额占有生产资料和相应的生活资料。股份制包括三个基本要素：股份公司、股票、证券市场。其中股票是最关键的因素，股票的金额均等性成就了股权的平等性，一股一权，没有特权。持有股票数量的多少决定着股票所有人权利和义务的多少，并且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这就意味着拥有多少权利也要承担多少责任，股票是天生的平等派。股份制企业大多实行有限责任制，这就维护了个人所有的安全性，避免了个人所有权受到难以承受的威胁。这样一来，个人风险责任的有限性和投资获取收益的相对无限性合理地统一起来，就自然而然地保障了个人财富的不断增加和个人所有权的不断巩固。

从股份制的对象资本来看，资本具有占有上的个人性和使用上的社会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它还具有剥削性。对资本进行扬弃的过程，就是发扬它本身即客观存在的个人性和社会性，抛弃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的剥削性。股份制的运用使生产力突破个人资本的限制而迅速发展，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仍然归资本家私人所有，但资本的扬弃借助生产力的持续不断发展就产生了巨大的突破性力量，最终会实现真正的社会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股份公司誉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联合的生产方式过渡的方法，资本的扬弃将是这一过渡成功完成的途径。马克思把股份公司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最高形式，“股份公司的这种社会性是社会化大生产直接导致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扬弃。股份制度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3]。社会化大生产曾经成就了资本主义，但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具体说是股份制阶段上就变成了否定资本主义的中坚力量。

从股份制的性质来看，它不仅是一种资产所有权的实现方式，而且是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经济形式，并不与特定的社会性质相联系。它就像一个博大的制度容器，能容纳各种各样的所有制形式，在这个容器里放进私有制它就是私有制性质的股份制，放进国有制就变成了国有制性质的股份制，那么同理，假设在这个容器里放进了马克思所要“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我们有理由期待：股份制就变成了“个人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股份制又是开放性的，它像流水一样无孔不入，通过参与方式冲破各种壁垒和封锁，渗透到各种经济形式当中去，并且适应性极强地生存和发展，那么我们更有理由期待：它会把民主和平等的经济意识灌注到私有制的各个领域，星火燎原式地促成“个人所有制”的最终实现。

从股份制的特征来看，股票从一产生就天然具有个人所有的性质，它不仅自然地维护了个人的财产权利，而且为劳动者的个性自由发展和社会经济保障提供了有效的实践形式，所以二者在属性上是能够相容的。再者，马克思认为“个人所有制”是人类社会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所有制形式，而股份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相当程度上的历史选择，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已出现的诸多社会主义因素中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经济形式，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二者所适应生存的社会环境是一致的。不仅如此，股份制还是一种不断发展的经济形式，它改进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连锁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因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义下，既不能以借贷也不能以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执行职能的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4]也就是说，股份制不断发展会引起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用作为劳动者一部分的管理劳动者的职能接替逐渐萎缩的资本家的职能，并且将最终消灭资本家。消灭了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当然就进入了社会主义，消灭了资本家的股份制就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即“个人所有制”。所以我们可以逻辑地推定：股份制就是“个人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二、从西方股份制的发展看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实现

股份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那时，地中海沿岸城市繁荣，商业发达。商人们把身后的家产分与子女，子女们分开产业又难以经营，于是入股合作共同继承祖先的产业，这就形成了家族企业。从海上贸易来看，从事海洋贸易既需巨额资本又易生海险，于是产生了合伙公司。家族企业和合伙公司就是后来有限公司、无限公司的前身。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开通了东西方航线，海外贸易大发展，股份制就被广泛采用在航运业、采矿业和纺织业中。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银行业、保险业、交通运输业中，股份公司也广泛发展了起来。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加，产业革命的进程又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股份公司集中资本的作用得到了加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转入垄断阶段。马克思曾经预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然后便会走向社会主义。如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仍被称作资本主义，它却早已悄然发生着自我扬弃。二战以来，股份制被广泛运用在社会生产各大门类，并逐渐取代其他性质的企业组织形式而成为主流。社会现代化、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完善着股份制，也正在使股份制本身发生许多变化：

首先，随着生产与资本国际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股份制集中资本的作用得到更进一步的发挥，这使股权分散化了，股份公司也具有了更强的社会性。在当今西方国家，由于上市公司的迅猛发展，持股人数已占成年国民的四、五成以上。以美国为例，“1953年，美国直接持有股票的人数是649万人，占全国成年人口的4.2％；985年为4704万人，占20.1％；1995年为5130万人，占31％。如果加上间接持有股票者，到1996年，美国共有占成年人口43％的人持有股票”[5]，“目前美国大约有70％的人直接或间接地持有股票”[6]。持股人数越来越多，其成分必然趋于多元：股票持有者不再是单纯的资本家，而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股东短期行为的弊端也在逐渐消除，出资人正越来越多地由在公司中长期拥有利益的投资者担任，这更有利于投资者以主人身份关心公司的前途命运，不仅为公司长远经营获取了稳定的资金支持，而且使公司和投资者之间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利益关系，使投资者在更高层次上拥有了资产所有权。

其次，职工持股制度得到发展。1956年，美国律师路易斯·凯尔索提出“职工持股计划(简称ESOP)”，他认为资本相对劳动在产出中的贡献越来越大，在按资分配的社会分配制度下会造成分配不公。凯尔索建议向职工提供资本信贷来使他们获得股票，参加社会的按资分配。这一计划受到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被国会通过立法。职工持股制度增强了职工的主人翁意识，使职工拥有了个人财产，有利于企业稳定和发展，由此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这种制度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克服了曾被称为企业顽疾的短期化行为，有利于调动全体股东的积极性来用自己的生产资料使自己的劳动增值。这一制度的问世应验了马克思资本与劳动相结合的设想。

最后，知识对资本的替代作用愈来愈强。这使知识的主要持有者——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也就是劳动阶级知识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者越来越成为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劳动的异化慢慢消除，劳动者的个性越来越得到充分展现，劳动者越来越成为真正独立的劳动者，“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的实现就越来越成为切近的现实。相对来说，传统资产阶级正在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多余的人”。也正因为中产阶级壮大，引起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使社会贫富差距缩小了，衡量贫富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在0.3以下。中产阶级的壮大，就是劳动阶级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向社会主义社会有产者发展的结果，就是资本家私有制向社会的“个人所有制”演变的表现。

三、从中国股份制的发展看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实现

晚清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来中国开办企业，随之把先进的股份制度也舶来中国。“洋务运动”兴起后，中国人开始自己设立股份公司，最早是1872年李鸿章创立的上海轮船招商局，此后效仿者渐多，“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叶，近代中国以官督商办形式先后创办的公司企业大致40余家”[7]。1918年6月，中国华商第一家正式开业的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继而，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其它交易所也忙趁东风纷纷开张，并且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继续得到了一定发展。证券交易所为股票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使股份公司筹集资金的途径更加社会化。其间也曾有过一些成功的股份制企业，但是近代中国股份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土壤里成长的，必然带着先天的软弱性和后天的妥协性而依附于占主流的农耕文明、官僚资本和军阀政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三大改造，将个体农民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有制。1950年在全国开展的使农民分配到了土地，形成了土地个体所有的状况，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从结束到1954年年底，时间不长，原贫雇农中的50％上升为中农，富农中的40％左右下降为中农，这使中农在农户总数占的比重由35.8％上升到62.2％”[8]。从1953年开始,农村出现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采取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方式。“它的规模一般以10多户至几十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社员入社时将自己的私有土地及耕畜、大农具等生产资料人股，或将耕畜、大农具等折价归社，由生产合作社统一经营，生产合作社按社员入股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质量和数量给予社员相应的报酬，同时给予社员劳动报酬”[9]。这就使农民将资本与劳动结合在一起，并且造成分配制度上的按股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与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当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积极性的提高，为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造开了先河。但遗憾的是它最后演变成化运动，变相剥夺了农民个人财产，使“有产者”变成了“无产者”，幻化了一个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揭开了股份制发展的序幕。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激励下，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得到解放的生产力焕发出巨大的潜力，越来越需要大量资金来支持日渐扩大的生产规模，政府顺应时势开始了股份制改造的历程。1981年我国恢复了国债制度，开放了证券市场。1984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了股票，成为我国股份制开始试行的标志。随之中央将一些企业作为实行股份制试点，向社会或企业内部职工发行股票。这些试点初见成效，尤其是上海股市开放，更使股份制如鱼得水。这些试点在发展扩大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同时也经历了一波三折，其中最重要的阻碍因素是有些人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制，全民所有制企业搞股份制就是资产阶级私有化。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重新阐明了继续进行股份制试点的决定，为股份制进一步发展扫清了思想迷雾。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翌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告落成，股份制试点进入了扩大化、规范化的新阶段，不仅向国内法人和自然人发行股票，而且向国外发行股票，走上了国际市场。党的十五大对股份制试点做了总结：“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就从理论上打破了股份制头上的紧箍咒——社会形态的限制，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角度理解股份制，为股份制在我国顺利实行扫清了观念上的障碍。

在我国大多数城市，证券市场体系已初步建立，一批充满活力的股份制企业发展起来，社会各界投资入股的行为日益理性化和广泛化。多种所有制企业都参与了股份制改造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在所调查的国有大型企业中，企业的改制面达到51.0％”[10]。也初步建立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权责明确、归属清晰、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体制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事实证明，“无产”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

在广大的农村，我国从1978年开始相应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了1993年，中央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耕地承包期延长30年不变。这就确保了土地承包制度的稳定性，更维护了农民拥有土地的长期性。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而不是面对每个农民个体所实行的土地制度，仍然可以证明国家的关注已经从“一大二公”的国有制转向对人的具体关注，并且其分地制度是面向每个人的，照顾到每个农民从土地获得收益的权利，因此可以认为它是走向“个人所有制”的一个开端。并且在我国广东、辽宁、湖南、河南等地已经开始了土地股份合作制的试行，大连还成立了向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随着土地股份制的推行，农村土地产权的老大难问题就会相应得到解决，对土地的股份形式占有就会更加显现出来．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定会更加生动而广泛地变为现实存在。

我国现行股份制是在吸收借鉴外国股份制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随着它在中国的发展而逐渐本土化了。首先，资本来源社会化造成了产权主体多元化。目前中国大致有国家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企业职工股等几种产权形式，但无论终极产权如何归属，产权发挥作用总是在法人层次上，产权在这一层次上是社会的存在。其次，职工持股制度发展起来。在我国股份制改造过程中，为有利于职工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企业鼓励职工投资人股，使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东，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1992年5月，国家《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对企业内部职工持股作出了具体规定。此后深圳《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行规定》，率先全面推行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制度。北京、上海各地也都继起仿效，各类股份制企业中都可见职工持股的现象。职工持股制度有利于增加职工收入，提高职工劳动积极性，强化了职工对企业的监督和约束，更有效实现了职工对企业资本的个人所有。最后，技术和知识成为重要战略资源，它们作为无形资本进入了股份公司。劳动者可以劳动入股(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企业家可以企业家才能人股，入股方式多样化了，更趋于合理和高效。无形资本的介入促进了个人发展，人们从追求个人利益出发，却达到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同步实现，也为股份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四、发展股份制以实现“个人所有制”是一个历史进程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我国社会已经形成如下共识：由政府所控制的国有制，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因为政府的职能决定了它对利润追求的排斥，在经济上最多只能在公共领域行使其经济行为。由非利润主体来掌控企业，必然不能将企业引向追求利润的轨道”[11]。尽管我国企业产权主体在多元化，但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依然存在，并广泛分布在各个行业和领域，引致国有经济资本过度分散。要建设高素质的国有经济，就必然要求国有资本向以下四个领域集中：一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二是自然垄断的行业；三是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四是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至于其他行业和领域，资金必然会被广大社会所吸纳，也就是说，减少国有股、增加社会公众股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个人所有制”社会所有的发展方向。

股份制使市场真正成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然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又难免会制约股份制的发展。因此，完善市场经济以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的大市场是发展股份制的环境条件，其中完善证券市场尤为关键。首先，证券市场要克服行政命令的干预，以市场机制引导股票发行和交易。其次，扩大证券市场功能，建立规范的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其高效率，降低市场风险，培养长期稳定的投资群体。最后，完善证券监管体制，规范证券市场各项法律法规，使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共同付起监管责任，把立法监督与执法监察结合起来，营造诚信的证券市场环境。

职工持股制度的施行使职工在价值形态上占有了企业生产资料，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实践上实现了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但改革中的新事物在其成长初期必定是稚嫩的，需要引导以完善之。针对一些地区和企业盲目发展职工持股、坚信“一股就灵”的现状，政府应加以限制，坚持可行性原则，采取自愿参与方式稳步推进这一制度。面对职工持股管理与操作不规范的情况，应充分发挥职工持股会的作用，提高职工股管理人员的素质，积极引导职工股东参与企业管理。再者，我国政府虽已出台了一些职工持股的相关条款，但各条款之间却存在相互抵触的现象，职工持股制度的发展要求有统一完善的法规出台。

个人所有制范文篇4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是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重要观点，其内涵表现在：

1.个人所有制是公有制。按照否定之否定规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那么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就自然转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重逢上来，社会主义所有制当然不是对原个人所有制的简单还原。因为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已经让位于社会化大生产，孤立的个人的生产已经成了联合起来的集体生产。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如果理解为生产资料归属于劳动者个人的私有制，那就与否定之否定规律相矛盾了，所以应理解为公有制。

2.个人所有制是联合起来的所有制。重新建立的、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个人所有制不是小生产状态下孤立的、原始的所有制，而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对个人主体地位的高层次回归。不是只要生产资料全体社会成员人人都有了，就建成了个人所有制。实质上，即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拥有生产资料，但如果是孤立的、单独的拥有，就与历史上的私有制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个人所有制不是个人各自占有生产资料，而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

3.个人所有制是劳动者个人完整享有所有者权益的所有制。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要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分离所导致的劳动与人的异化，为劳动者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因为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只有让劳动者在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的同时，又能对生产资料完全拥有一份属于他个人的所有权，充分享有占有、使用、支配和管理等一系列权益，个人利益才会得到充分的满足，才能够充分发挥劳动者的能动性、创造性，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是重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产权全面享有的所有制。

二、个人所有制理论的价值分析

1.个人所有制理论有助于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个人所有制是以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化联合所有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忽视劳动者个人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占有和使用，势必会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以实现其自由全面的发展。我国的产权改革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劳动力产权在企业产权结构中的地位，劳动力除了工资性收入外基本得不到其他的补偿。王珏教授指出，“产权改革必须承认劳动力的产权。不承认劳动力的产权是雇佣劳动力制度的特征，在雇佣劳动力制度下，劳动者就没有财产，不拿利润，只拿工资，永远是无产阶级，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

个人所有制范文篇5

一、准确理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

对于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学术界历来就存在着许多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是指对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的个人占有，其理由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品“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公有制包括土地和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

对此观点，本文不能苟同。如果“重建个人所有制”仅仅是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理论和实践上其实并无太大的意义，因为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是一个产品分配的问题，而产品的分配不过是生产要素分配的结果。这是由于，“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2页）可见，生产资料的分配问题是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分配、消费和交换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强调的应该是重建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

为透彻理解和把握“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宏大的经济理论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问题——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为主线贯穿全文，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交换关系，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基础及其这种运行基础之上的体制和制度。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开始，分析了商品以及商品内部所包含的一系列矛盾，探讨了这一系列商品内部的矛盾是如何表现为外部矛盾；探讨了伴随商品经济内部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下，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劳动力如何变成商品，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如何转化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探讨了伴随资本对剩余价值剥削的加强，在对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无止境追求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是如何深化；探讨了这种日益深化的矛盾在工资的形式下是如何被掩盖起来了，并在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又如何成为剥削的手段，使得资本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同时增加，而导致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和信用的发展使资本和劳动呈现相反方向的运动趋势，即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劳动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程度与日俱增的趋势，一端是资本家占有的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而另一端则是工人贫困的积累，于是就会出现“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兼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的趋势，换句话说，就是基于资本和劳动之间愈演愈烈地对立和冲突情况下，马克思提出“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经典论断。

可见，“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内涵，在于强调要摒弃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的个人所有制，而重建劳动者对生产要素即劳动和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这一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中，劳动者是主体，所有权归劳动者所有，劳动摆脱了异化的状态而回归到自主的状态。劳动成了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成为社会围绕转动的“太阳”，劳动者恢复主体地位，自主劳动的太阳普照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撒满了自主劳动的阳光，一切归于自主劳动。自主劳动成为社会的最高价值取向、最高道德标准、最高理想境界，成为激励劳动者最大限度发挥创造、勤奋的动力机制；成为劳动者自我完善、实现的前提和迈向自由境界的起点；劳动者成为主宰经济活动的真正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占有者、支配者，万事万物必然以劳动者为尺度。生产力标准将与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交融，经济增长将符合劳动者的需求限度，经济发展将与劳动者的生活环境改善同步，整个经济活动应该无愧于劳动者的根本要求。劳动者的个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有和公有统一在一起，每一个社会成员以自由联合体为中介保持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即以公共所有和共同占有的方式体现个人所有，生产的条件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生产条件。

并且，“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提出，还为我们提供了通向重建目标的道路选择即充分发展民有经济。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论断的背景是以产业革命后的英国为典型，马克思认为以排挤、剥夺和否定小私有制为基础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这种否定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已有的资本主义成就奠定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基础。尽管19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并没有出现如经典作家理论上的推断，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而是转向了西欧以外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马克思以尚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国及其农村公社所有制为对象，研究了经济落后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和特殊起点。这个特殊道路、特殊起点和特殊规律也同样强调通向重建目标的道路必须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才“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资产阶级时代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对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正是未来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前提。

那么，是什么创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呢？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从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的市场机制完美假说及其自由竞争思想的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性的巨大经济危机的产生为止，这一阶段经济运行机制上的特点，主要是以个体、私营和股份制经济等民有经济为运行基础，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市场调节来完成，政府只负责修订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和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而不刻意地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一般竞争性产业上，私营或现代股份制民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运行基础，这是市场调节机制得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即使是在从20世纪30—70年代国家干预主义取代自由主义的时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是通过政策调整来激发民有经济力量的，从而保障了市场调节在其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决定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单靠“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发挥政府干预的作用，不仅是必要的，也不会轻易导致失灵的结果。当然，政府的干预必须是合理的，否则只会渐渐走向自身的反面，使“看得见的手”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如果不能恰当地评估政府干预的作用，反而夸大这种机制的作用，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政府干预的扭曲，造成政府干预适得其反的结果。可见，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定位是否准确，而市场功能的发挥要看是否激活产权清晰、对市场信号反应灵敏的运行主体即民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等非国有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力量。

二、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基础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于是问题就产生了，我们必须重塑繁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基础。也只有如此，市场经济对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才能得到极大发挥，二者是相生相长的。然而，传统观念却认为原来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运行基础是牢不可破的，否定原来的国有经济的运行的基础地位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本身。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想在理论上作过多的论述，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超前冒进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且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也不相适应，这就是说，产权不明晰、职责不明确、不能自主经营、不能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是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的，因为它们是不能与市场经济相对接、相兼容的。

那么，市场经济是什么呢？市场经济总体来讲是交换经济，交换的内容是各个商品所有者的所有权的交换，如果没有不同的产权安排的主体也就无所谓交换的概念。因此，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应该是由产权多元化的主体构成。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资源的市场配置，才能真正实现交换的实质，否则市场发展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了。现在看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说到底最根本的就是要对“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较政府配置资源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靠市场配置资源的实质就是要突显民间资本的地位，释放民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而产生的巨大能量，集中人民的力量和智慧“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然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重蹈资本主义血与火的历史，把运行基础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尖锐对立的私有制经济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虽然都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基础的主体力量是劳动和资本相联合的劳动者股份制经济。这一点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能够真正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兼容的是我国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劳动者股份制经济，其内在地实现了劳动和资本的联合，资本不再具有剥削的属性，完成了资本的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的转化，成为了劳动者摆脱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的过渡的有效实现形式，劳动者成了企业的真正主人。对于作为现代经济中日渐发展壮大的民有经济的重要力量——股份制经济，马克思曾评价“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而且“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是“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浸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最终会形成“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而且，“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可见，股份制是完全可以成为劳动者联合所有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因为股份制经济本身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而且作为财产的实现方式，实行的是劳动者的联合占有的形式，这恰恰与“重建个人所有制”所要求的劳动者的联合劳动、联合占有的本质要求相吻合。所以，民有经济的重要力量——股份制经济是能够成为通向未来社会“个人所有制”的重要路径，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三、发展民有经济关键是要对民有经济进行产权保护

为了更好地促进民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应努力从以下三方面推动和扶植民有经济。

首先，在于统一市场。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准入的若干规定，由市场去判明，而不是从所有制角度界定准入的产业界限。“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从市场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撤出，而将力量集中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上。经过20多年的努力，国有企业退出了许多竞争性行业，但传统的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性行业，如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等领域刚刚开放市场，除了铁路部门以外，垄断行业成为了市场化改革的“边缘地带”，它的高速发展延缓了对“计划经济强大壁垒”的实质性改革。为此，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打破行政垄断，健全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

个人所有制范文篇6

上述八种观点，笔者认为都没有能完整、科学地反映和表述出马克思“个人所有制”思想的原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片面的方面，值得商榷。笔者认为，马克思这里提出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概念，指的是原始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通过长期的研究，认为原始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制比之以后的各种社会形态，各种所有制关系都“崇高得多”。因此，未来的社会应该是重建、恢复原始所有制下的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但是，这不是简单地恢复，而是在原来意义上的更进一步的发展，是重新建立一种崭新的个人所有制，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本文把三大形态下的主要所有制列成下面的简表，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它们的共同点和区别点，看出这种否定之否定地过程和实质。(见表1)。

从表一可见，这种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除保留有原始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人始终是生产的目的、人的发展呈现着圆满境界等特点外，还克服了原始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的不足，加进了新的内容，也就是说。这种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比之原始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制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内涵更加深刻：它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自由人联合体所有；二是劳动力自由个人所有；三是产品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四是劳动自由个人所有；五是人的自由全面充分的发展。在这五项内容里，第一项内容是基础和前提；第二、三、四项内容是第一项内容的引申、展开和结果。由于生产资料是自由人联合体所有的，所以劳动者自由个人能够既对自己的劳动力又能对自己的劳动有所有权和占有权。从表一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劳动力个人所有是三大形态里的主要所有制的共同点。在原始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里，劳动力是自由个人所有；在交换关系形态下的资本主义所有制里，劳动力仍然是个人所有。资本主义所有制将原始所有制的其他方面、其他特点都彻底地完全地否定了，而唯独保留了劳动力个人所有这一条没有被否定。自由经济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否定了资本家所有制，它否定了资本家所有制的其他特点、其他方面，而劳动力自由个人所有这一点也仍然被保留下来。不仅如此，在自由经济形态下的“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里还将发展劳动力的自由个人所有制，使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更加完善。这说明，劳动力个人所有是三大经济形态的共同点，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保证和动力。因此，它也是马克思“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里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另外，资本家所有制在否定原始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制时，将劳动个人所有这一条也否定了，用劳动归资本家所有来代替它，从而使劳动力自由个人所有只有形式而无内容。因为，当工人将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后，劳动者在出卖的时间(为资本家工作的时间内)实际上也就不能支配、占有自己的劳动力了。自由经济关系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否定了资本家所有制下的劳动归资本家所有这一条，重新恢复劳动自由个人所有，从而使劳动力个人所有重新既有形式又有内容。公务员之家

“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五项内容中的最后一项内容即人的自由全面充分的发展，它是“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目的，不仅如此，它还是“重建个人所有制”内涵中的最高层次，也是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的最本质、最主要的特征。在原始经济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里，原始人的劳动力和劳动都是归自由劳动者个人所有，而由于劳动力和劳动是结合在一起的，两者都是归劳动者个人所有，所以在原始人那里，人的发展能呈现“圆满”的境界；虽然是有限的“丰富”和有限的“圆满”，但毕竟是“圆满”和“丰富”的；在交换关系形态下的资本家所有制里，由于生产资料是资本家所有的，产品也必然是资本家所有，从而劳动者的劳动也归资本家所有。因此，人只能是片面的畸形的发展；在自由经济关系形态下的“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里，由于生产资料归自由人联合体共同所有，产品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劳动者的自由劳动力和劳动重新得到了结合，都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因而人的自由全面充分的发展成为可能。在原始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里，无论是生产资料和产品共同所有，还是劳动力和劳动归个人所有，这些都不是原始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制存在的目的；原始的自然共同体存在的目的，只是原始人的再生产和发展。在自由经济关系形态下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里，和原始所有制下一样，无论是生产资料和产品所有，还是劳动力和劳动个人所有，这些也都不是“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的目的，它们只是达到目的的“中介”，唯有人的自由全面充分的发展才是自由经济关系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的目的。

因此，如果我们要对马克思提出的“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下个定义的话，笔者以为，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本质特征的正确的定义，应该是表述为，所谓“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即是重建(重新恢复)一个生产资料和产品由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基础上的，劳动者的劳动力和劳动都归自由个人所有。从而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全面充分发展的所有制。

正确地理解和探讨马克思的所有权(所有制)理论，既要重视马克思关于所有制概念及其内合，更要重视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把握和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所有权(所有制)理论。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所有制(所有权)理论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始终是紧密相连的。这一点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个人所有制范文篇7

一、股份制与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理论联系

从股份制的历史发展来看，它作为生产力不断社会化的显著表现，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劳动不断复杂化使个体的劳动永远被历史抛在了后面，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日益密切，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1]集体协作劳动是股份制的重要特征，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体现，也使单个资本的占有形式逐步被适应生产资料社会化的集中资本的股份制所取代。大量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股份制在过去和现在都对生产力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本身没有阶级性，而是一种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出现的组织财产和经营的形式。

从股份制的内涵来看：“股份制度就是按一定的法规程序，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创立法人企业(公司)对生产要素实行社会占有和联合使用。企业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从事生产和经营，投资者按投资入股的份额参与企业的管理和分配，同时承担有限的经济责任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和财产制度。”[2]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股份制度不仅是一种企业资本组织形式，而且是一种产权占有形式。从整体来看，企业的生产要素是社会占有和联合使用的：就投资者个人来说，他参与企业的管理和分配，按入股份额占有生产资料和相应的生活资料。股份制包括三个基本要素：股份公司、股票、证券市场。其中股票是最关键的因素，股票的金额均等性成就了股权的平等性，一股一权，没有特权。持有股票数量的多少决定着股票所有人权利和义务的多少，并且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这就意味着拥有多少权利也要承担多少责任，股票是天生的平等派。股份制企业大多实行有限责任制，这就维护了个人所有的安全性，避免了个人所有权受到难以承受的威胁。这样一来，个人风险责任的有限性和投资获取收益的相对无限性合理地统一起来，就自然而然地保障了个人财富的不断增加和个人所有权的不断巩固。

从股份制的对象资本来看，资本具有占有上的个人性和使用上的社会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它还具有剥削性。对资本进行扬弃的过程，就是发扬它本身即客观存在的个人性和社会性，抛弃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的剥削性。股份制的运用使生产力突破个人资本的限制而迅速发展，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仍然归资本家私人所有，但资本的扬弃借助生产力的持续不断发展就产生了巨大的突破性力量，最终会实现真正的社会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股份公司誉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联合的生产方式过渡的方法，资本的扬弃将是这一过渡成功完成的途径。马克思把股份公司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最高形式，“股份公司的这种社会性是社会化大生产直接导致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扬弃。股份制度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3]。社会化大生产曾经成就了资本主义，但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具体说是股份制阶段上就变成了否定资本主义的中坚力量。

从股份制的性质来看，它不仅是一种资产所有权的实现方式，而且是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经济形式，并不与特定的社会性质相联系。它就像一个博大的制度容器，能容纳各种各样的所有制形式，在这个容器里放进私有制它就是私有制性质的股份制，放进国有制就变成了国有制性质的股份制，那么同理，假设在这个容器里放进了马克思所要“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我们有理由期待：股份制就变成了“个人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股份制又是开放性的，它像流水一样无孔不入，通过参与方式冲破各种壁垒和封锁，渗透到各种经济形式当中去，并且适应性极强地生存和发展，那么我们更有理由期待：它会把民主和平等的经济意识灌注到私有制的各个领域，星火燎原式地促成“个人所有制”的最终实现。

从股份制的特征来看，股票从一产生就天然具有个人所有的性质，它不仅自然地维护了个人的财产权利，而且为劳动者的个性自由发展和社会经济保障提供了有效的实践形式，所以二者在属性上是能够相容的。再者，马克思认为“个人所有制”是人类社会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所有制形式，而股份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相当程度上的历史选择，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已出现的诸多社会主义因素中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经济形式，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二者所适应生存的社会环境是一致的。不仅如此，股份制还是一种不断发展的经济形式，它改进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连锁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因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义下，既不能以借贷也不能以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执行职能的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4]也就是说，股份制不断发展会引起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用作为劳动者一部分的管理劳动者的职能接替逐渐萎缩的资本家的职能，并且将最终消灭资本家。消灭了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当然就进入了社会主义，消灭了资本家的股份制就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即“个人所有制”。所以我们可以逻辑地推定：股份制就是“个人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二、从西方股份制的发展看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实现

股份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那时，地中海沿岸城市繁荣，商业发达。商人们把身后的家产分与子女，子女们分开产业又难以经营，于是入股合作共同继承祖先的产业，这就形成了家族企业。从海上贸易来看，从事海洋贸易既需巨额资本又易生海险，于是产生了合伙公司。家族企业和合伙公司就是后来有限公司、无限公司的前身。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开通了东西方航线，海外贸易大发展，股份制就被广泛采用在航运业、采矿业和纺织业中。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银行业、保险业、交通运输业中，股份公司也广泛发展了起来。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加，产业革命的进程又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股份公司集中资本的作用得到了加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转入垄断阶段。马克思曾经预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然后便会走向社会主义。如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仍被称作资本主义，它却早已悄然发生着自我扬弃。二战以来，股份制被广泛运用在社会生产各大门类，并逐渐取代其他性质的企业组织形式而成为主流。社会现代化、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完善着股份制，也正在使股份制本身发生许多变化：

首先，随着生产与资本国际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股份制集中资本的作用得到更进一步的发挥，这使股权分散化了，股份公司也具有了更强的社会性。在当今西方国家，由于上市公司的迅猛发展，持股人数已占成年国民的四、五成以上。以美国为例，“1953年，美国直接持有股票的人数是649万人，占全国成年人口的4.2％；985年为4704万人，占20.1％；1995年为5130万人，占31％。如果加上间接持有股票者，到1996年，美国共有占成年人口43％的人持有股票”[5]，“目前美国大约有70％的人直接或间接地持有股票”[6]。持股人数越来越多，其成分必然趋于多元：股票持有者不再是单纯的资本家，而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股东短期行为的弊端也在逐渐消除，出资人正越来越多地由在公司中长期拥有利益的投资者担任，这更有利于投资者以主人身份关心公司的前途命运，不仅为公司长远经营获取了稳定的资金支持，而且使公司和投资者之间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利益关系，使投资者在更高层次上拥有了资产所有权。其次，职工持股制度得到发展。1956年，美国律师路易斯·凯尔索提出“职工持股计划(简称ESOP)”，他认为资本相对劳动在产出中的贡献越来越大，在按资分配的社会分配制度下会造成分配不公。凯尔索建议向职工提供资本信贷来使他们获得股票，参加社会的按资分配。这一计划受到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被国会通过立法。职工持股制度增强了职工的主人翁意识，使职工拥有了个人财产，有利于企业稳定和发展，由此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这种制度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克服了曾被称为企业顽疾的短期化行为，有利于调动全体股东的积极性来用自己的生产资料使自己的劳动增值。这一制度的问世应验了马克思资本与劳动相结合的设想。

最后，知识对资本的替代作用愈来愈强。这使知识的主要持有者——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也就是劳动阶级知识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者越来越成为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劳动的异化慢慢消除，劳动者的个性越来越得到充分展现，劳动者越来越成为真正独立的劳动者，“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的实现就越来越成为切近的现实。相对来说，传统资产阶级正在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多余的人”。也正因为中产阶级壮大，引起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使社会贫富差距缩小了，衡量贫富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在0.3以下。中产阶级的壮大，就是劳动阶级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向社会主义社会有产者发展的结果，就是资本家私有制向社会的“个人所有制”演变的表现。

三、从中国股份制的发展看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实现

晚清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来中国开办企业，随之把先进的股份制度也舶来中国。“洋务运动”兴起后，中国人开始自己设立股份公司，最早是1872年李鸿章创立的上海轮船招商局，此后效仿者渐多，“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叶，近代中国以官督商办形式先后创办的公司企业大致40余家”[7]。1918年6月，中国华商第一家正式开业的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继而，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其它交易所也忙趁东风纷纷开张，并且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继续得到了一定发展。证券交易所为股票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使股份公司筹集资金的途径更加社会化。其间也曾有过一些成功的股份制企业，但是近代中国股份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土壤里成长的，必然带着先天的软弱性和后天的妥协性而依附于占主流的农耕文明、官僚资本和军阀政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三大改造，将个体农民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有制。1950年在全国开展的使农民分配到了土地，形成了土地个体所有的状况，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从结束到1954年年底，时间不长，原贫雇农中的50％上升为中农，富农中的40％左右下降为中农，这使中农在农户总数占的比重由35.8％上升到62.2％”[8]。从1953年开始,农村出现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采取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方式。“它的规模一般以10多户至几十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社员入社时将自己的私有土地及耕畜、大农具等生产资料人股，或将耕畜、大农具等折价归社，由生产合作社统一经营，生产合作社按社员入股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质量和数量给予社员相应的报酬，同时给予社员劳动报酬”[9]。这就使农民将资本与劳动结合在一起，并且造成分配制度上的按股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与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当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积极性的提高，为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造开了先河。但遗憾的是它最后演变成化运动，变相剥夺了农民个人财产，使“有产者”变成了“无产者”，幻化了一个的乌托邦。

个人所有制范文篇8

一、准确理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

对于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学术界历来就存在着许多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是指对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的个人占有，其理由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品“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公有制包括土地和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

对此观点，本文不能苟同。如果“重建个人所有制”仅仅是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理论和实践上其实并无太大的意义，因为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是一个产品分配的问题，而产品的分配不过是生产要素分配的结果。这是由于，“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2页）可见，生产资料的分配问题是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分配、消费和交换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强调的应该是重建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

为透彻理解和把握“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宏大的经济理论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问题——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为主线贯穿全文，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交换关系，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基础及其这种运行基础之上的体制和制度。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开始，分析了商品以及商品内部所包含的一系列矛盾，探讨了这一系列商品内部的矛盾是如何表现为外部矛盾；探讨了伴随商品经济内部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下，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劳动力如何变成商品，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如何转化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探讨了伴随资本对剩余价值剥削的加强，在对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无止境追求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是如何深化；探讨了这种日益深化的矛盾在工资的形式下是如何被掩盖起来了，并在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又如何成为剥削的手段，使得资本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同时增加，而导致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和信用的发展使资本和劳动呈现相反方向的运动趋势，即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劳动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程度与日俱增的趋势，一端是资本家占有的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而另一端则是工人贫困的积累，于是就会出现“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兼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的趋势，换句话说，就是基于资本和劳动之间愈演愈烈地对立和冲突情况下，马克思提出“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经典论断。

可见，“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内涵，在于强调要摒弃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的个人所有制，而重建劳动者对生产要素即劳动和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这一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中，劳动者是主体，所有权归劳动者所有，劳动摆脱了异化的状态而回归到自主的状态。劳动成了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成为社会围绕转动的“太阳”，劳动者恢复主体地位，自主劳动的太阳普照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撒满了自主劳动的阳光，一切归于自主劳动。自主劳动成为社会的最高价值取向、最高道德标准、最高理想境界，成为激励劳动者最大限度发挥创造、勤奋的动力机制；成为劳动者自我完善、实现的前提和迈向自由境界的起点；劳动者成为主宰经济活动的真正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占有者、支配者，万事万物必然以劳动者为尺度。生产力标准将与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交融，经济增长将符合劳动者的需求限度，经济发展将与劳动者的生活环境改善同步，整个经济活动应该无愧于劳动者的根本要求。劳动者的个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有和公有统一在一起，每一个社会成员以自由联合体为中介保持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即以公共所有和共同占有的方式体现个人所有，生产的条件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生产条件。

并且，“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提出，还为我们提供了通向重建目标的道路选择即充分发展民有经济。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论断的背景是以产业革命后的英国为典型，马克思认为以排挤、剥夺和否定小私有制为基础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这种否定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已有的资本主义成就奠定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基础。尽管19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并没有出现如经典作家理论上的推断，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而是转向了西欧以外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马克思以尚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国及其农村公社所有制为对象，研究了经济落后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和特殊起点。这个特殊道路、特殊起点和特殊规律也同样强调通向重建目标的道路必须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才“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资产阶级时代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对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正是未来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前提。

那么，是什么创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呢？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从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的市场机制完美假说及其自由竞争思想的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性的巨大经济危机的产生为止，这一阶段经济运行机制上的特点，主要是以个体、私营和股份制经济等民有经济为运行基础，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市场调节来完成，政府只负责修订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和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而不刻意地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一般竞争性产业上，私营或现代股份制民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运行基础，这是市场调节机制得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即使是在从20世纪30—70年代国家干预主义取代自由主义的时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是通过政策调整来激发民有经济力量的，从而保障了市场调节在其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决定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单靠“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发挥政府干预的作用，不仅是必要的，也不会轻易导致失灵的结果。当然，政府的干预必须是合理的，否则只会渐渐走向自身的反面，使“看得见的手”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如果不能恰当地评估政府干预的作用，反而夸大这种机制的作用，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政府干预的扭曲，造成政府干预适得其反的结果。可见，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定位是否准确，而市场功能的发挥要看是否激活产权清晰、对市场信号反应灵敏的运行主体即民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等非国有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力量。

二、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基础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于是问题就产生了，我们必须重塑繁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基础。也只有如此，市场经济对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才能得到极大发挥，二者是相生相长的。然而，传统观念却认为原来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运行基础是牢不可破的，否定原来的国有经济的运行的基础地位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本身。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想在理论上作过多的论述，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超前冒进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且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也不相适应，这就是说，产权不明晰、职责不明确、不能自主经营、不能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是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的，因为它们是不能与市场经济相对接、相兼容的。

那么，市场经济是什么呢？市场经济总体来讲是交换经济，交换的内容是各个商品所有者的所有权的交换，如果没有不同的产权安排的主体也就无所谓交换的概念。因此，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应该是由产权多元化的主体构成。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资源的市场配置，才能真正实现交换的实质，否则市场发展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了。现在看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说到底最根本的就是要对“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较政府配置资源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靠市场配置资源的实质就是要突显民间资本的地位，释放民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而产生的巨大能量，集中人民的力量和智慧“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然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重蹈资本主义血与火的历史，把运行基础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尖锐对立的私有制经济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虽然都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基础的主体力量是劳动和资本相联合的劳动者股份制经济。这一点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能够真正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兼容的是我国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劳动者股份制经济，其内在地实现了劳动和资本的联合，资本不再具有剥削的属性，完成了资本的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的转化，成为了劳动者摆脱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的过渡的有效实现形式，劳动者成了企业的真正主人。对于作为现代经济中日渐发展壮大的民有经济的重要力量——股份制经济，马克思曾评价“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而且“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是“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浸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最终会形成“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而且，“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可见，股份制是完全可以成为劳动者联合所有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因为股份制经济本身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而且作为财产的实现方式，实行的是劳动者的联合占有的形式，这恰恰与“重建个人所有制”所要求的劳动者的联合劳动、联合占有的本质要求相吻合。所以，民有经济的重要力量——股份制经济是能够成为通向未来社会“个人所有制”的重要路径，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三、发展民有经济关键是要对民有经济进行产权保护

为了更好地促进民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应努力从以下三方面推动和扶植民有经济。

首先，在于统一市场。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准入的若干规定，由市场去判明，而不是从所有制角度界定准入的产业界限。“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从市场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撤出，而将力量集中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上。经过20多年的努力，国有企业退出了许多竞争性行业，但传统的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性行业，如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等领域刚刚开放市场，除了铁路部门以外，垄断行业成为了市场化改革的“边缘地带”，它的高速发展延缓了对“计划经济强大壁垒”的实质性改革。为此，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打破行政垄断，健全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

个人所有制范文篇9

一、准确理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

对于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学术界历来就存在着许多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是指对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的个人占有，其理由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品“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公有制包括土地和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

对此观点，本文不能苟同。如果“重建个人所有制”仅仅是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理论和实践上其实并无太大的意义，因为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是一个产品分配的问题，而产品的分配不过是生产要素分配的结果。这是由于，“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2页）可见，生产资料的分配问题是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分配、消费和交换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强调的应该是重建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

为透彻理解和把握“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宏大的经济理论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问题——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为主线贯穿全文，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交换关系，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基础及其这种运行基础之上的体制和制度。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开始，分析了商品以及商品内部所包含的一系列矛盾，探讨了这一系列商品内部的矛盾是如何表现为外部矛盾；探讨了伴随商品经济内部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下，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劳动力如何变成商品，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如何转化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探讨了伴随资本对剩余价值剥削的加强，在对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无止境追求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是如何深化；探讨了这种日益深化的矛盾在工资的形式下是如何被掩盖起来了，并在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又如何成为剥削的手段，使得资本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同时增加，而导致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和信用的发展使资本和劳动呈现相反方向的运动趋势，即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劳动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程度与日俱增的趋势，一端是资本家占有的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而另一端则是工人贫困的积累，于是就会出现“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兼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的趋势，换句话说，就是基于资本和劳动之间愈演愈烈地对立和冲突情况下，马克思提出“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经典论断。

可见，“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内涵，在于强调要摒弃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的个人所有制，而重建劳动者对生产要素即劳动和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这一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中，劳动者是主体，所有权归劳动者所有，劳动摆脱了异化的状态而回归到自主的状态。劳动成了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成为社会围绕转动的“太阳”，劳动者恢复主体地位，自主劳动的太阳普照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撒满了自主劳动的阳光，一切归于自主劳动。自主劳动成为社会的最高价值取向、最高道德标准、最高理想境界，成为激励劳动者最大限度发挥创造、勤奋的动力机制；成为劳动者自我完善、实现的前提和迈向自由境界的起点；劳动者成为主宰经济活动的真正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占有者、支配者，万事万物必然以劳动者为尺度。生产力标准将与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交融，经济增长将符合劳动者的需求限度，经济发展将与劳动者的生活环境改善同步，整个经济活动应该无愧于劳动者的根本要求。劳动者的个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有和公有统一在一起，每一个社会成员以自由联合体为中介保持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即以公共所有和共同占有的方式体现个人所有，生产的条件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生产条件。

并且，“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提出，还为我们提供了通向重建目标的道路选择即充分发展民有经济。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论断的背景是以产业革命后的英国为典型，马克思认为以排挤、剥夺和否定小私有制为基础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这种否定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已有的资本主义成就奠定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基础。尽管19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并没有出现如经典作家理论上的推断，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而是转向了西欧以外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马克思以尚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国及其农村公社所有制为对象，研究了经济落后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和特殊起点。这个特殊道路、特殊起点和特殊规律也同样强调通向重建目标的道路必须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才“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资产阶级时代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对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正是未来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前提。

那么，是什么创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呢？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从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的市场机制完美假说及其自由竞争思想的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性的巨大经济危机的产生为止，这一阶段经济运行机制上的特点，主要是以个体、私营和股份制经济等民有经济为运行基础，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市场调节来完成，政府只负责修订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和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而不刻意地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一般竞争性产业上，私营或现代股份制民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运行基础，这是市场调节机制得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即使是在从20世纪30—70年代国家干预主义取代自由主义的时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是通过政策调整来激发民有经济力量的，从而保障了市场调节在其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决定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单靠“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发挥政府干预的作用，不仅是必要的，也不会轻易导致失灵的结果。当然，政府的干预必须是合理的，否则只会渐渐走向自身的反面，使“看得见的手”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如果不能恰当地评估政府干预的作用，反而夸大这种机制的作用，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政府干预的扭曲，造成政府干预适得其反的结果。可见，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定位是否准确，而市场功能的发挥要看是否激活产权清晰、对市场信号反应灵敏的运行主体即民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等非国有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力量。二、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基础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于是问题就产生了，我们必须重塑繁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基础。也只有如此，市场经济对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才能得到极大发挥，二者是相生相长的。然而，传统观念却认为原来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运行基础是牢不可破的，否定原来的国有经济的运行的基础地位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本身。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想在理论上作过多的论述，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超前冒进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且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也不相适应，这就是说，产权不明晰、职责不明确、不能自主经营、不能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是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的，因为它们是不能与市场经济相对接、相兼容的。

那么，市场经济是什么呢？市场经济总体来讲是交换经济，交换的内容是各个商品所有者的所有权的交换，如果没有不同的产权安排的主体也就无所谓交换的概念。因此，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应该是由产权多元化的主体构成。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资源的市场配置，才能真正实现交换的实质，否则市场发展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了。现在看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说到底最根本的就是要对“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较政府配置资源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靠市场配置资源的实质就是要突显民间资本的地位，释放民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而产生的巨大能量，集中人民的力量和智慧“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然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重蹈资本主义血与火的历史，把运行基础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尖锐对立的私有制经济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虽然都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基础的主体力量是劳动和资本相联合的劳动者股份制经济。这一点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能够真正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兼容的是我国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劳动者股份制经济，其内在地实现了劳动和资本的联合，资本不再具有剥削的属性，完成了资本的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的转化，成为了劳动者摆脱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的过渡的有效实现形式，劳动者成了企业的真正主人。对于作为现代经济中日渐发展壮大的民有经济的重要力量——股份制经济，马克思曾评价“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而且“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是“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浸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最终会形成“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而且，“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可见，股份制是完全可以成为劳动者联合所有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因为股份制经济本身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而且作为财产的实现方式，实行的是劳动者的联合占有的形式，这恰恰与“重建个人所有制”所要求的劳动者的联合劳动、联合占有的本质要求相吻合。所以，民有经济的重要力量——股份制经济是能够成为通向未来社会“个人所有制”的重要路径，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三、发展民有经济关键是要对民有经济进行产权保护

为了更好地促进民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应努力从以下三方面推动和扶植民有经济。

首先，在于统一市场。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准入的若干规定，由市场去判明，而不是从所有制角度界定准入的产业界限。“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从市场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撤出，而将力量集中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上。经过20多年的努力，国有企业退出了许多竞争性行业，但传统的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性行业，如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等领域刚刚开放市场，除了铁路部门以外，垄断行业成为了市场化改革的“边缘地带”，它的高速发展延缓了对“计划经济强大壁垒”的实质性改革。为此，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打破行政垄断，健全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

个人所有制范文篇10

本文认为，不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是劳动异化的雇佣劳动私有制，而保护劳动者的个人私有制却是社会主义的道德神。还提出了相对私有制的概念。社会主义只消灭雇佣劳动私有制，争取实现的是使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

关键词

分工，私有制，道德，异化，雇佣，劳动者，所有制

张恒山同志在“论财产所有权的社会意义”（《新华文摘》2002年第2期）一文中说马克思认为劳动分工是导致私有财产的根源，根据是马克思说过：“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马恩选集》第一卷第37页1972年版）张恒山同志还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权导致人的劳动异化，从而使人的本质异化，所以，不具有道德合理性。”长期研究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并有小有成绩的我认为，他的第一个观点是不正确的，第二个观点是不完全正确的。

分工不是私有制产生的根源，尤其不是剥削阶级雇佣劳动私有制产生的根源。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就是分工和私有制是同时产生的，即有分工就有私有制，决没有劳动分工是导致私有财产的意思。分工和私有制是孪生兄弟，而不是父子关系；它们的父母是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以及劳动种类和劳动部门的增多。

还有，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私有制不是特指那种异化的雇佣劳动私有制，而是指与分工相适应的一般的所有制。如马克思曾这样说过：“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新的交往形式（劳动分工——笔者），例如保险公司等等的时候，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获得财产的新形式。”（同上71页）这里的新形式是指所有制，至于这种所有制是什么性质的，那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马克思认为分工的同时会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出现，至于是否会产生通过剥削雇佣劳动获得的私有财产，那就要看资本和劳动是否会产生分裂以及分裂的程度。马克思这样说：“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形式。分工愈发达，积累愈增加，这种分裂也就愈激烈。”（73页）马克思是说，分工和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至于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是否包含着异化的雇佣劳动的私有制，那就看资本和劳动的分裂程度而定。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雇佣劳动私有制的根源是资本和劳动的分裂及其程度。马克思把异化的雇佣劳动的私有制称为“纯粹私有制”（69页）。马克思这样说：“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概念”的，“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结果。”（1995年版第一卷第51和50页）马克思认为这种文明社会的纯粹私有制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产生的现代资本；另一个是出现了除了劳动力外没有任何财产的工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一个除了自己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它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1972年版第三卷第5页）

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劳动者个人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才是异化劳动的雇佣劳动私有制的根源。从而看来，张恒山说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权导致人的劳动异化，从而使人的本质异化，所以，不具有道德合理性。”是不完全不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决不会这样一般的认为。我们要问，劳动者个人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个人私有制（私有权）还会产生劳动异化吗？决不会的。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会认为一般的私有制（或私有权）会导致人的劳动异化；因为在他们看来，存在着各种性质不同的私有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指出有两种对立的私有制。他这样说：“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看来所表现出的无数层次，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同上第265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区分了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私有制。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批判了劳动异化的雇佣劳动私有制，认为这种雇佣劳动私有制才会导致人的劳动异化是违反人性和不道德的；与此同时，马克思肯定了劳动者个人私有制，认为这是一种主体的具有积极本质的私有制。马克思说，劳动者个人的私有财产是“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主的劳动和对劳动产品的占有和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改造”的必备条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79年版第66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次肯定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个人私有权“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备条件”（《资本论》第一卷1975年版第82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法德农民问题》的著作中都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只消灭劳动异化的雇佣劳动私有制，因为这种资本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把“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变为私人资本，并用它来奴役劳动者。他们还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不但不消灭劳动者生产资料个人所有权（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而且还认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

我再次大声疾呼：马克思认为劳动者个人真正直接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劳动者联合体的所有制才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那种传统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不直接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所有制（或美誉为全民所有制）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按邓小平的话来说，这种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是官僚主义腐败的“总病根”。传统社会主义的高度集权的国家公有制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的论述，请读《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第7节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他在这里有一大段精辟的语言论述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在共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社会所有制。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一篇第五章的[（b）]节中指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才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高度赞扬和肯定了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起点和强大动力。恩格斯在1844年写的《英国的状况》一文中指出，源于日尔曼劳动者土地个人所有制占主体的核心地位的生产方式的英国才有一部“社会的历史”因为“只有在英国，个人本身才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并且使这种发展接近完成，而没有意识到要代表普遍利益，只有在这里群众才作为群众为自己的单个利益进行活动，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转变为利益。”（《马恩选集》1995年版第一卷第22页）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专门有一章分析亚细亚、古罗马和日尔曼三种所有制。他在这里指出，真正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起点的是劳动者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古罗马、希腊和日尔曼类型的生产方式。古罗马类型的所有制形式的单个人有着双重身份：单个人既是私有者又是公社社员。作为私有者，个人是自己那份土地的主人；作为公社社员和其他社员一起是公有土地的所有者。公社与个人的关系不是从属的关系，而是并列关系。至于日尔曼所有制关系中的个人所有制的地位就显得更重要了，即个人土地所有制在公社中占主体地位，公有制只是个人财产的补充，公社的统一体只表现为个人独立主体的一种联合。

马克思肯定了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道德合理性。他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在回答什么是共产主义和驳斥有些人指责“公社想消灭构成全部文明基础的所有制”时说：“是的，先生们，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剥夺剥夺者。它是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和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同上第三卷第59页）请看，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道德合理性和文明是使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马克思决不会认为劳动者的私有权不具有道德合理性。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消灭私有制是特指，是指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的雇佣劳动私有制。他们说，垄断资本的雇佣劳动不具有道德合理性，因为“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他们还特别声明“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第一卷第286——288页）

《宣言》说的“两个决裂”，过去被理解为同传统的私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错误的理解。我国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俞吾金在2000年10月24日的《光明日报》发表的“从《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译文看马克思如何看待传统”的文章中指出，这里的两个决裂指的是共产主义革命是同流传下来的那种对共产党进行责难的那种所有制（指责共产党人要建立消灭个人所有制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及其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种责难就是指责共产党人想消灭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础——个人所有制，从而建立高度集权的国家公有制；就是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不承认任何个人私有的粗陋共产主义。科学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这种不承认任何个人私有权的所谓共产主义公有制及其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实思想。

所以，一般的说私有权导致人的劳动异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只有雇佣劳动的私有权才会导致人的劳动异化）。劳动者个人私有权不仅不会导致劳动异化，而且还是劳动者获得自由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使劳动者真正当家作主，就必须使劳动者直接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体现形式是劳动者股份合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