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财产范文10篇

个人财产范文篇1

关键词:离婚;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离婚是指在夫妻双方生存期间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行为。离婚,不仅解除了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也终止了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财产分割是与夫妻人身关系的解除相应产生的。随着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离婚案中夫妻共同财产的内容越来越新,认定和处理也越来越困难,它所体现出来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处理的好坏关系到人民法院处理离婚纠纷的质量,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离婚时夫妻财产的分割作为离婚的重点也倍受关注。

一、区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

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有夫妻法定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制、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这些规定紧紧地同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联系。一方面强调了法律规范的强制性;另一方面,在当代社会经济关系多元化的情况下,采取了尊重当事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意思自治。我国婚姻法第39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处理判决。因此,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必须先区分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准确地划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是正确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前提。

夫妻共同财产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依法应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所谓的婚姻存续期间,是从双方领取结婚证开始到婚姻关系终止时的这段时间。我国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1.工资、奖金;2.生产经营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4.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3项规定的除外;5.其他应当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1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类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1.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2.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3.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

夫妻个人财产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前各自所有的财产和约定的财产。婚姻法第1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离婚时,夫妻分割的仅限于夫妻共同财产。对属于全体家庭成员共有的财产应当首先分家析产,分出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部分，然后夫妻双方再对此加以分割。对于夫妻个人财产属于夫或妻一方独自所有不作为分割对象。

二、离婚案件中的财产分割基本原则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直接关系到离婚双方的切身利益,依照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应当注意贯彻以下原则：

(一)坚持男女平等原则

一个家庭中,夫妻两方的收入比例大多是有区别的,一般表现为男方经济收入高于女方。但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双方应有平等的权利,不能因为女方经济收入较低、没有经济收入而少分或不分给她财产。夫妻双方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离婚时,任何一方对共同财产都依法享有平等分割的权利。

理解这一原则,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夫妻共有财产是共同共有财产,对于这些财产,不问其来源,双方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其二,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权益决不意味着鼓励搞绝对平均主义。其三,夫妻双方在对其共有财产享有权利的同时,还须承担相应的义务。

(二)坚持照顾子女和女方利益的原则

夫妻双方对共同所有的财产,原则上均等分割。但目前我国妇女的经济条件和男子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在财产分割上适当照顾妇女和儿童的利益，才能保证妇女和儿童因分割财产所造成的生活水平下降和生活困难,保证儿童的健康成长。婚姻法更为注重保护子女的权益,这是由于父母的离婚会给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一定的影响,也使下一代健康成长,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给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适当多分一些财产,以照顾子女的实际需要。这一原则意味着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一方面不得侵害子女和女方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应视女方的经济状况及子女的实际需要给予必需的照顾。

(三)照顾无过错一方的原则

所谓过错,是行为人决定其行为的一种心理状态。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是故意或过失,或过错程度大小如何,对于确定其民事责任并无实际意义。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在混合过错、共同致人损害、受害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过错程度就成为确定其赔偿责任的主要依据。由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的照顾条件,须为一方实施了出于故意而为的过错行为,另一方未有过错行为,或虽有过错行为,但其行为只要是出于过失而不是出于故意即可。离婚案件，在财产分割时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适当多分。婚姻法第46条规定了一方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婚姻法规定了过错离婚的法律后果,即让过错方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对受害方的法律救济,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原则。

在照顾的程度上,应根据有过错一方程度的大小和共同财产的实际情况由法官酌定,“照顾”只应向无过错一方作适当的倾斜,不能显失公平,更不能因此而影响有过错一方的基本生活。

（四）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原则。公平原则要求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来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确定其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离婚不仅终止了婚姻关系,还涉及夫妻及子女等家庭成员的利益,在离婚财产分割时适用公平原则,一方面合理分割夫妻现有的共同财产;另一方面还应清算夫妻的经济利益,例如,夫妻双方对家务劳动、扶养子女的付出,一方离婚后生活水平的下降,妥善安置离异后的患病方,等等。这就是要求我们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要严肃执法,实事求是,既要考虑案件的事实又要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从而体现我国法律的公正和严肃。例如在处理一方从事经商等营利性活动所涉财产时,应在认定这部分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基础上,对创造这部分财产的一方可以给予充分照顾。处理夫妻在分居期间所得的财产也一样,应确认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由于双方在分居期间经济独立且收益也没有用于家庭的日常消费,所以在分割时的比例可以根据双方创造的财产多少而不同。

（五）尊重当事人意愿,财产约定先于法定的原则

婚姻法是私法,该原则即是私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反映。公民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婚姻法规定了约定的形式、范围及对第三人的效力,这有利于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因各种原因的多种形式处理双方财产问题的需要,体现了夫妻享有的平等财产权利,有利于减少家庭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离婚案件中的财产分割方法

(一)离婚案件中财产的原则分割方法

原则的分割方法,是指离婚财产分割的一般方法,即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基本方法。分割夫妻的共同财产的原则方法,是均等分割,辅之以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和财产来源等情况的适当差别,属于个人专用物品一般归个人所有。均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是我国司法实务一贯坚持的方法,即确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之后,一分为二,平均分成两份。它的依据是婚姻法第17条第2款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和民法通则第78条规定。坚持均等分割的原则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一律均等分割,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公平的后果。为此,在坚持均等分割的原则之下,允许在一些条件下适当地有所差别。夫妻一方在生产、生活上有特别的需要,或者财产来源有特别的情况除外。

在分割形式上，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形式：1.实物分割，即在不影响其财产的使用价值和特定用途下,对财产进行实际分配。双方各自根据其分割的份额取得应得财产。2.价金分割，即将共有物变卖,双方对变卖所得价金进行分割后各自取得价金。价金分割是在共有物不能分割或分割后有损其财产的使用价值和特定用途时使用的分割方法。3.价格补偿，即夫妻一方取得共有物,另一方获得相当于一半价格的补偿,取得价金。

(二)离婚案件中具体财产的分割方法

离婚案件中具体财产的分割方法是对各种具体的夫妻共同财产怎样分割的办法。对于这些具体的分割方法,根据我国的司法解释,本文主要就以下几种情况探讨:

1.关于房屋的分割。房屋一般情况下在离婚时是最有价值的财产,有关离婚案件中的住房问题,一直是审判实践中比较突出且比较棘手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双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还涉及到家庭其他成员,以及房屋产权等诸多因素。因而,解决好离婚后的住房问题,是保障离婚自由,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需要。解决离婚后的住房问题应遵循以下原则:(1)保障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2)保护房屋产权;(3)优先照顾抚养子女、残疾或生活困难的一方;(4)坚持调解和协商一致的原则；(5)照顾无过错一方。

结合有关司法解释和审判实践经验,在处理住房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房屋,由夫或妻个人所有;(2)对不宜分割使用的夫妻共有的房屋,应根据双方住房情况和照顾抚养子女方或无过错方等原则分给一方所有;(3)对双方居住房为一方婚前个人财产或婚后约定为一方所有的房屋,离婚时仍判归该方所有。(4)对已经房改的公房房产的认定。夫妻一方或双方以市场价或成本价购买商品住房,该住房产权属全部产权,分割财产时可以就该产权按照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在分割部分产权的住房时,应该明确个人和国家在全部产权中的比例,先析出个人产权部分,然后才进行分割。

2.离婚案件涉及夫妻生产、经营性财产的分割问题。夫妻双方生产、经营性财产，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作为出资人，以夫妻共同财产投资于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的一切有价值的有形资产和各种权益。它包括以夫妻共同财产投资经营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承包企业以及挂靠企业等所形成的各种有形和无形资产，如货币、实物（如房产、汽车）、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商业信誉或者其他财产权利等。

在离婚案件中对涉及夫妻生产、经营性财产分割时，首先，要分清财产性质。由于夫妻生产、经营性财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分清上述财产的性质，便成为准确分割夫妻生产、经营性财产的首要前提。确定上述财产性质时，应以工商注册登记资料为基础，参照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审查企业的资金来源、实际经济结构形式和运行机制，查明夫妻双方在企业中所发挥的作用、影响程度，以及夫妻双方在共同经营性财产中所占的真实份额。其次，坚持婚姻法与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相关法律的协调与统一。对夫妻上述生产、经营性财产的分割，不同于以往对简单的生活、消费资料的分割，它涉及到不同的法律调整领域，涉及到与其他法律、法规的相互协调问题，尤其是与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的协调。如果在分割时与上述法律、法规相矛盾，就会错判。最后，要注意维持企业完整性，不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分割夫妻生产、经营性财产时，既要保护离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维护企业的生产发展。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企业，在分割其所包含的夫妻共同财产时，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的稳定、持续及与相关当事人（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应当采取审慎的态度，以尽量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不破坏企业财产的完整性为原则。同时，企业的注册资本是企业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在分割夫妻生产、经营性财产时，要确保持股配偶一方所在公司、企业的注册资本不发生变化。既要公平、合理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又要切实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

3.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中股票及著作权的分割。在各类离婚案件中,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尤其是股票和知识产权的分割一直是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也是法院审理时较难把握和处理的问题。因此,如何公正、合理的处理好离婚案件中夫妻共同财产中股票及知识产权的分割是目前离婚案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股票的分割。由于证券市场的规模日益扩大,离婚案件中涉及股票的纠纷也日益增多,又因为目前法律规定尚未明确,并且这类财产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应特别谨慎。股票的分割应遵循“三个确定”来进行:首先,确定将要分割的股票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股票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在夫妻离婚时,股票就应当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如果夫妻一方或各方的股票是婚前已投资获得或在婚后各自以婚前的财产投资获得的,则应当认为是夫妻个人财产,不能分割。其次,了解股票的性质,确定其是否可以转让。对于社会公众股,如果是记名的,一般应分割给在股票上记名的一方所有,如果是无记名的股票,则应先由双方协商。对于内部职工股,由于其是限制流通的股票,只能以折价补偿的方式进行分割。最后,确定将要分割的股票的股价。股票所代表的权利具有不确定性,原始的股份投入并不代表其所享有的财产权利,法院在处理涉及股票及股票分割的离婚案件时尽量让当事人尽快地达成协议,以防止因双方当事人争执而难于操作,甚至因延迟操作股票而丧失重大收益。

（2）著作权的分割。著作权是作者或其他著作权所有人对文字、艺术和科学作品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在著作权中能分割的只能是著作财产权。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而予以分割的著作财产,应符合以下几项条件才可视为共同财产。首先,该著作权必须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其次,该著作权必须带来了利益(财产利益)。再次,该著作权必须是真实存在的。凡符合上述条件的著作权,在夫妻离婚时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在加以分割时,又要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于已经带来了经济利益的著作权,对这些经济利益可按一般财产的分割方法加以分割。对尚未产生利益的著作权,原则上不进行分割而由创造方享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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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滕蔓、丁慧、刘艺：《离婚纠纷及其后果的处置》，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6]何俊萍：《论公平原则在我国离婚财产分割中的适用》，法商研究，2005年第1期。

个人财产范文篇2

[关键词]宪法，个人财产，平等保护，带户返还。

宪法是一个国家根本的法律。在一个国家当中，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依法治国”从根本上说就是“依宪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通过并施行，1988年、1993年、1999年修订）在序言中明确指出“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在一个国家当中，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只有严格“依宪治国”才能保证全体公民权益的实现，也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制的尊严。

在宪法的各项规定当中，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占有重要的地位。公民的权利是公民所固有的权利，宪法并非是将某项权利赋予公民，而仅是对公民的权利予以确认。政府要积极按照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护公民所享有的各项宪法权利，公民也要珍惜和积极行使自己的宪法权利，二者都是法治精神深入民心的重要表现。反之，如果政府对公民的宪法权利任意践踏，公民对自己的权利轻视、放弃、漠然置之，则只能说明法治的观念尚未深入民心。既然宪法是民意的集中体现，那么当国家的权力被肆意滥用、公民的权利随时面临被侵害的危险时，政权的民意基础也必将产生动摇，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难以保障了。

而在公民的各项权利当中，公民的财产权又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改革开放至今，公民的个人财产迅速增长，如何加强对公民个人财产的确认和保障，避免政府对公民个人财产的侵害，已经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只有对公民个人的财产加大保护力度，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有效的确认和保护，才能达到定分止争的目的，才能使公民对政府更加拥护和爱戴，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要使每个公民的个人财产都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就必须注意对公民个人财产权利进行平等保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可见，我国宪法对公民的权利的保护是平等的，不因公民的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本人信仰、教育程度等而有所不同。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其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就是平等的，政府不应对公民的财产权利实行差异性对待。

为了使对公民财产的保护更具操作性，依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七十一条进一步明确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第七十五条规定：“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文物、图书资料、林木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公民的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方面的内容。而且，非经法定程序和给予合理补偿，国家无权将公民的个人财产收归国有或以其它形式加以限制或剥夺。但是否我国公民的个人财产都能得到平等的保护呢？笔者近日所遇到的一个案例引发了笔者对此问题的思考。

2003年沈阳市政府对全市的棚户区进行大规模地改造，在此期间，私房房主杨某为了让该私房的承租人腾房，诉至沈阳市某区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杨某所有的住房曾在“”期间被收归国有，后因落实政策带户返还给了原告，所带的承租户为被告宋某和黄某，原告与两被告所签订的租赁合同于1997年11月末到期，其后未再签订租赁合同，但两被告一直交纳租金至2003年初。该院认为，诉争房屋为原告所有，原告与被告的租赁合同期满后，两被告继续使用该房屋，原告虽提出异议，但收取了租金，应认定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租赁期间，原告要求解除租赁合同，返还房屋的主张应予支持。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相关规定，判决双方的租赁关系解除。

似乎杨某的权益已经通过该判决得到了保护，但是，杨某的问题并未就此解决。杨某的权利无法最终行使的原因在于其所拥有的房产的特殊性，即该房为“带户返还”的房屋。现拆迁人认为，该地区正在进行拆迁，而该房系“带户返还”的住房，虽然法院已经作出了解除房屋租赁关系的判决，但对杨某仍应按《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2003年3月1日起施行）中关于“带户返还”的规定处理。杨某现对能否最终实现自己的权利产生了疑问。

该案看似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拆迁补偿问题而产生的冲突，但深入分析却会发现，该案涉及的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带户返还”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期间，宪法虽然存在，但对公民财产权利的践踏却非常严重，国家曾剥夺了大量私房房主对房产的所有权，将其私房收缴。至“”结束后，此种情况已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以辽宁省为例，据辽宁省城建局于1980年7月16日向辽宁省政府提交的《关于期间错接、错管城镇私房处理意见的报告》记载：“期间，全省城镇错接、错管私人房产共152万平米，涉及28000多户。到目前为止，只退还了50万平米、9000余户，还有102万平米、19000余户未退还。”辽宁省城建局在该报告中提出了如下解决方式：“期间错接、错管的私房，原则上应退还原主。原出租的，带户退还，原自住的，退还产权后，如房主仍需自住，现住户的住房由住户所在单位负责抓紧解决。这些单位在今、明两年分配住房时，对住在应退还原主的私房中的职工要优先安排，以尽快腾出房屋。住户在未迁出之前，要向房主交纳租金……”由于此问题在全国各地均有存在，故1980年10月30日国家城市建设总局以（80）城发房字264号通知转发了《关于处理机关不对挤占私房进一步落实私房政策的通知》（北京）和《关于期间错接、错管城镇私房处理意见的报告》（辽宁），以供各地在处理同类问题时参考。即国家对此类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将房屋所有权返还原房主，但要求房主允许承租人继续在该房屋内居住，并仅需向房主支付较低的租金，这就是所谓的“带户返还”。

但是，二十余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有大量“带户返还”的房产的所有权人没有收回住房。以北京为例，据北京市国土房管局统计，至2001年尚有1.9万居民住在按照标准租金出租的私有房屋内（所谓标准租私房即指初期由该市房屋行政管理部门接管，后落实私房政策带户发还产权，并执行该市规定租金标准的城镇私有出租房屋）。而且，由于国家对“带户返还”的住房的租金进行了限制，故造成了“带户返还”的住房的租金与房产市场的房租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差距，严重影响了房屋所有权人的财产收益。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民主法治建设不断深化，全社会对公民个人财产保护的意识不断加强。而与此同时，各地由“带户返还”引发的纠纷也日益突出，承租人与房屋所有权人、房屋所有权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不断出现。为此，国家正在不断加大力度以实现对“带户返还”房屋的所有权人权益的保护，各地主要从两方面入手来解决由“带户返还”所引发的问题：

（一）放开对租金的限制，采取措施促进承租人腾房，确保房屋所有权人全面行使所有权。

例如，北京市国土房管局就曾于2001年10月31日向北京市政府提出了《关于解决本市按照标准租金出租私有房屋问题的若干意见》，该《意见》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批转。在该《意见》当中，就规定了一系列措施以期实现产权人的权益，例如“承租人及其配偶在他处另有已购住房或承租公有住房的，应当无条件搬出”、“承租人及其配偶在他处没有住房，其所在单位属机关、事业单位的，其单位应当按照房改政策发放住房补贴或安置住房，并负责将承租人搬出”、“承租人未搬出之前或属可暂不搬出的，产权人可以按规定提高租金。2002年3月起，月租金可提高至每使用平方米10元；2003年3月起，月租金可提高至每使用平方米20元；2003年12月起放开租金”等；

上述规定强调了房产的所有权人对房产所拥有的使用权和收益权，有利于房产所有权人全面行使对房产的处分权，有利于“带户返还”的房产的所有权人与其他私房所有权人一样平等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二）结合旧房拆迁改造，对“带户返还”房屋的所有权人与其他私房所有权人实行同等对待，在全面保护“带户返还”房屋的所有权人利益的前提下，兼顾承租人的利益。

对被拆迁人的补偿安置按照本细则第三十一条拆迁私有自住用房的有关规定办理。对承租人的补偿安置，适用公有住房承租人的有关规定，但其拆迁补偿金额按照拆迁房屋的评估金额扣除比照按照房改政策购房所需金额后确定”。

上述规定在充分考虑了“带户返还”的问题的特殊性，既适当照顾了承租人的利益，又着重强调了对房屋所有权人的权益给以全面保护，其指导思想是与我国宪法原则相一致的。

但是，沈阳市政府的规定却与此不尽相同，《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中对“带户返还”的相关规定颇值得商榷，以下试结合杨某的情况加以分析：

（一）以“但书”改变了国务院和省政府的规定的适用范围。

《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拆迁租赁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的，或者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就解除租赁关系不能达成协议，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产权调换的房屋由原房屋承租人承租，被拆迁人应当与房屋承租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但本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情形除外。”而第三十四条规定即是对“带户返还”的规定。

该规定源于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七条和辽宁省人民政府的《辽宁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第十九条之规定。但是，与《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不同的是，国务院和省政府的规定当中对适用该条款的对象没有加以限制，更没有对“带户返还”房屋进行特殊的规定。《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实质上是以“但书”的形式改变了国务院和省政府的规定的适用范围。

（二）对私有房屋所有权人的补偿问题实行差异性对待。

个人财产范文篇3

一、对合法资本收入和非劳动收入的分析与思考

对我国现阶段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的探讨，首先应从合法性与非法性的层面上进行剖析。众所周知，凡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得或侵占而获得的个人财产，不仅应该如数退还或予以没收，而且其非法获得或侵占者还应受到道德的、纪律的、行政的、甚至法律的制裁。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看，合法性个人财产的来源，不仅包括按劳分配和按劳动要素分配等劳动所得，而且还包括其它生产要素分配等非劳动所得。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合法性个人财产的来源，还包括了法律所允许的被个别投资者所占有的一部分新增价值，即一定数量的资本收入或非劳动收入。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在我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都应该受到鼓励。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出发，认为资本收入和非劳动要素就是剥削收入，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这一判断简单地引申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就是缺乏与时俱进的分析与探讨。

笔者以为，资本这种复杂的社会生产关系可以界定为特殊社会属性和一般社会属性两个层面。马克思揭示的“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就是资本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特殊社会属性或狭义的资本社会属性。然而，资本这一范畴并不仅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在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长河中，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及其由此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都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资本必然要为其所有者带来增加价值。只要存在生产资料的不同所有权和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作为资源配置中须臾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就必然内在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之中。这是资本一般的社会属性。资本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一般社会属性或广义的资本社会属性，可以界定为“为其所有者带来增加价值的关系”。资本特殊的社会属性和资本一般的社会属性共同构成资本社会生产关系，成为资本社会生产关系的两个层面。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复杂事物的性质是由其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资本的主要矛盾是社会生产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相结合的情况下，资本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特殊社会属性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其资本的性质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出发，主要揭示了资本特殊的社会属性，即“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情况下，资本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一般社会属性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其资本的性质是“为其所有者带来增加价值的关系”。

为什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情况下，资本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一般社会属性会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呢？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对资本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特殊社会属性的遏制。社会主义的本质,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包括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全民所有者、集体所有制、多种形式的股份制在内的所有制形式，使包括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曾经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之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2]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及其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这种普照之光。它弱化了资本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特殊社会属性，强化了资本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一般社会属性，从而使资本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一般社会属性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情况下，资本的性质是“为其所有者带来增加价值的关系”。

法律所允许的被个别投资者所占有的那一部分资本收入，尽管从道德的层面上看有时不一定合理，但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因此它应该是合法的。这是由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所决定的。因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中的“初级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3]更何况，我国的社会主义是直接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下，非公有制企业在活跃城乡经济、满足社会多方面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社会阶层的个人财产拥有量，明显高于社会其他成员拥有的个人财产的一般水平。笔者以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中的企业主，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大土地所有者”。他们大都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逐步成长起来的业主。这些业主本身也是劳动者总体的组成部分。通过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公有制企业已经或正在由单一的公有制变为股份制，在这些股份制企业中有的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所有，有的是各种所有制之间互相参股。如果仍然按传统观念用“资本家”、“大土地所有者”及其所拥有的资本量来判断哪一种行为是剥削行为、哪一部分收入是剥削所得，势必会形成“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经营活动是剥削行为”，其数额不论多少，都有可能被视作“剥削收入”的误导。同时，还会导致“在同一股份制企业中，公有部分就不是剥削，而私有部分就是剥削”的错误推论。显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那种认为“资本收入是剥削收入”的观念，既不符合当前实际的社会经济情况，也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更不符合我们党鼓励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富裕起来的政策。

另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不少劳动群众已经有了数量不等的资本。如一部分公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后，企业职工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股份，成为企业的股东；有一部分农民和职工通过自己的合法经营拥有了数量不等的个人财产，并且其中的一部分转化成了资本；有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通过提供自己的智力或用科研成果参股取得数量可观的收益或资本。可以断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劳动群众拥有资本的数量将越来越大，形式将越来越多。如果把资本及其收入的多少作为判别剥削的标准，不仅与十六大提出的“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定”的精神不符合，而且还有可能将相当一部分劳动群众划到所谓的剥削者队伍中去。

二、对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的分析与思考

长期以来，基于对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理解和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有些人往往对那些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而获得较高收入的个人都抱有偏见。甚至于，把这部分人看成是“落后者”。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4]。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性的个人财产的不均衡，完全是一个经济层面上的问题。它与拥有个人财产的个人在政治上是否先进或落后，并没有必然联系。

笔者以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撇开非公有制经济中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即使在公有制经济内部，也必然存在个人财产的不均衡现象。在满足个人财产来源合法性的前提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有制经济内部，个人财产的不均衡现象是由一系列客观经济规律所决定的。

第一，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不平衡作用的一种显著体现。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实现这一目的之手段的统一。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表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之手段则只能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大体可以表述为：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诚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5]“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6]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除一部分用公共产品来满足外，相当大的部分最终要用个人财产来满足。80年代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直接地、尖锐地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7]因此，个人财产的增加，应该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逐步增加。”[8]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使个人财产的增加不均衡与快慢存在差异性，进而使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也具有不平衡性。换言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不平衡作用的一种显著体现。

第二，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是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求的一种积极表现。

社会主义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所提出的要求；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和优越性，就是因为它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巩固，共产主义的实现，也离不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然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并没有象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在发达国家实现，而是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首先得到突破，从而使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完成本应在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特别是，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这更要求我们必须按照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因此，同志强调的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求的思想，实质是把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建立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从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因此，那些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的人们，往往对发展先进生产力起着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所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必须要重视那些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的人们，必须把他们的物质利益与其所作的贡献挂起钩来，从而使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更多贡献的同时，其个人财产也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也是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因为，那些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的人们的劳动，是一种生产力特别高的复杂劳动。这种复杂劳动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所指出的那样：“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9]这种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配，那些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的人们自然要比社会其他成员得到的劳动报酬要多一些，从而其最终的个人财产势必也要多一些。可见，那些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的人们的个人财产比社会其他成员的个人财产多一些，是完全合理的。这是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求的一种积极表现。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那些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的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以使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不竭动力。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体现。

第三，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是按劳分配规律运行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按劳分配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按劳分配规律的基本要求是，任何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向社会提供劳动；同时，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按一定的标准进行必要的社会扣除后，获得与之所提供的劳动的质量和数量相适应的劳动报酬，多劳多得，优劳优酬；不劳动者不得食。可见，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具有公平性的特征。但是，根据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劳动者所享有的平等权利是相对的，因为“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权利。”[10]“它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11]例如，一个人的劳动能力比另外一个人的劳动能力强，即使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劳动积极性完全相同，那么根据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前者得到的劳动报酬必然大于后者得到的劳动报酬。另外，由于劳动者赡养的家庭人口的不同，每个劳动者实际的生活水平也是有差距的。这就是说，按劳分配规律承认因劳动能力差异和赡养人口不同所带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合理的。按劳分配规律“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12]所以马克思认为，根据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劳动者所享有的这种平等权利，还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足以用按需分配取代按劳分配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13]从马克思的这段话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马克思与时俱进地把这种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引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范畴。这是马克思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原创性贡献。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如果一个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工作能力比较强，工作积极肯干，为社会作的贡献大，那么根据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这个劳动者就可以多劳多得，以优等的劳动获得优厚的报酬。从而，这个劳动者所拥有的个人财产，势必就会比提供劳动量少、劳动质量差的那些人所拥有的个人财产多一些。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在公有制经济内部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也是按劳分配规律运行的必然结果。

第四，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是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客观反映。

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根红线,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和最终目的，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社会,人民之所以要建立这种社会制度,就是为了在这种制度下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优越性之所在。因此，他每讲社会主义,几乎必讲共同富裕。这是第一；第二,共同富裕只能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第三,“部分先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第四,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政策法规的调控。邓小平明确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4]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基本的正确的途径就是先富带动后富,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更多的地区和更多的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也就是说，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同步富裕只能是同步贫穷。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个人富裕，就谈不上共同富裕；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人富裕是服从于共同富裕，并为共同富裕这个最终目标服务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追求的目标和结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的标志；个人富裕则表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过程。鉴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而调控在一定幅度内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的经济现象，作为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客观反映，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

第五，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是实施巩固公有制和搞活国有企业战略的激励机制。

巩固公有制和搞活国有企业，关键是要探寻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恰当实现形式。这就是要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十五大又重申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现代企业制度，以产权制度创新来增强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这就要求经营管理者的劳动不仅可以通过年薪的形式来实现，而且可以采用期权、股权等形式来实现。由此形成的公有制企业内部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恰是以明晰的产权制度安排来构建的一种长期性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深化对经营管理劳动的认识。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经营管理工作是须臾不可缺少的。一切规模较大的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就象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然而一个乐队就需要指挥一样。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是总体劳动者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经营管理活动也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不仅如此，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经营管理活动还是一种复杂劳动，从而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企业经营管理者通过其卓有成效的经营管理活动，在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自己也获得较高的个人收入，从而表现为拥有较多的个人财产，无疑是理所当然的。

三、正确认识个人财产不均

衡现象的重要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对于鼓励人们在社会主义原则下，通过诚实劳动和积极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多做贡献，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防止财富外流，优化财富使用结构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都有着极其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正确认识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有助于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因为，只有效率优先，才能鼓励创新；只有效率优先，才能鼓励先进，鞭策落后；只有效率优先，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才会由此而大大增加，从而才有条件兼顾公平，并从个人富裕达到共同富裕。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与分配不公现象混为一谈。所谓的“分配不公”，主要是指一些人利用职权或其他非法手段侵占公有财产或公众合法收益，为自己谋取大大超过其贡献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会扩大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但是，由分配不公平产生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是非法的。因此，这种非法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与不仅合法而且合理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为取向，劳动者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通过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而获得较高的收入，虽然也会扩大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但这是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办事的必然抉择，是合理的，正当的。这种合理差距的存在，对于激励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诚如同志指出的那样：“如何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也是一个关系到党的领导能否有效实施的重大问题。”[15]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而产生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尽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长期存在，但是其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拉大，却是短期的。只要我们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就会使经济快速发展，加之综合运用各种调控手段，其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拉大将会转向缩小，个人富裕的人数就会日积月累，从而由量变逐步达到质的飞跃，个人富裕便会转向共同富裕。

第二，正确认识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有助于巩固公有制和搞活国有企业。

巩固公有制和搞活国有企业，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完善。对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创新，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绝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对于采用产权制度来安排包括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在内的长期激励机制，有的人认为这是“私有化”的倾向。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恰是思想僵化的表现。事实上，如果我们在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公有制企业的运作中，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不主动自觉地安排这种制度性的激励机制，那么公有制企业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互动与竞争中，就会缺乏生机与活力，更缺乏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从而势必会在这种互动与竞争中被逐渐弱化，进而为真正的私有化提供条件。相反，如果这种制度性的激励机制的安排，使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通过其卓有成效的经营管理活动，在为社会和企业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自己也获得较高的个人收入，从而使国有企业的生机与活力增强，竞争实力增强，进而使其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互动与竞争中真正起到主导作用，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这难道不是巩固公有制和搞活国有企业的有效途径？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实行年薪制、期权制、股权制，从而其拥有个人财产较多的做法抱有抵触情绪的某些人的思想痼疾之一，在于对平均主义的偏好。其实，“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朴素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16]同志曾经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17]所以，我们要从平均主义的樊篱中解放出来，正确认识国有企业内存在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与时俱进地大胆探寻巩固公有制和搞活国有企业的新途径。

第三，正确认识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有助于防止财富外流。

中国加入WTO，将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我们要辨证地看，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这种趋势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但也潜伏着风险。对我国来讲，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因为，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资源也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配置。在对待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的这一问题上，如果我们的思想不够解放，采取了不恰当的限制举措，就会促使个别先富起来的人，把个人财产转移到国外，搞投资移民，从而使资金本来就短缺的我国更加雪上加霜。相反，如果我们对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有正确的认识，态度积极，并采取相应的激励与约束举措，因势利导地鼓励合理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就会把个人财产积聚在国内，藉以为共同富裕最终目标的实现夯实经济基础，提供更强大的“第一推动力”。

第四，正确认识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有助于优化财富使用结构。

个人富裕了，先富起来了，如果对个人财产的保有量在观念上有误区，在政策上有限制，就会诱导先富起来的人进行奢侈性的消费。相反，如果我们对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抱正确的态度，政策对头，措施得力，就有助于先富起来的人优化其财富使用结构，即有助于先富起来的人将其个人财产用于扶贫帮困，以及有助于先富起来的人把个人财产转化为资本，继续投入到社会再生产过程，使其进一步增值，并以此来带动和帮助更多的人就业和后富。

毋庸讳言，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的必然性，同强调正确处理好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以及关心和扶持弱势群体是并行不悖的。据有关方面的测算，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达0.35，均高于0.3左右的世界平均基尼系数标准。其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明显脱离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畸高。因此，我们要根据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政策、舆论等各种调节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鼓励合理收入，保护合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最低收入，防止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分扩大，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从而逐步逼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郑必坚.“三个代表”思想是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N].光明日报,2001.7.11.(A1,A2)

[4]杨继瑞.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再认识[J].经济体制改革,1997,（5）。

[5]杨继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意义[J].经济学家,1997,（6）。

[6]杨继瑞.“三个代表”思想的经济学思考[N].光明日报,2001.8.7.(B2)。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5）．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6）．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8）．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5）．

[8]．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4）．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11]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0）．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4）．

[15]．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9）．

个人财产范文篇4

论文摘要：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由来已久．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权和作为人权的私有财产权之间既有区别也存在联系，本文从人权保障角度，并结合国际人权标准，对我国宪法中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进行考察，并对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保护的部分提出些许建议。

国家对个人财产的规范由来已久从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时代开始．财产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国家从管理角度也对个人财产进行了诸多规定，可以说，对于财产的分配和持有的规定不仅关系到个人生活状况、幸福实现等方面，更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等问题。但历史上各国对于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很长一段时间仅限于民法等私法领域的保护，如解决私人之间财产权属纠纷、债务纠纷等。对于个人财产权与国家的关系却鲜有规定。在某些时代，任意剥夺和践踏私人的财产权甚至成为理所当然．例如．中国古代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论断，所以，国家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最初仅限于免于平等主体之间侵犯。直至近代西方宪政产生，“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为一项独立的原则被写入宪法，才从个人与国家的角度规定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神圣的原则，由此也拉开了宪法对于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历史的帷幕。

自从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产生以来，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历经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保护始终是从人权保护角度加以确认和规定的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国家宪法．这表明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在人权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财产权作为个人一项最基本的权利，理应得到国家的确立和保护此外，我国宪法第十三条还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进行了专门规定，本文试图从人权保护视角，考察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

1作为人权的财产权与宪法保护的个人财产权之关系

从国家所处的位置来看．作为人权之财产权的功能在于防范来自国家权力的侵扰，即通过给国家行为设定边界来防止因国家的不当行为而导致的社会财富总量减少，进而为个人的人格独立与发展创造可能，所以独立的财产权是个人在社会中拥有独立人格的必要条件作为人权之财产权为人的精神自由提供了可能，当公民个人没有财产的时候，就只能依赖政府，所以，作为人权的财产权是以保护寓于财产之中的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在人权保护领域．国家始终是义务主体．承担着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促进人权实现的义务具体到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上．国家本身不具有创造社会财富的功能．国家对财产权保护的结果是使社会财富在总量上不发生减损因而，作为人权之财产权的作用在于“节流”．确保国家不能过多地占有社会财富，影响到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宪法中财产权的保护要以基本人权为目的和出发点，并且作为基本人权的财产权只有通过宪法的确立才能实现。

虽然宪法保护的财产权是基于人权保护之目的，但宪法保障的财产权与作为人权的财产权却有所不同首先，作为人权的财产权是一种理念上的应然权利，是人之所以称其为人所应当享有的保有个人财产、并且使其免受来自国家或其他主体侵害的权利但作为人权的财产权如果没有国家的法律制度加以确认．不可能在社会中得到实现。宪法对于财产权的保护，体现的是国家对于个人财产保护的基本政策．特别是对于国家与个人财产之间关系的态度但是宪法对于财产权的保护，仅仅是财产权保护的一个方面．对于财产权的保护仅仅通过宪法规定肯定是不足的。所以，作为人权的财产权和宪法保护的财产权之间虽有交叉，但万不可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

作为人权的财产权和宪法保护的财产权之间也具有一定的联系：首先，作为人权保障的财产权是宪法保护的财产权的出发点和评价标准，宪法对于财产权的保护都是围绕如何更好的保护人权、实现个人自由的目标而规定的同时，作为人权的财产权有赖于通过宪法得到法律的确认，从而在社会中得到实现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其行文的特点是笼统而抽象，得到宪法确认的权利，往往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但鉴于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处于基本法的特殊地位，通过宪法宣誓的权利，往往都通过其他法律或规范加以制度化．促使权利在社会中得到真正的实现。财产权也不例外．宪法中对财产权的规定一般都较为笼统．所以．通过宪法保护作为人权的财产权仅仅是权利保护的一个方面．在实现权利时．往往还需要通过诸如其他法律手段甚至行政手段等加以保护需要明确的是，宪法对于财产权的保护虽然非常重要．但完善的宪政保护并不能代替民事法律、刑事法律等法律制度以及国家政策、甚至社会中对于财产权保护理念的接受和推广等方面对于财产权保护的重要作用本文碍于篇幅．仅讨论在宪政领域内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问题。

2从国际人权标准和比较宪法角度考察作为人权的财产权保护之内容

作为一项理念中的权利．人权语境下的财产权至今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的话题虽然财产权作为基本人权在当今世界得到普遍认可．但考察其历史发展．仍会发现该项权利是在不断的权利斗争中实现和发展起来的．并且该权利自得到确立以来也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本文为了尽可能的全面客观评价财产权保护的应然标准．部分借鉴国际人权法标准和其他国家宪法中对财产权的规定．讨论作为人权的财产权保护之具体内容。

目前，国际人权公约中对于财产权的规定较少除《世界人权宣言》第l7条对个人财产权规定之外，《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中对个人财产权都没有条文规定。本文主要参考《世界人权宣言》中对财产权保护的规定，并借鉴美国和法国宪法文件中对财产权的规定．考察财产权保护的各个要素。

2．1保护个人财产权利的主体

《世界人权宣言》第17条规定：“(一)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二)任何人的财产权不得任意剥夺。”由此可见《世界人权宣言》中保护的权利主体是“人人”即不区分国籍、种族、性别、年龄的每一个人。

此外，《世界人权宣言》在制定的时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保护财产权是否包括集体所有的财产权利有很大的分歧。《世界人权宣言》最终文本采取了较为巧妙的处理．以“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的措辞模糊规定众所周知，“同他人合有”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在民法领域内的“共有”：二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主张的“集体所有”。《世界人权宣言》在此问题上似是而非的模糊规定，反映的仅是国际人权斗争的状况．对于财产权利保护的主体范围的认定意义不大财产权保护的主体是否应当包括“集体”?解决此问题。应当从设立的目的出发，前文所述．设立保护财产权利的出发点是划定国家和个人权利的范围，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所以从人权保障的角度，笔者认为，单从人权保障角度，财产权保障的主体应当只包括个人，而不包括集体和国家。此论断并不排除宪法在其他部分规定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的所有权问题，需要明确的是，在人权保障的视角下，个人财产权和公有财产等集体财产的区别保护，并不能以此作为区分公有财产等集体财产权和个人财产财产权地位的依据，相反，宪法对于个人财产权利的保护必须同公有财产至少具有同等水平。甚至多于公有财产等集体财产的保护。

2．2保护个人财产权的客体

宪法保护财产权的范围目前学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财产权保护的范围包括以所有权为核心的其他的与财产有关的权利法定形态：第二种观点认为：宪法保护的财产权仅包括所有权。从《世界人权宣言》的文本表述看，《宣言》认同的是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虽然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仅仅针对公民对于国家享有的一种权利．但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不应当只局限在所有权的范围，因为公民的债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其他形式的财产权利形式同样有可能遭受来自国家的侵害，将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限定在所有权的范围保护未免太过于狭隘。

2．3保护个人财产权的内容

《世界人权宣言》中对于财产权的保护宣誓作用大过对权利严谨而科学的规范。所以《宣言》在对财产权的保护的结构方面并不完整。目前。公认的宪法对于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完善结构包括：保障条款、制约条款和补偿条款三方面。如《德意志联邦基本宪法》包括了完整的三方面。

在财产权保护的体系中，保障条款是最能宣誓人权的价值和观念的，所以，一般而言，各国对此规定较多。制约条款是指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个人财产权的行驶进行限制。因为作为个人权利的财产权．其行驶不是没有边界的，某些情况下，当保护个人财产权同其他价值相冲突时。在衡量各方面利益冲突之后．有可能会有牺牲个人财产权而实现其他价值的情况发生宪法对财产权保护制约条款的规定虽然以制约为名，但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个人财产权。因为．将个人财产权制约的各种情况、有权决定制约的主体以及制约的程序等问题通过宪法确立之后，恰恰是对个人财产权最好的保护根据征用补偿条款的规定。国家公权力对私人财产的征用．一般均须予以正当补偿征用补偿条款的规定也体现了国家对于私有财产的尊重和保护。3从人权保障标准考察我国宪法中对财产权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私有财产一直被视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改变旧中国落后生产力的面貌，私有财产在《公共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其他法规中得到了适当的确立和保护。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中从第8条到第12条，确立了多种财产所有制形式．其中包括农民土地所有权、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资本家财产所有权等私有财产在该部宪法中都得到了确认和保护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对私有财产制度进行了完全的否定在1982年制定的现行宪法的过程中．根据改革开放的原则，规定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私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为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我国在1999年修订宪法时，将私营经济的地位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私有制的地位和私有财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适应时代的需要，我国2004年修宪时首次将“私有财产权”的概念正式引人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由此揭开了我国宪法对私有采取保护的全新一页。

虽然我国宪法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看．我国宪法对个人私有财产的保护还存在一些问题。

3．1财产权基本权利的定性的缺位

我国宪法将对个人私有财产保护的条款作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放在总纲一章中，而没有放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此种做法存在一定缺陷。众所周知．个人财产权作为一项个人的基本权利．将其作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放在宪法总纲里面．不能突出私有财产权的个人权利的性质。如前所述．此种做法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承认私有财产的地位，我国对私有财产的承认是随着私有制的蓬勃发展而逐步确认的但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纳入公民基本权利义务一章无疑会使我国宪法保护的体系更加完善和合理。由此，笔者提出的建议．将宪法对个人财产的保护条款从宪法第一章总纲移至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以此突出个人私有财产权利的个人权利性质

3．2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保护不平等

我国宪法对于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保护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条文表述上：宪法第12条规定：“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公有财产。”宪法第13条中对个人私有财产的表述则为：“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的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看似相似的表述实则差异巨大。首先，公有财产在性质上“神圣不可侵犯”而这是私有财产不具有的特征，此表述差异体现了我国宪法在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地位上定性的不平等。其次，在保护范围上．国家保护私有财产的前提必须是“依照法律的规定”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而公有财产则没有此类的限定这表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只限定在合法财产的范围内．如果是非合法财产，则不受国家保护，可以遭到任意的剥夺和侵犯。鉴于以上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保护的不足，笔者建议将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同公有财产保护力度等同起来，从人权保障的视角出发，个人私有财产同样具备“神圣”性，对其的保护不应低于公有财产。

3．3征用补偿规定不足

此外，我国宪法中虽然规定对私有财产征，收征用必须给予补偿，但是在征收征用的具体要件却规定不足。例如宪法对于对私有财产征收征用的原因是基于“公共利益”．但究竟宪法如何定义“公共利益”却没有给出明确的解答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公共利益”本质上是非人格化的利益．是不特定的多数人享有的．同时也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发展的。但在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征用的时候．国家宪法和法律仍需要依据一个相对固定且明确的“公共利益”的标准作为其依据。我国宪法对“公共利益”定义的缺失导致的结果是：在现实社会中，大量以公共利益为由对公民私有住房进行征收征用时得不到社会普通民众的支持和理解。此外。宪法中也没有对私有财产征收征用主体以及程序等事项进行规定

虽然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其抽象性决定，宪法不可能将征收征用的具体标准和程序规定其中，但是，笔者建议，为了保障私有财产征收征用过程中的公平公正性，应专门制定部门法及配套法规，规定征收征用各项标准和程序的依据和主体．使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的问题不再标准界定模糊

3．4保护主体范围有限

我国宪法第13条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的主体限定在“公民”而非“自然人”，虽然咋看并无不当，当实际上此做法却有所不妥，因为将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主体限定在“公民”而非一切“自然人”实际上是将在一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排除在私有财产保护的范围之外。这对于个人财产权的保护是不利的特别是现今我国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境内存在众多国外投资者，如果他们在国内的私有财产权得不到很好的保护，那末一定会影响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笔者建议将我国私有财产保护的主体扩大至“自然人”，此做法有利于保护境外公民和组织合法的财产权利。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个人财产范文篇5

一、对合法资本收入和非劳动收入的分析与思考

对我国现阶段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的探讨，首先应从合法性与非法性的层面上进行剖析。众所周知，凡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得或侵占而获得的个人财产，不仅应该如数退还或予以没收，而且其非法获得或侵占者还应受到道德的、纪律的、行政的、甚至法律的制裁。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看，合法性个人财产的来源，不仅包括按劳分配和按劳动要素分配等劳动所得，而且还包括其它生产要素分配等非劳动所得。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合法性个人财产的来源，还包括了法律所允许的被个别投资者所占有的一部分新增价值，即一定数量的资本收入或非劳动收入。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在我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都应该受到鼓励。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出发，认为资本收入和非劳动要素就是剥削收入，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这一判断简单地引申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就是缺乏与时俱进的分析与探讨。

笔者以为，资本这种复杂的社会生产关系可以界定为特殊社会属性和一般社会属性两个层面。马克思揭示的“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就是资本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特殊社会属性或狭义的资本社会属性。然而，资本这一范畴并不仅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在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长河中，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及其由此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都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资本必然要为其所有者带来增加价值。只要存在生产资料的不同所有权和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作为资源配置中须臾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就必然内在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之中。这是资本一般的社会属性。资本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一般社会属性或广义的资本社会属性，可以界定为“为其所有者带来增加价值的关系”。资本特殊的社会属性和资本一般的社会属性共同构成资本社会生产关系，成为资本社会生产关系的两个层面。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复杂事物的性质是由其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资本的主要矛盾是社会生产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相结合的情况下，资本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特殊社会属性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其资本的性质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出发，主要揭示了资本特殊的社会属性，即“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情况下，资本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一般社会属性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其资本的性质是“为其所有者带来增加价值的关系”。

为什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情况下，资本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一般社会属性会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呢？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对资本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特殊社会属性的遏制。社会主义的本质,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包括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全民所有者、集体所有制、多种形式的股份制在内的所有制形式，使包括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曾经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之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2]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及其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这种普照之光。它弱化了资本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特殊社会属性，强化了资本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一般社会属性，从而使资本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一般社会属性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情况下，资本的性质是“为其所有者带来增加价值的关系”。

法律所允许的被个别投资者所占有的那一部分资本收入，尽管从道德的层面上看有时不一定合理，但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因此它应该是合法的。这是由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所决定的。因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中的“初级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3]更何况，我国的社会主义是直接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下，非公有制企业在活跃城乡经济、满足社会多方面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社会阶层的个人财产拥有量，明显高于社会其他成员拥有的个人财产的一般水平。笔者以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中的企业主，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大土地所有者”。他们大都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逐步成长起来的业主。这些业主本身也是劳动者总体的组成部分。通过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公有制企业已经或正在由单一的公有制变为股份制，在这些股份制企业中有的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所有，有的是各种所有制之间互相参股。如果仍然按传统观念用“资本家”、“大土地所有者”及其所拥有的资本量来判断哪一种行为是剥削行为、哪一部分收入是剥削所得，势必会形成“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经营活动是剥削行为”，其数额不论多少，都有可能被视作“剥削收入”的误导。同时，还会导致“在同一股份制企业中，公有部分就不是剥削，而私有部分就是剥削”的错误推论。显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那种认为“资本收入是剥削收入”的观念，既不符合当前实际的社会经济情况，也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更不符合我们党鼓励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富裕起来的政策。

另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不少劳动群众已经有了数量不等的资本。如一部分公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后，企业职工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股份，成为企业的股东；有一部分农民和职工通过自己的合法经营拥有了数量不等的个人财产，并且其中的一部分转化成了资本；有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通过提供自己的智力或用科研成果参股取得数量可观的收益或资本。可以断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劳动群众拥有资本的数量将越来越大，形式将越来越多。如果把资本及其收入的多少作为判别剥削的标准，不仅与十六大提出的“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定”的精神不符合，而且还有可能将相当一部分劳动群众划到所谓的剥削者队伍中去。

二、对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的分析与思考

长期以来，基于对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理解和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有些人往往对那些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而获得较高收入的个人都抱有偏见。甚至于，把这部分人看成是“落后者”。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4]。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性的个人财产的不均衡，完全是一个经济层面上的问题。它与拥有个人财产的个人在政治上是否先进或落后，并没有必然联系。

笔者以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撇开非公有制经济中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即使在公有制经济内部，也必然存在个人财产的不均衡现象。在满足个人财产来源合法性的前提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有制经济内部，个人财产的不均衡现象是由一系列客观经济规律所决定的。

第一，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不平衡作用的一种显著体现。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实现这一目的之手段的统一。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表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之手段则只能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大体可以表述为：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诚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5]“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6]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除一部分用公共产品来满足外，相当大的部分最终要用个人财产来满足。80年代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直接地、尖锐地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7]因此，个人财产的增加，应该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逐步增加。”[8]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使个人财产的增加不均衡与快慢存在差异性，进而使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也具有不平衡性。换言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不平衡作用的一种显著体现。

第二，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是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求的一种积极表现。

社会主义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所提出的要求；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和优越性，就是因为它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巩固，共产主义的实现，也离不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然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并没有象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在发达国家实现，而是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首先得到突破，从而使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完成本应在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特别是，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这更要求我们必须按照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因此，同志强调的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求的思想，实质是把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建立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从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因此，那些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的人们，往往对发展先进生产力起着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所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必须要重视那些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的人们，必须把他们的物质利益与其所作的贡献挂起钩来，从而使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更多贡献的同时，其个人财产也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也是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因为，那些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的人们的劳动，是一种生产力特别高的复杂劳动。这种复杂劳动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所指出的那样：“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9]这种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配，那些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的人们自然要比社会其他成员得到的劳动报酬要多一些，从而其最终的个人财产势必也要多一些。可见，那些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的人们的个人财产比社会其他成员的个人财产多一些，是完全合理的。这是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求的一种积极表现。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那些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的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以使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不竭动力。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体现。

第三，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是按劳分配规律运行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按劳分配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按劳分配规律的基本要求是，任何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向社会提供劳动；同时，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按一定的标准进行必要的社会扣除后，获得与之所提供的劳动的质量和数量相适应的劳动报酬，多劳多得，优劳优酬；不劳动者不得食。可见，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具有公平性的特征。但是，根据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劳动者所享有的平等权利是相对的，因为“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权利。”[10]“它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11]例如，一个人的劳动能力比另外一个人的劳动能力强，即使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劳动积极性完全相同，那么根据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前者得到的劳动报酬必然大于后者得到的劳动报酬。另外，由于劳动者赡养的家庭人口的不同，每个劳动者实际的生活水平也是有差距的。这就是说，按劳分配规律承认因劳动能力差异和赡养人口不同所带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合理的。按劳分配规律“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12]所以马克思认为，根据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劳动者所享有的这种平等权利，还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足以用按需分配取代按劳分配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13]从马克思的这段话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马克思与时俱进地把这种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引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范畴。这是马克思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原创性贡献。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如果一个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工作能力比较强，工作积极肯干，为社会作的贡献大，那么根据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这个劳动者就可以多劳多得，以优等的劳动获得优厚的报酬。从而，这个劳动者所拥有的个人财产，势必就会比提供劳动量少、劳动质量差的那些人所拥有的个人财产多一些。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在公有制经济内部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也是按劳分配规律运行的必然结果。

第四，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是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客观反映。

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根红线,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和最终目的，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社会,人民之所以要建立这种社会制度,就是为了在这种制度下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优越性之所在。因此，他每讲社会主义,几乎必讲共同富裕。这是第一；第二,共同富裕只能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第三,“部分先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第四,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政策法规的调控。邓小平明确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4]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基本的正确的途径就是先富带动后富,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更多的地区和更多的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也就是说，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同步富裕只能是同步贫穷。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个人富裕，就谈不上共同富裕；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人富裕是服从于共同富裕，并为共同富裕这个最终目标服务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追求的目标和结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的标志；个人富裕则表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过程。鉴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而调控在一定幅度内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的经济现象，作为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客观反映，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

第五，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是实施巩固公有制和搞活国有企业战略的激励机制。

巩固公有制和搞活国有企业，关键是要探寻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恰当实现形式。这就是要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十五大又重申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现代企业制度，以产权制度创新来增强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这就要求经营管理者的劳动不仅可以通过年薪的形式来实现，而且可以采用期权、股权等形式来实现。由此形成的公有制企业内部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恰是以明晰的产权制度安排来构建的一种长期性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深化对经营管理劳动的认识。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经营管理工作是须臾不可缺少的。一切规模较大的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就象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然而一个乐队就需要指挥一样。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是总体劳动者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经营管理活动也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不仅如此，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经营管理活动还是一种复杂劳动，从而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企业经营管理者通过其卓有成效的经营管理活动，在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自己也获得较高的个人收入，从而表现为拥有较多的个人财产，无疑是理所当然的。

三、正确认识个人财产不均

衡现象的重要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对于鼓励人们在社会主义原则下，通过诚实劳动和积极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多做贡献，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防止财富外流，优化财富使用结构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都有着极其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正确认识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有助于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因为，只有效率优先，才能鼓励创新；只有效率优先，才能鼓励先进，鞭策落后；只有效率优先，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才会由此而大大增加，从而才有条件兼顾公平，并从个人富裕达到共同富裕。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与分配不公现象混为一谈。所谓的“分配不公”，主要是指一些人利用职权或其他非法手段侵占公有财产或公众合法收益，为自己谋取大大超过其贡献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会扩大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但是，由分配不公平产生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是非法的。因此，这种非法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与不仅合法而且合理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为取向，劳动者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通过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而获得较高的收入，虽然也会扩大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但这是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办事的必然抉择，是合理的，正当的。这种合理差距的存在，对于激励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诚如同志指出的那样：“如何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也是一个关系到党的领导能否有效实施的重大问题。”[15]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而产生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尽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长期存在，但是其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拉大，却是短期的。只要我们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就会使经济快速发展，加之综合运用各种调控手段，其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拉大将会转向缩小，个人富裕的人数就会日积月累，从而由量变逐步达到质的飞跃，个人富裕便会转向共同富裕。

第二，正确认识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有助于巩固公有制和搞活国有企业。

巩固公有制和搞活国有企业，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完善。对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创新，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绝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对于采用产权制度来安排包括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在内的长期激励机制，有的人认为这是“私有化”的倾向。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恰是思想僵化的表现。事实上，如果我们在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公有制企业的运作中，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不主动自觉地安排这种制度性的激励机制，那么公有制企业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互动与竞争中，就会缺乏生机与活力，更缺乏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从而势必会在这种互动与竞争中被逐渐弱化，进而为真正的私有化提供条件。相反，如果这种制度性的激励机制的安排，使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通过其卓有成效的经营管理活动，在为社会和企业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自己也获得较高的个人收入，从而使国有企业的生机与活力增强，竞争实力增强，进而使其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互动与竞争中真正起到主导作用，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这难道不是巩固公有制和搞活国有企业的有效途径？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实行年薪制、期权制、股权制，从而其拥有个人财产较多的做法抱有抵触情绪的某些人的思想痼疾之一，在于对平均主义的偏好。其实，“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朴素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16]同志曾经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17]所以，我们要从平均主义的樊篱中解放出来，正确认识国有企业内存在的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与时俱进地大胆探寻巩固公有制和搞活国有企业的新途径。

第三，正确认识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有助于防止财富外流。

中国加入WTO，将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我们要辨证地看，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这种趋势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但也潜伏着风险。对我国来讲，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因为，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资源也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配置。在对待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的这一问题上，如果我们的思想不够解放，采取了不恰当的限制举措，就会促使个别先富起来的人，把个人财产转移到国外，搞投资移民，从而使资金本来就短缺的我国更加雪上加霜。相反，如果我们对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有正确的认识，态度积极，并采取相应的激励与约束举措，因势利导地鼓励合理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就会把个人财产积聚在国内，藉以为共同富裕最终目标的实现夯实经济基础，提供更强大的“第一推动力”。

第四，正确认识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有助于优化财富使用结构。

个人富裕了，先富起来了，如果对个人财产的保有量在观念上有误区，在政策上有限制，就会诱导先富起来的人进行奢侈性的消费。相反，如果我们对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抱正确的态度，政策对头，措施得力，就有助于先富起来的人优化其财富使用结构，即有助于先富起来的人将其个人财产用于扶贫帮困，以及有助于先富起来的人把个人财产转化为资本，继续投入到社会再生产过程，使其进一步增值，并以此来带动和帮助更多的人就业和后富。

毋庸讳言，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财产不均衡现象的必然性，同强调正确处理好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以及关心和扶持弱势群体是并行不悖的。据有关方面的测算，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达0.35，均高于0.3左右的世界平均基尼系数标准。其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明显脱离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畸高。因此，我们要根据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政策、舆论等各种调节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鼓励合理收入，保护合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最低收入，防止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分扩大，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从而逐步逼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郑必坚.“三个代表”思想是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N].光明日报,2001.7.11.(A1,A2)

[4]杨继瑞.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再认识[J].经济体制改革,1997,（5）。

[5]杨继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意义[J].经济学家,1997,（6）。

[6]杨继瑞.“三个代表”思想的经济学思考[N].光明日报,2001.8.7.(B2)。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5）．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6）．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8）．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5）．

[8]．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4）．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11]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0）．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4）．

[15]．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9）．

个人财产范文篇6

*乡第一批优先动迁移民共涉及3个村委会，10个村民小组，246户851人。其中：平和村涉及5个组171户583人，和顺村涉及4个组73户263人，路山村涉及1个组2户5人。根据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凤政发（20*）35号《关于小湾水电站库区第一批优先动迁移民个人财产补偿金公布及人口核定工作方案的通知》的安排，乡党委政府及时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工作方案。在县乡村三级工作组的共同努力配合下，经过15天的艰苦努力，基本完成阶段性工作，现将公布及人口核定情况作如下总结：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移民个人财产补偿及人口核定工作的领导

移民的个人财产补偿和人口核定是关系移民切身利益，是稳定移民心态的最关键工作，也是移民工作进入实质性的第一步，此步工作处理不好，将直接影响到今后的各个工作环节，直接影响到是否搬得出的首要问题，因此乡党委政府非常重视：一是及时召开了专题会议并成立了由乡人民政府乡长李秋雨任组长，移民助理施文林任副组长，乡移民专干张剑华和涉及村的支部书记为成员的*乡移民个人财产公布及人口核定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移民专干张剑华任办公室主任。并抽派了10名，政策性强，业务过硬且具有较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工作队员，深入各村、各组、各农户，扎实开展好个人财产补偿公布及人口核定工作。二是加强业务培训、确保政策宣传到位不走样，业务不错乱。为把此次工作的政策原则以及移民法规不折不扣地宣传到每个村、每个移民群众。乡人民政府于2月29日召开了由“乡移民个人财产公布及人口核定”工作领导组全体成员和县乡工作队员参加的业务培训，从乡村领导干部到工作队员思想认识为切入点，把移民个人财产补偿公布及人口核定工作的重要性和必须遵循的政策原则作了讲解，并严肃强调了工作队员的工作纪律，必须讲求工作方法，严格按照1、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2、尊重移民意愿的原则；3、对移民群众高度负责的原则；4、充分发动、循序渐进的原则。决不容许出现打骂、恐吓移民，引起移民群众与此项工作相抵触，影响全局工作，通过政策及业务培训，使乡村领导和工作队员的思想进一步统一、确保工作正常开展。

二、开展的主要工作

在乡培训会后，各工作组当天进驻各村，按照工作要求，有序的开展移民个人财产补偿公布及人口核定工作。把此次移民个人财产补偿公布及人口核定工作的精神在村两委和涉及优先动迁的村民小组长、党小组长中宣传贯彻，达成共识，确保此次工作得以有序开展。

1、及时召开了“三个会”在29日晚，三个村就迅速召开了村“两委”会议，认真在两委会上作了思想的统一，研究了如何展开工作的方案，3月1日各村召开了村两委成员和优先动迁的村民小组长、党小组长参加的扩大会议。3月2日各村分别进组召开优先动迁移民群众会。全乡共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议，3场28人次，召开了扩大会议3场58人次，召开了优先动迁移民群众会9场700多人次，通过层层召开会议，使移民个人财产补偿的相关政策宣传贯彻到三个村的每个两委成员，宣传到3个村涉及优先动迁的村民组长、党小组长，宣传贯彻到优先动迁的每个家庭主要成员中，宣传面达100﹪。做到乡村组领导上下统一，层层抓落实。

2、组织人力，严格按照第一批优先动迁移民个人财产实物量公示复核结果进行补偿标准和补偿资金的公布，在公布上我们采取了张榜公布和会议公布相结合。一是把县下发的补偿标准和补偿资金粘贴到移民群众比较集中的场合进行张榜公布，二是利用召开移民群众会议进行公开宣读，两者结合后，使移民群众相互能作对比，大大增强了此次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真正体现阳光操作。

3、利用早晚和农户休息时间进户做好认真细致的宣传动员和个人财产补偿金的核算。在平和、和顺两个工作组中部分队员多数在晚上与移民群众讲解移民政策，进一步复核个人财产补偿，有的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有的甚至受到移民群众长时间的纠缠和辱骂。但各工作队员都严格按照个人财产实物量复核结果，除业务错乱外，坚持在实物量上不作任何更改，对于扯皮的群众进行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然后再作补偿协议的签订。

4、认真做好移民人口，新分家户的复核落实，在移民人口的复核上，针对部分移民投机取巧，虚报的情况，我们坚持以户口簿为主要依据，对每户的人口进行认真核对，并要求村民组长进行复核认定，把人口复核结果进行张榜公布，让群众充分参与监督。

5、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深入移民群众做好移民心态的了解，为了使移民群众从思想认识上进一步统一，变被动支持国家建设为主动支持，县乡村工作队员充分抓住一切有利时机，深入移民群众中做政策宣传，与移民进行贴心交谈，最大限度消除移民对移民政策的抵触情绪，消除顾虑，为全面启动搬迁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经过县乡村领导的正确领导，通过县乡村移民个人财产补偿公布及人口核定工作队员的共同努力，尽管在补偿协议书签订上难度非常大，但仍有部分群众能够按补偿标准，补偿协议的要求签订协议，截至3月15日，全乡应签订补偿协议246户，已签订109户，未签137户。复核优先动迁移民人口246户850人。

三、存在的共性问题

1、决大部份移民群众提出房屋补偿单价偏低，到安置点难以建盖房屋。（如：现在砖混房每平方单价在800元左右，而补偿价只是620元，要求补上其中的差价，以缓解房建的资金缺口）

2、零星树木在复核登记中存在不平衡现象，零星部分树木补偿单价偏低。（如：核桃、松树等补偿价难以接受；还有在药材上要求对木本和草本在价格区分）

3、部分移民群众提出要求对实物量进行全面复核；以达到公平公正为目的。

4、部分移民群众提出要到点对点实地考察结束后，得知安置点的具体安置条件后在签订。

5、部分移民群众提出实物量复核中还有实物量不足和遗漏要求补上。

6、观望、抵触思想严重。（原因是想在补偿单价上再进一步提高）

四、下步工作建议

移民搬迁工作是一项事关民生的重要工作，直接面对移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随着20*年11月小湾水电站下闸蓄水时间的临近，目前已是进入实质问题的关键时期，随处都暗藏着引起移民心态不稳定的导火索，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影响移民搬迁的不利因素，增加移民搬迁工作难度，因此制定科学合理，具有较强操作性的移民搬迁方案将有利于整个移民搬迁的开展。

一是尽快研究落实在移民个人财产公布中所提出的问题，有利减轻移民最终搬得出的工作难度。

二是市县移民主管部门应尽快与安置点协调，在春耕生产大忙前组织移民对点考察，落实移民住房的建盖问题。

三是应尽快成立由县乡村三级领导组成的移民搬迁协调指挥部，负责协调处理移民搬迁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个人财产范文篇7

论文摘要：本文根据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夫妻财产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分析不同时期婚姻法对夫妻共同财产及个人财产进行规范的特点，并结合同时期法制的改革探讨当代中国夫妻财产制度发展演变的社会历史原因，从而揭示这一制度的“个人化”和“法治化”这两个主要的发展趋势。

夫妻财产制度又称婚姻财产制，是规定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内容包括夫妻婚前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家庭生活费用的负担；夫妻债务的清偿；婚姻终止时夫妻财产的清算和分割等。其核心是夫妻婚前和婚后所得财产的所有权问题。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家庭中夫妻承担着物质生产、消费、家庭生活正常运转，以及家庭关系稳定和谐发展的责任。而夫妻财产是其婚姻家庭生活中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是婚姻家庭稳定最根本的保证。夫妻财产在婚姻家庭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世界各国对夫妻财产的立法极为重视，将夫妻财产作为其婚姻家庭法或亲属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代中国夫妻财产制度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1950年《婚姻法》和1980年《婚姻法》(2001年修改)两次立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所进行的若干司法解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财产制度发展的进程，呈现出如下两个较为明显的发展趋势。

一、“个人化”趋势

与其他国家的财产制度的发展演变相似，中国历史上的财产制度也经历了由团体所有逐渐向个人所有演进的发展过程。婚姻家庭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其财产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了这一历史的发展进程。如果将家庭财产制度的类型分为夫妻财产共同制，夫妻财产分别制，则它们所体现的财产所有关系似乎就有了明显的区别。前者具有家庭集体或团体所有的特征，而后者体现为夫妻个人分别所有的特点。由家庭团体所有向夫妻分别所有即个人所有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财产所有关系的“个人化”演进。

从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到1980年《婚姻法》(含2001年对其修改和增补的内容)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看，当代中国夫妻财产制度的“个人化演进”即个人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它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新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扩大夫妻双方的个人意思自治的范围这主要通过对婚前财产的处理方式反映出来。1950年《婚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离婚时，除女方婚前财产归女方所有外，其他家庭财产如何处理，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家庭财产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有利发展生产的原则判决。”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似乎旨在以排除对离婚的女性一方婚前财产进行约定，既用法定的方式限制婚姻双方对女方婚前财产的意思自治，以保护离婚的女性一方婚前的财产权利。换言之，不论男女双方的意愿如何，均不得对女方的婚前财产进行约定。1980年的《婚姻法》关于男女双方婚前财产的规定取消了这一限制，从而扩大了双方个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其第十九条规定：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不难看出，新制定的《婚姻法》虽然更为明确地规定了可以作为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法定内容，但夫妻双方的个人意思自治可以作为对抗法定财产所有形式的依据得到了立法者的充分尊重。夫妻双方可以用契约的方式约定婚姻任何一方或双方的婚前财产以及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在实践中一般认为，夫妻财产制的适用原则是“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即约定财产制可排斥法定财产制优先适用，前者具有优先于后者适用的效力。

第二，法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逐步缩小以及法定夫妻个人特有的财产范围逐渐扩大

如上所述，1980年的《婚姻法》取消了1950年关于女方婚前财产不能进行约定的限制，从而扩大了夫妻双方个人的意思自治的范围；同时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局限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其13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这一规定用不言明的方式，修正了1950年《婚姻法》中所暗含的丈夫一方的婚前财产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可以说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因新的规定而缩小了。

2001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2001年4月)(以下简称新婚姻法)在198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修改，在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方面，直接相关的内容由原先的(第13条)一个条文增至3个条文即第17、18和19条。其中第十七条规定了夫妻的共同财产范围。其列举的种类有：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除外(第18条第3项)；以及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与修改前的第13条的内容相比，新的规定更为具体，如果排除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共同财产的范围基本上局限于夫妻双方的劳动所得；而原13条规定的共同财产范围囊括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的全部财产。

从上述夫妻财产制度立法的实践及其发展情况似乎不难看出，法定的夫妻财产共同制和分别制的规定日趋细化，且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因新的规定而日益缩小。与此相应的是，法定的夫妻个人财产范围逐步扩大。

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夫妻个人财产的法律规定，最早见于1950年《婚姻法》第23条关于女方婚前财产在婚姻关系解除时的处分方式。1980年《婚姻法》没有对夫妻个人财产作专门而明确的规定，但把夫妻共同财产明确限制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而意味着夫妻双方的婚前财产应归属与各自的个人财产。比之于前述23条，夫妻的个人财产延及男方的婚前财产。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对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又进行了扩展。其第1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1)一方的婚前财产；(2)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用；(3)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5)其他应归一方的财产。其中除第(4)项可能包含夫妻共同劳动、生产和经营所得之外，其他几项法定的个人财产均非夫妻共同劳动取得。这显著的区别于此前的法定个人财产范围而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大。

二、“法治化”趋势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法制建设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它对各种商品交换行为的规范以及为人们合法的行为预期提供保障，成为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前后学术界对市场经济与法制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导致持续不断的对法治的探索和追求。至1999年最高立法机关终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国策写进宪法。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凝聚着整个社会长期以来追求法治的意愿。应该说，自邓小平同志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要求时，中国追求法治的努力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努力不仅体现于宪法层面，还体现于包括各部门法的全方位的法制建设，其中《婚姻法》由于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最密切最广泛而显得尤为重要。《婚姻法》的发展所反映的法治要求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本文仅就以下两点进行讨论。

第一，通过新的立法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1950年的《婚姻法》对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规定较为笼统，虽然其相关规定也承认可以以约定的方式对夫妻财产进行处分，但由于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规定的不具体，当夫妻双方不能就婚前或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处分达成一致时，其23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根据家庭财产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有利发展生产的原则判决。”这一规定赋予法院以非常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因为该法仅用第10条规定了夫妻财产制：“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而用第23条的部分内容规定了女方婚前的财产为法定的女方个人财产。综观1950年《婚姻法》有关夫妻财产的规定，较为明确的法定的个人财产即女方婚前的财产。也就是说，该法为法院提供的可依法定财产判决的夫妻财产仅为女方的婚前财产。其他所有的财产一旦离婚的双方不能就其达成一致，则法院可以“根据家庭财产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有利发展生产的原则”就其行使自由裁量权。

30年之后新的婚姻立法对夫妻财产制的规定似乎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这与当时的财产关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程度相联系。1980年的婚姻法第13条仅就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作了规定，即“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与1950年婚姻法相关规定比较，1980年婚姻法取消了过去法定的女方婚前财产不能由双方约定而由女方所独享的规定。其31条有关离婚时对财产的处理不再强调女方婚前的财产不能进行约定，而是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判决。”1980年的《婚姻法》制定之时尚处于改革开放之初，不论是财产制度改革，财产所有制的种类还是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都还处于一种不太确定的探索性阶段即“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这大概是该法对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显著地区别于此后同类立法的“时代局限性”，是这种局限性使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未能有实质性变化。然而，这一情况到了2001年对1980年《婚姻法》进行修正时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

2001年对《婚姻法》的改革虽说是修正，然其对夫妻财产制的规定与过去相比恐怕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革。仅就夫妻财产在离婚处分时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而言，此前两次婚姻立法所规定的，或暗含的相关内容即自由裁量的空间被新增的几个条文急剧地缩小了。这主要体现在新的立法明确地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范围，以及夫妻间对财产的约定与法定财产制之间的关系即“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因为有了明确的法定的共同和个人财产范围，法院在受理对财产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案时，只能根据法定的财产范围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可以自由的裁量离婚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的任何家庭财产的归属——女方的婚前财产除外。

法治的要义之一，是制定的法律应尽可能的满足人们所期待的公平和正义要求，同时应尽可能地避免不确定性，或者对法律规定的误解甚至曲解。适用法律时过分宽泛的自由裁量权极容易导致裁判权恣意使用或者滥用，从而有碍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婚姻立法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所涉及的法院的自由裁量权问题及其发展演变，经历了由原先享有极大空间而后逐步受到限制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宪政要求在婚姻立法中的贯彻执行，而且这一趋势似乎是不可逆转的。可以预见夫妻财产制方面的法治状况随着法院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将不断地得到改善。

第二，增加夫妻财产的法定内容，从而为人们提供更为可靠的行为预期

与法院自由裁量权的缩小相关的是，由于新的婚姻立法较为明确的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范围，以及夫妻对财产约定的效力，人们可以根据这些规定对自己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作出较为自信的预期。这也是法治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之一。只有当人们可以根据既定的法律规范为自己实施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作出较为可靠的判断时，人们才能较自信的规划自己的生活和理想，并能与他人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及和谐的社会也才能因此而实现。

1950年的《婚姻法》第10条笼统地规定了夫妻对家庭财产享有平等的所有权和处理权，但除23条规定女方婚前财产为女方个人财产外，没有对个人财产作出具体的划分。与其比较，经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法定范围。这为人们处理与婚姻相联系的财产关系提供了较之以前更为明确的依据。

三、对夫妻财产制未来发展的展望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公民文化和综合素质的提高，男女平等意识，自由支配财产意识也会日益增强。从近年来的司法实践看，以上所论夫妻财产制的个人化和法治化发展趋势也得到了体现。例如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相互转化的司法实践经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而呈现出日益个人化的发展趋势。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司法解释，如果夫妻共同生活时间较长，婚前一方的个人财产就会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比如一方的婚前个人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双方共用的生活资料经过8年，贵重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以视为夫妻共有财产。不难看出这一解释强调的是共同财产的保护，它鼓励和支持个人财产向共同财产的转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件是在1980年《婚姻法》被修改之前作出的。2001年对《婚姻法》进行修正时，未对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的相互转化进行规定，但强调了夫妻双方可以就两种财产制可以随时进行约定，以解决这两种财产制的相互转化问题。然而，司法实践过程中似乎仍然要求对这一问题作出更为明确地解释。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就在《婚姻法》修正不久的2001年12月对此进行了解释：“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比最高人民法院的以上两个不同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最高司法机关对同一问题的司法实践因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其趋势是由支持夫妻共同所有向支持夫妻一方个人所有发展。从这一情况看，司法实践也印证了立法中夫妻财产制的“个人化”发展趋势。

个人财产范文篇8

【论文摘要]2oo1年4月28日修改后的婚姻法首次规定了夫妻个人财产制度的范围。夫妻关系包括夫妻财产关系和夫妻人身关系。夫妻财产关系虽然是夫妻人身关系的派生物，但是却是夫妻关系的重要内容。现代婚姻家庭法在立法内容的重心本位上，已经或正在从亲属身份法向亲属财产法倾斜，显而易见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在夫妻关系中显得更为重要。

一、夫妻财产制度的概念

夫妻财产制，是关于婚前财产和婚后的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的根据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近几年离婚率呈直线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已婚人士因为种种原因而选择远离婚姻。这样就使在财产的处理上引起了严重的分歧。有些人因为担心以后的婚姻出现问题在结婚前就做了婚前财产公证，我们不能否定这种做法，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这样的做法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夫妻双方的感情，已经为日后的感情裂缝埋下了“炸药”。但是这样的做法却可以避免夫妻财产处理不当的问题产生。而一般的人是不会在婚前考虑这样的问题的，所以一旦婚姻出现问题，那么摆在面前的就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如何分割。当然我们都希望这样的问题不会产生，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不愿意面对而选择逃避。

1950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确定的夫妻财产为一般的共同共有制，就是说不论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1980年的婚姻法则对此作了重大调整，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2001年通过的婚姻法修订案及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夫妻财产再次做出了修改与完善。规定了夫妻个人财产制度，从而形成了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在结构上弥补了我国婚姻立法中仅有共同财产而没有个人财产的不足。

二、婚姻财产制度的类型

(一)夫妻共同财产制

共同财产制是指除夫妻特有的财产外，夫妻的全部财产或部分财产归双方所有的夫妻财产所有制形式。共同财产制的特点是：1．在夫妻部分共同的情况下，也不排除夫妻各拥有一部分个人财产；2．夫妻双方财产的一部或全部合并为共同财产，按共同共有的原则行使财产权利，承担财产义务；3．夫妻共同财产只有在婚姻关系终止时，才对共同财产加以分割。

(二)夫妻联合财产制

联合财产制又称管理共同制，指除特有财产外夫妻各保有其财产所有权，但是财产联合在一起，由夫管理。其特点是：1．夫妻各享有个人财产的所有权，但是双方财产应联合由丈夫管理；2．夫对妻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甚至处分权；3．当夫妻关系终止时，妻子的财产才由本人或其继承人继承。这是建立在夫妻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的，现在的社会已经很少采用了。

(三)夫妻分别财产制

夫妻分别财产制的特点是：1．夫妻双方婚前与婚后的所得财产均归各自所有，夫妻对其财产单独行使占有、管理、使用以及处分的权利；2．在夫妻分别财产制度下，夫妻双方也会拥有一部分共同财产的存在；3．在特定条件下，妻子可以以契约的形式将个人财产的管理权交给丈夫管理。这是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的，充分肯定了已婚妇女的个人财产权利。

三、对夫妻个人财产范围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一)关于无形财产的问题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无形财产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庭，并且在家庭财产中占有较大的份额。2001年婚姻法第l7条第1款第3项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知识产权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但对于知识产权还未曾实现的经济利益，即所谓的财产期特权，却没有作具体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项知识产权的取得是夫妻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后的司法解释中应该把无形财产中的人身权、财产权和期待权分别考虑。公务员之家:

个人财产范文篇9

夫妻财产制，是关于婚前财产和婚后的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的根据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近几年离婚率呈直线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已婚人士因为种种原因而选择远离婚姻。这样就使在财产的处理上引起了严重的分歧。有些人因为担心以后的婚姻出现问题在结婚前就做了婚前财产公证，我们不能否定这种做法，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这样的做法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夫妻双方的感情，已经为日后的感情裂缝埋下了“炸药”。但是这样的做法却可以避免夫妻财产处理不当的问题产生。而一般的人是不会在婚前考虑这样的问题的，所以一旦婚姻出现问题，那么摆在面前的就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如何分割。当然我们都希望这样的问题不会产生，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不愿意面对而选择逃避。

1950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确定的夫妻财产为一般的共同共有制，就是说不论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1980年的婚姻法则对此作了重大调整，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2001年通过的婚姻法修订案及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夫妻财产再次做出了修改与完善。规定了夫妻个人财产制度，从而形成了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在结构上弥补了我国婚姻立法中仅有共同财产而没有个人财产的不足。

二、婚姻财产制度的类型

(一)夫妻共同财产制

共同财产制是指除夫妻特有的财产外，夫妻的全部财产或部分财产归双方所有的夫妻财产所有制形式。共同财产制的特点是：1．在夫妻部分共同的情况下，也不排除夫妻各拥有一部分个人财产；2．夫妻双方财产的一部或全部合并为共同财产，按共同共有的原则行使财产权利，承担财产义务；3．夫妻共同财产只有在婚姻关系终止时，才对共同财产加以分割。

(二)夫妻联合财产制

联合财产制又称管理共同制，指除特有财产外夫妻各保有其财产所有权，但是财产联合在一起，由夫管理。其特点是：1．夫妻各享有个人财产的所有权，但是双方财产应联合由丈夫管理；2．夫对妻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甚至处分权；3．当夫妻关系终止时，妻子的财产才由本人或其继承人继承。这是建立在夫妻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的，现在的社会已经很少采用了。

(三)夫妻分别财产制

夫妻分别财产制的特点是：1．夫妻双方婚前与婚后的所得财产均归各自所有，夫妻对其财产单独行使占有、管理、使用以及处分的权利；2．在夫妻分别财产制度下，夫妻双方也会拥有一部分共同财产的存在；3．在特定条件下，妻子可以以契约的形式将个人财产的管理权交给丈夫管理。这是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的，充分肯定了已婚妇女的个人财产权利。

三、对夫妻个人财产范围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一)关于无形财产的问题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无形财产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庭，并且在家庭财产中占有较大的份额。2001年婚姻法第l7条第1款第3项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知识产权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但对于知识产权还未曾实现的经济利益，即所谓的财产期特权，却没有作具体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项知识产权的取得是夫妻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后的司法解释中应该把无形财产中的人身权、财产权和期待权分别考虑。

个人财产范文篇10

一、夫妻在婚后举债所购房屋及房屋债务在离婚时的处理。

毋庸置疑，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的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购置房屋所欠的债务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在无过错责任的前提下，若双方协商不成，法院对共同财产和债务的分割，宜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据此，在房屋宜于物理分割时，可根据上述原则，对房屋直接进行实物分配，房屋上所欠债务也按实物分配的相应比例，在向女方作适当倾斜的基础上由男女双方分别负担.当然，随着男女社会地位的日益平等化，现在女方职业优越于男方、社会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超过男方的也比比皆是，故向女方作适当倾斜的做法也应综合考虑个案实情.

若房屋不宜进行物理分割，则需区别具体情况进行处理。我们现在法官在离婚财产分割上，一般均将房屋实物和房屋债务分别进行分割，笔者认为不妥，房屋实物和房屋债务是互为依存，相互关联的，故应一并处理。这里的一并处理仅仅限于婚姻当事人内部的处理，而不涉及债权人，因为，在债权人未有主张债权之诉讼行为时，法院主动处分婚姻当事人外部债务的行为显然与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相违背，缺乏合法依据。

笔者提议对房屋实物和房屋债务作如下处理。（1）一方要房而另一方不要房屋的，房屋给一方，并由要房一方支付给另一方房屋现有价值减去房屋债务余额一半的金钱，房屋债务由要房一方负责偿还。（2）双方均要房屋的，若双方同意，可通过竞价的方式由报价高者获得房屋，并由其支付给对方其报价减去房屋债务余额一半的金钱，由获得房屋者承担房屋债务的偿还义务。当然，这个报价高也只应是个相对数，比如双方的职业含金量悬殊，则占着优势的一方表面上的高报价却显示了双方竞争地位实质上的不平等，体现出其中竞争方式实质上的不公平，所以，笔者认为报价时应当考虑男女双方的收入现状及其稳定程度，尽可能地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基础上维持起码的公平。若双方不同意以竞价方式解决，则由法院委托具备评估资格的有关部门对房屋现有价值进行评估后，由双方协商房屋的归属，若双方对此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则法院委托有关部门将房屋拍卖或变卖，并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房屋债务按价款的分配比例由双方当事人分别承担。

现实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例，获得房屋的一方未按期偿还房屋债务，致使债权人提起诉讼，因男女双方对共同债务承担的是连带清偿责任，且离婚时债务承担的分配并不影响债权人就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请求偿还，从而有时使得向债权人还债的义务落到了偿债能力较高的未分得房屋的一方肩上，但其代为履行后，却难以从拥有房屋的一方获得追偿，这样就明显地损及了对方的权益。同样地，也可能存在债权人主张权利时，承担房屋债务的一方从对方获得的房价补贴已被其消耗完毕，无以还债，致使对方在代偿房屋债务后难以实现债权的追偿。笔者以上关于房屋实物和房屋债务归于一方的论述，目的正是意欲避免一方代偿房屋债务后无以追偿情形的发生。

当然，笔者提出的房屋债务归于一方的建议并非没有缺陷，拥有房屋的一方可能欠缺诚信品格，在清偿债务之前转让房屋，逃避债务，这可能会导致另一不幸情形的发生：债权人主张权利时，离婚时分得房屋的一方若无力偿还债务，而此时房屋又已不存在，则另一方代偿债务后获得追偿的可能性将更小。

为避免上述不公平情形的发生，笔者提出以下两项建议：

一是法院在强制执行时应当考虑到另一方已在离婚诉讼时将其应当偿还的房屋债务支付给了获得房屋的一方这一因素，即使债权人依法将另一方列为案件共同被告，执行时也应当先就房屋实物及房屋拥有一方可供执行之其他财产进行强制执行。

二是建立房屋转让公示制度。即在办理房屋转让登记手续前，由房屋管理部门就房屋转让情况，在当地公开媒体上进行为期3日以上的公告（公告费由转让方承担），以提示相关债权人之注意，债权人得知房屋转让事宜后，得于合理期限内向房管部门请求暂缓办理登记，在该合理期限内，债权人可请求转让房屋一方提供其他可信担保，该方拒绝提供相应担保时，债权人得以不安抗辩诉诸法律，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若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怠于行使债权，致使其主张权利时，转让房屋一方无以偿债的，未分得房屋一方得以此为抗辩而免除连带偿债责任。

二、婚前一方举债所购房屋在离婚案中的处理。

笔者试从以下两个方面阐述自己的论点。

1、房屋的性质

要谈房屋的分割，首先须明确房屋的性质，即房屋是个人财产还是共同财产。笔者认为，婚前一方举债所购的房屋应是购房者的个人财产。2001年婚姻法经修改后明确了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这一规定使得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关于原属于夫妻一方婚前个人的房产婚后夫妻双方长期共同生活使用的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函》和该院1993年11月公布的《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6条“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八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四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司法解释不再被适用，财产的个人属性与共同属性之间不再转化，因此，一方婚前个人举债所购房屋应当属于其个人财产，其为购该房所借的债务也同样属于其个人债务。

个人财产归个人所有，个人债务由个人偿还，这是毋庸争议的。但既然一方在婚前购房时业已举债，则在婚后自然没有个人财产去偿还这属于个人债务的房屋债务了，而婚姻法规定，婚后夫妻任何一方的收益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笔者此处撇开一方可能存在因赠与等获得个人资产的情形），这样就必然地带来这样一个矛盾：一方以婚后共同财产偿还其个人债务，而债务所对应的房屋又系其个人财产，这样对婚姻关系的另一方显然不公平，这就要求法官在处理此种案件时厘清其中的关系，依法作出公正合理的处理。笔者将在下一步对其中所涉问题逐一分析自己的观点。

2、房屋实物、婚后所付房屋债务、离婚时尚欠的房屋债务、房屋增加的价值，笔者认为，一方婚前举债所购房屋在离婚时的处理可分解成这四个方面来解决。

首先，房屋实物既然是一方的个人财产，理应归其个人所有。同样地，离婚时尚欠的房屋债务是一方个人所欠债务，故也应由其个人偿还。

其次，婚后所支付的房屋债务是一方或双方以夫妻共同资金偿还购房一方的个人债务，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婚姻法已明确界定了财产的个人属性和共同属性，既然个人财产不再转化为共同财产，则共同财产更是不能转化为个人财产，除非一方自愿放弃，且放弃并不等同转化，故该笔资金的性质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应按照共同财产的分割原则进行分割，一般地，可以由购房一方将相当于该笔资金一半的金钱补偿给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