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范文10篇

各国范文篇1

一、遗产税概论

所谓遗产税，简单来说就是对死者留下来的遗产征收的税收。因此，在国外也被称为“死亡税”。其中，遗产的涵盖范围不仅仅包括现金和存款等流动资金，也包括房产设备等固定资产。因此，遗产税是属于财产税的一种征收形式。一般来说，为了防止被继承人生前以赠与的方式恶意转移财产而逃避纳税，绝大多数国家都要求赠与税与遗产税应同时课征，作为铺助。虽然有些国家并没有开征赠与税，但规定死者生前一定年限内赠与的财产一并纳入遗产税的征收范围，一同征收遗产税。

遗产税是一个的古老的税种又是一个现代的税种。它最早起源于4000多年的古埃及，当时埃及法老为了筹集战争经费而开征了遗产税。近代意义上的遗产税始于1598年的荷兰，而这之后，相继有英国（1649年）、法国（1703年）、美国（1797年）、意大利（1862年）、日本（1905年）、德国（1906年）等国家开征遗产税，其目的大多也是为了筹集战争经费。而相较于古代和近代开征的遗产税，现代遗产税的征收主要是作为协调社会成员财富分配的一种手段，征收对象只是针对少数高收入阶层的人，因此，其课税收入也只占财政收入的很小的比重，取得财政收入的作用大大减少了。

我国早在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就有了开征遗产税的主张，但碍于政局不稳，战争频繁等各种原因，直到1938年10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遗产税暂行条例》，并于1940年7月1日正式开征，至此，酝酿了28年的中国遗产税终于付诸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文件中规定全国要开征14种税种，其中就包括遗产税。但当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此税种并没有真正开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开征遗产税的条件也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强烈呼吁此事，希望以此来增强税收杠杆功能。

目前，在世界上127个有税收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中，有大约2/3的国家和地区是正在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其余的国家和地区是没有开征或曾经开征、目前已经停止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近几年来，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纷纷停征遗产税，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等。最近又有报道称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72票对162票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称将于2010年起彻底废除联邦房地产遗产税。为什么历史如此悠久的税种在这些国家会最终走向消亡？追根结底是遗产税收入不能有效的提高财政收入。国外遗产税的征收对象只是少数高收入阶层的人，课税收入只占财政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在美国，每年去世的人中只有2％的人被征收了遗产税。如此低的比例，却要付出很高的征收成本，导致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遗产税收入相对较低，不能起到有效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最终放弃了征收。

二、遗产税的国际比较

（一）课税制度的国际比较

从征收制度来看，遗产税课税制度分为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总分遗产税制三种，这是一国在进行遗产税制设计时所面临的首要选择。

1.总遗产税制

总遗产税制是对遗产总额进行征收的税制。其最主要的特征为“先税后分”，即是先就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财产净值进行征税，然后再将税后财产分配给法定继承人和受遗赠人。目前，美国、英国、韩国、新加坡等13个国家沿用此种课税制度。

2.分遗产税制

分遗产税制（也称为继承税制）固然与总遗产税制相反，它在遗产的处理程序上采取了“先分后税”的方法，即允许法定继承人按照国家有关的继承法律分得财产，再就各继承人取得的遗产净值征税。

采用这种课税制度的有法国、日本、德国等41个国家。

3.总分遗产税制

总分遗产税制（也称为混合遗产税制）是将总遗产税制与分遗产税制综合在一起的税制，实行“先税后分再税”，即先就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财产净值课征遗产税，待税后遗产分配完毕后，再对各遗产继承人分得的财产份额征收继承税。意大利原来是实行混合遗产税制的典型国家，但从2001年开始已经停征。

总遗产税制国家美国、英国、丹麦、韩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南非、津巴布韦、马拉维、波多黎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分遗产税制国家奥地利、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挪威、芬兰、俄罗斯、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日本、黎巴嫩、土耳其、安哥拉、突尼斯、智利、危地马拉、委内瑞拉等

总分遗产税制国家意大利（已于2001年停征遗产税）

综上所述，三种遗产税制各有利弊。总遗产税制，先税后分，容易控制税源，保证税收收入，因此税务行政管理相对比较简单。但由于其不考虑继承人数的多少，不考虑被继承人和继承人之间的关系和各个继承人本身的经济情况，导致税负分配不合理。分遗产税制，先分后税，考虑各继承人经济情况和负担能力，较为公平合理，并对防止财富过度集中有明显效果。不足之处就是难以控制税源，且计算较为复杂，征管难度大，征税成本较高。总分遗产税制，先税后分再税，既可以稳定税源，保证财政收入，又体现税负公平分配。但设计较为复杂，征管要求较高，不符合税收征管便利原则，且同一性质的税收，分成两个环节征收，有重复征税之嫌。我国初次开征遗产税，税制设计不宜太复杂，且受征管水平的限制，可以选择总遗产税制。

（二）纳税人与征税范围的国际比较

1.纳税人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纳税人的规定不同。一般而言，实行总遗产税制的国家，其纳税人一般为遗产的继承人，并以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作为代扣代缴义务人。此外，也有美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是直接规定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为遗产税纳税人。实行分遗产税制的国家是以继承人为纳税人，例如日本。实行总分遗产税制的国家则是实行由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代扣代缴税款和由遗产继承人、受赠与人自己缴纳税款相结合的做法。但上述所说的情况也会存在例外，仅就日本和丹麦而言，虽然二者同属于实行分遗产税制的国家，日本规定其纳税人与税负承担者是一致的，但在丹麦却规定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税的纳税人。可见仅就纳税人而言，各国税制设计和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同，都会导致这之间差异的存在。

2.征税范围

在征税范围方面，存在属人原则和属地原则。多数国家同时混用这两种原则，即规定如果被继承人是本国的公民或是居民，则对其境内外全部资产课税；如果被继承人不是本国公民或是居民的，仅就其境内的遗产征税。如德国规定，若被继承人或者继承人为德国居民，就被继承人世界范围的全部财产征收遗产税；若被继承人及其继承人不是德国居民，则只对其在德国境内的有关遗产征税。而丹麦则据被继承人（而非继承人）是否是本国居民来区别对待。

也有些国家和地区只单独采用属地原则，即不论被继承人的身份如何，仅对其境内的遗产征税。例如，英国规定的遗产税征收范围是：居住在英国或者被视为居住在英国的个人拥有的或者来源于英国的所有应税财产和居住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个人拥有的来源于英国的所有应税财产。此外，香港特区目前也是仅对香港资产征收遗产税。

（三）计税依据和税率的国际比较

1.计税依据

一般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计税依据是根据一年以公平市场价估算的中遗产总额或赠与总额减去各扣除项目得到的。关于遗产总额，除了被继承人遗留的遗产外，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将其生前一定年限内赠与的财产包括在内，一并征收遗产税。例如意大利规定，被继承人在去世前6个月之内任何财产的转移都要计算在遗产税总值之内，一生中的赠与都要计征赠与税。在香港，死者生前三年内所“送出”（包括以低于市价的出售或转让）的资产，应包括在应税总额中。此外，在扣除项目方面，大多数征收遗产税的国家都做了相应的规定，包括基础扣除、特殊扣除和免税额等。其中，丧葬费用、债务费用、配偶的遗产遗留额、子女的遗产遗留额属于基础扣除。此外，还有如慈善捐赠扣除、家庭拥有事业扣除，农业、林业、渔业扣除等特殊扣除。例如日本的基础扣除额由定额部分与法定继承人比例部分组成。美国规定每个受赠人年内有10000美元的扣除额。

由于各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因此，扣除项目、扣除标准也会有所不同。一些国家还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根据通货膨胀率等因素对扣除标准和免征额进行调整，以适当控制遗产税的征收面，保证税负的合理性。

2.税率

为了体现税负分配公平,各国的遗产税一般采用超额累进税制,如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等国家，但也有如英国、丹麦、南非等一些国家采用比例税制。实行总遗产税制的国家，税率设计一般无法体现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实行分遗产税制的国家则可以很好的体现这一点，根据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之间关系的远近而适用高低不同的税率。例如，实行总遗产税制的新加坡，在2000年的遗产税率只有两级：以1200万新元为限，应纳遗产额在1200万新元以下的适用5％的税率，超出部分适用的税率为10％。德国是实行分遗产税制的国家，2003年德国按亲等关系的不同适用7％到50％的超额累进税率。

三、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条件

当前，我国是否具备开征遗产税的现实条件以及我国有没有必要开征遗产税，并不能简单从遗产税的性质上来说，而应该综合考虑我国现今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税制建设的需要和税收征管水平等方面的影响。首先，从整体上看，自我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大大提高，为我国开征遗产税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随着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以及个人财产的增加，通过征收遗产税，可以有效的调节收入再分配，避免财产过分悬殊。最后，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税制改革，虽然在收入功能和调节功能上都有了显著大变化，但还是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为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税制结构，必然要求建立起健全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税制体系，其中健全和完善财产税制必不可少，而开征遗产税就属于健全财产税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此外，遗产税作为国际上一种通行的税种，开征遗产税也有利于加快实现我国与国际税收惯例的接轨。

（二）开征遗产税的有利条件

如上所述，中国开征遗产税不仅已具备了客观基础，还具备了许多有利条件。第一，由于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经营方式并存，居民个人收入渠道的多元化，无论是从居民收入和储蓄方面，还是从居民拥有的各种有形和无形资产方面来看，居民个人财产都在大幅度增长。此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外商来华投资不断扩大，来华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员越来越多，由此形成的外国人在华财产数额已经相当可观。第二，现代遗产税征收历史悠久，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征这种税，可以为我国遗产税的开征提供丰富的经验借鉴。第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税制建设的不断加强，使得我国税收征管工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加上公民个人的纳税意识也在逐步增强，这就为新税种的开征提供了保障。最后，各种与征收遗产税相关的法规、制度在我国已初步建立，有助于遗产税的开征。

（三）开征遗产税的不利条件

虽然在中国开征遗产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具备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但我们还应看到这其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首先，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居民个人拥有的财产普遍不多，可以征收的财产十分有限。其次，许多公民的纳税意识不强，这在我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再次，个人财产登记制度、财产评估制度等相关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税务机关对遗产税的税源的控制能力十分有限。最后，我们还面临着税收征管水平低下，技术手段薄弱等严峻问题。

综上所述，虽然遗产税在我国的开征将会面临巨大的阻力和困难，但应看到其征收的重要意义。由于遗产税的税负较高，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开征这种税，大多数人对此税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应该选择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就业率较高，同时社会各界对税收调节呼声较高的时候，这样可以减轻开征此税种的副作用，并增强社会效应。我认为当前正是这样一个时机，有利于中国开征遗产税。

四、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建议

（一）政策目标和征税对象

我国开征遗产税，首先应明确其征收的政策目标。开征遗产税的政策目标有两方面，一是财政目标，即取得政府的财政收入；二是调节目标，即对社会财富进行再调节。对于两方面的目标的是有所侧重还是二者兼顾，在不同的时期也有所不同。当前，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居民个人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此外，由于我国的遗产税已经停征50年之久，绝大多数人不了解这种税，也没有缴纳这种税的概念和习惯。加上我国遗产税尚处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之中，这就意味着在开征初期不可能取得大量的财政收入，即使在遗产税制比较健全以后，也只能作为铺助税种。因此，我国当前开征遗产税的主要目的是调节社会分配，防止财富过分集中。

既然我国征收遗产税的主要目的是调节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财富分配，征税对象就应当是最富有的少数人的巨额遗产。此外，我国的遗产税立法也要体现对少数富人课税的指导思想，征税面从窄，税负从轻，以便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又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

（二）遗产税制度模式的选择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有关的法律和制度还不健全，财产申报、财产登记制度尚未建立，税收征管手段还较落后，公民的纳税意识还很淡薄，而且，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征收过遗产税，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开征遗产税，税制应从简，可以考虑参照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做法，实行总遗产税制，即以遗产的继承人、受遗赠人为纳税人，以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作为代扣代缴义务人，对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财产净值征收遗产税。

（三）遗产税的税基和税率

税基方面应尽可能的包括被继承人各项可以征税的动产和不动产，为此，应当建立相应的财产评估制度，包括确定适当的评估机构和合理的评估方法。针对确定的政策目标，可在税制设计时考虑设置较高的起征点和合适的累进税率。此外，考虑到个人不同情况，为体现税负的公平分配，应开设相应的扣除项目和免税项目，具体包括丧葬费用、死者生前遗留债务、未成年子女的遗留扣除、配偶遗留扣除、用于公益事业的财产和赠与等。为鼓励扶贫，可适当对用于扶贫事业和赠与贫困者的部分给予扣除等。需要注意的是，扣税和免税不可过多过广，以免开征失去意义。

各国范文篇2

泰国传统的新年，即"宋干节"（"宋干"是梵语的译音），也叫"泼水节"，是公历的每年4月13日到16日。节日里，人们抬着或用车载着巨大的佛像出游，佛像后面跟着一辆辆花车，车上站着化了妆的"宋干女神"，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身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敲着长鼓，载歌载舞。在游行队伍经过的道路两旁，善男信女夹道而行，用银钵里盛着用贝叶浸泡过的，渗有香料的水，泼洒到佛像和"宋干女神"身上，祈求新年如意，风调雨顺，然后人们相互洒水，喜笑颜开的祝长辈健康长寿，祝亲朋新年幸运、未婚的青年男女，则用泼水来表示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泰国人在新年第一天都在窗台、门口端放一盆清水，家家户户都要到郊外江河中去进行新年沐浴。为庆贺新年，泰国人举行在规模的赛象大"，内容有：人象拔河、跳象拾物、象跨人身、大象足球赛、古代象阵表演等。很是精彩动人。

日本

日本人特别重视新年，每年的12月29日--1月3日为全国休假日。日本人把12月31日称之为"大晦日"，也就是除夕日。除夕晚上，日本人称之为"除夜"，除夜时他们祈求神灵托福，送走烦恼的旧年，迎来美好的新年，称之为"初诣"。除夕午夜，各处城乡庙宇分别敲钟108下，以此驱除邪恶，日本人则静坐聆听"除夜之钟"，钟声停歇就意味新年的来到。人们便离座上床睡觉，希望得一好梦。元旦早上，家人围坐在一起，互相讲述除夕做的梦，以测吉凶。日本人称元旦初一"正日"。1--3日为"三贺日：。在正日，小辈须先去父母那里拜年，向父母问安，然后到亲友家拜年，新年还是个"吃"的节日，各国人民都以食用自己民族的食物来祈求好运。日本人在"正日"这一天，早餐是很丰盛的，吃砂糖竽艿、荞麦面等，喝屠苏酒。此后一连三天，则吃素的，以示虔诚，祈求来年大吉大利。现日本多数城里人已放弃新年吃素匀惯，改在"除夜"吃一餐空心面条，以祝在新的一年里，健康长寿。

埃及

埃及是文明古国，公元前40年，埃及人就能观察星象了，他们发现天狼星和太阳一同升起，尼罗河水立时上涨。埃及把尼罗河涨水的这一天作为新年的开始，称为"涨水新年"。埃及的克鲁特人迎接新年，在门口放一张桌子，七八只碟子供着大豆、扁豆、紫苜蓿和小麦的颗粒，还有好些绿色植物的小芽，这象征丰裕。献给神的东西越多，新年的收成就越多。埃及的新年在秋天，因埃及的农业生产是从秋季开始的。

印度

印度从每年10月31日起为新年共5天，第四天为元旦。新年第一天，谁也不许对人生气，更不准发脾气。印度有的地区，元旦早上，家家户户哭声不断，人人脸上涕泪横流，他们以岁月易逝、人生苦短，用哭来迎新年，是对人生的慨叹。有些地区的人们以禁食一天一夜来迎接新的一年，由元旦凌晨开始直到午夜为止。由于这种怪异的习俗，印度的元旦被人称"痛哭元旦"、"禁食元旦"。印度人在过年的前5天，各地都要演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意为罗摩的游行），扮演史诗中的英雄与纸扎巨人"作战"，"英雄"引发点着火的箭，纸扎巨人便在观众的欢呼声中着火烧毁，除夕前，家家户户门前都张贴上各种精美图画。元旦早上，人们提着精制的小灯，拿着红粉包，出门向老人和亲友拜年。见面道喜后，就互相将红粉涂在对方的额上，表示吉祥如意，抬头见喜。年青人把红墨水装进水枪里，射到亲友身上，称"洒红"，表示吉祥如意。印度青年喜欢在过新年时不管熟悉与否，见面徒手格斗。围观者叫好助威风，往往成为姑娘追求的对象。印度中部土著民族勃希勒人，为庆祝新年，在游戏场中竖立一根圆滑粗大的木杆，杆顶有一只盛着礼品的小袋，姑娘们手持禾竹竿竭力阻挠向杆上爬去的小伙卫子，小伙子们则在杆下围成一圈，努力防御姑娘们对爬杆者的攻击，直到爬竿者夺得小袋取得胜利为止。

朝鲜

朝鲜和我们中国一样，在新年也有贴窗花、桃符的匀俗。朝鲜人在新年时，家家户户贴对联和年画。有的人家在门上贴上寿星或仙女的画像，祈求上天保佑，驱走鬼魅，赐给幸福。元旦黎明，人们把一些钞票塞进了除夕预先扎好的稻草人中，扔到十字路口，表示送走邪恶，迎接吉祥福星。黄昏，人们又将全家人一年中脱落的头发烧掉，祝愿家人四季平安。新春佳节，朝鲜的妇女穿戴一新。元旦日少女们头戴一种麻制的帽子，称"福巾"，身穿带花纹的五色彩衣，进行荡秋千比赛。她们以一处树花为目标，看谁先踢到或咬到为胜。也有在高处挂上铜铃的，以先碰响者为冠军。新年期间，朝鲜人除了享以美酒佳肴外，还必须要做一种用糯米加上松子、栗子粉、枣泥和蜂蜜等，蒸煮成与我国的八宝饭相类似的甜饭食用，以预示家里人丁兴旺日子过得象蜜一样甜。

新加坡

元旦起个大早，高高兴兴的从长辈那里拿"红包"（压岁钱）。新年里有个社团组成的舞狮、舞龙队沿街表演。男女老幼穿着盛装，带上礼品走访亲友。过年时，人们爱吃油炸糯米和红糖做成的甜年糕。

英国

在英国，公历元旦虽没有圣诞节那样隆重，但在除夕夜和元旦，还是根据当地的风俗匀惯开展种种庆祝活动，以示送旧迎新。英国人在除夕的深夜，常带上糕点和酒出去拜访，他们不敲门，径直走进亲友家去。按英国人的风俗，除夕千夜过后，朝屋里迈进第一只脚的人，预示着新的一年的运气。如果第一个客人是个黑发的男人，或是个快乐、幸福而富裕的人，主人就将全年吉利走好运。如果第一个客人是个浅黄头发的女人，或是个忧伤、贫穷、不幸的人，主人在新的一年中将遭霉运，会遇上困难和灾祸。除夕在亲友家作客的人，在未交谈前，要先去拨弄壁炉的火，祝福主"开门大吉"。英国的新年庆祝活动大都在除夕火夜举行，"迎新宴会"，便是其中之，这种宴会分"家庭宴会"和"团体宴会"两种，宴会通常从除夕晚上8时开始中直至元旦凌晨结束。宴会上备有各种美酒佳肴和点心，供人们通宵达量地开怀畅饮。午夜时分，人们打开收音机，聆听教堂大钟的新年钟声，钟声鸣响时，人们一片欢腾，举杯祝酒，尽情欢呼，高歌《往昔的日光》。"除夕舞会"则是另一种庆祝活动。由当地的旅馆和舞会，夜幕降临。人们身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杰到这些装饰一新的灯光辉煌的舞场，在美妙的乐声中翩翩起舞，成千上万的人群，还云集到各个广场，围绕着广场中心的喷泉和厄洛斯神象，载歌载舞，尽情狂欢。电视台还在广场做现场直播，让在这家"守岁"的人也共享欢乐。

德国

德国的新年，庆祝时间前后有一周。这期间，家家户户都要摆上一棵枞树和横树，树叶间系满绢花，表示繁花如锦，春满人间。德国人在除夕午夜新年光临前一刻，爬到椅子上，钟声一响，他们就跳下椅子，并将一重物抛向椅背后，以示甩去祸患，跳入新年。孩子们组成乐队，穿上新衣服，拿着口琴和手风琴，列队在街上吹奏。成年人则手持彩旗，跟在后面呐喊唱歌，欢庆新年，德国的妇女在新年里要即兴表演家庭题材的喜剧小品。在德国的农村流传着一种过新年的风俗－－"爬树比赛"，小伙子们顺着光秃秃的树比赛爬高，第一名被誉为"新年英雄"，以示步步高升。

伊朗

伊朗实行的是伊斯兰历，它的季节和月份是不固定的。在伊朗，庆贺新年就是庆祝春天到来，往往是在公历3月下旬，过新年要隆重庆祝一周，人们涌上街头生起"篝火"---"夜火"，然后全家人依次从夜火上跳来跳去，表示烧掉"晦气"，迎来光明，驱邪灭病，幸福永存。除夕夜要吃"七道菜"，每道菜的名称都要以字母"S"开头的，以示吉祥。初一到初三，人们走亲访友，互祝春节快乐。新年最后一天，全家出游踏青，以避邪恶。

各国范文篇3

在加拿大，则因地方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规定，如魁北克进餐时饮酒是被允许的，但在多伦多，则除却在鸡尾酒会之外，其他场合一律禁止进餐时饮酒。

在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与密西西比州，只准人们喝无甜味的酒。

在瑞典，男子每月只准喝3公斤。

保加利亚、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于选举时间，会有个短暂的酒禁，其所以有如此措施，乃为防止选民因酒醉而滋事。在法国，饮酒通常不受限制，所以在周末到深夜，你可以见到许多醉鬼，歪七倒八地躺在路边。饮酒的时间，每天长达19小时。

阿拉伯国家在3000年前，就已获得酿酒之道，但是他们现在如要喝酒，除了到地下酒吧之外，别无他法可以过过酒瘾。

在印度，喝酒只能在酒市时，始准一尝“杯中物”。

各国范文篇4

不能送人形礼物，也不能送酒、雕塑和女人的画片，因为他们认为酒是一切万恶之源。

英国人

一般送价钱不贵但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切记不要送百合花，因为这意味着死亡，收到礼物的人要当众打开礼物。

美国人

送礼物要送单数，且讲究包装，认为蜗牛和马蹄铁是吉祥物。

法国人

送花不要送菊花，杜鹃花以及黄色的花，不要送带有仙鹤图案的礼物，不要送核桃，因为他们认为仙鹤是愚蠢的标志，而核桃是不吉利的。

香港人

不能送钟，毯子，白色与红色的花，这意味着不吉利，礼物数目不能有4，而以8、6、9为最好。

俄罗斯人

送鲜花要送单数，用面包与盐招待贵客，表示友好和尊敬，最忌讳送钱给别人，这意味着施舍与侮辱。

各国范文篇5

关键词：资本弱化固定比例法正常交易法公平

一、资本弱化的概念

从形式上看，资本弱化就是指公司的资本结构中负债资本远远大于权益资本的资本结构安排。但如果投资者不是有意识的通过操纵债务和股权比例失调来追求一定税务利益的话，企业融资时尽量利用借贷融资，而较少利用股份融资这一现象不应成为各国税务当局关注的问题，也不会成为税法学研究的对象。只有当投资者是为了逃避其本应承担的税收负担，而有意识地过多选择负债筹资而非股本筹资时，这一现象才会为税务当局和税法学界所关注，因此税法学(特别是是国际税法学)是把资本弱化作为一种避税方式加以研究的。与税收学更多关注税收资金的运动过程，研究如何提高税收经济活动效率相比，税法学更多的着眼于税收关系中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税法学对资本弱化这一种避税方式进行研究主要是防止纳税人逃避其应承担的税负，维护国家作为税收征收法律关系中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从法理上讲，资本弱化这种损害国家法定税收利益的行为显然是无效的，国家有权对其进行纠正，从而对受损害的国家税收利益进行救济。从这一角度出发，资本弱化是指公司投资者投资于公司的资本中，不恰当的提高负债比例从而相应的降低股本的比重，增加利息获得更多的税前扣除，以减少应纳所得税[2]。与之相对应，资本弱化税制可以定义为关于资本弱化的基本原则、方法、措施以及有关协调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的总称。

二、各国资本弱化税制的比较

(一)美国

作为世界上税收制度最复杂的国家，美国在1976年就制定了资本弱化税制(IRC第385条)，1989年增加163条J条款后，使其更加完善。其基本内容包括：1、税收署可制定补充规定，以企业双方关系的实质为准，严格界定适用税法的关联企业；2、国内收入署有权对关联企业间往来款是债务还是投资的性质进行审查认定；3、按照债务与资本净值1．5；1的法定比率来核定，凡认定的债务总额与资产净额之比超过这一标准的即属资本弱化，其债务超额部分的利息支出便不予扣除，并要依法扣缴预提税。美国在《收入调和法案》中对资本弱化问题作了税法规定，不允许扣除“不符合规定的利息”。这里“不符合规定的利息”，是指下述情况下美国公司向国外关联公司支付的利息：1、当国外关联公司得到这笔利息后由于该所得不属于与美国的生产经营有实际联系的所得，所以国外关联公司不必就该所得向美国政府缴纳所得税；2、根据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税收协定，该利息可以不缴或少缴美国的预提所得税。此外。“不符合规定的利息”还包括美国公司向美国的免税单位支付的利息。在此基础上，“不符合规定的利息”，还应该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美国公司的净利息费用超过了当年的利息扣除限额，这部分超额利息不能扣除，利息的扣除限额等于公司当年调整后应税所得的5O加上上一年结转下来的余额；2、公司在纳税年末的债务一股本比率超过1．5：1，在计算居民企业的债务股权比例时，与大多数国家针对单个非居民股东，债权和股权都是特定非居民股东对居民企业享有不同，美国并不要求接受股息分配的关联方必须是非居民。此外，美国税法还规定，如果非关联企业之间在相同或相似情况下不可能提供的贷款，而关联企业之间(要求股权控制在50以上)发生了这样的贷款，税务当局则应当认定该贷款为“非正常交易”，关联企业内部的贷款就应当视为股权，贷款利息不允许税前扣除[3]。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资本弱化制度是同时采取了固定比例法和正常交易法，从而避免只采取一种方法带来的弊端，这也是各国资本弱化制度发展的趋势。

(二)英国．

作为崇尚判例的普通法系国家，英国没有制定专门的资本弱化条款。英国税务部门在确定资本弱化税务稽查对象时，并没有严格而确定的标准，主要采取正常交易法进行判断，不过债务股本比例超过1：1的企业通常会备受关注。英国国内税务局曾明确表示，在审查资本弱化问题时，主要是考察在公平独立的环境下会产生什么样的安排，以及其他相关的因素。在检查中，英国国内税务局会从银行和无关联第三方角度来考虑被检查公司的情况，如会考虑英国公司普遍的债务水平，借款人所在产业特点，借款人的经营状况、现金流量以及资产状况，该企业的其他特殊因素，进而会确定如果没有关联关系是否能取得该项贷款，贷款是否符合市场利率水平，最后会确定其正常贷款规模和利息水平以及超额利息数额，这部分超额利息会被推定为股息分配，按照25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当然，在此之前要判断双方是否为关联公司，判断的标准是：1、提供贷款的公司对英国公司的贷款占该公司贷款总额的75以上；2、英国公司被一非居民公司持股75％以上，或者双方被另一非居民公司持股75以上；3、英国公司和国外关联公司同被另一英国公司持股75以上，但英国的借款公司其股权90或以上直接由一个英国公司所持有的除外。英国资本弱化规则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不区别对待居民和非居民关联企业，即给英国居民公司提供贷款的企业无论是在英国境内的公司，还是设在英国境外的公司，只要符合上述标准，都要受有关法规的限制。

(三)德国

德国资本弱化制度采取固定比例法，对按单个股东计算的负债股权比例超过1．5：1部分的利息不允许扣除，将被认定为股息按25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4]。与英国相同，德国资本弱化条款不区分居民公司与非居民公司，适用于所有企业，而且如果贷款人在借款公司拥有很大的股权(没有具体比例)或者与拥有借款公司大量股权的公司关系密切，税务当局就要加以特殊审查。但是德国税法规定，如果纳税人能证明贷款符合独立企业间的“正常交易原则”，即如果公司能够证明，超过固定比率的债务按相同条件可以从与公司无关联的第三者(即非股东)那里获得，或者通过典型银行交易方式获得，则其支付的利息不作为股息分配。可以从税前扣除。根据这一规定，负债和股权只包括可以分摊到股东的数量，股权包括已发行股本储备金前一年度的未分配利润，负债包括无息贷款和背对背贷款。

(四)日本

日本资本弱化条款的适用对象包括国内外资法人、外国法人在日本的分公司、内资法人(主要指从国外关联企业借款数额较大的法人)。日本对关联方关系的确定标准为：1、直接或间接持有国内法人已经发行的股票或股权总数的5O％以上(含5O9，5)；2、非日本居民或者外国法人对该国内法人拥有全部或者部分实质性经营决策权；3、国内法人大部分经营活动或者所需大部分资金依赖于该非日本居民或该外国法人；4、国内法人经营是从该非日本居民或特定的外国企业借款或者得到担保。日本的资本弱化条款的最大特点在于同时规定了国外控股股东的债务股本比例和固定的法人债务股本比例两大标准，只有当这两个比例均超过3倍时，利息的扣除才受限制。因此，如果某企业的国外控股股东的债务股本比例达到3：1，只要日本企业总的付息债务(包括关联和非关联方负债)等于或者少于该企业在本营业年度资本净值的3倍，则其利息抵扣时就不受资本弱化条款的限制。日本税务当局允许还外资企业以其他类似日本外资企业的总债务和净资产的比率为参照物来取代3：1的债务资产比例，如果该企业采用可比比率法，则可比比率将取代上述比例中的3。但是参照的企业应符合：1、该企业从事类似的商业活动；2、按日本内阁法案中规定条款的计算，该企业的商业规和其他情况应该与这家外资企业相仿。此外，日本税法也规定了正常交易原则，即不允许外资企业或者外国法人在日本的分支机构向关联方以超过正常交易的市场利息率支付利息。而且外国法人在日本分支机构的债务利息支付行为也类似地受到资本弱化条款的限制。因此，该分支机构向国外控股股东支付的可列支的利息数量受到限制。但是对于外国银行在日分支机构向其总部进行支付债务利息行为有特殊规则加以处理。

三、资本弱化的危害及对我国的借鉴

(一)资本弱化的危害

受资本弱化危害最大的应屑接受跨国企业投资的国家，资本弱化增加了跨国企业的债务资本和利息，从而增加了公司税前扣除费用，减少该公司的应税所得，逃避了部分本应在该国缴纳的所得税，侵蚀了该国的税收收入，并影响了税收调节作用的有效发挥。此外，资本弱化还扰乱了接受跨国投资国家的经济秩序，对该国的外汇收支平衡状况产生消极影响，由于转移利润可能造成公司投资亏损的假象，还可能造成该国投资环境差的假象。

对通过资本弱化避税的跨国企业来说，虽然少缴了部分所得税，但过分依靠负债筹资造成资本结构不合理，高比例的负债资本导致跨国投资者在获取高比例的债权收益的同时，却以低比例的股本承担着经济及社会责任。跨国投资者通过资本弱化可以先行收回投资，只留下接受投资国家股东和企业承担风险，这对东道国股东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

此外，如果公司的债务资本比重过大，公司账面上的经营业绩将不能如实反映其实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时候甚至使公司看起来处于亏损状态，将容易导致公众及其他债权人失去信心，如果该公司为上市公司，有可能导致公司股价大幅下跌。

(二)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我国作为世界上吸收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每年因跨国公司避税损失的税收收入达300亿元人民币，国际避税问题日益突出，但我国一直没有全面统一的反避税立法，有关避税港避税、滥用国际税收协定、资本弱化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还有待建立完善，现有比较成熟的立法也仅限于转让定价和预约定价制度，部分已有法规还存在立法级别低、条款相对原则而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无法为有效打击各种避税行为提供法律依据。令人欣慰的是，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2007年3月16日通过，并已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对反避税问题进行了专门规定，特别是在避免资本弱化和反避税地方面首次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于规制各种避税行为，维护国家税收权益，强化税收调控作用，实现公平竞争将起到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各国防范资本弱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固定比例法和正常交易法。固定比例法的优点在于简单易行，便于纳税人执行和税务当局管理，可以有效减少实务中的不确定因素和税务纠纷，缺点在于弹性差、易僵化。正常交易法因其在具体应用时会考虑独立方之间类似条件下可能发生的情况，更接近公平交易原则。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和税务机关的执法水平，以及我国制定法的历史传统，固定比例法显然更为合适。可以采取从宽政策，将固定比率设为在3：1。至于金融机构，除了应满足相关金融法规规定的资本充足要求之外，我国税务当局也应当设定一个科学的固定比率，如lO：1，以应对入世后日益增多的外资和合资金融机构及随之可能产生的资本弱化避税问题。另外资本弱化规则的目的是避免居民企业的特定股东通过以贷款方式替代股权出资方式，虚增居民公司利息从而规避来源地国的税收管辖。所以我国的固定比率应以单个股东为对象来计算，以遵循“责任自负”原则。

各国范文篇6

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和欧盟委员会引用的人世报告书第242段规定指的是:中国在加入WTO时承诺的一条关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对中国出口的纺织品和服装可采取不同于WTO有关保障措施协议的特殊保障措施的规定。规定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国代表同意下列规定将适用于纺织品和服务产品贸易，直至20()8年12月31日，并成为中国加人条款和条件的一部分。如一Wll，O成员认为《纺织品与服装协定》所汤盖的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自《习VTO协定》生效之日起，由于市场扰乱，威胁阻碍这些产品贸易的有序发展，则该成员可请求与中国进行磋商，以期减轻或避免此市场扰乱。请求进行磋商的成员在提出磋商请求时，应向中国提供关于磋商请求的原因和理由的详细事实声明，并附提出磋商请求成员认为能够证明下列内容的现行数据:

(1)市场扰乱的存在或威胁;

(2)在该市场扰乱中原产于中国产品的作用。

而对市场扰乱的定义，入世报告书第13条“过渡性保障措施”条款中第246段是这样规定的:在确定是否存在市场扰乱时，包括是否存在快速增长的进口产品，无论是绝对增长还是相对增长，与对国内产业的任何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关主管机关将考虑客观因素，包括:

(l)属调查对象的产品的进口量;

(2)该产品进口对该确叮O进口成员市场中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价格的影响;

(3)该产品的进口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的影响。

可以说，《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中有关过渡性保障措施条款的规定是一个明显违背WlO基本原则的规定，是套在中国企业头上的一个紧箍咒，时刻威胁着中国产品的正常出口。因为WTO允许各成员采用保障措施时的要求是十分苛刻的，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的要求，具体规定如下:对进口数量方面的规定:一成员只有在根据下列规定确定正在进口至其领土的一产品的数量与国内生产相比绝对或相对增加，且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方可对该产品实施保障措施。保障措施应针对一正在进口的产品实施，而不考虑其来源。对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方面的规定:在根据本协定规定确定增加的进口是否对一国内产业已经或正在威胁造成严重损害的调查中，主管机关应评估影响该产业状况的所有有关的客观和可量化的因素，特别是有关产品按绝对值和相对值计算的进口增加的比率和数量，增加的进口所占国内市场的份额，以及销售水平、产量、生产率、设备利用率、利润和亏损及就业的变化。此外，进口成员必须证明进口量的增长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比WTO保障措施协议和人世报告书过渡性保障措施条款的规定，大家不难发现，WTO保障措施协议要求实施保障措施的条件较高，它必须同时符合三个条件，即进口数量激增、存在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另外，WTO保障措施协议规定，针对特殊产品采取的保障措施必须是针对全部进口成员的，不能单独对某一个成员实施保障措施。而过渡性保障措施条款规定只要存在所谓的市场扰乱，就可以针对中国出口纺织品实施保障措施。在具体保障措施的选择上，Wl0保障措施协议和中国入世报告书中有关过渡性保障措施条款也存在较大差异戊VTO允许各成员采用的保障措施包括提高关税或实施配额管理，一般情况下，不主张采用数量限制方法保护进口成员的国内产业，而较多地采用增加关税的方法。韩国对中国大蒜出口实施的保障措施就采用了增加特别进口关税的办法。在实施保障措施后，进口成员还应该考虑给予出口成员适当的贸易补偿。而过渡性保障措施条款则明确规定可以采用数量限制，且不用考虑给予适当的贸易补偿。应该说，美国和欧盟对我国纺织品采用特殊保障措施的做法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因为，特殊保障措施的设立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中的一些幼稚产业或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而美国和欧盟的纺织品和服装产业不属于此。况且WTO纺织品和服装协议早在1994年就制定了逐步放开纺织品和服装数量限制的时间表，在增长率方面的规定如下:在多种纤维协定项下双边协定生效前的12个月的年增长率的基础上，规定每个阶段的年递增系数，两者之和即为一体化的增长率。

三个阶段的年递增系数分别为:

第一阶段，自协议生效日起至生效后的第36个月期间(1995年1月1日1998年1月1日)为不少于16%;

第二阶段，自协议生效后的第37个月至第84个月期间(1998年1月1日2002年1月1日)为不少于25%;

第三阶段，自协议生效后的第85个月至第120个月期间(2002年1月1日2004年1月1日)为不少于27%。

各国范文篇7

一、对转轨效益评价的方法论思考

转轨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缺陷一是由于经济学界对转轨的准备不足，而转轨的迅速推进又使经济学家们不得不立即做出反应，薄弱的沉淀产生的自然是经不起检验的理论；而且经济学家们在分析转轨问题时大多采用当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然而无论是新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其产生的土壤和服务的对象都是当代西方后资本主义社会，而转轨需要解决的却是如何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前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变迁。正是这种方法论上的先天不足导致了转轨国家经济实绩和理论预期的巨大背离，其所引起的广泛困惑使人们对曾经极受尊崇的转轨经济学分析范式产生了怀疑。

经典转轨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共同缺陷是都或多或少受到其理论基础局限性的影响，忽视转轨国家具体情况和转轨实践的历史特殊性，强调现象层面和具体特征，而忽视了对转轨目的本身的理性思考。理论和现实间的巨大鸿沟使传统的转轨经济学分析方法越来越难以为政策制定提供有效指导，转轨效益评价的合理性成为缘木求鱼。

2004年5月，基于国际主流媒体和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宣传和认可（Ramo，2004），“北京共识”问世，提出：对于转轨国家，不仅要解决体制问题，更要解决发展问题，转轨中的路径选择对两个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各国应该结合各自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似乎预示转轨经济学在分析范式上要产生新的突破。[1]（P16-24“）北京共识”的内核实际上认同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分析转轨问题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原理出发，结合具体国情进行研究。“北京共识”实际上强调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即从本国的现有基础条件出发，“摸着石头过河”，通过政策试行中的实际效果确定政策的可推广性，在改革中不断运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法，以保证转轨效益为前提，以生产发展，人民满意为目标，“小步快走”式的进行转轨。

中国学者根据本国国情研究了转轨过程中的“成本——收益”问题，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学界对转轨经济学研究所做出的独创性贡献。转轨过程中实施成本与摩擦成本的区别、转轨中的成本最小化原则、转轨过程中收益的存在都体现了这种研究的深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被用于转轨过程的考查时，研究者发现节约成本和扩大收益的原因不仅来自转轨，同时还受到既有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约束。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都隐含着发展水平对转轨速度、路径的制约。

从制度变迁的时间和过程的角度，可以将转轨成本分为“准备阶段成本”、“过渡阶段成本”和“完善阶段成本”，类似地还可以把转轨成本分为“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实际上这种划分角度存在着和传统转轨经济学范式相似的学理问题。因此，更为有意义的一种区分是从成本发生原因及特点的角度将其区分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实施成本是指制度变迁开始后由“信息不完全”、“知识不完全”和“制度预期不稳定”所造成的经济效率损失，是完成旧制度下各种经济组织的结构、功能以及规范组织间关系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规则、习惯等向新制度过度所必需的设计、创新、磨合过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即实施新制度的交易成本；而摩擦成本被理解为由于制度变迁对微观上个人效用影响的非帕累托性质造成的利益（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重新划分而带来的社会上某些利益集团的抵触所引起的经济损失，是非经济领域的混乱、动荡、恶性竞争影响到生产过程所引起的损失。

对转轨成本概念存在狭义和广义的解释。狭义的理解强调成本即国民收入的损失。对转轨成本的广义理解既包括上述国民收入的损失，也包括诸如社会成员的抱怨、消极怠工、社会动乱、战争等造成的社会成员利益和福利的损失。对转轨收益的考察也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是看转轨进程开启之后至某一时点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程度即新制度可能产生的能力行为；二是看到达某一时点的转轨所创造出来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业绩。实际上，不同的理解并不影响“成本——收益”法对转轨效益评价的实质，即：转轨效益=转轨收益—转轨成本。

但是转轨效益评价中的“成本——收益”法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一是制度构建完善程度和社会不满程度对制度的破坏性等指标难以度量，容易引起争议，并且目标制度模式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本身就是存在争议的；二是经济实绩等指标虽然容易度量，但却也不一定能说明问题，因为这种指标无法表明转轨中各国所面对的初始条件的差异性，也无法表明转轨效益的长期趋势，结果往往是对不同类型的转轨国家做出了不恰当的分类比较，得出的自然只能是不恰当的结论。只有当从发生学角度引申出的“成本——收益”法与“北京共识”的内核相结合，即充分考虑初始条件差异对“成本——收益”的事前决定，才可能对转轨效益做出较为科学的评价。

二、转轨方式的可选择性与转轨效益的差异

所有转轨国家在转轨路径的选择上都要受到经济和政治初始条件的约束。在经济上所要面对的实际上都无外乎三大问题：宏观经济稳定化，市场运行自由化，产权结构私有化。在政治上则要面对转轨后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转轨前，以中国和苏联为例，各国的初始条件的差异是很大的。

所以，转轨效益的一部分是由转轨的初始条件事前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转轨的最终结果也是路径锁定的，对同样的改革任务若运用不同的具体操作手段，仍会在接近条件下使转轨效益产生差异。

假定社会生产两种产品X（其他消费品）和Y（重工业产品），转轨中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短期不变，在长期可能因为新制度的效率不同而发生内生的变化，消费者偏好不变。曲线PQ是转轨起点期的技术生产可能性边界，边界的斜率是放弃X生产Y的边际成本，因此生产可能性曲线也是产品转换曲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产权的最终所有者是虚置的，政府代行所有权，对企业的控制的特点是官僚利益本位（满足政府的非经济性效用要求）和计划刚性的（由于信息的不充分），生产者和经营者没有能力和动力按照市场的需要调整生产（企业独立改善生产结构的交易成本大于企业收益）。假定S点代表符合官僚集团利益偏好的生产结构，由于经过结构性生产可能边界上S点的消费者无差异曲线u’低于曲线u，所以S点显然代表的是一种不合理的生产结构，而这又是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紧密相关的，所以结构性边界内陷于技术性边界和苏东等国的经济增长在转轨前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大了经济领域的交易成本，使有些本可能获益的交易无法进行，制度的不合理使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无法有效发挥作用。此时的社会生产函数是：

Y=f（K,L，A……）e-u（u≥0）其中Y为实际产出量，f（K，L，A……）为技术边界生产函数，K，L，A……分别为资本，劳动力，知识技术水平等生产要素，0≤e-u≤1反映制度原因造成的生产无效率，结构性的实际产出量总是在f（K，L，A……）的下方。

转轨的短期经济目的是通过改革价格机制和产权结构，放松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通过引入竞争优化生产结构，使社会总产量由S增长到M,此时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与生产者的产品转换曲线在M点相切，边际产品转换率与边际替代率相等，社会生产实现帕累托最优，即实现转轨的水平效应。转轨的长期目的是基于：合理的转轨制度变迁会带来转轨效益(租金），并为经济发展提供激励因素，促进社会知识存量和资源禀赋的积累，使技术生产可能性曲线沿PQ外移（如图中虚线所示），即实现转轨的增长效应。S/表示改革前中国的生产状况，由于中国实行的命令经济其效率要低于严格的计划经济，因此中国在转轨初期可以通过加强计划和发展市场两种手段实现经济的增长。

对于苏东等国，经济已经高度工业化和存在大量比较劣势产业的现实决定了在经济上只能先进行存量改革，此时市场制度安排的差异会把转轨经济引入两条相反的发展路径。原有的制度越是牢固，将其打破所付出的成本一般说来也就越大，由于经济运行和生产的链条被打断，苏东各国的生产水平短期内都会退化到图2.1中N点的水平，问题是生产由S退化到N的原因不同，部分转轨国家是因为新制度的低效率而形成了新的更加无效的结构性边界P/Q/，在生产函数上短期表现为f（K，L，A……）不变，而u变大，即e-u变小，长期看会内生的降低技术性边界f（K，L，A……）；部分国家是由于短期内转轨中制度变迁成本大于收益，如果新的制度有效率，在适应过程结束后可容易的达到M点，在生产函数上短期表现为f（K，L，A……）不变，而u先变大后变小，即e-u先变小后变大，在长期，制度效率的改善会引发技术性边界f（K，L，A……）内生的提高。

实际上，在建立起市场制度的同时，保证国民经济不受大的波动既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关键看能否通过合适的具体政策操作手段，利用好存量生产能力。俄罗斯在转轨初期由于陷入了权贵式转轨的泥潭，社会主义条件下积累的原有存量成了寡头们分赃的对象，政府失去了对经济的控制力，存量生产能力大为下降，普京上台后，放弃了“休克”政策，采用了“治疗”策略，工业生产能力得到了恢复，2004年GDP已达到了转轨前90%左右的水平。（P31-40）而中国的国有资产的改革则采取了反复试点，逐步推进的方式，维护了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保证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如果说中国和俄罗斯应为初始条件的巨大差异而使这种比较有所缺憾的话，那么若不是因为各国不同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政策导致了转轨中市场经济体制在效率上的差异的话，就无法解释初始条件相似的中东欧国家中为何也会有波兰，匈牙利等经济恢复和发展较快者，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经济恢复和发展较慢者。

三、效率改善与发展模式转型

正如前文所述，转轨是各国迫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困难的一种必然选择，而只要能够利用好存量生产能力就能够使国民经济在短期内恢复到较高水平。但实际的转轨进程中的任务却要比这复杂的多，转轨前的社会主义工业中的很多部门都是粗放型增长的模式，效率低下，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比较劣势。前社会主义国家既需要通过制度重构打破计划经济的结构性约束，也需要建立起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经济制度运行效率，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改变在国家间竞争中的不利地位。体制转轨是阶段性的，而发展转型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应该将发展模式转型的成功与否作为评价转轨效益的参照。能否通过转轨实现新的经济体制的高效率，对于转轨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经济的恢复与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德布鲁（1951）将经济中的效率损失分解为三个因素：

（1）由于尚未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而发生的效用水平不足，这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肯定不会发生，实际上经常出现的反而是资源的过量且低效的利用；

（2）生产单位内部由于“技术无效率”而发生的效用水平的不足；

（3）由于经济组织的“配置无效率”而发生的效用水平的不足。后面二者可以归结为生产的结构性无效率的两个方面，越是计划经济或是寡头垄断经济，越容易出现这种状况。转轨过程中实现发展模式转型的动因在于首先实现“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改善，从长远看，这才是保证转轨后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础。

所以，发展模式转型程度与转轨效益的对应关系可以转化为结构性效率改善程度与转轨效益评价的正相关性。为了方便量化比较中国和俄罗斯转轨效益，本文以转轨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即三次产业产值和就业的依次更替，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即产业结构内部质量的提高这两个指标的变迁趋势作为转轨长期效益的预测标准。其依据是：

首先，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基础是生产结构性效率的改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当市场交易充分自由，即配置效率改善，和企业生产充分自主，即在技术效率改善的前提下，产业结构才可能在“无形的手”的调节下根据价值规律不断升级。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作为经济体制结构性效率变化情况的一种测度。

其次，产业结构的改变实际上也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所以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可以用来考查转轨国家在经济转轨政策上的有效性。

最后，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看，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过程。对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应该与发展模式的转型同步。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劳动力结构的高级化方面进展尤其明显。而俄罗斯由于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产业结构的初始条件要远远优于中国，但在转轨过程中劳动力结构优化的同时，GDP贡献率结构却出现了恶化。

产业结构优化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工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加工制造业比重有所下降，技术相对密集型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2002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高达10.19%。第三产业在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内部结构也表现出明显的升级迹象。传统第三产业的代表部门：交通运输、仓储业绩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到了2002年的34.8%；而新兴第三产业的代表部门：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所占比重侧上涨到了2002年的29.6%。

反观俄罗斯，转轨以来虽然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上总体来说略有进展，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反而出现了倒退，特别是三次产业内部结构问题十分突出。如在第一产业，作为俄罗斯农业的两大主要生产部门，转轨以来种植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而畜牧业产值比重则不断下降，由40：60变为55：45。在第二产业内部，基础工业部门经济增长快于加工工业部门，原材料部门的增长比加工部门高0.5到1倍，重工业和轻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在第三产业内部，商业、公共饮食服务业发展较快，而高新技术服务发展相对滞后。

所以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方面考察，中国在转轨中产业升级上的成就都要远远大于俄罗斯。

因此实证检验的结果很明显，如果认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经济制度的结构性效率改善程度正相关的话，那么中国在转轨中经济制度的结构性效率的改善程度要远高于俄罗斯。这一结论也和常识性的认识相符，据世界银行（1998）测算，从1979年到199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9.1%，其中46%来自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说明转轨中制度改革的效果是明显存在的。

四、结论

“转轨不是赛马，成功的标志不是谁先冲过终点”（科尔奈，2003）。转轨的是迫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转型的需要，但一直到1999年东欧27个国家和独联体(CIS)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1989年——转轨开始前水平的3/4，俄罗斯1997年比1989年GDP减少了近一半，经济不平等却增加了两倍。1988年中国的GDP只有俄罗斯的一半，而十年后俄罗斯的GDP只有中国的一半；同一时期，中国的贫困率降低了30%，俄罗斯的贫困率却上升了20%以上。

各国范文篇8

一、人类社会只有经过商品经济才能进入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

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观察当代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形态以及我国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应该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马克思对于社会形态的划分，是有多种依据和划分序列的。这里只谈谈他大致同时提出的两种社会形态划分学说。一种是他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以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为依据，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五种经济社会形态的学说。后人将之概括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种经济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的序列。这种划分是大家熟知的，也是广为流传和普遍采用的。但是，还应该注意马克思的另一种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这就是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以人的发展程度为依据，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划分为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阶段的学说。

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基本观点是：“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107-108.）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和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时间相距不足一年半。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的这两种划分序列并不矛盾和排斥，也不存在哪一种划分更重要，或者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已经取代了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问题。

马克思说的三大社会形式或社会发展三个阶段，是以社会主体的个人的发展程度，即个人是否获得全面发展和具有自由个性作为标准或依据进行划分的。从经济上说，这种划分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人们交换活动方式从而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演变。这种划分说明：起初，由于生产力低下，个人没有战胜自然界的力量，不得不依赖并从属于共同体，个人没有独立性。这表明个人发展程度很低，马克思把这个阶段称之为最初的社会形式即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不独立的个人，凭借血缘关系和对他人的依赖建立联系，这时个人之间只有劳动交换，没有产品交换，从而人们直接地交换彼此的活动，个人劳动直接地表现和实现为社会劳动，这意味着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来自然发生的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从属关系解体，个人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的。这表明个人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仍然是不全面、不自由的，马克思把这个阶段称之为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生活在社会中的已获得一定独立性的个人，通过交换自己生产的产品实现劳动交换和建立社会联系，从而人们间接地交换彼此的活动，个人劳动间接地表现和实现为社会劳动，这意味着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最后，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原先单独的个人变为联合起来的个人，他们共同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和生产能力，并成为他们的共同的社会财富，从而个人得到全面发展，并获得完全的自由个性。在这个发展的阶段，人们又直接地交换自己的活动，个人劳动直接地表现和实现为社会劳动。这表明个人的发展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实现了人类的最高理想，马克思把这个阶段称之为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或第三大社会形式。

个人发展程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尺。马克思说的个人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应地也是人们经济关系的形式发展的三个阶段。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发展阶段序列，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这样一条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遵循以上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阶段体次相继前进，决不能从生产力低下的、人们在狭小范围内发展着的第一大社会形式或第一个阶段，跳越过人们建立了普遍社会物质交换和全面关系的、能够满足人多方面需要的、存在发达分工体系的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第二个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个人全面发展的第三大社会形式或第三个阶段。从人们劳动交换的社会形式而言，人类社会决不能从自然经济或半自然、半商品经济，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经济，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所以，马克思用人的发展程度作为标准和依据，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和划分社会发展阶段，是科学的。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以上两种划分序列，对于正确认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采取的经济形式，有重大现实意义。我国解放前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都很不发展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序列来看，属于第五种即社会主义社会，但从三大社会形式序列来看，仍然属于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第二个发展阶段。这种情况同马克思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并不完全符合，或者正如有学者所说发生了“错位”现象。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从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序列来看不同于资本主义，但从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发展阶段序列来看，又同资本主义处于同一社会形式即第二大社会形式或同一个发展阶段即第二个发展阶段上。过去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实钱中，只依据马克思关于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不考虑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结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走了不少弯路，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纠正过来。

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种划分序列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一个重大启发是，在认识本国社会发展阶段、确定理论政策和创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时，将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和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结合起来考虑，可能是一种新思路。也就是说，在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不仅要看到它们在基本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性质上的根本区别，而且要看到它们在社会经济形式上又有相同的地方。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经济已经发展为更高层次的发达商品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大大超越了马克思生活时代的发展水平，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存在。在像中国这样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些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因此，我们党将我国现阶段社会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是对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二、当代世界各国实践表明发达市场经济是普遍共同的经济形式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从16世纪诞生，到现在已有500年的历史。以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为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马克思提出的三大社会形式序列的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第二个阶段。从人们的劳动交换关系的形式来说，尽管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就早己产生并缓慢发展，但它成为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却属于资本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商品生产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出现，价值规律已经在长达5000～7000年的时期内起作用。那么，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当代的商品经济又处在一个什么阶段上？

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传统看法认为，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或有三种类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商品生产从原始社会末期产生，跨越存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就将消亡。他们把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划分为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两个阶段。20世纪1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在实践中认识到，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灭商品和货币，还需要利用价值规律。苏联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明确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但强调它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根本区别。这一理论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重大影响，总不敢理直气壮地发展商品生产，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挂钩，某些国家在特殊时期甚至主张取消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宣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家提出商品经济发展三阶段论，将迄今为止的商品经济发展历史划分为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三个阶段或三种类型。但在理论研究和著述中，总是强调这三种商品经济类型的不同，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对于这三种商品经济的共性只简单地提及，而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共性只有少数人探讨过。其实，我国既然要发展商品经济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上述这些问题是不容回避的，应该深入加以研究。首先要研究这三种商品经济的共性和个性，考察它们的联系和区别；其次还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共性和个性，考察它们的联系和区别。

关于上述三种商品经济的共性，我国学者将之归纳为以下诸点：生产者的劳动采取价值形式，商品交换遵循等价原则，商品生产者具有本位利益，商品生产者进行自主经营，与货币经济共同存在，经济活动受市场调节，通行自由竞争原则，经济具有开放性，等等。对于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马克思作了经典分析，集中表现在他提出的两种流通公式上，前者为W-G-W（为买而卖），后者为G-W-G''''（为卖而买）。它们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前者建立在生产资料小生产者私有制和个体劳动的基础上，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追求使用价值以满足生产者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交换时贯彻等价原则，不发生价值增殖；后者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资本价值增殖，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剥削并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而等价交换仅仅存在于流通过程。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研究者总是强调它们的性质根本不同，如所有制、生产目的、作用和后果不同等等；至于它们的共同点，学者们很少论及。

但是，我国也有少数学者对此进行了探索。80年代初，卓炯作为我国最具创见的经济学家之一，首先提出“扩大商品生产”概念，为研究近现代商品经济理论，特别是为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共性开辟了一条拓荒之路。他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从简单商品生产到扩大商品生产。从逻辑形式来看，简单商品生产的对立物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如果把简单商品生产说成是小商品生产，那么它的对立物是大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都属于扩大商品生产，这是它们的共性，不同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因此，如果按生产资料所有制来划分，则是小私有制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注：卓炯：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M].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68-73.）”。可见，卓炯对商品经济发展历史进行划分时有两个标准，一是按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生产规模来划分，则有简单商品生产和扩大商品生产两种类型；二是按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来划分，则有前述商品经济的三种类型。他的创见和突破在于前一种划分，类似于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一样。按生产规模来划分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符合从过去的小商品生产到后来的大商品生产发展的历史过程。卓炯按生产规模划分商品经济类型的优点在于，既能把历史上的简单商品经济和后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区别开来，又能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共性寻找出来。但是，扩大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个共性，但却不能涵盖和概括它们的主要共性；它是考察它们共性的一个切入点，但并没有直接点击到它们的核心。

根据16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了研究和揭示商品经济发展各阶段的共性和个性、一般性和特殊性，在划分发展阶段或类型时，采用包容性较宽的用语似乎更好，可以首先把历史上迄今的商品经济划分为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济两个阶段。为了与发达商品经济相对应，可以把简单商品经济理解为不发达商品经济。

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这里涉及到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个概念的异同及其关系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曾经热烈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大同小异的两个概念。从这两个概念的主词商品和市场来说，它们是不可分离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通过市场实现，市场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没有商品就不会有市场出现，没有市场也就没有商品存在，所以商品和市场是一bìng＠①产生、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同一种经济关系的形式，在概念上并无实质性区别。但从这两个概念提出的过程来看，它们的含义又是有区别的。商品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之一。马克思恩格斯专门研究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制定了完整科学的商品货币理论，认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实质是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人们劳动通过产品交换而建立的一种生产关系的特殊社会形式。后来，列宁把人们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作为一种经济形式称之为商品经济。而市场经济概念则主要是西方经济学家使用的。20世纪20～30年代以后，比较经济学或比较经济制度学提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这两个对立概念，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说明二者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方式不同：资本主义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活动，称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用计划来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活动，称为计划经济。可见，市场经济的本质含义是指与计划经济相对立的、由市场及其机制来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或体制。即使从市场经济概念的这个含义来说，它与商品经济概念也是一致的，是专指商品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征。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是对同一关系——商品货币关系从不同角度考察而得出的不同用语：市场经济是从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方式来说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由市场机制调节人们劳动交换关系的市场经济。从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方式的角度来看的商品经济的这一含义说，那么它们就没有什么发展阶段的高低之分，说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的提法，其根据似乎并不能成立。然而，就市场经济概念提出的时间来说，实际上它指称是已经有400多年历史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与资本主义结合的发达的商品经济才称得上是市场经济，把资本主义以前的简单商品经济称为市场经济则比较勉强，充其量只能是不发达的、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所以，与资本主义结合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其实也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二者在发展阶段上是一致的。

在西方国家，发达的商品经济或发达的市场经济已经存在了5个世纪。在20世纪最后20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发达商品经济或发达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采取的经济形式。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济或发达市场经济的区别主要是：(1)在生产技术上，前者是建立在落后技术和手工劳动基础上的个体小生产；后者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和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2)在所有制上，前者是个体小私有制；后者是日益社会化的所有制，或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或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3)在存在领域上，前者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社会形态中不占主导地位，只作为附属经济成分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存在；后者则与资本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结合在一起，在全社会范围内存在。(4)在经济活动的目的上，前者是为了获得相等价值的使用价值，以保值为目的；后者是为了追求更大的价值，以价值增殖为目的。(5)在市场范围上，前者只形成狭窄的有限的地区市场，后者则形成广阔的完整的国内市场体系和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6)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前者是在自然经济统治下的小生产者的自由竞争和市场自发调节；后者是资本自由竞争和市场自发调节，并逐步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7)在生产规模上，前者以简单再生产为特征；后者以扩大再生产为特征。

上面讲的发达商品经济不同于简单商品经济的七个特点，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共同点或共性。它们的区别点或个性有：(1)所有制基础不同，前者是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后者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现阶段中国则是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2)追求价值增殖的目的不同，前者是为了资本家个人发财致富；后者是为了社会整体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3)在收入分配上，前者是少数资本家剥削大多数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并占有社会财富的大部分，劳动者仅获得维持生存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只占有社会财富的一小部分；后者在本质上是劳动者平等地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但在一定历史阶段允许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4)在社会后果和最终目的上，前者必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社会成员贫富鸿沟加深；后者发展趋势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对于已经存在了5个世纪历史的发达商品经济或发达市场经济如何划分阶段？过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由于划分依据不同而有多种发展阶段划分的序列；而单从发达商品经济或发达市场经济形式这一角度来划分阶段，则很少有学者做过。我认为，对它同样可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依据来划分发展阶段。如果从市场经济概念原来的含义，即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的方式来看的商品经济的角度，那么则可以依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方式的变化，把发达商品经济或发达市场经济的500年历史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1)从16世纪资本主义诞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方式基本上是由市场自发调节的，可以叫做市场调节主导的市场经济。(2)20世纪初，特别是20～3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方式除市场调节手段外，又有了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手段，可以叫做国家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前者可以理解为发达市场经济的近代形式，后者可以理解为发达市场经济的现代形式，或者叫做现代市场经济。当今世界客观存在的经济事实是：包括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约200个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实行市场经济形式，一些国家早已建立了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些国家已经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另一些国家正向市场经济转变。这就是说，除已经建立起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外，其余大多数国家正向建立发达市场经济的模式前进。总之，从当前实践和今后一段较长时期的发展趋势来看，发达的市场经济是当代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普遍的共同的形式。

三、资本和剩余价值也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共有范畴

前已说明发达市场经济是当代世界各国共同的经济形式，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不相同，那么，它们有没有共有经济范畴呢？当然，首先因为它们都实行市场经济形式，不言而喻，商品经济一切范畴，如商品、价值、货币、市场等等都是它们的共有范畴。可是，《资本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核心范畴，如资本和剩余价值能否成为发达市场经济的共有范畴并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资本和剩余价值是现达市场经济共有范畴的问题在实践中已经解决。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范畴已经正式载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做是否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当代实践新发展出现的这个问题，因为已经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进行理论概括的时代，我们既不应该要求前人那时就做出完全符合现在实际的回答，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受前人结论的束缚而不再进行符合时展要求的探索。因为马克思《资本论》的任务是揭示19世纪中叶以前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他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和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特征的意见只是一种科学预测，这些预测应该接受实践检验，并根据新的实践加以发展。这样做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恰恰在于，《资本论》为我们解决当前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和据以前进的出发点。马克思是运用辩证逻辑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和特殊相结合是一个重要方法，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的分析之中。当我们考察马克思对资本和剩余价值这两个范畴本身进行分析时，发现它们又有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

关于资本。资本的一般性是指它是一种能够增殖的价值。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研究了资本范畴的一般规定性。在他看来，“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但是他在分析资本这种生产关系时，首先撇开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在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上，从流通过程的层面上，分析了资本的属性。马克思在讨论货币转化为资本时，为了发现作为资本的货币和作为货币的货币的不同，认为应该“先考察资本的一般规定”。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一个价值额，也是货币，但与单纯的价值不同，与单纯的货币也不同，资本的一般规定就在于，它作为价值成了运动的主体，在运动过程中通过劳动保存自己，并使自己“增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510.）。《资本论》第1卷第4章在研究“资本的总公式”时，在叙述“劳动力的买和卖”之前，从比较资本流通公式和简单商品流通公式的区别入手，从价值流通过程的角度，揭示了资本的一般规定性，说：“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176.）《资本论》第2卷第4章在谈到“资本是一种运动”这一观点时给资本下了一个定义：“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122.）资本的这一完整定义，显然有两个层次，首先它是一种自行增殖的价值，其次它是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建立在剥削雇佣劳动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前一层次可以理解为资本的一般属性，后者可以理解为资本的特殊属性。资本的特殊性是指它是资本家所有的和进行生产的条件，是剥削和占有雇佣劳动者剩余劳动的手段，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资本的特殊性的含义从生产过程的角度，解决了资本作为能够增殖的价值是怎样增殖的，其来源是什么的问题。《资本论》第3卷最后一篇从社会历史的高度指出：资本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版，920.）所以，说资本是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殊属性的范畴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原意的。

关于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一般性就是马克思说的“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251.）。这是对剩余价值一般性的经典解释。马克思还说过，如果我们把剩余价值、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版，990.）这表明马克思本人也主张对剩余价值这些范畴进行抽象，发现它们的一般性并成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的共有范畴。当然，马克思讲得最多的是剩余价值的特殊性，即它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雇佣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体现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自己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往往在资本的一般性即能够增殖的价值的含义上使用资本范畴，说明其他社会形态里的经济现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经常提到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古老的资本形式。尽管那时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却使用了商业资本、生息资本（高利贷资本）等这类用语，以说明它们也是一种能够增殖的价值，从而拓展了资本范畴的适用范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全国解放前后也经常在一般含义上使用资本范畴，用来说明革命胜利后的经济现象。认为建国后“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分析东北经济情况时，为了与“私营资本”范畴相对立，提出了“公营资本”范畴，还使用了“国家资本”概念。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经济政策方面规定：“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版，8.）在这里，使用了“国家资本”概念。1950年1月，中苏两国在新疆合资设立金属和石油公司，刘少奇给的报告谈到双方出资问题时，使用了“资本”、“中国资本”、“苏联资本”等概念（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版，98.）。可见，建国前后，我国重要文献和党的领导人并不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特有范畴而忌讳使用它，而是在通常一般意义上即企业经营所需本钱、资金来理解它的。

后来对资本、剩余价值等范畴作绝对化理解，拒绝在一般性上使用它们的始作俑者，是斯大林主持编写的、于1954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本教科书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这一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部分中，只强调资本范畴的特殊社会性，完全否认它们具有一般适用性；在社会主义部分中，宣布“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生产价格、雇佣劳动、劳动力价值等等表现资本主义关系的范畴已经消失”（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M].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435.），甚至认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等范畴也不复存在了。取代它们的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公共财产、生产资料、产品等大量物质形态的范畴；因为还承认有商品、货币存在，也使用了一些价值形式的范畴，如基金（生产基金、流通基金）、货币资金、赢利、成本、价格、社会纯收入等等。可见，教科书作者试图用一整套全新的范畴代替《资本论》中的范畴，以表现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苏联教科书的这些观点和作法，深深地影响着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理论界。

在这里，不应该忘记那时及其后我国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方面进行的探索和做出的贡献。首先要提到的是无产阶级理论家，在庐山罢官之后的1963年，在深入钻研《资本论》及其科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关系两重性学说（注：文集[M].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版，441-461.）。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两重性以及内在矛盾的发展规律”是《资本论》研究的主题；并认为《资本论》是“解剖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典范”。他还认为，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特殊形态中揭示出生产一般，不但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而且也指出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以及适用于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因此，《资本论》中的许多范畴，除表现资本主义特殊以外，还表现出社会化大生产的共性，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他针对苏联教科书在社会主义经济学中绝对排斥《资本论》范畴的作法，尖锐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人企图用全新的概念和范畴去代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一切概念和范畴，这种尝试，看来没有十分必要，而且也难以成功，因为这些概念和范畴除了表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以外，还表现社会生产的一般性。”还要提到的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他在60年代初也对苏联教科书进行了严肃批评，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这里只提及一点，即剩余价值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他说：“依照我的逻辑，既然承认‘剩余产品的价值’的说法，那么，甚至剩余价值一词也可以采用。”（注：孙冶方：社会主义经齐论稿[M].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189.）卓炯在80年代初，更系统地提出关于扩大商品经济的共有范畴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同属扩大商品经济，资金、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等等是它们的共有范畴。对于剩余价值，他坚持马克思所说它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物化的剩余劳动的理解。他认为剩余价值有两重性：作为劳动过程的剩余价值是一个经济效果问题，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剩余价值才是一个剥削问题。他这一观点在经济学界引起很大争论，现在已被多数人所接受。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范畴，资金才是扩大商品经济的共有范畴。这就是说，资金作为扩大商品经济的共有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剥削工人的资本，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则表现为发展生产、增进社会福利的“社本”（注：卓炯：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M].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77-82.）。卓炯用“社本”与“资本”相对立，后来还有人用“公本”与“资本”相对立，多数人用“资金”与“资本”相对立，这表明前人在对“资本”是否现达市场经济的共有范畴这个问题上的探索是多么艰难。

我认为，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根据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现阶段世界各国仍然并将继续处于发达市场经济阶段，资本和剩余价值是它的一般性的共有范畴；与此相联系，由它们派生的许多范畴，以及相关的经济理论、经济规律也具有一般性和共同作用。当然，在不同基本经济制度下，它们又具有特殊性，其内含、性质、表现会有所不同，运用于实践时的作用、后果也会不一样。其理由简单归纳如下：

首先，这是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科学方法论得出的结论。马克思研究方法中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辩证分析方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这一方法说明，事物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是结合在一起的，一般性是特殊性的基础，特殊性是一般性的表现。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研究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但资本主义经济又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因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必然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的方面，另一是撇开资本主义特殊性的关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的方面。正是后一方面，为我们现在研究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必须指出，在马克思时代，他没有预见到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况，也没有预见到现代社会主义国家还要保留和发展商品经济。所以，我们现在提出将商品经济划分为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济或发达市场经济两个阶段，以及资本和剩余价值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共有范畴等等，并不是马克思原来就有的观点，而是根据马克思提供的方法论研究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实践而得出的认识。

其次，这是对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际做出的概括。当代世界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有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另一些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有些国家属于经济发达国家，而大多数国家则属于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或体制，像资本、利润（剩余价值的现象形式）是普遍通用的概念。既然各国普遍实行市场经济，那么，它们必然奉行市场经济理论，遵守市场经济规律，实行市场经济政策，因此，市场经济理论中的一些范畴和规律，必然成为各国经济学的共有范畴和规律。像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使用的商品、价值、货币、市场和资本、剩余价值这些基础范畴，可以为现达市场经济继承和使用，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还要指出的是，目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像资本、利润（剩余价值）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并且进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这是客观事实。理论界要做的，是对这种实践做出马克思主义的概括和阐释。所以，本文的上述概括，并不是单纯的理论推导，而是对当代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实践做出的符合实际的理论概括。

最后，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第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生产目的是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此不仅要扩大再生产，而且要追求经济效益，增加资金积累，因此资本或资金的保值增殖是国家和企业的重要任务。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是增殖的价值、剩余价值是物化的剩余劳动这些一般含义，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应该大胆地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第二，我国现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用现达市场经济通行的理论和范畴是很自然的事。我国现在有各种所有制企业，除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外，还有国家控股的、各种所有制互相参股的股份制企业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对于各种所有制企业，特别是混合所有制企业来说，进行经营活动和建立经济联系，必须有统一的经济范畴、概念、用语、指标，否则将寸步难行。在一个企业内部或企业之间，如果对于国有、公有经济成分使用“资金”、“社本”、“公本”，对于私有经济成分使用“资本”，这将如何具体操作？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的经济，不仅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发展“三资企业”，而且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国际经济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打交道等等。如果我们的经济范畴不与国际经济接轨，自立一套范畴，这又将如何操作？可见，我国推进改革开放建设事业，迫切要求我们提出一套符合现达市场经济的范畴，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谈得上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

各国范文篇9

各国党员怎样向党组织交纳党费？

从世界政党的范围看，有三种交纳党费的制度：

第一种叫全员交费制。即全体党员都按个人收入的一定比例定期向党组织交纳党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党都实行这种制度，只有少数政党例外。如美国的两党――共和党和，党员就没有交纳党费的义务，也没有党费一说；日本自民党只有很少的党员交纳党费；英国工党则由工会交纳集体党费。

实行全员交费制的政党大多明文规定了每个党员应该交纳党费的数量。例如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规定，党员入党时要交纳3马克的入党费，平时则按照其月收入的比例缴纳：1000马克交纳4马克，2000马克交纳5马克，3000马克交纳7.5马克，4000马克交纳15马克，5000马克交纳30马克。凡收入5000马克以上者，每1000马克增交10马克。低收入和无收入的党员每月交纳2马克。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也是全员交费制度。按1998年的规定：党员工资收入每月在400元以下交纳工资的0.5%，400？600元交1%，600？800元交1.5%，800？1500元交2%，1500元以上交纳工资总额的3％；下岗待业依靠抚恤和救济为生的党员、领取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的党员及农民党员每月交纳党费2角；没有经济收入或交纳党费有困难的党员，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支委同意可以免交党费。

第二种交纳党费的制度叫特定义务制。即只有党的部分核心党员才有交纳党费的义务，如日本自民党，定期交纳党费的党员只占党员总数的2.5％。

第三种交纳党费制度叫报偿制。即由政党提名和支持的候选人当选为议员或被任命为官员后，要定期向党组织交纳一笔钱作为报答。美国两党就以此作为政党收入的一个来源。一些社会，除党员义务交纳党费外，受到任命和得到职位的党的领导人也被要求向党交纳税金作为对党的报偿。在德国和印度，要求候选人为自己选举和其政党的金库倾其所有。

个人和团体怎样对政党进行捐赠？

自从政党问世以来，接受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捐助就是政党筹资的一个重要手段。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一般都不拒绝这种手段。只是对无产阶级政党而言，捐赠是自愿的无私的奉献，党只把它作为额外的补充收入，像我们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党的领导人就有把稿费或自己的积蓄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的传统。而资产阶级政党则把它作为筹资的最主要手段，途径也五花八门。

像“政党聚餐会”，就是政党向个人募捐的一种方式。它利用各种聚餐会形式邀请各方人士捐款，如韩国全斗焕执政期间，就经常举办“大宴会”（有酒水）或“小宴客”（无酒水），直接点名邀请一些大企业集团的会长赴宴。这些会长当然知道“主人”的用意，他们心照不宣，都会当场开出10亿韩元（800韩元约合1美元）左右的支票，把它交给全斗焕作为政党政治资金。再如美国的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当年他通过电视向53个城市的共和党的晚餐会发表演说，一次就为他的党募集了400万美元。

面向个人的政党募捐还有用信函、电视报刊广告，或者干脆挨门逐户登门造访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式以全民为对象，虽然从每个人那里得到的钱很少，但积少成多，最终数目也很可观。像美国，当年在罗斯福竞选总统时，就曾发起过“为罗斯福捐一元钱”的活动，这一活动还真筹集到不少钱。

当然，对政党来说，最幸运的事是在筹款时，撞上一只“肥猫”（专指对政党捐出大数额款项的人），如美国的约翰？洛克菲勒夫人在洛克菲勒竞选总统提名阶段，曾多次捐款，共计140多万美元。但是，随着政党胃口的膨胀和权钱交易危险的存在，大多数国家都制定法律，严格限制个人和公司直接捐赠给候选人的金钱数量，努力控制“大钱”在政治中的影响力，像美国目前规定，个人可以直接捐赠给候选人的款额最多不能超过1000美元。

于是专门负责捐款事宜的组织应运而生。这些组织分两类：一类是拿着空口袋找钱的。这是政党内部设立的筹款组织，主要是党中央和各级地方的竞选委员会，以及各种名目的这会那所。如1972年美国共和党专门成立了支持总统连选连任委员会，为尼克松筹措了5000多万美元。日本自民党内各派系均有常设的筹募资金的组织，像“新政治调查会”、“近代政治研究会”、“政策研究所”等，实际上都是筹款组织。另一类是扛着钱袋送钱的组织。这是党外支持政党的捐款组织。如劳工界的工会、企业界的雇主协会等，都是各政党经费的主要捐助者。像英国工会就专门设立了工会政治基金，主要用途便是资助工党。英国保守党是个富户，它的财源主要来自企业界，保守党经费95％来自捐赠，其中70％是由大的工商组织提供的，像“英国联合企业家”、“工业目标”、“经济同盟”、“政治研究中心”等组织，都是长期向保守党提供捐赠的组织。

国家怎样对政党进行资助？

在政党政治中，有一个人人皆知的游戏规则：谁向一个政党提供经费，谁就可以影响该党的政策。因此，在利益、金钱和权力之间存在着一种危险，那就是利益驱动金钱，金钱收买权力，权力补偿利益。这种危险的发生既会吞噬国家的权威，也会败坏社会风气，更会使政党声名狼藉。因此，大多数国家为使政党活动规范化和利于政党政治的有效运作，防止政党因财政原因过分依赖于某一势力，而最终被该势力所左右，都做出规定，由国家通过财政拨款给政党提供资助。例如，德国1994年1月1日生效的政党筹资法规定，政党在联邦议会、欧洲议会及州议会选举中，每得到一张选票，就可以从国家拿到1.3马克的补贴。如果选票超过了500万张，超出的票数每票补贴1马克。除此之外，政府还提供平时的补贴，补贴金额依各党所得到的党费和捐赠金额的50％拨款。意大利的政党凡在2/3以上的选区提出候选人就可以得到政府拨给的竞选费用，在选举揭晓后还可按得票数从政府领到选举补助金。美国根据联邦竞选法的规定，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至少可以从国家得到2000万美元的资助。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活动经费的一部分也是由国家财政拨款资助的。

各国范文篇10

各国党员怎样向党组织交纳党费？

从世界政党的范围看，有三种交纳党费的制度：

第一种叫全员交费制。即全体党员都按个人收入的一定比例定期向党组织交纳党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党都实行这种制度，只有少数政党例外。如美国的两党――共和党和，党员就没有交纳党费的义务，也没有党费一说；日本自民党只有很少的党员交纳党费；英国工党则由工会交纳集体党费。

实行全员交费制的政党大多明文规定了每个党员应该交纳党费的数量。例如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规定，党员入党时要交纳3马克的入党费，平时则按照其月收入的比例缴纳：1000马克交纳4马克，2000马克交纳5马克，3000马克交纳7.5马克，4000马克交纳15马克，5000马克交纳30马克。凡收入5000马克以上者，每1000马克增交10马克。低收入和无收入的党员每月交纳2马克。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也是全员交费制度。按1998年的规定：党员工资收入每月在400元以下交纳工资的0.5%，400？600元交1%，600？800元交1.5%，800？1500元交2%，1500元以上交纳工资总额的3％；下岗待业依靠抚恤和救济为生的党员、领取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的党员及农民党员每月交纳党费2角；没有经济收入或交纳党费有困难的党员，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支委同意可以免交党费。

第二种交纳党费的制度叫特定义务制。即只有党的部分核心党员才有交纳党费的义务，如日本自民党，定期交纳党费的党员只占党员总数的2.5％。

第三种交纳党费制度叫报偿制。即由政党提名和支持的候选人当选为议员或被任命为官员后，要定期向党组织交纳一笔钱作为报答。美国两党就以此作为政党收入的一个来源。一些社会，除党员义务交纳党费外，受到任命和得到职位的党的领导人也被要求向党交纳税金作为对党的报偿。在德国和印度，要求候选人为自己选举和其政党的金库倾其所有。

个人和团体怎样对政党进行捐赠？

自从政党问世以来，接受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捐助就是政党筹资的一个重要手段。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一般都不拒绝这种手段。只是对无产阶级政党而言，捐赠是自愿的无私的奉献，党只把它作为额外的补充收入，像我们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党的领导人就有把稿费或自己的积蓄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的传统。而资产阶级政党则把它作为筹资的最主要手段，途径也五花八门。

像“政党聚餐会”，就是政党向个人募捐的一种方式。它利用各种聚餐会形式邀请各方人士捐款，如韩国全斗焕执政期间，就经常举办“大宴会”（有酒水）或“小宴客”（无酒水），直接点名邀请一些大企业集团的会长赴宴。这些会长当然知道“主人”的用意，他们心照不宣，都会当场开出10亿韩元（800韩元约合1美元）左右的支票，把它交给全斗焕作为政党政治资金。再如美国的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当年他通过电视向53个城市的共和党的晚餐会发表演说，一次就为他的党募集了400万美元。

面向个人的政党募捐还有用信函、电视报刊广告，或者干脆挨门逐户登门造访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式以全民为对象，虽然从每个人那里得到的钱很少，但积少成多，最终数目也很可观。像美国，当年在罗斯福竞选总统时，就曾发起过“为罗斯福捐一元钱”的活动，这一活动还真筹集到不少钱。

当然，对政党来说，最幸运的事是在筹款时，撞上一只“肥猫”（专指对政党捐出大数额款项的人），如美国的约翰？洛克菲勒夫人在洛克菲勒竞选总统提名阶段，曾多次捐款，共计140多万美元。但是，随着政党胃口的膨胀和权钱交易危险的存在，大多数国家都制定法律，严格限制个人和公司直接捐赠给候选人的金钱数量，努力控制“大钱”在政治中的影响力，像美国目前规定，个人可以直接捐赠给候选人的款额最多不能超过1000美元。

于是专门负责捐款事宜的组织应运而生。这些组织分两类：一类是拿着空口袋找钱的。这是政党内部设立的筹款组织，主要是党中央和各级地方的竞选委员会，以及各种名目的这会那所。如1972年美国共和党专门成立了支持总统连选连任委员会，为尼克松筹措了5000多万美元。日本自民党内各派系均有常设的筹募资金的组织，像“新政治调查会”、“近代政治研究会”、“政策研究所”等，实际上都是筹款组织。另一类是扛着钱袋送钱的组织。这是党外支持政党的捐款组织。如劳工界的工会、企业界的雇主协会等，都是各政党经费的主要捐助者。像英国工会就专门设立了工会政治基金，主要用途便是资助工党。英国保守党是个富户，它的财源主要来自企业界，保守党经费95％来自捐赠，其中70％是由大的工商组织提供的，像“英国联合企业家”、“工业目标”、“经济同盟”、“政治研究中心”等组织，都是长期向保守党提供捐赠的组织。

国家怎样对政党进行资助？

在政党政治中，有一个人人皆知的游戏规则：谁向一个政党提供经费，谁就可以影响该党的政策。因此，在利益、金钱和权力之间存在着一种危险，那就是利益驱动金钱，金钱收买权力，权力补偿利益。这种危险的发生既会吞噬国家的权威，也会败坏社会风气，更会使政党声名狼藉。因此，大多数国家为使政党活动规范化和利于政党政治的有效运作，防止政党因财政原因过分依赖于某一势力，而最终被该势力所左右，都做出规定，由国家通过财政拨款给政党提供资助。例如，德国1994年1月1日生效的政党筹资法规定，政党在联邦议会、欧洲议会及州议会选举中，每得到一张选票，就可以从国家拿到1.3马克的补贴。如果选票超过了500万张，超出的票数每票补贴1马克。除此之外，政府还提供平时的补贴，补贴金额依各党所得到的党费和捐赠金额的50％拨款。意大利的政党凡在2/3以上的选区提出候选人就可以得到政府拨给的竞选费用，在选举揭晓后还可按得票数从政府领到选举补助金。美国根据联邦竞选法的规定，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至少可以从国家得到2000万美元的资助。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活动经费的一部分也是由国家财政拨款资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