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范文10篇

符号学范文篇1

本文作者：陈泽辉工作单位：黄河科技学院外语学院

与顾客建立亲密的顾客关系，使顾客满意，建立顾客的品牌忠诚度是直接导致产品盈利的有效手段，因此广告传递的产品信息、品牌精神只要得到消费者的正解，当消费者接触到广告的时候能支持赞同广告中的主要信息就能引领消费者的消费忠诚。而可口可乐公司的早期广告策略和营销策略正是重视了对品牌的重视和悉心呵护。1886S’-1920S’可口可乐广告语侧重“能指”1886年请喝可口可乐1904年新鲜和美味1905年可口可乐-保持和恢复你的体力1906年高品质的饮品1907年可口可乐———带来精力，使你充满活力……1886年第一瓶可口可乐问世，可口可乐第一次为人所知:需要更多的人去品尝到可口可乐，“请喝可口可乐”成为其活动的主题。之后的十几年里，虽然不时会有新的广告语出现，但依然是从产品的功能层面去宣传：解渴、好味道、清凉。如：新鲜、美味、满意，就是可口可乐；口渴时的享受等。这一阶段广告的诉求点在于产品自身的特质。从符号学的意义上讲，就是注重它的“能指”，即产品的物理性质，广告中传递了更多实用以及与消费者的需求相关的信息，这种广告策略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广告所关心的人们的最底层的针对生理上渴了就喝可口可乐的需要也不谋而合。任何“能指”是“所指”的载体，是“所指”和“意义”的发展雏形。1920S’-1930S’可口可乐广告语过渡到侧重“所指”1920年可口可乐———一个好东西从九个地方倒入一个杯子1922年口渴没有季节1923年口渴时的享受1926年口渴与清凉之间的距离———可口可乐1935年可口可乐———带来朋友相聚的瞬间1937年美国的欢乐时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可口可乐的产品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认知，广告语越发趋于感性，在功能性的诉求基础之上，增添了更丰富的内含，如欢乐、友谊，充满友谊的生活，幸福的象征等。但这时期仍是产品推广阶段，真正的品牌地位还未完全建立起来。根据马斯洛层次理论对情感需要所述，这一层次的需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友爱的需要，即人人都需要爱情、友情、亲情，渴望爱与被爱；二是，归属的需要，即人都有一种归属于一个群体的情感，希望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并相互关心和照顾。情感需要比生理需要更为细致，它和一个人的生理特性、经历、教育、宗教信仰有关系。可口可乐公司开始试图将可口可乐与欢乐、友谊、幸福这些美好的字眼联系起来，可口可乐对消费者的感化便由简单的推出产品向“所指”转化，将它与其他美好的事物挂钩，给可口可乐赋予更感性的含义。此时期可口可乐的广告将消费可口可乐当做与朋友同事共享美好时光的符号。

二战时期可口可乐广告语与建构“美国精神”象征符1941年工作的活力1945年充满友谊的生活，幸福的象征世界友谊俱乐部———只需5美分……二战时期是可口可乐品牌形象上升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可口可乐公司通过以5美分的低廉的价格出售给军队，并随着美军的作战而流向海外、建立海外加工厂。可口可乐凭借这次成功的营销手段成为了美国人的首选饮料，可口可乐的品牌知名度大幅提升，品牌形象也初见轮廓。这一时期可口可乐的制胜之举就是这次成功的营销策略，事件营销是企业形象提升的关键契机，对于美国国内消费者而言，二战时期可口可乐塑造了爱国、民族主义的正面品牌形象。二战后期可口可乐与美国文化内涵的融合1945年美国方式的世界性标志———可口可乐1950年沿着公路走四方1951年好客与家的选择1956年可口可乐———使美好事情更加美好，轻轻一举，带来光明1961年可口可乐，给你带来最佳状态……二战后期美国经济全面繁荣、高速发展，可口可乐的品牌也在快速成长。可口可乐公司赋予其产品“美国方式”的内涵，可口可乐与麦当劳成为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可口可乐公司在这一时期对其品牌的打造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将可乐与美国人的“友好”、“好客”、“热情”以及美国的大国形象联系在一起。经济的发达给美国公民的民族自尊心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因而这一时期可口可乐广告语中更多体现了个人最高层次的需要，鼓励人们特别是男人为实现个人理想、抱负，把个人能力发挥到最大程度，满足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的需要。也就是说，人必须干称职的工作，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受到最大的快乐。经济全球化中可口可乐与全球战略1989年挡不住的感觉1993年永远是可口可乐1995年这是可口可乐1997年每刻尽可乐，可口可乐……1998年看足球，齐加油，喝可口可乐团结就是力量尽情尽畅，永远是可口可乐1989年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可口可乐公司开始了可口可乐的全球布点战略，可口可乐公司开始和奥运会、体育明星合作，到了新世纪之交前后，可口可乐更进一步的细分了目标消费者群体，将目标群体锁定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群体，产品广告以运动时尚作为主调。后工业社会，产品不断被模仿、批量生产，同质化显现已经很严重，可口可乐公司不得不面对日益严峻的竞争力，例如后起的百事可乐公司。此时产品本身已经不能保持其独特的销售优势，产品本身的无差异或是细微差别，很难让消费者直接感知，因此广告就成为使产品、品牌和企业具有差异和个性化的介质。由于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媒体的普及，消费者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普通消费者现实生活中对体育、音乐、电影的频繁触及使得消费者对明星的追捧曾登峰造级，借助明星的知名度和时代感可以给可口可乐品牌符号中注入新鲜、时尚和活力的元素。

可口可乐百年经典广告人物符号特征分析在1900年可口可乐刚刚进入药房时期的广告中，平面广告中的人物往往选取的是中产阶级以上的贵妇人作为人物形象，图片中人物身着维多利亚时代雍容华贵的礼服，姿态端庄。广告中人物往往只有一位优雅的女性，表情单一。而30年代以后广告中出现了男女共同休闲的画面，普通平民角色开始被当做人物符码运用到广告之中，广告中人物之间呈现出的是友好平等的人际关系，广告中男女同乐的场面，男性通常穿着工作服，并随意的戴着工作帽、卷着袖口，不同于前一时期女性高高在上的一丝不苟、规规矩矩的形象。1941年可口可乐公司做了一副关于圣诞老人的招贴画，这幅广告招贴画显示了可口可乐圣诞老人的容貌，以经典的红色第一次为圣诞老人树立了现代的形象。可口可乐也因为借助圣诞老人的新形象更加地深入人心。二战时期可口可乐广告以高大的美国大兵作为广告中的主角，塑造爱好和平的品牌形象并以此赢得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好感。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可口可乐成为奥运会最早的赞助商，其中一则经典的广告是将游泳健儿作为广告主体，开始了可口可乐与奥运、与运动形象相关的企业形象。1994年电脑制作了一则北极熊手持可口可乐的动画广告，深受消费者喜爱。电脑动画算是当时时代尖端潮流，可口可乐以此展示自己永远站在世界潮流的尖端。在中国，可口可乐公司分别聘请了张柏芝、谢霆锋、容祖儿、潘玮柏、房祖名和刘翔在内的娱乐明星和体育明星为其保持企业形象，引领品牌忠诚度。通过对这几个时期可口可乐经典广告中的人物形象的纵向比较，就能够得到广告商在制作广告中对目标消费者的划分。在早期，选用贵妇形象作为女主角，其一，是因为这一形象符合当时社会中流行的审美标准；二是，因为选用贵妇形象就是为了吸引这一部分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来品尝。因为在工业革命前5美分一杯的价格不是每个普通群众都能接受的。而在工业革命以后工人阶级的数量猛增，成为日常消费品中的主要人群，因此可口可乐选用工人作为主角自然有它的深意。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可口可乐已经具备了一个作为汽水饮料行业老大的资本和资历，因而挖掘出产品时尚、健康的新意，选用当红明星便是可口可乐公司传递其符号意义的动机[2]。可口可乐百年经典广告情境符号特征分析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曾经指出，语言符号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传播活动的全部意义，交流的所得，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语境。传播情境的意义在外延上主要包括：二人对话进行的场景，如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无他人在场等等，当然广义上也包括传播活动的参与人所在的群体、组织、制度、规范、语言、文化等较大的环境。早期的可口可乐广告是为了培养中产阶级消费习惯而制作的，因此广告中通常选取的场景是咖啡馆、沙龙或者中世纪的精致装饰的马车，此情境符号也向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传递着种种符合中产阶级消费习惯的场景和活动背景。而20世纪20至3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在美国的深入发展，美国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和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于5美分的价格定位完全能够接受，对于由于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出现的这一大部分的消费群体，可口可乐公司在此期间做出的广告中的广告情境大多为工作间歇时分，与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更容易产生共鸣。而在二战中可口可乐公司抓住了美国人都关心和牵挂的战争来作为广告的大背景，这种关心国家命运、塑造正义爱好和平的美国大兵的形象符合美国人的价值取向。而到了现代社会，产品的同质化愈发严重，产品和品牌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广告必须赋予产品更多的个性才能体现产品和品牌本身的差异化。市场也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企业开始将注意力更多的集中于对消费者的研究，消费者市场的市场细分变得愈加重要，在国际化转型时期，可口可乐为了能渗透到本土，会选取本地居民有情感共鸣或者共同生活经验的背景活动作为广告中的情境符号。

这篇论文解决的问题是：从符号学的视角，参考让•鲍德里亚等国内外长久以来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可口可乐百年广告史为例，分析阐述消费社会中，广告符号是怎样运用到具体的品牌构建之中的。事实上，广告对消费主义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广告诱导着消费者追求商品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

符号学范文篇2

一、符号学概述

(一)符号学的概念

对于这个问题，学者没有统一的回答。学者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符号学的涵义，并运用自己界定的符号学含义来研究各种问题。即使如此，符号学家还是清楚自己的研究领域，那就是专门研究符号及其意指活动规律的科学。简言之，符号学即是研究符号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符号学的范围极其广泛，它包括从对动物的交流行为的研究到对人类社会交流行为的研究，还包括美学和修辞学等指示系统的分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符号学是指研究符号，特别是研究关于语言符号的一般理论的科学，主要研究符号的本质、符号的发展规律，符号与人类各种活动的关系，符号与人类思维的联系的一门学科。一般认为包括了民谣学、人类学、叙事学、神话分析、艺术符号学及较为近代的电影符号学、建筑符号学。狭义符号学可进一步划分为基础概念与具体概念。所谓基础概念是指专门研究作为客观现象的“符号”的本质及规律的学科，是较为抽象层面上的学科，是对各种符号现象的总的认识；具体概念指的是研究某一具体领域的符号现象的学科，比如说语言符号学、人类符号学等。

广义符号学除包括其狭义部分外，还包括各类侧重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际理论研究。其范围较通行符号学用法远为广阔，把符号学视为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总体革新策略之泛称。(广义)符号学与其说是具体理论学说，不如说是人文科学理论革新中的特定思考及运作方向。符号学家将这个意义上的符号学称为一门跨学科的元科学。所谓跨学科是指符号学融合了逻辑学、语言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以及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方法和研究成果。所谓元科学，是指符号学家将符号学视为方法的方法。符号学家对符号学方法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有逻辑主义的、有结构主义的、有解构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符号学，一般认为索绪尔倡导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和皮尔斯式的符号学是两种基本的方法。

(二)符号学的几个特征

首先，符号学以语言学的研究构架为主要方法。第一次把对符号的研究当做一门新学科提出的，是瑞士语言学家F.索绪尔。他在其对现代语言学发生深远影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预言将有一门专门研究“符号系统”的学科出现，并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为其做了初始的理论准备。索绪尔创立的现代语言学有以下几个特点：共时性的研究方法。索绪尔把之前着重研究语言的历时性方法转换为更强调语言的共时性研究，即研究的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的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这种方法强调语言当前的结构属性，把语言视为一种结构，通过对这个结构的研究来试图揭示语言的性质。语言和言语。索氏通过共时性的方法把语言现象作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语言是一种稳定的体系，是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默契和普遍遵守的一系列规则；而言语则是指发生在具体某个人身上的一次次语言行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言语，两者的区分使语言学深入到了语言的本质：语言符号系统中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构成的内在秩序和规律。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和意指(signification)。能指就是单词的词形或词音，即表示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的语言符号；所指则是单词所表示的对象或意义，即单词的思想要素、概念；意指用来表示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从能指到所指的一种作用过程，正如巴尔特所述，其“可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这一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意指就是一种通过能指和所指两元素的相互作用探寻意义的过程。这样，语言就是这两元素所构成的一种符号系统，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索绪尔意识到有一个更大的关于各种符号问题的科学领域，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学科的一部分，而且它是最高级的符号科学，是这门科学的模型。

其次，文化人类学为符号学提供了部分研究对象，开启了符号学的扩张之路。由于文化人类学与符号学都关心话语中影响个体言语的文化习惯(风俗，习惯，沉淀在集体的言语活动实践中的动因等)，所以它们在这些方面多有交叉。而对于主导话语的跨文化形式即叙事文形式的规律性研究。早在符号学介入之前就由文化人类学家们开始了。法国人类学家斯特劳斯把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观点引入到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使之成为符号学的一部分。斯特劳斯认为，社会是由文化关系构成的，而文化关系则表现为各种文化活动，即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思维活动。这一切活动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因素：信码(符号)，不同的思想形式或心态是这些信码的不同的排列和组合。通过对亲属关系、原始人的思维形式和神话系统等符号的系统研究，试图找到对全人类普遍有效的思维结构及构成原则。随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1928年出版的《俄国民间故事形态学》，于60年代初被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符号学的研究。格雷玛斯就在其基础上深入而又全面地研究了叙事语法，提出了完整的既可用于文学叙事文又可用于社会叙事文的符号学理论，符号学完成了对人类学的全面渗透。此后，符号学的方法开始盛行，完全超出了原先的语言学的范畴，向文学、叙事学等人文学科全面扩张。

最后，在哲学方面，符号学在结构主义理论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符号学从一开始就与结构主义思潮绞合在一起。正如霍克斯所说，“大体说来，符号学的疆界(如果它有的话)和结构主义接壤：两个学科的兴趣基本上是相同的”。实际上，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诞生几乎是同步的，发轫于结构主义思潮的索绪尔语言学及后来的符号学理论，又反过来给予结构主义以特别深刻的影响。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引发出结构主义重分析结构的方法，索氏认为语言不是如词典式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是各种因素间关系的系统；而言语是个别性的，是创造的产物，这种区分体现了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语言(即系统)是一种自主的、自我满足的体系，它不与外界的实体的事物发生关系，其最终目标是永恒的结构。其对能指和所指的区分也体现了结构主义对“意义”的追求：结构主义感兴趣的是事实背后的意义，索绪尔认为声音和书写形式仅仅是传递意义的符号，任何符号如果没有意义，就不是语言。他对于符号及其构成关系的强调，导致后人建立了“符号学”。再者，索绪尔的研究方法共时分析体现了结构主义的另一个基本思想，语言符号的识别只能通过它与其他语言符号的关系和差异。实质上，符号学之所以能从语言学发端并向多种人文学科穿透，其有力的工具正是结构主义的思想，它是形形色色的符号系统能够统一在一起的哲学底蕴。

(三)符号学的方法论意义

符号学之所以可以被当做一门跨学科的元科学，广泛渗透于人文学科，源于其在狭义和广义上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在狭义上，符号学以符号这一客观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符号的构成及其规律。而在各种人文学科中，符号的影子无处不在，各自人文现象都可以分解成能指和所指元素及其相互作用(意指)，任何社会活动的规则就在于其有所意指这一事实。这一现象可以在哲学上找到合理的解释，按照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理论，动物只有感应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对外界刺激会直接作出反应，而人却进化出了夹在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符号系统，因而“对外界刺激的回答则是延缓了的——它被思想的缓慢复杂过程所打断和延缓”。这表明，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现象必然会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为符号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平台。符号学在这个意义上的运用可以称为本体论上的运用。

在广义上，符号学表现为一种以全面跨学科策略为特征的研究和思考方向，侧重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际理论研究。这种定位奠基于其结构主义的哲学底蕴之上，符号学基于结构主义的方法，开拓了新的理论研究方法，抛开以往只关注单个事物历史变化的做法，注重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对比关系，强调在各元素之间的差别之上追寻意义。正是这种结构主义的哲学方法，充当了符号学强力扩张的利器，使其在多种学科中得以广泛应用。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方法论上的运用。

二、符号学与法学的契合

(一)符号学法学的几个影像

将符号学的方法运用于法律领域，就有了符号学法学。系统地将符号学应用于法律研究是上世纪的事，开创人包括卡林诺维斯基、格雷马斯、兰多维斯基和阿尔努依德等。而形成理论规模的符号学法学只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杰克森和美国的卡尔文森。前者沿袭了欧洲大陆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后者发展了皮尔斯的逻辑符号学方法。

1，欧洲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

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直接来源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格雷马斯和兰多斯基予以发展并开始应用于法律分析。他们两个人在60年代末期曾经对法国公司法进行过符号学的分析。80年代后，欧洲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的领军人物是英国的杰克森教授。他师承格雷马斯，且发展成较为系统的符号学法学理论体系，在欧洲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欧洲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第一，把法律现象和法律理论都当成一种符号，对法律进行一种符号学的分析研究。这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研究的根本逻辑起点，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的一切理论和观点都是以此为平台而得出的。第二，任何一个符号现象都有自己的结构，在此结构上有着自己的功能，法律是一种符号，那么法律自然也有着自己的结构，并借此发挥着特定的功能。这个特定的功能指的是通过探寻法律符号的意义发生过程，即法律的含义通过法律的结构和功能表达出来，来理解法律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效果。法律意义发生过程所借助的法律结构包括：表层结构即法律表面所展现的东西；深层结构即法律生成和发生意义的东西。在这两个结构的基础上，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又将法律的符号系统进一步区分为语句结构、语义结构和语用结构。语句结构(syntax)是指单纯研究词语之间如何关联的理论，而不考虑它们的意义或使用它们的目的；语义结构(semantics)研究词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即寻求词语的意义；语用结构(pragmatics)研究词语与上下文的关系，包括使用者的特定词语目的、产生的社会影响和该词语与文本外部世界的联系。这三层结构实际上是对法律意义生成过程的动态描述：从人们具有的理解法律语言的语言能力到法律语义的产生，再到法律符号系统的运用。其中语义结构是由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转化的中介，主要是探寻法律符号的意义理论，分为“深度”和“广度”两个层面，通过“集合”、“外在世界”和“功能”三个术语进行分析。

欧洲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主要是通过剖析法律符号系统的内部结构，进而探寻该符号系统的意义产生原因及过程，从而对法律现象和法律学说进行描述，是对法律提供的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解释，是对法律现象进行理解的一个崭新的视角。

2，皮尔斯的逻辑符号法学

皮尔斯与索绪尔几乎是同一时期的两位不同大陆的符号学大师，其在逻辑学、线性代数和实用主义哲学上亦有很深的造诣，这使得他所主张的符号学理论有着明显的逻辑实用主义特点。与索绪尔类似，皮尔斯理论在生前基本不为人所注意，但在死后却为后人大力追捧。继承皮尔斯衣钵的主要是美国的柯尔文森，他发展了皮尔斯的逻辑符号学，关注于符号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按照柯尔文森的阐释，逻辑符号法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第一，法律体系有着复杂的符号结构，由相互交换着意义的符号组成，为人类社会提供价值和规范。对法律的理解是与对符号的理解相联系的。符号学法学就是探寻和验证这个体系。其符号学方法的基本前提包括：符号体系是有意义的符号和符号系统的互动过程，比如把人类和自然界客体相联系的自然语言；所有的人类群体都会发展出复杂的符号系统(包括言语的和非言语的)，这些系统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断变化的，是一种动态的和产生的体系。第二，法典是社会生活的“镜子”，社会习俗、价值观念和司法判决与社会生活有一种因果关系，逻辑、伦理和价值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皮尔斯认为，道德规范和社会行为是由相互联系的符号组成的价值符号和价值体系所决定的，反过来，所有的逻辑和推理结构也依赖于道德伦理。法律不是一个稳定、确定或者说是自给自足的体系。第三，法律推理的结构是一个开放的文本结构。与本哈姆的法律是一个封闭的体系的论点相反，逻辑符号学持这样一种观点：法律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不确定的、不稳定的体系，对该体系的解释应该侧重于其内在思想的动态发展。依照皮尔斯的观点，传统的法律思维逻辑无法完成描述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法律体系的任务；一种推理上更准确、伦理上更恰当的逻辑应当根植于现实生活当中，这种现实生活蕴含于开放或者说相对开放的社会体系之中。

3，两种符号学法学的异同逻辑符号学法学更强调法律的经验性和现实性，融合了许多实用主义的元素，把法律体系当成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符号网络，这种变革的动因来自于与其紧密联系的开放的社会生活系统。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相比，两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哲学依据上：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直接根植于结构主义思潮，强调一种共时态研究，较为关注于相对稳定状况下的法律体系的符号结构，学究味道浓厚一些，常常表现为法律教授们的一种游戏；逻辑符号学法学更注重对现实的关注，强调法律符号系统的不断变革性，把对法律符号体系的理解和解释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起来，运用一种开放的、动态的、实用逻辑推理工具来分析法律现象。

但是，两种符号学分析的方法在表现结构上体现出巨大的一致性，将法律视为一种相互关联的符号体系，并通过符号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来观察、理解和解释法律，这是它们共同的逻辑起点；都不在意构建一种完整的法学理论，只是去探究法律体系的意义，关注法律意义的生成、变化及消亡的过程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都只是为法律体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更多的是在解释法律，而不在说教。而且，在本文看来，在二者不同的哲学底蕴下面也蕴含着相同的因子：逻辑符号学法学虽然强调动态的、现实的逻辑推理结构，但其仍然包含着结构主义的内核，其首先也是把法律体系当成意义符号的关联结构体系，对法律符号意义的探寻必然也要通过关联结构的理论来实现，只是在这一探寻的逻辑过程中添加了美洲大陆特有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强调结构的现实根源性，关注结构的动态过程，发挥其对现实法律判决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的“美洲版”。

同时，无论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还是逻辑符号学法学，都主要是对广义上的符号学的一种应用，即主要把符号学的方法移植到法学的领域，把法律体系看做一个有机的符号系统，对法律进行符号模式的分析，由此提供了一种新的法学观察视角。

(二)符号学与法学的契合性

1，外在契合性——产生背景

法学与符号学的联姻与19世纪后半期以来法学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困难有关。在美洲，由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的经济大萧条，使社会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采用的18世纪唯理主义和19世纪的进化论观点及功利主义备受质疑，面临社会的突出问题，法律或者说法学在方法上急需一种转向，法律现实主义便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法律现实主义直面社会生活，把法律当做经验和实践的过程，通过“经验和掌控事实的方法(experimentalandfact-controlledmethod)”对法律进行功能上的阐释，使之与社会其他的制度和更广阔的社会环境相一致。逻辑符号学的观点与现实主义的思想有其一致性，都关注于社会生活的实践，将理论体系根植于现实生活中，因此，逻辑符号学法学是现实主义法学运动的一部分，按照卡尔文森的说法，就是“皮尔斯站在整个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背后”。

在欧洲，受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广泛的社会运动的影响，人们对先前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法学、纯粹法学和旧分析法学产生了普遍的怀疑，为新的法学理论的侵入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新自然法学、新分析法学、社会学法学和法人类学等等纷纷开拓了对法律现象观察的新的视角，提出了对法律现象的新的解释。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反对先前的法学理论中把人这一主体的作用过于夸大，希冀从一种较为客观的角度去观察法律现象，把法律看成是客观的相互联系的符号结构体系，认为法律的意义来源于客观的符号结构自身。

2，内在契合性

(1)符号学的解释性功能与法学的契合性。

法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门解释的学问，法学理论就是一种解释理论(interpretivetheory)。在浩瀚的法律中，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对法律解释的方法。有些观点认为，对法律的解释可以做到像自然科学对自然现象的解释那般精确，可以做到客观、价值中立，排除一切人文的、主观的因素。这种看法具有局限性，它把法律现象孤立对待，割裂了法律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密切关系，没有意识到法律是在更为广阔的人类社会这一大背景下的产物。法律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它包含着人类的实践和经验，这些是不能完全被自然科学的术语解释和理解的，这些实践和经验来源于一定的人类社会生活及其文化。而文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隐含解释的体系，人就是作为相互联系的个体参与到这个解释的共同体当中的。

符号学具有解释性的功能。符号学揭示了这样一个理论：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动物面对着自然界的刺激会有着直接的反应，就是条件反射，可以说，动物是与自然世界直接联系的。而人类不同，人类有着动物所不具有的思维，这种思维使人类对自然世界进行一定程度的抽象从而形成符号，再通过这些符号对自然界的刺激进行反映。人类就是通过符号这一中介来对自然界进行反映。这种符号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它通过单个符号之间的联系产生意义。通过对这种符号体系结构的研究就可以获得对该体系的意义的解释和理解，这就是符号学的解释性功能。法律现象也是一种符号，法律活动就是一个符号传递的过程，符号学就是把法律体系看做一个有机的符号系统，通过符号学的理论对法律现象进行解释和理解。

(2)符号学为法学解释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

法律作为人类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其规范性的内容取决于它的功能和范围，而其功能和范围又往往来自于政治和经济上的目标和考量。这些目标和考量往往都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是一种抽象的框架性思路，具有形而上的性质。可以指明法律一定的方向，却不能提供明确的通往这个方向的具体路径。具有不精确性，无法提供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来反映法律的实际运作。也就是说，如何理解法律的功能的实现过程，还需要更为精细的理论分析工具。

符号学法学就是这样一种分析工具。它把整个法学看成是相互联系着的众多符号的集合系统，它把视角定位于该系统中的单个符号，但是有意义的不是单个的孤立的符号，而是相互联系的符号，每个符号通过这种系统内的、横向的和纵向的联系获得意义。通过这种有机的、原子似的分析，可以发现法律系统的内部结构，而这些结构则支撑着法律的功能和范围。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和政治的缘由为法律提供实质，符号学为法律提供分析形式。

可以说，符号学法学的分析模式可以提供单纯的政治、经济原理所不能揭示的法律规则的运行结构。与那些宏大而抽象的理论推理不同，符号学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微观的维度。

三、符号学方法在法学中的作用域

(一)作为作用域的权利客体

作为一门诞生时间不长的学科，“符号学”便发展为一种基础研究范式，并以涉及领域之广为其显著特征，不免使人感到惊讶。其中缘由主要不仅在于符号学方法特点本身，更在于符号学研究内在的启发意义。正如我国学者韩晗所说：“所谓符号，乃是一切事物之表象，一串密码，一排数字，一个手势，一句成语，一段民谣，一幅图案，皆为符号，但是在这些符号的背后，无非是‘信息’，即符号传递了什么。譬如中国人摆摆手，西方人说一个NO，一个圆圈中划一根斜线，这些都传递了‘不许可’这个本质性信息，但是手势、语言与图案，却都是表象。如何从表象看透本质，便是符号学的研究内核。”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符号学的研究特点，就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把难懂的东西简易化，把研究的视角重新聚焦于派生出复杂表象的原子实质，也就是上文提及的微观的研究维度。具体到法学领域，这个微观的视角应作用于权利客体。这是因为，符号学法学主要分析的是由法律的语言所构成的法律体系，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法律上的权利，分析法律上的权利是什么，权利的意义又是什么，如何产生的，而权利客体正是权利设立基础的说明与表征，是从权利发生(与权利实现相对应)的层面，即静态的层面对权利的描述与阐释。也就是说，权利客体即法学主要研究对象权利体系背后的原子实质，权利客体是权利体系的发生源，是权利体系建构之基础。对于权利客体的基础性，黑格尔有着很好的说明：“人为了作为理念而存在，必须给它的自由以外部的领域。因为人在这种最初还是完全抽象的规定中是绝对无限的意志，所以这个有别于意志的东西，即可以构成它的自由的领域的那个东西，也同样被规定为与意志直接不同而可以与它分离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权利之所以合乎理性是因为满足了人的需要，而不是因为扬弃了人格中的纯粹主观性，权利是个人意志在法律上的外部表现形式。但是于此阶段，权利依旧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为了使其进一步固化出来，有必要引入客体的要素。可以说，权利是个人意志在法学上的外部定在，客体又是权利的外部定在，所以从权利发生学这个角度上来说，权利客体是法律现象诸多表象后的原子实质。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法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利益的分配，而权利客体是立法通过授予个人法律上的权利所予以保护的利益之具体化。从法的一般层面分析，权利的核心意义，即权利的内容，是个体的自由意志，因为立法者正是为了保护特定个体的特定利益而赋予其某项权利，这个权利就是在特定利益上的个体意志的行使范围。但为了法律具有可操作性，作为个体意志行使范围的权利还需要予以区分。和个人意志一样，利益也是抽象的存在，它一般是指：“从人和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中产生的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关系，它是指人们的需求能否满足以及满足的程度和状况。利益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关系的范畴。”因而利益需要具体化，这种抽象的利益在权利理论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权利的客体，我们可以说权利的客体是个体的意志和利益的交汇点。因此，从法律技术角度看，权利客体是法律现象诸多表象后的原子实质，是符号学方法在法学研究领域的天然作用域。

(二)作用域的运作示范——以数据库保护问题为例

数据库作为信息时代的新兴产物，由于其特有属性和附加于其上的复杂利益，无论是学界对于其权利客体地位的认识，还是各国的立法实践均不统一，甚至相互矛盾。选择数据库保护这一问题作为符号学方法在法学研究领域作用域机制的分析样本，殊为有益。

从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在数据库的保护模式上，欧盟的数据库保护指令的双重模式似乎是一种趋势，但这种模式更多的是出于经济政策的考虑，对公众利益的平衡略显不足。实际上对于保护模式的争论主要就是涉及社会公众和权利人的利益平衡问题，焦点在于所谓的“数据”和由数据构成的“数据库”的权利归属。我们知道，数据库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点。这是由于数据库具有系统性，它不等同于构成其基础的单个数据信息的机械总和。当其制作完成后，便是一个独立于众多单个数据信息的客观实体，其形成了一个信息上的“增量”：在原来存在于公共领域的众多的客观数据之外，形成了另外一个独立的客观信息，该信息是对原有客观数据之间规律反映的新的信息。这时处于共有领域的数据信息与作为数据库组成部分的数据信息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符号学的分析工具为我们认识数据库的这一特点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符号系统的主要结构是所指和能指，但这只是符号系统的静态结构，对符号系统的理解和阐释离不开对符号系统的动态剖析，即“符号化”理论。所指和能指只表明了符号系统构成一定意义的结构成分，而未阐明意义生成的过程和机理，而这恰恰是研究符号系统的终极目的所在。在理解和分析符号系统的意义时，还需借助符号化理论中的“意指”和“价值”概念。

“意指”表示具体的符号系统内部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纵向关系。意指“可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形为，这一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例如，玫瑰是一个符号，其能指是作为植物的符号，其所指是爱情的意念。作为植物的玫瑰与作为符号的玫瑰完全不同，前者空洞无物，后者却充满意味，而使之充满意味的就是意指。“价值”则表示不同符号之间能指、所指和符号本身之间的横向关系，价值一般通过不同分节相互限定的价值系统体现出来。

我们来看数据库。数据库是一种信息集合体，是大量信息的集合。在符号学理论的视野下，就数据库的单个数据信息而言，其由两个部分组成，用于表征这条信息的概念或其他符号标记(能指)和由该概念或其他符号标记所引起的人们的主观的、适当的意义效果(所指)。一件数据库就是一系列这样的能指和所指而构成的集合体，这些一对对的相互结合的能指和所指是客观世界所本来就具有的，它们自身不因事实作品将其聚合而发生任何改变。但数据库不仅仅包含这些静态的系列能指和所指，数据库的功能(或者说目的)不是为了聚合这一系列的能指和所指(即一系列的单个信息或者说事实)，而是为了阐明整个数据库这一大的符号系统的意义，释放每个数据信息在整个系统中的差别价值，理解它们之间的横向关系上的相互限定的意义(即纵向价值过程)。

位于公共领域的单个数据信息自身可以阐明其纵向意义，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相互作用的意指过程，这个过程不是数据库这个系统所赋予的，而是其自身所具有的，是属于公共领域的。但各个数据信息之间的横向差别则必须放在系统中才能体现出来，这是数据库系统的功用所在，也即上文提到的数据库在公共领域之外所产生的“信息增量”，这是不同于单个数据信息本身的一个新的信息系统。②所以说，数据库的制作者虽然其数据信息的内容本身来源于公共领域，但是其制作的数据作品对这些公共领域的数据信息提供了横向之间的价值意义阐述，使得整个数据库作为一个新的符号系统具有了新的意义，独立于原本存在的单独的一系列数据信息个体，从而产生了两个具有不同意义的，但具有相同客观材料的符号系统。制作者对新的符号系统的产生是有投入和劳动的，因而其对该符号系统享有权利是正义的，尽管该符号系统与原有的位于公共领域的符号系统紧密相连。

从这个角度看，符号学方法以其特有的分析视角作用于数据库这一潜在的权利客体，通过细致观察数据库这一客体自身发生特点，从全新的微观视角赋予了数据库保护模式合法性与正当性，无疑丰富了数据库法律保护问题的研究手段和考察视野。

符号学范文篇3

关键词：建筑符号学；形式符号；空间构成；建筑元素；梅溪湖

城市岛为创造出大众更易理解与接受的建筑作品，建筑师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建筑符号学的研究，试图借助符号学来分析建筑传达的意义。建筑符号学被定义为：建筑从其外观、色彩、材料、用途的实用功能中抽离出来，获得建筑学以外的文化内涵，最终形成类似于语言符号的指示系统，以语言作为信码向大众传递建筑的表层含义与深层内涵[1]。城市标志建筑作为建筑符号中的一种，代表了城市的个性特征，承载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它与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地域环境、空间格局相联系，彰显着城市特色与个性[2]。近年来，以符号学理论为基础，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动力，建造的城市标志性建筑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却是诸多的问题：（1）对符号的概括过于抽象，使建筑无法获取大众的认同；（2）对符号的概括过于具象，使建筑过于媚俗限制了大众的想象力。因此只有透过建筑的表象可以看出其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并被大众认知与理解的城市标志建筑，才是有源头、有活力、有发展前景的标志建筑。城市标志建筑的“外表内里及用途”与皮尔斯符号学理论中的图像符号、指示符号、象征符号相契合[3]。因此将建筑符号学应用于城市标志建筑的设计中，使标志建筑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能够更高效地传递其自身所蕴含的丰富涵义，更便于标志建筑的设计，更易于大众解读与欣赏。

1符号学在梅溪湖城市岛建筑中的应用

本文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皮尔斯的符号学分类方法，结合城市标志建筑的特性，对梅溪湖城市岛的建筑符号从形式符号、空间构成、象征表达三个方面进行解读。长沙梅溪湖城市岛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梅溪湖西岸，是一座人工岛屿，四周被龙王港河环绕，又可远望到岳麓山，同时毗邻众多商业建筑。城市岛是将城市商业建筑与自然山水景观衔接的重要节点，让城市里的人们从繁忙的工作中抽离，漫步城市岛，观山看水赏建筑。梅溪湖城市岛由一座入岛人行天桥、一座入岛桥、一座双螺旋体构筑物、一座服务中心屋顶观景平台以及室外景观广场组成。它的建筑形式极具创新性，打破了“横平竖直”刚体结构的束缚，采用“行云流水”的柔体结构，颠覆了传统的建筑符号，是长沙城市建筑的伟大创新（图1）。1.1城市岛的形式符号。1.1.1形态符号。圆的符号运用，象征着城市与自然的和谐。曲线符号的运用，象征着生命的无限，在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情境下，又注图2长沙梅溪湖城市岛形态图图3景观构筑物联想图入了活力与激情。和谐与动感，使这座岛屿仿佛从城市中生长出来，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与朝气。（1）曲线。桥拱桥墩、双螺旋体构筑物。两条热情奔放的曲线在城市岛上舞动跳跃。尽管两者形态不尽相同，但在视觉感受上都带来了一种运动的美感（图2左）。（2）圆。景观池、喷泉广场、沿河游步道。圆有大有小，虚实对比、疏密有致，运用的恰到好处（图2右）。从空间层次上看，景观池、喷泉广场、沿河游步道为二维底层，桥拱桥墩、双螺旋体构筑物为三维上层，因而创造了一种由下而上，由静止到运动的形态变化过程。从空间布局上看，双螺旋构筑物在岛的一侧，喷泉广场则在岛的另一侧，两者相互抗衡，景观池有条不紊分布在两者之间，形态的重复与变化形成了和而不同的局面。1.1.2色彩符号。建筑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风格，城市岛建筑与景观的色彩大致有四种：混凝土的灰色、木材的棕色、草的绿色、塑胶的蓝色。整体以灰色为主，彩色具有点缀的作用。灰色的色彩感理性而简洁，大面积的灰色没有造成沉闷的视觉感，反而将城市岛的现代感塑造的更为强烈。小面积的彩色，诸如棕、绿、蓝给整个城市岛空间的色彩带来了丰富的变化，同时又与现代感的灰色形成了对比。这三种颜色是回归自然的色彩，让观者联想到蓝水、绿草、棕木等自然景观，因而现代感与自然感在色彩的融合中呈现出来。1.2城市岛的空间构成。1.2.1空间指示符号。（1）桥梁。城市岛的第一层入岛桥与第二层的人行天桥皆为城市岛的空间指示符号，界定了城市岛与空间，是城市岛的入口标志。两座桥将城市岛与周围的环境连接，周围高楼林立，城市岛水天相接。两座桥延伸的步道也给城市中的大众进入岛内提供了一个过渡的空间，达到了一种渐入佳境的效果。（2）双螺旋构筑物游步道。城市岛没有明晰的路标，但观赏者却能根据建筑的形态有序地游玩，因为连续的曲线游步道便是整个城市岛的“导向标”，这也是整座建筑的精华所在。双螺旋结构的主体构筑物巧妙地将上升游步道与下降游步道连成一条，外圈游步道在至高处缓缓下降，变成内圈游布道。内外游步道，高低错落，有始有终。1.2.2功能指示符号。（1）天桥桥拱桥墩。桥拱桥墩为功能指示性符号，入岛天桥桥墩与桥拱连成一条具有形式美感的曲线，曲线向双螺旋主体构筑物延伸，指示观赏者的前行方向。一方面具有指示符号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将艺术与技术融合，作为建筑结构，起到了承重的作用，又作为建筑装饰，实现了点缀的功能。1.3城市岛的象征表达。1.3.1名称的象征意义。城市岛，将其解析为城市中的岛屿。城市具有人文性、社会性，由社会中的人构建，而岛屿具有自然性、生态性，一般天然形成或人工堆砌形成。城市与岛的组合并不矛盾，解释为将自然的岛屿装置在社会化的城市之中，人文化的城市耸立在生态的岛屿之上。城市与岛屿的关系不是互不相容，而应该是和谐共生。城市岛因其流线型的外观与设计的内涵完美地融入周围的城市环境中，让城市与岛屿连接，并能在城市中看见岛屿，在岛屿外看到城市，实现城市建筑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和谐。将这座人工岛屿命名为城市岛，体现了城市发展的生态智慧，寄予了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美好愿望。1.3.2建筑与景观元素的象征意义建筑的形态来源于大自然，确切地说来自于海洋。从整体上看，悦动的曲线勾勒出整个构筑物的外形，和谐的圆形绘制出景观的形态，赋予建筑以动感和活力。从单个个体来看，首先是入岛人行天桥，中间的人行步道上“泛起层层浪花”，桥墩和桥拱共同构成“海浪”的外形；其次，中心构筑物为曲线环绕形成螺旋体型“漩涡”；再次，服务中心和屋顶观景平台共同分布在入岛天桥的左侧，外形犹如“头尾探出水面的海鲸”；最后，圆形景观池分布在构筑物周围，犹如“海面的水波”。除了景观池外，还设有半圆形景观游步道，游步道是圆形景观池的延伸，“海面水波的”蔓延，犹如“水波”泛起的“涟漪”（图3）。“舞动的曲线”经历了开端、高潮、结束的悦动，海浪、漩涡、海鲸、海波、涟漪五种物体形态特征被抽象概括后运用到入口天桥、观景平台、服务中心、屋顶观景平台、景观池与游步道中。将海洋元素运用到城市岛建筑与景观的设计中体现了：（1）具有生命的活力。阵阵海浪、环绕的漩涡、跳跃的海鲸、滔滔的海波、轻微的涟漪，给人一种生生不息、欣欣向荣的感受，将其运用到城市岛的建筑与景观设计中会让其更具生命的活力，也对长沙的城市发展寄予了希望；（2）观赏者可以从建筑中联想到海洋与海洋生物，对于生活在内陆城市的居民而言，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缺乏对大海感官体验的缺陷，同时也拓宽了观赏者对建筑的想象空间（图3）。曲线与圆形形态的运用，改变了建筑的状态。建筑并非静止，城市岛仿佛演绎了一首“海洋交响曲”，在跳跃与舞动。

2城市岛建筑与景观设计中符号设计手法归纳

2.1夸张。符号设计中的夸张手法是在尊重原有符号的基础之上对其特征进行夸大和强调，从而创造出具有鲜明特征的符号。城市岛的建筑与景观设计中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对海洋的“海浪”、“海鲸”、“漩涡”、“海波”、“涟漪”元素加以概括处理，主要是对其形态进行夸张，夸大了这五种符号的尺度，从而达到引人注目的效果，使大众看见它并且记住它。这座以双“漩涡”型构筑物为主体的城市岛，屹立在龙王港河河边，强调了建筑与景观的生态性，成为了将城市与自然融合的象征。2.2重复。符号设计中的重复手法是在不改变原有符号形态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重复地运用，从而营造出强烈的秩序感与韵律感，使受众产生视觉冲击，留下深刻的印象[4]。城市岛对符号重复手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景观设计上，如前文提到的圆形景观池与半圆形游步道。重复的手法使整个景观平面形式有序中又充满了变化，变化中又体现了统一。延续了“海洋”的主题，是“海波”、“涟漪”的象征。

3标志性建筑在设计时应遵循的符号原则

3.1统一性原则。符号的统一性会带来一种秩序的美感，统一性注重整体的一致。通过对城市岛建筑与景观的符号分析，表明其无论是形式、色彩都具有统一性，统一性不是毫无意义的重复呈现。城市岛的建筑与景观具有统一性，是一种规整而不呆板的统一。柔和的线条勾勒出建筑与景观的形态，现代感与自然性的色彩装点建筑与景观的外观，从而奠定了它统一的现代风格。标志建筑在设计时也应该遵循统一的符号原则，这就意味着要对原有符号进行筛选、分类与整合，从而运用统一的符号设计出具有秩序美感的标志建筑。3.2简洁性原则。符号的简洁性使符号更醒目与直白，简洁性讲究整体的精炼[5]。城市岛的形态选用简约的曲线形以及圆形，而两种缘于自然界的形态又有一种共性———“动态”，带来了一种生命活力的美感，动态的线条简练地绘制出建筑与景观，再无繁冗的形态与繁琐的装饰。简洁性的符号原则在标志建筑设计中的运用至关重要，符号即作为一个向受众传达信息的载体，便是对信息进行了提炼。简洁的符号让受众一目了然，但简洁并不意味着毫无深度的简单。安藤忠雄先生说：“极简的基本就是简单、纯朴，但简单却缺乏深度仅能称呼为廉价，只有简单是不够的。”[6]简洁性符号的选取还需考虑其象征意义，城市岛选取曲线形和圆形这两种最接近自然的形态，无疑是最为合理的，因为这座建筑也是为城市建筑与自然景观之间的融合搭建的桥梁。简洁背后还需考虑符号的深度，达到简洁却有内涵的境界。

4结语

本文从符号的角度探索梅溪湖城市岛的建筑符号，以皮尔斯的符号学分类法为导向，解析了城市岛作为标志性建筑的建筑符号。通过其运用的符号设计手法归纳了标志性建筑在设计时应遵循统一性与简洁性原则，统一却不呆板，简洁却不简单。既要统一整体的建筑风格，又不可因此扼杀个性，在统一中包容变化。既要以简练的符号为建筑的载体，又不可盲目追求极简而缺乏深度，在简洁中注入内涵，从而建造出代表城市地域文化、体现城市个性特色的标志性建筑。

参考文献：

[1]傅昊，张书鸿.基于建筑符号学理论的徽派建筑设计特征性研究[J].设计，2017（11）：108-110

[2]李旭萌.基于符号学的城市标志性建筑设计研究[D].青岛：山东建筑大学，2012.

[3]（美）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M].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260-282.

[4]刘雪宁，黄圣游.符号学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室内装饰与设计，2019（1）：100-101.

[5]韩雪姣.新加坡城市景观设计中的符号学应用[D].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15.

符号学范文篇4

今日CP学术大致由三个主要部份组成：本体形上学，生活哲学和伦理学。与其西方同类学术相比，CP的认识论的，科学的，以及美学的部份似乎较少引起普遍兴味。在CP中，主要的注意力更多朝向传统道家哲学和佛教哲学共同关注的本体形上学方面。CP包含的这一部份似乎更易与西方哲学进行交流﹐或更近似于西方哲学，然而实际上两种哲学传统在语义学--修辞学上的岐异性对于彼此之间的有效交流造成了很大困难。CP的第二个部份人生哲学同时与哲学和文学相关，虽然中国人生哲学作品的文学性远大于哲学性。这种文学性的中国人生哲学对那些不关心专业哲学问题的西方读者们反而产生了较多的影响。CP的第三部份伦理的确获得了西方伦理哲学家很大兴趣，因为从经验性和现实性角度看，中国伦理学经验的重要性一目了然，尽管其理论化程度不能与西方道德哲学相比。

CP绝不只是现代哲学内部的问题；它涉及到中国哲学原始话语的许多不同的方面，如所用语言的语义学组织，社会与学术制度，学者动机机制，读者的理解条件，文化的结构，政治和历史环境，以及学术在特定历史中的功能等等。严格来说，“中国哲学”还不是一个在现代学术环境内已然组织成熟的学科。中国思想史上“文史哲不分家”，中国较松散的学科分类法与西方较严格的分科传统不同。因此，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首先应关注彼此构成性和功能性的异同分析，然后才能进而研究其它层面的比较研究问题。

1．中西比较哲学研究

纵观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可以发现，多数中国哲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对西方哲学的兴趣都超过了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如果用“中国哲学”指今日在中国存在的一切哲学研究，它所包含的内容将大大超出CP，如前所述，后者如今主要被定义为关于古代中国哲学的一门现代学科。无论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的汉学界，还是在“中国研究”界，CP对于促进中国古代人文学的现代认知来说，都可以说在教育学上都是贡献卓著。过去20年来，出于不同的理由和动机，中西哲学界对CP的研究活动都大幅增加，而且也均与一门新学科---中西比较哲学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在狭义上，CP的现代内容是参照西方哲学模型创建的。然而在广义上，随着中西比较文化研究的发展，CP的理论部份也参照西方的中西比较学术研究而不断加以调整。此外，近年来中西双方的CP研究都越来越广泛地参与了与其它学科间的学术交流活动。

总的来说，中西比较研究，包括哲学研究，也是建立在传统西方学术模式上的，特别是后者的科学性部份。这意味着此领域中的多数中国学者已经采纳了西方分析传统的方法来研究本身的文化遗产。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存在有两种不同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方向：语言-历史的方向(语史派)和哲学-形上学方向(玄学派)。前者不仅以中国古典领域本身为中心，而且按此来规定其方法论，因为中国传统考据学似乎与科学精神一致。这样，CP的方法论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在其比较研究领域中面对双重方向性的对峙：科学和玄学之间，以及中国形上学和西方形上学之间。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也出现于西方的中国研究界。

于是，在狭义上中西比较哲学形成了一个背景相当复杂的特殊领域。与比较哲学有关的这个中国哲学特殊领域或学科是首先由20世纪头半叶新儒家哲学学派创建的。严格来说，我们不宜称其为真正的比较研究，因为所涉及的比较工作只是按照西方术语系统和学科系统对中国哲学材料的再组织和再编辑。更严肃的比较研究工作由稍后该派第二代哲学家进行。其典型特点在于将西方哲学学科模式和中国形上学-本体论材料在比较学框架内结合起来。当该派第三代哲学家和持有相同倾向者在西方﹑香港﹑台湾受到现代训练和参加海外哲学教学活动后，中西比较哲学进入了国际舞台，CP也开始进一步在西方环境内被重新评估和认定。另一方面，比较哲学研究仍然面对着双重对峙性压力：中西哲学方法之间，以及西方哲学方向和西方跨学科理论方向之间。就比较哲学晚近发展来说，这种对峙性造成的困难可以相对减缓，如果我们能按实际需要选择性地处理CP的内容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关心如何按照当前通行标准来促进我们的教育和学术规划的话。因为只要维持现行有效方法即可提供增加任何一种学术成就的可行途径。

如从科学的和理论求知的角度来考察CP，所面临的问题就要复杂多了，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当代学者对传统中国哲学进行再解释的努力，均相当于按照西方学术框架来重新组织中国传统哲学史。这就是，按照西方学术模式将原始中国思想加以重新安排整理，以使重新组织过的中国哲学文字材料能够概略地起到类似于西方哲学的作用。我们先用牟宗三的哲学处理方式来说明一下。在其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他一面以康德的概念系统为参照，一面仍然坚持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参见牟宗三1991，第115-117页)例如，他试图把康德的和中国哲学的部份共同纳入一个三阶段的伦理学思维模式之中，他称之为理智的、形上学的和人本直观的阶段，并按此图式剖析宋代伦理哲学中类似的形上学思维。实际上，这样的对比研究只不过是相当于使一些相关中西哲学讨论同时出现在同一作品中，却未必能在二者之间建立真正的理论对话条件。他进而明确主张：“中西哲学交流应当建立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上。”(牟宗三1985，第xiv页)按照他的意见，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是倾向于和谐发展的。(同上)这类著作表面上似乎象是在进行两种哲学体系之间的比较理论分析，而实际上只是将两种不同的论证性话语同时并置于同一本文内而已。又如陈荣捷在谈到宋代儒家哲学时也说过：“现在重要的是注意到他们将整个儒家体系置于一种形上学基础和理性的根基上”。(朱熹和吕祖谦1967，第xviii页)结果，宋代新儒学的发展似乎为现代学者按照西方哲学模式解释CP提供了一种可信的理由，虽然宋代形上学在逻辑上很难与西方形上学相互沟通。可以推测，通过阅读这模拟较哲学话语来理解双方，与只在各自哲学话语语境中阅读双方并无本质不同。

附加的西方哲学解释并未实质上增加对中国哲学话语的理解。这是因为具有科学常识的现代中国心智已有较高能力进行分析的和综合的思考来更清楚地重述和再现原始话语的结构和功能。然而，要点在于，这模拟较研究并不增加或丰富我们对古代中国哲学的理解和感受。如果我们感觉到某种形上学的吸引力，这可能由于我们接受了逻辑上本来就更有说服力的西方形上学模型，从而同时平行地读解两套哲学话语之故。

类似的情况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家依据现代科学常识重新整理﹑考订﹑解释了传统中国史学典籍。相对而言，中国史学家的成绩受到现代中外学者的普遍肯定，首先因为他们对学术对象采取批评的态度，努力以更为科学的方式探讨古代典籍和历史话语的真实性等问题，同时他们一般来说也不接受古代历史学术的意识形态立场。与此对照，新儒家哲学欣然继承传统中国儒家哲学的立场，对其欠缺充份的批判态度；甚至进而企图利用比较哲学方法来肯定和加强传统儒学的价值和思维模式。但是，由于中西哲学研究程序和思想表述方式十分不同，新儒家哲学企图把中西哲学文本并列合读的尝试，无论从逻辑论证上还是从情绪感染上，都难以实际加强彼此的读解效力。一方面，西方哲学逻辑并不需要任何来自中国古典形上学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哲学也并不需要来自西方哲学的认识论和美学性的支持。归根结底，两种哲学传统分属不同的学术制度系统。由于种种理由，现代中国学者或汉学家可以同时接受两套哲学话语，而比较哲学话语中所增加的只是相关的历史性信息量，而非任何一方论证力﹑感染力的强化。就中国哲学而言，其生命力本来在于保持其传统思想方式的特殊风格，因而涉及到语言的﹑逻辑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历史的方方面面。也就是其“意义”涉及种种不同的语义学的和思想社会的层面；它只能在自己的传统文化环境中形成和发挥其精神感染作用和实现其伦理价值。

中西比较哲学研究基本上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产物，体现了两种精神世界全面接触的结果；但二者的交流面对着三重困难：科学的，哲学的和精神的。这三方面对于我们评估CP(即现代社会和思想环境中的中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意义都有关系。与传统中国学术今日所处的地位不同，西方人文学术传统与现代化世界基本上融协一致，在其古代、中世和现代之间维持着思想和学术的一脉相承性。而对于中国人文学术传统来说，今日在其传统和现代之间存在着一种近乎绝对的“认识论断裂”。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特殊的解释学，而不是一种比较学的“短路”，来处置此认知性的裂隙所造成的沟通困难。作为与解释学密切相连的符号学，正是对此由不同文化模式造成的认识论断裂设法予以解决的一种努力。

2．中国的汉字语义学

中西学术分类系统在其心理模式﹑语言系统﹑文化传统方面的岐异性，导致各自学术性话语之间语义学组织的显著区别。从洛克到索绪尔所习知的事实是，在所指者、观念、意义和名称之间的稳定性联结，保证了所指和能指之间的语义常量。在意义和声音之间的这种内在性联系可以限制一个词的意素数量。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其语言的和语义的组织上，这就是其“字中心”的一种书写系统。这样，在中文中，书写形式可以先于声音和意义形式。一个单一书写单位----汉字，可以对应若干或众多声音及相关的意义。此外，具有象形字根源的单字由于其基本笔划结构的稳定性而保持着一种视觉形象性常量。这样一种历经数千年延存下来的独立书写单位渐渐成为一种“记号”，它可在不同语境中和选定不同声音后(一个单字的全体可能声音，包括四声部份，组成一个字音集合，其中每一元素均为备选项)，承载着不同的意义。一个书写汉字不是一个﹑而可能是多个观念或概念的代表。这种一个视觉记号对应于多个意义的结构显然不同于西方语言中声音---意义一一对应的模式。结果，一个汉字可用于以极其灵活和联想的方式来指称不同的对象和指示不同的意义。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同一书写记号有着不同的用法，但不能说一定概念单位或范畴呈现着一定意义或哲学范畴(如果此汉字属哲学类的话)的不同侧面。

例如，唐君毅在其研究中国哲学史时运用了“道”和“理”等范畴，企图以此对中国哲学史思想加以统一的刻画。但是这些哲学字词并非如其所说的那样包含着一个内在的范畴系列，而只不过是涉及同一单字词的不同用法。这些在思想史上与同一字词相关的不同意义----对象并非彼此处于一定的逻辑性关系中。单字词的历史意义演变中存在着字源学的灵活性。所谓中西哲学范畴比较研究将遇到同样的问题。一般来说，各种中国哲学概念既不存在于逻辑性等级系列中，也不存在于意义一致性关系中。实际上，我们很难追溯某一单字词的概念系谱。因此，当唐君毅企图将同一单字词、如“道”的不同意义解释为彼此处于逻辑性关系中时，他显然混淆了“道”字的种种实用学用法和其内涵的意义。按他的说法，“道”范畴似乎按不同的阶段发展着，分别表达着不同的意义，“如天命﹑德﹑心﹑性﹑礼﹑天道﹑地道﹑人道﹑道等之次第出现”(唐君毅1976，第1卷﹐第10页)。我们不妨说，他把道字当成了象“原则”、“真理”、“哲学”一类总称词。实际上，这类总称字词起着“代名词”作用，其具体所指因时因地而异，并可与任何概念系统按语用学方式配合使用。也就是说，道字几乎可以任意使用，只要其内涵意素集合可与语境中其它相关字词的意素集合形成某种“交集”即可。由一个书写记号所代表的概念之意义不只是包含在该记号之内，任何意义都是该记号和其语言的和文化的环境互动中形成的。其具体意义是单字词和其若干相关环境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如果再考虑到汉字的意义结构本身的问题，情况还要复杂。按照现代语义学，应该区分意义的直指部份和涵指部份。可以说，中文的涵指系统比西方语言复杂得多，因为它具有高得多的﹑灵活得多的可结合性。在一具体语境等级系列中的一个汉字的总体意义，既可多重地又可异质性地加以规定，因而包含着种种直指成份和涵指成份的灵活的组合。这就是说，一个汉字在其单一的或复合的语境中被固定后，该字词所表示的意思可能不是单一的或明确的，而是呈现一个由不同意素组成的意义等级结构，这些意素成份在此意指过程中各有不同的作用。当我们在讨论哲学问题时说中文语义学具有较丰富的涵指性潜力时，是强调一个抽象概念是由一个单字词在一具体语境中显示出来的，这里可能也同时存在其它涵指意义，其作用可表现在情绪的，意志的，修辞学的，以及其它的层次上。

由一个单一记号所表示和所引起的一切意义全体可以同时发挥各自的意指作用，虽然彼此的意义效果并不相同。一位合格的读者可以通过长期读书实际积累吸收某一单字词的，或含有此单字词的句子的，一切相关意义综合体的能力。与西方逻辑中心的概念组织不同，中国哲学词语除逻辑性成份外还包含许多其它类型的语义成份。如果应用西方逻辑方向的分类系统来解释中国哲学概念，有关概念整体意义中的非逻辑性方面就会容易----几乎不可避免地----被忽略或被排除。如果我们遵照这样一种逻辑化程序，我们肯定可以获得更明确规定的概念组织，但同时也会失去许多相关的重要意义成份。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中，一切意义成份在种种可变的语义作用网内共同地发挥作用。

现代中国哲学家企图重新组织和重新表述中国传统哲学话语，使其在现代学术和社会交流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其结果却首先使那些具复合语义机制的古典本文系列脱离了其原初历史文化环境。上述脱离程序大致出现在两个方面：意指层和语境(环境)层。在中国哲学话语中有若干意指机制，包括语言的，概念的，学科的和文化的。最后一种意义机制在形成中国哲学意义效果时绝对不是不重要的。现代比较哲学学者在进行解释活动时会说，他们不会忽略其它的语义层次和相关文化环境。对这些合格的比较学者而言，他们的学术活动相当于创造一双重阅读程序。一方面，他们形成了一个不同本文间一次性实现的比较阅读过程。另一方面，他们隐含地按照中西学术和文化代码对所比较的本文应用平行的阅读策略。这种所谓比较研究本质上只是把两套不同的学术规则及其运用结果加以并陈而已。他们合格于分别读解两套本文，但不等于必然合格于有能力在二者之间建立合理的解释学联系。或者说，他们只不过是习惯于在同一心理过程中对不同的本文系统维持上述平行的读解实践。但是，在此单一心理的﹑而双重逻辑的读解过程中，并未在中国历史话语和西方现代话语之间建立有效的理论性对话渠道。因为，两套思维系统并未在理论的层次上彼此支持或建立有效的理性的联系，特别是在与修辞学和语用学成份有关的部份之间，因为后者更紧密地根植于各自的历史﹑文化﹑学术环境。

在我先前一篇关于中文语义学字中心论的文章中，我曾说明现代中文如何通过系统地将单字词概念变为双字词概念而成功地吸纳了西方科学概念系统。如果一个汉字A包含一个字典意素集(a，b，c，......)，另一个汉字B包含另一个字典意素集(a’，b’，c’，....)，作为二者意义交集的双字词C即由A和B结合而成，它会在C意素集中大幅度减少相关的意素数量。(参见李幼蒸1997(4)，第127页)在文化环境对意义进行限制之前，双字词概念系统已经系统地限制了和固定了中文的语义组织。中国现代早期思想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从古代单字词概念系统向现代单字词概念系统的转换过程。一个单字词概念导致两套意素集的交集，因此最终意素集的意素数量可以合理地大幅度降低；其字典意义可获得更有效的限制和规定。于是双字词概念系统为现代中国人思维活动提供了更有效的词汇工具而并未因此改变中文原初书写基底-----基本汉字系统。这个汉字字汇基底今日仍可继续成为阅读传统本文的语义机制。

基于书写字系统的单字词概念系统，建立了以其多意素层字汇和多重意指方式为特征的特殊论证话语修辞学。除了逻辑意素层外，还有情绪意素﹑意志意素﹑美学意素等等层次，它们均同时凝聚于相关的同一单字词之上。包含着丰富意素系列的单字词可用于传达多重综合意素复合体；如果是在论证性话语中，即在以逻辑性意素层为中心的话语中，同时也包含其它有效的意素层，即在信息交流中同时传达着其它非论证性层次的意义流。因此，与西方哲学话语相比，古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现着较弱的推理逻辑，而传达着较丰富的情绪和意志性的语用学刺激力。即使在字典语义学层次上，中西哲学话语也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发挥各自的信息表达作用的。如果在其它语义层和文化意素层加入话语表达过程后，这一差别将更为复杂。结果，当中国传统哲学话语按照西方哲学话语中使用的较严格的逻辑标准加以再组织后，前者中的其它意义成份即会失去或减弱其原有的意义作用。在极端情况下，CP话语经以西方语义学机制和学科机制重组后就不免会大大失去其“本色”。

这一情况可以部份地解释为什么现代中国学者可以较适当地将西方理论性文字译为中文，而古代中国佛学家在其翻译印度佛经理论部份时远未成功。古代中国既少抽象性思维，也缺乏抽象性概念和字词。因此在寻求印度西方逻辑性表达和中国直观性表达之间建立语言对应关系时系统地出现了相互语义组织上沟通的内部困难。同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首先面临着类似的语言学和语义学问题。牟宗三和唐君毅对中西哲学两种学术语义系统也许均有相当把握，因而在其比较研究读解中不会失去对中国哲学意义细节的感受，以至足可同时领会原始中国哲学本文的修辞学媚力和西方哲学本文的推理逻辑。然而，他们在此比较研究中所完成的并非某种创造性的思想综合，而是，如前所述，两套不同逻辑的和修辞学的传统话语的同时直接陈示。这样的比较研究﹐当然也会为理解两种哲学的异同提供一定的技术性方便。此外，他们由于具有较高的国学素养所以能够直接玩味中国哲学伦理推理包含着的语用学力量。在企图对此中国伦理学推理方式给予西方逻辑支持时，他们也并未失去对中国话语推理修辞学成份的丰富感觉。两种伦理学表达方式的直接并陈也许可能使此混合的比较修辞学话语更为丰富，但很难因此文本并列运作而增加了比较学话语中的逻辑论证力和实践促动力。

比较严重的情况出现在那些对中国古典话语不够熟悉而主要是通过这类现代比较研究话语来理解中国古典理论的现代人。他们对于中国古代本文的知识已经是通过在先西方逻辑“过滤器”获得的，即已经采取了西方中心的思维框架。在这类读解中，中国本文成为传递准西方哲学观念的简化了的文字记号系统，并附加以若干中国修辞学色泽。此外，他们通过语义选择性的方式读解“异它”本文所得到的论证方面的教益，必然是低于西方本文的，因为后者在逻辑上具有显然的优越性。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以中国传统方式在中文或西方语言中读解中国哲学本文时，例如在将中国哲学文本翻译为西方语言的情况。此时，翻译中损失的意义不是由于译者对中文话语内容的掌握不够，精通两种语言的译者仍会受到两种语言内在的语义学组织的岐异性的障碍而不能达至满意的翻译。有趣的是注意到，对于那些合格的译者或原文地区的读者来说，在译文中理解任何一种被译文字的原初意义细节时并无困难，因为后者已相当于被译文字的一套临时建立的相应实用记号系统。然而，对于那些不熟悉被译文字的读者，译文就成为不充份的﹑甚至部份歪曲的信息载体。或者，更准确说，当所译文字属于中国哲学文本时，所涉及的形上学﹑本体论﹑伦理学话语含有复杂丰富的修辞学机制时，上述译文中的意义损耗就会十分显著。

如果这样，尽管存在着上述不合格的读解，如何实现中西哲学思想交流呢？似乎较充份的交流只能存在于专业人士团体内部，这些专业人员一方面满足了基本语言学要求，另一面也遵循该专业的先在的学科制度规范。在此领域内实现的读解有效性，必然是以通行学科规范为基准和方向的，而不是直接朝向中西思想学术关系本身的。毫无疑问，专业领域内的学术实践活动自必然也不断达成自身成绩，在常规范围内对于教育﹑科研﹑国际文化交流的种种方面不断积累着知识。但这并不是问题所在。我们的问题是，在此狭小的比较研究领域(包括汉学)人为的限制之外如何提高和扩大中西思想和哲学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后者只有在超越现有比较研究学科的实用主义框架后才能获得实质性进展。

3．古汉语中形象性字根的概念

中西比较哲学研究领域内部的障碍，只有通过进一步考察两种哲学的不同概念组织，不同学术制度结构之后，才可以更清楚地加以揭示。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系统对于西方思想传统来说是基本性的，并促进和巩固了西方哲学和学术传统的逻辑中心论倾向。其基本概念系统表明，概念的和经验的推理合理性本身即为哲学话语的组织原则。此一理性主义传统最终导致西方科学的建立。此外，这一原初理性主义心智倾向也决定着各种学科组织的逻辑性方向，如语言学、伦理学、形上学、科学、艺术学、史学和社会政治研究。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以人际道德实践学为中心的原初中国心智倾向，却表现了较弱的逻辑性和科学推理性。结果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未曾企图创立系统的论证话语，更谈不到逻辑学建设了。由于欠缺较强的逻辑性思维习惯，古代中国哲学话语也就缺乏有关概念定义﹑逻辑推理﹑因果推理和范畴体系的系统研究。

在本节中我们不拟详细探讨上述精神倾向的原因，而是集中关注一个与符号学相关的技术性方面：CP哲学字词的象形性字源学及其特殊的语义学功能：“具体的抽象性”。众所周知，尽管具有明显的象形字起源，古代汉语的发展表现在汉字的象形性逐渐弱化上，以至于渐渐成为具“任意性”的书写记号。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特性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结果，汉字才能用来表达较一般性的观念；具体来说，一种含“具体的或形象的视觉性基底”的汉字可以发挥抽象性概念的作用。在这里要点不在于强调古汉语抽象概念的象形性起源，而在于指出单字词概念在形成意义和意义性联想时的独立身份。现以<易经>为例，一方面，其一级范畴概念各有不同的象形性字源。另一方面﹐由这些分离的字词表示的概念并未按一定的逻辑关系定义。与它们相关的“逻辑”或运作规则是由易经系统设计者“任意地”给定的。又例如对道家哲学来说，一些主要概念如“道”、“天”、“仁”，首先受到它们原初象形性联想的限制。其次，这些概念并未在物理层和心理层上被纳入逻辑性关系中。实际上，每一个字词概念都具有其本身意义发展史和该字词使用方式的历史。所有历史上出现的字词概念可在任何信息交流环境中起作用，其意义随语境的不同而可改变或调整。在任何特殊语境中一个字词的诸不同有效意素通过实际读解过程可相互作用以形成一定的意义复合体。当一个抽象字词与其它相关字词概念在一定的语境中共同起作用时，最终的意义网络将益形复杂。与诸概念彼此逻辑上相关的亚里士多德范畴表不同，CP中只出现体现在所使用的字词中的概念用法的不同系列。(当现代中文中双字词概念系统出现后，此意义联想的灵活性受到很大限制)。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应把古代中国哲学字词看作各自包含着内在的或固定的意义的概念实体。(关于这一主张，参见牟宗三1991，第1卷，第246﹑254﹑302页)它们只是语用学地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使用。“道”和“天”由于其形象性内涵而成为CP中最高范畴，它们是取自其视觉形象“高超”性的隐喻：指向性标志和空间高度。

这些字通过长期习惯性使用而获得其一种初级的逻辑性作用，然而其附加的意义是“任意地”给定的。我认为，原则上任何具有象形性字源的字词都可起同样的指意作用，如果其语义学和语用学背景可产生所期待的修辞学效果的话。于是“天”范畴作为言语性媒介可用于载复各具其原初形象性联想的不同意素集合，在不同的文化﹑社会﹑思想环境内起不同的语义作用。因此，形象性成份和与其相关的其它意素成份可以按灵活的方式综合地发挥意指作用。同一“天”字(不是同一概念范畴)，在孔子文本﹑道家文本和宋明理学文本中，可以载复不同的意义结构，尽管在三个语境中此字均含有同一形象性字源基底。即使在抽象性和推理性均丰富化了的宋明理学中，其若干基本概念如道﹑性﹑理﹑礼﹑仁﹑义等等之间仍然欠缺逻辑关联。文本中各种概念的具体意义由各自的字典意义﹑语用学意义和语境意义分别合成。这些抽象概念之间并无逻辑性关联，而是分别对应于来自人性和现实生活的实践经验。不过，这一看似欠缺逻辑性的心智特点，对于人类伦理性思考而言，却表现出其特有的优点。此外，这些具有形象性意基的概念，作为实践力潜能的标志，在思想交流中可以起多重的，而非单一的作用。(参见李幼蒸1997(1)，第191-201页)

刘述先说，“仁是孔子的最终使命，它一线贯穿于其全体学说”(参见陈荣杰(编)，1986，第444页)。此句中的词组“一线贯穿”生动地表明了中文形象性字源概念的特点。与作为一切语境中的总词“道”不同，“仁”可在不同的语义层次和语义侧面发挥作用。它是指称不同语境中不同意义性质的“指号”(index)。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古代中国哲学汉语逻辑与其西方相应话语的逻辑彼此有多么不同了。现在，问题在于中西两个论证性话语系统是否能象一些比较学学者说的那样可以相互补充。我的回答是相当保留的，因为二者在不同的学术框架﹑语义学组织﹑概念组织和学科组织中产生，并意指和参与实践着各种不同行为模式。两套哲学话语的完整意义只能呈现于各自的“解释学前定条件”中，即整体意义决定条件中。本节的解释学和符号学分析只是指出两套哲学话语传统之间具有的不同的意义产生和作用方式的背景，以及在二者之间进行思想直接比较的不恰当性。

但我们并未否定两套哲学话语之间“对话”的可能性。正好相反，二者之间有效的对话对于人类共同的理智探索任务来说具有积极意义。在我们对此进一步解释之前，先来进一步讨论一下哲学交流中学科制度所起的语义学制约作用。

4．中国古典学科的语义学构造

人文学话语的意义是由学术系统的运作制度和社会文化历史条件共同决定的。现在我们来考虑由特殊学术运作程序所形成的语义结构，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组织主题材料及其方法的古典分类学模式。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最初的学书内容五分法大致包括逻辑，形上学，社会实践，自然科学和美学历史等范围。此学术分类模式后来在学术实践中不断被改进调整，但直到中世纪后期其基本格局改变不大。但是，在西方漫长学术思想史中，学科系统内的主题划分，研究技术，教育规划和学术目的之间，大体维持着相互一致性。与此相比，中国古代学术活动内容则较具实用性而欠缺可与西方学术相比的理性主义基础，以至于在其文化发展中导致偏向政治运作和美学主义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后果。

关于中国思想活动的形成，历史上存在有作为学术生产运作框架的若干实用性学术系统。一般来说，思想单元的意义构成基本上依赖于前述三重制度化语义机制：语言语义学的，概念语义学的，和学科语义学的。与西方传统相比，中国传统学科的分类学实践较不严格。最早出现于西汉的学术分类历史记录即表现了明显的实用性特征。两汉之交期间形成的七类图书分类法(七略)，同时也是思想范畴分类法的体现。也就是说，思想和学术的分类法和图书的分类法彼此合一。当时所谓“书籍”多为零散文章的汇集，各有不同程度的内容和风格的一致性，涉及到各种思想类别﹐如哲学、历史、诗歌、医学、技术和星占数术等等。表面上更严整的一种学术分类实践可由“五经”或“六经”系统来代表。

在“七略”分类法中占据一类的“经”部，实由五大历史书部类组成：春秋，易，书，诗，礼。每类含经部和传部二子类，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五经书籍和思想系统成为儒教社会的基本经典，其作用在于宣导封建政治意识形态，而非表达学术成就。在此钦定经典基础上形成的学术是高度实用性的或政治象征性的。这些经典及其研究的内容涉及哲学﹑道德﹑历史﹑文学﹑语言﹑社会﹑政治﹑文化﹑风俗各个方面，但它们大多存在于“史书类”文本中。这些经典类图书本由官方专职人员数百年来记录﹑编辑﹑保存和教授，其根本目的尚不在于提供生活和文化的实用知识，而在于提供儒教意识形态的教材。自五经系统建立后，尽管两千年来政权更叠不断，但一切朝代均以此经学系统作为官定意识形态经典。作为中国历史社会的基本经典，其内容特色却表现在史学性远高于哲学性和神话性，从而表明中国基本经典话语既不是理论性的，也不是宗教性的，而是政治意识形态实用性的。基本经典制度的性质﹑根源﹑建立和存延，可以证明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生活的方向是受到政治﹑社会﹑文化制度全面制约的。

随着汉魏以来官方主导的书籍编辑出版工作中的实用分类学发展，几百年后在隋代最终确定了一种一直沿用至今的四部图书分类法，计含经，史，子，集四大类。但是所谓图书分类法，不是严格按照内容主题系统地进行的，而是继续采取一种混合的和相当实用性的分类标准，涉及到意识形态功用性，官定位阶性，内容性质，以及作者身份等等。这些类别中的书籍就内容而言颇多可以跨类存在。大致而言，四部之中后三部大致相当于历史类，哲学和思想类，以及文学类。第一类的内容包括文史哲语艺各个方面，其身份源于历史上官定的权威性。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分类学史看，主要通过经﹑子两部表现的中国学术思想特质，如其说是欠缺古希腊的哲学中心性，不如说是欠缺理论思维的兴趣。即使是较富思想性的先秦诸子，其实用性和直观性也大于理论性和逻辑性。直到魏晋以来佛教哲学输入后，中国学者的理论兴趣才逐渐萌生出来，而偏巧这种理论兴趣又是安排在佛教神话和道教玄虚的框架之内的，因此未能有力刺激中古理性主义的发展和学术理论化的成熟。我们只须指出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所谓宋明理学虽然是在佛教哲学刺激下产生，但它所吸收的佛教理论十分有限。与其关系密切的禅学正是“脱理论化”的中式佛学教理。佛学中最富理论性的唯识宗，不仅对宋明理学没有任何影响(我怀疑理学家根本读不懂唯识论，但他们不提此事。这种“读解上的沉默”暗示出中国哲人心态的隐蔽方面)﹐对中国学术文化整体也没有什么影响。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如何一致地逃避理论性话语，即使这类话语已经千里迢迢送到了家门口。

基于“思想/图书”综合性标准的最初分类法原则，确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文本分类和思想分类实践的发展。在思想/图书分类法基础上形成的学术分类法自然带有同样的实用性，结果，学术运作的，图书分类的，和职业划分的标准彼此混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中国学术制度中的，中国古代本文和思想分类系统中的，较重文化实用性和学术意识形态性的倾向，结果导致一种由官方权威确定的规范和制度成为组织思想和学术实践的框架。其中相当于哲学的话语部份，是在此系统内与其它类型话语，特别是历史性话语，混合在一起的。自从西方较具逻辑性的分类法观念引进中国后，中国的分类学意识和科学推理能力迅速形成，其显著结果表现在中国现代自然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上。同时西方哲学学科及其文本分类也为中国文化所吸收，随之在全新的西方科教框架内再组织了中国哲学学科和古典哲学图书本文。在此之后，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已基本上和西方人一致无间。而与此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系统作为历史遗产仍然存在着。中国历史话语和现代话语彼此在形式﹑结构﹑目的和功能上也就完全不同了。

台湾辅仁大学罗光在将朱熹哲学和西方中世形上学比较时，基本遵循西方哲学术语和模式作为其比较哲学研究的框架，因而忽略了二者在语言和思想上的异质性，以为双方运用着同构型的概念系列，如存在，心，自然，原则等等；更不要说认识二者在学科结构和功能上的岐异性了。罗光说，“朱熹的形上学结构理论将实体和道德结合起来，将伦理学和本体论结合起来……其伦理学是本体论的延续。朱熹的本体论和伦理学是相互联系着的。”(陈荣杰(编)，1986﹐第76页)这类直接性的比较哲学研究中充斥着关于CP本身身份的一种基本的自我矛盾性。究竟应该把传统中国学术材料中的那些部份纳入CP之中呢？如果按照西方较严的标准，中国传统准哲学材料中可选作哲学类话语的并不很多。这就是何以直到现在西方主流哲学对CP的兴趣仍十分有限。这一情况并非语言问题，因为中国哲学经典早已大量译成西文。西方现代人可以通过英文翻译接受古希腊哲学，却不能接受古代中国哲学，可为其证。除了前述CP不可避免的内容杂多性外，CP与西方哲学在学科构成上的岐异性则是更根本的原因。概念的和分析程序上的分类学问题也是典型的符号学问题。中西比较哲学首先是有关两种不同的学科系统之间的比较分析。涉及到的问题包括不同哲学话语的意义﹑功能﹑评价等方面。甚至在相似的哲学话语部份，还涉及到该类型话语在原学科系统中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多方面互动的方面。一般来说，把系统A中的哲学部份放入系统B中并保持住其原初意义和功能并不容易。学术制度的实用性特征限制了这些学科的学术性潜力。古代中国思想实践的不同领域并非作为按逻辑原则组织的学科来发挥作用。较具经验性的古代文本类型如历史和文学今日在读解中仍可以较好地保持其原有特质。然而在稍具理论性的古代思想实践中，如哲学，语言学，自然和社会思考，美学和逻辑学等等文本类别之内，学科的或学术程序的逻辑结构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尽管其中存在有相应的理论性因素，但从未形成古代西方一类的理论性学科。因此，对于作为与传统材料相关的现代学科CP的充份理解，内在地与中国传统学术结构相关联，后者又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制度之内的。(参见李幼蒸1997(2)，第58-66页)。今日在考察此问题时，我们可以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将设问系统扩展到更一般的层次上：学科的形成和其意识形态背景。如我在另一篇文章(参见G-卡尔和张丽华(编)，1998，第427页)中所说，中国学术等级制度本身已成为传统学术方向稳定性的结构性原因。如果现代学术意识形态涉及多种社会方面，传统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则集中地相关于其政治结构本身。结果，学术的性质和方向基本上是政治上被被决定的，包括其语史技术性部份：技术性研究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辅助工具。

5．比较哲学研究的符号学方法

以上关于古代中国思想含有较低科学理性的的特点，从符号学角度看，却暗示了另一种潜在的实践理性优点。符号学方法有助于探讨与意指过程和交流过程中种种涵指可能性相联系的理性类型学。简言之，以比较研究方法对待CP时面对着四种困难：语言学—语义学的，概念定义的，学科制度性的，和历史-文化环境的。这些就是存在于不同学术传统间的语义性交流障碍。如果再考虑到60年代以来人文科学发生的巨大变化所呈现的严重认识论挑战，情况就更为复杂。此外还应注意到，在强理性化学科的哲学和作为新型理论化形态的跨学科认识论之间，有关什么是理论性问题所存在的分歧。于是，前述中西哲学间的比较研究问题即须放置到更宽广的思想背景中进一步考察。结果也许出人意外，即CP涉及到的困境竟然可以转化为一种现代伦理学理论革新的重要契机。

在我看来，今日“符号学”一词首先表示着一种以全面跨学科策略为特征的研究和思考方向。它涉及各种学科，但不以任何现有单一学科为中心。这就是说，它从种种学科吸取多种多样的理论工具以构成一种可供临时运作的新方法论系统；它也可以将种种学科中的理论因素选择性地应用到各种科研计划上去。此外﹐它相关于若干不同语义层面，如语言﹑交流﹑实用﹑表达和修辞等层面，而不是简单地指称知觉的或实在的物理性层面。这种多语义层符号学可为比较学者提供更恰当的理论工具来更准确地分析不同的文化表现。一般来说，按照符号学作为“普遍语义学”定义，首先它可处置两大不同语义维面：语言的和学科的。那么，什么是学科语义学呢？前面已经指出，话语整体的意义包括由学术制度所决定的意义因素。而广义的“制度”还须包括历史文化环境的“代码”系统。

现代符号学理论有三种不同的起源：索绪尔结构主义，皮尔士实用主义和胡塞尔现象学。它们分别涉及语言的﹑行动的和心理的基本存在面。这三种对象域和思维系统彼此性质不同，各涉专深学术，极难全面把握。但是中西思想比较研究需要吸取现代西方各种有益的方法论工具，并综合地加以利用，这样也就给有志革新的中国学者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对哲学家们。一方面，虽然符号学起源多元，但其中重要的相关学术理论之一仍是哲学，包括比较哲学及CP。此外CP的内容杂多性使其天然地特别需要符号学的多元分析手段。尽管符号学理论中含有大量哲学因素，但其特征不在于其所采用的内容，而在于其处理内容的方法﹑理由和语境。因此符号学理论不是哲学中心论的，即不是以哲学知识作为本身的对象，反而是研究哲学方法本身，也就是其前提条件﹑运作程序和社会文化关联。这类研究可以扩大我们对各种问题系列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特殊互动方式和效果的认识。与此同时，符号学理论也须关注本身的运作条件﹑前提和方式﹐不断改进内外运作环境和理论方向。符号学本身不能成为另一种理论教条或僵化的方法论体系。

符号学作为一种跨学科---跨文化方法论的总称﹐也牵涉到有关解消文化传统中史地界限这样的学术态度战略性转变的问题。在此之前，学术事件及其结果均发生于一定的地点和时间，学术成果创生者与所在地地名联系在一起。当代国际交流的频繁和制度化发展已使学术发生的地理特性减少了意义，因为大多数文化学术信息都可被世界各地人士以类似的方式享有和运用，其情况近似于科技全球化的发展。CP尽管有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和背景，目前在其全球学术活动范围内，共同性的对象﹑方法﹑目标正在形成。因此它也不再为中国人所独享。今日古希腊罗马文化研究的情况也是一样。中西比较哲学也将沿此国际化方向发展。各地区学者在同一领域中会互有长短，这一倾向也将出现在现代西方哲学和其它学科领域。对研究者来说，先天语言的方便是一种优点，同时还有其它类型的优点，如相关的不同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后者不一定和语言精熟度相关。专业学者不必因较熟悉某领域中的材料内容，而以为可绝对较他人更胜任本领域的课题研究。因为熟悉典籍一事也许恰恰与不熟悉其它相关知识互为因果。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符号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影响，首先就表现在这一点上，因为诸学科构成本身正在发生系统的变化，其过程包括两方面：解消和融合。一者发生于学科内被比较的历史学派诸成份之间，另一者发生在此学科和其它学科之间。如我们所指出过的，一门学科主要由主题内容和探讨方法共同构成，而以后者对该学科的身份性质具有更决定性的规定作用。另一方面，符号学倾向将强化不同史地间﹑学科间方法论的再组织工作，从而进一步模糊了各种文化传统现象之间的边界。结果，充份的符号学对话将促进对历史﹑文化﹑学术“形势图”的全面重新划分的过程。为达此目的，中国传统文化学术首应按现代符号学---语义学方式加以再表述﹐以使其历史文化资源更便于和其它地域学术进行有效沟通。(参见李幼蒸。1997(3)，第197-199页)

6．从符号学角度看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与符号学之间有着多方面的关联。前科学的﹑综合性的中国思想特质，前现代的西方学科基础，现代西方学术，以及当代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方向，彼此共同形成了今日扩大了的文化思想环境，后者会反过来不断影响中国哲学史身份本身的解释学的意义调整。我们的讨论于是涉及到一个更根本的时代问题：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其性质和功能应该是什么？后者的解决与我们对中国哲学的评价有关。

符号学的和跨学科的方法论含有一种思想学术革命性的倾向，因为它提倡对研究活动的前提和运作程序重新加以思考和调整，自然涉及到与认识论和方法论相关的学术运作战略问题。实际上，符号学战略性思考是在学科运作的和跨学科运作之间的边界上起作用的。此外，最近在中西比较研究中开始运用的符号学方法进一步表明了加强源于古希腊的一般分析精神的重要性，同时也显示今日思想生产中分析理性精神应当继续扩大和促其多元化。在中西比较研究中非西方的思想和实践的介入将肯定可以推进这一统一化的人类学术发展。另一方面，CP和符号学的对话对双方来说都是有益处的。首先，CP的综合性内容可借助符号学分析法加以更完善的处理。其次，对CP的跨学科研究可以实际刺激跨文化学术研究的动力，后者本质上也是跨学科性质的。

关于此处“跨学科”一词的意义，我们应指出，任何单一学科本来就包含着一定的跨学科因素，各学科之间自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互重叠和关联的部份。其次，对CP和其它比较领域中的跨学科研究实践也会倾向于发展成一门新的“学科”，当其跨学科的学术前提和运作模式逐渐趋于固定化时。在职业化制度中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因此，任何一个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领域都会演变为具有固定运作步骤的新单一性学科。今日许多以跨学科和符号学为标榜的新型研究都有此倾向。而我们所说的“符号学”其本质却在于克服和避免任何一种教条主义，不管其原来进行跨学科创新活动时的历史功绩如何。符号学的本质是一种不断朝向于提出和解决有价值的学术问题的理智实践，而非在于为学术市场创造可有效参与竞争的新颖手段。为此首先应不断提出更适切的设问系列，然后以新问题系列为目标聚集从若干相关学科中借取的方法论工具系列，这样的“设问和解决”过程当然是暂时性的，是对达到“真理”目标的不断尝试和修正的实践过程。这样的理想主义学术态度当然要设法摆脱职业性常规﹑学术性功利﹐和生活惰性等非学术性因素的支配。在此意义上，符号学的精神正表现在克服学术教育市场机制的束缚，而勇于以科学性真理为目标。在此意义上符号学不也是一种生存哲学吗？一种以不断求知作为最高生存价值的伦理学选择。所提倡的这种学术理想主义当然就不同于今日商业化社会中形成的学术游戏规则，在动机上反倒接近于先秦和古希腊的思想境界，或接近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欧洲人文科学的真理探索精神。因此，严格来说，我们的符号学理念与西方今日流行的一些符号学精神也并不相同。

7．中国哲学和当前伦理学学术

CP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涉及到中国思想史的各个方面，其中不少内容和传统西方哲学主题不易沟通。另一方面，当代认识论发展也导致西方哲学本身正在分解为不同的部门，后者与其它学科的互动日益频繁。例如，一些传统哲学分支，象历史哲学和美学，其传统问题已相当地移转到其它相关学科中加以更有效地处理了，如作为新学科的历史理论和文学艺术理论。固然语言哲学与语义学理论有许多共同主题，后者的课题内容范围已远远超过了前者。类似的学科重组现象已相当普遍，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以为哲学学科仍然是人文科学基本理论基础的想法肯定已然过时。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如此。西方伦理学在西方思想史上贡献卓著，其学术发展与西方形上学的不断精细化密切相关。中世晚期和近代西方伦理学史主要是西方形上学和本体论学术的一个部份。因此，一种形上学的“基本主义”使得西方伦理学越来越与伦理学的经验性和实证性根源分离开来。相比之下，中国伦理学史，由于着重历史经验性，尽管也涉及理论性发挥，始终含有较强的经验实践性。在伦理学上的中西比较研究就会遇到更多的沟通困难。现在跨学科和跨文化方法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种学术构成性分歧究竟有多大。这还涉及到中国伦理学史内部的早期经验性传统和晚期形上学传统之间的思考方式的差异。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学术传统之间存在着逻辑学深浅﹑实证性程度和类别，以及实践性效率等方面的各种区别。逻辑性，实证性，实践性等判准，在类别﹑大小﹑对象及作用上都不一样，因此优劣高低之间并不存在统一的评价标准，其适当与否唯视环境和目标性质而定。这样，在中西比较伦理学的经验性方面，可以说西方具有较高的社会政法实证性效力，而中国具有较高的心理动机实证性效力；各自的高低优劣方面不一样。在这样比较时，形上学和本体论等“玄学化”理论的创造性想象方面不应列入考察。只有有效区分了哲学化理论类型和“符号学理论”类型与伦理学的关系以及了解了伦理学本身的适当构成之后，才能充份把握上述辩析的原委。不言而喻，本文有关中西比较哲学的研究也就与伦理学学科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关联，因此涉及到更广泛的认识论方面的争议。

对当前人类全面伦理学反省的任务来说，中国哲学和伦理学传统肯定可以为之提供极其有益的启示。如果与中西形上学思想传统保持合理的距离，中国哲学不仅可以成为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也可以成为伦理学认识论革新的重要契机。现代比较哲学中的一种流行观点是认为西方形上学，由于其较严格的逻辑性结构，可以为逻辑性较弱的中国形上学补充逻辑性支持。其错误性我们前面已多次加以批评辩证。的确，西方形上学在现代哲学教育体系中已占据牢固地位。以现代职业系统为根据的现代学术教育系统，为比较形上学学科奠定了事实性的基础，其实用性思考方向导致人们易于忽略形上学逻辑和伦理学根据之间的真正关系问题，结果，伦理学理论以及政治伦理学理论的改进都受到了持续的阻碍。根据以上说明，让我们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CP对于今日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究竟可能有什么贡献？对此问题的回答首先在于应先“松动”现存学科制度和学科分界惯例，包括哲学学科和汉学学科。固然各种现存学科在当前学术教育制度中都有其价值和作用，但它们在此制度中提供的各种理论工具对于超越现存学术教育架构的创新性课题和目标来说，既不完全，也不一定适当。无论对于把握新的课题，还是对于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都须另行组织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一般来说，存在两类学术“成效”标准：基于现存制度运作的实用性标准和基于科学创新的理性主义标准。二者旨趣迥异。

例如，西方形上学和本体论由于其深厚的逻辑和神学背景而在西方学术思想史上保持明显的自主性和自足性，它并不需要来自逻辑性较弱的非西方哲学的支持。但是就伦理学而言，情况将完全不同。如果我们能首先将西方伦理学思考与形上学思考作出适当的区分的话，中国伦理学传统中保持的经验理性主义自足域，即可对此做出积极贡献。秦家懿说：“按照康德哲学，孟子为道德性问题提供了一种经验的基础：基于人性的道德情感，在危机时刻可呼唤利他主义的自发的﹑本能的求善选择”。(参见陈荣杰，1986，第278页)按照秦的意见，这种经验性立场应当辅以形上学理论基础。但从当代符号学立场，我们可以采取另一种理论形式。按照现代人文学理论架构，中国伦理学在理论说服力上实际上无足轻重，因此“新儒家”哲学在当代西方哲学界和汉学界均无影响。但在对西方形上学传统进行了“跨学科的解构”之后，中国伦理学智能将可能在现代性环境内显示出其特殊重要性，伦理学学术的真正性质也将会进一步得到澄清。孔子伦理学作为中国最早的，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伦理学系统，为此提供了最佳范例。(参见李幼蒸，1997(1)。第xxix-xxxii页)此外，承认了孔子伦理学的经验主义价值以后，还可促进人们对西方伦理学经验实证传统进行重新思考，后者长期以来受到了各种形上学和虚无主义思辩的漠视。

另外，中国传统思想综合性的表现中包含着哲学﹑历史﹑文学﹑语言﹑艺术等不同的成份和思维方式。中国思想史因此提供了文化学术意识形态批评的一个典型的历史性例证，即学术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在历史过程中的一种互动模式。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实际历史中政治伦理学情境的真正机制。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也只有在我们摆脱了各种哲学或形上学中心主义之后才有望达到。任何学术运作的深度和功用性，都应参照适当的理论目标和程序来衡量，而不是按照某种理论思维或诗学思维的技术性精致度来衡量。中西哲学传统中千百年来积累的理论概念技术性的资源形成了各种传统职业的自足域系统，结果使其倾向于严重脱离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的现实。学术职业不是严格朝向科学探求的，而是朝向社会制度可行性的。须知，任何一套技术性程序的偶然积累均可成为学术成立和运行的基地，并自动形成相应的规范和标准。后者即可成为任何一种社会实践的理由和可行性保证。简言之，有关中国哲学对今日世界人文科学究竟有何价值的问题，首先涉及到有关哲学学科本身今日有何价值的问题。另一方面，除了哲学的历史性自足域问题外，还存在有现代学术制度自主性的问题，后者与许多其它因素相关联，包括非学术性因素。从这样一种较广阔的角度考察，我们的问题就不仅是如何通过西方方法论改进中国哲学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在比较哲学方法论改进后CP如何可能贡献于西方哲学的问题。比较哲学研究因此也会与若干具体学科专业的课题发生关系，如今日一般历史理论和伦理学理论等等。可以说，这两门学科均密切相关于CP未来的方向和内容，也同时相关于它们本身在跨文化研究中的自我演变的问题。任何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人文学术从今以后都将逐渐被跨文化的，也就是全球性的人文学术框架所取代。一门全新的研究领域“中国符号学”将对此做出重要贡献。

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今日越来越重要，因为这不仅相关于两门学科在自身领域内的技术性改进问题，也涉及到如何共同面对比较人文学术跨学科---跨文化方向的重新组合的问题。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作为一个新的领域因此不可避免地须重新确定其范围﹑目标﹑方法和标准，并勇于面对多重比较研究情境：中国人文学和CP，CP和西方哲学，哲学和伦理学，哲学和人文科学，以及传统人文科学和新时代人文科学。问题既涉及到宏观领域，也涉及到专深领域，既须用“望远镜”，也须用“显微镜”；既须提出新的问题系列，也须改进研究基础。广义符号学，即跨学科—跨文化的意义和制度分析方法，可以成为我们上述各种探讨的方法论工具。作为这样一种分析工具系统的符号学，肯定属于人类分析理性传统，其“革命性”特点在于不为现存学科制度格局和标准所限，直接上溯至最高理性层次来重新检视人类学术和知识的历史现状，并对其进行积极改进，以使其更有效地为人类未来认知和实践目标服务。

主要参考书目(按作者西文姓名拼写次序排列)：

陈荣杰(编)

1986﹕<朱熹和新儒家>﹐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朱熹和吕祖谦(陈荣杰译注)

1967﹕<近思录>﹐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

黄宗羲(秦家懿选译)

1987﹕<明儒学案>﹐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李幼蒸

1997(1)﹕<中国伦理学原型的结构>﹐彼得朗出版社﹐法兰克福

1997(2)﹕<汉儒学术意识形态的构成>﹐彼得朗出版社﹐法兰克福

1997(3)﹕<比较人文学的认识论问题>﹐彼得朗﹐法兰克福

1997(4)﹕“论传统中国哲学字词的意素结构”﹐<历史理论研究>﹐春季号﹐北京1999﹕“论学科的制度性限制”﹐卡尔和张丽华(编)﹕<劳赫符号学纪念文集>﹐彼得朗出版社﹐纽约

刘述先和A-罗伯特(编)

1988﹕<和谐和斗争﹕当代观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牟宗三

1991﹕<心体和性体>﹐正中书局﹐台北

符号学范文篇5

关键词：符号学环境设计表现性思维

符号学（Semiotics）是研究符号系统的学问，最早是本世纪初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aaure）、美国哲学家和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皮尔士（Pierce）提出的。前者着重于符号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与心理学联系；后者着重于符号的逻辑意义，与逻辑学联系。大约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符号学才作为一门学问得以研究，其理论成果也已经渗透到其他诸多学科之中。设计与符号学关系密切，设计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的Designare，意思就是画记号。现在被普遍采用的英文Design，也就是做记号的意思。研究和运用符号学的一些原理来帮助设计人员“做记号”，是从事设计人员的一个重要的处理手法。现实生活中，设计者将红绿黄色运用到交通管制信号灯上，借以提醒人们注意道路情况，避免发生交通意外事故。为什么使用红绿黄三色？这种感觉不仅仅来自于图案色彩本身具有的视觉特性，这也是因为红色与鲜血的颜色很接近，人们对血液都会有一种天生的畏惧感和警惕性，所以红色的指示灯象征着危险、停止；绿色是植物与自然环境的颜色，而生命在这样的环境可以得到健康的成长，因此，绿色指示灯象征着安全、自由；在西方人眼中，黄色是秋天的颜色，是杂草枯黄的感觉，是妒忌、怯弱和败坏的意思，所以在由欧洲人设计的信号灯中，黄色灯被用做象征警惕、注意。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不胜枚举，在实际的设计中也常会有类似的应用，是什么规律在支配这些现象？原来，在艺术设计中我们广泛运用的许多手法背后，都隐藏着符号学原理的影子，在环境艺术设计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造型本身是视觉空间设计中的一种符号形象，是视觉传达过程中直接而准确的传达媒介，它在沟通人们与文化信息的交流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符号学的运用，影响着环艺设计的表现性思维的表诉。也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使环境设计的元素对信息传达更加科学准确，表现手法更加丰富多彩。

符号的起源是劳动。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有了实用和审美两种需求，并且已经开始从事原始的设计活动，以自觉或不自觉的符号行为丰富着生活。从我们祖先的结绳记事到歌舞图腾，都是维护社会传统秩序的信息符号。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著名思想家庄子在其著作《庄子外篇》中就已提指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即：在语言和事物之间存在着表征物与被表征物的关系，语言是事物的表征物，事物是语言的被表征物，语言的任务是传达事物的相关信息，符号正是利用一定的媒体来代表或者指示某一事物的东西。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艾柯也提出：将符号定义为任何这样一种东西，它根据既定的社会习惯，可被看作代表其他东西的某种元素。符号是负载和传递信息的中介，是认识事物的一种简化手段，表现为有意义的代码和代码系统。当然，符号这一概念的外延相当广泛，设计中的符号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有许多共性，使得语意学对设计也有实际的指导作用。通常来说，可以把设计的元素和基本手段看作符号，通过对这些元素的加工与整合，实现传情达意的目的。

一、符号学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1、一目了然的认知形式

设计中，认知性是符号语言的生命。在2005年日本爱知世界博览会上，中国馆以“自然、城市、和谐——生活的艺术”作为主题，其设计将中国的传统文字和生肖图形及“百家姓”应用到了馆厅外立面的设计上，通过将中国文化的元素、中国城市的元素作为“中国符号”创造出了独特的视觉效果，向人们准确的传达中国馆的主题，这些符号所传达出来的信息，都具有极强的认知性。相反，如果一项设计形式，让人无法理解，那这项设计就失去了意义。

2、大众熟悉的普遍形式

现代设计是为经济社会服务的，设计作品会在大众中广泛传播。设计的符号语言只有具备普遍性，才能为大众所接受。设计者只有找出让自己、客户、消费者都能理解的设计语言，才能更好地完成设计任务，才能达到设计者的目的。相对推理性符号而言，视觉符号没有自己的体系，任何视觉符号都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只有体现在一定的情感结构中，围绕着一个特定的主题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使大多数受众认知，如在某些城市大行其道的“知青饭店”、“老三届”、“毛家食堂”等等商业餐饮环境设计里，都采用了斗笠、玉米棒、红辣椒、粗木桌椅、水井等等，甚至为了营造气氛更是将服务员的服装、以及菜单名也巧妙地融入其中，这些不同地域农村中富有典型意义的视觉符号营造的环境，让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群都能够针对这种设计产生共鸣。

3、各具特色的约束形式

任何语言和词汇都只在一定范围内被理解，符号也是一样。只有具备相关文化背景的人才能接受到该符号所传达的信息。只有符合特定背景的符号才能在这一范围内被接受。比如，武汉江汉路步行街景观设计，其中有四个真人大小、体现地方特色的武汉热干面的饮食文化的雕塑可谓独具匠心。虽然设计界对此褒贬不一，但应该说武汉老百姓是普遍接受的。身为武汉人，谁没有端着一碗热干面端上桌“过早”的经历，但是其他地域的人们没有经过这种特定的城市文化、社会环境的熏陶，也许就不能理解。

4、标新立异的独特形式

符号强调“求同”，这样才容易被理解。但是，在设计中“求异”常常是创新的关键。因为比较形式和内容，前者绝对是更值得深究的。同样是针对一个主题，我们必须找出与之相关的尽可能多的表现形式，可以从造型、色彩和材料和工艺上入手。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设计师查尔斯·穆尔所提倡的“符号性古典主义”，它的特点是采用大量古典的，历史的建筑符号、装饰细节、设计基本计划达到丰富效果。他设计的新奥尔良市“意大利广场”就是在设计中大胆抽取各种古典的要素符号，并以象征性的手法将其再现出来，既具备了典型的古典主义精神，又让人们感叹新材料在设计中带来的全新感触，整个广场以巴洛克式的圆形平面为构图，以逐渐扩散的同心圆及黑白相间的地面铺装向四周延伸出去，直至三面入口的街道上。罗马的古典柱式经过改头换面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如科林斯柱式用的是不锈钢柱头，檐壁上用拉丁文雕刻着“此喷泉为献予全民之赠礼”的献词；柱式上流泉汩汩，圆券上嵌着微笑的摩尔头像，水正不断地从他嘴里吐出，所有的水全部流入中央的水池。水池中有一个由卵石、板石和大理石砌成的岛屿，岛屿的形状很明显，就是一幅意大利地图。在这里不仅充满了欢快浓郁的现代商业气氛，而且具有对乡土强烈的依恋之情。

二、符号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具体运用方式

第一，对符号直接运用，作品本身包含具体符号。以“亚洲现代室内设计之父”著称的高文安先生在深圳华侨城新建的办公室，原是占地700平方米的旧厂房。高文安把它创意改建成具有三个楼面1400平方米集办公区、健身房、家具精品店为一体的高文安深圳室内设计公司所在地。人们在这里脚下踩的是百年枕木，据说都是来自清末民初所建的川汉铁路，它们“退役”后被废弃了。高文安慧眼识宝，千里迢迢把它们运到了深圳。在这家公司的墙面上、泳池边、地板隔层，到处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枕木布满着那象征着悠悠岁月的斑驳痕迹和道钉遗留的锈迹，它仿佛能打开人们记忆的闸门，让人们感受到百年枕木所度过的沧桑岁月，感受传统文化的震撼，它们就是一段历史，一段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屈辱岁月走向繁荣昌盛的历史。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传统符号的直接应用，给人一种“形”似为主的感觉。

第二，以符号为基本元素的设计。将具有既定含义的图形或实物作为设计基本元素。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师安藤忠雄设计的光之教堂位于大阪城郊，是原有一个木结构教堂和牧师住宅所扩建。它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入口，门前只有一个不太显眼的门牌。进入它的主体前，必须先经过一条小小的长廊。这其实只是一个面积很小的教堂，约113平方米，能容纳约100多人，当人置身其中，会自然感受到它所散发出的神圣与庄严。教堂主体建筑物由一个混凝土长方体和一道与之成15度横贯的墙体构成，这道墙把空间分割成礼拜堂和入口部分。廊道两侧为素面混凝土墙，顶部由玻璃拱与H型横梁构成。廓道前后没有墙体阻隔，新鲜空气自由地在这个空间中穿行，其末端是绿色的树木和遥远的海景。透过毛玻璃拱顶，人们能感觉到天空、阳光和绿树。前方是一面十字形分割的墙壁，嵌入了玻璃，太阳光照射进来，呈现出一个逆光的光线十字架，这就是那个著名的光线十字架，也称光之十字架。光之教堂由清水混凝土作墙壁，除了那个置身于墙壁中的大十字架外，并没有放置任何多余的装饰物。安藤忠雄说，他的墙不用挂画，因为有太阳这位画家为他作画。天主教最主要的符号就是十字架，在这里安藤忠雄将一个有形的传统符号变换成了一个光影迷离的建筑构成元素，十字形分割的墙壁，产生了特殊的光影效果，使信徒产生了一种接近上帝的奇妙感觉。自然就会产生一种虔诚的信仰，教堂设计是极端抽象简洁的，没有传统教堂中标志性的尖塔，但它用光的神奇作用突出了十字架这个众所周知的天主教符号，呈现出一种静寂安详的，给人一种“神”似为主的感觉。

第三，设计中含有符号性元素，以含蓄的方式传达设计者的表述信息。当人们提到中国古典园林时立即会想起苏州，想起这个江南水乡中的众多名园。拙政园．狮子林，这些名字不仅是苏州园林的代表，还代表着一种生活和文化。著名设计师贝聿铭新的博物馆庭院也建在苏州，较小的展区在造景设计上摆脱了传统的风景园林设计思路。每个花园寻求新的导向和主题，把传统园林风景设计的精髓提炼升华形成未来中国园林建筑发展的方向。尽管白色粉墙成为博物馆新馆的主色调，以此把该建筑与苏州传统的城市机理融合在一起，那些江南水乡到处可见的灰色小青瓦坡顶和窗框被灰色的花岗岩所取代，以追求更好的统一色彩和纹理。博物馆屋顶设计的模式来源于苏州传统的坡顶景观一一飞檐翘角与细致入微的建筑细部。但是，新的屋顶已被重新诠释，并演变成一种新的几何形状。玻璃屋顶将与石屋顶相互映衬，使自然光进入活动区域和博物馆的展区，玻璃屋顶和石屋顶的构造系统也源于传统的屋面形式，过去的木梁和木椽构架系统被现代的开放式钢结构、木作和涂料组成的顶棚系统所取代。金属遮阳片和怀旧的木作构架在玻璃屋顶之下被广泛使用，以便过滤进入展区的太阳光线。尽管所有结构和材料与古典园林迥异，但是仍使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人们看到它就会联想到苏州园林——因为他们“神似”，贝聿铭设计了一个主庭院和若干小内庭院，布局甚为精巧。其中，最为独到的是中轴线上的北部庭院，不仅使游客透过大堂玻璃可一睹江南水景特色，而且庭院隔北墙直接衔接拙政园之补园，新旧园景通过中国传统景园设计中的“借景”手法融为一体，使人又感觉到博物馆与苏州园林的神形兼备之处。

三、结论

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类所有精神文化都是符号活动的产物。也可以说人类也能有效的利用符号来创造新的文化，在环境艺术设计领域里，符号是一个重要的设计元素，这种符号形式是不拘一格的，它可以是一件艺术品、一件家具，也可以是一种植物、一块石头、一潭水，还可以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富有创造力的设计师能将生活中有意义的东西变成一种表现性符号，运用于现代环境设计中，创造出个性化、人文化的全新文化符号和景观。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各种现代装饰材料层出不穷，无论时代感的发展或是设计风格的迥然，都使人在观赏艺术作品的过程中，感受到设计的真谛和文化的脉动。

【参考文献】

[1]罗兰.巴特尔：符号学原理[M].三联书店，1988.

符号学范文篇6

【关键词】平面设计；符号学；创新应用

一、符号学的产生及发展

符号学理论最早是由19世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美国哲学家和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皮尔斯提出的，在20世纪初他们就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符号学基础系统。但是在那时，符号学仍处在学界边缘状态。到20世纪60年代，索绪尔的符号学以结构主义闻名，在那时，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是一个事物。七八十年代，结构主义在符号学的作用下突破自我，出现后结构主义。此后，皮尔斯理论代替了索绪尔理论，成为符号学的基础。就此西方出现了很多符号学相关领域的研究学者，并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且将符号学理论应用于其他领域。法国新托马斯派哲学家马里坦说，没有什么问题像与记号有关的问题那样，对人与文明的关系有如此复杂和如此基本的认知了。确实如此，符号贯穿着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相比西方，我国的符号学研究起步较晚。“符号学”一词，最早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他在文章中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随后，“符号”一词消失了十年。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持续升温，很多学者对符号学兴趣倍增，是符号学在中国的一个良好开端。此后出现了大批的符号学应用于各个领域的相关文章，如安和居的《‘符号学’与文艺创作》、安迪的《短篇小说的符号学》、胡妙胜的《戏剧符号学导引》等。

二、符号学原理对平面设计的影响

符号学涵盖了人类思想史上的各个领域，如自然科学、人文历史、绘画雕塑等。卡西尔认为，人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人类活动的本质是“符号的活动”，人类利用符号去解释一个事物，创造一种文化。卡西尔的观念打开了符号美学的大门，为平面设计奠定了美学理论的相关基础。苏珊•朗格曾说过：“艺术是一种符号、一种生命符号、一种不可分割的生命符号，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指整个艺术，而不是某一件艺术品。”将艺术与符号的密切关系分析得淋漓尽致，平面设计作为艺术领域的一部分亦是如此。国内外对符号学研究相当火热，尤其是平面设计领域。例如，马克思•本泽、伊丽莎白•瓦尔特的《广义符号及其在设计中的应用》、马瑞安•丁吉娜的《广告语义的创造》等著作。国内的各个高校也纷纷重视对符号学的研究，例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研究所、武汉理工大学研究所等高校研究生导师们开设了符号学这一研究方向。国内符号学相关文献、专著也如雨后春笋般曾出不穷。

三、符号学原理与平面设计的关系

（一）平面设计是符号学原理的形式体现。谈及平面设计与符号学的关系时，首先要了解平面设计的基本概念。“平面设计”译自“graphicdesign”，也称视觉传达设计。它是以视觉作为沟通和传达的方式，通过各种表现方式结合符号、图形、文字等来传递信息。王受之先生曾从符号学的角度提出了平面设计其实也是一种符号的传达，是把平面上的几个基本元素，包括图形、字体、文字、插图、色彩、标志等符号传达的方式组合起来，使之成为批量生产的印刷品，使之具有进行准确的视觉传达的功能，同时给观众以设计需要达到的视觉心理满足。因此，平面设计是一个工具，同时它又是抽象化的、过程化的东西。它是一种集合各种符号的表现，也实现了符号终极的意义。所以说，平面设计是符号学原理的形式体现。（二）符号学原理是对平面设计的本质解析。符号学原理是对平面设计的本质解析，主要是指研究符号本身的特性。只有了解符号的内涵才能掌握符号学与平面设计的关系，才能成功地将符号学原理应用于平面设计之中。平面设计是指在平面空间内传递信息的视觉设计。毋庸置疑，设计是一个思维的过程。这个思维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思考，而是要将设计者的思维延展到受众身上，让受众真切感受到设计作品的内涵所在。这个思维过程就离不开符号这一元素了，主要是对视觉符号展开设计。平面设计的演变亦是符号演变的过程，而平面设计归根到底就是对符号的设计。因为平面设计是抽象的，是想象的，是主观的，它需要依托一定的载体甚至可以说是理论去支撑起平面设计的画面，那符号学在其中一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然平面设计会变成简单的“加减法”设计，失去设计的内涵和深度。设计其实就是在尝试对既有事物进行概括、提炼形成未有的抽象的符号，看到符号就能联想到既有的事物。符号学在平面设计领域中的标志设计上应用甚广。符号的本质、构成、重组等过程就是进行平面设计的过程，从而才有了平面设计的文字、图形等。因此，符号学原理是对平面设计的本质解析。

四、符号学原理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符号被应用到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覆盖面甚广。人们的生产生活也离不开符号，例如电子通讯、计算机等。在平面设计领域，符号更是被广泛应用，例如标志设计、广告、包装等。再对符号学有了基本的认识后，如何把符号学原理应用到平面设计中才是至关重要的。符号学原理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主要是研究符号的本质特征及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一）不同类型符号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一般来说，符号可以分为三种，即视觉符号、听觉符号、触觉符号。而我们见到最多也是应用于平面设计最多的是视觉符号，听觉符号和触觉符号会在被概括、设计后转变成相应的视觉符号，用最简单直观的视觉语言诉说着设计的内涵，进而高效传递信息。从符号与所指代事物的关联上看，符号学家一般将符号分为三种，即图像符号、指示符号、象征符号，这也是从符号的本质作用进行划分的。图像符号。顾名思义，图像符号是以图像为主要研究对象，可以传递信息的视觉符号。图像具有简明、直观、易懂等特征，因此，图像符号适合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的人群。因为图像符号具有以上特征，也被广泛应用于平面设计中。图像作为平面设计的重要视觉元素，在设计中占有不可小觑的地位，它可以向读者述说着符号的意义和作品的艺术风格等。指示符号（索引符号）。指示符号与事物之间具有时间或空间上的某种联系。指示符号的每一种颜色、每一个标志、每一种造型都可能与事物之间产生关联。因此，平面设计作品也缺少不了指示性符号。用指示性符号去引导受众进而传递设计信息。象征符号。象征符号是指符号与对象之间没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它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它可以在传承的过程中作为一种象征存在，就好比鸽子象征着和平等。在平面设计中，应用象征符号会加深作品的深度，尤其是在文化传承方面。但是在设计中，象征符号不是通过简单的拼加就可以展现效果的。例如，20世纪90年代，受到复古风影响的一系列建筑，一味地把中国大屋顶的传统象征符号挪用到现代建筑上，企图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却适得其反。因为，在设计中，符号与符号之间不是叠加关系，而是要找到一个象征符号与另一个象征符号的内在联系，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既是所谓的符号系统。（二）符号特性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符号是思维的主体，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符号是变化的。符号除了有它的内在含义，还会在某个环境下被赋予一定的意义，这就是符号特性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例如，冈特•兰堡在1960年至1988年的个人作品展览中，他以视觉为主体。他回忆说：“是土豆拯救了德意志民族。”在那个历史时期，土豆是德国特殊的文化现象——种植、储存、烹调的文化。设计采用了土豆最原始的形象作为视觉符号来呈现，是一种奇特的创意和强烈的视觉震撼力。此时此刻，土豆变成了一种象征符号，它象征着德国的文化，从设计中就能感受到作者深深的情感。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符号学原理的研究，从符号学的起源及发展历史去把握符号学的本质、特性、发展规律。从理论研究中，尝试分析符号学和平面设计的相互关系，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平面设计是符号学原理的形式体现；二是符号学原理是对平面设计的本质解析。基于二者的关系探究，企图将符号学理论应用于平面设计的实践之中。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符号进行深刻研究，包括图像符号、指示符号、象征符号，逐一分析其特点及其在平面设计中的创新应用。重新审视平面设计中的符号元素，挖掘其文化内涵，高度凝练成设计所需的符号。另外，提取过后的符号并不是单独的个体，怎样把各个符号重新组合也是设计的一个重要过程。努力营造出视觉符号的整体环境，让每一个符号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内涵。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设计者们能认识符号学原理在平面设计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充分发挥符号学原理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周旭.符号学在平面广告设计中的运用[J].艺术设计，2006,4(156):117.

[2]蒋夕欧，孙明海.平面设计中的符号学[J].美术教育研究，2018,(02):49.

[3]萧冰.符号学理论对现代平面艺术设计的解读[J].文教资料，2008,(23):95-96.

[4]马克思•本泽，伊丽莎白•瓦尔特.广义符号学及其在设计中的应用[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符号学范文篇7

关键词：产品设计；符号学；认知性；文化价值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正日益加快，设计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与国家、政府的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国民生活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技术逐渐趋向于同化时，中国制造的热潮应由中国创造替代，书写一个新的时代。设计符号学能够清晰地表达产品的信息，因此成为领域中的研究热点，不管是难以理解其技术原理的大型工业产品，还是便捷实用的小型产品家电，在设计时都要运用设计符号学原理。国内对符号学的研究晚于国外，目前国内对符号学的研究很多都是以国外沿袭下来的理论为基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后延伸。

1设计符号学

符号学最初起源于逻辑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符号学出现了两位代表人物——美国哲学家皮尔斯和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西方对符号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在东方则可以追溯到夏、商、周。直至今日，学科的交叉性也影响了符号学，正是学科交叉性的不断变动，在举一反三中，逐渐衍生出了产品符号学、绘画符号学、产品符号学等。简单来说，设计符号学就是将符号学运用到产品设计中。当代的部分产品在外形上一味地追求新颖、独特和捉人眼球，忽视了产品设计的初衷是以人为本。产品外形设计的基石是维持人、产品、环境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不然产品不够稳重，难以在市场上立足；在产品功能设计上有两个极端，一个是把功能的堆砌当成集合创新的理念，殊不知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另一个是自认为奉行了“少即是多”的理念，将功能删减到最少，虽然保持了产品外观的简洁，但丢失了产品应传达给使用者的信息。符号如同国家的语言，在一定的境域范围内，国民都能理解并运用其进行沟通和交流，但在交流过程中总会产生偏差，影响信息的传输。在设计符号学中，如果产品向使用者传输的信息无法被使用者解读，可能是产品设计的符号传达出现了问题，也可能是产生了新的产品符号，导致信息的错识。符号来源于使用者的生活，因此设计者应探究使用者生活中的细节，及时更新和完善，保证信息能够以一种更准确、更容易理解的方式呈现在产品上。

2设计符号学的文化

设计符号学发展至今，已经成为科学文化的研究。产品是由科学文化孕育而出的，包含了符号学中的逻辑条理，在视觉上呈现信息。产品的形式、造型、色彩、纹样、材料等，无一不是在解释产品自身的意义，这是一种无声的信息传播。设计者在设计产品的最初，明确产品的结构后，便要针对使用人群的心理进行剖析、划分、总和，除了产品本身要明确传达的功能信息之外，还要挖掘出使用者需要但没有意识到的东西，然后将这些挖掘出的东西编辑转换成符号学的语言，并投射到产品设计中。使用者要根据自己对产品的解读，使用产品，达到精神、心理、生理的和谐统一，因此产品设计是具有认知性的。认知是产品与使用者沟通交流的基础。通过视觉的方式，把产品作为符号学文化的载体，可以传达产品的精神内涵。虽然认知的理想状态具有通用性，但是实际的认知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适性。例如门把手，当使用者看到一个横向折弯、突出的物体，大脑在感知到这些之后，会预测可以用手握住它向下旋转，于是使用者接收大脑的预测指令并完成这项动作，随之发现这是一道门，可以打开另一个空间，这是完成这项动作后使用者获得的反馈。于是使用者产生了这样一个认知——通过这种样式的物体，可以打开另一个空间。人的行为是由感性认知到付诸实践，最后获得理性认知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形成新的符号学文化的过程，主要通过产品的外形来阐述，强调人与物之间的交流。好的产品，使用者在使用时是不需要过多思考的，其表达的信息能够被使用者轻易理解。产品的外形是设计者用来说明物体如何使用的语言，这就需要设计者去挖掘、总结和归类使用群众的认知，明确产品受众的认知之后，许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认知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适性。在如今的工业化社会，产品规则变得更加明确和透明，操作方式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一种标准。比如不同开关上的标识代表控制不同类型的灯，这样的规则是经过多次的图形编码、编码转换再进行样本测试，由得到的反馈决定的结果。符号学的认知除了要考虑普适性，还要考虑特殊人群。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符号学的认知还达不到通用的水准，这是因为特殊人群在某些方面有不同程度的缺失。在普适性的基础上增添一些改良设计，可以帮助特殊人群在与产品互动时认知更加清晰、使用更加自如。符号学的认知性是人与产品顺利互动的重要保证，目前对其的研究尚浅，同时认知会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相互交叉形成新的认知，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是对设计者的一种考验。设计符号学追求的通用性认知，会在国内对符号学文化的不断探索中逐渐成形，形成中国特有的符号学文化，达到产品与人之间的默契。

3产品设计中的设计符号学

设计符号学在产品上具有可见性，使用者能清晰地理解产品想要表达的含义。实际上，产品符号是能否够清晰地传达信息，主要取决于设计师对设计符号学的理解是否到位、对产品的价值文化是否了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产品的功能主要通过外形来表达。比如农用型拖拉机，其高大的外形、硬朗的车身造型、一些刻意外漏的结构，表现出该产品的稳重、威猛、强劲和安全系数高的形象。通过这种明显的、容易理解的表达，可以帮助使用者在技术上更准确地了解产品。产品的可操作性。产品上固定的操作模式是人机交互的成果，根据多次的测试，选取人机交流时最好的反馈结果，在产品上表现出来，引导使用者操作。比如易拉罐的拉环设计就是引导使用者将手指伸进拉环中，当呈现一定角度时，易拉罐开口就会被打开，使用者从而得到反馈。功能上，产品与人的交流必须是显而易见的，这样才能方便使用者明白操作的流程，引导使用者操作和使用。产品的材料对产品的表达通常是一种暗示。将金属材料运用在产品上，产品显得干脆利落，十分冷清，例如医院里的医疗器材；木质材料的产品给人亲近、舒适之感；皮质的沙发显得高贵；布艺沙发使人心生惬意。这些均是通过材料质感传递产品信息。产品的色彩与材料有异曲同工之处。色盘上，靠近红色一端的色彩的含义通常是温暖和舒心，靠近蓝色一端的色彩为冷静严肃。将色彩的符号文化运用到不同类别的产品设计中，可以帮助产品体现自身价值，也可以警示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造成的危险，减少使用者受伤的概率。设计符号学发展至今，俨然是一门严肃的学科。在符号学文化中，无论是造型、材料还是色彩，其实都是情感化设计文化的标准体现。产品在物理功能上的完善，是在洞悉使用者人群心理后，将它们以更加规范的符号学的形式融入产品设计，使产品文化价值更加丰富。

4结语

设计符号学是产品设计的新理念，可以监督和纠正设计过程中的错误，引导设计的发展方向，增强产品与使用人群的贴合性。虽然国内对设计符号学的研究晚于国外，但是时间的长短只会影响研究出成果的早晚。国情不同，国民生活习惯不同，时间上的缺失并不会导致国内对设计符号学的研究滞后，相反，国内的研究者可以将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石，结合中国特有的文化，从国民生活中汲取灵感，并赋予产品新的、独特的、属于中国的符号学文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国内在设计符号学的研究中会有更多的成果。

参考文献：

［1］吴琼，褚鹏，张瑜.设计语用学的范式研究［J］.包装工程，2016.

［2］吴琼，燕航程.设计符号学指导的产品设计［J］.设计艺术与理论，2016.

［3］杨菲.设计符号学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J］.大众文艺，2015.

［4］薛青，范文龙.设计符号学及其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探析［J］.包装工程，2007.

［5］李永川，吴琼.基于符号学原理的产品设计研究［J］.艺术科技，2017.

［6］梁丽.论符号学的文化性［J］.包装工程，2004.

［7］吴琼.基于符号学的产品设计［J］.包装工程，2007.

［8］基于产品造型的设计符号学研究［D］.浙江大学，2006.

［9］吴琼，邰蓉蓉.符号学原理在民用开关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包装工程，2009.

符号学范文篇8

关键词：符号学；三分法；语义学；工业设计；信道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工业设计涉及的领域也日益复杂。工业设计作为一个结合了工程技术和艺术的交叉学科，与人类工程学、人文社科也有紧密的关联。将符号学理论融入产品设计过程中，可以实现产品设计的理性化。整个产品设计的过程也是产品符号传达的过程，从符号的语义、语构、语用三个领域来优化设计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可以有效地帮助使用者了解产品的文化价值。

1符号学的基本内容

1.1符号的概念。符号是人用来传递抽象信息的工具，符号本身是具体的被人类赋予一定的意指作用的载体。人类社会中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都涉及了符号系统，只要有信息的传达就会有符号的存在。总的来说，符号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传达，一个是意指。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分法，是将符号的组成领域分为语义学、语构学、语用学三部分。符号的表现层面，这一层面表现出可感的一面，即是能指；符号的抽象层面，不可感的一面则是所指。总的来说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双面体。1.2符号的编码与传达。符号有三种编码性质：科学编码、艺术编码、共存型编码（社会编码）。其中科学编码是完全依赖规则的一种编码模式，数学领域里的计算方式就属于科学型编码。艺术编码的符号在传达过程中完全依赖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中的编码规则会有一定的改变。共存型编码是常见的现实状态，是现实社会中出现的人性化传达，既有一定的规则又因语境而有所变化，是科学编码和艺术编码共生共存的传达类型。传达系统由发信人、收信人、符号、信道（媒体）、规则（code）、信文几个要素构成。传达的基本过程就是发信人通过某种规则编码将信息转化为信文，再通过物理途径将信文传给收信人，由收信人通过规则对信文进行解码得到最终的信息。图1是在同一语境下共用规则的传达过程。1.3传达过程中的噪音以及信文的传达。根据传播学视角中噪声的分类，可以将符号传达过程中影响传达的噪声分为机械型噪声和歧义型噪声。机械型噪声主要是信道噪声引起的信文失真，一般是由于工艺技术的不达标和工业设计师与工程师之间的配合不当。而歧义型噪声则是因为没有知性、共识的编码规则而产生的信文失真，解码过程为破译过程，一般是由于设计师没有很充分地做好设计调研而导致编码规则的不明确。产品设计的全过程是一个十分严谨的符号传达的过程。产品的文化价值在语义领域上由形状综合语义、材质综合语义、色彩综合语义三个要素构成，再由设计师通过概念、造型设计来生成信文，最后生成产品的综合信文（如图2所示）。

2符号学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2.1研究符号学的目的。产品设计符号的语构学规则存在于产品设计系统化流程的全过程。研究符号学的目的就是将整个产品设计过程通过语构学的规则进行解构，对其各个环节展开编码性质的探究以及对媒体的传递特性、复制、噪声抑制的讨论，最终解决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如何使产品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问题。2.2概念设计阶段的应用。产品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工程，作为独立的系统，包括设计调研、造型设计、工艺设计、产品服务设计、产品销售，也就是从开发到消亡的整个生命周期。开发新产品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概念设计阶段，在契合外系统的大环境下通过调研客户需求和市场分析，生成产品概念设计方案，最后进行方案评价。概念设计阶段首先要进行设计调研，设计传达过程中的编码子过程就是设计的目的构成，是确立编码规则的决定性因素。设计调研包括了市场调研、技术调研和消费者调研。设计师需要通过市场调研来计算产品投入成本和未来市场的回报，对产品的开发周期和产品寿命进行合理预测以保证产品的生命力。技术调研则是要充分地了解现代生产工艺技术，以保证产品功能设计的技术可行性、稳定性和创新性。最后以设计调研结果来确定产品文化价值形成的编码规则。设计师需从符号学的角度减少信道传递过程中的噪音，以确保用户能够快速理解产品语义。完成设计调研后，设计师要根据调研结果设计编码规则即概念设计方案。2.3造型设计阶段的应用。造型设计阶段是根据概念设计阶段确立的编码规则对产品符号的形状、材质、色彩进行设计的阶段。这个阶段需要设计师掌握信道技术。所谓信道技术就是对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有充分的了解，熟练掌握各种材料的使用条件和结构要求。设计师还需要充分了解材料在进行各种加工工艺时在成形和表面处理上会有怎样的制约以及工业产品的色彩工艺技术。设计师在此过程中需要运用自己对信道技术的把握，尽可能地减少信道中噪声对信文传达的影响，虽然完全消除噪声影响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减少噪声的干扰。第一，减少无用的信息，同时增加通过不同通道传递但有相同语义的信息来保证传达信道的稳定（减少歧义型噪声）；第二，在进行造型设计前充分分析产品定位和消费者需求，保证信文规则的准确性（减少歧义型噪声）；第三，设计师和工程师充分配合，减少传达过程中的信文失真（减少机械型噪声）。

3结语

本文从语构学的角度来解构产品设计过程，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理解产品符号，深度解析了产品设计的流程以及设计师需要怎么做才能更加准确地表现产品的实用价值和文化价值，从而提高产品设计效率和产品质量。通过对信道技术的研究以及对噪声的控制来解决工业设计师和消费者之间的产品信息传达的问题，能够使现代工业产品更好地为人服务。

参考文献：

［1］张宪荣.设计符号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吴琼.基于符号学的产品设计［J］.包装工程，2007（9）：128-131.

［3］李乐山.产品符号学的设计思想［J］.装饰，2002（4）：4-5.

［4］张凌浩.符号学产品设计方法［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符号学范文篇9

国内一些理论家提出，可以把符号学引入书法研究。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对于书法来说，最明显的符号莫过于书法赖以滋生的汉字系统。无论如何演变，书法的基础终归都是汉字。相对于其他的符号系统来说，文字符号恐怕是和语言的关系最为贴近的。汉代和清代的文字研究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东汉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收录了9353字，加上重文共10516字，十八世纪编撰的《康熙字典》则收录了47043字[2]，可以说，古代的学者就像熟悉后院的花草一样熟悉每一个字。然而，熟悉字体、字形、字义和字音的每一个演变，并不代表古代人对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汉代学者对汉字符号作了不少理论探讨，其中最著名的是六书说，也即把汉字的构字法分析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六种。但是，不管是对汉字起源的猜测，还是对汉字构造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对语言的系统研究，那都还是有尾无首的。例如，要研究汉字的起源，我们必须懂得只有当某种符号用于系统地记录语言时才可把它称为文字；又如，要想研究汉字的构造，我们首先得把“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和“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这两个层次明确地区分开来[3]。经过索绪尔等先驱的倡导，这都是现代语言学里的常识了。写作本文的目的，可以说是在中国书法界引入符号学之后，补充谈一点语言学的常识。从这些常识出发，我们或许会对书法的性质和书法的未来形成某种新的认识。

（二）前面已经说过，索绪尔把语言学看成是符号学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不妨把研究语言符号的符号学称之为语言符号学，并把文字学也囊括在它的范围内。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索绪尔或后来的符号学家所说的符号究竟是指什么？接下来，我们还会问，语言符号的特性是什么？文字符号（尤其是汉字）又有哪些独特之处？

无论在中文还是在西语中，和“符号”意思相近的词均不在少数，有人把symbol说成是符号学的对象，有人把sign说成是符号学的对象，在汉语里，“记号”、“符号”或“指号”都是可供选择的表达。不过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在词句上争来争去。索绪尔把符号看作是能指（signifiant，signifier，也译施指）和所指（signifié，signified）的结合，所谓的能指，就是用以表示者，所谓的所指，就是被表示者。拿玫瑰花来说，玫瑰的形象是能指，爱是其所指，两者加起来，就构成了表达爱情的玫瑰符号。索绪尔把符号看作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和一般人对符号的用法是一致的：符号是用一个东西来指另一个东西。陈嘉映先生说，“凡有所表征的，都可以称为‘符号’”[4]，李幼蒸先生说，“一般记号就是‘代表另一物的某物’”[5]，这些说法大同小异。

我们把自然物和符号分开来的一个通用标准是：代表他事他物，还是无所代表[6]。桌子就是桌子，我们用它吃饭、写字、放东西，也可以把它做成各种式样，但终究不说它代表了别的什么东西；可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某种样式的桌子看作是某个文化的代表，这时候的桌子就变成了符号。人们通常不习惯把桌子或石头称作符号，却觉得乌云和大雁可以叫做符号，其原因可能在于，前者通常不被用来意指他事他物，而后者的意指在生活中逐渐被固定下来，乌云压天是暴风雨的征兆，大雁南归暗示季节的变换，在文学和电影中，乌云和大雁还可以有其他固定的象征含义。

符号学研究的是符号，根据能指和所指所构成的关系类型，符号学对符号进行分类。在这里，又是索绪尔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分类准则：任意性原则。语言符号的能指是语音，所指是概念（意义），用哪个声音来代表哪个概念，这是任意的。所谓任意的，也就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例如，汉语里用“马”这个声音来代表马，英语里却用horse，不管是“马”还是“horse”，它们的声音都不会和它们所指的东西有任何相像之处。相反，玫瑰花，乌云和大雁，它们之所以能有所表征，却是有一定道理可讲的（尽管这道理并不是对所有的文化都有效），具体来说，玫瑰花和炽烈的爱情有相像之处，乌云和大雨有时间上的邻近，这些能指和所指之间，带有某种可感的联系。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社会里的任何一个符号都带有某种程度的约定性或者说任意性，只不过有的约定是人为的、强制的（如红绿灯，国旗，人工语言），有的约定是天然的、自发的（如北斗星，玫瑰花，自然语言）。语言符号代表了约定性或者说任意性最强的那一端，它的符号性是最强的。红绿灯和乌云相比，任意性更强，但和语言相比，却又更弱。一个人若是不知道红绿灯的含义，至少可以看出是红灯在亮，还是绿灯在亮；一个人若是不懂阿拉伯语，那就只能听到一串稀奇古怪的音响。

语言是对世界的一种划分，不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方式，这是在所指这个层面上讲的。语言所使用的“能指”是人的嗓音，这些音响形式只要能满足声带的基本条件而且彼此之间能清楚地区分开来（如，元音a区分于辅音p），就能够很好地配合“所指”完成任务。交通灯选择红、绿、黄这三个容易区别的颜色，也包含着这层道理。不过，红绿灯的所指（禁止与通行）十分简单，而语言的所指（概念）却是高度复杂，且彼此间成系统的。我们常说，语言就是世界，或者说，我们无法超越语言去想象世界，说的就是语言的系统和大全。

每种语言都以特有的、“任意的”方式把世界分成相互联系的概念和范畴[7]。语言的奥秘完全在所指这个层面上。但是，总得有一个手段把语言的能耐给体现出来，这就是人类的声音。人类“选择”听觉形象而不是视觉形象作为语言的第一载体[8]，自有生理学和物理学上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只得尊重这个事实。语言的产生远远早于文字的产生，至少在两百多万年前地球上已出现了语言现象，可考的绘画活动出现在欧洲和亚洲的冰河期的晚期，距今四万五千年到一万二千年左右[9]，而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却是与短短五、六千年的文明史同步的。只有牢记这个语言学事实，我们才不至于误解文字的本性。

（三）在古代中国，读书识字是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书面语是雅的，口头语是俗的，对于一个喜欢读书写字的中国人来说，索绪尔的话难免有点刺耳――“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10]。

对于中国的语言学家来说，文字是用以记录语言的符号早就是一个常识了。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中的有些人还在说汉语是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或变相地在论点中默认这个前提。无论是字母，还是图画，只要它们被用以系统地记录语言，它们就不再保持它们原来的性质。它们变成了语言的第二符号，它们的意义完全是语言赐予的。原则上来说，不管它们本身有意义（象形），还是无意义（字母），只要它们能够相互区分，而且不过于复杂的话，就可以起到记录语言的作用。在这里需要特别搞清楚的一点是，即使是古汉字里比较典型的象形字，如日、人、射，也首先是对语音的一种记录，其次才是对太阳、人和射的图解和暗示。

如果仅仅想表示天上的那个太阳，我们完全可以用更形象的方式去表达，而不必在圆圈中加个点。反过来说，如果图画记事能满足一切需要的话，我们何必去另造一套文字？在这一点上，裘锡圭先生不愧是大家，他说，“按照一般的想法，最先造出来的字应该是最典型的象形字”，可是，“人们最先需要为它们配备正式的文字的词，其意义大概都是难于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的，如数词、虚词、表示事物属性的词，以及其它一些表示抽象意义的词。此外，有些具体事物也很难用简单的图画表示出来。例如各种外形相近的鸟、兽、鱼、草、木等，各有不同的名称，但是要用简单的图画把它们的细微差别表现出来，往往是不可能的。”[11]

实际上，远在汉代，就已经有学者指出汉字不全是象形文字[12]。不过，这些学者并没有明确区分“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和“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也即“字符”）这两个层次。象形，形声，会意，假借等区分都是就后一层次而言的。可是，即使是在这个层次上，汉字的语义和象形的联系也是越来越弱的。

在成熟的文字系统中，文字与语言是完全匹配的。试问，一个语言中能够用象形图画加以表现的概念能有多少呢？通过挪用象形图画而造就的文字，绝不会超过这个数目。据专家统计，在甲骨文里，会意字占22.33％弱，形声字占27.27％弱，象形字只占22.53％强[13]。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后，新造的象形字越来越少见，那些由图画演变而来的字符，要么丧失其形象变为表义或表音的单纯记号，要么以形符或义符的身份参与到新字的构成中去。形声字是汉语造字的主要手法[14]，实际上，形声字里的“形”从本质上是与义符而不是和形符相联系的。“鳥”是“鶏”的义符，义符既可以带有形象，也可以不带任何形象，即使原来带有形象，也会趋向于消失[15]。图画与文字在文字发展的原始阶段可以结合，也可以混用，然而文字一旦成熟，势必会和图画分家[16]。

严格地来说，在连续的上下文中，我们并不是因为看到一个字长得像太阳而推断出它的意思，而是因为我们先就知道它有太阳的意思，才觉得它同时也长得像太阳。早在周代的金文那里，如果不特加提示的话，我们基本不可能从马、鱼等字的字形中猜出它们的意思。实际上，即使是在最为象形的文字中，我们也无法完全避免歧义。谁知道族名金文中的“马”字是一头驴还是一只什么别的动物呢？再说，最早的图画字也不全是象形的，也有由抽象的几何图案变来的。具象图画、抽象纹样和文字，完全是三样不同的东西，它们各有各的宿命。依类象形可能是巫史阶层造字的真实动机，可文字一旦交付百姓使用，像与不像就变得完全不重要了，这一点在隶书上体现得再清楚不过。实际上，“如果秦国没有统一全中国，六国文字的俗体迟早也是会演变成类似隶书的新字体的”[17]。

如上所述，我们既不能说汉字是象形文字，也不能把图形在汉字的形成过程中的意义看得过于重要。我们甚至也不能说汉字是“表意文字”。裘锡圭先生说，各种文字的字符，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大类[18]，即意符（包括形符和义符），音符和记号，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是意符，在发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在发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19]。拼音文字只使用音符[20]，汉字则三类符号都使用，所以汉字应称之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21]。

汉字记录语音的方式可能与英语不同，但这和它是否象形文字或是否含有形符毫无本质关联。我们的确可以用图画来指物象形，描摹世界，但只要想到语言早在两百万年前就已经把绵延的事件之流分节成相互勾连的环节，从而使“世界”成为图画般可以描绘的[22]，我们就不必为区区几千年的汉字史里的象形问题而烦恼了。

（四）从隶书甚至篆书开始的汉字，已很难直接和象形挂上钩。也许有学问的书法家会为汉字所包含的具象因素而激动，但他们得认识到，这些类似于阑尾的东西不过是早期文字实验失败后留下的痕迹。对于那些想当然的书法家来说，他们最好能够知道，把“舞”字写成跳舞的美女，和“持牛尾而舞”的原始图形没有丝毫的联系。如果偏好把字写成画的话，他们干嘛不直接去画人体写生呢？

如上所述，汉字的构造过程中发生过两次挪用，第一次是把图像挪用为文字，第二次是把象形字挪用为音符、意符或记号。现在我们知道，成熟时期的汉字构字法基本上是没有象形的地位的。实证研究表明，“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之后，新增加的字多数是通过加偏旁或改偏旁等途径从已有的字分化出来的。”[23]因为要和语言相匹配，汉字最终放弃了图解世界的企图。不过，汉字的确不是语音的奴仆。作为一个和拼音文字同样完美的系统，汉字不仅有着独特的构字法则，而且有着独具价值的造型潜质。

汉字写起来很麻烦，但其偏旁、部件和笔划有限，笔顺也是一定的，汉字符号系统达到的这种有序性令人叹为观止，但又难以清晰地加以表述。王羲之的《兰亭序》确立了行书的典范，这份字帖并没有收录足够多的汉字，但它的临摹者却可以推而广之，把每一个汉字都写成王氏行书。书法系统的有序性无疑是以汉字系统的高度有序性为基础的。书法家的字帖和帐房先生的书信，毛笔书法和硬笔书法，繁体字和简体字，它们之所以能保持某种连续性，不是因为它们是随心所欲的文字画，而是因为它们是对自成系统的文字符号的书写。英语的构词法无疑也具有某种可理解的有序性，但这和26个字母的写法没有直接的联系。在抄写和印刷的过程中，字母也能写出优美的风格，但它们每发生一次整体变化，毕竟只能造成26种视觉差异。

汉字可考的历史只有三千三百年[24]，但这三千三百年的历史，是同一种语言连续书写的历史。从古文字到隶、楷、行、草，无论是从字体，字形，还是从字的风格造型，每一个新的差异，无不建立在与以往微妙的相似中。书法的历史远比文字学的历史要宽容，它不仅容纳正确的东西，也容纳错误的东西。而在以艺术而不是以实用为目的的书写中，文字有权变得和语言若即若离。汉字在和语言的匹配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高度有序的偏旁、笔划体系，这套体系即使脱离了汉语，也一样具有汉字的魅力。日本的书法，徐冰的天书，都是这种类型的东西。它们不是因为和汉语言相匹配而成为书法，而是因为和历史上的汉字具有系统性的相似。把单个的汉字放大，把写好的字揉成字球，这些举动貌似背离传统，实际上恰好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的。

当然，在传统中进行创作和利用传统来进行创作是全然不同的。明眼人都看得到，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就像野生动物的物种那样，在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离我们而远去。

（五）一般的书法理论往往从审美特性这个角度出发来总结书法的成就，本文并不否认这种探索的意义。但是，当我们过多地把目光集中在书法之“美”或书法所激起的“审美体验”上时，却往往忽视了书法和写字之间的朴素联系。

我们觉得书法是艺术的，而写字却是实用的，可是说到头，书法家不过是无穷无尽的写字者中的一员。书法家卓然独立，只是因为他把某个字体写到了极致，从而使它具有典范的意义。人们常常在“永恒”或“超时空”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典范，殊不知典范的一个更为素朴的含义却是“榜样”。孔子是人格的榜样，颜体是书法的榜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没有“群众”的争相效仿，哪有高楼可以独上？

书法家从不空穴来风。在书法家的书法[25]产生之前很久，汉字已经在集体书写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形态。无论是无名氏还是书法家，为了书写汉语和汉字，都不得不首先遵从汉字的规则。汉字是一套高度有序的符号系统，从原则上来说，要想把握一个字的间架结构，就不得不把握所有字的间架结构。一辈子只会画自己名字的书法家不仅没有听说过，而且也是极其可笑的。

符号学美学关心汉字和书法的有序性。承认书法之美依赖于汉字符号系统的有序性，并不会削弱我们对书法艺术家独创性的评价。在西方传统美学的影响下，我们把创作者的迷狂状态看得过于神秘了。许多人觉得，不管是在作者那里，还是在读者那里，都有一种全然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审美经验（aestheticexperience）在起作用。然而，笼而统之用“审美经验”来说事，非但不能增加艺术性，反而会败坏具体而微的艺术感觉。相形之下，用“龙跳天门”、“高峰堕石”、“夏云舒卷”来形容书法的古人，反倒要离事情本身更为接近。

我们常常把审美经验理解为主观的感受。然而，好的感觉（goodsense）从来都是在和事物打得火热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伟大的书法家不仅善于和笔墨纸砚打交道，而且善于和汉字打交道。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作为书法基本造型“材料”的汉字，既不是象形的图画，也不是抽象的图案，而是一套具有极强抽象性和系统性的符号。汉字对于文字学家来说是一种符号，对于书法家来说，却是一种质料。书法家并不关心如何在理论上把握文字的符号性，他们关心的是这些符号性的文字如何从感性上得以生动的显现。就跟玫瑰花不会被它的所指（爱情）耗尽一样，在以写字为美的文化生活形式中，文字的能指也不会被它的所指耗尽――人们在读懂字义的同时，也停留在字的表面，琢磨如何把字写得更好。

符号学范文篇10

关键词：环境艺术设计；符号学；文化表征

从许多成功的环境设计案例来看，符号学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非常广泛。无论是中国的名胜古迹，还是西方的哥特、洛可可等形式的建筑，都被设计者融入了独特的文化符号，并得到有效的传承。符号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其传播媒介，在环境艺术设计中起到重要作用。

1符号学对环境艺术设计的作用

1.1拓展了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空间

人类自从学会创造符号以来，就一直在用各种各样自己设计的符号装点着世界。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就开始了早期的设计活动，并在这些设计中融入自己的文化符号。用各种文字或非文字的符号表达自己的情感是人类最基本的文化现象。符号在人类社会无处不在，不可或缺。现代符号学在20世纪产生，并取得了巨大发展。设计中的符号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具有很多共同点，使其可以对设计起到指导作用。一切的设计元素与手段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符号，设计者通过自己的加工与整合，可以在设计中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意愿。正是由于在设计中融入了各种各样的符号，才有了如今多姿多彩的世界。可以说没有符号在设计中的应用，就没有今天环境艺术设计的广阔空间。

1.2符号是艺术理念表达所不可缺少的载体

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灵活运用符号，可以更好地表现环境的价值，还可以对环境形式进行简单化处理，避免设计出的作品与设计理念不一致。例如在设计图书馆或学校的建筑时，很多设计师一般会借用著名教育家的形象，以他们的雕像或画像为符号，用来诠释建筑的设计理念与文化内涵。如果没有符号的作用，任何环境设计作品都会缺少内涵，美学价值将大打折扣。

1.3符号是环境艺术设计的切入点

在18世纪以后，设计师们开始尝试改变设计形式，以改善传统语言符号应用于设计中所产生的机械性，开始用简单的符号表达设计的思想主主题。这种方式把语言符号有机结合在设计中，在环境艺术设计中与无声符号共同担负表达思想的任务。如今的环境艺术设计都是以符号作为切入点的，不仅可以表达人们对环境艺术的审美观，还可以表达人们的文化理念与人文情怀。

1.4表达艺术设计的信息与价值

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符号还被用来表达艺术设计的信息与价值。通常情况下，符号会融入环境艺术设计的作品之中，通过不同的设计手法与材料应用来表达设计师独有的设计理念与审美观。例如，中国明清时期的宫殿和皇家园林，大多以红、黄为主色调。在中国，红色代表喜庆、兴旺，黄色代表最贵。设计者就是要以这些色彩为符号，宣扬皇权的至高无上。而南方的私人园林大多以灰、白为主色调，衬托出园林主人的淡泊。

2符号应用于环境艺术设计时的展现形式

2.1环境艺术设计以符号为基本元素

环境艺术设计将具有既定内涵的图形作为设计元素来进行创作，这样，人们在知道这个图形所代表的含义的前提下，就能很容易的读懂设计师的设计理念与所要表达的思想。例如，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师安藤忠雄主持设计的光线十字架，他在设计中把十字架的图形与自己新颖的创意进行了充分融合，巧妙地运用光线背景原理，创作出奇妙的光与影的效果，更容易使人感受到宗教的庄严肃穆，用符号引导人们向上帝进行虔诚的祈祷与忏悔。

2.2对符号的直接运用

任何设计作品都是由具体的符号构成的，设计师往往把别人设计的成功案例中的符号直接拿来使用，或者自己设计符号用在设计中，这样的设计往往更加颠覆传统，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带给人们新鲜的视觉感受。例如，莫斯科最为著名的圣瓦西里大教堂，该教堂就是由于其九座教堂顶部的穹顶而举世闻名，设计师对其设计理念进行了大胆革新，摒弃了传统的俄罗斯民间建筑形式，采用新颖的设计元素，使教堂的形象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鲜明形象地突出了教堂的设计色彩。

2.3设计中含有符号性元素，以含蓄的方式表情达意

一些设计师在自己的设计中，往往不直接利用符号，而是把自己涌来表达思想的符号进行改变，或把几种符号有机融合，这样就可以把自己的思想进行更深层次的表达。不仅丰富了设计的文化内涵，而且增加了艺术性。这种设计理念的代表作之一就是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其设计理念来源于能够代表澳大利亚的袋鼠，其形象又似港口里整装待发的帆船舰队，不仅很好地体现了澳大利亚的本土文化，而且展现了澳大利亚人民敢于扬帆起航，直面风浪的开拓精神。

3符号学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特点

3.1认知性

这一特点使人们在鉴赏环境艺术设计的作品时，能够凭借符号比较准确的理解设计的含义，以及设计师想要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与感情。例如中国银行的标志，就是把古代的圆形方孔钱作为符号加上设计师的创新而设计的。凡是看到那个铜钱标志的人，即使看不清旁边的“中国银行”字样，而且也不认识这个标志，只要明白圆形方孔在中国的普遍含义，就能大概猜出那是一家金融机构。

3.2普遍性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符号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具有普遍性。任何种类的环境艺术设计都离不开各种符号，甚至包括建筑的大小、朝向、材料等都是符号的表现形式，离开符号，设计就会失去应有的内涵，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在同一国家、地区，或同一民族的聚居区，某些符号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具有普遍性。这是由各民族、地区、国家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共同因素决定的。例如，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传统的建筑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作为符号，会在中国传统的建筑设计中得到很好的表现。这些设计特点不仅在我国的古建筑中得到体现，还在海外的华人聚居区和唐人街得到了体现。在国外，只要一看到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群，人们就会知道这是华人聚居区。

3.3特殊性

在环境艺术设计中，不同的设计项目需要采用不同的设计形式与表现手法。由于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即使相同的符号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内涵，这就是符号的特殊性。

4结语

在人类的生活中，符号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为环境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拓展了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空间。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灵活的运用符号和符号学原理，能够更好地展现环境艺术设计的基本理念，在环境艺术设计的过程中，发挥符号的美学功能，能够更好体现设计师的设计功底。因此，设计师在进行具体的设计工作时，必须把握符号学与环境艺术设计之间的内在联系，把二者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更好地驾驭符号的文化内涵，准确、高效地使用符号、创造符号，把符号融入作品，使作品尽善尽美。设计师还要敢于颠覆传统，大胆创新，为符号注入新的内涵，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符号与环境艺术设计的有机融合。

作者:郭瑞丽 张立丽 单位:佳木斯大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