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范文10篇

风险社会范文篇1

关键词：熵；社会风险；系统论；突发公共事件；危机

风险是公共危机事件的内在核心，危机事件形成过程其实质就是风险产生、酝酿、爆发、与消退的过程，因而对于风险本质及其累积、爆发的内在机理与规律的把握，是人们对危机事件科学控制、引导、管理的前提。社会生活中风险爆发、危机事件的发生是一种小概率的非常态事件、由于它跨学科性、复杂性，使它发生发展的内在原因、演化的机理非常难以把握。人们基于风险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演化提出了一些解释框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风险-危机模型（RHModel）[1]、压力-释放模型（PARModel）、地方-风险模型HOP(HazardsofPlace)[2]等，这些模型在很多方面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但对于风险、危机的本质没能从更高的理论层面加以揭示，对于风险从微观向宏观的转化机理也不十分清楚。我国学者提出了社会物理学的理论，用类比的方法提出社会燃烧理论，把社会系统的突发事件，同自然界的燃烧现象进行了形象的类比[3]。这一方法形象生动但却限制了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与解释力。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危机事件放在系统演化的背景下，从系统演化的视角出发，运用熵理论对社会风险的本质、风险的构成、爆发的内在机理作以阐释，为公共危机事件的风险管理提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

1“熵”：社会风险的内在本质

熵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热力学领域，被用来描述物质的状态，为度量体系混乱状况的重要参量。这一概念经过不断的扩展，“后续的学者运用这一参量而描述所有物质、事物与系统的运动方式及混乱程度等[4]。”熵概念成为描述系统状态事物运动状态或存在状态的不肯定度(不定度)的参量，因其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和强大的渗透力的，熵理论从物理学扩展到生物学、信息论、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甚至成为了一种世界观[5]。熵理论已逐步成为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科学理论的框架。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系统能够被认定为某一作用关系下和环境产生关系的多种要素的总和[6]。”可以说系统无处不在，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自然到社会，任何一种现实事物都是一个系统。而系统最为主要的特点就是结构、就是“序”，而系统的演化，也是系统构成要素与序的变化，而熵正是“描写系统结构、分析系统演化的物理量[7]”，是对系统内的序与功能态的描绘。任何系统处于不断地变化运动当中，熵值能够体现出既定的宏观状态下，系统内微观与中观层面下各结构状态出现变化的状态，也就是说能够描述出系统的混乱程度。通常，越混乱的系统所对应的熵值越大；越有序的系统所对应的熵值就越小。“系统的熵值实际上是系统无组织程度的量化表述[8]”。风险、危机正是在危机管理中表示着类似的内涵，系统内在风险的表现为系统的脆弱性、系统内的因素相互作用越为混乱、结构越不稳定，系统的熵值越大，也就越脆弱，系统遭到冲击后解体的风险就越大。用Risk表示一个承灾系统内风险大小程度或者说是潜在的危机程度，Ds表示系统的总熵，那么其二者的关系可以表示为如下函数关系：Risk=f(Ds)（1）这是一个递增函数，表示在一个承灾系统中，系统的熵值越大，那么系统就越不稳定，其解体的风险就越大。风险，人们有过很多种定义。从系统的观点讲，就是系统从稳定状态演化到了一种无序，失序，结构的倒塌，系统解体、严重失序的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它是系统潜在的危机。熵值越大，那么系统的混乱、失序就越严重，生命力就弱，系统遭到破坏的风险就越大。因而，“熵”与“风险”都是对系统存在状态的描述，“熵”是系统内在的微观状态的描述，“风险”是系统外在的宏观表现，它们有着内在本质的一致性。

2社会系统风险熵的具体构成

熵是“系统的状态描述，是一个过程的表征值[9]”。系统所处的环境，其实质就是系统能从环境中获得什么样的熵以及多少熵，它是系统存在与发展的重要限定条件。好的环境背景意味着系统能够得到充足的负熵，因而保障、延续系统的存在与发展，差的环境意味着系统不能从环境中得到充足的负熵，甚至得到的是外在正熵的入侵，导致系统受损、生命力的衰减以至于消亡。社会系统其风险熵正是由这些方面构成，共同决定风险熵的高低。对于一个特定的社会系统其风险熵由以下几方面构成：第一，系统内的熵增。（1）要素方面的熵增。系统是构建在各种要素的基础上的，在特殊的构造之下，系统内的各种要素的涨落变化是熵增的重要来源。在现代社会系统内，要素性熵增问题非常普遍，比方说能源的紧缺、物质的贫困、人口的过量减少或增加、交通的落后等。（2）结构性熵增。此为系统内部各种要素间的组成方式缺乏科学性而引发的熵增加。尽管系统的组成要素很重要，然而要素间的协同与合作方式更为重要，如果不合理，也会产生很大熵增。例如社会产业结构的失调、社会贫富分化、组织结构的失调、系统结构性的缺失与不完善。（3）信息流通性熵增。该方面的熵增主要是社会系统管理不当，信息混乱、沟通路径不畅通、信息流通阻塞而产生的熵增。（4）精神性熵增。即社会系统内文化理念混乱、人的精神状态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导致的熵增。如人们思想意识落后、观念愚昧保守，知识的贫乏、诚信缺失、自私自利，享乐主义的思想泛滥成灾，低俗、邪异文化流行等等造成的熵增。（5）总体性熵增。这是系统在整体上未构建起动态性的、具备调节能力的约束机制，各个部门内耗严重、系统功能紊乱，系统内物质、能量、信息难以有效转换，有序结构遭到破坏、功能不能正常发挥，系统发展受阻的熵增现象。若用Dis表示系统内的熵增，用Si来表示系统内不同部分的熵增，Ki为各要素的权值，熵是一个广延量，根据上文的分析，用布尔代数表示系统内产生的总正熵与各因素熵的关系，那么系统的熵增可以表述为如下形式：Dis=dSi=S1+S2+S3+S4+S5=åi=15KiSi（2）第二，环境输入到系统内的负熵。社会系统的总熵决定着系统风险的大小，而系统总熵不仅来源于系统内的增熵部分，还来源于系统环境以及物质、能量、信息形式输入系统而产生的负熵。著名的物理学家薛定谔(E.Schroding-er)在他的《生命是什么?》一书中说：“要摆脱死亡，就是说要活着，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环境中不断地吸取负熵[10]。”他在这里明确地提出“生物赖负熵为生”，一个社会系统也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系统的存在发展，必须持续地从环境中吸收了物质、能量、信息等有效资源，使系统的熵降低，维护系统的存在。系统从环境中吸取的负熵主体不同、特点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1）物质输入。作为物质性的负熵输入，可以弥补因维持系统功能发挥的“耗散”需要，可以效冲抵社会系统运行带来的要素性熵增、结构性熵增，将无序向有序转化、维持系统的存在与发展。（2）能量输入。这里的能量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既指物理学意义上能量也指社会意义上的能量。例如能源、资金、技术等。能量的输入为社会系统各环节提供新的动力，直接冲抵弥补因系统运行而发生的消耗。（3）人力的输入。社会系统最具有活力的最核心的要素是人力要素，通过人力的输入达到资源的新陈代谢，降低系统因素性熵增，增加系统的活力。（4）文化、信息的交流。文化、信息的输入可以有效地降低系统运行的不确定性，消除系统运行中的信息熵以及人们的精神性熵增，达到降低精神熵、增强社会系统的凝聚力与活力。若用Des表示系统从环境中获得的总负熵，用Sj来表示系统内不同部分的熵增，Kj为各要素的权值，熵是一个广延量，那么系统的所获得负熵可以表述为如下形式：Des=dSj=S1+S2+S3+S4=åj=14KjSj（3）第三，表现为以偶发事件方式侵入到系统中的正熵。特定的社会系统总是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负熵的获得是系统得以生存的基础，但系统从环境中获得的不仅有负熵，而且还有被系统所拒斥的正熵的入侵，这种正熵正是以环境中偶发事件的方式将正熵送入系统，对系统的某些环节、因素甚至整个系统的存在产生威胁。例如过量的暴雨、泥石流、地震所传导的能量、有害物质，谣言、国外势力的入侵等，系统外不可控物质、能量、信息等因素的入侵导致的熵增。如果把这一正熵用Dps来表示，那么系统的整个风险熵Ds就有以下表示：Ds=Dis+Des+Dps（4）结合公式（2）和公式（4）那么就有：Ds=åi=15KiSi+åj=14KjSj+Dps（5）可以看到系统总熵的构成由三方面的因素构成即系统自身因素和环境因素以及偶发事件的因素。在系统所处的环境不稳定，有偶发事件冲击的情况下，Dps不为0，系统总熵Ds就可表示为公式（5），即系统总熵Ds由Dis、Des和Dps构成。但在一个日常稳定的环境条件下，环境中没有偶发事件的发生，那么此时Dps就为0，Ds就由系统产生的正熵Dis和来自于环境的负熵Des组成，此时系统的总熵便简化为：Ds=Dis+Des=åi=15KiSi+åj=14KjSj（6）

3系统风险状态与风险爆发的机理

在前文中本文提出风险是系统熵的函数即Risk=f（Ds），系统的风险熵决定了系统风险的状态。社会系统的熵值是动态变化的，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系统表现出的不同熵值表征着系统的不同风险状态。在日常稳定的环境背景下，偶发性事件产生的入侵正熵为Dps，系统的风险熵Ds在不发生偶发事件时由系统产生的正熵Dis和来自于环境的负熵Des组成，用系统产生的正熵为纵坐标，从环境吸收的负熵为横坐标，那么根据三者不同的关系可以画出不同风险熵下的系统状态图，根据系统的不同熵值将系统的风险状态大略的划分为三个状态：正熵DiS图1中有四条线代表不同的熵值，将系统的状态分为了三个区域。Lmin线表示系统熵的极小值状态，系统熵值低于此值，由于丰富的负熵，系统可能发生自组织活动，系统向更高的层次变革。L0是系统正负熵相等的基准线，正负熵相抵冲，系统总熵值为0的情况。Lmax为系统熵处于极大值的状况，此时系统总熵极大，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LRisk为风险线，表示系统的熵值为熵的极大值减去偶发事件入侵的正熵值（即Smax—Dps）。这四条线将系统划分为三种基本的风险状态：第一：稳态，即图中Lmin与L0之间的区域。系统在此状态下，系统从环境中吸收的负熵大于系统产生的正熵即Des＞Dis，此时系统的总熵为负小于零。此时系统有较为丰富的负熵，系统功能能够正常发挥，结构稳定，系统具有活力。第二：非稳态，即图中L0与LRisk之间区域。系统在此状态下，系统从环境中吸收的负熵小于系统产生的正熵即Des＜Dis，此时系统的总熵为正大于零。此时由于系统熵的累积，系统功能出现障碍，结构出现波动不稳，系统活力逐渐削弱。第三：风险态，即图中Lmax与LRisk之间区域。系统在此状态下，其熵值小于系统熵的极大值但大于熵的极大值减去偶发事件入侵的正熵值。也就是说系统再此状态下，处于系统崩溃的风险之中，一旦环境中有偶发事件的冲击，其形成的正熵值的入侵，就会使系统难以承受且使系统熵趋于极大值而使系统崩溃。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系统风险的爆发决定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系统的状态，二是偶发性事件冲击下正熵Dps的输入。当系统处于稳态，总熵小，距离熵的极大值远，系统表现出巨大的弹性与适应性，可容忍的“变异度”“宽容度”即较大，有着其充足的存在依据，表现出鲁棒、坚韧的特点，当面临偶发事件的正熵的冲击，系统可以冲抵吸收这些正熵，社会系统面临冲击，此时，系统熵值为Des+Dis+Dps＜Smax只会引起系统在自身允许的“变异度”内发生震荡，在此范围下，随机性的涨落会导致系统暂时出现偏离，然而不会导致系统全面失稳，作为诱因的偶发性冲击事件难以打破原有社会系统的稳定性而发生作用。此时，系统仅产生微涨落而继续存在，不会发生风险爆发形成危机。当系统处于非稳态，系统面临偶发事件的冲击，但总熵值也并没有超越熵极大值Smax，此时系统会形成剧烈的震荡，造成巨大损失，但系统并不会崩溃解体。但当系统处于风险态，即图中的Lmax与LRisk之间区域时，此时，其熵值小于系统熵的极大值，但其熵值却逼近自身所允许的“容忍度”、“变异度”的临界点，系统紊乱，功能难以发挥，系统逐渐失去其存在根据，此时面临偶发事件的正熵的冲击，就会发生系统熵值Des+Dis+Dps＞Smax的情况，此时风险爆发，系统走向解体崩溃。

4熵视域下的风险管理及其基本管理途径

风险爆发危机的形成有着其深刻的内外依据，是外部的条件与内部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系统熵的变化是危机产生爆发的内在依据，偶发事件形成的正熵冲击是事件发生的外在条件。面对同样偶发事件冲击，会不会形成危机决定于系统熵的状态，系统熵的状态决定了系统面对正熵冲击的“宽容度”“适应力”“耐冲击力”。风险管理其实质就是对风险熵的控制，不断的通过各种手段降低系统的熵值，使系统从“风险态”转入“非稳态”，再发展到系统的“稳态”，甚至于通过不断的负熵积累，超越临界点使系统产生新的自组织活动，而使系统进化到更高级的存在状态，对其偶发事件的冲击越来越具有“稳定性”与“鲁棒性”获得更大的生命力。风险熵Ds来源于三个方面，即系统内形成的不可逆转的正熵Dis，来自于环境的负熵Des，以及偶发事件入侵系统的正熵Dps。因而减小风险熵，进行风险控制就存在着这三个基本途径：第一，进行系统变革，提高系统效率，尽量缩小系统内形成的不可逆转的正熵值Dis。系统要发挥其功能，要维持既有的结构，就要“耗散”物质、能量、信息、人力等资源，就会形成不可逆转的正熵。根据上文分析，社会系统的熵主要来源于要素方面的熵增、结构性熵增、信息流通性熵增、精神性熵增、总体性熵增五个方面。系统的熵增往往表现为组织混乱无序、结构变异、功能退化、目标偏移、信息扭曲、有效资源缺失、不能迎接外部挑战。第二，影响环境，扩大系统可获得的负熵资源Des。系统需要维护自身的结构，冲抵自身产生的正熵，因而，从系统外获得负熵使系统得以存续的重要前提。绝大多数社会系统都有其巨大的能动性，它们都不是被动的被环境所操纵，而是主动的去适应环境、影响环境，从外在获得环境所容许的最大负熵资源，以增强系统的生命力与发展依据。例如，在我国各个省份的驻京的联络部，其重要的任务就是从国家的大环境中获得负熵资源。这些负熵资源主要表现为资金、人员、信息、物资等，系统生存发展所需要的一切，一个系统即使自己的耗散熵很高，但它能从环境中得到足够的负熵，那么它仍然可以生存发展下去。第三，控制偶发事件的发生，消除偶发事件形成的正熵Dps对系统的冲击。偶发事件往往是来自于更大环境的随机性小概率事件，要做到完全不让其发生是不可能的，但人们可以选择远离、躲避、或者采取手段控制特定偶发事件的发生。例如人们可以植树造林来控制泥石流对社会系统的伤害；远离恐怖事件多发地区，减少可能的恐怖袭击；控制社会舆论，避免谣言形成的公共事件等。

5熵理论对于公共危机事件应对的启示

一直以来，由于缺乏合适的理论分析工具，对于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发生过程中风险的积累、危机的爆发及其管理应对等过程的内在本质都没有明晰的理解。熵理论能够深入理解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本质及其酝酿、发生发展的内在机理。根据以上对风险本质、风险构成与风险爆发的分析，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熵的变化是公共危机事件形成、发展、演化的内在本质。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事物变化的根本在于内因，它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依据；事物变化的条件是外因，需要借助内因变化而发挥作用。作为偶发事件的诱因往往没有常驻性，多是借助于偶然性的触动而引发系统的演化。系统风险熵控制的好，系统的熵值小，系统就稳定有序，远离危机爆发的阈值点，系统表现为坚韧与鲁棒，当遭受冲击系统仅会在系统允许的“变异度”内产生震荡而不会发生受损或崩溃。相反，若系统风险管理的差，熵值大，并逐渐的逼近危机爆发的临界点，那么即使一个微小的偶发事件的冲击就有可能导致危机的爆发。对于危机爆发后的应对也主要在于各种负熵流的输入，对系统各要素、结构、功能秩序进行修复与重建，使“无序”转变为“有序”。可以看到，在公共危机事件酝酿、发生、发展各阶段都是围绕系统熵的变化展开的。第二，从熵的观点看，对社会系统日常的常态管理与危机爆发后的非常态管理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主要都是对熵增的管理，只是强度、时间压力、复杂度等因素的不同而已。社会系统随着外在环境的涨落、内部因素的变化，在不断的产生着无序，此时会出现效率低下、功能失调的现象，但此时系统的熵的聚集并不是那么大，也没有威胁到系统的存在，常态管理只是对这些较小的无序现象的清除、对系统的基本维护。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后的危机应对则不然，此时系统的熵已经极大，管理的任务已经不是简单的系统维护，而是系统的修复与拯救，此时管理者所面临的任务更重更复杂，需要的资源更多。第三，危机应对只是迫于无奈的一种紧急状态下应对，它是非常态管理的治标之术。而日常管理中坚持对社会系统的不断优化，排除危机发生的内在根据，这样的风险预防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根据熵增原理，系统都有一种不断熵增的倾向，也就是说都有风险不断累积的趋势。人们应在认识危机发生的内在本质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地控制系统内要素性熵增、结构性熵增、信息性熵增、精神性熵增、整体性熵增等熵增因素，不断调整系统结构、矫正目标偏移、减少各因素的摩擦冲突、抑制系统功能的衰退，使社会系统不断地优化，熵值处于极小的状态，那么必然使系统充满生机与活力，有效抵御偶发事件的冲击，从根本上减少危机的发生。

6结束语

风险社会范文篇2

[关键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社会影响评价；比较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格局调整加快，利益分化程度加大，社会矛盾凸显，且矛盾的关联性、聚合性、敏感性不断增强，社会稳定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为此，在我国全国各地各行业已逐步开展了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管理机制。对于从事国际项目投资的企业而言,却尚未重视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更多的仍然是将社会评价作为评估社会风险的工具在运用。然而，国际工程不同于国内工程，其受到所属国别的政治风险和地区稳定风险的影响和制约较大。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内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理念，结合国际项目社会评价的特点，开展比较分析研究，探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社会评价的异同和优劣，以求可以适时引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与社会评价手段相结合开展项目评估，从而全面了解到项目投资的社会影响和效益。文章从两种评价（估）机制的评价目的、实施主体、评价内容、评价程序对两者进行比较，以期为深化、促进和完善评价机制提供借鉴。

1评价（估）目的比较

相比较而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目的很集中和明确，即以“稳定”为中心，坚持“稳定高于一切”；而社会影响评价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坚持“发展成果共享”，而发展的基础则是稳定，稳定的效果表现是有发展，因此，两者的目的有包容性。但是，稳定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展，因为它还需要利益共享机制将社会效益均等化。因此，可以看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目的更具针对性，而社会评价的目的更具广泛性，在出发点上前者需要向可持续发展靠拢，实施稳定与发展并举的措施，积极探索项目经济社会效益的共享机制，以缓解和规避社会稳定风险。

2实施主体的比较

目前，在国内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作为强制性实施项目，其实施主体有两种形式，一是由决策提出部门、政策部门、改革牵头部门、项目报建部门作为负责组织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责任主体；二是由责任主体负责组织专业咨询单位或独立专家团参与实施。而社会影响评价的实施主体主要包括咨询公司、研究院所和高校等具备资质的咨询机构。实施主体的选择一般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决定，实施单位作为第三方实施评价工作。从目前各地的实践来看，社会稳定风险多由业主委托给政府组织实施，而社会影响评价多由业主委托给具备资质的社会评价机构实施。不同的实施主体各有利弊。政府组织实施评价工作有其弊端，由专业咨询机构来实施评价更具优势。

3评价（估）内容的比较

从内容比较来看，社会影响评价的内容比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内容丰富，分析的范围更广，逻辑性更强。对比来看，两者的分析内容其实是相通的。从合法性的角度看，虽然社会影响评价并没有将政策分析纳入分析范畴，但其前提已经默认符合和遵守政策法规，在这点上两者高度一致。而从合理性来看，与社会影响评价中利益相关者分析和社会影响分析具有一致性。从可行性的角度看，与社会影响评价中互适性分析相一致。从可控性的角度看，与社会风险分析和社会管理计划具有一致性。但是，在社会影响评价中特别强调项目实施对弱势群体的影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则忽视了群体内部的差异性。

4评价（估）程序的比较

从两者实施的程序来看，社会影响评价更侧重于基础调查、报告编制和论证等方面的工作内容，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则重点对风险进行识别和分析，前者侧重于整体，后者则重点关注其中一个细致点。另外，虽然在风险评估程序中也提出通过调查和访谈等手段获取资料，但是与社会影响评价相比，其方法体系尚未构建起来，主要方法还是借鉴的常规风险评估手段，而社会影响评价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一些如对比分析、利益相关者分析等实用的方法。

5结论和建议

通过比较分析，不难发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社会影响评价两者间存在互通，更存在互补，由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刚刚提出和推广，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实施过程中还需要不断通过实践案例进行完善，尤其是在机制优化方面，应当引入社会效益分享机制，减少管理程序的冗余，延续其强制性和问责机制的严厉性，将其作为项目可行性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关注其稳定风险的诱发点等。然而,对于国际工程而言,虽未受到强制性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求的约束，但对于确保项目风险性最小、避免国际冲突问题产生，适时参考和引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或者将其与社会影响评价相互结合,对项目的社会影响,尤其是稳定性影响做出深入评估，以利用其优势来弥补社会影响评价存在的不足是很有必要的。在现如今更多国际组织关注项目持续的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建议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海外投资项目的内部效益评价基础用于决策参考,结合项目社会影响评价，共同为项目的健康发展助推。

【参考文献】

[1]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员会课题.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实践探索与研究[J].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0（1）：22.

[2]施国庆.投资项目社会影响评价[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17.

[3]中国国际咨询公司.中国投资项目社会影响评价指南[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4：12-20.

风险社会范文篇3

关键词:风险社会;刑法;保护

一、风险社会:责任刑法转向安全刑法的条件

(一)风险社会的解释。随着全球化的脚步不断前进，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生存的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多，导致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危险，现代化和全球化将是给未来社会带来风险的重要因素。随着其他风险因素也不断出现，所以我们称这个社会为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里，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并存，传统的物品分配和如今的风险分配一起引导着人们的分配方式。(二)控制风险社会的发展的原因。所谓“风险”，就代表着不可预见的后果和人类所无法猜测的结果，或是无法规避的结果。风险的出现，结合了社会中的各种因素，有政治，军事，人文，科技等比较重要的因素，也有一些辅助的因素。从核武器出现后的核灾难到经济上的金融危机，从屡屡发生的环境灾难到科学上的基因威胁。这些都是已经发生过的现实。现在出现的新风险如全球变暖，信息安全问题，化学物质威胁。这些都是我们社会要面对的风险。所以说，我们已经处在了一个风险社会，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控制风险，减少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从而给社会以更多的安全。(三)刑法的规范保护。刑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刑法的存在和贯彻落实，能够保障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安全，和整个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在风险社会中，刑法的存在将是降低风险的重要武器。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这些风险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灾难，所以要规范保护刑法，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刑法要增加一些条例，以便于在面对各种风险时有较为及时的反应。所以要将规范保护刑法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四)罪责刑法向安全刑法的过渡。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刑法已经无法满足稳定社会秩序的需求，也无法应对各种风险的出现，所以，刑法的转变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传统刑法是当出现客观的伤害时，才能以罪定刑，而转变为安全刑法最基本改变就是当出现不可控的因素时，刑法就可以将其扼杀在摇篮中。安全刑法与罪责刑法相比，安全刑法不仅可以在风险发生之前介入，而且可以降低社会的损失和代价。所以将罪责刑法逐渐转变为安全刑法，是控制社会风险的重要保障，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风险社会:刑法规范保护范围的扩张

刑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人民利益和社会稳定的最高法律，在风险社会中，为了能够使刑法对于风险有更充足，更快的反应，必须将刑法的范围扩大推进。通过建立各种结构，完善法律漏洞来实现刑法保护范围的扩张。以预备犯为例。由于预备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社会伤害，所以无法举证犯罪行为，所以不在刑法的管辖范围内。但是在面对风险社会时，预备犯已经对社会构成了一定的风险。所以刑法应该将这些因素纳入法律范围，在一定程度内控制风险的发生。现在已经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将预备犯纳入管理范围，而且有了相对完善的机制和机构。从已经对预备犯管理较为完善的地区和国家中不难看出，安全和稳定对于社会的重要性。所以在我国，在法治社会，刑法的功能和社会的发展要相适应，以满足社会需求。

三、风险社会中刑法贯彻实施的方式和特点

刑法在不同环境下，反应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传统社会中，刑法的反应方式为以法定刑，但是在风险社会中，刑法的反应方式要和风险社会的需求相适应。刑法的法律效应，从罪责惩罚到犯罪预防。在上世纪，刑法对于犯罪人进行定罪，然后接受教育改造，最后让其重新回到社会中。但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多，这样的方式不能够有效的降低社会风险，当然，出于对人权的考虑，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考虑到有些接受较长时间教育改造的犯罪人出来后无法融入这个社会，从而与社会脱节。所以刑法的反应也要在风险刚出现时对其进行管理，这样不仅有利于减少社会损失，维持社会稳定秩序，同时，还能及时教育改造犯罪人，减少教育改造的时间。

四、结束语

在风险社会中，对于刑法的规范保护已经迫在眉睫，只有刑法功能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才能有效控制风险社会中不断出现的风险因素。

［参考文献］

［1］林培晓．风险刑法基本理论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4．

风险社会范文篇4

一、风险刑法中法益理论的嬗变

肇始于德国学者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本是社会学上的理论命题，主要用来描述后现代社会工业科技的过度发展给人类生存环境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风险与传统危险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组合起来的，风险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危险则沾染上了主体的价值评论，具有消极的价值属性。风险“潜藏于早已具体存在的混乱无序状态13益显现的过程之中，正是因为这种混乱无序状态使得社会生产管理机制及针对危及人类生存巨大威胁和灾难而设立的预防预警机制等，早已变得乱糟糟一团而一发不可收拾”。④由于其与当代刑法积极一般预防的刑法思潮相契合，推进了现时法益理论的多元流变，并进而体现在法益内涵的扩展与危险源头对象的扩充方面，因而使得刑法能够及时随风险社会犯罪情势的复杂演变，适时检讨与修正相应的刑法规范，以防控风险。作为德国刑法学者罗克辛提出的客观归责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危险创设与被允许的危险的理论和风险升高理论，保护目的理论的归责基础与前提就是风险刑法中的危险行为。其认为：只要行为人引起或加大了不被允许的危险且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在规范保护目的及构成要件效力的因果关联范围之内，就能肯定对行为人的客观归责。该理论将创设或升高风险的行为视为规范的内容(禁止)，且大量援引行政取缔规则作为判定风险行为的标准，因而可以说是风险刑法理念的典型反映，其旨趣在于强化风险行为的刑法规制，扩张法益保护法网。在风险社会中，通过国家公权力管理与控制风险的立法尝试及对一般预防中事前预防功能的强调，使法益保护范围、保护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导致了法益保护的前置化与法益概念的精神化趋向，不仅将造成法益实害与具体危险的风险行为作为刑罚规制的范畴，而且把为数众多的抽象危险列入可罚性的范围，从社会安全性方面寻求刑罚正当化的根据，有将结果犯或实害犯作为危险犯处罚的危险。法益的违法性评价机能与解释论机能使法益保护的前置化(保护时间序列的提前化)13渐成为防控社会风险的刑事立法政策。另外，免除控方证明责任的抽象危险犯的刑法规范的设立(主要是在危害公共安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及经济犯罪中)更意味着风险社会刑法机能的深度转变。但在这种以功利为导向的风险规制语境中，同时也潜藏着打破刑法功能平衡的危机。对于侵害法益危险的抽象化突出地表现在此次《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规定上，例如关于危险驾驶罪的增设与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构成要件的变化方面。特别是前者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就构成犯罪，对其性质的判定就有行为犯与危险犯的区别。2011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各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正确适用刑法修正案(八)依法追究醉酒驾车犯罪案件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醉酒予以追究刑事责任，虽然没有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前提条件，但根据刑法第l3条的规定，危害社会行为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然而2011年9月14日公安部了《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则强调指出：从严掌握立案标准。经检验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的，一律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两者对醉酒驾驶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定罪和处罚标准在具体操作标准方面具有不同理解，联系到本文对于风险社会刑法法益的理论命题，公安部秉持风险社会侵害法益行为的风险防控理念，着重考量行政管理的便利性及效率，强调刑法的功利性机能，此实质上是法益侵害实害化向抽象危险精神化演变的独特进程。而最高人民法院则坚守刑法的最终裁决者及社会公正的终极守护者角色，避免社会舆论和政治目的挤压下的政策性刑法严重冲击刑法的法律理性及安定性，谨慎遏制风险预防原则推动的刑法能动化倾向所导致的重刑威慑的冲动。

二、社会危害性、刑法法益、损害原则

在中国刑法中，社会危害性是从作为犯罪本质、犯罪概念中的核心要素，抑或是刑事违法性的根据、阻却违法性事由，还是从作为刑事立法的理论基础及刑事司法的指导原则角度探讨之，一直颇有争议。笔者认为，大多数论述混淆了彼此之间的层次构筑而陷于自我论述的封闭系统以求批驳他人论点，因而欠缺精当。本文选择以刑法规范合法化基础为视角对中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大陆法系的法益论、英美刑法中的损害原则进行辨析。

中国刑法社会危害性论中的“社会”在当今风险社会中具有特定的蕴涵。后现代社会中风险规制的失灵带来的恐慌在最后的保障法(刑法)中沉淀，刑罚功利化目的的落空使得公民让渡自由以换取自由保障的初衷无法实现，自由与秩序的紧张平衡引致刑法基点由人本机能向非人本机能的转变。有学者认为：社会危害性论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及四要件犯罪构成的本质特征、犯罪构成确立的实质基础，同时也是认定犯罪行为的根本标准。②其将社会危害性看作统领犯罪论体系、犯罪认定的前置性概念，以致社会危害性论承载了太多其无法负重的刑法功能及使命。在社会危害性的内在涵义中，“社会”已不是传统的前工业社会而是科技智能化、资本全球化、生产国际化所引发的高风险社会，其中的“危害”更多地表现为环境公害、金融风险、食品安全犯罪等宽领域、多层次、跨地域的公共安全事件，其内在机理求之于刑法的实质公正及社会防卫，是实质正义先于程序正义的呈现，与此同时也弱化了刑法自由保障机能的张力，且从社会危害性的语义论述及司法适用实际操作层面上分析，易致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脱节及超法规入罪事由的泛滥。大陆法系特别是德国刑法中的法益论，在承继社会危害性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增添了“法律承认的限定”，羁束了实害及其危险过于扩张刑法射程的冲动，将实质违法性的理念融入法益的概念中，强调刑法的安定性与人权保障价值。但与社会危害性论所固有的局限性一样，法律利益实质内容的空洞化与文本描述过于宽泛，不利于发挥法益的界限及个别化机能。另外，探求刑事违法性依据的初衷本在于建构刑事立法的指导方针及理论前提，现在又说法益在于法律承认的利益，这种循环解释无助于对违法性实质的提炼与发掘。有学者建议将社会相当性概念注入法益之中以充实其空旷的内壳，以此解决法益内涵过于抽象概括化的弊端。但是社会相当性本身所指并不明确，且其认为，社会的相当行为，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历史上形成的社会伦理性的秩序范围内，由这种秩序允许的行为(威尔泽尔语)④。此种论断有使法益论陷入行为无价值论泥沼的危险。对于法益在犯罪论体系中的位置而言，其是先行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理论还是作为构成要件要素之一而存在，也是一个令人颇费踌躇的问题。如果是前者，那么法益论会重蹈社会危害性论统领整个犯罪论(想解决诸多问题却又力不从心)而其蕴含却又虚实不明的覆辙，削弱其本来具有的违法性评价及解释论机能。若为后者，由于具体个罪法益指称的个别化，易致宽泛地认为都是法律所承认的利益而使法益概念变得无足轻重。英美法系中作为刑法规范合法化的基础起重要作用的是“损害原则”。

美国法哲学家范伯格认为，“损害原则”首要应该保护的是维系人类生存的共有基础，并藉此保护个体的重要利益免受第三者的损害，其实现的方式即最大限度及可能地对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空间施以无保留的基于应然状态下的充分保障。如果根据“损害原则”对公民彼此依存的自由发展空间作出明确限定，那就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在不损及和创设或升高对第三者合法权益风险的原则方针指引下获取追求自己愿望和目标的充分的自由空间(这涉及法益的均衡问题)。④且其认为：刑罚作为一种非难评价，不仅关注损害，还必须是有过错的，只有当行为人具有能够避免危害后果的现实可能性时，才可因其危害行为与危害后果的因果关联及对法益的侵害给予刑罚责难。值得注意的是，范伯格特别指出：风险社会中刑罚非难内涵前提下的直接损害可与造成损害后果的风险相提并论，由此其承认诸多抽象危险行为的犯罪化。依据“损害原则”所蕴涵的当然法理，如果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引致以后或逐渐出现损害后果，当此损害产生及出现的可能性具备相当的盖然性且对损害后果及其可能的严重性具有决定性作用时，则即便是还没有造成直接可见的紧迫损害的行为方式，也是应该予以禁止的(同时应满足过错要求)。⑨应该指出的是，损害原则并不是结果归责的重现，而是具有内在紧缩性的内核，在动用刑法对某种损害行为进行禁止以前还应考虑“界分原则”。“界分原则”不仅考量并显示损害的范围、规模及可能性、危险性、要保护利益的重要性、行为人个人自由的限制程度及行为的社会价值，而且还应考察能否藉由更为便利、效益比更高的非正式的社会制裁或民事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对此种危害行为进行规范。基于社会危害性理论、法益理论与损害原则三者的内含法理，法益概念与损害原则联系是通过损失概念的理论中介加以连接的，在这里损失被定义为对他人利益的损害，这种利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资源”(通常指对于生活质量有着特殊价值的实在)，对其完整性当事人具有消极防御的请求权，此时从损害原则中可以构想出与法益类似的东西，此时若把对第三者合法权益的损害框定在具有适法权源的权益主体时，或许法益概念的扩张倾向就能得到合理限缩且法益的界限及保障机能也能得以充分展现。但在不存在“损害他人”的场合，法益论并不能给出犯罪化的合法性根据。而社会危害性理论与损害原则(对于法益论来说)具有大致相同的功能定位。由上可知，三者在解释实质的违法性时具有伦理上的共通性，尽管法益论更重视确定合法的(应予刑法保护的)法益。

三、风险社会法益理念的新样态

风险社会范文篇5

一、国际社会风险管理的全新理念和发展趋势

随着技术进步和文明发展的人类现代化进程及人们对风险和风险管理的认知演变，“风险社会(RiskSociety)”已成为当代特征的形象描述，社会风险(SocialRisk)及其管理已成为世界各国的研究重心。西方社会学家将广义的社会风险分成三种类型:

(1)政治风险，包括与别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或外力入侵、内战、恐怖事件引起的动乱、意识形态分歧、经济利益冲突或地区性冲突、党派纷争等因素造成的风险;

(2)社会风险，包括分配不均、与政府对抗、结社群斗、失业人口增加与不安定、宗教纷争、社会各阶层对立等因素引起的风险;

(3)经济风险，包括经济萎缩、罢工、失业增加、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出口收入剧减、出口货物竞争力低落、滞销、价格大幅度跌落、粮食与能源价格大幅度上升等因素引起的风险。①狭义社会风险即其中的第二种。当代由社会风险的概念派生出社会风险源(SocialRiskSource)———社会风险的来源一个新的风险社会学概念。它的广义指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因素可能来源于社会的经济、金融、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不仅包括微观社会领域、也包括中观和宏观社会领域各种社会风险的来源。狭义概念是人们把社会看做是国家或地区之内的一个子系统时所表达的社会子系统的各种风险的来源②。从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构成分类社会风险源，可有自然风险源、人口风险源、信息风险源、制度风险源等;从社会系统的各子系统构成分类社会风险源，可有政治风险源、经济风险源、科技文教风险源等。为了更好地应对社会风险，立足现代风险管理的宏观战略视角，世界银行在1999年提出了“社会风险管理”的全新理念③，致力于建立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目的在于从系统、动态和综合决策的角度合理配置政府社会保障计划、市场商业保险计划及传统家庭、社区计划的综合保障功能，构建社会风险控制机制、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社会风险补偿机制，为有效处置社会风险、提供一种具有重要决策价值的创新性制度和策略框架。它指出社会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是防范和补偿社会风险所致的损失;以预防和减少贫困、促进个人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主要目标。

围绕世界银行提出的社会风险管理理念，国际社会风险管理研究取得系列成果，具代表性的:

(1)对于社会风险管理政府应注意多种风险管理方法的结合。如Rejda(2005)指出:风险管理可采取避免风险，减小损失，降低发生率，自留风险，保险和非保险风险转移等;

(2)社会保障根植于社会风险管理。如Holzmann等(2001)在“SocialRiskManagement:ANewConceptualFrameworkforSocialProtection，andBeyond”文中提出这种全新概念;MennoPradhan(2002)则观察了医疗保险对于社会风险管理的功效，等等。

(3)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及预防。如:DrennanandMcConnel(2007)论及政府风险管理职责存在于多个方面。在社会政治方面，风险往往来自于社会内部的矛盾。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协调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之间的和谐与合作，防止更大风险的聚集和爆发，等等。总之，最新国际社会风险管理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地注重政府、市场与个人的共同参与机制，包括商业保险、社会保险在内的多种制度设计;关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社会风险及其风险源:如它们的动态变化特征和相互作用关系;社会风险评价、转化条件及预防方法等。

二、当代中国社会风险及其风险源分析

现实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均具有挑战性。在走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发展路程后，外部世界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风险源和内部诸如产业、城乡、地域等多种不平衡发展的风险源累积聚合。转型期的中国，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封闭性社会与开放性社会相互交汇与碰撞，各社会阶层的地位和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由此产生社会价值体系裂变甚至失范，多种矛盾交织和利益冲突，社会风险加剧，突出表现为五类社会风险事件:(1)恶意破坏和报复。如引炸公交车、持刀行凶等;(2)安全和责任事故。如:矿难、车祸、森林失火等;(3)各种公共危机。如:食品安全、水污染等;(4)经济利益纷争与冲突。如商业欺诈、逃债、城建中的强拆等引发的群体事件等;(5)恐怖袭击。如“疆独”、“藏独”事件等。分析当代中国的主要社会风险源，其一:人口与自然风险源。13亿多人口，尤其当人口总量高峰、就业人口高峰、老龄人口高峰相继到来，社会系统面临严重超负荷，影响其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我国老龄化进程与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伴随，流动人口迁移规模庞大，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加大，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凸显。近30年的高速发展，在过度开发中使得自然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这种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到人的健康生存发展，而对于环境污染无论立法还是市场机制加入管理均十分欠缺，这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巨大的社会风险来源。其二:经济风险源。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对外出口贸易、投资汇兑等严重受损;内部经济增长呈泡沫倾向，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人为制造出的虚假行为当道，市场信号已变得不再可靠，使得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成本加大，为了保护自己，进而丧失掉普遍的责任感和信任感。同时，在竞争和最大化地追逐物质利益过程中，造成社会普遍危机感和心理压力不断增强，甚至由于某些个人意愿无法实现，而生成某些反社会情结。其三，科技与信息风险源。如近年我国高铁、地铁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使得系列风险事件增加，由于它的人流更加集中，扩大了损失规模，也是恐怖袭击、犯罪分子活动的易选目标;互联网时代，形形色色的网站泥沙俱下，铺天盖地的信息真伪难辨，对社会安定造成不良影响，也形成新的社会风险源。其四，制度风险源。主要表现为制度落后、制度缺失及制度扭曲。我国近三十年经济体制改革，与之配套的系列管理制度落后，较为典型的是作为现代经济社会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之一———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社会保险无论从覆盖面还是保障度均未达到与经济发展相一致的水平，保障基金来源过多依赖政府，但同时政府责任界定不明晰，制度可持续性不强，缺乏统一标准，整合面临困难，不健全的社保体制对国家长治久安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产生负面影响。此外，我国还面临着严重的制度缺失，比如包括食品在内的各种公共卫生安全监管制度。在税收、劳资、教育、住房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制度扭曲，导致多种矛盾交织和利益冲突，社会风险加剧。其五，突发事故风险源。如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各种自然和地质灾害、产品质量低劣所引发的人身伤害等，在这些突发事件中，尤以人为故意和责任因素所造成的破坏力和影响力最为恶劣和深远，不仅给国家和民众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给社会管理带来巨大压力和民众增加恐慌心理。诸如此类社会风险源，多种多样且瞬息变化。同时随着当代社会影响因素增多和社会复杂性增强，主要社会风险源还将不断变化，其构成的复杂程度亦将增加，对我国社会风险管理形成巨大挑战。

三、创新运用保险技术分解社会风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当代中国社会风险及其风险源的复杂多样性和动态变化性决定着社会风险管理绝非单一主体参与和一尘不变的理念及方法能够完全应对。世界银行社会风险管理框架强调:有效的社会保护政策是不同社会系统，包括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和家庭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属于市场机制之一的保险，既是金融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又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处于经济社会多维空间的核心和交集部分，可产生特殊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也就决定了它参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后工业的知识经济时代，保险的经济补偿和资金融通功能进一步发展，它所提供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产品服务，而是一种以更有效率地实现社会安全稳定为输出效能的制度安排，并且全面融入现代社会经济制度。转嫁风险为全社会所有经济单位和个人的共同需求，现代保险作为各种风险的统筹管理者，在提供风险管理服务的同时，全面融入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影响社会经济的运行模式和个人的各种保障，具有其他管理方法无法比拟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选择性，是社会风险管理不可或缺的制度供给。现实中国受计划经济影响多年的政府管理运用市场经济手段之一的保险作为处置风险的工具十分有限。尤其不容忽视的是:较强的政府行政管理色彩———从中央到地方，替代了社会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在保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政治与社会矛盾的反弹势能和张力。政府在应对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方面，例如一些涉民利益的事态处理上，不少仍沿用固有的“刚性”手段，没有一个化解和理顺政治和社会冲突的风险管理制度设计，其中包括设计保险。面对复杂的国际风云变化和国内事件，除了在关系国家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应一如既往地坚定政治态度和果断处置外，在其他各项社会管理中，应更多地采用保险这类“柔性”管理工具来规避社会风险。虽然传统保险因社会风险的人为性和多数不可预测性将其归为不可保风险，但当我们将现代风险管理理论及社会风险管理新理念与保险理论相融合，创新运用保险技术，针对社会风险源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可以发现它具有的客观性和相当程度上的可测性，能够运用保险分别处置，最终达到多数社会风险的被分解、转化，或者被预防、控制。

四、创新运用保险技术分解社会风险的现实路径和方法

创新运用保险分解社会风险，技术上主要可从三方面着手:首先定性、定量分析社会风险源，更多地分担风险源头责任。传统保险的定性、定量分析主要针对风险责任事件本身，也即社会风险事件系人为、不可预测，也就属于不可保风险。而通过创新运用保险技术对社会风险源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可转化分担部分社会风险源头责任。当代中国主要存在的五大类社会风险源(详见本文“二”)，其中人口与自然风险源、经济风险源、科技与信息风险源、突发事故风险源的相当部分具有客观性，另外部分即使系人为造成———类属于主观风险的，但这些主观行为往往又与某些客观因素、特定的环境、一定的时间等密切相关，实质上多数属于既有主观又有客观因素影响的复合风险。对于人口老化、意外事故(包括某些交通责任事故)等客观风险源，可在定性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测算全社会风险概率、风险分布、风险损失及其分类，界定可保风险。而对复合风险尽可能测定可保责任部分，使商业保险能够分担更多的社会风险源头责任。其次，探寻社会风险源的多因素作用方式，运用保险工具进行分解。社会风险与其风险源的关系多样复杂，社会风险源又由多因素组成，它们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方式还可以复杂多样(如图2所示)。但通过多风险因素作用方式研究，创新运用保险阻断、弱化其任一环节，分解、控制其风险损失。最后，深入研究各类社会风险事件，嵌入保险制度。社会风险事件与其风险源及多因素影响关系虽然错綜复杂，但依据保险学原理:社会风险源→社会风险事件→损失结果。当代中国主要五类社会风险事件，依保险分类定性，前四类主要为经济风险源、责任风险源、突发事故风险源。可以对应细化设计相关保险险种。第五类事件虽然系国内外少数敌对势力、恐怖分子组织策划的暴力事件，但其诱发多与群体性纷争及谣言煽动等有关，也涉及社会管理。当前社会风险管理面临非常复杂的形势，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是为当务之急。新时期创新运用保险技术分解社会风险的现实路径主要可有:

1．加强事前预防机制和制度建设。从政府管理层面，编织多层保障网。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险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社会风险预防补偿机制。学习国际经验，注重包括保险在内的全面社会风险管理研究，如失业、工伤等除了社会保险的基本保障之外，还运用政策性保险补充，增加社会稳定因素。此外，建立公共安全、灾害应急基金。当代突发事故频现，赔偿责任增大，目前各种公共安全、灾害及意外事故对人身伤亡的补偿给付多数金额不足和尺度不一，有失社会公允。因此，应当建立专项基金，防范社会风险事件。同时应当采取保险基金托管形式，保证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从保险业来说，首先凝聚行业监管、学会、同业公会、保险及中介公司及相关专业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等多种力量，充分运用其技术专长，建立风险数据库，包括对社会风险源的检测、预警，在行业风险防范的同时更多地主动加入社会风险管理。如在风险识别方面，保险公司可以根据长期积累的风险案例和数据，提供企业和个人防灾、防损设计及相关服务;其次，在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大建设中，大力宣传保险防灾防损、保险诚信等理念，在认真专业研究和组织策划下，增强系列保险知识的渗透力、广泛深入包括管理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既在社会风险防范中发挥保险业应有的作用，又有利于彰显保险文化魅力，修复、提升行业形象。再则，在社会保险广覆盖的基础上，全面补充商业保险的制度安排，开拓政策性保险，促使保险服务全面渗透，为全体社会成员编织多层保障网。

2．建立事中快速反应和风险控制系统。从社会风险管理层面，社会风险事件发生，需要形成全方位的快速反应体系。既要及时履行政府职能，又要规避无休止责任。社会风险的多因素影响中，代表政府的某些行政不当作为或不作为通常为主要因素，因而政府必须理清职能、职责，依法行事，充分运用包括保险在内的各类市场机制，多用技术的方法处置社会风险。同时保险必须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如涉民利益事件，商业保险勘查、勘损先行，使其成为提高社会风险管理技术的支点。

3．完善事后社会风险管理效果评价系统，健全相应制度。从政府层面，建立社会风险事件处置效果评价系统，组织多个层面，客观评价各项社会风险管理政策措施，不断修改完善，提高管理水平。实现对各种社会风险的有效源头控制、过程控制和系统控制，化解各种社会风险。对保险业来说，不断收集积累社会风险相关数据，提供风险管理决策和效果评价咨询，为政府不断修正和调整社会风险管理计划提供技术支持。方法上:

(1)大力扶植发展老年护理保险，以绿色生活区加保障、保健服务来吸引城乡老年人及居民。尽快推出延税型养老保险、加大企业年金的税优力度;此外设计养老及教育保险的多种形式可供选择，例如，以房养老、以房投保教育险等;

(2)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建设中，增强风险与保险知识渗透;重塑保险诚信文化，保险监管对破坏保险诚信的个人、企业处以重罚，提升保险行业形象，更多地参与社会风险管理;

(3)对创新－创业企业或个人的政策性保险设计。在鼓励企业、个人创新－创业的同时，予以政策性保险扶植，在创新－创业早期给予参保优惠，如配套科技保险、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等;

(4)设计各类责任保险制度。例如公交、地铁的公众责任保险;大型会展、赛事主办方的责任保险;医药、食品等的产品责任保险;执法人员、记者、外科医生、律师等的职业责任险。同时建立相对中立的鉴定机构，保证责任保险赔偿公平;

风险社会范文篇6

关键词收入风险社会保障重心人力资本建设人口结构风险

17世纪西方学者把人类的所有行为概括为趋利避害。趋利即增进福利，避害即预防和消除风险。收入风险是人们所面临的，因各种原因导致收入中断而使生活陷入窘困的常规性风险。人们为了福利最大化而不断进行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但新的产业结构又带来了新的风险。所以，人类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看是风险的不断更替过程。人们为了避让和分散这些风险，不断地建立和提升风险防范和分担机制，从而使社会保障的重心在制度升级的过程中不断转移，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农业社会的自然风险与传统保护机制

风险概念意味着预期的不确定性，这种预期实际上是人类对实践结果的无把握性。人们在实践中与劳动对象不同的结合而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因而引发了未知的风险。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农业社会是农耕生产方式，劳动组织是以家族血缘关系维系的结构，感情是社会关系的主要纽带。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手段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靠天吃饭，因此风险主要来自自然风险，特别是水灾、旱灾、火灾等。自然风险的特点是突发性强、偶然性大，一旦发生，破坏性大、后果严重。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到，每当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就会出现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的社会景象。因此，人类最初的生存保障来源于家庭，体现在私有土地的支持和亲朋的关爱。但在大的风险来临时，家庭或家族式的保障便无能为力，更大范围的社会保护方式就成为客观要求，慈善事业应运而生。

慈善事业是最初的社会保护形式，也是最早以再分配方式分担风险的举措，但其蕴含的情感意味和道德评价，并未脱离传统社会关系的羁绊。最初的慈善救助的特点是无规范性、主观随意性大、非常规性、以食品相助为主、救助水平低下。施善者往往以恩赐者自居，受助者因无功受惠而自尊受损。这充分说明当时的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私人感情上的社会互助，而非制度安排。农业社会条件下的慈善行为开始于民间血缘家族，后扩大到地缘互助，当宗教慈善事业发展起来后，这种保障便具有了普遍意义。之后的慈善事业逐步发展为官办善举，是由官方组织但未制度化的救助活动，一般以国家介入，并以传统道德和政治需要为基础而产生并得到发展。[1]在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官办慈善措施是“义田制”、“义仓制”、“赈济制”等。西方国家有教会救助制、“仕一税”制、“施物所”等。

慈善事业是传统社会风险分散的最高形式，其社会意义在于它以非制度化手段对社会进行整合，是超出家庭关系的社会保护方式；虽然其作用有限，但自发的再分配形式为以后的制度性再分配打下基础。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的失地风险与社会救助制度

真正的制度化救助出现在家庭保障基础被打破，从而贫困化成为常规现象。在农业社会，家庭有土地、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因此也有了起码的生存基础，虽然自然风险是农耕生产方式的主要威胁，但它并未摧毁家庭的土地制度，自然风险的偶然性、间歇性、地域性还构不成制度化社会保障建设的客观依据。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过渡，使得在资本原始积累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并伴随着手工业者因产业败落形成的普遍的、常规性贫困。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一方面是为新产业进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也是进行工业劳动力储备。传统劳动力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分离，恰恰是为工业生产方式准备劳动后备大军，但同时也标识风险由自然领域转向社会领域。社会风险的特点是，人为因素是风险的主因，收入分化加速，人与人的矛盾超过人与自然的矛盾并在逐步积累中形成强烈的社会不满和阶级怨恨，进而加速了社会无序与越轨行为，对当时的统治者也构成了威胁。这种情况下原有的慈善事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承受不起社会风险的压力，客观上要求治理常规性贫困的制度性救济方式的出现，因而国家主导的社会救济制度成为必要。

最早以法的形式确立的济贫制度是1601年的英国《伊丽莎白济贫法》，经过20多年的实践和修正，1834年产生了新《济贫法》。到18世纪，世界主要国家都建立了社会救济制度，并且以它作为社会保护的主要形式。虽然济贫制度存在一些缺陷，但与慈善事业相比最主要的优势是：风险承担的主体由个人转向了国家，社会救助有了法律依据，其过程和标准都有了规范性操作和制度化程序，从而使社会救济制度成为一项正式的社会事业。社会救济制度是一个低端社会向高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必然环节，虽然在高端社会的保护系统中的位次较低，但反映出一些社会根本性的变化：

1.风险和责任意识开始发生质的转变。依据传统的观念，任何人的处境都是自己行为选择的结果，因此必须自己承担，贫困也是如此。社会救济制度的出现说明，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风险并非个人责任，社会发展过程中许多超个人力量非个人的能力所能左右，因此社会有责任为公民提供保障。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反映出国家的风险观念和对公民的责任意识。2.人权观念开始进入到实质阶段。人权思想是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提出来的，旨在反对封建压迫和宗教神学的束缚。但是最初的人权思想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武器，主要倡导的是自由权和平等权，目的是为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服务，还未显示出对普通百姓的意义，所以马克思称其为一种抽象概念；只有当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劳动者的生存问题得到切实的保护，人权实现才有了实际意义。所以说，社会保障为人权保护提供了基础和条件。3.国家的职能开始发生新的变化。经典国家理论把国家的职能主要归结为对外防御侵略、对内维护社会秩序两大职能，而经济发展和家庭生活是私人领域，国家不加干预。但是随着风险性质的变化、市场失灵的出现，客观上要求国家职能也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当国家从幕后走到前台，担当起调节经济和抵御社会风险的社会职能时，就使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发生了重大改变，成为市场经济系统发生脱胎换骨式转变的历史契机。[2]4.社会组织制度系统逐渐复杂化。社会组织制度主要有两大构成，一是动力系统，包括所有能推动社会发展的部门；另一个是社会保护系统，包括所有维护社会安全的部门。动力系统在社会发展初期往往具有优先性，而社会保护系统相对滞后。随着社会进化，社会保护系统逐渐发展起来，社会救济制度正是这种保护系统逐步发展完善的开端。由于救济制度的建立，社会出现了专门的保障机构、人员、法规，同时这种制度的运行也带动了社会系统向更高阶段跃进。

工业社会中的职业风险与保险体系

进入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所有制发生根本的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脱离普遍化，社会分化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两大集团。广大劳动群众面临的最大风险已经不是自然风险和土地风险，而是职业风险。所谓职业风险，是指劳动者的生存完全依赖职业的收入，一旦在职业上出现问题，如失业、工伤、患病、年老、生育等，就会丧失收入来源，生存将受到极大威胁。正因为职业收入的不确定性，因此又称做收入风险。但是，由于工业化发展阶段不同，职业风险和社会保障也表现出不同的侧重。

1.工业化前期的技术风险与工伤、疾病保险。16~18世纪的资本原始积累为以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则进入大发展时期。工业快速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工厂的普遍建立和大机器的广泛应用，各行业雇工大量增加。但是，由于当时技术并不完备，设备比较简陋，没有任何质量标准，特别是资本家为了获取最大利润，经常强迫工人在有毒有害的环境中作业，致使工伤事故不断发生，工人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也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所以说，工伤与疾病的爆发与工业化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传统经济学认为，现行的工资标准中已经包含着对职业风险的补偿，工人接受工资就意味着接受职业中的风险；这样，工业伤害的责任就应当由工人自己承担。[3]因此，一些国家的工人们为了解决由职业带来的这种困境，自发地组织起互助组织，凡参加互助组的成员，都交纳一定的会费，当某一成员发生职业伤害或患病时，通过互助组给予一定医疗资助和生活补贴。

然而，事实不断证明，工业化初期的财富增长是与工人伤病同步增长的，伤病在给工人及其家庭带来痛苦的同时，也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积累了社会矛盾；因此通过安抚受伤者来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生产成为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1883年德国把工人互助组中的一些做法进行修改，作为工伤保险法案递交到国会进行讨论。同年，疾病保险法案的草案也递交到国会，经过激烈辩论，《疾病保险法》首先获得通过。1884年，《工伤保险法》也获得通过。至此，社会保障制度从济贫阶段上升到保险阶段。工伤和疾病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建立最早、发展最快的项目。从世界上看，许多国家的工伤与疾病保险都是1930以前建立的，说明工伤与疾病保险，是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重心。[4]工伤与疾病社会保险的建立，促进了企业的安全生产，加强了工人的劳动保护；同时，技术的逐渐完善和设备的改进也使工伤与疾病发生率大为减少，从而使这一风险危害逐步降低。

2.工业化中后期的失业风险与失业保险。失业现象在进入工业社会后一直存在，也是职业风险中最大的风险。但是，在工业化初期它还不是社会的主要问题，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逐渐严重。虽然失业开始于圈地运动，但现代意义上的失业主要缘于经济危机。最早的经济危机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而最大的一次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在1929~1934年。当时的情况是大量工厂停产、倒闭，大批工人失业，社会一片萧条。如美国在这次危机中，1/3的工人失业，1/6的家庭需要依靠救济才能生存，社会境况十分惨淡。正是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大量失业，才使国家干预成为必要，失业保障开始成为社会保障的中心课题。然而经济危机引发的失业毕竟是周期性的，一旦危机过去，经济恢复，失业者还会重新就业，失业率随之下降。所以，真正更大的失业风险还在于技术性排斥和知识性排斥。技术性排斥是指由于技术使用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机器替代了人力，这种排斥从工业化中期开始显现。知识性排斥主要发生在后工业时代（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失业中，是由于知识体系发生根本性改变，新生代生产力代替旧的生产力所表现出的排斥。这两种失业是不可逆的，没有周期性，是代际之间的历史性更替，是换代性失业。因此，这种失业风险的危害性更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从收入风险角度看，信息产业的工伤风险大大减少，而数字鸿沟和由此产生的失业风险成倍地增加。”[5]正因为如此，失业保险成为工业化中后期社会保障的重点。

失业保险最初建立于1911年英国的《失业保险法》，西方主要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就建立了失业保险，但失业问题成为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是在70年代以后。如前所述，那时恰逢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因知识缺失导致失业率上升，就业压力增大。当然，随着人口高峰的过去，人口增长率下降，失业风险的威胁也会逐渐降低。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是社会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首先，它体现了收入风险分散机制的进化。风险分散机制是一个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系统，分散机制越优越，越能发挥出最大的抗风险功能，维护社会安全，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从家庭保障到社会保险的出现，体现了社会自我保护系统的不断完善。家庭保障基本谈不上风险抵御；慈善事业则是一种临时性互助，社会救济制度从个人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个进步，但仍然脆弱，它只是社会中分散风险机制中的一个环节，是以国家责任代替了个人责任，并没有形成一种社会性的全方位的风险分散机制。社会保险制度的出现，真正把国家、社会（企业）、个人连接起来，形成系统性的风险分散机制。其次，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是成熟市场的重要标志之一。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资源配置体系，但是它也经历了由不成熟向成熟的转变。越不成熟的市场，越表现出决策分散化、信息的不完全性、可预期性越差，因而风险越大。市场失灵就是这种风险积累的表现。而越是成熟的市场，其内部的自我调节和风险控制机制就越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的出现，使“个人自由主义的不完全市场经济形态，过渡到社会参与和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形态”[6].

未来的老龄化风险与养老保障

养老问题由来已久，传统社会主要依靠家庭养老，进入工业化以后，家庭养老的基础已不复存在，社会养老被提上日程。最早的养老法规可见1669年法国的《年金法典》，但只是对航海业的关照，正规的强制性养老保险制度建于1889年德国的《老年残疾保险法》。1935年前后，西方主要国家相继建立起养老保险制度，到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养老保障。但是，社会保障的重心长期以来并没有放在养老方面，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世界人口平均寿命还比较年轻。1999年，世界上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比重首次达到10%，标志着全世界开始进入到老年型社会，当年也被定为“国际老年人年”。进入老年型社会意味着养老风险将是今后最大的风险，原因在于：

1.老龄化风险与以往的一切风险不同，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增长性的风险，以往的收入风险都是阶段性的、非持续性的风险。如工伤事故主要缘于工业化初期的技术不完备以及劳动者与机器的直接结合，当技术的安全性能提高，特别是自动化、信息化成为工业化的核心组织系统后，避免人与机器直接接触，生产的安全性大大提高，工伤事故也大幅度降低。失业风险主要缘于人口无节制的增加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失业风险也会随之减弱和消除。唯独老龄化有不断加重的趋势，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因为人的平均寿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不断增长。另外，人类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生育率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老龄化的加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2.个体老年保障延续时间长。其他保障的支付几乎都是临时性的，如工伤、医疗、失业、生育保险等等，最长不超过2年，而人在退休后的寿命余年平均在10年以上，而且还有增长的趋势。如此长的养老金支付期，需要雄厚的、持续性的资金供给，这对保障基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目前，养老保险金的支付金额在社会保障总金额中占有绝对的比例，如我国2004年社会保障支付的总金额是4778亿，其中养老保险金是3502亿，占总金额的73%，对如此大比例金额进行长时间支付，其压力可想而知。同时，老龄化过程也是医疗保障费用增长的过程。老年人口身体质量普遍下降，不仅需要经常性的医疗服务，而且也需要较多的护理和照料，老年人口是医疗服务需求最高和医疗费用支付最大的人群。这方面的压力不可小视，据美国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长期以来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卫生保障支出仅次于国防开支。[7]

3.老龄化导致老年抚养比不断提高。老年抚养比是指退休人数与在职劳动者人数之比，它反映出每百名在职劳动者所赡养的老年退休者数量。抚养比越高，说明在职劳动者的抚养压力越大。据专家预测，世界平均抚养比在2002年是1：9，到2050年达到1：4；而发达国家将达到1：2.在这方面，中国的老年抚养比提高得更快，2000年为19.91%；到2050年和发达国家一样将达到50%，即每2个人抚养1个人。[8]以上还没有考虑少儿的抚养比，如果计算总和抚养比，世界各国都会提前一半时间达到。老龄化的不可逆性反映出养老压力将会日益加重，成为社会保障难以化解的难题，因此，西方国家社会保障改革的重心也会放在养老保障上。有四个显著趋势：一是公共养老金制度将逐渐被以个人积累为主、国家资助为辅的方式所取代，即现收现付制将逐步转变为完全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如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个人养老金中的个人积累部分约占75%.[9]二是养老金管理和经营将从国家为主转到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为主。三是养老金的补充部分，不是主要靠财政拨付，而是靠基金运营。四是延长退休制度，通过推迟养老金发放来缓解社会保障资金压力。

社会风险经历了一个由外部风险向内部风险转移的过程，即由最初的自然风险（自然灾害），转向人身风险（工伤、疾病），再过渡到能力素质风险（技术、知识），最后发展到人口结构性风险（社会老龄化）。前三项转变意味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更新的提速，对人的威胁越来越指向个人的内在素质。社会保障的发展也在顺应这种变化，逐渐从低层次保障过渡到高层次保障，从最初的工具性职能、经过权利性职能、过渡到人力资本性职能。

工具性职能是在社会保障初期为了调节阶级矛盾、促进生产、维护社会安全所采取的权益之计。如英国的《济贫法》主要是为了控制社会混乱，德国的社会保险主要是为了缓解劳资矛盾。只有在满足资本统治要求的前提下，政府才能做出这样的制度安排。因此，这时的社会保障完全是作为效率的润滑剂，发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作用。权利性职能是社会保障发展的中期，民权理念和民主程序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效率为公平服务，经济目标服从社会目标，大多数人的福利最大化成为社会评价基准。但是，权利性保障由于过分追求公平而抑制了效率，特别是进入信息社会后，贫困的至因已由物质性缺失转化到能力性缺失；正因为如此，阿马蒂亚。森提出，在社会保障建设的理念上，要以“能力”中心观取代幸福的效用观，主张对穷人的生存救助应转变到提供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10]人力资本职能，是指通过知识教育、技术培训、科学传播等方式提高人的素质，增强社会竞争能力。这是上世纪90年代贯穿在积极福利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积极福利思想中，社会保障被重新定位于人力资本投资，使社会保障既是社会的安全网，又是一种人的发展的基础，从而使社会保障走过生存保障、福利保障、并最终达到能力保障。它弥补了工具性职能只注重效率和权利性职能只注重公平的片面性，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融合一起，以发展求得福利，正是科学保障观的体现。

我国未来的养老风险是一种人口结构上的风险，它将导致社会保障管理模式和运行方式发生重大改变，即由资金供给性保障转向生活照料性保障。除了养老金供给外，还要求有廉价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完善的社区功能支持系统，功能组织的行为关照和精神慰藉将成为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这是一场广泛的社会动员，是一种在新型社会伙伴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新保障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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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50

风险社会范文篇7

一、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现状

通过我国近几年社会保障情况和年度会计报表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投资渠道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银行存款

由于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首先考虑安全性和流动性，《中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社会保障基金投入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50%，且银行存款比例不得低于10%”，所以，银行存款自然在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中所占比重较大。

（二）国债投资

国债是中央政府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国债的发行主体是国家，所以它具有最高的信用度，被公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工具。因此，在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中占有较大比重。自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成立以来，由于国债的自身特点和国家的相关规定，国债一直是银行存款之外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的重要方式之一。在2009～2010年，国债差价收入曾一度高于利息收入。

（三）股票和证券基金投资

股利收入、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和股权基金收益三者之和所占收入比重仅次于前两项。由于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以确保基金资产安全性和流动性为前提条件，以追求基金资产的保值增值为目的，通过安全性较高的银行存款、国债投资与收益性较高的股票和证券基金投资的搭配，在确保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提高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增值。

二、社会保障基金投资面临的主要运营风险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投资集中于上面三种形式，对于不同的投资形式其运营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是不同的，现进行具体分析。

（一）社保金投资于银行面临的运营风险

尽管社保金投资于银行存款是安全性最高的投资方式，但也会面临通货膨胀风险和利率风险。其中，通货膨胀风险是指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可能使实际收益降低的风险。利率风险是指由于市场利率的变动造成损失的风险。因为其资产和负债的类型、数量及期限不一致，利率的变动会对资产和负债产生影响，使其成本发生变动。利息收入与银行利率有直接关系，利率高低决定社会保障基金存款利息收益。即使名义利率不会为负值，但实际利率可能为负值。一般而言，如果银行存款利率高于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则银行存款可以实现保值增值；反之，银行存款则不能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因此，社保金在投资于银行存款时，要综合分析经济形势，合理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走势。通过长、中、短期存款的搭配方式，来避免通货膨胀和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实现社保金的保值增值。

（二）社保金投资于国债面临的运营风险

国债利率固定且收益率与投资期限长短相关。国债与银行存款相类似，在安全性和收益性方面都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在实际投资过程中会受到通货膨胀和时间期限的限制。国债的实际收益率为票面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差。若国债到期后收益率高于当前的通货膨胀率，则国债处于收益状态，能够达到基金的保值增值目的；反之，国债投资实际上处于亏损状态，不能完成基金投资的目的。近年来，我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上涨，通货膨胀压力不断上升，导致国债实际收益率缩水。因此，就要求我们在基金投资过程中将国债投资适当转向其他投资方式，通过将国债与信誉较高的企业债券按照适当比例组合进行投资，来达到基金投资安全性、收益性的实现。

（三）社保金投资于股票面临的运营风险

社保金投资于股票只要是购买二级市场的股票，就面临着流动性风险、政策风险以及利率风险。所谓流动性风险，是指由于流动性不足给投资主体造成损失的风险；所谓政策风险，是指因政府政策发生变化，给金融活动参与者带来的风险。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给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带来的影响需要进行辩证理解。我国股市自2008年之后，直至2014年才开始缓慢复苏，期间存在大起大落的现象。股市还需要改革和完善，而社保金作为我国人民的“保命钱”投资于股市要由专业化的运作，将安全性放在首要地位，要有明确的风险成本，通过优化投资组合进行分散风险。

三、防范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风险的建议

目前指导我国社保金进行投资运营的具体法规是2001年12月颁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但是《暂行办法》只进行了较为笼统的规定，在具体实施中没有较为清晰明确的指导，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完善。

（一）开展多元投资组合，完善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渠道

《暂行办法》虽然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范围作了明确的界定，但是要防范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营风险，就应注重用多元化的投资方式来进行风险分散。首先，应该进一步拓宽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渠道，在保持如银行存款、国债等传统金融工具投资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延伸，可以加强在一些资金需求量较大、收益相对较高的能源、交通、港口、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中进行投资。其次，在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组合方面，应当合理地搭配投资期限，通常情况下投资期限越长，收益越高，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因此，在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组合运营方面，应该在满足社会保障基金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合理地进行短、中、长期的投资。

（二）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数据库

我国目前社保金年度报告和会计报表数据内容相对简单，精算分析不够全面，给我国社会基金投资分析带来了一定的阻碍。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的不断专业化，为保证社保金的保值增值，在投资风险的实证分析过程中，样本数据真实性和全面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数据库。在建立数据库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进行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并进行及时更新，对错误数据进行及时改正。二是数据库的建立应加强与国际数据库的接轨，实现数据资源的共享，有利于加强国际间的比较和研究。

（三）强化对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活动的监管

风险社会范文篇8

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主要源于医疗组织机构，也就是医疗组织机构引导患者接受过度检验，使患者入院门槛降低，在治疗方案选取时，临床医师通过选取治疗费用较高的诊疗方案，导致过度医疗现象十分严重。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及表现形式具体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医疗资源过度使用。因社会医疗保险的费用支出主要通过第三方支付，基于此促使患者与医院在疾病治疗中，并没有处于诊疗方案“性价比”的层面加以考量，而是更加主观倾向于高昂的诊疗计划，以至于医患双方缺少费用节约意识，引发道德风险问题，具体表现在：（1）常见的挂床住院现象。即“小病”患者假住院，记录相关的住院信息，医院开具相应的病历，但是并没有真实住院，而是在家中调养，利用此种手段，获取医院在门诊无法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2）分解住院现象。也就是患者还没有痊愈时，患者通过多次住院出院分解住院费用，避免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付达到封顶线。（3）过度医疗检查与过度手术现象。是在患者还没有确诊的情况下，实施相关没有必要的医学检查，在治疗过程中，除去必要的医学检查，还进一步增加相应的检查项目，在医疗设备检测的情况下，促进过度手术发展。（4）过度使用药物。利用高价新特药替代常规药品，使完全可以口服药物治疗，却改成输液治疗，造成抗生素滥用，现阶段药品总使用量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第二，参保者疾病防范意识低下。没有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个人，相比于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个体，缺少“积极锻炼，疾病防控”的观念，因为锻炼与防控都是需要相应的成本。结合相关数据表明，参保个人在不健康生活习惯等方面变化并不显著，吸烟的概率上升0．927％、饮酒的概率增加0．096％，但是参与体育运动的概括有所降低达到6．57％，由此可见，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个人防控积极性减弱，不管是在个人角度，还是国家的角度，都会对公民体能素质带来影响。

2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原因分析

2．1不对称的信息。在医疗领域范畴中，医院掌握先进的医疗技术与医疗信息，促使自身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然而大多数患者对于自身疾病并不十分了解，且无法确定自身病症，如若临床医师建议患者接受相关检验与手术治疗，患者不存在相应的充分信息，自己无法判定这些诊疗技术的实际需求，只能从医院诊断中，选取相应医疗服务的质量与数目。2．2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政策。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政策“以药养医”实施以来，促使临床医师、医院组织机构的实际收入和医药费用存在正相关，药品收入作为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因对于医院的投入进一步弱化，准许临床医师收入药品收入15％左右作为提成，这也促使临床医师容易引导患者选取价格高昂的药品进行治疗，导致社会医疗保险财政压力持续增加。2．3第三方费用支付形式。参社会医疗保险者的医疗费用主要由社会医疗保险组织机构进行代付。社会医疗组织机构希望减少医疗费用，然而患者更希望社会医疗保险组织机构支付更多的医疗费用，临床医师在此环节容易站在患者的角度，也就是患者选取高付费比与最佳治疗效果，临床医师考量自身经济因素与医患关系也更加侧重于高费用治疗方案的选取。结合微经济学理论基础，编制社会医疗资源需求曲线图（如图1所示），进一步体现患者对于医疗资源的需求变化情况；在没有推行第三方费用支付形式与事后报销情况下，患者考量自身的经济条件，会尽量运用便利的医疗资源，针对医疗资源的需求量用Qa表示，在费用获得社会医疗保险机构保障之后，相较于医疗费用患者将目光转向治疗效果方面，医疗价格保持不变，但患者对于医疗资源的需求量也从过去的Qa发展成Qb。观察图2，体现医院针对医疗资源的供给情况，也就是在患者没有接受社会医疗保险时，医疗组织机构会出于对患者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考量，医疗资源供给量用Qc，在社会医疗机构对准患者实施保障后，社会医疗需求量也会升高至Qd。第三方支付形式的出现，容易降低临床医师与患者的节约意识，导致二者在临床治疗中，忽视对治疗费用、支付能力的考量，从而盲目选取治疗价格较高的方案计划。2．4临床医师的防御治疗计划选取。受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医疗纠纷事件，医疗事故频繁发生，较高的医疗费用使得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等情况，导致临床医师与患者的关系日益紧张化，患者容易对临床医师与科学技术有着较高的期望，以至于临床医师容易选取防御治疗方案，对自我加以保护。也就是为了让自身承担过多的治疗失败责任，而在临床治疗初期，要求患者展开全身检查，涉及在患者没有被确诊过程中，要求患者展开检验与在确诊后重复检验，治疗阶段支持与引导患者接受手术，并要求其选择费用高的药品与以期，患者也由于第三方支付的保障，乐于接受临床医师的诊疗方案，导致社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发生频繁。

3规避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对策

3．1加大对医保政策的宣传力度。错误的医疗认知不仅仅存在于社会大众之中，也有少数医务工作者缺少医疗认知，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我国医务工作者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不完善存在联系，譬如缺少过度应用抗生素所造成的危害性认知，针对病毒感染的感冒疾病，也盲目应用抗生素治疗，使患者体内形成抗药性。为此，加大对社会医疗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大众的医疗意识，使其在思想层面中正确认识医患关系，减少道德风险的发生。除此之外，通过加大对社会医疗保险的宣传力度，使社会大众的预防意识进一步提升，注重体育运动，避免事前道德风险的出现。3．2加强对医疗机构的检查，建立相关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制度。结合当前社会医疗保险的具体状况，遵循“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的思想观念，学习与借鉴西方国家医疗保险立法的成功案例，积极构建符合社会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医疗保险法律机制，建立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险配套制度。运用法律政策，对社会医疗保险中医疗服务组织、参保者以及社会医疗保险管理部门等加以约束，降低道德风险的发生概率，净化社会医疗保险环境。同时，相关监管部门加强对医疗机构的检查力度，并制定有关定期与不定期的检查机制，杜绝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发生，对于查处的违法行为加以严惩，从实质上解决社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问题的发生。3．3政府及有关管理机构加强对药品市场改革的力度。为了改善社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问题，政府及有关管理机构应该加强对药品市场改革力度，提高社会医疗保险组织机构的监管效率，才能净化社会医疗保险市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减轻财政负担。提高社会医疗保险组织机构的监管效率，可从以下几点入手：第一，加强医保人才的培养。社会医疗保险中市场定位、风险预估、支付形式、保障机制以及医疗组织机构评价等工作都需要较高的专业性，组建一支掌握保险知识、医学知识、法律知识的专业型人才团队，可保障社会医疗保险组织机构的监管效率，也是管控道德风险的主要方式。第二，加大对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的监管。我国审计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审查组织，聘请专门的工作者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应用情况进行审查。利用定性与定量相互融合的评估方式，对社会医疗保险管理部门、社会医疗保险定点机构的执行社会医疗保险政策、履行合约、经办服务等方面展开客观评估。采取定期或不定期巡查、审查方式，对社会医疗保险经办组织进行书面材料报送、问卷实践、接受举报投诉等审查管理。根据评估结果，对其实施相应的惩戒措施，使出现的道德成本进一步升高。除此之外，学习与效仿日本“第三方审核制度”，制定有效的费用审核制度。日本医疗机构组织需要定期把医疗结算清单送至社会医疗保险管理部门，社会医疗保险部门委托医疗费用支付基金组织与国民健康保险组织进行联合审核；医疗组织机构费用结算清单通过审查不存在错误之后，由社会医疗保险部门通知设立于全国各地的医疗费用支付基金组织和国民健康保险组织联合部门，向医院、诊所等地支付相应的医疗费用。第三，形成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险组织机构和医疗服务组织的一体化模式。此种模式主要由保险组织开设自己合约医院与招收临床医师，以便为参保者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对社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加以控制，改变过去社会医疗保险“注重治疗忽视预防”的现象，进一步降低医疗费用的支出。根据研究调查表明，现阶段美国医疗费用增长效率减弱，管理型社会医疗保险机制发挥重要的作用，相较于传统的社会医疗保险，可使医疗费用下降10％－20％左右。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社会医疗保险不断完善发展的今天，为了更好地控制道德风险的发生，需要从社会医疗保险参保者与医疗组织机构入手，加大对社会医疗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参保者的预防意识，从而减少社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发生，并制定有关定期与不定期的检查机制，做好对社会医疗组织机构的检查工作，对于存在的道德风险加以惩处，杜绝道德风险的发生，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奠定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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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于伟峰，张策．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研究［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8，（01）：446－447．

［8］肖莹莹．社会医疗保险中的医方道德风险问题研究［J］．社会科学（全文版），2016，（8）：06．

风险社会范文篇9

关键词：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一、引言

重大工程项目是指具有一定投资规模，关系国计民生或对一定区域内关乎民众利益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有着重要影响，容易导致社会民众利益冲突的工程项目。尤指水利水电重大工程项目、交通运输重大工程项目、工业重大工程项目等这样的重大工程项目。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是指因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引发的引起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尤指重大工程项目在前期选址、征地拆迁、项目建设等方面产生的社会冲突的不确定性。本文在查阅相关文献，参与上海从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稳评实践的基础上，对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影响因素按照其内在因果、隶属等逻辑关系进行层次分解，初步拟定构建了较全面、系统的指标体系，然后采用专家意见法筛选并优化指标体系。

二、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研究综述

国外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研究随着重大工程项目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日渐凸显。国际反贫穷工程师协会2008年总结提出了工程项目建设中最易导致民众冲突的关键社会风险因素，并提出为应对这些社会风险因素需要在项目早期筹划阶段给予周详的考虑。世界银行于2009年提出了两种包括风险发生前和发生后的操作性强的重大工程项目社会风险管理策略，并倡导投资项目社会风险评价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强调民族、社会性别、弱势群体贫困、非自愿移民等的敏感性分析。国内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研究主要针对具体类型的建设项目，如石化、交通项目等。陈桃生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以“轨道交通项目自身”和“轨道交通项目外部环境”为一级指标，形成了12个二级指标，32个三级指标的指标体系。林淑娟采用“ALARP”原则对项目整体社会稳定风险水平进行预测、评价，形成了8大类37个子类的风险因素等级表。程书波、郭曼丽以郑州某地铁项目为例，构建了16个影响社会稳定风险的因素指标，并对影响较大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提出规避措施。陈秋建立了政府投资项目4大类13小类的指标体系，并对每一个指标赋予分值，通过打分得出项目整体风险等级。可见，目前我国在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研究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实践工作中，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也没有科学有效的评估方法，如何识别工程项目中的社会稳定风险，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1.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指标体系建立依据。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借鉴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理论，结合上海从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实践案例，基于全面性和独立性的原则，初步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然后采用专家意见法对初拟的指标体系进行修改，最终确定了重大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包括“重大工程项目自身风险因素”和“重大工程项目外部风险因素”两方面，如表1和表2所示。表1重大工程项目自身风险因素。2.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分析。2.1重大工程项目自身风险因素。这是导致社会稳定风险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贯穿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运营的生命周期，从前期的选址规划，项目审批、土地房屋征收征用，到建设中建设管理、项目安全，再到运营期间的风险，及施工对当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影响。这些风险因素是由项目建设和运营自身引起，表现为项目选址不科学、项目审批程序不合理、公众参与度不够、房屋土地征收征用程序不合理、补偿未落实、建设或运营不规范、没有采取合理的安全防护措施等对周围群众及施工人员产生影响，引发群众为自身经济利益受损的上访，对项目施工的各种噪音、粉尘影响的抗议，拆迁后生活、工作、社会关系改变产生冲突等事件。2.2重大工程项目外部风险因素。这是导致社会稳定风险事件的间接原因，这些风险事件虽然表现为当地群众对项目建设不满，引发群体性事件，其本质原因是当地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所呈现的不稳定因素，如当地失业率高、治安状况不佳、行政投诉事件不断增长等。

作者:俞亚楠 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杨琳，罗鄂湘.重大工程项目社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科技与管理,2010(3):43-46.

[2]胡智强.我国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社会稳定风险预警机制研究[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14.

[3]赵振亭.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指标体系与评估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4.

[4]陈桃生.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及模型构建研究[J].中国工程咨询,2015(5):29-32.

[5]林淑娟.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前期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法研究[J].中国工程咨询,2014(5),21-23.

风险社会范文篇10

一、及时学习风险评估内涵，把握实际状况开展工作

做好新形势下的维护稳定工作，要求我们不断创新理念，拓宽视野，积极探索维护稳定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是维护稳定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将进一步促进维稳工作的重心从事后处置前移到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上。当前，苏州市正处在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快的地区，我们在经济社会转型、体制机制转换过程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也相对比较早。这次省政府及市委部署的“三项排查”工作更是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不是儿戏，在工作开展之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要把风险意识提升到一个高度，学习风险评估工作的内涵，清醒认识当前社会稳定形势的复杂性，深刻认识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讲政治的高度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然后，准确分析把握我市实际情况，再结合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把保稳定、促和谐的工作做得紧而又紧、实而又实，以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来推动改革、促进发展。把开展“三项排查”工作与各项维稳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三项排查：集中排查解决信访热点难点问题、全面排查安全事故隐患、深入排查基层基础工作的薄弱环节）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出台重大决策、项目、事项的前置程序，从源头上预防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为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加强政策性教育，切实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对于切实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学习其核心内容后，实际工作中还要加强政策性教育。一方面，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从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看，改革发展中出现的大多数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尤其是一些问题的产生，与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密切相关。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程度统一起来，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另一方面，江苏省是全国最早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地区之一，不少地方对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不少好做法。我们要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进一步完善规范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让其走上法制化轨道，为省内其他各地全面推进这项工作提供成功经验。这就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加强政策性教育，切实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使广大企业在不牺牲环境的情况下，不影响社会和谐的情况下去追求经济利益。

切实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不仅要加强政策性教育，还要公开公示，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把说服、教育、引导等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基层综治组织和网络的作用，密切关注人民群众对重大决策的意见和建议。在改革决策时，充分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妥善照顾各方面群众的诉求；在调整政策措施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利益；在实施重大项目时，事前认真进行科学论证，准确把握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的平衡点。建立考评查究制度，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进展快、效果好的地方和部门，进行表彰奖励；对给改革发展稳定大局造成严重影响的，要坚决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严肃追究决策相关人员的责任。从而，推动我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又快又稳的健康发展。

三、增强全局意识配合意识，推进维稳风险评估工作

在新形势下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不仅要按照上级指示，积极部署，还要创新观念，进一步在实践中完善维稳信息研判会商机制。从全市维稳的工作角度出发考虑，各单位要切实增强大局意识，各单位间增强协调配合意识，加强协作，真正做到信息资源共享，形成维稳工作合力。各级各部门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切实加强领导，认清形势坚持齐抓共管，全面落实工作责任，合力推动维稳工作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强大合力。组织领导要到位。严格落实维护稳定的领导责任制，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对维护稳定工作负总责，亲自督促检查，亲自协调解决问题。工作责任要到位。稳定压倒一切，责任重于泰山。协作配合要到位。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和“一盘棋”思想，加强协调配合，形成统一指挥、整体联动、灵敏畅通、令行禁止、运转高效的工作格局，凝聚强大合力，打好组合拳、打响整体战。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既要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要条块结合、上下联动。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是今后的一项长期工作，要保障这项工作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除了各单位间互相配合外，我们还必须建立和完善风险评估工作长效运行机制，逐步把重大决策、项目、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各单位各部门每年要制定风险评估工作目标，确定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具体事项，并向同级维稳办报备。评估工作结束后要编写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报同级维稳办。风险评估必须由各个领域、行业方面的专业人才或专家，通过认真调查研究，集中讨论，协调各环节，作出科学评估，才能保证评估结论的真实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四、强化评估结果的运用，以效应促进维稳风险工作开展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是否取得成效，最终要看风险评估成果能否得到科学运用。实际工作中，评估人员要特别注重强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的运用。对经评估确定社会稳定风险较小，实施条件成熟、已决定实施的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要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宣传发动，依照风险控制预案有计划地推进实施；对经评估认为存在一定社会稳定风险、实施条件尚不具备的，要暂缓决策或审批，有关方面要调整完善原有方案，待条件成熟、风险因素消除后重新报请实施；对于一些较为紧迫、客观上确需付诸实施，但又存在较大风险的，要在落实预防化解措施上稳妥推进；对经评估认为存在重大社会稳定风险、不符合相关条件的，坚决不予实施。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涉及的领域广泛，评估内容的法律性、政策性和评估方法的综合性、协调性都很强，实行规范化操作对提升评估质效至关重要。各地、各有关部门既要积极实践，又要善于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制度，健全工作机制，做到评估工作准备充分、评估操作程序规范、分析预测稳定风险科学、化解矛盾措施扎实有效，评估结果的运用经得起法律检验、时间检验。实际工作中，我们要不断改变思想，用实际结果证明决策的正确性，同样，大力宣传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取得的成效，以成效促进广大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调动干劲，进一步推动评估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