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观范文10篇

风险观范文篇1

技术创新是一种具有探索性、创造性的技术经济活动。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各种风险。随着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竞争日趋激烈,技术创新风险已经成为障碍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对技术创新风险的基本特征和规律性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就树立正确的风险观、加强技术创新风险管理的对策进行了探讨。

一技术创新风险是可管理的投机风险

风险理论把风险分为纯粹风险和投机风险。纯粹风险是指只有损失机会而无获利机会的风险,如火灾、地震等。其后果只有两种可能,即有损失或无损失。投机风险是指既有损失机会又有获利机会的风险,其后果有三种可能:盈利、损失、不盈不亏,如股票投资、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风险。投机风险因有利可图而具有程度不同的吸引力,使人们为求得利益而甘冒风险。

1技术创新风险属于投机风险。创新主体希望通过成功的技术创新获取期望的利益。但是技术创新系统在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作用下,创新活动最终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创新成功,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二是创新失败,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甚至无法回收前期投入的资金;三是技术创新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仅使投入与收益基本持平。所以在风险类型上,技术创新风险属于投机风险。

2技术创新风险是一种动态风险,有其复杂性。即由技术创新系统的外部因素或内部因素的变动,如经济、社会、技术、政策、市场等因素的变动,研究开发、市场调研、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管理不到位,均可能导致风险的发生。而所谓的静态风险是指由于自然力的非常变动或人类行为的错误导致损失发生的风险,如地震、火灾等。

3技术创新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防范和控制的。技术创新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技术经济活动。通过对技术创新系统的组织管理,尤其是树立风险意识,完善风险管理,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和控制风险损失的发生和发展,使受控的技术创新活动向预期目标发展。

4技术创新风险导致的失败结果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例如,电视机、电子表在美国公司经历失败之后,却在日本企业手中经过完善和市场开拓,最终获得了成功。事实上,影响技术创新的风险因素有一些是可以控制的。在改变某些可控因素之后,能够改变原来失败的结果。

5技术创新风险是可管理风险。虽然技术创新风险不可能完全灭除,但总的来说,技术创新管理比较完善的创新主体,能够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某些风险因素,其技术创新成功的可能性相对就会高一些。因此,要取得技术创新的成功,必须在完善技术创新管理的同时,还要加强技术创新的风险管理。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德·杜拉克说过:许许多多成功的创新者和企业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有‘冒险癖’。……,他们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他们能确定有什么风险并把风险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恰恰是因为他们能系统地分析创新机会的来源,然后准确地找出机会在哪里并加以利用,他们不是专注风险,而是专注机会。”

二技术创新风险是一个理性过程中的风险

在技术创新这一具有创造性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许多可变因素以及事先难以估测的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这些因素的影响使技术创新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但技术创新过程是创新主体理性行为主导的过程,并不是人们所想象或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不确定性很强的随机过程。因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所有的工作都是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的,其中每个阶段都包含有分析、评价、决策和实施等符合逻辑的理性行为。创新设想→调研→开发→中试→生产→市场销售技术创新过程的技术创新风险分析矩阵〔3〕表明,在技术创新整个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均可能存在技术风险、资金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决策风险、政策风险,或者说不同特征的风险,如技术、市场、管理、决策等风险,在创新过程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分布,其发生变化的规律存在显著的差别。技术创新风险分析矩阵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生产风险管理风险政策风险创新设想调研评估研究开发中间试验批量生产市场销售创新主体需对这些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事前、事中分析。一方面可以采取风险管理措施,使风险处于受监测状态,防范风险,降低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完善的技术创新管理,如进行市场调查研究,对创新设想进行评估,切实按照目标顾客的需求和企业发展战略的要求开发新产品,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使技术创新活动实现其目标。事实上,技术创新综合能力不同的企业,他们所面临的创新风险有着明显的区别。创新综合能力强的企业,相对而言创新的成功率要高得多。一些技术创新调查项目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1,2〕。有的研究认为〔4〕:新产品失败率25年来保持稳定的原因,是对新产品管理能力的长期改进,要保持这种稳定,可能意味着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因此,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对技术创新风险进行理性的分析,始终致力于完善技术创新管理和风险管理,是防范和控制创新风险的基本措施。

三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逐步递减

美国布兹·阿伦和哈米尔顿咨询公司根据51家公司的经验,归纳出新产品设想衰退曲线〔5〕。从新产品的设想到产业化成功,平均每40项新产品设想约有14项能通过筛选进入经营效益分析;符合有利可图的条件,得以进入实体开发设计的只有12项;经试制试验成功的只有2项;最后能通过试销和上市而进入市场的只有1项。事实上,在衰减过程中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被逐步排除,或者说可能导致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因素随着过程的进展而逐步减少。衰减比率会因产品不同、技术的复杂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别。而越保守的公司,其衰减率越高。但衰减曲线的形状具有典型性。

这一衰减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学习过程,获取经验的过程。在创新设想阶段,重点是要明确技术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在调研评估阶段,重点研究顾客是否存在这种需求,企业有无能力利用这一环境机会;在取得进展后,要尽量明确在可靠程度方面存在的不确定因素。但即使到研究开发的后期,甚至产品投放市场后,不确定因素还会存在,还是会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新的风险。

一些资料表明,有些创新活动,对创新项目估计不足,有时甚至不存在技术可行性或市场接受能力;对研究开发费用、设备调整费用和批量生产费用估计不足,特别是常常低估后者,致使投资超过预算,甚至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而承受过大的风险。因此,在考虑创新项目的评价时,不仅要进行事前研究,而且还要进行事中研究,对各个阶段都要进行评价,即由一次性评估转变为多阶段的评估,有一次性决策转变为多阶段决策。

四技术创新的风险随创新过程的推进而具有积累性

国外的研究表明,应用研究阶段的成功率一般低于25%,开发研究阶段成功的可能性为25—50%,产业化或

商品化阶段的成功率一般为50—70%,三个阶段的投资大体为1∶10∶100。上海对7个高新技术产业的调查,其投资的比例为1∶103∶1055。1980年美国全国工业会议的调查结果,新产品开发各阶段的费用和时间的占用比例如表1所示〔5〕。显然产品样品开发和商品化阶段是资金投入最大的两个阶段。表2新产品开发的时间和费用分布概念开发样品开发试销商品化合计时间(%)14402323100费用(%)10301644100(注:根据〔5〕整理。)

为准确描述风险的大小,我们设I为创新项目的投资费用,P为该创新项目失败的概率,V为风险变量,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式表示:V=I×P(1)技术创新项目从概念开发到市场实现要经历的阶段设为n个,则各阶段的风险Vi与该阶段的累积投资额I0i和失败概率Pi之间的关系为:Vi=I0i×Pii=1,2,…,n.(2)其中I0i=∑Ii,Ii为各阶段的投资额。显然,由于投资具有积累性,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尽管概念开发、方案分析阶段的淘汰率最高,但是由于该阶段投资费用和投资累积量较低,由(2)表示的风险Vi还是比较小的;而在样品开发和商品化阶段的投资比较高,累积投资量逐步扩大,其失败率虽然不像概念开发、方案分析阶段那么高,但由(2)式计算的风险V是很大的。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在创新过程的初始阶段淘汰率不高,不尽早放弃那些没有成功希望的设想方案,就会使一些不可能取得技术成功或市场成功的开发项目进入创新的后期阶段,将使风险沉淀和积累下来,最终导致风险的增加或进一步扩大,甚至导致企业的经营危机。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①进行多阶段评价;②谋划多种可行备选方案;③将风险的控制点尽可能设置在创新过程的初期阶段,尽早释放可能存在的风险;④采取有效的管理,控制费用。

五充分利用信息是防范或降低技术创新风险的有效途径

新技术开发是探索性很强的工作,潜在着许多失败的风险。在制定风险决策时,情报的数量和质量致关重要。掌握的信息越多,越准确,才能作出正确的、有把握的决策,企业承担的风险也就相对减少;反之,承担的风险就会增大。因此,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情报信息的搜集,不仅在技术开发阶段,在样品研制、商品化和进入市场等阶段,获取信息都是十分重要的。相应的对策是:

1树立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风险识别、风险估测、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技术创新的风险管理。

2加强市场研究。必须进行细致的市场研究,对用户需求有更好的理解,使R＆D瞄准和满足这些需求。这在产品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有些企业不作细致的市场调研,仅作肤浅的分析,就盲目上马,往往一事无成。

3重视分析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有些企业希望高新技术成果能够立刻实现规模生产、创收见效,未待技术完善,未进行小试和中试,就筹措巨资,投资上马。正是由于这种边完善技术、边建立生产线的侥幸心理,导致创新周期过长,成本过高,甚至项目失败的结局。因此识别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防范风险是至关重要的。

4加强信息沟通。创新项目在执行过程中,要加强信息沟通,使企业内部各部门协调配合,加强与同行的技术协作,与用户建立密切的联系,建立信息反馈渠道,改进新产品。

5加强市场营销。当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缺乏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是许多新产品失败的直接原因。对于新产品的市场开拓,制定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注重营销沟通,完善服务,听取用户的建议,完善新产品,是一些企业面临的紧迫任务。

参考文献

1张华胜,官建成,高柏杨·北京地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障碍因素分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7(1)

2胡树华,张浩,袁明鹏·91家企业新产品成败的实证分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7(12)

3吴涛·技术创新风险的分类研究及矩阵分析方法·科研管理·19993

风险观范文篇2

【摘要】随着医疗卫生改革的不断推进，在医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医院必须不断增强财务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本文首先对医院财务风险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然后具体剖析风险产生的原因，最后从完善医院财务管理系统、建立有效的财务风险预警机制、健全行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和加强医院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医院财务风险防范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逐步深化，政府的卫生投入重点正从医疗服务等个人卫生服务领域向疾病控制、卫生监督等公共卫生服务领域转变，国家对医疗卫生机构的经费投入逐年减少。而医疗市场的竞争却日趋激烈，加上实行药品招标后药品利润空间压缩等因素，医院财务管理工作者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如何化解和防范财务风险，成为财务管理的重要课题。但现阶段就这方面问题研究的相对较少，笔者将在本文中，就如何加强医院财务风险管理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医院财务风险产生的背景分析

1、宏观风险管理环境复杂多变

财务管理宏观环境包括经济、政策、社会、自然条件等各种因素。随着我国加入WTO，医疗市场逐步放开，民营、外资和合资医疗机构陆续兴办，现实或潜在的竞争者其竞争策略的变化，造成医疗市场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国家医疗卫生改革逐步深入，卫生补偿机制进行了重大调整，药品利润空间逐步压缩，医疗定价不合理等境况都对医院收支结余产生重大影响，加上医院建设自筹资金比例过高，只能借助于负债筹资，这些都给医院的经营管理带来一定的风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医疗消费需求日益提高，疾病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使得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是否符合患者需求，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也给医院财务造成风险。

2、医院微观风险管理环境不容乐观

财务风险存在于医院资金筹资、投资、运营及分配的各个环节中。筹资环节中的风险主要表现为负债总量过度、负债结构不合理等。一定的负债有利于降低医院资金成本，与此同时，过度的负债筹资会加大医院的财务风险。在投资环节上，医院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后，经营环境的变化和投资者自身的投资决策能力都会影响投资的最终成败。此外，医保部门监管措施严密、力度加大，医院为此垫付了大量资金，对营运资金产生重大影响。在使用资金环节中，为了日常业务活动的需要，医院要购置药品、卫生材料、其他材料物资等，这部分业务花费在医院流动资产中占很大的比例，各类物资购进比例、采购计划、周转情况等，都会产生财务风险。

二、财务风险产生的具体原因分析

1、医院财务管理人员对风险的认识不足

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有财务活动就必然存在财务风险。在现实工作中，很多医院的财务管理人员缺乏风险意识，认为只要管好用好资金就不会产生财务风险。风险意识淡薄是财务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财务决策缺乏科学性导致决策失误是导致财务风险的又一主要原因。避免财务失误的前提是实现财务决策的科学化，目前财务决策普遍存在经验决策及主观决策现象，导致决策失误经常发生，财务风险也就随之而来。

2、内部财务监控机制不健全

内部财务监控是医院财务管理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而且相当独特的系统，为了使其能充分发挥作用，医院不仅应该设置独立的组织机构，而且要根据本医院的特点，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系统的、强有力的内部财务监控制度，来保证医院内部财务监控系统的高效运行。而我们国家的医院大多没有建立有效的内部财务监控机制，即使有，其财务监督制度执行也不严格，在实践中难以将医院管理与监督合二为一。同时，缺乏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对财经纪律执行不力，难以进行有效的约束，财务风险极易发生。

3、重视具体风险的管理，缺乏风险管理整体策略

目前，医院更多地将精力投入到具体风险管理中，缺乏系统、整体地考虑医院风险组合与风险的相互关系，从而导致风险管理的资源分配不均，影响医院风险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另外，医院尚未建立一套严谨、规范、完整的财务风险管理体系，现有的管理体系中风险管理功能与协调功能较为欠缺。

三、医院财务风险的控制与防范

1、完善医院财务管理系统

财务管理的宏观环境虽然客观上存在于医院之外，医院无法对其施加影响或加以控制，但并不意味着医院面对环境变化就无能为力。首先，医院应对不断变化的财务管理宏观环境认真分析，把握其变化趋势及规律，制定多种应变措施，适时调整财务管理政策，改变财务管理方法，从而提高医院对财务管理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以此降低和规避因环境变化给医院带来的财务风险。其次，面对不断变化的财务管理环境，财务管理体系应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完善。医院应设置合理、高效的财务管理机构，配备高素质的财务管理人员，健全财务管理规章制度，强化财务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使医院财务管理系统高效运行，以防范因财务管理系统不适应环境变化而产生的财务风险。

2、建立有效的财务风险预警机制

营运资金的管理体现于医院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管理。医院的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药品材料、往来账款等，一般占医院总资产的30%左右，因而，财务风险预警机制要以此为重点。同时，要认识到财务危机通常都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积累转化的过程，各种危机因素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在资金运动的“晴雨表”——一些敏感性财务指标值的不同变化上反映出来。这样，通过观察这些敏感性财务指标的优劣变化，便可以对医院的财务危机发挥监测预警作用。为此，医院在负债经营过程中，建立一套规范、全面的风险预警机制是非常必要的。为了更好地监控医院负债状况，有效规避负债运营风险，可以根据各个医院自身特点和负债规模的大小，结合资金运营状况，采用综合评分的方式，建立全程风险监控和预警机制。通过收集有关财务信息，设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对医院获得能力、偿债能力、运营状况和发展潜力等敏感性预警指标进行动态跟踪，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经常性监控，在警情扩大或风险发生前及时发出信号，使其充分发挥“警报器”的作用；并通过对医院每一重要决策活动将带来的财务状况变化，进行预先分析测定，评价医院的偿债能力，考核医院运营业绩，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并提出有效的风险防范对策，为医院管理者做出正确经营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和合理建议。

3、健全行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在建立医院财务风险预警机制的同时，要辅以一套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具体说来，首先要成立财务处风险防范小组。风险防范小组成员一般由财务审核、账务处理、票据管理和门急诊、出入院处组长等各个岗位人员组成。其次，风险防范小组要引入流程再造的管理理念，对目前习以为常的财务流程进行梳理，找出重点风险环节和风险控制点，针对性地制定规章制度和操作细则，并确保制度的落实和执行。对医院来说，主要的风险控制点包括财务退费、业务款收缴、病人欠款管理、住院医药费减免等环节，据此需要制定的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操作细则如《业务收入解缴制度》、《财务收费退费管理制度及操作细则》、《住院病人费用核改操作规范》等项目。与此同时，还需要设立了与之配套的日常审核和定期抽查相结合的监督机制，以确保各项制度的落实，在实践中构建一套完善的风险防范机制。

4、加强医院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制度是企事业单位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前提，也是有效防止财务风险的基础，因此建立起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一点对医院来说也不例外。首先，医院应根据2006年卫生部印发的《医疗机构财务会计内部控制规定（试行）》，分别从预算、收入、支出、药品及库存物资和固定资产等方面结合本单位实际境况细化内部控制制度并组织具体实施程序。同时，加强对医院经营和决策的管理与分析，重视内部审计工作，发挥审计再监督职能，在财务部门建立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财务处理程序、内部牵制、稽核、原始记录管理、计量验收、财产清查、财务收支审批、成本核算、财务会计分析等制度，足额提取折旧基金、大修理基金、坏账准备金，及时清理应收账款，并切实贯彻执行，从而防范财务风险。

5、加强医院的流动资产管理

医院的流动资产占医院资产的绝大比重，因此是医院财务风险防范的重要环节。医疗应收款、应收住院病人医药费、其他应收款则是医院流动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周转速度快，说明资产流动性强，短期偿债能力也强。为了降低这方面的财务风险，要加强住院病人的预交金管理和催交欠费工作，做好各病区、医技科室与收费处对住院病人的收费协调工作，建立完善的制约机制，使病人的欠费与科室的经济效益挂钩；加强对医疗保险费的管理，把医疗保险费的超支控制在最低范围内；及时清理债权，按照财务制度规定，及时足额提取“坏账准备”。

医院存货中药品、材料占据比重较大，其周转速度快，则说明药品材料所占用的资金就越少，即医院的速动比率越高、财务风险越低。药品材料管理要遵循“计划采购、定额管理、加速周转、保证供应”的原则，周转不超过医院财务预警机制制定的天数。超过周转天数应查找原因，减少库存数量，保持良好的资产流动性。同时，还要建立健全三账一卡制度，财产物资部门要定期与财务部门进行核对，做到账账相符。对于贵重物资设备、药品实行专人管理，建立物资技术档案和使用情况报告制度。

【参考文献】

[1]王晓琴：浅议医院财务风险与预防[J].当代医学，2007（12）.

[2]雒敏：试论医院财务风险的成因与对策[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8（1）.

风险观范文篇3

论文内容摘要：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有利于地方政府开辟融资渠道，但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证券金融市场波动、产业结构失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宏观调控风险。应对风险的法律制度缺失、政府机关纵横向权力配置不当、公众参与宏观调控过程的渠道不畅是造成宏观调控风险的主要因素。为此，文章认为要制定宏观调控法、地方政府债券法以及完善配套制度；采取行政内部分权、行政内部监督机制等行政自制措施；要建立政府信用社会评价和公众参与风险评估机制，来防范风险。

我国地方政府债券面临的宏观调控风险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内需保增长，我国中央政府2009年和2010年相继决定由财政部分别地方政府债券2000亿元，列入省级预算管理。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无疑有利于地方政府开辟融资渠道，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然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在制度没有改变的条件下它将面临着潜在的宏观调控风险。具体而言，这种宏观调控风险主要表现在：

（一）通货膨胀的风险

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意味着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规模的扩大加速了资金流动，货币流动性的提升与增大货币发行量一样，都会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的发生，将进一步削弱民众生活水准，给投资和消费带来不确定性。

（二）证券金融市场波动的风险

地方政府债券将会从其它证券市场吸引资金，直接导致这些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尚未厘清，实际中政府强令银行贷款或强令银行提供担保的现象时有发生。发债之后，地方政府可能将进一步加剧这种关系。

（三）产业结构失衡的风险

在没有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时，地方政府就设法通过集资、迫使银行贷款等手段为项目融资，从而造成全国各地严重的乱上项目、重复建设的情况。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在地方政府职能没有完全转换的情况下，乱上项目、重复建设可能将会变得更严重。

（四）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风险

经济发达地区的财政信用状况相对于内陆地区要好得多，发达地区更容易获得发行资格。在都有资格发行时，更好的财政信用状况会吸引不发达地区的资金流向发达地区。而且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发行债券的限制条件，诸如发债规模、信用评级、中介服务、债务管理等方面与发达地区都存在明显差距，这很容易导致“马太效应”，进一步拉大区域发展差距。www.gwyOO.

地方政府债券宏观调控风险的成因分析

地方政府债券之所以会面临这些风险，主要是因为以下因素所导致：

（一）应对宏观调控风险的法律制度缺失

宏观调控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与此相适应，政府宏观调控是一个由调控目标、内容、手段、程序等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不仅要求有宏观上的整体性立法，而且要求有围绕调控目标而互相协调配合的具体法律制度。但是目前不仅宏观调控总体法缺失，而且具体的财政、金融、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产业政策等法律法规也不健全。比如，目前规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条件的只有财政部制订的《2009年地方政府债券预算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法律位阶低且不完善；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性规定多，而具法律约束力的立法少。此外，《地方政府债券法》尚未出台，不仅地方政府债券本身制度需要加以制定，而且它与国债、证券之间的关系也有待厘清。

（二）政府机关纵向和横向权力配置不当

从纵向来看，对地方政府债券宏观调控风险的宏观调控权到底归属于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目前理论与实务界的观点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是一个包括中央政府调控和地方政府实施调控与分享宏观调控主体的多层次的宏观调控体系。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宏观调控仅是中央政府的职能，唯有中央政府才有可能反映经济运行的总体要求，并具备制定克服总量失衡，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制度及政策的能力。而宏观调控配置不明或配置不当，则无疑会影响地方政府债券风险的调控能力，甚至影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横向来看，我国行政系统内部存在着职能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病，各部门往往同时具备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自定规则、自己执行、自我监督，政府领导往往放大手中权力，不顾财力实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三）公众参与宏观调控过程的渠道不畅

当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债券中，地方政府债券能否发行、何时发行、发行多少，由中央财政机关和省级政府部门协商确定，公众作为纳税人没有广泛参与到宏观调控决策中，更无法表达债券发行可能出现的宏观风险的机会。由于受现行政绩考评制度的影响，地方政府领导往往在任内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争取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无疑为这些工程开辟了资金筹措道路。在公众参与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结果成为政府自我决定的不正常局面。由于公众参与地方政府债券宏观风险评估制度和政府信用评价机制的缺失，公众在目前尚无有效渠道表达意见和进行有效监督。

地方政府债券宏观调控风险防范机制的构建

（一）完善宏观调控立法，提供风险防范的制度保障

一是制定《宏观调控法》和《地方政府债券法》。从理论上说，宏观调控法处于当代经济法的核心地位，但我国法制建设却不健全，需要对宏观调控的主体、行为、程序、救济等制度要素进行构建。对于地方政府债券的风险而言，最重要的是完善宏观调控主体制度。由于地方政府缺乏相应的信息条件，加上自身利益结构和导向的局限，地方政府一般而言不适合做宏观调控的主体，而应由中央政府来担任。与此同时，为了规制宏观调控权的可能侵犯性，需要建立健全纠偏制度、补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和救济制度。此外，最近若干年内要制定《地方政府债券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主体、条件、风险评估、规模、资金使用、偿还方法、法律责任等内容，将宏观调控风险评估等事项纳入法治化轨道。

二是完善应对宏观调控风险的配套制度。首先是要完善产业结构法。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应当同步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法，对一定时期产业结构政策法律化，包括产业结构的长期政策规定，对战略产业保护和扶植的规定以及对衰退产业的调整、援助规定等。应当把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作为地方政府债券的重要发行条件之一。其次是要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法。为了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防范宏观调控风险，我国应当完善与《地方政府债券法》相配套的区域经济发展的计划、财政、金融制度，实现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倾斜，并借鉴国外经验，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法律制度。三是要实施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将物价的增长控制在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要对地方政府债券与国债、证券的关系进行法治化处理，从制度上防范地债可能引发的证券金融市场紊乱风险。

（二）采取行政自制措施，设置风险防范的自我防线

所谓行政自制，是行政系统或者行政主体对自身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自我控制，包括自我预防、自我发现、自我遏止、自我纠错等一系列内设机制。我们不仅要从立法和司法对地方政府债券的宏观调控风险进行控制，而且要从行政机关自身对其发债有关风险进行内在的积极的自我控制。

一方面，要实现行政内部分权机制。行政内部分权是指政府部门为防止行政权过于集中而引发的专断，主动地将权力进行划分和分立，并通过行政权之间配置来防止违法或不当行为，更好地实现公共目标。为了避免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中的宏观调控风险，我国各级政府特别是今后地方政府真正成为地方政府债券之后，需要通过行政内部分权将地方政府债券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部门、评估部门相分离，特别是要让评估部门能够相对独立地从事评估活动并得出真实的结论，防止不符合发行条件的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

另一方面，完善行政内部监督机制。作为一种自我纠错制度，行政内部监督是指“在行政机关系统内，负有行政监督职能的行政机关监督其他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使职权的一种监督制度体系”。就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而言，要完善以下三项制度：一是行政备案机制。由于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涉及面广，具有重大影响，易发宏观调控风险，因而当地方政府真正成为地债的主体之后，应该将发行债券的基本情况上报上级行政机关备案，以便上级政府能从全局考虑并及时纠正错误的发债行为。二是报告与检查机制。地方政府应提交发债的工作报告，并接受上级政府机关的检查和评议。三是行政监督联动机制。由财政部门、证券会、人民银行等多个上级机关或机构在地方政府债券监督中协调职能、相互配合，制止和纠正违反和不当行为。

（三）构建社会监督机制，为风险防范打下社会基础

一是建立政府信用社会评价机制。政府信用越高，地方政府债券及时偿还本息的概率越高，也就越能如期履行义务。而地方政府的信用到底如何，不能由该地方政府自身甚至上级政府说了算，而应该由专业的社会中介机构来评判。社会中介机构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利用专业优势搜集、整理、分析地方政府的财务及资信状况，向社会和投资者提供与债券发行有关的信息，进行严格的动态审查和监测，对发债项目的收益、债券偿还能力以及付息的意愿程度进行严格审核，从而有效防止地方政府可能出现的宏观调控风险。

二是实行公众参与风险评估机制。在风险评估过程中，不仅广大公众能提出意见，而且政府应真正将公众意见纳入到评估全过程。其主要步骤包括：一是确定所要评估的具体宏观调控风险。决定哪项风险将被评估是风险评估的第一步，公民在决定评估风险时具有平等的发言权。二是陈述宏观调控风险评估的目的。只有清楚表明具体风险评估的目的，广大公众才能评估风险。三是选择宏观调控风险评价标准。四是风险应受到公民持续地监督。系统地、连续地监督为公民提供了追踪风险并采取纠正措施的机会。五是公开评估报告。一个良好的宏观调控风险评估系统应当公开化，定期报告评估结果，而且公民、新闻媒体和其他政府监督部门有权得到报告。公众参与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将为地方政府债券宏观调控风险的防范打下广阔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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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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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自制与中国行政法治发展[J].法学研究，2010（1）

风险观范文篇4

【英文摘要】TocultivateMarxistattitudetowardrisksandcontinuouslyimprovetherulingParty''''scapacityofwithstandingrisks,itisnecessarytoexploreandfollowthecontemporaryglobalandChinesesocialdevelopmentlaw,fullyunderstandtheobjectivityoftherisk-existence,benefitfromtheinstructiveresearchresultsof“riskysociety”achievedbywesternscholarsandfurtherdeepthemodernrisk-studyinChina.Itisnecessarytostrengthenthemiseryawarenessinthenewera,self-consciouslypreventrisksandbegoodattransformingcrisesintodevelopmentopportunities.Wemuststicktotheprincipleoforientationtowardspeople,buildupthefull-scale,coordinated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conceptbyadoptingthe“Fivecomprehensive”developmentmethodstodealwiththerisksintheprocessofthedevelopment.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ContemporaryChina/Marxism/conceptofrisk

【正文】

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风险理论，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并把“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作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将长期面对的“历史性课题”、“重大课题”。科学理论是成功实践的先导。在发展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与时俱进地认识和解决这个崭新的时代课题，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根本指针，加强马克思主义风险观的学习和研究，解决当代中国为什么存在风险、如何正确认识风险、怎样应对风险、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从而为切实提高执政党抵御风险、处理危机能力提供理论指导和精神支持。

一

人类遭遇的风险，是社会发展过程的内在要素之一，一般指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威胁、危机。而危机则是实际发生的严重困难关头或产生极大负面效应的突发事件，通常表现为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常规性、正面效应相对应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灾难性的事件和后果。风险和危机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矛盾运动的特殊表现形式，其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条件和过程，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因而是能够被人们所认识和防控的。可是，人们往往容易陶醉于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取得的有限成绩和暂时胜利，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风险和危机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这里的原因相当复杂。必须从历史规律上充分认识当代世界和中国风险和危机存在的客观性、必然性、特殊性。

1.探索和遵循人类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深刻认识风险存在的客观性、长期性、现实性。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进化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无机的身体”，人类不可能享有超越自然规律的自由。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依靠自身的力量不断战胜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各种风险和危机，逐步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奋斗史。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从自然历史过程的长河看，人类对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总体上仍然处于幼年时期。微生物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上亿年，比人类更能适应环境变化。我们已知的微生物物种数量只占地球上实际存在数量的10%以下，甚至只有1%。因此，与人的生存环境密切接触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的基因突变导致疫病流行就不足为怪了。伴随着“人化自然”对“自在自然”日益广泛和深刻的干预，人类在获得生存、发展自由的同时，也屡次因违背自然规律过度开发而遭遇自然的报复。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繁发生的发展中大国。随着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破坏程度已经大幅度降低。然而，迄今为止乃至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还没有足够能力避免洪水、干旱、霜冻等气象灾害的发生，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任重道远，“地上悬河”依然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地震、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常导致生命财产损失和生态环境破坏，沙漠化更使4亿人口的生态安全受到威胁。可见，人与自然的矛盾始终存在，在当代中国具有特殊性，必须冷静应对自然界的各种灾难和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风险和危机的理论非常丰富，具有不可低估的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而他们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大多是以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民主政治深入人心、人的文明素质普遍提高为立论前提的。基于这种特殊历史前提，他们设想风险和危机主要存在于革命时期和短暂的“过渡时期”的“阵痛”；新社会一旦诞生，将进入人的能力和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对这种“欧美构想”的教条式理解，使落后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错误地把风险和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设想成为凯歌高进、一帆风顺的历程，大多缺乏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理论和实际准备。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曾经热切期待俄国革命作为导火线同时或很快引发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掌握国家权力的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无私援助俄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在较短时间内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俄共在内战结束以后延续“战时共产主义”，就是以这种几乎没有风险和危机的社会发展构想和国际环境作为决策依据的。然而，事与愿违，这种主观上想规避风险、不付代价、不产生负面效应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4页。)失败和挫折使列宁认识到，苏俄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矫正不合时宜的理论和政策，从回避风险、代价和危机的空想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的策略同历史的这种曲折发展相适应”。(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页。)公开承认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风险和危机，并且通过执政党领导改革和建设的实际效果来赢得民心、化解风险、克服危机，是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着我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提高抵御风险、处理危机能力的丰富实践经验。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的和世界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实践经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任何新兴社会制度的产生、巩固和发展，必然是充满牺牲、奋斗，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曲折过程。况且，“十月革命以来先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原来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彻底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注：：《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5页。)现实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国际环境使应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风险和危机具有必然性。落后国家首先必须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现代化的“补课”任务，其次要在不同起点、彼此实力悬殊的综合国力竞争大考场上不断接受考试，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建成社会主义。在这个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风险、缴纳学费、付出代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使我们始终面临各种风险和危机的考验。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提高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意识和能力。

2.借鉴发达国家“风险社会”、“风险文化”研究的有益成果，深化当代中国风险研究。风险问题是当代社会发展过程本身提出的时代难题。国外学者在“风险社会”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观点。一是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的“后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德国学者贝克的著作《风险社会》(1992年英文版)和《再现代化》(1994年英文版)的出版，使“风险社会”和“再现代化”这两个概念风靡国际学术界。贝克认为，现代世界正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其重要特征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因素，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个人的风险日益趋向于逃脱工业社会建立的风险预防和监督机制。斯科特·拉什认为，传统社会体现的是安全文化，而当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风险文化”。(注：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和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载李惠彬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区分为不同形态和发展阶段的动态过程。传统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虽然存在风险，但不至于出现危及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危机。现代化理论实际指称的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其风险存在的形式、程度和观念反映是有区别的。二是科学技术“双刃剑”带来了技术和生态风险。科学技术是抵御风险的巨大杠杆。但是，科技进步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解决旧矛盾又产生新矛盾的历史过程，人类不可能仅仅由于科技进步就一劳永逸地自动排除风险和危机。随着生物技术、空间技术飞速发展而来的生态风险、核风险，就是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所没有的足以危及人类生存乃至毁灭人类的新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已经超出现代社会的管理能力，成为一种不以社会制度差别为转移的普遍社会特征。因此，人们在肯定科学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并防范技术和生态风险。(注：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三是全球化带来了“失控的世界”。吉登斯强调全球化及随之而来的风险社会“带来了其他形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现代世界“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其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金融风险危害最大。据资料统计，过去25年，在93个国家至少发生了117起全系统的银行业危机，其造成的损失平均高达所在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6%；在发展中国家清理这些危机而花费的预算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同期用于国际开发援助的总金额。(注：章晟曼：《金融发展及其对上海的启示》，《解放日报》2003年9月2日，第8版。)四是当代社会风险具有连环性和持续性。随着科技进步、普遍交往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和制约的有机整体，对现代科技及其物质设施的依赖度也越来越高；各种门类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专业系统程序日益复杂化，各个领域都存在危及全人类生存的混乱无序的不确定性。尽管人类不断改进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各种专业系统程序，可是各种问题仍然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技术和管理上的任何疏忽，自然的任何意外干扰或人为蓄意破坏，都将造成传统社会不可比拟的巨大损失和连环性灾难。2003年夏天发生的欧美大停电，就使许多城市的地铁、机场、电讯等设施和公共交通系统基本陷入瘫痪。据估计，停电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天高达300亿美元。应对技术风险对政府行政能力和公民素质都是严峻考验。美国拥有如此强大的科技、经济和国防实力，竟然未能阻止“9·11”这种以极端方式威胁其本土安全的危机发生。可以说，防范风险、处理危机、确保安全，是人类的永恒课题。

当代中国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理具有现实性特殊性，必须独立自主地开展风险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人类面临着许多新的严峻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意味着风险和危机发生的国际条件客观存在。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着空前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试验，在实践中探索，由于执政党自身素质方面的原因有时难免会发生失误以至挫折。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同时就选择了应对风险。市场经济是提高效率、创造财富、实现经济社会化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4页。)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方面和其消极方面都可能由于生产、投资、贸易、金融的加速全球化而得以同步甚至不平衡扩展。选择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是利大于弊，不可能尽善尽美，不可能自动排除风险。毋庸置疑，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几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的时期。但是，对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必须进行冷静思索。“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页。)这些因素既严重制约着我们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效率，又迫切要求我们注重解决这个重大历史性课题。

本世纪头二十年，我国将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说，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双重过渡过程之中。这就决定了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不仅有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性质和类型的，而且有后现代社会性质和类型的；不仅有相同技术形态、交往形态正常发展过程所共有的，而且有中国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不仅有来自国内的，而且有来自国外的。只有树立正确的风险观，提高抵御风险能力，我们才能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和不确定因素，从容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和危机，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我们才能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妥善处理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防范和化解来自国内的各种风险和危机，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十六大报告深刻指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上，“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稳定。”(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5-56页。)

二

树立马克思主义风险观，正确认识和应对风险，执政党必须具备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正确发挥人的主体性，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从容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风险，趋利避害，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如果没有以正确的理论为基础的精神支柱，在应对风险时，更加会成为一盘散沙，就谈不上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就难以弥补物质技术手段的相对匮乏，就不会创造美好的未来。民族凝聚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是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硬力量”相对而言的“软力量”。中华民族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和平崛起，必须大力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不断增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赴国难的民族凝聚力，防范风险，化解危机。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千百年来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特别是在应对风险、处理危机的危急关头锤炼和积淀起来的强大精神支柱。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团结一致的力量决定的。由于这种素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富裕的华人向国家提供了不少资金。居住在国内的人也没有把钱存放在家里，而是相信政府，相信国家的未来，把资金存放在银行里。”(注：《爱国主义成就中国》，《参考消息》2003年10月4日，第1版。)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之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以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和革命文化传统为深厚底蕴，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精神支柱，以“三大规律”为理性基础，突出表现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价值取向，是我们科学认识和有效抵御风险的重要精神支撑。

忧患意识是一种民本意识。人民群众是抵御风险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抵御风险的力量之源。抵御风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执政为民，执政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带领群众集中精力搞好经济文化建设，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人民享有创造幸福安康生活的自由。稳定和发展压倒一切。只要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我们党就能抵御任何风险，克服一切危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是马克思主义风险观的核心观点，是提高执政党应对风险能力的基础工程。忧患意识是一种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执政党责无旁贷地担负起风险防范、危机管理的职责，必须未雨绸缪防范风险，科学高效处置危机，千方百计减少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利益。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发生灾难、危机的时刻和场合，往往是人民利益受到危害最严重因而最需要共产党人挺身而出的时候。如果执政党在抵御风险、处理危机上表现得软弱无力、麻木不仁甚至惊惶失措，就要付出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失信于民的沉重代价，从根本上动摇其执政的经济、社会和道义基础。“忧劳可以兴国”，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党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闻鸡起舞，廉洁勤政，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胸怀大志，居安思危，不骄不躁。

忧患意识是一种理性意识和科学精神。增强忧患意识，是在科学分析和全面把握时代特征和国情、体现中国社会进步要求和中国人民实践需要的基础上提出的，不是杞人忧天，不是危言耸听，不是悲观失望，而是依据对客观规律把握的一种前瞻意识。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增强实践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有助于把危机和灾难的损失降到最低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提高执政党抵御风险能力的活动平台，是从全局上防范风险的关键环节。各级党委和政府掌握着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决策科学，可以造福于民；重大决策失误，足以祸国殃民。总结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重大危机，主观原因是上层决策严重脱离实际，伤害群众根本利益。从一些国家发生解体和剧变的惨痛教训中，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成功经验中，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依据，都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注：：《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忧患意识是一种开放意识和世界精神。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才能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中国的稳定与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作为13亿人口泱泱大国的执政党，不但忧中国，而且忧世界。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国家安全需要开展责任与风险共担的全球性合作。中国正是通过自身发展和在公正合理处理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忧患意识是一种进取精神和创新思维。不断进取和创新精神的丧失本身就是危机的根源。长期执政的党更要以古为镜，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权谋私，防止在歌舞升平中由于不思进取、文恬武嬉，导致盛衰巨变、人亡政息的历史悲剧重演。只有牢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我党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才能在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京赶考”中交出一份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迎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

忧患意识是一种辩证思维和治国智慧。历史上和现实中无数危机处理的成功范例证实了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世界上一些大国的崛起，往往是正确对待和有效处理危机，甚至利用灾难性事件，激发起民族精神，抓住了历史机遇。英国前环境国务大臣迈克尔·米切撰文透露，美国新保守主义智囊团“美国新世纪计划”早在2000年9月就拟定了一份主宰世界的蓝图——《重建美国的防务》，提出如果没有“像珍珠港事件那样的灾难性的刺激事件”，将美国变成“明日的主宰”，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注：《反恐战，美国撒了弥天大谎!》，《参考消息》2003年9月8日，第1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危机具有两重性，既是危险，又是机遇；祸福相依，挑战与机遇并存。实践着的人是实现利弊辩证转化的主体。危机和损失迫使人们探索和遵循客观规律，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共产党人的力量所在和高明之处，在于善于从挫折的经历中学习应该怎样改进我们的活动方式，这样就能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挫折转化为正确决策的财富和成功之路的阶梯，由此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马克思主义对待危机的科学态度和辩证思维方法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实践中得到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抗击非典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我们付出了代价，也学到了比平时多得多的东西。以此为契机，切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其他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和应急机制建设，切实改进有关工作，切实转变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真正把党建设成为能够带领群众抵御任何风险和危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

树立马克思主义风险观、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归根到底既服务于发展也依赖于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抵御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困难和风险的第一要诀。实践证明，“增长不等于发展”，片面追求经济增长、GDP指标的发展观既不能带来安全和稳定，更不能长期保持真正造福于民的经济增长。“抗击非典斗争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统筹兼顾，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我们长期坚持的重大指导方针。”(注：《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5日，第1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确立为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主要指导思想和原则。新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东亚经济模式”、“东亚价值观”利弊得失的深刻反省，是对党和人民抵御风险新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是对“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内涵的拓展，是开创改革发展稳定新局面的有效途径。

1.防范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确保经济安全和发展，不断增强抵御风险的经济实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反对在国际事务中搞实力政策，但我们自己必须有实力——我们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都大大增强了，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3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抵御各种风险和危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途径。只有经济实力增强了，才能把更多资金、技术和人力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增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才能增加投资，发展职业技能培训，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对自主创业的支持力度，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有效解决民生之本问题；才能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雄厚的财政支持，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才能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帮助分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凝聚力；才能逐步增加教育投入和科技投入，普遍提高国民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才能有效支持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提高国家战略能力；才能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防范经济风险、确保经济安全，核心是防范金融风险，化解金融危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民经济棋盘上的关键棋子。现代金融借助于电子通信、尖端计算机系统实现的创新金融方式，使企业和消费者受益。但是，金融历来与风险相关，对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代表的先进技术的滥用，使之不再具有帮助市场参与者对冲风险的功能而变为。近20年来，国际金融日趋活跃，国际资本流速加快，超过其他领域的金融业的全球化，既分摊了国际风险，又加大了金融风险，产生了类似于多米诺骨牌的风险“国际波及效应”。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现在的金融资本市场比作“凶猛的海洋”。我国金融系统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金融活动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金融在调节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成功地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确保了国家经济安全。但是，金融系统多年积累的不良资产数量很大，金融风险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隐患。未来几年，我国将逐步开放金融信用市场，进入国际化的全球金融体系。这是一个比开放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难度、风险大得多的试验，是对党和政府抵御风险能力的新考验。我们没有退路，只有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防范经济风险、确保经济发展，必须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口压力已经严重影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的增强。资源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同人口安全密切相关。“能不能坚持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安全，关系到我国人民生活的质量，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1-282页。)要牢固树立保持良好的人口环境、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维护政治社会稳定的意识。历史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往往伴随着以对大自然的掠夺和征服、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现代生态文明则扬弃“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僵硬对立，主张人与自然长期和谐共处，致力于对大自然的保护和回归。“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现在，环境问题已涉及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等众多领域。我们愿为保护全球环境作出积极贡献，但是不能承诺与我国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义务。”(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92-293页。)在对外开放中，我们要始终确保国家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2.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有效防范风险。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是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富裕、民主、平等、自由、人权、文明、安全、健康，已经成为我国人民普遍的价值追求，成为衡量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没有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其他价值目标既不能实现，也没有意义。把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职责，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必须确立“以人为本”、以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和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状况的有效改善作为衡量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根本标准。

城乡协调发展是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至今尚未取得根本突破的改革重点和难题。农业现代化、市场化、社会化，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大规模转移，是各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的基础地位脆弱、产业结构调整艰难、市场化组织化程度不高；农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民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体制环境不平等、管道不顺畅，大量富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农民收入增加缓慢、不合理负担沉重、购买力低，农村消费市场难以激活；不解决这些制约现代化发展全局的“瓶颈”，既不利于确保粮食安全和扩大内需、解决“过剩经济”难题，也不利于化解风险，凝聚人心，保持稳定。

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在中西部地区“三农”的落后。贫困人口大部分生活在中西部农村。如果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长期不平衡，城乡和区域发展长期不平衡，如果广大农民、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不能安居乐业，既不利于经济、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各地区、各民族群众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所以，一定要把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断提高各地区各阶层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当前在分配政策领域，要突出防范收入分配风险，解决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问题。特别是对各类困难群体，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创造条件保证其同其他社会阶层一道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文明成果，从而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各阶层和睦相处。

风险观范文篇5

【英文摘要】TocultivateMarxistattitudetowardrisksandcontinuouslyimprovetherulingParty''''scapacityofwithstandingrisks,itisnecessarytoexploreandfollowthecontemporaryglobalandChinesesocialdevelopmentlaw,fullyunderstandtheobjectivityoftherisk-existence,benefitfromtheinstructiveresearchresultsof“riskysociety”achievedbywesternscholarsandfurtherdeepthemodernrisk-studyinChina.Itisnecessarytostrengthenthemiseryawarenessinthenewera,self-consciouslypreventrisksandbegoodattransformingcrisesintodevelopmentopportunities.Wemuststicktotheprincipleoforientationtowardspeople,buildupthefull-scale,coordinated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conceptbyadoptingthe“Fivecomprehensive”developmentmethodstodealwiththerisksintheprocessofthedevelopment.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ContemporaryChina/Marxism/conceptofrisk

【正文】

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风险理论，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并把“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作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将长期面对的“历史性课题”、“重大课题”。科学理论是成功实践的先导。在发展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与时俱进地认识和解决这个崭新的时代课题，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根本指针，加强马克思主义风险观的学习和研究，解决当代中国为什么存在风险、如何正确认识风险、怎样应对风险、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从而为切实提高执政党抵御风险、处理危机能力提供理论指导和精神支持。

一

人类遭遇的风险，是社会发展过程的内在要素之一，一般指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威胁、危机。而危机则是实际发生的严重困难关头或产生极大负面效应的突发事件，通常表现为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常规性、正面效应相对应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灾难性的事件和后果。风险和危机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矛盾运动的特殊表现形式，其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条件和过程，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因而是能够被人们所认识和防控的。可是，人们往往容易陶醉于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取得的有限成绩和暂时胜利，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风险和危机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这里的原因相当复杂。必须从历史规律上充分认识当代世界和中国风险和危机存在的客观性、必然性、特殊性。

1.探索和遵循人类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深刻认识风险存在的客观性、长期性、现实性。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进化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无机的身体”，人类不可能享有超越自然规律的自由。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依靠自身的力量不断战胜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各种风险和危机，逐步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奋斗史。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从自然历史过程的长河看，人类对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总体上仍然处于幼年时期。微生物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上亿年，比人类更能适应环境变化。我们已知的微生物物种数量只占地球上实际存在数量的10%以下，甚至只有1%。因此，与人的生存环境密切接触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的基因突变导致疫病流行就不足为怪了。伴随着“人化自然”对“自在自然”日益广泛和深刻的干预，人类在获得生存、发展自由的同时，也屡次因违背自然规律过度开发而遭遇自然的报复。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繁发生的发展中大国。随着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破坏程度已经大幅度降低。然而，迄今为止乃至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还没有足够能力避免洪水、干旱、霜冻等气象灾害的发生，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任重道远，“地上悬河”依然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地震、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常导致生命财产损失和生态环境破坏，沙漠化更使4亿人口的生态安全受到威胁。可见，人与自然的矛盾始终存在，在当代中国具有特殊性，必须冷静应对自然界的各种灾难和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风险和危机的理论非常丰富，具有不可低估的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而他们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大多是以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民主政治深入人心、人的文明素质普遍提高为立论前提的。基于这种特殊历史前提，他们设想风险和危机主要存在于革命时期和短暂的“过渡时期”的“阵痛”；新社会一旦诞生，将进入人的能力和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对这种“欧美构想”的教条式理解，使落后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错误地把风险和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设想成为凯歌高进、一帆风顺的历程，大多缺乏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理论和实际准备。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曾经热切期待俄国革命作为导火线同时或很快引发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掌握国家权力的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无私援助俄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在较短时间内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俄共在内战结束以后延续“战时共产主义”，就是以这种几乎没有风险和危机的社会发展构想和国际环境作为决策依据的。然而，事与愿违，这种主观上想规避风险、不付代价、不产生负面效应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4页。)失败和挫折使列宁认识到，苏俄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矫正不合时宜的理论和政策，从回避风险、代价和危机的空想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的策略同历史的这种曲折发展相适应”。(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页。)公开承认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风险和危机，并且通过执政党领导改革和建设的实际效果来赢得民心、化解风险、克服危机，是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着我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提高抵御风险、处理危机能力的丰富实践经验。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的和世界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实践经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任何新兴社会制度的产生、巩固和发展，必然是充满牺牲、奋斗，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曲折过程。况且，“十月革命以来先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原来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彻底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注：：《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5页。)现实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国际环境使应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风险和危机具有必然性。落后国家首先必须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现代化的“补课”任务，其次要在不同起点、彼此实力悬殊的综合国力竞争大考场上不断接受考试，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建成社会主义。在这个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风险、缴纳学费、付出代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使我们始终面临各种风险和危机的考验。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提高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意识和能力。

2.借鉴发达国家“风险社会”、“风险文化”研究的有益成果，深化当代中国风险研究。风险问题是当代社会发展过程本身提出的时代难题。国外学者在“风险社会”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观点。一是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的“后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德国学者贝克的著作《风险社会》(1992年英文版)和《再现代化》(1994年英文版)的出版，使“风险社会”和“再现代化”这两个概念风靡国际学术界。贝克认为，现代世界正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其重要特征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因素，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个人的风险日益趋向于逃脱工业社会建立的风险预防和监督机制。斯科特·拉什认为，传统社会体现的是安全文化，而当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风险文化”。(注：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和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载李惠彬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区分为不同形态和发展阶段的动态过程。传统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虽然存在风险，但不至于出现危及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危机。现代化理论实际指称的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其风险存在的形式、程度和观念反映是有区别的。二是科学技术“双刃剑”带来了技术和生态风险。科学技术是抵御风险的巨大杠杆。但是，科技进步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解决旧矛盾又产生新矛盾的历史过程，人类不可能仅仅由于科技进步就一劳永逸地自动排除风险和危机。随着生物技术、空间技术飞速发展而来的生态风险、核风险，就是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所没有的足以危及人类生存乃至毁灭人类的新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已经超出现代社会的管理能力，成为一种不以社会制度差别为转移的普遍社会特征。因此，人们在肯定科学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并防范技术和生态风险。(注：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三是全球化带来了“失控的世界”。吉登斯强调全球化及随之而来的风险社会“带来了其他形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现代世界“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其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金融风险危害最大。据资料统计，过去25年，在93个国家至少发生了117起全系统的银行业危机，其造成的损失平均高达所在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6%；在发展中国家清理这些危机而花费的预算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同期用于国际开发援助的总金额。(注：章晟曼：《金融发展及其对上海的启示》，《解放日报》2003年9月2日，第8版。)四是当代社会风险具有连环性和持续性。随着科技进步、普遍交往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和制约的有机整体，对现代科技及其物质设施的依赖度也越来越高；各种门类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专业系统程序日益复杂化，各个领域都存在危及全人类生存的混乱无序的不确定性。尽管人类不断改进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各种专业系统程序，可是各种问题仍然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技术和管理上的任何疏忽，自然的任何意外干扰或人为蓄意破坏，都将造成传统社会不可比拟的巨大损失和连环性灾难。2003年夏天发生的欧美大停电，就使许多城市的地铁、机场、电讯等设施和公共交通系统基本陷入瘫痪。据估计，停电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天高达300亿美元。应对技术风险对政府行政能力和公民素质都是严峻考验。美国拥有如此强大的科技、经济和国防实力，竟然未能阻止“9·11”这种以极端方式威胁其本土安全的危机发生。可以说，防范风险、处理危机、确保安全，是人类的永恒课题。

当代中国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理具有现实性特殊性，必须独立自主地开展风险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人类面临着许多新的严峻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意味着风险和危机发生的国际条件客观存在。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着空前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试验，在实践中探索，由于执政党自身素质方面的原因有时难免会发生失误以至挫折。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同时就选择了应对风险。市场经济是提高效率、创造财富、实现经济社会化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4页。)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方面和其消极方面都可能由于生产、投资、贸易、金融的加速全球化而得以同步甚至不平衡扩展。选择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是利大于弊，不可能尽善尽美，不可能自动排除风险。毋庸置疑，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几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的时期。但是，对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必须进行冷静思索。“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页。)这些因素既严重制约着我们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效率，又迫切要求我们注重解决这个重大历史性课题。

本世纪头二十年，我国将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说，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双重过渡过程之中。这就决定了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不仅有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性质和类型的，而且有后现代社会性质和类型的；不仅有相同技术形态、交往形态正常发展过程所共有的，而且有中国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不仅有来自国内的，而且有来自国外的。只有树立正确的风险观，提高抵御风险能力，我们才能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和不确定因素，从容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和危机，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我们才能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妥善处理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防范和化解来自国内的各种风险和危机，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十六大报告深刻指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上，“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稳定。”(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5-56页。)

二

树立马克思主义风险观，正确认识和应对风险，执政党必须具备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正确发挥人的主体性，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从容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风险，趋利避害，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如果没有以正确的理论为基础的精神支柱，在应对风险时，更加会成为一盘散沙，就谈不上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就难以弥补物质技术手段的相对匮乏，就不会创造美好的未来。民族凝聚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是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硬力量”相对而言的“软力量”。中华民族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和平崛起，必须大力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不断增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赴国难的民族凝聚力，防范风险，化解危机。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千百年来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特别是在应对风险、处理危机的危急关头锤炼和积淀起来的强大精神支柱。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团结一致的力量决定的。由于这种素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富裕的华人向国家提供了不少资金。居住在国内的人也没有把钱存放在家里，而是相信政府，相信国家的未来，把资金存放在银行里。”(注：《爱国主义成就中国》，《参考消息》2003年10月4日，第1版。)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之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以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和革命文化传统为深厚底蕴，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精神支柱，以“三大规律”为理性基础，突出表现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价值取向，是我们科学认识和有效抵御风险的重要精神支撑。

忧患意识是一种民本意识。人民群众是抵御风险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抵御风险的力量之源。抵御风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执政为民，执政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带领群众集中精力搞好经济文化建设，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人民享有创造幸福安康生活的自由。稳定和发展压倒一切。只要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我们党就能抵御任何风险，克服一切危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是马克思主义风险观的核心观点，是提高执政党应对风险能力的基础工程。

忧患意识是一种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执政党责无旁贷地担负起风险防范、危机管理的职责，必须未雨绸缪防范风险，科学高效处置危机，千方百计减少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利益。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发生灾难、危机的时刻和场合，往往是人民利益受到危害最严重因而最需要共产党人挺身而出的时候。如果执政党在抵御风险、处理危机上表现得软弱无力、麻木不仁甚至惊惶失措，就要付出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失信于民的沉重代价，从根本上动摇其执政的经济、社会和道义基础。“忧劳可以兴国”，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党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闻鸡起舞，廉洁勤政，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胸怀大志，居安思危，不骄不躁。

忧患意识是一种理性意识和科学精神。增强忧患意识，是在科学分析和全面把握时代特征和国情、体现中国社会进步要求和中国人民实践需要的基础上提出的，不是杞人忧天，不是危言耸听，不是悲观失望，而是依据对客观规律把握的一种前瞻意识。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增强实践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有助于把危机和灾难的损失降到最低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提高执政党抵御风险能力的活动平台，是从全局上防范风险的关键环节。各级党委和政府掌握着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决策科学，可以造福于民；重大决策失误，足以祸国殃民。总结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重大危机，主观原因是上层决策严重脱离实际，伤害群众根本利益。从一些国家发生解体和剧变的惨痛教训中，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成功经验中，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依据，都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注：：《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忧患意识是一种开放意识和世界精神。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才能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中国的稳定与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作为13亿人口泱泱大国的执政党，不但忧中国，而且忧世界。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国家安全需要开展责任与风险共担的全球性合作。中国正是通过自身发展和在公正合理处理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忧患意识是一种进取精神和创新思维。不断进取和创新精神的丧失本身就是危机的根源。长期执政的党更要以古为镜，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权谋私，防止在歌舞升平中由于不思进取、文恬武嬉，导致盛衰巨变、人亡政息的历史悲剧重演。只有牢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我党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才能在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京赶考”中交出一份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迎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

忧患意识是一种辩证思维和治国智慧。历史上和现实中无数危机处理的成功范例证实了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世界上一些大国的崛起，往往是正确对待和有效处理危机，甚至利用灾难性事件，激发起民族精神，抓住了历史机遇。英国前环境国务大臣迈克尔·米切撰文透露，美国新保守主义智囊团“美国新世纪计划”早在2000年9月就拟定了一份主宰世界的蓝图——《重建美国的防务》，提出如果没有“像珍珠港事件那样的灾难性的刺激事件”，将美国变成“明日的主宰”，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注：《反恐战，美国撒了弥天大谎!》，《参考消息》2003年9月8日，第1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危机具有两重性，既是危险，又是机遇；祸福相依，挑战与机遇并存。实践着的人是实现利弊辩证转化的主体。危机和损失迫使人们探索和遵循客观规律，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共产党人的力量所在和高明之处，在于善于从挫折的经历中学习应该怎样改进我们的活动方式，这样就能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挫折转化为正确决策的财富和成功之路的阶梯，由此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马克思主义对待危机的科学态度和辩证思维方法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实践中得到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抗击非典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我们付出了代价，也学到了比平时多得多的东西。以此为契机，切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其他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和应急机制建设，切实改进有关工作，切实转变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真正把党建设成为能够带领群众抵御任何风险和危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

树立马克思主义风险观、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归根到底既服务于发展也依赖于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抵御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困难和风险的第一要诀。实践证明，“增长不等于发展”，片面追求经济增长、GDP指标的发展观既不能带来安全和稳定，更不能长期保持真正造福于民的经济增长。“抗击非典斗争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统筹兼顾，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我们长期坚持的重大指导方针。”(注：《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5日，第1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确立为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主要指导思想和原则。新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东亚经济模式”、“东亚价值观”利弊得失的深刻反省，是对党和人民抵御风险新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是对“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内涵的拓展，是开创改革发展稳定新局面的有效途径。

1.防范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确保经济安全和发展，不断增强抵御风险的经济实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反对在国际事务中搞实力政策，但我们自己必须有实力——我们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都大大增强了，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3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抵御各种风险和危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途径。只有经济实力增强了，才能把更多资金、技术和人力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增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才能增加投资，发展职业技能培训，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对自主创业的支持力度，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有效解决民生之本问题；才能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雄厚的财政支持，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才能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帮助分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凝聚力；才能逐步增加教育投入和科技投入，普遍提高国民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才能有效支持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提高国家战略能力；才能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防范经济风险、确保经济安全，核心是防范金融风险，化解金融危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民经济棋盘上的关键棋子。现代金融借助于电子通信、尖端计算机系统实现的创新金融方式，使企业和消费者受益。但是，金融历来与风险相关，对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代表的先进技术的滥用，使之不再具有帮助市场参与者对冲风险的功能而变为。近20年来，国际金融日趋活跃，国际资本流速加快，超过其他领域的金融业的全球化，既分摊了国际风险，又加大了金融风险，产生了类似于多米诺骨牌的风险“国际波及效应”。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现在的金融资本市场比作“凶猛的海洋”。我国金融系统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金融活动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金融在调节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成功地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确保了国家经济安全。但是，金融系统多年积累的不良资产数量很大，金融风险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隐患。未来几年，我国将逐步开放金融信用市场，进入国际化的全球金融体系。这是一个比开放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难度、风险大得多的试验，是对党和政府抵御风险能力的新考验。我们没有退路，只有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防范经济风险、确保经济发展，必须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口压力已经严重影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的增强。资源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同人口安全密切相关。“能不能坚持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安全，关系到我国人民生活的质量，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1-282页。)要牢固树立保持良好的人口环境、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维护政治社会稳定的意识。历史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往往伴随着以对大自然的掠夺和征服、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现代生态文明则扬弃“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僵硬对立，主张人与自然长期和谐共处，致力于对大自然的保护和回归。“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现在，环境问题已涉及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等众多领域。我们愿为保护全球环境作出积极贡献，但是不能承诺与我国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义务。”(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92-293页。)在对外开放中，我们要始终确保国家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2.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有效防范风险。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是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富裕、民主、平等、自由、人权、文明、安全、健康，已经成为我国人民普遍的价值追求，成为衡量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没有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其他价值目标既不能实现，也没有意义。把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职责，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必须确立“以人为本”、以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和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状况的有效改善作为衡量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根本标准。

城乡协调发展是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至今尚未取得根本突破的改革重点和难题。农业现代化、市场化、社会化，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大规模转移，是各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的基础地位脆弱、产业结构调整艰难、市场化组织化程度不高；农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民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体制环境不平等、管道不顺畅，大量富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农民收入增加缓慢、不合理负担沉重、购买力低，农村消费市场难以激活；不解决这些制约现代化发展全局的“瓶颈”，既不利于确保粮食安全和扩大内需、解决“过剩经济”难题，也不利于化解风险，凝聚人心，保持稳定。

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在中西部地区“三农”的落后。贫困人口大部分生活在中西部农村。如果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长期不平衡，城乡和区域发展长期不平衡，如果广大农民、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不能安居乐业，既不利于经济、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各地区、各民族群众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所以，一定要把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断提高各地区各阶层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当前在分配政策领域，要突出防范收入分配风险，解决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问题。特别是对各类困难群体，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创造条件保证其同其他社会阶层一道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文明成果，从而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各阶层和睦相处。

风险观范文篇6

关键词：财务政府；影子银行；金融风险；金融机构

一、国内影子银行引起宏观金融风险的主要体现

1.期限错配会提升金融风险的流动性。当前，影子银行为了提升利润，通常情况下都是进行短期的金融物资筹集资金，对于资产影子银行基本都是进行长期投资，这样能使其获得最大化的收益，进而出现期限错配的情况。如果出现期限错配那么影子银行会面对以下两个方面的风险。其一是总体收益产生错配风险。因为资产投资的总体收益是固定不变的，但是流动筹集资金的实际成本会产生浮荡，在金融市场的实际利率出现变化的时候，很有可能会造成银行投资的收益不会大于筹集资金的实际成本，从而总体收益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错配风险。其二是流动性的金融风险。期限错配可以全面发挥效果的主要基础就是主要投资人员对于影子银行中的金融产品有着足够的信心，不过当前金融市场中假如出现一次突发性的冲击，在主要投资人员对这项理财产品逐渐失去信心的时候，那么这项理财产品就会在金融市场“羊群效应”的情况下，产生较大范围的赎回现象，从而很容易造成影子银行出现流动性的金融风险。2.顺周期特点提升了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影子银行的特点较为鲜明，其中“金融加速器效应”最为鲜明，而顺周期的特点也非常显著，并且这个特点容易产生金融中的系统性风险。在社会经济处于比较繁荣的时候，金融市场展现出普遍预期的乐天，社会中的消费需求以及实际投资的力度都比较强盛，而社会融资的总体需要也会逐渐增加，因为银行体系一直都受到严格的监督管理，而影子银行具有少受监督管理或者不受监控管理的特征，所以传统银行一般会凭借影子银行的这个特点缩短信贷投放的要求，放宽它的总体规模，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进步，让其更加繁荣。在社会经济出现衰弱以及面对金融冲击的时候，金融市场会展现出预期消沉的现象，金融投资以及实际消费的需求降低，而社会融资的总体需求也在逐渐降低，金融企业很容易产生经营困难的情况，金融机构提升金融风险的意识，不但会对信贷投放的规模进行缩短，还会在经济市场抽取大量流动性，造成金融企业的实际经营产生进一步的恶化，社会经济逐渐下滑，资产的总体价格产生下降的问题，这些情况会使金融体系出现大范围的赎回流动性问题以及出售资产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影子银行具有不受监督管理的特点，没有办法从央行取得流动性的支持以及存款保险规定的维护，让其更加容易造成新的危机。

二、财政在影子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中防卫不够

其一，国内对于影子银行的主要体系并没有运用宏观的监督管理，缺少系统性风险的防卫制度体系。因为相关制度的实施，国内对于影子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在逐渐进行重点防卫，不过其并没有在影子银行的主要体系鉴别系统性的金融组织。除此之外，国内在影子银行中并没有设立完善的风险监测机制以及金融风险预警体系。从国内外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当前欧美等国家正在逐渐设立完善的金融风险监测机制，欧洲国家的金融风险委员会一般会三个月一次系统性金融风险仪表盘，运用颜色代码的体制逐渐达到可视化金融预警的目的。截至当前，国内也没有在影子银行设立完善的风险监测机制以及金融风险预警体系。其二，财政是国有金融组织的主要出资人，它对于企业的监督管理一直有着“缺席”的情况，造成金融组织的内控体系以及金融风险监督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根据相关制度标准可以分析出，只有2009年的财政部门制定的相关金融规定。对影子银行的金融组织财务以及金融风险监督管理的标准要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规范，规定提高影子银行金融组织防卫以及解决金融风险的才能，之后就再也没有对金融组织提升金融风险监督管理等事务规定过任何相关标准以及制度，从中可以看出财政作为国内金融组织的主要出资人，对于企业中的金融风险监督管理一直有着“缺席”的情况。近年来，某些银行的管理人员出现挪用银行资金对其进行控股的情况，这种情况就从某种角度反映出财政缺席造成金融机构利益被侵占的问题。其三，财政是影子银行风险亏损的最终承担人，但是其在影子银行并没有设立完善的风险评估制度以及金融风险防卫体系。当前国内的影子银行一直没有设立完善的规定制度，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出现的时候没有办法对可能造成的金融亏损进行评估以及分析研究。并且财政没有在影子银行设立完善的风险救助准备金体系。根据以往的经验可以看出，影子银行如果遭遇系统性风险，那么所需要的金融风险救助资金会非常多，并且较为急切。如果让财政在短期内对其进行一次性投入，那么就会很容易让国家财政产生较大压力，严重影响政府财政的稳定性。所以想要降低系统性风险对于影子银行以及财政系统的冲击，就要建立健全的风险救助准备资金体系。

三、防范金融风险的相关建议

1.设立完善的地方政府债务监管制度。相关单位应该依照基础原则，设立完善的地方政府债务监管制度。首先，相关单位应该先在地方政府中设立健全的举债融资制度，让政府财政能够进行标准举债，分离企业公司的融资能力，并对PPP合作模式进行大力推行。其次，财务政府应该实施规模性控制管理以及金融预算监管。财务政府可以依照每一年的债务总体规模进行相关的举借债务，并且对债务规模进行严格的控制管理，让其不能够大于该地方财务政府债务余额限制。除此之外，对财务政府的债务预算监管体系进行逐渐完善以及优化，把财务政府的债务全数归入财务政府的预算中。最后，对财务政府债务风险的管控以及解决。设立完善的风险预警体系、风险应急处理体系以及风险责任查究体系，最大程度上严格防范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2.落实财政出资人的责任，实际防范金融风险。其一，财政是金融组织的所有人，应该依照相关规定的标准对国有金融组织的资本金额进行补充投入，落实金融出资人的主要责任，提升金融组织的总体成本，增强金融组织的防范风险的本领，把资本投入作为稳定企业经营的基础前提。其二，对于影子银行的企业法人管制组织进行逐渐完善，全面发挥监督管理单位的作用效果。增强财政出资人的工作责任，全面发挥股东大会对于金融公司的事务决策能力，并对董事会以及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对金融企业的实际经营进行有效指导以及严格监督管理，并且设立完善的违规惩罚规定以及董事会独立“发声”的规定。其三，在影子银行金融组织中设立完善的激励制度，这样有利于金融组织的长期经营，逐渐提升金融组织的风险监管能力。在金融组织中运用完善的经营理念，对于经营考核的制度进行优化改善，设立健全的鼓励管理制度，从规定标准上对其重点注意短期利益的行为进行管束，从而促进国内影子银行的稳定进步以及发展。其四，加强财政对于影子银行的监督管理程度，完善财政对金融组织的监督管理制度，其中包括：提升财政对金融组织的监督管理程度以及金融风险管理控制能力，完善金融组织的内控体系，优化改善金融组织的风险监督管理制度，全面发挥金融行业以及社会经济对影子银行的监督管理作用。其五，对于金融机构的计提准备金体系进行优化以及完善，统一规定全部金融组织依照标准计提准备资金。除此之外，由于金融机构总体投资的资产类型不相同，而面对的金融风险情况也并不一样，所以，财政可以依照金融组织投资的资产类型，依照相关比例计提准备资金。而且，财政还可以根据金融组织的层面设立完善的金融风险准备金机制，这样就能够有效防范金融行业风险。

总而言之，财政必须要在影子银行金融机构中建立完善的规定制度，对影子银行金融机构进行加强监督管理，积极防范影子银行宏观金融风险，避免出现更多的金融风险损失。

参考文献:

[1]杨晶晶,林荣阳.防范影子银行风险不应影响银行金融创新[J].金融经济,2016(10):168-169.

[2]张宏明,顾泽平.影子银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及防范[J].财政科学,2016(12):102-105.

[3]张帅.影子银行、政府债务及金融发展的动态双向耦合关系[D].西南政法大学,2017.

风险观范文篇7

【关键词】证券投资;微视角;风险管理

微观视角下的证券投资风险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机性，这些风险属于非系统风险，这些风险因素往往不具备外部波动性和延展性，仅对风险主体造成影响，但是对证券投资的整体环境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如公司技术研发失败、员工罢工、企业败诉等，这些都有可能成为证券投资中的风险因素，这些风险多有人为因素造成，因此具有一定的防范性和可控性，因此也被成为“特有风险”。以下将这就微观风险进行逐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干预对策。

一、微观视角下证券投资风险类型及特点分析

1．1偶然事件风险。对于证券投资者来说，突发性偶然事件所造成的风险是不可回避的，其风险程度和影响力也会由于事件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如战争、气候灾害等可能对期货价格造成影响;国家政策变动、汇率变化、外交环境变化等有可能造成汇率波动;高层重组、诉讼失败、信用等级下降、贸易壁垒等则有可能造成股票及债券等价格变化，这些都是投资者不可控的风险因素。1．2破产风险。对于新创企业、股票类投资者来说，破产风险影响重大，如果企业管理不科学、盈利能力下降、不具备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信用危机等，都可能使其做出破产申请，或者策划重组，如果干预不力则有可能直接宣布破产。公司破产会造成股票债券价格暴跌，如果公司真的倒闭，那么投资者将本利俱失。1．3流通风险。证券投资中流通风险的形成与偶然事件有重要关系。如果与公司相关的负面信息四处流通，则会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反响，动摇人心的同时也会使投资者失去信心，进而低价抛售公司股票，还有部分股票则无法脱手，最终造成公司股价暴跌，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公司则会因为流通风险陷入破产倒闭的境地。1．4违约风险。违约风险一般存在于“固定收入有价证券”的投资群体中，此类证券在发行之初就会投资者收益做出承诺，并保证到期之后一次性发放投资收益，或者在预定阶段内若干次发放。但是由于公司资金周转出现困难、陷入财务危机，则无法承诺当初的收益价值，进而形成违约风险。

二、证券投资微观风险的特征及防范原则

2．1证券投资微观风险的特征。一是微观风险的诱发因素较为特殊，多为管理、劳工、消费偏好等因素的变化所引发。二是仅对某种证券交易造成影响，其风险集中在某一公司或行业内，尤其是非耐用消费产品的生产行业如食品、通讯、共用事业等，都是微观风险因素存在较多的领域。三是微观风险具有一定的可控性，通过分散投资即可有效控制，其风险波及范围较窄。2．2微观视角下风险控制的原则。微观视角下的风险控制首先要遵循“充分准备，充实知识”原则，在投资前做好功课，对证券投资特点、预期收益、风险因素、流程操作、风险规避等有提前认识，强化自身理论知识基础，做好理性投资准备。二是“慎重选择，分散投资”原则，通过分散投资有利于降低风险因素的不良影响，采取谨慎态度更有利于风险控制。三是“量力而行，留有余地”原则，投资者切不可贪图一时收益而孤注一掷，特别的在短线投资者不能有赌徒心态，而是影响量力而行，多留投资余地。四是“目标适度，力戒贪婪”原则，要有理性客观的投资目标，谨记“贪婪生祸害”，避免产生盲目投资行为。

三、微观视角下证券投资风险的防范控制对策

3．1通过投资组合实现风险控制。投资组合的核心作用在于实现风险分散，这样的投资方法操作灵活，投资者可以将资金投放于不同风险等级、不同收益价值、不同投资期限的产品中，通过多样化的投资操作分散单一性投资的风险，从而降低整体风险系数。投资者要有组合投资意识，认识到不同证券产品的风险差异和各自的优劣特点。在投资过程中选定不同种类、差异系数较大的证券产品，按照一定的比例投入资金，这样的投资形式能够使收益价值较高的证券拉动整体投资价值的提高，同时，不同证券的风险对冲、抵消作用有利于提高证券投资的安全性，以保证其整体收益价值。从当前证券投资实践来看，组合投资更有利于微观层面的风险控制，因此具有很大的操作空间。3．2市场风险和利率风险控制。证券价格的变化往往与政治、国际环境、市场因素有密切关系，同时企业自身的管理、效益、技术、信誉等对于股票的价格也有很大影响，是造成证券价格波动的微观要素。基于此，在探索证券市场宏观变化规律的基础上，也要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以选择更有效的风险防范和控制对策。首先投资者要对股价变化趋势有所掌握，选择收益较为稳定、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证券。在购入和卖出时要找准时机，如果证券价格低于标准差下限，则可以考虑买入，如果高于标准差上限，则可以考虑卖出。在投资期限的选择上要主张经济周期因素，从而减少风险控制压力，提高对抗通货膨胀能力。一般来说，实质性资产尤其是不动产，其抗通胀能力相对较强。结合利率政策制定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调整自身投资行为。3．3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控制。造成企业经营风险的因素主要有违约风险、管理不善风险、亏损风险、倒闭风险等。对于这些风险因素投资者必须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对企业情况进行全面了解，以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在购进证券前要多方分析企业的财务报告，对其生产经营和后续发展情况有所了解，对企业的未来盈利能力、竞争能力做出客观判断。此外，还需要结合企业既往的经营和盈利情况进行分析，从而计算出更精准的收益价值差。如果企业所提供的预期收益价值有足够的吸引力，那么就会吸引投资者涌入。如果企业盈利引力有所下降，投资者则考虑及时转让证券，以减少风险因素干扰。从企业财务风险形式来看，其风险成因与自身融资操作有很大关系，如果企业负债过多、缺乏偿债能力，那么企业的财务风险将大幅增加。这就需要投资者更多关注企业的负债和偿债能力，以做出更准确的投资判断。在投资过程中要选择偿债能力强、股息收益较高的企业，从而降低财务风险的发生概率。3．4投资者自身风险控制。从投资这自身而言，由于证券投资知识不足、对金融政策掌握不灵、操作技能缺失等，这些都是造成证券投资风险的主观因素。这就需要投资者苦练“基本功”，多学习关于证券投资的专业知识，对市场行情多加关注，并通过市场变化进行推断分析，从而具备一定的市场预测能力。对投资环境有客观认识，能够选择更科学的投资方式，找准投资时机。同时还有具备良好的证券操作素养，保持头脑清醒，投资过程中不盲目、不贪婪、不跟风、不急躁，才能对市场变化做出正确判断，提高投资行为的准确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微观视角下的证券投资风险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多，如偶然事件、企业破船、流通不利、违约等都是形成微观风险的主要因素，这就需要投资者关注宏观证券投资环境的同时，也要注重微观环境，提高自身投资技能水平，慎重选择证券类型，采取分散投资形式，量力而行，切不可盲目贪婪，要做到量力而行。通过微观投资风险的风险，有利于构建起更客观理性的自主投资环境，提高正确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价值。

【参考文献】

［1］马杰．浅谈我国证券投资业务的风险控制［J］．武钢大学学报，2015(03)

［2］马红烨．企业证券投资风险控制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4(31)

［3］游星，朱红霞．证券投资风险评价与控制研究［J］．现代国企研究，2015(06)

风险观范文篇8

【摘要】TocultivateMarxistattitudetowardrisksandcontinuouslyimprovetherulingParty''''scapacityofwithstandingrisks,itisnecessarytoexploreandfollowthecontemporaryglobalandChinesesocialdevelopmentlaw,fullyunderstandtheobjectivityoftherisk-existence,benefitfromtheinstructiveresearchresultsof“riskysociety”achievedbywesternscholarsandfurtherdeepthemodernrisk-studyinChina.Itisnecessarytostrengthenthemiseryawarenessinthenewera,self-consciouslypreventrisksandbegoodattransformingcrisesintodevelopmentopportunities.Wemuststicktotheprincipleoforientationtowardspeople,buildupthefull-scale,coordinated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conceptbyadoptingthe“Fivecomprehensive”developmentmethodstodealwiththerisksintheprocessofthedevelopment.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ContemporaryChina/Marxism/conceptofrisk

【正文】

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风险，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并把“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作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将长期面对的“性课题”、“重大课题”。科学理论是成功实践的先导。在发展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与时俱进地认识和解决这个崭新的时代课题，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根本指针，加强马克思主义风险观的和研究，解决当代中国为什么存在风险、如何正确认识风险、怎样应对风险、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从而为切实提高执政党抵御风险、处理危机能力提供理论指导和精神支持。

一

人类遭遇的风险，是社会发展过程的内在要素之一，一般指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威胁、危机。而危机则是实际发生的严重困难关头或产生极大负面效应的突发事件，通常表现为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常规性、正面效应相对应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灾难性的事件和后果。风险和危机是人与、人与社会之间矛盾运动的特殊表现形式，其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条件和过程，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因而是能够被人们所认识和防控的。可是，人们往往容易陶醉于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取得的有限成绩和暂时胜利，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风险和危机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这里的原因相当复杂。必须从历史规律上充分认识当代世界和中国风险和危机存在的客观性、必然性、特殊性。

1.探索和遵循人类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深刻认识风险存在的客观性、长期性、现实性。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进化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无机的身体”，人类不可能享有超越自然规律的自由。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依靠自身的力量不断战胜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各种风险和危机，逐步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奋斗史。尽管科学技术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从自然历史过程的长河看，人类对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总体上仍然处于幼年时期。微生物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上亿年，比人类更能适应环境变化。我们已知的微生物物种数量只占地球上实际存在数量的10%以下，甚至只有1%。因此，与人的生存环境密切接触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的基因突变导致疫病流行就不足为怪了。伴随着“人化自然”对“自在自然”日益广泛和深刻的干预，人类在获得生存、发展自由的同时，也屡次因违背自然规律过度开发而遭遇自然的报复。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繁发生的发展中大国。随着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破坏程度已经大幅度降低。然而，迄今为止乃至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还没有足够能力避免洪水、干旱、霜冻等气象灾害的发生，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任重道远，“地上悬河”依然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地震、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常导致生命财产损失和生态环境破坏，沙漠化更使4亿人口的生态安全受到威胁。可见，人与自然的矛盾始终存在，在当代中国具有特殊性，必须冷静应对自然界的各种灾难和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风险和危机的理论非常丰富，具有不可低估的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而他们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大多是以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实现化和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民主深入人心、人的文明素质普遍提高为立论前提的。基于这种特殊历史前提，他们设想风险和危机主要存在于革命时期和短暂的“过渡时期”的“阵痛”；新社会一旦诞生，将进入人的能力和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对这种“欧美构想”的教条式理解，使落后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错误地把风险和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设想成为凯歌高进、一帆风顺的历程，大多缺乏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理论和实际准备。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曾经热切期待俄国革命作为导火线同时或很快引发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掌握国家权力的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无私援助俄国的文化建设，在较短时间内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俄共在内战结束以后延续“战时共产主义”，就是以这种几乎没有风险和危机的社会发展构想和国际环境作为决策依据的。然而，事与愿违，这种主观上想规避风险、不付代价、不产生负面效应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4页。)失败和挫折使列宁认识到，苏俄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矫正不合时宜的理论和政策，从回避风险、代价和危机的空想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的策略同历史的这种曲折发展相适应”。(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页。)公开承认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风险和危机，并且通过执政党领导改革和建设的实际效果来赢得民心、化解风险、克服危机，是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着我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提高抵御风险、处理危机能力的丰富实践经验。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的和世界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实践经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任何新兴社会制度的产生、巩固和发展，必然是充满牺牲、奋斗，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曲折过程。况且，“十月革命以来先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原来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彻底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注：：《论“三个代表”》，中央出版社，2001年，第55页。)现实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国际环境使应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风险和危机具有必然性。落后国家首先必须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现代化的“补课”任务，其次要在不同起点、彼此实力悬殊的综合国力竞争大考场上不断接受，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建成社会主义。在这个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风险、缴纳学费、付出代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使我们始终面临各种风险和危机的考验。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提高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意识和能力。

2.借鉴发达国家“风险社会”、“风险文化”研究的有益成果，深化当代中国风险研究。风险问题是当代社会发展过程本身提出的时代难题。国外学者在“风险社会”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观点。一是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的“后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德国学者贝克的著作《风险社会》(1992年英文版)和《再现代化》(1994年英文版)的出版，使“风险社会”和“再现代化”这两个概念风靡国际学术界。贝克认为，现代世界正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其重要特征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因素，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个人的风险日益趋向于逃脱工业社会建立的风险预防和监督机制。斯科特·拉什认为，传统社会体现的是安全文化，而当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风险文化”。(注：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和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载李惠彬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区分为不同形态和发展阶段的动态过程。传统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虽然存在风险，但不至于出现危及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危机。现代化理论实际指称的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其风险存在的形式、程度和观念反映是有区别的。二是科学技术“双刃剑”带来了技术和生态风险。科学技术是抵御风险的巨大杠杆。但是，进步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解决旧矛盾又产生新矛盾的历史过程，人类不可能仅仅由于科技进步就一劳永逸地自动排除风险和危机。随着生物技术、空间技术飞速发展而来的生态风险、核风险，就是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所没有的足以危及人类生存乃至毁灭人类的新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已经超出现代社会的管理能力，成为一种不以社会制度差别为转移的普遍社会特征。因此，人们在肯定科学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并防范技术和生态风险。(注：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三是全球化带来了“失控的世界”。吉登斯强调全球化及随之而来的风险社会“带来了其他形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现代世界“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其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风险危害最大。据资料统计，过去25年，在93个国家至少发生了117起全系统的银行业危机，其造成的损失平均高达所在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6%；在发展中国家清理这些危机而花费的预算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同期用于国际开发援助的总金额。(注：章晟曼：《金融发展及其对上海的启示》，《解放日报》2003年9月2日，第8版。)四是当代社会风险具有连环性和持续性。随着科技进步、普遍交往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和制约的有机整体，对现代科技及其物质设施的依赖度也越来越高；各种门类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专业系统程序日益复杂化，各个领域都存在危及全人类生存的混乱无序的不确定性。尽管人类不断改进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各种专业系统程序，可是各种问题仍然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技术和管理上的任何疏忽，自然的任何意外干扰或人为蓄意破坏，都将造成传统社会不可比拟的巨大损失和连环性灾难。2003年夏天发生的欧美大停电，就使许多城市的地铁、机场、电讯等设施和公共系统基本陷入瘫痪。据估计，停电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天高达300亿美元。应对技术风险对政府行政能力和公民素质都是严峻考验。美国拥有如此强大的科技、经济和国防实力，竟然未能阻止“9·11”这种以极端方式威胁其本土安全的危机发生。可以说，防范风险、处理危机、确保安全，是人类的永恒课题。

当代中国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理具有现实性特殊性，必须独立自主地开展风险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人类面临着许多新的严峻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意味着风险和危机发生的国际条件客观存在。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着空前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试验，在实践中探索，由于执政党自身素质方面的原因有时难免会发生失误以至挫折。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同时就选择了应对风险。市场经济是提高效率、创造财富、实现经济社会化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4页。)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方面和其消极方面都可能由于生产、投资、贸易、金融的加速全球化而得以同步甚至不平衡扩展。选择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是利大于弊，不可能尽善尽美，不可能自动排除风险。毋庸置疑，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几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的时期。但是，对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必须进行冷静思索。“我国生产力和科技、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页。)这些因素既严重制约着我们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效率，又迫切要求我们注重解决这个重大历史性课题。

本世纪头二十年，我国将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说，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双重过渡过程之中。这就决定了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不仅有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性质和类型的，而且有后现代社会性质和类型的；不仅有相同技术形态、交往形态正常发展过程所共有的，而且有中国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不仅有来自国内的，而且有来自国外的。只有树立正确的风险观，提高抵御风险能力，我们才能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妥善处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和不确定因素，从容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和危机，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我们才能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妥善处理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防范和化解来自国内的各种风险和危机，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十六大报告深刻指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上，“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稳定。”(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5-56页。)

二

树立马克思主义风险观，正确认识和应对风险，执政党必须具备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正确发挥人的主体性，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从容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风险，趋利避害，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如果没有以正确的理论为基础的精神支柱，在应对风险时，更加会成为一盘散沙，就谈不上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就难以弥补物质技术手段的相对匮乏，就不会创造美好的未来。民族凝聚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是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硬力量”相对而言的“软力量”。中华民族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和平崛起，必须大力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不断增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赴国难的民族凝聚力，防范风险，化解危机。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千百年来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特别是在应对风险、处理危机的危急关头锤炼和积淀起来的强大精神支柱。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团结一致的力量决定的。由于这种素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富裕的华人向国家提供了不少资金。居住在国内的人也没有把钱存放在家里，而是相信政府，相信国家的未来，把资金存放在银行里。”(注：《爱国主义成就中国》，《消息》2003年10月4日，第1版。)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之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以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和革命文化传统为深厚底蕴，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精神支柱，以“三大规律”为理性基础，突出表现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价值取向，是我们科学认识和有效抵御风险的重要精神支撑。

忧患意识是一种民本意识。人民群众是抵御风险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抵御风险的力量之源。抵御风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执政为民，执政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带领群众集中精力搞好经济文化建设，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人民享有创造幸福安康生活的自由。稳定和发展压倒一切。只要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我们党就能抵御任何风险，克服一切危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是马克思主义风险观的核心观点，是提高执政党应对风险能力的基础工程。

忧患意识是一种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执政党责无旁贷地担负起风险防范、危机管理的职责，必须未雨绸缪防范风险，高效处置危机，千方百计减少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维护稳定和国家利益。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发生灾难、危机的时刻和场合，往往是人民利益受到危害最严重因而最需要共产党人挺身而出的时候。如果执政党在抵御风险、处理危机上表现得软弱无力、麻木不仁甚至惊惶失措，就要付出停滞、社会动荡、失信于民的沉重代价，从根本上动摇其执政的经济、社会和道义基础。“忧劳可以兴国”，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党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闻鸡起舞，廉洁勤政，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胸怀大志，居安思危，不骄不躁。

忧患意识是一种理性意识和科学精神。增强忧患意识，是在科学和全面把握特征和国情、体现中国社会进步要求和中国人民实践需要的基础上提出的，不是杞人忧天，不是危言耸听，不是悲观失望，而是依据对客观把握的一种前瞻意识。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增强实践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有助于把危机和灾难的损失降到最低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提高执政党抵御风险能力的活动平台，是从全局上防范风险的关键环节。各级党委和政府掌握着社会的重要资源，决策科学，可以造福于民；重大决策失误，足以祸国殃民。经验，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重大危机，主观原因是上层决策严重脱离实际，伤害群众根本利益。从一些国家发生解体和剧变的惨痛教训中，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成功经验中，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依据，都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注：：《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忧患意识是一种开放意识和世界精神。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才能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中国的稳定与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作为13亿人口泱泱大国的执政党，不但忧中国，而且忧世界。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文化、国家安全需要开展责任与风险共担的全球性合作。中国正是通过自身发展和在公正合理处理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忧患意识是一种进取精神和创新思维。不断进取和创新精神的丧失本身就是危机的根源。长期执政的党更要以古为镜，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权谋私，防止在歌舞升平中由于不思进取、文恬武嬉，导致盛衰巨变、人亡政息的历史悲剧重演。只有牢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我党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才能在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京赶考”中交出一份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迎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

忧患意识是一种辩证思维和治国智慧。历史上和现实中无数危机处理的成功范例证实了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世界上一些大国的崛起，往往是正确对待和有效处理危机，甚至利用灾难性事件，激发起民族精神，抓住了历史机遇。英国前环境国务大臣迈克尔·米切撰文透露，美国新保守主义智囊团“美国新世纪计划”早在2000年9月就拟定了一份主宰世界的蓝图——《重建美国的防务》，提出如果没有“像珍珠港事件那样的灾难性的刺激事件”，将美国变成“明日的主宰”，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注：《反恐战，美国撒了弥天大谎!》，《消息》2003年9月8日，第1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危机具有两重性，既是危险，又是机遇；祸福相依，挑战与机遇并存。实践着的人是实现利弊辩证转化的主体。危机和损失迫使人们探索和遵循客观规律，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共产党人的力量所在和高明之处，在于善于从挫折的经历中应该怎样改进我们的活动方式，这样就能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挫折转化为正确决策的财富和成功之路的阶梯，由此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马克思主义对待危机的科学态度和辩证思维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实践中得到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抗击非典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我们付出了代价，也学到了比平时多得多的东西。以此为契机，切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其他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和应急机制建设，切实改进有关工作，切实转变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真正把党建设成为能够带领群众抵御任何风险和危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

树立马克思主义风险观、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归根到底既服务于发展也依赖于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抵御化进程中各种困难和风险的第一要诀。实践证明，“增长不等于发展”，片面追求经济增长、GDP指标的发展观既不能带来安全和稳定，更不能长期保持真正造福于民的经济增长。“抗击非典斗争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统筹兼顾，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必须坚持人与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我们长期坚持的重大指导方针。”(注：《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5日，第1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确立为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主要指导思想和原则。新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东亚经济模式”、“东亚价值观”利弊得失的深刻反省，是对党和人民抵御风险新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是对“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内涵的拓展，是开创改革发展稳定新局面的有效途径。

1.防范经济风险特别是风险，确保经济安全和发展，不断增强抵御风险的经济实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反对在国际事务中搞实力政策，但我们自己必须有实力——我们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都大大增强了，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出版社，2002年，第33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抵御各种风险和危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途径。只有经济实力增强了，才能把更多资金、技术和人力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增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才能增加投资，发展职业技能培训，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对自主创业的支持力度，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有效解决民生之本；才能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雄厚的财政支持，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才能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帮助分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凝聚力；才能逐步增加投入和投入，普遍提高国民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才能有效支持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提高国家战略能力；才能最终解决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防范经济风险、确保经济安全，核心是防范金融风险，化解金融危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民经济棋盘上的关键棋子。现代金融借助于通信、尖端机系统实现的创新金融方式，使和消费者受益。但是，金融历来与风险相关，对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代表的先进技术的滥用，使之不再具有帮助市场参与者对冲风险的功能而变为。近20年来，国际金融日趋活跃，国际资本流速加快，超过其他领域的金融业的全球化，既分摊了国际风险，又加大了金融风险，产生了类似于多米诺骨牌的风险“国际波及效应”。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现在的金融资本市场比作“凶猛的海洋”。我国金融系统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金融活动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金融在调节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成功地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确保了国家经济安全。但是，金融系统多年积累的不良资产数量很大，金融风险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隐患。未来几年，我国将逐步开放金融信用市场，进入国际化的全球金融体系。这是一个比开放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难度、风险大得多的试验，是对党和政府抵御风险能力的新考验。我们没有退路，只有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防范经济风险、确保经济发展，必须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口压力已经严重影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的增强。资源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同人口安全密切相关。“能不能坚持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安全，关系到我国人民生活的质量，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1-282页。)要牢固树立保持良好的人口环境、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维护政治社会稳定的意识。历史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往往伴随着以对大自然的掠夺和征服、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现代生态文明则扬弃“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僵硬对立，主张人与自然长期和谐共处，致力于对大自然的保护和回归。“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现在，环境问题已涉及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等众多领域。我们愿为保护全球环境作出积极贡献，但是不能承诺与我国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义务。”(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92-293页。)在对外开放中，我们要始终确保国家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2.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有效防范风险。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是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富裕、民主、平等、自由、人权、文明、安全、健康，已经成为我国人民普遍的价值追求，成为衡量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没有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其他价值目标既不能实现，也没有意义。把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职责，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必须确立“以人为本”、以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和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状况的有效改善作为衡量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根本标准。

城乡协调发展是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至今尚未取得根本突破的改革重点和难题。农业现代化、市场化、社会化，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大规模转移，是各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的基础地位脆弱、产业结构调整艰难、市场化组织化程度不高；农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民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体制环境不平等、管道不顺畅，大量富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农民收入增加缓慢、不合理负担沉重、购买力低，农村消费市场难以激活；不解决这些制约现代化发展全局的“瓶颈”，既不利于确保粮食安全和扩大内需、解决“过剩经济”难题，也不利于化解风险，凝聚人心，保持稳定。

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在中西部地区“三农”的落后。贫困人口大部分生活在中西部农村。如果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长期不平衡，城乡和区域发展长期不平衡，如果广大农民、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不能安居乐业，既不利于经济、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各地区、各民族群众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所以，一定要把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断提高各地区各阶层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当前在分配政策领域，要突出防范收入分配风险，解决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问题。特别是对各类困难群体，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创造条件保证其同其他社会阶层一道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文明成果，从而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各阶层和睦相处。

风险观范文篇9

【英文摘要】TocultivateMarxistattitudetowardrisksandcontinuouslyimprovetherulingParty''''scapacityofwithstandingrisks,itisnecessarytoexploreandfollowthecontemporaryglobalandChinesesocialdevelopmentlaw,fullyunderstandtheobjectivityoftherisk-existence,benefitfromtheinstructiveresearchresultsof“riskysociety”achievedbywesternscholarsandfurtherdeepthemodernrisk-studyinChina.Itisnecessarytostrengthenthemiseryawarenessinthenewera,self-consciouslypreventrisksandbegoodattransformingcrisesintodevelopmentopportunities.Wemuststicktotheprincipleoforientationtowardspeople,buildupthefull-scale,coordinated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conceptbyadoptingthe“Fivecomprehensive”developmentmethodstodealwiththerisksintheprocessofthedevelopment.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ContemporaryChina/Marxism/conceptofrisk

【正文】

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风险理论，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并把“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作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将长期面对的“历史性课题”、“重大课题”。科学理论是成功实践的先导。在发展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与时俱进地认识和解决这个崭新的时代课题，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根本指针，加强马克思主义风险观的学习和研究，解决当代中国为什么存在风险、如何正确认识风险、怎样应对风险、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从而为切实提高执政党抵御风险、处理危机能力提供理论指导和精神支持。

一

人类遭遇的风险，是社会发展过程的内在要素之一，一般指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威胁、危机。而危机则是实际发生的严重困难关头或产生极大负面效应的突发事件，通常表现为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常规性、正面效应相对应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灾难性的事件和后果。风险和危机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矛盾运动的特殊表现形式，其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条件和过程，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因而是能够被人们所认识和防控的。可是，人们往往容易陶醉于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取得的有限成绩和暂时胜利，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风险和危机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这里的原因相当复杂。必须从历史规律上充分认识当代世界和中国风险和危机存在的客观性、必然性、特殊性。

1.探索和遵循人类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深刻认识风险存在的客观性、长期性、现实性。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进化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无机的身体”，人类不可能享有超越自然规律的自由。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依靠自身的力量不断战胜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各种风险和危机，逐步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奋斗史。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从自然历史过程的长河看，人类对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总体上仍然处于幼年时期。微生物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上亿年，比人类更能适应环境变化。我们已知的微生物物种数量只占地球上实际存在数量的10%以下，甚至只有1%。因此，与人的生存环境密切接触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的基因突变导致疫病流行就不足为怪了。伴随着“人化自然”对“自在自然”日益广泛和深刻的干预，人类在获得生存、发展自由的同时，也屡次因违背自然规律过度开发而遭遇自然的报复。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繁发生的发展中大国。随着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破坏程度已经大幅度降低。然而，迄今为止乃至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还没有足够能力避免洪水、干旱、霜冻等气象灾害的发生，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任重道远，“地上悬河”依然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地震、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常导致生命财产损失和生态环境破坏，沙漠化更使4亿人口的生态安全受到威胁。可见，人与自然的矛盾始终存在，在当代中国具有特殊性，必须冷静应对自然界的各种灾难和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风险和危机的理论非常丰富，具有不可低估的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而他们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大多是以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民主政治深入人心、人的文明素质普遍提高为立论前提的。基于这种特殊历史前提，他们设想风险和危机主要存在于革命时期和短暂的“过渡时期”的“阵痛”；新社会一旦诞生，将进入人的能力和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对这种“欧美构想”的教条式理解，使落后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错误地把风险和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设想成为凯歌高进、一帆风顺的历程，大多缺乏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理论和实际准备。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曾经热切期待俄国革命作为导火线同时或很快引发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掌握国家权力的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无私援助俄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在较短时间内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俄共在内战结束以后延续“战时共产主义”，就是以这种几乎没有风险和危机的社会发展构想和国际环境作为决策依据的。然而，事与愿违，这种主观上想规避风险、不付代价、不产生负面效应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4页。)失败和挫折使列宁认识到，苏俄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矫正不合时宜的理论和政策，从回避风险、代价和危机的空想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的策略同历史的这种曲折发展相适应”。(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页。)公开承认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风险和危机，并且通过执政党领导改革和建设的实际效果来赢得民心、化解风险、克服危机，是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着我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提高抵御风险、处理危机能力的丰富实践经验。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的和世界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实践经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任何新兴社会制度的产生、巩固和发展，必然是充满牺牲、奋斗，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曲折过程。况且，“十月革命以来先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原来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彻底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注：：《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5页。)现实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国际环境使应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风险和危机具有必然性。落后国家首先必须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现代化的“补课”任务，其次要在不同起点、彼此实力悬殊的综合国力竞争大考场上不断接受考试，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建成社会主义。在这个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风险、缴纳学费、付出代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使我们始终面临各种风险和危机的考验。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提高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意识和能力。

2.借鉴发达国家“风险社会”、“风险文化”研究的有益成果，深化当代中国风险研究。风险问题是当代社会发展过程本身提出的时代难题。国外学者在“风险社会”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观点。一是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的“后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德国学者贝克的著作《风险社会》(1992年英文版)和《再现代化》(1994年英文版)的出版，使“风险社会”和“再现代化”这两个概念风靡国际学术界。贝克认为，现代世界正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其重要特征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因素，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个人的风险日益趋向于逃脱工业社会建立的风险预防和监督机制。斯科特·拉什认为，传统社会体现的是安全文化，而当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风险文化”。(注：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和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载李惠彬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区分为不同形态和发展阶段的动态过程。传统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虽然存在风险，但不至于出现危及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危机。现代化理论实际指称的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其风险存在的形式、程度和观念反映是有区别的。二是科学技术“双刃剑”带来了技术和生态风险。科学技术是抵御风险的巨大杠杆。但是，科技进步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解决旧矛盾又产生新矛盾的历史过程，人类不可能仅仅由于科技进步就一劳永逸地自动排除风险和危机。随着生物技术、空间技术飞速发展而来的生态风险、核风险，就是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所没有的足以危及人类生存乃至毁灭人类的新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已经超出现代社会的管理能力，成为一种不以社会制度差别为转移的普遍社会特征。因此，人们在肯定科学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并防范技术和生态风险。(注：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三是全球化带来了“失控的世界”。吉登斯强调全球化及随之而来的风险社会“带来了其他形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现代世界“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其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金融风险危害最大。据资料统计，过去25年，在93个国家至少发生了117起全系统的银行业危机，其造成的损失平均高达所在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6%；在发展中国家清理这些危机而花费的预算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同期用于国际开发援助的总金额。(注：章晟曼：《金融发展及其对上海的启示》，《解放日报》2003年9月2日，第8版。)四是当代社会风险具有连环性和持续性。随着科技进步、普遍交往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和制约的有机整体，对现代科技及其物质设施的依赖度也越来越高；各种门类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专业系统程序日益复杂化，各个领域都存在危及全人类生存的混乱无序的不确定性。尽管人类不断改进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各种专业系统程序，可是各种问题仍然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技术和管理上的任何疏忽，自然的任何意外干扰或人为蓄意破坏，都将造成传统社会不可比拟的巨大损失和连环性灾难。2003年夏天发生的欧美大停电，就使许多城市的地铁、机场、电讯等设施和公共交通系统基本陷入瘫痪。据估计，停电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天高达300亿美元。应对技术风险对政府行政能力和公民素质都是严峻考验。美国拥有如此强大的科技、经济和国防实力，竟然未能阻止“9·11”这种以极端方式威胁其本土安全的危机发生。可以说，防范风险、处理危机、确保安全，是人类的永恒课题。

当代中国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理具有现实性特殊性，必须独立自主地开展风险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人类面临着许多新的严峻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意味着风险和危机发生的国际条件客观存在。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着空前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试验，在实践中探索，由于执政党自身素质方面的原因有时难免会发生失误以至挫折。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同时就选择了应对风险。市场经济是提高效率、创造财富、实现经济社会化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4页。)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方面和其消极方面都可能由于生产、投资、贸易、金融的加速全球化而得以同步甚至不平衡扩展。选择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是利大于弊，不可能尽善尽美，不可能自动排除风险。毋庸置疑，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几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的时期。但是，对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必须进行冷静思索。“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页。)这些因素既严重制约着我们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效率，又迫切要求我们注重解决这个重大历史性课题。

本世纪头二十年，我国将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说，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双重过渡过程之中。这就决定了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不仅有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性质和类型的，而且有后现代社会性质和类型的；不仅有相同技术形态、交往形态正常发展过程所共有的，而且有中国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不仅有来自国内的，而且有来自国外的。只有树立正确的风险观，提高抵御风险能力，我们才能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和不确定因素，从容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和危机，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我们才能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妥善处理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防范和化解来自国内的各种风险和危机，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十六大报告深刻指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上，“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稳定。”(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5-56页。)

二

树立马克思主义风险观，正确认识和应对风险，执政党必须具备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正确发挥人的主体性，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从容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风险，趋利避害，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如果没有以正确的理论为基础的精神支柱，在应对风险时，更加会成为一盘散沙，就谈不上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就难以弥补物质技术手段的相对匮乏，就不会创造美好的未来。民族凝聚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是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硬力量”相对而言的“软力量”。中华民族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和平崛起，必须大力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不断增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赴国难的民族凝聚力，防范风险，化解危机。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千百年来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特别是在应对风险、处理危机的危急关头锤炼和积淀起来的强大精神支柱。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团结一致的力量决定的。由于这种素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富裕的华人向国家提供了不少资金。居住在国内的人也没有把钱存放在家里，而是相信政府，相信国家的未来，把资金存放在银行里。”(注：《爱国主义成就中国》，《参考消息》2003年10月4日，第1版。)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之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以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和革命文化传统为深厚底蕴，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精神支柱，以“三大规律”为理性基础，突出表现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价值取向，是我们科学认识和有效抵御风险的重要精神支撑。

忧患意识是一种民本意识。人民群众是抵御风险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抵御风险的力量之源。抵御风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执政为民，执政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带领群众集中精力搞好经济文化建设，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人民享有创造幸福安康生活的自由。稳定和发展压倒一切。只要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我们党就能抵御任何风险，克服一切危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是马克思主义风险观的核心观点，是提高执政党应对风险能力的基础工程。忧患意识是一种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执政党责无旁贷地担负起风险防范、危机管理的职责，必须未雨绸缪防范风险，科学高效处置危机，千方百计减少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利益。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发生灾难、危机的时刻和场合，往往是人民利益受到危害最严重因而最需要共产党人挺身而出的时候。如果执政党在抵御风险、处理危机上表现得软弱无力、麻木不仁甚至惊惶失措，就要付出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失信于民的沉重代价，从根本上动摇其执政的经济、社会和道义基础。“忧劳可以兴国”，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党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闻鸡起舞，廉洁勤政，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胸怀大志，居安思危，不骄不躁。

忧患意识是一种理性意识和科学精神。增强忧患意识，是在科学分析和全面把握时代特征和国情、体现中国社会进步要求和中国人民实践需要的基础上提出的，不是杞人忧天，不是危言耸听，不是悲观失望，而是依据对客观规律把握的一种前瞻意识。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增强实践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有助于把危机和灾难的损失降到最低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提高执政党抵御风险能力的活动平台，是从全局上防范风险的关键环节。各级党委和政府掌握着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决策科学，可以造福于民；重大决策失误，足以祸国殃民。总结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重大危机，主观原因是上层决策严重脱离实际，伤害群众根本利益。从一些国家发生解体和剧变的惨痛教训中，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成功经验中，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依据，都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注：：《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忧患意识是一种开放意识和世界精神。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才能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中国的稳定与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作为13亿人口泱泱大国的执政党，不但忧中国，而且忧世界。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国家安全需要开展责任与风险共担的全球性合作。中国正是通过自身发展和在公正合理处理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忧患意识是一种进取精神和创新思维。不断进取和创新精神的丧失本身就是危机的根源。长期执政的党更要以古为镜，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权谋私，防止在歌舞升平中由于不思进取、文恬武嬉，导致盛衰巨变、人亡政息的历史悲剧重演。只有牢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我党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才能在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京赶考”中交出一份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迎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

忧患意识是一种辩证思维和治国智慧。历史上和现实中无数危机处理的成功范例证实了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世界上一些大国的崛起，往往是正确对待和有效处理危机，甚至利用灾难性事件，激发起民族精神，抓住了历史机遇。英国前环境国务大臣迈克尔·米切撰文透露，美国新保守主义智囊团“美国新世纪计划”早在2000年9月就拟定了一份主宰世界的蓝图——《重建美国的防务》，提出如果没有“像珍珠港事件那样的灾难性的刺激事件”，将美国变成“明日的主宰”，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注：《反恐战，美国撒了弥天大谎!》，《参考消息》2003年9月8日，第1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危机具有两重性，既是危险，又是机遇；祸福相依，挑战与机遇并存。实践着的人是实现利弊辩证转化的主体。危机和损失迫使人们探索和遵循客观规律，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共产党人的力量所在和高明之处，在于善于从挫折的经历中学习应该怎样改进我们的活动方式，这样就能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挫折转化为正确决策的财富和成功之路的阶梯，由此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马克思主义对待危机的科学态度和辩证思维方法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实践中得到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抗击非典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我们付出了代价，也学到了比平时多得多的东西。以此为契机，切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其他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和应急机制建设，切实改进有关工作，切实转变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真正把党建设成为能够带领群众抵御任何风险和危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

树立马克思主义风险观、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归根到底既服务于发展也依赖于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抵御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困难和风险的第一要诀。实践证明，“增长不等于发展”，片面追求经济增长、GDP指标的发展观既不能带来安全和稳定，更不能长期保持真正造福于民的经济增长。“抗击非典斗争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统筹兼顾，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我们长期坚持的重大指导方针。”(注：《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5日，第1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确立为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主要指导思想和原则。新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东亚经济模式”、“东亚价值观”利弊得失的深刻反省，是对党和人民抵御风险新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是对“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内涵的拓展，是开创改革发展稳定新局面的有效途径。

1.防范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确保经济安全和发展，不断增强抵御风险的经济实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反对在国际事务中搞实力政策，但我们自己必须有实力——我们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都大大增强了，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3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抵御各种风险和危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途径。只有经济实力增强了，才能把更多资金、技术和人力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增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才能增加投资，发展职业技能培训，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对自主创业的支持力度，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有效解决民生之本问题；才能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雄厚的财政支持，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才能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帮助分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凝聚力；才能逐步增加教育投入和科技投入，普遍提高国民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才能有效支持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提高国家战略能力；才能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防范经济风险、确保经济安全，核心是防范金融风险，化解金融危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民经济棋盘上的关键棋子。现代金融借助于电子通信、尖端计算机系统实现的创新金融方式，使企业和消费者受益。但是，金融历来与风险相关，对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代表的先进技术的滥用，使之不再具有帮助市场参与者对冲风险的功能而变为。近20年来，国际金融日趋活跃，国际资本流速加快，超过其他领域的金融业的全球化，既分摊了国际风险，又加大了金融风险，产生了类似于多米诺骨牌的风险“国际波及效应”。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现在的金融资本市场比作“凶猛的海洋”。我国金融系统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金融活动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金融在调节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成功地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确保了国家经济安全。但是，金融系统多年积累的不良资产数量很大，金融风险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隐患。未来几年，我国将逐步开放金融信用市场，进入国际化的全球金融体系。这是一个比开放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难度、风险大得多的试验，是对党和政府抵御风险能力的新考验。我们没有退路，只有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防范经济风险、确保经济发展，必须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口压力已经严重影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的增强。资源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同人口安全密切相关。“能不能坚持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安全，关系到我国人民生活的质量，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1-282页。)要牢固树立保持良好的人口环境、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维护政治社会稳定的意识。历史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往往伴随着以对大自然的掠夺和征服、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现代生态文明则扬弃“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僵硬对立，主张人与自然长期和谐共处，致力于对大自然的保护和回归。“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现在，环境问题已涉及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等众多领域。我们愿为保护全球环境作出积极贡献，但是不能承诺与我国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义务。”(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92-293页。)在对外开放中，我们要始终确保国家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2.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有效防范风险。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是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富裕、民主、平等、自由、人权、文明、安全、健康，已经成为我国人民普遍的价值追求，成为衡量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没有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其他价值目标既不能实现，也没有意义。把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职责，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必须确立“以人为本”、以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和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状况的有效改善作为衡量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根本标准。

城乡协调发展是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至今尚未取得根本突破的改革重点和难题。农业现代化、市场化、社会化，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大规模转移，是各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的基础地位脆弱、产业结构调整艰难、市场化组织化程度不高；农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民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体制环境不平等、管道不顺畅，大量富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农民收入增加缓慢、不合理负担沉重、购买力低，农村消费市场难以激活；不解决这些制约现代化发展全局的“瓶颈”，既不利于确保粮食安全和扩大内需、解决“过剩经济”难题，也不利于化解风险，凝聚人心，保持稳定。

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在中西部地区“三农”的落后。贫困人口大部分生活在中西部农村。如果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长期不平衡，城乡和区域发展长期不平衡，如果广大农民、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不能安居乐业，既不利于经济、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各地区、各民族群众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所以，一定要把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断提高各地区各阶层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当前在分配政策领域，要突出防范收入分配风险，解决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问题。特别是对各类困难群体，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创造条件保证其同其他社会阶层一道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文明成果，从而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各阶层和睦相处。

风险观范文篇10

【英文摘要】TocultivateMarxistattitudetowardrisksandcontinuouslyimprovetherulingParty''''scapacityofwithstandingrisks,itisnecessarytoexploreandfollowthecontemporaryglobalandChinesesocialdevelopmentlaw,fullyunderstandtheobjectivityoftherisk-existence,benefitfromtheinstructiveresearchresultsof“riskysociety”achievedbywesternscholarsandfurtherdeepthemodernrisk-studyinChina.Itisnecessarytostrengthenthemiseryawarenessinthenewera,self-consciouslypreventrisksandbegoodattransformingcrisesintodevelopmentopportunities.Wemuststicktotheprincipleoforientationtowardspeople,buildupthefull-scale,coordinated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conceptbyadoptingthe“Fivecomprehensive”developmentmethodstodealwiththerisksintheprocessofthedevelopment.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ContemporaryChina/Marxism/conceptofrisk

【正文】

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风险理论，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并把“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作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将长期面对的“历史性课题”、“重大课题”。科学理论是成功实践的先导。在发展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与时俱进地认识和解决这个崭新的时代课题，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根本指针，加强马克思主义风险观的学习和研究，解决当代中国为什么存在风险、如何正确认识风险、怎样应对风险、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从而为切实提高执政党抵御风险、处理危机能力提供理论指导和精神支持。

一

人类遭遇的风险，是社会发展过程的内在要素之一，一般指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威胁、危机。而危机则是实际发生的严重困难关头或产生极大负面效应的突发事件，通常表现为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常规性、正面效应相对应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灾难性的事件和后果。风险和危机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矛盾运动的特殊表现形式，其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条件和过程，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因而是能够被人们所认识和防控的。可是，人们往往容易陶醉于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取得的有限成绩和暂时胜利，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风险和危机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这里的原因相当复杂。必须从历史规律上充分认识当代世界和中国风险和危机存在的客观性、必然性、特殊性。

1.探索和遵循人类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深刻认识风险存在的客观性、长期性、现实性。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进化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无机的身体”，人类不可能享有超越自然规律的自由。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依靠自身的力量不断战胜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各种风险和危机，逐步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奋斗史。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从自然历史过程的长河看，人类对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总体上仍然处于幼年时期。微生物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上亿年，比人类更能适应环境变化。我们已知的微生物物种数量只占地球上实际存在数量的10%以下，甚至只有1%。因此，与人的生存环境密切接触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的基因突变导致疫病流行就不足为怪了。伴随着“人化自然”对“自在自然”日益广泛和深刻的干预，人类在获得生存、发展自由的同时，也屡次因违背自然规律过度开发而遭遇自然的报复。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繁发生的发展中大国。随着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破坏程度已经大幅度降低。然而，迄今为止乃至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还没有足够能力避免洪水、干旱、霜冻等气象灾害的发生，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任重道远，“地上悬河”依然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地震、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常导致生命财产损失和生态环境破坏，沙漠化更使4亿人口的生态安全受到威胁。可见，人与自然的矛盾始终存在，在当代中国具有特殊性，必须冷静应对自然界的各种灾难和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风险和危机的理论非常丰富，具有不可低估的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而他们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大多是以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民主政治深入人心、人的文明素质普遍提高为立论前提的。基于这种特殊历史前提，他们设想风险和危机主要存在于革命时期和短暂的“过渡时期”的“阵痛”；新社会一旦诞生，将进入人的能力和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对这种“欧美构想”的教条式理解，使落后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错误地把风险和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设想成为凯歌高进、一帆风顺的历程，大多缺乏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理论和实际准备。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曾经热切期待俄国革命作为导火线同时或很快引发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掌握国家权力的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无私援助俄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在较短时间内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俄共在内战结束以后延续“战时共产主义”，就是以这种几乎没有风险和危机的社会发展构想和国际环境作为决策依据的。然而，事与愿违，这种主观上想规避风险、不付代价、不产生负面效应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4页。)失败和挫折使列宁认识到，苏俄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矫正不合时宜的理论和政策，从回避风险、代价和危机的空想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的策略同历史的这种曲折发展相适应”。(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页。)公开承认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风险和危机，并且通过执政党领导改革和建设的实际效果来赢得民心、化解风险、克服危机，是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着我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提高抵御风险、处理危机能力的丰富实践经验。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的和世界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实践经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任何新兴社会制度的产生、巩固和发展，必然是充满牺牲、奋斗，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曲折过程。况且，“十月革命以来先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原来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彻底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注：：《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5页。)现实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国际环境使应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风险和危机具有必然性。落后国家首先必须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现代化的“补课”任务，其次要在不同起点、彼此实力悬殊的综合国力竞争大考场上不断接受考试，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建成社会主义。在这个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风险、缴纳学费、付出代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使我们始终面临各种风险和危机的考验。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提高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意识和能力。

2.借鉴发达国家“风险社会”、“风险文化”研究的有益成果，深化当代中国风险研究。风险问题是当代社会发展过程本身提出的时代难题。国外学者在“风险社会”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观点。一是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的“后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德国学者贝克的著作《风险社会》(1992年英文版)和《再现代化》(1994年英文版)的出版，使“风险社会”和“再现代化”这两个概念风靡国际学术界。贝克认为，现代世界正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其重要特征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因素，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个人的风险日益趋向于逃脱工业社会建立的风险预防和监督机制。斯科特·拉什认为，传统社会体现的是安全文化，而当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风险文化”。(注：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和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载李惠彬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区分为不同形态和发展阶段的动态过程。传统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虽然存在风险，但不至于出现危及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危机。现代化理论实际指称的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其风险存在的形式、程度和观念反映是有区别的。二是科学技术“双刃剑”带来了技术和生态风险。科学技术是抵御风险的巨大杠杆。但是，科技进步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解决旧矛盾又产生新矛盾的历史过程，人类不可能仅仅由于科技进步就一劳永逸地自动排除风险和危机。随着生物技术、空间技术飞速发展而来的生态风险、核风险，就是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所没有的足以危及人类生存乃至毁灭人类的新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已经超出现代社会的管理能力，成为一种不以社会制度差别为转移的普遍社会特征。因此，人们在肯定科学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并防范技术和生态风险。(注：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三是全球化带来了“失控的世界”。吉登斯强调全球化及随之而来的风险社会“带来了其他形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现代世界“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其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金融风险危害最大。据资料统计，过去25年，在93个国家至少发生了117起全系统的银行业危机，其造成的损失平均高达所在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6%；在发展中国家清理这些危机而花费的预算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同期用于国际开发援助的总金额。(注：章晟曼：《金融发展及其对上海的启示》，《解放日报》2003年9月2日，第8版。)四是当代社会风险具有连环性和持续性。随着科技进步、普遍交往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和制约的有机整体，对现代科技及其物质设施的依赖度也越来越高；各种门类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专业系统程序日益复杂化，各个领域都存在危及全人类生存的混乱无序的不确定性。尽管人类不断改进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各种专业系统程序，可是各种问题仍然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技术和管理上的任何疏忽，自然的任何意外干扰或人为蓄意破坏，都将造成传统社会不可比拟的巨大损失和连环性灾难。2003年夏天发生的欧美大停电，就使许多城市的地铁、机场、电讯等设施和公共交通系统基本陷入瘫痪。据估计，停电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天高达300亿美元。应对技术风险对政府行政能力和公民素质都是严峻考验。美国拥有如此强大的科技、经济和国防实力，竟然未能阻止“9·11”这种以极端方式威胁其本土安全的危机发生。可以说，防范风险、处理危机、确保安全，是人类的永恒课题。

当代中国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理具有现实性特殊性，必须独立自主地开展风险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人类面临着许多新的严峻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意味着风险和危机发生的国际条件客观存在。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着空前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试验，在实践中探索，由于执政党自身素质方面的原因有时难免会发生失误以至挫折。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同时就选择了应对风险。市场经济是提高效率、创造财富、实现经济社会化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4页。)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方面和其消极方面都可能由于生产、投资、贸易、金融的加速全球化而得以同步甚至不平衡扩展。选择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是利大于弊，不可能尽善尽美，不可能自动排除风险。毋庸置疑，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几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的时期。但是，对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必须进行冷静思索。“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页。)这些因素既严重制约着我们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效率，又迫切要求我们注重解决这个重大历史性课题。

本世纪头二十年，我国将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说，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双重过渡过程之中。这就决定了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不仅有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性质和类型的，而且有后现代社会性质和类型的；不仅有相同技术形态、交往形态正常发展过程所共有的，而且有中国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不仅有来自国内的，而且有来自国外的。只有树立正确的风险观，提高抵御风险能力，我们才能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和不确定因素，从容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和危机，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我们才能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妥善处理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防范和化解来自国内的各种风险和危机，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十六大报告深刻指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上，“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稳定。”(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5-56页。)

二

树立马克思主义风险观，正确认识和应对风险，执政党必须具备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正确发挥人的主体性，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从容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风险，趋利避害，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如果没有以正确的理论为基础的精神支柱，在应对风险时，更加会成为一盘散沙，就谈不上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就难以弥补物质技术手段的相对匮乏，就不会创造美好的未来。民族凝聚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是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硬力量”相对而言的“软力量”。中华民族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和平崛起，必须大力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不断增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赴国难的民族凝聚力，防范风险，化解危机。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千百年来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特别是在应对风险、处理危机的危急关头锤炼和积淀起来的强大精神支柱。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团结一致的力量决定的。由于这种素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富裕的华人向国家提供了不少资金。居住在国内的人也没有把钱存放在家里，而是相信政府，相信国家的未来，把资金存放在银行里。”(注：《爱国主义成就中国》，《参考消息》2003年10月4日，第1版。)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之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以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和革命文化传统为深厚底蕴，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精神支柱，以“三大规律”为理性基础，突出表现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价值取向，是我们科学认识和有效抵御风险的重要精神支撑。

忧患意识是一种民本意识。人民群众是抵御风险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抵御风险的力量之源。抵御风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执政为民，执政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带领群众集中精力搞好经济文化建设，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人民享有创造幸福安康生活的自由。稳定和发展压倒一切。只要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我们党就能抵御任何风险，克服一切危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是马克思主义风险观的核心观点，是提高执政党应对风险能力的基础工程。

忧患意识是一种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执政党责无旁贷地担负起风险防范、危机管理的职责，必须未雨绸缪防范风险，科学高效处置危机，千方百计减少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利益。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发生灾难、危机的时刻和场合，往往是人民利益受到危害最严重因而最需要共产党人挺身而出的时候。如果执政党在抵御风险、处理危机上表现得软弱无力、麻木不仁甚至惊惶失措，就要付出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失信于民的沉重代价，从根本上动摇其执政的经济、社会和道义基础。“忧劳可以兴国”，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党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闻鸡起舞，廉洁勤政，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胸怀大志，居安思危，不骄不躁。

忧患意识是一种理性意识和科学精神。增强忧患意识，是在科学分析和全面把握时代特征和国情、体现中国社会进步要求和中国人民实践需要的基础上提出的，不是杞人忧天，不是危言耸听，不是悲观失望，而是依据对客观规律把握的一种前瞻意识。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增强实践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有助于把危机和灾难的损失降到最低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提高执政党抵御风险能力的活动平台，是从全局上防范风险的关键环节。各级党委和政府掌握着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决策科学，可以造福于民；重大决策失误，足以祸国殃民。总结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重大危机，主观原因是上层决策严重脱离实际，伤害群众根本利益。从一些国家发生解体和剧变的惨痛教训中，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成功经验中，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依据，都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注：：《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忧患意识是一种开放意识和世界精神。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才能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中国的稳定与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作为13亿人口泱泱大国的执政党，不但忧中国，而且忧世界。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国家安全需要开展责任与风险共担的全球性合作。中国正是通过自身发展和在公正合理处理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忧患意识是一种进取精神和创新思维。不断进取和创新精神的丧失本身就是危机的根源。长期执政的党更要以古为镜，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权谋私，防止在歌舞升平中由于不思进取、文恬武嬉，导致盛衰巨变、人亡政息的历史悲剧重演。只有牢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我党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才能在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京赶考”中交出一份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迎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

忧患意识是一种辩证思维和治国智慧。历史上和现实中无数危机处理的成功范例证实了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世界上一些大国的崛起，往往是正确对待和有效处理危机，甚至利用灾难性事件，激发起民族精神，抓住了历史机遇。英国前环境国务大臣迈克尔·米切撰文透露，美国新保守主义智囊团“美国新世纪计划”早在2000年9月就拟定了一份主宰世界的蓝图——《重建美国的防务》，提出如果没有“像珍珠港事件那样的灾难性的刺激事件”，将美国变成“明日的主宰”，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注：《反恐战，美国撒了弥天大谎!》，《参考消息》2003年9月8日，第1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危机具有两重性，既是危险，又是机遇；祸福相依，挑战与机遇并存。实践着的人是实现利弊辩证转化的主体。危机和损失迫使人们探索和遵循客观规律，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共产党人的力量所在和高明之处，在于善于从挫折的经历中学习应该怎样改进我们的活动方式，这样就能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挫折转化为正确决策的财富和成功之路的阶梯，由此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马克思主义对待危机的科学态度和辩证思维方法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实践中得到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抗击非典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我们付出了代价，也学到了比平时多得多的东西。以此为契机，切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其他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和应急机制建设，切实改进有关工作，切实转变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真正把党建设成为能够带领群众抵御任何风险和危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

树立马克思主义风险观、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归根到底既服务于发展也依赖于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抵御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困难和风险的第一要诀。实践证明，“增长不等于发展”，片面追求经济增长、GDP指标的发展观既不能带来安全和稳定，更不能长期保持真正造福于民的经济增长。“抗击非典斗争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统筹兼顾，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我们长期坚持的重大指导方针。”(注：《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5日，第1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确立为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主要指导思想和原则。新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东亚经济模式”、“东亚价值观”利弊得失的深刻反省，是对党和人民抵御风险新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是对“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内涵的拓展，是开创改革发展稳定新局面的有效途径。

1.防范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确保经济安全和发展，不断增强抵御风险的经济实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反对在国际事务中搞实力政策，但我们自己必须有实力——我们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都大大增强了，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3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抵御各种风险和危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途径。只有经济实力增强了，才能把更多资金、技术和人力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增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才能增加投资，发展职业技能培训，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对自主创业的支持力度，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有效解决民生之本问题；才能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雄厚的财政支持，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才能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帮助分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凝聚力；才能逐步增加教育投入和科技投入，普遍提高国民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才能有效支持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提高国家战略能力；才能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防范经济风险、确保经济安全，核心是防范金融风险，化解金融危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民经济棋盘上的关键棋子。现代金融借助于电子通信、尖端计算机系统实现的创新金融方式，使企业和消费者受益。但是，金融历来与风险相关，对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代表的先进技术的滥用，使之不再具有帮助市场参与者对冲风险的功能而变为。近20年来，国际金融日趋活跃，国际资本流速加快，超过其他领域的金融业的全球化，既分摊了国际风险，又加大了金融风险，产生了类似于多米诺骨牌的风险“国际波及效应”。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现在的金融资本市场比作“凶猛的海洋”。我国金融系统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金融活动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金融在调节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成功地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确保了国家经济安全。但是，金融系统多年积累的不良资产数量很大，金融风险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隐患。未来几年，我国将逐步开放金融信用市场，进入国际化的全球金融体系。这是一个比开放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难度、风险大得多的试验，是对党和政府抵御风险能力的新考验。我们没有退路，只有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防范经济风险、确保经济发展，必须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口压力已经严重影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的增强。资源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同人口安全密切相关。“能不能坚持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安全，关系到我国人民生活的质量，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1-282页。)要牢固树立保持良好的人口环境、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维护政治社会稳定的意识。历史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往往伴随着以对大自然的掠夺和征服、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现代生态文明则扬弃“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僵硬对立，主张人与自然长期和谐共处，致力于对大自然的保护和回归。“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现在，环境问题已涉及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等众多领域。我们愿为保护全球环境作出积极贡献，但是不能承诺与我国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义务。”(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92-293页。)在对外开放中，我们要始终确保国家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2.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有效防范风险。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是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富裕、民主、平等、自由、人权、文明、安全、健康，已经成为我国人民普遍的价值追求，成为衡量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没有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其他价值目标既不能实现，也没有意义。把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职责，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必须确立“以人为本”、以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和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状况的有效改善作为衡量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根本标准。

城乡协调发展是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至今尚未取得根本突破的改革重点和难题。农业现代化、市场化、社会化，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大规模转移，是各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的基础地位脆弱、产业结构调整艰难、市场化组织化程度不高；农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民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体制环境不平等、管道不顺畅，大量富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农民收入增加缓慢、不合理负担沉重、购买力低，农村消费市场难以激活；不解决这些制约现代化发展全局的“瓶颈”，既不利于确保粮食安全和扩大内需、解决“过剩经济”难题，也不利于化解风险，凝聚人心，保持稳定。

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在中西部地区“三农”的落后。贫困人口大部分生活在中西部农村。如果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长期不平衡，城乡和区域发展长期不平衡，如果广大农民、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不能安居乐业，既不利于经济、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各地区、各民族群众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所以，一定要把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断提高各地区各阶层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当前在分配政策领域，要突出防范收入分配风险，解决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问题。特别是对各类困难群体，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创造条件保证其同其他社会阶层一道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文明成果，从而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各阶层和睦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