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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会议发言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6 14:32:59

法院会议发言

法院会议发言范文篇1

一是健全激励机制，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市中院专门成立了以院长王胜科为总负责人，机关党委、政治部和监察室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学习教育组织网络，年初在《2005年—2006年全市法院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了年度教育学习计划、实施细则和学习配档表，在时间、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确保教育学习的时间、人员、效果。并积极实施“人才强院”战略，建立干警业绩档案，健全了人才培养、选拔、使用机制。

二是改善学习条件，打造坚实教育平台。市中院投资700余万元，建成了4000平米、配有现代化电教设备和多媒体教室的山东法官培训学院日照分院，并改造、新建图书、阅览室达100多平米，现有藏书1万余册。同时，为干警订阅了《人民司法》、《法学杂志》、《中国法学》等法学杂志和《同志论“三个代表”》等政治理论学习资料，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三是创新教育方法，不断强化学习效果。在政治学习方面，坚持“四个结合”：远期目标与短期计划相结合，先后开展了“司法公正树形象”、“为民、务实、清廉”、科学发展观等教育活动；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坚持周五集中学习和个人撰写学习笔记制度；座谈讨论与体会交流相结合，结合专题教育召开座谈会，要求干警人人进行交流发言；理论学习与文体活动相结合，利用七一、十一等节日组织开展主题鲜明、丰富多彩的演讲、歌咏比赛等文体活动。在业务学习方面，建立法官培训档案，探索实行了“需要—满足”型的教育培训方式。今年先后举办了刑事、民事、行政、法警、计算机应用和新进人员上岗培训等培训班，并对全院达不到法律本科学历的干警进行了教育培训。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通过实施全员读书工程，促进了学习型法院创建不断深入，市中级法院的各项工作得到不断发展，今年先后两次在全国法院会议上介绍经验，并多次在全省法院会议上发言，受到最高法院和省高院的充分肯定。

法院会议发言范文篇2

首先，感谢本校全体老师坚守岗位，勇于奉献的精神，确保了到目前为止，我校校园安全，安然无恙！你们辛苦了！在此请接受我深深地谢意！我今天讲话的主题是：建立长效机制，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主要内容：认真贯彻落实公安部、教育部加强校园安全工作紧急会议精神。结合我校当前安全形势，进一步将校园安全责任、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2010年5月12日上午8时，陕西省南郑县一民办幼儿园发生砍伤事件致幼儿园儿童7人死亡、一名老师、一名保安死亡，20余人受伤。目前伤者被送往陕西省汉中市的3201医院等地抢救。随后《华商报》记者称，砍伤事件发生在陕西省南郑县圣水林场村，砍杀幼儿园的吴姓男子已自杀身亡。从3月23日发生在福建南平的校园血案以来，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发生六起校园血案，校园安全问题已经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5月12日下午4：00，全市直中小学校长在新余市法院会议厅收看“公安部、教育部加强校园安全工作紧急视频会议”、会议就以上血案问题，先后由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公安部长孟建柱先后作重要讲话。他们强调抓好学校安全工作要再动员、再检查、再部署、再落实、再督查。各学校要严格落实保安制度、加强应急措施演练，落实安全责任，建立长效机制，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此类案件再发生。江西省公安厅、教育厅、综治办的领导，先后做了视频讲话。首先传达了苏荣书记关于“切实做好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意见”的通知精神：一是要防止山洪引发的自然灾害；二是要防止烟花、爆竹等火灾事件；三是要努力防止重特大交通事故；四是要坚决制止报复社会的恶性暴力事件。公安部张凯旋强调要把维护校园安全作为压倒一切的工作任务来完成，积极主动协调配合学校工作，要在责任追究上狠抓落实，加强对一切弱势群体的防卫包括医院、敬老院等。最后新余市公安局领导做了表态发言，对全市公安干警提出了八方面要求。从今天中午上学开始，我们警民共建单位，北湖派出所警官，将在上学、放学四个时间段，在我们学校大门口巡逻站岗。在此请全体老师尊重他们的劳动;请全体值日老师认真履行职责，树立自身和学校良好形象;请全体班主任教育孩子尊敬警察官兵。

当前全国校园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全校教职工一定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做到人人讲安全、时时讲安全；一定要以对我们自身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扎扎实实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每一项常规工作，并立即行动起来，密切配合德育处部署的各项安全工作新举措，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保卫工作，进一步将学校安全责任、安全工作落到实处，以确保校园安全。

在此，向大家提出八点要求：

一是要加强学校行政、年级值日领导、教师、门卫值班责任，严把上学、放学进出关口。

二是非本校人员，实行登记制：家长入校凭班主任签条、门卫登记，其他外来人员进入校园，一律先打电话联系入访老师，经值班老师或门卫确定后，凭身份证换“校外人员入访证”、门卫登记方可进入；

三是将已经改造好的门卫室、警务室、保卫室，进一步完善保安装备，实行规范管理；

四是各级行政人员、班主任、科任老师要密切关注及时了解学生及家长思想动态，发现有心理问题的人和事，要第一时间向学校德育处报告、德育处要会同相关管理人员及时疏导、化解矛盾纠纷;

五是继续开展安全知识教育月活动，学习自护、自救、逃生的本领；

六是德育处要迅速组织全校各班进行尊重劳动，关注弱势人群，关爱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关心未成年人的教育;

法院会议发言范文篇3

主要内容：认真贯彻落实公安部、教育部加强校园安全工作紧急会议精神。结合我校当前安全形势，进一步将校园安全责任、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5月12日下午4：00，全市直中小学校长在新余市法院会议厅收看“公安部、教育部加强校园安全工作紧急视频会议”、会议就以上血案问题，先后由教育部部长*、中央综治办主任*、公安部长*先后作重要讲话。他们强调抓好学校安全工作要再动员、再检查、再部署、再落实、再督查。各学校要严格落实保安制度、加强应急措施演练，落实安全责任，建立长效机制，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此类案件再发生。江西省公安厅、教育厅、综治办的领导，先后做了视频讲话。首先传达了苏荣书记关于“切实做好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意见”的通知精神：一是要防止山洪引发的自然灾害；二是要防止烟花、爆竹等火灾事件；三是要努力防止重特大交通事故；四是要坚决制止报复社会的恶性暴力事件。公安部张凯旋强调要把维护校园安全作为压倒一切的工作任务来完成，积极主动协调配合学校工作，要在责任追究上狠抓落实，加强对一切弱势群体的防卫包括医院、敬老院等。最后新余市公安局领导做了表态发言，对全市公安干警提出了八方面要求。从今天中午上学开始，我们警民共建单位，北湖派出所警官，将在上学、放学四个时间段，在我们学校大门口巡逻站岗。在此请全体老师尊重他们的劳动;请全体值日老师认真履行职责，树立自身和学校良好形象;请全体班主任教育孩子尊敬警察官兵。

在此，向大家提出八点要求：

一是要加强学校行政、年级值日领导、教师、门卫值班责任，严把上学、放学进出关口。

三是将已经改造好的门卫室、警务室、保卫室，进一步完善保安装备，实行规范管理；

五是继续开展安全知识教育月活动，学习自护、自救、逃生的本领；

六是德育处要迅速组织全校各班进行尊重劳动，关注弱势人群，关爱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关心未成年人的教育;

法院会议发言范文篇4

各位老师下午好！

首先，感谢本校全体老师坚守岗位，勇于奉献的精神，确保了到目前为止，我校校园安全，安然无恙！你们辛苦了！在此请接受我深深地谢意！我今天讲话的主题是：建立长效机制，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主要内容：认真贯彻落实公安部、教育部加强校园安全工作紧急会议精神。结合我校当前安全形势，进一步将校园安全责任、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在此，向大家提出八点要求：

一是要加强学校行政、年级值日领导、教师、门卫值班责任，严把上学、放学进出关口。

三是将已经改造好的门卫室、警务室、保卫室，进一步完善保安装备，实行规范管理；

五是继续开展安全知识教育月活动，学习自护、自救、逃生的本领；

六是德育处要迅速组织全校各班进行尊重劳动，关注弱势人群，关爱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关心未成年人的教育;

法院会议发言范文篇5

各位老师下午好！

主要内容：认真贯彻落实公安部、教育部加强校园安全工作紧急会议精神。结合我校当前安全形势，进一步将校园安全责任、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在此，向大家提出八点要求：

一是要加强学校行政、年级值日领导、教师、门卫值班责任，严把上学、放学进出关口。

三是将已经改造好的门卫室、警务室、保卫室，进一步完善保安装备，实行规范管理；

五是继续开展安全知识教育月活动，学习自护、自救、逃生的本领；

六是德育处要迅速组织全校各班进行尊重劳动，关注弱势人群，关爱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关心未成年人的教育;

法院会议发言范文篇6

感谢本校全体老师坚守岗位，首先。勇于奉献的精神，确保了目前为止，校校园安全，安然无恙！辛苦了此请接受我深深地谢意！今天讲话的主题是建立长效机制，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进一步将校园安全责任、安全工作落到实处。主要内容：认真贯彻落实公安部、教育部加强校园安全工作紧急会议精神。结合我校当前安全形势。

陕西省南郑县一民办幼儿园发生砍伤事件致幼儿园儿童7人死亡、一名老师、一名保安死亡，2010年5月12日上午8时。20余人受伤。目前伤者被送往陕西省汉中市的3201医院等地抢救。随后《华商报》记者称，砍伤事件发生在陕西省南郑县圣水林场村，砍杀幼儿园的吴姓男子已自杀身亡。从3月23日发生在福建南平的校园血案以来，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发生六起校园血案，校园安全问题已经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先后由教育部部长中央综治办主任公安部长先后作重要讲话。强调抓好学校安全工作要再动员、再检查、再部署、再落实、再督查。各学校要严格落实保安制度、加强应急措施演练，5月12日下午400全市直中小学校长在新余市法院会议厅收看“公安部、教育部加强校园安全工作紧急视频会议”会议就以上血案问题。落实安全责任，建立长效机制，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此类案件再发生。江西省公安厅、教育厅、综治办的领导，先后做了视频讲话。首先传达了苏荣书记关于“切实做好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意见”通知精神：一是要防止山洪引发的自然灾害；二是要防止烟花、爆竹等火灾事件；三是要努力防止重特大交通事故；四是要坚决制止报复社会的恶性暴力事件。公安部张凯旋强调要把维护校园安全作为压倒一切的工作任务来完成，积极主动协调配合学校工作，要在责任追究上狠抓落实，加强对一切弱势群体的防卫包括医院、敬老院等。最后新余市公安局领导做了表态发言，对全市公安干警提出了八方面要求。从今天中午上学开始，警民共建单位，北湖派出所警官，将在上学、放学四个时间段，学校大门口巡逻站岗。此请全体老师尊重他劳动;请全体值日老师认真履行职责，树立自身和学校良好形象;请全体班主任教育孩子尊敬警察官兵。

做到人人讲安全、时时讲安全；一定要以对我自身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当前全国校园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全校教职工一定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扎扎实实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每一项常规工作，并立即行动起来，密切配合德育处部署的各项安全工作新举措，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保卫工作，进一步将学校安全责任、安全工作落到实处，以确保校园安全。

向大家提出八点要求：此。

严把上学、放学进出关口。一是要加强学校行政、年级值日领导、教师、门卫值班责任。

实行登记制：家长入校凭班主任签条、门卫登记，二是非本校人员。其他外来人员进入校园，一律先打电话联系入访老师，经值班老师或门卫确定后，凭身份证换“校外人员入访证”门卫登记方可进入；

进一步完善保安装备，三是将已经改造好的门卫室、警务室、保卫室。实行规范管理；

发现有心理问题的人和事，四是各级行政人员、班主任、科任老师要密切关注及时了解学生及家长思想动态。要第一时间向学校德育处报告、德育处要会同相关管理人员及时疏导、化解矛盾纠纷;

学习自护、自救、逃生的本领；五是继续开展安全知识教育月活动。

关注弱势人群，六是德育处要迅速组织全校各班进行尊重劳动。关爱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关心未成年人的教育;

法院会议发言范文篇7

主要内容：认真贯彻落实公安部、教育部加强校园安全工作紧急会议精神。结合我校当前安全形势，进一步将校园安全责任、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当前全国校园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全校教职工一定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做到人人讲安全、时时讲安

全；一定要以对我们自身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扎扎实实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每一项常规工作，并立即行动起来，密切配合德育处部署的各项安全工作新举措，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保卫工作，进一步将学校安全责任、安全工作落到实处，以确保校园安全。

在此，向大家提出八点要求：

一是要加强学校行政、年级值日领导、教师、门卫值班责任，严把上学、放学进出关口。

三是将已经改造好的门卫室、警务室、保卫室，进一步完善保安装备，实行规范管理；

五是继续开展安全知识教育月活动，学习自护、自救、逃生的本领；

六是德育处要迅速组织全校各班进行尊重劳动，关注弱势人群，关爱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关心未成年人的教育;

法院会议发言范文篇8

全市这次清理执行积案工作会议是经市委、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同意而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既是总结交流前一阶段全市法院清理执行积案工作情况的会议,也是对清理执行积案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市委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会前专门听取了汇报和研究。市委政法委和市法院作了认真的准备。刚才,**院长传达了省委政法委8月14日全省清理执行积案工作会议精神,并总结和分析了全市清理积案工作的情况,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书记宣读了全市清理执行积案情况通报和实行重点督办的决定;***等法院作了经验介绍;**区法院、**法院作了表态发言;公安、工商、国土等市解决执行难问题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作了发言;**市长宣读了省政府电传。希望全市两级法院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豫政办明电[20*]147号文《关于认真解决政府机关为被执行人案件执行难问题的通知》。下面,根据全省清理积案会议精神和市委、市政府研究的要求,我讲以下几点意见:

一、肯定取得的成绩,正视存在的问题。

全市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开展以来,在省委政法委的正确领导和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市法院系统采取有力措施,积极、认真开展清理积案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从6月9日全市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动员会议以来,市委、政府出台了五项措施,各县(市、区)党委、政府根据市委、政府的要求,高度重视,大力支持,采取各种措施有力推进了集中清理执行积案工作的深入开展。

作为清理执行积案主力军的全市两级法院党组和法院干警负重加压,顽强拼搏,以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破釜沉舟的勇气、百折不挠的毅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克服困难,努力拼搏,积极工作,在短时间内一举扭转了全市清理执行积案工作的被动局面,实现了全市法院清理执行积案工作的质的飞跃。在8月14日召开的全省清理执行积案工作会议上,**市被评为全省清理执行积案工作先进省辖市(全省共4个省辖市受奖,我市名列第三),**院长代表**市身披绶带上台领奖。**县、**县分别被评为全省清理执行积案工作先进县(全省共20个县受奖),其中**县法院院长杨磊因工作成绩突出还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同时,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同志、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同志以及基层法院的4名同志还分别被评为全省清理执行积案工作先进个人(全省共105名同志受奖)。

通过前一阶段的工作,全市清理执行积案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我们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全市清积工作面临的形势还很严峻,还有一些急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识还有差距。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是中央、省委和市委作出的重大工作部署,是依法治国、维护司法权威、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前一段清理执行积案工作中,由于社会各界对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认识还不到位,或者虽然认识有了,一旦涉及本单位、本部门的利益时,便不能认真落实市委规定的有关执行措施,甚至抵触。个别党政部门负责人、少数党员干部对执行难的问题认识还不够,认为案件能不能执行是法院自己的事,涉及的只是少数当事人,与自己无关,参与、支持、配合清理积案的热情和力度还不够,而没有充分认识到案件不能执行,群众利益得不到保护,不仅损害了法院和法律的权威,还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最终从根本上动摇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动摇着人民群众对依法治国的信念。

二是措施有待进一步强化。为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市委、市委政法委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和制度,有效地促进了全市清理执行积案工作的顺利健康开展,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有些制度落实得不够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领导包案制度,个别县市区领导虽然挂了名,包了案,但既不抓督促,又不抓落实,听之任之,等闲视之,所承包的案件至今尚未执结1件,使包案制度流于了形式。

三是任务仍然很繁重。截止8月20日,共执结9634件,执结率为65.47%,仍有5*2件尚未执结,未执结数位居全省第5位,是省委政法委关注的六个重点市之一,进行重点督办。市委政法委**书记、市中级法院**院长被省委政法委文件明确为第一责任人,要求每月3日都要向省委政法委汇报清理积案进展情况。

四是未结案件执行难度大。据分析,目前全市法院尚未执结的5*2件积案,大都属于执行难度大、积压多年的难案、骨头案。被执行主体涉及国家机关、乡镇以上政府及工青妇等社会团体,村(居)委会,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等,仅仅依靠法院自身力量难以执行。这些案件虽然仅有1424件,约占未结案件的28%,但影响大,涉及面广,直接制约着清理执行积案工作的开展,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度。

五是少数执行干警有畏难厌战情绪。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的问题日益突出。涉府、涉困案件得不到执行成为制约法院执行工作的瓶颈。执行难度的加大,矛盾的增多,导致少数执行干警的畏难情绪有所增加,工作积极性有所下降,使下一步的清理执行积案工作的深入开展受阻。

六是办案经费保障不够依然存在。集中清理执行积案工作开展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和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市、县两级财政为法院拨付了一些执行专项资金,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两级法院的执行工作条件,但两级法院执行办案经费依然十分困难,执行装备依然十分落后,不能适应清理积案工作的需要,急需改善。

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清理执行积案工作的正常开展,必须引起各县市区党委、政府和全市两级法院的高度重视,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进一步提高对做好清理执行积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做任何工作都有个认识问题。认识上去了,责任心自然就会增强,工作的办法就多,措施就有力;反之,认识上不去,就不会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法院执行工作也是这样,所以,如何认识法院的执行工作,直接影响着这项工作的开展。执行难问题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司法权威,影响了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影响着加快和谐社会的建立,动摇了人民群众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念。执行难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切实解决执行难这一问题,不是法院一个方面的任务,而是全党全社会的任务,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做好清理执行积案工作,不仅是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实现执法为民的具体体现,又是维护司法权威,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是服务经济建设,实现**崛起的现实需要,还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的必然要求。大量的执行积案长期得不到执结,是对国家法治的挑战,是对司法权威的藐视,不仅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破坏了投资环境,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甚至引发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法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清理执行积案,解决执行难问题,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是执法为民、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在法院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我们的份内之责,我们没有完不成的理由。

各县(市、区)党委和有关部门,特别是县(市、区)两级法院一定要从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高度,从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高度,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来认真对待并全力推进清理执行积案工作,切实解决好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

三、各级法院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要进一步突出四个工作重点。一是执结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法院。这些法院要采取措施,确保年底完成执结90的目标。二是未结积案数较多的法院,也就是未结积案数在400件以上的法院。除**因执行积案数超1000件以上被列为省委政法委的重点督办单位外,还有***。这些单位要加大力度,加快进程,决不能拖全市的后腿。三是7类案件,即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建设领域工程款、申请执行人为特困群众、涉及特困企业、政府为被执行人等类案件。两级法院要把这些案件作为执行的重点,进一步认真梳理,因案施策,确保年底前基本执结。四是市中院执行的案件。中院要在加强对下级法院清理执行积案工作督促指导的同时,对本单位的工作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细化目标任务,切实提高自身案件的执结率。市委政法委、各县(市、区)委政法委要紧紧盯住这些重点地方、重点单位和重点案件,尽快扭转这些地方和单位的被动局面。

要严格执结标准,确保执结质量。前一段,省督导组对个别重点问题进行了了解,对以发放债权凭证方式结案的比例超过10的县(市、区)法院,市中院要组织人员进行全面复查;低于10的县市区法院要进行自查自纠。复查纠正的情况,市中院要于9月底之前专题向市委政法委汇报,并通报全市。这次会议后,到10月底,全市法院不得再发放债权凭证,这要作为一项硬指标。这也是省委政法委明确规定的一项内容。符合法律和上级规定需要发放的,必须报中院审查批准后方能发放,且发放时间从11月份开始。

要严格落实工作责任。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采取各种执行措施,用足各种手段,确保案件得到有效执结。没有完成目标任务的法院要认真落实《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工作的实施意见》(豫政法[20*]16号)、《全省法院集中清理执行活动目标责任制》(豫政法[20*]14号),任务已经分解,坚持十天一通报,为此,各位政法委书记和法院院长们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对执行工作要亲自部署、亲自安排,重要活动要亲自参加。主管副院长和执行局长必须全力以赴,切实担负起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对在执行中弄虚作假,或者重视不够、措施不力,对不能按期完成任务的,要按豫政法[20*]55号文中共河南省委政法委关于对清理执行积案工作实行重点督办的决定、关于责任追究的决定分别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的纪律责任。

四、党委政法委要进一步强化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

要加大组织协调力度。各级党委政法委要及时听取清理执行积案情况汇报,全面掌握工作进度,准确把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研究制定工作措施。政法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定期听取汇报,亲自组织研究重要事项。分管副书记要切实担负起直接责任人的责任,经常过问,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两级政法委还要继续坚持定期通报制度,完善通报内容,增强通报效果。要加大对重点单位的督导力度。被列入重点督办的单位,要进一步制定更为具体的工作方案,量化任务指标,详细列出年底前的工作进度表,明确工作责任。被列为重点督办单位的县(市、区)党委政法委书记,要每半个月召开一次会议,专题听取汇报,亲自研究协调工作,解决突出问题。要加大督促检查力度。两级党委政法委要根据清理执行积案工作进展情况,适时组织开展督促检查。要通过听取汇报、抽查案件、走访群众等方式,及时发现问题,增强指导工作的针对性,提高督查质量。9月份,市委政法委将抽调人员,组成检查组,重点检查执结率低的地方和单位。年底,要组织全面检查。对先进单位要大张旗鼓地予以表彰,对没有完成任务的单位和个人,要按照清理执行积案工作责任制的规定,坚决进行责任追究。要坚决打击暴力抗法者,坚决保护法官人身安全。暴力抗法,抗拒执行,是对法律的挑战,是对党和政府的挑战,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党委政法委要及时研究部署,对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依法从重从快予以严厉打击。对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和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的触犯者,要坚决予以打击,要有这个意识。对已经发生但尚未得到依法查处的暴力抗拒执行案件,要逐案听取汇报,尽快做出处理。在这个问题上,两级政法委和公安、检察机关要大胆负责地开展工作,大力支持两级法院依法行使执行权,保护干警的人身安全。

五、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加强领导

要切实把清理执行积案工作摆上议事日程。解决执行难的问题是一个情况很复杂、难度很大的工作,有的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陈年老案,有的涉及地方、部门经济利益问题,务必引起县市两级党委和政法委的高度重视,要切实摆上议事日程。

要认真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按照省委政法委的要求,进一步落实四大班子领导包案责任制。包案领导要切实负起责任,亲自抓落实,亲自抓督促,真正形成党委领导亲自参与,人大、政府鼎力支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人民法院全力以赴的大执行格局,并实行定期通报制度,把责任制落实到位。

要建立特困群体救助机制。特困申请执行人救助金是政府拨付的和人民法院会同民政部门在社会上公开募集的用于救助特困申请人的专门资金。对于申请执行人为特困群体、破产企业的案件,市、县两级政府、民政部门采取拨付专款、向社会募集资金等方式,设立执行案件特困群体救助资金,对特困群体确需救助的,按照一定的比例予以适当救助,以保障申请执行人的正常生活,缓解社会压力。

要建立基层执行网络。基层执行网络是指在基层党委、政府的领导参与下,以人民法庭为依托,派出所、司法所、民调组织、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参加的执行网络,共同协助法院执行。其效能主要有两个:(1)能充分发挥基层组织贴近群众的优点,有效解决被执行人难找的问题。我市是农业大市,大多数被执行人为农民,而这些人大多在外打工,人难找,财产难寻,仅仅依靠法院自身力量难以执行。建立执行网络,能充分发挥这些基层组织贴近群众的优点,及时发现执行线索,协助法院执行。(2)能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的优点,防止激化矛盾,避免产生新的不稳定因素。在执行案件时,通过基层组织做被执行人的思想工作,宣讲政策和法律,被执行人容易接受,一般不易产生抵触情绪,能有效减少和避免产生暴力抗法行为,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

要及时拨付清理积案专项资金。市委、市政府在市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为市中院筹集专项资金和执行装备款。目前,已拨付专项资金60万元。各县(市、区)党委也要加大对法院工作的支持,政府要及时拨付专项资金,进一步解决法院执行工作中存在的办案经费紧张、执行装备不足、车辆老化等问题,积极推动清理积案工作向纵深发展。

法院会议发言范文篇9

为什么采取“两审终审制”？司法界权威的解释是，“（中国）大陆幅员辽阔，许多地方交通不便，案件的审级过多，势必影响及时结案，既增加当事人的讼累，又使人民法院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实行两审终审制，其理由在于避免诉讼拖延，节省人力物力及财力，便利人民法院办案，便利公民诉讼。”（注：引自前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1989年11月28日在马尼拉“亚太地区首法官会议”上的发言。）这种观点基本上将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成本、方便公民诉讼作为设立“两审终审制”的主要理由。

对于这一解释，中国法学界并不持有异议。如有的学者就认为，“大陆各省的地域广阔，从乡村到省会，路途遥远，若实行三审终审制，则不利于案件及时审结，耗费司法机关和当事人的精力、财力。”有的学者则认为，“两审终审制的审级制度是比较符合大陆的实际情况的”，因为这种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及时惩罚犯罪”，“便利于当事人参加诉讼，避免诉讼拖累”。不仅如此，我国学者还对实行“两审终审制”的理由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如有人就认为，（中国）大陆的刑事诉讼程序相当重视审判前的预备程序，即侦查和审查起诉程序。“案件经过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和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决定提起公诉后，再经过一审和二审，案件的处理质量可以得到保证。”另外，中国大陆设立的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也被认为是实行两审终审制的程序保证。“对死刑的二审裁判，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或者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才能生效”，而且“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如发现确有错误，还可通过再审程序加以纠正。”（注：蔡敦铭主编：《两岸比较刑事诉讼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第376页。）

有的学者敏锐地意识到，“相对于三审终审制而言，两审终审制在保证案件质量和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因其缺少了一道程序，自然显示出某些不足。”但针对这些不足之处，“大陆刑事诉讼法通过贯彻一系列的特殊原则及保障性程序进行了弥补”，包括“上诉采用全面审查原则”，这是“大陆实行两审终审制的一项重要保障措施”；“对死刑案件实行复核程序”，从而“切实保证重大案件的正确处理”；“对终审判决实行审判监督程序”，通过再审途径纠正裁判中的错误。上述这些原则和程序如果得到严格贯彻和执行，有错误的判决将会“从多方面得到纠正。”（注：蔡敦铭主编：《两岸比较刑事诉讼法》，第389页。）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我国主流的法学理论以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论证了两审终审制的正当性，并以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一系列能够纠正裁判错误的法律程序为由，相信两审终审制的局限性可由此得到避免。但是，强调了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程序的正义和公平是否也应得到适当的关注？两审终审制能否切实保证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是不无问题的。另一方面，包括侦查和审查起诉在内的审判前程序，二审程序中的全面审查原则，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立和运作，能否足以弥补两审终审制的不足呢？从案件实体处理方面看，这些程序设计确实是发挥了积极效果的，尤其是在尽可能地对有罪者予以定罪方面，更显示出其有效和积极的一面。但是，后一道程序能否及时有效地纠正前一道程序中的实体性错误，尤其是防止无罪或有罪证据不足的被追诉者免受不公正的追究，确实是存在着漏洞和不足的。同时，两审终审制的程序设计能否保证审判前和第一审程序中经常出现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在实践中更是问题重重。另外，考虑到我国法院系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行政化倾向，上下级法院在案件尚处于一审阶段即经常进行所谓的上下“沟通”和“交流”，上级法院给予下级法院所谓的“指导意见”，导致第一审法院的判决中往往已经体现上级法院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案件即使上诉到上级法院，上级法院一般也会维持第一审法院的判决结论。这种两审终审制名存实亡的状态，令人不能不怀疑两审终审制本身是否具有某些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看来，上述有关两审终审制正当性的解释和辩解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将不得不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2、“两审终审制”的缺陷（1）

一般而言，中国的“两审终审制”对于法院快速进行审判活动、及时形成终审裁判结论，是较为有利的。因为相对于不少实行三审终审制的国家而言，中国的“两审终审制”毕竟只赋予有关诉讼参与人一次上诉的机会，检察机关也只能就未生效裁判提出一次抗诉，案件一般只经过两级法院审判即告终结。这种对上诉权和审级所作的法律限制，可以保证诉讼活动的高速和快速，防止诉讼拖延和案件积压，从而在单个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减少司法资源的投入，增大单位时间里审结案件的数量。长期以来，中国的刑事审判从一审、二审到死刑复核程序一般都能在数月时间内完成，而没有出现较为严重的拖延现象，这显然要归功于“两审终审制”的审级结构。

但是，提高诉讼效益毕竟属于刑事诉讼的一项价值目标。人们对于一项程序的评价，除了看它是否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益之外，更要看它对于维护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保障程序的公正性是否有益。因为对于大多数有理性的人来说，一项法律制度无论多么富有效率或者实用，只要它使某些人受到不公正、不人道的对待，从而导致社会法律实施的非正义，人们都可以对它作出消极的评价。中国的普通救济程序尽管对于诉讼效益的提高是有益的，却限制了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上诉权，减少了当事人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机会。加上这种救济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名存实亡，根本无法再发挥其纠正一审裁判错误、对当事人进行权利救济的作用。因此从总体上讲，这种普通救济程序是存在着不少缺陷的。对于这些缺陷，笔者拟首先进行微观层面的评论，然后再进行宏观上的反思。笔者期望，前一分析尽可能集中在普通救济程序的具体环节和步骤的设置问题上，而后一讨论则针对“两审终审制”及中国司法制度本身的缺陷。

（一）二审程序的缺陷

由于二审合议庭经过秘密的阅卷、讯问和听取意见，一般只在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且需要由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时，才对上诉案件举行开庭审理，而这种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又为数甚少，因此二审开庭的案件也就相应地居低不上。当然，也由于二审法院对于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会全部予以开庭审理，二审法院开庭审理的案件会因此有所增加。但考虑到检察机关的抗诉要受到上级检察机关较为严格的限制，而且这种抗诉几乎都是针对原审法院作出的无罪或者罪重判决，旨在追求使被告人受到有罪或者罪重等更加不利的裁判结果，这就致使抗诉的情况也不会经常发生，二审法院举行开庭审理的案件仍然增加不了多少。笔者经过调查发现，二审法院举行开庭的案件比例在全国各地中级以上的法院情况不一。二审法院开庭的案件较少的可以低于10%甚至5%，而较多的则可以达到20%。但各地中级人民法院以开庭方式审理的上诉案件一般不会超过全部上诉案件的30%。（注：当然，这一情况目前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一些发达地区的中级人民法院正在逐步扩大二审开庭的案件比例。例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从1998年开始，实施了一项重大的改革举措：对于全部上诉案件，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一律以开庭的方式进行审理。也就是说，至少在那些由该院受理的上诉或抗诉案件中，二审合议庭以开庭方式进行审理的案件可以达到100%！这一改革措施一旦实施，那就意味着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二审审判方式的规定名存实亡。）笔者还注意到，一些在全国甚至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在多名被告人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二审法院依然没有举行开庭审理，而是通过秘密的阅卷和单方面的调查，并且在经过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之后，直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定的。（注：1998年10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轰动一时的张子强上诉一案时，就没有举行开庭审理，而是通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等的意见，确认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征得审判委员会讨论同意，直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审法院——也就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根据这一裁定，张子强等多名上诉人被执行了死刑。）

对大量上诉案件不举行开庭审理，会带来很多负面的法律后果。首先，二审合议庭通过书面方式进行审理活动，检察官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无法同时参与二审合议庭的审理活动，其他当事人也无法在各方同时到庭的情况下陈明本方的证据和意见，法庭审判本应具有的那种理性协商和交涉特征不复存在，与案件结局有利害关系者的参与裁判制作的机会受到剥夺。这不仅会导致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受到削弱，而且会使上诉审程序失去其本应具有的法庭审判的形式和特征，而沦为一种带有行政化色彩的复议程序。其次，二审合议庭通过秘密和单方面的方式从事调查活动，社会公众被排除于审判过程之外，控辩双方也无法在调查和采纳证据时同时到场，合议庭的审理很可能会流于任意化和随机性，甚至出现严重的“暗箱操作”情况。再次，二审合议庭成员不通过开庭方式进行审理活动，会不可避免地失去对一审判决审查的独立自主性。因为很明显，仅仅通过阅卷、讯问等单方面调查活动，二审合议庭在“发现事实真相”方面不可能比举行过直接、言词、公开的法庭审判的第一审法院更加高明，也不可能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进行全面、客观的审查，更不可能得出与第一审法院完全不同的结论。根据笔者的观察和统计，二审法院对第一审判决作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裁定或者裁定依法改判的案件，在全部上诉、抗诉案件中不会超过1%，在一些地方甚至低于0.5%。这不能不归结于二审法院普遍实行的不开庭的审理方式。第四，由于二审法院对于抗诉和上诉案件采取了不同的审理方式，会使控辩双方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影响二审程序的公正性。检察机关对“确有错误”的一审判决提出抗诉，这被解释为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的重要方式。这也是对抗诉和上诉采用不同审理方式的主要理由。但是，检察机关固然要行使法律监督权，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也要行使上诉权，从本质上看，法律监督权与上诉权不能有高低轻重之分，以抗诉的法律监督性质作为重抗诉轻上诉的理由，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且检察机关究竟应通过符合还是违背诉讼规律的方式实施法律监督，还属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另一方面，二审法院对于第一审法院的审理是否违反法律程序的问题，缺乏较为明确、具体和可操作的审查途径，致使第一审法院所作的很多违法的程序性行为、决定、裁定甚至判决，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纠正。

应当承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于二审法院在审查第一审法院的程序性违法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突破：第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只要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尤其是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影响了审判的公正性，而不论这种违法是否“可能影响正确判决”，二审法院都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这也就意味着所有违反法律程序的审理活动都可能招致实体性裁判结论的无效。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二审法院对第一审法院在是否违反法律程序问题上的审查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究竟哪些程序性违法会导致一审判决的无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仍嫌过于简单和抽象，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实际上，那种仅仅属于法律手续不完整或者在具体程序环节方面有瑕疵的程序性违法，并不一定需要撤销原判。二审法院加以审查并予以纠正的应当是那些违法情节较为严重，导致被告人、被害人、自诉人等的诉讼权利受到严重损害、致使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受到严重影响的程序性违法。这种违法情况有很多，其中有关审判组织、回避、公开审判等方面的违法固然应当纳入其中，但还有很多类似的程序性违法应当予以明确规定。例如，一审法院的管辖明确不当，影响案件公正审判的；被告人没有在法定期间收到起诉书，无法及时了解指控的罪名和理由的；被告人一方申请法院传唤某一证人或者提取某一关键证据，被法院拒绝或者没有传唤、提取到庭的；公诉人向法庭提出了一项证据目录以外的新证据，或者传唤某一证人名单以外的新证人出庭作证，辩护人为准备辩护，申请法庭休庭，遭到法院无理拒绝的；法庭无正当理由，允许公诉人宣读证人在法庭之外所作的书面的证言，辩护人要求传唤该证人出庭作证，遭到法庭拒绝的；无理剥夺被告人进行辩论和最后陈述机会的；合议庭成员中途不参加法庭审判，却参与对案件的评议的；法庭审判没有正当理由多次长时间中断的；判决书未载明理由或者理由过于简单甚至存有矛盾的，等等。

其次，现行刑事诉讼法尽管规定二审法院对于第一审法院所作的裁决和裁定都要进行审查，但在司法实践中仅就一审法院的裁定进行审查，并宣布其无效的情况很少发生。一般而言，法院的裁定主要是针对审理过程中出现的程序性问题所作的处理意见，对裁定是否合法问题的审查其实往往就等于对一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律程序问题的审查。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审法院所作的裁定大体上有两种：一是有关当事人是否可以继续进行诉讼期限届满以前完成的诉讼活动的裁定（第80条）；二是有关自诉缺乏罪证，法院予以驳回的裁定（第171条）。显然，即使二审法院对全部有关裁定的上诉案件进行审查，这种审查的适用范围仍嫌过于狭窄。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所作的大量“决定”，几乎很难受到二审法院有效的司法审查。对于大量程序性事项，一审法院采用“决定”加以处理，这是中国刑事诉讼的明显特征之一。“决定”适用的事项范围可以包括是否准许回避的申请、是否同意对检察机关移送的案件进行开庭审判、是否同意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提出的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勘验或鉴定等方面的申请、是否同意控辩双方提出的延期审理的申请，以及是否同意对违反法庭秩序的人予以处罚等。从法律规定方面看，这些大都涉及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决定，并不属于上诉、抗诉的范围。但这些“决定”是否违法却应当受到二审法院的严格审查。

（二）死刑复核程序的缺陷

作为中国普通救济程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死刑复核程序本应对原审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全面、有效的审查，以防止死刑裁判出现错误或者随意化。但是，由于这一程序在设计方面就存在着一些先天的问题和缺陷，致使上述目标根本无法实现。

首先，死刑复核程序由法院主动加以发动，即使其难以具有诉讼程序的性质，也容易造成法院内部的“暗箱操作”，影响程序的公正性。

司法审判的重要特征是，法院在启动审判程序方面具有被动性和应答性，同时还应让那些与案件结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充分而有效地参与裁判结论的制作过程。这是确保审判程序公正的关键保障之一。中国的死刑复核程序在设计上却违背了这一基本规律。这种违背的法律后果必然是控辩双方对法院复核死刑案件的整个活动失去有效的制约和牵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死刑裁判一旦作出并被移交有复核权的法院进行核准，被告人就对死刑复核活动本能地持有一定的期望，并与死刑复核程序的结局具有极大的利害关系。但是，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不能发动、也不能参与死刑复核活动的情况下，负责死刑复核的合议庭会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不可能与当事人、辩护人等进行那种理性的协商、讨论和交涉。案件是否维持原审死刑裁判，完全由负责复核的法院自行决定，而几乎不能受到被告人、辩护人意见的影响和左右。

其次，死刑复核程序采用书面、秘密和单方面的运行方式，控辩双方对此既不能加以选择，也不能进行有效的参与，这使得死刑复核程序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死刑复核按照不公开、书面和单方面的方式进行，使得这种复核活动几乎不可能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和约束，也不可能受到控辩双方尤其是被告人、辩护人的有效制约，更难以防止法院进行“暗箱操作”活动。笔者注意到，有关合议庭进行死刑复核的方式主要是阅卷和提审被告人，然后提请法院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和决定。但是，审判委员会作为对法院审判工作进行集中领导的审判组织，仅仅通过听取承办人的口头汇报进行讨论活动，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发现并纠正原审死刑裁判的错误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合议庭的书面审查，还是审判委员会的秘密讨论活动，基本上都建立在合议庭阅卷的基础上。控辩双方都不能参与和到场，所有活动都由法院内部人士单方面实施。这种复核方式潜伏着一个很大的危险：一旦案件经过一审和二审，被告人仍然被错误地被判处死刑，那么就不要再期望负责死刑复核的法院会发现并纠正这种错误了。目前，被告人经过死刑复核程序后，其死刑裁判被依法撤销的案件在全部死刑案件中所占的比例不会超过0.5%。在有的地方这一比例还要更低。这不能不归结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超职权主义特征。

最后，在大多数情况下，各高级人民法院既是死刑复核程序的主持者，又是死刑裁判的制作者，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死刑复核程序的名存实亡。

从中国目前死刑复核程序的运作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死刑案件都是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进行审理的，而且被告人一旦被一审判处死刑，通常都会向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因此各高院人民法院一般也就是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就死刑立即执行案件而言，除少部分死刑案件仍然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核准以外，大多数死刑案件已经授权由各高级人民法院负责核准。而在这些由高级人民法院直接负责核准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中，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是它们的二审法院和死刑复核法院，其二审裁定书一般同时也是核准死刑裁判的法律文书。考虑到合议庭甚至法官个人都不是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律主体，因此任何以法院名义作出的裁判都要由法院院长亲自签发，也都属于该法院整体的意思表示。各高级人民法院所作的二审裁定和死刑核准统一由二审裁定书来载明，死刑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合而为一，就是上述制度的一个必然结果。由于缺乏准确的统计数字，笔者说不清楚这种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合而为一的案件究竟占多大的比例。但根据笔者的估计，这一比例不会低于60%。在多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中，死刑复核程序都是因为与二审程序合而为一而名存实亡的。这显示出死刑复核程序已经不仅在运作上出现可怕的行政化倾向，而且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而出来现严重的萎缩甚至虚无。二、实行“两审终审制”的根据

三、“两审终审制”的缺陷（1）

（一）二审程序的缺陷

（二）死刑复核程序的缺陷

首先，死刑复核程序由法院主动加以发动，即使其难以具有诉讼程序的性质，也容易造成法院内部的“暗箱操作”，影响程序的公正性。

最后，在大多数情况下，各高级人民法院既是死刑复核程序的主持者，又是死刑裁判的制作者，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死刑复核程序的名存实亡。

如果将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分别加以分析和评析，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这两种程序在具体设计环节和运作方式上的缺陷。这些缺陷固然值得重视，但大都属于表层的一些问题，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尚待进一步挖掘。为了认识清楚中国普通救济程序在宏观上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将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结合起来分析，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普通救济程序在基本框架结构设计方面就出了问题，很多具体的缺陷大都导源于诸如审级制度、审查范围、上下级法院的关系、法院独立等司法制度方面的问题。

首先，“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值得深刻反思。“两审终审制”是与所谓“全面审查原则”相伴而生的。这种制度固然有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却带来了太大的负面影响。因为绝大多数一般案件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即产生终审裁判结论，二审法院需要对一审判决中所涉及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量刑、是否违反法律程序等繁多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审查。但是，这种“全面审查原则”并不符合诉讼救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尤其是考虑到二审法院在大多数案件中并不举行开庭审理，而只是通过阅卷、讯问等书面和秘密的方式进行单方面的审查，“全面审查原则”要得到高质量的保证，无疑是一种“神话”。二审程序采取极其简易的审理方式，不能保证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采纳的证据和认定的事实进行独立自主的审查，致使该法院经常不经过慎重的复审就认同和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结论；二审法院所承担的繁重审查任务，也使它不可能对一审法院的适用法律问题进行仔细的审查，并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得出更加符合法理的结论；二审法院所承担的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的责任，更使它不可能对一审是否违反法律程序进行专门的审查，而大多数情况下放任一审法院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中国大量司法调查统计显示，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判决的比率高达99%以上，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的比率不足1%。而与此同时，一审法院、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违反法律程序的现象已经达到十分普遍和严重的程度。这种司法实践的现实表明，二审法院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失去对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违反法律程序现象进行纠正的能力。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在受到不公正的定罪、判刑，其诉讼权利和人格尊严受到侵犯的情况下，已经无法获得基本的司法救济。

其次，二审程序的流于形式和死刑复核程序的名存实亡，导致大多数案件事实上实行的是“一审终审”。二审法院在大多数案件中不进行开庭审查，即使在开庭审判的案件中也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影响和牵制，以致于无法开展独立自主的审判，这导致二审法院的“全面审查”在实践中大都流于形式。与此同时，死刑复核程序由法院自行主动加以启动，又按照秘密、书面和单方面的方式运行，而且大多数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中，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又合而为一，这也导致这种针对死刑案件的核准程序在实践中几乎完全名存实亡。既然二审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要么流于形式，要么名存实亡，那么中国整个普通救济程序就完全丧失其本应具有的功能，其存在的价值都不能不令人怀疑。这样，无论是对于一般刑事案件，还是对于死刑案件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在实行“一审终审”。

第三，目前在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行政依附倾向。这使得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裁判的独立审查甚至“两审终审制”都构成严重的威胁。尽管根据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上下级法院属于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像检察机关那样属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从理论上看，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在独立行使审判权方面是完全平等的，上级法院不得干预下级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而只能在下级法院的裁判作出后，诉讼参与人提出上诉、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之后才能依法进行审理。但在司法实践中，上下级法院并没有按照上述法律准则协调它们之间的法律关系，而是越来越具有行政依附的倾向。例如，下级法院通常愿意在自己审理的一审案件未作出裁判之前，请示上级法院发表所谓的“指导意见”；上级法院在很多情况下也乐意就案件的处理问题作出指示、批示或者指导。遇有影响较大的案件，上级法院甚至还会主动向下级法院指导性意见。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一审法院的裁判就必然体现了上级法院的意见，案件即使后来上诉或者抗诉到上级法院，后者一般也会对早已体现自己意见的一审裁判予以维持。可以说，上下级法院之间存在的这种行政依附现象，会危及上诉制度甚至“两审终审制”的正常运行。（注：上下级法院之间出现行政依附化倾向的原因是很多的，其中制度层面的原因有：上下级法院按照行政区划的设置分别依附于各自的同级政府，使得上下级法院有了行政级别上的上下之分；按照法官法的规定，全国的法官分为十三级，上下级法院的法官肯定在这一级别系列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下级法院的法官在级别上一般低于上级法院的法官；目前实施的冤狱赔偿制度和错案追究制度，导致下级法院的裁判究竟是否造成冤假错案，下级法院的法官究竟是否造成“错案”，一律要通过上级法院的最终裁判来衡量，等等。这无形之中强化并加重了上下级法院的行政依附关系，迫使下级法院不得不尽量在裁判作出之前征求上级法院的裁判意见，以求得尽量低的撤销原判率。）

第四，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无法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保持独立的地位，依附于行政机构和其他权力机构，依附于地方政府。这也是导致普通救济程序无法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根据中国目前的司法实践，80%以上的刑事案件是由基层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进行审判的。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刑事案件经过上诉、抗诉，要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二审法院进行审理，并作出终审裁判。但是，中级人民法院一般均按照行政区划设置在直辖市、省辖市和地区，较之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而言，它们在审判中受到的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和影响可能更大。因为在中国目前各级人民法院的人事、财政预算和拨款几乎全部依附于同级党政机构的管理体制下，法院在独立行使审判权力方面受到的最大压力往往来自其同级或者上级政府、人大甚至党的地方委员会。这一点在基层和中级人民法院尤为严重。在地方保护主义抬头、上下级法院“沟通”现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很多刑事案件就由一个城市或地区的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裁判。被告人和其他当事人都无权再通过普通救济途径向这一城市和地区之外的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更无法再向国家最高裁判机构提出上诉，而只能通过问题更加严重的非常救济程序，争取获得希望渺茫的再审的机会。在这种司法体制下，即使作为二审法院的中级人民法院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问题出现严重错误，高级人民法院甚至最高人民法院也无法再通过普通救济程序对这种错误加以纠正。

最后，在“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下，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都无法发挥维护国家宪法和法律统一适用的作用。考虑到中国目前尚未建立判例制度，而且绝大多数案件都不能上诉或者抗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法院难以通过开庭方式审理那些在适用法律问题上存在问题的上诉、抗诉案件，也无法通过司法审判为下级法院创设新的规则。而根据西方两大法系国家的经验，最高裁判机构和较高一级的裁判机构一般不再就案件事实认定问题进行重新审理，而只是负责审查下级法院裁判中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只要案件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较为重大并具有普遍性，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都可以直接向最高裁判机构提出上诉，并由后者通过开庭审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作出一项对下级法院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裁决。而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无论是受理上诉、抗诉案件，还是进行死刑复核活动，都要在不开庭的情况下，对原审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进行全面审查。这既使它们不适当地承担了事实审查的功能，也削弱了它们对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有效审理的效力。事实上，即使对那些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能力对事实认定问题进行重新审理，纠正下级法院的事实错误。相反，鉴于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的性质，应更多地发挥其维护法律统一适用的功能。对于严重违反实体法或违反法律程序的原审裁判，无论是否死刑裁判，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审查发现后，都可以作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的裁决。这不仅有助于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权利得到及时的救济，而且有助于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实施。

五、“两审终审制”的出路

根据前文所作的分析，中国的普通救济程序不仅在具体环节和运作方式上存在一系列缺陷，而且这些缺陷大都导源于“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以及与其相关的“全面审查原则”。看来，要对中国的普通救济程序进行重新设计，使其能够发挥纠正下级法院不当裁判、救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功能，就必须对“两审终审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考虑到这一问题涉及法院组织法的修改和一系列诉讼原则和规则的重新设立，笔者拟根据诉讼活动的普遍规律，并结合中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建立“三审终审制”的构想。

“三审终审”的审级制度本来是针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名存实亡问题而提出的。由于死刑复核程序没有按照司法审判的特征进行构建，法院自行主动进行启动，控辩双方不能参与死刑复核活动，复核程序没有采取开庭而是书面阅卷等秘密方式而进行，因此这一程序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审级。为了使死刑复核程序真正发挥作用，而不致于流于形式，必须按照司法审判的特征对这一程序加以重新构建。基本的思路是，对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一般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二审法院进行审理；高级人民法院在进行第二审程序时，要对一审裁判涉及的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审查，并通过开庭审理，着重就事实认定问题进行复审。被告人如果对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裁判仍然不服，可以就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第二次上诉。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开庭审理，仅对原审死刑裁判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审查，并作出最终的裁判。

这种仅针对死刑案件所建立的“三审终审制”，固然可以将死刑案件的最终裁判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并且使第三审程序通过上诉和抗诉来启动，避免死刑复核程序的名存实亡，但是一般的非死刑案件仍然采取的是“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这些案件的大部分仍由中级人民法院通过第二审程序作出终审裁判，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也仍然难以从法律适用问题上对大多数案件进行司法审查。可以说，中国普通救济程序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仍然不能得到解决。看来，构想中的“三审终审制”不能仅适用于死刑案件，而应逐步适用于全部刑事案件。从改革策略上看，我们可以首先在死刑案件中试行“三审终审制”，在条件成熟后逐步推广到所有刑事案件。

实行“三审终审制”最关键的改革措施，是将普通救济程序分为事实审和法律审。据此，我们可以将第二审程序构建成“复审”模式，既由第二审法院对第一审裁判中涉及的事实问题进行重新审理，也对有关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审查。这种第二审程序可以对原审中调查过的证据进行重新审查，而且可以调查新的证据。同时，我们应该将第三审程序构建成为“事后审”模式，即由第三审法院仅就原审裁判和审理过程中涉及的实体法律适用和是否违反法律程序问题进行审查，而不再对案件事实问题进行重新审理。

实行“三审终审制”的第二步，是废除所谓的“全面审查原则”，将第二审和第三审法院审查的范围限制在上诉和抗诉所提出的理由上。也就是说，对于原审裁判中所涉及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凡是诉讼参与人没有提出上诉、检察机关没有提出抗诉的部分，第二审和第三审法院均不再进行审查。即使是就原审认定的事实进行“复审”的第二审法院，也只能就那些诉讼参与人提出上诉、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事实部分进行审查，这里的“复审”就是针对上诉或抗诉部分进行的重新审理。同时，对于第二审法院的裁判，诉讼参与人和检察机关也只能针对其中涉及到的法律适用问题提出上诉或者抗诉，而无权就案件事实认定问题要求重新审理。

实行“三审终审制”的第三步，是重新设计第二审和第三审法院的审理方式。大体说来，根据法院这一司法机构的性质及其所担负的司法职能，它无论从事第一审、第二审还是第三审活动，都必须采用开庭方式进行审理活动。这里所说的“开庭”并非只是一种模式，而可以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审理的对象，构建出不同的开庭模式。但是，不论开庭审理程序是否简易或者复杂，它都必须具有若干最低限度的特征：当事人或者检察机关启动，法院被动受理；控辩双方同时参与，法庭在双方同时到庭的情况下从事法庭审判活动；即使是法官的庭外调查或者庭前准备活动，也必须通知控辩双方到场参与；法官一般不得或者尽可能少地进行秘密的、书面的和单方面的审查活动。当然，考虑到构想中的第二审主要进行事实的复审，而第三审程序则主要进行法律适用问题的事后审，因此第二审可以采取直接言词式的开庭审理方式，即由控辩双方通过提出证据和传唤证人、调查新的证据，而主要围绕原审法院卷宗记载的内容，进行一次有关实体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的审查，但合议庭必须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并在双方同时到庭的情况下进行审理活动。

法院会议发言范文篇10

1国外公众参与立法相关制度及特点

1.1美国的相关制度

美国最高立法机关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由国会行使立法权。在公众参与立法机制方面，其正式和非正式听证制度、地方行政立法制度、公众提案、社会专家协助制度都较具特色。

1.1.1美国州议会立法的听证制度

美国是联邦主义制度国家，意味着各州的立法程序和方法各不相同，总体来讲一般分别包含四个阶段：提出并起草议案、委员会审议、议院院会审议、议院交由另一院审查并由两院协商并递交州长签署。在委员会审议阶段是社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主要阶段，公众参与的主要途径是参加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举行的听证会，该听证会将决定其议案的命运。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对和该议案直接利害关系人进行取证，该行为被法律称为听证。按照惯例参议院和众议院会就一项议案分别进行一次听证会，一次为支持者召开，另一次为反对者召开。一项议案举行的听证会的数量取决于议案所涉及的利益关系多少和它的复杂程度、其他因素和时间上的安排配合等。

1.1.2美国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四种程序制度

美国的听证会源于英国。经过多年的实践发展，美国除了议会立法外在行政机关的行政立法上还创建了较为完善的公众参与制度。其具体包括有四种程序：正式程序、非正式程序、混合程序和协商程序。正式程序是一种是发话的程序，多用于司法领域亦称审判型听证。包括有口头陈述意见和提出相关证据、相互盘问以及进行听证。在正式程序中，听证记录是制定法律法规的唯一根据，行政机关不能在听证记录以外利用其他的证据作为制定法律法规的根据。正式程序能很够很好的保护公众的权益，但由于该听证采取的是审判型听证方法，使得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了证人的相互盘问上，大大的见地了立法的效率，导致行政机关的立法失去了灵活性和适应性。和正式程序相比，更具灵活性的是非正式程序。非正式程序听证几乎适用于全部的行政裁决和议会立法。美国绝大部分的法规都是根据《联邦行政程序法》中的非正式程序制定的。该程序中最重要的环节部分就是公告—评价。《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和紧急情况外，行政机关必须将其建议制定的法规草案或主要内容在《联邦公告》上公布，供广大社会公众了解和加以评议。混合程序在公众参与和程度上不完全采取正式程序和非正式程序，而是同时采用书面表达、口头表达和有限度的口头辩论等各种方式。混合程序的产生的原因是弥补前两种程序的不足之处。正式程序是为公众提供了充分的参与机会，但是其效率低下。就非正式而言，其程序简单有效，但利害关系人无权了解建议其中的法规事实根据，因此产生了混合程序。国会的立法、法院的判例和行政机关内部的程序规则使得混合程序并不诸于单独的行政立法程序法典中。混合程序在公告评价程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透露有关情报、解释运用案卷材料的目的、答复相对人的意见、禁止单方面接触等。协商制定规章程序并非一个独立完成行政立法的程序。协商程序是在对美国行政程序法制定的“公告－评价”程序的补充，是在其基础上增加的一种程序设置。协商程序的使用范围是有限的，并非所有的行政规章都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制定，相比较正式程序和非正式程序和混合程序而言，协商程序的各个环节体现了对组织和从事谈判活动的技术与经验的较高要求，该程序的意义在于能够尽量的减少以后可能会产生的诉讼。

1.2日本的相关制度

日本许多法律制度都是仿效大陆法系国家而建立起的现代法律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法律制度深深受到美国影响并得到较大发展。目前，日本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机制，其中都较具特色，有许多参考价值。

1.2.1公听会

日本的听证可分为两类：一是狭义的听证，二是公听会。狭义的听证适用对象是影响特定人的权利义务和行政处分行为；公听会适用于影响多数人利益的立法行为，其目的在于广泛的听取意见，使立法行为科学化、民主化。就日本的公听会而言，其没有统一的程序规则，完全取决于具体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但一般来说，公听会和美国的正式听证程序比较类似。1.2.2提交意见书的程序在对地方立法有利害关系的公众可以提交意见书，提交意见书的目的和公听会的目的一样，是为了有效的保证立法的公正性和民主性。该程序中的公众参与的主体仅限于和拟定法规有利害关系的行政相对人。该程序和公听会一样，没有统一的程序规则，取决于具体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1.2.3咨询程序

概括来说，咨询程序是指立法机关原则上应听取其合议机制机关意见的程序，被征求意见的机关称为咨询机关。咨询程序的目的是使得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有识者的意见在地方立法中得到反映。咨询机关大都代表着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和特定的公益，如：私立学校审议会、自然环境保护审议会和最低工资审议会等。立法机关征求这些组织的意见，实际上是通过这些组织征求到各社会群体的意见。就咨询程序相对公听会中的个人意见的收集方式而言，咨询程序所征求到的意见应该说更具代表行，同时也有利于降低公众参与的成本更方便了公众参与。1.2.4审议会审议会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专家参与立法的方法。它是由负责法规起草工作部门的部长聘请政府以外的民间人士组成的，通常这些民间人士是由退休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记者、行业代表等各方面人士来组成的。以这种广泛的征求意见的行动和姿态来达成各方面对法规内容的认识，从而获得对该法案的普遍支持。1.3国外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制度的特点从上述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美日两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制度体现以下明显的特点：

1.3.1公众参与程序法定化且可操作性强

两国均普遍采取成文法的形式详细规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程序和方法。美国、日本在统一行政程序法中公众参与制度的规定的做法使得公民严格依法参与地方立法，既有利于公民参与权利的实现，也有利于地方立法机构工作的顺利展开。

1.3.2参与方式的多样化

各国都为公民设计了参与行政立法的多种方式，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情况。在地方立法中，一般采取审判式听证，即是正式程序。而在地方行政立法中，参与方式则更加的丰富，在不同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参与方式。多样化的参与方式使得公民和地方立法机构都有较大的选择空间，使得公民可以有效的实现公民参与权，更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地方立法机构的立法效率和有效的公平原则。

1.3.3重视公众参与的主动性

日本的提交意见书制度和美国的公告-评价制度，使得公众可以主动的参加进地方立法来，而不是因为立法机关的选择而被动的参与进来。往往公众参与的主动性越高，所指定的法规在将来的实施过程中遇到阻力就越小，从中可以看出重视公众参与的主动性的重要。

1.3.4重视公众参与的便民性和公正性

例如美国各州立法的听证会便是分散在各地举行，方便了没有时间和金钱参加的公众，如此之举便是便民性的特点之一。而分别召开的反对者听证会和支持者听证会便是为了使得地方立法做到最大的程度的公平合理性。

1.3.5为有效保障公民参与地方立法机构的实施

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了与参与机制相配套的其他制度如美国的《情报自由法》和《阳光中的政府法》规定了地方立法信息的公开制度，使得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权利可以得到很好地实现。同时，专家协助起草法律草案值得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公众提案权的实现。

2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现状

所谓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是指在地方人大及常委会制定、修改、废止地方法规的过程中，吸收广大社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程序，合法发表意见、建议和表达意愿的制度。目前，就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形式主要有：公民讨论、立法调研、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列席和旁听、委托社会力量起草法案以及公开征集立法建议项目。自2000年7月1日正式颁行《立法法》后，立法对规范立法活动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取得了长足发展，许多地方人大立法过程中都纷纷的敞开大门立法，采取多种措施保障了公众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立法建议涉及面虽然广，但主要集中在劳动、社会保障、房地产、环境保护、城市管理、执法环境等多个与公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方面。公民讨论是由法案起草机关起草法案，对涉及地方全体人民利益具有重大的影响的法案，经由立法机关决定并在全区范围内全文公布征求意见，再由起草部门根据征求意见对法案加以修改，最后提交相关立法部门审议通过。以上海市为例，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时，坚持走群众路线，使立法能集思广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坚持走群众路线才能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且能更准确地反应社情和民意，具有较高的质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立法调研是对列入地方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案，常委会及有关机关组织人员深入基层进行调查，收集群众意见。书面征求意见则是将法案有针对性的性文件的任务。一些省市对于公开征集立法建议项目做法是让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公印发有关利害关系人及相关专家，征求相关意见。基本上所有立法草案，无论在起草阶段还是在审议阶段都采用这种方式来让公众参与立法。座谈会上，包括主持人在内的所有参与人员均可自由讨论。一般不会对发言顺序、时间、次数做出限制。而论证会是就法案中的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问题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从科学性、可行性的角度进行研究并提出论证意见，必要时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得出论证结论。与座谈会不同，主持人在听证过程中只负责听取意见，一般不直接参与讨论、辩论。主持人在会后将听证会记录整理成听证报告书作为提交立法机关审议法案的参考资料。2000年，《立法法》把听证引入立法程序。对此，湖北、湖南、浙江、河南、等地都进行过公民列席和旁听立法的实践。委托社会力量起草法案，即立法主体或立法起草机关委托有关机构、组织或公民个人担任起草拟题交有关主体审议的规范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单独或联合以组织或个人的民意提出立法建议项目。

3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存在的不足

虽然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形式多样，在地方立法的过程中也比较注意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但与国外成熟的制度相比较，公众参与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3.1参与程序的可操作性欠佳

我国各类有关地方立法的条例对于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城西均予以规定，但这些规定属于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各种立法条例都在规则起草阶段规定了公民的参与，但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和任意性可能使参与陷入‘符号化’的尴尬处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各地虽然都原则性的规定了公众参与立法，但对哪些法规的制定和修改要引入公众参与，通过什么途径参与并不明确。对公民的意见如何提交，地方立法机关如何受理并对待这些评论、反馈，评论期间长短等，都还欠缺具有可操作性的详细规定。

3.2参与程序呈现立法机关主导化过强

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制度中，地方立法机关往往拥有很大范围的决定却，限制了国内公众参与的主动性，也影响了公众参与的公正性。诸如，在立法过程中需不需要公众参与，需要哪种程度的公众参与，用什么方法引导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听证制度中是否听证、如何听证、听证内容、听证参与人、听证主持人的确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全部由立法机关决定。

3.3公众参与方式不够便民。我国幅员辽阔，行政区域划分范围较大，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往往要付出较大的成本克服交通不便等困难。

3.4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公众信息知情度欠缺

普通公众大都关注自身眼前的利益和对个人及家庭关系更直接的问题，对于长远的大局性的与个人生活似乎无关的问题的关注度不够积极，对于这类的法案的制定也缺乏参与的热情。公众获取有关法规草案的信息有限，地方立法机关往往只公布草案而没有公布草案的说明和重要条文的解释，使得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信息不对称，有碍公众对法规草案的解读，也是导致公众缺乏对法案制定的热情。

4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制度的完善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公众参与地方立法上较为先进的做法，对于完善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制度的完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4.1完善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方式的改进

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程序规定得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不利于公众参与。参与程序的可操作性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公众参与能否有效的实现。因此我国在参与方式法定化的前提之下，应加强对参与具体程序的设置，提高参与制度的可操作性。借鉴美国多种参与方式的程序，丰富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方式。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的选择使用的程序，在兼顾公平的同时，有效的提高立法效率。我国幅员辽阔，为了使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民主化、科学化，便民的参与方式能使公众克服各种不便的困难。如一些公众，特别是偏远山区的农民，要参加听证会是要付出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的。充分的调动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积极性，同时均衡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加强公众和立法机关两者间的互动。

4.2完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配套制度

完善地方立法信息的公开制度。完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的公告制度。在公布形式上要多样，可以充分利用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各种新闻媒体进行法案的公布；在公布的内容上要全面，不仅仅公开法规草案，还应当尽可能地公开草案的说明、重要条款注释等。完善专家参与地方立法制度。专家参与地方立法可以帮助普通的公众更好的实现参与权并利用所拥有的专业知识更好的为社会公众与立法机关之间形成良好的沟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