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机制范文10篇

防范机制范文篇1

【关键词】道德风险;委托;防范机制

保障和改善民生一直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民生问题之一的居民看病问题也备受关注。医疗保险在解决居民看病难问题上提供了一定帮助。然而由于医保中信息不对称，实践中时有发生医患合谋骗取保费，或者患者过度消费医疗服务的行为。对于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的探究有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现有的市场环境及医疗保险制度下，分析道德风险的产生原因及过程，对我国医疗保险的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道德风险的防范提供依据。

一、相关文献梳理

（一）基于市场失灵的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研究。Arrow基于医疗保健特殊性及福利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方法，构建了医疗费用保险的基本框架，在给出三个竞争先决条件前提下，确认了不确定性下保险市场的缺失引发的市场失灵。Pauly在此基础上认为由于个人过度医疗费用被所有医疗保险购买者分担，个人并不会抑制自身的需求，导致医疗服务费用居高不下。提出包含免赔额和共同分担方式的保险。（二）基于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研究。H•lmstrom（1979）表明道德风险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引入委托关系分析，解决方法就是监督行动且将所得信息用于合同条款中，回答了何时将不完全信息用于改善合同及额外信息的最优利用方式。Kirkegaard（2017）将分析引入更多维度的道德风险问题。证明一旦满足局部激励相容性，则全局激励相容性问题与两类分布函数的比较问题是同构的。将道德风险的分析推进到了多信号多行为模式的多维阶段。（三）基于非经济因素的道德风险研究。李铁宁等否认基于绩效可测量的经济激励，借鉴国外关于“道德敏感度”的研究，构建了两阶段道德风险模型，设定道德敏感度可以完全理性化在不同阶段最优激励强度不同，因此激励约束政策也应进行调整。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整理可以看出，从委托理论模型出发，对影响道德风险的经济因素及非经济因素分别进行研究，为道德风险的分析提供了借鉴。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之上，构建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防范机制在现阶段相对来说比较重要。

二、防范机制的构建原理

（一）委托关系的界定。根据委托理论，定义在信息占有上处于劣势的参与者为委托人，而在信息占有上处于优势的参与者为人。文章研究的道德风险是在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之后产生的被保险人疏于防范的风险及过度使用医疗资源的风险或者是医疗机构过度供给的风险。针对这三种表现形式，对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三个主体进行关系界定。在投保人投保后，被保险人与保险机构之间，被保险人在信息占有上存在优势，可以决定自身的疾病防范程度以及疾病发生后的治疗需求，因此被保险人属于人，保险机构属于委托人。在被保险人与医疗机构或者医生的关系中，医疗机构或医生又在信息占有上相对处于优势地位，可以决定被保险人即患者的治疗方案及用药，因此医疗机构属于人，而被保险人属于委托人。另外在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中，因为保险机构是根据被保险人提供的医疗机构出示的单据进行赔付，所以保险机构在信息占有上处于劣势，属于委托人，而医疗机构属于人。在医生、被保险人、保险机构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明确看出：医生具有双重人的身份。（二）市场失灵和信息不对称。医疗保险中三方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医疗保险市场失灵也为道德风险的防范提供了方向。医疗保险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两方面（Ma,1997），一是疾病治疗的非合约性；二是治疗过程的非透明性。由于医疗保险市场的特殊性，医生在专业知识上的绝对优势以及疾病治疗的非公开性，导致信息不对称十分突出，而解决信息不对称使医疗保险市场趋向完全竞争市场对道德风险的解决极其重要。（三）利益驱使产生道德风险。在医疗保险中，医生，被保险人和保险机构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导致其中一方或两方利益受损，产生道德风险。处于信息塔顶端的是医疗机构，在这种优势下，加上利己主义的存在，医生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绩效工资的背景下，会诱使被保险人（患者）消费不合理的医疗服务，因此道德风险产生的概率很大。处于第二级的是被保险人，相对保险机构而言处于信息优势以及相对医生而言处于劣势的这种情况，对被保险人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产生道德风险的概率也相对较大。

三、道德风险产生过程的防范机制构建

（一）构建新型博弈模式。分析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产生可以看出，三个主体由于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趋使，在医疗保险的过程中进行博弈，选择较优策略。在防范道德风险的机制构建中，必须首先改变三方现存的关系，重点就是改变博弈模式。现在三方由于各自掌握的信息不对称，在相互博弈中多采取竞争模式，或者是医生与被保险人（患者）合谋的形式对抗保险机构，这种情形下医疗机构和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很大，因此构建新型的博弈模式是十分迫切的。构建新型智猪博弈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式。由于在三方关系中，保险公司处于劣势地位，其改变现状的办法就是联合处于信息塔顶端的医疗机构进行与被保险人的博弈。将博弈关系转化为合作博弈，扭转保险机构的不利地位。从被保险人的角度消除道德风险。（二）推动利益制衡体系的形成。根据上面提出的抽象化新型博弈模式，具象化为利益分解体系的构建。从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来看，防范道德风险就必须构建利益制衡体系。在医疗保险过程中，三方都坚持自身利益最大化，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很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因此利益的制衡就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思路就是“双挂钩”，医生的绩效要与被保险人（患者）的利益挂钩，还要与保险公司的利益挂钩，双方各自形成一种利益制衡。当医生成为患者利益的代言人的同时成为保险机构利益的代言人，就达到了利益的制衡。此时医疗机构起到了一个中介的作用，其自身利益取决于医疗保险机构和被保险人（患者）二者利益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也能控制医疗机构方面产生的道德风险。（三）构建信息合作交流平台。从根源上消除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构建信息合作交流平台是十分具象的手段。道德风险的产生源于信息不对称，按照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的合作博弈，双方之间共享信息是十分必要的，所谓的信息合作交流平台就是基于公开透明的原则构建医疗机构、保险机构及被保险人的所有相关信息，相互监督，遏制医生的不明收费，控制被保险人的过度消费，为保险公司制定合理的保费提供信息来源，并从根源上消除道德风险。目前构建信息合作交流平台更倾向于网络平台，成本相对较低，可操作性强。（四）设置激励—约束机制。在委托理论衍生出的激励约束机制中，给道德风险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思路。在面对医疗机构的双重人身份时，激励约束机制同样适用。不同于单向的激励约束机制，双重人身份要求设置激励约束机制时，采用联动激励约束机制。设计原则就是医疗机构作为双重人必须为保险机构和被保险人同时负责。所谓联动激励约束机制就是医生成为被保险人（患者）利益的代言人，并且要受到相应的约束，同时与保险机构之间也存在相应的激励约束，并且保险机构要为医疗机构提供相当的报酬。防范机制的构建除了以上四大方向外，还需要具体的辅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保险机构和医疗机构的信息合作，加快构建双方信息合作网络平台；二是尽可能组织被保险人定期体检，以外力增强被保险人的防范意识，从源头阻断被保险人疏于防范的心理，同时将体检信息及时录入信息交流平台；三是完善医疗付费制度，对自付比例的确定可以采取试点进行，按照分层抽样的方法确定试点，追踪各试点不同自付比例的医疗费用变化情况，最后采取差分法分析效果，确定合理的自付比例；四是加强监督管理，在委托关系中，给予人激励支付的同时要对人进行监督管理，提高监管机构的积极性。从医疗保险运作过程中，对三个主要主体进行监督管理，促使医疗保险体系规范性发展。

【参考文献】

［1］ArrowKJ.UncertaintyandtheWelfareEco-nomicsofMedicalCare［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3，53（5）:941-973.

［2］PaulyMV.TheEconomicsofMoralHazard［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8，58.

［3］H?lmstromB.MoralHazardandObservability［J］.BellJournalofEconomics，1979，10（1）：74-91.

［4］KirkegaardR.Aunifyingapproachtoincen-tivecompatibilityinmoralhazardproblems［J］.Theo-reticalEconomics，2017，12（1）.

［5］李铁宁，罗建华.基于两阶段道德风险模型的激励约束机制［J］.系统工程，2013，（2）：84-93.

防范机制范文篇2

一、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的基本内容

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是突出抓好预防腐败工作的长效工作机制，理论基础是廉政风险理论，主要做法包括风险防范体系和质量管理机制。廉政风险理论提出了“廉政风险”概念，对“党风廉政建设领域中可能发生腐败的风险”进行了识别和分类，形成了针对思想道德风险、制度机制风险和岗位职责风险建立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机制的总体设想。风险防范体系把“廉政风险”作为基本目标对象，通过前期预防措施、中期监控机制、后期处置办法，有效防范腐败发生的风险，降低或消灭腐败现象。质量管理机制把“风险防范的质量或成效”作为基本目标对象，实施“计划、执行、考核、修正”的PDCA循环管理，不断改进和完善风险防范工作。

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的主要做法

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在具体做法上主要涉及了风险防范体系和质量管理机制两个方面的内容。风险防范体系是针对廉政风险所采取的核心防范措施，质量管理机制是针对风险防范所采取的循环改进方法，可归纳为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分别在宏观控制和微观操作两个层面的具体做法。

（一）风险防范体系的主要措施

风险防范体系的建立具体应用了风险管理理论，包括前期预防措施、中期监控机制和后期处置办法。

前期预防措施是针对三类不同风险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对于思想道德风险，主要通过廉政教育、谈心活动和人文关怀实施预防；对于制度机制风险，主要通过听证质询、办事公开和权力制衡实施预防；对于岗位职责风险，主要通过公开承诺、述职述廉和民主测评实施预防。前期预防措施的设计要求是有效可行，便于评估和改进；以点带面，能够产生联动效应。

中期监控机制是针对前期预防措施的有效落实所进行的动态监控。包括信息监测、定期自查和垂直抽查等三类十项具体措施，其设计要求是具备“垂直管理”的特点，如信息监测对信访举报、行政投诉情况调阅，垂直抽查采取的专项检查、巡视督导的方式，都很好地起到了动态监控的作用。

后期处置办法是针对中期监控发现的问题，实施警示提醒、诫勉纠错和责令整改等三类六项处置办法，避免问题演化发展成违纪违法行为。后期处置办法创造性地延展了预防腐败工作的实施空间，在“软性教育”失效但又未触及“刚性惩处”的情况下，构建了一道“中间防线”，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挽救干部，最低成本地提高反腐倡廉工作成效。

（二）质量管理机制的主要做法

质量管理机制的建立具体应用了质量管理方法，形成了包括“计划、执行、考核、修正”等四个阶段的PDCA循环管理。

一是计划阶段。根据腐败行为的变化特点，结合反腐倡廉工作实际，界定廉政风险，重点查找工作实践中教育、制度、监督不到位和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等方面的不足，以预防、监控和处置为手段，建立相应工作领导机构，制定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相关方案和具体措施。

二是执行阶段。针对不同风险，实施计划阶段制定的风险防范管理措施，通过前期预防、中期监控和后期处置，建立起风险防范体系，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及时纠正不当行为，避免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演变为违纪违法行为。

三是考核阶段。按照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的考核标准，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单位各部门党组织、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分别通过差距分析、量化效果、评估反馈等方法，对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实施部门进行综合评估。

四是修正阶段。根据综合评估结果，采取“奖优惩劣、完善措施、跟踪督导、责任追究、归档备案”的方式，责令相关单位和部门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调整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措施，优化工作目标，进入下一个“计划、执行、考核、修正”工作流程。

三、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的组织实施

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党政主要领导对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负总责，纪检监察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组织、宣传、人事、财政（务）等部门参与配合，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体系。在区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由区纪委、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人事局、区财政局、区审计局、区人民检察院组成的区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纪委。各单位、各部门成立相应的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实施廉政风险防范管理，要按照分级管理、责权明确的要求逐步推进。区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质量管理机制的总体运行和风险防范体系中相关措施的执行；各单位、各部门根据风险管理理论，依照《*区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对思想道德风险、制度机制风险、岗位职责风险的防范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并执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实施细则，主要负责建立风险防范体系和配合完成质量管理机制运行中的具体工作。

四、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的工作成效

“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的概念一经提出，就被列为*区纪委20*年全年重点工作项目。区纪委跨部门组建了工作团队，并由主要领导亲自带领课题组重点立项研究。课题组历时8个月，完成了课题攻关、工作试点、文件起草等工作，目前该项工作已在*区全面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

（一）试点工作促成反腐倡廉制度机制建设有效深化

通过实施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参与试点工作的基层单位普遍在反腐倡廉教育、制度、监督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制度机制建设深入开展。区检察院继续建立健全“廉政档案”工作，针对“不能正确履职”情况，用具体明确适用的法律法规标示相应惩处办法，初步形成了“以人为点、以工作程序为线、以制度运行为面”的环环相扣的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机制。天坛街道利用党务公开专栏，公开主要领导干部“廉政风险识别表”，既强化领导干部的廉政意识和责任意识，又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确保“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进一步深化了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

（二）全面实施带来纪检监察系统工作状态明显改观

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为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开展工作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抓手。一方面，通过明显可见的工作成效，充分体现了纪检监察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使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切实增强了岗位认同感和工作主动性、创造性；另一方面，在务实创新的工作实践中，广大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高了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综合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防范机制范文篇3

关键词：供应链管理金融供应链风险管理

Abstract:Asthenewresearchareainsupplychainmanagement,financialsupplychainfocusesthatcashflowshouldcorrespondwithinformationandlogistic.Duetothegoal,thispaperestablishestheguardingriskmechanisminfinancialsupplychain.ItishopedthatwhattheauthorpresentedinthispaperwillstimulatethedevelopmentofsupplychainmanagementinChina.

Keywords:SupplyChainManagement;FinancialSupplyChain;RiskManagement

为适应现代市场竞争，带来规模效益，供应链这一企业经营运作模式应运而生。它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以及终端用户连成一个功能性网络，通过对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控制与整合，供应链上企业联结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实现了产品库存和商业交易时间的最小化。实践证明，加强供应链管理是其增强竞争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因而，对供应链的构成、运作与协调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供应链管理侧重于对供应链物流和信息流管理机制的设计和优化，通过整合物流与信息流以降低运作成本、提高效率，而较少将研究视角集中在伴随物流、信息流的资金流之中。

强调资金流在物流、信息流中整合和协调的供应链即金融供应链。在供应链的运营过程中，资金流的循环与增值是由现金转化为储备资金、生产资金、成品资金、结算资金，最终又转化为现金的过程。通过对资金流、物流与信息流的协调整合，可以保证供应链运营的顺畅以及资金的增值。与单个企业资金流的管理相比，金融供应链管理的范围更宽，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加复杂，影响也更加深刻。因此，要实施金融供应链的风险防范，应将金融风险与供应链风险结合考虑。

一、对金融供应链风险的界定

企业经营中面临的风险是指企业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的偏离程度，并且更强调引起经济损失的可能性。金融供应链风险则是指在供应链运营过程中，由于各种事先无法预测的不确定因素而带来的影响，使得资金流与物流的协调性下降，供应链金融成本上升，资金供给不足而导致供应链延滞或者中断的风险。

按照金融供应链风险的来源，可将其分为两类：外生风险和内生风险。

外生风险主要是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影响供应链资金流与物流协调顺畅的可能性。主要来源于市场利率、汇率变动而导致的供应链上企业融资成本上升；或者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法律修订等因素导致产品需求中断、供应链增值难于实现，由此引起资金循环迟缓甚至中断的风险。

内生风险主要是供应链上企业之间的不完全协作或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金融信用风险、贸易信用风险以及信息风险，如由于企业的违约而导致银行终止贷款，顾客信用等级评价失实而导致应收账款难以回笼，以及有关资金信息传递扭曲等问题。

对金融供应链风险的认识有助于全面防范和控制风险。强化对不可抗性较小的内生风险的预警机制和对外生风险感应的灵敏度，是金融供应链风险防范机制的任务所在。为此，必须增强资金流与信息流、物流的协调性、提升供应链的协作效应。

二、金融供应链风险防范机制的构建

1、金融供应链风险防范机制的构建思路

如上所述，金融供应链突出了资金流在供应链中的“血液”功能，强调资金流与物流、信息流的协调。如何实现协调，并在此基础上提高供应链在持续变化、不可预测的市场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增强灵活性，防止资金循环的迟缓或中断，确保资金安全、实现保值增值是构建金融供应链风险防范机制的目标。

所以，增强金融供应链的风险防范能力，必将以提高资金流与物流、信息流的协调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由原材料及中间产品的供应商、掌握核心制造技术的产品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以及第三方物流企业构成的供应链网络中，仓储、运输及配送等物流服务由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此外，它还将在供应链网络中起到信息中枢等重要作用，而其他企业则集中精力做好生产、销售等核心业务。在原材料的供应、产品的制造与销售过程中，第三方物流企业能够在提供仓储、运输和配送服务的同时及时获取原材料、产品的供需信息。即以联结消费者的零售商为起点，将有关产品需求的信息以及库存信息及时反馈于制造企业和供应商，以便制造企业适时调整生产以及对原材料、中间产品的需求。实时、可靠的产品需求及库存信息，能够有效较低贸易信用风险，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并且这种物流与信息流的集成交互状态，实现了物流与信息流的协调。在此基础上，第三方物流企业为其他供应链上企业提供融通仓服务，将金融业务与物流业务实施整合。例如，物流企业可以为供应商、制造商和销售商提供贸易，代办销售、采购合同的签订和收付款项的管理，并在此过程中对有关资金数据资料进行系统分析，实施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在分析财务状况的基础上识别风险，并分析风险对供应链造成的影响，及时反馈于其他链上企业；此外，根据对供应链上企业金融信用等级评价的状况，建立供应链综合金融信用体系，为其他企业提供委托贷款、担保等金融服务。这样既可避免链上企业单独建立金融信用体系的不必要重复和较高的金融物流成本，又能够克服单个企业在与银行的金融服务谈判中只考虑自身利益，缺乏全局意识的弊端。这种物流服务与金融服务的集成式管理，以为供应、制造、销售架设的物流、信息流桥梁为纽带，实现了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的协调，对降低供应链运营成本和金融信用风险、信息风险，并提高供应链对外生风险的敏感度大有裨益。

2、实现风险防范机制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方物流企业业务能力的提高。在上述风险防范机制中，第三方物流企业扮演着“物流服务商”、“金融服务商”、“信息提供者”等多重重要角色，这对于物流企业的业务能力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这些业务的实施状况也将直接决定供应链运营的成败和风险防范机制的奏效。

信息传输的及时准确性。信息流的传输覆盖了供应链运营的各个环节，在第三方物流企业这个信息中心汇集，经过分析、加工与整理，再反馈给各链上企业。若包含了资金状况的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发生扭曲而带来“牛鞭效应”，不仅不能防范风险，还会形成更多损失。由此，信息传

输的及时准确是风险防范机制实施的前提。

收益的公平分配。供应链是企业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但并不排斥个体利益的实现，否则就会出现因缺乏激励而带来个别企业的“败德行为”，甚至供应链的解体。链上企业公平分配收益，是实现共赢的最直观表现，也是确保金融供应链风险防范机制顺利实施的根本保障。通过谈判确定收益分配原则并在运营中合理调整收益分配方案是实现收益公平分配的有效途径。

三、相关保障机制的建立

防范金融供应链风险、形成供应链上企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赢格局，链上企业应当保持高度信任的状态，这可以通过订立契约，建立信息技术平台等措施加以保障。

1、通过订立各项契约保证信任

市场经济条件下，维系平等利益主体之间合作关系的基本形式就是契约，它将为供应链运营提供强制性的实施规则，保证各方提供完全信息。因此在供应链组建之初，就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协商、合作性谈判等形式订立各项契约。而在运营过程中，供应链上企业应严格遵照契约，保证信息的高度共享，提高协调性。为此，在核心企业选择成员企业的过程中，应将信用度的评价作为一项重要标准，对各拟加盟企业进行严格筛选，将企业间原有的关联交易外化为契约交易，尽量避免摩擦，提高供应链的运营效率。

防范机制范文篇4

（一）医院财务风险含义和危害。医院财务风险指的是在开展各种财务活动，包括会计行为和审计行为的过程中，由于各种无法控制的外在因素以及人为因素使得财务活动偏离了其预计目标，从而可能会形成经济损失。医院财务风险一旦发生，一方面医院各项财务活动将无法正常开展，导致医院财务管理秩序混乱；另一方面还会给医院带来经济损失，降低医院的盈利能力们甚至可能会产生财务资金链中断等财务危机。由于医院财务活动在开展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因素众多，所以其是否能如期完成预期目标存在不确定性，对于医院财务人员和管理人员来说必须要正确把握财务活动的规律，同时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尽可能地减少财务风险的发生或降低风险的危害程度。（二）医院财务风险发生的原因分析。2.1财务管理随意性较大。医院的各项管理中，虽然财务会计、审计工作和医院的资金运营直接挂钩，但是医院决策管理层对于财务管理却并不十分重视，随意性较大。尤其是在一些县级及以下的医院中，管理层往往认为财务管理就是记账管钱，对财务部门和财务人员没有予以应有的关注，使得财务部门的工作积极性受挫。另外由于缺乏长期的财务规划，所以对医院财务管理造成的不利影响是潜在的，短时间内并不容易发现，这就导致即使财务活动已经出现了问题但医院的决策层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2.2财务决策失误。医院决策层对财务工作没有进行应有的调查研究，在做财务决策时只是凭借自己以往的经验来制定，这就使得财务决策和医院实际情况不符，从而产生财务风险隐患。比如有的医院在投资管理上，在没有对投资项目进行切实的科学论证，也没有进行准确的绩效评估，对市场缺乏调研的情况下就盲目投资，就可能会引发项目高负债、低产出的严重问题。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将影响医院的长远发展。此外，由于决策的失误，导致对资金盲目占用，使得流动资金欠缺，从而影响医院财务活动的正常开展。有的医院年度支出结构上药品的支出比重较大，导致大量药品剩余，同时也影响了有限流动资金的效用，降低资金的有效使用率。2.3内部控制制度缺陷。医院内部财务控制制度上的缺陷是造成财务风险的重要因素，比如有的医院对收入控制缺乏有效的手段，有些医生便可能违法医院规定私自收费，或者让患者去私人诊所抓药以获得提成。类似的行为一方面造成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医院的信誉。上述现象主要是因为医院财务管理制度没有健全或者执行部门执行力度不够导致的，从而造成医院资金的流失，不但会形成财务风险，而且长此以往会阻碍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二、防范财务风险的措施

（一）健全自我平衡机制。自我平衡机制包括筹资和资金应用的平衡以及积累和消费的平衡。首先医院需要对资金进行科学规划和应用，保障资金的应用符合医院实际的需求。然后在资金筹集方面由于现在政府拨款给医院的资金较少，所以医院需要深入研究负债经营，适度的负债经营是有益于医院长远发展的，否则会使得医院后劲发展不足。但是一定要对债务进行清理，避免出现过度举债经营，同时合理运用财务信用，平衡资金应用和资金筹集之间的关系，提高资金的利用率。此外，关于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一方面适度的消费有利于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但是消费过度又会增加医院的成本，所以另一方面要重视积累工作，为医院提供物质基础。（二）健全财务风险防范机制。在医院财务活动开展过程中，如果没有有效的财务风险防范机制，财务工作就可能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出现财务风险。所以医院必须要重视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营造良好的风险控制环境，提高财务人员风险防范意识。此外，要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加强内部审计力度，在医院进行财务决策之前，可通过审计分析为正确财务决策提供数据参考。医院一旦发生财务风险，必须要对其进行总结和反思，从而在以后的财务活动中尽量避免再发生此类问题，同时也完善了财务风险防范机制。另外，医院在项目投资等运营资金使用和管理上，必须要加强风险防范。对于管理决策层而言，为了避免盲目投资，造成资金的浪费，需要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对市场环境进行调查，对可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有效评估。比如需要分析投资的回收率、报酬率和回收期限等。（三）健全自我约束和扩张机制。对于医院来说，其主要目标包括三个，即持续经营发展、扩大医院规模以及快速发展，所以实现财务方面的自我扩张十分有必要，但是必须要平衡自我扩张和自我约束之间的关系，医院的发展既要适度的扩张，又要有严格的约束。因此，医院首先应该对资金进行合理控制，清楚资金的流向；其次要完善财务资金运行管理机制，各个部门和财务活动环节中必须要制定明确的财务管理目标，使得资金的运营在财务计划范围内进行。也就是说财务资金运行管理机制应该是和医院的其他制度，比如财务管理、经营管理等是统一的。此外，任何医院的变动都要和医院整体发展规划联系起来，财务滚动计划必须是连续的，相互协调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想要保障医院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建立健全财务风险防范机制，通过制度的完善有效规避财务风险的发生，从而保障各项财务活动的有序进行，同时可避免经济损失，为医院带来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所以对于医院财务会计人员来说，必须要意识到财务风险防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可以从自我平衡机制健全完善、财务风险防范机制健全以及自我约束和扩张机制完善等三个方面完善医院的财务管理制度。在实际的工作中也要将这些制度的建立健全当作工作的重点，从而有效避免财务风险的产生。

参考文献：

[1]敖检根,万贻平.公立医院负债经营的风险规制[J].中国卫生经济，2012（1）.

[2]刘清芝,陈万春.公立医院财务管理理念、机制及方式创新[J].中国卫生经济，2012（7）.

防范机制范文篇5

市纪委10月15日在金都宾馆召开了全市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试点工作会，会上市纪委常委钟明祥同志传达了全省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现场会精神，安排部署了全市廉政风险防控试点工作，根据市纪委常委会决定，包括我委在内的八个重点部门从今年10月到明年2月在全市率先开展试点工作，明年上半年在试点基础上全市各区市县和所有部门全面推开这项工作，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赵田在会上还作了重要讲话。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今天专门召开这个动员大会，对全市交通系统的廉政风险防范工作作出安排。

（一）认真开展风险排查，准确查找风险点

开展廉政风险排查是试点工作的第一阶段，时间安排为今年10月—11月，试点单位要从四个方面下功夫。

一要在宣传发动上下功夫。要通过召开党委（党组）会、党员组织生活会、干部职工大会等形式，广泛宣传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基本要求，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廉政风险的客观存在和现实危害性，切实增强开展试点工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在广大党员干部中营造积极支持和主动参与试点工作的良好氛围。同时，坚持部门统一组织、干部人人参与的原则，在对每个部门、每个岗位、每个人员的职责定位、法定权限、工作流程进行全面梳理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试点方案，明确试点内容。

二要在风险排查上下功夫。按照领导岗位、中层岗位、重要岗位“三个层次”，围绕事权、人权、财权、管工程、管项目等涉及到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采取自己查、相互找、组织点、社会评、上级审等多种方式，从思想道德、制度机制、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外部环境等方面，找准廉政风险点。在领导岗位风险方面，要重点查找自身在重大事项决策、重大项目安排、重要人事任免和大额资金使用等方面容易产生腐败行为的廉政风险；在中层岗位风险方面，要根据科室职责定位，重点查找个人在行使业务处置权、内部管理权和自由裁量权等方面存在或潜在的廉政风险；在重要岗位方面，要对照岗位职责、工作制度，重点查找个人在行使自由裁量权和业务处置权等方面存在或潜在的廉政风险。

三要在等级划分上下功夫。根据行使权力大小、与企业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程度以及可能产生腐败的机率，将岗位分为三类风险管理类别。一类包括单位领导班子正、副职岗位；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具有行政审批权和执法权，直接面向企业和服务项目的科室。二类是指具有一般经济管理、社会事务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的科室。三类则是除一类、二类以外的其它科室。风险等级分为红、橙、蓝、绿四级，每个单位内设岗位的廉政风险等级确定，必须按照单位干部职工评议、班子集体研究、向社会公示的方式进行评估。

四要在档案建立上下功夫。经单位研究确定的廉政风险点与防控措施，要坚持单位主要领导与重点岗位责任人签订责任书的方式，层层落实任务和责任；要坚持重点岗位责任人对责任内容进行公开承诺的方式，统一制作廉政警示牌，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和信箱，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要建立廉政风险信息档案库，将单位排查出来的廉政风险点和防控措施，按职级和业务进行登记，按层级建立廉政风险点目录，存入单位廉政档案，实行集中管理，为本单位本部门廉政风险的分析、预测、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二）制定防控措施，推进“制度建廉”

制度防控措施是试点工作的第二阶段，时间安排为2010年12月—2011年1月，工作任务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绘制工作流程。根据单位职能，明确工作运行程序和权力运行轨迹，抓住决策、执行、监督检查三个关键环节，分析查找现有工作流程中可能导致腐败行为易发多发的环节和部位，通过进一步理顺职能、明确职权、落实责任，重新制定科学合理、高效有序、可行管用的工作流程，最大限度堵塞权力运行监管漏洞。

二是完善工作制度。在优化工作流程的基础上，以落实和修订完善现有规章制度、规范权力运行、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根本，根据不同的风险等级，制定有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防范措施。要坚持对事不对人的原则，以职责设定岗位、以岗位设定流程、以流程设定制度，重点抓好民主决策、岗位职责、程序控制、干部管理、职务消费和责任追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切实增强制度的执行力。

三是健全防控措施。根据岗位廉政风险不同等级，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责。一类中的班子正职、副职岗位由纪检监察机关直接监管，一类中的其他重点岗位与二类由派驻纪检组（纪委）协助单位主要负责人监管。三类由单位分管领导和派驻纪检组（纪委）共同监管。要全面推进决策程序、办事程序、工作流程、内控制度、监督方式“五公开”，对确定的廉政风险，要在划清权力界限、规范操作程序的基础上，锁定履职权限、规范工作规程、控制自由裁量权，切实做到风险定到岗、制度建到岗、责任落到人。

四是建立预警机制。建立健全廉政风险动态监控和定期检查分析制度，及时发现存在或可能发生的廉政风险，发出预警信号，避免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演变为违纪违法行为。对国家公职人员，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采取警示提醒、警示诫勉、警示追究等方式进行预警处置；对部门和单位，要采取对责任领导诫勉谈话、责成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等方式进行预警处置；对新发现的腐败风险，责成有关单位和个人及时制定防范措施。必要时，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可直接对有关地方、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实施预警处置。

（三）试点评估优化，总结提升经验

试点评估优化是试点工作的第三阶段，时间安排为2011年2月，其主要任务是分析试点质量、评估试点效果、总结试点经验。

一要抓好试点质量的分析。主要查看组织领导是否健全、责任分工是否明确、风险查找是否深入、防控措施是否得力、预警机制是否健全、制度执行是否有效、监督检查是否到位、考核办法是否科学、防控效果是否明显等。

二要抓好试点效果的评估。试点单位要认真开展自查自评，总结经验，查找不足，改进提高。市纪委将在各单位开展工作的基础上，对试点单位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进行统一评估，并同步跟进建立教育、培训、督查、考核、整改等各项配套辅助措施。

三要抓好试点经验的总结。针对评估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各单位各部门要着力整改提高，健全完善制度，堵塞风险漏洞，提升防控水平。同时，要总结成功经验和做法，形成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和流程。

下面，我再对我们系统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提出几点要求：

1、各单位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迅速建立起组织机构，落实专人负责，各单位各部门联系人名单、电话报委监察室以便于工作联系。

防范机制范文篇6

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融秩序；治理与防范

近年来，非法集资类案件密集频发，其涉案金额巨大，投资人损失惨重，造成社会不稳定。尤其以2018年至2020年各种类似“P2P”、理财公司频频“暴雷”为例，其不仅对人民群众的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造成了部分地区紧张的社会矛盾，对社会造成的动荡不可谓不大［1］。时至今日，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犯罪的治理与防范，依旧任重道远。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背景

我国于1995年出台的《商业银行法》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注，擅自设立商业银行，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商业银行不得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利率以及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2］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该决定第七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进行了具体规定，设定了最高十年的有期徒刑，到1997年《刑法》修正时正式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中的第七条纳入进来，于《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作出规定。1997年《刑法》除了将上述第二款规定中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修改为“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进一步明确犯罪的单位与这些自然人之间的归属关系外，其他的内容未作变动，一直沿用至今。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现状

近些年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金融违法犯罪呈现明显上升的势头，以重庆市某区办理的非法集资案件为例，2016年发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案件15例，涉案金额4．38亿元人民币，打击违法人员26人，涉及投资人4941人；2017年发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案件20例，涉案金额9．21亿元人民币，2018年发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案件19例，涉案金额1．46亿元人民币，打击违法人员30人，涉及投资人4167人。由此可见，近些年，非法集资案件多，涉案人数多，投资人损失大。同时，非法集资手段主要以理财产品“高额回报”，公司发行债券募资，基金产品，数字货币等方式诱骗投资人进行投资。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现象成因

非法集资扰乱金融秩序，乱象横生，引发社会秩序混乱，究其根源在于法律上滞后，经济上失序，社会治理不完善等因素造成的现象。具体原因如下：（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律适用不明，取证难，违法成本低。在现行刑法体系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对于其他侵财型犯罪，在违法打击及预防方面更复杂，更困难。以盗窃、抢劫等普通侵财型违法犯罪为例，在证据提取过程中需把握违法人员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行为手段的非正当性，客观上造成危害结果等证据即可，具体来讲此类案件可以提取作案的监控视频，违法分子销赃渠道，提取生物证据，手机基站定位等等。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虽然《刑法》将其叙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其在事实认定及证据提取上则与普通侵财案件存在明显差异。首先，非法集资类案件涉案的相关事实一般通过调查犯罪组织，传播集资信息，集资方式及行为，资金去向及用途等方式收集证据。相较于普通侵财案件，非法集资类案件需要固定的组织人员且形成严密的组织层级，外观上又形成上下级单位、总分公司等复杂的组织机构，从业人员具有一定金融知识，作案方式有一定专业性。其次，随着互联网经济发展，非法集资案件又披着“P2P”、网络银行、网络信贷等名义示人，引诱投资人上当受骗，同时让侦查机关在证据收集及司法机关就违法与否的事实认定上带来疑惑，虽然现行法律有相关明文规定违法行为及特征，但实践中以法律条款应对专业的金融知识，以交易流水、资金用途、网络后台数据等技术信息推断违法人员主观故意是否又可行。单就违法行为来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非法集资诈骗的行为方式何其相似，甚至从主观目的上看两者不法分子似乎都一定程度上有着不法占有的目的，但实际上非法集资诈骗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主观认定要求更高，证据要求更严格，导致非法集资诈骗定罪难。最后，非法集资案件因涉案资金庞大，追踪难度大。犯罪分子为隐匿资金去向隐匿真实用途，又采取假投资真套现，境外隐匿，地下钱庄过账洗钱，多渠道分散资金等方式隐匿资金去向途。因此，相较于普通侵财刑事案件，一件非吸案件跨越了工商、税务、审计、金融、反洗钱等专业领域，资金追踪难度高，侦查办案难度大。（二）经济结构不合理，货币政策不完善，通胀恐慌加剧。如今，我国经济通过30年来的高速增长后处于一个调整期，需要通过创新技术水平，发展高端产业持续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进而为广大群众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以满足社会总需求的需要。但现实状况是，社会总需求持续上升，而社会总供给却又难以全部满足，社会供求关系可能出现失衡风险。人们增强了通货膨胀的预期，增加货币贬值的担忧，为保证财富的保值增值心理，刚好被不法分子也借此打着各种“低风险”“高回报”的幌子大肆欺骗投资者投资，为非法吸资行为提供了客观的社会物质基础。（三）社会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监管机构监管不足。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系中，居于首位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其主要从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拟订或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其工作具有全局性和宏观性。其次是中国银行与保险监督委员会，其职责在于依照法律法规监督管理银行业和保险业，维护银行业和保险业合法、稳健运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其以市场准入、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制定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规则等方式监管全国的银行和保险业。最后，在全国各地方则有省、直辖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及市县一级的金融办。金融监管局主要职责在于组织、协调或配合有关部门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监管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及监管投资公司、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制定地方资本市场发展规划（计划），起草金融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和规范性文件等制度性工作。市县一级的金融办职能主要是起到组织、协调或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各项金融管理工作。这种监管体系设置的初衷原本是为了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空白，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着不足。首先，银保监会所监管的对象是全国的银行和保险业，让银保监会制定监管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等行业制度有其合理性，但是对上述公司、行业的监管却应由作为政府部门的金融监管局及金融办来承担。如此设置监管体系有利之处是便于银保监会集中精力加强对保险业和银行业的监管，不利的却是作为政府机构的金融监管局是否有足够的专业技能及人才对辖区内名目繁多的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等经济主体进行有效监管，同时作为县市一级的金融办是一个组织协调机构，虽然熟悉辖区情况但无具体的监管措施。因此，在全国范围看银保监会监管力度受客观条件局限，在地方监管上又形成头重脚轻局面，最终反而不利于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其次，在现今市场经营主体中，私营经济尤其是小私营企业从银行获取资金条件较高，其获取资金的途径来源于小贷公司、担保公司、财务公司等有一定资金借贷功能的商业机构，也甚至包括其他非法渠道获取高利贷。市场经济下，各种融资机构鱼龙混杂，也对政府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有需求就产生了相应的供给，也为不法分子各种名目非法集资行为提供了漂亮的外衣。最后，在现有监管机制下，主要目的是封堵金融漏洞，防范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虽然在短期内打击防范金融风险方面颇有成效，但是整个社会并没有在现有监管机制下形成良好的金融运行体制，社会诚信体系、违法问责体系尚未建立。金融监管的缺失，社会没有一个完整的诚信体系，无形中降低了融资业务的进入门槛，使得大多数人在没有取得资金结算业务的情况下即能进入融资服务的行业。在监管部门查到的情况下又没有违法问责体系，打击与否又成了执法人员自我随意取舍而不受责任追究的形式主义。

四、构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防范机制

（一）科学立法，完善司法，培养专业人才队伍。随着经济的发展，现行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也凸显了出来。首先，需要加强立法，以尽快适应社会的发展，有效提高现行《刑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性，提高法律法规的适用性。其次，因非法集资类案件往往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造成受害人损失也巨大，有必要进一步从法律上明晰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理清集资诈骗罪主观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以违法分子行为推导主观认知。最后，针对金融类犯罪案件办理取证难，办案过程复杂的现状，除在专业技术，软件设施，网络硬件上增加投入外，还应该从跨领域、跨专业方式入手着力培养办理金融类案件人才队伍建设。（二）促进经济合理运行，保持货币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物与物交换的媒介，而货币之所以能流通于世其本质在于人们对货币价值的信心。如果过度超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不仅会推高商品价格增加营商成本还会造成社会民众恐慌，诱发投机心理，为不法分子以高息为诱饵实施非法集资行为造成可乘之机［3］。保持央行货币发行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使央行审时度势，适度地发行货币，维持币值的稳定，币值的稳定可以稳定社会人心，遏制炒作之风，从源头抑制非法集资的温床。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保持央行的独立性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如美国的美联储，欧盟的欧洲中央银行，英国的英格兰银行等均强调央行货币发行的独立性以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同时防范、遏制经济风险。近些年，有不少呼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独立性的声音，但是根据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在国务院领导下工作。因此，要配套法律法规保障央行独立行使货币发行职能，客观、合理、科学地制定货币政策。（三）银保监会要姓“监”，完善监管体系建设。银保监会是监管机构，银保监会的职能应该侧重于监督而非管理，如果银保监会以管理为导向非但不能起到防范金融风险的作用，反而会造成什么事都管不过来的混乱局面。要以事前的监管为主，对社会上银行业、保险业、小贷行业、信托行业等行业应以银保监会监管导向为主，各金融监管机构接受其指导，建立统一监管标准准则，统一业务技术平台，自上而下形成全覆盖的监督体系。（四）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畅通经营者融资渠道。非法集资能够存在，除了不法分子表面上混同于民间借贷使得司法认定难以与合法的民间借贷难以理清外，还在于客观上民间经济确实存在贷款难的问题，从小贷公司、财务公司、担保公司等非常规渠道获取资金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4］。虽然近些年以来国家以政策扶持民营经济，也鼓励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输血，但是实际的效果并不理想。从市场的角度看民营经济的规模和资产背景不如国有经济，现如今盈利状况也大多不及国有经济，造成银行评估放贷资金时难以得到安全保障，故而难以放心发放贷款。因此，通过市场的行为，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优胜劣汰，让优秀的民营经济获取持续盈利的能力，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民营经济，优秀的竞争力，良好的盈利能力都是优质的资产，也是受青睐的资产，即便没有政策的扶持也能从银行等正规渠道获取贷款。让市场参与者从正规渠道获取资金，从源头上遏制非法集资的温床。（五）建立并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治也离不开诚信，在参与市场建设的三个主体中，既要约束企业、个人，也要约束政府行为［5］。作为企业、个人在市场竞争中要讲诚信，良好的诚信既是一种声誉也是获取竞争优势，获取资金的保证。建立以约束个人、企业、政府以及其他组织的诚信机制，并透明化，将不诚信的参与者排除在市场之外，让不诚信者付出高昂的成本，从源头上将不法分子排除出市场经济，营造合法有序的经济环境，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不滋生非法集资行为的土壤。

参考文献

［1］刘春丽．我国P2P网络借贷风险及监管对策研究——基于近期P2P平台“暴雷”事件［J］．经营者，2019，33（3）：100．

［2］印小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实证研究［J］．职工法律天地，2018（8）：174．

［3］庞海峰，景楷淇，邱鸿意．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和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9（20）：123-125，131．

［4］盛浩．融资型民间借贷的刑法规制界限——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切入［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9，20（4）：99-104．

防范机制范文篇7

关键词：林业碳汇；风险来源；风险防范

1林业碳汇项目的发展现状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如何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以改善生态环境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1]。森林进行光合作用时能够从大气中吸收并固定CO2，从而减缓气候变暖的速度，因此森林的“碳汇”功能具有至关重要的生态意义[2]。林业碳汇项目是林业碳汇进行开发、交易及碳汇价值实现与管理的重要载体，且对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多重作用[3]。因此，大力发展林业碳汇项目对我国来说至关重要。虽然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人均森林面积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总量也相对不足，但是通过模型计算发现，我国森林碳库呈稳定上升的趋势，因此，中国林业碳汇的发展潜力也不可小觑[4]。目前，我国的林业碳汇项目主要包括清洁发展机制下的碳汇造林项目、中国自愿减排（CCER）林业碳汇项目以及其他碳汇造林项目三种类型。其中，我国已注册的清洁发展机制造林再造林项目共五个，主要分布于广西、四川和内蒙古等地。相较清洁发展机制下的碳汇造林项目，中国自愿减排林业碳汇项目数量较多，项目公示共98个，广泛分布于广东、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北京、江西、湖北等森林资源丰富的地区。而其他碳汇造林项目主要由国内外各地政府、国内外企业与组织团体开展的造林活动、森林经营活动、碳汇计量活动等构成[5]。

2林业碳汇项目风险来源分析

林业碳汇形成的周期较长，且面临着众多自然和人为风险，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易对林业碳汇的价值产生不利影响，仔细分析并防范风险来源对林业碳汇项目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意义。2.1碳泄漏风险。碳泄漏风险是林业碳汇项目的重要风险来源。林业碳汇项目都具有一定范围的项目边界，即由项目活动范围所划分出的碳吸收和碳排放的边界。碳泄漏则指在项目边界之外发生的由于该林业碳汇项目造成的碳排放或碳吸收的增加。发生碳泄漏必须将泄露的碳汇量从项目累积的碳汇中扣除。碳泄漏可分为主要泄露（行为转移）和次要泄露（市场泄露）。其中主要泄露是指由于项目的施行要对原先在该边界内进行的行为活动进行适当限制或禁止，若这些行为活动转移到项目边界外进行，则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次要泄露是指项目导致某种商品的市场供求变化而引起的泄露。例如，如果大规模的再造林活动取代了当地原来的农业活动（如种植水稻）。水稻的市场供给就会减少，假设大米的需求缺乏弹性，那么大米的市场价格就会供不应求而上涨。这可能会刺激其他地方的农民砍伐树木来扩大水稻的种植面积。可以看出，主要泄露一般比较容易防范，但次要泄露影响巨大而不易防范，一旦发生，会使林业碳汇项目产生大量的碳泄漏，这将对林业碳汇项目预期产生的经济价值产生极大损害，不利于林业碳汇融资的开展。2.2第三方机构不健全。第三方机构主要是指碳汇交易的经纪人、测量、监测及认证等机构。经纪人主要负责搜集信息、撮合交易，有效节约交易双方的信息搜寻成本、提高经济效率。测量和监控机构是由交易市场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审议核查机构，承担分析林业碳汇项目和基线设计可行性的责任。认证机构主要负责核实颁发碳汇证。测量、监测及认证过程会直接影响项目的价值，因此出于公平、公正、专业、权威的角度，这些工作都应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完成，才能让交易双方及金融机构信服。然而，国内目前经国家备案通过的、具有林业方面审定与核证资格的第三方机构仅有6家。国内权威的第三方机构数量较少且类型单一，第三方机构的不健全可能会给碳汇交易、碳汇融资造成障碍。2.3相关技术不完善。林业碳汇活动主要以林业碳汇项目的形式进行，而不同市场对林业碳汇项目的准入标准不同，涉及不同的技术要求。在项目申请及实施过程中，要始终满足这些技术要求，否则会影响碳汇项目的顺利开展。然而，我国林业碳汇相关技术发展还不完善，项目的基准线难以确定、额外性难以衡量，碳汇计量与监测存在困难。基准线是指在没有实施任何林业碳汇项目时，项目边界内的初始碳排放量。额外性是指因碳汇项目的实施而产生的减排量相对于基准线的碳吸收量而言是额外的。基准线的确定是判断项目是否产生额外性的前提，而额外性又是碳汇能够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前提。因此，基准线的确定、额外性的衡量，是林业碳汇项目得以开展的基础，而随着碳汇项目的实施，及时对基准线和额外性重新设定、不断调整，是碳汇项目后续顺利实施的有力保障。碳汇计量与监测技术属于林业范畴的问题，目的在于将碳汇量化并转化为经济价值。碳汇计量与监测技术是林业碳汇项目得以开展的技术保证，否则无法得知碳汇项目能够产生的价值量，交易也就无法进行。得到项目所处区域的森林碳储量减去基准线才能得出能够交易的可认证减排量，由此量化碳汇项目的经济价值。综上可知，基准线的确定、额外性的保证、碳汇计量与监测技术的完善是林业碳汇项目实施的前提，技术不过关，很难准确测量碳汇量，判断项目的可实施性，也很难准确量化出项目的经济价值，给买卖双方的交易带来障碍。此外，只有准确预测碳汇项目的经济价值，保证碳汇项目的盈利能力，才能激发金融机构融资给林业碳汇项目的积极性。2.4碳汇价格波动风险。一般产品的价格由生产成本、流通费用、赋税、利润四部分组成，理论上林业碳汇的价格也应如此，但与一般商品不同，林业碳汇服务商品的生产成本受诸多内在自身特殊性和外在因素的影响而难以核算，导致碳汇价格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而林业碳汇融资的关键就在于碳汇的预期价值能够还本付息，因此碳汇价格的波动会给融资带来一定困难。具体而言，碳汇价格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2.4.1林业碳汇自身特殊性。一方面，林业碳汇与工业减排相比成本较低，此外，森林在发挥固碳作用的同时，在涵养水源、保持生态多样性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社会带来更大的生态效应。尤其对于减排技术较为落后的国家而言，林业碳汇项目无疑更具吸引力，由此给林业碳汇价格带来正面影响。另一方面，森林资源的生产周期较长，人为活动、病虫灾害等会给林业碳汇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又会加剧林业碳汇价格的波动。2.4.2全球碳市场价格。林业碳汇项目是全球碳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全球碳市场的价格发生波动必然也会影响林业碳汇的价格。而碳市场的价格又广泛受到国际国内的政策风险、监测和审核标准的认可度、项目的融资能力和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遭受的自然风险、人为风险等因素的影响。此外，自《京都议定书》实施以来，还有很多条款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各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全球碳市场交易还未形成自上而下相互协调的机制和标准，未形成统一的碳交易体系，不能充分发挥碳市场的价格发现、信息传递功能。2.4.3交易双方的议价能力。在供需较为平衡，不存在买方市场或卖方市场的情况下，交易双方的议价能力会直接影响碳汇价格。而双方的议价能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是基本决定因素。此外，交易双方所掌握的市场信息、专业知识、行业经验则是影响议价的核心要素。在没有交易中介参与，买卖双方直接交易的情况下，由于买方一般是发达国家，而卖方以发展中国家居多，一般买方相较卖方具备更强的议价能力。在交易中介参与的情况下，一般是由交易中介根据买方的报价和卖方的信誉、实力，负责买卖双方的匹配、协商、谈判，双方的议价能力主要通过交易中介体现。2.5政策变化风险。林业碳汇交易建立在实施碳减排法规的基础上，政策变动会对其产生重大影响。政策变化风险是指由于项目国的政治及政策或者国际相关气候的政策变动而使得正在实施的林业碳汇产生不确定性。如美国先后于2001年退出《京都议定书》、2017年退出《巴黎协定》，这些举动必然会对美国境内正在实施的林业碳汇项目、及美国有减排需求的企业为买家的林业碳汇项目的实施造成一定影响。此外，新的国际气候政策很有可能采用新的林业碳汇项目方法学，导致正在实施的林业碳汇项目无法满足新标准。政策变化会给林业碳汇项目带来巨大的风险，极大地增加了碳汇项目收益的不确定性，会加大金融机构给林业碳汇项目融资的顾虑。

3风险防范措施与建议

防范机制范文篇8

一、金融风险的识别与分析

（一）信用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偿债能力弱，面临社会弹性风险，即资本流入国存在较大的种族宗教冲突、环境规制、资本、人员与劳动力管制及政府稳定性等方面的风险，宗教差异使得银行商业贷款难以参与，给银行产生信用风险（表1）。2014年银行不良贷款占比高于国际通行安全标准的国家占沿线国家总数的一半以上；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23.55%、21.21%和12.27%。

（二）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是指因汇率变动引起以外币计价资产或负债的价值上升或下跌引起的损益，存在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金融活动中。沿线国家大多币种偏小、风险等级偏高、国际流通性较差，汇率波动大。在印度、南亚、中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为便于项目投资的资本运营，普遍收取当地货币，这样与人民币汇兑存在汇率风险。2010年至2016年6月，白俄罗斯货币兑美元的汇率由每美元兑2979卢布贬值至每美元兑20053卢布，2010年至2017年3月缅甸货币由每美元兑5.63缅甸元贬值到每美元兑1360缅甸元。汇率波动造成本国经济不确定性、负区域外部效应，也是金融风险的重要源头。而人民币便利程度低，沿线区域市场缺乏人民币与当地货币的互惠、互换机制，缺乏汇率风险对冲工具，汇率风险很难对冲。其主要原因是缺乏相对稳定的货币体系，金融体系脆弱。一是期限错配。东亚地区经济增长最快，需要大规模长期投资，而流入该地区的资本多为短期资本，由于短期资本频繁流动，很难满足长期投资需要。二是货币错配。本地区相互间贸易量很大，双方计价和结算使用第三方货币，若区外货币美元稳定充足供应，贸易正常开展。若区外货币美元流动性不足，该区域即使有需求，相互间贸易也无法完成交易。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是最大橡胶出口国，中国是最大的橡胶进口国，双方计价和结算使用美元。三是结构错配。本地区外汇储备、储蓄充裕，但是金融市场欠发达，造成外汇储备、储蓄外流，该区域反而需要动员区外资金投资于本区域。

（三）经营风险

CGIT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5年6月，中国海外工程投资累计已达3551亿美元，但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失败的43个项目中有31个为基建类投资，金额为477.8亿美元，项目与金额分别占比72.09％与62.21％。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失败的基建类项目数量、金额占比分别比同期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水平高出13.65%和5.56%，中国企业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大型基建项目失败率较高（表2），其中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很难保证获得投资收益，可能会造成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的巨额亏损。其原因主要是投资于高风险地区，或投资项目不符合东道国的环境保护要求，或通过寻租等非正规渠道取得投资项目，经营风险是引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损失的首要原因。

（四）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资源丰富，经济结构单一、波动性大且依赖外部市场，是由不同大国领导的多个双边合作组织的成员。“一带一路”倡议会触及原有区域组织中的大国利益，在大国的争夺下，沿线小国参与“一带一路”的立场不确定性，而且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其充当了大国间的战略缓冲，地缘政治争端、宗教冲突不断，存在主权信用级别下调的风险。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纷纷提出自己制定的区域和国家发展战略，这些战略与“一带一路”不完全相同，如中巴经济走廊与巴基斯坦正推进的区域开发战略存在空间错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分析显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失败项目25%源于政治干预，其中8％在投资前环节中遭到东道国政治势力阻挠。战略动向转变和政治风险是“一带一路”地区投资的最大金融风险。

（五）法律风险

海外投资目的国在法律法规内容、法律体系完善程度、执法环境等差异明显，东道国尤其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税收等与中国法律法规差异巨大。1、一些地区司法偏颇、执法随意、法律软约束，按照正式规则解决争端难度大，很多协调需要部落首领，人为因素多。仅靠政府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容易陷入各种法律风险。2、不少国家和地区没有贸易自由化的政策，贸易保护严重。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进口和出口需要数十个文件，完成出口手续需要数月。3、部分国家针对中国产品频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印度是“一带一路”沿线的次区域大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中发起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由此容易引发声誉风险。

二、加强金融风险应对和管控

（一）实现多层次地域监管合作

一是完善金融风险预警体系。完善国际游资的风险预警体系，对汇率风险、信用风险等设立预警指标，如偿还贷款率、延期付款率等。对金融风险进行分类分级综合管理，针对不同级别的风险制定多层次应急防范措施。二是利用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沟通协调，做到各国监管信息无时差共享和跨区域网络联合监管，提升在重大问题上的政策协调和监管一致性。也可以共同成立金融稳定基金，建立金融风险国别援助机制。三是构建现代化的监管机构，由“官僚式”运营方式改变为兼具专业经纪人的运营方式和政府监管的双层模式。四是利用政策性金融机构规避风险。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国家专门为“走出去”企业风险设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承保国家风险和买方风险。国家风险包括买方国家收汇管制、政府征收、国有化和战争等；买方风险包括拖欠货款、拒付货款及破产等买方信用风险，以及开证行或保兑行风险引起的买方银行风险。

（二）防范政治风险、法律风险

一是政府部门（如商务部、央行等）应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重点国家和地区的风险评估和风险信息，如“一带一路投资安全指数”，为企业提供海外投资金融风险信息服务和解决方案；利用外交手段同相关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提供经济外交支撑；利用国际法制规则应对风险。二是企业应评估重大投资交易的政治风险；参加包括世界银行、各地区性国际开发银行提供的海外投资保险，转移风险，或通过购买保险和创新性的金融工具规避风险。三是沿线国家在重视各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协调各国的产业限制、劳动保护法、贸易壁垒等，构架普适性法律监管组织和规章，使谈判协商等争端解决机制常态化，保障投资人和母国的利益。

（三）加强企业风险管控机制

一是完善风险管理体系。企业加快建设风险计量与风险评估管理平台，尤其要加强汇率风险管理。对事关全域的重大项目优先部署；对国家间关系相对稳定、合作意愿强烈、容易达成共识的项目优先考虑；明确国家、地方、城市不同层次的分工，确定不同类型地区的重点任务。二是设立海外投资风险补偿基金，提升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缓释能力。三是提供金融支持。中资金融机构可通过融资、结算、保险机制创新，产融结合来解决融资风险；通过并购、完善网点布局等途径，提高抗风险能力。四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竞争力，降低经营风险。

（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防范机制范文篇9

一、县乡财政风险的现状与负面影响

对于财政风险不同的研究者通常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其不同的具体界定。但我认为迄今为止刘尚希的定义较为全面而又简洁地概括了财政风险的本质。根据这个定义所谓财政风险是指“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不足以履行其应承担的支出责任和义务以至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受到损害的可能性。”据此可以推论财政风险并非单纯的财政部门风险而是政府和整个社会经济系统最终面临的公共风险。财政风险与财政困难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财政困难是针对现实的具有确定性而财政风险是指向未来的具有不确定性。现实的财政困难如果不消除就会转化为未来的财政风险。但是当前乃至今后的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甚至自然条件的变化都会影响未来的财政风险。对于财政风险可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财政风险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债务风险即财政缺乏清偿能力是财政风险最主要、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刘立峰。财政风险一般具有体系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三重特点。

当前在我国大多数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县乡财政风险问题较重且呈日趋加重之势。主要表现是一县乡政府的负债种类繁多、规模较大且有不断扩张之势呈现负债问题严重化和隐性负债显性化、或有负债直接化并存发展的特征。特别是近年来县级财政的赤字面不断扩大乡镇负债普遍化的趋势已在县市级迅速蔓延。二县乡财政的增收渠道不畅财政收入的增长赶不上财政支出的扩大导致其债务清偿能力的增长比较缓慢财政收支缺口不断扩大负债规模远远超出可用财力。

从大量文献研究和笔者的相关调查来看日趋严重的县乡财政风险问题已经并将继续产生以下负面影响。一影响县乡政府的正常运转甚至导致县乡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工作陷入恶性循环。二妨碍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增加甚至形成政府运转支出挤占公共建设支出、农村公共品供给只能依赖借债或罚款的局面。三削弱县乡财政的支农能力导致实际的财政支农只能依靠中央和省级财政影响财政支农的宏观效果。四助长县乡政府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倾向蓄积妨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隐患。五影响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林特产税等中央惠民政策的可持续性加剧近期和长远的农村稳定问题。

二、县乡财民风险的成因

一在欠发达地区或农业主产区由于区域经济增长的特点来自工商业的财政收入增长缓慢而增长潜力比较小的农业税费却成为县乡财政收入的重要或主要来源。因此在大多数地区县乡财政收入增长的艰难性有其必然性

除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外县乡财政的主要收入大致有两大块一是工商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二是面向农民收取的各项税费。近年来在多数农业主产区和欠发达地区主要由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工商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能力增长艰难成为其财政增收难的重要原因。一年代初期以后经过连续几年的改制热潮县乡政府大多切断了与县域企业的产权联系。因此县乡政府依托与县域企业的产权联系获得非税收入的渠道已经迅速萎缩。二近年来城乡消费结构的升级、市场格局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以及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县域中小企业发展阶段的变化都使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县域企业的发展难度增加从而制约了县域企业对县乡财政收入贡献能力的增长甚至导致区域之间来自工商业的财政收入出现了加快两极分化的趋势少数县乡由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来自工商业的财政收入数量多、增长快很快走上了经济发展与财政增收良性循环的轨道并逐步成为发达县乡而大多数县乡的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状况却难有根本改变。三在县域范围内税收贡献能力比较强的中央和省属国有企业比较少即使有若干这样的国有企业县乡也很少能够参与其税收分享。因此在大多数县乡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县乡来自工商业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往往比较艰难其财政收入的增长容易出现比较困难的局面。

县乡财政的另一项主要收入来源是面向农民收取的各项税费。但从本质上说面向农民收取的各种税费很难长期支撑县乡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在农业各税中数额和影响较大的是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两项。但就全国或欠发达地区的大多数县乡来说如果按照有关政策规范征收在多数县市这两项税收的年际增长空间并不会很大这两项税种都不具有长期快速增长的潜质。虽然某一县乡可能因为当年大幅度地推进农业结构调整而导致农业特产税的大幅度增长但就多数地区来说形成这种局面的可能性并不会很大。近年来许多县乡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大幅度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对两税的超常规非规范征收或者更确切地说依靠的是对小规模农户极其有限的经营剩余的超强度挤压从长期看这是不可持续的。有些地方还在现有的税费政策之外巧立名目向农民非法收取各种税费或罚款并以此作为促进县乡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但从长期趋势看这也很难成为县乡财政增收的主要来源。

表近年来山东肥城市两镇的财政收入及其构成（万元，）

镇名年份财政总收入其中各类税收总量构成工商各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工商各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

汶阳镇

安驾庄镇

资料来源本人直接调查

从我们的实际调查来看在多数农业主产区或欠发达地区不仅来自工商业的财政收入增长比较慢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还成为县乡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甚至主要来源。这种状况实际上增加了县乡财政收入增长的艰难性。这种情况甚至存在于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中等发达地区。详见表和案例

案例。××年黑龙江省绥化市海伦县农业各税收入万元其中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收入分别为万元、万元、万元和万元。农业各税收入占当年县本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占当年县本级年末决算收入含乡镇上划收入的。

案例。××年肥城市乡镇本级财政收入从万元增加到万元增长了倍乡镇级工商业税收从万元增加到万元按税收分享改革前的口径增加了倍农业各税从万元增加到万元增加了倍。

案例。××年黑龙江省北林区乡镇级的农业税正税收入为万元农业税附加万元而来自农村中小企业的税收不足万元。该区农业税收入占该区财政总收入的占区本级财政收入的。

二自上而下的增支减收政策频繁出台加剧了县乡财政支出刚性增长、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突出

“中央出政策地方出资金”或“中央点菜地方买单”的新政策出台增加了县乡财政支出增长的刚性和收入增长的艰难性。

政策性增人增长过快导致人员经费的增长远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

三现行财政体制强化了各级政府上收财权、下放事权的格局从而加剧了县乡财政的困境

从年开始我国实行了以分税制为主要内容的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就总体来说现行分税制的不完善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省以下层面实际运作的财政体制甚至主要是上级政府凭借对下级政府的行政和人事控制权对分税制和财政包干体制按照机会主义原则进行结合的产物。在这种财政体制的运行中往往存在以下倾向一各级政府盲目效仿分税制改革中中央集中财权的做法形成省以下政府层层向上集中财权的格局。二各级政府之间事权划分不合理、不清晰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实际上形成了各级政府层层向下下放事权的格局。这两方面的综合作用凸显了现行财政体制下财权划分模式与事权划分模式不对称的问题容易导致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成为现在的突出矛盾”贾康白景明。三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新旧体制双轨并存的特征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总量中只有过渡期转移支付才是适应市场经济和分税制改革要求、真正具有平衡地方财力功能的规范化的转移支付但其所占比重偏低却是一个突出问题。因此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虽然在总体上呈现不断完善的趋势但在当前却并没有达到缩小地区差距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地区经济差距马栓友于红霞加剧了农业主产区和欠发达地区的财政困难及财政风险。

四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及与此相关的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加剧了县乡政府的弱势地位也提高了形成县乡财政风险的可能性

经过改革开放多年的发展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压力性体制的特性有所减弱。但是就总体而言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仍然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现行行政体制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压力型体制的特征。其主要表现是一管理型色彩较浓、服务型色彩较弱甚至许多服务型职能也要通过管理型方式去履行。二上级政府在行政、人事、甚至经济社会事务方面保持着对下级政府较高程度的控制在招商引资、计划生育、农村稳定、甚至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诸方面动辄实行奖惩指标考核甚至“一票否决”。三下级政府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对上级政府的化倾向甚至要以上级政府的好恶作为评判其行为或政绩的标准。

压力型行政体制的运行容易产生职能部门强化与市场秩序建立的矛盾导致政府越位、加剧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问题。

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不仅容易导致政府疏于公共产品服务的有效供给也会加剧公共产品服务供给不足对企业、农户等市场主体运行的负面影响从而间接增加县乡政府减少财政收入、增加隐性负债的可能性。近年来要求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呼声异常强烈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在政府职能尚未实现根本转变的背景下政府职能的转变就难以走出“精简——较大幅度地增加——再精简——更大幅度地增加”的循环。在此背景下政府机构精简虽然从短期来看有可能导致政府运行成本的下降但从长期来看政府“精增循环”的操作成本及政府机构、人员的长期反弹都会增加县乡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出现财政风险的可能性。

五县乡政府的债务或风险管理处于混乱、失控状态对于县乡政府及其主要领导人的道德风险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

近年来虽然县乡负债问题越来越重县乡财政风险在比较严重的基础上仍在不断蓄积但就总体而言对于县乡负债和财政风险的管理仍然比较混乱。除显性直接负债外在多数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或有负债甚至隐性负债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仍然是一个迷。县乡政府债务和风险管理的混乱失控固然与或有负债或隐性负债的自身性质有关也与缺乏统一权威的财政债务和风险管理机构相联。从理论上说财政部门是财政债务和风险的管理机构但预算约束软化和管理不力预算外、制度外财政收支的大量发生甚至源自财政系统之外的政府显性、隐性或直接、或有负债的大量发生实际上动摇着财政部门作为财政债务和风险管理部门的统一性和权威性。现行的《预算法》在第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在县乡负债难以避免的情况下执行这项规定固然有利于控制政府显性直接负债的增长却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逼迫”作用逼迫县乡政府的负债更多地采取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的形式从而增加了对县乡政府债务和财政风险进行管理、控制的难度。县乡政府的债务或风险管理混乱还与对政府债务和财政风险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不可分割。

三、县乡财政风险的防范和忧解思路

一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重视县乡财政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工作

鉴于当前我国的县乡财政风险问题比较严重还有越来越重之势而在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政权巩固中县乡又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加强县乡财政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工作应该被尽快提到议事日程切实给予高度重视。为此一切实加强对县乡负债的清理整顿和分类治理工作在进行多方案试点比较的基础上积极进行依法治债的探索工作。二在先行试点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县乡财政风险的统计和预警体系逐步建立规范化的县乡财政风险披露制度为加强对县乡财政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提供依据。三严格政府支出管理根据不同类型政府负债的形成规律积极探索规范政府行为的途径并相应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建设。四结合完善县乡财政风险的统计和预警体系逐步建立防范县乡财政风险准备金制度。

（二）按照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方向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我们认为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完善政府职能。首先需要重新调整各级政府的职能定位和对下级政府及其主要领导人的考核方式积极实现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变加快政府从竞争性、盈利性领域的退出步伐将政府的主要精力转向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调节收入分配、调控宏观经济运行、为市场主体特别是中介组织的发育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结合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促进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设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社会监督。

三科学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原则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及省以下各级政府之间的财力分配关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加强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外适度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省与市县、县与乡镇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也是一个重要途径。比如对于欠发达地区可以适度增加增值税地方留成的比例稳定县级财政对于所得税、营业税增量的分享比例。同时坚决取消自上而下的包税制、收税提成和奖励政策。在适度降低对发达地区的税收返还比例的同时适度提高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返还比例等。

（四）强化中央和省级政府在财政支农方面的投入责任

当前在多数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由于财政困难较大县乡政府在总体上已经无力支持农业这种状况还不是短期内可以根本改变的。因此在切实保障政府财政支农总投入稳定增长的前提下近中期内要在清晰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农事权的基础上明确要求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支农投人成为欠发达地区政府财政支农总投入的主体。明确这种格局可以从两个方面切实促进国家财政支农能力的稳定增长。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各级政府相互推诿财政支农的责任导致财政支农行为难以真正地付诸实施另一方面避免因县乡政府财政支农能力的虚假增长而影响宏观决策的科学性。当然从中长期的角度看根据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积极培育县级政府的财政支农能力、强化各级政府之间在财政支农方面的责任分工仍是非常必要的。

（五）加快完善适应分税制要求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支持

在当前县乡严重负债、财政风险不断蓄积的背景下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除少数发达地区外鉴于我国县乡财政风险问题的普遍化和不断发展态势建议适当增加按因素法确定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的数量和比重借此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支持以适度弥补以欠发达地区为主体的县乡财政的收支缺口缓解县乡财政风险问题。二审慎评估各项新政策对县乡财政风险的影响配套实施部分转移支付措施。结合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等新政策的出台实施配套性的部分或全额转移支付措施避免因此导致的财政支出增加超出县乡政府的承受能力。

六强化中央及省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的投入责任

在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空间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农村义务教育具有日益显著的公共品属性。因此应该明确并不断强化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的投入责任不断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的专项转移支付。这样有利于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在产业、地区之间成本——收益的不对称性。建议在加强调研的基础上参考不同类型地区的物价和所在区域工资的平均先进水平等分类分地区合理核定农村义务教育的生均最低公用经费标准可从义务教育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方面考虑。调研可采取省地县联合调查、中央抽查或督查的方式进行。根据义务教育生均最低公用经费标准和相应年度相应层次的农村中小学学生数确定该年度该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的最低公用经费总投入水平。对于不同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总投入中央和省、市、县应该承担不同的比例。发达地区可实行完全由省及其以下承担的方式欠发达地区以中央和省级承担为主地、县承担为辅。目前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要将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这为增加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义务教育投入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七加快行政体制的改革和政府级次的调整取消地市级政府和地市级财政

防范机制范文篇10

一、县乡财政风险的现状与负面影响

对于财政风险,不同的研究者通常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其不同的具体界定。但我认为,迄今为止,刘尚希(2003)的定义较为全面而又简洁地概括了财政风险的本质。根据这个定义,所谓财政风险,是指“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不足以履行其应承担的支出责任和义务,以至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受到损害的可能性。”据此可以推论,财政风险并非单纯的财政部门风险,而是政府和整个社会经济系统最终面临的公共风险。财政风险与财政困难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财政困难是针对现实的,具有确定性;而财政风险是指向未来的,具有不确定性。现实的财政困难如果不消除,就会转化为未来的财政风险。但是,当前乃至今后的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甚至自然条件的变化,都会影响未来的财政风险。对于财政风险,可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财政风险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债务风险即财政缺乏清偿能力是财政风险最主要、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刘立峰,2002)。财政风险一般具有体系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三重特点。

当前,在我国大多数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县乡财政风险问题较重且呈日趋加重之势。主要表现是:(1)县乡政府的负债种类繁多、规模较大,且有不断扩张之势,呈现负债问题严重化和隐性负债显性化、或有负债直接化并存发展的特征。特别是近年来县级财政的赤字面不断扩大,乡镇负债普遍化的趋势已在县市级迅速蔓延。(2)县乡财政的增收渠道不畅,财政收入的增长赶不上财政支出的扩大,导致其债务清偿能力的增长比较缓慢,财政收支缺口不断扩大,负债规模远远超出可用财力。

从大量文献研究和笔者的相关调查来看,日趋严重的县乡财政风险问题,已经并将继续产生以下负面影响。(1)影响县乡政府的正常运转,甚至导致县乡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工作陷入恶性循环。(2)妨碍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增加,甚至形成政府运转支出挤占公共建设支出、农村公共品供给只能依赖借债或罚款的局面。(3)削弱县乡财政的支农能力,导致实际的财政支农只能依靠中央和省级财政,影响财政支农的宏观效果。(4)助长县乡政府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倾向,蓄积妨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隐患。(5)影响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林特产税等中央惠民政策的可持续性,加剧近期和长远的农村稳定问题。

二、县乡财民风险的成因

(一)在欠发达地区或农业主产区,由于区域经济增长的特点,来自工商业的财政收入增长缓慢,而增长潜力比较小的农业税费却成为县乡财政收入的重要或主要来源。因此,在大多数地区,县乡财政收入增长的艰难性有其必然性

除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外,县乡财政的主要收入大致有两大块,一是工商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二是面向农民收取的各项税费。近年来,在多数农业主产区和欠发达地区,主要由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工商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能力增长艰难,成为其财政增收难的重要原因。(1)1990年代初期以后,经过连续几年的改制热潮,县乡政府大多切断了与县域企业的产权联系。因此,县乡政府依托与县域企业的产权联系获得非税收入的渠道已经迅速萎缩。(2)近年来城乡消费结构的升级、市场格局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以及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县域中小企业发展阶段的变化,都使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县域企业的发展难度增加,从而制约了县域企业对县乡财政收入贡献能力的增长,甚至导致区域之间来自工商业的财政收入出现了加快两极分化的趋势:少数县乡由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来自工商业的财政收入数量多、增长快,很快走上了经济发展与财政增收良性循环的轨道,并逐步成为发达县乡,而大多数县乡的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状况却难有根本改变。(3)在县域范围内,税收贡献能力比较强的中央和省属国有企业比较少,即使有若干这样的国有企业,县乡也很少能够参与其税收分享。因此,在大多数县乡,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县乡,来自工商业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往往比较艰难,其财政收入的增长容易出现比较困难的局面。

县乡财政的另一项主要收入来源,是面向农民收取的各项税费。但从本质上说,面向农民收取的各种税费很难长期支撑县乡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在农业各税中,数额和影响较大的是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两项。但就全国或欠发达地区的大多数县乡来说,如果按照有关政策规范征收,在多数县市这两项税收的年际增长空间并不会很大,这两项税种都不具有长期快速增长的潜质。虽然某一县乡可能因为当年大幅度地推进农业结构调整而导致农业特产税的大幅度增长,但就多数地区来说,形成这种局面的可能性并不会很大。近年来,许多县乡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大幅度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对两税的超常规非规范征收,或者更确切地说,依靠的是对小规模农户极其有限的经营剩余的超强度挤压,从长期看这是不可持续的。有些地方还在现有的税费政策之外,巧立名目向农民非法收取各种税费或罚款,并以此作为促进县乡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但从长期趋势看,这也很难成为县乡财政增收的主要来源。

从我们的实际调查来看,在多数农业主产区或欠发达地区,不仅来自工商业的财政收入增长比较慢,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还成为县乡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甚至主要来源。这种状况实际上增加了县乡财政收入增长的艰难性。这种情况甚至存在于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中等发达地区。

案例l。2002年,黑龙江省绥化市海伦县农业各税收入6142万元,其中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收入分别为5845万元、149万元、4万元和144万元。农业各税收入占当年县本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56.7%,占当年县本级年末决算收入(含乡镇上划收入)的39.1%。

案例2。1996-2002年,肥城市乡镇本级财政收入从3507万元增加到13511万元,增长了2.85倍;乡镇级工商业税收从2441万元增加到2770万元(按税收分享改革前的口径),增加了0.13倍;农业各税从1858万元增加到11245万元,增加了5.05倍。

案例3。2002年,黑龙江省北林区乡镇级的农业税正税收入为4500万元,农业税附加900万元,而来自农村中小企业的税收不足900万元。该区农业税收入占该区财政总收入的27.8%,占区本级财政收入的45%。

(二)自上而下的增支减收政策频繁出台,加剧了县乡财政支出刚性增长、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突出

1.“中央出政策,地方出资金”或“中央点菜,地方买单”的新政策出台,增加了县乡财政支出增长的刚性和收入增长的艰难性。

2.政策性增人增长过快,导致人员经费的增长远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

(三)现行财政体制强化了各级政府上收财权、下放事权的格局,从而加剧了县乡财政的困境

从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了以分税制为主要内容的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就总体来说,现行分税制的不完善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省以下层面,实际运作的财政体制甚至主要是上级政府凭借对下级政府的行政和人事控制权,对分税制和财政包干体制按照机会主义原则进行结合的产物。在这种财政体制的运行中,往往存在以下倾向:(1)各级政府盲目效仿分税制改革中中央集中财权的做法,形成省以下政府层层向上集中财权的格局。(2)各级政府之间事权划分不合理、不清晰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实际上形成了各级政府层层向下下放事权的格局。这两方面的综合作用,凸显了现行财政体制下财权划分模式与事权划分模式不对称的问题,容易导致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成为现在的突出矛盾”(贾康,白景明,2002)。(3)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新旧体制双轨并存的特征,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总量中,只有过渡期转移支付才是适应市场经济和分税制改革要求、真正具有平衡地方财力功能的规范化的转移支付,但其所占比重偏低却是一个突出问题。因此,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虽然在总体上呈现不断完善的趋势,但在当前却并没有达到缩小地区差距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地区经济差距(马栓友,于红霞,2003),加剧了农业主产区和欠发达地区的财政困难及财政风险。

(四)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及与此相关的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加剧了县乡政府的弱势地位,也提高了形成县乡财政风险的可能性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压力性体制的特性有所减弱。但是,就总体而言,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仍然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现行行政体制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压力型体制的特征。其主要表现是:(1)管理型色彩较浓、服务型色彩较弱,甚至许多服务型职能也要通过管理型方式去履行。(2)上级政府在行政、人事、甚至经济社会事务方面,保持着对下级政府较高程度的控制;在招商引资、计划生育、农村稳定、甚至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诸方面,动辄实行奖惩指标考核,甚至“一票否决”。(3)下级政府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对上级政府的化倾向,甚至要以上级政府的好恶作为评判其行为或政绩的标准。

压力型行政体制的运行,容易产生职能部门强化与市场秩序建立的矛盾,导致政府越位、加剧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问题。

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不仅容易导致政府疏于公共产品(服务)的有效供给,也会加剧公共产品(服务)供给不足对企业、农户等市场主体运行的负面影响,从而间接增加县乡政府减少财政收入、增加隐性负债的可能性。近年来,要求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呼声异常强烈,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在政府职能尚未实现根本转变的背景下,政府职能的转变就难以走出“精简——较大幅度地增加——再精简——更大幅度地增加”的循环。在此背景下,政府机构精简虽然从短期来看,有可能导致政府运行成本的下降;但从长期来看,政府“精增循环”的操作成本及政府机构、人员的长期反弹,都会增加县乡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出现财政风险的可能性。

(五)县乡政府的债务或风险管理处于混乱、失控状态,对于县乡政府及其主要领导人的道德风险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

近年来,虽然县乡负债问题越来越重,县乡财政风险在比较严重的基础上仍在不断蓄积,但就总体而言,对于县乡负债和财政风险的管理仍然比较混乱。除显性直接负债外,在多数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或有负债甚至隐性负债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仍然是一个迷。县乡政府债务和风险管理的混乱失控,固然与或有负债或隐性负债的自身性质有关,也与缺乏统一权威的财政债务和风险管理机构相联。从理论上说,财政部门是财政债务和风险的管理机构;但预算约束软化和管理不力,预算外、制度外财政收支的大量发生,甚至源自财政系统之外的政府显性、隐性或直接、或有负债的大量发生,实际上动摇着财政部门作为财政债务和风险管理部门的统一性和权威性。现行的《预算法》在第28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在县乡负债难以避免的情况下,执行这项规定固然有利于控制政府显性直接负债的增长,却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逼迫”作用,逼迫县乡政府的负债更多地采取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的形式,从而增加了对县乡政府债务和财政风险进行管理、控制的难度。县乡政府的债务或风险管理混乱,还与对政府债务和财政风险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不可分割。

三、县乡财政风险的防范和忧解思路

(一)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重视县乡财政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工作

鉴于当前我国的县乡财政风险问题比较严重,还有越来越重之势,而在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政权巩固中,县乡又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加强县乡财政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工作,应该被尽快提到议事日程,切实给予高度重视。为此,(1)切实加强对县乡负债的清理整顿和分类治理工作,在进行多方案试点比较的基础上,积极进行依法治债的探索工作。(2)在先行试点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县乡财政风险的统计和预警体系,逐步建立规范化的县乡财政风险披露制度,为加强对县乡财政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提供依据。(3)严格政府支出管理,根据不同类型政府负债的形成规律,积极探索规范政府行为的途径,并相应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建设。(4)结合完善县乡财政风险的统计和预警体系,逐步建立防范县乡财政风险准备金制度。

（二）按照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方向,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我们认为,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完善政府职能。首先需要重新调整各级政府的职能定位和对下级政府及其主要领导人的考核方式,积极实现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变,加快政府从竞争性、盈利性领域的退出步伐,将政府的主要精力转向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调节收入分配、调控宏观经济运行、为市场主体特别是中介组织的发育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结合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促进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设,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社会监督。

(三)科学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原则,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及省以下各级政府之间的财力分配关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加强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外,适度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省与市县、县与乡镇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也是一个重要途径。比如,对于欠发达地区,可以适度增加增值税地方留成的比例,稳定县级财政对于所得税、营业税增量的分享比例。同时,坚决取消自上而下的包税制、收税提成和奖励政策。在适度降低对发达地区的税收返还比例的同时,适度提高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返还比例等。

（四）强化中央和省级政府在财政支农方面的投入责任

当前,在多数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由于财政困难较大,县乡政府在总体上已经无力支持农业,这种状况还不是短期内可以根本改变的。因此,在切实保障政府财政支农总投入稳定增长的前提下,近中期内,要在清晰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农事权的基础上,明确要求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支农投人,成为欠发达地区政府财政支农总投入的主体。明确这种格局,可以从两个方面切实促进国家财政支农能力的稳定增长。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各级政府相互推诿财政支农的责任,导致财政支农行为难以真正地付诸实施;另一方面,避免因县乡政府财政支农能力的虚假增长而影响宏观决策的科学性。当然,从中长期的角度看,根据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积极培育县级政府的财政支农能力、强化各级政府之间在财政支农方面的责任分工仍是非常必要的。

（五）加快完善适应分税制要求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支持

在当前县乡严重负债、财政风险不断蓄积的背景下,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1)除少数发达地区外,鉴于我国县乡财政风险问题的普遍化和不断发展态势,建议适当增加按因素法确定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的数量和比重,借此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支持,以适度弥补以欠发达地区为主体的县乡财政的收支缺口,缓解县乡财政风险问题。(2)审慎评估各项新政策对县乡财政风险的影响,配套实施部分转移支付措施。结合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等新政策的出台,实施配套性的部分或全额转移支付措施,避免因此导致的财政支出增加超出县乡政府的承受能力。

(六)强化中央及省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的投入责任

在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空间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农村义务教育具有日益显着的公共品属性。因此,应该明确并不断强化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的投入责任,不断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的专项转移支付。这样有利于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在产业、地区之间成本——收益的不对称性。建议在加强调研的基础上,参考不同类型地区的物价和所在区域工资的平均先进水平等,分类分地区合理核定农村义务教育的生均最低公用经费标准(可从义务教育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方面考虑)。调研可采取省地县联合调查、中央抽查或督查的方式进行。根据义务教育生均最低公用经费标准和相应年度相应层次的农村中小学学生数,确定该年度该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的最低公用经费总投入水平。对于不同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总投入,中央和省、市、县应该承担不同的比例。发达地区可实行完全由省及其以下承担的方式;欠发达地区以中央和省级承担为主,地、县承担为辅。目前,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要将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这为增加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义务教育投入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七)加快行政体制的改革和政府级次的调整,取消(地)市级政府和(地)市级财政

取消(地)市级政府和(地)市级财政,并将目前由(地)市级政府掌握的财权下放到县一级,可以改变县级政府的财权被过度上收等问题,适当增加县级政府筹集财政收入、化解财政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