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发展范文10篇

法律发展范文篇1

法律与发展是当代法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是通过法律变革寻求发展的实践活动与智识活动的组成部分。梳理当代中国法律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我国法律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一、“法律与发展”的涵义

法律与发展研究这一研究领域的产生根源于人类对发展的关注与追求，源于法学界和法律界对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的参与。从某种角度来讲，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发展史。从古至今，人们无不渴望摆脱贫困、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一愿望及人们为之付出的努力构成了发展的原动力。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也不可能置身于这种努力之外。“法律与发展”成为学术研究主题的历史并不遥远，它源起于1960年代兴起的法律与发展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许多国家都面临恢复和重建的任务，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开展了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援助任务，西方国家的法律被移植到受援国，受援国也试图通过法律变革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国家的现代化。[1]随着法律与发展运动的逐步深入，美国学术界兴起了一场智识性研究运动，为法律与发展运动提供理论论证或反思，对该运动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这就是法律与发展研究。它将法律与发展问题看成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探讨法律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和法律发展的模式。第一次法律与发展运动在1970年代末走向衰落，但在该运动中兴起的法律与发展研究却具有独立的价值，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活动存留下来。在当代中国，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和法学研究的渐趋繁荣，学术界对法律与发展研究给予了充分关注。当下中国的“法律与发展”包含了实践与理论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是指当代中国的法律与发展实践。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法律变革，以期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条件，我们可以把这一努力纳入到中国的法律与发展实践范畴之中。另一方面，法律与发展也是指一场智识运动，它以当代中国的法律发展为研究对象，试图建立当代中国的法律与发展理论。法律与发展无论作为实践活动还是作为智识活动都具有强大生命力，只要人类不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发展将继续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永恒主题。法律是影响发展进程的重要变量之一，如果我们不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基本的法制条件，发展目的就不可能实现。法律与发展从性质上讲是法律和发展两者的交叉领域，法学研究应该将它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之中。法律与发展研究力图在人类社会现有的法律资源中，“找到能够促进经济效率、改善平等和推动普遍发展的法律、监管和执行机制变化”。[2]以法律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法律与发展的主旨，在这一意义上讲，法律是实现发展目标的手段，法律发展的目的也是为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法律与发展包含一种目的———手段的方法论。“法律是一种工具，通过它可以寻求在各个维度上推进发展。”[3]这意味着法律与发展具有强烈的目标取向，“为了理性地作出决定，政策制定者必须具体确定他们的目标；罗列出能够实现目标的备选方案；并对每种方案的结果进行评估，而后从中选出能使净利益最大化的行为”。[4]从发展目标出发，选取最有利于达成发展目标的法律发展路径，设计并构建满足发展要求的法律框架，为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目标创造条件，为人的全面发展创设条件。因此，法律发展是一项目的性事业，其方向与路径取决于发展的理念和目标。各个时代的法律发展与该时代的发展观紧密相关，甚至取决于发展观。然而，法律与发展两者之间不存在单向的线性关系。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目标往往源自于政府或政治人物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观性与任意性。当政府机构或公职人员借发展之名、用法律去实施某些错误的或偏私的政策以满足某些利益集团的私利时，法律就沦为实现私利的工具，背离法治的精神。因此，现代法应该具有独立的价值，承担起限制公权、保障民权的使命，这要求法律在实体内容与程序设计方面符合社会公正与人权保障的要求。法律变迁不等于法律发展，只有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法律变迁才是法律发展。在现代，只有符合现代法精神的法律变迁，才归属于法律发展的范畴。对于法律发展应该具有独立的评判标准，这些标准对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构成了约束。法律与发展研究应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探索合乎时展要求、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发展观，研究法律发展自身的规律性、探讨法律发展的内在价值。只有认识到发展的主导性、认识到法律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才能通过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有效地实现人类的发展目标。

二、发展观的演变与我国发展观的选择

发展观是发展的指导思想，反映了人对发展本质的认识。同时，发展观体现了人类对发展的要求，在法律与发展问题中处于核心地位，决定着各历史时期法律发展的目标与路径。迄今为止，人类的发展观几经变化，产生了几种类型的发展观。第一种被称为“经济增长观”，形成于第二次世界战以后，其主旨是将经济增长看作发展的核心，其内在理据在于人类摆脱贫穷、过上富裕生活的渴望。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1960—1970）明确提出以单纯经济增长为目标，把发展看成是一种经济现象，把发展归结为物质财富的增长。发展的经验证明，这种发展观存在认识偏差。事实上，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如果不能解决政治、社会、文化等非经济领域的发展问题，“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局就会随之而来。基于这一认识，1970年代出现了第二种发展观即“综合发展观”，这一发展观认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方面。因此，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5]经济增长只有与政治民主、文化教育、社会转型相结合，才能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诸领域的同步发展，才能催生真正的发展。第三种发展观是1980年代以后的“可持续发展观”，其背景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世界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这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人类子孙后代的福利。可持续发展的实质触及发展的可持续性，反映的是人类既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损及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自产生以来在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世界各国政要和广大有识之士关注的热点。进入1990年代以后，“人类发展”这一概念引起了广泛关注，第四种发展观即“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应运而生，“它着重于人类自身的发展，认为增长只是手段，而人类发展才是目的，一切以法律与发展视野下的中国法律发展人为中心。人类发展主要体现于人的各种能力的扩大。”[6]根据这一观念，发展是人类自由的扩展，但经济增长不是自由保障的充分条件。虽然一国的公民自由与经济发展水平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但前者并不是后者的决定性因素，确认和保护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的法律制度、经济社会的制度性安排对公民自由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这一发展观的首创者阿马蒂亚•森认为：财富和收入固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这些毕竟属于工具范畴，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标准是以人为本和人类自由的发展。自由意味着人们享有选择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机会，享有参与选择的能力。[7]这是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界定的。当代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发展成就。然而，我国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且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十分紧迫的问题，人口数量大、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分化和社会公平失衡等棘手问题已浮上台面，使我国发展目标的实现增加了新的变数，确立发展观时面临更严峻的考验。我们既要发展经济使人们摆脱贫困，也要面临扩大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范围的历史使命；既要开发自然资源、发展经济，也要考虑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将发展建立在环境友好的基础上；既要考虑代内公平，让社会成员能分享发展带来的收益，也要考虑代际公平，在不损害后展条件的前提下追求当代人的福利。基于这些考虑，当下中国发展观的取舍不能采取肯定其一而否定其余的简单化作法，而应该在吸收四种发展观各自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观。笔者认为，一种令人向往的发展观应该体现以下几条指导思想。第一，人的发展是发展的终极目的。从本质上讲，“发展所指示的乃是一个在特定时空之下的人和社会共同朝向人的全面自由和完善的社会进步过程”。[8]人的自由范围的拓展是发展的核心内容，人权的实现是发展的最终目的。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政治、文化、教育的发展，都应该以每个人的发展为目的。第二，经济增长仍然是发展的重点内容。我国当下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尽管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已经位居前列，但人均水平仍然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增长仍然处于发展的重心，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第三，新发展观必须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要求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从以资源消耗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转变为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将发展建立在环境友好的基础上。同时，可持续发展还应该致力于社会公平的实现，既要使增长成果为同代人所共享，同时也要充分照顾到后代人的福利，当代的发展不能破坏后代的发展所依赖的基本资源与环境条件。没有公平，就没有稳定，就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发展。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发展乃是以人为中心、由人实行的、朝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个人与社会双向互动的变革与进步过程。发展涉及人和社会赖以生存和完善的各种共同的物质制度和精神要素，包括了人和社会共同生活于其中的各种自然环境的、经济和、政治的、社会的和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9]事实上，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国发展观已经发生了多次转变，适时反映了国际上发展观的变化，“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体现了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发展观问题上的认识成果，既有吸收也有超越，对于我国法律与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新发展观指导下的当代中国法律发展

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始于1970年代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成，但这不意味着我国法律发展已经大功告成。法律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动态过程，社会发展永无止境，它引导着法律向前发展，也需要法律发展相辅佐。随着发展观和发展目标的变化，我国法律在立法目的、法律原则、制度和规范等层面将发生相应变化。

（一）人权保障与法律发展1980年代以来，发展观经历了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换。以人为中心实质上就是以人权为中心，人权成为发展的终极目的。在此情况下，法律与发展将人的尊严与价值置于最高地位，将为人类尊严与价值的实现创设必要法律条件当成法律发展的终极使命。这样，一国公民权利保护的水平成为其法律发展水平的最重要评价尺度。而且，法律不应纯粹是实现政治与社会目标的工具，它应该体现人类的价值共识、表达人权的价值追求。这对政策制定者构成了有力的约束。上述思想符合法治的要求。1959年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的《德里宣言》总结了法治的三条原则，其中第一条就规定：“立法机关的职能在于创设和维护使每个人保持‘人类尊严’的各种条件”。[10]立法机关应该创设恰当的制度和规范，扩大公民权利与自由的保护范围，使国际人权法的有关规定能够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得到实现。事实上，从立法角度看，我国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我国宪法确认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原则，确定了公民基本权利，确立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明确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然而，立法进展不等同于法律发展。在社会义法律体系初步建成的情况下，我国法律发展的关键是要将公民的法律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这需要在行政、司法、法律监督等环节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的《行政强制法》（草案）针对我国行政执法机关在采取行政强制行为时存在的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作出了相关规定：执法主体必须是正式执法人员；行政机关不得停水停电；不得查扣公民个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必需品。事实上，我国有些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行为长期存在严重侵权现象，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经常受到不正当行政强制行为的侵犯。又如，2001年11月开始实施并沿用至今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被质疑与《宪法》、《物权法》、《房地产管理法》保护公民房屋及其他不动产权利的立法精神和规定相抵触，城市发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遭到扭曲，侵犯公民房产权的行为不时出现。只有将人权保护作为行政执法和司法的宗旨，并采取有效措施约束行政执法行为和司法审判，才能有望解决这些问题。

法律发展范文篇2

一、法律发展的涵义

张文显教授曾指出："与发展的一般意义相应，法律发展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它是指与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包括制度变迁`精神转换、体系重构等在内的法律进步或变革。用''''法律进步''''、''''法律变革''''指称''''法律发展''''，显示了法律发展的核心和实质，也揭示了法律发展研究的价值。法律发展在基本内涵上与法制现代化是等值的。"而公丕祥教授认为，"在现代社会，法律发展具有特殊的涵义，它意味着从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的历史变革过程。"从这种意义上讲，法律发展的概念与法制现代化的概念内在很契合，其本质意义在于伴随着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法律也面临着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历史更替。在哲学意义上，发展本身作为一门理论形态，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至今经历了从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战略、到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基本需求发展战略、再到以人类整体利益为核心的持续发展战略的逐步转变。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从其实质上讲，必须代表全部范围的变化。通过这个变化，整个社会制度把人们普遍不满意的生活条件变成被认为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更好的生活状况和条件。由此我们把法律发展的涵义归结为：一方面，法律发展指称的是法律自身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从落后到先进的演进历程和前进趋势。另一方面，法律发展是指每一个民族在每一个历史发展时期根据自身文化现状，在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和对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加以借鉴、吸收的基础之上所进行的法律改革目标定位和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实践过程。总体说来，"法律发展"可以表达为这样一种概念：发展必须是根源于社会内部基本矛盾的变化，在法律发展过程中，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也只能根植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之中，否则，就只能是机械式地全盘照搬，根本谈不上发展。法律发展意味着一种法治模式，它不能是任何绝对理性的建构，只能是全民族参与的集体的实践，是一个民族选择、探索和不断试错的过程。

二、法律发展与法律国际化和法律全球化的关系

在当今的法学词汇表中，法律国际化与法律全球化是两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这两个词汇都是表征世界法律发展状态和趋势的概念，所以很容易被人们当作等值概念来使用。许多论著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大多没有对其加以严格区分，甚至将两者混为一谈。如果法律全球化与法律国际化是一回事，那么法律全球化就并非一个具有原创意义的新概念，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在当前的法律全球化研究中，一件最为紧迫的事情是对法律国际化和法律全球化这两个概念加以精确地界定和明确地区分，这是法律全球化研究卓有成效地开展的基本前提，同时也为未来中国法律的发展趋势找好了门槛。（1）法律国际化国际关系的存在是国际化的前提。如果国与国之间彼此封锁，不相往来，自然就不可能出现国际化现象。国际化这一概念描述的是不同国家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程度。里斯本小组对"国际化"所作的解释是："经济与社会的国际化描述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国家之间所进行的各种原料、工业产品以及服务、货币、思想与人员的交换。"在法学范畴体系中，法律国际化是一个以国家为轴心来描述和分析世界法律发展状态和趋势的范畴。这个概念能够有效地解释民族国家时代世界法律发展的动态和趋势。在民族国家时代，疆域界限分明的民族国家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世界不过是由这些民族国家相加的总和。因此，"国际社会"这个词非常准确地表达了世界的特点。在各个民族国家的疆域内，它们的政府在行使统治权，制定、实施国家的法律，建立和维护稳定的法律秩序。在民族国家之外和民族国家之上，既不存在具有更高权威的治理主体和具有更高效力的法律，也不存在同民族国家一样行使治理权的主体和同国家法一样有约束力的规则。国际法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法，是国家法律主权的一种延伸。法律秩序只存在于民族国家的范围内，世界层次的秩序主要是建立在民族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力量对比的基础上。（2）法律全球化从20世纪下半叶、特别90年代以来，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支撑，以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运动为先导，人类开始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虽然对当今一些时代特征已经达成共识，但对全球化这个概念却各持己见。而针对法律全球化也是众说纷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教授夏皮罗认为，法律全球化是指全世界生活在一套单一的法律规则之下的程度。中国学者周永坤先生也认为，法律全球化是全球分散法律体系向全球法律一体化的运动或全球范围内的法律整合为一个法律体系的过程。有些学者认为，法律全球化就是法律的非国家化。德国学者德尔布鲁克认为，全球化应当解释为市场、法律和政治非国家化的过程，其目的是促进各个密切联系的民族和个人的共同利益。英国学者图布伊纳认为，法律全球化意味着私政府立法。法律可以理解为世界法律的多元化、一体化和法治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学者车丕照认为，法律全球化即全球范围内法律的趋同化和一体化。这些解释分别从某些方面揭示了法律全球化的内容，但都有各执一端、不及其余的缺陷。但是从中有的学者把法律全球化的基本标志和内容归结为三项：第一，世界法律多元化。第二，世界法律的一体化。全球化不仅使国家与国家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了，而且使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时空联系越来越扩大。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组织的一项决定很有可能在其它国家或者组织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影响世界上很多人的生活。在法律方面，全球化使得全球范围内存在的各种形式的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体。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已经清楚看到这些法律规范正在联为一体，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不清，而这种联结的实现就在于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信念已得到普遍的确认。"第三，全球治理的法治化。法律的全球化是由全球社会各种力量共同推动的法律发展进程。但是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全球化是一个比法律国际化更高级、更复杂的阶段。国家是法律全球化的促动者，法律国际化是法律全球化的起始阶段。

三、法律发展与法律移植

从我国的百年法制改革运动的动向来看，我国所经历是一部中西两种不同的法律文化类型之间的接触与碰撞中进行的。也是一部走出人治,迈向法治的历史。然而,我国百年法制变革的历程,采取的又是怎样的一种"模式"呢?直观地讲,我们似乎应该承认,它采取的是一种"法律移植"的模式。期间的路途颇为艰难曲折:晚清和民国是以全面移植欧陆(德国)法律为开端的;随着新政权的诞生,以"六法"体系为核心的旧"法统"被彻底抛弃,全面导入苏联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趋势,同时也是革命根据地法制经验的延续和发展;如今,我国的法制建设,可以说是呈现出了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势--无论欧陆抑或英美,都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资源或榜样。退后百年,回眸历史,我们可以深深感到:晚清发轫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修律运动,尽管当时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但后来的"历史效果"却极为巨大。也就是说,它使一个相沿数千年之久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法律文化传统,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与此同时,一个规模巨大,门类齐全,结构严谨的现代西方"法律文本"瞬息就被建构起来。之后的百年法制改革历程,恐怕只能说是"继续"晚清的"未竟"事业,或者说是一部壮丽的"西行漫记"。据此而论,我们似乎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法律移植"可以成为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一条"终南捷径"。在此后的一系列变革中，出现的清末"洋务运动"及其它的一系列法制变革都无法摆脱这一棘手的问题。直至到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全面透彻地检讨西方法制文化的同时,专心孜孜地挖掘中国传统法制文化的遗产,他意图在彻底诠释中西法制文明之后,创造一个堪称"中西合璧"的现代宪政制度。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开创了一种利用"本土资源"来进行"法律移植"的行动。为我国法律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那种所谓"先进"的,被移植进来用以"改造"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秩序的法律,往往不能贴近日常生活、走进日常生活,以便"建构"一个现代商业社会秩序。这是否告诉我们,法律移植尽管完美无缺,然而可能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呢?它是否意味着我们业已"掉进"一种"法律更多然而秩序更少"的"陷阱"呢?尽管法律移植困难重重,我们为何还要移植法律呢?我想有以下几点可以作为参考：其一,法律移植成功国家的示范作用。对晚清政府来说,日本移植西方法律短短三数十年一举成为东亚的强国,完成"脱亚入欧"的弘愿。其二,作为一个"后生--外发型"的国家,这意味着它同时也是一个"赶超型"的现代化建设国家,故而在进行现代化法制建设时,实在没有充裕的时间可供慢慢实践、从容总结、深入研究,再予立法定制--挨打的滋味不好受,唯一的办法就是"只争朝夕"呀!其三,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人们往往相信法律制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为了确保各项改革能够"天随人愿"地顺利进行,达到应然要求或理想,预先建构或移植一种他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四,确信人类具有"饮食男女"的普遍需要,因此,可以说人类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进而,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之一的法律制度,似乎也应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其五,认定人类具有完善的理性能力,能够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抓住事物的本质,对人类自身创造的法律,人类当然也有能力发现其规律、抓住其本质,做好法律移植这件事情。其六,在中国语境里,它似乎与我们对"法律是什么"这样一个法律"本质"问题的认识密切相关。从以上六点可以看出，在我国目前这种状况和情势下，对我国的法律发展进行法律移植是很有可能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法律发展范文篇3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0544(2000)12-0047-03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法律学说到了列宁时代，全面转入了实践阶段。列宁从俄国当时的客观经济条件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法律学说与俄国革命和法律实践紧密结合，揭示了社会主义法产生的一般规律，精辟分析了法律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了法律自身发展的道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法律学说创造性的发展，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社会主义法产生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根据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不仅科学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而且特别指出：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团结以农民为基础的广大人民群众，夺取国家政权，打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法律，把它们作为改造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重要工具。他们从经济关系决定法律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科学地论证了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国家和法。马克思在分析经济关系时，认为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得到了“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①的著名结论。列宁也明确指出：“如果不想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②

因此，法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愿所决定的，而是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主要是社会的经济关系。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要利用、限制并进而消灭资本主义经济，要确认、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有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由社会主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

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和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对社会主义法的产生作了深刻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之一，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代之以人民的国家机关，同时还要摧毁反动的旧法制，建立革命的新法制。列宁在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的实践中，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法产生的一般规律。首先，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和它所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要把自己的意志制定为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必须首先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国家政权，“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代表都等于零。”③其次，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彻底摧毁反动的旧法制，否则，新法律的建立也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时时刻刻都要记住，它所面临的、必然会面临的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这场斗争将捣毁注定要灭亡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法制。”④正是在列宁的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俄共（布）领导苏维埃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推翻资产阶级腐朽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同时，摧毁了反动的旧法制，创建了社会主义的新法制。在摧毁旧法制、建立新法制的斗争中，列宁特别重视摧毁旧的司法机构、建立新的人民法院的工作。列宁曾指出，十月革命已经摧毁了全部旧司法机构，并创立了由劳动阶级参加的新人民法院。事实正是如此，苏维埃国家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建立了民主选举产生的人民法院，组建了国家监督委员会（后改称工农检查院），1922年又成立检察院。这些司法机关在维护社会主义的尊严，保障人民权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法与社会发展

社会主义法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与促进社会发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密切相联，苏维埃国家要得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必不可少。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列宁在论述苏维埃国家职能的同时，精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苏维埃建国初期，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疯狂地进行反抗活动，妄图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特别是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分子的猖狂进攻，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急之中，面对当时危急形势，列宁强调指出，苏维埃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抵御外来侵略、无情镇压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他要求极大地发挥社会主义法制在对敌专政中的作用，“建立最严格的革命秩序，并把一切胆敢危害人民事业的分子抓起来，交付人民革命法庭审判。”⑤他指示苏维埃国家司法机关，建立革命法庭和革命军事法庭，狠狠地打击那些进行暴乱、军事破坏、恐怖行为和从事间谍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破坏分子。与此同时，列宁十分重视俄共（布）和苏维埃政府的纯洁性，指出要坚决清除那些混进革命内部的阴谋家、野心家以及那些在革命非常时期贪污腐化、做出卑劣行为的人，对这些人应“立即解除他们的职务，给予他们最严厉的法律制裁。”⑥由此可见，在当时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外国武装干涉加剧、国内反革命势力猖獗、粮食和燃料奇缺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必须充分运用社会主义法制这一锐利武器，坚决镇压敌人的破坏活动，严厉制裁革命内部的败类。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苏维埃人民在列宁的领导下，终于赢得了国内战争有胜利，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三、法与经济发展

国内战争结束后，摆在苏维埃国家面前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发展，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就成为社会主义法制的首要任务。正是在这一时期，列宁指出：“我们当前的工作是发展民事流转，这是新经济政策的要求，而这样就要加强革命法制。”⑦列宁的这一基本思想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战略任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拉开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次经济改革——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序幕。从战时共产主义那种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性的产品经济体制，转向承认商品市场的必然性、通过国家调节商业来促进生产发展的新经济体制，是苏维埃新政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生产关系进行的第一次调整，列宁从俄国当时的情况出发，确定了发展道路。列宁认为，要把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必须加强立法和监督。他提出，在立法的原则上，必须确认无产阶级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地位。这就是他所说的：在法律关系上，“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性质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畴，而不是什么私人性质的东西。”“因此必须对‘私法’关系更广泛地运用国家干预。”⑧他提出，必须严格执法，用经济法规来规范私营企业主的活动，使当时俄国的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1921年12月，列宁为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关于经济问题的指令》，提出：“要让共和国人民法院严格监督私营工商业者的活动，……要让他们始终不渝地遵守共和国的法律，有半点偏离都要严加惩处。”⑨1922年2月，列宁在给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的信中指出，在国家推行新经济政策时，司法部门应该对所有私营企业主宣告：“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地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报表，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他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⑩由此可见，为了保证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列宁特别注意处理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加强立法和执法，促进经济发展。

四、法与宪政

社会主义制度，从政治上、从本质上说，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从法律上讲，它一方面主张无产阶级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保障人民权利免受侵害，另一方面主张用法制来制约强制机关的权力，使其免被滥用。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有关文章中就已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以法律的形式保证全体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职能。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新政权在这方面采取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即1917年11月8日，列宁领导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法令》等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法令，宣告了工农革命政府的诞生，肯定工农劳动群众是苏维埃国家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权利。第二步是两个月后，即1918年1月3日，列宁亲自草拟了《被剥削人民权利宣言》，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和公布，用这一重要法律文化确定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根本权利。第三步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半年后，即1918年7月10日，列宁主持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苏俄第一部宪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主权属于人民，并规定了实现人民主权的形式。

同时，列宁认识到，无产阶级强制机关的权力制约，也需要走上法制的轨道。在夺得政权初期和国内战争期间，为了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列宁曾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限制的革命暴力，主张不必经过任何手续，就地枪毙敌方奸细、反革命煽动者、叛徒等等。但是，当无产阶级政权取得了巩固和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时，列宁的上述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说：“我们的政权愈趋向巩固，民事流转愈发展，就愈需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号，就愈要缩小那些对阴谋者的袭击给予回击的机关的活动范围。”[11]“随着政权的基本任务由武力镇压转向管理工作，镇压的强制的典型表现也会由就地枪决转向法庭审判。”[12]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五、无产阶级专政不受任何法制约束

列宁十分重视法制，但并不认为法律万能。他在强调要“加强法制”，教会人们“为法制而斗争”的同时，又指出要“丝毫不忘记法制在革命中的界限。”[13]马克思也曾说过：“革命并不是靠法律来实行的。”[14]

列宁在1906年针对“革命旋风时期”即1905年俄国革命时期，立宪人散布“立宪幻想”鼓吹“站在宪法的立场上”搞议会妥协，反对革命时指出：“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15]“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16]这里讲的不受限制和约束，显然是指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不受沙皇俄国的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它要废除旧法律，摧毁压迫人民的机关，夺得政权，创立新法制。”[17]到1917年2月革命后，列宁再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不依靠集中的国家政权颁布的法律，”[18]即不能将革命限制在当时建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法律范围内。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批判考茨基鼓吹“纯粹民主”，否定革命暴力的谬论时，再次重申：“工人阶级的革命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19]

列宁的这一著名论断，无论对于无产阶级夺得政权还是新政权建立都是适用的。正如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时候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讲国家的“管理形式”（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而是指“国家的形式或类型”[20]（即国体）；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把国体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同这个政权的专政职能相协调。无产阶级专政也是无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权和人民主权，具有最高性和不受限制性，它是不受任何法律、包括它自己的立法机关所订的法律约束的。这里的“不受法律约束”并非完全不要法律，它可以理解为：这个政权遵循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可以不受既定法律的约束，而随时制定、修改或废止某些法律，包括修改宪法。1918年5月，苏维埃政权为了战胜处于危急状态的严重饥饿和叛乱，按照列宁的指示，苏俄政府修改了一些法令，并对叛国罪恢复了死刑，列宁指出：“在尖锐的斗争时刻，不敢修改法律的革命者不是好的革命者，在过渡时期，法律只有暂时的意义。如果妨碍革命的发展，那就地废除或者修改。”[21]列宁的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律学说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律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列宁的这一思想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更有现实意义，“立法机关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使某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措施不受既定法律约束，及时地按照法定程序，修改或废止某些法律，包括对宪法进行个别修改，也仍然是必要的，这与加强法制是内在统一的。但我们强调这一原则，并非不受任何的约束，随心所欲。首先，它必须以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为出发点；第二，它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统治权不受法律限制，而不是指具体的国家机关在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时可以不依法律办事，更不是目无法制；第三，即使在立法上可以修改、废除既定法律，也必须遵守法定的立法程序；修改宪法时，立国的基本原则不能改；第四，在行政权上，在革命战争或动乱、危机时期，宪法也赋予它某些紧急权力，可以暂时限制或停止某些宪法权利的行使，但也必须经一定法律程序的认可。1918年11月2日，列宁在《关于切实遵守法律的决定提纲草稿》中，在强调“法制应当加强”的同时，又指出“打击反革命的紧急措施不应受法律的限制”，但规定了必须遵循的法律程序：“(1)有关的苏维埃机关或负责人明确地声明，国内战争和打击反革命的紧急情况要求超越法律界限；(2)立即把这种声明以书面形式报告人民委员会，并抄送地方当局和有关当局。”[22]

六、时代的启示

无论从俄国历史还是从世界历史来讲，1917年十月革命都标志着整个社会体制的一次基本变化，一次迅速的变化，一次剧烈的变化，一次持久的变化，它同其他伟大的社会革命一样都力图寻求某种合法性根据，亦即一种基本的法律，并进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体系——社会主义法制。法律发展理论所要探究的正是社会发展与法律进步之间的互动关联结构，它所要建构的正是法律成长的一般模型。尽管列宁在不到十年的社会主义法制创设、实践中产生的法律发展思想明显表现出工具合理性、形式合理性倾向，但它对与俄国具有诸多共同历史法律文化传统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它描述了一个遥远的过去，更昭示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

[2]列宁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2.

[3]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09.

[4]列宁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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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10][11][13]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53、427、361-362、428、353、498.

[12][21]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77、470.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19.

[15][16][17]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58、289、285.

法律发展范文篇4

社会发展总是循着一定的轨迹前行,法律发展也不例外。历史长河中的某一事件可能会对社会发展和法律发展产生及其重大的影响,并带来一系列深刻的制度变革。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刑法时代民法时代宪政时代。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为此案所作被认为具有宪法意义的批复¹,判决齐玉苓胜诉并获得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近10万元,为宪法司法化0研究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实例。这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对的而且是不容回避的现实,以此探索其宪政发展之路。

一、宪法之司法化

王世杰、钱端升先生在他们的名作5比较宪法6中认为,近现代的宪法即为规定国家根本组织的法律0。所谓的国家根本组织,无非包括个人(包括法人等私团体)与政府这两大部份,宪法规定国家根本组织的另外一个含义便是,宪法从根本上来说是规范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关系的法。宪法规范的就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宪法的作用就是规范并控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权。按照大陆法系的法律分类的传统,宪法就是典型的公法0。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政体制的应有之义。各国的宪法司法化的模式虽然有许多不同,但是它们的任务是相同的:(1)通过司法保护个人的基本人权免受政府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的侵犯;(2)力图在国家机关之间保持权力的制约与平衡;(3)用法律问题解决政治问题。通过政治问题的法律化,现代国家可以有效地将矛盾转移,获得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从人权保障的视角看,享有申请司法审查的机会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的司法化是公民藉以防止国家权力未经法定正当程序而对其合法权利造成损害的有效手段。可以说,宪法的司法化也是宪法通向宪政的重要途径,它使现代社会个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抗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人权保障体系因此完善了,使一种麦迪逊所谓的政府应当以相反的和敌对的力量组成0的目标最后实现了。这样,个人就能够分别或集体地表达其意见,提出要求,人权的救济途径也臻于完善:法律上的正当程序提供了法律救济;修改宪法的活动提供了宪法救济。[1]宪法司法化首先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必然要求。若宪法不能直接进入司法程序,不仅公民基本权利之实现缺乏保障,且宪法会丧失应有权威和尊严。其次是强化宪法法律效力的需要。宪法作为其他法律规范的母法0,其法律效力除部分通过其他法律规范而间接实施外,还有许多内容没有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体现出来,如果不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这些内容将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实现,会弱化宪法的法律效力。再次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内在要求。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一般比较具体,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范围比较狭小,往往无法为转型时期出现的新型法律关系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把它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直接法律依据,就可以弥补普通法律规范的缺陷和漏洞,对各种法律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调节。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抽象性的、普遍的法规进行司法审查,即通常所说的违宪性审查;二是在具体行政和民事案件中适用宪法规范作出判决,即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司法审查权是现代司法权的精髓,是现代国家通过司法程序审查和裁定一项立法或行政行为是否违宪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是防止立法权和行政权滥用的一项重要手段,也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制衡的重要表现。因为当违宪审查权交诸法院行使时,法院的地位便大大提升。如果说法院的传统地位仅是纠纷解决机关,那么违法审查功能便使法院上升为政治机构,且获得抗衡甚至超越一种对行政、立法机关的地位,如果普遍、经常运用这种权力,法院则可能变成超级立法机关,比如当美国最高法院在本世纪30年代频频否决国会通过的新政法案时,正是通过司法审查制度,在三权中处于弱势的司法权才有了与立法权和行政权抗衡的可能。也正是因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存在,法院才被称为是宪政制度和民主制度的监护人。司法审查的理论依据是,宪法是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立法和执法的基础和根据,法律、法规和政府行为都不能与之抵触。对于违宪的法律、法规和政府行为,法院可以宣告其无效。它的出现,使传统上难以操作的高级法0得以在法律的框架里实现,使现代社会中合法性(legitimacy)与合法律性0(legality)之间、良法0与恶法0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可能。司法审查主要是一种抽象性审查,或者是对涉及到宪法解释的具体案件的审查(这常常表现为行政诉讼)。实际上,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也可能涉及到宪法规范。但是在刑事案件中,因为奉行罪刑法定0的原则,而这里的法0应该被严格限制为刑法0,所以,法官不能根据宪法规范作出有罪判决;但是如果某些刑法规定的犯罪,与宪法直接违背的,应该作无罪处理。在民事案件中,二战以后,与宪法规范有关的判例非常多,主要体现在人格权方面,如各国广泛发展起来的一般人格权0,因为民法规范基本上是具体的,而现代法院判决的合法性又主要在于它的合法律性¹,因此,法官一般不能通过直接否定某一规范来作出判决。而且,如果法律对某一具体问题已经有明确规定的,法官也不能通过适用一般原则来解决问题,否则将会使法律的可预期性价值大大减损。应该说,在这种案件中,法官不能依据宪法规范直接否定该具体规范的法律效力。就受教育权一案而言,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为宪法司法化给出正当理由的过程,除了把1955年、1986年的两个批复诠释为不排除宪法直接适用0,颇似西方同行在判案中化解难以适应时展之先例对现时的拘束效应,而具有法律推理意义之外,其在相当程度上是在宣告一个司法政策。这个司法政策的核心意思十分明了: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其之所以在21世纪第一年借助一个本来较为普通的民事案件提出,后来的治史者自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之急剧变迁、法律教育与法律共同体之发展、公民权利意识之增长、纠纷激增和立法滞后、司法改革与树立司法威0与信0之迫切、媒体之相对自由等诸多因素中寻找关联性。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司法政策既张扬了宪法的权威与尊严(借助司法赋予其实际效力而得以实现)、宪政的人文主义理念(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体认了宪法在形式和实质上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较为明确地把宪法定位于拾遗补缺0之功能。司法政策核心理念的宣告,可以说并不直接针对法官手头案件。不过,其一则为齐玉苓案的宪法适用,踢开了认识上的拦路虎,二则对宪法补缺功能的定位,成为解决为什么齐玉苓案直接适用宪法0问题的逻辑起点。该问题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法律问题,即在什么情况下,争议案件可以直接适用宪法。

二、宪法之直接司法适用与间接司法适用

任何纠纷皆为权利之争,权利争端在法院的化解,一般情况下须根据法律预先对权利义务的配置。然而,法律乃人缔造,而人的心智能力之局限、人制造法律所用符号(语言)之有限性、人对法律稳定的渴望与人类社会发展间之张力,注定法律不可能达到完美为一切纠纷的解决预先提供明白无疑的规则。因此,任何法律皆非完美、皆有缺失之处,无论普通法律,亦或其自身即为法律的宪法。唯宪法权利规范在当今时代涵盖了人的许多权利主张,较之普通法律中具体的权利规范,其高度的原则性、概括性决定了弹性适用的广阔空间。中国目前正处于激烈的社会转型过渡期,是一个旧规则体系逐渐为新规则体系所替代的过程,可规则在立法者手中生成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法院不能随意推卸其应尽之裁判义务,必须有效回应日益激增、形式多样的权益之争。在以往的审判实践中,法院选择了对普通法律的司法解释一途,以弥补具体规则的缺憾,甚至在司法解释的名义之下造法。在齐玉苓案中,最高法院破天荒0地提供另一途径:直接适用宪法权利规范于私法领域即私法化。¹由此,人们聆听到一声福音:许久以来虚置的宪法终于可以在诉讼中为民众所用了,具体权利规范的漏洞可以因宪法适用而得以或者最大可能地得以完善了,宪法认可之权利再也不会因普通法律的落后0而不能实现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宪法是否可以直接适用于私人行为是西方宪法理论上的一个久远并且尚未解决的争议,此乃西方人传统、经典宪法理念与人权发展之张力所致。近代宪政自其在西方肇端伊始,一个主流的理念在于,宪法为规范政府权力、防止任何政府权力之专断、保障个人自由而设。宪法因此是对人民的保护,以抵抗一切专断性的行动,不论是立法机构所为,还是其他政府部门所为0。[2](P221-223)由此,宪法一直以来被视为规定政府主要机构的组成、权力和运作方式的规则以及政府机构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一般原则,是规定个人和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人和公民相互之间的关系。[3](P290)进而,宪法基本权利规范,旨在保障人民免受国家权力滥用的侵害,其富有针对国家的性质而非针对人民性质。依此传统理论,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只是关乎国家权力的行使,对私人之间,无任何效力可言。[4](P288,P100)101)然而,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不适用于私人关系的传统理论,由于社会经济条件之变化和西方宪政赖以奠基的人权理念之进一步发展,而受到了质疑。1950年在德国,以尼伯代(HansCarlNip-perdey)为代表的第三者效力理论0认为:(1)私法乃统一、自由的社会整体法律秩序的最重要成分,人类尊严既是整体法律秩序的基础,也是私法体系的基础;(2)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强有力的团体、协会以及公众,个人必须和社会、团体发生关系,面对社会实力者以及经济上之强者时,个人个别价值之保障应受到宪法承认;(3)基本权利之绝大多数为古典的、针对国家权力而设的,在私人关系不适用。但是,仍然有一些基本权利可以在私法关系中直接适用,可以废止、修正、补充甚或重设私法规则;(4)德国基本法虽只第9条明文规定具有直接私法适用性,可历史地看,19世纪的人民主要担心国家权力之滥用,对私人的社会势力者的防御视为次要,而工业社会使得个人遭受其他个人及社会势力者侵害亦大,所以,不必拘泥于传统基本权利观念。可见,第三者效力理论0,首先承认宪法基本权利之大多数仍然是不能适用私人关系的,而其重点在于阐明,传统私人自治理念所根基的平等0是虚幻的,工业社会中个人尊严受到其他强力团体或个人压制的现象较为严重,故有些基本权利应有直接的私法适用性。德国学者的忧虑,在美国、日本亦有类似的体现。杜立希(G™nterD™rig)反对对第三者效力理论0,他认为:(1)宪法基本权利乃针对国家权力而产生,不过,民事审判是国家行为之一种,当然也要受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约束,但此种约束为间接约束;(2)私法应具备高度之独立性,国家不能否认同处平等地位的私人可以为任何符合私法正义的相互行为,在法律上可以准许私人在相互之间放弃某些基本权利;(3)基本权利对私法的效力,可以间接地通过私法达到,以私法中的概括条款(如善良风俗)作为私法实现宪法基本权利理想的媒介。[4](P302-307)此一理论,并不否认宪法在私法关系中的效力,只是强调必须间接而非直接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基本秉持间接适用的立场,赞成杜立希观点,认为宪法在私法中的直接适用性尚存疑问,不宜把步子迈得过大。比较美国的宪法诉讼,一方面,两国都可以对民事法律是否违宪进行审查,另一方面,都把法院的行为视为政府行为0,使法院自身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受到宪法限制。此两点皆有助于宪法基本权利的价值观念植入民法之中。尽管社会的发展对宪法适用范围提出新的课题,但是,无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间接适用于私人关系立场,还是美国法院以政府行为理论将名义上私人行为纳入宪法规制领域,都表明他们依然坚持古典宪政的理念,坚持与古典宪政同存的契约自由、私人自治,¹只是谨慎地发展其宪法司法理论,以回应新的环境。

法律发展范文篇5

当前，乡村法律发展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法的实效性不足以及与之相伴的乡村治理问题，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仍然是乡村社会面对国家法律时的无助，以及国家法律遭遇乡村社会时的无奈。广大的乡村社会，人们尊重敬畏法律，但是对其的支持程度偏低。这种场面的定格，便构成了学术界研究、并力图改善这种“不完美状态”的现实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者们尤其国内的学者们开始了他们的使命之旅，有关“本土化资源”、民间法研究丰盛一时，形成了法律发展的“现代化”和“本土化”两大范式。“现代化”范式提出以国家法为重心是现代法治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政府推进型法治是源于中国独特的东方传统和现实社会结构，认为“本土化”范式对历史唯物论、地方性知识和市民社会等理论的解读和运用存在一定的偏颇，它们忽略了社会转型和中国结构这一独特的时空背景,也忽略了法制现代化理论和中国法律发展实践的辩证色彩。其实，无论是倡导法治“现代化”还是“本土化”的学者，都不会绝对地放弃彼此依存的前提，人们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感悟而有所侧重，甚至无不打上个人世界观的烙印，诸如对人生和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的理解。本文放弃简单地对两种范式任何一方进行批判的进路，试图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乡村法律发展遭遇的困境作一些分析。

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内外源聚合，乡村法律发展的动力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两种类型。正式制度也叫正式规则（正式约束、硬制度），它是指人们（主要是国家、政府或统治者）有意识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政策法规。非正式制度包括信念、道德、习俗、惯例及意识形态等，是自发形成的且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标准，是人们在日常与他人发生相互作用时所遵守的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习俗”来确定的“控制结构”。[1]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和相互支撑的关系：一方面，正式制度影响非正式制度的实施，现存法律（普通法和成文法）限制着制度安排的演化范围。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通过提供正式制度的合法性基石实现对正式制度的影响。正如青木昌彦所说，“即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私有产权和合同也不仅仅由正式的法律系统来执行。各种各样的治理机制———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它们作为制度安排的复合体都同时作用”。[2]从理论层面看，如果正式制度是一个社区发展的外源动力，那么非正式制度则是社区发展的内源动力，“一个社区发展的动力主要源于内外二源动力聚合并转化为内源动力的扩张过程”。[3]从实践层面看，只有两种制度在乡村社会的最大相容，才能为乡村社会带来强劲的发展动力。换句话说，只有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好的制度安排，才能提高乡村社会的运行效率。否则，两种制度的不一致性将会导致较低的绩效，并将阻碍或延缓乡村社会的发展。就当前乡村社会的现实来看，一方面，现代乡村社会己不再是纯粹的乡土社会，乡村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代文化观念的强烈冲击、人口流动限制的逐渐减弱和流动数量的增加以及现代交通的发达和信息传播的加快使得乡村已无法完整的保持其独立性与封闭性，而逐渐融入到社会整体结构中，乡村群体的利益也必将越来越与社会整体的利益相一致，因此，乡村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内蕴着对统一、普遍的正式制度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地域的辽阔、民族的众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传统文化本身的延续性决定了非正式制度存在的必然，乡村社会的行动逻辑主要由非正式制度所主导，村民的日常行动基本上是在传统特色较强的乡规民约、风俗习惯，家族制度等框架内展开的。另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和谐意味着人们将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自觉遵守正式制度，意味着正式制度将自然地逐渐溶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中，并以其所体现的价值和所要求的制度模式改变人们的行为和观念，从而使正式制度的实施成本降低到最低点，从而实现绩效最大化。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离开了非正式规则，即使将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政治经济规则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也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4]也就是说，离开了非正式制度，再好的正式制度也是“好看不中用”的。所以，真正能得到有效实施的正式制度，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非正式制度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则。如果正式制度企图依靠国家强制力扭曲、压制或征服非正式制度，则必然会加剧二者的紧张关系,引起后者的强烈反抗或消极抵抗，从而迫使正式制度发生变形或形同虚设。考诸我国乡村法制建设，在法律向乡村推进的过程中，由于未能充分注意并吸收非正式制度中的合理因素，使得法律发生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执行成本甚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反映了乡村社会对正式法律制度的规避。

二、正式制度变迁与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交嬗，乡村法律发展的必然路径制度变迁

“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旧的、效益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所以，人们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就是对效益更高的新制度的需求”。[5]正式制度是一种由国家或政府支配的强制性变迁，非正式制度是一种社会自身力量支配的诱致性变迁，前者具有快速与易于改变的特点，后者则相对缓慢和难以改变得多。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野中，乡村法律发展过程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变迁的过程。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国家的民主程度，争取让每个公民对自己生活的社区都有发言权，体现了一种承认个体主体性的政策选择；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国家对农村的治理的问题，减少治理成本。[6]就广大乡村而言，由于社会内部缺乏法律资源，因此法律发展的方向、速度、路径等在很大程度是取决于政府的供给，其主要手段是自上而下向社会灌输法律信息，以刺激社会的法律意识，激活社会的法律潜能。然而，中国社会的“晚发被动型”[7]治理特点告诉我们，“非国家空间”及其价值系统和规则体系作为一个制度性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充分重视这个“草根社会”或“熟人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各种非正式制度资源及其能动性是必要的。制度变迁最明显的特征是具有路径依赖性，制度是以往世代所获得的知识仓库，制度变迁具有历史规定性是新制度经济学反复强调的主张。诺斯在他的著作中对路径依赖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即“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8]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的乡村社会，传统农耕文化的某些特征显示出了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不一致的矛盾。因此，传统农耕文化所指引的发展方向就不再是社会经济的真实发展方向。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人们的思维和行为都受到农耕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因此，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表现出对农耕文化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如果继续按照其惯性发展下去，必将导致制度锁定，致使社会经济的发展低效率甚至无效率。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实行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和行政指令性管理，基层法制建设的主动性差，农民只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被动接受者和适应者，习惯了听命于上级指示和红头文件，缺乏主动思索和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法律发展过程中，普遍出现走过场、敷衍了事的现象，使改革措施落不到实处。这些因素都强化了路径依赖，从而使乡村社会法律发展迟迟难以走出“困境”。诺思认为，“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因素，即我们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非常了解这一切，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因素，选择我们有哪些机会”。[9]实践证明，只有把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交替使用，优势互补，才能达到制度结构效益的最大化与安排效率的最优化，使制度更好地满足实际的需要，从而避免“政策失败”。

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耦合，乡村法律发展的理想追求

从制度的配置状况来看。正如资源配置的状况影响经济效率一样，制度配置状况直接影响到制度结构的效率。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是“嵌在”制度结构中，它必定内在地联结着制度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制度安排的效率基本取决于与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实现其功能的完善程度等因素。通常在制度配置中各个制度安排之间的结合状态有制度耦合、制度冲突和制度真空。制度耦合，指的是制度结构内的各项制度安排为了实现其核心功能而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从不同角度来激励与约束人们的行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二者作用的范围和程度虽然有所差异，但它们常常对同一类行为从不同角度进行规范，如果其作用方向一致，则它们就是耦合的；但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某种行为的约束不一致，则两者就没有实现耦合，并使制度难以发挥作用。乡村法律发展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当然是制度耦合，即在法治这个制度内的各项制度安排为了实现其核心功能而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从不同角度来激励与约束人们的行为，实现保护权利、自由民主等价值目标。在乡村，正式制度在发展中不能与非正式制度相吻合，就必然影响其效力，导致对正式制度正当性的否定。从另一个层面看，乡村法律的发展需要司法的独立、法律组织的健全、相应监督体系的完善等。而我国乡村法律服务机构极为缺乏，法院也大都建在县上，几个乡镇合一个法院，其经费也十分紧缺，需要当地财政拨款支持运作，这种法院体系与当地政府的结合，必然影响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总之，诸多因素从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导致了目前乡村法律发展的困境。由此可见，要走出乡村法律发展的困境，除了正式的法律制度外，还必须结合其他制度安排，了解这种制度安排在制度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深化对社会中各种制度的认识，科学合理的进行制度安排。“对非正式规则的更深刻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何时特定的正式规则的引入是无效的，即何时特定的正式规则不能与非正式规则相匹配，因而将不可能被实施”。[10]德国学者柯武刚等人对此从经济学的成本与效益的关系角度总结认为，“一套共同的伦理和价值体系对于许多内在制度的执行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并对降低交易成本来讲至关重要。毕竟，内在规则的自发执行一般都比严重依赖外在惩罚（诉讼）要便宜”。[11]“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告诉我们，仅仅有法律至少不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法律只是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认识到的规范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同法律同位阶的制度还有习俗、道德、宗教、政策和纪律等。在乡村法律发展过程中，既要重视法律的重要性同时也不应该忽略其他规则的作用”。事实上，正式法律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沟通和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良性互动和耦合，正是法律制度创新和变迁取得成功的关键……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习惯法之间的和谐意味着人们将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自觉遵守正式法律制度；意味着正式法律制度将自然地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中，并以其所体现的价值和所要求的制度模式改变人们的行为和观念，从而使法律制度的实施成本降低到最低点，实现或逼近均衡，实现绩效最大化。[12]

法律发展范文篇6

对于法律发展这一主题,学术界曾经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学术界一种基本共识性的观点认为二者之间是决定与被决定、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例如,有学者指出,在社会发展和法律的发展二者的关系方面,无疑首先是社会的发展决定、制约和影响着法律的发展的,但同时也必须承认法律的发展也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0[1]377这种观点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揭示了法律发展与社会发展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阐明了法律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整体的特征。本文非常赞同这一观点,但是,这一观点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局限。一方面,把社会发展与法律发展二者对立起来,说成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问题,是把社会决定论机械应用到发展问题研究上的教条式反映。虽然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受制于它所存在的经济基础,同时政治文化等因素也对法律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过分强调这种决定论容易把法律发展与社会发展对立起来,割裂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法律发展虽然是社会整体发展的一部分,但又不能把法律发展等同于社会整体发展,二者不是简单的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法律作为制度文明的内容之一,它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发展而言又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必须客观地分析和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简单地把二者对举或者一概而论都是不当的,应当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复杂化还原0¹。本文认为,社会发展与法律发展的关系不仅仅是决定与被决定、制约与被制约、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法律发展一方面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制度形式;另一方面,法律发展也是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制度化回应,其在自身的发展中呈现出一定的独立性。

一、法律发展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制度形式

从逻辑上说,现代社会发展是内在地涵摄了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在内的人的全面发展,其中无论是经济发展、政治发展,还是文化发展,都与法律发展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离开了法律的发展,任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都会丧失一定的制度基础、制度保障和合法性认同,人的发展也会因而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而且作为现代文明构成之一的法制文明,是以一定制度为载体反映和折射人与社会发展的所有成就的,换言之,要分析法律发展的真正蕴含,必须重新审视法律发展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关系。之所以说法律发展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因为法律或者法治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在现代社会要实现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和平、安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没有法律或者法治的保证是不可能的。

(一)现代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经济发展要求法律发展与其同步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0,这一命题揭示了法律或者法治与经济的高度统一。不讲规则、不讲程序和法律的市场肯定是不安全的。法治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法治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综观人类社会的历史,法治总是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相关,而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国家垄断为内容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无缘。0[2]178在追求高效、安全、平等、自由的现代经济生活和经济文化时,离开了法律和法治在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等方面的制度进步与法律实践发展,人与社会的发展也将是片面的,支离破碎的。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市场化的当代社会,交易的安全、利益的维护,无不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法律制度与法治环境,如果法律相对滞后、法治不健全,那么交易安全就没有保障,市场秩序就无法维持,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二)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法律发展为主题民主政治不但是法治的基础,而且,法治与民主政治二者互为表里,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正是在法治的推动与形塑下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它不但借鉴了法律发展的先进成果,也凝结了法律发展的智慧与经验,是以法律发展为主题的。一方面,现代的民主政治以法治为基本内容,法治建设与发展带来的基本经验和先进成果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宝贵财富。按照学者的研究,现代民主政治所涵摄的民意政治、责任政治、有限政治、程序政治、参与政治、开放政治等基本理念都与现代的法律理念高度一致,是法治精神所提倡的人民主权、责任意识、权力不得滥用、程序公开、程序参与、程序公正等法律基本原则的体现。这些现代民主政治在本质上就是法治政治。[1]288-294同时,法治也是评价民主政治制度的价值标准。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共同追求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价值,追求公开、公正、公平等程序正义的理性观念,这些共同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的价值标准。一般说来,法律特别是公法所提供的一系列原则、制度和规则体系,能够为公民自由、平等、公开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提供有效的和直接的法律保障,而且当公民的有关政治权利受到侵害时,也可以直接通过法律获得救济。法律成为评价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本标准之一。这里说的权力合法性0,就是通常所说的权力的形式合法性或者秩序正当性。韦伯曾指出,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相反,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0[3]239从中可见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性。在当代,公法发展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被逐渐应用到民主政治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当前提倡的建设服务型政府、透明型政府等政府体制转换的理念无不是从法律发展中获得启迪的。在当代,保障人权、程序正义、民主公开等公法原则是评判政府行为合法性的价值标准。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具备合乎法律性0这一发展着的法律尺度。另一方面,现代法律发展所展现的程序性的制度设计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平台。现代的民主政治要求所有主体在政治活动中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包括选举活动、立法活动、政治决策与参政议政、政治意愿表达等活动。通过这种程序性的活动,达到对国家机关,特别是政府机关的有效监督,使国家权力在民主的程序上运行,防止权力滥用,最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所以说,法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法治不但创造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外在的形式条件,它也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活动空间,现代的民主政治活动都是以法律的形式来表达政治诉求和政治意愿的,它与人权一道,共同成为现代法治环境之中最为绚丽多彩的风景线。可见,随着人类民主意识的不断提高,现代民主政治的不断进步,法治也会不断发展,同时,法律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必将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

(三)现代文化发展与精神生活的进步离不开法律发展现代文化与精神生活的最为基本的标志是理性。人性具有理性色彩。柏拉图将人性分为三个部分,即理性、志气、欲望,其中理性居于最高的地位,具有支配性。如果志气获得理性的支配,志气便表现为勇敢;如果欲望获得理性的支配,欲望便表现为节制;如果志气、欲望都获得理性的支配,人便获得正义的德性,进而获得权利。法律上的主体)))人0,正是基于人具有理性这一理论假设为前提的。法的作用就是禁止人们放纵欲望,使那些不能按照理性行动的人能够约束自己,以实现个人的正义的德性,维护个人的权利。人正是由于有了理性,才可能有自知之明。没有理性,人类就不可能认识到自身对于法这种社会规范的需求,也不可能自主地创设或者运用法来约束自我、规范自我、保护自我。权利、义务和法正是理性的产物,并随着人的理性的进步而进步。0[4]202-203理性具有不断批判自身,进而获得进步的力量,这种力量被称为趋向合理性0。理性经历的从传统的本体理性向工具理性,再向非理性、反理性,乃至当性重构的过程表明,理性具有自觉的意识和力量,它能够不断地从自身的反省与觉悟中发现理性的缺陷与不足,进而推动理性的进步与发展,从而带来人类知识的进步。由于理性的对于主体自身的反省能力与约束能力,使得其主体人获得了不同于物的本质的规定性,这一规定性使人成之为人,使主体成之为主体。它是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前提、根据、尺度或者标准。作为人之为人的特殊本质,人能凭借理性实现对世界的把握而达到自由。在存在论意义上,理性表现为人是一种特殊的本质性存在,这种存在常常被理解为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在认识论意义上,理性表现为超越于感性认识之上把握对象本质、规律的认知能力;在价值论意义上,理性承诺着善的价值,理性的生活即善的生活;在规范的意蕴上,理性形塑着法律和自由,以实践的理性和制度的形式赋予了法律与权利的正当性。0[4]161不仅如此,理性的发展也带来了法治的文化的繁荣。法治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理性文化。法律是实践的理性,由法律揭示出来的理性是动态的、批判的、面向实践并引导实践的,它一方面通过理论的方式反思现有法律制度、立法执法与司法实践的缺陷与不足,阐释法律行为的内在动因、权利诉求、义务和责任推理、法院裁判,另一方面,法律的实践理性也塑造了法律主体理性的法律行动。这二者结合起来又进一步推动法律朝着更为具有人文理性精神的方向迈进。因此,发展着的法律与发展着的法律文化是同一的,理性文化既不同于跟着感觉走的非理性文化,也不同于空想浪漫的超理性文化。它是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现代科学技术相适应的体现真、善、美统一的社会文化系统。0[2]167理性在实践发展中形成的自由平等、权利义务、公民意识与程序观念,必将带来法律程序的全面更新与法治真善美的真正实现。

二、法律发展也是现代社会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本标志之一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说,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追求民主、法治、人权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部人类的发展史,表现为一部人类在为争取民主、建设法治与实现人权的发展史,一部以法律发展推动民主进程、法治进程与人权进程的发展史。人类社会从过去只重视少数人权利,只有保障少数人利益的法律发展为保护多数人权利的历史进程说明,人类的民主不断扩大,法治不断推进,人权保障不断提升。这是法律的胜利,更是人民的胜利。人类不断推进法律发展,不断放弃与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相悖离的旧制度的历史也同样说明,文明必将取代野蛮,进步必将取代落后。从现代社会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本逻辑上来说,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当然包含了法律的发展。法律发展是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应有的题中之义。从人的社会属性上说,人的全面发展,也意味着社会的同步协调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内在协调统一的。在人的全面发展中,人在经济领域中的发展和在政治文化领域中的发展应当是同步的。在私有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经济形式的障碍引起相应的社会政治、社会文化形式对人的全面发展也形成诸多障碍,这些障碍均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人只有摆脱了物质经济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的束缚,摆脱马克思所说的物的奴役0,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发展。另一方面,只有在政治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发展民主政治,厉行法治,才能充分保证和实现人民的民主与权利。再一方面,现代社会生活中全面发展的人也必将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良好品德、精神健康充实的人。这样的人在法治的社会中必定具有法律的观念和意识,依法行为,依法办事,依法维权,依法尽职尽责。全面发展的人从文化的要素上分析必然具有法律的素养,这是不容置疑的。综上所述,法律发展与社会发展存在着内在的统一关系,两者相互影响,互为表里,相互依存,共同推进。同时两者又都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和归宿,都集中在人的发展这一主题之下,是人的发展在法律与社会存在方面的具体反映。

法律发展范文篇7

由国际法律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IVR)中国分会、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和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亚洲法哲学大会于2年1月16)18日在中国南京召开。这是建国以来我国法理学界首次主办的国际性法哲学大会。来自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专家学者近15人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围绕21世纪的亚洲与法律发展这一主题,分七个专题,就21世纪的亚洲社会发展与法制变革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亚洲法哲学的新发展随着亚洲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长足发展,亚洲法哲学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中国和日本的法理学研究尤其突出。张文显认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法理学的发展经历了1978)1991年初步发展、1992)1996年加快发展和1996年以来全面发展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三次思想解放高潮,即以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以及在中央法制讲座上的讲话和中共十五大为标志;在这一时期,中国法学界围绕依法治国和法学理论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并形成了一些理论热点,如法的本质、权利义务法学范畴和权利本位、现代法的精神、法治与依法治国、法制现代化、法学的变革与创新,等等。对此,有学者认为,第一,中国法理学三个阶段的发展主要是外力推动的结果,法学家在建构法治社会中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对法(法律)本质问题讨论的主要意义在于摧毁了教条主义、霸权主义理论;第三,权利本位理论的意义在于第一次用法学理论思维模式分析法律问题,突破了以往传统的研究视角和思考方法。另有学者主张,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它以是否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森际康友提出,亚洲法哲学的研究固然要以解决亚洲自身的问题为目的,但要胸怀全球,选择自己能够有所贡献的问题来加以探讨;日本在吸收西方法文化、确立所谓近代性自我这一意义上的人的近代化过程中有许多教训,主要是在自我形成方面出现了公与私的分裂,尤其是公共领域的不完备造成市民性个体人格无从确立,结果导致日本的政治与法的贫困;可以通过法哲学的探讨建构起促进公共性言论活动的公共领域,来实现丰富的个性和私人性。有学者认为,日本存在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亦同样存在。就法学研究而言,对本国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批判,使各方面得到很好的运转,推动法治是学者们的一种责任。另外,从部门法研究的视角来看,个性发展和公民权利十分重要,尤其是得知权,得知权是一切权利的前提。有学者提出,要加强人的模式构造这一学术范式在法哲学研究中的影响。

亚洲法治的新发展2世纪的亚洲,以法治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主导趋势;而在新世纪,法制改革与法制现代化仍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任务。刘瀚认为,法治的实现对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大而发展落后的国家将是一个艰巨、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具体包括法律体系的完善,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高效、协调、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工作机制的建立,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实现,监督机制的完善以及地方、行业和基层依法治理这六大工程。有学者指出,村民自治的价值目标和村民自治的运行机制展示了法治的良好前景;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是中国法治化的生成点;国家可以通过一系列法治措施,增加腐败者的法律和道德成本,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中村浩尔指出,重建福利国家与和平哲学以及结束对美国的依赖,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当代日本法制的发展要实现从资本法律、国家法律到市民法律的转变:市民法律中的个人应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弱者;在法律中要更多地反映人民意志,这是法化的基础;哈贝马斯式的成熟的市民社会应与法化战略形成良性互动。有学者认为,这种战略方案的实施有一定困难:对所谓弱势个人更多的关注将会构成对现代法律形式合理性的个性的巨大冲击;媒介型团体的发展与减少政府干预这种团体的要求之间存在矛盾,因而依赖媒介型团体实现法化的战略很可能要打上一定的折扣。在方法论层面上,有学者提出,研究法治有两条思路:一是现代化范式,即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法治;二是本土化范式,强调依靠本土资源、自下而上实行法治。在实践中,应当综合这两种方式。

亚洲价值观与法律发展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规定了法律发展的走向。亚洲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怎样做到既体现现代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理念,又充分反映亚洲自身合理的价值需求并外化为法律制度呢?今井弘道认为,首先必须理清近现代文明与亚洲价值观的关系。当代世界正处于超越近代文明向新文明的转型时代。我们所理解的近代,是把自然视为人类生产力支配的无限原材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以科学技术的知性为发展的基础,并在主权国民国家与它所保护的产业社会中展开的时代。源于西方的这个近代特殊系统在地球环境的危机以及陷于种种困境的状况下,正逐渐地走向终结之路。其次必须扬弃亚洲式价值观理论与西欧式普遍主义的二元对立,并借以克服源于西欧普遍主义的亚洲价值观。亚洲式价值观理论与西欧普遍主义的对立焦点在于人权问题,前者促成了个人对国家的根本性义务。欧洲或美国民主是在其特殊社会历史文化中展开的,我们不能照搬,必须遵循亚洲自身的文明规律,开拓超越西方近代范例的新时代。有学者认为,应从普遍性与特殊性角度来考察亚洲价值与西方普遍主义之间的关系。陈弘毅提出,能够集亚洲价值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于一身的是诉讼与调解的关系模式,而公正在某种程度上是统合诉讼和调解的价值基点。调解传统的内涵和机理在于:(1)和谐的哲学观是调解传统的哲学基础;(2)中国传统社会对诉讼的鄙视,突现了调解在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方法中的地位;(3)官员的行为使调解在传统社会中植根。传统调解存在着一些结构性问题,可能会造成不公正的结果,因此需要经过现代的洗礼和一种创造性转型才能取得更多的正当性,使之不仅能适应、生存于现代与后现代,而且能对现代性做出积极贡献,并能纠正其结构性弊端。另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的核心是秩序至上的价值取向,这与建立在充分尊重个人权利基础上的西方调解截然不同,因此要发挥中国调解制度的应有作用,就必须甩掉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思想包袱。当然,调解的有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怎样实现调解的创造性转化?其创造性转化的条件和途径是什么?转型社会中的法律与权力人是法律发展的主体,法律制度的安排要体现人的本质需求。现代法律制度要体现个人主体的品位,需要深刻阐释未来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底蕴。岛津格认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西方正义观的反映。在西方,个人主义的特点包括:个人完全独立,民族国家只是个人的一个工具;人有天赋人权,保护这种权利是国家的目标。然而,人的权利和自由只能在有秩序的社会中才能获得保障。因此,个人主义既是一种规范,也是一种游戏规则,它的前提条件就是市场经济,在市场中个人必须约束自己;民族国家的主要职能就是根据社会变迁的需要重写游戏规则。有学者认为,只有在法律之中,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才有出路。郭道晖提出,社会结构的转型会引起国家权力的相应变化,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是必然的趋势。权力多元化与社会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国家权力内部分权的社会化,非政府组织及其社会权力的扩展,超国家权力与国际社会权力。针对这种全球性的趋势,亚洲包括中国必须应对并进行改革,首要的是对权力多元化与社会化的实质作出必要的认识:权力多元化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权力社会化是权力人民性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有学者认为,多元化权力的世界是一个与传统的国家主义权力本位观相背离的世界,国家权力的分化是现代民主制国家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还有学者认为:应该明确区分权力与权利;权利问题是当前法理学研究的前提问题,必须加强研究;分权是必要的,但不同于三权分立。

法律发展范文篇8

加强班子队伍建设。依照区委的统一部署，以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主线。扎实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发展观活动，进一步推动队伍建设，促进工作发展。一是坚持把学习贯彻始终，进一步提升思想和工作境界。组织广大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十七大精神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领会精神实质，通过学习，努力使广大司法行政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思想理论上有新的提高，工作作风和精神面貌上有新的变化，司法行政工作上有新的发展。二是把活动效果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全面提升法律服务和保障能力。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使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效果充分体现在推动司法行政工作改革发展上，充分体现在服务和保证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上。

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做好全运安保工作。作为司法行政部门要切实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一是努力营造全运安保的良好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深入开展“全民全运·法治同行”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宣传栏等普法阵地，采取灵活多样的普法形式，突出重点对象，大力加强与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利益和与全运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努力营造依法参与全运、支持全运、维护全运的浓厚法制氛围。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简化顺序，疏通渠道，不时满足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需求，最大限度的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大帮教安排和社区矫正工作力度，把重点放在那些思想易反复、恶性较重的刑释解教人员和社区矫正对象身上，健全完善管理教育、帮教稳控等各项措施，努力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二是突出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筑牢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积极开展“迎全运集中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百日大会战”围绕政府关注、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重点解决可能引发“民转刑”案件、群体性事件和非正常上访案件的矛盾纠纷上，解决那些带有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的重大民生诉求问题上，积极收集和掌握涉及全运安全的重大信息，做到重点事项排查不漏项，重点人员排查不漏人。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要建立台帐，解决一件，销号一件，着力排查化解可能影响全运和谐稳定的突出矛盾纠纷。加强与信访、综治等部门的配合，推进大调解机制，创新调解方法，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认真开展“大接访”活动，维护全运期间社会和谐稳定。

二、围绕主题实践活动。要结合全区工作重点，以开展“讲文明、树新风、创品牌”为企业服务年”活动等主题实践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努力为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重点做好：一是积极开展法律“六进”活动。根据辖区单位的类型和特点，动员全区司法行政工作力量，采取分片包干等办法，积极开展到单位、市场、社区、机关、学校、乡村等场所宣传，提高法律宣传的覆盖面和普及力。同时注重培育、宣传典型，特别是洛口服装城的典型做法，争取在全市乃至全国范围内推广。二是集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集中力量，组织几次完全地矛盾纠纷排查活动，力争调解胜利率达98%以上；拓展延伸调解领域，广泛参与涉及棚户拆迁、河综合整治、开发建设等重点工程和重点项目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及时将社会不稳定因素消灭在基层。三是积极开展“重新犯罪率为零”活动。进一步强化帮教安排举措，切实抓好衔接管理、帮教安顿、动态监管等重点环节的工作，提高帮教覆盖率，确保帮教率达100%大胆探索矫正方法，争取建立社区矫正工作基地，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扩大空虚社区矫正队伍，确保社区矫正人员都能顺利回归社会，力争重新犯罪率为零，维护社会稳定。四是做好法律援助工作，确保群众满意。以“有困必援，有难必助”为目标，积极引导法律援助工作重心向服务民生转移，坚持走出去，多渠道了解弱势群体的困难，积极提供主动帮扶；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简化并公开办事顺序，力争法律援助在质和量上都有新突破；进一步做好对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的跟踪监督，提高援助质量，切实维护和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五是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律师、公证员、法律工作者的专业优势，积极组织他为重点工程建设、棚户区改造工程、新城区建设等搞好法律服务，预防和化解各种利益纷争，维护社会稳定。

法律发展范文篇9

[关键词]法社会化；秩序的边界；非国家法；博弈论；社会控制系统

笔者基于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一书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国情和社会生活中的现状，发现我国在全面建设法治社会攻坚阶段，正面临着一个法律社会化的趋势。当前国家法与非国家法之间存在着冲突，但是这个冲突并非是对法治的破坏，相反在私法领域中，法律的秩序在社会控制系统中往往会失灵，而非国家法的秩序却能够很好地解决问题。突破国家制定法与非国家制定法的边界，可使该矛盾转化为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动力和发展方向。

一、法律秩序的边界

（一）法律秩序边界产生的内因。过去提到秩序，通常指的是法律的秩序，法律拥有复杂的逻辑和庞杂的种类，规范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笔者认为现代法律是一种理性的先人自我规范秩序发展而来的普遍规范秩序。然而美国学者科斯曾经做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时候，责任的分配并不影响资源的配置。”①正如科斯预测的那样，在美国学者埃里克森著名的作品《无需法律的秩序》中，埃里克森通过田野实地调查夏斯塔县牧场间的纠纷得出结论，如果存在一种对纠纷双方都有利的协调时，秩序的平衡并不需要政府的监督。因而，人们凡是将法令放置在社会控制的较高层，在其他控制手段不能满足需要时才适用。由此可以看出法律规范下的社会秩序是存在边界的，法律只是社会控制系统中的一个因素，甚至不是占主导的因素。可见，法律维持的秩序不是完美的，甚至是某些情况下过于严苛繁琐的法律条文对社会的控制会表现为失灵。因此在法律秩序的边界外，一些非国家秩序来调控社会的纠纷冲突显得是必要而且更合理。（二）法律秩序边界的表现形式。在埃里克森调查的夏斯塔县案例中，当出现牲畜侵扰造成的冲突时，民间规范优先于法律被应用于纠纷的解决。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法律知识的使用和法律救济的成本同样是高昂。无论是乡村的村民纠纷，还是城市小区内的居民纠纷，甚至是在小型交通事故中，人们都更倾向于“私了”的方式，经过双方谈判得以自助的救济，而法律在此时被当然地搁置一旁。其实在这些私法领域中的纠纷，一部分纠纷发生在完全陌生的两方之间，一些是能够知道法律规范的秩序偏向自己可以救济自己的权力，但是在权衡公力救济的成本之后还是倾向于遵循非国家法规范的秩序。另一部分是因为私法领域有许多纠纷是发生在熟人社会，一些人明知法律规范下的秩序可以救济自己的权力但是碍于人情关系，或者是害怕被对方的报复，他们最终也是倾向于遵循非国家法规范的秩序。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在双方不考虑法律救济成本的情况下，在熟人社会的利益平衡是进行多次博弈的结果。而在法律经济学的角度看，在双方不考虑法律救济成本的情况下，在陌生人间更多的是一种利益回报和机会成本的一次权衡。至此，可以看出在私法领域中法律秩序边界之外社会控制的因素就是这些非国家法规范的秩序，可见法律秩序的边界正是这些熟人社会的纠纷和一些可以简易处理涉及利益不大的偶发性冲突。

二、非国家法秩序的边界

（一）熟人社会中的边界。既然法律秩序是有边界的。那非国家法秩序存在边界吗？答案是肯定的，依据非国家法秩序来解决纠纷存在很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在熟人社会中，这种规范往往是出现在相对封闭的场景下，利益相关人的个体数量相对较小，利益纠纷较为简单。可以想象如果一个邻里纠纷侵犯了不特定多人的数个法益，此时如果仅仅依靠非国家法规范，通过私下协商这种私力救济往往难以平衡多方利益。在私法领域中，平衡利益才是其首要目的，当一种规范不能平衡利益时，这种秩序便不攻自破。此时当然需要介入公权力来调和利益间的平衡，法律正是公权力救济的规范和标准，此时纵使人们对法律了解不多，依然会有来自国家或者社会的公益救济其诉讼来救济他们的权力。而此时发生的法律成本往往相对于冲突的利益是少数的,在这种博弈当中，一种自法的利益诉求也会希望有一个相对强大公平的秩序维护平衡，此时便到了非国家法秩序的边界。此外，在熟人社会中依据一种邻里关系间既互相尊重又互相畏惧情感下产生的非国家法秩序。一旦双方中有一方以上突破了道德底线，此时冲突升级，非国家法规范的秩序所依靠的一种人情关系、伦理制约或者是双方理性的克制一旦失去，那么维护利益平衡的非国家法秩序的边界就会被突破,此时只能由公权力介入，用法律的秩序来解决冲突。非国家法秩序只是在一个封闭、简单、朴素的环境下自我救助的一种秩序，即使在强制执行的合约中，也可能存在不需要法律的秩序而依靠非国家规范的秩序的情形。（二）陌生人社会中的边界。在陌生人之间的非国家法规范的秩序边界是什么呢？陌生人之间完全不用考虑道德伦理和人情，也不用畏惧事后风险，但是一旦利益冲突过大,或者侵犯到不特定多数第三人的利益时，非国家法规范的边界也出现了，这种冲突如同熟人社会一样，只能求助于公权力的救济，适用法律的秩序。此外在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不同的情形，当冲突较为复杂，难以明确分配责任时，那么非国家法秩序的边界也出现了。另外当冲突双方有一方以上更加倾向于适用法律秩序，那么一种自发的习惯性的非国家法秩序的边界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对法律熟悉的人群之间。

三、非国家法秩序的适用

（一）非国家法秩序的适用现状。非国家法秩序除了磋商和谈判外，大多数情况是适用民间习惯，民间的公序良俗在世界法制史上的一个重要渊源。特别是法学家普遍十分重视公序良俗，常常把民间的公序良俗作为制定法外最重要的法律渊源著书研究。但是在我国传统的法学研究里，习惯法却并没有得到相同的待遇，往往制定法和习惯法并行于世,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发挥着作用，维护着社会的秩序。在我国特别是在乡村，这些非国家法比起国家制定的法律更具权威性，公序良俗往往更加符合村民内心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在这些地方非国家法秩序被稳定地维持着，作为非国家法的公序良俗在这些地区更加合理有效地维持着社会的运转。而在较为发达的城市之中，人们依靠的非国家法不再是公序良俗而是双方利益的博弈和谈判，无论是熟人间多次博弈的结果，还是陌生人间的双赢博弈，这些非国家法规范都良好地维持着其适用的社会秩序。（二）非国家法秩序适用的内因。非国家法规范的秩序中并没有存在一种外在的强制力去解决冲突和纠纷，但是在部分环境下社会活动可以良好运转。如果从博弈论的角度去解释这一现象，在没有法律的情形下，在这种非国家法的秩序里也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秩序，在私法领域大多是因为经济利益引发的纠纷造成的冲突和矛盾。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的，冲突双方会通过谈判、协商或者遵循一种稳定的公序良俗来实现一次博弈或者多次博弈中利益的双赢，这证明了频繁的利益摩擦中会发展为一种合作共赢。在这种非国家法秩序中，人们更“讲理”和“讲礼”的原因，并不由于他们的教育背景所决定，也不由于他们惧怕法律对他们的严厉制裁，更多的是他们担心道德舆论的压力、邻里日后的报复、内心的不安和理性的利益判断。在私法领域中特别是商事领域的非法国家秩序里人们愿意合作和谈判，更多是利益价值的倾向，是实现效益最大的动机实现了在没有法律秩序介入的双赢。而在私法领域中的民事领域，是长期以来的民族传统导致情与理较之于法更适合民间纠纷的解决，当然法律本身成本的过高也是让人们遵循非国家法秩序的内因之一。

四、结语

法律秩序与非国家法秩序的边界模糊是一种法社会化运动的结果。日益发展的社会瞬息万变，法律秩序对于社会调整来说，仅仅是一个十分有限的手段。突破国家制定法秩序的边缘，将一些适宜的非国家制定法秩序引入到法律体系当中，这一法律社会化的发展将更有利于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体系。与此同时，法律虽然会致力于创造一种优良的社会环境，但是在整个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其只能扮演当中的一个角色，许多非国家制定法并不能融入国家制定法体系，因此合理认识到法律作用的有限性，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他社会调整方式的益处。在我国，非国家法的秩序的存在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在商事领域中还有许多方面存在这种非国家法的秩序，如果寻求法律来救济这时候会发现法律的秩序很难解决纠纷。小产权房进入二级交易市场可以很好地印证这种观点，如今国家一直在致力于市场管理中的“简政放权”的政策，从这一决策可以看出，执政者同样发现了非国家法的秩序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可以看出法律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秩序的维护。而非国家法的秩序被国家所重视、逐步规范和认可，可见法律逐渐社会化并非像过去一直在法学教育和研究中的法条主义那样，仅仅重视法律条文本身的规定和法律纯粹上的理论研究。在社会现实当中存在着大量的非国家法秩序，可见其原因不仅是由于国家法自身缺陷造成的。

注释

法律发展范文篇10

一、围绕社会矛盾化解，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强化人民调解功能，维护基层稳定。矛盾调处“零距离”。全县14个乡镇均建立了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及调委会，均配有调解员，县、乡镇、村（社区）、组四级调解网络全面形成。今年以来“流动调解庭”及时联合成功调处了、等8起典型的疑难复杂矛盾纠纷。矛盾排查“零遗漏”。严格落实每月一小查、每季一大查的排查制度，今年以来先后进行五次大型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共排查出各类矛盾纠纷324起。大力开展“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专项攻坚”活动，集中力量对涉及“社会关心、群众关注、历史欠帐”的六类重点矛盾纠纷进行了全面的排调，共排查纠纷112件，调解遗留纠纷20件，防止群体性上访4起，制止群体性械斗3起。矛盾化解“零激化”。以在公安派出所设立人民调解室为重点，继续深入推进“三调联动”工作。今年以来，驻法院调解室共受理案件168宗，结案164宗；驻人民医院调解室成功调处3起疑难医患纠纷，有效制止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年内已建达到规范化标准的驻、派出所调解室共调处纠纷64起，全县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367起，调处成功1345起，调处成功率98%，确保矛盾化解在源头、化解在当地、化解在萌芽状态。

强化法律服务维稳功能，确保服务效果。围绕县委、县政府“项目攻坚年”的总体要求，按照一个项目一名律师、一名公证员、一名司法行政干警和一个工作班子结对联系的思路，大力开展“服务项目建设，促进经济发展”专项活动，组织开展好“五进”项目活动，全力服务项目建设。一是法律顾问进项目。成立“县优化项目建设环境法律顾问团”，指派律师无偿担任项目单位法律顾问，帮助审查修改合同，化解法律风险，为项目建设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二是法制宣传进项目。根据项目建设的具体需求，有针对性地组织对创业富民基地、镇房产项目、航电枢纽工程等项目建设开展专项法制宣传，出动宣传车32台次，发放普法书籍2000余册、便民联系卡200余张，重点加大了对“征拆新政”、《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依法打击强揽工程、阻工闹事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帮助群众树立正确的法制维权意识，为项目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三是人民调解进项目。围绕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可能引发的问题，组织当地调委会认真排查摸底，及时掌握信息，妥善化解影响项目建设的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协助依法处理影响引进开发的强揽工程、阻工闹事事件，共为项目排查化解纠纷156起。四是公证服务进项目。对征拆安置、工程招投标、依法拆违实施公证服务，办理证据保全，帮助防范规避法律风险。五是法律援助进项目。我局法律援助中心深入基层，现场解答法律咨询300余人次，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引发利益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的问题适时提供法律帮助和疏导，引导农民群众依法理性维权。

二、围绕社会管理创新，合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全面实施社区矫正工作。在去年11月份进行全县社区矫正工作动员部署并组织对全县社区矫正对象初步摸底的基础上，今年2月按市局要求向各乡镇拟发了《县年社区矫正工作要点》，并再次组织进行了社区矫正对象全面摸底，全面掌握了全县195名社区矫正对象，信息档案齐全。为推进社区矫正交接工作于4月底组织各乡镇司法所长进行了交接前的再动员和培训，并赴矫正试点单位望岳司法所进行了观摩学习，现已统一全县社区矫正工作的文书档案、报表和台帐等，全县14个乡镇首批143名社区矫正对象全部如期顺利完成人档全面交接，成功开展了我县首例社区矫正对象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根据调查评估情况建议非监禁刑并被采纳，此举在全市范围作为经验推广，并联合县广电制作了我县社区矫正专题节目进行宣传推介，反响良好，目前我县社区矫正工作已正式全面进入日常教育管理阶段。

完善无缝对接机制，继续加强安置帮教工作。全县351名刑释解教人员均已建立信息库，进一步落实了责任帮教制度、定期回访制度、信息报告制度和委托帮教制度，经全县性两释人员重点摸底排查，特别掌控了16名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的重点对象，健全了工作台帐，积极加强了与过渡性安置基地、民政部门等的联系，进一步落实了帮教措施，努力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三、围绕公正廉洁执法，努力主张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