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贸易体制范文10篇

多边贸易体制范文篇1

[关键词]欧共体；区域一体化；多边贸易体制

一、引论：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两种法律形式

50年前，为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振兴全球经济，并从经济基础上避免世界大战再度爆发，各国通过国际法律的程序和形式，建立了以GATT为标志的多边贸易体制。几乎与此同时，疆域相邻、政治制度相同、经济水平相近、文化和宗教同源的欧洲国家，为加速民族经济的复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样以国际法律的形式开辟了区域一体化的道路。

20世纪后半叶是一个多边贸易体制不断完善的时代。如今，多边贸易体制已经从过去的“临时适用”转变为一种持久的体制，从过去的“事实上的国际组织”演变为一个常设的国际组织，从最初的一项协定和20余项关税减让表发展为由数以百计的法律文件构成的庞大法律体系，从过去局限于调整不完全的货物贸易发展为全面调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1999年底召开的西雅图部长会议已表明：在新的“千年回合”中，贸易与环境、贸易与竞争、贸易与发展、贸易与劳工标准必将成为21世纪世界贸易组织活动的焦点。

20世纪后半叶更是一个区域一体化的时代。区域一体化运动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端于欧洲，在60年代、70年代扩展到拉丁美洲、东南亚和非洲。从80年代后期起，兴起了全球范围的第二次区域一体化浪潮。

纵观50年来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如下发展趋势更值得重视：一、区域一体化的数量不断增长和参与的国家或地区越来越多。目前，通知GATT.WTO的各种区域贸易协定数以百计，平均每一个GATT.WTO成员至少参加了一项区域一体化协定。二、区域一体化的形式多种、一体化程度各异，形成了由低级到高级的梯级结构。三、区域一体化的领域从单一的部门朝着广泛的经济领域发展。除了货物贸易外，服务贸易、投资、竞争、工业、农业、环境、

社会保障、科技等领域或部门的共同政策或政策的协调成为区域一体化追寻的新目标。四、区域一体化的组织化现象日益突出。现在，绝大多数区域一体化安排不仅以国际协定的法律形式予以确立，而且还建立相应的国际组织或机制的法律形式予以保障。

上述发展趋势表明“区域主义正在开始产生其自身的活力：区域一体化越来越被视为不可避免，因为现行的各种安排正在逼迫非成员国从一体化市场中分离出来”[1]（P.149）。

然而，长期以来，区域一体化对多边贸易机制或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区域一体化鼓吹者认为，区域一体化的最基本的目标是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实现贸易自由化，这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区别只是贸易自由化的地理范围，而且区域一体化无不将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作为其最高宗旨；在全球贸易一体化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的情况下，区域一体化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并可以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因此，区域一体化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营造物”（building-blocks）。区域一体化反对者或怀疑论者

认为，区域一体化是一种新型的集团式贸易保护主义，与传统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相比，其方式更为隐蔽（因为有合法的外衣），因而其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危害性更大；随着区域一体化的繁衍及其重要性和活力的与日俱增，多边贸易体制势必走向崩溃，甚至全球经济与政治稳定将受到威胁，因此，区域一体化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阻碍物”（stumbling-blocks）。

必须承认，过去的50年是区域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制并行发展、相互制动的时代。在各种区域一体化组织中，欧共体最具有代表性，其一体化程度最高、发展速度最快、组织最严密、法律制度最健全、影响最大。

二、典型透视：欧共体与GATT.WTO的法律关系

（一）GATT.WTO对欧共体的包容与优待从时间上说，GATT的问世要比欧共体早得

多。而欧共体的成员国在创建或加入共同体之前均已是GATT的缔约方。欧共体建立后，一方面，其成员国继续保持各自在GATT中的缔约方地位；另一方面，根据《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第l13条和第228条等条文的规定，欧共体在GATT体制中逐步取代其成员国并发展为GATT的一种“事实成员”，而各成员国只不过是一种“法律形式上的成员”[2]（第260页）。

首先，自1960年狄龙回合谈判以来，均由欧共体委员会代表欧共体成员国与其他缔约方举行多边或双边谈判。其次，自“肯尼迪回合”以来，历次回合产生的多边协定，绝大多数由欧共体单独签字和缔结，只有个别协定（如东京回合的技术性壁垒协定和航空器贸易协定）由欧共体与其成员国一起以混合缔约方的形式缔结。再次，除了个别机构之外（如预算委员会），欧共体几乎参加了所有GATT机构的活动，比如以共同体名义行使其成员国在这些机构的几乎所有权利。最后，凡涉及欧共体成员国的争端，不论其是出诉方还是被诉方，在1974年以前绝大多数将欧共体作为争端方，此后均由欧共体作为争端方[2]（第261页）。

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在GATT中的地位是极为特殊的。虽然欧共体自始至终没有成为GATT的正式成员，但是它实际上在绝大部分领域和活动中取代了它的成员国；作为其成员国代表出现在GATT的欧共体既不是其成员国的简单相加之和，也不是总协定中增加了一个普通的新成员。尽管各成员国并没有因为欧共体取得了大部分权利而动摇它们的正式成员地位，然而毕竟这种法律地位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欧共体及其成员国与GATT30多年形成的这种特殊法律关系为国际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确认它们在WTO中的双重法律地位奠定了基础。

欧共体在事实上取代其成员国参加GATT活动35年之后，利用WTO取代GATT的契机，终于取得了该组织的正式成员资格。这一转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1这意味着欧共体结束了它在多边贸易体制中长期处于一种“事实成员”的状态，在WTO中，从一开始它就在法律上被看做为一个与其成员国一样拥有自身权利的实体，以与其它正式成员平起平坐的身份全面参与这一新型组织的活动。另一方面，它的15个成员国并不因为欧共体创始成员地位的取得而丧失它们在WTO的正式成员地位。

21这标志着当代国际组织法的理论与实践的一种最新发展。尽管在WTO这一政府间组织中还有其他单独关税区域也是正式成员，但是二者是不同性质的非主权实体：欧共体是由若干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单独关税区域（领土）是一种历史造成的特别行政区域并且是一个主权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欧共体和其成员国在WTO中的双重正式成员资格，开创了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同时成为另一个政府间国际组

织正式成员的先河。

综上所述，足见GATT.WTO对欧共体的包容远远超出了其有关条款的规定（如GATT第24条；GATS第5条），也大大超过了其对其他区域一体化安排的宽容。众所周知，多边贸易体制对区域一体化的包容是允许它们作为合法的例外予以建立和发展，即：背离非歧视原则，在区域一体化安排中实行贸易优惠原则。然而，在几十年的实践中，欧共体可谓是“步步为营”，一方面充分在多边贸易体制加速区域一体化的纵横发展；另一方面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逐步在成员资格、缔约资格及活动与决策权等领域获取特权。

（二）GATT.WTO对欧共体的审议与监督

GATT.WTO在确认区域一体化的合法地位的同时，也明确地规定了对后者进行审议与监督的两种程序。第一种程序是专门针对区域贸易集团的审议，第二种是以所有WTO成员为对象的贸易政策审查机制。这两种审议有很大的不同，但又互为补充，对于敦促欧共体履行透明度要求和确保其遵守GATT.WTO规则，具有积极意义。

1.GATT.WTO对欧共体的专门审议GATT有关区域贸易集团的法律规定，主要是1947年GATT第24条。第24条中规定的区域贸易集团形式包括四种：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临时协议（分别见5—9款）和不符合5—9款标准的拟议（proposals）。如前所述，欧共体是区贸集团的典型。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欧共体的一体化不断扩展，向外辐射达100多个国家，形成了三个层次的自由贸易区特惠制模式。1947年GATT在允许区域贸易集团成为多边贸易体制例外的同时，也规定了一些规范标准，为了引导缔约方的区域贸易集团实践符合这些标准，GATT又在实践中形成了工作组审议。其基本程序是：GATT在收到某一区贸集团的成立通知后，成立一个工作组，其职责是根据GATT的有关法律规定（主要是GATT第24条），对通知的区贸集团进行审查和评估，并向理事会提交审查报告。工作组的成员资格是开放的，受审查的区贸集团协议缔约方可以是工作组成员并享有与其他代表同样的地位。

工作组报告由理事会通过。在缔约方全体采取联合行动，要就该项区贸集团协议是否符合第24条规定作出最终决定时；或者经审查，临时协议中的计划和时间表不可能导致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缔约方全体建议临时协议成员修改时，工作组报告将作为依据。[3]（P.10）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在巴黎签署之后，即通知GATT进行审议。由于该条约只涉及两项主要产品（而非“实质上所有贸易”），GATT认为它不符合1947年GATT第24条的规定。尽管如此，GATT于1952年11月由缔约方全体根据第25条的规定对煤钢共同体作出了免责决定。

罗马条约签署后，鉴于该条约对GATT的重要性，缔约方全体于1957年10月任命了一个由所有缔约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审查《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的合法性。

此后，对于1973年丹麦、爱尔兰和英国加入欧共体，1981年希腊加入欧共体，1986年西班牙、葡萄牙加入欧共体三次“扩大协定”，GATT均成立相关工作组进行了审议。

另外，欧共体与其海外国家和领地间建立优惠贸易制度的联系协定，以及60、70年代欧共体与更广泛的第三国建立的其它种种优惠贸易安排，往往与总协定有关规定不一致，如缺乏在合理期间内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或缺乏对区内实质上所有贸易取消贸易障碍的目标等。但考虑到有关的历史与经济因素，总协定没有采取行动，而是表现了再度的“务实”和“宽容”。

虽然GATT一直保持着对欧共体的审议，但是成效甚微。首先，这些审议存在着“先天不足”，即缺乏坚实的法律基础。其次，审议工作组主要由利益相悖的欧共体成员国与第三国组成，且两方享有平等的地位，加之缺乏严格的行动原则和标准，导致大部分审议无法得出一致性结论。第三，审议的结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面对欧共体成立或扩大的既成事实，已无多大意义。如果GATT坚持对欧共体的成立或扩大作出否定结论，很可能会引起欧共体成员国的反对，甚至导致它们退出GATT从而影响后者的稳定性和普遍性。面对经济实力较强的欧共体，GATT只能放弃法律标准，对其采取事实上的默认。尽管如此，GATT对欧共体保持审查状态本身具有积极的意义，这可以持久地监督欧共体的发展走向。同时，增加其形成和发展的透明度，充分分析欧共体对多边贸易体制的现实和潜在的影响。

在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中，《1994年GATT关于解释第24条的谅解》第7条至第11条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7款，在GATT几十年实践的基础上，以协定的形式将WTO对区贸集团的审议机制确定下来，并作了进一步澄清与解释。然而，该审议机制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程序上尚无严格的规则可循，审议机构和审议标准不统一，等等。为了尽快完善审议机制，在1996年2月6日举行的WTO总理事会上决定成立“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the

CommitteeonRegionalTradeAgreements，CRTA）。它的成立对于加强WTO对区贸集团的监督，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WTO框架下，原来有三个机构（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贸易与发展委员会）都可设立工作组对区贸集团是否与WTO相关规则的一致性予以审议，审议机构分散，效率低下，且彼此不协调。总理事会撤销各单个工作组，设立统一的审议机构，有利于提高审议工作效率，也利于审议程序和标准的统一与协调。目前，已

有68个区域贸易协定在接受CRTA的审议。这些协定包括欧共体1995年扩大协定和欧共体与各中东欧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即“欧洲协定”）。

2.WTO贸易政策审查机制与欧共体

WTO的贸易政策审查机制（TradePolicyReviewMechanism，TPRM）溯源于1979年东京回合达成的《关于通知、磋商、争端解决和监督的谅解》，并正式创建于乌拉圭回合。建立TPRM的目的是：（1）改善WTO成员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纪律以及承诺的遵守；（2）加强对WTO成员贸易政策和措施的理解，提高国际贸易透明度；（3）在WTO框架内，对各成员的贸易政策和实践及其对多边贸易体制运作的影响进行定期集中和评估。TPRM与WTO对区域贸易集团的审议机制相比，既有类似，也有不同。类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有审议的法律基础；审议机构都由技术部门和审议部门构成；程序都不很严格；有关审议部门都无权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等。不同之处在于：（1）TPRM的审议是针对一个成员方的（不论该成员是国家，还是单独关税领土或区贸集团），而后者是专门针对各种区域贸易协定的；（2）TPRM的审议是定期的、轮流的，而后者主要是审议某一区贸集团赖以成立的协议，而成立

后的定期审议制度尚未建立；（3）TPRM中成员方定期报告有统一格式，而后者的定期报告的统一格式尚待形成。

早在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签署前的1991年和1993年，GATT秘书处就曾先后两次撰写了一份关于欧共体贸易政策和实践的报告。欧共体委员会也提供了一份报告，并由GATT理事会举行会议审查上述报告，会议记录和理事会主席的结论性评论由秘书处出版。WTO成立后，TPRM又于1995年和1997年两次对欧共体进行评审，并于1996年和1998年出版了各方报告和审议会议记录[4]（P.173-189）。

目前，TPRM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如“鉴定”（appreciation）和“评估”（evaluation）并无法律约束力；对报告的分析广度有余，深度不足；其结论不能作为解决贸易争端的基础，等等。然而，TPRM在促进欧共体履行透明度要求，评估欧共体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维护中小国家的贸易利益等方面，正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GATT.WTO规则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适用

1.GATT.WTO规则在欧共体法中的地位在国际法上，只有主权国家才享有缔结条约的完全权能，而且条约在国内法律体系的地位，也完全由各国自行决定。然而，欧共体成员国根据基础条约的有关条款在一些领域已将条约缔结权让渡给欧共体，欧洲法院更是充分利用其判例来促成了这一让渡的实现。而且，在欧洲法院的推动下，欧共体缔结国际条约的权力涵盖越来越多的部门。

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GATT不是欧共体作为缔约主体缔结或参加的一项国际条约。GATT的规则之所以能够在欧共体适用，其法律依据首先在于《欧共体条约》第234条的规定，即它是一项对欧共体所有成员在共同体创立之前即已生效的国际条约，其效力不受《欧共体条约》的影响。然而，GATT又不是一项一般的欧共体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先共同体协定而仅对有关的欧共体成员国继续有约束力，其约束力在欧共体法中继续，并且及于欧共体机构。

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在欧共体法中的地位有着较为坚固的法律基础，它是基于实施共同商业政策的目的，通过成员国让渡给欧共体对外贸易的决策权和执行权，由欧共体经条约确定（见ECT第113条、第228条[7]款、第228[T]条、第229条），并由欧洲法院加以明确的。在1972年“国际水果公司联合案”中，法院提出：“鉴于根据欧共体条约，成员国在GATT所调整领域先前所行使的权力由欧共体接替行使”。因此，在欧共体建设和过渡期中，GATT就对共同体具有了法律约束力。在1981年的第290—291.81号联合案中，法院再次肯定，“自1968年7月1日共同海关关税生效之日起，欧共体取代其成员国履行它们在GATT中的义务”，GATT法就成为了“共同体法的组成部分”，其效力不仅优于共同体成员国法，而且也在共同体第二级法律之上，而不论何者居先。

2.GATT.WTO规则在欧共体的适用

（1）欧共体的立法活动从欧共体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立法实践来考察，GATT规则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基本上是得到尊重和贯彻的。欧共体关税法、共同进出口制度、反倾销法、反补贴法等重要立法，通常均明示承认GATT规则作为欧共体法的组成部分之约束力，承

诺制定相应的规则以履行GATT规则的义务。事实上，欧共体在该领域的许多自主立法的制定、修正或重新制定很大程度上源于履行GATT义务之需要。

例如，为履行GATT1979年东京回合的海关估价守则，理事会以第1224.80号条例取代了1968年第802.68号条例。再如，欧共体最初的反倾销与反补贴条例——第459.683号条例就是以GATT1967年反倾销守则为蓝本而制定的；1979年底为履行GATT1979年反倾销守则与反补贴守则，该条例又由第3017.79号条例所取代。

伴随着欧共体对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后文件的签署和批准，欧共体进行了下列立法行动：（1）通过大量的理事会条例、决定和指令，承认部分WTO规则继续生效，理由是这部分规则并不要求变动现存的欧共体法；（2）制定新的立法，如关于装船前检验、倾销、补贴和保障措施等；（3）对现存共同体法进行修正，如共同体关税税则以及有关纺织品、农业和知识产权的立法，等等。[4]（P.168）。

（2）欧共体的司法活动

从理论上讲，既然欧共体明确承认GATT为其法律的组成部分，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就不仅可以通过GATT.WTO争端解决机构来保障实施，而且可以由欧共体机构、成员国和个人通过欧洲法院得以实施。然而，欧洲法院的相关实践并不完全如此。

在“国际水果公司案”中，欧洲法院认为，当个人在国内法院中指控某一欧共体法令的非法性，诉由是该法令与某一国际协定的条款相悖时，欧共体是否对该共同体法令进行审查，取决于此项国际协定的相关条款能否赋予个人在国内法院以其为依据的能力，即是否具有所谓的“直接适用性”或“直接效力”。法院否认GATT条款具有直接效力。其依据是众所周知的GATT的特性：实体法的模糊性及存在诸多例外；程序上的灵活性和务实性等。

1993年，德国政府针对理事会于1993年2月制定的第404.93号条例（香蕉进口机制）向欧洲法院起诉。该案的，关键在于：首先，它是基于GATT的一项规则主张欧共体的一项立法无效；其次，它是由欧共体一成员国向欧洲法院直接提起；第三，GATT专家组报告已作出结论，该进口机制违反了GATT规则。但是由于该报告未为缔约方全体通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欧洲法院首先重申了GATT规则对共同体有约束力，接着，它引用在“国际水果公司案”中对GATT体制的分析并作出结论：首先，国际水果公司的判例也适用于个人直接向欧洲法院提起的诉讼，即GATT在欧共体法的适用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它不受由哪一个法院来处理的影响；其次，在欧共体法中，在实施国际义务时，成员国不具有特殊地位，而是与个人一样服从同样的规则；第三，除了在“国际水果公司案”中论述的理由外，欧洲法院进一步明确：GATT规则之所以不具有直接适用性，是因为它不具有“无条件性”。但是，在判决的第111段中，法院作了但书，即在下列条件下，GATT规则将保持可适用性：“共同体打算实施GATT框架内的某项特定义务；抑或共同体法令明确地提及GATT

的某些特定的条款。“

总之，“香蕉判决”（thebananajudgement）表明，GATT规则是“无法适用的”。尽管欧洲法院承认在某些情形下援用GATT条款的可能性，但“某些情形”是非常含糊的，也很难成为“可适用的”。

尽管第三国政府和很多学者包括欧共体学者对上述“香蕉判决”提出诸多质疑，但是欧共体仍坚持上述“香蕉判决”的观点。其深层的政策考虑似乎是：首先，作为欧共体的重要贸易竞争对手的美国、日本等国家也并未在国内法中确定GATT规则的直接适用性；而且欧共体各成员国对于国际法如何在国内适用，立场也各不相同。为了一致的、对等的对外贸易政策的需要，不应承认GATT规则的直接适用性。第二，如果承认GATT规则的直接效力，个人和成员国可直接援用GATT规则挑战共同体有关权力机构的立法权威，这将使共同体陷于失去保障其共同利益的“安全阀”的危险境地。第三，一旦欧洲法院承认了GATT规则的直接效力，就会面临解决GATT的专家组报告在欧共体法中的效力的问题，而欧共体法院是绝不会容忍置身于某一国际司法体制之下的；另一方面，欧共体也不愿轻易地承担起

“切实履行”GATT争端解决机构有关决定的义务。

尽管乌拉圭回合之后，新生的WTO与GATT相比，无论在规则的明确化、系统化上，还是在组织化建设上，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尽管欧共体成为了WTO的正式成员方，但鉴于欧共体的上述立场，可以预见，欧共体在近期内将不会承认GATT.WTO规则的“直接效力”。直到现在，欧洲法院对这一问题也尚未采取任何行动。

三、展望：21世纪区域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及对策

新的世纪就在眼前，对于新世纪的国际秩序，人类满怀憧憬和希望，同时也不乏忧虑和迷惘。然而，至少就未来的国际贸易法律秩序而言，人们不难预测：21世纪仍将是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和以欧共体为代表的区域贸易一体化体制并行发展、交互作用的世纪；围绕区域一体化是多边贸易体制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营造物”还是“阻碍物”的争论，势必贯穿于整个新的世纪之中。

如同20世纪后50年的情形一样，任何人都不可轻易地断言区域一体化在21世纪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影响将是绝对的积极或是绝对的消极。其实，作为典型透视，欧共体与GATT.WTO的关系已经表明：区域一体化对于全球贸易自由化既会发挥积极作用，又会产生消极影响。区域一体化的积极作用至少表现在：首先，多边贸易体制由于其成员的数量众多、成分复杂、经济实力悬殊、利益要求差别大，要在经贸关系的各个领域达成协商一致的多边协定十分困难；相比之下，区域一体化因其成员的数量少、经济实力相当或经贸利益互补性强，要在特定的经贸领域形成协调的意志相对容易，所以国际贸易自由化在区域范围内的推进要比在多边体制下推进更快。其次，当区域一体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在其成员之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并在多边贸易体系中成为抗衡经贸超级大国的区域贸易集团，从而防止和避免21世纪的多边贸易体制成为超级大国称霸的工具。最后，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不平衡现象仍将十分突出，如何促进和加快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仍将是各国政府、各种国际体制和人类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来看，继续坚持和切实贯彻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和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优惠待遇仍然是解决这一难题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实践证明，多边贸易体制在实施这一原则方面显得“雷声大、雨点小”，而以欧共体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却有较为显著的成就。可以断定：各种区域一体化组织，特别是发达国家或区域贸易集团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优惠贸易安排和特别优惠措施，将是解决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区域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消极影响也是毋庸争辩的事实，而且这种负面影响将长期存在于新的千年之中。首先，区域一体化毕竟是一种背离非歧视原则的安排，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无论是数量上的增加，还是一体化的领域的扩展，势必导致非歧视原则的适用空间的逐步缩小。区域一体化内部成员的贸易优惠安排，原本作为多边贸易制度的一种例外，就会演变成实际上普遍适用的原则；非歧视原则，一直作为全球贸易秩序的基石，反而会变成贸易优惠原则的一种实际上的“例外”。其次，随着区域一体化的膨胀，21世纪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必呈现出两种新的发展趋势：一是随着区域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增多，贸易保护主义从过去由各别国家的单个和分散的方式转向集中和集团的方式；二是随着区域间或同区域内不同贸易集团之间各种层次的区域一体化的出现，势必形成一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网络”。

21世纪的区域一体化对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无疑是利弊并存，关键是要研究如何扬其利、避其弊这一重大的课题。笔者以为：一、应加强WTO体制对区域一体化审议的力度，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工作组审议和现行的区贸协定委员会审议“审而不决、决而无果”的局面，尽快树立起WTO对区域一体化审议的权威和信心。二、WTO应在新的“千年回合”中建立统一的区域一体化审议规则和程序，改变目前不同的区域贸易安排分别依照不同的协定或规定（如GATT第24条程序、GATT第四部分程序、1979年东京回合“授权条款程序”、GATS第5条程序等）进行审议的混乱状态，提高审议速度、效率和质量。三、WTO应尽快研究和制定界定区域一体化是否阻碍多边贸易体制的一般标准，以便及时断定拟议中的或已通知WTO的区域一体化安排是否符合多边贸易规则。四、尤其重要的是，应在新的

回合中修订WTO协定，明确规定WTO规则的效力应优先于各成员方的国内措施和其相互间达成的各种区域贸易协定。

必须强调的是，无论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断完善对于推进21世纪全球贸易自由化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各种区域一体化的继续发展仍是多边贸易体制实现其宗旨的必要补充。同样必须明确的是，无论区域一体化在21世纪的纵横发展是何等的迅猛，是何等的富有活力，都必须自始至终在多边贸易法律框架下运作。因此，我们必须坚信：不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道路在21世纪是多么的崎岖曲折，我们都应该把多边贸易体制视为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目标的“主干道”来建设，而把各种区域一体化视为相伴而行的“支流”予以引导和扶植。

[注释][1]PREUSSEHeinzG.RegionalIntegrationintheNineties[J].JournalofWorldTrade，1994，28（4）。

[2]曾令良。欧洲共同体与现代国际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多边贸易体制范文篇2

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博弈，囚徒困境

一、贸易政策选择的“囚徒困境”

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能够自主制定贸易政策，它们分别面临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种选择，假设两国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则都受益，而当本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他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本国利益受损而他国受益，当两国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两国均受损，两国各自选择贸易政策后的收益矩阵如图1，它构成一个明显的“囚徒困境”模型。

在该模型中，在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两国必然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在贸易政策选择后，其纳什均衡为图中右下角的(-8-8)，这是该博弈模型惟一的纳什均衡解，无论这两个国家进行多少次重复博弈，贸易政策的选择依然是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该模型虽仅以两个国家为基础，但是推广开来依然适用，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保护贸易政策受到各国政府青睐。

二、多边贸易体制：摆脱贸易政策“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

上述模型中惟一的纳什均衡是两国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很明显，从各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该纳什均衡解是最优的，但并不是两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最优的，相反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选择。因为这两个国家可以做㈩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均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这样其收益为(1010)。由此可见，政府独立的理性行为不是有效率的，一个制度或体制的建立将有助于通过推动合作来解决这一困境(霍克曼等，1999)。根据博弈理论，要实现这种政策选择的转变，首要的条件就是博弈方需要从非合作走向合作，即在博弈方之间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并且要求这种制度安排是可信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可以是单边的、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但是只有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才是摆脱“囚徒困境”的博弈规则。

前面分析已经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冈为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会通过选择保护贸易政策获取利益，进而造成本国利益损失。双边贸易协议同样具有其先天的缺陷：一方面，世界上并非仅仅是两个国家，如果任何两个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负的外部性，造成其他国家的报复；如果其他国家之间又达成贸易协议，则势必引发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陷入新的贸易集团“囚徒困境”。另一方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某一方如果违约，而其对方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实力来限制它这么做，这样就容易导致诸多双边协议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多边贸易体制由于其参与者具有多边性质，确保了协议的可信性和有效性，大大强化了承诺信号，并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发展。

三、多边贸易体制的建设者：“智猪博弈”中的大猪

多边贸易体制是一项公共产品，虽然大家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但正如瑞士作家阿尔弗雷德.莫勒尔在《玩世箴言》中指出的一样，“尽管大家同乘一条船，可一些人是划船，另一些人只是坐船”。作为公共产品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建设过程中，不同的国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的大国理所当然地担当起划船人角色，而其他的小国则充当坐船人。正如划船人需要付出体力成本一样，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中的大国自然要付出机制建设的成本，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们是无私的，相反却是自身利益使然，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模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设想猪圈里养着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猪圈的一端有一个猪食槽，另一端安装一个按钮，每按一次按钮就会有10个单位猪食自动落入槽中。如果一头猪去按按钮，再回来另一头猪可能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按电钮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吃光所有食物；若是大猪按动电钮，由于小猪吃得慢，大猪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争得一些残羹。如果两只猪都去按电钮，则大猪和小猪均能争得食物。假设任何一头猪去按电钮都将付出两个单位食物的成本，两只猪的各种选择及其所获得的食物见图2。在这个模型中，为了得到食物，两只猪的选择就是小猪等在食槽旁边，而大猪则需要奔忙于按钮和食槽之间。

回顾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过程，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大猪的角色，而只有美国有能力也愿意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从竞争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它的贸易伙伴，美国具有如此之大的优势意味着，它能承担重建欧洲的责任，而与此同时不需要经常为这些政策给美国商业带来的后果而担忧(基欧汉，2006)。难怪WTO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1998年3月4日在“全球贸易体制GATT50周年纪念日论坛”上发表题为“从憧憬到现实：多边贸易体制50年”的演讲中将“这一体制的构思归功于美国人的灵感”，并且热情地赞扬“美国是八轮世界贸易谈判背后的驱动力”，“贸易体系在过去50年中始终如一的就是美国的领导地位”(RenatoRuggieroetal,1998)。

事实并非是“智猪博弈”模型中的那种对等获利结果，现实中大国可能会付出较少的成本却获得更大的利益。规则的制定者必定是规则的受益者，大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包含了它自己的利益取向，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带来利益分配向大国倾斜。

四、互惠原则：避免搭便车行为和平衡双层博弈谈判

互惠贸易是多边贸易谈判及成员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与其他成员实现经贸合作的主要工具。虽然GATT和WTO均没有明确强调互惠原则，但是不能否认互惠原则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机制中，互惠原则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避免搭便车行为发生，二是平衡各成员政府双层次博弈谈判。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由大猪去按电钮而小猪选择等待，这便产生了搭便车行为，即小猪不付出任何努力而能够获得食物。当然，这仅仅是“看不见的手”原理的童话版，现实中的大国虽然领导和建设多边贸易体制，但决不允许其他成员搭便车行为发生，教科书式的单边主义贸易自由化在GATT／WTO的设计中找不到一席之地(盛斌,2001)。GATT规则正是以美国制定的《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为基础产生的，WTO管理的协议也是以权力与义务平衡为基础的，这种平衡是通过互惠的市场准入承诺的交换而取得的。在WTO成立之前，GATT成员大约每隔10年就要在互惠基础上就降低货物关税问题进行一个回合的谈判……创建WTO的乌拉圭回合继续坚持了互惠的关税减让方针(麦金尼斯,2004)。互惠原则是建立行为准则过程中的一项基本要素，其制定也是为了缩小因最惠国待遇而引起的免费搭车的范围(霍克曼等，1999)。鞑姆曾这样解释：“在制定关税协定时，这种被认可的方法通常被冠以互惠的标题。从法律原则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其他缔约各方提供互惠关税减让的时候才需要作出关税减让。”(贝格威尔等，2005)。

所有的经济都是国际的，可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WTO多边贸易谈判对其中任何一个成员来说都是双层博弈过程，即国际层次博弈和国内层次博弈。国际层次博弈中，成员政府总是力求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国内层次博弈中，利益集团不断向政府施压，迫使其采取符合自己偏好的政策。进行国际谈判的政治家一般来说试图同时做两件事情：即同时在国际的谈判桌上与其他的国家代表进行谈判和在国内的谈判桌上与那些将进行批准和实施协议的行为者谈判(薄燕，2003)。对于美国这样国内利益集团逐渐强大的国家来说，国内的保护利益集团在没有获得互惠的措施而实行单边贸易自由化，要想获得通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互惠原则正起到平衡政府双层次博弈的作用，互惠的关税减让对每一个国家的自由贸易造成压力。通过互惠体制的承诺而削弱贸易保护主义集团的影响，……如果没有互惠体制的压力，即使消费者拥有数量上的优势，贸易保护主义集团仍会对贸易政策施加比消费者更大的影响(麦金尼斯,2004)。

五、最惠国待遇原则：博弈利益的扩大器与稳定器

非歧视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是各成员间平等地进行贸易的重要保证。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某一成员在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成员的优惠和豁免，也应给予其他任何成员。从这一方面看，最惠国待遇原则是规范多边贸易体制参与者国内贸易政策的原则，是互惠原则落实的具体保障措施，也是国际贸易总得益在各参与方之间公平分配的机制。多边贸易体制的这项规定不仅使博弈利益得以扩大，而且也能够稳定博弈利益。

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议主要通过双边谈判达成，在GATT／WTO实践中，为克服搭便车行为，谈判是在主要供应国的基础上以互惠原则进行，即某个产品的关税减让要求通常是由主要进口供应国(即产品的最大供应商)提出的。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这种双边谈判达成的结果通过五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推广开来。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互惠原则的多边化，这种多边化会产生一种表示友好的效果，即能够有利于促进自由贸易的市场原则。另外，最惠国概念强调可适用于所有参与国的普遍原则，这样就可以使规制成本的最小化。“最惠国待遇可以减少谈判中‘免费搭车’所带来的潜在成本，‘免费搭车’会阻止政府的决策处于效率边界，最惠国待遇可以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Capinetal,1988)。因为最惠国待遇将多边贸易体制中经济强国的活动变得简单，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将互惠原则下进行双边谈判的结果推广至所有国家，使其不必要与数十个国家进行持续复杂的双边谈判。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市场开放的扩大器，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拓展，使国际贸易博弈总得益的生产能力扩大到极致。

在稳定多边贸易体制方面，非歧视原则可以降低贸易战的风险。在政治层面上，没有最惠国原则，各国政府可能会试图确定特殊的歧视性国际集团类别，这种特殊的集团分类可能会引起憎恨、误解和争端，因为被‘忽视的’国家会对这种排斥回以颜色。而最惠国原则既有助于减少各国之间的对峙，又可以抑制政府求助于短期的、暂时的政策，防止给这个饱受冲突的世界‘雪上加霜’(杰克逊，2001)。贝格威尔和斯泰格尔建立的均衡模型得出的结论指出，一国贸易政策的外部性如果只通过世界价格转移到其他国家，政治最优关税才是有效率的，在存在多个国家时，当且仅当关税设立符合最惠国待遇时，贸易政策的外部性才通过这种途径传递。再加上互惠原则有效地消除这种外部性，最惠国待遇与互惠原则联系一起能够有效克服‘双边机会主义’对WTO体系的侵蚀。多边贸易体制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特点，使它的承诺信号变得更加可信。因为最惠国待遇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各国已经承诺的保护水平，当某一个成员背离其以前对某个贸易伙伴所作的承诺，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它就需要向所有WTO成员做出补偿，从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六、争端解决机制：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实施的保障

要解决国际贸易协定的实际义务的履行问题，关键是需要建立一套强制实施的措施。“在国际范围内，法庭的重要性是有限的，在没有宪兵和监狱存在的情况下，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法庭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还是有限的”(贝格威尔等，2005)。

WTO组织结构中的核心和重要部分是源于GATT几十年经验和实践的争端解决程序，它是使世界贸易体制条约义务得到有效履行的一种核心措施。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WTO王冠上的明珠，正如前WTO总干事鲁杰罗所说，“如果不提及争端解决机制，任何对WTO成就的评论都是不完整的。从许多方面讲，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做出的最独特的贡献。”它一方面解决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另一方面也通过本身程序和机制的完善保障了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实施。

为换取更强有力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WTO对单边贸易行动实行了严格的多边约束。各国政府同意，只要有可能，均采取多边补救方式解决问题。这就限制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余地。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其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是体现了平等、迅速、有效和具有约束性的，其争端解决机制的赔偿和授权报复执行手段限制了大国任意采取“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能够克服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势力不均衡”，因为两国贸易战中总是大国的损失要小，所以在双边框架下约束它违约的力量较小。而在WTO多边框架下，违约将被要求赔偿损失并可能受到经济制裁，增加了大国违约成本。

被认为是“从论坛和调解委员会变成法院或仲裁庭的革命”的争端解决机制提高了WTO作为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多边贸易体制更安全、可预见和稳定。它将“共识”程序改为“反向共识”，加强了WTO法律制度的约束力。反向共识规则形成的自动通过，使得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成员在WTO协议下发生的争端有了强制管辖权。WTO在强调当事成员之间的磋商、谅解、斡旋、调解和调停的同时，还强调了国际经济贸易仲裁的作用，建立了各种具有一定强制力、准司法效力的执行手段。最后，它规定了最后解决期限，并借组织的力量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报复机制的威力，从而保障裁决的执行。

七、谈判机制：一个驱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系统

从本义上说，多边贸易体制是处理各国贸易关系的原则和规则的基本框架。不过，这些原则和规则以及各国在这些原则和规则下相应的义务，并不是由某个全球性的统治机构来制定和强制实行的，实践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超国家机构。GATT／WTO本身并不是规则制定者，而是组织成员进行谈判，为成员间谈判提供便利、提供谈判场所(黄静波，2004)。谈判才是多边贸易体系的驱动力量，它被用来确定规则和程序，定期降低贸易壁垒，或用于新的国家想加入这个俱乐部的时候，还被用来解决贸易摩擦(霍克曼，1999)。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飞跃正是通过一系列“贸易回合”的方式实现的。谈判本身就是博弈过程，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更是一个博弈系统。

(一)加入谈判与议题谈判如果某一个国家或具有独立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单独关税区希望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则必须进行关税减让和其他开放承诺谈判，这通常被认为是“入场条件”，它要求加入者在一个对所有成员开放的工作组里进行谈判。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一个加入国可以从它加入之前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制)成员之间已经商定的所有减让中获得利益，因此，只能期待会要求加入国本身做出贡献，即将它自己的减让表添加到那些已经成为关贸总协定附件并构成其组成部分的减让表中去(奥利佛.隆，1990)。这种程序完全是有充分理由的，它充分体现了多边贸易体制的互惠原则。

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以议题谈判为基础，谈判需要首先确定议题，而谈判议题的确定本身往往就是一场谈判，各成员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各个成员提出的议题交叉互错，最终形成议题群。为推动谈判进行，多边贸易谈判中往往在谈判开始和结束阶段尝试跨议题关联，在初始阶段的跨议题是为获得一个平衡的谈判议程，到谈判的最后阶段，由于各成员对于各个议题的立场已经彻底表达清楚，为达成整个协议则需要进行议题挂钩，它潜在地起到两个作用：可以用于获得互惠性，即满足了分配上的限制而达到利益和减让的平衡；可以用于提高自由贸易产生的潜在获利。因此，多边贸易谈判往往出现“在所有的事情达成协议前什么也达不成协议”。

(二)多方、多阶段、多层次谈判多边贸易谈判包含多个阶段，首先由一个起催化作用的成员开始，发起一个确定谈判议程的前期谈判，然后是正式的多边贸易谈判，随后依次是后期谈判和实施阶段。议题谈判的进行是多方参与的过程，其复杂性远远超过只涉及两个博弈者的谈判，而且在诸多博弈者之间可能形成同盟，而且同盟的类型各有不同：某一个同盟内的成员在某一项议题中具有相同的立场，而在另外议题上又针锋相对，形成一个极其复杂的谈判网，也使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具有多层谈判的性质。对于某个成员来说，其关心的不仅仅是能否达成协议，而且需要考虑达成的协议能否得到国内法律的批准，这就是一个双层博弈的过程。对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性组织，例如欧盟，它不仅仅涉及欧盟与其他成员的谈判，各成员内法律的批准，还涉及到欧盟成员之间的谈判。

(三)谈判结果：拒绝点、协议区域与获胜集合谈判最终是需要结束的，不是达成协议就是陷入僵局。双边协议是否达成取决于二者之间有没有协议区域，协议区域的确定取决于拒绝点，即谈判者(出价者和要价者)各自的心理底线，最起码达成协议要比不达成协议好。图3中A国和B国的拒绝点分别为A点和B点，对于A国来说，A点右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对于B国来说，B点左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A、B两点之间就构成协议区域，则A、B两国有可能在协议区域内达成协议，协议区域的大小决定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至于它们是在Xl处达成协议还是在X2处达成协议，则取决于二者各自的谈判能力。

该图同样用于解释各成员的双层博弈结果，只不过在这里，协议区域被称为“获胜集合”，即国内法律能够批准对对外贸易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所有可能集合。同样，该获胜集合越大，从而达成的协议就越可能被批准。

多边贸易体制范文篇3

二战后，世界贸易体系逐渐形成了以GATT/WTO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通常认为，在国际经济领域多边贸易体制是推动世界各国贸易便利化和经济进步的一种自由贸易体系。但是，运用规范经济学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发现，多边贸易体制并不是自由贸易体制，而是一种国际协调机制的制度安排，它的宗旨并不是实现贸易政策的自由化，而是帮助成员国政府避免在单方面改善贸易条件过程所出现的“囚徒困境”（贝格威尔、思泰戈尔，2005）。

如果没有多边贸易体制，各国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通常会采取关税等贸易壁垒以及本币贬值等手段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在分析世界贸易体系的传统经济学方法中，一般的认识是，一国不会轻易放弃关税等保护政策，因为在非合作的博弈过程中，一国对进口商品实行保护，可以使本国的贸易条件发生改变，对本国的福利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从一国角度出发，保护贸易政策对本国经济是有利的。但是，在非合作的博弈中，如果各方都选择保护政策，各国就会在竞相提高保护壁垒的过程中达到非合作的纳什均衡，这种均衡的状态已经被证明是非效率的均衡，即保护贸易政策下形成的“囚徒困境”。

因此，没有国际贸易协定协调的国际经济秩序往往由于各国政府实施保护贸易政策而陷入混乱，阻碍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世界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经历已经充分佐证了这一点，那个高关税年代的惨痛经历使各国政府都想摆脱贸易政策下的“囚徒困境”。而按照博弈论的理论，如果各国政府能够达成有约束力而且可实施的协议，这个博弈就会从非合作性的博弈转化为合作性的。于是，能够保证各国政府信守承诺的约定的存在就成为摆脱“囚徒困境”的关键，而多边贸易体制这一国际协调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使得每一个成员国都享受到了互惠的关税减让，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实践证明，多边贸易体制确实可以使政府摆脱贸易政策下的“囚徒困境”。

二、多边贸易体制自身的发展陷入博弈困境

1、新多边贸易体制谈判步履维艰

多边贸易体制有助于各国政府摆脱贸易政策博弈下的非合作均衡，而它本身也是一个博弈过程，即一场多方构建协调规则的博弈。

在构建WTO规则的博弈过程中，每一个成员国不仅要考虑自身利益，还要预测其他成员国可能的策略及反应，并据此做出最佳的策略选择。当博弈各方都不愿意单独改变策略时，就构成了一个博弈的均衡，当然它可能是合作的也可能是非合作的均衡。如果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各成员国通过协商，相互妥协，最终确定一份能使各方都比较满意的谈判议题，那么就可以达到合作性的均衡如果各成员国的利益千差万别，博弈各方都不愿接受对自己不利的任何议题，从而不能就多边谈判议题达成一致意见，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就陷入了困境。因此，多边贸易体制是一个以合作为基础的机制，只有各成员国充分合作，才能保证整个多边贸易体制的良性运作和发展。

从现实的谈判看，由于WTO各成员国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各国所关心的议题就不尽相同，不同的国家希望将不同的议题纳入多边贸易谈判议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自然而然地组成了若干国家利益集团，而实际的谈判即在各个国家集团之间进行。

WTO成立以来，多边贸易体制就由于各个国家利益集团的利益纷争而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从1996年第一次部长级会议开始，博弈各方的对峙就拉开了序幕。其间历经了西雅图和坎昆部长会议的失败，多边贸易体制谈判的失败似乎近在咫尺。幸运的是，博弈各方在2005年在香港部长会议上又重新回到艰巨的谈判轨道上。但是，随即在2006年7月24日，世贸组织以及多边贸易体制又经历了一次重创。由于各方谈判破裂，在这一天，WTO总干事拉米沮丧的宣布了多哈回合谈判的无限期中止。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由于各方的不合作而陷入了博弈困境。

2、复杂的博弈网困扰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新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之所以陷入博弈困境，是因为在这场博弈中，各方为争取自身利益在不同的议题上展开了众多的子博弈，从而在总体上形成了一张复杂的博弈网。

从整体看，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发展中成员较为关心乌拉圭回合协议的执行问题，而发达成员则更为关心服务贸易和“新加坡议题”。涉及到具体议题时，其中则既有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矛盾，也有发达成员之间的冲突，还有发展中成员中不同集团的利益冲撞。同时，不同议题的博弈之间又相互牵连、相互制约。因此，多边贸易谈判就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博弈关系。

例如，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业的谈判是3个主要议题，各个议题的谈判是相互制约着的。正是各议题之间的胶着、不同角度博弈利益的权衡使得这场博弈变得异常复杂。

值得注意的是，多边贸易谈判的博弈变得如此复杂，除以上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矛盾正日益凸现。发展中成员开始团结合作，协同与发达成员抗争。坎昆会议出现了以巴西、印度和南非为领导的代表发展中成员利益的20国协调组（G20），这些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在前轮次谈判中作用微弱，坎昆会议G20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谈判格局。随着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发展问题已成为谈判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3、外部的冲击使多边贸易体制的困境雪上加霜

冲击1：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泛滥。多边贸易谈判的艰辛曲折使得多边贸易体制的威信受到了严重打击。在此情况下，博弈各方开始转而寻求以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来促进贸易，部分成员国对区域集团化投入了极高的热情而无视WTO的存在。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势态，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各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尊重，使其在发展的困境中难以自拔

冲击2：反全球化运动高潮迭起。1999年11月底12月初，在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有4万人组成的全球化抗议者队伍与警察在整个西雅图发生了全面冲突，被称为“西雅图风暴”，从此拉开了世界范围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序幕。

自从西雅图风暴之后，反全球化运动与推进全球化的国际峰会总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举行，锋芒直接指向推行全球化的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之后的每一次部长级会议会场之外，都云集着大量的反全球化运动人士，对世界贸易组织乃至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

三、舍“多边贸易体制”而取谁

1、世界贸易体系的其他选择

除多边贸易体制外，单边措施、双边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都是世界各国可以采用的贸易制度安排相比之下，其余几种制度安排存在着更多的缺陷和不足，虽然本国或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参加国可能在局部得到贸易自由化的好处，但其排他性却会导致世界福利水平的下降，因此，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都不可取。

（1）单边措施。这种贸易措施的实行往往引起贸易对手的报复，以往最后导致贸易战的贸易摩擦大多是当事方采取单边措施所致。从世界贸易体系发展的历史来看，目前似乎已经不可能回复到采取强硬的单边措施的年代，虽然国际上的霸权主义依然存在，但即使是处于绝对贸易优势地位的国家，经过几十年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及世界形势的改变，也都更愿意采取协商的方式解决贸易问题。

（2）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协定及区域性贸易协定都不是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基础，而是强调贸易政策的对等性，因而就存在着歧视。这种歧视增加了区域集团与其他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对抗性，非常容易导致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平衡和不稳定。另外，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因为有其各自复杂的关税规则、原产地规则和监管法规等，使得其有限的体制能力也经受着严酷的考验。因此，世界贸易体系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大。

现在，世贸组织几乎每个成员也都同时是某个或某几个区域贸易协定的缔约方，这种现象的日益加重可能造成世界贸易体系的支离破碎，形成贾格迪什·巴格瓦蒂（2006）所说的“盛意大利面条的碗”的效应（`spaghettibowl''''effect），意思是说自由贸易协定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2、多边贸易体制如何继续

根据以上分析，多边贸易体制应该是世界贸易体系最优的国际协调制度安排。虽然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陷入了困境，但从多边贸易谈判历史看，没有哪一次谈判顺利，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困境只是暂时性的，因为继续维持这一体系的发展是符合各方利益的但是，重新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有两个关键的问题必须正视.

一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利益冲突如何平衡的问题目前，因为发展中国家已经演变为规则制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制定已经从完全受发达国家支配，演变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双方在维护利益的过程中互不让步，直接导致了多边贸易体制谈判的停滞。因此，如何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各方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已经是继续多边贸易体制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减少政治因素干扰的问题，这一问题也许是多边贸易体制走出博弈困境的根本之路。就连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都承认，谈判的僵局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因素、例如，美国在农业谈判中

的行为与其国内政治有着直接的联系。当时，小布什政府考虑到2006年11月的中期选举需要争取来自农业大州的选票，因此，承诺进行农业改革的决心并不坚定。在2006年4月谈判的关键时期，美国又突然更换贸易谈判代表，致使各方都对如期达成协议表现出了明显的忧虑和严重的信心不足。事实证明，美国确实在随后的谈判中表现了强硬的立场，并被认为是导致多哈回合谈判中止的重要原因。其他许多成员政府也受到国内政治的压力，不愿消除服务市场壁垒或者进一步降低工业品关税，于是纷纷以农业谈判僵局为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就可以理解了。因此，减少政治因素干扰是通畅多边贸易体制发展之路的必要工作。

四、结束语

在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60年里，各国己经受益良多虽然，部分国家没有分享到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益处，其体制本身也存在着缺陷，再加上外部种种因素的冲击，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陷入了困境，但是世界贸易体系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步伐已经不会停止。

多边贸易体制范文篇4

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博弈，囚徒困境

一、贸易政策选择的“囚徒困境”

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能够自主制定贸易政策，它们分别面临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种选择，假设两国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则都受益，而当本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他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本国利益受损而他国受益，当两国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两国均受损，两国各自选择贸易政策后的收益矩阵如图1，它构成一个明显的“囚徒困境”模型。

在该模型中，在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两国必然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在贸易政策选择后，其纳什均衡为图中右下角的(-8-8)，这是该博弈模型惟一的纳什均衡解，无论这两个国家进行多少次重复博弈，贸易政策的选择依然是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该模型虽仅以两个国家为基础，但是推广开来依然适用，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保护贸易政策受到各国政府青睐。

二、多边贸易体制：摆脱贸易政策“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

上述模型中惟一的纳什均衡是两国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很明显，从各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该纳什均衡解是最优的，但并不是两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最优的，相反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选择。因为这两个国家可以做㈩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均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这样其收益为(1010)。由此可见，政府独立的理性行为不是有效率的，一个制度或体制的建立将有助于通过推动合作来解决这一困境(霍克曼等，1999)。根据博弈理论，要实现这种政策选择的转变，首要的条件就是博弈方需要从非合作走向合作，即在博弈方之间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并且要求这种制度安排是可信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可以是单边的、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但是只有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才是摆脱“囚徒困境”的博弈规则。

前面分析已经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冈为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会通过选择保护贸易政策获取利益，进而造成本国利益损失。双边贸易协议同样具有其先天的缺陷：一方面，世界上并非仅仅是两个国家，如果任何两个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负的外部性，造成其他国家的报复；如果其他国家之间又达成贸易协议，则势必引发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陷入新的贸易集团“囚徒困境”。另一方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某一方如果违约，而其对方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实力来限制它这么做，这样就容易导致诸多双边协议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多边贸易体制由于其参与者具有多边性质，确保了协议的可信性和有效性，大大强化了承诺信号，并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发展。

三、多边贸易体制的建设者：“智猪博弈”中的大猪

多边贸易体制是一项公共产品，虽然大家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但正如瑞士作家阿尔弗雷德.莫勒尔在《玩世箴言》中指出的一样，“尽管大家同乘一条船，可一些人是划船，另一些人只是坐船”。作为公共产品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建设过程中，不同的国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的大国理所当然地担当起划船人角色，而其他的小国则充当坐船人。正如划船人需要付出体力成本一样，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中的大国自然要付出机制建设的成本，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们是无私的，相反却是自身利益使然，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模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设想猪圈里养着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猪圈的一端有一个猪食槽，另一端安装一个按钮，每按一次按钮就会有10个单位猪食自动落入槽中。如果一头猪去按按钮，再回来另一头猪可能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按电钮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吃光所有食物；若是大猪按动电钮，由于小猪吃得慢，大猪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争得一些残羹。如果两只猪都去按电钮，则大猪和小猪均能争得食物。假设任何一头猪去按电钮都将付出两个单位食物的成本，两只猪的各种选择及其所获得的食物见图2。在这个模型中，为了得到食物，两只猪的选择就是小猪等在食槽旁边，而大猪则需要奔忙于按钮和食槽之间。

回顾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过程，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大猪的角色，而只有美国有能力也愿意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从竞争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它的贸易伙伴，美国具有如此之大的优势意味着，它能承担重建欧洲的责任，而与此同时不需要经常为这些政策给美国商业带来的后果而担忧(基欧汉，2006)。难怪WTO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1998年3月4日在“全球贸易体制GATT50周年纪念日论坛”上发表题为“从憧憬到现实：多边贸易体制50年”的演讲中将“这一体制的构思归功于美国人的灵感”，并且热情地赞扬“美国是八轮世界贸易谈判背后的驱动力”，“贸易体系在过去50年中始终如一的就是美国的领导地位”(RenatoRuggieroetal,1998)。

事实并非是“智猪博弈”模型中的那种对等获利结果，现实中大国可能会付出较少的成本却获得更大的利益。规则的制定者必定是规则的受益者，大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包含了它自己的利益取向，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带来利益分配向大国倾斜。

四、互惠原则：避免搭便车行为和平衡双层博弈谈判

互惠贸易是多边贸易谈判及成员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与其他成员实现经贸合作的主要工具。虽然GATT和WTO均没有明确强调互惠原则，但是不能否认互惠原则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机制中，互惠原则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避免搭便车行为发生，二是平衡各成员政府双层次博弈谈判。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由大猪去按电钮而小猪选择等待，这便产生了搭便车行为，即小猪不付出任何努力而能够获得食物。当然，这仅仅是“看不见的手”原理的童话版，现实中的大国虽然领导和建设多边贸易体制，但决不允许其他成员搭便车行为发生，教科书式的单边主义贸易自由化在GATT／WTO的设计中找不到一席之地(盛斌,2001)。GATT规则正是以美国制定的《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为基础产生的，WTO管理的协议也是以权力与义务平衡为基础的，这种平衡是通过互惠的市场准入承诺的交换而取得的。在WTO成立之前，GATT成员大约每隔10年就要在互惠基础上就降低货物关税问题进行一个回合的谈判……创建WTO的乌拉圭回合继续坚持了互惠的关税减让方针(麦金尼斯,2004)。互惠原则是建立行为准则过程中的一项基本要素，其制定也是为了缩小因最惠国待遇而引起的免费搭车的范围(霍克曼等，1999)。鞑姆曾这样解释：“在制定关税协定时，这种被认可的方法通常被冠以互惠的标题。从法律原则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其他缔约各方提供互惠关税减让的时候才需要作出关税减让。”(贝格威尔等，2005)。

所有的经济都是国际的，可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WTO多边贸易谈判对其中任何一个成员来说都是双层博弈过程，即国际层次博弈和国内层次博弈。国际层次博弈中，成员政府总是力求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国内层次博弈中，利益集团不断向政府施压，迫使其采取符合自己偏好的政策。进行国际谈判的政治家一般来说试图同时做两件事情：即同时在国际的谈判桌上与其他的国家代表进行谈判和在国内的谈判桌上与那些将进行批准和实施协议的行为者谈判(薄燕，2003)。对于美国这样国内利益集团逐渐强大的国家来说，国内的保护利益集团在没有获得互惠的措施而实行单边贸易自由化，要想获得通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互惠原则正起到平衡政府双层次博弈的作用，互惠的关税减让对每一个国家的自由贸易造成压力。通过互惠体制的承诺而削弱贸易保护主义集团的影响，……如果没有互惠体制的压力，即使消费者拥有数量上的优势，贸易保护主义集团仍会对贸易政策施加比消费者更大的影响(麦金尼斯,2004)。

五、最惠国待遇原则：博弈利益的扩大器与稳定器

非歧视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是各成员间平等地进行贸易的重要保证。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某一成员在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成员的优惠和豁免，也应给予其他任何成员。从这一方面看，最惠国待遇原则是规范多边贸易体制参与者国内贸易政策的原则，是互惠原则落实的具体保障措施，也是国际贸易总得益在各参与方之间公平分配的机制。多边贸易体制的这项规定不仅使博弈利益得以扩大，而且也能够稳定博弈利益。

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议主要通过双边谈判达成，在GATT／WTO实践中，为克服搭便车行为，谈判是在主要供应国的基础上以互惠原则进行，即某个产品的关税减让要求通常是由主要进口供应国(即产品的最大供应商)提出的。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这种双边谈判达成的结果通过五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推广开来。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互惠原则的多边化，这种多边化会产生一种表示友好的效果，即能够有利于促进自由贸易的市场原则。另外，最惠国概念强调可适用于所有参与国的普遍原则，这样就可以使规制成本的最小化。“最惠国待遇可以减少谈判中‘免费搭车’所带来的潜在成本，‘免费搭车’会阻止政府的决策处于效率边界，最惠国待遇可以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Capinetal,1988)。因为最惠国待遇将多边贸易体制中经济强国的活动变得简单，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将互惠原则下进行双边谈判的结果推广至所有国家，使其不必要与数十个国家进行持续复杂的双边谈判。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市场开放的扩大器，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拓展，使国际贸易博弈总得益的生产能力扩大到极致。

在稳定多边贸易体制方面，非歧视原则可以降低贸易战的风险。在政治层面上，没有最惠国原则，各国政府可能会试图确定特殊的歧视性国际集团类别，这种特殊的集团分类可能会引起憎恨、误解和争端，因为被‘忽视的’国家会对这种排斥回以颜色。而最惠国原则既有助于减少各国之间的对峙，又可以抑制政府求助于短期的、暂时的政策，防止给这个饱受冲突的世界‘雪上加霜’(杰克逊，2001)。贝格威尔和斯泰格尔建立的均衡模型得出的结论指出，一国贸易政策的外部性如果只通过世界价格转移到其他国家，政治最优关税才是有效率的，在存在多个国家时，当且仅当关税设立符合最惠国待遇时，贸易政策的外部性才通过这种途径传递。再加上互惠原则有效地消除这种外部性，最惠国待遇与互惠原则联系一起能够有效克服‘双边机会主义’对WTO体系的侵蚀。多边贸易体制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特点，使它的承诺信号变得更加可信。因为最惠国待遇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各国已经承诺的保护水平，当某一个成员背离其以前对某个贸易伙伴所作的承诺，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它就需要向所有WTO成员做出补偿，从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六、争端解决机制：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实施的保障

要解决国际贸易协定的实际义务的履行问题，关键是需要建立一套强制实施的措施。“在国际范围内，法庭的重要性是有限的，在没有宪兵和监狱存在的情况下，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法庭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还是有限的”(贝格威尔等，2005)。

WTO组织结构中的核心和重要部分是源于GATT几十年经验和实践的争端解决程序，它是使世界贸易体制条约义务得到有效履行的一种核心措施。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WTO王冠上的明珠，正如前WTO总干事鲁杰罗所说，“如果不提及争端解决机制，任何对WTO成就的评论都是不完整的。从许多方面讲，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做出的最独特的贡献。”它一方面解决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另一方面也通过本身程序和机制的完善保障了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实施。

为换取更强有力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WTO对单边贸易行动实行了严格的多边约束。各国政府同意，只要有可能，均采取多边补救方式解决问题。这就限制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余地。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其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是体现了平等、迅速、有效和具有约束性的，其争端解决机制的赔偿和授权报复执行手段限制了大国任意采取“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能够克服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势力不均衡”，因为两国贸易战中总是大国的损失要小，所以在双边框架下约束它违约的力量较小。而在WTO多边框架下，违约将被要求赔偿损失并可能受到经济制裁，增加了大国违约成本。

被认为是“从论坛和调解委员会变成法院或仲裁庭的革命”的争端解决机制提高了WTO作为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多边贸易体制更安全、可预见和稳定。它将“共识”程序改为“反向共识”，加强了WTO法律制度的约束力。反向共识规则形成的自动通过，使得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成员在WTO协议下发生的争端有了强制管辖权。WTO在强调当事成员之间的磋商、谅解、斡旋、调解和调停的同时，还强调了国际经济贸易仲裁的作用，建立了各种具有一定强制力、准司法效力的执行手段。最后，它规定了最后解决期限，并借组织的力量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报复机制的威力，从而保障裁决的执行。

七、谈判机制：一个驱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系统

从本义上说，多边贸易体制是处理各国贸易关系的原则和规则的基本框架。不过，这些原则和规则以及各国在这些原则和规则下相应的义务，并不是由某个全球性的统治机构来制定和强制实行的，实践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超国家机构。GATT／WTO本身并不是规则制定者，而是组织成员进行谈判，为成员间谈判提供便利、提供谈判场所(黄静波，2004)。谈判才是多边贸易体系的驱动力量，它被用来确定规则和程序，定期降低贸易壁垒，或用于新的国家想加入这个俱乐部的时候，还被用来解决贸易摩擦(霍克曼，1999)。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飞跃正是通过一系列“贸易回合”的方式实现的。谈判本身就是博弈过程，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更是一个博弈系统。

(一)加入谈判与议题谈判如果某一个国家或具有独立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单独关税区希望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则必须进行关税减让和其他开放承诺谈判，这通常被认为是“入场条件”，它要求加入者在一个对所有成员开放的工作组里进行谈判。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一个加入国可以从它加入之前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制)成员之间已经商定的所有减让中获得利益，因此，只能期待会要求加入国本身做出贡献，即将它自己的减让表添加到那些已经成为关贸总协定附件并构成其组成部分的减让表中去(奥利佛.隆，1990)。这种程序完全是有充分理由的，它充分体现了多边贸易体制的互惠原则。

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以议题谈判为基础，谈判需要首先确定议题，而谈判议题的确定本身往往就是一场谈判，各成员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各个成员提出的议题交叉互错，最终形成议题群。为推动谈判进行，多边贸易谈判中往往在谈判开始和结束阶段尝试跨议题关联，在初始阶段的跨议题是为获得一个平衡的谈判议程，到谈判的最后阶段，由于各成员对于各个议题的立场已经彻底表达清楚，为达成整个协议则需要进行议题挂钩，它潜在地起到两个作用：可以用于获得互惠性，即满足了分配上的限制而达到利益和减让的平衡；可以用于提高自由贸易产生的潜在获利。因此，多边贸易谈判往往出现“在所有的事情达成协议前什么也达不成协议”。

(二)多方、多阶段、多层次谈判多边贸易谈判包含多个阶段，首先由一个起催化作用的成员开始，发起一个确定谈判议程的前期谈判，然后是正式的多边贸易谈判，随后依次是后期谈判和实施阶段。议题谈判的进行是多方参与的过程，其复杂性远远超过只涉及两个博弈者的谈判，而且在诸多博弈者之间可能形成同盟，而且同盟的类型各有不同：某一个同盟内的成员在某一项议题中具有相同的立场，而在另外议题上又针锋相对，形成一个极其复杂的谈判网，也使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具有多层谈判的性质。对于某个成员来说，其关心的不仅仅是能否达成协议，而且需要考虑达成的协议能否得到国内法律的批准，这就是一个双层博弈的过程。对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性组织，例如欧盟，它不仅仅涉及欧盟与其他成员的谈判，各成员内法律的批准，还涉及到欧盟成员之间的谈判。

(三)谈判结果：拒绝点、协议区域与获胜集合谈判最终是需要结束的，不是达成协议就是陷入僵局。双边协议是否达成取决于二者之间有没有协议区域，协议区域的确定取决于拒绝点，即谈判者(出价者和要价者)各自的心理底线，最起码达成协议要比不达成协议好。图3中A国和B国的拒绝点分别为A点和B点，对于A国来说，A点右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对于B国来说，B点左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A、B两点之间就构成协议区域，则A、B两国有可能在协议区域内达成协议，协议区域的大小决定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至于它们是在Xl处达成协议还是在X2处达成协议，则取决于二者各自的谈判能力。

该图同样用于解释各成员的双层博弈结果，只不过在这里，协议区域被称为“获胜集合”，即国内法律能够批准对对外贸易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所有可能集合。同样，该获胜集合越大，从而达成的协议就越可能被批准。

多边贸易体制范文篇5

二战后，世界贸易体系逐渐形成了以GATT/WTO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通常认为，在国际经济领域多边贸易体制是推动世界各国贸易便利化和经济进步的一种自由贸易体系。但是，运用规范经济学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发现，多边贸易体制并不是自由贸易体制，而是一种国际协调机制的制度安排，它的宗旨并不是实现贸易政策的自由化，而是帮助成员国政府避免在单方面改善贸易条件过程所出现的“囚徒困境”（贝格威尔、思泰戈尔，2005）。

如果没有多边贸易体制，各国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通常会采取关税等贸易壁垒以及本币贬值等手段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在分析世界贸易体系的传统经济学方法中，一般的认识是，一国不会轻易放弃关税等保护政策，因为在非合作的博弈过程中，一国对进口商品实行保护，可以使本国的贸易条件发生改变，对本国的福利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从一国角度出发，保护贸易政策对本国经济是有利的。但是，在非合作的博弈中，如果各方都选择保护政策，各国就会在竞相提高保护壁垒的过程中达到非合作的纳什均衡，这种均衡的状态已经被证明是非效率的均衡，即保护贸易政策下形成的“囚徒困境”。

因此，没有国际贸易协定协调的国际经济秩序往往由于各国政府实施保护贸易政策而陷入混乱，阻碍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世界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经历已经充分佐证了这一点，那个高关税年代的惨痛经历使各国政府都想摆脱贸易政策下的“囚徒困境”。而按照博弈论的理论，如果各国政府能够达成有约束力而且可实施的协议，这个博弈就会从非合作性的博弈转化为合作性的。于是，能够保证各国政府信守承诺的约定的存在就成为摆脱“囚徒困境”的关键，而多边贸易体制这一国际协调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使得每一个成员国都享受到了互惠的关税减让，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实践证明，多边贸易体制确实可以使政府摆脱贸易政策下的“囚徒困境”。

二、多边贸易体制自身的发展陷入博弈困境

1、新多边贸易体制谈判步履维艰

多边贸易体制有助于各国政府摆脱贸易政策博弈下的非合作均衡，而它本身也是一个博弈过程，即一场多方构建协调规则的博弈。

在构建WTO规则的博弈过程中，每一个成员国不仅要考虑自身利益，还要预测其他成员国可能的策略及反应，并据此做出最佳的策略选择。当博弈各方都不愿意单独改变策略时，就构成了一个博弈的均衡，当然它可能是合作的也可能是非合作的均衡。如果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各成员国通过协商，相互妥协，最终确定一份能使各方都比较满意的谈判议题，那么就可以达到合作性的均衡如果各成员国的利益千差万别，博弈各方都不愿接受对自己不利的任何议题，从而不能就多边谈判议题达成一致意见，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就陷入了困境。因此，多边贸易体制是一个以合作为基础的机制，只有各成员国充分合作，才能保证整个多边贸易体制的良性运作和发展。

从现实的谈判看，由于WTO各成员国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各国所关心的议题就不尽相同，不同的国家希望将不同的议题纳入多边贸易谈判议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自然而然地组成了若干国家利益集团，而实际的谈判即在各个国家集团之间进行。

WTO成立以来，多边贸易体制就由于各个国家利益集团的利益纷争而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从1996年第一次部长级会议开始，博弈各方的对峙就拉开了序幕。其间历经了西雅图和坎昆部长会议的失败，多边贸易体制谈判的失败似乎近在咫尺。幸运的是，博弈各方在2005年在香港部长会议上又重新回到艰巨的谈判轨道上。但是，随即在2006年7月24日，世贸组织以及多边贸易体制又经历了一次重创。由于各方谈判破裂，在这一天，WTO总干事拉米沮丧的宣布了多哈回合谈判的无限期中止。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由于各方的不合作而陷入了博弈困境。

2、复杂的博弈网困扰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新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之所以陷入博弈困境，是因为在这场博弈中，各方为争取自身利益在不同的议题上展开了众多的子博弈，从而在总体上形成了一张复杂的博弈网。

从整体看，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发展中成员较为关心乌拉圭回合协议的执行问题，而发达成员则更为关心服务贸易和“新加坡议题”。涉及到具体议题时，其中则既有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矛盾，也有发达成员之间的冲突，还有发展中成员中不同集团的利益冲撞。同时，不同议题的博弈之间又相互牵连、相互制约。因此，多边贸易谈判就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博弈关系。

例如，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业的谈判是3个主要议题，各个议题的谈判是相互制约着的。正是各议题之间的胶着、不同角度博弈利益的权衡使得这场博弈变得异常复杂。

值得注意的是，多边贸易谈判的博弈变得如此复杂，除以上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矛盾正日益凸现。发展中成员开始团结合作，协同与发达成员抗争。坎昆会议出现了以巴西、印度和南非为领导的代表发展中成员利益的20国协调组（G20），这些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在前轮次谈判中作用微弱，坎昆会议G20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谈判格局。随着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发展问题已成为谈判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3、外部的冲击使多边贸易体制的困境雪上加霜

冲击1：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泛滥。多边贸易谈判的艰辛曲折使得多边贸易体制的威信受到了严重打击。在此情况下，博弈各方开始转而寻求以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来促进贸易，部分成员国对区域集团化投入了极高的热情而无视WTO的存在。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势态，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各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尊重，使其在发展的困境中难以自拔

冲击2：反全球化运动高潮迭起。1999年11月底12月初，在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有4万人组成的全球化抗议者队伍与警察在整个西雅图发生了全面冲突，被称为“西雅图风暴”，从此拉开了世界范围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序幕。

自从西雅图风暴之后，反全球化运动与推进全球化的国际峰会总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举行，锋芒直接指向推行全球化的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之后的每一次部长级会议会场之外，都云集着大量的反全球化运动人士，对世界贸易组织乃至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

三、舍“多边贸易体制”而取谁

1、世界贸易体系的其他选择

除多边贸易体制外，单边措施、双边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都是世界各国可以采用的贸易制度安排相比之下，其余几种制度安排存在着更多的缺陷和不足，虽然本国或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参加国可能在局部得到贸易自由化的好处，但其排他性却会导致世界福利水平的下降，因此，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都不可取。

（1）单边措施。这种贸易措施的实行往往引起贸易对手的报复，以往最后导致贸易战的贸易摩擦大多是当事方采取单边措施所致。从世界贸易体系发展的历史来看，目前似乎已经不可能回复到采取强硬的单边措施的年代，虽然国际上的霸权主义依然存在，但即使是处于绝对贸易优势地位的国家，经过几十年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及世界形势的改变，也都更愿意采取协商的方式解决贸易问题。

（2）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协定及区域性贸易协定都不是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基础，而是强调贸易政策的对等性，因而就存在着歧视。这种歧视增加了区域集团与其他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对抗性，非常容易导致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平衡和不稳定。另外，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因为有其各自复杂的关税规则、原产地规则和监管法规等，使得其有限的体制能力也经受着严酷的考验。因此，世界贸易体系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大。

现在，世贸组织几乎每个成员也都同时是某个或某几个区域贸易协定的缔约方，这种现象的日益加重可能造成世界贸易体系的支离破碎，形成贾格迪什·巴格瓦蒂（2006）所说的“盛意大利面条的碗”的效应（`spaghettibowl''''effect），意思是说自由贸易协定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2、多边贸易体制如何继续

根据以上分析，多边贸易体制应该是世界贸易体系最优的国际协调制度安排。虽然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陷入了困境，但从多边贸易谈判历史看，没有哪一次谈判顺利，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困境只是暂时性的，因为继续维持这一体系的发展是符合各方利益的但是，重新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有两个关键的问题必须正视.

一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利益冲突如何平衡的问题目前，因为发展中国家已经演变为规则制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制定已经从完全受发达国家支配，演变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双方在维护利益的过程中互不让步，直接导致了多边贸易体制谈判的停滞。因此，如何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各方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已经是继续多边贸易体制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减少政治因素干扰的问题，这一问题也许是多边贸易体制走出博弈困境的根本之路。就连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都承认，谈判的僵局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因素、例如，美国在农业谈判中

的行为与其国内政治有着直接的联系。当时，小布什政府考虑到2006年11月的中期选举需要争取来自农业大州的选票，因此，承诺进行农业改革的决心并不坚定。在2006年4月谈判的关键时期，美国又突然更换贸易谈判代表，致使各方都对如期达成协议表现出了明显的忧虑和严重的信心不足。事实证明，美国确实在随后的谈判中表现了强硬的立场，并被认为是导致多哈回合谈判中止的重要原因。其他许多成员政府也受到国内政治的压力，不愿消除服务市场壁垒或者进一步降低工业品关税，于是纷纷以农业谈判僵局为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就可以理解了。因此，减少政治因素干扰是通畅多边贸易体制发展之路的必要工作。

四、结束语

多边贸易体制范文篇6

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成就；挑战；未来

一、多边贸易体制：从GATT到WTO

按照当代美国著名国际贸易专家巴格瓦蒂的观点，摆脱贸易自由化的“囚徒困境”途径主要有4种不同的方式，其中两种方式与单边主义有关，另外两种方式与互惠协定有关。单边主义方法包括激进的单边主义和传统的单边主义。互惠协定有两种传统的降低贸易壁垒的形式，即GATT/WTO支持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互惠和特惠贸易协定中的互惠。从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历程来看，人类正是通过这两种手段来不断推进贸易自由化的。

1947年10月30日，23个国家在日内瓦共同签署《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并于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GATT947以《哈瓦那宪章》第四章的条款为基础起草，有3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由关税减让表和最惠国待遇条款组成，关税减让表规定了23国政府关税减让的义务，是一个法律性的行为准贴第二部分包括商业政策规；第三部分专门列出了有关适用领土和区域安排的规定。根据GATT，建立一个非正式的、事实上的国际组织，也被非正式称为GATT。

在建立战后新自由经济秩序中，同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一样，GATT的任务是恢复已被30年代大萧条时的保护主义与双边互惠主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窒息了的世界贸易。因此，GATT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它是国际贸易组织流产的遗留物，不禁让人勾起对大国势力的悻悻之情，另一方面，人们又有理由觉得庆幸，它毕竟是在战后建立一个更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开端。在其存在的40多年中，GATT逐步发展成一个实际意义上的WTO，其相当复杂的基本法律文件被无数补充规则及安排、解释、豁免、争端解决专家小组报告和委员会决议延展和修改。

GATT的创立和成功成为在历史上曾以重商主义为准则的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杰出范例。然而，GATT毕竟最初是作为一个临时性的工具，且在许多方面不足以成为建立一个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这些不足主要表现为：第一，GATT条文的漏洞较多；第二，争端解决机制有待改善；第三，GATT成员数目激增使GATT难以堪当新的时代重任；第四，全球性的新问题不断涌现，需要新的贸易组织相伴而生；第五，区域集团化的趋势和现象不断削弱GATT的调节作用，使人们认为除非贸易体制能有实质性的强化，否则恐将造成强大区域集团间的冲突。

GATT的不足注定了它仅仅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过渡产物，人类探索创建一个正式的国际经济组织来协调、监督和管理世界贸易的想法并未停止脚步。1990年，欧共体轮值主席国意大利首先提出了建立一个“多边贸易组织”(MTO)的倡议，这个倡议后来以欧共体12国的名义，正式向乌拉圭回合谈判职能小组提出。1993年12月15日，乌拉圭回合结束时，根据美国的提议将“多边贸易组织”(MTO)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WTO)。1994年4月15日，《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在摩洛哥马拉喀什部长会议上获得通过，连同其4个附件加上部长会议宣言与决定共同构成了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一揽子成果，并采取“一揽子”义务和无保留接受的形式，经104个参加方政府代表签署，于1995年1月1日正式生效。在与GATT共存一年后，1996年1月1日WTO正式取代GATT，成为多边贸易体制新的运行基础和法律载体。

从GATT到WTO的变迁，标志着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设想的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构成的世界经济秩序三大支柱的理想在50年之后终于成为了现实，也标志着二战后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迈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相对以GATT为核心的旧多边贸易体制而言，以WTO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国际贸易规则方面作了重要修改和突破。作为国际组织，GATT已经不复存在，但作为协议，GATT仍然存在，但已不再是国际贸易的主要规则。WTO的成立掀开了国际经贸史上新的一页，也开创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新时代。WTO把世界上许多国家同时纳入一个统一的规则中，所有缔约方带来的潜在出口收益远比在双边协定下大，当一个缔约国违约实行保护贸易时，所有其他缔约国对他的惩罚所带来的损失远比他单方面采取的保护贸易政策所带来的利益大得多。因此，从GATT到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进一步推动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WTO基本哲学就是开放市场、非歧视以及国际贸易的全球竞争是有益于全世界各国福利的。WTO成为磋商和扩展多边自由化以及对贸易和相关政策进行合作的场所。它扮演着一个保证人的角色，确保想要取消进口壁垒的政府进行国内贸易政策改革。

二、多边贸易体制60周年取得的成就

GATT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为20世纪后50年的国际贸易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保证作用。GATT主持下的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取得了巨大成功，缔约方的关税水平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幅削减，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也更为密切。但是，GATT只是一个临时性协定，并非正式的国际组织，也不具备国际法人的主体资格，这一非正式地位妨碍了其正常活动的进行，限制了其功能的发挥，使其作为管理和协调国际贸易的“准机构”的权威性大打折扣。WTO继承了GATT的宗旨，但与GATT对比，WTO的宗旨有两点不同，一是强调国际贸易活动必须有利于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二是优先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发展，并提出要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给予相应的差别或优惠待遇。WTO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整的、更可行的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包括GATT、以往自由化努力的结果以及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全部成果。自WTO成立以来，基于WTO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断发展，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作用日益扩大，在促进贸易自由化、规范世界贸易行为、解决贸易争端方面都具有了更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1、建立和完善组织机构WTO是具有国际法资格的正式国际组织，必须有一整套完整机构处理日常事务，使其得以运转。WTO成立以来，基本延续了GATT机构设置方法，但重新明确了WTO各机构的权限、构成和法律地位，并目，根据管辖范围的扩大及相应职能的增加，适时地调整和建立新的组织机构。截至2008年7月，WTO组织机构共包含4个层次，依次为：部长级大会、总理事会、专门理事会、次一级委员会。此外，WTO还设立一个由总干事领导下的秘书处，总干事由部长级大会任命并确定其权力和责任、服务条件和任期。总干事任命秘书处的职员，并根据部长级会议的规定确定他们的责任和服务条件。总干事和秘书处的职责完全是国际性质的，在履行其任务方面，总干事和秘书处的职员不寻求或接受除WTO以外来自任何政府或其他当局的指示，他们可以制止任何可能影响其作为国际官员地位的行为。WTO成立以来，历经四任总干事，首任是意大利前外贸部部长鲁杰罗(任期为1994年4月－1999年4月)；第二任是新西兰前总理穆尔(任期为1999年4月－2002年9月)；第三任是泰国前商务部部长兼副总理素帕猜(任期为2002年9月－2005年9月)。现任总干事是帕斯卡尔·拉米(欧盟前贸易委员)。值得一提的是，素帕猜是多边贸易体制成立60年来历史上第一个担任此职务的发展中国家代表。

2、落实乌拉圭回合协议与推进新协议谈判谈判工作是WTO成立以来的重要工作之一，乌拉圭回合后，WTO积极组织成员方进行有关领域的谈判。尽管谈判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表明了WTO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决心。1997年3月26日，43个成员率先达成《信息技术产品协议》，旨在推动世界信息技术产品取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化。1995年7月28日，自然人流动谈判按期完成，所达成的6项承诺作为GATS第三议定书附件。1997年2月15日，69个成员达成《基础电信服务协议》，要求各国电信市场向国外公司开放。1997年12月30日，70个成员达成《金融服务协议》，涉及95％以上的有关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信息等方面的贸易。2001年12月，多哈回合在经历了西雅图失败之后终于启动。《多哈部长宣言》就规则的修订和完善专门作出谈判授权：“鉴于越来越多的成员使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手段，部长会议同意，在保留基本原则、概念、协定的有效性与其规定的措施、目标和进一步考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情况的前提下，就澄清《反倾销协议》和《反补贴协议》的有关规定和增强使用协议的约束性进行谈判。同时还指出，应当进行旨在澄清与提高WTO关于渔业补贴规则的谈判，特别要考虑渔业补贴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进一步澄清和提高现有的关于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则和程序，且有关谈判应当考虑到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性特点。”此外，为落实乌拉圭回合协议与推进新协议谈判，促进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截至2008年，WTO共召开过六届部长级会议(见表1)。在GATT时期，虽然也召开部长级会议，但并不定期限，也无议事范围与规则。WTO成立后则更加制度化，职责明确，也提高了国际贸易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地位。

3、管辖范围不断延伸，成员方数目不断增加WTO制定和实施的一整套多边贸易规则涵盖面非常广泛，几乎触及到当今世界经济贸易的各个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WTO的涵盖范围已经从原先纯粹的货物贸易、在边境采取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进一步延伸到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投资措施以及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讨论的一系列新议题，如竞争政策、贸易与劳工标准、环境政策和电子贸易等。与此同时，伴随着WTO在世界经贸发展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提升，WTO吸引力不断增强，成员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发展中成员在WTO中的地位和数量不断上升。截至2008年7月，WTO的正式成员已从1995年1月1日成立初的113个增加到152个，此外，还有31个观察员正在申请加入以及数百个国际政府间组织被授予观察员地位。2001年12月11日，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转型经济体成为WTO第143个正式成员。2004年4月23日，尼泊尔成为WTO第147个正式成员。2004年10月13日，柬埔寨成为WTO第148个正式成员。尼泊尔和柬埔寨是WTO成立以来首批成为其正式成员的最不发达国家，使得多边贸易体制更具有完整性和代表性。2007年1月和7月，越南和汤加分别成为WTO第151和152个成员。目前，WTO调节全球贸易比重达90％以上，长期目标是吸纳世界上每个国家(地区)，加快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这充分显示出了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和巨大吸引力。

多边贸易体制范文篇7

摘要：随着WTO将调整范围扩大到知识产权保护、投资等新领域，许多发达国家希望将劳工、环保、竞争政策等其他一些“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纳入WTO调整范围，由此引发了WTO调整范围究竟应当控制在什么范围的争议。从WTO本身的性质和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该组织并不适合解决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应当集中力量处理贸易问题，确保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运行，但也可以同时对某些“与贸易有关的问题”进行研讨，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以寻求解决全球性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最佳方法和途径。

一、“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引发的WTO调整范围问题

(一)“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的提出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发达国家首次提出扩大多边贸易体制调整范围的要求，希望多边贸易体制不再局限于调整货物贸易关系，也要同时调整一些“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当时提出的两个新的“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包括投资措施和知识产权保护。将投资措施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客观原因是贸易与投资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外国的直接投资及其相关政策和立法对国际贸易的流向、流量产生着重要影响，而且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也对国际投资的规模、方向和构成产生着影响。为防止投资措施对国际贸易产生扭曲性影响，有必要对投资措施进行一定约束。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国际上尚无调整国际投资的普遍性、实体性法律规范，对于具有扭曲贸易影响的投资措施也无力纠正，而通过双边投资条约的途径无法促使东道国放弃投资措施，因为这样做相当于要求东道国放弃部分外资管辖权。为此，发达国家希望借助多边贸易体制，以“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扭曲贸易为理由，在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调整部分投资问题。谈判的成果是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西方学者也提出了许多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理由。其中，最主要的理由也是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正常化和自由化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也构成一种贸易壁垒。另一个原因在于，借助一个即将成立的国际贸易组织(即WTO)及该组织下的多边贸易协议，补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一系列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不足，以确保知识产权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确保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和程序的实施对合理贸易不造成任何障碍。各方谈判和妥协的结果是产生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上述两个协议的产生，是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历程上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多边贸易体制正式开始涉足一些传统上不被认为是应该由贸易体制管辖的“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由于发达国家在国际投资和知识产权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将投资措施和知识产权问题纳入WTO体制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利益，使得它们可以借助贸易谈判上的实力、WTO法的权威性和普遍约束力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力保障，实现其顺利推行投资自由化和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目的。

(二)“与贸易有关的问题”不断凸现的现象及其原因分析受乌拉圭回合成功地将多边贸易体制调整范围扩展到知识产权保护和投资措施这两个“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的鼓励，发达国家开始提出进一步扩大WTO调整范围的要求，希望进一步借助多边贸易体制来解决它们关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尽管其中许多问题都未经充分证实是与贸易有关的问题。乌拉圭回合之后，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在发达国家的极力宣扬下，许多其他在传统上被认为是非贸易的问题，包括一些传统上被认为只是属于国内管辖和关注的问题，一夜之间被认为都是“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并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在发达国家看来，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环境问题、劳工问题、竞争政策、贿赂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与贸易有着密切关联，因而应当引起WTO的重视，并尽快纳入WTO的调整范围。以环境问题为例，西方国家认为，自由贸易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与环境保护有密切的关联，二者之间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也有相互影响的一面，自由贸易不应当以牺牲人类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为代价，WTO体制应当关注如何妥善处理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冲突问题。从法律依据来看，GATT中已经出现了处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的法律条款(第20条例外条款中的两款)，而WTO更是将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作为重要指导原则写入序言，不仅如此，环境保护条款也开始出现在WTO下的一些多边协议中。从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来看，WTO应当倡导贸易和经济的绿色化，应当根据世界贸易和经济绿色化的趋势在追求自由贸易的同时为环境保护提供保障，应当在促进环保法律体系的完善、强化环境法律实施和监督机制方面发挥作用，应当在有效协调WTO自由贸易规则与环保条约及各国国内环境政策与立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应当重视抑制贸易中不利于环境的消极方面，应当尽力通过贸易规则来促进环境保护。为此，有必要将环境问题纳入WTO的调整范畴，而且，GATT时代和WTO成立后的一些“与贸易有关的环境保护案件”的成功审理，表明WTO已经开始管辖环境问题并有能力处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

再以劳工标准为例，由于国内劳工团体的压力，美国政府近年来开始加强对WTO及其成员方的压力，希望劳工问题在WTO框架内尽早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将WTO功能扩大到劳工保护领域。美国认为，以牺牲劳工标准为代价扩展国际贸易的做法不仅是不值得提倡的，而且是应当坚决反对的，WTO应当在追求自由贸易的同时注重劳工标准的提高，并且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协调和管理的某些职能。为此目的，美国倡议建立一个研究贸易与劳工问题之间关系的工作组。在西雅图会议上，劳工问题成为美国谈判代表谈论的重要话题，美国甚至主张将劳工权利列入贸易协议的正式内容，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通过贸易制裁的方式确保劳工权利的维护和加强是更为合适的方法。美国的这些建议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有学者指出，由于美国不顾及发展中国家的感受和强烈反对，单方面强调劳工权利的保护，甚至以单边贸易制裁为威胁，这种做法预示着西雅图会议的失败命运。又以竞争政策为例，不少发达国家认为，随着贸易与投资的政府障碍的不断减少，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种种成果被私人间的各种反竞争的做法所削弱已经成为必须关注的问题。WTO原则与竞争政策的关联性和增进成员间在解决反竞争活动方面的合作已经得到不少成员方的赞同。建立相互支持的贸易与竞争政策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有效的竞争政策有助于确保自由化和市场改革的利益能被所有的公民分享。因此，为支持WTO成员方所采取的有效竞争政策和减少在此领域中潜在的争端，有必要以贸易与竞争政策为主题，探讨加强国际合作包括在WTO中合作的深远意义、方式方法以及潜在的利益；有必要在WTO层面上采取行动以加强竞争政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联系；有必要在WTO中建立竞争政策多边体系。

乌拉圭回合后，“与贸易有关的问题”不断凸现，还出于其他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GATT框架下多轮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已经使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贸易的影响大大减小，并因此在过去的50年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而贸易障碍减少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贸易的急剧扩张，使参与国际贸易的各国的国内经济实力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国内经济的政治重要性也日益增加，国际贸易政策的重要性也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原先对国际贸易政策不予关注的一些利益集团，如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团体等，因为其各自利益日益深刻地受到国际贸易政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而开始关注国际贸易政策，并因此开始关注国际贸易政策的制订过程及其合理性，甚至开始指责国际贸易政策制订程序缺乏民主性，要求将它们各自关注的一些问题，如人权、竞争政策、环境保护等问题列入国际贸易政策和多边贸易体制的考虑范围。其二，GATT成功地削减关税和其他阻碍贸易的边境障碍后，日益重视对“边境背后的贸易壁垒”(“behindtheborderbarrierstotrade”，即除关税和其他边境措施之外，其他具有影响国际贸易性质的国内政策和立法)的制约。

而GATT对“边境背后的贸易障碍”的审查和约束，如对各缔约国技术标准、卫生和植物检疫标准、卫生和安全法规、知识产权保护等提出限制或要求，使得各国国内立法和国内政策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也日益深刻地受到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许多传统上被认为是国内法管辖的事项或国内经济、社会问题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并开始进入国际法调整的领域。其三，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使得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层面的问题日益相互关联。乌拉圭回合是贸易体制改革的分水岭，也预示着更深刻的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不同的“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开始显露出某种共性，即这些问题都涉及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外界制约化和逐步国际化。传统假想的贸易与非贸易问题之间的严格界限已经开始被打破，贸易与非贸易问题已经开始相互重叠和相互影响，国际法的严格划分部门和领域的传统做法已经难以适应时代要求，贸易法、人权法、环境法、劳工法等部门法之间的密切交叉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具挑战性和最重要的国际法律问题。在上述背景下，摆在世人面前的难以回避的问题是，究竟哪些问题才属于贸易问题，哪些问题适合于由WTO体制调节，哪些问题可以由WTO体制调节，哪些问题应当属于其他国际组织或其他国际论坛调整或研讨的范围?

二、因“与贸易有关的问题”而引起的关于WTO调整范围大小的争执目前，关于WTO是否应当将那些传统理论上被定性为非贸易问题而目前被认为是“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纳入调整范围的争议较大，这种争论可能关涉到日后对WTO作为何种性质的国际组织、WTO未来谈判议程的范围大小、WTO权力与成员方主权的协调策略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因而应当引起我国学者的高度关注。

关于WTO的调整范围究竟应当界定为多大的争论，西方主要学者主要持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传统上认为是“非贸易问题”的一些社会问题(socialissues)，如劳工问题、环境问题等，应当逐步纳入WTO的调整范围。WTO扩大其调整范围，是GATT体制逐步完善并逐步将其调整范围从关税、非关税问题扩大到投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服务贸易问题等的自然结果。第二种观点认为，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应当排除在WTO调整范围之外，以便WTO可以集中力量处理那些真正属于贸易的问题，集中力量处理好贸易自由化问题。将一些国内管辖范围的社会问题或只是间接地与贸易相关联的问题纳入WTO调整范围，不仅会损害现有的贸易秩序，而且会妨碍其他非贸易目标的实现。有学者建议，应当尽快建立一些新的国际组织，诸如全球环境组织等，专门处理一些“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第三种观点认为，可以逐步将某些“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纳入WTO的调整范围，而其他一些“与贸易有关的问题”不需要纳入WTO的调整范围。但对于哪些是应当纳入WTO调整范围的“与贸易有关的问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

而从发展中国家角度来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将诸如劳工、环境、竞争等问题纳入WTO的调整范围，反对的原因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由于谈判实力的巨大差距，发展中国家最终被迫接受发达国家的建议，将投资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管辖范围。这些在传统上被视为非贸易问题的“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纳入WTO管辖范围的结果，显然片面地有利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却承受了因此而带来的国内外资政策和立法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立法方面繁重的改革任务，以及外资管辖权被削弱和引进与开发技术费用大增的沉重代价。这些协议不仅在内容上有对发展中国家明显不公平的地方，而且执行起来困难重重。这种惨重的教训使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慎重思考扩大WTO管辖权的严重后果。可以预见，一旦劳工标准或环保标准等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事项被转变成WTO规则，发展中国家在国内社会政策和国内立法方面的主权又会被进一步严重削弱；而当这些规则或标准被发达国家用做阻挡发展中国家产品或服务出口的“合法”借口时，WTO这个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将成为发达国家推行变相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发达国家关于将更多的所谓“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纳入WTO体制的建议保持高度警惕，它们甚至不能允许这些建议轻易演变成多边贸易回合的正式谈判议程，因为一旦列入正式议程，缺乏谈判技术和谈判实力的发展中国家很难抵御发达国家成员方的各种威胁利诱。正因如此，在多哈会议上，印度代表指出：“尚不成熟的问题应当留给工作组进一步研究。印度，包括许多其他发展中成员，还未准备好去接受一套艰巨的承诺。”其二，乌拉圭回合以后，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制度安排的缺陷，以及自身竞争实力弱小、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不仅没有充分得到WTO贸易自由化的好处，反而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遭到边际化、边缘化的困扰，它们中间不少还对WTO规则能否真正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利益心存疑虑，也对WTO这个国际组织的公平性持怀疑态度。

可以说，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诸多协议在南北国家之间利益分配方面显示出的不对称性和不平衡性、发展中国家预期利益的难以兑现性，以及发展中国家期盼的特殊和差别条款的不可执行性和非约束性，是发展中国家对现有WTO体制感到不满的重要原因，也是发展中国家对继续扩大WTO调整范围所能带来的利益怀疑的根本原因。其三，由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加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许多协议偏向于发达国家利益，没有顾及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和执行协议可能面临的技术、财政、人力等方面的困难，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顺利执行WTO协议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很少有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提出的借助WTO体制解决其他“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的建议产生兴趣。发展中国家更感兴趣或更希望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通常是如何将WTO诸多协议中规定的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落到实处、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执行WTO协议中遇到的技术上、人力上和财力上的困难，如何执行或改进WTO框架下的现有协议，尤其是如何顺利执行那些其自由化规则能够真正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和服务出口的协议的执行问题。其四，许多发展中国家坚持认为，WTO从性质上只是一个贸易组织，不应当也没有能力将非贸易问题或所有“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纳入管辖范围。在这方面，印度的态度最为坚决，其观点也最具代表性。同样是在多哈会议上，印度代表措辞尖锐地指出：“WTO只是为多边贸易体制而设立，它不应当将非贸易主题的规则制订任务也揽到身上来。WTO不是一个全球性政府，因而不应该试图插手那些应该由国家政府和议会管辖的事务。WTO的核心职能是国际贸易工作，因而我们强烈敦促，WTO应该继续坚持它的方向。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保全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

三、处理“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的正确方法

从WTO本身的性质和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该组织并不适合解决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正如WTO总干事苏帕差指出的那样，人们总是对WTO的功能存在着许多误解，认为WTO应当解决全球所有的经济问题，而事实上，WTO没有能力也不应当扮演这种角色。如果我们认为贸易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好方法，并授权WTO解决所有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话，我们就犯了一个大错误。为解决诸多全球经济和社会问题，应当确立一些新的体制和方案，以便WTO和其他国际组织相互合作形成合力，以便在一个合理的制度和秩序下由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机构携手并进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中出现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苏帕差的上述观点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发展中国家所赞成的解决诸多“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的一种方法。即贸易全球化和自由化应当在各种论坛上探讨，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世界贸易组织，解决全球性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各类国际组织的精诚合作。笔者也认为，虽然我们反对发达国家无视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现实状况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过早过急地提出将劳工、人权、环境保护等问题纳入WTO调整范围的观点和建议，但是，我们应当承认，在贸易与非贸易问题日益密切地相互关联的时代背景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政治经济问题日益深刻地受到国际法律体制干预和约束的情况下，促进和便利WTO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由于国际贸易往往与其他国际经济交往形式存在密切联系，WTO要充分发挥其功能，需要一个与其他国际组织良性合作的外部环境。这种良性合作也有利于WTO与其他国际组织共同努力，民主高效地参与引导和管理国际经济交往的过程。正如某些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建立WTO与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有利于“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特别是那些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劳工问题)的解决。

但是，WTO目前处理诸多复杂的法律问题，自身的能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综观WTO的整体运作状况，我们并不能得出WTO已经能够非常成功地处理好目前划归其调整范围的所有贸易问题的结论。谈到这个问题时，苏帕差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必须坐下来冷静地考虑由WTO全面处理全球所有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现实可能性问题。目前，WTO并没有处于良好的运作状态，该组织并没有得到所有成员方一致的支持，各成员方在诸多重要事项上尚存在许多分歧，WTO就其自身管辖范围的事项尚不能发挥全效，因而必须寻求解决之道。在这种情况下，WTO似乎不宜随意将其调整范围扩大到现有管辖事项之外，即便将来可能扩大调整范围，目前也绝不是合适的时机。

随意扩大WTO管辖事项必然使未来的多边贸易谈判更加复杂化和充满变数，使南北矛盾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更加突现和尖锐，也会使未来的WTO多边贸易体制承受更重的负担。目前，WTO更应当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确保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运行，诸多与此有关的问题等待着WTO成员方的协同努力去解决和处理。结合《WTO多哈第四次部长级会议部长宣言及决定》的规定，WTO目前应当解决的问题繁多，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1.欧盟、日本与美国之间关于削减农产品补贴的分歧、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后续谈判。

这些谈判应当服务于实质性提升农产品市场准入，减少出口补贴，实质性削减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给予发展中成员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有效考虑这些成员的发展需求，包括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2.非农产品的市场准入谈判。这种谈判应服务于减少或适当取消关税，包括关税高峰、高关税和关税提升，以及非关税壁垒，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和最不发达成员作为谈判参加方的特殊需要和利益。3.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后续谈判。这些谈判应当服务于提高所有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以及促进发展中成员及最不发达成员的发展之目的，应确保服务贸易自由化中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落实，应关注对背离最惠国待遇现象的防范。4.进一步澄清和改进反倾销协议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特别是澄清和改进WTO渔业补贴规则。5.研究和探讨如何促进和保证成员方不断增多的WTO决策程序的有效性。6.为《争端解决谅解》的改进与澄清进行谈判以促进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诸如专家审和上诉审的进一步完善，尤其是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的有效执行以及依据这些报告作出的补偿的有效实现问题。7.研究和关注发展中成员特别是最不发达成员实施和执行WTO各项协议过程中遇到的人力、财力及技术上的困难，尤其是这些国家在实施TRIPs协议、TRIMs协议、GATS等协议中遇到的困难；研究缔结一项专门的《关于发展中成员与最不发达成员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框架协议》的可能性，进一步审查WTO诸多协议中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的规定，使这些条款更加强化、更加明确、更加有效和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确保最不发达成员更多地融入多边贸易体制；促进纺织品与服装协定的有效执行，确保发展中国家在该协议下的利益尽快实现；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的执行向最不发达成员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使得这些国家能够针对可能对它们的贸易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的采用作出充分的反应。8.研究电子商务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探讨WTO框架下创造一个有利于电子商务顺利发展的良好环境的方法和相关规则。9.进一步澄清和改进现有WTO条款下适用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则和程序。10.为促进贸易便利化，进一步澄清和改进GATT1994第5、8、10条的相关方面，确定各成员尤其是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的贸易便利和优先权等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认识到，WTO调整范围不能随意扩大并不意味着不能或不应当在WTO内讨论如何应对“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因为目前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些“与贸易有关的问题”都或多或少地与贸易关联，或多或少地牵涉到参与当前国际关系的各类主体的利益。有学者指出，无论是WTO协议的实施和首轮谈判的启动，还是当前全球范围内区域经济合作的迅猛发展，均预示了国际经济管理与协调的触角正在从边境措施转向国内市场壁垒，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和智慧贸易，从货物市场准入扩展到投资市场准入，从整体贸易自由化转向部门优先自由化，从政策法规壁垒转向科技壁垒(转基因、疯牛病等)，从货物自由化转向贸易便利化、贸易公平化和竞争政策。这些转向既说明了WTO主导的未来贸易自由化的纵深发展，也昭示了全球化的经济越来越需要全球化的管理。WTO主导的贸易自由化向纵深发展的结果，很可能是越来越多地关注和逐步干预传统上仅仅归属于国内政策和法律涉及或管辖的事项，这是难以回避的一种趋势。虽然我们目前难以确定WTO未来关注、干预这些国内社会问题的具体方法和模式，但我们不能忽视这种趋势，而应当努力地将这种发展趋势调整为可控制的状况。

为此，一些从传统视角上看与贸易没有多少关联的经济或社会关系问题，都值得从贸易、贸易管理体制、贸易立法等角度去了解其特点和分析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各WTO成员方可以采取的比较理智的策略应当是，目前尚未正式列入WTO调整范围的一些新的“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可以成为探讨的对象，可以有针对性地研究这些问题纳入WTO调节范围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所有这些可能性和可行性的讨论，都应当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加，确保各方意见从一开始就得到充分反映，确保各方利益的平衡。WTO调整领域的每一个新的扩张，都应当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利益需求和现实发展状况；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各种国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以及WTO新的调整对象对这些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考虑到参与国际关系的各类主体不仅包括国家主体，也包括各类非国家主体，如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私人对WTO调整范围的扩张可能作出的反映以及各方利益可能受到的影响。从WTO的决策机制层面来看问题，考虑到这个“经济的联合国”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其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保障能力，任何关于扩大WTO调整范围的意见或建议，都应当严格按照WTO决策程序慎重选择确定，不能允许由少数国家单方面借助其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巨大影响随意确定。应当注意的是，目前WTO框架下已经成立了一些专门讨论一些新的“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的工作组，这些工作组对相关问题的研讨，如对贸易与竞争政策关系、贸易与环境关系、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讨论以及由此得出的一些建议，都只具有意见的性质。这些意见和建议都不能自动地升格为多边贸易回合的谈判议程。没有WTO部长级会议的授权，不能随意开启有关制订WTO框架下的相关多边协议的谈判，而部长级会议的授权又必须以各WTO成员方形成合意为基础。因此，在缺乏合意的情况下，任何关于扩大WTO调整范围的建议，都不得成为正式的多边贸易谈判的议题。

多边贸易体制范文篇8

[关键词]欧共体；区域一体化；多边贸易体制

一、引论：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两种法律形式

50年前，为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振兴全球经济，并从经济基础上避免世界大战再度爆发，各国通过国际法律的程序和形式，建立了以GATT为标志的多边贸易体制。几乎与此同时，疆域相邻、政治制度相同、经济水平相近、文化和宗教同源的欧洲国家，为加速民族经济的复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样以国际法律的形式开辟了区域一体化的道路。

20世纪后半叶是一个多边贸易体制不断完善的时代。如今，多边贸易体制已经从过去的“临时适用”转变为一种持久的体制，从过去的“事实上的国际组织”演变为一个常设的国际组织，从最初的一项协定和20余项关税减让表发展为由数以百计的法律文件构成的庞大法律体系，从过去局限于调整不完全的货物贸易发展为全面调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1999年底召开的西雅图部长会议已表明：在新的“千年回合”中，贸易与环境、贸易与竞争、贸易与发展、贸易与劳工标准必将成为21世纪世界贸易组织活动的焦点。

20世纪后半叶更是一个区域一体化的时代。区域一体化运动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端于欧洲，在60年代、70年代扩展到拉丁美洲、东南亚和非洲。从80年代后期起，兴起了全球范围的第二次区域一体化浪潮。

纵观50年来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如下发展趋势更值得重视：一、区域一体化的数量不断增长和参与的国家或地区越来越多。目前，通知GATT.WTO的各种区域贸易协定数以百计，平均每一个GATT.WTO成员至少参加了一项区域一体化协定。二、区域一体化的形式多种、一体化程度各异，形成了由低级到高级的梯级结构。三、区域一体化的领域从单一的部门朝着广泛的经济领域发展。除了货物贸易外，服务贸易、投资、竞争、工业、农业、环境、

社会保障、科技等领域或部门的共同政策或政策的协调成为区域一体化追寻的新目标。四、区域一体化的组织化现象日益突出。现在，绝大多数区域一体化安排不仅以国际协定的法律形式予以确立，而且还建立相应的国际组织或机制的法律形式予以保障。

上述发展趋势表明“区域主义正在开始产生其自身的活力：区域一体化越来越被视为不可避免，因为现行的各种安排正在逼迫非成员国从一体化市场中分离出来”[1]（P.149）。

然而，长期以来，区域一体化对多边贸易机制或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区域一体化鼓吹者认为，区域一体化的最基本的目标是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实现贸易自由化，这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区别只是贸易自由化的地理范围，而且区域一体化无不将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作为其最高宗旨；在全球贸易一体化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的情况下，区域一体化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并可以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因此，区域一体化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营造物”（building-blocks）。区域一体化反对者或怀疑论者

认为，区域一体化是一种新型的集团式贸易保护主义，与传统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相比，其方式更为隐蔽（因为有合法的外衣），因而其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危害性更大；随着区域一体化的繁衍及其重要性和活力的与日俱增，多边贸易体制势必走向崩溃，甚至全球经济与政治稳定将受到威胁，因此，区域一体化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阻碍物”（stumbling-blocks）。

必须承认，过去的50年是区域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制并行发展、相互制动的时代。在各种区域一体化组织中，欧共体最具有代表性，其一体化程度最高、发展速度最快、组织最严密、法律制度最健全、影响最大。

二、典型透视：欧共体与GATT.WTO的法律关系

（一）GATT.WTO对欧共体的包容与优待从时间上说，GATT的问世要比欧共体早得

多。而欧共体的成员国在创建或加入共同体之前均已是GATT的缔约方。欧共体建立后，一方面，其成员国继续保持各自在GATT中的缔约方地位；另一方面，根据《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第l13条和第228条等条文的规定，欧共体在GATT体制中逐步取代其成员国并发展为GATT的一种“事实成员”，而各成员国只不过是一种“法律形式上的成员”[2]（第260页）。

首先，自1960年狄龙回合谈判以来，均由欧共体委员会代表欧共体成员国与其他缔约方举行多边或双边谈判。其次，自“肯尼迪回合”以来，历次回合产生的多边协定，绝大多数由欧共体单独签字和缔结，只有个别协定（如东京回合的技术性壁垒协定和航空器贸易协定）由欧共体与其成员国一起以混合缔约方的形式缔结。再次，除了个别机构之外（如预算委员会），欧共体几乎参加了所有GATT机构的活动，比如以共同体名义行使其成员国在这些机构的几乎所有权利。最后，凡涉及欧共体成员国的争端，不论其是出诉方还是被诉方，在1974年以前绝大多数将欧共体作为争端方，此后均由欧共体作为争端方[2]（第261页）。

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在GATT中的地位是极为特殊的。虽然欧共体自始至终没有成为GATT的正式成员，但是它实际上在绝大部分领域和活动中取代了它的成员国；作为其成员国代表出现在GATT的欧共体既不是其成员国的简单相加之和，也不是总协定中增加了一个普通的新成员。尽管各成员国并没有因为欧共体取得了大部分权利而动摇它们的正式成员地位，然而毕竟这种法律地位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欧共体及其成员国与GATT30多年形成的这种特殊法律关系为国际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确认它们在WTO中的双重法律地位奠定了基础。

欧共体在事实上取代其成员国参加GATT活动35年之后，利用WTO取代GATT的契机，终于取得了该组织的正式成员资格。这一转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1这意味着欧共体结束了它在多边贸易体制中长期处于一种“事实成员”的状态，在WTO中，从一开始它就在法律上被看做为一个与其成员国一样拥有自身权利的实体，以与其它正式成员平起平坐的身份全面参与这一新型组织的活动。另一方面，它的15个成员国并不因为欧共体创始成员地位的取得而丧失它们在WTO的正式成员地位。

21这标志着当代国际组织法的理论与实践的一种最新发展。尽管在WTO这一政府间组织中还有其他单独关税区域也是正式成员，但是二者是不同性质的非主权实体：欧共体是由若干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单独关税区域（领土）是一种历史造成的特别行政区域并且是一个主权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欧共体和其成员国在WTO中的双重正式成员资格，开创了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同时成为另一个政府间国际组

织正式成员的先河。

综上所述，足见GATT.WTO对欧共体的包容远远超出了其有关条款的规定（如GATT第24条；GATS第5条），也大大超过了其对其他区域一体化安排的宽容。众所周知，多边贸易体制对区域一体化的包容是允许它们作为合法的例外予以建立和发展，即：背离非歧视原则，在区域一体化安排中实行贸易优惠原则。然而，在几十年的实践中，欧共体可谓是“步步为营”，一方面充分在多边贸易体制加速区域一体化的纵横发展；另一方面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逐步在成员资格、缔约资格及活动与决策权等领域获取特权。

（二）GATT.WTO对欧共体的审议与监督

GATT.WTO在确认区域一体化的合法地位的同时，也明确地规定了对后者进行审议与监督的两种程序。第一种程序是专门针对区域贸易集团的审议，第二种是以所有WTO成员为对象的贸易政策审查机制。这两种审议有很大的不同，但又互为补充，对于敦促欧共体履行透明度要求和确保其遵守GATT.WTO规则，具有积极意义。

1.GATT.WTO对欧共体的专门审议GATT有关区域贸易集团的法律规定，主要是1947年GATT第24条。第24条中规定的区域贸易集团形式包括四种：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临时协议（分别见5—9款）和不符合5—9款标准的拟议（proposals）。如前所述，欧共体是区贸集团的典型。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欧共体的一体化不断扩展，向外辐射达100多个国家，形成了三个层次的自由贸易区特惠制模式。1947年GATT在允许区域贸易集团成为多边贸易体制例外的同时，也规定了一些规范标准，为了引导缔约方的区域贸易集团实践符合这些标准，GATT又在实践中形成了工作组审议。其基本程序是：GATT在收到某一区贸集团的成立通知后，成立一个工作组，其职责是根据GATT的有关法律规定（主要是GATT第24条），对通知的区贸集团进行审查和评估，并向理事会提交审查报告。工作组的成员资格是开放的，受审查的区贸集团协议缔约方可以是工作组成员并享有与其他代表同样的地位。

工作组报告由理事会通过。在缔约方全体采取联合行动，要就该项区贸集团协议是否符合第24条规定作出最终决定时；或者经审查，临时协议中的计划和时间表不可能导致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缔约方全体建议临时协议成员修改时，工作组报告将作为依据。[3]（P.10）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在巴黎签署之后，即通知GATT进行审议。由于该条约只涉及两项主要产品（而非“实质上所有贸易”），GATT认为它不符合1947年GATT第24条的规定。尽管如此，GATT于1952年11月由缔约方全体根据第25条的规定对煤钢共同体作出了免责决定。

罗马条约签署后，鉴于该条约对GATT的重要性，缔约方全体于1957年10月任命了一个由所有缔约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审查《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的合法性。

此后，对于1973年丹麦、爱尔兰和英国加入欧共体，1981年希腊加入欧共体，1986年西班牙、葡萄牙加入欧共体三次“扩大协定”，GATT均成立相关工作组进行了审议。

另外，欧共体与其海外国家和领地间建立优惠贸易制度的联系协定，以及60、70年代欧共体与更广泛的第三国建立的其它种种优惠贸易安排，往往与总协定有关规定不一致，如缺乏在合理期间内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或缺乏对区内实质上所有贸易取消贸易障碍的目标等。但考虑到有关的历史与经济因素，总协定没有采取行动，而是表现了再度的“务实”和“宽容”。

虽然GATT一直保持着对欧共体的审议，但是成效甚微。首先，这些审议存在着“先天不足”，即缺乏坚实的法律基础。其次，审议工作组主要由利益相悖的欧共体成员国与第三国组成，且两方享有平等的地位，加之缺乏严格的行动原则和标准，导致大部分审议无法得出一致性结论。第三，审议的结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面对欧共体成立或扩大的既成事实，已无多大意义。如果GATT坚持对欧共体的成立或扩大作出否定结论，很可能会引起欧共体成员国的反对，甚至导致它们退出GATT从而影响后者的稳定性和普遍性。面对经济实力较强的欧共体，GATT只能放弃法律标准，对其采取事实上的默认。尽管如此，GATT对欧共体保持审查状态本身具有积极的意义，这可以持久地监督欧共体的发展走向。同时，增加其形成和发展的透明度，充分分析欧共体对多边贸易体制的现实和潜在的影响。

在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中，《1994年GATT关于解释第24条的谅解》第7条至第11条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7款，在GATT几十年实践的基础上，以协定的形式将WTO对区贸集团的审议机制确定下来，并作了进一步澄清与解释。然而，该审议机制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程序上尚无严格的规则可循，审议机构和审议标准不统一，等等。为了尽快完善审议机制，在1996年2月6日举行的WTO总理事会上决定成立“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the

CommitteeonRegionalTradeAgreements，CRTA）。它的成立对于加强WTO对区贸集团的监督，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WTO框架下，原来有三个机构（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贸易与发展委员会）都可设立工作组对区贸集团是否与WTO相关规则的一致性予以审议，审议机构分散，效率低下，且彼此不协调。总理事会撤销各单个工作组，设立统一的审议机构，有利于提高审议工作效率，也利于审议程序和标准的统一与协调。目前，已

有68个区域贸易协定在接受CRTA的审议。这些协定包括欧共体1995年扩大协定和欧共体与各中东欧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即“欧洲协定”）。

2.WTO贸易政策审查机制与欧共体

WTO的贸易政策审查机制（TradePolicyReviewMechanism，TPRM）溯源于1979年东京回合达成的《关于通知、磋商、争端解决和监督的谅解》，并正式创建于乌拉圭回合。建立TPRM的目的是：（1）改善WTO成员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纪律以及承诺的遵守；（2）加强对WTO成员贸易政策和措施的理解，提高国际贸易透明度；（3）在WTO框架内，对各成员的贸易政策和实践及其对多边贸易体制运作的影响进行定期集中和评估。TPRM与WTO对区域贸易集团的审议机制相比，既有类似，也有不同。类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有审议的法律基础；审议机构都由技术部门和审议部门构成；程序都不很严格；有关审议部门都无权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等。不同之处在于：（1）TPRM的审议是针对一个成员方的（不论该成员是国家，还是单独关税领土或区贸集团），而后者是专门针对各种区域贸易协定的；（2）TPRM的审议是定期的、轮流的，而后者主要是审议某一区贸集团赖以成立的协议，而成立

后的定期审议制度尚未建立；（3）TPRM中成员方定期报告有统一格式，而后者的定期报告的统一格式尚待形成。

早在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签署前的1991年和1993年，GATT秘书处就曾先后两次撰写了一份关于欧共体贸易政策和实践的报告。欧共体委员会也提供了一份报告，并由GATT理事会举行会议审查上述报告，会议记录和理事会主席的结论性评论由秘书处出版。WTO成立后，TPRM又于1995年和1997年两次对欧共体进行评审，并于1996年和1998年出版了各方报告和审议会议记录[4]（P.173-189）。

目前，TPRM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如“鉴定”（appreciation）和“评估”（evaluation）并无法律约束力；对报告的分析广度有余，深度不足；其结论不能作为解决贸易争端的基础，等等。然而，TPRM在促进欧共体履行透明度要求，评估欧共体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维护中小国家的贸易利益等方面，正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GATT.WTO规则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适用

1.GATT.WTO规则在欧共体法中的地位在国际法上，只有主权国家才享有缔结条约的完全权能，而且条约在国内法律体系的地位，也完全由各国自行决定。然而，欧共体成员国根据基础条约的有关条款在一些领域已将条约缔结权让渡给欧共体，欧洲法院更是充分利用其判例来促成了这一让渡的实现。而且，在欧洲法院的推动下，欧共体缔结国际条约的权力涵盖越来越多的部门。

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GATT不是欧共体作为缔约主体缔结或参加的一项国际条约。GATT的规则之所以能够在欧共体适用，其法律依据首先在于《欧共体条约》第234条的规定，即它是一项对欧共体所有成员在共同体创立之前即已生效的国际条约，其效力不受《欧共体条约》的影响。然而，GATT又不是一项一般的欧共体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先共同体协定而仅对有关的欧共体成员国继续有约束力，其约束力在欧共体法中继续，并且及于欧共体机构。

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在欧共体法中的地位有着较为坚固的法律基础，它是基于实施共同商业政策的目的，通过成员国让渡给欧共体对外贸易的决策权和执行权，由欧共体经条约确定（见ECT第113条、第228条[7]款、第228[T]条、第229条），并由欧洲法院加以明确的。在1972年“国际水果公司联合案”中，法院提出：“鉴于根据欧共体条约，成员国在GATT所调整领域先前所行使的权力由欧共体接替行使”。因此，在欧共体建设和过渡期中，GATT就对共同体具有了法律约束力。在1981年的第290—291.81号联合案中，法院再次肯定，“自1968年7月1日共同海关关税生效之日起，欧共体取代其成员国履行它们在GATT中的义务”，GATT法就成为了“共同体法的组成部分”，其效力不仅优于共同体成员国法，而且也在共同体第二级法律之上，而不论何者居先。

2.GATT.WTO规则在欧共体的适用

（1）欧共体的立法活动从欧共体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立法实践来考察，GATT规则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基本上是得到尊重和贯彻的。欧共体关税法、共同进出口制度、反倾销法、反补贴法等重要立法，通常均明示承认GATT规则作为欧共体法的组成部分之约束力，承

诺制定相应的规则以履行GATT规则的义务。事实上，欧共体在该领域的许多自主立法的制定、修正或重新制定很大程度上源于履行GATT义务之需要。

例如，为履行GATT1979年东京回合的海关估价守则，理事会以第1224.80号条例取代了1968年第802.68号条例。再如，欧共体最初的反倾销与反补贴条例——第459.683号条例就是以GATT1967年反倾销守则为蓝本而制定的；1979年底为履行GATT1979年反倾销守则与反补贴守则，该条例又由第3017.79号条例所取代。

伴随着欧共体对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后文件的签署和批准，欧共体进行了下列立法行动：（1）通过大量的理事会条例、决定和指令，承认部分WTO规则继续生效，理由是这部分规则并不要求变动现存的欧共体法；（2）制定新的立法，如关于装船前检验、倾销、补贴和保障措施等；（3）对现存共同体法进行修正，如共同体关税税则以及有关纺织品、农业和知识产权的立法，等等。[4]（P.168）。

（2）欧共体的司法活动

从理论上讲，既然欧共体明确承认GATT为其法律的组成部分，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就不仅可以通过GATT.WTO争端解决机构来保障实施，而且可以由欧共体机构、成员国和个人通过欧洲法院得以实施。然而，欧洲法院的相关实践并不完全如此。

在“国际水果公司案”中，欧洲法院认为，当个人在国内法院中指控某一欧共体法令的非法性，诉由是该法令与某一国际协定的条款相悖时，欧共体是否对该共同体法令进行审查，取决于此项国际协定的相关条款能否赋予个人在国内法院以其为依据的能力，即是否具有所谓的“直接适用性”或“直接效力”。法院否认GATT条款具有直接效力。其依据是众所周知的GATT的特性：实体法的模糊性及存在诸多例外；程序上的灵活性和务实性等。

1993年，德国政府针对理事会于1993年2月制定的第404.93号条例（香蕉进口机制）向欧洲法院起诉。该案的，关键在于：首先，它是基于GATT的一项规则主张欧共体的一项立法无效；其次，它是由欧共体一成员国向欧洲法院直接提起；第三，GATT专家组报告已作出结论，该进口机制违反了GATT规则。但是由于该报告未为缔约方全体通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欧洲法院首先重申了GATT规则对共同体有约束力，接着，它引用在“国际水果公司案”中对GATT体制的分析并作出结论：首先，国际水果公司的判例也适用于个人直接向欧洲法院提起的诉讼，即GATT在欧共体法的适用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它不受由哪一个法院来处理的影响；其次，在欧共体法中，在实施国际义务时，成员国不具有特殊地位，而是与个人一样服从同样的规则；第三，除了在“国际水果公司案”中论述的理由外，欧洲法院进一步明确：GATT规则之所以不具有直接适用性，是因为它不具有“无条件性”。但是，在判决的第111段中，法院作了但书，即在下列条件下，GATT规则将保持可适用性：“共同体打算实施GATT框架内的某项特定义务；抑或共同体法令明确地提及GATT

的某些特定的条款。“

总之，“香蕉判决”（thebananajudgement）表明，GATT规则是“无法适用的”。尽管欧洲法院承认在某些情形下援用GATT条款的可能性，但“某些情形”是非常含糊的，也很难成为“可适用的”。

尽管第三国政府和很多学者包括欧共体学者对上述“香蕉判决”提出诸多质疑，但是欧共体仍坚持上述“香蕉判决”的观点。其深层的政策考虑似乎是：首先，作为欧共体的重要贸易竞争对手的美国、日本等国家也并未在国内法中确定GATT规则的直接适用性；而且欧共体各成员国对于国际法如何在国内适用，立场也各不相同。为了一致的、对等的对外贸易政策的需要，不应承认GATT规则的直接适用性。第二，如果承认GATT规则的直接效力，个人和成员国可直接援用GATT规则挑战共同体有关权力机构的立法权威，这将使共同体陷于失去保障其共同利益的“安全阀”的危险境地。第三，一旦欧洲法院承认了GATT规则的直接效力，就会面临解决GATT的专家组报告在欧共体法中的效力的问题，而欧共体法院是绝不会容忍置身于某一国际司法体制之下的；另一方面，欧共体也不愿轻易地承担起

“切实履行”GATT争端解决机构有关决定的义务。

尽管乌拉圭回合之后，新生的WTO与GATT相比，无论在规则的明确化、系统化上，还是在组织化建设上，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尽管欧共体成为了WTO的正式成员方，但鉴于欧共体的上述立场，可以预见，欧共体在近期内将不会承认GATT.WTO规则的“直接效力”。直到现在，欧洲法院对这一问题也尚未采取任何行动。

三、展望：21世纪区域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及对策

新的世纪就在眼前，对于新世纪的国际秩序，人类满怀憧憬和希望，同时也不乏忧虑和迷惘。然而，至少就未来的国际贸易法律秩序而言，人们不难预测：21世纪仍将是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和以欧共体为代表的区域贸易一体化体制并行发展、交互作用的世纪；围绕区域一体化是多边贸易体制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营造物”还是“阻碍物”的争论，势必贯穿于整个新的世纪之中。

如同20世纪后50年的情形一样，任何人都不可轻易地断言区域一体化在21世纪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影响将是绝对的积极或是绝对的消极。其实，作为典型透视，欧共体与GATT.WTO的关系已经表明：区域一体化对于全球贸易自由化既会发挥积极作用，又会产生消极影响。区域一体化的积极作用至少表现在：首先，多边贸易体制由于其成员的数量众多、成分复杂、经济实力悬殊、利益要求差别大，要在经贸关系的各个领域达成协商一致的多边协定十分困难；相比之下，区域一体化因其成员的数量少、经济实力相当或经贸利益互补性强，要在特定的经贸领域形成协调的意志相对容易，所以国际贸易自由化在区域范围内的推进要比在多边体制下推进更快。其次，当区域一体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在其成员之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并在多边贸易体系中成为抗衡经贸超级大国的区域贸易集团，从而防止和避免21世纪的多边贸易体制成为超级大国称霸的工具。最后，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不平衡现象仍将十分突出，如何促进和加快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仍将是各国政府、各种国际体制和人类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来看，继续坚持和切实贯彻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和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优惠待遇仍然是解决这一难题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实践证明，多边贸易体制在实施这一原则方面显得“雷声大、雨点小”，而以欧共体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却有较为显著的成就。可以断定：各种区域一体化组织，特别是发达国家或区域贸易集团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优惠贸易安排和特别优惠措施，将是解决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区域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消极影响也是毋庸争辩的事实，而且这种负面影响将长期存在于新的千年之中。首先，区域一体化毕竟是一种背离非歧视原则的安排，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无论是数量上的增加，还是一体化的领域的扩展，势必导致非歧视原则的适用空间的逐步缩小。区域一体化内部成员的贸易优惠安排，原本作为多边贸易制度的一种例外，就会演变成实际上普遍适用的原则；非歧视原则，一直作为全球贸易秩序的基石，反而会变成贸易优惠原则的一种实际上的“例外”。其次，随着区域一体化的膨胀，21世纪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必呈现出两种新的发展趋势：一是随着区域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增多，贸易保护主义从过去由各别国家的单个和分散的方式转向集中和集团的方式；二是随着区域间或同区域内不同贸易集团之间各种层次的区域一体化的出现，势必形成一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网络”。

21世纪的区域一体化对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无疑是利弊并存，关键是要研究如何扬其利、避其弊这一重大的课题。笔者以为：一、应加强WTO体制对区域一体化审议的力度，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工作组审议和现行的区贸协定委员会审议“审而不决、决而无果”的局面，尽快树立起WTO对区域一体化审议的权威和信心。二、WTO应在新的“千年回合”中建立统一的区域一体化审议规则和程序，改变目前不同的区域贸易安排分别依照不同的协定或规定（如GATT第24条程序、GATT第四部分程序、1979年东京回合“授权条款程序”、GATS第5条程序等）进行审议的混乱状态，提高审议速度、效率和质量。三、WTO应尽快研究和制定界定区域一体化是否阻碍多边贸易体制的一般标准，以便及时断定拟议中的或已通知WTO的区域一体化安排是否符合多边贸易规则。四、尤其重要的是，应在新的

回合中修订WTO协定，明确规定WTO规则的效力应优先于各成员方的国内措施和其相互间达成的各种区域贸易协定。

必须强调的是，无论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断完善对于推进21世纪全球贸易自由化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各种区域一体化的继续发展仍是多边贸易体制实现其宗旨的必要补充。同样必须明确的是，无论区域一体化在21世纪的纵横发展是何等的迅猛，是何等的富有活力，都必须自始至终在多边贸易法律框架下运作。因此，我们必须坚信：不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道路在21世纪是多么的崎岖曲折，我们都应该把多边贸易体制视为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目标的“主干道”来建设，而把各种区域一体化视为相伴而行的“支流”予以引导和扶植。

[注释][1]PREUSSEHeinzG.RegionalIntegrationintheNineties[J].JournalofWorldTrade，1994，28（4）。

[2]曾令良。欧洲共同体与现代国际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多边贸易体制范文篇9

[关键词]碳排放交易；WTO；禁止数量限制；最惠国待遇

作为一种应对气候变化、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市场导向型措施，碳排放交易(又称为碳排放权交易)不仅在欧盟、瑞士、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得到了普遍运用，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颇受青睐。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一方面能有效降低企业的减排成本，另一方面也能通过经济手段来激励企业采用技术创新、可再生能源等实质性减排措施。但是，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广泛存在的政府管制措施，如政府限定企业可获得的排放配额数量、限制企业可用于抵消其实际排放量的外国减排信用的数量与来源等，客观上对国际贸易关系产生了扭曲与负面影响，从而对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称WTO)产生了若干挑战。

一、碳排放配额与WTO项下的“货物”

(一)关于“货物”之界定的争议。对于“货物”(goods，products)一词的定义，《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下称GATT1994)与《建立WTO协定》均未进行明确、详细的界定。一个基本的共识是，WTO法中的货物贸易规则只适用于“有形货物的多边贸易”，而碳排放配额是一种虚拟、无形的排放许可权。尽管它所对应的是某一单位货物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但其本身并不属于有形的货物或商品。因此，至少在当前阶段，将GATT1994等多边货物贸易协定适用于碳排放交易的时机并不成熟。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尽管碳排放配额本身不属于有形的货物或商品，难以满足传统意义上的“货物”要求，但是随着国际贸易法的发展，“货物”概念的外延也在不断延伸，将其扩展适用于碳排放配额或许可也未必完全不可行。还有学者进一步强调，WTO各贸易协定的文本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到货物必须是有形的，这说明该要件并非必不可少。(二)本文的观点。笔者以为，尽管国际贸易方式的复杂化使得“货物”的定义应有所拓展，但碳排放配额至少目前还不宜视为WTO框架下的货物。首先，从既有的争端解决实践来看，无形的权利(如排放权)很难在WTO体制内被视为“货物”。例如，尽管上诉机构在“美国软木案”中没有明确指出物理上的有形性是“货物”的构成要件之一，但它在提及“货物”一词时多次使用了“有形的材料”(tangiblema-terials)、“有形的物”(tangibleitems)等措辞。这表明它仍然倾向于将第1.1(a)(1)条项下的“货物”理解为有形的物体。至少在当前阶段，无形的权利(如排放配额)也不宜被视为WTO项下的“货物”。有形性是“货物”的构成要件之一。从货物的字典含义来看，它通常是指有形与可移动的天然或经加工过的物质。该通常含义是成员方依据WTO规则来管理货物贸易的出发点。例如，海关监管正是建立货物的有形性基础之上。对货物的通常含义的突破必须要取得WTO成员的普遍共识。正是基于此，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于澄清“货物”的含义一直持有十分谨慎的态度，或者刻意避免作出一个权威的解释。将排放配额视为货物，仍然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其次，碳排放权具有财产价值与可交易性，这是主张“排放配额乃货物”的学者们的主要理由之一。但是不容忽略的是，此“权利”的产生、使用与消灭均受到公权力的严格规制。例如，只有历史排放量达到一定门槛要求的企业才能被授予排放权，且企业可获得的排放权的数量由政府决定，同时政府也决定了市场上可流通的排放权的数量(总量控制)及其价格(一旦价格过高或过低政府必将进行干预)。这种特性与国际贸易中的货物有本质上的差别。总之，排放配额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排放配额代表了一种行政许可权。每一吨排放配额相当于企业获得了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的权利；另一方面，排放配额又代表了一种可在交易市场上进行转让并获取收益的财产或财产权，权利人可通过买卖、在排放配额上设置担保物权等方式来获得经济收益。所以，准确地讲，排放权是行政许可与私人财产的混合物。而在国际贸易中，货物的产生、使用与消灭均由市场主体来自由决定，一般情况下公权力不得干预货物的数量与价格。把带有行政许可性质的某种权利视为货物，在逻辑上也有不通之处。

二、碳排放交易与WTO项下的禁止数量限制原则

(一)WTO框架下的禁止数量限制原则。WTO货物贸易规则中的禁止数量限制原则源自GATT1994第11条第1款，即任何成员方不得对进出口货物贸易采取各类非关税措施，常见的数量限制措施包括配额、进出口许可证、环境保护措施、外汇管制等。WTO对包括配额在内的数量限制措施的禁止几乎可以说是“零容忍与寸步不让”。著名国际法学者赵维田先生认为，“关贸总协定中有关数量限制的一套法律规则，在该协定整体结构中占据着几乎和关税减让同等重要的地位。第11条第1款的规定是GATT统管全局的一条基本义务”。毫不夸张地讲，考虑到数量限制将阻碍商品在国际市场的自由流动并扭曲国际货物贸易的正常流向，禁止数量限制原则对于促进贸易自由化、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与有效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准则。进一步来说，WTO争端解决机构对禁止数量限制原则坚持采用“广泛适用、普遍打击”的原则。例如，“印度对进口农产品等实施数量限制案”的专家组认为，“限制”的通常含义是指一种对行为的限制或一种限制性条件或管制。此观点被“印度影响汽车工业措施案”的专家组所认可：“限制”一词的字面含义并不仅仅指一种明确的禁止或数量上的限制；“限制”不仅是指对进口进行直接限制的行为，而且还包括对进口产生了限制性影响的行为。“多米尼加影响烟草销售案”的专家组主张，只有影响了贸易机会的措施才可视为GATT1994第11条第1款意义上的数量限制措施。“阿根廷影响牛皮出口案”的专家组则进一步指出，第11条第1款的纪律适用于具有事实上的限制作用的措施。由此可见，WTO多边体制关注的重心是争议措施对贸易的实际影响，也就是坚持采用“效果原则”：只要涉案的非关税措施对贸易有事实上的负面影响，不管其公开的目的是什么，也不管其采用了何种具体的形式，或者是否具有法律强制力，都为WTO所禁止。(二)碳排放交易中存在的“数量限制”风险。将排放配额视为WTO项下的“货物”会损害政府管理碳排放交易的自主权，同时也可能会构成对WTO规则的违反。排放配额是政府所创设的一种虚拟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利，它所对应的是企业向大气环境中排放特定数量和种类的温室气体的权利。为了实现特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政府通常会对配额的数量、价格与用途等进行干预与管制。例如，在排放配额价格过低的情况下，政府可能会回购特定数量的配额，或直接注销特定数量的配额，以增加配额的稀缺性。一旦排放配额被视为“货物”，那么对照WTO项下的禁止数量限制，这些管制措施就有较大的违法风险。这是碳排放交易体制的管理者所不能接受的。例如，部分经济体(如欧盟、瑞士)开始与其他国家的碳市场进行合作，已经接受或计划接受来自于外国市场的排放配额，允许本国企业通过购买、使用合格的外国排放配额来履行其在本国承担的减排任务，即启动碳排放权的跨国交易。为确保企业的实际减排行动大部分发生在本国，同时激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使用清洁能源等方式来完成实质性减排，碳排放权跨国交易的参与国通常会对企业可用于履约的外国排放配额进行数量上的限制。欧盟第1123/2013号条例规定，任何在2008-2012年有权获得免费配额或有权使用国际减排信用的固定设施的经营者，可以在2008-2020年按照批准的数额使用国际减排信用，或者该数额不得超过2008-2012年所获配额的11%，或者不超过2013-2020年核证排放量的4.5%。三个数字中取最高者。任何在2008-2012年无权获得免费配额或无权使用国际减排信用的固定设施的经营者，可以在2013-2020年使用国际减排信用，但不超过2013-2020年实际排放量的4.5%。同时，航空业的经营者可使用的国际减排信用不超过2013-2020年实际排放量的1.5%。在该条例生效后1个月内，成员国应计算和公布每一个经营者可使用的国际减排信用的数量，并通报给欧盟委员会。另外，瑞士在其《二氧化碳减排规章》中明确规定，控排企业可使用的外国减排单位的数量，对于2008-2012年受到管制的固定设施，不得超过该期间内年平均发放配额的55%；自2013年开始，不得超过2013-2020年实际排放量的4.5%。如果我们将排放配额视为WTO意义上的“货物”，上述措施或规定显然违反了禁止数量限制原则。另一方面，即使排放配额不属于WTO意义上的“货物”，但如果我们将受到政府管制的碳排放权跨国交易视为影响国际货物贸易的措施，那么它也可能构成对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的违反。例如，欧盟曾经依据有关航空减排的第2008/101号指令，强制要求经营欧盟航线的外国航空公司参与其碳排放交易体制。这意味着所有进出欧盟境内机场的货运飞机都须提交与其实际排放量相当的排放配额，不足部分须通过市场购买，由此导致承运人不得不提高运输价格。其中一部分成本必然将由承运人转移给货主，从而对依赖空运服务进行的这部分国际货物贸易产生消极影响，起到了“数量限制”的效果。

三、碳排放交易与WTO项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

(一)WTO框架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货物贸易领域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规定于GATT1994第1条第1款，即成员方对于任一出口产品或进口产品在关税以及非关税措施方面的待遇，应当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来源于或出口至其他成员方的相同产品。最惠国待遇原则蕴含着重要的公平理念，本质上意味着任何一个WTO的成员应平等地对待所有其他成员的同类产品，不得因产品的原产地不同而实施歧视待遇。它是国际贸易赖以实现公平竞争的基石，也是WTO多边贸易体制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础，是各国处理对外贸易关系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另外，该原则还有助于促进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使各种经济资源能够在WTO成员之间实现优化配置，以提高国际贸易的收益和各国国民的福祉。(二)碳排放权跨国交易中存在的“歧视性待遇”风险。当碳排放交易突破国家的边界而进入到国际合作的领域，参与国通常会对合作伙伴提出相应的选择性要求。至少，跨国交易的参与国应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减排政策和可比的减排目标。如果参与国的减排力度相去甚远，那么减排力度大的国家必然会受到减排力度小的国家的“拖累”，因为前者对进口的配额数量不设限制或少有限制，后者的低价配额会大量涌入前者的交易市场，从而导致前者的碳价长期低迷，影响企业的减排积极性。这也会使得前者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受到消极影响。因此，“选择性”本就是碳排放权跨国交易的内在特质与要求，而这必然违反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例如，欧盟对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国际合作提出了三个基本条件：交易体制具有可比性(气候政策中的减排目标与欧盟相近或具有可比性)、交易体制具有强制性(强制特定企业参与)、具有绝对性的总量控制目标(排放配额)。启动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第2003/87号指令第25条特别规定，欧盟应与已经批准《京都议定书》的议定书附件B国家之间达成协议，相互认可各自的排放配额。第2009/29号指令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增加了以下规定：欧盟及其成员国可与其他国家或地方或区域所建立的与欧盟减排力度相对等的、有最高排放限额(绝对排放量)的强制性碳排放交易体制之间就相互认可排放配额达成国际协议，也可与其他国家或地方或区域就强制性碳排放交易体制中排放配额的管理和技术合作达成不具约束力的安排。尽管欧盟对于碳排放权的跨国交易一直持有十分积极的态度，但迄今为止，它只与《欧洲经济区协定》的三个成员国(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以及乌克兰(上述四国均为WTO成员方)真正成功地构建了相互认可与合作机制。换言之，目前只有上述四个WTO成员的排放配额在欧盟市场上获得了自由流通和用于履约的权利，对于其他WTO成员来说，这种情况客观上会构成一种差别待遇。另外，欧盟与瑞士碳交易市场的合作机制尚在构建中。其中，《欧洲经济区协定》第21条规定，对有关碳排放交易的第2003/87号条例等法律进行相应的修改，使三国能顺利纳入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制，受到相关欧盟法的统一约束。附件20《环境》第三部分“空气”规定了碳市场的合作方式。包括：欧洲经济区联合委员会将决定欧洲经济区范围内所有配额的总量，包括免费发放的配额、拍卖的配额以及储备的配额。欧盟委员会将决定欧洲经济区范围内的行业基准，并经欧洲经济区联合委员会的认可后，将该决定纳入本协定。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三国对于超额排放的处罚应与欧盟的措施相当。欧盟委员会与三国发放与交易的配额在性质上毫无区别。三国配额的发放、交易与注销应列入欧盟交易日志(EuropeanUnionTransactionLog)。该协定还列明了三国2013-2020年的年度配额总量。《欧洲经济区协定》已经作为一项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被通报给WTO。欧盟曾经依据有关航空减排的第2008/101号指令，强制要求进出欧盟境内各机场的国际航班必须承担相应的减排义务，也就是强制要求外国航空公司参与碳排放交易体制。该措施会影响国际货物贸易中的公平竞争与非歧视待遇。因为有一部分的货物乃通过空运来完成运输，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必将增加外国航空公司的负担，并迫使其向用户转嫁其成本，从而间接地导致单位产品的空运成本有所上升。但是，上述四个与欧盟进行合作的国家的航空公司将可以使用其在本国境内获得的排放配额来履行其应承担的减排义务，但其他国家(如中国)的同类企业却不能享有这种待遇。因为它们只能使用在欧盟市场获得的配额来履约。

四、结语

多边贸易体制范文篇10

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公共健康，《SPS协议》，欧共体荷尔蒙案，科学证据与风险评估原则

所有学派的经济学家都确信，自由贸易要比贸易保护好。自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批评重商主义开始，贸易保护由于对一国经济造成高成本而一直受到经济学家的抵制。1947年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序言中概括了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即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将会有利于国际分工的发展，促进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有好处。然而，正如经济史学家保罗？巴洛克（PaulBairoch）指出的那样，当自由主义理论统治着学术界的时候，现实主义理论在政治领域居于支配地位，贸易限制一直是世界经济的普遍特征。[①]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首推重商主义的影响。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即便是亚当？斯密也承认他的关于各国间自由贸易的价值观存在着一些例外。在某些情况下，各国会追求并非是实现物质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比如说分配正义、反垄断、自然资源的保存，以及本国国民的生命与健康安全的保护等等。

本文的主旨即在于探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自由贸易理念与人类健康安全之间的关系演进。进入正题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回眸人类贸易史中的若干片断。

Ⅰ历史回顾-贸易与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控制

如何协调贸易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实际上，作为人类最早用来与传染性疾病进行斗争的武器，“隔离”（Quarantine）[②]措施的产生与发展就与贸易直接相关。早在15世纪意大利城邦时期，来自黑死病疫区的商船在到达繁华的威尼斯港口时，都会被要求到一个孤地抛锚停留40天，以避免传染性疾病的扩散与传播。[③]以此为发端，到19世纪时各国已经在国内立法中对“隔离”措施建立了一套严格而又内容各异的规范体系。国际层面，自1851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国际卫生会议后，欧洲各国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共举行了六次会议，并于1892年在意大利威尼斯缔结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拘束力的国际卫生条约（InternationalSanitaryConvention，1892），以后的国际卫生会议对这一条约又多次进行了修改与补充。这些会议与条约的根本目标可以概括为：一保护欧洲免受外来传染性疾病的入侵；二建立针对传染性疾病的国际监控体系；三建立国际卫生组织；四协调统一各国的隔离措施以便利国际贸易的进行。[④]国际贸易与传染性疾病在19世纪时就以国际立法的形式紧密地联系起来，一方面各国有权采取措施保护国内公共卫生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必须进行国际合作以确保此类措施不对贸易增加不合理的负担，造成不合理的阻碍。在整个国际贸易法的发展史中，这一矛盾贯穿始终。对此，1929年签订的《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CPP）可以作为一个极好的例证。公约一方面承认每一成员国有权利检查与处置被隔离的进口植物或植物制品，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暂时禁止此类植物或植物制品的进口，[⑤]另一方面又要求成员国“除非在某一国家的特定区域确实已经发现了植物病情或虫害，而且对于保护本国的植物及农作物来说是必要的情况下，不得以植物卫生为理由对该国的植物或植物制品实施进口与运输限制。”[⑥]

历史的回顾告诉我们，在20世纪，人类平衡贸易与健康关系的努力更多地是在构建和完善以GATT-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过程中体现出来。

ⅡGATT-WTO协调贸易与健康的立法与实践

一初步尝试-《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0条（一般例外）

（一）《关贸总协定》第20条（一般例外）解读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ariffsandTrade，简称GATT）成立于1947年，当时由23个国家签订此协定，其目的在于努力推行贸易自由主义，避免盛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民族主义以及贸易战在战后重现。非歧视原则是GATT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和最重要的原则，也是GATT作为一个多边贸易体制得以存在并在战后国际贸易中发挥其职能的基石。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的多边贸易协定，在GATT对贸易的规范中同样包含了对公共健康问题的关注。透过GATT第20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多边贸易体制的设计者们试图在保证政府的“健康福利权”与防止此种权力被滥用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努力。[⑦]正如杰克逊教授对“一般例外”条款所作的分析那样，第20条“承认了主权国家的重要性”[⑧]，即成员方政府能够采取行动以促进‘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及其他合法目标的实现，“尽管这种行为会与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各种义务相冲突”；[⑨]对政府“健康福利权”的规制以避免其被滥用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有关措施的实施：1不得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的、不合理的歧视；2不得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3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⑩]

1对GATT第20条前言的理解

以上1、2两项体现在GATT第20条的前言当中，杰克逊教授称之为“较软的”（soft）最惠国与国民待遇义务。即在实现第20条所列的目标范围内，允许偏离第一条（最惠国待遇）和第三条（国民待遇）义务-而不是扩大违反最惠国待遇的歧视性做法，或者是保护国内生产-，如果这种偏离对于追求所列目标是必需的。[11]在1982年的加拿大和美国金枪鱼案中，加拿大认为美国对其金枪鱼制品的进口限制属于一种任意的和不合理的歧视，违反了GATT第20条的规定。专家组裁定，因为美国对其他国家同样实施了此项措施，因此不能被认定为是对加拿大金枪鱼制品不合理歧视。[12]在这里，评估一项措施是否为“任意的和不合理的歧视”的关键是看有关的公共健康措施是否是对所有的同类进口产品统一地实施。同样的，判断一项措施是否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标准则是看此项措施是否同样实施于本国同类产品。在“汽油标准案”中诞生了WTO争端解决机制运行以来的第一份上诉复审报告，其中包含了对于“变相限制”一词的解释，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上诉机构对于GATT第20条前言的理解-“隐藏的或未公布的对于国际贸易的限制或歧视并未穷尽‘变相限制’一词的含义。尽管该词还包含着其他的含义，我们认为‘变相限制’可以被恰当的解释为包含了在第20条所列一般例外掩护下的国际贸易中达到了任意与不合理的歧视程度的各种限制性措施。……根本性的目标在于防止对第20条一般例外的

滥用或非法适用。”[13]

2“必要性要求”的实证分析

前述第3项要求则规定在GATT第20条（b）款本身当中。在GATT—WTO的争端解决实践中，对于“必要性要求”的解释涉及到了三个问题，其一，当成员方引用第20条（b）款时，相关的措施是否属于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目的而实施，即GATT第20条对特定案件的“可适用性”问题。例如，在“泰国限制香烟进口案”中，专家组采纳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吸烟的健康危害性的专家证明，认定泰国对进口香烟的限制属于GATT第20条（b）款规定的范围；[14]其二，有关的措施是否是以域外管辖的方式实施。在“金枪鱼-海豚案”中，美国认为它所实施的《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MMPA）目的在于保护海豚的生命与健康，因此应属于GATT第20条（b）款规定的范围。专家组则裁定MMPA试图将美国的环保标准强加于其他国家，而在GATT体制下这类域外管辖是不被允许的。专家组强调：第20条（b）款允许成员方设立各自的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措施并不意味着成员方可以通过贸易限制的手段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自己的保护标准与健康政策；[15]最后一个问题则是有关的措施是否是为保护健康所必要的（Necessary）。按照GATT—WTO争端解决专家组的阐释，“必要”一词在这里有着确定的含义：如果存在着一个可以达到相同目的的替代措施，并且此项措施符合，或者与所采取的措施相比至少更加不违反GATT义务，那末所采取的措施就不能被认为是“必要的”。[16]同样是在“泰国限制香烟进口案”中，专家组认为泰国政府本来可以使用其他符合GATT规则的措施，例如“一项在第3条第4款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基础上实施的非歧视性的法规，要求对香烟的成分进行完全的披露，以及对有害成分加以禁止等等”，[17]来达到减少香烟消费的目的，因此裁定泰国限制香烟进口的做法并不符合第20条（b）款有关“必要性”的要求。一个相反的例证则是加拿大和法国的“石棉”纠纷。在此案中，专家组指出，法国采取的有关措施属于保护人类生命和健康的措施，而且这个措施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可合理利用的替代措施”。[18]

（二）《关贸总协定》第20条（b）款评析

关贸总协定运行以来近40年的历史表明，第20条的健康例外条款并未达到当初所预想的效果。关贸总协定《GATT法律与实践指南》中记录的以下案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GATT第20条的不足与缺失。

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的核泄漏事故后，欧共体停止了对核电站周围1000英里以内区域的肉类及活体动物的进口，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成为此项禁令的最大受害者。[19]匈牙利认为欧共体的做法违反了总协定第20条序言的规定，并认为禁止东欧国家相关产品的进口并没有基于公共健康安全及科学方面的充足理由。欧共体对此的解释则是：在事故之后民众中存在着非理智的、相互传播的恐惧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这一措施来平息恐慌。[20]换句话说，欧共体承认了这一禁令从科学及公共健康的角度来说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成员方在援引第20条时，是否必须证明所采取的措施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事实上，第20条（b）款并未提及科学证明要求，在GATT解决争端的实践中专家组也从未就科学在第20条（b）款中的地位进行过阐述。

另外一个案例发生在智利，1989年智利的水果出口在一些国家受阻，起因却只是因为发现了恐怖分子的一次破坏事件导致的“两颗有毒葡萄”，而这两颗葡萄却使智利的水果出口几乎陷于停顿状态。智利就此向GATT发出呼吁，敦促成员方更好地协调每一成员方保护其消费者健康的权利与出口国对稳定的和不受限制的国际贸易的期望之间的关系，以避免此类措施由于未经协商而过急实施，由此产生非对称性（disproportionate）的后果。[21]这里，我们看到了对第20条（b）款试图达到的贸易与健康之间平衡关系的一种期盼，而这种“非对称性的”后果的产生则与有关措施的科学证明要求以及风险评估程序的缺乏直接相关。如上所述，在第20条（b）款中既无科学证明要求，也没有规定对有关情况进行科学地评估以采取适当的、恰如其分的措施。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虽然在GATT第20条规定的一般例外中包含了公共健康安全的内容，但是在关贸总协定建立之初，其宗旨更在于促进贸易自由化，由于历史条件和人们的认识所限，贸易与健康之间的平衡关系并没有被赋予特殊的地位[22]；GATT并未试图协调各成员方的公共健康措施，而是允许成员方选择对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保护标准，前提则是这些措施同样的适用于相同的进口产品及本国产品，并尽可能对国际贸易产生最小限制作用。然而，第20条条文规定的宽泛和疏漏，特别是缺乏有关的科学证明和风险评估要求，以及由此引发的条文解释的分歧，一方面使得总协定在争端解决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另一方面成员方也很难利用第20条为其健康安全措施辩护[23].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公共健康安全成为各国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如何有效地协调贸易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成为人类面临的一大难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乌拉圭回合产生的《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二新的路径-《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SPS协议》）

（一）《SPS协议》概述

《SPS协议》对“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所下的定义对GATT第20条（b）款中所说的“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作了详尽的阐释，根据《SPS协议》附件A，所谓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是指用于下列目的的任何措施：1、保护成员领土内的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免受虫害、病害、带病有机体或治病有机体的传入、定居或传播所产生的风险；2、保护成员领土内的人类活动物的生命或健康免受食品、饮料或饲料中的添加剂、污染物、毒素或治病有机体所产生的风险；3、保护成员领土内的人类的生命或健康免受动物、职务或动植物产品携带的病害，或虫害的传入、定居或传播所产生的风险；或4、防止或控制成员领土内因虫害的传入、定居或传播所产生的其他损害。[24]

按照WTO的理解，《SPS协议》的根本目标是“在确认任何政府提供它所认为适当的健康保护水平的主权权利的同时，保证这种主权权利不被滥用为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以及对国际贸易产生不必要的阻碍”。[25]为了达到这个目标，《SPS协议》引入了科学证明原则，规定任何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应根据科学原理（basedonscientificprinciples），仅在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限度内实施，不在情形相同或相同的成员之间构成任意（arbitrary）或不合理（unjustifiable）的歧视，其实施方式不得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disguisedrestriction）；同时辅以风险评估原则，要求成员方保证其卫生与植物卫生

措施，应以对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健康所进行的、适合有关情况的风险评估（riskassessment）为基础[26].并在第三条中规定了“协调”（harmonization）原则，即除非协议另有规定，SPS措施应根据现有的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制定；这些规定的具体含义及其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将在下文中结合有关案例进行详细评析。

（二）举证责任的承担

“科学证明原则”的引入使得与《SPS协议》相关的纠纷中涉及到了大量的专业技术问题，举证责任的确定也就变得更为复杂和重要。例如，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WTO争端解决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于举证责任承担就给出了相反的意见。

欧共体荷尔蒙案的案情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前，欧共体颁布了三个指令，禁止为促进牲畜的生长而使用含有促进荷尔蒙生长或激素作用的物质，同时禁止将使用前述物质的国产和进口牛肉或肉类产品投放欧盟市场。1997年7月1日，欧盟颁布了新的指令第96/22/EC号，取代前述指令，继续禁止进口或向欧盟市场投放含有荷尔蒙或激素的肉类或肉类产品，但用于治疗或动物技术的此类物质除外。欧共体荷尔蒙案涉及六种荷尔蒙，其中三种是天然的，另外三种是人工合成的。美国指控欧盟禁止进口含该六种荷尔蒙的牛肉和肉类产品违反了《SPS协议》第2条、第3条和第5条，《TBT协议》和关贸总协定第1条和第2条。

在此案中，欧共体认为应由美国证明使用有关促进生长的激素对人类的健康来说是安全和没有风险的，[27]而美国则认为应由欧共体来证明健康风险的存在并对此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28]专家组的意见是，实施有关卫生措施的成员方应承担举证责任，在有关的措施高于国际保护标准时更应如此。申诉方只需做出其他成员方违反《SPS协议》的初步（prima-facie）证明，这之后举证责任就转移到了实施措施的成员方那里。专家组认为协议的第2条第2款和第3款、第5条第1款、第6款和第8款、第3条第2款都支持这一观点。[29]然而，上诉机构却推翻了专家小组的结论。上诉机构认为，协议第2条第2款规定实施卫生措施的成员方必须保证“措施的实施仅在为保护人类、动物和植物生命或健康的必要限度内实施”，这与争端解决过程中的举证责任并无联系，一个成员方在实施卫生措施时不遵守国际标准的行为并不能导致它必须承担普遍的或特殊的举证责任的后果，这样做实际上是对成员方的一种惩罚。上诉机构认为《SPS协议》下的举证责任不同于GATT第20条中的举证责任，专家组本来应当分析美国和加拿大是否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和法律论点，证明欧共体没有遵守《SPS协议》的规定。这意味着美国和加拿大必须做出初步证据，证明欧共体的措施没有建立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之上，从而违反了协议第5条第一款的规定。[30]

上诉机构对于举证责任的认定引发了一个重要后果，那就是在WTO体制下成员方对SPS措施提出申诉的难度将要比关贸总协定时期大为增加，因为申诉方在案件开始时就必须承担重要的或者说实质性的举证责任。结合上诉机构关于任何对违反GATT第20条（b）款的指控必须按照《SPS协议》的规定来解决的主张，我们可以得出，欧共体荷尔蒙案上诉机构的结论对于GATT时期认定举证责任的标准作出了根本性的变更。在WTO的实践中，至少在举证责任这个问题上，贸易与健康的天平正在向维护成员方的公共卫生安全主权的方向上倾斜。

（二）科学证据原则与风险评估要求

前述匈牙利肉类及智利水果出口案使我们认识到了GATT第20条的重大局限，有鉴于此，《SPS协议》在第2条第2款及第5条第1款中明确规定了科学证据原则和风险评估要求，它们也被公认为是《SPS协议》的核心条款。

在WTO的争端解决实践中，对第2条第2款及第5条第1款的解释主要涉及到了以下问题：1如何构成一项“充分的风险评估”？2为证明一项SPS措施符合协议的要求，需要多少科学证据的支持？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这两个问题都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1何为充分的“风险评估”？

在该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虽然都认定欧共体的做法没有建立在风险评估基础之上[31]，但是二者对于“风险评估”（riskassessment）一词的含义却做出了不同的阐释。

专家组认为风险评估要求包含了程序的和实质的两个方面，程序方面的要求是指实施卫生措施的成员方必须证明它至少在决定采取措施时“认真考虑到了”（takeintoaccount）有关风险评估的资料，以此来达到该措施是建立在风险评估基础之上的要求“；[32]实质方面，专家组认为风险评估要求应包含两个步骤：（1）风险评估（riskassessment），即目的在于发现潜在的人类健康风险的纯粹的科学实验；（2）风险管理（riskmnagement），包含了成员方希望怎样去设定适当的健康保护标准的社会及政治价值判断。[33]

然而，对于专家组的上述结论，上诉机构却给出了相反的意见。首先，对于程序方面，上诉机构认为专家组犯了一个法律上的错误，认为在协议的条文中并没有包含对成员方证明其在实施卫生措施时就已经考虑到了风险评估的要求，实际上上诉机构并不拒绝一个可能支持有关卫生措施的科学证据，即使成员方从未考虑到这一证据，甚至这一证据是在成员方已经实施了有关的卫生措施之后才出现的；[34]对于实质方面，上诉机构也不同意专家组将风险评估划分为“科学上的风险评估”与“风险控制”两个方面的做法，认为这种划分并“没有文本上的根据”（hasnotextualbasis）[35]上诉机构认为，第5条第1款实际上是对第2条第2款中规定的科学证明要求的一个具体体现，以确保一项卫生措施不是在没有充分的科学证据支持下实施的。因此，上诉机构澄清，第5条第1款是一个实质性的而非程序性的要求，成员方不仅要能够举出对它所实施的卫生措施进行的风险评估，而且必须证明有关措施是被这一风险评估所“充分支持或合理保证的”（sufficientlysupportedorreasonablewarranted）。上诉机构必须查明成员方是否达到了这一要求。[36]此外，上诉机构主张，“所要评估的风险…并不仅仅是可以在严格控制条件下的科学实验过程中被确定的风险，而且包含了人类社会中实际存在的风险，换句话说，包含了在人类生活、工作、消亡的真实世界里，对人类健康存在的真实的、潜在的负面影响。[37]对此，有学者评论说，上诉机构对”风险评估“所下的定义”将风险评估从专家组狭隘的、纯粹科学过程的定义中拓宽出来“，这种对”风险评估“所作的广义解释”为公共卫生当局创造了更大的灵活性，因为‘风险评估’将可能检测和评估对于人类健康的所有风险，而不问其确切的和即时的起源如何。“[38]

2“风险”及“科学证据”有无量化要求？

在这个问题上，上诉机构又一次推翻了专家组的结论。专家组认为，对一项风险所进行

的评估如果要符合第5条第1款的要求，那末该风险的程度应该有一个“门槛”（threshold）的要求，或者说一个量化的要求。[39]换句话说，风险评估的结果必须体现出一定量级的（magnitude）风险的存在。[40]上诉机构则认为《SPS协议》中并未包含此种要求。按照上诉机构的解释，成员方只须评估出一种风险，无论此种风险是多末的小，也不论它的可能性如何，只要有关卫生措施与风险评估存在着一种合理的关系，成员方即为履行了风险评估的义务。[41]

上诉机构对风险评估的理解则与它对“少数科学意见”的态度有关“，这也是上诉机构的结论中最富有争议的一部分。[42]上诉机构认为，风险评估并不一定非要体现相关科学领域的多数意见，而是可以体现一个有着合格的、令人放心的（qualifiedandrespected）来源的，与多数意见不同的”分歧“（divergent）观点。[43]这就意味着一个建立在少数科学观点上的风险评估就可以使相关的卫生措施满足《SPS协议》的科学证明要求。很多人认为上诉机构的这种结论是对第2条科学证明要求的一大削弱，导致成员方不会遇到太多的困难就可以进行风险评估来支持所实施的卫生措施，因为他们总能找到一些科学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从贸易与健康安全关系的角度出发，这就证明了科学证据要求并不会对成员方限制贸易以保护公共健康安全的权利产生过多的限制。

然而，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同样明确了，根据《SPS协议》和《关于争端解决程规则与程序的谅解》，[44]他们有权对实施有关卫生措施的科学证据的充分性进行判断。[45]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认为成员方将卫生措施的实施建立在“少数科学意见”上的权利是没有限制的，成员方必须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为其实施的措施提供有效的辩护。

通过对科学证明原则和风险评估要求的分析，我们可以不难发现，贸易与健康安全之间的微妙平衡在WTO争端解决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三）协调原则

《SPS协议》第3条（Harmonization）要求成员方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应根据现有的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制定，以此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协调（第1款）；符合国际标准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被视为《SPS协议》和GATT1994的规定相一致（第2款）；如果存在科学理由，各成员可采用高于国际标准水平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第3款）。这里所说的“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主要是指食品法典委员会、国际兽疫组织以及《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制定的有关卫生与植物卫生方面的标准指南或建议。

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SPS协议》第3条的解释又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专家组认为，第3款是对第1款和第2款所规定的，在国际标准基础上协调卫生措施的一般性义务的一种“例外”[46]；第1款中的“根据”（basedon）和第2款中的“符合”（conformto）是同一种含义。[47]上诉机构则明确，第3条的第1款、第2款和第3款各自规定了成员方在实施卫生措施时的权利，第3款中所规定的成员方自行决定卫生措施的保护水平，是一项重要的独立（autonomous）权利，而不是一般原则的例外。因此，成员方在建立更高的卫生保护水平时，如果未满足第3款所规定的条件也并不是对第1款的一种事实上的（ipsofacto）违反。[48]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上诉机构对第3条前三款的含义及相互关系做出自己的阐释。

上诉机构认为，第1款里要求成员方的卫生措施“根据”（basedon）国际标准制定，这里“根据”（basedon）的含义是指“在……基础之上制定”（builtupon）或“被…所支持”（supportedby）。[49]一项卫生措施如果仅仅是“根据”（basedon）国际标准制定，并不等于是与国际标准相“符合”（conformto）。成员方并不能由此援引第2款的规定，认为该措施与“SPS协议和GATT1994的规定相一致”。按照上诉机构的理解，“符合”（conformto）是指“完全地体现了”（embodycompletely）或者“转化为国内标准”（convert…into…municipalstandard）。[50]一旦成员方选择了与国际标准不同的保护水平时，第3条第3款就开始独立地发挥作用。

根据第3款的规定，成员方采取与国际标准不同的卫生措施时，不得与SPS协议的任何其他规定相冲突。上诉机构澄清，这一规定意味着所有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必须符合第5条，特别是要满足第5条第1款和第2款所规定的风险评估要求。这就意味着，如果成员方选择了比国际标准更高保护水平的卫生措施，这种措施也必须建立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之上。然而，这一结论又明显地与第3条第3款的表述相冲突，因为第3条第3款似乎暗示了某些有着“科学理由”（scientificjustification）的卫生措施并不需要建立在风险评估基础之上。对此，上诉机构也承认，SPS协议第3条第3款“‘循环和重叠（involvedandlayered）的语言’实际上使我们无法做出选择”。[51]

在笔者看来，这种“循环和重叠语言”的出现更多地体现了协议的制定者们在平衡贸易与健康的关系时的谨慎与小心。

（四）“预防原则”

《SPS协议》的设计者们平衡贸易与健康的努力在第5条第7款、第3条第3款及前言第6段中同样得到了体现，这些条款在相关的争端解决中被统称为“预防原则”（PrecautionPrinciple）。[52]

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欧共体主张“预防原则”属于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并以此证明它的卫生措施符合风险评估的要求。虽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于“预防原则”在国际法中的地位都未给予明确回答，但二者都确认在第5条第7款和第3条第3款中包含了预防原则的内容。但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都认为，欧共体并不能援引预防原则来规避第5条第1款规定的将卫生措施建立在风险评估之上的明确义务。[53]在日本限制农产品进口案中，[54]预防原则的运用则与第2条第2款的规定联系起来。在此案中，日本援引第5条第7款试图证明其检疫措施满足了第2条第2款所规定的“充分科学证据”要求。日本认为，它之所以暂时禁止所有品种的水果进口，是因为缺乏分别测试导致了“相关科学证据的不充足”。对日本的这一抗辩，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并没有从第5条第7款的实质方面做出判断，（例如确定在何种情况下，相关的科学信息可以被看作是不充足的），而是着眼于第5条第7款中所规定的程序要求。上诉机构认为，日本既未设法获得风险评估所需的“额外信息”，也没有在“一段合理期限内审议”有关的检疫措施，所以日本的做法并不符合第5条第7款的要求。因此，上诉机构得出的结论，日本的检疫措施并没有充足的科学证据，从而违反了第2条第2款的规定。[55]

以上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与欧共体荷尔蒙案和日本限制农

产品进口案的分析似乎表明，《SPS协议》中的预防原则作为实施措施一方的一项抗辩理由，其前景并不令人看好。[56]

（五）小结

综上所述，从协调贸易与健康间关系的宏观角度考察，《SPS协议》继承了GATT第20条有关“必要性”及“对贸易最小限制和禁止变相限制”的要求，并在以下三个方面超越了GATT第20条的规定。首先，协议要求所有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必须建立在科学原则和证据之上，并规定了相关的风险评估程序。这一规定具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有学者认为它使整个多边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活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课题[57]；其次，协议要求成员方应尽可能地在食品法典委员会、国际兽疫组织、《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等国际组织所制定的有关国际标准的基础上协调各自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58]；最后，作为“乌拉圭回合”一揽子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SPS协议》的诞生使得与健康安全有关的贸易争议的解决有了强制性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后盾，这在所有的旨在协调贸易与公共卫生安全之间关系的国际协定中还是第一次。这种超越不仅增加了《SPS协议》的可操作性，而且更为合理地平衡了贸易与健康安全之间的关系。

在与《SPS协议》有关的WTO争端解决实践中，有一种现象的出现耐人寻味。那就是专家组，特别是上诉机构只有在有关的案情特别清楚的情况下才会对被诉方是否违反了《SPS协议》相关条款做出明确的结论。[59]这似乎可以被理解为，在通常的情况下，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权衡贸易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时，更倾向于维护一国卫生主管当局保护其本国公共健康安全的权利。

结语

自由贸易与健康安全同为人类福祉所系。从与传染性疾病的斗争开始，直到20世纪以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构建与完善，人类平衡贸易与健康间关系的努力贯穿了整个国际贸易的发展历史。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一努力将会为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带来更多的和谐与福利。

参考文献：

[①]参见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7页。

[②]Quarantine一词来自拉丁文，意为“40天”，这也是我们在非典危机中耳熟能详的“隔离”一词的由来。

[③]SeeT.Ranger（ed.），‘EpidemicsandIdeas：EssaysontheHistoricalPerceptionofPestilence’（1992），p.15.

[④]DavidP.Fidler，‘InternationalLawandInfectiousDiseases’（1999），p.2.

[⑤]1929ICPP，art6.

[⑥]Ibid，art8.

[⑦]GATT1947第20条规定，“在遵守关于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要求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b）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

[⑧]John·H·Jackson，‘TheWorldTradingSystem，LawandPolicyof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1997）。

[⑨]Ibid

[⑩]GATT1947，art.XX（b）。

[11]John·H·Jackson，‘TheWorldTradingSystem’，p277.

[12]SeeUnitedStates-ProhibitiononImportsofTunaandTunaProductsfromCanada，adopted22Feb.1982，GATTDoc.L/5198，BISD29S/91

[13]UnitedStates-StandardsforReformulatedandConventionalGasoline，AppellateBodyReport，adopted20May1996，WTODoc.AB-1996-1，p.25.

[14]SeeThailand-RestrictionsonImportationofandInternalTaxesonCigarettes，adopted7.Nov.1990，GATTDoc.DS10/R，BISD37S/200.

[15]Tuna-DolphinⅠCase，para.5.27

[16]SeeThaiCigaretteCase，PanelReport，para.74；andGasolineCasePanelReport，para.6.24.

[17]ThaiCigaretteCase，para.77

[18]MeasuresAffectingAsbestosandAsbestosContainingProducts，WT/DS135/AB，para.150.

[19]GATT，GuidetoGATTLawandPractice，p.527

[20]EuropeanEconomicCommunity-SuspensionofFoodImportsfromCertainEastEuropeanCountries，inGATTDoc.c/m/198，p.28.

[21]EstablishmentofaStreamlinedMechanismforReconcilingtheInterestsofContractingPartiesintheEventofTrade-DamagingActs—CommunicationfromChile，GATTDoc.C/M/232，23，23-4.

[22]在GATT第20条中，健康安全只是作为例外之一与其他九项一般例外并列。

[23]在与第20条（b）款有关的泰国进口香烟案及金枪鱼和海豚案里，泰国和美国所采取的措施都被专家组认定为不符合GATT规则。

[24]参见《SPS协议》附件A.

[25]

WTO，Understanding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AgreementonSanitaryandPhytosanitaryMeasures.

[26]参见《SPS协议》第2条、第5条、第3条。

[27]BeefHormonesPanelReport，para.8.50

[28]Ibid，para.8.49

[29]Ibid，para.8.55

[30]BeefHormonesAppellateReport，para.104

[31]BeefHormonesPanelReport，para.9（i）；BeefHormonesAppellateReport，para.253（i）

[32]BeefHormonesPanelReport，para.8.113.

[33]Ibid，paras.8，94，95，160.

[34]BeefHormonesAppellateReport，para.189.

[35]Ibid，para.181.

[36]BeefHormonesAppellateReport，para.186.

[37]Ibid，para.187.

[38]SeeFidler，‘TradeandHealth’，p.38.

[39]BeefHormonesPanelReport，para.8.188.

[40]BeefHormonesAppellateReport，para.186.

[41]Ibid，para.193.

[42]SeeCraigThornandMarinnCarlson，‘TheAgreementonTheApplicationofSanitaryandPhytosanitaryMeasureandTheAgreementofTechnicalBarrierstoTrade，LawandPolicyinInternationalBusiness，Vol.31，Number3，2000.

[43]BeefHormonesAppellateReport，para.194.

[44]《关于争端解决程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11条规定，专家组应对其审议的事项作出“客观评估”（objectiveassessment）。

[45]BeefHormonesAppellateReport，para.192.

[46]BeefHormonesPanelReport，para.8.86

[47]Ibid，para.8.72

[48]BeefHormonesAppellateReport，para.172.

[49]Ibidpara.173.，

[50]Ibid.

[51]BeefHormonesAppellateReport，para.174.

[52]《SPS协议》第5条第7款规定，在科学依据不充分时，成员方在满足规定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临时性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第3条第3款规定，在有科学依据且措施不违反协议其他规定的前提下，成员方可以采取保护程度高于国际标准的措施。

[53]BeefHormonesAppellateReport，para.124.

[54]该案的案情是：日本于1950年制定植物保护法和实施条例，禁止从美国等地进口杏仁、樱桃、梅子、梨、桃、苹果和胡桃等八种植物。理由是这些植物有可能是幼蛀虫的寄生体。1978年后，日本有条件的进口以上产品，即只要出口国实施另一可达到进口要求的保护水平的措施，日本便可进口以上植物。1997年，美国要求与日本进行磋商，双方未达成协议，美国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成立专家组审议双方争议。

[55]Japan-VarietalAppellateReport，，para.80.

[56]SeeCraigThornandMarinnCarlson，‘TheAgreementonTheApplicationofSanitaryandPhytosanitaryMeasureandTheAgreementofTechnicalBarrierstoTrade，LawandPolicyinInternationalBusiness，Vol.31，Number3，2000.

[57]Charnovitz，‘Freetrade，FairTrade，GreenTrade：DefoggingtheDebate’，Cornnel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27，1994，p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