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贸易范文10篇

多边贸易范文篇1

论文内容摘要：坎昆会议失败之后，世贸组织和大多数成员国都在努力促使多边贸易谈判重回正轨，并为谈判寻找突破点。首次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参加的中国，应针对本轮贸易谈判的新特点，制定相应对策，以维护中国的利益，推动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

新一轮多边贸易会谈是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确立的，WTO成立以来的第一轮谈判。它确立了8个谈判领域，主要包括：农业贸易、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贸易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由于各成员对新一轮谈判的不同期望以及在各项谈判议题上存在的尖锐的利益冲突，多哈回合谈判进展十分缓慢。到坎昆会议之前，农业谈判没有按照预期达成农业减让的框架协议。其他领域的谈判虽各有进展，但也都没有完成多哈议程所制定的计划。坎昆会议，作为多哈回合的中期检验，由于在农业问题和是否把“新加坡议题”纳入新一轮谈判等主要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最终无果而终。至此，本轮的多边贸易会谈陷入僵局。

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进程

坎昆会议失败之后，各国都进行了反思，WTO也开始着手对其决策机制进行改革。

世贸组织所作的努力

为了避免重蹈坎昆的覆辙，2003年10月WTO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考虑如何简化目前必须一致同意方能生效的决策模式等问题。由贸易专家们组成委员会针对导致全球贸易谈判崩溃的问题提出了可能的解决办法：包括“建议当WTO成员对某项协议不同意或不愿参加时，允许他们选择参与或退出”；“将WTO议程回归到降低农业和工业品关税上来”，以及“显著增加WTO的工作人员规模，以帮助弱小国家”等措施。

2003年12月15-16日，按照坎昆会议的声明，WTO总理事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大会主席卡斯提洛（CarlosPerezdelCastillo）做了报告。他提出了对4个关键性问题：农业、棉花、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新加坡”议题的技术性解决方案及对今后工作日程的安排。Castillo先生认为新加坡议题是一个有争议的没有达成共识的议题。对于这个议题应分开来逐个讨论。他建议继续已经开始的两个话题即贸易便利和政府采购的透明度问题，并寻求可能的解决模式。其他议题留待以后合适的时间再讨论。对于以后工作的安排，Castillo先生建议在2004年年初，各谈判小组主席确定之后，重新开启多哈回合的谈判。这次会议为多哈回合谈判的关键性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途径，为今后多边贸易会谈的方向指明了道路。

世贸组织的成员所作的努力

2003年11月底，欧盟发表在本轮谈判中的最新立场，对于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欧盟表示，欧盟已做好重返世界贸易谈判的准备，并将继续大力支持WTO框架下的多边谈判，而不会转去追求零碎分散的双边协议。

同时美国也表示了自己的积极态度。2004年1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表示，他将给WTO146个成员写信，敦促大家忘掉坎昆会议的失败，把精力集中在农产品、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谈判上，并希望不要将2004年白白耗掉。

2004年1月30日，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外交部长们在马尼拉召开的会议期间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呼吁恢复停滞的全球贸易谈判，并希望陷入僵局中的WTO市场开放的谈判最终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2004年2月11日，在美国和欧盟宣布支持重启全球贸易谈判从而为之注入新的动力之后，WTO146个成员的贸易部长和大使在日内瓦总部举行为期两天的总理事会，希望恢复多哈全球贸易谈判。

2月27日世界贸易组织宣布，“多哈回合”谈判小组已初步确定了重启谈判的日期。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小组将于3月29日至4月1日开始就削减关税和改善工业品及消费品的市场准入进行谈判。规则谈判小组将谈判日期定在3月16日至17日。服务贸易谈判小组将在3月22日和4月2日之间举行一系列会谈，并将于4月2日召开服务贸易谈判特别会议。最为关键的农业谈判，将于3月22-26日进行。除服务贸易谈判小组外，其他各组都是自去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部长级会议失败后第一次进行会谈。

当然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日本经济日报3月17日在其网站宣布，日本将提出一个新的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方案以抵制美国提出的对WTO谈判下的所有产品实施关税限制的建议。瑞士和韩国等其它9个国家也将加入日本的这一动议。

新一轮谈判进展艰难，议题的选定充满了妥协、折中和矛盾，各方分歧难以弥合，这反映了各成员对新一轮谈判的不同期望以及在各项谈判议题上存在的尖锐的利益冲突，体现出各成员都试图在这种利益攸关的谈判中通过寻求最佳战略，努力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好处。谈判，事实上就是一场艰苦的对抗赛。相信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将会在艰难中继续向前推进，各方将会在激烈的讨价还价中痛苦地、一点点地让步，以维持谈判的进行。“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新一轮谈判最后是会成功的。中国相关政策的调整

新一轮多边贸易会谈也是中国加入WTO后，首次作为规则的制定者进行的贸易谈判。作为WTO的新成员，作为其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积极研究对策，以赢得WTO框架下的有利地位，最大限度的维护我国的利益。

促进农业的发展

农业问题一直是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核心问题，在农业问题没有结果之前，我们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我国在农产品方面的国内支持。这不仅可以增加未来的谈判筹码，还可以使农民真正受惠，真正做到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农民利益。一是要充分运用WTO允许的“绿箱政策”，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如对农民的一般性服务支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教育、技术推广、病虫害防治的投入并向农民提供调整结构、保护生态环境的补贴。二是调整和加大“黄箱政策”支持。因为目前我们的补贴还不到农产品总产值的2％，远小于入世时8.5%的承诺，我们需要做的是改革支援和保护农业的方式。

加强市场保护机制的建立

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有关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特保措施的谈判正在进行。针对我国的入世承诺及谈判的进展情况，我国已经建立比较完善的临时性贸易措施、法规体系和运作机制，按照严格的法律规范对国外进口进行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调查、裁决和采取措施。但是不论从这些保护措施的产业覆盖面还是保护方式来看，保护机制都还不足。另外在保护范围和程度的把握上也较困难。针对目前国际上运用技术标准、防疫检疫措施等作为市场保护的工具的情况，我国也应该制定相应的技术保护措施并充分考虑对外贸易的实际情况，根据我国进口产品的不同来源和数量，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有利于我国的技术标准。这需要我们不仅要熟悉国际市场各种技术、环境壁垒，还要了解和研究各种不合理的技术法规、标准和评定程序，以及卫生检疫要求、商事法律，探讨研究各种案例。

加强区域合作

在坎昆会议召开之前，WTO多边谈判的进展就已经十分缓慢，以至于成员方已多次错过了达成多边框架协议的期限。与此同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则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尽管区域贸易协定有其局限性，不能像多边贸易协定那样给世界各国带来普遍的、公平的、平衡的好处。但针对目前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世界范围内区域贸易协定兴旺的局面，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应积极参加多哈回合的谈判；另一方面，我们应全面启动双边和区域贸易的谈判，否则将会有被边缘化的可能。

推动新一轮多边贸易会谈，重视发展议题，对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加快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

参考资料：

多边贸易范文篇2

[关键词]欧共体；区域一体化；多边贸易体制

一、引论：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两种法律形式

50年前，为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振兴全球经济，并从经济基础上避免世界大战再度爆发，各国通过国际法律的程序和形式，建立了以GATT为标志的多边贸易体制。几乎与此同时，疆域相邻、政治制度相同、经济水平相近、文化和宗教同源的欧洲国家，为加速民族经济的复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样以国际法律的形式开辟了区域一体化的道路。

20世纪后半叶是一个多边贸易体制不断完善的时代。如今，多边贸易体制已经从过去的“临时适用”转变为一种持久的体制，从过去的“事实上的国际组织”演变为一个常设的国际组织，从最初的一项协定和20余项关税减让表发展为由数以百计的法律文件构成的庞大法律体系，从过去局限于调整不完全的货物贸易发展为全面调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1999年底召开的西雅图部长会议已表明：在新的“千年回合”中，贸易与环境、贸易与竞争、贸易与发展、贸易与劳工标准必将成为21世纪世界贸易组织活动的焦点。

20世纪后半叶更是一个区域一体化的时代。区域一体化运动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端于欧洲，在60年代、70年代扩展到拉丁美洲、东南亚和非洲。从80年代后期起，兴起了全球范围的第二次区域一体化浪潮。

纵观50年来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如下发展趋势更值得重视：一、区域一体化的数量不断增长和参与的国家或地区越来越多。目前，通知GATT.WTO的各种区域贸易协定数以百计，平均每一个GATT.WTO成员至少参加了一项区域一体化协定。二、区域一体化的形式多种、一体化程度各异，形成了由低级到高级的梯级结构。三、区域一体化的领域从单一的部门朝着广泛的经济领域发展。除了货物贸易外，服务贸易、投资、竞争、工业、农业、环境、

社会保障、科技等领域或部门的共同政策或政策的协调成为区域一体化追寻的新目标。四、区域一体化的组织化现象日益突出。现在，绝大多数区域一体化安排不仅以国际协定的法律形式予以确立，而且还建立相应的国际组织或机制的法律形式予以保障。

上述发展趋势表明“区域主义正在开始产生其自身的活力：区域一体化越来越被视为不可避免，因为现行的各种安排正在逼迫非成员国从一体化市场中分离出来”[1]（P.149）。

然而，长期以来，区域一体化对多边贸易机制或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区域一体化鼓吹者认为，区域一体化的最基本的目标是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实现贸易自由化，这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区别只是贸易自由化的地理范围，而且区域一体化无不将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作为其最高宗旨；在全球贸易一体化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的情况下，区域一体化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并可以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因此，区域一体化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营造物”（building-blocks）。区域一体化反对者或怀疑论者

认为，区域一体化是一种新型的集团式贸易保护主义，与传统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相比，其方式更为隐蔽（因为有合法的外衣），因而其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危害性更大；随着区域一体化的繁衍及其重要性和活力的与日俱增，多边贸易体制势必走向崩溃，甚至全球经济与政治稳定将受到威胁，因此，区域一体化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阻碍物”（stumbling-blocks）。

必须承认，过去的50年是区域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制并行发展、相互制动的时代。在各种区域一体化组织中，欧共体最具有代表性，其一体化程度最高、发展速度最快、组织最严密、法律制度最健全、影响最大。

二、典型透视：欧共体与GATT.WTO的法律关系

（一）GATT.WTO对欧共体的包容与优待从时间上说，GATT的问世要比欧共体早得

多。而欧共体的成员国在创建或加入共同体之前均已是GATT的缔约方。欧共体建立后，一方面，其成员国继续保持各自在GATT中的缔约方地位；另一方面，根据《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第l13条和第228条等条文的规定，欧共体在GATT体制中逐步取代其成员国并发展为GATT的一种“事实成员”，而各成员国只不过是一种“法律形式上的成员”[2]（第260页）。

首先，自1960年狄龙回合谈判以来，均由欧共体委员会代表欧共体成员国与其他缔约方举行多边或双边谈判。其次，自“肯尼迪回合”以来，历次回合产生的多边协定，绝大多数由欧共体单独签字和缔结，只有个别协定（如东京回合的技术性壁垒协定和航空器贸易协定）由欧共体与其成员国一起以混合缔约方的形式缔结。再次，除了个别机构之外（如预算委员会），欧共体几乎参加了所有GATT机构的活动，比如以共同体名义行使其成员国在这些机构的几乎所有权利。最后，凡涉及欧共体成员国的争端，不论其是出诉方还是被诉方，在1974年以前绝大多数将欧共体作为争端方，此后均由欧共体作为争端方[2]（第261页）。

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在GATT中的地位是极为特殊的。虽然欧共体自始至终没有成为GATT的正式成员，但是它实际上在绝大部分领域和活动中取代了它的成员国；作为其成员国代表出现在GATT的欧共体既不是其成员国的简单相加之和，也不是总协定中增加了一个普通的新成员。尽管各成员国并没有因为欧共体取得了大部分权利而动摇它们的正式成员地位，然而毕竟这种法律地位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欧共体及其成员国与GATT30多年形成的这种特殊法律关系为国际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确认它们在WTO中的双重法律地位奠定了基础。

欧共体在事实上取代其成员国参加GATT活动35年之后，利用WTO取代GATT的契机，终于取得了该组织的正式成员资格。这一转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1这意味着欧共体结束了它在多边贸易体制中长期处于一种“事实成员”的状态，在WTO中，从一开始它就在法律上被看做为一个与其成员国一样拥有自身权利的实体，以与其它正式成员平起平坐的身份全面参与这一新型组织的活动。另一方面，它的15个成员国并不因为欧共体创始成员地位的取得而丧失它们在WTO的正式成员地位。

21这标志着当代国际组织法的理论与实践的一种最新发展。尽管在WTO这一政府间组织中还有其他单独关税区域也是正式成员，但是二者是不同性质的非主权实体：欧共体是由若干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单独关税区域（领土）是一种历史造成的特别行政区域并且是一个主权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欧共体和其成员国在WTO中的双重正式成员资格，开创了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同时成为另一个政府间国际组

织正式成员的先河。

综上所述，足见GATT.WTO对欧共体的包容远远超出了其有关条款的规定（如GATT第24条；GATS第5条），也大大超过了其对其他区域一体化安排的宽容。众所周知，多边贸易体制对区域一体化的包容是允许它们作为合法的例外予以建立和发展，即：背离非歧视原则，在区域一体化安排中实行贸易优惠原则。然而，在几十年的实践中，欧共体可谓是“步步为营”，一方面充分在多边贸易体制加速区域一体化的纵横发展；另一方面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逐步在成员资格、缔约资格及活动与决策权等领域获取特权。

（二）GATT.WTO对欧共体的审议与监督

GATT.WTO在确认区域一体化的合法地位的同时，也明确地规定了对后者进行审议与监督的两种程序。第一种程序是专门针对区域贸易集团的审议，第二种是以所有WTO成员为对象的贸易政策审查机制。这两种审议有很大的不同，但又互为补充，对于敦促欧共体履行透明度要求和确保其遵守GATT.WTO规则，具有积极意义。

1.GATT.WTO对欧共体的专门审议GATT有关区域贸易集团的法律规定，主要是1947年GATT第24条。第24条中规定的区域贸易集团形式包括四种：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临时协议（分别见5—9款）和不符合5—9款标准的拟议（proposals）。如前所述，欧共体是区贸集团的典型。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欧共体的一体化不断扩展，向外辐射达100多个国家，形成了三个层次的自由贸易区特惠制模式。1947年GATT在允许区域贸易集团成为多边贸易体制例外的同时，也规定了一些规范标准，为了引导缔约方的区域贸易集团实践符合这些标准，GATT又在实践中形成了工作组审议。其基本程序是：GATT在收到某一区贸集团的成立通知后，成立一个工作组，其职责是根据GATT的有关法律规定（主要是GATT第24条），对通知的区贸集团进行审查和评估，并向理事会提交审查报告。工作组的成员资格是开放的，受审查的区贸集团协议缔约方可以是工作组成员并享有与其他代表同样的地位。

工作组报告由理事会通过。在缔约方全体采取联合行动，要就该项区贸集团协议是否符合第24条规定作出最终决定时；或者经审查，临时协议中的计划和时间表不可能导致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缔约方全体建议临时协议成员修改时，工作组报告将作为依据。[3]（P.10）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在巴黎签署之后，即通知GATT进行审议。由于该条约只涉及两项主要产品（而非“实质上所有贸易”），GATT认为它不符合1947年GATT第24条的规定。尽管如此，GATT于1952年11月由缔约方全体根据第25条的规定对煤钢共同体作出了免责决定。

罗马条约签署后，鉴于该条约对GATT的重要性，缔约方全体于1957年10月任命了一个由所有缔约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审查《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的合法性。

此后，对于1973年丹麦、爱尔兰和英国加入欧共体，1981年希腊加入欧共体，1986年西班牙、葡萄牙加入欧共体三次“扩大协定”，GATT均成立相关工作组进行了审议。

另外，欧共体与其海外国家和领地间建立优惠贸易制度的联系协定，以及60、70年代欧共体与更广泛的第三国建立的其它种种优惠贸易安排，往往与总协定有关规定不一致，如缺乏在合理期间内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或缺乏对区内实质上所有贸易取消贸易障碍的目标等。但考虑到有关的历史与经济因素，总协定没有采取行动，而是表现了再度的“务实”和“宽容”。

虽然GATT一直保持着对欧共体的审议，但是成效甚微。首先，这些审议存在着“先天不足”，即缺乏坚实的法律基础。其次，审议工作组主要由利益相悖的欧共体成员国与第三国组成，且两方享有平等的地位，加之缺乏严格的行动原则和标准，导致大部分审议无法得出一致性结论。第三，审议的结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面对欧共体成立或扩大的既成事实，已无多大意义。如果GATT坚持对欧共体的成立或扩大作出否定结论，很可能会引起欧共体成员国的反对，甚至导致它们退出GATT从而影响后者的稳定性和普遍性。面对经济实力较强的欧共体，GATT只能放弃法律标准，对其采取事实上的默认。尽管如此，GATT对欧共体保持审查状态本身具有积极的意义，这可以持久地监督欧共体的发展走向。同时，增加其形成和发展的透明度，充分分析欧共体对多边贸易体制的现实和潜在的影响。

在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中，《1994年GATT关于解释第24条的谅解》第7条至第11条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7款，在GATT几十年实践的基础上，以协定的形式将WTO对区贸集团的审议机制确定下来，并作了进一步澄清与解释。然而，该审议机制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程序上尚无严格的规则可循，审议机构和审议标准不统一，等等。为了尽快完善审议机制，在1996年2月6日举行的WTO总理事会上决定成立“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the

CommitteeonRegionalTradeAgreements，CRTA）。它的成立对于加强WTO对区贸集团的监督，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WTO框架下，原来有三个机构（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贸易与发展委员会）都可设立工作组对区贸集团是否与WTO相关规则的一致性予以审议，审议机构分散，效率低下，且彼此不协调。总理事会撤销各单个工作组，设立统一的审议机构，有利于提高审议工作效率，也利于审议程序和标准的统一与协调。目前，已

有68个区域贸易协定在接受CRTA的审议。这些协定包括欧共体1995年扩大协定和欧共体与各中东欧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即“欧洲协定”）。

2.WTO贸易政策审查机制与欧共体

WTO的贸易政策审查机制（TradePolicyReviewMechanism，TPRM）溯源于1979年东京回合达成的《关于通知、磋商、争端解决和监督的谅解》，并正式创建于乌拉圭回合。建立TPRM的目的是：（1）改善WTO成员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纪律以及承诺的遵守；（2）加强对WTO成员贸易政策和措施的理解，提高国际贸易透明度；（3）在WTO框架内，对各成员的贸易政策和实践及其对多边贸易体制运作的影响进行定期集中和评估。TPRM与WTO对区域贸易集团的审议机制相比，既有类似，也有不同。类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有审议的法律基础；审议机构都由技术部门和审议部门构成；程序都不很严格；有关审议部门都无权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等。不同之处在于：（1）TPRM的审议是针对一个成员方的（不论该成员是国家，还是单独关税领土或区贸集团），而后者是专门针对各种区域贸易协定的；（2）TPRM的审议是定期的、轮流的，而后者主要是审议某一区贸集团赖以成立的协议，而成立

后的定期审议制度尚未建立；（3）TPRM中成员方定期报告有统一格式，而后者的定期报告的统一格式尚待形成。

早在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签署前的1991年和1993年，GATT秘书处就曾先后两次撰写了一份关于欧共体贸易政策和实践的报告。欧共体委员会也提供了一份报告，并由GATT理事会举行会议审查上述报告，会议记录和理事会主席的结论性评论由秘书处出版。WTO成立后，TPRM又于1995年和1997年两次对欧共体进行评审，并于1996年和1998年出版了各方报告和审议会议记录[4]（P.173-189）。

目前，TPRM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如“鉴定”（appreciation）和“评估”（evaluation）并无法律约束力；对报告的分析广度有余，深度不足；其结论不能作为解决贸易争端的基础，等等。然而，TPRM在促进欧共体履行透明度要求，评估欧共体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维护中小国家的贸易利益等方面，正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GATT.WTO规则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适用

1.GATT.WTO规则在欧共体法中的地位在国际法上，只有主权国家才享有缔结条约的完全权能，而且条约在国内法律体系的地位，也完全由各国自行决定。然而，欧共体成员国根据基础条约的有关条款在一些领域已将条约缔结权让渡给欧共体，欧洲法院更是充分利用其判例来促成了这一让渡的实现。而且，在欧洲法院的推动下，欧共体缔结国际条约的权力涵盖越来越多的部门。

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GATT不是欧共体作为缔约主体缔结或参加的一项国际条约。GATT的规则之所以能够在欧共体适用，其法律依据首先在于《欧共体条约》第234条的规定，即它是一项对欧共体所有成员在共同体创立之前即已生效的国际条约，其效力不受《欧共体条约》的影响。然而，GATT又不是一项一般的欧共体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先共同体协定而仅对有关的欧共体成员国继续有约束力，其约束力在欧共体法中继续，并且及于欧共体机构。

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在欧共体法中的地位有着较为坚固的法律基础，它是基于实施共同商业政策的目的，通过成员国让渡给欧共体对外贸易的决策权和执行权，由欧共体经条约确定（见ECT第113条、第228条[7]款、第228[T]条、第229条），并由欧洲法院加以明确的。在1972年“国际水果公司联合案”中，法院提出：“鉴于根据欧共体条约，成员国在GATT所调整领域先前所行使的权力由欧共体接替行使”。因此，在欧共体建设和过渡期中，GATT就对共同体具有了法律约束力。在1981年的第290—291.81号联合案中，法院再次肯定，“自1968年7月1日共同海关关税生效之日起，欧共体取代其成员国履行它们在GATT中的义务”，GATT法就成为了“共同体法的组成部分”，其效力不仅优于共同体成员国法，而且也在共同体第二级法律之上，而不论何者居先。

2.GATT.WTO规则在欧共体的适用

（1）欧共体的立法活动从欧共体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立法实践来考察，GATT规则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基本上是得到尊重和贯彻的。欧共体关税法、共同进出口制度、反倾销法、反补贴法等重要立法，通常均明示承认GATT规则作为欧共体法的组成部分之约束力，承

诺制定相应的规则以履行GATT规则的义务。事实上，欧共体在该领域的许多自主立法的制定、修正或重新制定很大程度上源于履行GATT义务之需要。

例如，为履行GATT1979年东京回合的海关估价守则，理事会以第1224.80号条例取代了1968年第802.68号条例。再如，欧共体最初的反倾销与反补贴条例——第459.683号条例就是以GATT1967年反倾销守则为蓝本而制定的；1979年底为履行GATT1979年反倾销守则与反补贴守则，该条例又由第3017.79号条例所取代。

伴随着欧共体对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后文件的签署和批准，欧共体进行了下列立法行动：（1）通过大量的理事会条例、决定和指令，承认部分WTO规则继续生效，理由是这部分规则并不要求变动现存的欧共体法；（2）制定新的立法，如关于装船前检验、倾销、补贴和保障措施等；（3）对现存共同体法进行修正，如共同体关税税则以及有关纺织品、农业和知识产权的立法，等等。[4]（P.168）。

（2）欧共体的司法活动

从理论上讲，既然欧共体明确承认GATT为其法律的组成部分，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就不仅可以通过GATT.WTO争端解决机构来保障实施，而且可以由欧共体机构、成员国和个人通过欧洲法院得以实施。然而，欧洲法院的相关实践并不完全如此。

在“国际水果公司案”中，欧洲法院认为，当个人在国内法院中指控某一欧共体法令的非法性，诉由是该法令与某一国际协定的条款相悖时，欧共体是否对该共同体法令进行审查，取决于此项国际协定的相关条款能否赋予个人在国内法院以其为依据的能力，即是否具有所谓的“直接适用性”或“直接效力”。法院否认GATT条款具有直接效力。其依据是众所周知的GATT的特性：实体法的模糊性及存在诸多例外；程序上的灵活性和务实性等。

1993年，德国政府针对理事会于1993年2月制定的第404.93号条例（香蕉进口机制）向欧洲法院起诉。该案的，关键在于：首先，它是基于GATT的一项规则主张欧共体的一项立法无效；其次，它是由欧共体一成员国向欧洲法院直接提起；第三，GATT专家组报告已作出结论，该进口机制违反了GATT规则。但是由于该报告未为缔约方全体通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欧洲法院首先重申了GATT规则对共同体有约束力，接着，它引用在“国际水果公司案”中对GATT体制的分析并作出结论：首先，国际水果公司的判例也适用于个人直接向欧洲法院提起的诉讼，即GATT在欧共体法的适用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它不受由哪一个法院来处理的影响；其次，在欧共体法中，在实施国际义务时，成员国不具有特殊地位，而是与个人一样服从同样的规则；第三，除了在“国际水果公司案”中论述的理由外，欧洲法院进一步明确：GATT规则之所以不具有直接适用性，是因为它不具有“无条件性”。但是，在判决的第111段中，法院作了但书，即在下列条件下，GATT规则将保持可适用性：“共同体打算实施GATT框架内的某项特定义务；抑或共同体法令明确地提及GATT

的某些特定的条款。“

总之，“香蕉判决”（thebananajudgement）表明，GATT规则是“无法适用的”。尽管欧洲法院承认在某些情形下援用GATT条款的可能性，但“某些情形”是非常含糊的，也很难成为“可适用的”。

尽管第三国政府和很多学者包括欧共体学者对上述“香蕉判决”提出诸多质疑，但是欧共体仍坚持上述“香蕉判决”的观点。其深层的政策考虑似乎是：首先，作为欧共体的重要贸易竞争对手的美国、日本等国家也并未在国内法中确定GATT规则的直接适用性；而且欧共体各成员国对于国际法如何在国内适用，立场也各不相同。为了一致的、对等的对外贸易政策的需要，不应承认GATT规则的直接适用性。第二，如果承认GATT规则的直接效力，个人和成员国可直接援用GATT规则挑战共同体有关权力机构的立法权威，这将使共同体陷于失去保障其共同利益的“安全阀”的危险境地。第三，一旦欧洲法院承认了GATT规则的直接效力，就会面临解决GATT的专家组报告在欧共体法中的效力的问题，而欧共体法院是绝不会容忍置身于某一国际司法体制之下的；另一方面，欧共体也不愿轻易地承担起

“切实履行”GATT争端解决机构有关决定的义务。

尽管乌拉圭回合之后，新生的WTO与GATT相比，无论在规则的明确化、系统化上，还是在组织化建设上，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尽管欧共体成为了WTO的正式成员方，但鉴于欧共体的上述立场，可以预见，欧共体在近期内将不会承认GATT.WTO规则的“直接效力”。直到现在，欧洲法院对这一问题也尚未采取任何行动。

三、展望：21世纪区域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及对策

新的世纪就在眼前，对于新世纪的国际秩序，人类满怀憧憬和希望，同时也不乏忧虑和迷惘。然而，至少就未来的国际贸易法律秩序而言，人们不难预测：21世纪仍将是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和以欧共体为代表的区域贸易一体化体制并行发展、交互作用的世纪；围绕区域一体化是多边贸易体制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营造物”还是“阻碍物”的争论，势必贯穿于整个新的世纪之中。

如同20世纪后50年的情形一样，任何人都不可轻易地断言区域一体化在21世纪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影响将是绝对的积极或是绝对的消极。其实，作为典型透视，欧共体与GATT.WTO的关系已经表明：区域一体化对于全球贸易自由化既会发挥积极作用，又会产生消极影响。区域一体化的积极作用至少表现在：首先，多边贸易体制由于其成员的数量众多、成分复杂、经济实力悬殊、利益要求差别大，要在经贸关系的各个领域达成协商一致的多边协定十分困难；相比之下，区域一体化因其成员的数量少、经济实力相当或经贸利益互补性强，要在特定的经贸领域形成协调的意志相对容易，所以国际贸易自由化在区域范围内的推进要比在多边体制下推进更快。其次，当区域一体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在其成员之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并在多边贸易体系中成为抗衡经贸超级大国的区域贸易集团，从而防止和避免21世纪的多边贸易体制成为超级大国称霸的工具。最后，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不平衡现象仍将十分突出，如何促进和加快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仍将是各国政府、各种国际体制和人类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来看，继续坚持和切实贯彻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和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优惠待遇仍然是解决这一难题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实践证明，多边贸易体制在实施这一原则方面显得“雷声大、雨点小”，而以欧共体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却有较为显著的成就。可以断定：各种区域一体化组织，特别是发达国家或区域贸易集团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优惠贸易安排和特别优惠措施，将是解决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区域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消极影响也是毋庸争辩的事实，而且这种负面影响将长期存在于新的千年之中。首先，区域一体化毕竟是一种背离非歧视原则的安排，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无论是数量上的增加，还是一体化的领域的扩展，势必导致非歧视原则的适用空间的逐步缩小。区域一体化内部成员的贸易优惠安排，原本作为多边贸易制度的一种例外，就会演变成实际上普遍适用的原则；非歧视原则，一直作为全球贸易秩序的基石，反而会变成贸易优惠原则的一种实际上的“例外”。其次，随着区域一体化的膨胀，21世纪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必呈现出两种新的发展趋势：一是随着区域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增多，贸易保护主义从过去由各别国家的单个和分散的方式转向集中和集团的方式；二是随着区域间或同区域内不同贸易集团之间各种层次的区域一体化的出现，势必形成一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网络”。

21世纪的区域一体化对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无疑是利弊并存，关键是要研究如何扬其利、避其弊这一重大的课题。笔者以为：一、应加强WTO体制对区域一体化审议的力度，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工作组审议和现行的区贸协定委员会审议“审而不决、决而无果”的局面，尽快树立起WTO对区域一体化审议的权威和信心。二、WTO应在新的“千年回合”中建立统一的区域一体化审议规则和程序，改变目前不同的区域贸易安排分别依照不同的协定或规定（如GATT第24条程序、GATT第四部分程序、1979年东京回合“授权条款程序”、GATS第5条程序等）进行审议的混乱状态，提高审议速度、效率和质量。三、WTO应尽快研究和制定界定区域一体化是否阻碍多边贸易体制的一般标准，以便及时断定拟议中的或已通知WTO的区域一体化安排是否符合多边贸易规则。四、尤其重要的是，应在新的

回合中修订WTO协定，明确规定WTO规则的效力应优先于各成员方的国内措施和其相互间达成的各种区域贸易协定。

必须强调的是，无论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断完善对于推进21世纪全球贸易自由化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各种区域一体化的继续发展仍是多边贸易体制实现其宗旨的必要补充。同样必须明确的是，无论区域一体化在21世纪的纵横发展是何等的迅猛，是何等的富有活力，都必须自始至终在多边贸易法律框架下运作。因此，我们必须坚信：不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道路在21世纪是多么的崎岖曲折，我们都应该把多边贸易体制视为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目标的“主干道”来建设，而把各种区域一体化视为相伴而行的“支流”予以引导和扶植。

[注释][1]PREUSSEHeinzG.RegionalIntegrationintheNineties[J].JournalofWorldTrade，1994，28（4）。

[2]曾令良。欧洲共同体与现代国际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多边贸易范文篇3

二战后，世界贸易体系逐渐形成了以GATT/WTO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通常认为，在国际经济领域多边贸易体制是推动世界各国贸易便利化和经济进步的一种自由贸易体系。但是，运用规范经济学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发现，多边贸易体制并不是自由贸易体制，而是一种国际协调机制的制度安排，它的宗旨并不是实现贸易政策的自由化，而是帮助成员国政府避免在单方面改善贸易条件过程所出现的“囚徒困境”（贝格威尔、思泰戈尔，2005）。

如果没有多边贸易体制，各国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通常会采取关税等贸易壁垒以及本币贬值等手段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在分析世界贸易体系的传统经济学方法中，一般的认识是，一国不会轻易放弃关税等保护政策，因为在非合作的博弈过程中，一国对进口商品实行保护，可以使本国的贸易条件发生改变，对本国的福利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从一国角度出发，保护贸易政策对本国经济是有利的。但是，在非合作的博弈中，如果各方都选择保护政策，各国就会在竞相提高保护壁垒的过程中达到非合作的纳什均衡，这种均衡的状态已经被证明是非效率的均衡，即保护贸易政策下形成的“囚徒困境”。

因此，没有国际贸易协定协调的国际经济秩序往往由于各国政府实施保护贸易政策而陷入混乱，阻碍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世界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经历已经充分佐证了这一点，那个高关税年代的惨痛经历使各国政府都想摆脱贸易政策下的“囚徒困境”。而按照博弈论的理论，如果各国政府能够达成有约束力而且可实施的协议，这个博弈就会从非合作性的博弈转化为合作性的。于是，能够保证各国政府信守承诺的约定的存在就成为摆脱“囚徒困境”的关键，而多边贸易体制这一国际协调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使得每一个成员国都享受到了互惠的关税减让，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实践证明，多边贸易体制确实可以使政府摆脱贸易政策下的“囚徒困境”。

二、多边贸易体制自身的发展陷入博弈困境

1、新多边贸易体制谈判步履维艰

多边贸易体制有助于各国政府摆脱贸易政策博弈下的非合作均衡，而它本身也是一个博弈过程，即一场多方构建协调规则的博弈。

在构建WTO规则的博弈过程中，每一个成员国不仅要考虑自身利益，还要预测其他成员国可能的策略及反应，并据此做出最佳的策略选择。当博弈各方都不愿意单独改变策略时，就构成了一个博弈的均衡，当然它可能是合作的也可能是非合作的均衡。如果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各成员国通过协商，相互妥协，最终确定一份能使各方都比较满意的谈判议题，那么就可以达到合作性的均衡如果各成员国的利益千差万别，博弈各方都不愿接受对自己不利的任何议题，从而不能就多边谈判议题达成一致意见，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就陷入了困境。因此，多边贸易体制是一个以合作为基础的机制，只有各成员国充分合作，才能保证整个多边贸易体制的良性运作和发展。

从现实的谈判看，由于WTO各成员国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各国所关心的议题就不尽相同，不同的国家希望将不同的议题纳入多边贸易谈判议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自然而然地组成了若干国家利益集团，而实际的谈判即在各个国家集团之间进行。

WTO成立以来，多边贸易体制就由于各个国家利益集团的利益纷争而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从1996年第一次部长级会议开始，博弈各方的对峙就拉开了序幕。其间历经了西雅图和坎昆部长会议的失败，多边贸易体制谈判的失败似乎近在咫尺。幸运的是，博弈各方在2005年在香港部长会议上又重新回到艰巨的谈判轨道上。但是，随即在2006年7月24日，世贸组织以及多边贸易体制又经历了一次重创。由于各方谈判破裂，在这一天，WTO总干事拉米沮丧的宣布了多哈回合谈判的无限期中止。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由于各方的不合作而陷入了博弈困境。

2、复杂的博弈网困扰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新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之所以陷入博弈困境，是因为在这场博弈中，各方为争取自身利益在不同的议题上展开了众多的子博弈，从而在总体上形成了一张复杂的博弈网。

从整体看，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发展中成员较为关心乌拉圭回合协议的执行问题，而发达成员则更为关心服务贸易和“新加坡议题”。涉及到具体议题时，其中则既有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矛盾，也有发达成员之间的冲突，还有发展中成员中不同集团的利益冲撞。同时，不同议题的博弈之间又相互牵连、相互制约。因此，多边贸易谈判就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博弈关系。

例如，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业的谈判是3个主要议题，各个议题的谈判是相互制约着的。正是各议题之间的胶着、不同角度博弈利益的权衡使得这场博弈变得异常复杂。

值得注意的是，多边贸易谈判的博弈变得如此复杂，除以上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矛盾正日益凸现。发展中成员开始团结合作，协同与发达成员抗争。坎昆会议出现了以巴西、印度和南非为领导的代表发展中成员利益的20国协调组（G20），这些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在前轮次谈判中作用微弱，坎昆会议G20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谈判格局。随着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发展问题已成为谈判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3、外部的冲击使多边贸易体制的困境雪上加霜

冲击1：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泛滥。多边贸易谈判的艰辛曲折使得多边贸易体制的威信受到了严重打击。在此情况下，博弈各方开始转而寻求以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来促进贸易，部分成员国对区域集团化投入了极高的热情而无视WTO的存在。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势态，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各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尊重，使其在发展的困境中难以自拔

冲击2：反全球化运动高潮迭起。1999年11月底12月初，在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有4万人组成的全球化抗议者队伍与警察在整个西雅图发生了全面冲突，被称为“西雅图风暴”，从此拉开了世界范围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序幕。

自从西雅图风暴之后，反全球化运动与推进全球化的国际峰会总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举行，锋芒直接指向推行全球化的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之后的每一次部长级会议会场之外，都云集着大量的反全球化运动人士，对世界贸易组织乃至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

三、舍“多边贸易体制”而取谁

1、世界贸易体系的其他选择

除多边贸易体制外，单边措施、双边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都是世界各国可以采用的贸易制度安排相比之下，其余几种制度安排存在着更多的缺陷和不足，虽然本国或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参加国可能在局部得到贸易自由化的好处，但其排他性却会导致世界福利水平的下降，因此，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都不可取。

（1）单边措施。这种贸易措施的实行往往引起贸易对手的报复，以往最后导致贸易战的贸易摩擦大多是当事方采取单边措施所致。从世界贸易体系发展的历史来看，目前似乎已经不可能回复到采取强硬的单边措施的年代，虽然国际上的霸权主义依然存在，但即使是处于绝对贸易优势地位的国家，经过几十年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及世界形势的改变，也都更愿意采取协商的方式解决贸易问题。

（2）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协定及区域性贸易协定都不是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基础，而是强调贸易政策的对等性，因而就存在着歧视。这种歧视增加了区域集团与其他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对抗性，非常容易导致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平衡和不稳定。另外，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因为有其各自复杂的关税规则、原产地规则和监管法规等，使得其有限的体制能力也经受着严酷的考验。因此，世界贸易体系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大。

现在，世贸组织几乎每个成员也都同时是某个或某几个区域贸易协定的缔约方，这种现象的日益加重可能造成世界贸易体系的支离破碎，形成贾格迪什·巴格瓦蒂（2006）所说的“盛意大利面条的碗”的效应（`spaghettibowl''''effect），意思是说自由贸易协定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2、多边贸易体制如何继续

根据以上分析，多边贸易体制应该是世界贸易体系最优的国际协调制度安排。虽然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陷入了困境，但从多边贸易谈判历史看，没有哪一次谈判顺利，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困境只是暂时性的，因为继续维持这一体系的发展是符合各方利益的但是，重新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有两个关键的问题必须正视.

一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利益冲突如何平衡的问题目前，因为发展中国家已经演变为规则制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制定已经从完全受发达国家支配，演变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双方在维护利益的过程中互不让步，直接导致了多边贸易体制谈判的停滞。因此，如何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各方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已经是继续多边贸易体制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减少政治因素干扰的问题，这一问题也许是多边贸易体制走出博弈困境的根本之路。就连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都承认，谈判的僵局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因素、例如，美国在农业谈判中

的行为与其国内政治有着直接的联系。当时，小布什政府考虑到2006年11月的中期选举需要争取来自农业大州的选票，因此，承诺进行农业改革的决心并不坚定。在2006年4月谈判的关键时期，美国又突然更换贸易谈判代表，致使各方都对如期达成协议表现出了明显的忧虑和严重的信心不足。事实证明，美国确实在随后的谈判中表现了强硬的立场，并被认为是导致多哈回合谈判中止的重要原因。其他许多成员政府也受到国内政治的压力，不愿消除服务市场壁垒或者进一步降低工业品关税，于是纷纷以农业谈判僵局为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就可以理解了。因此，减少政治因素干扰是通畅多边贸易体制发展之路的必要工作。

四、结束语

在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60年里，各国己经受益良多虽然，部分国家没有分享到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益处，其体制本身也存在着缺陷，再加上外部种种因素的冲击，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陷入了困境，但是世界贸易体系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步伐已经不会停止。

多边贸易范文篇4

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博弈，囚徒困境

一、贸易政策选择的“囚徒困境”

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能够自主制定贸易政策，它们分别面临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种选择，假设两国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则都受益，而当本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他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本国利益受损而他国受益，当两国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两国均受损，两国各自选择贸易政策后的收益矩阵如图1，它构成一个明显的“囚徒困境”模型。

在该模型中，在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两国必然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在贸易政策选择后，其纳什均衡为图中右下角的(-8-8)，这是该博弈模型惟一的纳什均衡解，无论这两个国家进行多少次重复博弈，贸易政策的选择依然是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该模型虽仅以两个国家为基础，但是推广开来依然适用，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保护贸易政策受到各国政府青睐。

二、多边贸易体制：摆脱贸易政策“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

上述模型中惟一的纳什均衡是两国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很明显，从各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该纳什均衡解是最优的，但并不是两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最优的，相反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选择。因为这两个国家可以做㈩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均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这样其收益为(1010)。由此可见，政府独立的理性行为不是有效率的，一个制度或体制的建立将有助于通过推动合作来解决这一困境(霍克曼等，1999)。根据博弈理论，要实现这种政策选择的转变，首要的条件就是博弈方需要从非合作走向合作，即在博弈方之间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并且要求这种制度安排是可信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可以是单边的、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但是只有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才是摆脱“囚徒困境”的博弈规则。

前面分析已经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冈为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会通过选择保护贸易政策获取利益，进而造成本国利益损失。双边贸易协议同样具有其先天的缺陷：一方面，世界上并非仅仅是两个国家，如果任何两个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负的外部性，造成其他国家的报复；如果其他国家之间又达成贸易协议，则势必引发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陷入新的贸易集团“囚徒困境”。另一方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某一方如果违约，而其对方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实力来限制它这么做，这样就容易导致诸多双边协议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多边贸易体制由于其参与者具有多边性质，确保了协议的可信性和有效性，大大强化了承诺信号，并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发展。

三、多边贸易体制的建设者：“智猪博弈”中的大猪

多边贸易体制是一项公共产品，虽然大家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但正如瑞士作家阿尔弗雷德.莫勒尔在《玩世箴言》中指出的一样，“尽管大家同乘一条船，可一些人是划船，另一些人只是坐船”。作为公共产品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建设过程中，不同的国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的大国理所当然地担当起划船人角色，而其他的小国则充当坐船人。正如划船人需要付出体力成本一样，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中的大国自然要付出机制建设的成本，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们是无私的，相反却是自身利益使然，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模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设想猪圈里养着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猪圈的一端有一个猪食槽，另一端安装一个按钮，每按一次按钮就会有10个单位猪食自动落入槽中。如果一头猪去按按钮，再回来另一头猪可能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按电钮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吃光所有食物；若是大猪按动电钮，由于小猪吃得慢，大猪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争得一些残羹。如果两只猪都去按电钮，则大猪和小猪均能争得食物。假设任何一头猪去按电钮都将付出两个单位食物的成本，两只猪的各种选择及其所获得的食物见图2。在这个模型中，为了得到食物，两只猪的选择就是小猪等在食槽旁边，而大猪则需要奔忙于按钮和食槽之间。

回顾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过程，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大猪的角色，而只有美国有能力也愿意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从竞争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它的贸易伙伴，美国具有如此之大的优势意味着，它能承担重建欧洲的责任，而与此同时不需要经常为这些政策给美国商业带来的后果而担忧(基欧汉，2006)。难怪WTO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1998年3月4日在“全球贸易体制GATT50周年纪念日论坛”上发表题为“从憧憬到现实：多边贸易体制50年”的演讲中将“这一体制的构思归功于美国人的灵感”，并且热情地赞扬“美国是八轮世界贸易谈判背后的驱动力”，“贸易体系在过去50年中始终如一的就是美国的领导地位”(RenatoRuggieroetal,1998)。

事实并非是“智猪博弈”模型中的那种对等获利结果，现实中大国可能会付出较少的成本却获得更大的利益。规则的制定者必定是规则的受益者，大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包含了它自己的利益取向，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带来利益分配向大国倾斜。

四、互惠原则：避免搭便车行为和平衡双层博弈谈判

互惠贸易是多边贸易谈判及成员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与其他成员实现经贸合作的主要工具。虽然GATT和WTO均没有明确强调互惠原则，但是不能否认互惠原则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机制中，互惠原则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避免搭便车行为发生，二是平衡各成员政府双层次博弈谈判。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由大猪去按电钮而小猪选择等待，这便产生了搭便车行为，即小猪不付出任何努力而能够获得食物。当然，这仅仅是“看不见的手”原理的童话版，现实中的大国虽然领导和建设多边贸易体制，但决不允许其他成员搭便车行为发生，教科书式的单边主义贸易自由化在GATT／WTO的设计中找不到一席之地(盛斌,2001)。GATT规则正是以美国制定的《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为基础产生的，WTO管理的协议也是以权力与义务平衡为基础的，这种平衡是通过互惠的市场准入承诺的交换而取得的。在WTO成立之前，GATT成员大约每隔10年就要在互惠基础上就降低货物关税问题进行一个回合的谈判……创建WTO的乌拉圭回合继续坚持了互惠的关税减让方针(麦金尼斯,2004)。互惠原则是建立行为准则过程中的一项基本要素，其制定也是为了缩小因最惠国待遇而引起的免费搭车的范围(霍克曼等，1999)。鞑姆曾这样解释：“在制定关税协定时，这种被认可的方法通常被冠以互惠的标题。从法律原则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其他缔约各方提供互惠关税减让的时候才需要作出关税减让。”(贝格威尔等，2005)。

所有的经济都是国际的，可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WTO多边贸易谈判对其中任何一个成员来说都是双层博弈过程，即国际层次博弈和国内层次博弈。国际层次博弈中，成员政府总是力求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国内层次博弈中，利益集团不断向政府施压，迫使其采取符合自己偏好的政策。进行国际谈判的政治家一般来说试图同时做两件事情：即同时在国际的谈判桌上与其他的国家代表进行谈判和在国内的谈判桌上与那些将进行批准和实施协议的行为者谈判(薄燕，2003)。对于美国这样国内利益集团逐渐强大的国家来说，国内的保护利益集团在没有获得互惠的措施而实行单边贸易自由化，要想获得通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互惠原则正起到平衡政府双层次博弈的作用，互惠的关税减让对每一个国家的自由贸易造成压力。通过互惠体制的承诺而削弱贸易保护主义集团的影响，……如果没有互惠体制的压力，即使消费者拥有数量上的优势，贸易保护主义集团仍会对贸易政策施加比消费者更大的影响(麦金尼斯,2004)。

五、最惠国待遇原则：博弈利益的扩大器与稳定器

非歧视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是各成员间平等地进行贸易的重要保证。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某一成员在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成员的优惠和豁免，也应给予其他任何成员。从这一方面看，最惠国待遇原则是规范多边贸易体制参与者国内贸易政策的原则，是互惠原则落实的具体保障措施，也是国际贸易总得益在各参与方之间公平分配的机制。多边贸易体制的这项规定不仅使博弈利益得以扩大，而且也能够稳定博弈利益。

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议主要通过双边谈判达成，在GATT／WTO实践中，为克服搭便车行为，谈判是在主要供应国的基础上以互惠原则进行，即某个产品的关税减让要求通常是由主要进口供应国(即产品的最大供应商)提出的。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这种双边谈判达成的结果通过五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推广开来。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互惠原则的多边化，这种多边化会产生一种表示友好的效果，即能够有利于促进自由贸易的市场原则。另外，最惠国概念强调可适用于所有参与国的普遍原则，这样就可以使规制成本的最小化。“最惠国待遇可以减少谈判中‘免费搭车’所带来的潜在成本，‘免费搭车’会阻止政府的决策处于效率边界，最惠国待遇可以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Capinetal,1988)。因为最惠国待遇将多边贸易体制中经济强国的活动变得简单，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将互惠原则下进行双边谈判的结果推广至所有国家，使其不必要与数十个国家进行持续复杂的双边谈判。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市场开放的扩大器，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拓展，使国际贸易博弈总得益的生产能力扩大到极致。

在稳定多边贸易体制方面，非歧视原则可以降低贸易战的风险。在政治层面上，没有最惠国原则，各国政府可能会试图确定特殊的歧视性国际集团类别，这种特殊的集团分类可能会引起憎恨、误解和争端，因为被‘忽视的’国家会对这种排斥回以颜色。而最惠国原则既有助于减少各国之间的对峙，又可以抑制政府求助于短期的、暂时的政策，防止给这个饱受冲突的世界‘雪上加霜’(杰克逊，2001)。贝格威尔和斯泰格尔建立的均衡模型得出的结论指出，一国贸易政策的外部性如果只通过世界价格转移到其他国家，政治最优关税才是有效率的，在存在多个国家时，当且仅当关税设立符合最惠国待遇时，贸易政策的外部性才通过这种途径传递。再加上互惠原则有效地消除这种外部性，最惠国待遇与互惠原则联系一起能够有效克服‘双边机会主义’对WTO体系的侵蚀。多边贸易体制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特点，使它的承诺信号变得更加可信。因为最惠国待遇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各国已经承诺的保护水平，当某一个成员背离其以前对某个贸易伙伴所作的承诺，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它就需要向所有WTO成员做出补偿，从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六、争端解决机制：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实施的保障

要解决国际贸易协定的实际义务的履行问题，关键是需要建立一套强制实施的措施。“在国际范围内，法庭的重要性是有限的，在没有宪兵和监狱存在的情况下，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法庭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还是有限的”(贝格威尔等，2005)。

WTO组织结构中的核心和重要部分是源于GATT几十年经验和实践的争端解决程序，它是使世界贸易体制条约义务得到有效履行的一种核心措施。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WTO王冠上的明珠，正如前WTO总干事鲁杰罗所说，“如果不提及争端解决机制，任何对WTO成就的评论都是不完整的。从许多方面讲，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做出的最独特的贡献。”它一方面解决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另一方面也通过本身程序和机制的完善保障了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实施。

为换取更强有力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WTO对单边贸易行动实行了严格的多边约束。各国政府同意，只要有可能，均采取多边补救方式解决问题。这就限制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余地。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其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是体现了平等、迅速、有效和具有约束性的，其争端解决机制的赔偿和授权报复执行手段限制了大国任意采取“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能够克服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势力不均衡”，因为两国贸易战中总是大国的损失要小，所以在双边框架下约束它违约的力量较小。而在WTO多边框架下，违约将被要求赔偿损失并可能受到经济制裁，增加了大国违约成本。

被认为是“从论坛和调解委员会变成法院或仲裁庭的革命”的争端解决机制提高了WTO作为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多边贸易体制更安全、可预见和稳定。它将“共识”程序改为“反向共识”，加强了WTO法律制度的约束力。反向共识规则形成的自动通过，使得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成员在WTO协议下发生的争端有了强制管辖权。WTO在强调当事成员之间的磋商、谅解、斡旋、调解和调停的同时，还强调了国际经济贸易仲裁的作用，建立了各种具有一定强制力、准司法效力的执行手段。最后，它规定了最后解决期限，并借组织的力量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报复机制的威力，从而保障裁决的执行。

七、谈判机制：一个驱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系统

从本义上说，多边贸易体制是处理各国贸易关系的原则和规则的基本框架。不过，这些原则和规则以及各国在这些原则和规则下相应的义务，并不是由某个全球性的统治机构来制定和强制实行的，实践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超国家机构。GATT／WTO本身并不是规则制定者，而是组织成员进行谈判，为成员间谈判提供便利、提供谈判场所(黄静波，2004)。谈判才是多边贸易体系的驱动力量，它被用来确定规则和程序，定期降低贸易壁垒，或用于新的国家想加入这个俱乐部的时候，还被用来解决贸易摩擦(霍克曼，1999)。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飞跃正是通过一系列“贸易回合”的方式实现的。谈判本身就是博弈过程，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更是一个博弈系统。

(一)加入谈判与议题谈判如果某一个国家或具有独立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单独关税区希望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则必须进行关税减让和其他开放承诺谈判，这通常被认为是“入场条件”，它要求加入者在一个对所有成员开放的工作组里进行谈判。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一个加入国可以从它加入之前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制)成员之间已经商定的所有减让中获得利益，因此，只能期待会要求加入国本身做出贡献，即将它自己的减让表添加到那些已经成为关贸总协定附件并构成其组成部分的减让表中去(奥利佛.隆，1990)。这种程序完全是有充分理由的，它充分体现了多边贸易体制的互惠原则。

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以议题谈判为基础，谈判需要首先确定议题，而谈判议题的确定本身往往就是一场谈判，各成员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各个成员提出的议题交叉互错，最终形成议题群。为推动谈判进行，多边贸易谈判中往往在谈判开始和结束阶段尝试跨议题关联，在初始阶段的跨议题是为获得一个平衡的谈判议程，到谈判的最后阶段，由于各成员对于各个议题的立场已经彻底表达清楚，为达成整个协议则需要进行议题挂钩，它潜在地起到两个作用：可以用于获得互惠性，即满足了分配上的限制而达到利益和减让的平衡；可以用于提高自由贸易产生的潜在获利。因此，多边贸易谈判往往出现“在所有的事情达成协议前什么也达不成协议”。

(二)多方、多阶段、多层次谈判多边贸易谈判包含多个阶段，首先由一个起催化作用的成员开始，发起一个确定谈判议程的前期谈判，然后是正式的多边贸易谈判，随后依次是后期谈判和实施阶段。议题谈判的进行是多方参与的过程，其复杂性远远超过只涉及两个博弈者的谈判，而且在诸多博弈者之间可能形成同盟，而且同盟的类型各有不同：某一个同盟内的成员在某一项议题中具有相同的立场，而在另外议题上又针锋相对，形成一个极其复杂的谈判网，也使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具有多层谈判的性质。对于某个成员来说，其关心的不仅仅是能否达成协议，而且需要考虑达成的协议能否得到国内法律的批准，这就是一个双层博弈的过程。对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性组织，例如欧盟，它不仅仅涉及欧盟与其他成员的谈判，各成员内法律的批准，还涉及到欧盟成员之间的谈判。

(三)谈判结果：拒绝点、协议区域与获胜集合谈判最终是需要结束的，不是达成协议就是陷入僵局。双边协议是否达成取决于二者之间有没有协议区域，协议区域的确定取决于拒绝点，即谈判者(出价者和要价者)各自的心理底线，最起码达成协议要比不达成协议好。图3中A国和B国的拒绝点分别为A点和B点，对于A国来说，A点右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对于B国来说，B点左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A、B两点之间就构成协议区域，则A、B两国有可能在协议区域内达成协议，协议区域的大小决定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至于它们是在Xl处达成协议还是在X2处达成协议，则取决于二者各自的谈判能力。

该图同样用于解释各成员的双层博弈结果，只不过在这里，协议区域被称为“获胜集合”，即国内法律能够批准对对外贸易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所有可能集合。同样，该获胜集合越大，从而达成的协议就越可能被批准。

多边贸易范文篇5

一、绿色贸易产生的背景及内容

绿色概念是随着环境问题日渐突出而产生的。上世界60年代，绿色运动在西方兴起（注：JohnJ.Audley,GreenPoliticsandGlobalTrade,GeorgetownUniversityPress,1997,P.30.）

，1972年由西方科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等知识界人士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公布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对人类的困境提出警告：鉴于“世界环境在量方面的限度及超越限度的悲剧”，全球只能有几十年的增长，为此必须改变人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甚至社会组织。（注：［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47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主张在不危及后代人满足环境资源要求的前提下，确保人类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地球峰会”，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指出可持续发展是协调人与自然的正确方向。由于认识到保护环境是人类一项迫切任务，绿色浪潮渐呈席卷之势。绿色消费观念对人类的消费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消费者的绿色内生需求直接影响到厂商对生产技术的革新，有些发达国家的新产品中绿色产品的比例占到一半以上。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的经济统计方式忽略了自然因素和环境因素，不能反映出经济可持续性，应该设计包含环境影响的指标，如“绿色GDP”等，对国民生产总值进行重新计算，（注：［美］威廉·D.诺德豪斯：“国民经济统计的新方向”，《新华文摘》2001年第39期。）将经济的环境成本从经济的外生变量纳入到内生变量。绿色浪潮同时也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生活，一些国家的环境组织演化为新兴政治力量——绿党，德国绿党甚至成为执政党之一。

由于对绿色产品的内生需求和各国环境水平的差异，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大趋势的催生下，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注：AlanM.Rugman,JohnJ.Kirton,JulieA.Soloway,TradeandEnvironment,EdwardElgar

PublishingLtd,1998,Introduction.）到90年代绿色贸易已成为广泛讨论的议题。绿色贸易与传统国际贸易只关注市场上发生的费用不同，它将市场外的环境因素考虑在内，扩充了贸易的成本范围，增加了环境成本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成本两大内容。环境成本是指国际贸易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如能源、生物源性产品的贸易对大气、生物多样性等的破坏；社会成本是伴随环境成本产生并由于包括税收政策、劳工标准、竞争政策以至人权等社会政策失误而造成的后果。由于这两类成本不能有效地内化到产品的价格中去，因而绿色贸易引发的问题实际就是如何解决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外部性问题。

从国际贸易的实践分析，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经济一体化、国际贸易区域化集团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对绿色贸易的盛行起了客观推动作用。经济一体化推动了世界贸易额的增长，也加剧了区域之间的贸易竞争，美欧贸易集团在促进其内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同时，采取非关税壁垒措施，提高区域外竞争对手的市场准入门槛来保护自身利益。据统计，经过GATT乌拉圭回合前七轮谈判，成员方非农产品的平均关税已从40%下降到4.7%，然而，各种非关税壁垒措施却从上世纪60年代的800余种猛增到80年代的2500多种，其中尤其以推行“绿色贸易”(GreenTrade)——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保护动植物、生物多样性——为名设置贸易壁垒措施的现象较为普遍。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是“绿色标志”制度，又称生态标志。它由政府管理部门或民间团体按照严格的程序制定环境标准颁发给厂商，附印于产品及包装上，以向消费者表明该产品从研制、开发到生产、使用直至回收利用的整个过程均符合生态和环境保护要求。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只有得到“绿色环境标志”才能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因而绿色标志又有“绿色通行证”之称。绿色标志产生的时间不长，但发展十分迅速，1978年德国率先推出“蓝色天使”计划，随后，许多发达国家纷纷效仿，出现了诸如北欧四国的“白天鹅制度”、欧洲联盟的“EU制度”、加拿大的“环境选择制度”、日本的“生态标志制度”等。

从理论上分析，绿色贸易的提出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外部性理论的创立直接相关。1991年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提出了外部性与产权理论，解释了经济的外部性——第三方承担成本问题，并因此获得了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的理论分析是从环境污染问题开始的，认为环境资源的产权不明使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成本得不到内化，解决方法是通过法律手段界定环境的产权，重新分配权利，保障公众福利，“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不管它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理机制），以及转成一种新制度的成本”，（注：罗纳德·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既要避免无人承担的污染成本，又不损害净产值的最大化。科斯理论为环境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最具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在环境与经济之间建立起了有机的结合。科斯之后的学者继承了以界定环境资源产权解决贸易的环境成本的新思路，但由谁界定这一难题引出理论界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从政治学现实主义的理论出发，主张利用经济实力和市场压力，迫使别国改变环境政策，达到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的目的；另一种则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国际贸易的内生变量之中应该包括环境，经济一体化会逐渐产生有益于促进环境的国际贸易规则，（注：DelislePasal,GreenTrade,HarvardInternationalReview,Fall2000,Vol.22,Issue3.）形成一系列防止过低或过高环境标准导致不公平竞争的制度安排，目前的贸易体制需要制定和补充有关国际贸易的环境规则和标准等内容，从制度上保证贸易的外部性影响趋向于零。（注：DanielC.Esty,GreeningtheGATT:Trade,Environment,andtheFuture,WashingtonD.C.,

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1994.Chapter4.）

作为国际贸易的全球管理及协调机构，GATT/WTO对环境保护的贸易影响最初持警惕态度。1971年，GATT秘书处一份题为《工业污染控制与国际贸易》的报告从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角度提出，环境保护政策将成为国际贸易的障碍，有可能导致新的保护主义形式——绿色保护主义。为考察环境政策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同年11月GATT理事会成立“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工作组”(EMIT)，主要工作集中在：环保政策对GATT规则的执行、环境措施（如生态标签计划）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多边贸易规则与国际上达成的200多个多边环境协定(MEAs)中的贸易条款之间的关系、对贸易产生影响的国家环境规则的透明度等问题。此后二十年间随着与环境有关的贸易纠纷数量不断上升，特别是1991年举世瞩目的墨西哥向GATT诉美国金枪鱼案后，GATT/WTO的立场发生了微妙转变。1994年4月签署的成立世界贸易组织马拉喀什协定，正式将环境保护、稀有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列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决定成立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力争达到既保护环境又符合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国家的需要”（注：《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前言，/english/docs-e/legal-e/04-wto.pdf）。2001年底的多哈会议更进一步，决定启动包括贸易与环境议题的新一轮贸易谈判。多哈宣言主张就现存WTO规则与EMIT之间的关系、WTO相关委员会与EMIT秘书处信息交流的程序和观察员地位的标准、减少和适当消除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等展开谈判，指令WTO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对环境措施对市场准入的影响、对出于保护环境而提出的生态标签要求给予特别的关注。（注：世贸组织多哈部长级会议宣言，/english/thewto-e/minist-e/min01-e/mindecl-e.htm）WTO总部经济学家认为单纯的贸易制裁既无效果又不公平，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一定程度上代表了WTO目前对绿色贸易环境问题的立场。（注：AlanM.Rugman,JohnJ.Kirton,JulieA.Soloway,TradeandEnvironment,EdwardElgar

PublishingLtd,1998,Introduction.）WTO态度变化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相关的争端不断出现，世贸组织成立后受理的第一起贸易争端案件，就是关于采取保护环境的贸易措施是否适用于GATT有关规则，成员方对环境问题难以回避。其次在WTO内部，发达国家在该问题上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它们认为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关注面太窄，不能将贸易、发展、环境有机地统一在一个框架里，在所有有关贸易实践中的环境问题上都没有提出建议和具体可行措施，欧盟声称不会放弃在WTO中建立所谓“绿色之窗”和对WTO规则、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机构进行改革的要求，目的是争取获得在WTO中采取特殊贸易措施的权力。再次，非政府组织也发挥了一些作用。1996年有欧洲国家政府支持背景的世界自然保护基金，在其内部建立了贸易、环境、可持续发展工作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也成立了以日内瓦为基地的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专门从事国际贸易与环境间关系的研究，并试图影响WTO的谈判议程。

二、绿色贸易及对多边贸易规则的影响

据统计，贸易的环境影响引发的双边、多边贸易纠纷案例已高达数百起，1982-1996年向GATT/WTO申诉的有八起。（注：JohnWhally,ColleenHamilton,TheTradingSystemAftertheUruguayRound,Intitute

forInternationalEconomy,1996,pp.80-81.）目前国际上还缺乏公认、有效的规则用以裁定与环境有关的贸易争端。WTO没有专门的与环境有关的贸易协定，相关内容分散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0条、《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4条、《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第2条、《农业协定》中的环境计划补贴、《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8条、《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第1条中。（注：有关条款参见石广生主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二），“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这些条款主要是强调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的重要性，强调发展与可持续性等原则，缺乏具体的实质性内容和强制性措施或规定，这与绿色贸易的广泛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发达国家寻求采用国内已形成的一整套环境法规监管国际贸易中环境的跨国界影响，这些措施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对现行多边贸易规则构成了挑战，规则的更新已成一种必然趋势。

首先，世贸组织一些基本原则受到挑战。《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一条和第三条规定了一般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要求成员方之间不得采取歧视性措施。但在一些具体的案例如美墨金枪鱼案、美印虾产品限制案和美国巴西等国汽油标准案中，美国借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0条环保规定、运用本国的环境标准限制外国产品进口，均违背了WTO的非歧视性原则，从而与一般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相冲突。最典型的是美国巴西1995年的“美国汽油标准”案例。美国的环保法律《清洁空气法》规定了衡量汽油质量的双重标准，对国内企业要求达到1990年质量数据基础上设定的“企业单独标准”，对国外炼油商，则以减少大气污染、保护环境为由，要求国外厂商，除了1990年出口到美国的汽油数量的75%以上来自其在国外的炼油厂的国外炼油商外，进入美国市场的汽油各项污染指标须降低到“企业单独标准”之下，即达到严格的“法定标准”。美国的双重标准作法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不满。1995年委内瑞拉、巴西起诉美国的环保法律《清洁空气法》，认为“75%规则”不是中立标准，与汽油质量无关，却给予了特定国家的企业以特殊的优惠待遇；同时质量标准剥夺了外国炼油商采取“企业单独标准”的可能性，使进口汽油受到低于美国国产汽油的待遇，构成“保护本国产品”，违反了GATT第一条和第三条。美国则辩解说，美国保护可用竭资源和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安全符合GATT第20条环保规定。WTO上诉庭裁定美国的基准标准没有与国内限制生产与消费的措施相配合，实际造成对国外产品的歧视，因此不能根据第20条享受例外，要求美国修改国内法律使其符合GATT基本原则，委内瑞拉和巴西获胜。（注：朱榄叶编著，《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68页。）目前一些国家及组织正对WTO规则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0条如何解释方能避免与WTO基本原则的冲突进行深入研究，这将对解决绿色贸易的争端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其次，WTO规则中一些基本概念面临修正。焦点主要集中在“同类产品”的概念上，WTO规则规定，同类产品主要针对性能而言，仅指相同或类似产品，不允许对不同国家的同类产品采取歧视性的措施。对转基因产品而言，传统概念显然不能适应目前国际贸易的实践。转基因产品与一般意义的产品相比较其用途和成分与类似产品是一致的，从这一点看，它符合同类产品的概念。但转基因产品在完成自己的生命周期之前不能自行复制和繁衍，这是它与一般产品的根本不同之处，因此从这一特性又可理解为是不同的产品。所以对转基因产品而言，WTO关于“同类产品”的定义自相矛盾。以推行绿色贸易、保护人类健康为由，对转基因食品采取生态标签的措施，让消费者在标明转基因与非转基因产品中做出选择，这是否构成对同类产品的歧视性对待？这个问题在目前的贸易规则中得不到明确的解释，因此极易被经历过食品安全危机的欧洲国家和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者利用，对美国等（包括中国）掌握先进生物技术国家的贸易产生影响。WTO同类产品的定义还回避了产品进入市场之前的生产工艺和方法（ProcessandProductionMethod，简称PPM）问题，成员方在PPM问题上的分歧，也造成对同类产品的歧见，突出的例子是1991年墨西哥诉美国金枪鱼案。美国认为墨西哥捕捉金枪鱼的方法危及到与金枪鱼共生的海豚生命安全，不符合美国国内法律——《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案》——对产品生产过程及产品标签的规定，违背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张，增加了人类的环境成本，不能被视为同类产品，所以限制墨西哥金枪鱼进口。墨西哥认为同类产品比较不能等同于产品生产方法的比较，美国限止进口与国际贸易规则不符。GATT专家组认为，GATT规则并没有明确表明采取环境控制措施可以超出其司法权领地之外，美国将其境内有关动物及自然资源的法律措施越界强加于另一方是不允许的，美国不能因为墨西哥的捕捞方法而限制进口。虽然GATT上诉机构没有采纳专家组意见，但却以美国没有同等对待金枪鱼出口国家为由裁定美国败诉。这一条例虽然做出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裁决，但GATT回避PPM问题，没有明确国家环境法规与WTO规则各自的使用权限，因此发展中国家担心发达国家今后仍会以PPM为由，将国内法律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并将这个问题带入WTO新一轮谈判中去，使运用国家法律实行贸易制裁合法化。

第三，绿色贸易涉及的两大全球管理体系——WTO与MEAs之间面临着进一步协调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未来绿色贸易规则的形成。在目前情况下，WTO规则规定，只有当进口产品影响到进口国的环境时，该国可以采取进口限制。而根据MEAs，只要协约方认为进口产品的生产过程对环境造成危害，就可启动对该产品的进口限制，如按濒危物种的等级采取禁止、严加限制、控制贸易措施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73年）、控制与淘汰氟氯化物产品的《蒙特利尔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议定书》（1987年）、法律上禁止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出口的《关于控制有害废弃物越境转移及处置巴塞尔公约》（1989年）等。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国际环境峰会宣言还规定，可以采取单边强制行动处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由此可见由PPM问题引发的WTO规则与MEAs之间的冲突正日趋激烈。这突出表现在1998年印度等国起诉美国对虾产品的进口限制案中。美国援引本国《濒危物种案》第609条，禁止所有未使用避免误伤海龟装置而捕获的虾产品进入本国市场。WTO上诉机构虽借MEAs来界定“可用竭动植物”的保护种类，但并没有采纳公约的制裁措施，而是按贸易歧视判印度等胜诉。（注：杨荣珍著，《WTO争端解决——案例与评析》，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464页。）这意味着WTO对MEAs公约的否定。另外，当一个WTO成员方而非多边环境协定签约方想出口产品到MEAs成员国时，MEAs和GATT条款可能会在PPM的问题上产生冲突。（注：WilliamA.etc.,USTradePolicy:History,Theory,andtheWTO,Armonk,1999,p.46.）有关国家正在研究WTO及MEAs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并试图影响未来的多边贸易谈判。

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的国际贸易实践证明，环境问题引起的贸易争端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且后者处于被动不利地位，这一点已引起我国高度重视。学术界对绿色贸易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绿色贸易是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利用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所采取的贸易壁垒措施；另一种认为对环境偏好的内生需求客观上要求各国重视绿色贸易的合理内容，建立一整套规范国际贸易的环境规则将是未来多边贸易规则发展的一大趋势。（注：金祥荣、陆菁：“现行绿色贸易制度的缺陷及改革”，《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笔者认为有关绿色贸易的理论探讨是一个长期且重要的课题，但重要的是必须正视这一问题的现实性并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实性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限制压力将越来越大。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以它们环境规则内化产品的环境成本，必然会引起贸易争端的增加。以中国为例，由于日本安全检测指标数目大幅增加，中国对日大米、茶叶以及保鲜蔬菜出口锐减。1997年欧盟以中国海洋环境恶化决定不再进口中国的贝类产品。（注：赵春明主编：《非关税壁垒的应对及适用》，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195页。）今年又以中国廉价打火机没有装置安全设施、不符合欧盟产品要求为由，决定禁止这种打火机进入欧盟市场。这些都造成了中国对外出口的重大损失。这些案例从一个侧面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观念更新的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认识到，绿色贸易提倡内化产品的环境外部性成本，实行贸易的环境保护，具有其合理逻辑，所以应该以更加开放和长远的眼光，顺应绿色浪潮时代的要求。面临日益增加的贸易争端，发展中国家需要进一步提高解决此类环境问题的能力，要研究现有案例及时总结经验，还应看到WTO尽管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组织，但是也承担着环境保护的职责，“未来形成的贸易协定，不涉及到环境问题将不可想象”，（注：AdilNajam,"TradeandEnvironmentAfterSeattle:anegotiationagendaforSouth",

Journalof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Vol.9,No.4.December2000.）必须关注未来WTO规则的发展动向。这其中有必要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WTO在美国虾产品限制案中正式把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材料与报告作为裁决的重要依据，（注：王海峰、顾肖荣、王勉青编著：《WTO法律规则与非关税壁垒约束机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86页。）这一动向表明与非政府组织建立广泛的信息沟通渠道、开展合作与交流十分重要。

其次是绿色贸易客观上会降低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甚至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主要向OECD国家出口低附加值、高能耗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价格是竞争力的主要指标。若采取环境标准使产品及生产工艺和生产方法的环境外部性影响完全内部化，会增加产品的成本，影响出口，减少发展中国家从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出口中所获得的经济福利。当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例时，发展中国家脆弱的经济有可能遭受打击。以南非为例，1985-1993年间，经济一直处于年均1.2%的低速增长，政府提出了一个到2000年经济增长达到6%的宏观经济发展计划，为此需要吸引大量外资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同时为平衡国际收支考虑加大力度推动出口。由于南非大量出口产品属于能源高度密集型产业，其经济特性使得它对环境标准的改变极其敏感和脆弱，任何有关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等环境外部性的限制行动都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由于南非出口产品包含的成分已经受到国际环境标准的注意，南非经济发展战略受到环境因素的极大制约。（注：EditedbyDinanaTussie,(2000)TheEnvironmentandInternationalNegotiations:DevelopingCountriesStakes,Macmillan

多边贸易范文篇6

一、绿色贸易产生的背景及内容

绿色概念是随着环境问题日渐突出而产生的。上世界60年代，绿色运动在西方兴起（注：JohnJ.Audley,GreenPoliticsandGlobalTrade,GeorgetownUniversityPress,1997,P.30.）

，1972年由西方科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等知识界人士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公布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对人类的困境提出警告：鉴于“世界环境在量方面的限度及超越限度的悲剧”，全球只能有几十年的增长，为此必须改变人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甚至社会组织。（注：［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47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主张在不危及后代人满足环境资源要求的前提下，确保人类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地球峰会”，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指出可持续发展是协调人与自然的正确方向。由于认识到保护环境是人类一项迫切任务，绿色浪潮渐呈席卷之势。绿色消费观念对人类的消费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消费者的绿色内生需求直接影响到厂商对生产技术的革新，有些发达国家的新产品中绿色产品的比例占到一半以上。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的经济统计方式忽略了自然因素和环境因素，不能反映出经济可持续性，应该设计包含环境影响的指标，如“绿色GDP”等，对国民生产总值进行重新计算，（注：［美］威廉·D.诺德豪斯：“国民经济统计的新方向”，《新华文摘》2001年第39期。）将经济的环境成本从经济的外生变量纳入到内生变量。绿色浪潮同时也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生活，一些国家的环境组织演化为新兴政治力量——绿党，德国绿党甚至成为执政党之一。

由于对绿色产品的内生需求和各国环境水平的差异，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大趋势的催生下，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注：AlanM.Rugman,JohnJ.Kirton,JulieA.Soloway,TradeandEnvironment,EdwardElgar

PublishingLtd,1998,Introduction.）到90年代绿色贸易已成为广泛讨论的议题。绿色贸易与传统国际贸易只关注市场上发生的费用不同，它将市场外的环境因素考虑在内，扩充了贸易的成本范围，增加了环境成本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成本两大内容。环境成本是指国际贸易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如能源、生物源性产品的贸易对大气、生物多样性等的破坏；社会成本是伴随环境成本产生并由于包括税收政策、劳工标准、竞争政策以至人权等社会政策失误而造成的后果。由于这两类成本不能有效地内化到产品的价格中去，因而绿色贸易引发的问题实际就是如何解决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外部性问题。

从国际贸易的实践分析，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经济一体化、国际贸易区域化集团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对绿色贸易的盛行起了客观推动作用。经济一体化推动了世界贸易额的增长，也加剧了区域之间的贸易竞争，美欧贸易集团在促进其内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同时，采取非关税壁垒措施，提高区域外竞争对手的市场准入门槛来保护自身利益。据统计，经过GATT乌拉圭回合前七轮谈判，成员方非农产品的平均关税已从40%下降到4.7%，然而，各种非关税壁垒措施却从上世纪60年代的800余种猛增到80年代的2500多种，其中尤其以推行“绿色贸易”(GreenTrade)——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保护动植物、生物多样性——为名设置贸易壁垒措施的现象较为普遍。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是“绿色标志”制度，又称生态标志。它由政府管理部门或民间团体按照严格的程序制定环境标准颁发给厂商，附印于产品及包装上，以向消费者表明该产品从研制、开发到生产、使用直至回收利用的整个过程均符合生态和环境保护要求。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只有得到“绿色环境标志”才能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因而绿色标志又有“绿色通行证”之称。绿色标志产生的时间不长，但发展十分迅速，1978年德国率先推出“蓝色天使”计划，随后，许多发达国家纷纷效仿，出现了诸如北欧四国的“白天鹅制度”、欧洲联盟的“EU制度”、加拿大的“环境选择制度”、日本的“生态标志制度”等。

从理论上分析，绿色贸易的提出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外部性理论的创立直接相关。1991年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提出了外部性与产权理论，解释了经济的外部性——第三方承担成本问题，并因此获得了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的理论分析是从环境污染问题开始的，认为环境资源的产权不明使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成本得不到内化，解决方法是通过法律手段界定环境的产权，重新分配权利，保障公众福利，“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不管它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理机制），以及转成一种新制度的成本”，（注：罗纳德·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既要避免无人承担的污染成本，又不损害净产值的最大化。科斯理论为环境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最具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在环境与经济之间建立起了有机的结合。科斯之后的学者继承了以界定环境资源产权解决贸易的环境成本的新思路，但由谁界定这一难题引出理论界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从政治学现实主义的理论出发，主张利用经济实力和市场压力，迫使别国改变环境政策，达到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的目的；另一种则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国际贸易的内生变量之中应该包括环境，经济一体化会逐渐产生有益于促进环境的国际贸易规则，（注：DelislePasal,GreenTrade,HarvardInternationalReview,Fall2000,Vol.22,Issue3.）形成一系列防止过低或过高环境标准导致不公平竞争的制度安排，目前的贸易体制需要制定和补充有关国际贸易的环境规则和标准等内容，从制度上保证贸易的外部性影响趋向于零。（注：DanielC.Esty,GreeningtheGATT:Trade,Environment,andtheFuture,WashingtonD.C.,

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1994.Chapter4.）

作为国际贸易的全球管理及协调机构，GATT/WTO对环境保护的贸易影响最初持警惕态度。1971年，GATT秘书处一份题为《工业污染控制与国际贸易》的报告从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角度提出，环境保护政策将成为国际贸易的障碍，有可能导致新的保护主义形式——绿色保护主义。为考察环境政策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同年11月GATT理事会成立“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工作组”(EMIT)，主要工作集中在：环保政策对GATT规则的执行、环境措施（如生态标签计划）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多边贸易规则与国际上达成的200多个多边环境协定(MEAs)中的贸易条款之间的关系、对贸易产生影响的国家环境规则的透明度等问题。此后二十年间随着与环境有关的贸易纠纷数量不断上升，特别是1991年举世瞩目的墨西哥向GATT诉美国金枪鱼案后，GATT/WTO的立场发生了微妙转变。1994年4月签署的成立世界贸易组织马拉喀什协定，正式将环境保护、稀有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列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决定成立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力争达到既保护环境又符合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国家的需要”（注：《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前言，/english/docs-e/legal-e/04-wto.pdf）。2001年底的多哈会议更进一步，决定启动包括贸易与环境议题的新一轮贸易谈判。多哈宣言主张就现存WTO规则与EMIT之间的关系、WTO相关委员会与EMIT秘书处信息交流的程序和观察员地位的标准、减少和适当消除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等展开谈判，指令WTO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对环境措施对市场准入的影响、对出于保护环境而提出的生态标签要求给予特别的关注。（注：世贸组织多哈部长级会议宣言，/english/thewto-e/minist-e/min01-e/mindecl-e.htm）WTO总部经济学家认为单纯的贸易制裁既无效果又不公平，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一定程度上代表了WTO目前对绿色贸易环境问题的立场。（注：AlanM.Rugman,JohnJ.Kirton,JulieA.Soloway,TradeandEnvironment,EdwardElgar

PublishingLtd,1998,Introduction.）WTO态度变化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相关的争端不断出现，世贸组织成立后受理的第一起贸易争端案件，就是关于采取保护环境的贸易措施是否适用于GATT有关规则，成员方对环境问题难以回避。其次在WTO内部，发达国家在该问题上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它们认为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关注面太窄，不能将贸易、发展、环境有机地统一在一个框架里，在所有有关贸易实践中的环境问题上都没有提出建议和具体可行措施，欧盟声称不会放弃在WTO中建立所谓“绿色之窗”和对WTO规则、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机构进行改革的要求，目的是争取获得在WTO中采取特殊贸易措施的权力。再次，非政府组织也发挥了一些作用。1996年有欧洲国家政府支持背景的世界自然保护基金，在其内部建立了贸易、环境、可持续发展工作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也成立了以日内瓦为基地的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专门从事国际贸易与环境间关系的研究，并试图影响WTO的谈判议程。

二、绿色贸易及对多边贸易规则的影响

据统计，贸易的环境影响引发的双边、多边贸易纠纷案例已高达数百起，1982-1996年向GATT/WTO申诉的有八起。（注：JohnWhally,ColleenHamilton,TheTradingSystemAftertheUruguayRound,Intitute

forInternationalEconomy,1996,pp.80-81.）目前国际上还缺乏公认、有效的规则用以裁定与环境有关的贸易争端。WTO没有专门的与环境有关的贸易协定，相关内容分散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0条、《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4条、《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第2条、《农业协定》中的环境计划补贴、《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8条、《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第1条中。（注：有关条款参见石广生主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二），“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这些条款主要是强调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的重要性，强调发展与可持续性等原则，缺乏具体的实质性内容和强制性措施或规定，这与绿色贸易的广泛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发达国家寻求采用国内已形成的一整套环境法规监管国际贸易中环境的跨国界影响，这些措施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对现行多边贸易规则构成了挑战，规则的更新已成一种必然趋势。

首先，世贸组织一些基本原则受到挑战。《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一条和第三条规定了一般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要求成员方之间不得采取歧视性措施。但在一些具体的案例如美墨金枪鱼案、美印虾产品限制案和美国巴西等国汽油标准案中，美国借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0条环保规定、运用本国的环境标准限制外国产品进口，均违背了WTO的非歧视性原则，从而与一般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相冲突。最典型的是美国巴西1995年的“美国汽油标准”案例。美国的环保法律《清洁空气法》规定了衡量汽油质量的双重标准，对国内企业要求达到1990年质量数据基础上设定的“企业单独标准”，对国外炼油商，则以减少大气污染、保护环境为由，要求国外厂商，除了1990年出口到美国的汽油数量的75%以上来自其在国外的炼油厂的国外炼油商外，进入美国市场的汽油各项污染指标须降低到“企业单独标准”之下，即达到严格的“法定标准”。美国的双重标准作法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不满。1995年委内瑞拉、巴西起诉美国的环保法律《清洁空气法》，认为“75%规则”不是中立标准，与汽油质量无关，却给予了特定国家的企业以特殊的优惠待遇；同时质量标准剥夺了外国炼油商采取“企业单独标准”的可能性，使进口汽油受到低于美国国产汽油的待遇，构成“保护本国产品”，违反了GATT第一条和第三条。美国则辩解说，美国保护可用竭资源和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安全符合GATT第20条环保规定。WTO上诉庭裁定美国的基准标准没有与国内限制生产与消费的措施相配合，实际造成对国外产品的歧视，因此不能根据第20条享受例外，要求美国修改国内法律使其符合GATT基本原则，委内瑞拉和巴西获胜。（注：朱榄叶编著，《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68页。）目前一些国家及组织正对WTO规则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0条如何解释方能避免与WTO基本原则的冲突进行深入研究，这将对解决绿色贸易的争端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其次，WTO规则中一些基本概念面临修正。焦点主要集中在“同类产品”的概念上，WTO规则规定，同类产品主要针对性能而言，仅指相同或类似产品，不允许对不同国家的同类产品采取歧视性的措施。对转基因产品而言，传统概念显然不能适应目前国际贸易的实践。转基因产品与一般意义的产品相比较其用途和成分与类似产品是一致的，从这一点看，它符合同类产品的概念。但转基因产品在完成自己的生命周期之前不能自行复制和繁衍，这是它与一般产品的根本不同之处，因此从这一特性又可理解为是不同的产品。所以对转基因产品而言，WTO关于“同类产品”的定义自相矛盾。以推行绿色贸易、保护人类健康为由，对转基因食品采取生态标签的措施，让消费者在标明转基因与非转基因产品中做出选择，这是否构成对同类产品的歧视性对待？这个问题在目前的贸易规则中得不到明确的解释，因此极易被经历过食品安全危机的欧洲国家和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者利用，对美国等（包括中国）掌握先进生物技术国家的贸易产生影响。WTO同类产品的定义还回避了产品进入市场之前的生产工艺和方法（ProcessandProductionMethod，简称PPM）问题，成员方在PPM问题上的分歧，也造成对同类产品的歧见，突出的例子是1991年墨西哥诉美国金枪鱼案。美国认为墨西哥捕捉金枪鱼的方法危及到与金枪鱼共生的海豚生命安全，不符合美国国内法律——《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案》——对产品生产过程及产品标签的规定，违背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张，增加了人类的环境成本，不能被视为同类产品，所以限制墨西哥金枪鱼进口。墨西哥认为同类产品比较不能等同于产品生产方法的比较，美国限止进口与国际贸易规则不符。GATT专家组认为，GATT规则并没有明确表明采取环境控制措施可以超出其司法权领地之外，美国将其境内有关动物及自然资源的法律措施越界强加于另一方是不允许的，美国不能因为墨西哥的捕捞方法而限制进口。虽然GATT上诉机构没有采纳专家组意见，但却以美国没有同等对待金枪鱼出口国家为由裁定美国败诉。这一条例虽然做出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裁决，但GATT回避PPM问题，没有明确国家环境法规与WTO规则各自的使用权限，因此发展中国家担心发达国家今后仍会以PPM为由，将国内法律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并将这个问题带入WTO新一轮谈判中去，使运用国家法律实行贸易制裁合法化。

第三，绿色贸易涉及的两大全球管理体系——WTO与MEAs之间面临着进一步协调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未来绿色贸易规则的形成。在目前情况下，WTO规则规定，只有当进口产品影响到进口国的环境时，该国可以采取进口限制。而根据MEAs，只要协约方认为进口产品的生产过程对环境造成危害，就可启动对该产品的进口限制，如按濒危物种的等级采取禁止、严加限制、控制贸易措施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73年）、控制与淘汰氟氯化物产品的《蒙特利尔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议定书》（1987年）、法律上禁止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出口的《关于控制有害废弃物越境转移及处置巴塞尔公约》（1989年）等。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国际环境峰会宣言还规定，可以采取单边强制行动处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由此可见由PPM问题引发的WTO规则与MEAs之间的冲突正日趋激烈。这突出表现在1998年印度等国起诉美国对虾产品的进口限制案中。美国援引本国《濒危物种案》第609条，禁止所有未使用避免误伤海龟装置而捕获的虾产品进入本国市场。WTO上诉机构虽借MEAs来界定“可用竭动植物”的保护种类，但并没有采纳公约的制裁措施，而是按贸易歧视判印度等胜诉。（注：杨荣珍著，《WTO争端解决——案例与评析》，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464页。）这意味着WTO对MEAs公约的否定。另外，当一个WTO成员方而非多边环境协定签约方想出口产品到MEAs成员国时，MEAs和GATT条款可能会在PPM的问题上产生冲突。（注：WilliamA.etc.,USTradePolicy:History,Theory,andtheWTO,Armonk,1999,p.46.）有关国家正在研究WTO及MEAs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并试图影响未来的多边贸易谈判。

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的国际贸易实践证明，环境问题引起的贸易争端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且后者处于被动不利地位，这一点已引起我国高度重视。学术界对绿色贸易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绿色贸易是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利用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所采取的贸易壁垒措施；另一种认为对环境偏好的内生需求客观上要求各国重视绿色贸易的合理内容，建立一整套规范国际贸易的环境规则将是未来多边贸易规则发展的一大趋势。（注：金祥荣、陆菁：“现行绿色贸易制度的缺陷及改革”，《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笔者认为有关绿色贸易的理论探讨是一个长期且重要的课题，但重要的是必须正视这一问题的现实性并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实性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限制压力将越来越大。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以它们环境规则内化产品的环境成本，必然会引起贸易争端的增加。以中国为例，由于日本安全检测指标数目大幅增加，中国对日大米、茶叶以及保鲜蔬菜出口锐减。1997年欧盟以中国海洋环境恶化决定不再进口中国的贝类产品。（注：赵春明主编：《非关税壁垒的应对及适用》，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195页。）今年又以中国廉价打火机没有装置安全设施、不符合欧盟产品要求为由，决定禁止这种打火机进入欧盟市场。这些都造成了中国对外出口的重大损失。这些案例从一个侧面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观念更新的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认识到，绿色贸易提倡内化产品的环境外部性成本，实行贸易的环境保护，具有其合理逻辑，所以应该以更加开放和长远的眼光，顺应绿色浪潮时代的要求。面临日益增加的贸易争端，发展中国家需要进一步提高解决此类环境问题的能力，要研究现有案例及时总结经验，还应看到WTO尽管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组织，但是也承担着环境保护的职责，“未来形成的贸易协定，不涉及到环境问题将不可想象”，（注：AdilNajam,"TradeandEnvironmentAfterSeattle:anegotiationagendaforSouth",

Journalof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Vol.9,No.4.December2000.）必须关注未来WTO规则的发展动向。这其中有必要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WTO在美国虾产品限制案中正式把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材料与报告作为裁决的重要依据，（注：王海峰、顾肖荣、王勉青编著：《WTO法律规则与非关税壁垒约束机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86页。）这一动向表明与非政府组织建立广泛的信息沟通渠道、开展合作与交流十分重要。

其次是绿色贸易客观上会降低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甚至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主要向OECD国家出口低附加值、高能耗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价格是竞争力的主要指标。若采取环境标准使产品及生产工艺和生产方法的环境外部性影响完全内部化，会增加产品的成本，影响出口，减少发展中国家从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出口中所获得的经济福利。当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例时，发展中国家脆弱的经济有可能遭受打击。以南非为例，1985-1993年间，经济一直处于年均1.2%的低速增长，政府提出了一个到2000年经济增长达到6%的宏观经济发展计划，为此需要吸引大量外资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同时为平衡国际收支考虑加大力度推动出口。由于南非大量出口产品属于能源高度密集型产业，其经济特性使得它对环境标准的改变极其敏感和脆弱，任何有关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等环境外部性的限制行动都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由于南非出口产品包含的成分已经受到国际环境标准的注意，南非经济发展战略受到环境因素的极大制约。（注：EditedbyDinanaTussie,(2000)TheEnvironmentandInternationalNegotiations:DevelopingCountriesStakes,Macmillan

多边贸易范文篇7

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SettlementMechanism，DSM)是WTO的中心支柱，也是WTO对世界经济稳定最独特的贡献。事实上，自世贸组织运行以来出现的大量争端也使争端解决机制成为WTO最活跃的部分。截至2007年4月4日，正式提交至WTO的贸易争端已达361件，平均每年33件左右，远远超过GATT时期年均4—5件的数量，向WTO提起申诉的成员也从原来的34个增加至58个。

因此，对于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理所当然地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而在经济学领域，尽管贸易摩擦问题由来已久，研究者们围绕其成因、动态演进过程和福利效应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但是具体到多边贸易摩擦演进模式问题，相关研究并不多见。

笔者从多边贸易摩擦演进模式这一新视角切入，就当前经济学领域有关多边贸易摩擦的提起模式、推进模式和解决模式的文献进行了述评。这对处在国际经济摩擦高发期、多边贸易摩擦频率不断提高的我国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二、选择的歧视——多边贸易摩擦的提起模式

选择的歧视(se]ectionbias)问题在多边贸易摩擦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尽管与其前身CATT相比，提交至WTO的案件数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研究者仍然注意到，许多贸易摩擦，即使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与法律意义，也从未被提交至多边贸易体系。特别是与发达成员相比，广大发展中成员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参与程度明显偏低，最不发达成员至今尚未参与任何WTO诉讼。因此，研究者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使用上是否存在选择的歧视，从而实际上使发展中成员处于不利地位；如果歧视存在，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歧视？

1.选择的歧视是否存在

对于这个问题，基于不同的判断标准，研究者的结论大相径庭。Park和Umbricht(2001)通过对发达成员、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提起多边贸易摩擦的数量进行比较，认为歧视存在。但是由于他们仅简单考察了表面的数据，因此结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Busch和Reinhardt(2002)在对GATT时期和WTO时期不同类型成员参与多边贸易诉讼的数量进行比较的同时，考察了多边贸易体系成员组成的变化。他们发现，随着多边贸易体系中欠发达成员所占的比例从CATT时期的66%提高至WTO体系下的75%，这些成员提起诉讼的比例反而下降了，在对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使用上显然存在着不利于欠发达成员的歧视。

Horn，MavroidisandNordstörm(1999)批评说，所谓选择的歧视问题并不像以上文献所认为的那样简单。他们认为，要研究歧视是否存在，首先必须确定潜在的多边贸易摩擦的数量，即一国出口遇到的有争议贸易措施的数量。而将这一指标以非严格线性的方式与出口量相联系，因为：(1)高昂的诉讼成本迫使出口国放弃预期收益较低的诉讼；(2)一国遇到障碍的数量取决于其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随着出口贸易量的增长，一国遇到贸易障碍的多样性也随之增长。通过将模型预期的多边贸易摩擦与实际的情况相比较，他们发现，这一模型在整体上有很好的解释力，这意味着多边贸易体系成员的申诉模式主要由出口分散性和出口价值决定，成员间法律能力和权力上的差异作用有限。因此，在多边贸易摩擦的提起模式上不存在针对发展中成员的选择性歧视。

但是，Hom等(1999)同时指出，具体到成员的诉讼行为，模型的预期能力与实际有重大区别，特别是美国、欧盟和加拿大等成员提起申诉的数量大大高于模型的预期。此外Hom等(1999)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缺陷在于，他们假设与WTO承诺不一致的贸易政策措施在世界范围内随机分布，因此不管WTO成员出口什么产品以及向哪个成员出口，遇到保护性贸易措施的机会均等。这一假设遭到了新近研究成果的挑战；BlonigenandBown(2003)的实证研究发现，在美国的反倾销调查中，缺乏报复能力的成员更有可能被确认为存在倾销行为以及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虽然多边贸易体系允许成员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行为，但是对于经济实力不如自己的成员，WTO成员往往倾向于实施多边贸易规则不允许的进口限制措施，即使这样可能会导致多边贸易诉讼。因此，更合理的假设应该是，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世界贸易体系中越弱小的成员，遇到某些有争议贸易措施的可能性越大。

2.存在选择歧视的原因

Guzman和Simmons(2005)对于发展中成员较少参与多边贸易诉讼的原因提出了两种假设：能力限制假设(capacityconstraintshypothesis)和权力假设(powerhypothesis)。能力限制假设认为，发展中成员不能充分参与多边贸易诉讼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人力财力资源和制度支持；权力假设(powerhypothesis)则强调政治因素对发展中成员提起贸易争端的约束。在不同的假设预期中，发展中成员将选择不同的申诉对象：在能力限制假设下，发展中成员将申诉最有实力的成员和最富裕的成员以追求最大的净支付；在权力假设下，出于对贸易伙伴报复的担心，发展中成员将避免挑战发达成员有争议的贸易政策权力；Guzman和Simmons的实证研究发现，阻碍发展中成员使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障碍是能力不足和资源缺乏，权力因素的作用很小。这意味着，发展中成员虽然能够平等地使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并不能够平等地利用其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且在能力限制下对于即时净收益的关心将使发展中成员的申诉对象集中于发达成员，从而产生不利于后者的选择性歧视。

Hudec(1993)、Petersmann(1994)、Reinhardt(2000)、Hoekman和Mavroidis(2000)等研究者对限制发展中成员提起多边贸易诉讼的因素做了更深入的讨论。概括起来，这些因素包括；冗长的法律过程，在WTO正式授权申诉方采取报复措施前，法律程序能持续几乎3年，发展中成员因而不仅不能及时获得法律救济，还必须支付高昂的诉讼成本；发展中成员缺乏监控和识别贸易障碍以及推进相应法律程序所必需的人力资源和制度机制；经过多轮谈判后，多边贸易规则变得更复杂，并且扩展到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等新领域，进一步提高了发展中成员参与多边贸易诉讼的难度；报复能力的不足使发展中成员对成功诉讼带来的经济收益缺乏信心；对贸易伙伴尤其是发达成员发展援助和单边贸易优惠的依赖，导致发展中成员在发起多边贸易诉讼方面不得不进行自我约束。

笔者认为，以上障碍性因素的根源在于，WTO争端解决机制本身不具有实施能力，因而成功进行多边贸易诉讼还需要诸多的必要条件，包括监控和识别其他成员实行的贸易障碍、推进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提起和实施贸易报复措施等，这些都不得不依赖于WTO成员自身的实施能力，从而使发展中成员在对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利用上处于相对劣势。

三、磋商与裁决——多边贸易摩擦的推进模式

1.正式裁决前的双边磋商

自WTO争端解决机制运行以来，以采纳WTO正式裁决(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报告)方式解决的案件仅占案件总数的一小部分，其他解决案件的方式包括双边协商解决、被申诉国主动取消有争议的贸易措施、申诉国撤回建立专家小组的要求、没有确定专家小组成员、提出磋商请求后争端方长期未采取进一步行动、专家小组因暂停工作的时间超过限制而自动解散以及申诉方就同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诉讼等。采用这些方式解决的争端一般都在专家小组报告正式以前，所以又被统称为在早期阶段解决的争端。争端的早期解决在整个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WTO运行至今，大约有一半争端是在早期阶段解决的。其中双边协商解决又是主要的争端早期解决方式，包括各种类型的成员都达成了相互满意的双边协议。在所有早期解决的案件中，双边协商解决占了213，其余5种早期解决方式合计解决的争端仅占1/3。尽管争端的早期解决尤其是双边协商解决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相关的研究成果却非常少见。它既不在法律专家们的研究领域之内，对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学者来说，由于DSU明确规定协商应是秘密的，而且最终达成的双边协议也常常是不公开的，所以研究的主要障碍是缺少相关甚至关键信息。笔者试图在有限的文献基础上对这一多边贸易摩擦研究的重要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半公开性——双边协商有利于争端解决的主要特性。在WTO争端解决活动的双边协商阶段，信息是半公开的。公开的一面体现在，通过WTO网站和争端解决机构散发的文件，公众和未参与争端的WTO成员很容易就能了解包括申诉方、被申诉方、引起争端的贸易措施和申诉的法律依据等具体情况。但是随后争端方的具体磋商过程、专家小组的审议和中期报告以及磋商解决的协议内容却是不公开的，甚至在专家小组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上还将有实质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排除在外，以确保协商过程的秘密性。

保密的双边协议给了争端方极大的自由度和安全感。研究表明，如果争议方知道其在协商阶段的提议或让步会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官或陪审团的话，争端方之间将不会达成任何协议(DaughetyandJennifer，1995)；Fearon(1997)认为透明化将提高旁观者成本(audiencecost)，不利于双方的妥协

；Busch(2000b)还发现当争议双方均为所谓的“高度民主化成员”时，在早期阶段合作解决争端的可能性高出平均水平的21%，但在专家小组报告后，却没有更高的合作解决争端的倾向；Busch解释说，“高度民主化成员”更容易受到来自国内的要求透明化的压力，为了避免公开协议所导致的政治指责，在正式裁决公布前解决争端是最好的选择。

协议内容不必公开的另一个好处是双方可以灵活选择补偿受损方的方式，既可以削减或终止有争议部门或其他部门的贸易限制措施，也可以使用直接的金钱补偿，还能采取提供发展援助或单边贸易优惠的方式。这种灵活性对于避免国内利益集团和立法机构干扰、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争端意义重大。

总体上看，以双边协商方式解决的案件，其结果常常与预期的正式GATT/WTO的裁决一致，并且被申诉国显示更高的妥协意愿。特别是为了避免不利裁决的负面影响，即使是对遵守裁决不感兴趣的成员也会做出一些让步。

(2)规则化改革对双边协商的影响。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对争端的积极解决。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协商方式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DSU的起草者们积极鼓励磋商，“不仅明确提出一项可为争端各方相互接受且符合适用协定的解决办法显然是优先谋求地目标，”而且在程序上作了一系列相应的规定。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规定是，按照DSU的要求进行的磋商是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第一步，并且是进入专家小组阶段等后续程序的必由之路。

Busch和Reinhardt(2001)对不同时期多边贸易摩擦的早期解决情况进行了比较。他们认为，在GATT更具外交性的体制下，“法律阴影下的讨价还价”是有效的，早期解决的比例一直维持在60%左右。他们以1989年为界，将GATT延续期间划分为两个区间，发现早期解决的比例在1989年以后有一个小幅的下降。1989年，GATT通过了乌拉圭回合中期评审协议，其中对争端解决机制作了许多强化规则的改进，进一步明确了专家小组的组成和工作时间限制，并且强化了监督实施专家小组建议和裁决的机制，但是被申诉方仍然能阻碍对专家小组报告的采纳。尽管有学者因此预言，以规则为导向的新的争端解决机制很可能将使申诉方更关注于司法程序，而不是带有权力政治色彩的磋商，由于要求建立或撤销专家小组的权利掌握在申诉方手中，更多的案件将以司法裁决的形式解决；但Busch和Reinhardt的研究证明，在WTO体系下，更多的案件(66.5%)在早期阶段解决了，而且进入专家小组阶段的案件的比例也低于GATT时期的平均水平。

Busch和Reinhardt对美欧多边贸易摩擦的解决情况进行了考察，因为改革争端解决程序主要是美欧意志的反映，美欧也是使用多边争端解决程序最多的成员，所以“法律阴影下的讨价还价”是否更有成效应该首先反映在美欧争端上。他们发现，在美欧争端中，早期解决的重要性提高了。在WTO体系下，66%的美欧争端是在早期阶段解决的，而且争端的结果也比较令人满意。在32件已结的美欧争端中，21件被申诉方完全按照申诉方的要求进行了相应的政策调整，其中16件在专家小组的判决前解决。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GATT时期早期解决的成功在WTO体系下越来越不明显，尤其是协商阶段(Wethingtor，2000)。Wethingtor对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磋商的批评集中在三点：磋商时间过长，很多磋商是在5-15个月的时间内结束的；由于磋商只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协议的达成往往是通过磋商以外的外交途径实现的；很多成员都是把磋商当作启动专家小组程序的“中间站”，而很难说在进行“真诚的”磋商。

缺乏有效的协商途径是DSM磋商机制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因此，成员除了依赖外交途径来达成协议以外，还使更多的案件进入专家小组阶段和上诉阶段，加重了WTO司法体系的负担。即使对美欧争端的早期解决给予高度评价的Busch和Reinhardt也警告说：“更法律化的过程可能实际上阻碍判决前的交易。美欧争端解决的效率比在GATT时期有更大的风险，因为WTO绝大部分成功解决的案件更依赖于早期解决。GATT的外交性在WTO仍存在，但运行得不太好。改革导致总体上的‘好诉’倾向，剥夺了处理美欧争端最大的力量——外交。”2.正式裁决

正式裁决阶段最受关注的问题是，GATT/WTO裁决的公正性。这直接关系到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国际贸易争端仲裁者的合法性程度、对多边贸易体系施加影响的能力，乃至自身最终的生存能力。

尽管作了多方面的改进以求避免争端解决过程中权力政治的影响，WTO正式成立之前和成立最初，各成员内部普遍弥漫着对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公正性的怀疑。直到现在，这种怀疑也没有真正消除。来自WTO成员、专家学者乃至众多非政府组织的指责不绝于耳。这些指责部分产生于对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公正性评价的不同标准。标准一：是否严格按照既定的WTO协定处理争端。作为政治上妥协的结果，WTO协定本身存在大量模糊或缺乏具体措施的条款，对这些条款的不同解读导致了许多不同的主张，所以现有的法律杂志上往往充斥着大量对现有判决争议的文章；标准二：是否考虑到发展中成员的特殊需要，尤其是在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的争端中。在一些争端中，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做出了有利于发展中成员的判决，如哥斯达黎加与美国关于禁止内衣进口的纠纷、委内瑞拉和巴西诉美国标准汽油案等。但是，在美国与印度关于进口数量限制的纠纷、欧日美与印度尼西亚关于汽车工业措施的纠纷、印度等四国与美国关于禁止虾及虾制品进口的纠纷等多起案件中，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受到发展中成员的强烈质疑和批评。这些成员认为，有关解释扩大的义务几乎都属于发展中成员，而扩大的权利则几乎都是由发达成员来行使的(Raghavan，2000)；一些研究者认为发展中成员作为申诉方获胜的可能性不对称，美欧成员等强大的被申诉方更有可能被确定为没有违反相关WTO协定(Iida，1999；Mom，1999)；标准三：如何处理贸易与环境、强制执行国际规则与尊重成员主权等敏感问题的关系。达成国际协定常常要求成员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所以摆在DSM监督实施机制面前的问题常常刺中成员主权保护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紧张关系的核心。如何平息申诉方的怒火，既维护广大成员对WTO的信心又不损害被申诉方敏感的自尊心？环境问题虽然名义上还不是WTO这样一个国际贸易组织的管辖范围，但是在贸易与环境的交叉领域，WTO成员间的摩擦频频发生，究竟是“贸易优先”还是“环境优先”？如何判别一项声称为保护环境或人类健康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是否构成事实上的技术壁垒？以上这些都是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处理争端时无法回避的问题，而WTO协定在与此有关的一些事项上却常常缺乏明确的规定，从而留下很大的争议空间。

四、对抗与妥协——多边贸易摩擦的解决模式

当谈到多边贸易摩擦的结果时，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将注意力集中于WTO裁决有利于争端的哪一方这个问题上，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资料容易获得，但是缺陷却很明显，主要是忽略了裁决的执行问题和在正式裁决前就已经解决的多边贸易摩擦。对一个缺乏实施能力的国际组织来说，不利于被申诉方的裁决仅仅是“伤不了任何人的一拳”(aPunchthatwillnothitanyone，Hudec，1987)。在对多边贸易摩擦结果的研究中，被申诉方是否按照裁决的要求实行了贸易自由化措施这一问题才具有现实意义。而且统计数据显示，半数左右的多边贸易摩擦在正式判决前就已经解决了，因此单纯使用“裁决性质”评估法将大大缩小考察的范围。基于以上原因，“争端的政策效果”是衡量争端解决结果更全面更有说服力的指标。这个判断标准最早是由Hudec(1993)提出的，意指争端的最终结果是否导致被申诉方按照申诉方的要求(部分或全部)使有争议的措施自由化。按照Hudec的标准，许多研究者对于影响争端政策效果的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

1.GATT/WTO正式裁决与争端政策效果

Busch和Reinhardt(2001)的研究发现，多边争端解决机构正式的裁决并没有导致被申诉方做出足够的妥协。即使是裁决明显不利于被申诉方的案件，被申诉方选择不妥协或部分妥协的比例仍高达58%。在正式裁决前解决的案件中，被申诉方完全妥协、部分妥协和不妥协的比例分别为37%、30%和33%。判决后对应的比例分别为38%、24%和38%。也就是说，在正式判决后，被申诉方完全不妥协的可能性反而提高了5%，完全妥协的比例却没有显著提高。争端政策效果最令人满意的是，那些建立了专家小组、但在专家小组的正式报告以前就已经解决了的案件，这些案件中63%的被申诉方完全撤销了有争议的贸易措施。

2.国别特征与争端政策效果

著名的GATUWTO专家Hudec(1998)曾提出，来自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将迫使被申诉方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由于“民主成员”对这种压力更敏感，因而更倾向于取消有争议的贸易政策。但实证研究却发现，在控制了“市场力量(MarketPower)”影响的情况下，“民主成员”反而更不愿意遵守多边贸易组织的裁决(Reinhardt，2001)。这被解释为民主成员更容易受到来自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从而不愿意实行国内利益集团反对的改进，即使这一改进符合多边贸易规则。

最近的研究认为，多边贸易

摩擦的政策效果将取决于成员是否拥有足够的报复能力(Bowa，2004；BlonigenandBown，2003；BagwellandStaiger，2002；Mavroidis，2000)。如果被申诉方高度依赖申诉方出口市场，或相对于申诉方的市场规模较小，或影响贸易条件的能力较弱，或单方面依赖于申诉方的经济援助，那么越容易做出妥协。与规模相当但更发达的成员相比，欠发达成员更愿意遵守DSB的裁决。如果控制双边贸易的依存度和市场规模，当一项GATT/WTO的申诉伴随着根据美国“301条款”采取的行动时，目标国妥协的可能性显著提高。

多边贸易范文篇8

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博弈，囚徒困境

一、贸易政策选择的“囚徒困境”

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能够自主制定贸易政策，它们分别面临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种选择，假设两国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则都受益，而当本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他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本国利益受损而他国受益，当两国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两国均受损，两国各自选择贸易政策后的收益矩阵如图1，它构成一个明显的“囚徒困境”模型。

在该模型中，在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两国必然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在贸易政策选择后，其纳什均衡为图中右下角的(-8-8)，这是该博弈模型惟一的纳什均衡解，无论这两个国家进行多少次重复博弈，贸易政策的选择依然是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该模型虽仅以两个国家为基础，但是推广开来依然适用，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保护贸易政策受到各国政府青睐。

二、多边贸易体制：摆脱贸易政策“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

上述模型中惟一的纳什均衡是两国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很明显，从各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该纳什均衡解是最优的，但并不是两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最优的，相反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选择。因为这两个国家可以做㈩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均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这样其收益为(1010)。由此可见，政府独立的理性行为不是有效率的，一个制度或体制的建立将有助于通过推动合作来解决这一困境(霍克曼等，1999)。根据博弈理论，要实现这种政策选择的转变，首要的条件就是博弈方需要从非合作走向合作，即在博弈方之间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并且要求这种制度安排是可信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可以是单边的、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但是只有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才是摆脱“囚徒困境”的博弈规则。

前面分析已经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冈为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会通过选择保护贸易政策获取利益，进而造成本国利益损失。双边贸易协议同样具有其先天的缺陷：一方面，世界上并非仅仅是两个国家，如果任何两个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负的外部性，造成其他国家的报复；如果其他国家之间又达成贸易协议，则势必引发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陷入新的贸易集团“囚徒困境”。另一方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某一方如果违约，而其对方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实力来限制它这么做，这样就容易导致诸多双边协议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多边贸易体制由于其参与者具有多边性质，确保了协议的可信性和有效性，大大强化了承诺信号，并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发展。

三、多边贸易体制的建设者：“智猪博弈”中的大猪

多边贸易体制是一项公共产品，虽然大家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但正如瑞士作家阿尔弗雷德.莫勒尔在《玩世箴言》中指出的一样，“尽管大家同乘一条船，可一些人是划船，另一些人只是坐船”。作为公共产品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建设过程中，不同的国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的大国理所当然地担当起划船人角色，而其他的小国则充当坐船人。正如划船人需要付出体力成本一样，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中的大国自然要付出机制建设的成本，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们是无私的，相反却是自身利益使然，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模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设想猪圈里养着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猪圈的一端有一个猪食槽，另一端安装一个按钮，每按一次按钮就会有10个单位猪食自动落入槽中。如果一头猪去按按钮，再回来另一头猪可能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按电钮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吃光所有食物；若是大猪按动电钮，由于小猪吃得慢，大猪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争得一些残羹。如果两只猪都去按电钮，则大猪和小猪均能争得食物。假设任何一头猪去按电钮都将付出两个单位食物的成本，两只猪的各种选择及其所获得的食物见图2。在这个模型中，为了得到食物，两只猪的选择就是小猪等在食槽旁边，而大猪则需要奔忙于按钮和食槽之间。

回顾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过程，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大猪的角色，而只有美国有能力也愿意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从竞争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它的贸易伙伴，美国具有如此之大的优势意味着，它能承担重建欧洲的责任，而与此同时不需要经常为这些政策给美国商业带来的后果而担忧(基欧汉，2006)。难怪WTO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1998年3月4日在“全球贸易体制GATT50周年纪念日论坛”上发表题为“从憧憬到现实：多边贸易体制50年”的演讲中将“这一体制的构思归功于美国人的灵感”，并且热情地赞扬“美国是八轮世界贸易谈判背后的驱动力”，“贸易体系在过去50年中始终如一的就是美国的领导地位”(RenatoRuggieroetal,1998)。

事实并非是“智猪博弈”模型中的那种对等获利结果，现实中大国可能会付出较少的成本却获得更大的利益。规则的制定者必定是规则的受益者，大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包含了它自己的利益取向，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带来利益分配向大国倾斜。

四、互惠原则：避免搭便车行为和平衡双层博弈谈判

互惠贸易是多边贸易谈判及成员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与其他成员实现经贸合作的主要工具。虽然GATT和WTO均没有明确强调互惠原则，但是不能否认互惠原则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机制中，互惠原则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避免搭便车行为发生，二是平衡各成员政府双层次博弈谈判。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由大猪去按电钮而小猪选择等待，这便产生了搭便车行为，即小猪不付出任何努力而能够获得食物。当然，这仅仅是“看不见的手”原理的童话版，现实中的大国虽然领导和建设多边贸易体制，但决不允许其他成员搭便车行为发生，教科书式的单边主义贸易自由化在GATT／WTO的设计中找不到一席之地(盛斌,2001)。GATT规则正是以美国制定的《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为基础产生的，WTO管理的协议也是以权力与义务平衡为基础的，这种平衡是通过互惠的市场准入承诺的交换而取得的。在WTO成立之前，GATT成员大约每隔10年就要在互惠基础上就降低货物关税问题进行一个回合的谈判……创建WTO的乌拉圭回合继续坚持了互惠的关税减让方针(麦金尼斯,2004)。互惠原则是建立行为准则过程中的一项基本要素，其制定也是为了缩小因最惠国待遇而引起的免费搭车的范围(霍克曼等，1999)。鞑姆曾这样解释：“在制定关税协定时，这种被认可的方法通常被冠以互惠的标题。从法律原则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其他缔约各方提供互惠关税减让的时候才需要作出关税减让。”(贝格威尔等，2005)。

所有的经济都是国际的，可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WTO多边贸易谈判对其中任何一个成员来说都是双层博弈过程，即国际层次博弈和国内层次博弈。国际层次博弈中，成员政府总是力求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国内层次博弈中，利益集团不断向政府施压，迫使其采取符合自己偏好的政策。进行国际谈判的政治家一般来说试图同时做两件事情：即同时在国际的谈判桌上与其他的国家代表进行谈判和在国内的谈判桌上与那些将进行批准和实施协议的行为者谈判(薄燕，2003)。对于美国这样国内利益集团逐渐强大的国家来说，国内的保护利益集团在没有获得互惠的措施而实行单边贸易自由化，要想获得通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互惠原则正起到平衡政府双层次博弈的作用，互惠的关税减让对每一个国家的自由贸易造成压力。通过互惠体制的承诺而削弱贸易保护主义集团的影响，……如果没有互惠体制的压力，即使消费者拥有数量上的优势，贸易保护主义集团仍会对贸易政策施加比消费者更大的影响(麦金尼斯,2004)。

五、最惠国待遇原则：博弈利益的扩大器与稳定器

非歧视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是各成员间平等地进行贸易的重要保证。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某一成员在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成员的优惠和豁免，也应给予其他任何成员。从这一方面看，最惠国待遇原则是规范多边贸易体制参与者国内贸易政策的原则，是互惠原则落实的具体保障措施，也是国际贸易总得益在各参与方之间公平分配的机制。多边贸易体制的这项规定不仅使博弈利益得以扩大，而且也能够稳定博弈利益。

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议主要通过双边谈判达成，在GATT／WTO实践中，为克服搭便车行为，谈判是在主要供应国的基础上以互惠原则进行，即某个产品的关税减让要求通常是由主要进口供应国(即产品的最大供应商)提出的。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这种双边谈判达成的结果通过五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推广开来。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互惠原则的多边化，这种多边化会产生一种表示友好的效果，即能够有利于促进自由贸易的市场原则。另外，最惠国概念强调可适用于所有参与国的普遍原则，这样就可以使规制成本的最小化。“最惠国待遇可以减少谈判中‘免费搭车’所带来的潜在成本，‘免费搭车’会阻止政府的决策处于效率边界，最惠国待遇可以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Capinetal,1988)。因为最惠国待遇将多边贸易体制中经济强国的活动变得简单，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将互惠原则下进行双边谈判的结果推广至所有国家，使其不必要与数十个国家进行持续复杂的双边谈判。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市场开放的扩大器，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拓展，使国际贸易博弈总得益的生产能力扩大到极致。

在稳定多边贸易体制方面，非歧视原则可以降低贸易战的风险。在政治层面上，没有最惠国原则，各国政府可能会试图确定特殊的歧视性国际集团类别，这种特殊的集团分类可能会引起憎恨、误解和争端，因为被‘忽视的’国家会对这种排斥回以颜色。而最惠国原则既有助于减少各国之间的对峙，又可以抑制政府求助于短期的、暂时的政策，防止给这个饱受冲突的世界‘雪上加霜’(杰克逊，2001)。贝格威尔和斯泰格尔建立的均衡模型得出的结论指出，一国贸易政策的外部性如果只通过世界价格转移到其他国家，政治最优关税才是有效率的，在存在多个国家时，当且仅当关税设立符合最惠国待遇时，贸易政策的外部性才通过这种途径传递。再加上互惠原则有效地消除这种外部性，最惠国待遇与互惠原则联系一起能够有效克服‘双边机会主义’对WTO体系的侵蚀。多边贸易体制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特点，使它的承诺信号变得更加可信。因为最惠国待遇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各国已经承诺的保护水平，当某一个成员背离其以前对某个贸易伙伴所作的承诺，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它就需要向所有WTO成员做出补偿，从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六、争端解决机制：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实施的保障

要解决国际贸易协定的实际义务的履行问题，关键是需要建立一套强制实施的措施。“在国际范围内，法庭的重要性是有限的，在没有宪兵和监狱存在的情况下，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法庭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还是有限的”(贝格威尔等，2005)。

WTO组织结构中的核心和重要部分是源于GATT几十年经验和实践的争端解决程序，它是使世界贸易体制条约义务得到有效履行的一种核心措施。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WTO王冠上的明珠，正如前WTO总干事鲁杰罗所说，“如果不提及争端解决机制，任何对WTO成就的评论都是不完整的。从许多方面讲，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做出的最独特的贡献。”它一方面解决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另一方面也通过本身程序和机制的完善保障了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实施。

为换取更强有力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WTO对单边贸易行动实行了严格的多边约束。各国政府同意，只要有可能，均采取多边补救方式解决问题。这就限制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余地。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其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是体现了平等、迅速、有效和具有约束性的，其争端解决机制的赔偿和授权报复执行手段限制了大国任意采取“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能够克服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势力不均衡”，因为两国贸易战中总是大国的损失要小，所以在双边框架下约束它违约的力量较小。而在WTO多边框架下，违约将被要求赔偿损失并可能受到经济制裁，增加了大国违约成本。

被认为是“从论坛和调解委员会变成法院或仲裁庭的革命”的争端解决机制提高了WTO作为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多边贸易体制更安全、可预见和稳定。它将“共识”程序改为“反向共识”，加强了WTO法律制度的约束力。反向共识规则形成的自动通过，使得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成员在WTO协议下发生的争端有了强制管辖权。WTO在强调当事成员之间的磋商、谅解、斡旋、调解和调停的同时，还强调了国际经济贸易仲裁的作用，建立了各种具有一定强制力、准司法效力的执行手段。最后，它规定了最后解决期限，并借组织的力量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报复机制的威力，从而保障裁决的执行。

七、谈判机制：一个驱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系统

从本义上说，多边贸易体制是处理各国贸易关系的原则和规则的基本框架。不过，这些原则和规则以及各国在这些原则和规则下相应的义务，并不是由某个全球性的统治机构来制定和强制实行的，实践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超国家机构。GATT／WTO本身并不是规则制定者，而是组织成员进行谈判，为成员间谈判提供便利、提供谈判场所(黄静波，2004)。谈判才是多边贸易体系的驱动力量，它被用来确定规则和程序，定期降低贸易壁垒，或用于新的国家想加入这个俱乐部的时候，还被用来解决贸易摩擦(霍克曼，1999)。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飞跃正是通过一系列“贸易回合”的方式实现的。谈判本身就是博弈过程，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更是一个博弈系统。

(一)加入谈判与议题谈判如果某一个国家或具有独立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单独关税区希望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则必须进行关税减让和其他开放承诺谈判，这通常被认为是“入场条件”，它要求加入者在一个对所有成员开放的工作组里进行谈判。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一个加入国可以从它加入之前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制)成员之间已经商定的所有减让中获得利益，因此，只能期待会要求加入国本身做出贡献，即将它自己的减让表添加到那些已经成为关贸总协定附件并构成其组成部分的减让表中去(奥利佛.隆，1990)。这种程序完全是有充分理由的，它充分体现了多边贸易体制的互惠原则。

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以议题谈判为基础，谈判需要首先确定议题，而谈判议题的确定本身往往就是一场谈判，各成员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各个成员提出的议题交叉互错，最终形成议题群。为推动谈判进行，多边贸易谈判中往往在谈判开始和结束阶段尝试跨议题关联，在初始阶段的跨议题是为获得一个平衡的谈判议程，到谈判的最后阶段，由于各成员对于各个议题的立场已经彻底表达清楚，为达成整个协议则需要进行议题挂钩，它潜在地起到两个作用：可以用于获得互惠性，即满足了分配上的限制而达到利益和减让的平衡；可以用于提高自由贸易产生的潜在获利。因此，多边贸易谈判往往出现“在所有的事情达成协议前什么也达不成协议”。

(二)多方、多阶段、多层次谈判多边贸易谈判包含多个阶段，首先由一个起催化作用的成员开始，发起一个确定谈判议程的前期谈判，然后是正式的多边贸易谈判，随后依次是后期谈判和实施阶段。议题谈判的进行是多方参与的过程，其复杂性远远超过只涉及两个博弈者的谈判，而且在诸多博弈者之间可能形成同盟，而且同盟的类型各有不同：某一个同盟内的成员在某一项议题中具有相同的立场，而在另外议题上又针锋相对，形成一个极其复杂的谈判网，也使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具有多层谈判的性质。对于某个成员来说，其关心的不仅仅是能否达成协议，而且需要考虑达成的协议能否得到国内法律的批准，这就是一个双层博弈的过程。对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性组织，例如欧盟，它不仅仅涉及欧盟与其他成员的谈判，各成员内法律的批准，还涉及到欧盟成员之间的谈判。

(三)谈判结果：拒绝点、协议区域与获胜集合谈判最终是需要结束的，不是达成协议就是陷入僵局。双边协议是否达成取决于二者之间有没有协议区域，协议区域的确定取决于拒绝点，即谈判者(出价者和要价者)各自的心理底线，最起码达成协议要比不达成协议好。图3中A国和B国的拒绝点分别为A点和B点，对于A国来说，A点右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对于B国来说，B点左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A、B两点之间就构成协议区域，则A、B两国有可能在协议区域内达成协议，协议区域的大小决定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至于它们是在Xl处达成协议还是在X2处达成协议，则取决于二者各自的谈判能力。

该图同样用于解释各成员的双层博弈结果，只不过在这里，协议区域被称为“获胜集合”，即国内法律能够批准对对外贸易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所有可能集合。同样，该获胜集合越大，从而达成的协议就越可能被批准。

多边贸易范文篇9

二战后，世界贸易体系逐渐形成了以GATT/WTO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通常认为，在国际经济领域多边贸易体制是推动世界各国贸易便利化和经济进步的一种自由贸易体系。但是，运用规范经济学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发现，多边贸易体制并不是自由贸易体制，而是一种国际协调机制的制度安排，它的宗旨并不是实现贸易政策的自由化，而是帮助成员国政府避免在单方面改善贸易条件过程所出现的“囚徒困境”（贝格威尔、思泰戈尔，2005）。

如果没有多边贸易体制，各国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通常会采取关税等贸易壁垒以及本币贬值等手段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在分析世界贸易体系的传统经济学方法中，一般的认识是，一国不会轻易放弃关税等保护政策，因为在非合作的博弈过程中，一国对进口商品实行保护，可以使本国的贸易条件发生改变，对本国的福利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从一国角度出发，保护贸易政策对本国经济是有利的。但是，在非合作的博弈中，如果各方都选择保护政策，各国就会在竞相提高保护壁垒的过程中达到非合作的纳什均衡，这种均衡的状态已经被证明是非效率的均衡，即保护贸易政策下形成的“囚徒困境”。

因此，没有国际贸易协定协调的国际经济秩序往往由于各国政府实施保护贸易政策而陷入混乱，阻碍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世界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经历已经充分佐证了这一点，那个高关税年代的惨痛经历使各国政府都想摆脱贸易政策下的“囚徒困境”。而按照博弈论的理论，如果各国政府能够达成有约束力而且可实施的协议，这个博弈就会从非合作性的博弈转化为合作性的。于是，能够保证各国政府信守承诺的约定的存在就成为摆脱“囚徒困境”的关键，而多边贸易体制这一国际协调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使得每一个成员国都享受到了互惠的关税减让，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实践证明，多边贸易体制确实可以使政府摆脱贸易政策下的“囚徒困境”。

二、多边贸易体制自身的发展陷入博弈困境

1、新多边贸易体制谈判步履维艰

多边贸易体制有助于各国政府摆脱贸易政策博弈下的非合作均衡，而它本身也是一个博弈过程，即一场多方构建协调规则的博弈。

在构建WTO规则的博弈过程中，每一个成员国不仅要考虑自身利益，还要预测其他成员国可能的策略及反应，并据此做出最佳的策略选择。当博弈各方都不愿意单独改变策略时，就构成了一个博弈的均衡，当然它可能是合作的也可能是非合作的均衡。如果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各成员国通过协商，相互妥协，最终确定一份能使各方都比较满意的谈判议题，那么就可以达到合作性的均衡如果各成员国的利益千差万别，博弈各方都不愿接受对自己不利的任何议题，从而不能就多边谈判议题达成一致意见，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就陷入了困境。因此，多边贸易体制是一个以合作为基础的机制，只有各成员国充分合作，才能保证整个多边贸易体制的良性运作和发展。

从现实的谈判看，由于WTO各成员国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各国所关心的议题就不尽相同，不同的国家希望将不同的议题纳入多边贸易谈判议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自然而然地组成了若干国家利益集团，而实际的谈判即在各个国家集团之间进行。

WTO成立以来，多边贸易体制就由于各个国家利益集团的利益纷争而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从1996年第一次部长级会议开始，博弈各方的对峙就拉开了序幕。其间历经了西雅图和坎昆部长会议的失败，多边贸易体制谈判的失败似乎近在咫尺。幸运的是，博弈各方在2005年在香港部长会议上又重新回到艰巨的谈判轨道上。但是，随即在2006年7月24日，世贸组织以及多边贸易体制又经历了一次重创。由于各方谈判破裂，在这一天，WTO总干事拉米沮丧的宣布了多哈回合谈判的无限期中止。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由于各方的不合作而陷入了博弈困境。

2、复杂的博弈网困扰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新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之所以陷入博弈困境，是因为在这场博弈中，各方为争取自身利益在不同的议题上展开了众多的子博弈，从而在总体上形成了一张复杂的博弈网。

从整体看，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发展中成员较为关心乌拉圭回合协议的执行问题，而发达成员则更为关心服务贸易和“新加坡议题”。涉及到具体议题时，其中则既有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矛盾，也有发达成员之间的冲突，还有发展中成员中不同集团的利益冲撞。同时，不同议题的博弈之间又相互牵连、相互制约。因此，多边贸易谈判就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博弈关系。

例如，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业的谈判是3个主要议题，各个议题的谈判是相互制约着的。正是各议题之间的胶着、不同角度博弈利益的权衡使得这场博弈变得异常复杂。

值得注意的是，多边贸易谈判的博弈变得如此复杂，除以上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矛盾正日益凸现。发展中成员开始团结合作，协同与发达成员抗争。坎昆会议出现了以巴西、印度和南非为领导的代表发展中成员利益的20国协调组（G20），这些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在前轮次谈判中作用微弱，坎昆会议G20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谈判格局。随着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发展问题已成为谈判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3、外部的冲击使多边贸易体制的困境雪上加霜

冲击1：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泛滥。多边贸易谈判的艰辛曲折使得多边贸易体制的威信受到了严重打击。在此情况下，博弈各方开始转而寻求以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来促进贸易，部分成员国对区域集团化投入了极高的热情而无视WTO的存在。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势态，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各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尊重，使其在发展的困境中难以自拔

冲击2：反全球化运动高潮迭起。1999年11月底12月初，在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有4万人组成的全球化抗议者队伍与警察在整个西雅图发生了全面冲突，被称为“西雅图风暴”，从此拉开了世界范围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序幕。

自从西雅图风暴之后，反全球化运动与推进全球化的国际峰会总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举行，锋芒直接指向推行全球化的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之后的每一次部长级会议会场之外，都云集着大量的反全球化运动人士，对世界贸易组织乃至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

三、舍“多边贸易体制”而取谁

1、世界贸易体系的其他选择

除多边贸易体制外，单边措施、双边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都是世界各国可以采用的贸易制度安排相比之下，其余几种制度安排存在着更多的缺陷和不足，虽然本国或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参加国可能在局部得到贸易自由化的好处，但其排他性却会导致世界福利水平的下降，因此，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都不可取。

（1）单边措施。这种贸易措施的实行往往引起贸易对手的报复，以往最后导致贸易战的贸易摩擦大多是当事方采取单边措施所致。从世界贸易体系发展的历史来看，目前似乎已经不可能回复到采取强硬的单边措施的年代，虽然国际上的霸权主义依然存在，但即使是处于绝对贸易优势地位的国家，经过几十年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及世界形势的改变，也都更愿意采取协商的方式解决贸易问题。

（2）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协定及区域性贸易协定都不是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基础，而是强调贸易政策的对等性，因而就存在着歧视。这种歧视增加了区域集团与其他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对抗性，非常容易导致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平衡和不稳定。另外，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因为有其各自复杂的关税规则、原产地规则和监管法规等，使得其有限的体制能力也经受着严酷的考验。因此，世界贸易体系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大。

现在，世贸组织几乎每个成员也都同时是某个或某几个区域贸易协定的缔约方，这种现象的日益加重可能造成世界贸易体系的支离破碎，形成贾格迪什·巴格瓦蒂（2006）所说的“盛意大利面条的碗”的效应（`spaghettibowl''''effect），意思是说自由贸易协定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2、多边贸易体制如何继续

根据以上分析，多边贸易体制应该是世界贸易体系最优的国际协调制度安排。虽然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陷入了困境，但从多边贸易谈判历史看，没有哪一次谈判顺利，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困境只是暂时性的，因为继续维持这一体系的发展是符合各方利益的但是，重新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有两个关键的问题必须正视.

一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利益冲突如何平衡的问题目前，因为发展中国家已经演变为规则制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制定已经从完全受发达国家支配，演变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双方在维护利益的过程中互不让步，直接导致了多边贸易体制谈判的停滞。因此，如何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各方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已经是继续多边贸易体制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减少政治因素干扰的问题，这一问题也许是多边贸易体制走出博弈困境的根本之路。就连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都承认，谈判的僵局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因素、例如，美国在农业谈判中

的行为与其国内政治有着直接的联系。当时，小布什政府考虑到2006年11月的中期选举需要争取来自农业大州的选票，因此，承诺进行农业改革的决心并不坚定。在2006年4月谈判的关键时期，美国又突然更换贸易谈判代表，致使各方都对如期达成协议表现出了明显的忧虑和严重的信心不足。事实证明，美国确实在随后的谈判中表现了强硬的立场，并被认为是导致多哈回合谈判中止的重要原因。其他许多成员政府也受到国内政治的压力，不愿消除服务市场壁垒或者进一步降低工业品关税，于是纷纷以农业谈判僵局为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就可以理解了。因此，减少政治因素干扰是通畅多边贸易体制发展之路的必要工作。

四、结束语

多边贸易范文篇10

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成就；挑战；未来

一、多边贸易体制：从GATT到WTO

按照当代美国著名国际贸易专家巴格瓦蒂的观点，摆脱贸易自由化的“囚徒困境”途径主要有4种不同的方式，其中两种方式与单边主义有关，另外两种方式与互惠协定有关。单边主义方法包括激进的单边主义和传统的单边主义。互惠协定有两种传统的降低贸易壁垒的形式，即GATT/WTO支持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互惠和特惠贸易协定中的互惠。从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历程来看，人类正是通过这两种手段来不断推进贸易自由化的。

1947年10月30日，23个国家在日内瓦共同签署《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并于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GATT947以《哈瓦那宪章》第四章的条款为基础起草，有3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由关税减让表和最惠国待遇条款组成，关税减让表规定了23国政府关税减让的义务，是一个法律性的行为准贴第二部分包括商业政策规；第三部分专门列出了有关适用领土和区域安排的规定。根据GATT，建立一个非正式的、事实上的国际组织，也被非正式称为GATT。

在建立战后新自由经济秩序中，同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一样，GATT的任务是恢复已被30年代大萧条时的保护主义与双边互惠主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窒息了的世界贸易。因此，GATT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它是国际贸易组织流产的遗留物，不禁让人勾起对大国势力的悻悻之情，另一方面，人们又有理由觉得庆幸，它毕竟是在战后建立一个更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开端。在其存在的40多年中，GATT逐步发展成一个实际意义上的WTO，其相当复杂的基本法律文件被无数补充规则及安排、解释、豁免、争端解决专家小组报告和委员会决议延展和修改。

GATT的创立和成功成为在历史上曾以重商主义为准则的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杰出范例。然而，GATT毕竟最初是作为一个临时性的工具，且在许多方面不足以成为建立一个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这些不足主要表现为：第一，GATT条文的漏洞较多；第二，争端解决机制有待改善；第三，GATT成员数目激增使GATT难以堪当新的时代重任；第四，全球性的新问题不断涌现，需要新的贸易组织相伴而生；第五，区域集团化的趋势和现象不断削弱GATT的调节作用，使人们认为除非贸易体制能有实质性的强化，否则恐将造成强大区域集团间的冲突。

GATT的不足注定了它仅仅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过渡产物，人类探索创建一个正式的国际经济组织来协调、监督和管理世界贸易的想法并未停止脚步。1990年，欧共体轮值主席国意大利首先提出了建立一个“多边贸易组织”(MTO)的倡议，这个倡议后来以欧共体12国的名义，正式向乌拉圭回合谈判职能小组提出。1993年12月15日，乌拉圭回合结束时，根据美国的提议将“多边贸易组织”(MTO)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WTO)。1994年4月15日，《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在摩洛哥马拉喀什部长会议上获得通过，连同其4个附件加上部长会议宣言与决定共同构成了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一揽子成果，并采取“一揽子”义务和无保留接受的形式，经104个参加方政府代表签署，于1995年1月1日正式生效。在与GATT共存一年后，1996年1月1日WTO正式取代GATT，成为多边贸易体制新的运行基础和法律载体。

从GATT到WTO的变迁，标志着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设想的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构成的世界经济秩序三大支柱的理想在50年之后终于成为了现实，也标志着二战后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迈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相对以GATT为核心的旧多边贸易体制而言，以WTO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国际贸易规则方面作了重要修改和突破。作为国际组织，GATT已经不复存在，但作为协议，GATT仍然存在，但已不再是国际贸易的主要规则。WTO的成立掀开了国际经贸史上新的一页，也开创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新时代。WTO把世界上许多国家同时纳入一个统一的规则中，所有缔约方带来的潜在出口收益远比在双边协定下大，当一个缔约国违约实行保护贸易时，所有其他缔约国对他的惩罚所带来的损失远比他单方面采取的保护贸易政策所带来的利益大得多。因此，从GATT到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进一步推动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WTO基本哲学就是开放市场、非歧视以及国际贸易的全球竞争是有益于全世界各国福利的。WTO成为磋商和扩展多边自由化以及对贸易和相关政策进行合作的场所。它扮演着一个保证人的角色，确保想要取消进口壁垒的政府进行国内贸易政策改革。

二、多边贸易体制60周年取得的成就

GATT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为20世纪后50年的国际贸易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保证作用。GATT主持下的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取得了巨大成功，缔约方的关税水平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幅削减，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也更为密切。但是，GATT只是一个临时性协定，并非正式的国际组织，也不具备国际法人的主体资格，这一非正式地位妨碍了其正常活动的进行，限制了其功能的发挥，使其作为管理和协调国际贸易的“准机构”的权威性大打折扣。WTO继承了GATT的宗旨，但与GATT对比，WTO的宗旨有两点不同，一是强调国际贸易活动必须有利于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二是优先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发展，并提出要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给予相应的差别或优惠待遇。WTO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整的、更可行的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包括GATT、以往自由化努力的结果以及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全部成果。自WTO成立以来，基于WTO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断发展，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作用日益扩大，在促进贸易自由化、规范世界贸易行为、解决贸易争端方面都具有了更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1、建立和完善组织机构WTO是具有国际法资格的正式国际组织，必须有一整套完整机构处理日常事务，使其得以运转。WTO成立以来，基本延续了GATT机构设置方法，但重新明确了WTO各机构的权限、构成和法律地位，并目，根据管辖范围的扩大及相应职能的增加，适时地调整和建立新的组织机构。截至2008年7月，WTO组织机构共包含4个层次，依次为：部长级大会、总理事会、专门理事会、次一级委员会。此外，WTO还设立一个由总干事领导下的秘书处，总干事由部长级大会任命并确定其权力和责任、服务条件和任期。总干事任命秘书处的职员，并根据部长级会议的规定确定他们的责任和服务条件。总干事和秘书处的职责完全是国际性质的，在履行其任务方面，总干事和秘书处的职员不寻求或接受除WTO以外来自任何政府或其他当局的指示，他们可以制止任何可能影响其作为国际官员地位的行为。WTO成立以来，历经四任总干事，首任是意大利前外贸部部长鲁杰罗(任期为1994年4月－1999年4月)；第二任是新西兰前总理穆尔(任期为1999年4月－2002年9月)；第三任是泰国前商务部部长兼副总理素帕猜(任期为2002年9月－2005年9月)。现任总干事是帕斯卡尔·拉米(欧盟前贸易委员)。值得一提的是，素帕猜是多边贸易体制成立60年来历史上第一个担任此职务的发展中国家代表。

2、落实乌拉圭回合协议与推进新协议谈判谈判工作是WTO成立以来的重要工作之一，乌拉圭回合后，WTO积极组织成员方进行有关领域的谈判。尽管谈判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表明了WTO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决心。1997年3月26日，43个成员率先达成《信息技术产品协议》，旨在推动世界信息技术产品取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化。1995年7月28日，自然人流动谈判按期完成，所达成的6项承诺作为GATS第三议定书附件。1997年2月15日，69个成员达成《基础电信服务协议》，要求各国电信市场向国外公司开放。1997年12月30日，70个成员达成《金融服务协议》，涉及95％以上的有关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信息等方面的贸易。2001年12月，多哈回合在经历了西雅图失败之后终于启动。《多哈部长宣言》就规则的修订和完善专门作出谈判授权：“鉴于越来越多的成员使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手段，部长会议同意，在保留基本原则、概念、协定的有效性与其规定的措施、目标和进一步考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情况的前提下，就澄清《反倾销协议》和《反补贴协议》的有关规定和增强使用协议的约束性进行谈判。同时还指出，应当进行旨在澄清与提高WTO关于渔业补贴规则的谈判，特别要考虑渔业补贴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进一步澄清和提高现有的关于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则和程序，且有关谈判应当考虑到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性特点。”此外，为落实乌拉圭回合协议与推进新协议谈判，促进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截至2008年，WTO共召开过六届部长级会议(见表1)。在GATT时期，虽然也召开部长级会议，但并不定期限，也无议事范围与规则。WTO成立后则更加制度化，职责明确，也提高了国际贸易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地位。

3、管辖范围不断延伸，成员方数目不断增加WTO制定和实施的一整套多边贸易规则涵盖面非常广泛，几乎触及到当今世界经济贸易的各个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WTO的涵盖范围已经从原先纯粹的货物贸易、在边境采取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进一步延伸到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投资措施以及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讨论的一系列新议题，如竞争政策、贸易与劳工标准、环境政策和电子贸易等。与此同时，伴随着WTO在世界经贸发展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提升，WTO吸引力不断增强，成员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发展中成员在WTO中的地位和数量不断上升。截至2008年7月，WTO的正式成员已从1995年1月1日成立初的113个增加到152个，此外，还有31个观察员正在申请加入以及数百个国际政府间组织被授予观察员地位。2001年12月11日，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转型经济体成为WTO第143个正式成员。2004年4月23日，尼泊尔成为WTO第147个正式成员。2004年10月13日，柬埔寨成为WTO第148个正式成员。尼泊尔和柬埔寨是WTO成立以来首批成为其正式成员的最不发达国家，使得多边贸易体制更具有完整性和代表性。2007年1月和7月，越南和汤加分别成为WTO第151和152个成员。目前，WTO调节全球贸易比重达90％以上，长期目标是吸纳世界上每个国家(地区)，加快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这充分显示出了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和巨大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