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机制范文10篇

动力机制范文篇1

【关键词】城市旅游；动力系统；驱动机制；动力模型；桂林

城市旅游即以城市为目的地的旅游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始，城市旅游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作用也愈发显著，已经成为现代旅游的支撑点。以接待入境旅游者为例，我国2000年接待人数超过20万人次的24个城市和另外接待超过10万人次的12个城市共接待2369.73万人次，占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总人次的76.1%（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统计年鉴）。由于城市旅游在城市复兴、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市就业、满足居民游憩需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一、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旅游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城市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过度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人造景点的建设和整个城市环境的绿化、亮化，而忽视城市特色的塑造和自身优势的挖掘的弊病逐渐显现：城市旅游产品雷同，缺乏个性，导致城市个性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特色丧失。其结果与城市旅游忽视发展动力机制的培育和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研究滞后不无关系。

城市旅游成为近年来旅游研究的主要热点之一，备受关注，国内外不少学者都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国外Page（1995）、Dennis（1995）、VandenBerg（1995）和Pearce（2001）都对城市旅游进行创造性地研究；国内，1999年保继刚、朱竑对珠海旅游发展驱动机制模型进行开创性的探索，是国内较早探索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的学者；2000年彭华借鉴利珀（Leiper，1990）提出的人的需求+吸引物+信息的旅游吸引系统，提出了由旅游消费牵动和旅游产品吸引构成，并由中介系统和条件支持系统所联系的城市动力系统结构模型；2002年保继刚、刘雪梅对广东海外旅游发展作了定量化分析；2005年龙江智、保继刚运用“推——拉”（Push-PullModel）模型分析深圳、珠海两市旅游发展动力。但是，总体上目前关于城市旅游动力机制（DrivingMechanism）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缺乏专门、系统的论述。

二、基本理论

（一）城市旅游动力系统结构模型

按照“推—拉”模式（Push—PullModel），城市旅游发展可以归结为两个因素：其一，旅游体验本质所决定的需求结构；其二，旅游城市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城市旅游引力优势）。同时，要实现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中介系统和支持系统的作用，形成了由旅游消费牵动和旅游产品吸引构成，并由中介系统和支持系统所联系的动力系统所推动的城市旅游发展动力系统（图1）。

（二）旅游动力系统分析

1．需求系统

人对城市旅游的需求是城市旅游发展的原始推动力，旅游消费的推动,主要是研究需求结构和需求量及其未来趋势,以便制定城市旅游开发战略和促销战略。

2．引力系统

旅游活动具有资源指向性，旅游资源（旅游吸引）是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的基础。城市是一种特殊的复合型旅游资源，具有综合性、营造性的特点。城市旅游引力系统主要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部分组成，物质性吸引系统有：景观与环境吸引、设施吸引；非物质性吸引系统有：形象吸引、活动（经济、社会、文化等活动）吸引、氛围（苏州的江南风情、深圳的现代气息等）吸引和服务（旅游信息、接待等服务）吸引。

3．中介系统

中介系统是一个联络城市产品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它一方面把城市产品推向市场,引导消费,将旅游需求转化为旅游行为；另一方面又将需求信息反馈给城市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指导其制定城市旅游开发和促销战略。中介系统主要是指由各种传媒、宣传品、旅行社以及旅游交通等要素组成的，沟通城市旅游生产与消费的网络系统。

4．城市旅游支持系统

支持系统即城市旅游发展的大环境,它由硬环境（城市建设、交通、环境卫生、公用设施等）和软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公共服务、城市管理、旅游政策等）构成。城市旅游支持系统是构成城市旅游形象的重要因素,对城市旅游吸引的营造具有很强的辅助作用，是实现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障。

（三）城市旅游动力模型

由于旅游需求的多样性，城市旅游应根据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和产品供给情况，结合自己实际，抓住动力系统中的主导因素和优势，寻找适合自己的旅游发展模式。

1．城市旅游发展动力因素

城市旅游发展动力因素有主导因素和辅助因素构成。主导因素是指在推动城市旅游发展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因子，是实现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源泉。辅助因素是对城市旅游发展起辅助推动作用的因素，它们不是吸引旅游者的主要吸引物,但对旅游者的决策和旅游体验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城市旅游的主导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城市旅游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时期，其主导因素和辅助因素之间可以发生转化。如深圳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经济特区之一，特区优势是其城市旅游业发展的主导吸引力；20世纪90年代初，特区优势已经不明显，主题公园成为深圳城市旅游新的主打吸引力；由于主题公园特殊的生命周期，使其吸引力下降较快，深圳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具备发展商务、会展旅游的基础，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深圳旅游发展的主导动力机制。

2．城市旅游动力模型

城市旅游动力模型是一种主导动力驱动模型，根据城市旅游主导因素不同，城市旅游动力模型可分成四种类型：资源驱动型、经济吸引型、需求推动型和综合驱动型（表1）。

三、桂林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研究

（一）桂林城市旅游的现状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就明确了桂林市作为风景游览城市的定位，对桂林风景营建和旅游的发展进行了总体规划。桂林市旅游经历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1973~1977）以接待为主阶段、向经济产业转化的发展阶段（1978~1987）、低谷波动的停滞巩固阶段（1988~1996）和二次发展阶段（1997~）的曲折过程。现在通过旅游资源的整合、大桂林旅游圈构建、可进入性的提高等措施，实现了桂林旅游的二次发展（图2）。2002年桂林市共接待旅游者1095.8万人次，比上年增长8.58%。其中国内游客997.37万人次，增长8.89%；入境游客98.43万人次，增长5.54%；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49.33亿元。

（二）桂林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

1．桂林城市旅游发展模式

桂林市的旅游发展模式以“新桂林、新旅游、新享受”为主题，围绕以城市观光、休闲度假、会议会展商务等活动为内涵的“主题城市”旅游核心，发展民族风情、生态旅游、观光农业为重点，以加强桂南北旅游区、泛珠江流域和东盟自由贸易区旅游合作为辅助的旅游发展模式（图3）。同时，桂林市作为桂北旅游区的核心城市，其旅游发展应加强与自治区内桂南、桂东、桂西旅游的合作，特别是与南宁旅游圈在游客互送、会展商务旅游等方面的联动机制创新。

从桂林市旅游发展模式框图中，可以看出：城市主题（山水观光、休闲度假、会展旅游等）是桂林市旅游发展的主导动力，是一种强有力的形象招呼，“山水甲天下”仍是桂林市吸引海内外游客的核心力，同时，由于游客需求的多元化，桂林休闲度假、会展旅游也具有强劲的发展趋势；城市环境的改善、旅游资源整合、旅游形象的塑造以及居民和旅游从业者素质构成桂林旅游持续发展的重要辅助和有效补充；为把桂林建成国际性风景旅游城市，离不开良好的城市区域环境，桂林市旅游的客源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大部分国家：山水风光、休闲度假具有全球性，会展商务旅游主要为国内和东盟国际客源，民俗、生态旅游主要以区内和国内游客为主，因此良好的城市区域环境是桂林城市旅游发展重要影响因素，桂林城市旅游发展应充分重视区内、泛珠江流域和东盟之间的区域旅游合作。

2．驱动机制模型

（1）桂林旅游发展初期动力机制。桂林旅游发展初期，以政府促进型的山水观光旅游为主导因素的动力模型（图4）。桂林作为一座以秀丽的自然山水风光而著称于世的旅游城市，凭借桂林山水独特的风光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山水风光的垄断性旅游资源成为桂林城市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桂林市凭借独特的旅游资源，塑造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城市旅游形象，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成为游客梦寐的旅游胜地。桂林市独特的山水资源、形象鲜明的旅游形象同时也迎合当时的国外旅游者观光、寻祖探亲的主题旅游需求。另外，桂林城市旅游在建国后迅速发展，与国家的支持政策休戚相关。建国后，中央就明确了桂林市作为风景旅游城市的定位，并给予桂林市旅游发展的政策等支持。因此，桂林旅游发展初期，形成了以山水观光为主导的动力机制。

（2）二次发展阶段动力机制分析。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经济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时，中国经济异军突起，成为世界投资的热点地区之一。这种状况改变了旅华游客的主要动机：来我国的商务、会议、展览旅游迅猛发展。1996~2000年间，商务、会议游客占入境游客比重的平均为37.9%，仅比同期的观光度假游客比重少3.26%。同样，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国民也由温饱步入了小康，随着老百姓经济条件的宽裕及空闲时间的增多，旅游不仅成为老百姓生活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人们的旅游消费观念也不断成熟，旅游需求结构走向了多元化。综上，国内外旅游需求结构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深刻变化：观光、寻祖旅游观光、商务、会议、休闲度假，旅游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使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旅游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此期间，武汉、天津等城市表现明显优于桂林）。

然而，面对国内旅游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桂林并没有及时成功地实现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的转化，支撑着桂林旅游业继续进一步发展。由于桂林单一的山水观光旅游产品无法满足旅游者休闲度假、商务、会议等旅游需求，同时一些新兴旅游城市的兴起，加剧了城市之间的竞争，最终使部分游客专项其它城市，导致桂林市入境旅游在上世纪90年代一直处在低谷波动的停滞阶段（1988年~1996年），在第10名左右徘徊。

经过近10年的停滞，桂林城市旅游的管理者开始反思自身旅游发展模式，并不断进行新的发展动力机制探索。纵深发展和丰富以桂林山水为特色，以百里漓江画廊为主题的观光旅游业；加快桂林市周边休闲度假产品的开发和建设（桃花江旅游度假区、灵湖休闲度假中心、青狮潭旅游度假区等度假产品）；保护、开发文化旅游，形成自然与人文的融合（靖江王诚、阳朔西街等）；丰富民族风情产品系列（龙胜民族风情旅游区）；完善城市休闲、娱乐系统；加强区域合作，构建桂林—柳州—南宁—北海黄金旅游廊道，加强桂林和南宁之间会展旅游合作，客源共享；加快融入泛珠江流域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间的区域旅游合作。桂林市通过整合旅游资源、加快城市旅游产品体系的构建、加强区域旅游合作等措施，形成了以山水观光、休闲度假和会展旅游为主题的城市旅游体系，山水观光、休闲度假、会展商务旅游成为桂林城市旅游发展的主导动力，新的动力机制（图5）的形成实现桂林市旅游的二次发展。

（三）启示

桂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和优美的城市环境，这些优势恰恰适合国内外旅游者的新需求，因此，桂林旅游仍具有相对的优势和无尽的发展潜力。要桂林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如下方面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1．桂林旅游形象定位问题。旅游形象作为吸引游客的决定性因素，它不是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变化（受本底形象的强弱，传播中的形象以及传播的强度等因素的影响）。而“桂林山水甲天下”形象经过20多年的旅游开发面临老化的威胁，应尽快对桂林旅游形象重新定位，实现旅游形象的升级更新。

2．坚持环境整体优质提升的原则，继续加强市内景区、休闲娱乐设施建设，完善市内游憩系统。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出具规模的“两江四湖”夜间游览和游憩功能，加快城市会展设施的建设，与南宁实现南北联动，做活会议会展旅游项目。

3．城市旅游动力模型是一种主导动力驱动模型。不同时期同一城市主要旅游动力机制也可能完全不同，主导动力机制的转化与演变模式决定城市旅游发展模式。桂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挖掘桂林旅游发展的主导驱动力，对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机制不断探索和创新，适时培育桂林市旅游发展的驱动机制。

四、结论

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往往注重旅游资源的开发、人造景点的建设和整个城市硬件环境的改善，忽视了城市旅游特色和形象的挖掘和塑造（即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机制培育），造成城市旅游特色趋同，特色不断丧失。然而，如何去挖掘和培育城市旅游的动力机制将成为城市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根据城市旅游动力系统结构模型（图1），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的培育：首先，认真分析城市旅游发展的环境和旅游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把握旅游发展的主体趋势，抓住机遇，规避风险；其次，深入了解城市的文脉和地脉，分析城市旅游发展现状，挖掘特色和主导驱动力，培育城市旅游动力机制；最后，塑造城市旅游形象，创建城市旅游品牌，对接市场需求和城市旅游供给，并不断发展城市旅游动力机制。

本文选择以桂林市作为案例，是因为桂林市作为国内典型的传统旅游目的地，其城市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其他传统旅游城市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保继刚，朱竑．珠海城市旅游发展[J]．人文地理，1999，14（3）．

[2]彭华．旅游发展区动力机制及动力模型探析[J]．旅游学刊，1999，（6）．

[3]彭华．关于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初步思考[J]．人文地理，2000，15，（1）5．

[4]保继刚，刘雪梅．广东城市海外旅游发展动力因子量化分析[J]．旅游学刊，2002，17（1）．

[5]吴志才，彭华．汕头市的旅游发展模式和驱动机制[J]．热带地理，2004，24（3）．

[6]龙江智，保继刚．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15（1）.

[7]保继刚，龙江智．城市旅游驱动力的转化及其实践意义[J]．地理研究，2005，24（2）．

动力机制范文篇2

关键词：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动力机制；体系构建

矿山企业比较特殊，在生产工作中，需要考量节能减排问题。这项工作专业性强，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兼具。结合企业生产和运营发展情况，依托有效的动力机制、体系等，确定矿山企业节能减排方法和思路，能够实现良好的企业生产效果，对企业未来的发展非常有利。

1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动力机制内涵

该动力机制指的是将节能减排思路、方法等应用到矿山企业产生的动力作用原理、传导过程中，同时，它还能对各利益主体的不同动力与外界环境所产生的各类动力与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工作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联系进行有效揭示。依据动力形成原因，可将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动力机制细分为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

2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原因

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工作具有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资源效益，对企业未来运营及发展非常重要。在日常工作中，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对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进行分析。2.1内生动力。在节能减排主体内部会产生内生动力。该背景下，要把矿山企业节能减排主体确定下来，呼吁矿山企业、政府、公众等参与进来，但节能减排的主体始终是矿山企业。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a)矿山企业作为节能减排的主体，不仅要负责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等工作，还要制订出有效的管理制度。b)无论是国民经济发展，还是市场经济发展，都离不开矿山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矿山企业要将节能减排经济效益凸显出来[1]。c)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矿山企业的参与。完成节能减排内生动力分析之后，确定矿山企业主体地位，并对矿山企业经济效益加以考量。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工作内生动力在矿山企业内部产生，受经济效益驱动。2.2外生动力。与内生动力相反，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外生动力的产生源是外部利益受益主体、外界环境。倘若外生动力与市场环境有关，需要对竞争、技术革新等加以考量，思考其能否带来驱动力。尽管外生动力比较小，但也不应忽略其对事物发展的影响。a)政府规制行为。将节能减排理念和方法融入矿山企业生产工作中，会对相关主体利益产生影响。不同利益主体采取的节能减排方法实施效果不同，这直接关乎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工作成效。因此，发挥政府作用，加强政府规制，非常有助于促进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工作，使之有序开展。这充分说明了政府规制行为对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工作具有推动性，其在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外生动力中不可或缺。b)公众参与行为。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工作开展成效与公众参与度有关，公众参与能够促进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在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工作中，如果公众参与度比较高，将会优化矿山企业节能减排效果[2]。c)市场竞争压力。矿山企业数量、种类等比较多，面临着严峻的市场竞争压力，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一定要获取差额利益。在这一过程中，节能减排工作非常有效。将节能减排理念和方法应用到矿山企业中，有助于对能源消耗的控制，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支出，而且非常具有环保效益，无论是排污费用，还是环境污染治理费用，都相对比较低。同时，在落实具体工作时，要及时将耗能设备淘汰掉，依托生产方式及工艺改进，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及技术进步，为矿山企业开拓更加广阔的市场竞争空间。d)技术工艺革新。近年来，新兴工艺和技术逐渐被应用到矿山企业生产中，节能减排效果非常好，技术水平高。如果矿山企业仍然采用传统、粗放的生产模式和技术手段，不仅生产成本高，而且能源利用率低[3]。所以，企业要依托先进的工艺、技术，改善现有技术体系，将优质的节能减排技术开发出来。

3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动力机制及体系构建

无论是矿山企业，还是政府、社会公众等，都要参与到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工作中，依据矿山企业性质和经营范围，使节能减排工作有序进行，实现良好的节能减排效果。矿山企业节能减排体系中囊括的相关内容和技术要点比较多，可细化为技术、管理、外部保障三方面的内容。因此，要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同步构建节能减排技术、管理等各类体系，确保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外部保障体系更加完整，技术、管理方法有效，为政府、公众等提供指导，使之更好地参与到矿山企业的节能减排工作中。依据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工作的要求，可将该部分工作细化为节能、减排两项内容。节能工作包括节电、节煤、节水等；减排工作则包括煤矸、瓦斯、矿废水等各类物质的减排。在煤矸减排工作中，既可以直接利用矿山，也可以在农业、生产、发电、化工等领域应用煤矸石[4]。矿废水减排开展过程相对比较简单，选择洁净处理技术对矿废水进行科学处理，然后在农业灌溉、工业、生活等领域对其进行科学应用。利用瓦斯减排方法完成瓦斯抽采工作之后，依托专业技术手段，在工业燃料、民用燃料、合成油、化工原料等方面也可对其进行综合利用。节能减排管理体系是将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工作中的各类方法集中在一起，灵活管理各类相关制度、资金、人员、技术等。在这个体系中，不仅要建立组织机构，还要制订与之相关的各类管理制度，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创新技术方法，开发人力资源等。矿山企业节能减排组织结构的建立相对比较复杂，因此，需要考量的关键内容和要素比较多。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分别从企业领导层和基层入手，将矿山企业节能减排领导组织机构和领导小组建立起来。在该背景下，不仅能够沿用以往融资方法，还可以拓宽融资渠道，优选合适的能源管理方法，构建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使融资方式更加多元，为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提供资金保障。在该操作中，会用到节能降耗、排污减排等技术，要鼓励矿山企业参与其中，灵活运用自主研发、外包等方式创新各类技术方法[5]。执行这项工作时，还要依据具体工作要求，不断引进节能减排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一线生产人员等，并将与之相关的人才选拔、分配及激励、考评制度确定下来，以达到良好的人力资源开发效果。

4结语

综上所述，矿山企业主要负责矿山资源开采工作，对中国能源发展有促进作用。该类企业相对比较特殊，具备高能耗特征。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相关从业人员要结合矿山企业背景、特征，明确节能减排动力机制内涵，对开展该项工作的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有清晰的认识，以此为基础，构建完整的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动力机制及相关体系，减少不必要的能源和资源浪费。

参考文献：

［1］唐跃刚，王志伟，李正越，等.绿色煤炭矿山节能减排评价体系研究———以西山煤电集团为例［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6，29(4)：45-50.

［2］张博，李豪智.基于转型升级的煤炭产业动力机制构建研究［J］.煤炭经济研究，2017，37(8)：47-52.

［3］徐雅青.激励约束视角下的环境管理机制研究———以工业企业节能减排为例［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7(7)：117-120.

［4］崔艳，麦方代.小保当煤矿智慧矿山生态环境防治体系建设模式研究［J］.煤炭工程，2017，49(5)：20-23.

动力机制范文篇3

[关键词]：河南乡镇机构；合作型博弈；改革动力机制；农村综合改革

河南省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拥有9600万人，其中农民人口就有7300多万人，“三农”问题尤为突出。据统计，到1998年底，全省乡镇总数为2137个，行政村总数为4.9万个，村民组总数为40.46万个，农村基层管理人员多达150万人以上，每年支出经费在100亿元左右[1]。为了缓解地方财政短缺的压力和减轻农民群众的负担，河南省分别于1998年、2001年和2005年下半年进行了三轮乡镇机构改革。但由于前二轮改革没有形成有效整合、协调一致的动力机制，其结果都变成了虎头蛇尾的“假改革”；“而这一次，河南省强化了相关配套措施的跟进，不再‘为改革而改革’，着力解决改革中所引发的各种复杂矛盾”[2]，因此可称得上是善始善终的“真刀真枪改革”。截止2005年底，全省撤并乡镇236个，合并各类事业站所3117个，精简乡镇领导职数接近1/3，清退乡镇临时人员20551人，分流乡镇超编人员170022人[3]，仅用3个多月就解决了长期困扰河南农村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它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省委、省政府统筹考虑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并对其进行有效整合，最终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合作型博弈机制。这对当前我国正在开展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重点从分析改革动力机制入手，试图在河南省三轮乡镇机构改革中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一、河南省第一轮乡镇机构改革缘何“中途流产”？

1998年12月，河南省制定出了《关于开展乡镇机构改革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拉开了第一轮乡镇机构改革的序幕。当时，我在豫南大别山区某镇担任党委书记，直接参与了这次改革的全过程，现在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省里《方案》统一规定，乡镇机构设置为五大办公室（即党政综合办公室、农林水办公室、财经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科教文卫办公室），“七所八站”一律改成服务中心，统一核定乡镇编制人数，清退临时聘用人员和分流超编人员。但在具体操作上，该《方案》对如何解决乡镇超编正副科级干部待遇的问题，如何解决乡镇工作人员竞争上岗的问题，如何解决辞退人员和分流人员补偿的问题，如何解决新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和复员退伍军人安置的问题，如何解决乡镇机构合并后与县以上部门机构工作衔接的问题，如何解决县、乡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合理划分的问题，都没有制定具体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因此，这次改革基本是“走过场、搞花架子、玩数字游戏”。

但是，到了2000年3月，河南一家官方媒体居然报道称：“在这次改革中，全省共精简乡镇富余人员多达10万余人，每年可为农民群众减负8亿元”。仅仅时隔1年，又是这家官方媒体报道称：“据河南省财政厅测算，全省共有乡镇2130个，村委会48900个，村民小组近40万个，其中需要财政供养者有110万人，需要农民直接负担者有63万人。全省实行税费改革后，每年将减少乡级财政收入84.54亿元，每年将减少村级集体收入23.1亿元。这些缺口资金将主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精简乡镇机构、压缩富余人员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方式来消化”[4]。由此不难看出，所谓的“河南十万乡官大裁员”，实际是分而不流，流而未走，工作照样干，工资照样拿，“一个都不能少”。对此，河南官方和部分学者给出的一般解释是：“由于第一轮改革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等原因，结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痼疾”[5]。这种说法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所在。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省、市、县、乡四级政府自始至终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互相推脱承担改革成本分摊的责任，各方利益主体分散决策、权衡比较的结果是缺乏协调一致的行动。

首先，从这次改革的政治价值取向看，各级政府都希望通过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达到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进而捞取“政治资本”。但是，由于目前河南省乡镇临时聘用人员和超编人员，大多都是县乡领导干部的家属、子女、亲戚，这些人社会关系盘根错节、相当复杂，而到乡镇工作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复员退伍军人，又是按国家人事分配政策统一安置的，大多都是乡镇工作中的骨干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让谁走，不让谁走？”对于现任的乡镇主要领导来说“比登天还难”。如果来真的，既会得罪“圈子内的人”（指临时聘用人员），又会得罪“体制内的人”（指超编人员），可以说是“两头做人难”；如果来硬的，一旦失去了“群众基础”，将危及乡镇主要领导的个人政治前途，稍有闪失很可能引发集体上访、聚众闹事等不安定因素，到头来又将面临着“一票否决”的政治风险。因此，对于这次改革，最不愿意参与和组织实施的就是现任的乡镇主要领导，几乎没有谁愿意“争当改革排头兵”。这样，一直拖延到1999年底，省、市、县、乡四级政府几乎没有实际行动。有的乡镇甚至还没有向机关干部传达上级会议精神，干脆就把“五大办公室”的牌子挂上去了，上报的辞退人员名单和分流人员工资表基本是编造的虚假数据。总之，当上级政府把自身能够解决或不愿意解决的复杂矛盾和问题推给基层解决时，乡镇一级只能是“应付了事”。

其次，从这次改革的经济价值取向看，由于各级政府财政实行“基数包干、超收分成”的管理体制，乡镇承担着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80%左右，村级管理费支出全部由农民负担。这次改革即使搞成功了，受益者是广大农民群众，而受损者则是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正是由于这次改革的“政治收益”远远小于它的“改革成本”，所以省、市、县三级政府决不会轻易去改变原有的财政分配格局。因此，在“强势集团”与“弱势群体”之间博弈过程中，“受益者”往往是各级政府组织，而“受损者”永远都是广大农民群众。

总之，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山东莱芜、诸城、内蒙古卓资、湖南华容、山西隰县、河南新郑等地率先搞起的县乡综合改革“中途夭折”[6]，还是1998年河南省进行的第一轮乡镇机构改革“中途流产”，都说明了“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7]（p267）。只有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机，当看到它的成功可能性较大时再下决心，才能保证这项改革取得成功。因为，乡镇机构改革不仅牵扯到一个省上百万名乡镇工作人员的“去留、饭碗、面子”问题，而且涉及到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之间的权利分配问题，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正如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7](p177)“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7](p176)“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7](p252)“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7](p277)

二、河南省第二轮乡镇机构改革缘何“草草收兵”？

2001年3月21日至22日，河南省召开了“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紧接着，又于23日召开了“市县乡机构改革工作会议”。可见，这次乡镇机构改革是与全省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启动直接挂钩、同步配套进行的。据有关资料表明，“河南省平均30个农民就要养活一个‘吃皇粮’的人，全省行政事业费开支占地方财政总收入50%以上。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组织每年将减少收入107.64亿元，再不进行乡镇机构精简和人员分流就没有退路了”[8]。因此，河南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这次市县乡行政编制精简比例为24.6%。这是硬任务，硬指标，也是一条硬杠杠。各级都要建立严格的工作责任制，层层有任务，一级抓一级，在改革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上，都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配套措施和应急处理办法。要把撤并乡镇、农村税费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结合起来进行，重点是规范乡镇机构设置，减少机构和人员编制，妥善安置超编人员，坚决清退各类临时聘用人员。同时，要保证在5月底以前完成任务”[9]。可以说，省委决策者对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态度很坚决、决心也很大。

然而，正当全省上下紧锣密鼓、层层发动、准备大干一场的节骨眼上，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一个《紧急通知》，明确要求全国各地暂停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这与2个月前在安徽合肥市召开的“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精神大相径庭，因为当时中央曾明确提出要求20个省份（其中包括河南省）将在2001年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这种“朝令夕改”的非常现象，让河南省委决策者们感到“进退两难”：因为当时《河南省人民政府致全省农民朋友们的一封公开信》刚刚下发到每个农户手中，河南老百姓都知道“皇粮国税”不交了或少交了，如果宣布立即停止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和市县乡机构改革工作，那么势必会给农村基层干部制造相当大的麻烦，甚至会引发农民群众“暴力抗税”等恶性事件；如果坚持继续搞下去，那么这岂不是明摆着与党中央、国务院“对着干”。但当中央与地方进行“政治博弈”时，下级必须服从上级，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所以，到了2001年4月下旬，河南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被迫中断，市县乡机构改革工作自然也停止进行了。这说明了，乡镇机构改革能否成功，不仅要受到一个省内部各方利益主体之间多重博弈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外部的诸多不确定改革因素的干扰。因此，当改革时机还不够成熟时就急于去推行，即使是好的改革措施也难以取得成效，甚至会成为“早产儿”或“中途流产”。

2001年9月下旬，当组织上准备调我到河南省高校工作之前，我给省长李成玉写了一封长信反映，“自1998年以来，我省经历了两轮乡镇机构改革失败的折腾。尤其是今年全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和市县乡机构改革工作被迫停止后，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普遍埋怨说：‘天天盼，月月盼，年年盼，结果省里还是瞎胡搅’。可以说，现在的农村基层工作已经困难到了极点。如果省委、省政府再不下决心去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那么势必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为此，我建议下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必须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必须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协调运作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农地制度、分配制度、行政管理体制三位一体，整体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综合症”。这份长达3万字的农村改革政策建议报告，很快得到了河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的批示，随后又被中央领导同志批转到十六大报告起草小组和200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筹备组参考[10](p11)。

三、河南省第三轮乡镇机构改革缘何“一举成功”？

2005年9月9日到12月底，河南省进行了为期3个多月的第三轮乡镇机构改革。这次改革启动时，省编制办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截止2004年底，全省共有2100个乡镇，编制总数为16.21万名，实有工作人员为30.23万名，平均每个乡镇超编63.3人，超编幅度达到了86.5%。其中，超编200人以上的有60多个乡镇，个别乡镇甚至超编三四百人，最多的1个乡镇超编400多人。此外，全省还有乡镇临时聘用人员1.25万人”[3]。而目前河南地方财政收入仅为537.5亿元，财政支出竟然高达1115.5亿元，收支相抵缺口资金为578亿元，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尤其是全省县级财政总收入仅为201.9亿元，其中有2/3的县人均财力在1.2万元以下，甚至有的县还不足1万元，大部分县财政缺口资金都在1亿元左右。全省乡镇负债总额为95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89万元，其中有179个乡镇负债在1000万元以上，最多的1个乡镇负债超过5000万元。可以说，一旦离开了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县、乡、村三级组织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因此，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开展，河南省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基层组织机构庞大和人员臃肿的问题。

2004年12月21日，新上任的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同志郑重宣布：“从2005年1月1日起，全省农民一律免征农业税”。这一招着实让党中央、国务院捏一把汗，毕竟河南的“财政家底”太虚弱了。2005年9月9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在“全省深化和完善乡镇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讲话时，首次使用了“各级党政主要领导都是第一责任人”、“确保全省乡镇机构编制5年内只减不增和保持社会稳定这两条底线”、“无情改革、有情操作”、“不留过渡期，不得拖延”、“2005年底前基本完成任务”等词语，这充分表明了省委决策层的改革决心。可见，这次乡镇机构改革的指标任务是硬的，时间表是死的，不能讨价还价，纪律处分动真格，否则就没有退路了。因此，在这次改革中，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之间始终保持着“目标一致”，互相配合，同心协力，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仅用3个多月就初战告捷，并为其他省份树立了一个“成功范例”。

首先，这次改革的时机把握得准确，既符合中央的改革意图，又符合河南农村的实际情况。尤其是从2003年开始，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进而又把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体制、基层民主建设、农村公共品供给等潜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逼到层面上来，由此牵动了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迫使农村基层组织“釜底抽薪，另起炉灶，脱胎换骨”。到了2005年年初，中央明确要求各地积极开展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这等于是给了地方一把“尚方宝剑”，从而消除了外部的不确定改革因素，也为河南省第三轮乡镇机构改革“一举成功”提供了前提和保证。

其次，这次改革的原动力来自河南各级政府内部，各方利益主体由过去的“分散博弈”转向“合作博弈”。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看，解决乡村组织经费困难有两种选择途径：一是通过调整省以下财政分配体制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弥补“空缺”，二是通过乡镇机构改革的办法压缩基层行政经费开支。显然，站在省、市、县三级政府的角度看问题，第二种途径是与自身目标最为吻合的一种选择，站在乡镇政府的角度看问题，也不失为一种上乘选择。因为这样做，既可在改革上出“政绩”，又可减轻各级政府财政短缺的压力。因此，在这次改革中，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原来的不平等博弈也变成了自愿合作，最终形成了一种协调互动的合作型博弈机制。这是河南省第三轮乡镇机构改革“一举成功”的最大秘诀。

第三，这次改革的主要特点是省级唱主导、善始善终。与前两轮改革相比，这次改革省委、省政府启动了“杀手锏”——在完成乡镇机构改革任务之前，市、县、乡党政“一把手”一律不能调整，主要领导必须亲临第一线指挥，一级抓一级，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把目标任务纳入领导干部个人政绩考核档案，严明纪律，及时通报批评。这样就克服了前两轮改革中存在的“上推下不动、干打雷不下雨”的被动工作局面。与此同时，省委、省政府还出台了“含金量”较高的奖励性配套措施，如规定“撤并1个乡镇，省财政一次性向县级财政补贴50万元，分流1名财政全供人员，省财政一次性补助县财政5000元，分流1名财政差供人员，省财政一次性补助县财政3000元”，省财政为此拨给县级财政一次性补助款共计5.6亿多元。各市、县也都结合自身财力，采取了不少“特事特办”的新措施，如郑州市规定，撤并1个乡镇，除了省里的奖励政策之外，市财政追加30万元补助款。可以说，“这3个多月就好像是打一场战役！”经过这次改革，全省共精简乡镇富余人员接近20万人，每年至少可为省财政减少转移支付20亿元以上，它的“预期收益”远远大于“改革成本”。日前，省委、省政府又作出规定：乡镇行政和事业编制，全省实行统一管理和总量控制，建立机构编制台帐、编制人员实名制管理和机构编制审核通知单制度，进一步完善乡镇机构编制管理和财政预算管理相互配套协调的约束机制，以防止出现“反弹现象”。

四、结论与启示

第一，不管是进行乡镇机构改革，还是进行其他政府层级的行政体制改革，最实质、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说到底是一个“利益博弈”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暴露出来了，只不过当时的重点是国务院内部机构改革。譬如，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山东莱芜率先进行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县直部门20多个涉农分支机构下放给乡镇政府管理，分流人员达到12874人，取得了明显成效。到1991年底，全国已有23个省份确定了290个县级单位进行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工作[6]。但由于中央对县乡机构改革工作没有作出统一部署，这场自下而上的改革试点没过多久就销声匿迹了。正如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同志所指出的，“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来进行，局部改革必然会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一点不能忽略。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改革方向是对的，但如果不及时发现和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等它们积累多了，就容易走回头路”[11]。万里同志也指出，“深化农村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自上而下的总体规划，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创造。但解决农村中存在的问题，涉及一些部门和个人的既得利益，没有权威的决定，不抓紧检查，就难以奏效”[12](p631～636)。

第二，政府机构改革的最大阻力，究竟是来自各级政府内部的“自身利益”，还是来自“部门利益”甚或“集团利益”？种种迹象表明，除非万不得以，没有哪一级政府愿意首先“拿自己开刀”。换言之，上级政府往往既是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主导力量，又是“最大的麻烦制造者”。但迄今为止，我国设计的政府机构改革路径“要么是从国务院下手，要么是从底层突破，要么是靠政府部门自我改革”，这样就省、市、县三级留下了相当大的“博弈空间”。其结果是“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7]（p164）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7]（p164）。

第三，具体而言，省级政府既是乡镇机构改革的主导力量，又是改革的最大阻力。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把这种改革的“政治成本”与“经济成本”统一起来，统筹考虑各方利益主体的改革成本分摊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把多元的、离散的、潜在的改革因素，转化为一体的、内聚的、现实的改革力量，形成一种合作型博弈机制，从而推动乡镇机构改革的顺利开展。譬如，我们在解决“条条”与“块块”分割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县乡机构改革的一大难题。但在河南省第三轮乡镇机构改革中，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上级主管部门不得以项目、资金、评比、检查、达标等手段，干预下级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核定，不得要求上下级机构完全一一对应；凡是由部门下发文件和召开会议擅自规定机构编制事项的，一律宣布无效。这样一下子就把问题解决了。再如，我们过去总担心“干部身份”的人难缠、怕出乱子，以至延误了许多大好改革时机。但在河南省这次改革中，全省共清退乡镇临时人员20562人，分流超编人员127929人，却没有发生集体上访、聚众闹事等突发事件。这说明了，任何一场改革都必然会带来阵痛和情绪的焦灼，但“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7]（p118），“估计形势，要看到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大多数学生是拥护改革的”[7]（p287）。所以，我们应当把让大多数人得利作为衡量所有改革得失的一个根本标准，而不能只顾及一些“团体利益”，却看不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第四，乡镇机构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于，合理划分县乡之间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加强农村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需要。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在这次改革中，着重强调把乡镇工作从过去直接办企业、抓生产经营、催收催种、收费罚款等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转向典型示范引导、提供政策服务、营造发展环境和维护社会稳定上来。同时，提出要依法界定县乡两级政府的职责范围，使乡镇真正实现权责一致；凡是法律、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由县级政府承担的职责，不准转嫁给乡镇政府承担；确实需要乡镇政府配合的，应明确权利与义务二者的关系，并赋予相应的办事权限，提供必要的财力保障；凡不是中央和省委确定的“一票否决”项目和各种达标升级评比活动，一律取消；需要保留的，也不准随意扩大评比检查的内容和范围；等等。当然，下一步应当对乡镇政权组织体制、权力结构及运行方式等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这些后续改革任务将更加艰难和繁重。这是我们多年来都想解决而至今尚没有解决的一道难题，还需要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第五，要从根本上解决县乡财政困难，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光靠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突破；光是乡镇一级改而竖立其上的政府机构不改革，也难有实质性的进展，还需要省、市、县、乡四级政府连动式的全面改革。如果简单地寄希望于“撤并乡镇、精简机构、裁减人员”这样一种低层次的改革，那么很有可能将使乡镇机构改革再次落入“循环改革的陷阱”。譬如，通过河南省第三轮乡镇机构改革，共精简富余人员接近20万人，每年至少可以解决基层行政管理经费支出20亿元左右。但在2005年，河南地方财政用于免征农业税、发放粮农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投入共计263亿元，比上年增加了66.1亿元，这是多年来财政支农资金最多、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可见，单纯依靠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另外，据财政部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省一级行政经费支出每年不少于3630亿元，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例为38.9%；地区一级每年行政经费支出约为1715亿元，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例为18.4%；县一级每年行政经费支出约在2700亿元，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例为28.9%；乡镇一级每年行政经费支出约在1280亿元，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例为13.7%[13]。也就是说，即使是从“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单纯依靠乡镇机构改革也是不行的。事实上，我国过去20多年进行行政体制改革都是侧重于从横向调整政府的部门设置，但却没有从纵向减少政府的层级设置，致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纵向权力下放”与“横向权力调整”互相脱节，导致一些深层次矛盾虽经多次改革而始终得不到根本解决。因此，我国下一步应考虑从“中间层突破”的大胆尝试，依照《宪法》撤消职能定位模糊的地区建制，把现有的“地级市政府”一律改为县级建制，从“城乡合治”走向“城乡分治”，实行“省直管县”或“省直辖市”的行政管理新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权力结构配置高度集中与政府职能定位高度扭曲问题[14]。为了防止市、县机构改革中出现低效率重复的现象，建议由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和统一协调这项改革工作，省一级则负责具体的组织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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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机制范文篇4

企业、消费者、政府构成了循环经济系统的主体。这三个主体通过各自不同的职能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其中，企业既是资源消费者，又是废弃物的排放者。它在循环经济系统中的职能主要表现为：尽可能采用可再生和便于回收利用的资源，并减少资源的消耗；向市场提供能有效减少环境负荷并有利于再使用和再利用的产品和服务；通过开发清洁生产技术和废弃物再使用、再利用技术等发展循环产业；对企业自身排放的废弃物实施再利用和适当处置；构建企业间的废弃物和副产物循环利用的工业生态链，实现废弃物的零排放。消费者是包括循环型产品在内的各类产品和服务的最终消费者，也是废弃物的排放者。其职能应为：自觉控制容器包装的使用和废弃物的排放；遵守废弃物的分类回收等制度，以促进其有效地回收再利用；购买环境负荷少的产品和资源循环利用产品；尽可能延长物品的使用寿命，采用注重功能、服务的享用而非物品占有的消费方式。政府是国家和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决策者和推动者。由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因而政府干预就成为必要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循环经济不会自发地发展起来，而必须有政府的推动。政府的职能主要表现为：为国家和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指出方向和目标；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借以引导和规范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为建立国家和地区的循环型经济系统创造条件；作为集团消费者通过自身的绿色采购行为直接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并为企业和居民做出表率。

为使循环型经济系统顺利运转起来，企业、消费者、政府这三个主体必须通过建立彼此间的合作关系，形成一个互为条件的整体。首先，企业和消费者要通过市场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共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如，企业要制造节约资源的环境负荷小的产品，消费者也要实行绿色采购，优先购买此类产品。在这里，企业把保护环境纳入经营宗旨和消费者确立绿色消费理念是二者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实现良性互动的条件。其次，要建立循环型经济系统中各类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包括生态工业园区围绕废弃物和副产物资源化再利用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城市或区域范围内废弃物排放企业与废弃物回收、运输、资源化再利用、无害化处理等所谓静脉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上述各类企业都是循环经济系统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果相互间不能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系统整体就无法顺利运行。再次，要建立政府与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如，政府应通过制度设计，运用适当的政策手段，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和消费者也应通过确立环保经营和绿色消费的理念，适应政策的变化，以求减少政策执行阻力，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此外，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政府的各相关部门之间必须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以保证政府制定的目标、规划、法令、政策等得以有效地贯彻实施。

二、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

为保证循环经济主体实现各自的职能，必须构建有效的动力机制，包括经济利益诱导机制、环境责任约束机制和绿色价值观影响机制。经济利益诱导机制和环境责任约束机制都是通过外在力量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而绿色价值观影响机制则是通过经济主体价值取向这种内在力量，使其自觉规范自身的行为。

(一)经济利益诱导机制。指当某种制度能使经济主体获得预期的最大利益时，就会使其积极作为，以适应这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只有当它使企业有利可图时，企业才会积极推动或适应其发展，从而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在动力。如，当绿色消费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资源节约型产品和循环型产品的市场空间日益扩大，循环型产业成为一种巨大的商机时，企业就会积极地适应这种变化，推动它的发展；当资源循环技术日趋完善，企业进行废弃物资源化能大幅降低原材料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时，企业就会从追求低成本高利益出发，发展循环经济。利益诱导机制对企业主体主要表现为追求循环经济中潜在的最大利润，对消费者则主要表现为以较低价格获得预期需求的满足。如，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通常决定于对商品效用与价格的比较，在效用相同或近似的情况下，会选购价格较低的商品。当循环型商品与原有同类商品相比效用相同或近似而价格低于或仅略高于原有同类商品时，就会对消费者产生吸引力。可见，通过对消费者进行这种以低成本获取需求满足的利益诱导，会开拓和扩大循环型产品市场，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二)环境责任约束机制。指通过法律、政策等手段赋予企业、消费者等主体在循环经济运行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使这种运行成本在内部转化为各主体的成本，从而形成由环境责任约束而产生的动力机制。如，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要求企业承担管理、处置废弃产品的经济责任，使由此发生的成本内部化为生产企业的成本。这样，会激发企业积极开发产品回收处置系统，努力降低回收处置成本，并从产品的设计和制造的各环节努力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使产品报废后便于回收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样，当生活垃圾由政府统一处理时，消费者没有成本意识，也不会主动进行垃圾减量化，而当实施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使生活垃圾处理的经济责任由消费者承担时，由于消费者有了成本意识，就会产生回收再利用资源、减少垃圾排放的内在动力。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中起关键性作用，如果政府的决策忽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则循环经济将无法实现。因此，必须通过立法形式赋予政府各相关部门在发展循环经济中所应当承担的环境责任，并建立和实施对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履行法定责任的监督和考核制度，形成政府履行环境责任的约束力。这种环境责任的约束力就会成为各级政府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三)绿色价值观影响机制。每个经济主体的行为都是在一定价值观的支配下进行的。通过教育和学习，使人们树立起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维持人类持续生存能力的价值观，就会产生自觉推动循环经济的动力。在循环经济主体中，绿色消费者是在绿色价值观影响下最先涌现出来的循环经济主体。这里所谓的绿色消费不仅指消费者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有利于健康的产品，还包括选择环境负荷少的节约资源的回收再利用产品。因此，绿色消费不仅在于倡导崇尚自然、追求健康舒适的生活，还在于关注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实现可持续消费。正是由于消费者接受绿色消费的理念，并用来指导自己的消费行为，因而出现了日益扩大的绿色产品的市场空间，促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经营行为是在一定经营理念支配下进行的。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下，企业以追求最小投入获得最大利润为唯一出发点，不考虑自身环境行为后果。也就是说，企业经营只追求经济效益，而不考虑社会生态效益。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加深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绿色消费者群体日益扩大，政府有关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法规日趋完善，国际公约中的环境法规也日益严格。在上述背景下，企业的环境行为逐渐成为其获利乃至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能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循环型产业正在成为企业新的发展机会。因此，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企业良好的环境行为已成为自身发展的新的力量源泉。正是这种经营理念的深刻变化，成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在动力。政府的全部执政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执政理念指导下进行的。执政理念是政府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也是政府执政活动的动力所在。为保证政府在经济建设中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除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确立对政府的环境责任约束机制外，还必须确立对政府的绿色价值观的影响机制，通过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形成政府主体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源泉。

三、构建循环经济动力机制的措施

(一)运用经济措施构建循环经济的利益诱导机制。运用经济措施保证企业和消费者从循环经济的发展中得到实际的经济利益是构建其动力机制的关键所在。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建立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使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明确其产权关系，规定其交易和补偿机制，以促进环境成本的内部化，使企业产生珍惜环境和资源的内在动力，从而推动企业致力于资源能源的减量化和再循环。第二，制定支持和鼓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包括制定税收政策，对浪费资源、损害环境的企业征收环境税，对实行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有利于改善环境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制订财政政策，政府投资兴建大型资源循环利用的公益性项目，强化政府主体对循环经济的投入力度。对有利于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的技术研发和生产项目给予财政补贴或从排污收费建立的生态环境基金中给予支持。实施政府的绿色采购政策，要求政府必须优先采购节能、环保的绿色产品。制订金融政策，对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资源循环利用项目，通过银行的优惠贷款或运用证券和债券等融资手段给以支持。第三，制订鼓励消费者参与废弃物回收利用等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政策措施。包括建立押金返还制度，鼓励消费者回收饮料容器、电池等可再利用和危害环境的物品，形成良好的环境意识；建立生活垃圾排放收费制度，促使消费者避免过度的饮食消费，减少生活垃圾排放；建立罚金制度，推动消费者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动力机制范文篇5

对村干部角色类型作了最好概括的，当属吴毅教授，他认为，以人和当家人作比喻，来描述实行村民自治以后村干部处境有一定道理，问题是，这种描述有些忽视农村复杂的动态事实，尤其忽视了村干部作为一个能动主体的行动能力与倾向，这个意义上，用经纪模式来比喻村干部，可能会更准确地将村干部作为能动的行动者的一面概括出来，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村干部在村民自治中的行动。经纪模式依据村干部行动的取向，可以分为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赢利性经纪的目的是利用所处位置谋取个人的经济利益，保护型经纪则因为村庄文化网络所构造出来的公共空间，愿意从面子和社会关系方面获取收益，而不是仅仅考虑个人经济收益的最大化。经纪模式的问题是，无论是充当赢利型经纪还是保护型经纪，村干部都会积极行动。而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实际情况却是村干部消极对待各项事务，即不积极，也不主动当家，而成为村庄秩序的守夜人甚至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撞钟者”[1]。

村干部扮演何种角色，与其动力机制有密切关系。如果村干部既无预期的经济收益，又无预期的社会收益，村干部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积极的能动者来扮演角色，他们即使在当村干部，也大都消极无为，也就成为吴毅教授所说的撞钟者。

从当前学术界对村干部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主体的思路依然是从村委会组织法等制度性规定来设想村干部的行为特征，缺乏从村干部这个主体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这样讨论村支部与村委会这两个主要村级组织的关系，就容易看到制度设计上主要对上负责的村支部与主要对下负责的村委会之间的冲突，典型如樊平在一篇报告中分析的，如果不考虑村干部的个人品质，则作为宏观管理方面的村级组织的上级组织往往强调加强体制性权力建设即农村党支部建设，农民则行使民主权力积极参加村委会选举，加强村落内生性权力建设，村支部和村委会从而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2]。这样讨论的结果，就会侧重于变更制度，而忽视制度运作中的人。但实际上村干部不是制度的木偶，村干部的实际行为特征与制度安排差异极大。只有从理解村干部的实际行为出发，我们才能够较好地解释村两委关系、乡村关系，并因此理解当前乡村治理的现实。

要理解村干部行为的动力机制，就必须将讨论回归到具体的村庄而非仅仅制度之中。事实上，因为村庄本身的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村民与村干部关系及村与乡关系的差异，而使村干部在扮演角色上表现出很大的地域性差异。地域性的村干部扮演角色的差异，又反过来影响乡村关系，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并因此影响着乡村治理的状况[3]。

二、村干部的动力机制

作为行动主体的村干部，要么因为经济性的收益，要么因为社会性的收益，而积极行动，如果什么收益也没有，村干部就不会按照制度（尤其是自上而下实施的制度如村委会组织法）行动。

1、社会性收益。

所谓社会性收益，即村干部可以从职位中获得的表达性收益，诸如获得在村庄的声望、权威，具有面子，实现个人的政治社会抱负等等。这方面的收益不同于经济收益，或者说主要不是为了获得经济收益上的好处。若作进一步细分，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声望和面子，二是实现个人政治社会抱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极少数例外[4]，村庄精英不会为实现个人政治社会抱负而当村干部。在当前体制下面，村干部本身也的确缺少实现政治社会目标的空间，以致那些希望实现个人政治社会抱负村民的前途困境重重。这就是说，从社会性收益方面，构成村干部动力机制的，主要是声望和面子方面的收益，村庄精英从村干部这个职位上获取公共决策和公众人物的地位，从而满足了他们表达性的需要。

表达性的需要是在文化网络中实现的，离开了文化网络或者离开了村庄生活的意义系统，就谈不上表达性或社会性收益。

声望或面子，来自村庄其他村民的尊重。村庄文化网络越是紧密，声望或面子会越发重要，村民精英就会越发在文化网络中追逐。村干部作为一个公共职位，可以做出一些影响其他村民的决策及行动，追逐声望和面子的村干部，就会利用此职位赋予的各种权力和可以调动的各种资源，来满足村庄生产、生活和娱乐的需要。追逐村庄声望与面子的精英们的机会成本很高，他们当村干部，大都不会在乡村关系中偏向乡镇，而损害村民的利益，他们会从村庄长远利益出发，慎重决策与行动。

但是，如果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中，强烈要求村干部做出损害村民长远利益从而影响村干部在村庄声望与面子的事务，则那些机会成本很高的村庄精英可能离开村干部的职位，而由那些机会成本较低的普通村民来充任村干部职位，这些普通村民充任村干部，既可能是因为经济收入，也可能是希望从以前不敢想象的村干部这个公共职位上获取公共人物的声誉。在内部团结较强的村庄，希望从村干部职位获得面子收益的普通村民，很快便会陷入乡镇行政要求与村民集体意愿相冲突的漩涡之中，他们什么也无法获得。而当村庄内部团结较弱时，村干部可能满足乡镇行政要求，却不能从村民那里得到尊重与声望。他们仅仅是作为公共人物登上了村庄的舞台——这或许也是一种表达性的收益。

从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只有那些传统文化保持比较完整，宗族组织较为健全的农村地区，村干部较为看重社会性的收益，原因在于村庄具有密集的文化网络，并因此具有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无论原因如何，在一些地区尤其在传统文化保持比较完整的农村地区，村干部职位可以带来社会性收益，是没有疑问的。

问题是，当看重社会性收益的村干部，面临着严重的乡村利益冲突，或者与村干部设定的制度安排使村干部难以从村庄中获取这种社会性收益时，村庄精英就会退出村干部职位，而可能由普遍村民乃至村庄地痞充任村干部的职位。

2、经济性收益。

所谓经济性收益，主要是指功能型的收益，即村干部可以从职位中获得多少经济收入，包括因为扩大社会关系而带来的潜在收益，和担任村干部，而可能被选拔为国家公务员的预期收益。

在当前村民自治体制下面，村干部向上升为国家公务员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因此，这方面的潜在收益已不存在。而向上升为公务员，在建国后的大部分时期曾是村干部职位最大的动力。

为扩大社会关系尤其是与上级各方面的联系，而担任村干部的例子，集中在那些乡镇掌握着各种资源和特批权力的地区。举例来说，在温州农村，村干部可以与乡镇政府及各种上级机构建立联系，从而有利于村干部个人企业获取更好的生存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监控，少缴税费等等。再如在中西部农村，仍然存在村干部借与乡镇的关系，来获取信息乃至特权，从而获得经济好处的例子。如因为与乡镇比较熟悉，而比较容易获取一些特殊行业的营业许可等。

不过，以上无论是向上作为公务员的潜在收益，还是从与乡镇关系中获取潜在收益的机会，都已不再是当前农村村干部主要的收益来源，以下我们重点讨论村干部从职位上可以获取的直接经济收入。

村干部直接收入，包括正当的职业收入，主要是村干部的工资收入，也包括寻租收入，主要是村干部从职位上获取的各种灰色收入。特别是在乡村关系不配套，农村财务不健全，农民组织能力较差的地区，村干部利用职位寻租一度成为中国农村普遍的现象，并因此造成严重后果。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在绝大多数的农村，村集体经济几近于无。20世纪九十年代初，自上而下号召消灭空壳村，事实上，到了九十年代末，全国绝大多数村都负债累累，既无积累也无负责的空壳村反倒成为难得的好村。在集体经济没有收益，而乡镇又不承担村干部报酬的情况下，村干部报酬大多依托于村一级的“三提”（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作为一项政策，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农民负担不得超过农民纯收入的5%，这个5%，包括“三提”和“五统”。“五统”归乡镇使用，“三提五统”中，“五统”经费一般不会少于“三提”，村干部的工资收入，主要来自“三提”中的管理费，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村干部的年报酬在1000—3000元之间，中部地区较高的村干部报酬，可以达到每年5000元。

如果村干部每年可以有5000元有保障的工资收入，考虑到村干部仍有时间从事其他经营性的事业包括务农，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大致不会存在问题。如果在5000元收入以外，村干部还可以利用制度不健全的机会，寻找一些灰色收入，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就会更高。

村干部寻找灰色收入的机会，与村干部希望从职位上获取收益的类型（是否看重社会性收益），与村干部在村庄的地位（是否村庄精英），与村干部报酬是否有保障，与乡镇对村一级政务的期待及这些政务执行的难度，与农民的组织能力尤其是反抗能力，与农村财务制度（尤其是实行村民自治以后，农村财务到底应该是村帐乡管，还是民主理财）等等，都有关系。在缺乏社会性收益的情况下，村干部正当及不正当收益越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就越高，而在正当不正当收益都很少的时候，村干部会丧失工作的积极性。

就全国大部分农村来说，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村集体虽然收入较少，但村级负债不多，村干部的工资虽然不高，因为可以从农民那里收取比较稳定的“三提”而有保障。到1995年以后，农村的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自上而下要求农村消灭空壳村，各种调整产业结构及兴办村办企业的方案迅速出台，逼民致富成为时尚；另一方面，各种自上而下达标升级工程快速增加，农民负担因此迅速增加，向农民收取税费成为乡村两级的主要工作，几乎所有这个时期的农村调查都证实，收粮派款成为乡村两级最为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工作。

收粮派款离不开村干部的积极参与，而如果没有可观的经济收入，村干部就不会积极协助乡镇收取税费。乡镇为了完成各种自上而下的达标升级任务（也可以借此来获取工程回扣，乃至主动为获取回扣而上马政绩工程），便对村干部在完成乡镇安排的任务时，搭车收取各种费用，捞取各种灰色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乡镇越要向农民收取更多费用，收取费用的难度越大，乡镇便越是会默许（越来越痞化的）村干部捞取更多的灰色收入。

事情总有一个极限，农民无法承受无限增加的负担。乡村为了收取税费而不得不支付越来越高的成本，包括村干部因为收税费困难而预期有越来越多的灰色收入。当村干部还可以利用村级组织既存的信用担保（高息许诺）借款上缴时，乡村合谋不会破产，而一旦村级组织高息许诺不能兑现，村级组织信用破产时，乡镇收取税费及村干部获得高收入，便会双双落空，这时候，留下来的便是双重后果：村级突然出现巨额负债，村干部高收入不再，因此动力不再。乡村关系的有效维系便会出现问题。这种描述，正是自1995年以来的中部绝大多数农村的现实。

三、村干部的角色类型

以上讨论了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以此动力机制为基础，我们可以较好地讨论村干部的角色类型。

从以上村干部动力机制的讨论来看，村干部动力机制可以有以下四种组合：

A、社会性收益为主，经济收益为次。

换句话说，村干部因为看重声望和面子收益，而担任村干部职位，这样的村干部，一定会有动力充当村庄利益的当家人和保护人，也因此构成所谓保护型经纪。

因为当村干部的社会收益较大，当村干部职位由乡镇来选择时，或者说要由乡镇来决定村干部任免时，村干部的角色扮演会有一些混乱。如果乡镇十分强大，以至不顾村庄的要求，任命那些村庄不欢迎的巴结上级的人为村干部，则这个村干部在村庄得不到承认，他会被村庄边缘化。这样的村干部，一定不会是村庄精英，因为村庄精英不愿破坏自己本来在村庄已有的声望和面子。但是，那些村庄边缘人物则可能愿意担任村干部，以期从中获得他们以前一直期望但从来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公共职位，并因此期望获取以前一直附着在这个公共职位上的声誉。

村庄边缘人物出任村干部，是时期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在如江西、福建等传统文化保存较为完整的南方农村。即使如此，村干部也不得不照顾村庄利益，因此出现村干部与村民共守村庄秘密的情况。

而在乡镇较弱的时候，乡镇不能不顾及村庄本身的要求和倾向，从而不能不选择那些受到村民欢迎的村庄精英来担任村干部。这样任命的村干部，当然会处处注意充当村庄利益的代言人，乡镇难以在村庄实施任何脱离实际情况的政务。那些脱离村庄实际的达标升级工程，因为没有村干部的鼎力相助，而总是流于计划。

小结以上讨论，当村干部主要看重社会性收益时，村干部一定会充任村庄保护型经纪的角色。当乡弱村强时，情况更是如此。而当乡强村弱时，情况略为复杂：充当保护型经纪的村干部竟然可能是以前的村庄边缘人。

B、以较高正当报酬为基础的动力机制，社会性收益较少且灰色收入的空间很小。

这样动力机制的村干部，因为工资收入很稳定且较高（相对于当地预期），村干部职位对村庄精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很多人竟相争夺村干部职位。在乡强村弱的情况下，村干部愿意充当乡镇在村一级的人，为落实乡镇政务而努力工作。而如果村民自治制度借村民强有力的一致行动能力（村庄社会关联度较高）而有效运作，或者村庄具有一定的抵制乡镇的能力，则村干部会竭力在乡村之间寻求平衡。村干部既是人，又像当家人，综合起来，似乎是乡村的中间人。

因为工资收入较高，村干部会对乡村治理实际制度有着敏感的反应。乡村治理的实际制度不仅与国家颁布的成文法及自上而下的政策要求相关，而且与乡镇行政能力与村民组织化程度的相对处境有关，乡村治理的实际制度安排，往往是乡和村凭借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进行博弈的结果。

正是因此原因，同样的村民自治制度，及同样有保障的对村庄精英具有吸引力的村干部职位，在不同地区却有着十分不同的实际运作结果，也就使村干部扮演出不同的角色。强有力的乡镇政府，使村干部成为自己在村庄的忠实人。而如果村庄本身可以强有力行动起来，尤其是那些想当村干部的精英（以及村庄地痞）动员他们可以动员的全部村庄资源，利用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制度安排，来选举与乡镇意图不相一致的人担任村干部，则乡村之间的紧张，就可能以当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既有的冲突展开，也即前述樊平所述体制性权力与内生性权力的冲突展开。

C、村干部主要报酬来自灰色（及非法）收入。

如果捞取灰色收入比较容易且收入较高，村干部职位的吸引力就会很大，村庄精英或者利用村民自治制度（村委会选举），或者是走乡镇行政关系的上层路线，来谋求村干部职位。因为灰色收入几乎不可避免地与村民利益有冲突，因此捞取灰色收入的村干部不会受到村民的欢迎，村民或者充满对村干部的愤怒，因此连续上访告状，或者表现出对村庄政治的无奈，对村庄选举显得冷漠。具体地讲，在社会关联度很高的村庄，因为村民强有力的团结，必然产生对村干部面子收益的压力，而使村干部不敢放肆从村庄捞取灰色收入，如江西、福建的例子。在小群体行动能力较强的村庄，则容易出现连续上访告状的情形，如河南和皖北的例子。而在农民极其分散的村庄，村民则可能表现出对村庄利益受损的惊人冷漠（及无奈），如湖北荆门及东北的例子。也就是说，在社会关联度高的村庄，村干部捞取灰色收入的机会很少，出现村干部以灰色收入为主要收益的地区一般是社会关联度低的村庄。

在乡镇不能为村干部提供稳定的正当报酬，而乡镇又有大量政务要求村干部协助时，乡镇几乎没有选择地对村干部捞取灰色收入的行为保持沉默。假如乡镇无求于村干部，乡镇可能在村民轮番上访的压力下，对村干部的不良行为进行查处。在村民表现出无奈而冷漠的地区，具有责任心、考虑乡村治理长远格局的乡镇行政，也不会对村干部捞取灰色收入的行为听之任之。不具责任心，甚至乐于从村干部捞取的灰色收入再获好处乡镇负责人，则依然会默许村干部竭尽所能将可以捞取的好处全部捞出。

以上讨论村干部以灰色收入作为主要报偿的情况，可以列出三个要件，一是村庄整体团结解体，村庄不能提供强有力的阻止村干部捞取灰色收入的行动及舆论能力（尤其是与声望、面子等价值生产有关的舆论能力），二是乡镇有大量事务（尤其是收取税费）有求于村干部，而无法提供正当的工资收入，三是乡镇主要负责人热心从村干部捞取的灰色收入中获得再分配好处（典型之一是乡镇主要领导人借子女婚嫁、父母丧事来敛财）。

D、村干部即无法获取社会性收益（村民认为在市场经济政策下，只有傻子才愿当村干部），又无稳定（较高）正当的工资收入，且很少有捞取灰色收入空间的情形下，村干部职位吸引力就很差，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严重不足，那种由制度规定的村干部角色扮演，几乎不可能实现。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前一种村干部以灰色收入为主要收益村庄的自然延续。当村庄负债累累，村集体所有财产都已变卖一空之后，村干部就不再有捞取灰色收入的空间，村干部职位因此变得不再有吸引力。这时候，村干部就成为既不对乡镇负责，又不对村民负责的消极“撞钟者”。

总结以上讨论，我们事实上在村庄类型，村干部的动力机制及村干部角色扮演中寻找到以下一些相关关系：

1、村庄自主生产价值能力较强，村干部可以从村庄获得社会性收益的乡村，村干部一般会较为固定地扮演保护型经纪。

2、村干部职位的社会性收益较少但有可观正当经济收入的乡村，村干部较为忠实地以正式制度（以及乡村在正式制度安排基础上博弈产生的实际制度）作为自己扮演角色的依据。在村民自治制度下，村干部动摇于人与当家人之间。

3、村干部既无社会性收益，亦无可观的正当收入，灰色收入空间又很小的乡村，村干部乐于扮演“撞钟者”的角色。

4、村干部收益主要来自灰色收入的乡村，村干部可能扮演任何角色，但这些角色与实际的角色要求并不相符，他们利用这些扮演的角色来谋取好处，他们也就是一些赢利型经纪。

四、村两委关系与乡村关系

正是村干部动力机制及角色扮演的差异，构成了村两委关系及乡村关系的不同类型，从而也就构造出了乡村治理的不同类型。

在村民自治制度安排的背景下，村两委关系的一般图景，被描述为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代表村民利益，而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产生的村支部更多代表乡镇行政的利益，共同在村庄场域展开竞争，形成合作[5]。因为《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支部在村级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即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这一规定与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的村支书是一把手的惯例相结合，就形成了村支部与村委会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决策与执行的关系。等等。

正如前述，我们曾指出：“无论村支书还是村委会主任，他们都不是原则和理论的产物，而是有着私人利益和受制于既定关系之中的现实的个人。现实的情况较理论解释复杂得多。第一，虽然村委会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但作为村委会上级的乡镇行政有足够的办法来让村委会的干部服从自己；第二，虽然村支书更有服从上级指挥的理由，但因为村支书大都是本地人，他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在本村生活下去，他们便不愿意在工作中充当不受村民欢迎的上级人形象。他们习惯于指挥村委会主任——这个过去一直是二把手的人去做那些得罪人的事情；第三，集体经济状况也是一个关键。不明确的产权规定使丰富的村集体经济资源成为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及他们背后的各自利益群体相互竞争乃至冲突的导火索。贫弱的集体经济则甚至让人失去了当村干部的积极性，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之间缺乏让关系紧张起来的经济理由与内在冲动；第四，村庄本身的性质也会对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有些地方，民主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主任只是村民用以抑制权力欲膨胀的村支书权力的一种手段。在另一些地方，村民选举村委会主任只是为了自己家族或社区的荣耀或面子”[6]。

我们因此依据村干部职位经济收入的多少和村庄是同质还是异质，区分出四种的可能的村支部与村委会关系类型。我们认为，在村干部职位经济收益较高而村庄同质程度也高的情况下，村庄精英竞争村干部职位，村民选举产生维护自己利益的村委会，而乡镇必然安排自身利益的村支部。也就是说，村两委关系沿着制度安排的线索展开。但是，在村干部职位收入较高，但村庄具有异质性特征，比如分为两大宗族，则一个宗族的人被选为村委会主任，乡镇就必须安排另一个宗族的人担任村支书，这样的村两委关系远比前一种复杂。

我们还指出，令人忧虑的是，“因为缺乏经济上的吸引力和地痞无赖可能广泛占据村干部职位，在A类村中的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之间的关系往往不受规则的约束，而成为表现利益群体和个人暴力的场所”[7]，“若不改变当前农村社会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和改变村干部的经济处境，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关系会越来越向无序斗争的方向发展，而非沿着乡镇政权和村民群体对立的方面发展”[8]。

而如果我们从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来讨论，则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描画出村两委的关系。

1、村干部注重社会性收益的村庄。

在注重社会性收益的村庄，无论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如何产生，他们都会取向于充当保护型经纪，并因此与村民建立良好关系。其中可能的差别是：村支书和村主任可能代表村庄不同部分村民的利益，而在村务决策（有时直接就是村干部位置所带来的本族本派的荣誉和面子）中有所对立。

2、村干部有稳定工资收入的村庄。

以可观的正当报酬作为村干部主要收益的村庄，村干部愿意敏感应对制度（包括乡村博弈产生的实际制度安排）。这个时候，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会有两种有所差异的表现，一种是村民一致行动能力较强，可以较为有效地按照村庄利益的标准选择村委会干部，则这类村庄的两委关系，会与本节开头所描述村两委关系的一般图景相合。如果村民过于分散，难以形成一致行动，或者村庄精英有能力依据自身利益来扭曲村民对村庄利益的表达，则无论村委会是否选举产生，村委会都缺少与村支书对抗的理由。在强有力的乡镇行政主导力下面，这类村庄的村委会作为村支部决策的执行者，共同完成乡镇行政安排的有时明显损害村庄利益的事务。

3、村干部报酬主要自来灰色收入的村庄。

当村干部的主要收益来自灰色收入时，村干部一定不会与乡镇行政对抗，无论村支部还是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原因是，村干部的灰色收入一定会给村庄带来损害并引起村民的不满，因此村干部尤其指望乡镇行政保护自己的灰色行为。村干部为了获得这些灰色收入而从两个方面向乡镇示好：一是坚决地执行乡镇安排的各种政务，即使这些政务明显损害了村庄利益。二是向乡镇主要负责人行贿送好处。乡镇行政在政务可以得到推行时，也愿意对村干部不良行为不闻不问。村两委之间即使有矛盾，也是因为分赃不均产生的矛盾，而非依照制度安排展开的矛盾：虽然他们有时会援引制度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4、村干部缺乏任何有吸引力报酬的村庄。

当村干部甚至不能从村庄捞取灰色收入时，村干部职位不再对村庄精英有吸引力，由地痞充斥的村干部职位，使村两委关系变成单纯的利益争斗，村两委关系向无序方向发展。

与村两委关系有相似之处，乡村关系也因为村干部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从当前乡村关系的一般图景来看，乡与村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或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乡镇党委与村支部）。

只有理解了村干部的动力机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实践（而非仅仅是制度安排）中的乡村关系状况，具体地说，只有那些生活在村庄中的村干部并不深受村庄舆论压力（社会性收益较少），且正当收入较高时，村干部的行为才会按照以上一般图景的预期展开，而如果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很强，因而村干部社会性收益很高，或村干部不仅无法获得正当的预期收入，而且没有捞取灰色收入的空间时，村干部（无论村支书还是村委会主任，无论选举的还是任命的）没有理由按照乡镇行政的要求行动。乡与村之间脱节了。当然，这是两种不同的脱节。

而如果村干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灰色收入，无论制度如何安排，村干部都会产生与村庄本身的脱节，而向乡镇行政靠拢。即使是选举产生出来的村委员主任，也会很快靠向乡镇行政，期待在任期之内多捞取一些收入，并期待利用村民的分散来收买其中一些村民，以延续下一个三年任期。

以上提供的乡村关系，显然较一般理论图景要复杂。要理解如此复杂的乡村关系，就需要进入对村干部行动的动力机制的理解之中。问题是，每一个村干部的动力机制都是不同的，如果我们仅仅在微观行动者的层面来讨论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农村宏观的状况。因此必须对村干部动力机制及角色类型的宏观原因进行讨论。

以上讨论已经提供了这种宏观讨论的线索，择要有二，一是村干部的社会性收益来自村干部生活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来自村庄社会关联度的高低，具体如传统文化、宗族组织等等。这个方面的关键是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范例是宗族组织是否存及行动能力，区域如江西、福建等南方农村普遍存的宗族村庄。二是村干部是否有有保障的正当收入来源。没有正当的可观收入，在村庄缺乏价值生产能力的情况下，村干部的行为将造成对农村长期的严重损害。

以下我们来讨论乡村治理的理想类型，并以区域状况来验证之。我们还会提供一些具体的经验指标来作为验证乡村治理类型的标准。

五、乡村治理的类型与素描

如果我们希望不仅理解村级治理的状况和原因，而且希望知道乡村治理的整体状况，我们就不能不将对乡村关系的讨论包括进来。通过讨论乡村治理的类型，可以清晰看到以上讨论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的相关性。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们试图从三个方面来讨论乡村治理，即村庄基本秩序状况及其维系机制，村干部的角色与动力机制，乡村关系状况[9]，事实上这三个方面又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具体地，我们可以根据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强弱，将乡村治理类型划分为两大类，四小类，具体就是，村庄自主生产价值能力强的地区，无论村干部是否有足够的正当报酬，村庄必然具有较强的内生秩序的能力，并因此决定了乡村治理的整体面貌为内生秩序型的乡村治理。而村庄自主生产价值能力弱的地区，则因为村干部报酬来源的差异，而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是村干部有足够正当报酬的情况，因为村干部有正当的报酬，村干部对正是制度的反应应该较为敏感，乡村秩序可以正常维系，这种情况下的乡村治理可以称为外生秩序型的乡村治理。第二类是村干部无足够正当报酬，但能够捞取非正当好处的情况，因为村干部有收益，他们就有行动的动力，因为收益的非正当，他们的行为会引起村民的不满，他们又要获得乡镇的庇护，这种情况下的乡村治理可以称之为乡村合谋型的乡村治理。第三类是村干部既无足够正当报酬，也无法捞取非正当好处的情况。因为村干部既无社会性收益，又无经济型收益（哪怕是非正当的收益），村干部就不会有应对制度的积极性，而会成为消极无为的“撞钟者”，这种情况下的乡村治理可以称之为无序型的乡村治理。以下分别展开讨论：

1、原生秩序型乡村治理。

展开来讲，就是村庄具有很强的原生秩序的能力，这种原生秩序的能力不仅表现在村庄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方面，也表现在生产价值的能力方面。因为村庄具有生产价值的能力，就使村庄精英为了获取社会性收益，而愿意出任村干部，这些为了获取声望与面子而出任村干部的村庄精英，一定愿意充任村庄的保护型经纪。乡镇行政为了加强向村庄的渗透，愿意任命一些村庄边缘人物来获取对村庄的控制，但这些村庄边缘人物即使在时期，也要遵从村民的意愿，要么冒着与全村人对抗的风险。在当前体制下面，乡镇任命边缘人物来掌控村庄，更加没有可能。

在这种乡村治理类型中，乡镇行政的种种达标升级要求，在村一级都缺乏落实的帮手。明显有损村庄长远发展的乡村行为，不可能在这类乡村出现。也因此，村一级一般不会有因为自上而下的要求而建造的各种达标升级工程，除非办村办企业失败，村一级一般不会有太高的债务，乡镇行政不能从村民手中收取不明不白的费用，因此乡镇集镇建设，不仅缺少那种以农民负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各种站所办公大数，而且乡镇政府办公的地方也很陈旧[10]。

因为村干部在乎社会性收益，村干部正式的工资收入不会太高，灰色收入几乎没有。村干部不会贿赂乡镇主要负责人，他们也不会以完成乡镇政务来取悦乡镇行政。因为乡镇财政缺少额外向农民多收的预算外收入，村干部也不会向乡镇送钱送物，乡镇干部也大多在正式工资以外，少有意外之财，乡镇干部因此不象“国家干部”，乡村关系较为温和，乡村干部之间的关系较为平等。乡镇负责人也很少是那种武断、粗暴型的气质（这样气质的乡镇干部，根本无法在村一级开展工作）。

2、次生秩序型乡村治理。

展开来讲，就是村庄缺乏原生秩序的能力，村级治理状况较多受到成文制度及乡镇行政的决定。村庄缺乏生产价值的能力，村庄精英不能从村干部职位上获取足够的社会性收益（声望和面子）。不过，因为村干部可以获取较为可观的正当经济收入，村庄精英竟相争夺村干部职位。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一部分村庄精英走村民直选的下层路线，竭力获取村民的支持，在协助乡镇行政工作时，不愿（也不敢，因为他们愿意长期当这个有着稳定收入的村干部，因此担心村民下次不选他）得罪村民，也不会因为乡镇的要求，过份损害村庄利益，而另一部分村庄精英则走上层路线，通过乡镇行政支持来获取村干部职位，这部分走上层路线的村干部与选举产生的村干部会在若干事务的决定与执行方面有所差异，但即使是走上层路线的村庄精英也不愿意冒着村民强烈抗议的风险，去做有损村民利益的事情。这个意义上，即使走上层路线的村支部与走下层路线的村委会之间产生冲突，这种冲突也会表现得较为温和。

因为村干部有可观的稳定收入，乡镇行政要求村干部办理的政务，只要不是过于艰难，村干部一般都会照办。乡镇行政负责人在乡镇关系中处于较为主动的地位。村干部的行为因为有长远预期，而较为稳健。但是，如果乡镇行政不断将超过村庄要求的各种任务向村级下达，明显损害村民利益的政务会使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有稳定收入从而愿意表现稳健的村干部，在乡镇行政要求和村民意愿之间无法找到中间缓冲地带，这个时候，就可能出现以村支部和村委会对抗为表现的乡村冲突。

3、乡村合谋型的乡村治理。

当村干部职位既不能获取社会性收益，又没有可观的正当经济收益时，村庄精英不愿竞争村干部职位，在任村干部因为缺乏稳定的预期收益，而倾向利用手中可能权力来谋取短期收益，尤其是利用村庄现实及可能的资源，来捞取灰色收入，由此造成对村庄的毁灭性损害。

村干部不能获取社会性收益，其含义之一就是村庄缺乏价值生产能力，村庄社会关联度低，因此，村民缺乏从道义上及组织阻击村干部捞取灰色收入的能力。在缺乏有保障的正当经济收益的前景下，村干部倾向以非正当的方式来获得收益。因为村民阻击能力较弱，而使村干部较为容易实施这种获取灰色收入的想法。

村干部如果要捞取灰色收入，他们几乎唯一的障碍是乡镇行政的监督。村庄也会有一些村民到县乡上访，要求查处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想捞取灰色收入的村干部必须与乡镇搞好关系，无论这些干部是选举出来的还是上级任命的。村干部与乡镇搞好关系的方式有二，一是坚决果断不遗余力地完成乡镇布置的各种任务，有些任务明显超出了国家政策的界限，二是讨好甚至行贿乡镇主要负责人。乡镇为了实施政务，也需要村干部有实施政务的积极性，因此乡镇也有意对村干部不良行为不闻不问，以构成对村干部实施政务的激励。这样，在乡村之间就形成了官官相护和常见的官场景观。

捞取灰色收入的村干部，会不顾村庄发展的实际需要，将所有可能好的发展方案，都变成捞取短期利益的手段。因此，他们会借上级的各种达标要求，向农民收取费用，或向社会借贷，然后从工程建设中捞取回扣。他们会将村庄可以支配的所有资源变成现实收入，总之，他们会利用每一个机会来获取个人的好处。村干部捞取好处的行为，村民不会不知道，村民因此对村干部严重不满，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会变得极其紧张，不信任，几乎任何村庄公益事业都会受到村民的抵制。

只要村庄还有资源，或者只要村干部还有捞取灰色收入的机会，乡村关系就仍然能有效运转，乡镇行政的要求就仍然可以在村庄得到表达。但捞取灰色收入的村干部们的短期行为，总有一天会将村庄所有资源耗尽。村干部最终不再有任何捞取灰色收入的空间，乡村治理因此进入另外一种面貌。

4、无序型的乡村治理。

一旦村干部既不能获取社会性收益，又不能获取经济收益，村干部职位就不再对村庄精英具有吸引力，成文制度如《村委员组织法》，因为不再有村民对村干部职位的积极追逐，而流于形式，乡镇行政面对消极无为的村干部，除了一再提要求以外，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使村干部积极工作。乡镇行政面对村干部，恰如将铁拳打在棉花上，感到有力无处使。除非乡镇行政事事亲为，他们不能在村庄实现任何有价值的政务。村庄大量的公共事务，也不会有村干部出面主持，面对村民的抱怨，村干部几乎唯一的应对措施是不闻不问或者无限期拖延。与乡村关系和村干部与村民关系相类似，村两委之间也不会有激烈冲突，因为无任何利益可言。

五、结语

以上从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开始，讨论了乡村关系和村两委关系，并由此讨论了乡村治理的类型。这种讨论的目的，是想为当前中国复杂的乡村治理现实提供一个描述和分析框架。今天的中国农村，因为村庄社会性质、地方财政及基层组织制度安排的差异，而出现了十分不同的乡村治理后果及乡村治理型态。本文的目的，是试图为理解乡村治理的这些不同，提供一个综合性的框架，从而将那些单纯的诸如乡村关系、村两委关系、村委会选举以及村干部角色的讨论，还原到复杂的现实中来。本文仅是一个初步讨论，我们将在更多实地调查基础上，对乡村治理的不同类型作出更为精确的描述。 [1]参见吴毅：“双重、经纪人、守夜人和撞钟者”，《开放时代》2003年。又见吴毅：“双重边缘化：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类型学分析”，《管理世界》2003年。

[2]樊平：“体制性权力与内生性权力”，农村基层组织课题研究报告，1987年。

[3]景跃进教授正确指出，村干部的行为方式与区域差异有关。他说：“村干部的角色认同与行为选择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制度性框架、乡村关系的类型、资源程度、政策领域、任务性质、村干部的利益考量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参见景跃进：《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243页。

[4]例如湖北枝江宝月寺村村委会主任吕邦列，参见《南方周末》2004年10月7日的报道。除吕邦列事例子外，还有山东灰村村主任崔联的例子。参见朱玲《灰村纪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

[5]参见景跃进的综述：《当代中国农村“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于宏观透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238－246页。

[6]参见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167页。

[7]同上书，173页。

[8]同上书，175页。

动力机制范文篇6

［关键词］变革时代;职业教育;利益博弈;动力机制;三维一体

当今时代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创新性与重构性。职业教育在这种开放性背景下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即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教育资源向职业教育的倾斜力度不断加大，普通院校和职业院校的鸿沟趋向和缓，全民学习、终身学习、个性化学习成为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新趋势。随着我国职业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内涵建设的深入推进，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逐渐形成并完善，对产业升级、动能转化、社会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我国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瓶颈”亟待解决，为此从社会、院校、人才培养出发，基于动力学框架，设计出“三位一体”的动能转化策略，以期促进职业教育的动力升级，形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一、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在动力学视角的演变

动力概念最早出现在物理学上，指能够使机械运转做功的各种作用力量，之后被引入社会学等学科，代表某个系统前进和发展的力量。动力作为一种作用力，由作用点、作用方向和大小三个指标构成。职业教育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其作用力是办学主体共同推动的力量，作用效果是办学共同体的联动行为。职业教育发展动力的生长应该是一种不断演进的过程。1.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动力的生成。动力作为引导事物主动变化的原因，具有可控性与选择性的双重属性。动力的可控性是指动力作用主体可根据自身需求和环境变化决定动力作用效果，这是主体能动性能力的表现；动力的选择性是指“动力作用主体为实现目标会选择最能推动目标实现的目标影响因素作为动力”①。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是规律演化的过程，即“非线性相互作用下的竞争与协同是演化的动力”②。可以概括为，在职业教育发展中，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在各项相关活动中将各自的内在驱动力经过选择和控制朝着能够推动各方协同行动的方向调整，从而形成可以驾驭和驱动所有共同体成员们协作行动的职业教育发展系统内在驱动合力。那么，职业教育的发展动力如何生成？利益是动力背后的机理因素。利益，本就是人类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最终角逐，无论是竞争还是协同都是主体实现自身利益的外在行动表现。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对利益求逐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竞争，与此同时为实现自身利益又形成关系紧密的合作共同体”。③由此，职业发展的生成机理可理解为，职业教育内部的利益相关者在竞争与协同的作用下，为实现职业教育系统目标，职业教育的动力生成要素自发地形成具有可控性与选择性的动力。政府、企业、学校、教师、学生等利益相关者源于各自对利益的追逐而形成合作共同体的稳定结构，动力生成的作用价值在于控制系统的稳定性，但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利益分配的失衡等因素，主体子系统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基于消解矛盾的需要，系统必须及时破除原有结构的束缚，寻找新的替代结构，此时动力将迅速生成并起到“推陈出新”的作用，推动整个系统向更高一级的有序化结构发展。2.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动力的演化。所谓动力机制，即利用系统要素本身的规律性，通过激励、导向、约束、控制的手段，在激发各方工作动力的目标之下，调动系统内各主体的积极性，构建系统主体之间的耦合关系。当然，动力机制需要置于特定的“文化场”中加以考量，能够让其在实然状态下“无为而治”地运行。我国职业教育动力系统同样是由多元利益相关者互相作用、牵制，在经过多方博弈之后达成一种相对平衡的合力。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可以追溯到1867年福建马尾船政学堂的建立，但真正形成体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可以称之为近代职业教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里，我国职业教育先后经历了调整、整顿、充实、改革、完善、提高、壮大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人文环境、经济发展需求息息相关，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根据职业院校规模与体制的变更，可以把职业教育的动力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一，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动力系统，职业教育的发展精力充沛，基本形成了与普高数量规模相当的发展格局；阶段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动力系统，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优胜劣汰的格局弈并成长；阶段三，即现阶段，正在构建与“中国特色相适应、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相匹配的动力系统”。④

二、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推动力量

以及动力瓶颈英国曾有“培养一个绅士，需要三代人”的说法，中国也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谚语，这都充分说明教育是一个长线发展的过程。随着高新科技的涌现与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出现。这种阶段性的新生力量，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求，即从培养“技术人”向培养“整全人”发展。在中国产业经济转型升级的特定背景下，职业教育的推动力量在悄然滋生并演化，在这些因素的背后也产生了一些需要突破的瓶颈。1.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推动力量。从职业教育的动力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是主要牵动力量，包括经济周期、增长方式、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技术结构变迁。这些因素通过市场、环境等外部条件作用于职业教育，再由职业教育的内部条件转化为真正推动发展的力量。一是市场需求的推动。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决定了市场对其发展的主导性。面向市场办学，从来都是职业教育的生命力所在，与市场接轨主要是为了满足动态发展的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社会需求对应的是劳动力市场，个人需求对应的是生源市场。一方面，要求职业教育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根据市场变化动态调整办学规模、人才培养机制、教育内容等，使毕业生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要求职业教育成为指导个体获取职业资格的无可取代的渠道，不仅是“授人以渔”的生存训练，“也是刺激个人求学需求、实现个体发展的手段”⑤。从效益和效率角度看，政府要给予职业教育充分的发展空间，由市场去主导、由需求去推动。例如，企业以参与者的身份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浅层次参与是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中层次参与是进入专业设置、课程配置、订单培养与实训基地建设，为职业教育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深层次参与是企业自主办学来满足市场日益提升的人才诉求，因为企业自主培养模式一旦形成，可能会产生经济负担过重的效应，如果有政府财政优惠的吸引，企业便会选择与职业院校对接，甚至是主动和职业院校合作，这不仅丰富并完善了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还有利于产教融合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二是政策环境的推动。职业教育的公益性，决定了政府对其发展的指导性。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中，政策大环境是比较活跃和直接的因素，而经济、文化、技术所引发的职业教育改革，均是在一定的体制、政策环境中才能得以实现。职业教育是最接近大众、面向大众的教育，能够帮助中下层社会群体改善生存状况、寻求发展机会。这种与生俱来的公益性、公平性禀赋，决定了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既要考虑到经济发展，又要考虑到社会平衡，尤其是在市场发育并不十分完善的环境下，政府调控就显得极为重要。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推动主要包括制定法律法规、颁布政策文件、规划体系框架、提供经费保障等。当市场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调控过于功利时，往往会无法满足社会公众的教育需求以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要求，这时就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行使指导权，矫枉过正。例如，行业企业与学校之间本就有文化冲突、利益分配方面的障碍，“政府和中介组织的介入可以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⑥。并且，政府及第三方组织的加盟也有助于健全和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使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促进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融入度。三是自身建设的推动。职业教育的育人性，决定了内涵建设的紧迫性。“内涵建设、质量提升”是当前职业教育的重要课题。优化课程教学结构、改善课堂生态环境、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是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必要手段；“关注学生发展、锁定市场需求、明确办学思路、紧随产业发展、凸显专业特色等，是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⑦其中，学生的整全发展是职业教育发展最本真的动力。目前来看，学生作为被动的利益相关者，是长期在职业院校内学习、生活的主要群体，院校与学生群体的智勇博弈最终都会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职业院校的变革，促使职业院校及时准确地调整发展方向，逐渐完善自身结构，不断健全课程教学体系，强化学生专业技能形成，最终让教育改革更加深入，让学生的人文素养更高，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职业生涯的发展，服务于行业企业的用人需求，服务于产业群集的转型升级”⑧。2.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瓶颈分析。我们习惯于强调职业教育要为经济发展服务，专业建设要根据市场需求，人才培养要基于行业企业规格，等等，基本上是从职业教育的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的可持续性、高质性需要内部力量的维持与推动，最核心的因素应该是学生，需要考虑学生的自我需求与整全发展。目前来看，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主要是基础弱、“条块化”管理、效益低等，具体如下：一是市场认知偏差，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我国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受传统“学而优则仕”“精英教育”的影响颇深，往往将职业教育定位于“劳动技能培训”“岗前培训”，把职业院校看成“三流院校”“杂牌院校”。基于这样的社会认知，尽管职业院校的招生计划逐年扩大，但生源比例相较于普通教育依然严重不足，在质量上也满足不了人才市场对于高素质、高水平、高技能人才的需求。（1）由于应试教育指挥棒，我国职业教育生源较差、时机延后。我国职业教育的生源优选率相比于发达国家还是比较低的。目前，我国接受职业教育的对象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初中毕业中考分流到职业中学或职业中专，然后部分再升入高等职业院校；一类是高中毕业高考进入高等职业院校。一般进入职业教育序列的学生，基础教育学段的课业成绩都较弱，社会认可度较低。不要说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阶段没有职业教育，就是进入普通高校的学生，在这种普职“分类管理”的教育环境中，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刻意“规避”职业教育。初高中毕业生一旦不能通过升学考试，就得面临“待业”，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择业谋生的职业技能，也不具备踏入职场的从业心理准备，只能无奈地被学校和人才市场“割舍”，处于待业状态。甚至在绝大多数高校的“培养计划”中，自始至终也没有“职业规划”，多数学生到了毕业季，其职业定位还处于盲目或模糊状态——在全国各大人才市场上的毕业生，大多手里拿着的是一份模板化的个人简历，求职定位呈“三高”态势，即高薪（行业）、高权（部门）、高闲（岗位），与社会的人才需求、企业的对新人岗位、自身的职业生涯等都严重脱节。（2）由于职业定位模糊，影响职业教育的育人品质与就业质量。现实中，职业教育还处于“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不管是生长环境还是资源配置都严重滞后。例如，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力量整体较弱，教育教学队伍的积极性受挫；学生的学习动力普遍不足。在人才市场需求的线性走势中，随着职业带的不断右移，中职学校可能会逐渐淡出市场视野。高职院校长期沿用普通高校的学科教育教学模式，虽然强调技术技能培养与对口就业，但是由于人才培养规格与市场需求形成“倒挂”，反过来加剧了毕业生对自身定位的盲目性和模糊性。职业教育属于市场导向，而现行升学机制仍属于应试教育，基本上还是“一考定终身”“一表定终身”。由于缺少前期的职业体验和职业启蒙教育，很多学生在填报志愿时，对专业和未来职业定位缺乏全面了解，这样容易在学习过程中对专业缺乏兴趣、对未来职业定位一片迷茫，在“混”的状态中度过最宝贵的大学时光，造成高等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二是职业教育管理“政出多门”，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优质资源的集聚效益。近年来，从职业教育的成长来看，政府出台各种政策和文件保障、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因为政府在理念上与职业教育的实际需求是存在差异与错位的。（1）从职业教育的“分工”来看，职前教育主要由中高等职业院校完成；职后教育一部分靠企事业用人单位的岗位内训完成，另一部分则靠政府有关部门的职业资格培训、社会培训机构的职业培训完成。多数职业院校沿用公立普通院校的办学机制，在教育管理、教学体系、课程设置、师资配置、质量评估等方面，与人才市场需求脱节比较严重。（2）从管理体制的“供需”来看，职业教育呈现多系统、多条线并行的状态。职业院校的行政管理归省、地教育主管部门，办学经费管理归省、地财政部门，专业管理归院校自主管理，人才管理则归属于参差不齐的“人才市场”，多方面的因素导致职业教育吸纳优质资源的能力较低。再加上管理体制上的分隔、协同治理的不顺畅、横向纵向体系的不完整，以及职业教育不同序列间的脱节，使得职业教育资源总量不足、利用率低，在发展上不能适应提升质量与促进公平的社会要求，成为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的突出短板。（3）从职业资格的“归口”来看，官方职业资格认定往往“证出多门”“各自为政”，社会上的职业培训更是五花八门、花样百出，培训水平、标准、质量缺乏保障。职业培训机构在性质上分属企业类、非企业法人类，在注册管理上分属工商、民政、教育部门，管理交叉导致“人人管”和“三不管”并存，总体上处于无序状态。职业院校、官方职业资格认定、社会培训机构三者之间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缺乏统一的管理和协调。不兼容的职前职后教育培训、不完善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造成职业教育质量的低水平。三是职业教育系统之间的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职业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1）从职业教育的升学序列来看，理想的应该是中职升高职、高职升本科、本科升研究生，而现实的升学制度却是摆在职业院校学生面前的一道拦路虎。由于政策限制，再加上中高职培养目标定位不清，使得中职生升入高职就读的比例偏低，高职生升入本科院校的人数也寥寥无几，最终让职业教育人才的发展口径十分狭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鸿沟”，致使二者互通互联的障碍较多，流动方式呈单向性，即普通教育向职业教育流动较易，职业教育向普通教育流动十分困难，这严重阻碍了受教育者的多元成才发展机会。（2）从职业教育的学制内容来看，中高职在衔接上呈现不匹配现象。中高职院校尽管在人才培养规格上有差别，但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在内容上重复较多、互补性较差，未达到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再加上“职业教育=蓝领技工”的错位认识影响，高职专科毕业生如果想进一步提升和发展，就只有脱离职业教育体系，升入普通本科院校，这导致职业教育规模的“隐性萎缩”，阻碍了职业教育的梯度发展和质量提升。（3）从职业教育的内部因素来看，学生往往是被隐性忽视的对象。当前，人才培养的类型、层次和学科专业结构与社会需求不够契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模式与环境尚未完善，学生就业、立业、创业能力普遍较弱。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呼吁全面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但是中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短缺严重，这成为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

三、构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三维一体”的动力机制

职业教育发展动力的生成是一个有序的逻辑过程，伴随着系统内部与外部的博弈与互动，动态生成动力发展机制。由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主要涉及社会环境、政策制度、内部培养三个维度，因此，动力机制的建立也应该从这三个维度进行突破、建立驱动关系。1.混合驱动机制：建立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合成空间。社会力量本就是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有了多元主体的参与能够保证职业教育在发展上更加适配市场需求。所谓混合驱动，是为了激励和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鼓励和引导行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和公民个人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并按照鼓励竞争、扶优扶强的原则，集中共同体的力量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在政策环境上，提高职业教育供需管理的效率。通过政府资金投入与专项支持，为职业院校建设和发展解决资金难题；通过购买职业教育的公共服务，以顶层设计引导职业教育根据社会需求开展人才培养和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满足不同人才自主选择与生涯发展的需要。在管理机制上，通过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发挥好政府保基本、促公平的作用，着力营造制度环境，以中职、高职、本科职业院校和应用转型普通高校为主体，改善基本办学条件，统筹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教育；通过同步规划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推进职业人力资源开发与技术进步，推动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衔接配套，引导构建“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⑨，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四轮驱动机制：协调职业教育系统发展动力的合成过程。职业教育的学校教育系统主要包括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院和部分向应用型本科转型的普通高校。通过培育健全的就业、择业、敬业、创业理念，突出职业院校办学特色，强化校企协同育人，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为人才多元化发展提供培养上的直接驱动。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要形成协同，注重职业素质教育，科学合理地设置职业教育课程，将职业道德、人文素养教育贯穿培养全过程，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能力和态度；促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紧密衔接，推动各类高等学校之间以课程为基础开展学分认定和转换，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立交桥”；改进职业教育培养机制、模式、课程，“试点和推动现代学徒制，完善支持政策，推进校企一体化育人”⑩；推行校企双主体育人机制，实施双基地育人、工学交替一体化培养，建设政府、行业、企业和院校共同参与的第三方公共实训基地，提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积极性，改变传统单一的院校人才培养的模式。职业教育在办学过程中要以职教集团为载体，囊括职业教育体系内的教育层次，为学生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中等职业教育的重点是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加大实习实训在教学中的比重，创新顶岗实习形式，强化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强化教学、实训相融合的职业教育，推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教学；高等职业教育的重点是建设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校企共同进行技术工艺产品的开发，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重点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发中心、综合实习实训中心和技能大师工作室等，为职业教育人才多元化发展提供直接驱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重点是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建立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3.内驱力机制：形成人才多元发展动力的合成轨道。人才多元发展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内驱力，也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多样化的成长渠道。针对国内薄弱的普职融通，以及不顺畅的各层次职教衔接贯通的现状，建立并完善教育体系的“立交桥”和“直通车”。“立交桥”是指在制度设计的基础上，使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学生可按需转换学习轨道，普职互通，满足职业教育人才多元化发展的诉求。这样一座互通“桥梁”需要在国家学历和职业资格框架下，实现学历证书教育与职业资格培训的等值，实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的学分互换互认，实现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间的互认和协调。“直通车”是指职业教育体系内部中高等职业教育间能够相互衔接贯通。这样一条“通道”需要通过严格的课程标准促进各级职业教育的衔接，放开中职升高职、专升本的比例限制，实现中职和高职的跨界合作，以及要求发展能与普通教育体系相比肩的高职教育体系，加大力度探索和发展技术型本科。加强职业道德和素养教育以促进学生的整体全面发展，适应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推进优秀企业文化、职业文化进校园、进课堂，促进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高度融合，把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行业规范、职业心理健康等融入职业教育全程，真正培育崇尚劳动、敬业守信、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大国工匠”。人才多元发展内驱力的激发，要求职业院校积极开展对外合作，实施中外职业院校合作办学项目，引进国（境）外高水平专家和优质教育资源，中外职业院校教师互派、学生互换，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对外交流机会，为国际化、高水平职业教育人才成长提供渠道支持。此外，还要将职前的职业学校教育与职后的继续职业教育有机结合，增强受教育者终身学习的意识。完善职前职后一体化，形成一个完整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可以设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终身化奖励基金，激励职业教育人才积极、持续地进行职业自主学习，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将创新、创业、立业与个人职业生涯融为一体，通过多元化发展实现自身价值，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动力机制范文篇7

「关键词」集体行动/搭便车/选择性激励

选择性激励的困惑

“选择性激励”（selectiveincentives）是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解释集体行动中克服“搭便车”行为倾向时提出的一种动力机制。他认为，“这种激励之所以是有选择性的，是因为它要求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①。它们既可以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强制，也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而出力的人来进行诱导。集体行动的实现只有通过选择性地面对集团个体的激励，而不是像集体物品对整个集团不加区别，只有这样，那些不参加为实现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组织，或者没有以别的方式为实现集团利益作出贡献的人所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参加的人才会有所不同②。在奥尔森看来，经济激励不是唯一的激励；人们有时候还希望去获得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在对地位的讨论中人们经常用到“社会经济地位”一词，这表明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间有着某种关联，但有时候这两者肯定是不同的。因此必须考虑以下可能性：当不存在经济激励驱使个人为集团利益作贡献时，可能有一种社会激励会驱使他这么做。而且显然这是可能的。如果对一件集体物品感兴趣的一个小集团的成员同时也正好都是私人朋友，或属于同一个俱乐部，而集团中的一些人把提供集体物品的负担推给别人，那么即使他们的行动使他们在经济上受益，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要受到影响，而且这一社会损失可能超过经济受益。他们朋友可能会运用“社会压力”来迫使他们承担实现集体目标的责任，或者俱乐部会开除他们。这些措施是很有效的，因为日常的观察揭示出，大多数人很看重他们朋友和熟人的友谊，并且很看重社会地位、个人声望和自尊。③

有研究者据此来解释当代中国农民集体上访等维权抗争行动，并认为，“由于农民一般情况下仍然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所以‘选择性激励’对当代中国农民集体上访是适合的”。这种激励具体表现在，“分摊上访费用，均分上访收益”，“对上访代表的物质和社会奖励”、“对不合作者的惩罚”等。④应该说，这样的结论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和解释力的。但是，如果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选择性激励”这一理论模型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活动时，在如下两种情况需要给予特别说明。其一，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是在没有建立稳定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发生的，压力或激励均不来自集团内部，而更多的来自集团之外。其二，农民维权抗争精英作为维权行动的发动者，他们最初的选择并不具有明确的激励特性。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挺身而出呢？也就是说，“选择性激励”作为一种解释范式尚不足以完全说明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的动力机制。

本文试图通过对湖南省H县的农民维权抗争活动为实证分析对象，来解构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行动的动力机制。湖南省H县地处中国中部地区，属于典型的农业经济区。这个县的农民维权抗争精英和农民有组织抗争曾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和执政者的高度重视，并影响到了中国相关的农业政策改变。⑤我选择了农民维权抗争精英身份转变这一特定过程为研究分析样本。这是因为，从一位普通农民转化为维权抗争精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关键事件”。深入分析此类“关键事件”可以解释集体行动的组织领导者的动力机制，而他们的思想观念及行动方式对集体行动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有如勒庞所言，“就人类的群体而言，所谓头领，有时不过是小头目煽风点火的人，但即使如此，他的作用也相当重要。他的意志是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⑥这里所使用的研究资料，是我对这些农民维权抗争精英长期的跟踪访谈。⑦

实证观察：农民维权抗争精英的身份转化

根据我的观察，可以将H县农村维权抗争精英的“身份转化”归结为如下三个“同类过程”，即“路见不平式”和“逼上梁山式”及两者的混合式。

第一类是路见不平式。这类维权抗争精英，其过程都是从确认存在“不公正”开始的，但这里的“不公正”，主要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更多的是“别人的问题”或“大家的问题”，且他们认为可以采取一些主动的行动来纠正或解决这些问题。这是H县维权抗争精英产生的最主要的方式。在许多精英们讲述的故事中，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发现某些不公正的问题（农民负担、村民选举或侵犯人权等）——进行维权抗争（宣传、上访或直接抵制）——遭受打击——进一步维权抗争。

彭荣俊成为维权抗争精英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路见不平”故事。这位生于1961年的中年汉子，是位退伍军人，虽然已离开军营快20年了，可在他的言谈举止中还有许多军人的气质。他家就住在盐田街旁边的村子里，所以在农闲时他就在盐田街上做些农副土特产生意。1998年7月21日，他到附近的台源镇收购芝麻，与他交易的是一位被当地人称为“人民的大好人”的老头。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就向老头讨教被称作大好人的秘诀。这个老头就告诉他，这个秘决“就是为农民减轻负担，为农民抛头颅流热血”，并答应向彭荣俊提供中央有关农民负担文件。24日这位“人民的大好人”就如约把文件拿给彭荣俊。

“我拿回来后白天没看，晚上才看，我爱人看了就说，干部按县里的规定收取的和省里的文件大有不同，再加上我们农民的生猪税都要按人头来摊，最高每人要摊17元的生猪税，把人当猪来摊钱。她很气愤，对我说，你是个退伍军人，是个男人的话，就要领导农民同这些腐败分子斗。”⑧“我看了以后，发现党中央的政策和地方基层干部的做法相差的确相当大，下面太黑暗了。我回想起十八岁时就能保卫国家的安定，现在退居二线，凭着血气方刚也应该去做。”⑨

于是，彭荣俊就通过宣读中央文件的方式发动群众，成立了一个由13名“减负代表”（代表全责任区13个村）的“代表队伍”，开始组织上访、宣讲中央文件、直接与镇村干部谈判等一系列的维权抗争活动。他本人也成为了H县目前最具威信的维权抗争精英之一，是H县农民筹办农民协会的核心人员。

当然，成为农村维权抗争精英绝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他们因路见不平而拍案而起，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以后所经历的绝不只是鼓励和称赞，而是要遭受到各种打击和迫害。彭荣俊就经历过许多这样的打击。彭荣俊发动农民减负上访，并在集市上用高音喇叭宣谈减负文件后，立即引起了当地党政的警觉。为了制止这种“宣传集会”的“非法行为”，镇村干部提出了要与彭荣俊“座谈”。可就在进行“座谈”的时候，发生了暴力冲突，彭荣俊的妻子因此被打伤，他本人也遭到毒打。这样，彭荣俊就不仅仅是一位路见不平的义士，他同时成为了一位受到过打击迫害的人。一位被无理毒打过的人，如果他停止了维权抗争，在乡村这个熟人社会里，也就失去了人们的起码尊重，会被人称之为软蛋。也就是说，如果彭荣俊还想体面地在这里生活下去，他面前也就只有继续维权抗争这条路了。事实上，H县许多维权抗争精英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这种路见不平奋起反抗的品德在乡村社会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他们敢于为民请命的故事往往在村民们中传得很神，而他们遭受到不公的待遇，他们为此流过的鲜血则唤起了更多的人的觉悟和参与。彭荣俊就很形象地说过：当镇干部指挥社会黑恶势力毒打他妻子后，在当地激起了极大的民愤，有100多人出于“为党的政策”和被打的彭荣俊夫妻“打抱不平”，参加了他们减负上访队伍。⑩

在彭荣俊所说的这些“打抱不平”的人当中，就有范迪初。这位现年57岁的农民，亲眼目睹了彭荣俊妻子被打的过程，并对政府干部采取如此手段对待减负上访代表感到极大愤慨。为了一个“正义”，他投身于这项具有危险的维权抗争活动当中。他从彭荣俊等人手中要过文件，到各村组宣读给村民们听。

“那是在赶场街上，我说有这样的中央文件在这里，加上省里又了哪号文件在宣布，文件头子、标语口号都写在街上。他们（乡镇干部）看了恼火，就把我捉走，我说我是执行政策的，为什么捉我！可一到镇办公室，他们就喊我跪着，打得我鼻孔就出血了，地上流了好多血，又要我自己去擦掉，然后还要我写反省。第二天，先就是把我打得不行，还用绳子把我捆在车上，并挂了一块‘非法组织’的牌子，用车子拉着我打锣游街。”（11）

这样的经历，对范迪初肉体和心灵的伤害都是十分巨大的，可同时又在村民们心目中塑造了一位英雄的形象。他告诉我：我心里总是想，我没有违背党的政策，我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实事求是。我的想法就是，无非你搞掉我的命，你如果把我打死了，后面还有这么多群众，我没犯别的什么法，只是想减轻负担。当时死的想法都有了，就是打死我都不怕。（12）

第二类逼上梁山式。这类维权抗争精英，最初进行维权抗争活动一般都是由于本人遭遇到“不公正”的问题，在得不到合理解决时，进行上访或参加其他人组织的维权抗争活动之中，并逐渐超越个人请求的目的，成为公共人物。其基本的产生过程模式是：本人或亲属受到了遭遇不公正——上访——受更加严重的打击——组织集体维权抗争活动。

现在也是H县农村维权抗争精英最中坚力量的凌学文，走向维权抗争这条道路，可以说是一个“逼上梁山”的故事。他原来是一位长期在外打工做些小工程的人。1994年他在H县市政府给某领导做煤房，一位市政府领导也许是出于了解民情，在闲聊时向他问及农民负担问题。他告诉这位领导说每人每年要交各种税费200多元。这位领导大感惊讶，并提出双方做一个“交易”：凌学文到家里将上交的有关证据拿给这位领导看，而这位领导就给他有关农民负担的文件。就这样，凌学文拿到了文件，也知道下面乱摊乱派有如何严重了。也许出于在外打工忙或其他考虑，凌学文在当时并没有将文件内容告诉他人，也没有采取上访或其他维权抗争活动，他保持了沉默。然而，到1996年初，发生了一件关系到他家利益的事情。

“当时在收生猪税，我不在家。收税收到了我老弟屋里，我娘就说我老弟不在家，她就急着要借钱，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在收96年的生猪税，我说哪有这种事啊，于是我就走回去了。我说，领导都来了，既然要收生猪税，绝对不能按人头平摊，要收就拿文件给我看，不给我看就别收。他们说手续已经办好了，贷款也借了。我很气愤，我想某些共产党的干部太腐败了，竟然在下面这样来骗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去上访了。”（13）

如果他的问题通过上访就解决了的话，也许在H县的维权抗争精英中就没有这样一位意志坚定的凌学文了。更为严重的事情一步步将他逼上了不归路。1996年4月份，凌学文到省政府减负办，这里的官员“很和气”地接待了他，给了他农业法和1991年《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3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等更多的文件，希望他回村向广大农民进行宣传，好将这些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声音传到每一个村民那里去。于是，凌学文就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家乡，成为了党中央政策的义务宣传员。很快他也成了当地一位“有见识、有能力、有胆量、还敢于为农民说话的人”，自然受到村民的欢迎，他也因此担任了村民小组长。

“镇村干部对我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搬弄是非，实行两级干部联合行凶的报复。乘我任组长之机，副镇长陈XX和我村支部凌XX、刘XX、洪XX合谋策划，并骗取我组农户于白纸签字盖章，伪造我的假罪证向镇法院起诉，捏造我96年97年两年贪污现金11000多元，镇法院不调查，就下给我第一张传票。我接到传票就向县、市人民政府报告没回家，接连二次传票又送来，以送传票为名，来了4人，于我家大打出手，打伤我母亲（现年68岁）、妻子和弟弟，赶来解架的群众也被打伤5人，医药费用了2000多元，造成我家的一场无端突劫，我弟身受重伤半年之内不能劳动（14）。我为这些事长沙跑了30多次，到北京去了1次，H县去了20多次”。（15）

我曾经与凌学文及他的家人探讨过他成为减负上访代表这件事情。凌学文告诉我，“因为政策是党中央给我的，不是我自己伪造的，我要用宪法和政策来保护自己，要恢复自己的政治权利，不容人家剥夺。”（16）她妻子说得虽然就有点凄凉，但更为直接明了：“要么最初就不上访还差不多，现在已经上访了，后悔也迟了。已经走上这条路，就没有回归路了，一定得走下去。”（17）

刘明运则是另一类逼上梁山的情况。他是一位已70岁的老实人，虽然解放初搞结束后当过两年乡长，后终因没有文化而回家种田了。他参加维权抗争活动，是由于镇村干部到他家收计划生育押金时，有不规范的行为。

“我家老二两口子都是在广东打工，生了第二胎孩子。97年农历2月19日，镇里加上村里共来了几十人到我家，问我儿子在家里吗。我说没在家，他说要我打电话要儿子回来。我说回来可以，但今天回不了，要等几天啊。他说，那不行，那要交押金。他开口要我交2000，我说2000没有，就说交1000，我说1000也没有，他就说最低要交500，我说500也没有。他说那不行，就要从我家里搬东西。我们生产队的同志就跟他讲好话，说别让搬去了，搬去会搞烂的，你就给点钱给他。后来我就借了200块钱给他们，门窗没装走，但把我门窗搞烂了。第二天到我的亲家里又搞500，收据条子都没有”。（18）

这件事无疑深深地伤害了老人。可他并没有想到要起来维权抗争。这时，减负代表刘德法来告诉他，镇村干部这样做是不对的，并提供了相关的政策文件，动员他一起上访。于是，他跟随屈刚等减负上访代表一起到省城长沙上访。上访回来后，他也就成为了一名上访代表，经常跟随刘德法一道参加减负上访活动。在一次与刘德法到外村以宣读减负文件的方式阻挠镇村干部收取税费时，与镇村干部发生了正面冲突。因而，镇政府对他采取了更为严厉打击。

“大概是11点钟左右到我家来，喊我的门，我也不晓得是哪一个，因为我又没犯什么法，又没做什么坏事。他们把我家房子的门都打烂了，那时天气很热，我穿了条短裤，身上没穿衣。他们抓着我就拳打脚踢，主要就是因为我去搞上访。镇委书记王某就说要打我跪在地上，打得我遍身是血。把我的棺材拖走了不肯赔，还提我一桶油，并把我的棺材做议价卖掉了”。（19）

每当说到这些伤心事的时候，老人总不禁泪流满面。在农村，棺材对一位老人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一位连棺材都没有了的老人，谁还能让他停止反抗？因此，老人说：现在某些党员是这样腐败，对农民这里贪那里也贪，上面党的政策是很好的，下面的污官是这样搞，我们就有些不服。我年老了要死了，我也不怕。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同他们斗。没有一口气，也就没有办法了。（20）

第三类是路见不平和逼上梁山的混合式。这类维权抗争精英最初并不为自己的事情，也没有一定要反抗到底的想法。可当他们为了大家的事走上了这条路时，经受了各种打击和报复后，才发现这原来是条不归路。邓仔生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他是1998年7月份开始参加上访减负的。

“因为那几年我是生产组长，就懂得村务公开的帐目。我就跟村干部讲，村里的帐目不清白。但他有人在乡政府做官。他就说，让你去告吧，看你能奈我如何！最后我就采取了去上访，找到乡政府把村干部和我打赌的事说了，另外还说了村务公开这件事情。我说我是个组长，为什么乡政府发下来的底子没有让农民见面；农民出钱是可以，但还要来个底子，究竟是多少钱？我将这些告诉乡政府，但乡政府不解决。如果当时乡政府把问题解决了，我们也就不动了；但乡政府不解决，我们就一路上访。然后到了县里、市里。最后到了省里，上到省里以后，省里把政策给了我们。H县市监察局局长兼纪委副书记看了省里批的字：允许农民宣传党中央政策受法律保护。他就说这是省里批下来的，你们宣传政策不违法”。（21）

邓仔生他们从省城回来后，自费花了数百元租用了车辆和喇叭，在车辆两边贴着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宣传标语，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工作。

“开始是在本村宣传，做到家喻户晓，结果乡政府派了人来抢喇叭，我们没让他抢去。阴历6月14号赶场，我们准备到场上去宣传。13号晚上乡政府就出动了一百多人来抓我们，全村农民一千多人都来把他们赶走了。群众开始不知道是干部，还以为是贼，把他们作当贼打走了。他们（乡政府派来的人）说是来做工作的，我们就说为什么白天不来晚上来呢？其实我们几个知道打的是干部，但群众把他们当作贼打，我们就让大家去打。14号乡政府就发动村干部阻路，农民看到后说这是违法的，于是赶场的农民全都起来了。我们是在街上宣传，我们懂得这条法律，宣传和游行不同，游行是要打旗子喊口号，而我们是用高音喇叭宣传政策，并没有影响交通，没打旗子喊口号。乡政府说我们这是游行示威，就来镇压，把我们加入98年严打的对象，说我们是一群刁民，给我们全村凡是参加宣传的人发了通知单，强迫去参加学习班。去学习就是被关被打，还要交一百元伙食费，交钱的就放出来。村里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抓去参加学习了，说是非法闹事罚款，私设牢房。有的农民没有去，乡政府就出动车子到人家里去抢，有的人家怕他们来抓就躲到山里去睡，山里都睡了好多人呢。最后看到我没在家里，他们就抄家，把我家里的东西全都打掉了，见了东西就吃，吃不了就提走了。我就躲在市纪委和省纪委，我爱人都是躲在山里睡，不敢在家里，他们把我家的东西全部抄光，家里就日夜不关门了，想进就进，想出就出”。（22）

为此，邓仔生就跑到了省里，可省里没有什么部门真正处理这件事情。他们联合凌学文又上访到中央，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99年5月份我们又找到县里，要求把这事落实，结果H县就把我关起来学习，关了十天还要两百块钱生活费。但你越是关我，我越是要反对你；中央有法律，下面就依法办事，党内依法，群众就会依法”。（23）

从邓仔生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维权抗争精英这条道路的。事实上，H县许多维权抗争精英都有着这样差不多的历史，他们并不是天生的维权抗争者，他们最初也许就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也许为了包括自己在内的集体的事情，也许为了其他人的事情而向基层党政提出批评或建议。但得到的不是问题的解决，反而遭受到了各种打击。这也就迫使他们只有通过不停的维权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尊严。

压迫性反应的意义

上述对H县农民维权抗争精英身份转化过程和方式的观察，实际上试图提出并回答与集体行动动力机制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

第一，在“集团”还没有较为明确的边界时，“谁”来区别对待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根据奥尔森选择性激励理论，集体行动能够发生的动力机制是“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24）显然，在这里，“集团”是有较为明确的边界的。这种边界可以表现为有明确约束机制的社会组织如“俱乐部”，也可以表现为虽没有明确组织形态但有共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如果这种“集团”是诸如“俱乐部”之类有明确成员和行为边界的组织，那么，它可以利用组织资源来对其成员进行奖罚。这种奖罚的力度也就体现了成员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和约束强度。一般来说，约束力越强的组织，就越有集体行动的能力。如果这种“集团”只是具有共同利益诉求而没有明确组织形态的社会群体，问题就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当这样的社会群体中的部分成员采取集体行动来追求群体共同的利益诉求时，并不一定能从这个社会群体中获得组织性的资源。也就是说，由于这个社会群体处于非组织状况，对于其成员不具有组织性的约束力，因此，虽然由这一社会群体的部分成员进行的集体行动是争取这个社会群体共同的利益，也没有具体“机构”来对采取行动的那部分成员给予奖励和对不参加行动的其他成员采取惩罚。另一方面，在没有具有权威意义的组织机构确认或指引，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内部甚至很难确定一个标准来界定和评价所发生的“集体行动”与群体的利益相关。因此，也就有可能对于一个社会行动的评价产生相当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不仅表现在对行动者的完全不同的社会评价，实际上还会导致没有非常明确的标准来区分某一集体行动中的行动者与一定的社会群体的相关性。而这些恰恰是奥尔森选择性激励理论没有解决的。对此，有理论家评论说，“根据奥尔森的观点，随参与而来的选择性激励的范围决定人们加入或者支持集体事业的动机”。可是“奥尔森没有认真探讨如何区分这样的人（即不同范围的人。引者注）；而且，因为那些没有为弥补参与成本提供足够的选择性激励的所有成功的运动注定了奥尔森解释的失败，我们仍然不清楚人们如何实在地区分失去的事业和从长远看注定要失败的事业”。（25）

许多研究证明，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是在没有建立稳定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发生的。（26）从诉求目标来看，农民都有减轻负担这一利益要求（27），但农民这个社会群体并不具有追求这一利益目标的社会组织。这样，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是否具有奥尔森的理论中的“集团”的形态和功能也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了。在我所列举的三类从普通农民向维权抗争精英转化模式中，“选择性激励”可以部分解释像彭荣俊这类因“路见不平”而成为减轻农民负担这一集体行动的发起和参与者的动机和目的，但却很难理解像凌学文这类因“逼上梁山”的集体行动参与者的动力来源。事实上，这三类模式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在压力下成为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一般的情况下，这种压力来自三个方面，即基层政府及官员的压迫，农村社区道德评价的压力，家庭具体利益的需求（28）。而在这三者中，基层政府及官员的压迫是农民走向集体行动最为主要的动力。也就是说，在一个只有共同的利益诉求而没有明确组织形态的社会群体中，集体行动的参与者的真正动力是“集团”外部的压力。农民所进行的维权抗争行动主要不是根据“集团”内部区别对待所进行的“选择”，而是对“集团”外部“压迫”的反应。

第二，当集体行动把改变某一项社会政策或社会现状作为诉求目标时，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与其他社会成员从集体行动中所获得的经济或政治收益并不具有明显的不同，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使那些最具代表性的农民维权抗争精英奋起抗争呢？根据奥尔森选择性激励机制理论，集体行动的实现只有通过选择性地面对集团个体的激励，而不是像集体物品对整个不加区别（29）。然而，在我们前面研究的个案中，这些农民虽然因不同的情形成为了农民维权抗争精英，但他们所提出的诉求目标却是“减轻农民负担”这一有关全体农民（或一定区域农民）的公共物品。（30）由于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行为”，它对一定区域（县或乡）农民利益具有相同的侵害。事实上，通过这些农民维权抗争精英所发起的诸如集体上访或集会游行这类集体行动，最后所产生的政策性改变是普遍性的，惠及这一区域的所有农民，那些集体行动的组织者或参与者并不因此而获得特别的经济利益。比如，当农民以税费政策作为维权抗争诉求目标时，如果获得了成功，参加维权抗争的农民并不一定比其他农民获得更多的减免。而且，由于农民减税等集体行动直接针对的是基层政府，政府和官员不仅可以利用国家专政工具对维权抗争精英进行打击，并会利用其对社会舆论强大的引导能力，妖魔化那些为了农民利益而维权抗争者。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参加维权抗争的农民得到的社会评价并不一定是正面的。（31）也就是说，在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过程中，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甚至在社会评价上，都没有明显的激励机制。正因为如此，我才试图提出“压迫性反应”来回答为何在没有明确“选择性激励”的情况下，农民维权抗争的集体行动得以发生。

当然，要论证“压迫性反应”这一分析框架的合理性，还需要回答“为何众多的农民面对同样的压迫而选择了屈服”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对此，已有的研究从农民对权益的认知（32）和公正公平的信仰（33）这两个方面进行过探讨。毫无疑问，那些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并且认为通过抗争可以求得公平公正的农民才会挺身而出；但也不排除他们中的某些人假借维权抗争的名义来获取某些“非法利益”。问题只是，无论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一旦他们采取了某些针对基层政府和官员的行动，他们就会面对个体难以承受的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压力，他们需要有相互支撑的力量。这样，如何通过共同的诉求目标来完成共同身份的认同也就成为了一种最为现实的选择。而这种基于共同压力完成的共同的身份认同及共同的利益诉求的形成，正是集体行动得以发生的决定性条件。

简短的结论

以上的研究表明，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的经验事实。为此，我试图提出“压迫性反应”这一解释框架来修正和补充“选择性激励”这一权威的有关“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的理论。在这里，“压迫性反应”是作为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来理解的。它最基本的理论表述是：当“集团”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即还没有形成较明确组织形态时，社会群体中的部分成员为了改变某一社会政策或社会现实所进行集体行动，其真正原动力不是来自“集团”内部的“奖罚分明”，而更主要的来自“集团”外部的压力。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所提出的“压迫性反应”并不是对“选择性激励”进行替代，而仅仅是为了强调，在某些情形下，集体行动的原动力并不是基于行动主体的选择，而是基于对“集团”内外压力的反应。当然，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两者的异同：“选择性激励”强调了集体行动主体的主动性，“压迫性反应”则说明了集体行动主体的被动性：“选择性激励”为了解决集体行动中克服搭便车的问题，“压迫性反应”则想进一步解释集体行动参与者的原动力问题。

注释：

①②③（24）（29）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的话，第6、41—42、70—71、6、41—42页。

④刘伟伟：《农民集体上访中的“选择性激励”》，载《世纪中国》2005—04—15.

⑤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H县考察》，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⑥吉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⑦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04年研究报告。

⑧彭荣俊访谈（2002年12月29日）。

⑨彭荣俊访谈（2003年1月22日）。

⑩彭荣俊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11）范迪初访谈录（2003年3月2日）。

（12）范迪初访谈录（2003年3月2日）。

（13）凌学文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14）凌学文：《报告》，1999年3月17日。

（15）凌春伟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16）凌学文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17）凌学文家人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18）刘明运访谈录（2003年3月1日）。

（19）刘明运访谈录（2003年3月1日）。

（20）刘明运访谈录（2003年3月1日）。

（21）邓仔生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22）邓仔生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23）邓仔生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25）格林、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应用批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26）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维权组织的发育和成长》，载《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2期；萧唐镖：《二十年来大陆农村的政治稳定状况》，《二十一世纪》2003第4期。

（27）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主编：《九七效应》，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版。

（28）于建嵘：《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对抗基层党政的群体性事件的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4期。

（30）于建嵘：《当代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31）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集体维权行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19卷，2001年春／夏季。

动力机制范文篇8

随着环境资源问题的日益突出，各国开始大力着手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在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中，我国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到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的15％左右。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20世纪70年代初，为解决秸秆焚烧和燃料供应不足的问题，我国政府已经开始了农村沼气建设。经过近40年的发展，农村沼气已步入新的发展时代。近年来，学者对农村沼气发展已有不少研究。方行明等（2006）认为应将沼气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充分发挥沼气池在农业循环经济中的纽带作用。王奇、李鹏等（2008）认为在“三位一体”的农村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中，沼气经济实现了农村地区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能源效益的统一。周光龙等（2007）认为沼气能源的开发拉动了养殖业、种植业的沼气开发利用，改善了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环境，也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其走上了文明富裕的道路，加快了城镇化建设步伐。林凤斌（2008）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对沼气经济性进行了评价，认为沼气在经济效益、投资回收、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四个方面拥有巨大优势。同时，也有学者认识到目前我国农村沼气发展的不足，邱陵（2010）认为目前农村沼气建设系统缺乏精确设计和科学配套，建设质量缺乏监管和竣工检验，沼气启动缺乏合理配料和指导，日常管理缺乏长效的服务机制，技术和管理人员缺乏专业培训。上述学者对农村沼气的研究对本文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但鲜有学者对农村地区发展沼气的长效机制进行分析，没有对沼气建设长效机制的本质和规律的探讨。

2我国农村户用沼气发展现状及原因

2．1现状

近年，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农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农村沼气发展迅速。当前农村沼气发展进入了建管并重、多元发展的新阶段。农村沼气建设量不断增多，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体系逐步健全，沼气功能进一步拓展，沼气产业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农用沼气仍没有在我国广阔的农村地区实现大规模、覆盖式发展。农用沼气对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和能源问题贡献率过小，不能达到节能减排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因此，发展农村沼气事业任重道远。

2．2原因

（1）农民观念滞后、农村劳动力缺乏。占全国总人口3／5的农村人口对科学发展观没有深入的认识，在发展低碳循环产业方面鲜有积极主动地努力和行动。城市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使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建、管沼池的劳动力不足；同时，种植面积和养殖数量下降，沼池缺少产气原料。

（2）建设、使用沼气风险过大。沼气发展主要依赖政府推动和农民配合，我国农村沼气建设的资金源主要是政府少量补贴加农户自行出资。户用沼气池的风险主要源于预期收益和沼气池能否正常使用。由于我国农民长时间使用薪柴，一旦大力投资建设沼气池后不能使用或使用时间不长带来的损失是农民无法承受的。因此，农民对于收益预期持观望的姿态。

（3）资金不足。尽管中央连年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但由于我国农村面积大，人口多，除去其他“三农”问题的开支，政府用于沼气建设以及实际分摊到户的补助资金就很有限了，加之农民收入普遍较低，除去生活、教育、医疗的开支，农民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沼气建设。

（4）技术缺陷、管理体系不完善。沼池产气是极其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具有极强的技术性和操作性。当前，技术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目前还不能解决季节因素造成的产气不均。二是面对不同自然环境和实际情况的技术适应性。三是技术支持的持续性。四是沼气技术人员的专业性和更新。沼气建成后的日常管理是维持沼气长时间、高效率使用的重要保证。由于农民缺乏相关维护保养知识，技术人员缺乏使单个技术人员服务范围大，沼气池得不到及时维护，沼气池产气率降低、使用年限变短。

3农村地区发展沼气的动力

3．1政府（源动力）

政府具有合理调配社会资源的能力和义务。壮大国民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因此，政府是发展农村沼气的源动力。

（1）政策支持。“三农”问题自始至终都是我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政府和中央的每个“一号文件”都聚焦于“三农”。国务院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中明确提出加大对生物质能源开发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强农村沼气建设。全国现代农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明确规定，适宜农户沼气的普及率要从2010的33％发展到超过50％，年均新增长率要高于17％。

（2）财政支持。“十二五”期间国家将投入200亿元用于发展沼气工程，主要项目包括农村沼气工程、大中型沼气工程建设以及沼气发电等。政府的财政支持将极大地提高农民建设沼气池的积极性。

3．2企业（核心动力）

（1）经济利益驱使。我国广阔的农村沼气市场对沼气企业具有极大诱惑力。政府优惠政策带来的低成本使企业获利更多。

（2）抢占农村新兴低碳市场。市场经济体制下适者生存，不能满足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高能耗、重污染企业都将面临淘汰。中国农村巨大的沼气市场是这些企业转型的良好的切入口。产业沼气在中国的发展有着巨大的需求和市场。原料的资源量充足，发酵技术和配套设备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案例。进入农村沼气市场有利于企业抢占市场先机，在未来激烈的新兴低碳市场中占据主动地位。

3．3农民（根本动力）

（1）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的美好愿望。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但与城市相比还处于较低水平。农民对于提高生活质量有着强烈的愿望。使用沼气能让农民在农村逐步感受城市的生活环境，因而，农民对于发展沼气有一定的认同感。

（2）降低生产生活成本、减轻体力劳动负担。沼气建成后，农户使用沼气供能、照明，使用沼渣、沼液肥田，有效的降低了其生活、生产成本。生活质量也得到明显改善。

4农村沼气发展的动力机制

4．1政府驱动阶段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各项农村事业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由于我国目前农村地区民间资金匮乏，对于发展沼气，期望农民在短时间内集资成为建设沼气的主导力量是不现实的。又由于农村吸引投资的能力较弱，很难通过吸引社会规模投资建设沼气。在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相关法规制度不完善，农民思想觉悟还不高，农民市场还处于待开发状态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政府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才能形成驱动效应。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加大对沼气的财政支持，完善基础设施，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企业投资农村沼气产业。积极宣传使用沼气的裨益，鼓励农民使用沼气，并对其资助补贴。

4．2政府与企业共同驱动阶段

在经历政府驱动阶段后，农村沼气建设将进入政府与企业共同驱动阶段。企业参与到农村沼气建设中来是因为企业能够从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中获益。这一阶段，政府依然保持对农村沼气建设的各方面支持，这样，即形成政府和企业共同驱动的两股动力。

动力机制范文篇9

进入新时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积极推进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建设，并将智慧社区建设视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2014年住建部颁布《智慧社区建设指南（试行）》。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务实推进智慧社区信息系统建设,积极开发智慧社区移动客户端。”各地智慧社区建设的创新实践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一方面，学术界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智慧社区的内涵、特征、平台构建、服务体系构建与运营、治理思路等内容。姜晓萍等认为智慧社区的概念应当更加多维度，即智慧社区是指：“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美好生活为目标，以多元组织为主体，以智能化服务为手段，以资源整合为基础，向社区居民提供192新视野･城市社区研究方便、快捷、透明、公平公共服务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1]相关研究探究了智慧社区服务体系构建的对策、思考了智慧社区公共服务治理模式等相关问题。也有研究跳出了智慧社区建设重技术的思维定势，提倡更加重视“人本导向”。[2]另一方面，学术界基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智慧社区实践，从省、市、区、街道等层面总结、分析了智慧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综上，现有文献多关注智慧社区概念、内涵、标准等学理性探讨，亦或聚焦于街道、市、省等层级的智慧社区平台及其功能的建构，而对于智慧社区创新主体、机制和过程的研究仍有所欠缺。本文基于S市Y社区智慧社区创新实践的过程及其主体间互动关系的解析，思考作为实践场域和主体的社区在智慧社区建设中的功能和定位，尝试探析基层治理中智慧社区的创新动力机制及其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S市G区是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一向重视社区治理创新和社区品牌创建工作。Y社区2014年建成，常住人口高达3997户，2017年成立居委会，相对于G区以老城区为主体的其他社区来说，是一个典型的新型城市商品房住区。社区居民以年轻、高知、新婚为主要特征。社区内有大量上班族，由于缺少了解社区的时间以及快速沟通的公共空间，更倾向向小区物业寻求帮助以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然而，在办理物业权限范围以外的事务时，问题凸显，居民常常“一次咨询二次办理三次补件来回跑”。在线下时间紧张、线上渠道有限的状况下，居民尤其是青年人难以获取社区活动与服务的最新信息，缺少与其他居民在公共空间交流沟通的机会，很少参与社区活动，工作压力与生活压力无处排解，文化生活质量下降。多重因素的叠加导致多数居民对社区知之甚少，缺乏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同时，Y社区两委发现既有的微信公众号与微信群无法有效解决现实困境、满足社区居民的各类生活需求，因此在街道的鼓励下开始探索智慧社区建设的新方式。在时任社区工作站徐站长的积极推动下，Y社区开始探索一条贴合该社区实践需要的智慧社区建设之路，在争取到街道的社区党建专项资金后，于2018年11月通过与SP公司合作，开发了S市首款基于微信公众号的社区、居民快速沟通互动平台“U+Family”小程序1.0与2.0版本，并经多方协作取得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自上线以来，经社区工作者的宣传推广努力，小程序累计注册用户已有4130位，基本覆盖小区所有业主，达到户均一个ID的覆盖面，后台客服咨询739人次。同时，“健康小屋”“智慧空间站”等线下实体空间应运而生。Y社区智慧社区建设推动了信息的畅通、需求的回应、矛盾的化解，提高了居民对于社区生活的满意度，契合了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二社区创新行动者网络的建构与协同：智慧社区平台建设的关键

社区居民的需求，只是社区治理创新的必要条件，而这种需求能否真正转化为社区治理创新的动力，还有赖于社区治理创新过程中行动者的创新行动，即经由与其行动意愿、偏好的弥合，借助行动资源与能力，将创新思路转化为实践样态。在多数智慧社区平台建设的过程中，街道或上级政府往往是主导智慧社区建设的核心行动者，而一线的基层社区工作者只是辅助、配合和执行的角色，但在本案例Y社区“U＋family”智慧社区平台的建设过程中，却是一线的社区工作者，尤其是Y社区工作站徐站长，扮演了积极主导创新过程的核心行动者角色。（一）社区创新行动者的行动意愿与偏好。2016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的通知》提到，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完善城乡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网上社区居委会，发展线上线下结合的社区服务新模式，提高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2018年，浙江杭州市制定了《关于全面推进全市“智慧社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工作的意见》等文件。重庆市巴南区印发的《巴南区智慧城市专项规划（2018-2025年）》，智慧社区被列为强化民生服务、建设宜居巴南的重要任务之一。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关政策文件，都对社区一线在基层治理创新方面的责任提出了要求，鼓励社区一线的工作人员直接参与到智慧社区建设的创新实践中。然而现实的困难在于：一方面，“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重重重压下社区工作者常常感觉到自身的付出和回报不对等（主要是薪酬和晋升），工作满意度低，工作绩效较低；另一方面，社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低，工作压力大，职业倦怠程度高，导致工作绩效低下。[3]因此，社区工作人员对于社区工作敷衍了事的现象并不少见。进一步而言，在这样的氛围中，即便少数的社区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工作积极性，也很容易因为害怕“鹤立鸡群”而降低甚至丧失其意愿。自身低位的意愿与体制高位的压力共同成为社区工作人员行动意愿低下的诱因。鉴于基层任务繁重而个人时间与精力有限的现状，社区工作人员作为理性人通常会根据价值观念等偏好有选择地完成或“应付”任务。因此，作为创新实践行动者的一线社工意愿与偏好构成了创新行动的直接影响因素。难能可贵的是，Y社区智慧社区建设的核心行动者——社区工作站徐站长，其对于社区工作的职业认同感较高，对于社区建设具有较高的热情与信心。同时，得益于明确的工作要求、一定的政绩激励、浓厚的竞争氛围、宽松的创新环境，徐站长在完成社区日常工作任务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个人和组织的创新行动得到上级政府的支持与认可，并因此争取到了上级政府专项经费的支持。（二）社区创新行动者的资源整合与行动策略。行动者要掌握一定的行动资源。所谓行动资源，从性质上可分为制度性资源和关系性资源；从过程上又可分为决策资源、执行资源和监督（参与）资源。制度性资源主要是指地方核心行动者创造地方政绩所赖以支持的各种制度和政策体系；关系性资源既包括地方核心行动者在前期职业生涯中所积累的各种政治关系网络，也包括在地方上发展出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4]这是任何行动者采取行动的基础。行动意愿与偏好是行动者预备迈出第一步的倾向，行动资源则是行动者行动的有利工具与基本条件。正如上文所提及的，中央到各地普遍已经逐渐重视智慧社区建设。各试点或科技与经济发达的省、市、区对于智慧城市与智慧社区的政策支持力度都较强，如果缺乏上级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行动者在智慧社区建设上的创新动力就难以持续。另一类行动资源是微观的行动者个人资源，通常表现为意志资源、知识资源、关系资源、财富资源等。Y社区徐站长充分发挥了其个人能动性，调动了体制内外资源，包括作为技术提供方的SP公司李总和高校智库资源的S大学、S科技大学教授团队，并与其建立了稳定、融洽的合作关系。资源集聚，行动者的能力便在此基础上充分显现出来，继而形成新的行动资源，良性互动。作为创新行动中的核心行动者，应当具备感知力、判断力、领导力、变通力、执行力等能力。徐站长根据社区的现实情况与专业人士的意见，一方面频繁与SP公司对接着手搭建新的智慧平台，努力跨越专业术语的壁垒；另一方面，与ZH社工机构等社会组织合作打造以协商议事会为平台的线下空间。此外，徐站长面向居民积极开展宣传工作，提高居民对于该小程序的知晓率、参与率和使用率，引导居民逐步习惯，并且更加便捷、频繁地使用“U+family”小程序。Y社区智慧平台建设中，行动者采取了巧妙的行动策略。面对智慧社区平台建设资金有限的难题，徐站长整合“社区党建为民服务项目”①等公益项目资金，保障了“U+family”小程序的顺利开发，同时积极申报2019年度社区协商民主建设示范项目，将智慧社区建设与民主协商巧妙融合，线上平台与线下共治协商的“智慧空间站”有机结合，促进居民彼此沟通、共同讨论、集思广益，以获得制度内的认可，从而拓展发展空间。可见，思维活跃、勇于创新、扎实肯干、具有人格魅力的核心人物之于智慧社区的蓝图构想与落到实处意义匪浅。（三）社区创新行动网络的建构与协同。城市社区的智慧治理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同有机协作。[5]以社区行动者为代表的各类行动者共同参与、有效沟通，形成了社会治理创新的支持网络。社区治理不是社区更不是居委会一方的孤岛，而是“一核多元”的联合，不同行动主体的吸纳日益成为社区治理的热点话题。在智慧社区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政府起着制度环境的塑造、指导、保障与监督作用，在本案例中就体现为街道办的角色；社区两委是主要的实践主体，社区自身即为创新实践的场域；居民是服务对象也是参与主体；为Y社区提供了社服化项目服务的ZH社工机构则为线下民主协商平台与线上平台的结合提供了积极的操作性方案；而SP公司则负责从技术层面优化平台建设、强大平台功能，其能否与社区和政府部门之间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借助信息技术快捷地回应居民需求，实现供需优化配置是重中之重。Y社区智慧社区建设依托于B街道社会事业局以及该地两所高校专家的专业指导，强化居民的主体地位，同时对接了专业的智慧社区线上平台开发公司，其中S大学的Z教授深度介入了Y社区智慧社区平台创新方案的优化。下一步，社区智慧建设的目标是整合第三方资源如社会组织、企业等，实现社区“U＋family”小程序与第三方的链接，使居民更便利地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居民需求的真正表达，在行动者及其“编织”社会治理创新网络的“行动”下得到回应。前期了解到以往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知晓难、时间难、名额难”的三大难题后，Y社区依托线上平台进行活动线上报名，与线下参与有机结合。居民参与活动的机会增多，文化生活质量得以提高，文化需求品味得以提升。而为应对信息障碍导致的线下阅览室利用率低，社区开通了线上图书室，便于居民了解所有书籍信息，结合书友评价栏目等，使线上与线下图书室发挥了“1+1＞2”的效用。

三社区绩效提升：创新动力的直接来源与自然结果

行动者落实行动，形成绩效。绩效体现了治理目标的实现程度；绩效体现了治理体系的合理化程度。[6]智慧社区建设的绩效总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居民需求回应、行动者个人职业成长、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优化。（一）出发点与落脚点：社区居民需求回应度。社区居民是智慧社区建设的重要参与主体，也是其最终服务对象。互联网以用户为中心，这与社区服务以“一切为了居民，为了一切居民，为了居民一切”的人本观念不谋而合。[7]智慧社区建设究竟促使居民的实际需求得到了何种程度的满足，促进多少居民以怎样的热情参与公共事务，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等等，都是智慧社区绩效评估的重要方面。当前，居民对于智慧社区诸多方面认识、理解、应用不足。社区经常想当然地认为居民拥有使用智慧社区平台与设施的动力，现实则是由于居民“对于公共服务的个人需求不尽相同，而且对于智慧社区的认识也大相径庭，技术运用能力也参差不齐”，[8]一些智慧社区项目沦为地方政府“政绩工程”的实现手段。上述情形导致社区对于居民需求虽有所回应，但易流于表面，实质回应的效度低。鉴于此，Y社区双管齐下，从方向引导和内容落实两方面做工作。社区积极开展宣传工作，通过易拉宝、广场活动等宣传方式，增加智慧社区相关理念、平台、设施的“出镜率”。同时，社区将政策资料公布在线上平台上，便于居民提前了解业务办理材料，“跑一次”就可以办理事务，节省时间和精力。社区还开辟了公告资讯的窗口，有利于居民了解社区情况，增强居民的认同感，实现新市民深度融合。正如前文所述，小程序累计注册用户已有4130位，基本覆盖小区所有业主，后台客服咨询739人次，同时了打造“健康小屋”“智慧空间站”等线下实体空间。观察发现，无论是从居民使用情况，还是线上和线下空间的优化与打造来看，居民能够享受到更加便利和迅捷的信息与服务。在研究团队同期进行的面向全区167个社区年度“美好社区”的居民满意度评估中，该社区综合排名第12，侧面体现了该社区的治理工作获得了居民的普遍认可。下一步，Y社区与SP公司还将就智慧社区实际运行状况，及时调整与改进平台、设施、工作等。如考虑到居民尤其是老年人使用的感受，智慧社区要注重平台操作界面的简洁化，从根本上提高居民的使用度与满意度，窄化与跨越“数字鸿沟”，拒绝智慧化对特定群体的隔离与抛弃。（二）激励与认可：社区行动者个人职业成长。在政府层面，体制内部人员的晋升与否长期以来以绩效考核方式决定，“以成绩论英雄”。县市级政府通过量化考核、绩效排名与择优提拔这种政治锦标赛式的激励范式与政治生态控制着乡镇政府。[9]在社区层面，由于街道办事处为政府的一个层级，因此社区工作人员的职位升降、薪酬待遇也以绩效为主要标准。通常绩效考核原则包括实绩多少、创新程度、示范激励情况等。考核标准往往涉及所获荣誉、媒体推荐、承办活动及评奖等。在智慧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创新的行动者在绩效激励之下，为了自身工作能力能够得到认可，自发获悉居民需求，并在回应需求时发挥个人高度的积极性或是更强的工作能力。社区各行动者根据上级的各种指令、指示、命令、文件或规定等，频频开展各类特色社区活动，以居民议事会等形式推行基层协商民主，积极参加社区之间的各类评比，在各大报刊与媒体网络上亮相。Y社区徐站长便在该社区智慧平台建设成功的基础上，通过ZH社工机构和专家Z教授的指导，积极参加了2019年度G区的社区协商民主建设示范项目申报，并最终获得全区第一的好成绩。而徐站长及其同事的努力最终也获得上级政府和人事部门的认可，该社区在B街道2019年度评优工作中获得了优秀等次。（三）倒逼与优化：社区治理体制及机制改善空间的持续拓展。智慧社区建设要理顺体制机制，探究更高效、灵活的治理方式。社区治理与服务信息化的背景下，能否重新梳理与明确各方权责，将互联网的共享理念注入体制中，以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提供贴近居民需求的服务，对于智慧社区建设能否长久存续具有重要意义。而观念、体制与机制的改变显然阻力更大。现代信息技术的引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传统的科层组织结构和社会治理模式带来挑战，但并不必然会促使公共部门“扁平化”进而提升治理效能。[10] 居委会作为理性的行动者显然会采用合适的组织运作方式来获取足以维持其生存的资源,亦即居委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会不由自主地配合行政体系的运作,以维持来自行政体系的资源。[11]一方面源于“条线”惯性思维，另一方面受制于现实中部门壁垒所致的信息口径、标准、质量乃至交换壁垒。以Y社区为代表的智慧社区平台搭建缺少详尽细致而又丰富多样的数据，如地理信息数据、人口数据，更难以实现多种数据、多个平台、多种系统的互联互通。[12]在合作的SP公司表示数据库建立不存在技术问题的情形下，Y社区基础数据库的建立却有所延迟，目前仅将目光聚焦在“U＋family”小程序这一面向广大社区居民的平台上，导致其智慧平台建设的深入和持续发展遭遇了一定梗阻。同时，由于信息安全及政务系统自身封闭等因素，社区工作人员只可以规定时间和地点处理平台业务，使得社区“智”而不“慧”。智慧社区平台建设应能发挥倒逼社区治理与服务体制变革的积极作用，从而“构建新型社区管理体制，推进政府行政改革”，[13]提升社区治理与服务的质量。目前，Y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的改善仍然困难重重。长期以来社会治理“维稳”格局的路径依赖，仍然顽固地以“属地化管理”方式桎梏着社区一线工作者的行动，“社区减负越减越负”的怪圈仍未打破。而在社区智慧平台自身建设的过程中，平台架构设计初衷与实际运营成效的落差，仍有待社区行动者通过其创新支持网络及其互动，积极寻求新的突破。综上，行动者会利用该空间留给自己的空隙，合理利用规则主动积极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去寻求某种体制机制上的突破，从而达到改善地方治理绩效，赢得晋升机会的可能。[14]后续的跟踪调研发现，在获得从社区居民到上级政府的积极认可的基础上，作为社区创新核心行动者的社区徐书记，正在协同驻点专业社工机构、高校专家和技术开发方，探索思考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倒逼社区治理优化的新方案，重新理顺治理体制与机制。目前各方的共识是，基于无执法权的现实，结合网格化治理实践，可以借助线上平台成为矛盾与冲突化解的枢纽，从无法管、无权管的困境中脱离出来，而这也正是Y社区智慧社区与社区协商创新融合的新方向。因此，“U+family”3.0的升级版，正在向线上线下协商议事治理平台的融合做出新的努力。

四结论与讨论

动力机制范文篇10

一、促进公职人员勤政廉政亟待建立公职金制度如何使国家公职人员克己奉公，清正廉洁，这是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近年来我们在完善干部考核和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方面不断加大了力度。实践表明，这些措施的施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机关工作人员办事效率，促进了廉政建设。但是，我们同时又看到，当前政府公职人员普遍缺乏敬业精神的现象仍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干部队伍中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还在蔓延。何以如此？如果从体制上分析，我们认为当前干部体制存在的激励与约束不对称，重监督而轻激励是一个重要原因。

加强监督，对公职人员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必要的约束，而这种约束却存在两个难题：一是巨大的成本。因为无论党内监督还是社会监督，一旦发现某公职人员有腐败行为，从调查取证到立案惩处都需要支付巨大的费用；二是巨大的损失。由于监督通常只能是过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因此即使发现某人有渎职失职或贪污受贿行为，尽管我们也可以对其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和法律制裁，但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难以挽回。因此，促使国家公职人员勤政廉政，除了加强监督以外，还应该强化激励机制，从积极方面引导广大公职人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

强化对政府公职人员的激励，现行的作法主要是对有突出政绩的干部实行晋级提长。这种“以官作奖”的办法，虽然可以鞭策一部分干部积极进取，但对大多数公职人员来说，却不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措施。因为能予以提升的毕竟只能是少数，而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得到这种机会，如果公职人员一旦提升无望，那么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从哪里来呢？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对公职人员的激励，重点应该放在物质利益的激励上。科学的利益激励机制，可以把外在的强制变为内在的驱动。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体制通过引入利益激励机制，如农村的联产承包、部分企业实行的经营者年薪制、投资者的按股分红等，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事实上，当前我国政府机关缺乏活力、效率低下、腐败屡禁不止等现象的发生与我们对公职人员的物质利益激励不到位不无关系。近十几年来，由于经济改革成效显著，社会各阶层收入都有较大提高，但公职人员的工薪收入涨幅却不大，使其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相对降低。这不仅挫伤了公职人员的积极性，影响了队伍的稳定，而且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消极丑恶现象。因此，提高效率，根除腐败，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强化对公职人员的利益激励。

增进对公职人员的利益激励，必须相应提高公职人员的经济收入。由于国家公职人员获得公职需要经过长期的教育和训练，从事的又是需要较高智力、负有重要社会责任的管理工作，是一种高级的复杂劳动，因此，按照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国家公职人员享有较高的工薪收入是应该的。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才能把提高收入与增进激励有机结合起来，使提高收入既能充分调动公职人员的积极性，又不致产生负面的社会效应。如果按现在一种流行的主张，即实行所谓的“高薪养廉”，普遍提高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这一作法自然会受到公职人员的欢迎，对干部的勤政廉正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这一政策果真实施，又有可能引起干部与群众的对立。公职人员涨工资，企业职工怎么办？如果企业也跟着涨工资，那么结果必然是水涨船高、比例复归。这样，涨工资一方面对公职人员起不到激励作用，另一方面还有可能诱发通货膨胀。可见，对公职人员实行利益激励，用简单的涨工资的办法并不可取。

对公职人员既要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又不能涨工资，那么，可行的办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建立一种干部“公职金制度”来实行机制创新。其基本思路是：（1）由政府出面，为所有公职人员在银行设立“公职金个人帐户”，并根据贡献和收入对等的原则，按公职人员的不同职级较大幅度地提高相应的职务津贴水平；（2）为了把当前激励和长远激励结合起来，可以把公职人员提高后的职务津贴分为两部分，其中一少部分随工资逐月发放；另外一大部分作为勤政廉政抵押金记入政府为其设立的公职金个人帐户，并应规定，记入个人帐户的这部分公职金，只能在将来公职人员退职或正常离职时才可一次性提取，如果公职人员在任职期内因贪污受贿、渎职失职或违纪国法被开除公职的，则该款项全部没收上缴国库；（3）公职金制度一旦建立并启动，政府还应明确规定，今后公职人员退职或离职，只能一次性领取记入本人帐户的公职金，不得继续享受现行干部的终身物质生活待遇。

在我国目前建立这种干部公职金制度，不仅有必要，而且完全是有可能的。由于这一办法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公职人员的职务津贴，而且还把津贴的大部分记入个人公职金帐户作为干部勤政廉政的长期抵押金，这必然会对广大公职人员产生巨大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提高的职务津贴并没有全部随工资发放，所以也不会导致干群工资攀比而引发社会总需求膨胀和物价上涨。此外，由于实行公职金制度后公职人员退职不再保留干部待遇，这样，政府就可以把原来准备为退职干部提供的物质生活待遇货币化，以此来抵补公职金的开支，因而不会增加财政的经济负担。我们可以算这样一笔帐，如果全国干部队伍的平均退职年龄为55岁，平均寿命为75岁，那么按现行体制，国家需为其提供20年的干部生活待遇，如果按每人每月400元计算，一个人就需财政负担9．6万元，而假定一个人从25岁进入干部队伍，到55岁退职，那么他可以享受30年的职务津贴，如果每人每月按300元记入公职金帐户，这样财政只需为其提供9万元就够了。可见，公职金制度的设立对国家财政来说，无论当前还是长远都不会构成太大的支付压力。

二、强化经营者关切度：所有权不是独步单方

经营者能否象关心自己的财产一样关心国有企业资产，这是国有企业能否真正搞好搞活的一个决定性条件。企业财产所有权与经营者的关切度，应当说两者是具有一定的联系的。不可否认，经营者如果同时作为企业资产的所有者，必然会对企业有很高的关切度。因为企业经营失败，将直接危及到经营者的自家性命，古今中外大量私人企业主因破产而跳楼自杀的事实足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由此作出推断，只有经营者成为资产所有者时，才会对企业有高的关切度呢？或者说，作为非所有者的经营者，就一定不会对企业有很高的关切度呢？事实好象并不全然如此。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经营的实践来看，就有不少成功的大企业的经理人员甚至公司董事、董事长也不是企业的所有者，不持有企业的任何股份，不对企业亏损负财产赔偿责任，可是这些企业的经营者却仍然对企业保持着极高的关切度。美国汽车行业的经营巨子亚科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起初受聘于福特汽车公司出任总经理，曾为福特公司创下了年盈利18亿美元的记录，为福特公司在汽车行业取得领先地位贡献了非凡的才智，他为公司设计并销售的“野马”车风靡西方，为福特公司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市场。后来他又受聘于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凭着顽强的意志和胆略，使濒于破产倒闭的克莱斯勒东山再起，一举跃上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宝座。照常理，亚科卡在两大汽车公司里都没有丝毫的投资，他不应该象关心自己的资产那样关心企业，但他为什么却能如此励精图治，对企业有如此高的关切度呢？答案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亚科卡如果经营成功，他就可以拿到100万美金的年薪，如果经营不善，就随时有可能被雇主解雇。

如此看来，让经营者成为所有者，并不是提高经营者关切度的独步单方。事实上，无论作为所有者的经营者还是作为非所有者的经营者，他们对企业的关切度，都取决于一个共同的因素，即企业对经营者的利益回报。作为所有者的经营者，他之所以关心企业，是因为他希望通过企业资产增值给他带来更多的红利收入；而对那些不是企业所有者的经营者来说，他们也自然要关心自己能从企业取得多少收入，如果我们能构造出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比如规定可以把企业利润的一定比例作为“红利”发放给经营者，让经营者不用投资也能在企业取得类似的“投资回报”，那么，经营者有什么理由不会象投资者那样去关心他所经营的企业呢？从经济学的观点看，高回报同时也是一种高约束，如果经营管理不善，经营者就随时有可能被解聘或撤换，也就是说，尽管这一类经营者不能对企业亏损负最终的赔偿责任，但他却同样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机会成本。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拟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前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就某些小企业而言，为了提高经营者的关切度，让经营者在本企业持有一定数量的股份，或者把个别的小企业整体出售给经营者，这也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是，就国有企业“抓大”而言，提高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者的关切度，决不能象对待小企业那样，也只在资产量化上做文章，公有制占主体，国有经济占主导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失出了这个根本原则，中国就没有了社会主义。因此，调动国有大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我们应主要在经营机制特别是企业领导体制上下功夫。具体说来应抓好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在企业经营者的选拔上，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引入竞争机制。今后企业经营者的产生，应采用三推双考的方式，即职工民主推荐、组织推荐、个人自荐与出资（主管）部门考试、考核相结合，一律实行竞争上岗。第二，在企业经营者的使用上，要强化激励机制。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企业的年薪制。由于年薪制是一种以年度为单位确定经营者基本报酬，并视其经营成果分档浮动发放风险收入的工资制度，因此对经营者是一种极好的激励与制约。应当强调的是，经营者的年薪必须与企业的资产增值、利润实现程度挂钩，必须坚持先审计后兑现的原则。第三，在企业经营者的管理上，要进一步强化约束机制。应当规定，除政策和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损失外，由经营者经营失误造成的损失，必须从经营者的年薪中作一定比例的扣除，给企业以相应的经济补偿，其不足部分，还应从下年度的年薪中扣抵，使经营者尽量负起经营性的盈亏责任；同时还应以法的形式规定。如果由于经营者失误而造成企业倒闭破产或严重亏损的，则今后10年内他不得再在任何法人企业出任经营者，以此造成对经营者强有力的约束。

三、确保职工主人翁权益需要创新决策参与和利润分享机制劳动者是生产过程在中最能动的要素，劳动者的主动性、积极性是否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直接关系到企业经营的成败。因此在我国当前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中，中央反复强调搞活国有企业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无论国有企业的财产组织形式发生何种变化，劳动者职工的主人翁地位都是始终不能动摇的。

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在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以前，是通过职代会来体现的，《企业法》明文规定，职代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权利机构；但改制后《公司法》则规定公司制企业的最高权利机构是股东大会，股东大会享有人事权、财产处置权、重大事项决策权和受益分配权。这样一来，就使过去职代会的权利职能被大大削弱，在公司制企业中的地位也相对降低。针对这种情况，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国有企业改革要不要继续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向，要不要继续保持劳动者职工的主人翁权利？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职代会在公司制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中到底应处于什么地位？

的确，劳动者职工的主人翁权利在国企改制之后如何行使，是我们当前改革中碰到的一个新问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带普遍性的意见，即主张继续保留原来职代会在企业中的领导地位，据说不如此，就无以体现我们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无以保证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却不尽然。第一，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以后，劳动者已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这里讲的劳动者主人，指的是整个国家的主人，而不是特指哪个具体企业的主人，如果说劳动者职工在哪个企业工作，就是哪个企业的主人，那么，首钢的职工是首钢的主人，而清洁公司的职工就只能是当扫帚的家，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者当家做主的权利，主要应该是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来行使的；第二，既然是国家的主人，这又是个国有企业，主人在这个企业里工作，当然理应对企业的事务有更多的发言权，对企业的经营成果有更多的受益权。但这种发言权和受益权是否一定要通过保持职代会在公司制企业中的领导地位才能体现呢？我们认为未必如此。如果职代会的领导地位继续保持的话，一个公司就会出来两个董事会，再加上我们的监事会在职能上其实也类似于西方国家某些企业的董事会，这样，公司制企业便有了三个董事会，机构重叠，政出多门，势必要影响决策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