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范文10篇

动力范文篇1

(一)关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争议

造成“民工荒”的直接原因是大批农民工从城市返乡或回到离家更近的小城市或城镇，于是学者们自然而然地将这一现象与劳动力迁移中著名的“刘易斯拐点”相联系起来。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年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即刘易斯模型。他将经济的发展分为边际生产率低的传统部门(以传统农业为代表)和边际生产率高的现代化部门(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由于两部门的实际工资差距较大，便会出现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直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至城市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2］。之后，刘易斯又对此模型补充了刘易斯拐点的说明，即当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就出现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接着，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时，即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差距消失，也就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经济发展从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状态，这样的转折即“刘易斯第二拐点”［3］。我国学术界有很多学者尝试用刘易斯模型解释“民工荒”现象，并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存在很大争议。例如:蔡昉(2008)运用反事实分析的方法，认为农业的技术进步偏好表明了劳动力稀缺，进而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4］;王德文(2008)通过考察农民工工资变化，判断近年“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我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拐点［5］;吴海民(2012)以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角度分析，采用1990—2010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我国已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的结论，并预测我国将在2043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6］。但也有很多学者对此持相反态度，例如:Minami和Ma(2008)以日本的经验作为借鉴，从劳动产出弹性视角证明刘易斯拐点还未到来［7］;余宇新、张平(2012)从资本积累的视角对中国刘易斯拐点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果表明，我国的资本积累速度与人均资本量并不存负向关系而是显著的正向关系，这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并未真正到来［8］。

(二)托达罗模型及其在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应用

由于刘易斯模型是以迁移劳动力在城市的充分就业为前提假设的，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1970)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提出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决策和就业概率劳动力流动行为模型，即托达罗模型。其核心思想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条件不仅取决于城市与农村的实际收入差距，还取决于城市的就业率，也即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后预期能够找到工作的概率。模型表示为:Mt=f(d)，f’＞0。其中Mt表示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数量，d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f’＞0指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而城乡预期收入差异d表示为:d=w•π－r，其中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水平，π代表就业概率，w•π便是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r则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9］。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尝试以托达罗模型分析解释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例如:张海涛、杨为燕(2007)认为我国人口流动的实践和托达罗模型提出的背景极为相似，并以托达罗模型为分析基础，分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10］。盛亦男、孙猛(2009)以托达罗模型为框架，尝试从劳动力供需角度解释农民工返乡的现象［11］。也有学者探究了托达罗模型在中国实际状况中运用的局限性，并尝试对其进行修正和扩展。丁守海(2005)指出托达罗模型忽视了大国经济中的区域差异，并引入区域因素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拓展，然后运用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能较好揭示劳动力省内转移现象［12］。肖文韬、孙细明(2003)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之后的生活费用，从而引入了生活成本的概念［13］。喻言(2007)在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础上，从生活费用和行政管理费用、就业概率还有农村实际工资率以及非货币性收益和成本四个方面对模型进行了修正，但并未运用实际数据对修正后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14］。焦克源、张彦雄、张婷(2011)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扩展，将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与传统农民工区分开来，虽然他们加入非经济收益的变量，尝试解释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但也同样没有对拓展过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15］。

二、限制劳动力迁移模型在我国实践中应用的因素

(一)农村和城市生活费用的巨大差距

不管是刘易斯模型还是托达罗模型，其核心都是基于农村与城市实际工资差距进行分析的。然而，这种只从收入方面进行的分析忽略了迁移的劳动力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尤其是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进程中，农村和城市，特别是一、二线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差距极其悬殊。据Econo-mists杂志2013年2月的《全球生活成本指数排行》显示，在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中，我国城市上海排名最前，排在第30位，与去年相比大幅上升了11位，与排名第27位的纽约相差无几，其次上榜的还有深圳、大连、北京、广州等城市。而我国大城市生活成本纷纷上涨的同时，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国外同等城市却仍旧相差甚远(例如纽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上海的将近5－6倍)。所以，越来越高的生存成本和压力，无疑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向一、二线大城市的流动。因此，这就造成了在实际中，虽然农村(或者说欠发达地区)与城市(或者沿海发达地区)仍存在工资的差距，但由于生活成本过高，一部分劳动力便选择回到农村，或者去生活成本相对更低的三线城市或乡镇发展，如此，虽然从工资角度他们的收入不及在大城市，但是实际生活质量确实提高了，这也正是造成目前“民工荒”现象的最主要原因。

(二)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转移的限制

户籍，也叫户口制度，作为我国特有的制度之一，无疑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因此，有很大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虽然在城市中工作，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他们很难具有城市居民的身份，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福利待遇，特别是在一线大城市，户籍的门槛高之又高，例如在很多大城市，虽然户籍政策不断改革，如广州、上海已实行居住证积分制度，但这些政策主要针对高新技术人才，对学历和职称要求很高，因此即便是大部分一般本科毕业生找到一份一般性工作也很难拥有当地户口，就更别说教育层次较低的农村外出务工者。再者，如果一个外地人想在北京买房，需要连续缴纳5年社保或者5年个税完税证明，而对于很多外来务工者而言，他们的工作单位与地点流动性很强，常常是经由朋友亲戚介绍，在春节返乡回来后再重新寻找就业机会，很少有人在同一家企业连续数年工作，而且时常具有间断性，因此也就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安家落户。也就是说，对于他们而言，只是在城市打工赚钱，其主要生活仍旧在农村，因此也就并未实现实质上的劳动力迁移，最终定居在城市。这与托达罗模型中所定义的劳动力迁移相去甚远。

(三)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隐性成本影响劳动力转移

除了直观的高生活费用，如高昂的物价与房价，另一限制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问题便是诸多的隐性成本，也可以称为非货币性成本。还是由于户籍制度，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无法在城市中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教育政策，想要留在城市读书通常要缴纳高额的“借读费”，而即便如此也很难参加本地的中考和高考，例如虽然有部分省市已逐渐放宽异地高考政策，但实际上却仍有很多的限制条件和要求，例如江苏省2013年仅有347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参加了当地高考，广东省虽然也放开异地高考政策，但是依旧需要以积分入户为前提，而广州2012年转入当地户籍的外籍务工人员也仅有2000人左右，这样的数量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可谓是九牛一毛;再有，由于常常无法与当地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这些外来劳动者不得不自己承受高额的医疗费用，同时也无法享受诸如公积金贷款、养老保险或政府补贴等政策。再加之诸如背井离乡、受到当地人歧视等诸多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些非货币性的成本所起到的阻碍甚至高出了实际的生活成本，成为劳动力在决定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时的最大顾虑和障碍。（本文来自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杂志。《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三、对托达罗模型在我国应用中的修正及其解释

根据上述分析，为了增加托达罗模型在我国应用中的解释程度，应将其拓展为Mt=f(d－c)，f’＞0。其中Mt依旧表示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数量，d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新增加的变量c则为城市与农村生活成本差异。d－c具体表示为:d－c=(w•π－r)－(cu－cr)，w、π、r依旧分别表示城市实际工资水平、就业概率、农村平均实际收入，而cu与cr分别代表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成本，由于只要劳动力迁移至城市不管是否找到工作都需要承担生活成本，因此cu不需要乘以π。所以新模型的含义为，劳动力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的数量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减去城乡生活成本差异。可见，即便城乡预期工资差异大于零，但是如果城乡生活成本差异很高，便会抵消工资差异所带来的迁移的动机，农村劳动力依旧不会发生向城市的转移。而模型中所提出的c即生活成本的变量，不仅包含日常生活所需要支出的吃、住、行等生活费用，还包括了之前提到的非货币性成本，例如子女教育问题、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险问题，也包括其他心理因素所带来的成本。然而对于此变量的这一部分，却很难用实际的数字和指标予以统计和衡量，而恰恰这些变量又在农村劳动力实际迁移决策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所以，对生活成本的难以具体量化，决定了很难用实际统计数据对拓展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模型在应用中就没有实际借鉴意义。不管是刘易斯模型还是托达罗模型，都是建立在劳动力为理性人的假设上，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将自然而然决定劳动力迁移的动向。丁守海(2005)也分析发现，对于劳动力的跨省转移，托达罗模型只能解释市场体制较为完善的地区。对于拓展后的托达罗模型，仔细地观察和分析后便不难发现，c变量中唯一可以确定的因素是生活费用，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而那些无法量化衡量的指标恰恰是由政府影响或决定的。因此，政府如果将这些变量的影响缩减得越小，那么该模型在实际运用中也就会越可行进和有效。

四、政府在引导劳动力转移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严格控制通货膨胀，降低城市生活费用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计算，近30年来我国平均年CPI高达5．4%左右。这还仅仅是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未将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的疯涨囊括在内。对于城乡生活费用差距，由于生活费用支出和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因人而异，所以很难严格界定在某地生活的费用成本是多少。但假如我们以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来侧面衡量这一指标，不难发现城乡特别是一、二线大城市与相对落后地区农村存在巨大差距。例如上海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570元，而劳务输出大省河南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平均仅为每人每月90元，而即便是河南省生活成本最高的郑州，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也仅为每月300元。因此，政府应该积极控制物价及房价的进一步上涨，有效控制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高生活费用成本，这样才不会致使因高额的生活成本抵消城乡工资差距所带来的劳动力迁移的动机。

(二)放宽户籍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劳动力自由迁移

目前户籍制度的开放主要依旧是针对大学毕业生和高新技术人才，而对于大部分外来务工者而言，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门槛。因此，大部分打工者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是刘易斯和托达罗模型中的劳动力迁移人口，因为他们大部分人本就没打算留在大城市生活，而只是作为短期打工者赚取财富，即便是由于收入增加准备转移至城市生活，也会选择离家乡更近的二三线城市，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高昂的生活成本，也会在各个方面减少户籍限制所带来的不便。因此，如果想要劳动力真正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加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政府就应该进一步放宽户籍政策的范围，解决由于户籍问题所带来的外来劳动力子女教育问题和医疗保障、社会保障问题等等。

(三)在新农村建设中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动力范文篇2

第一，创新是由艺术反映生活的任务所决定的。生活是发展的，因此，反映生活的艺术也是发展的，这是艺术创新的客观必然性。罗丹曾说过：“艺术就是情感。”情感是各种生活经历的体现。我们翻开音乐史来看，沿着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古典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现代派时期这条主线，可以发现：一是当一种艺术风格达到顶峰而走下坡路时，会被一种新的流派悄然替换；二是涌现出来的各种流派并辔争驰、竞秀骋妍。这几百年来，各个时期的人们生活环境不同，物质基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审美观和理想不同，反映到艺术上也是各有不同。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广泛运用线条轻快的尖拱、造型挺秀的尖塔，造成一种向上升华、天国神秘的幻觉，表现出与上天接近的意向，反映了当时基督教盛行的宗教观念，也反映出中世纪城市发展的状况。相应地，中世纪的音乐由宗教音乐占统治地位，为了服从宗教礼拜活动，教堂里圣歌的音乐单纯肃穆、稳重节制，最大限度地排除世俗的感伤欲念。其旋律音调平缓，整个音乐音域较窄。到了巴洛克时期则追求一种繁复夸饰、富丽堂皇、气势宏大、富于动感的艺术境界。到16世纪末期，艺术中感情的因素日益增加，于是，艺术家们打破四平八稳的艺术追求。巴洛克时期音乐最重要的创造就是“对比”的概念，包括音的高与低、快与慢、强与弱对比。各个声部（通常为四至五个声部）相互交织，同步进行。到浪漫主义时期，主调音乐占主导地位，音乐自由奔放，形式较少拘束，喜用抒情和描绘，注重个人感情的表达。在文学方面，巴洛克时代的作品追求形式，内容空虚，语言雕琢浮夸。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强调个人感情的自由抒发，有强烈的主观性。创作的重心是追求理想，如同席勒所说：“试图用美丽的理想去代替那不足的真实。”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具有史诗般雄壮的风格，是浪漫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把通俗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极致。

第二，创新是由艺术的本性所决定的。艺术的生命就在于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艺术。郭沫若曾把文艺叫做“发明的事业”。19世纪初，浪漫主义时期音乐是随着浪漫主义文学产生的。当时人们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提出强烈的抗议，但对美好的未来却充满了信心。追求新的社会理想，寻找新的思想出路是当时艺术家们最关心的问题。艺术家们从文学作品里找到了灵感，找到了理想的方向。

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创新象条狗，它在满街行走。”贝多芬最伟大的创作是《第九交响乐》，他成功解决了交响乐与合唱的巧妙联姻。将合唱引入交响乐，扩大了交响乐的原有规模，集交响乐队、合唱、独唱、重唱于一体，壮美浩大、气势恢宏，艺术感染力十分强烈。贝多芬以精湛娴熟的技法和深刻博爱的思想征服了全世界，他的重要作品成为暴风雨革命年代的一面镜子。翻开中国诗歌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脉络：古典诗歌———诗经———楚辞———乐府诗———近体诗（唐以后形成的绝句、格律诗）———词———曲———新诗。历史上没有一种风格能够占垄断地位，而是呈百家争鸣之象。我们来看大家最熟悉的唐诗，唐朝之前的诗叫古体诗，唐之后叫近体诗，因为唐朝诗人们的大力创作，形成一种风格被定型下来。它讲究对仗、合乎韵律、语言平仄。在唐朝，从宫廷到塞外，从街头到巷尾，上至老人下至小孩，很多人都能吟出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等人的诗。但是到了宋朝，诗歌的辉煌渐退，随之而起的是词，并成为一代“独艺”，宋词进入了极盛时期，内容大都是抒发个人的情感为主，如怀才不遇的激愤以及浪子羁旅行役的愁苦等。随着宋朝被元朝取代后，宋词渐衰弱，另一种风格———元曲又出现。

第三，创新是由欣赏者的审美需求所决定的。人类的感性体验是丰富多样的，欣赏者在艺术欣赏时总是求新、求异、求变。巴洛克时期伟大的音乐大师亨德尔1712年定居英国，他写了40多部意大利式歌剧，一度轰动了英国和欧洲。但是，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市民，对外国艺术逐渐表示厌烦，人们的审美出现了疲劳，听觉上出现了乏困，加之派系的嫉妒，亨德尔的歌剧遭到了挫折。失败令亨德尔清醒，使他重新认识观众的艺术口味，为了新兴的英国市民阶层的理想和愿望能实现，他开始创作崭新风格的清唱剧。亨德尔以圣经内容为题材，配上庄严强劲、气势雄伟的领唱、合唱，赋予清唱剧前所未有的英雄性和史诗性。这些作品生气盎然的情绪、清新明快的风格引起了英国民众的强烈共鸣，亨德尔大获成功。如今，世界级的声乐比赛中，男高音第一轮的比赛必唱的曲目就是亨德尔写的《每条路都为他铺平》。清唱剧的创作给亨德尔带来了崇高的荣誉，他被英国奉为“民族音乐家”。

第四，创新是由艺术家的个性和思想感情的独特性所决定的。古往今来，艺术家层出不穷，不但人数众多，而且性格各异，有的热情奔放、有的冷峻深沉、有的抒情柔美、有的雄伟流畅，等等，但很少人会既是这样又是那样。

动力范文篇3

长期以来，普遍认为我国农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有1亿到1.5亿，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任务任重而道远。然而，2004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不但没有像预想中那样很快消失，反而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课题组”2006年对2749个村的调查显示，74.3%的村认为能够外出务工的劳动力都已外出。根据蔡（2007）的估算，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这同原来剩余比例为三分之一的观点差距巨大。这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供给的特征正发生变化——越过了劳动力转移的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

笔者在广东河源招元村、长洲村、黄石村等地的调研对上述观点给予支持。例如：黄石村村委会的该村外出打工情况的数据显示：2007年该村共有410人外出打工，约占黄石村总人口1218人的33.66%；外出打工人员中有男性220人，女性190人；全村282户人家中，全家人都外出打工的有51户，只有16户家中无人外出打工。而家中无人外出打工的家庭，多半是由于家中有人生病或者孩子太小等其他的原因无法出去。胡靖2007年在广东龙川县长洲村进行的为期一周住户调查亦发现农村家中只有老人和儿童留守。因此可以对形势做出一个基本判别，即作为我国经济最早起步亦最发达的广东农村中的可以转移的劳动力已经基本转移完毕。

二、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供给方分析

根据二元经济发展理论预测，劳动力转移将促进农地集中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上升。然而，笔者在广东的调研显示实际情况同理论预测大相径庭。

第一，撂荒现象严重并有加剧的趋势。黄石村的大部分家庭都有外出务工的人员，家庭经济主要依赖农业的情况已经不普遍了。因此，很多家庭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农业生产之外。胡靖、张威2007年调研发现，在食物消费得到保障之后，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继续投入劳动的积极性开始降低，即使是拥有上等的水田，他们耕种的欲望也并不强烈，更不用说下等田和那些不便耕种的田。1989年第二轮承包经营时黄石村水田总面积534.3亩，目前，在七个小组中，有六个的“撂荒率”都超过了10%（其中五个超过15%，1个超过10%）。刘屋的“撂荒率”是唯一一个低于10%的。而这是由于刘屋是黄石镇的镇府所在，学校、机关、工商业用地大部分都要从刘屋征得，因此，刘屋的水田面积是七个村小组中最少的，撂荒的情况就相应地轻了很多。到2003年，黄石村水田的面积减少到413.78亩，减少量为120亩。

第二，农地承包经营权集中的现象没有发生。黄石村的水田统计显示，除上寨小组外的六个村小组，共计246户，其中除5户的耕地数量没有减少外，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村民看重的是耕地平均分配，这一点在刘屋组表现的最为极端，由于人均耕地非常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使得村民们对地权变动的反应更敏感、更直接。以至于在1980年土地承包之时，村民们一致同意全组的耕地每三年就要调整一次，可见土地按人头分配是黄石村民的普遍意愿。

第三，农业生产呈现老人农业的特点。就家庭而言，最典型的分工模式为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在家种田务农并带孙子。目前广东的家庭农业生产已经由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了。

应该说目前发生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已经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具体的影响体现在：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使得农户不再重视农业生产，撂荒现象上升；劳动力价格上升使得农业生产成本提高；高素质劳动外流使得农业生产由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主流学者提出必须通过土地流转将农地集中起来，实现规模经营才能破解目前农业面临的难题，笔者对此也表示认同。然而叶剑平等（2006）发现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出台以来，我国并没有出现如理论界所预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的高潮。笔者2006～2007年间在广东农村的调研也只观察到显著的劳动力外流现象，而没有发现与之相匹配的农地流转发生。

显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并不会必然带来农地流转。虽然目前我国劳动力紧缺的形势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较为容易的在城市找到一份收入远高于务农的收入，但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并没有被完全打破的情况下，农民工依然难以享受到城市居民拥有的各类保障，无法在城市安家置业，当其老去后唯一的选择就是返回农村养老。农地在事实上成为农民最后的社会保障，所以黄石村的农民虽然不重视农业生产，却非常重视土地的平均分配。以公平为价值取向、在集体内部平均分配土地的方式成为必然的选择，这自然而然同以效率为取向的土地流转和集中经营方式相抵触。因此，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并解决了养老保障问题前，由于承包土地具有最后的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社会价值，大规模土地流转不会发生也不能发生，作为土地流转的土地供给方——外出务工农民不会愿意将其流转出去。

三、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需求方分析

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后，已经转移的农民会愿意将其土地流转出去。例如：成都在城乡统筹的试验中就采用“双放弃换社保”的方式，成功推动农民自愿放弃土地经营权，实现了农业的集中规模经营。但是这样只是解决了土地流转中的供给方问题，还没有解决其中的需求方问题，即由谁来承包农民放弃经营的土地，承包后又经营何种项目，就像黄石村中存在大量闲置土地可供免费的短期经营，却无人愿意耕种。

从目前的农地流转实践看，广东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主要被企业用于发展优质经济作物、反季节作物和水产养殖等高附加值农业（张德扬，2004；杨志平、林少俊，2002）。如果仅仅从产值上来衡量，这些土地流转无疑具有较高经济收益，但是从中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几乎没有流转后的土地是拿来集中生产粮食的。根据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03～2006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谷物种植亩均净利润大约在150元左右浮动，在所有种植品种中位列倒数第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不会主动投资生产利润率最低的种植品种。因此，任由土地流转在市场的力量下自发进行的必然结果就是粮食生产萎缩。

既然规模化种植对企业依然缺乏吸引力，那么机械化是否就不重要呢？广东和湖南粮食生产情况的对比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调研发现，在广东几乎没有多少农户愿意扩大粮食种植规模，一些原本高产的良田都闲置了。胡靖对广东部分农户粮食生产的成本与收益微观分析发现，如果不计算劳动力成本，每亩水田可以净收入两百元左右。在不采用机械化的现状下，只要将劳动成本计算在内，则不管是上等田还是普通田，被访的所有农户都是亏本的。而在机械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湖南地区情况就不同了，撂荒田很少，而且仅限于不便于生产的低产田或难灌溉田。周异2008年对湖南杨桥村55岁马姓种粮大户的调研可以作为典型案例来说明。该户采用机器来进行耕田与收割，在当地承包了20亩水田。在2007年遭遇旱灾的情况下，种植的20亩两季水稻总收益依然达到一万元左右。以2个月农忙时间计算，夫妻两人每月人均收入大概是2500元。他们对此比较满意，并表示机械化种田不累，还愿意继续扩大耕种面积。

可见在劳动力工资普遍上升的今天，务农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采用机械化替代劳动力是保证粮食种植依然能够对农民拥有吸引力的关键。广东的经济发达，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多，使得其务农的机会成本要高于次发达地区。而较低的机械化水平又使得其要投入较多的劳动力，广东农户自然会很理性的将自己的粮食生产萎缩在了自给自足的规模，并且改为家庭中机会成本最低的老人来从事粮食种植。而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降低了农业中的劳动力投入，扩大了规模，农民能够从中获得足够的收益，粮食生产就能够保持稳定。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土地规模经营与机械化并没有彻底解决农业的产业缺陷。水稻种植的产业缺陷决定种植者在机械化规模种植的情况下，生产周期中的劳动时间同样是间断而零散的。如果按照9个月的生产周期来平均，杨桥马姓种粮大户的月均收入就下降到555元。因此，规模化种植在湖南也只是吸引了非农就业相对困难，务农机会成本较低的中老年劳动力，而对可以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同样缺乏吸引力。粮农会按自己能力的强弱顺序，由强到弱依次放弃粮食生产，最后存在的粮农必定是农村能力最差的弱劳动力和半劳动力。政府必须对农业特别是其中产业缺陷最为明显的粮食生产进行补贴，以弥补农民的机会成本。

四、结论

随着劳动力外流造成的农村劳动力紧缺现象日趋加剧和劳动力价格的不断攀升，农业生产已经由农村的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了，这无疑给农业安全的未来带来了不稳定因素。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集中经营是在未来保证农业安全的必然之路。本文通过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得土地分配在基层以公平为导向，而并非效率。给与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让他们获得社会保障，是外出务工农民愿意将其土地流转出去的基本前提。

第二，农业项目的机会成本或利益最终在决定着农地的流转趋势。收益高的菜蔬、水果等，更容易实现土地的集中经营，自然也更容易实现产权的变迁。

第三，劳动力流动使得务农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采用机械化替代劳动力是保持粮食种植对农民吸引力的关键因素。但是想吸引高素质劳动力返回农业的话，针对农地流转的政府补贴依然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经济发达地区非农就业容易，有利于扩大土地流转的供给意愿，但也会提高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导致农户扩大农业规模、集中经营土地的意愿下降。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并不天然地易于实现农地集中经营。

参考文献：

1、蔡昉.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叶剑平,蒋妍,丰雷.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调查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6(4).

3、李成贵.土地流转势在必行[J].时事报告,2007(9).

动力范文篇4

关键词：乡村旅游；动力机制；生态旅游；农村经济

1引言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生活的人们对田园风光的向往，寻求对大自然的真实感受，开拓了乡村旅游市场。乡村生活牵引着城市居民走出城市，走进乡村，去体验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乡村旅游的这个过程，拉近城市与乡村的距离，缓解城市居民生活、工作压力，使人们回归自然，享受乡村绿色。同时，可持续的乡村旅游开发将会促进城乡资源的合理化利用与城乡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乡村旅游也可缓解就业压力，促进乡村社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共建乡村人居和谐环境。

2乡村旅游的概念界定

通过大量对先行研究的文献考察，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从不同的视角，对乡村旅游做了不同的界定。较有代表性的是欧洲联盟(EU)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乡村旅游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其中“乡村性”是乡村旅游整体营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

笔者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将乡村旅游作如下定义：在乡村地域内，利用自然环境、田园景观、农林水牧业生产作业、农耕或游牧文化、民俗传统、历史古迹、农家民居等资源条件，通过科学规划和开发，为到访者提供观光考察、休闲娱乐、健身疗养、交流结友等体验的一种有别于传统大众旅游的新式旅游开发活动。乡村旅游包括农业观光旅游、乡土文化旅游、乡村度假旅游以及乡村生态旅游等多方面，是一项区别于城市旅游，具有地域性、乡土性和综合性的新型旅游形式。

3乡村旅游开发动力系统分析

乡村旅游开发不是单纯的旅游资源及接待设施的开发，而是所在地域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乡村旅游开发既不能游离于国家经济实力和政治制度等宏观环境之外，同时在微观上又要受到开发者的思维和意识的影响。

3.1乡村旅游开发的一般动力因素

1)经济发展。乡村经济基础的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等收益下滑，迫切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旅游业具有高度的产业聚合效应，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经济振兴，寻求自我发展的重要手段。

2)政府推动。为了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法国、日本等西方国家政府相继制订了“休假法”、“度假区法”等法律法规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并加大对乡村旅游开发的资金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我国政府不断推出的振兴农村经济的“三农”政策和兴起的“建设新农村”活动等都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的发展。

3)乡村活性化与平衡年龄结构。通过完善社会福利设施、创造舒适环境与大量就业机会等旅游开发项目，既满足老年人修养生息需求，又吸引大批年轻居民留守，改善当地人口年龄结构，永保乡村发展的“动力源泉”。

4)旅游需求多样化。旅游业面临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供需求不平衡的矛盾，旅游业需要寻求进一步拓展市场，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5)环境保护。乡村地区特有的垄断性资源面临环境保护的压力，而乡村旅游规划开发从某种程度上促进当地环境的保护与利用，如图1所示。

3.2乡村旅游开发动力系统模式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发现，乡村旅游开发涉及到众多宏观、微观因素，其发展的动力系统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多方主体共同驱使。众多学者对如何协调各关系主体而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其中，学者邹统钎从战略的角度提出乡村旅游地的社区主导开发CBD(Community-BasedDevelopment)模型。它包括3个方面的内涵：产业链本地化、经营者共生化和决策民主化。所涉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有当地居民、外来投资企业以及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如图2所示。该模式作为一个理论框架模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在我国现阶段，农村的社区居民在涉及到国土资源整备和地区经济结构布局的旅游开发事业时候，涉及社区居民的主导权以及软实力（管理能力）和硬实力（经济实力）等问题需要协调解决。一般而言，当旅游产业链利益分配机制合理，景点和旅行社合作关系密切，景点和旅游产品信息宣介成本较低，投入的回收期较短。如何协调好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各方的权益，在现有的机制上建立一个操作性强的动力因素协调系统成为该类课题进一步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4大连乡村旅游开发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动力机制构建

4.1大连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乡村旅游的开发模式大致可概括为：村落民居旅游模式（包括以古民居、古宅为凭借进行开发，以新农村新风貌为凭借进行开发）、民俗风情旅游模式、田园生态旅游模式和综合旅游模式四种模式。

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大连市乡村旅游开发的主要模式是田园生态旅游。这种开发模式即以农村田园生态环境和各种农事活动为凭借和吸引物，“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摘农家果、做农家事”为特色，把生态与风情结合起来，旅游与休闲结合起来，大力开发诸如竹乡游、花乡游、渔乡游、水乡游、樵乡游、果乡游等不同特色的主题旅游产品，满足游客回归自然、寻找梦想的心理需求。该开发模式在大连乡村又主要表现为娱乐体验型农园和农业公园两种形式。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利用软件绘制了大连市乡村旅游地分布图，如图3所示，大连大部分县市区都有各据特色的生态农业旅游区

总体来看，大连市的娱乐体验型田园生态旅游仍处于自发阶段，没有明确的旅游主题，也没有系统的产品设计和市场开拓计划，开发主体和经营主体多为个人或自发结成的小团体。休闲农业公园型田园生态旅游，虽然有一定的主题和活动安排，也有较具规模的事业主体，但也仍然处于一种缺乏总体规划自发形成、自主小规模运营的状态。

通过进一步考察笔者发现，现阶段大连的乡村旅游存在以下问题：乡村旅游深度开发的“机车”动力不足；乡村旅游开发理念空泛方法陈旧；没有健全乡村旅游供需销售网络；完全承包制的经营模式严重地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分布散、规模小、档次低、旅游服务质量亟待规范；旅游产品单一、缺少创新、季节性强；乡村资源利用不完全与乡村环境的破坏等。

4.2大连市乡村旅游深度开发的动力机制构建

针对基于上述的理论考察和大连市乡村旅游的实地调查而形成的大连乡村旅游深度开发所面临的问题分析，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健全大连市乡村旅游开发的动力机制。

第一，健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推动机制。乡村旅游具有投资小、风险小、经营灵活、不误农时，明显的本土性，非常适合农民经营，可以看作是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最佳途径之一。农村的资源优势就是以葱郁的绿色和优美的环境为依托的产业资源，而这些资源正是最为重要的旅游业资源。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而新兴的旅游产业以其高度的产业关联度和聚合作用，会不断加强对乡村其他经济成分的带动，实现农村经济的振兴。这种对以发展乡村旅游而振兴农村经济的期待是发展乡村旅游的经济推动因素。

第二，乡土情粘合的开发管理团队为乡村旅游深度开发提供了牵引机制。乡村旅游开发是一个对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协调各关系主体，实现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推进机构。这个机制包括：促进乡村旅游事业蓬勃发展的旅游经营者、有能力协调代内各关系体权利的旅游行政管理机构和有代际公平利用意识的乡村居民。以法国和日本的开发经验而沦，成功的乡村旅游开发都是有一些认识到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并成为发起者、赞助者、投资者，热心地推进旅游发展的人，而且这些人结成组织，通过彼此相互合作，促成了当地旅游的发展。

第三，健全乡村旅游开发的吸引力机制。旅游资源是旅游业资源中最为重要的资源，而旅游资源的核心要素是吸引力要素。乡村的环境资源和产业资源的旅游价值越来越大，成为农村发展乡村旅游最大的优势。在开发乡村旅游时，应将新导入的旅游产业与既存产业（农林渔牧业）之间建立起互为依存的关系，协同发展。对旅游资源或旅游产品的开发应突出乡土性，不断提升现有资源开发，其形成步骤和运行机制包括：①居民开发构想；②专门机构的设计案；③社会组织的建议案和政府机构的宏观控制；④旅游资源开发方案；⑤旅游资源开发施工。如图4所示。

第四，网络营销的开展为乡村旅游深度开发引入了新的销售机制。旅游宣传是旅游业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可瞄准市场，利用多途径、多媒体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宣传。电子时代的旅游业能够实现旅游商品信息的自由流动。过去由于旅游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平等交易现象，现在得到了较大地改善。相对于其它大众媒体，网上宣传有着节省成本，传播范围广，信息更新方便，可以时时查阅和方便调取等优点，但由于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门人员来维护，这使得很多乡村旅游经营者望而却步。如果当地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联合体，委托某一网页开发业者就有望解决这一实际问题。

第五，生态环境的改善为乡村旅游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保障机制。以往生产活动的过度开发容易造成资源的退化和枯竭，生态质量下降，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和谐统一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是消除生态危机的途径，是生态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通过发展旅游，使农村的旅游产业资源和自然环境得以保全和改善，从而替代了高能耗企业的引入。此外，为了维系或提高乡村旅游业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必须将旅游业的一部分收入，返还于环境的保护。

动力范文篇5

区委五届三次全会提出，要突出“三农”工作重点，用50%的时间，保证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抓好“三农”工作，确保年内打牢“三农”工作基础，力争用3至5年的时间，实现户户加入“公司+农户”的种养经营，每户至少有一个劳动力进厂工作的目标；要大力推行农村劳动力战略转移机制，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为此，组织力量对我区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一、我区农村劳动力的基本情况

截至2004年底，全区农村劳动力总数57302人，其中：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数10050人，男性有5703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56%，女性有4347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44%，在本区范围内务工的1540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15%，在市内其它县区务工的2922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29%，在市外出务工人数的5588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55%；另外我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共有10478人，这些人中，初高中学历的共有8703人，占农村富余劳动力人数83%；其它学历的有1775人，占农村富余劳动力人数17%；在农村富余劳动力中，有外出工作意向的有8585人，占81%。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区域来看，城区的xxx办事处农民工在本地从事经商、建筑装修、餐饮服务和入厂务工的人数较多，而xxxx农民工除少部分在本地从事个体工商经营外，大部分以外出打工为主，主要区域分布在广州、深圳、佛山等珠三角发达地区。

二、我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存在问题

近年来，在重点做好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同时，统筹抓好城镇居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工作、加快城乡就业协调发展、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但在实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工作过程中亦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一)在落实工作责任制方面。虽然各级政府成立了就业工作领导机构，并健全了就业目标考核制度，目标层层分解下达。但由于部分镇(街道)主管领导工作分工多，事务重，难以兼顾，缺少对劳动保障所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其次是乡镇(街道)劳动保障所是双重机构管理，行政上属镇(街道)管理，业务属劳动保障局指导；所长、工作人员的身份也具有双重性，工作两边走，难以专心做好农民工转移就业的有关工作。

(二)区财政就业经费投入不足，影响农民工就业转移速度。一是由于缺乏资金,没有综合性的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基地，使农民工转移就业前的技能培训受到影响，导致农民工就业能力低;二是乡镇(街道)劳动保障所由于缺乏经费,不能实现和省市区的劳动力市场系统联网,实现劳动信息资源共享,不能对我区农民工外出转移就业提供快捷的就业信息服务。三是乡镇(街道)劳动保障所部分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由财政发基本工资，其它补贴工资靠收取企业调配费解决，难以兑现，影响了工作积极性。

（三）农民工转移就业的政策未够完善。如农民工转移就业未能享受和城镇居民同等的住房、医疗、养老等福利待遇，其子女入学困难及收费高。

（四）农村富余劳动力整体素质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就业形势不相适应。一是就业观念不适应，认为到企业特别是个体私营企业工作不光彩，不稳定，工作辛苦，收入低，因而不愿找工作；二是文化偏低，年纪偏大，没有专业知识和一技之长，找不到工作。

（五）企业招工要求高，工资水平低，制约了就业工作。一方面企业为了提高劳动效率，追求高利润，招工门槛较高，大多数企业都要求招用文化高、年纪轻、有技术专长或熟练工等高素质人才，从而使许多求职者不能就业；另一方面企业的工资水平较低，除个别技术工种和管理人员外，大多数企业工人的工资都在500-600元左右，致使有的人不愿意做，有的人即使入了厂，干的时间也不长。

(六)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人少，工作量大，对少部分企业损害农民工利益的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并查处。

四、对策及建议

1、加强领导，提供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现实选择，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各级党委和政府应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大局出发，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构，努力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局面，积极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开展。

2、加快发展，创造条件。要加快发展城市经济，充分利用大中城市的区位、资源、市场优势和第二、三产业等朝阳产业发展空间较大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食品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家政服务业、旅游业等二、三产业。同时，要大力加快小城镇建设和发展乡镇企业。本着与城市工业结构互补的原则，重点在小城镇因地制宜的发展一些市场前景较好的

农产品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使乡镇企业安排农民就业的能力有一个明显的提高，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多的就业空间。

3、制定政策，强化服务。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在财政、税收、金融、土地、工商、劳动保障等各个方面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同时进一步完善有关农村土地承包及农民转移就业的优惠政策。在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基础上，积极推进土地流转，放活土地使用权。并严格执行国家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规范农村合理分配，不得向外出务工的农民加收其他任何费用，从源头上堵塞各种乱收费渠道，从根本上减轻外出务工农民的负担。改革和完善教育体制，多渠道安排农民工子女就学。应针对当前我区在乡镇务工的农民子女入学难的问题，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教育体制，制定农民工在城镇工作一年以上的，应允许其子女在住所辖区内的中小学就地就近入学，所需费用与本镇居民学生同等对待，并按当地中小学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以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促进农民工向城镇居民的转化

4、强化管理，营造环境。进一步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农民工提供完善的求职登记、就业指导、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有关部门在为外出务工农民办理相关手续时，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政府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各行业向社会招收所需的各类人员时，对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应一视同仁。逐步取消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户籍限制。使长年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取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加快本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工作。依法强化劳动保障监察力度，切实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要依法开展劳动保障监察，对提供虚假信息、克扣工资、收取抵押金、扣押身份证等违反规定的行为按规定予以处罚。对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采取欺诈和威胁等手段签订合同，以及不履行合同的用人单位，要责令其纠正；对农民工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要责令其进行赔偿；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严肃处理，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动力范文篇6

调查范围为全国的城镇人口，具体指设区的市所辖的区，不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以及不设区的市所辖镇的居委会和县辖镇的居委会范围内的15岁及15岁以上的人口。

调查对象：采用按常住人口登记的原则对调查范围内被抽中的住户中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进行调查，调查以户为单位进行，既调查家庭户，也调查集体户。全国约抽取25万人。

调查内容是被调查者在调查时点前一周即调查周的就业与失业情况。

调查时间：当年三季度的调查周为9月30日前的一周，四季度的调查周为12月15日前的一周，次年一、二季度为季中间月15日前的一周，入户时间为调查周的下一个星期。

动力范文篇7

装卸工作是铁路货物运输生产组织的重要环节。从企业现代化管理的角度讲，装与卸不仅关系到运输生产的起始和终结，而且贯穿于运输生产的整个过程。因此，装、卸的工作质量直接影响到铁路运输的安全、效率和效益。装卸工作是集劳动者、装卸搬运设备设施、货物，以及信息、管理等多项因素为一体的作业系统，只有按照装卸作业本身的要求、在进行装卸作业的场合，合理配备各种机械设备，以及合理安排劳动力，才能使装卸搬运的各个环节互相协调、紧密配合。按照作业方式分，铁路装卸工作可以分为人力装卸、机械装卸和人机结合装卸3种，目前我国铁路装卸机械化程度还不高，特别是成件包装货物主要依靠人工装卸或人工与机械配合装卸作业。从这个角度讲，目前我国铁路装卸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而保证装卸劳动力供给、提高装卸工能力和素质对提高铁路装卸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2铁路装卸工供给不足原因分析

目前铁路从事人力装卸作业的装卸工主要是40～50岁的农民工，70后、特别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装卸工作的越来越少，后备人才接续不足。大部分装卸工在职时间短，接受教育和培训不多，装卸技术知识欠缺。最近几年出现的全国性用工荒，使各铁路局装卸企业招工困难，对铁路装卸行业冲击较大。特别是在春节或农忙时节，车站装卸工紧缺，限制了货场吞吐能力的加强及车辆的快速周转。装卸工紧缺而且面临断层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2个方面。（1）人工装卸费率较低。目前铁路装卸工主要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铁路职工，一部分是聘用的劳务公司的农民工。聘用劳务公司农民工主要采取劳务外包的方式，外包人力装卸费用按吨计算，根据工作量支付给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再支付给农民工。以敦煌站为例，该地区劳动力市场的装卸费率水平远高于铁路装卸费率，为了留住外地招用人员，保证足够数量的劳动力应对集中到达或发送时的装卸任务，装卸队每人每月发放保底工资，导致装卸劳动力支出成本加大，装卸队经营压力很大。再如兰州东站，货场内1个装卸队有装卸工30余人，据估算，一个月需要收入22万～23万元才能维持经营，其成本包括人员工资、社保、水电费、工作服、小型工具、税收等，如果装卸人员最低工资不能达到市场其他同类用工企业的水平，很难招聘到满足装卸工作量需要的装卸工。（2）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诉求发生变化。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农民工群体正在或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代际替换，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情结、成长经历、成长环境、打工目的、工作态度、价值追求、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方面已经有很大不同。具体体现在：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与这些诉求相比，装卸工的工作体力支出大，工作环境较差，缺乏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对装卸工的工作比较排斥。因此，与车站对装卸工的需求相比，装卸劳动力供给不足，尤其是在春节、农忙时期更加紧缺，制约了车站装卸工作的开展。

3铁路装卸劳动力供给对策的建议

3.1加大机械化装卸力度

在物流业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的情况下，铁路运输企业应加快提高机械化、集装化水平，这是降低劳动力成本，以及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重要途径之一。具体措施包括：发展货运托盘化，实现货物包装标准化，为装卸机械化创造条件；加大装卸设施设备投入，加强安全、高效、环保的装卸机械的配备[1]，提高装卸机械的运用效率及安全保障；考虑按固定资产的现价计提装卸设备折旧，提高装卸部门更新改造设备的能力；调整装卸费率和利润返还机制，定期从装卸上缴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提升装卸机械化水平；充分调动地方政府、企业等多方面积极性，探索装卸机械投融资新渠道，吸引国有、民营、外资企业及铁路多经企业投资货场、专用线等装卸机械设备；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大机械化装卸力度，解决人口红利逐渐减弱背景下装卸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3.2调整机械作业和人工作业收费标准的比价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通过源源不断地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农业剩余劳动力会对工种有越来越多的选择，单纯依靠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不现实。因此，应调整机械作业和人工作业收费标准的比价关系，引导车站、货主选择机械化装卸。同时，应建立适应市场变化的人工装卸费调整机制，根据市场劳动力供给情况及时对装卸费进行调整，在农忙、春节等劳动力需求较大时期适当调高装卸费率，劳动力供给充裕时降低装卸费率，使铁路人工装卸费水平与市场接轨，稳定装卸队伍。

3.3加强装卸队伍建设

装卸机械化和现代化对装卸管理和作业人员的文化素质、技术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铁路装卸队伍应吸收和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术水平的人员，优化装卸队伍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针对装卸工不同特点，采取多种形式的教育、专业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经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在培训方式上可以采用管理和现场、理论和实作并重的做法，培训内容上应增加货物装载加固、运输组织和物流服务等内容，拓宽业务视野，通过培训，不断提高装卸质量和效率。加强装卸人才开发和培养，建立和完善人才成长渠道，实施人才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效能，注重区域性、领域性技术人才团队的建设和交流，为装卸人才搭建职业发展的成长平台。

4结束语

动力范文篇8

乙方(动力科)

订立动力供应合同,经双方协议,达成下列条款

┌─────┬──────┬─────┬───┬───┬───┬───┐

│指标│项目│单位│全季│四月│五月│六月│

│一,供应量│电│度/日│││││

││汽│吨/日│││││

││水│吨/日│││││

│二,消损│(风)│度/吨│││││

│(1)电单耗│毛(冷)│度/吨│││││

││(空压)│度/吨│││││

││(风)│度/吨│││││

││丝(冷)│度/吨│││││

││(空压)│度/吨│││││

││酸站(风)│度/吨│││││

││(冷)│度/吨│││││

││二硫(风)│度/吨│││││

││化碳(冷)│度/吨│││││

│(2)汽单耗│煤(标准)│吨/吨│││││

││电│度/吨│││││

││自用(电)│度/日│││││

││(气)│吨/日│││││

├─────┴──────┴─────┴───┴───┴───┴───┤

││

│合同要求及奖惩办法│

│一,动力科系我厂供应部门,要根据合同要求,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水,电,汽,│

│风,冷,空压的供应任务.如因产量变动,供应量也要相应增减.│

│二,必须按厂部批准下达的计划,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所承担的固定资产维修、大│

│中修以及专用基金工程的施工任务.│

│三,消耗要做到"不吃大锅饭",考核有标准,评比有依据.要加强收付计量(仪表│

│仪器,衡器)的维修和增装,做到计量准,记录准,计算准.向外单位转供的水│

动力范文篇9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1.1.1对照组20例，其中男8例，女12例，年龄29～58岁，平均年龄，38±7.2岁。入选条件：临床无食管疾病及胃食管反流病，无累及食管的全身性疾病，无胃肠手术史。

1.1.2NE组，30例，男11例，女19例，年龄在28～62岁，平均年龄39±12岁。主要症状为胸痛，其中8例有吞咽困难，排除心血管疾病和胃肠器质性疾病，食管钡餐和食管动力测压排除贲门失弛缓症。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15人。

1．2方法

1.2.1对照组和NE组检查前停用胃肠动力药1周，禁食12h，行食管测压。

1.2.2NE组一，分别在服用15d和30d钙通道阻断剂硝苯吡啶、消心痛和抗焦虑药阿普唑仑行食管测压。

1.2.3NE组二，分别在服用15d和30d钙通道阻断剂硝苯吡啶、消心痛行食管测压。

1.2.4食管测压使用高分辨多道灌注测压系统（PC－POLYGRAFHR瑞典产），测压导管4个孔，每孔间距为5cm，侧孔方向360°，各腔水流灌注速度均为0.5ml/min图像。数据分析由瑞典CTDsybectics公司提供的特殊专用软件，通过计算机处理。病人及对照者取仰卧位，经鼻腔插入导管，至胃内。

2结果

对照组和两组NE病人药物治疗的食管测压结果显示：两组服药NE病人在药物治疗后30d检测的食管下段蠕动波幅、食管收缩时间和食管体部运动异常检出率与用药前比均有明显改善（P<0.01），其与正常对照组比无明显差异；两组服药的NE病人在药物治疗后15d检测的食管下段蠕动波幅、食管收缩时间和食管体部运动异常检出率显示，应用抗焦虑药物治疗的病人（NE组一）与未使用抗焦虑药物的NE组二比较也有显著差异（P<0.01），其中NE组一与用药前比有显著差异（P<0.01），NE组二与用药前比无显著差异（P＞0.01）检测结果见表1。

*

3讨论

胡桃夹食管（NE）是一种原发性食管动力障碍性疾病。它是指在食管压力测定时具有食管远端的平均蠕动收缩压超过正常范围2个标准差为特征的压力检测异常［1］。NE的病理生理学并不清楚，其组织病理学也无特殊改变。Brand在1977年第一个报道了在非心源性胸痛患者中有41％的病人伴有高幅蠕动收缩。1979年Benjamin等再次确认了这些临床观察并和Castell为描述这种疾病而建议将其命名为NE。

动力范文篇10

一、建设精神文化塑造企业灵魂

精神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龙头。它是员工共同的价值标准、信念和行为准则。我们在深刻剖析公司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形势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全员参与，挖掘企业精神内涵，并与国家电网公司“努力超越、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和建设“一强三优”现代公司目标相结合，形成了企业的基本价值观。引导各单位以“创争”活动和班组文化建设为载体，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制定各自的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合理引导需求，培养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精神，使员工能够配合默契、快乐工作；大力宣传企业发展理念、企业目标、企业道德与行为准则，采取多种方式对员工进行灌输和教育，充分发挥企业精神的导向、激励和凝聚作用，为企业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二、建设制度文化提高管理水平

制度文化与管理科学息息相关，它体现了一个企业在管理过程中的规范程度，并影响着企业行为。我们在制定企业发展方向和目标、加强企业管理过程中，主动导入企业文化概念，使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得到充分体现和落实。

按照现代企业管理的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企业各类管理制度，进行了专业化、扁平化管理流程再造。制定首席工程师、首席技术能手评选办法和最佳管理实践评选办法，引导员工围绕公司整体目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员工职业生涯规划树立正确的导向。把同业对标工作与业绩考核紧密结合，建立企业、部门、员工一体化的绩效考评体系，建立有利于公司整体协调、高效运转的管理机制。完善生产管理制度，进一步细化设备管理责任，提高设备的安装、检修、验收和运行维护质量。引导广大员工有效推动制度、标准的落实，转化为企业的实际行动，形成以人为本、依法治企、特色鲜明的管理文化。

三、建设行为文化规范员工行为

行为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主体，是企业员工在生产经营和人际关系中形成的活动文化。我们积极倡导先进的行为文化，制定员工行为规范，开展礼仪培训。参照先进企业员工行为规范，结合供电企业的特点，在公司范围内认真开展“5S”(清扫、清洁、整理、整顿、素养)管理工作。加强“四好”领导班子建设，引导公司各级领导班子争创政治素质好、经营业绩好、团结协作好、作风形象好的优秀团队。大力开展培训，提高干部员工的素质和技能。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建设“廉政文化长廊”，开展廉政文化进企业、进社区、进家庭活动。开展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提高员工道德修养。树立和宣传优秀典型，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

四、建设物质文化改善整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