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产范文10篇

动产范文篇1

我国《担保法》第43条规定：“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未明确动产抵押未办理登记不得对抗的第三人为善意抑或恶意，未对第三人的范围作出限制，也未明确当事人如已办理动产抵押登记，得否对抗任何第三人。本文从具体情况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动产抵押未登记不得对抗的第三人应以善意为原则，但存有例外，如留置权人，并且其时第三人的范围并非没有限制，动产抵押即使已登记亦不得对抗任何第三人。

我国《担保法》第43条规定:“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虽然该条规定未明确指出“抵押物”为动产，但结合《担保法》第41、42条的规定，我们可知该条所指“抵押物”仅限于动产。该条规定了当事人未办理动产抵押登记时该动产抵押的效力，但并未明确第三人为善意抑或恶意，未对第三人的范围作出限制，也未明确当事人如已办理动产抵押登记，得否对抗任何第三人。本文拟就如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做一探讨。

一、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的第三人得否善意的问题

我国有学者认为，应将本条所指第三人限定为善意第三人，认为我国善意取得制度是以第三人取得财产是出于善意为前提的，对于明知该财产已设定抵押权而仍然受让的恶意第三人，不论其受让为有偿或无偿，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仍然对其产生对抗力。因此，《担保法》第43条所规定的应指善意第三人。⑴笔者认为此观点从善意取得制度出发，从而得出本条规定的第三人仅限于善意第三人的结论，有失偏颇。再则，此观点并不符合我国法律的实然。目前我国法律虽然未对此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我们可以从《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得出相反的结论。尽管法律的实然并不一定就是法律的应然，但是未对法律的实然进行分析就得出如上结论，则未免有失臆断。本文试就以下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第三人作一分析。

1.关于抵押物所有权受让人得否善意的问题。

抵押权设定后，抵押人对抵押物的所有权并未丧失，仍得让与抵押物的所有权。抵押人转让抵押物的行为并非是无权处分行为，第三人取得所有权也非基于善意取得。此时，第三人得否基于所有权而阻断动产抵押权的追及力？我国学者对此存在分歧。按上引观点，第三人须为善意第三人方可切断动产抵押权的追及力。而有人则为区分第三人为善意抑或恶意，认为第三人受让抵押物所有权即可发生阻断的效力。因为未经登记而设定的抵押权，不具有追及效力。当抵押人擅自转让抵押物时，抵押权人只能请求抵押人另外提供相应的担保，不能追及至抵押物的受让人行使抵押权。⑵笔者认为一概地否认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不利于有效地维护抵押权人的正当利益，并且将使动产抵押制度失却其意义。如果抵押权人的正当利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抵押权人就根本不会利用这一制度，从而使法律规定成为一纸具文，从而波及债务人的利益，也不利于资金融通。⑶我国对动产抵押原则实行登记对抗主义，并不以登记作为动产抵押的生效要件。但是如果动产抵押未经登记，抵押权人的正当利益就无法得到有效的维护，则将迫使抵押权人为保护自身利益而不得不进行动产抵押登记，此实将使登记对抗主义制度失其功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7条规定：“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如果抵押物未登记的，抵押权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此规定，抵押人转让抵押物已通知抵押权人且已告知受让人的，即使抵押物未登记的，抵押权可以对抗第三人。这就从法律上为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提供了依据。但是，该条对抵押权人的保护是不完全的。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时未通知抵押权人但已告知受让人的，抵押权仍不得对抗受让人。这对抵押权人是不公平的。为平衡抵押权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并使动产抵押制度不致有坠其功效的危险，笔者主张，受让人如已知或应知抵押物已设定抵押权而仍然受让的，则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得对其产生对抗力；受让人如不知且不应知抵押物已设定抵押权而受让的，则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不得对其产生对抗力。

2.关于后次抵押权人得否善意的问题。

我国《担保法》第35条规定，抵押权人可以对抵押物所担保债权的余额进行再次抵押。该条规定并不要求抵押人为再次抵押是第三人须为善意。第三人与抵押人为设定抵押权交易时，只要抵押人非为重复抵押，则无论其是否已知抵押物已设有抵押权，都可取得抵押权。虽然我国法律禁止重复抵押，但先次抵押权人与后次抵押权人仍可能发生现实的权利对抗。

因为在抵押过程中，抵押物的价值往往是通过估计而不是通过准确计算得出的；其次，抵押物的价值会因市场的波动而表现出不同的价格；再次，抵押物的价值减少难以完全避免，且有时无法获得恢复或重新的相应担保。针对抵押权的对抗问题，我国《担保法》第54条规定：“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依此规定，后次抵押人如先行登记，则无论其为善意抑或恶意，均可阻断成立在先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的对抗力。但如此显然不利于维护先次抵押权人的利益，并易滋长恶意抢先登记之风气。因此应认为，后次抵押权人明知已有其他未经登记之动产抵押权存在时，纵先经登记，其效力仍劣于成立在先之抵押权，以贯彻恶意不受保护基本原则。⑷

3.关于留置权人得否善意的问题。

我国台湾《动产担保法》第25条规定：“抵押权人依本法规定实行占有抵押物时，不得对抗依法留置标的物之善意第三人。”即善意第三人所取得的留置权，其效力优先于动产抵押权。我国《解释》第79条规定：“同一财产抵押权与留置权并存时，留置权人优先于抵押权人受偿。”该规定所指的抵押权，应包括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和已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但此规定并未明确留置权人得否善意，并且我国《担保法》第84条规定，并不要求留置权人对被留置物上是否已设定抵押权进行考察，即不以留置权人出于已知，恶意为否定留置权优先效力的条件。因此，我们认为留置权人优先于抵押权人受偿，并不以其善意为必要。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编第3章规定：“如果任何人在正常业务过程中就设有担保权益的货物提供服务或提供原材料，且制定法或法律原则规定该人可以就此和服务或材料对占有的货物享有留置权，则此种留置权具有对抗前存完善担保权益的优先权，除非规定留置权的是制定法且该法明确作出其他规定。”可见美国《统一商法典》在此问题上，也不以留置权人的善意为要件，其条件限制仅为“正常业务过程”。但是，如果留置权人以正常业务为由，出于对抗抵押权人利益的目的，与抵押人恶意串通的，如以较少的服务或材料索要高额承揽费，其所享有的优先权应受到一定限制。

因此，笔者认为本条所规定第三人原则上为善意第三人,但不能排斥存在例外情形。并且本条所指善意第三人取得标的物的权利并非只能基于善意取得方可阻碍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对其产生对抗力。

二、未经登记即得以对抗的第三人的范围

对于第三人的范围，如从法理上理解，应泛指所有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包括一般债权人，担保物权人，用益物权人等。但是，本条所指的第三人并不能泛指所有的第三人。按照物权的排他性，优先性以及抵押权登记的公信力，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的对抗以下第三人。

1.一般债权人。从法律性质来看，物权具有排他性，其效力优先于一般债权。动产抵押权为物权，应优先于一般债权，即使未经登记，亦可优先于一般债权。从文义上讲，所谓对抗，系以权利依其性质有竞存抗争关系为前提，例如在同一标的物上有动产抵押权或质权是，始生对抗的问题。而动产抵押权以其本质即优先于债权，自不发生所谓对抗问题。⑸

2.后次动产抵押权人。虽然我国《担保法》禁止重复抵押，但抵押人可以在抵押物价值的余额部分进行再次抵押。在同一标的物上设立的多个抵押权发生对抗时，依我国《担保法》第54条规定：“未登记的，按照合同生效时间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如第三人未进行动产抵押登记的，则成立在先的抵押权以其合同生效时间在先而得以对抗成立在后的动产抵押权。

3.后次租赁权人。抵押期间，抵押人对抵押物享有用益权。抵押人将抵押物出租时，在同一标的物就存在抵押权与租赁权的竞合。抵押权注重的是抵押物的交换价值，而租赁权注重的是抵押物的使用价值，所以两者为相容之权，可以并存于同一抵押物之上。动产抵押设定的事实并不影响成立在后的租赁合同的效力。抵押权成立在先，因而具有优先的效力，此后成立的租赁权不得损害抵押权。我国《解释》第66条规定：“抵押人将已抵押的财产出租的，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对受让人不具有约束力。”该条仅对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的效力作出规定，从中似可推出设定在先的抵押权具有对抗设定在后的租赁权的效力。但并未明确由于租赁权的存在而有害于抵押权行使或实现时，抵押权人得采何种措施保护其抵押权。《日本民法典》第395条规定：“……其租赁对抵押权人发生损害时，法院得因抵押权人的请求，命令其解除。”台湾《动产担保法》第17条规定：“若有害于抵押权之行使者，抵押权人得占有抵押物。”抵押权人无论是请求法院解除租赁还是占有抵押物，都能有效地保护自己抵押权的实现。因此应借鉴先进国家立法，赋予抵押权人以现实的法律救济。

三、登记对抗效力的例外

“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是否意味着一经办理登记，即可对抗任何第三人。对此，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笔者认为以下几种第三人实值探讨。

1.留置权人。台湾《动产担保法》第25条规定，抵押权人不得对抗依法留置标的物的善意第三人。立法者之所以赋予留置权以优先效力，系基于其系属法定物权之故。⑹美国《统一商法典》与我国《解释》第79条亦规定留置权优先于抵押权。留置权人对于标的物的保值增值进而对抵押权人的实现，殊有贡献，因而承认留置权的优先效力，亦有其现实依据。在债务人未经留置权人同意，便从留置权人占有之处取走财产的，留置权并不丧失，而继续保持其对债务人和担保权益人的优先权。但是“否认登记对抗力，偏厚留置权人，易启诈欺之门，拥有资金者将畏缩不前，有碍于动产抵押制度之推行。”⑺因此，“宜认为留置权人在增加标的物价值范围内，有优先受偿之效力，如此当事人之利益可得兼顾。”⑻

2.先次租赁权人。我国《担保法》第48条规定：“抵押人将已出租的财产抵押的，应当书面通知承租人，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租赁权成立后，抵押人在标的物上设定抵押权，原则上不影响租赁权。《解释》第65条规定：“抵押人将已出租的财产抵押的，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在有效期内对抵押物的受让人继续有效。”当抵押物因抵押权的实现而由他人受让时，租赁权人仍然享有对标的物的租赁权。在租赁合同届满之前，抵押物的受让人不得中止，变更或解除租赁合同。当抵押物出让时，租赁权人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该抵押物的权利。租赁权人的权利并不因动产抵押的登记而有二致。

3.先次质权人。已成立质权的标的物上，可否的设定抵押权。对此我国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质权的设定以占有为必要，而抵押权的设定并不以占有为必要，因此二者在理论上应可相容。参照我国《担保法》第35条的规定，似可作如下理解：质押人得以其财产超出所担保债权的余额部分进行抵押。就设定质权的动产，可由债权人自行考虑决定是否再设定抵押。后成立的动产抵押权已完成登记，是否可以对抗先行设定的质权。《解释》第79条规定：“同一财产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抵押权优先于质权人受偿。”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动产抵押登记的对抗立，“不能影响成立在前，具有完全效力之质权”，其理由在于动产抵押登记的对抗力“仅能向后发生”。⑼笔者赞同王泽鉴先生的结论，但认为已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不能对抗成立在先的质权，并不是其对抗力只能向后发生的缘故。我国《担保法》第54条规定：“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即使已登记的抵押权设定在后，亦可对设立在前的未登记的抵押权产生对抗力而优先受偿。由此可见，动产抵押登记的对抗力，不仅只能向后发生，亦能向前发生。然而，质权不同于抵押权，质权以占有为公示公信方法，质权人占有标的物的效力应等同于抵押权人进行抵押登记的效力。若动产抵押登记得以对抗成立在前，具有完全效力的质权，则难免有厚抵押权人而薄质权人之嫌。

4.动产抵押权的善意受让人。物权的存在以登记或占有为其表征，信赖此表征而有所作为者，纵使其表征与实质的权利不符，对于信赖此表征之人也不生任何影响，称为公信原则。依此原则，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即使不存在或内容有异，但信赖此公示方法所表示的物权而与之交易的人，法律上仍承认有和真实物权相同的法律效果。⑽动产抵押权亦以登记作为公示方法，并且我国的抵押权登记实行实质审查主义，登记机关在收到抵押登记申请后，经审查无误，应当在抵押登记簿上予以记载。因而动产抵押的登记，在我国具有公信力。然而，我国有学者认为，对动产抵押权转让，“考虑到动产抵押权以登记而非占有作为公示的手段”，排除动产善意取得的适用。⑾显然，此观点的理论基础是权利外观理论。然而，从权利外观理论出发，极易得出以登记作为公示公信方法的不动产，动产抵押权转让均可适用善意取得的结论。因此，基于动产抵押权登记的公信力，即使登记错误或有遗漏，因相信登记正确而与登记名义抵押权人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利益应受法律保护，除非已有人提出异议登记并记载于登记簿上。动产抵押权的善意受让人可依善意取得而切断真实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追及效力。抵押权追及效力并不是绝对的，它本身是物权公示公信的外观法理的产物，并尊重善意取得的效力。⑿

5.抵押物所有权的善意受让人。抵押人在抵押物上设定抵押权后，仍然享有抵押物的所有权，并有权转让抵押物的所有权。然而，第三人受让抵押物所有权，得否切断已登记的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按权利外观理论，动产以占有为公示公信方法，第三人信赖抵押人的占有外观而与其进行交易，而动产抵押权以登记为公示公信方法，因此第三人与抵押人进行所有权转移交易时，并无查阅动产抵押登记的义务。第三人没有查阅动产抵押登记，并不构成其过错。如果动产抵押的登记具有对抗抵押物所有权的善意受让人，善意受让人则将因受让抵押物而处于债务人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地位，其后果将是受让人为实现其契约目的而不得不付出双重代价：购买抵押物的价金和债务人的债务金额。⒀因此，为平衡抵押权人与善意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可以考虑：（1）赋予抵押人告知第三人抵押物上设定抵押权的真实情况的义务，以便第三人在知情的情况下可以自由选择交易与否；或(2)赋予第三人查阅动产抵押登记的义务，如第三人未尽查阅抵押物而受让抵押物的，则因其存有过失而不得阻断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但如此则显然加重了第三人的义务。我国立法对此作前者选择。我国《担保法》第49条规定：“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该条赋予抵押人一定的告知义务，以保护抵押权人能顺利实现其抵押权。但该条并未明确规定转让行为有效时抵押权人的追及效力问题。对此，《解释》第67条规定：“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如果抵押物已登记的，抵押权人仍可以行使抵押权。”但此条规定对抵押权人的保护并不周延。依此条规定，抵押权人只有在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未通知受让人时，可以行使抵押权，但在抵押人以通知抵押权人并已告知受让人时，抵押权人不得对受让人行使抵押权，而只能要求抵押重新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如此实不利保护抵押权人的正当利益，且有违我国《担保法》第49条规定的立法精神之嫌。笔者认为，受让人如已被告知抵押物上设有抵押权而仍选择与抵押人进行交易，那么使其负担抵押权人可能追及的不利后果，应不在其意料之外。

【注释】

⑴陈本寒：《担保法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59页

⑵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

⑶温世扬，廖焕国：《论抵押权物上代位性与物上追及力之共容》，载《法学》2001年第6期

⑷⑸⑹⑺⑻⑼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243，244，245，245,242页

⑽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⑾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

动产范文篇2

某基层人民法院受理了这样一起离婚案件。李某男与张某女经人介绍于1999年1月25日结婚，婚后由于双方性格不和，经常发生争吵。张某遂于2000年7月27日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对其现在居住的房产分割上发生纠纷，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该房产原属李某单位所有，在1999年5月按国家政策进行了房改，向单位缴纳了房改购房款25000元，但由于涉及房改户较多，手续繁杂等原因，至离婚诉讼时仍未办理完产权过户手续，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

原告方张某认为，虽然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但该房屋的买卖符合国家房改政策，已经经国有资产管理局、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等政府机构批准，并交纳了房改购房款，各种手续齐全合法，仅只等产权产籍管理部门审查后即可取得产权证，应认定该房产为夫妻共有财产进行分割。

被告方李某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房屋买卖须经登记后，领取产权证，买卖合同生效，产权方发生转移。现在双方居住房屋尚未完成登记，产权仍未发生转移，仍应属单位所有，对于没有产权的房屋双方自然也就无从谈分割。在诉讼期间，被告又以生活困难为由，撤回了房改申请，并收回了已经交付的购房款。

这个案件中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房屋产权登记的效力，由于房屋产权产籍登记和不动产登记是属种关系，不动产登记包括房地产权属登记。也就是不动产登记的效力问题。具体说是如何理解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是怎样规定不动产登记的效力，这是理清本案的关键。原被告双方同被告单位达成的房屋买卖合同，在未进行产权产籍转移登记前，是否生效，如果生效，则讼争的房屋自然应该属于共同财产，应该分割。如果不生效，那就不能分割，不能直接受到物权法保护，只能求得债法上的保护，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可以认为这类合同属于成立未生效的合同，但合同成立和生效的问题历来就有不同的学说，有的认为是不可分的，有的认为是可分的，司法操作亦存在困难和不清楚的地方。笔者认为此类问题应在不动产登记制度中给予规定，但我国尚未制定物权法，不动产登记制度属于物权法范畴，在现行法律中，对不动产登记效力的规定又不尽完备，因此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混乱，使此类案件的判决不尽相同。在制定物权法时，应改变这种状况，对不动产登记的效力给予明确，并视不同情况对登记效力给予区分。

二、我国不动产登记效力的现行规定

不动产登记制度属于物权法范畴，我国物权法尚在制定当中，现行民法中尚未采用物权这一概念，仅在《民法通则》等法律中规定了一些“财产所有权”之类的物权性权利。不动产登记制度主要规定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规中。《房地产管理法》第60条第三款规定，房地产权转让或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更换或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如果将这一规定中的“应该”理解为房地产转让、变更的必要条件，那么从法理上讲，我国的房地产登记就是采取的登记要件主义，即不动产权属的变动不仅要求当事人双方合意，而且要求必须登记，合意行为和登记行为共同决定转让、变更行为是否有效，非经登记不仅不能对抗第三人，而且在当事人之间也不生效力，但是，以上理解在《房地产管理法》中体现的并不充分。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12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登记手续。此条规定将原土地管理法中的“依法改变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必须办理土地权属登记手续”中的“必须”改变成了“应当”。其立法本意反映了对于不动产权属变更这种民事行为，权利行使一般应有当事人自己来决定，不宜过多使用行政手段干预的基本思想。换言之，并不主张完全的登记要件主义。而更多的反映了登记对抗主义的主张即登记只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申请登记的权利只有在登记后，权利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但在相对人之间即使未经登记，只要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合同适法，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就当然产生效力，对当事人有约束力。

可以说我国目前在法的层次上，关于不动产登记的效力的规定是较为模糊的，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导致不同的法律效果。比如上文所举的案例，如果按登记要件主义理解法律，那么房产权属的转移尚未完成登记，所有权的变动就没有生效，房屋所有权仍然属于被告单位，因此，此时发生的离婚诉讼就不能对房产进行分割；如果按登记对抗主义理解法律，那么虽然尚未完成房产权属变更登记，但被告单位已同原被告达成房屋买卖协议，且已经过相关部门审查、审批，合同适法，那么该合同对双方是有效的，该房产已为原被告占有、使用并成为其共同财产，应该进行依法分割。

虽然在法的层面上对登记效力的规定不够明确，但是在部门规章中却明显的主张成立要件主义的立法主张。在原国家土地局1995年颁布，1996年2月1日实施的《土地登记规则》第69条规定：“土地使用者、所有者凡不按规定如期申请初始土地登记的，按照非法占地的处理办法论处；对凡不按规定如期申请变更土地登记的，除按违法占地处理外，视情节轻重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注销土地登记，注销土地证书。”

三、外国立法例的分析与借鉴

从历史上看，18世纪法国的抵押权登记制度是现代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直接原因、渊源。自19世纪欧陆各国民法法典化以来，不动产登记制度得到了广泛采用和发展，主要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立法主义，即成立要件主义、对抗要件主义和折中主义。成立要件主义主要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采用，该主义认为，仅有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而无法定的登记公示，则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不生公信力，亦不生物权变动之法律效果，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成立要件。对抗要件主义主要为法国等国家所采用，即当事人之间只要形成物权变动的合意，即生物权变动之法律效果，只是未经登记不具有社会公信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折中主义在兼采两种主张的同时，往往有所偏重。

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规定，按照合同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此规定原则上以交付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主要针对的是动产物权，在立法上属于以成立要件主义为原则，以对抗要件主义为例外。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没有明确规定。

与对抗要件主义相适应的登记对抗制度，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但在保障交易安全方面存在缺陷，因为在一方当事人取得物权后，未经登记公示，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物权时就会出现重复物权的现象，先物权行为有效，第三人行为也有效，这就产生了矛盾。与成立要件主义相适应的登记要件制度，克服了上述弊端，强调不动产变动不经登记不能生效，有利于保障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秩序，但如果将之绝对化，则不利于商品流转，影响效率，增大交易成本。在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公权力对私权力的过分干预。同时，在交易过程中，也容易发生相对人恶意终止合同的情况，法律无法干预，有违公正原则。其实在国外作为成立要件主义代表的德国对于未经登记的合宜也规定有例外。德国民法典规定：尚未登记的合意，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经过公证证明或者该意思表示已经提交给不动产登记局或者权利人已经将获得登记许可的证明交付给相对人时，同样具有约束力。这样可以防止其中一方当事人在未完成登记期间，任意撕毁合同，使另一方当事人无辜受害而得不到法律保护。此外，外国法中有“当事人有恶意阻止合同生效之行为的，发生与其行为意愿相反的效果”的法谚，这亦能起到对合同效力的保护作用，值得我国立法借鉴。

四、我国不动产登记效力的立法思考

从各国法例分析看，对于不动产登记的效力规定不尽相同，所采主义亦不相同，但是应该说各自均依本国的经济情况和社会背景而订立了符合自己国家的法律。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明确产权关系，维护不动产产权所有人的利益，保障交易安全，建立有序规范的市场秩序是我国立法所要考虑的基点，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由于转轨时期制度的不完善，法制的不健全，产权关系的不清晰，在我国不动产交易秩序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要规制这种混乱，应加强对不动产登记的管理，在立法上应采登记要件主义。但是同时我们也应针对不同情况，对登记效力进行不同的规定，兼采登记对抗主义之合理部分，这同样也是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和效率的需要。

动产范文篇3

[关键词]不动产物权登记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国土资源部门

2002年12月17日全国人大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但对一些还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仍待继续研究。其中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的选择就是一项悬而未决的问题。当前学术界和实物界许多人认为建立统一的登记制度是制订物权法的任务之一，而建立统一的登记制度首先要确立统一的登记机关。对于由哪个部门作为不动产物权的登记机关，存在几种不同意见。梁慧星教授认为由县级人民法院作为登记机关；王利明教授认为应该在政府中设立专门负责不动产物权登记的行政机关；还有学者认为应该设立一个中立的事业性组织来负责登记。本文认为，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结合不动产物权登记固有的性质，应该由国土资源部门作为不动产物权的统一登记机关。

一、从当前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看统一登记机关的选择

（一）当前的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

确立统一登记机关有两种途径，一是从现有的登记机关中选择；二是选择或设立新的登记机关。目前我国办理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机构主要有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农业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等。[1]它们主要对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林地使用权等进行登记。这种多部门登记的混乱局面是历史发展形成的。我国从高度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是一个曲折、渐进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动产物权种类多样化，权利主体多元化。与这种渐进的过程相适应，各个不动产物权的登记机关是在不同时期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逐步设立的。因此，我们今天系统地考察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时，会觉得登记机关的设置非常混乱。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必要统一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而事实上不动产物权的核心是土地物权，非直接针对土地的不动产物权也必然是以土地物权为基础。以土地为基础和核心的统一，是自罗马法以来一切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的共同做法。[2]所以，如果在现有的登记机关中选择的话，由土地管理部门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是当然之理。

（二）国土资源部门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的可行性

我国当前土地管理部门从上到下分别是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厅以及县市的国土资源局。此外，大部分县在乡镇设有土管所。该系统的登记可以辐射到中国城乡全部土地，在范围上可以满足物权公示的要求，而且中国台湾地区的不动产登记就是以土地登记为基础的。[3]从国土资源部门的职能来看，主要是对国土资源进行行政管理，其中一项职能就是管理城乡地籍、以及土地使用权出让、租赁、作价出资、转让、交易等事项，土地权属登记也包括其中。由此可见，国土资源部门的职能中包含了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核心：土地登记。因此，从这点来看，将国土资源部门作为统一登记机关无可厚非。当然，从我国目前国土资源部门实行的登记来看，主要目的在于行政监督和管理，而不是服务于市场交易的秩序和安全。但是从根本上说，政府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于人民，而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根本目的也在于保障市场交易秩序和人民财产权利，两者的目的是统一的，因此即使由行政机关来实施登记也能实现私法上的目的。

当前存在的问题是政府职能及其观念的问题。我国正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正在使一个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即使由其他形式上独立的机关来履行登记也难以达到目的。因此避免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目的，在物权法上是难以实现的。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在全国地籍管理培训班书面讲话中强调，“切实转变行政作风，真正以便民、护民为根本宗旨，从被动管理转变为主动服务。”所以说，在现有行政体制下，既要维护交易秩序，又要防止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关键不在于使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脱离行政机关，而在于转变行政机关的职能，并辅以技术上的安排。为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是采取实质审查主义的国家还是采取形式审查主义的国家，均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典型的如德国的物权行为理论，法国及日本的公正制度等。

因此，可以看出，以国土资源部门作为统一登记机关有两点好处：一是充分利用了国家的现有资源，在原有的土地登记制度上作改进，扩展为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二是避免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不正当的干预登记机关，使得登记机关的设置目的不能实现。

（三）选择或设立新的登记机关不可行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基于我国当前行政管理的体制，选择或设立新的登记机关，必然会因为行政机关管理的需要而受到干扰，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实质的积极意义，反而是浪费资源。“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法院统一管辖。”[4]有学者认为登记应与司法系统建立直接联系。国际上，不动产登记机关，在德国为属于地方普通法院系统的土地登记局；在瑞士为各州的地方法院。[5]外国的做法有其合理之处。以瑞士为例，瑞士的司法法院有联邦法院和地方法院组成，有的州法院的法官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因此地方具有很大的独立性。[6]在这个前提下，由地方法院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更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而我国当前正在进行司法改革，司法改革的核心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的内容之一就是法院要独立于行政机关。如果由法院作为登记机关，会使得法院与行政机关产生种种关系，由此必然会阻碍司法改革的进程。因此，在我国法院不适合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

对于设立独立的事业单位作为登记机关，这一做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持登记机关的独立性，使登记服务于市场交易，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扰。而我国事业单位的体制本身存在问题。“政事不分，一部分事业单位承担着政府行政的职能”，[7]再加上行政机关本管理的需要，事业单位的独立性实在难以保证。与其如此，不如由行政机关直接履行登记之责。

二、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本身特性看统一登记机关的选择

（一）从不动产物权登记的目标看统一登记机关的选择

每一部法律都应有明确的目标，其中每一项制度都有相应的制度价值。[8]登记制度也有其追求的目标。但在不同时期追求的目标并不相同。我国最早的不动产登记是土地登记，是地籍制度的内容之一。最初，地籍管理主要是为制定各种与土地占有制度密切相关的税收、劳役和赋税制度服务的。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地籍管理逐渐从单纯为课税服务转变为巩固土地制度、合理利用土地和制定经济计划的行政、法律、经济、技术服务的综合措施。[9]由此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土地登记制度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不动产成为自由流通的物，市场主体也强烈需要通过一种方法实现交易的安全和对自身财产的保护。历史的发展赋予了登记新的目标。因此国土资源部门除了对土地进行管理以外，还需要将其掌握的信息公布于众，为市场交易服务。从我国正在进行的行政机关职能转变的改革上看，由国土资源部门履行登记之责是可以实现登记目标的。

（二）从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性质看统一登记机关的选择

对登记的性质大体有三种学说：公法行为说；证明行为说；私法行为说。[10]从国家管理的角度看，对不动产进行登记是一种行政管理手段，是行政权力的运行。从这点上看，不动产物权登记完全是公法行为。但是，在物权法上，不动产物权登记具有三个特点：第一，登记的实质在于将有关不动产物权设立、移转、变更等情况登录、记载于登记簿上，以备人们查阅；第二，登记的内容应能够为人们所查阅，登记的内容都是公开的信息。第三，不动产物权登记的范围仅限于不动产。[11]从这三个特点来看，不动产物权登记是彻底地为平等主体间的市场交易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设立一个专门从事登记事务的机构，专门服务于市场交易，确是最理想的选择。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登记制度不仅有平等主体间的私权关系，而且有纵向的行政关系，其中贯穿着个人目标与国家目标的双重价值。为了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和行政机关的干预，由国土资源部门负责登记应该是最现实的选择。从最简单的公私法的划分看，公法是为国家利益的，私法是为私人利益的。不动产物权登记既要为国家管理服务，又要为市场交易服务。在当今公私法相互渗透的情况下，确立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实无必要纠缠于登记的性质，只要能实现登记的目标即可。

（三）从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效力看统一登记机关的选择

关于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效力问题，有学者概括为物权公示效力、物权变动的根据效力、权力正确性推定效力、善意保护效力、警示效力、监管效力。[12]这一看法较全面地概括了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功能。但在物权法上，最重要的两项功能是物权公示效力和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即公示公信。公示是公信的基础，公信是公示的目的。公示公信的作用在于通过物权权属的公开，使交易当事人形成一种对交易的合法性、对受让的标的物的不可剥夺性的信赖与期待。不动产物权登记目标的实现基础就在于公示公信原则的彻底实现。那么对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的选择就要保证公示公信效力的实现。我国加入WTO之后，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原则成了一个重要原则，再加上行政职能的转变以及行政权力与生俱来的高效、权威性，使得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得以保证。在这点上，事业单位作为登记机关是远远比不上的。

三、登记机关的责任看统一登记机关的选择

（一）统一登记机关的法律责任

根据物权法和不动产登记法的基本原理，登记是以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最终以国家的公信力为不动产的交易提供法律基础的行为。如果由于登记机关的原因使得当事人申请登记、查阅登记资料、获得正确的登记信息等权利不能实现，或者登记机关登记发生错误，给当事人造成损害时，当事人有权获得赔偿，登记机关应当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一编第二十三条规定：“因登记机构的过错，导致不动产登记簿错误记载，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般认为，当事人由于以下四种情况给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登记机关予以赔偿：第一，因登记机关的重大过失造成登记错误；第二，无正当理由拖延登记时间；第三，无故拒绝有关当事人的正当的查询登记的请求；第四，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故意与他人相互勾结、恶意串通，造成交易当事人损害的。[13]因此，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的选择不仅要符合不动产物权登记的自身特性，还要使当事人因登记制度获得的权利有诉讼上的保障。

动产范文篇4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近代以来民法上一项至为重要的制度，其渊源于日耳曼法上的“以手护手”原则，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近代观念所有权发展的产物，其逻辑前提乃是占有表征本权。然而在现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观念所有权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占有与所有权相分离的现象日益普遍化，从而使得占有已不再具有权利的外观，这就使得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基础产生了动摇。本文认为，占有表征本权背后的隐喻为占有人对占有物的处分通常为有权处分，并立基于现代民法对处分权和法律上人的本质的重新认识，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占有表征本权背后的隐喻仍然成立，从而为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重获其内在合理性和存在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善意取得，为近代以来大陆法系、英美法系民法上的一项至为重要的制度，其涉及所有权保护与交易安全的价值衡量问题。我国学界通说认为，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于不法将其占有的他人的动产交付于买受人后，如买受人取得该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则其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1］善意取得，渊源于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近世以来为交易安全便捷的需要，吸纳罗马法的善意要件而逐渐生成发展起来的，这差不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2］在日耳曼法中，总体来看，物权观念与物权制度全不发达，甚至近现代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也未真正形成，有关物之归属与利用的关系委之占有（Gewere）法体系调整。在此占有（Gewere）法体系下，占有与本权系不可分的结合体，由占有之一面观之固为占有，但就另一面观之则为本权。［3］因此有学者称日耳曼法上的占有（Gewere）为权利的外衣。“以手护手”原则是一项物追及制度，但它也是对绝对的物追及制度的一项限制。依据该原则，占有是物权的外形，占有动产者，即推定其为动产所有人，而对动产有权利者，也须通过占有标的物而加以表现。因此，有权利者未占有其物时，其权利之效力便因此而减弱。任意将自己的动产交付于他人者，仅能向相对人请求返还，若该相对人将动产让与第三人时，便仅可向相对人请求损害赔偿，而不得向第三人请求返还其动产。后世的法国民法、德国民法等皆借助“以手护手”原则形式上的便宜，而发展出善意取得制度。德国民法典的善意取得的规定奠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上：资本主义与再生产之顺利循环，有赖流通安全之保障，财货之安全流通实在不可或缺，为此纵使牺牲静的安全，也应保护善意第三人。［4］然而德国民法典的这种理论基础引发了诸多的批判，［5］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善意取得制度实乃关涉重大。我国民法通则虽未明文规定善意取得制度，但我国司法实务与民法理论向来承认有此制度，而且我国学者梁慧星在其《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145条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6］。因此可以预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善意取得制度将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财产利用的增加，观念所有权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占有与本权相分离的现象日益普遍化。这种分离是经济自身发展的要求使然，它极大地增进着社会的财富和繁荣，但也使得近代以来占有表征本权的这一命题受到严重的挑战。占有与本权的日益分离，使得占有作为动产的公示方法就不再充分，不能当然的推定对动产实行实际支配的占有人即为该动产的占有人，尤其在所有权保留和让与担保场合，以占有人的占有这样的权利外观认定其为动产的所有人，更显可疑。这就使得动产善意取得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动摇。观念的所有权通过一定外形加以明示的公示原则，在动产物权于事实上被放弃，从而外形再也无法肩任表明物权存在的机能。这样由公示原则导出的公信原则便失却了其前提。［7］然而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因有保护交易安全便捷，繁荣社会经济之功用而有其存在的必要。因而，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便处在这样的一个困境之中：社会经济生活对其的切实需要与其传统理论的逻辑前提——占有表征本权的丧失。

二、传统逻辑前提合理性之获得

善意取得制度，是一种牺牲财产所有权的静的安全为代价，来保障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的制度。善意取得制度，如前所述，是民法上一项至为重要的制度，关涉重大。因此主张善意取得制度的学者一直试图回答善意取得制度的性质，寻找其存在的理论基础。法国和意大利学者从时效上寻找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依据，提出“取得时效说”。MeyerFischer提出“权利外像说”，基尓克提出“权利赋权说”，黄右昌先生提出“占有效力说”，郑玉波先生提出“法律特别规定说”。［8］我国学界目前主要存在法律特别规定说与权利外观说之争。法律特别规定说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乃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一种特别制度。权利外观说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是依据无权变动的公示效力，凡占有动产的人即推定为该动产的所有人。本文亦持权利外观说。首先，从制度渊源上看，虽然从“以手护手”原则直接导出善意取得法思想的萌芽异常困难，但善意取得制度却是借助“以手护手”原则形式上的便宜——占有推定所有而生成发展起来的。其次，从社会功能上看，善意取得对于保护交易安全便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动产以占有为公示方法，虽有不能完全公示权利状态的缺点，但占有终究是目前较为可取的动产公示方法。受让人与让与人进行交易行为，无须查明其有无处分权，而可径行信赖让与人，即在于动产以占有为公示方法。可见，善意取得制度主要是建立在交易安全与便利之确保上，而占有之公信力仍为其不可欠缺之基础。［9］我国学者梁慧星先生对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的认识就很能表明该说的合理性。他认为：“将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的理论根据解为法律的特别规定，不啻为正确之解释。至于立法者何以设立此项制度，则不外乎保障市场交易安全与便捷之考虑，以及保护占有公信力的要求。”［10］进而认为“谓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项基于占有的公信效力而产生的制度，并无不妥。”［11］由此可见，法律特别规定说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是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并不能说明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基础，最后它仍不得不求助于权利外观说。

善意取得制度是近代社会观念所有权的产物，它是占有公信力的必然逻辑结果。依公信原则，信赖占有而与占有人为交易行为者，纵使其占有表征与实质的权利不符，对于信赖此占有表征的受让人，也不生任何影响，受让人取得的所有权不受原所有人的追夺。公信原则是在近代公示原则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物权的公示何以导致物权的公信，即法律为何赋予动产的占有以权利归属正确性的推定效力。这实质是法律基于概然性而得出的结论。“（占有）外观之状态与实际之情形，一般而言系八九不离十，基于此项概然性，占有既具有事实支配标的物之外观，自应具有本权。”［12］梅厄也认为在一百例中有九十九例权利与外形相一致。占有者的占有状态就表明了权利之所在，它无须另行证明，占有即权利乃是一自足的命题。［13］占有表征本权这一命题的成立，是由近代社会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在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诞生之时，基本上是风车、水磨和马车的时代，连果树给他人管理而果实该归谁所有的问题都能上民法典，能有多少复杂的产权关系和纠纷，［14］又能有多少占有与所有相分离的情形。《德国民法典》第1006条第1款第1句规定：“为动产占有人的利益，推定占有人为所有权人。”该条第2款规定：“为以前的占有人的利益，推定该占有人在占有期间一直是物的所有权人。”该法第1248条规定了动产质押关系中的所有权推定，即质押物出卖时以出质人为质押物的所有权人的推定。（日本民法典对此亦有类似规定）德国民法上的占有人的所有权推定虽然与其承认物权行为理论有关，［15］但其现实依据仍为当时占有表征本权的高度概然性。

占有表征本权，由于其在近代社会的高度概然性，法律将权利的虚像拟制为权利的实像，将占有作为动产的公示方法，赋予占有以公信力。占有表征本权这一命题的假设成立，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具有不证自明的意义，是以忽视、牺牲社会上存在的占有与所有权分离时所有人可能遭受的不利益为代价的。然而，为了构建一种社会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将一般性凌驾于特殊型之上往往上是必需的，甚至是无法避免的。“（社会）理论家可能被迫在限制其理论的普遍性和牺牲其理论的准确性之间进行选择。一般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冲突，其根源在于对特定事物的具体认识和对普遍性的抽象知识之间的对立。要条理化事物在其中分别存在的现象世界，就是从特定的现象中抽绎出一般性的理论，而它的特殊性则可以为了某一目的而不予考虑。理论的普遍化通过碾平特殊性而不断前进。”［16］权利外观理论正是以占有表征本权这一普遍性为基础，忽视占有与所有权分离的现象，从而以牺牲原所有权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理论。权利外观理论将一般性凌驾于特殊性之上，乃出于如下的法认识论基础。公信原则的确立不仅仅是对受让人与原所有人间的个别利益的单纯比较，相反它超越了个别利益的思考，其关涉着交易社会全体对交易安全的需要。通过对社会总资本的利益与受损的原所有者的个人利益的比较衡量，为了保障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公信主义期待，构成再生产的各个交易能安全的实现。［17］因此，对善意第三人的信赖意义进行保护，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个人范围，具有保护整个社会交易安全的广泛社会意义。建立在占有表征本权这一逻辑前提之上的公信原则，以原所有人利益的丧失为代价而构建起来，以满足整个社会对交易安全的需要，从而增进社会经济繁荣，达到社会总体利益的相对最大化。

三、传统逻辑前提之丧失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观念所有权的进一步发展，占有与本权相分离的现象日益普遍化。在现代社会中，分期付款买卖的增多，所有权保留买卖的扩张，让与担保的日盛，动摇了占有具有权利外观效力这一命题理论根基。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中，纵然出让人将所有权保留在自己手中，以作为债权的担保，但其已将标的物移转于买受人占有，因而缺乏物权的公示手段。在让与担保场合，情形恰好相反，所有人不转移占有，而是让渡所有权与债权人。以作为其债权的担保，按照目前的担保权说，亦导致占有与本权的分离。另外，在用益租赁关系，向无数的劳动者为动产之委托，向运输者为委托，加工承揽等甚为普遍的交易关系里，都普遍存在占有与本权相分离的情形。这样，占有作为动产的公示方法已不再充分，再也无法不证自明地表明所有权者所在。相反，占有已成为一切财产利用关系的支点，与其说占有是所有权的外部表现，倒不如说占有是财产利用的外部表现。［18］这样，事实上的物支配与所有权的分裂，关于物权公示问题，在理论上则通过近代占有的观念化加以补救。［19］占有的观念化是通过对占有概念的扩大和限缩来完成的。占有概念的扩大，指虽无事实上的管领里，仍可成立占有，包括间接占有与占有继承。占有概念的限缩，指对于物虽有事实管领力，但不成立占有，属之者为占有辅助人。占有观念化的程度，由直接占有经由占有辅助关系、间接占有，而达于继承人的占有。［20］其中对善意取得制度影响甚巨的为间接占有。早在1900年的法国民法典和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就直接采纳了占有客观说，确立了新的占有法律概念，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以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制度为主干的占有制度。这种双重占有制度彻底改变了以罗马法为代表的占有概念。这不仅因为直接占有事实上抛弃了占有的主观构成要件而以实际握有为足，而且也因为间接占有改变了占有的客观要件的性质。［21］由占有概念的扩大和限缩，可知占有人与物的关系业已观念化，并纳入了法律上的因素，松弛了事实上的关联。［22］既然如此，主张善意取得制度的学者何以通过占有的观念化对物权的公示加以补救。这必须在大陆法系的传统物权理论中寻找解答。大陆法系的各种占有概念之间虽然颇多差异，却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即都自觉不自觉的将占有纳入所有权范畴，从财产归属的角度看待和规定占有。［23］这样，通过在理论上创造间接占有的概念，就可以将不直接占有物的所有人也划归占有人之列，从而在理论上一定程度地缓和占有表征本权这一命题的危机。然而，从所有人一面观之，固然可说占有与本权合二为一，然从直接占有人一面观之，则占有与本权依然分裂。善意第三人仍然可以从直接占有人处取得物之所有权。将占有归入所有权领域并不符合占有问题的实际情况。相反，理论上创造出的间接占有扩大了善意取得的保护范围。在连续间接占有的场合，非所有人的间接占有人无权处分所有人财产时，善意受让人亦可取得所有权。德国民法第934条、台湾民法第761条认可的返还请求权让与发生的善意取得，作为信赖的基础是以间接占有为前提的。在日本民法上，根据指示交付这样的占有移转形态而承认善意取得，其思考方式亦是将间接占有作为基础而给信赖提供保护的。［24］甚至，按照德国民法第934条第2项的规定，在让与人非属间接占有人的情形，受让人自第三人处取得动产的占有时，亦可取得所有权。受让人与第三人成立使自己取得间接占有之关系时，亦同样解释可取得所有权。［25］台湾民法未设此规定，学界认为受让人虽未占有其物（直接占有或间接占有），仍能取得其所有权。［26］由此可见，在理论上通过占有的观念化对物权的公示加以补救，并不能真正解决占有表征本权这一命题的深刻危机。非但如此，随着占有种类在理论上的创造，作为信赖基础的占有，扩大至观念占有，从而使得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急剧扩大，使得善意第三人善意取得所有权的机会大为增加。在占有已不再表明所有权之所在的现代社会，如此作法实值怀疑。因此，在现代社会中，通过近代占有的观念化并不能对物权的公示加以补救，也不能挽回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传统逻辑前提——占有表征本权的颓势。

四、传统逻辑前提之重构

如前所述，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观念所有权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占有与本权相分离的现象日益普遍化，从而使得近代的占有通常代表所有权的命题受到严重的挑战。因此，为巩固被动摇了的近代物权法公示公信原则的基础，在理论上通过近代占有的观念化加以补救。在不动产，当所有权与占有相分离时，登记簿便可发挥作用而成立观念占有。然而在动产的场合，却因之进一步加剧了占有与所有权的分离。占有的观念化导致的观念的交付，使得占有作为物权的公示手段越加不充分。理论上创造出来的占有（交付）种类，使得动产善意取得的保护范围大为扩大，并因此而遭到强烈的批判。我国学者通过对受让人经由占有改定方式所取得的对动产的间接占有适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否定，进而认为只有当受让人经由现实交付取得标的物的占有时，方有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余地。［27］这样，通过在理论上对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的限缩，完全排除了观念交付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上的适用。［28］然而，这仅仅是回归至将占有的观念化扩大适用到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之前的状态，仅仅是对上述措施的一种纠正，而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面临的困境依然存在，甚至更为严重。因此，这种技术上的处理并不能为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在现代社会中所亟需的存在基础提供任何的解决。

传统物权理论将占有纳入所有权范畴，从财产归属的角度看待和规定占有，认为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认为处分权“是商品生产者在生产中消费物质资料，在经营中处分货币与商品从而实现商品交换的必要前提，商品生产者如无此项权能也就不可能进行任何生产经营活动”。［29］传统物权理论将处分权看成是所有权中最重要的内容，不能说不对，只是必须明确，处分权是所有权中的重要权能，但不是所有权的专利。将处分权与所有权等同起来，是一个惯性思维错误。［30］在财产利用迅猛增加的现代社会，存在大量占有人不是所有人，但却是有权处分人的情形，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国有企业（以股东所有权说，甚至可以包括除财团法人之外的所有法人）、人、行纪人、拍卖人等。在上述占有人处分标的物时，买受人仍然可以取得所有权。本质上，所有权因为合法原因而产生，只要处分合法，足以使买方获得商品所有权，无须考虑卖方有无所有权让渡的问题。［31］众所周知，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之一便是出让人为无权处分人，因而尽管占有与本权相分离，只要占有人对标的物的处分为无权处分，就无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因此，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关联，与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存在必然关联的乃是占有人的无权处分。

在现代社会中，财产的利用已日益普遍并越来越在社会中发挥其重要的功能，因此占有与本权在原有的分离上愈加分离。因而占有人为无权处分人的情形因担保关系、用益租赁关系、加工承揽关系、劳动关系等而大量存在。此时占有人对占有物的无权处分与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占有人如经常为无权处分，则势必导致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的合理性遭到深刻的挑战。那么，我们如何能获知占有人是否会经常为无权处分？这就涉及到我们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这一哲学问题。“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32］

人的本质是一个魅力无穷而又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西方哲学中，对人的本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性与经验之争。人到底是理性的还是经验的，这个问题是西方人性论的永恒主题，它不仅影响到世界观与方法论，而且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理性人，是对人性的理性假设，是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点。近性主义哲学由笛卡尔开创，经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至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发展至顶峰。理性人是对人性的这样一种假设，即任何一个人都具有意志自由的理性能力。近性主义表现在经济上，是古典经济学派的自由放任主义。古典经济学派设想的经济人也是理性人。经验人，是对人性的经验假设，是经验主义哲学的人性观。自19世纪以降，随着理性主义的式微，经验主义哲学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经验人是对人性的这样一种假设，即任何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人的行为受各种社会的和自然的因素的制约与影响。现代经验主义哲学竭力突出人作为主体的个别性和不可重复性，把人的心理因素中的非理性成分，如意志、情绪、自觉、本能提到首位，并强调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对人的认识活动和行为的决定作用。

法律是调控社会关系或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它适用的是一般的人。因此具有普遍性的法律规则只能根据人的普遍类型来制定——而且对不同的法律时代而言，多样态的不同的人类特性表现为典型的、本质性的，是法律规范化的重要出发点。拉德布鲁赫认为，启蒙运动和自然法（时代）是法律制度指向这样一种人的类型：这是一种不仅非常精明的个人；是只不过追逐自己的正当利益的人；是摆脱一切社会关系而只经受法律联系的人，因为法律才与正当的个人利益本身息息相关。［33］古斯塔夫•博莫尔也认为，德国民法典并非20世纪之母而是19世纪之子，因为“它所描述的该种姿态的人像，乃是根植于启蒙时代，尽可能的自由且平等、既理性又利己的抽象的个人，是兼容市民及商人的感受力的经济人”。［34］甚至有学者认为“迄今为止的全部法律秩序之发达实际上就是作为其前提的‘人’的‘经济人’化的过程，也并非是夸张之言”。［35］从上述学者对近代法的认识可以得知，近代民法是以对人的如下认识或假定为基础的：人是自私自利的，在任何时候都是充满着理性，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将为获取此利益而不懈努力或付出代价，甚至不惜为此而损害他人的利益。这种认识的经济基础乃是当时社会商品经济的发达，在与近代欧洲有着相似经济基础的罗马法时代，其法律也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的。因商人的需求而导致的罗马法继受，使得近代法律的转型也是以这种人的形象类型为基础的。但是，此种认识并不符合现实中的人的真正状态。对这个法律时代而言，人的类型不过是一个虚构，然而这一人之（形象）观念直到晚近的时代仍主宰我们全部的法律思维。［36］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方面，许多人都基于这样的一种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将占有人看成是经济人、理性人，并因此而怀着这样一种担忧，即占有人通常将会为无权处分，从而导致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广泛适用并因此而摧毁近代以来民法的根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认识，许多学者在已经认识到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传统逻辑前提——占有表征本权已然不成立的情况下，不知如何对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内在合理性作出合理的解释，尽管这种解释是十分需要的（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动产）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上）。

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民主平等观念的重新认识，使得我们对人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事实上，人不仅具有理性，而且具有非理性的因素。只有坚持人性的理性与经验的二重性原理，才能科学地认识人的本性。马克思曾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无疑是对人的正确认识。我们不能忽视人的社会性，即个人所身处的社会对其的影响，无视这一点必然导致对人性的错误认识。人性是介乎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因而社会性和个人性是人性的两个基本因素。［37］近代法上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仅仅是从人的个人性出发而得出的结论，而完全忽视了人的社会性。不仅如此，近代法上从人的个人性出发所得出的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也是片面的，它忽视了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并过多地强调的人性中的理性因素，认为人的理性是无限与绝对的理性。

1、人的个人性。人的理性并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社会生活，同样要受社会生活的限制。人的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无限制地夸大理性的作用，必然导致荒谬。较为科学的理性观不应该是绝对与无限的理性，而应该是相对与有限的理性。美国著名学者西蒙认为理性就是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在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动方案。西蒙还进一步论述了理性的限制：1）知识的不完备性。理性，意味着对每个抉择的确切后果都有完完全全的和无法获知的了解。事实上，一个人对自己的行动条件的了解，从来都只能是零碎的；至于使他得以从对当前状况的了解去推想未来后果的那些规律和法则，他也是所知甚微的。2）困难的预见。3）可能行为的范围。［38］甚至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法律时代主观设想出来的经验的（人）平均类型是何等的异想天开。可以肯定的是，人绝不总是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或总是能够追求其已经认识到的利益的，人也绝不总是仅仅在根本上受其利益驱动的。狡猾、机灵的时代本不会明白：人类的大多数并不是自私自利、老谋深算和机警灵活的，而是肠柔心软、愚拙憨脑和慵懶随意的。［39］现代“社会法”的兴起和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保护以及现代民法上对当事人间契约自由的限制，都充分说明了社会上的人往往不是近代法上所称的“经济人”，而是彼此间存在差距的。这种差距不仅表现在各自的经济地位，也表现在各自的智识水平和自利他利的区别。面对现代民法的发展，有人惊呼“契约死亡”，有人则称“契约再生”。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基于对法律上的人的不同的认识。前者从近代法上对人的认识出发从而得出“契约死亡”的结论，而后者从现代民法对人的认识而得出“契约再生”的结论。在现代民法已然对人的本质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的大背景下，我们传统物权理论对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逻辑前提的认识，如惊呼“契约死亡”的学者一般，仍然不合时宜的停滞在一百多年前近代民法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的层面上。

2、人的社会性。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它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一个时时都要或多或少地与社会其他成员发生关系的社会成员。对于任何一个身处社会的个人来说，他所作出的行为并不是像它有时表现出来的那样随意。恰恰相反，任何人作出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其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会上种种因素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拘束。著名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指出，用经济利益来解释人们观念和“社会性”行为有一致命的弱点，即人们的社会性行为的稳定性常常超越了经济利益的变动不居。如果我们用经济利益的变化来解释人们观念体制的稳定存在，我们会对这种稳定性的现象感到束手无策，茫然无解。如果用人们的“目的”或“设计”来解释，我们会碰到同样的困难。社会群体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利益冲突、社会认知上的种种矛盾无法为稳定的观念制度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40］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占有人的处分通常不会为无权处分的秩序如何成为可能？

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只有那些引导个人以一种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的方式行事的规则是经由选择的过程而演化出来的时候，社会才可能存在。支撑这种秩序的特性乃是个人的特性，即他们在遵循整个群体的行动秩序所赖以为基础的某些行为规则方面的倾向。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人都会遵循某些规则其原因是他们的环境以相同的方式展示于他们；他们也会自发遵循一些规则，这是因为这些规则构成了他们共同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但是人们还会被迫遵守另外一些规则，因为，尽管无视这些规则可能会符合每个个人的利益，然而只有在这些规则为人们普遍遵守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得以成功所须依凭的整体秩序才得以产生。［41］

在现代社会中，虽然个人之间已经无法就彼此间的目的达成共识，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仍然可以就彼此间的手段达成共识，从而得以和平相处并因此而得到更多的互惠。著名法学家昂格尔将这种个人之间的联系纽带称为“利益联盟”，并认为其根本前提是：人们服从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标准，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共同利益所在，而不是因为他们共同拥有一种同一真理观和善的观念。［42］在现代社会中，规则具有规范和指引的功能，个人之间尽管存在着不同的目的，但是他们在规则的引导之下，从而使得他们之间可以就彼此达致各自目的的手段取得一致的共识。对规则的破坏将使得处于社会上的个人都将处于一种不利的状态。占有人作为社会个体存在，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以法律所允许的手段作为追求自己利益的手段，因为他相信他人也会像他一般如此从事，从而使得其所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社会整体秩序得以存续。

任何人都不是凭空的将自己所有之物交与他人（占有人）占有的，占有人与所有人之间一般而言都存在着较之他人更为密切的某种关联，因此占有人必须顾及对方的利益。因而，占有人若欲为无权处分，他必须进行利益衡量，考虑其可能遭受如下不利益：1）其占有物的目的，包括物的利用和债权担保，将会因此而落空；2）因所有人不再与其进行交易而导致的寻找交易对象的成本；3）所有人对其提起赔偿损失的要求甚至诉讼；4）信誉的损失等等。但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已经产生了一种对许多具体的个人和共同体的依恋情感，而且他倾向于遵循那些在他的各种地位中都适合于他的道德标准。这些道德标准是由于社会的赞许与非难才得到人们的坚持。我们的认同部分的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不仅会影响我们的认同，而且还会造成严重的伤害。由于已经变得依恋于其他人并产生了实践这些道德观念的渴望，个人一定会努力赢得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和目标的承认。由于心怀遭到自己所依恋的其他社会成员非难的不安与恐惧，他一定会努力避免作出违反社会道德标准的行为。当我们没有履行我们的义务与责任时（尤其该义务与责任指向其他个人而非国家时），我们倾向于感到负罪，即使我们与那些因此而遭到损害的人们没有具体关系时也是如此。当存在着友谊和相互信任的自然纽带时，这些道德情感比没有这种纽带时更为强烈。而且在存在这种纽带的社会关系中，道德的他律作用也越发的显著。因而，占有人将占有物进行无权处分，不仅会遭到上述的不利益，而且也会产生社会认同上的伤害。从社会整体而言，占有人将占有物进行无权处分是社会现象中的一种反态，而不是一种常态。

制度的合理性与否，“常不能专凭法条论断，商业上之习惯、一般人之交易观念，常为主要影响因素，时可弥补制度之缺陷。”［43］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也概莫能外。我们不能因占有表征本权这一命题不成立，就否定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合理性。“占有表征本权”背后的隐喻在于占有人对标的物的处分通常为有权处分。传统物权理论认为处分权是所有权的专属权利，占有表征本权，即占有人与所有权人地位重合，物之占有人即为物之所有权人。因而，占有人对物的处分，即为所有权人对物的处分。传统物权理论通过所有人这个中介，意在说明占有人对物的处分通常为有权处分。占有表征本权是作为占有人对占有物的处分通常为有权处分的表象而存在，其以直观的特点而取代其背后的隐喻被广泛接受。然而，在现代社会，占有与本权相分离的现象已日益普遍，占有已然无法再表征本权。但是这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考察的是隐藏在占有表征本权这一命题背后的占有人对占有物的处分通常为无权处分这一隐喻是否依然成立。现代民法理论揭示：处分权是所有权中的重要权能，但不是所有权的专利，并且近代法上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是谬误的，至少是片面的。现代法认为人具有个人性与社会性，在个人性方面，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甚至人是充满着惰性的；在社会性方面，人始终要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包括社会认同的拘束。现代法上对人的本质的再认识，使得我们认识到占有人作为社会上的人，无论其个人性抑或其社会性，都构成其为无权处分的障碍。因此，认为占有人通常会为无权处分，从而摧毁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合理性，是没有太多的根据。通过上述对现代民法所建基的人的本质的认识的讨论，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即无处分权的占有人大都不会进行无权处分。因此，在占有与本权分离日益普遍化的现代社会，这就为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提供了内在合理性和逻辑前提：在交易中，占有人（包括所有人与非所有人）对占有物的处分通常代表有权处分。

【注释】

［1］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73页。笔者对此持不同观点，认为经实质审查而进行的登记具有公信力，与占有具同一功能，因此已登记的不动产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参见拙文：《不动产善意取得研究》，www.law-/lw/lw_view.asp?wz=www.law-/lw/&no=1218

［2］少说学者认为善意取得渊源于罗马法上的善意占有人制度。参见王利民：《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页

［3］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

［4］［日］我妻荣：《民法讲义2物权法》，第42页转引自肖厚国：《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载梁慧星：《民商法论从》，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年版，第48页

［5］详细内容请参见肖厚国：《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第48-52页

［6］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页

［7］肖厚国：《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第57页

［8］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488页

［9］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10］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第489页

［11］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第490页

［12］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第939页

［13］转引自肖厚国：《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第54页

［14］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中国物权制度的理论重构》，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15］孙宪忠：《德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16］［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1页

［17］［日］椹悌次：《即时取得》，肖厚国：《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第56页

［18］孟勤国：《占有概念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占有制度》，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19］［日］安永正昭：《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考察》，转引自肖厚国：《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第58页

［20］王泽鉴：《民法物权•用以物权•占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165页

［21］孟勤国：《占有概念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占有制度》

［22］王泽鉴：《民法物权•用以物权•占有》，第165页

［23］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中国物权制度的理论重构》，第165页

［24］［日］好美清光：《注释民法7物权2》，第121页，转引自肖厚国：《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第58页

［25］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2页

［26］王泽鉴：《民法物权•用以物权•占有》，第265页

［27］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页

［28］如此作法似有矫枉过正之嫌，笔者认为受让人对标的物的现实占有只要是从出让人处直接取得的，包括简易交付中的上述场合，皆可适用善意取得。

［29］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转引自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中国物权制度的理论重构》，第51页

［30］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中国物权制度的理论重构》，第56页

［31］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中国物权制度的理论重构》，第56页

［32］［英］休谟：《人性论》（上），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页

［33］［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上的人》，载方流芳：《法大评论》第1卷第1辑，第485页

［34］［日］星野英一；《私法上的人——以民法财产法为中心》，载梁慧星：《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

［35］［日］星野英一；《私法上的人——以民法财产法为中心》，第351、352页

［36］［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上的人》，载方流芳：《法大评论》第1卷第1辑，第485、486、487页

［37］［英］罗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转引自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1页

［38］［美］西蒙：《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79-81页，转引自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第20页。但是现在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引入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并未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不是有限理性。杨小凯：《有限理性》，载法律思想网。但是国内外经济学家的研究更加说明了人的有限理性。

［39］［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上的人》，第488、486页

［40］转引自周雪光：《制度是如何思维的？》，载《读书》，2001年第4期

［41］［美］哈耶克著：《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65、66页

动产范文篇5

1.不动产测绘与倾斜摄影测量

倾斜摄影测量的工作原理为将相机搭载在飞行器上从多个角度拍摄地面物体，获取清晰的影像数据。其使用的相机较为常见的有摇摆相机，其搭载两镜头；扫摆相机以及比较普通的五镜头相机。和测绘工作中传统使用的垂直摄影方式比较而言，搭载倾斜相机的测量能够帮助测绘人员获取更丰富的建筑结构信息，将航摄盲区大大减少。倾斜摄影测量需要进行三维建模，其建模流程主要有两部分，分别为外业和内业。其建模流程如图1所示。

2.不动产测绘中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应用的优势

2.1数据采集方便

在不动产测绘工作中，倾斜摄影测量能够将飞行器与倾斜相机结合起来，做好POS系统协调工作，使其更准确地获取被测量建筑物的具体信息，其利用飞行器构建基本模型，使用POS系统对其飞行方向信息进行确认，再利用倾斜相机记录并传递相关数据信息，进而构建出具体的三维模型，行业曲线可替代度影响力可实现度行业关联度真实度更方便其进行数据采集，采集到的数据更加准确，能够将测绘误差大大降低。

2.2测绘效率更高

传统航拍的方式对航拍角度以及地点的要求较高，当其拍摄角度与地点选取不当时很容易出现较大误差，而该技术的倾斜相机能够从多个角度进行拍摄，减少了拍摄盲区，其传感器以及成像系统构件的三维模型具有更加直观的结果展示，使测绘的效率大大提高。2.3操作成本更低此类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受到的限制相较于传统技术而言较少，其搭载的半自动甚至全自动系统减少了测绘人员的操作成本，将测绘人员的工作量减少，在获取更高成像效果的前提下降低了测绘工作的难度。

3.不动产测绘中倾斜摄影测量技术的具体应用

3.1测区踏勘

在应用倾斜摄影进行测量工作时首先需要做好测航工作，对天气条件多加关注，由于天气对该技术的应用效果影响较大，因此在具体应用该技术时应当避免在恶劣气象下进行测量，大风、降雨以及雾霾等天气都会影响倾斜相机的飞机难度以及成像质量，严重时甚至会损坏相关设备，因此在应用该技术时应当时刻关注天气情况。其次，提前进行飞行空域申报。倾斜摄影测量时需要依靠无人机进行工作，因此根据相关规定，在进行飞行测量之前应当主动进行申报，并进行备案，避免由于违反相关规定导致无人机被击落扣押，影响测量进度，为后续测量工作带来困扰。最后，需要落实试飞试照，正式测绘之前应当使用设备进行试飞确保设备运行正常、拍摄条件稳定。

3.2布设像控点

倾斜摄影测量也需要进行布设像控点的工作，应用该技术时需要对飞行计划图进行明确，根据实际测量区域做好事前设置。通常来说，像控点应当在平高点布设，且要保证布设均匀。布设顺序从测量周边开始，逐渐向区域中心靠近，布设过程中应当对成图范围进行控制。处于区域的点应当有效包围目标，必须要在图廓线外设置自由图的点。

3.3规划航线获取数据

在实际应用倾斜摄影测量时还需要对航线进行合理规划，通常为了确保在最大范围之内获取数据，减少数据盲区，缩小成像阴影，获得更高的成像精度，在规划航线时设置航向与旁向85%的重叠度，将相机的地面分辨率控制在1.5cm，下视控制在35mm，侧视控制在50mm，天气良好的情况下，应当选取上午十点之后，下午两点之前的时间进行测量，为确保数据的全面性，做好应急准备，需要进行三架次航飞。由于测量区域的边缘测量精度不高，还需要在航线规划时以缓冲的方式扩大范围线。

3.4测量解算空中三角

应用该技术时可以利用相机与影像的相对关系对空中三角进行测量解算。测量空中三角的任务可以被Mirauge3D软件自动分割，分割数量为36块，再结合集群技术对其实施集群处理，最终获得36块成果，再使用融合算法对36块空三进行融合平差，获取加密点成果。

3.5转刺像控点调整平差

倾斜摄影测量中使用的Mirauge3D软件需要保证像控点的名称不同，当其重名时难以将坐标引入，此时需要对像控点进行重命名，再引入坐标，设置平高点进行转刺。最先需要被转刺的像控点为中心点以及测量区域的四角点，转刺结束后进行平差，获取其他点位位置，对其进行转刺。

3.6生产实景三维模型

确保空三成果的精度合格之后才能生产三维模型，生产模型的集群电脑需要有16G的最低配置，为了确保模型成功输出，应当以最低配置设置瓦片，使用规则平面对瓦片进行划分，瓦片的大小应当控制在100m，其所需的内存为8.1G。为提高建模效率，可以以OSGB的格式进行模型生产，确认模型成功输出之后，再将机器分辨率调整为0.05m，输出影像成果。

3.7测绘编辑地籍图

测绘人员可以直接用OSGB格式的模型加载测绘影像编辑地籍图。对于部分变形严重的测绘模型而言，如果出现部分区域被严重遮挡的情况，应当使用外业采集的方式对内业采集进行补充，利用倾斜摄影实施外业采集时应当在真正射影像上套合成形的地籍图，将其以合适的比例尺输出作为底图使用，方便外业补测，在进行补测时需要充分结合地图明确补测区域，补测完成后合并内业测量与外业测量的数据，获得全面完善的地籍图。

4.不动产测绘中加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应用的方法

4.1制定应用方案

任何一项有利于精进测绘成果技术的应用都应该制定翔实可靠的应用方案，应用方案就是倾斜摄影技术应用到不动产测绘工作中的作战书，其需要从测绘的实地情况、测绘技术现状出发，积极寻找能够有效地精进测绘成果，更好更快地获得测绘数据的办法，开拓出如何在不动产测绘工作中推进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应用的新思路，来达到优化不动产测绘的目的，使测绘成果更加准确。只有制定好应用方案，且保证方案的合理性，倾斜摄影测量技术才能够获得更好的应用。在制定具体的应用方案时，应当选择合适的天气进行测绘工作，倾斜摄影测量需要在光线较为充足，具有较高能见度的天气环境下应用，应用方案中应当体现最适合进行倾斜摄影测量的时间段，还需要根据测量的实际环境对飞行的高度进行设置以获得最佳曝光参数确保摄影效果。方案中还应当对摄影成果的影像加以要求，控制其清晰度，确保各个地物都能够被清楚地辨认，轮廓可以被清晰地绘制出来，在相邻的影像中，相同地物拥有一致的色调，摄影区呈现的像片色调均匀。为了及时对应用方案进行调整，需要对摄影站点中的数据进行妥善处理，将数据及时传输至数据处理中心以分析数据质量，及时根据数据质量对应用方案进行针对性调整，进行航线补飞工作。

4.2加强组织建设

目前不动产测绘工作需要拥有一支稳定的专业的不动产测绘队伍。这支队伍首先需要拥有过硬的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对倾斜摄影测量具有全面地了解，明确该技术的适用条件，对其应用注意要点了如指掌，确保应用该技术的测量操作符合流程，其次还需要拥有强烈的责任心，测绘工作对数据较为敏感，任何微小的误差都有可能影响测绘工作的成果，在应用倾斜摄影测量时，测绘人员应当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严格规范地进行每一个操作步骤，认真对待每一个数据，最后还需要做好队伍的组织工作，倾斜摄影测量结束之后还需要根据数据质量对测量结果进行评估，质量不佳时需要及时进行补飞补测，因此测绘队伍应当做好组织工作，安排好每一位测绘人员的工作以优化测绘流程，确保倾斜摄影测量拥有更高的工作效率。

4.3做好成果控制

不动产测绘工作中成果控制对倾斜摄影测量的应用质量具有一定影响，成果控制越严格，倾斜摄影测量的应用要求越高。为了使倾斜摄影测量拥有更好的应用效果，需要在不动产测绘工作中加强成果控制。控制测绘成果需要落实测绘工作的全面自检与互查，并在多次自检互查之后重新进行检查，本次检查由专业人员负责，这种检查方式的应用，可以保障测绘质量。在测绘的整个阶段，都需要对这类检查加以利用，每一个测绘工作者，均要养成这类好习惯，并在此基础上，自主完成对问题的解决。为了使自检互检工作被贯彻落实，需要让测绘人员在完成各项测绘工作后，还需要对自检互查表进行填写，如表1所示。在检查期间，除避免一些问题后，专业检查人员需要以更高标准，重新核验测绘工作，为后续检查工作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检查工作中，二级检查属于重点工作，需要在一级检查结果与标准相符后，方能进行测绘报告的组织。二级检查的重点工作是全面验收测绘工作，其中测绘资料应该与规范相吻合，且保证准确性。在检查合格后，方能向主管单位上报，由其进行审核。收集资料、内外业检查是二级检查的主要内容。在严格检查测绘结果的基础上，还要对倾斜摄影测量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同时，还要对测量工作质量予以强调。

5.结语

动产范文篇6

本文主要论述了不动产登记的问题。通过现实案例提出问题，引出相关的规定和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并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是怎样规定不动产登记的效力，在制定物权法时应对不动产登记的效力给予明确，并视不同情况对登记效力给予区分。然后是我国不动产登记效力的现行规定，不动产登记制度主要规定在《城市房地产管理办法》、《土地管理办法》及相关法规中，关于不动产登记的效力的规定是较为模糊的，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导致不同的法律效果；不动产抵押登记制度的重要意义：不动产抵押登记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向不动产登记机关进行登记。通过以上内容论述了不动产登记的效力，重点论述了不动产登记意义、审查以及现实中的问题和思考。最后借鉴外国的立法例子并进行分析，提出对我国不动产登记效力的立法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不动产、登记、效力

一、问题的提出

某基层人民法院受理了这样一起离婚案件。李某男与张某女经人介绍于1999年1月25日结婚，婚后由于双方性格不和，经常发生争吵。张某遂于2000年7月27日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对其现在居住的房产分割上发生纠纷，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该房产原属李某单位所有，在1999年5月按国家政策进行了房改，向单位缴纳了房改购房款25000元，但由于涉及房改户较多，手续繁杂等原因，至离婚诉讼时仍未办理完产权过户手续，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

原告方张某认为，虽然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但该房屋的买卖符合国家房改政策，已经经国有资产管理局、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等政府机构批准，并交纳了房改购房款，各种手续齐全合法，仅只等产权产籍管理部门审查后即可取得产权证，应认定该房产为夫妻共有财产进行分割。

被告方李某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房屋买卖须经登记后，领取产权证，买卖合同生效，产权方发生转移。现在双方居住房屋尚未完成登记，产权仍未发生转移，仍应属单位所有，对于没有产权的房屋双方自然也就无从谈分割。在诉讼期间，被告又以生活困难为由，撤回了房改申请，并收回了已经交付的购房款。

这个案件中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房屋产权登记的效力，由于房屋产权产籍登记和不动产登记是属种关系，不动产登记包括房地产权属登记。也就是不动产登记的效力问题。具体说是如何理解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是怎样规定不动产登记的效力，这是理清本案的关键。原被告双方同被告单位达成的房屋买卖合同，在未进行产权产籍转移登记前，是否生效，如果生效，则讼争的房屋自然应该属于共同财产，应该分割。如果不生效，那就不能分割，不能直接受到物权法保护，只能求得债法上的保护，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可以认为这类合同属于成立未生效的合同，但合同成立和生效的问题历来就有不同的学说，有的认为是不可分的，有的认为是可分的，司法操作亦存在困难和不清楚的地方。笔者认为此类问题应在不动产登记制度中给予规定，但我国尚未制定物权法，不动产登记制度属于物权法范畴，在现行法律中，对不动产登记效力的规定又不尽完备，因此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混乱，使此类案件的判决不尽相同。在制定物权法时，应改变这种状况，对不动产登记的效力给予明确，并视不同情况对登记效力给予区分。

二、我国不动产登记效力的现行规定

不动产登记制度属于物权法范畴，我国物权法尚在制定当中，现行民法中尚未采用物权这一概念，仅在《民法通则》等法律中规定了一些“财产所有权”之类的物权性权利。不动产登记制度主要规定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规中。《房地产管理法》第60条第三款规定，房地产权转让或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更换或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如果将这一规定中的“应该”理解为房地产转让、变更的必要条件，那么从法理上讲，我国的房地产登记就是采取的登记要件主义，即不动产权属的变动不仅要求当事人双方合意，而且要求必须登记，合意行为和登记行为共同决定转让、变更行为是否有效，非经登记不仅不能对抗第三人，而且在当事人之间也不生效力，但是，以上理解在《房地产管理法》中体现的并不充分。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12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登记手续。此条规定将原土地管理法中的“依法改变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必须办理土地权属登记手续”中的“必须”改变成了“应当”。其立法本意反映了对于不动产权属变更这种民事行为，权利行使一般应有当事人自己来决定，不宜过多使用行政手段干预的基本思想。换言之，并不主张完全的登记要件主义。而更多的反映了登记对抗主义的主张即登记只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申请登记的权利只有在登记后，权利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但在相对人之间即使未经登记，只要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合同适法，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就当然产生效力，对当事人有约束力。

可以说我国目前在法的层次上，关于不动产登记的效力的规定是较为模糊的，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导致不同的法律效果。比如上文所举的案例，如果按登记要件主义理解法律，那么房产权属的转移尚未完成登记，所有权的变动就没有生效，房屋所有权仍然属于被告单位，因此，此时发生的离婚诉讼就不能对房产进行分割；如果按登记对抗主义理解法律，那么虽然尚未完成房产权属变更登记，但被告单位已同原被告达成房屋买卖协议，且已经过相关部门审查、审批，合同适法，那么该合同对双方是有效的，该房产已为原被告占有、使用并成为其共同财产，应该进行依法分割。

虽然在法的层面上对登记效力的规定不够明确，但是在部门规章中却明显的主张成立要件主义的立法主张。在原国家土地局1995年颁布，1996年2月1日实施的《土地登记规则》第69条规定：“土地使用者、所有者凡不按规定如期申请初始土地登记的，按照非法占地的处理办法论处；对凡不按规定如期申请变更土地登记的，除按违法占地处理外，视情节轻重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注销土地登记，注销土地证书。”

三、不动产抵押登记的意义和审查

我国对不动产实行登记生效要件主义，换言之，对于不动产的交易、抵押等，只有双方当事人依法办理登记手续，那么交易或者抵押方为有效。国家设立不动产抵押登记制度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有利于保护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当抵押人不能履行约定义务，抵押权人依照规定可以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通过不动产登记机关对抵押事实进行登记可以对抵押人任意处分抵押物的权利进行限制。其次，有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不动产登记作为一种公示手段，主要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经过登记可以向社会宣告不动产已经交易或者抵押的事实，从而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其三，有利于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因此，“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规定了对抵押权的取得、设定、丧失或者变更须予以登记的法定程序，这一制度对于维护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的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强化抵押担保的社会功能，避免纠纷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因此，我国目前相关法律对于不动产抵押都采取了登记生效要件主义。也就是说，对于不动产抵押，如果向法定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抵押生效；如果没有办理登记手续，抵押不生效。不动产抵押登记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向不动产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因此，预售商品房抵押也应实行抵押登记生效要件主义，也就是说，只有预售商品房抵押人和抵押权人依法办理登记手续，那么预售商品房抵押才具有法律效力。

不动产抵押登记机关对于不动产抵押登记的审查是采用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这也是长期以来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所谓形式审查，就是登记机关仅仅对于需要提供的申请人身份证件、权属证书等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要求进行审查，不对这些登记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所谓实质审查就是登记机关不仅需要对申请人是否提供具有法定形式要求的材料进行审查，还要对这些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从我国目前登记机关审查的实际情况来看，经常出现登记机关“往往对申请人提供的身份证件，提供的权属证书在形式上的真实性都不予审查，不与登记薄原有的记载进行对比，就予以登记，造成许多错误登记，甚至为当事人的欺骗提供了方便。”显然，登记机关的这种审查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我国有关不动产抵押登记立法的宗旨，根本发挥不了保护抵押权人和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但是，如果对不动产抵押登记采取实质审查似乎也不现实，因为这样做必然会耗费登记机关巨大的精力，并且使当事人无法如期地完成登记，造成时间上的拖延，登记成本提高，这对于当事人而言也是一种负担。同时，也会因为登记时间过长，使社会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影响交易安全。因此，对于不动产抵押登记审查标准的确定事实上涉及公正与效率的问题。如果单纯强调审查的效率，很容易牺牲公正；如果单纯强调审查的公正，又很牺牲效率。针对这种情况，有学者提出在建立统一的登记机关、统一的登记程序及配备高素质的登记官员后，使用形式审查制度，要求等级机关仅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形式意义的审查，只要手续齐全，就给予登记，但是，如果登记机关发生登记错误，就应该赔偿责任。当然，如果登记机关登记错误，是由于当事人提供虚假的证明材料来骗取登记的，就应该追究当事人的相应法律责任。

四、外国立法例的分析与借鉴

从历史上看，18世纪法国的抵押权登记制度是现代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直接原因、渊源。自19世纪欧陆各国民法法典化以来，不动产登记制度得到了广泛采用和发展，主要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立法主义，即成立要件主义、对抗要件主义和折中主义。成立要件主义主要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采用，该主义认为，仅有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而无法定的登记公示，则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不生公信力，亦不生物权变动之法律效果，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成立要件。对抗要件主义主要为法国等国家所采用，即当事人之间只要形成物权变动的合意，即生物权变动之法律效果，只是未经登记不具有社会公信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折中主义在兼采两种主张的同时，往往有所偏重。

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规定，按照合同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此规定原则上以交付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主要针对的是动产物权，在立法上属于以成立要件主义为原则，以对抗要件主义为例外。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没有明确规定。

与对抗要件主义相适应的登记对抗制度，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但在保障交易安全方面存在缺陷，因为在一方当事人取得物权后，未经登记公示，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物权时就会出现重复物权的现象，先物权行为有效，第三人行为也有效，这就产生了矛盾。与成立要件主义相适应的登记要件制度，克服了上述弊端，强调不动产变动不经登记不能生效，有利于保障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秩序，但如果将之绝对化，则不利于商品流转，影响效率，增大交易成本。在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公权力对私权力的过分干预。同时，在交易过程中，也容易发生相对人恶意终止合同的情况，法律无法干预，有违公正原则。其实在国外作为成立要件主义代表的德国对于未经登记的合宜也规定有例外。德国民法典规定：尚未登记的合意，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经过公证证明或者该意思表示已经提交给不动产登记局或者权利人已经将获得登记许可的证明交付给相对人时，同样具有约束力。这样可以防止其中一方当事人在未完成登记期间，任意撕毁合同，使另一方当事人无辜受害而得不到法律保护。此外，外国法中有“当事人有恶意阻止合同生效之行为的，发生与其行为意愿相反的效果”的法谚，这亦能起到对合同效力的保护作用，值得我国立法借鉴。

五、我国不动产登记效力的立法思考

从各国法例分析看，对于不动产登记的效力规定不尽相同，所采主义亦不相同，但是应该说各自均依本国的经济情况和社会背景而订立了符合自己国家的法律。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明确产权关系，维护不动产产权所有人的利益，保障交易安全，建立有序规范的市场秩序是我国立法所要考虑的基点，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由于转轨时期制度的不完善，法制的不健全，产权关系的不清晰，在我国不动产交易秩序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要规制这种混乱，应加强对不动产登记的管理，在立法上应采登记要件主义。但是同时我们也应针对不同情况，对登记效力进行不同的规定，兼采登记对抗主义之合理部分，这同样也是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和效率的需要。

在立法上，应在物权法中统一规定不动产登记的效力的基本原则，并相应制定不动产登记法，详细规定不动产登记的机关、权限、责任、内容等，完善不动产登记制度。要改变部门立法和法律的冲突和矛盾，对于不动产登记效力要区分不同情况，规定不同的效力。比如对于依法经相关部门审批通过的房改房买卖合同，在送交产权产籍部门时就应该认定其合同已经生效，因为其具体内容是否合法，房改是否符合国家政策，已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房改管理部门的审查、审批，当事人双方也以达成合意，产权登记应只是一种形式审查，而非实质性审查，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另外，我国的审查制度往往涉及多个部门，手续繁杂，应在登记过程中明确在哪个环节、哪个时点为生效时间，使法律更严密，更具可操作性。

对于因继承、法院判决、法律直接规定、国家征用、自筹资金等形式取得的不动产物权亦应采取登记对抗主义进行规定或规定不经登记禁止其处分权利，但并不以登记为权利取得、移转、变更的生效要件。这样既可保护交易安全，亦可提高市场效率，限制行政权力的过分膨胀。

参考文献：

[1]《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98号2001年8月15日

[2]《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99号2001年8月15日

[3]《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88号2001年6月1日

[4]程信和、刘国臻《房地产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动产范文篇7

关键词：李宁公司；运动产品；广告策划

体育用品是反映一个国家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运动产品市场前景看好。广告对产品的宣传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通过广告策划可以保证广告活动的计划性和创造性，广告工作的连续性。李宁公司的发展既得益于其明确的市场定位，也得益于有效的广告策划。

一、李宁公司简介

李宁有限公司作为中国领先的体育用品品牌企业之一，拥有自己的品牌，并且形成了研发、设计、制造、经销及零售等一条龙经营体系。公司产品包括体育用品，户外体育运动用品，还生产运动鞋、运动服及相关配件，主要以自有的“李宁”牌出售。从2003年底开始，李宁公司正式将运营策略调整，重新规划体育营销，“李宁”作为一个国内体育产品的领军品牌，经过多年的探索发展，经验不断积累，在体育产品的经营方面，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李宁公司以体育激发人们的突破渴望，成为中国体育产业的领导者，努力成为国际品牌的经营者与拥有者为使命；以创造及提供高品质的体育产品使人们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享受运动为公司远景、以诚信、专业、激情、突破、信任为公司价值观，正成功引领着中国体育用品市场的发展和壮大。

二、李宁公司运动产品广告策划分析

广告策划需要市场调查、广告定位、主题创意、媒介安排等四大支柱所支持，下面就是通过这几个方面具体对李宁广告策划案例进行分析：

1市场调查研究。大多数中国人购买体育用品并不仅仅是为了运动的需要，一双运动鞋可能的用途不仅限于散步、爬山，还可以用来打网球、羽毛球、甚至骑马、御寒也可能是购买运动鞋的最直接愿意。例如，“耐克”推出低价产品却受到市场冷落：就在于许多耐克消费者把购买行为当做身份象征，价低了消费者反而不会去买了。城市居民作为体育市场的主力军，其消费意识、消费行为、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国体育市场的发展，大多消费者多选择电视广告观看新颖有质量的产品，体育运动本身就是与健康、活力、强壮等概念联系。因此在运动产品市场中，年轻人是主要消费群。尤其是青少年体育爱好者，在普通人里拥有两双以上的比例达67.7％，在经常运动的青少年中，有52.2％的青少年拥有三双以上运动鞋，而且青少年平均每2.6年要买一双新运动鞋，可见运动鞋市场容量很大。但是，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城市存在着不同的市场问题，例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发达城市，购买能力相对高，属于高端城市；而南京、长沙、成都等属于中高端市场，购买能力处于中等；其他相对不发达城市属于低端市场，其消费水平和消费意识不是很高，应该具体考虑。并且李宁面临的市场存在地理环境差异，如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各民族的文化生活如生活习性的不同。通过上述分析，李宁公司的目标市场是青少年体育爱好者，他们的年龄在12～30岁之间，学生为主，喜爱运动，崇尚新潮，居住中等城市，家庭中等收入。

2李宁公司的市场定位及产品定位。李宁公司产品的目标市场是青少年体育爱好者，所以选择中端市场为主要目标市场，运用“通吃”战略，在以中端市场为主战场的同时，向高端和低端市场作一定的延伸。这样比较符合李宁公司现有消费群体的特征以及国家现有的消费水平，为此李宁公司生产中等价位产品，突出质量价格比优良的特点。选择在以中端市场为主战场，向高端和低端市场作一定的延伸时，要在高端市场造势，通过做出一些中高档产品来提升品牌形象的产品，如高尔夫服装产品；向低端的延伸是减少来自低端品牌的干扰，并扩大产品销售。进入低端市场，除了要塑造一个形象，吸引和培养低端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在与国内二线品牌竞争的时候，阻绝像“安踏”、“康威”这样的产品，使它不能够很容易的进入中端。“李宁”重点放在中端细分市场上，按照购买者所需要的个别产品或营销组合，将一个市场分为若干个购买群体，选择一个或几个细分的市场，作好进入准备。根据李宁公司的目标和资源，考虑到足量性、可衡量性、差异性、可接近性和行动可能性的全面有效的结合。

3李宁公司运动产品的广告定位。李宁公司致力于专业体育用品的创造，让运动改变我们的生活，唤起民族自信，昂首立足世界，因此李宁公司不仅开发生产体育用品，也一直倡导以运动为核心的生活方式，让崇尚运动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崇尚运动、诚信、激情、求胜、创新、协作”是李宁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李宁广告的定位中观念的定位就基于这个思想让消费者产生新的生活理念和新的运动感觉。李宁的产品适合于中等发达城市的消费水平，主要对象是年轻群体，既要重产品的品质，技术的创新，要在广告中突出产品的特性与功能的进步，还要注意在广告定位中不能以高贵华丽的实体概念出现，避免遥不可及的感觉。

4李宁公司运动产品的广告宣传。运动产品的宣传要和运动紧密相连，“李宁”从1992年连续四届，成为中国奥运代表队指定运动服赞助商，同一时间，他成为体操、跳水、乒乓、射击等中国队的独家赞助商，“李宁”借助这四个奥运金牌大户的成功，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在消费者心中留下了一席之地。现在公司还赞助举办多种社会大众体育比赛，例如三对三篮球赛，并且通过广告大量的向观众传递产品信息，与消费者达到共鸣。与世界知名品牌建立策略性伙伴关系，在多个领域达成强强联合，增强企业知名度和产品信誉度。

5李宁公司典型运动产品广告介绍。“一切皆有可能”——篮球鞋广告。有这样一个广告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伴随着轻松的口哨声和R&B风格的背景音乐，一只青蛙在校园里出现了，它站在阶梯教室的课桌上拼命举手想回答问题，可是老师没有发现它，却让它旁边的长的帅气的男生回答，青蛙很郁闷。接着它站在心爱女生面前努力招手想引起她的注意，可惜还是失败了。可最后当它发现一双白色运动鞋并跳了进去，奇迹发生了，青蛙变成了勇猛的男生，篮球技术所向披靡，女孩为他欢呼，最后屏幕出现了熟悉的画面，李宁的标志以及那句熟悉的广告语“一切皆有可能”!这个广告一经播出，尤其是大学校园里传出一片叫好声，使年轻人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三、李宁公司运动产品广告策划的效果浅析

1经济效果的分析。1990年，李宁有限公司在广东三水起步。创立之初即与中国奥委会携手合作，通过体育用品事业推动中国体育发展，并不遗余力赞助各种赛事。1995年，李宁公司成为中国体育用品行业的领跑者。2004年，李宁公司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销售额创下历史新高，向着国际一流品牌的目标冲刺……2002年销售额超过10亿，到2005年全国就已经有3085家“李宁”店铺，全国零售点数目达到2516家，年底将会再增加1000家。铺货率极高，设专柜，品种齐全，销售较国外品牌形势好，物美价廉款优，大众工薪消费多，学生多，男女兼有，北方销售较好，集体购买多。成功的广告策划给“李宁”带来了沟通产销、扩大流通、加速资金周转、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等众多利益。也让消费者更加忠诚于我们这一民族品牌。提高了产品的知名度，拓开了市场，扩大了销售或服务，提高了经济效益等“李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业绩也节节攀升，2002年突破10亿元人民币大关，远远超过包括“耐克”和“阿迪达斯”在内的众多竞争对手。

2社会效果的分析。李宁运动产品广告通过画面诠释“一切皆有可能”的真正含义，拉进与受众的心理距离，使受众产生共鸣。增强产品的国内外知名度和消费者的忠诚度。“李宁”赞助举办的大学生三对三篮球赛这一赛制将“一切皆有可能”演绎得淋漓尽致，而这种实实在在的活动比起单纯赞助赛事更有效。不但加强了品牌的亲和力和认知度，而且增加了品牌与社会大众面对面的沟通机会，能切实打动他们的心扉。并且赞助国内外多种体育比赛，场内的广告牌，运动员的服装，比赛器具等等，让中国人民看到一个自己的品牌在世界的地位，让我们更有信心，更为“李宁”而骄傲，增强了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当然，与国际一线品牌相比，中国的体育产业仍然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以“李宁”为代表的一些中国体育品牌，已经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迈上了新的台阶，对于它们来说，国际化不仅是发展远景，更是发展的现实需要，我们有理由为中国体育品牌的国际化赛程加油。

动产范文篇8

论文摘要：用债权物权化解动产承租人所享有的权利，不仅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且还造成了用益物权体系的残缺。我国《物权法》规定了动产用益物权，这使物权法上的概念更准确、逻辑更严谨，也有利于提高动产的利用效率。在我国，经公示的租赁权实质就是动产用益物权。应当赋予动产用益物权人自由处分的权利，完善动产用益物权的公示制度和善意取得制度。

我国《物权法》第117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虽然该条明确规定可以在动产上设立用益物权，但我国《物权法》并没有对动产用益物权作进一步的规定。这就给司法实务带来了许多问题。动产用益物权的内涵是什么?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是否具有处分性？能否适用善意取得？笔者拟对上述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动产用益物权的确立

动产用益物权是对动产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租赁权是指承租人以租赁合同取得的，对租赁物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动产用益物权是不是就是动产租赁权？这要从历史的视角进行分析。

在罗马法中,租赁权被定性为一种债权。承租人仅享有对人诉权,不享有对物诉权。[1]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如果出租人将租赁物所有权转让给第三人,依据“物权优先于债权”、“买卖破除租赁”规则,第三人可以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要求承租人交付标的物。承租人所遭受的损失，只能向出租人请求赔偿。到古罗马后期,戴克里先皇帝颁布一道敕令,规定凡是租赁物买卖契约中附有维持租赁契约效力条款的,买受人即有遵守租约的义务。“买卖破除租赁”的原则由此受到限制。[2]然而,承租人得以向买受人主张租赁权,并非因为租赁权本身具备了对世性,而是因为出租人将其义务移转给买受人承担,租赁权本身依然是一项债权。

近代大陆法系各国大都沿袭罗马法观念,将租赁权界定为债权,由债法予以规范。但另一方面,承租人的权益开始得到立法者的更多关注,租赁权的效力一直呈强化的趋势。颁布于1804年的拿破仑民法典第1743条规定:“出租人如出卖租赁物,买受人不得辞退经公证作成或有确定日期的租赁契约的土地承租人、佃农或房屋的承租人。”“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自此得以确立,不动产租赁权具备了对第三人的对抗力。该条规定在欧陆民法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租赁权性质的争议,某些学者认为租赁权是一种物权,至少是具备一定物权性因素的权利。[3]十九世纪晚期以来大陆法系各国制定的民法典以及民事特别法普遍赋予租赁权一定的物权效力。依《德国民法典》第571条、577条及580条的规定,出租人的土地或房屋在交付于承租人后,由出租人让与第三人或为第三人设定其他权利的,受让人代替出租人取得在其所有期间因租赁关系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瑞士债务法》第259条第2项、第260条以及第281条也赋予不动产租赁权对抗租赁物受让人的效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定只针对不动产，把动产租赁权视为债权是合理的。

我国的立法强化这一趋势，把“买卖不破租赁”规则适用的范围扩大到动产。1981年我国《经济合同法》第23条规定：“如果出租方将财产所有权转移给第三方时，租赁合同对财产新的所有方继续有效。”1999年我国《合同法》第229、230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根据这两条规定，动产租赁权人可以对抗买受人，而且还享有优先购买权。我国《物权法》第190条规定：“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该条使动产租赁权人能够对抗后设立的抵押权，进一步强化物权的地位。我国《物权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动产租赁权具有对世性、支配性、排他性和优先性，完全符合物权的内涵。动产租赁权是以占有、使用和收益为目的的，完全可以纳入用益物权体系。动产用益物权作为物权的一种，需要采取占有或登记作为公示方法。通过公示来保障动产用益物权人的权利不为他人所侵害，并保障交易的安全。因此，根据我国现行法，公示的动产租赁权实质上就是动产用益物权。

二、动产用益物权的价值

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是否承认动产用益物权存在较大的争议。大多数学者认为，用益物权的客体仅仅限于不动产。笔者认为，我国《物权法》允许动产设立用益物权是科学的。因为动产用益物权具有以下两方面的价值：

（一）形式的价值

大陆法系的法律思维方式是以概念为中心的，法律制度是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概念来表达的。概念法学是民法法典化的基本方法，强调法律体系的逻辑自足性，对于法律解释注重形式逻辑的操作，强调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德国民法典》的制定是概念法学最辉煌的成果。我国的民事立法也应当以概念法学为指导。我国《物权法》第6、23、25、26和27条共五次使用“动产物权”的表述。而我国《物权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物权，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为了保证法律逻辑体系的通畅，动产物权应当解释为包括动产所有权、动产用益物权和动产担保物权。这样动产用益物权与不动产用益物权共同组成我国的用益物权体系。更何况，我国《物权法》第117条已经明确规定可以在动产上设立用益物权。因此，立法上认可动产用益物权能够使物权法上的概念更准确、逻辑更严谨。

有学者指责概念法学是教条主义，固守法律现象守恒的神话，应当突破概念法学的束缚，走向自由法学。[4]笔者认为，传统法学是一个概念体系，打破这个概念体系，需要特别谨慎。为了达到特定的立法目的，可以通过法律的例外规定来建立概念之间新的逻辑关系。承认动产用益物权，是立法上把物分为不动产和动产，把物权分为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逻辑推演结果。否认动产用益物权，就得进行充分的论证。否认用益物权客体包括动产的观点认为，动产价值较低，获得较易，将其利用价值与所有权分离以归属于他人支配之方式，实不具社会意义，因此民法上无动产用益物权存在。[5]动产价值较低并不是一个真命题，因为许多财产如飞机、船舶、精端的仪器和大型的设备，其价值并不亚于不动产。何况，价值的高低是相对的，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评判，立法不能厚此薄彼。还有学者认为动产以占有为公示方法，很难表现为复杂的用益物权体系。即使须利用他人动产，也可以采用借用、租赁等短期方式。如果确有必要长期利用，也可以直接购买，而不必信赖用益物权体系制度。[6]动产以占有为公示方法，并不影响非所有权人对动产的利用，而且一些动产已经采纳了占有与登记并存的公示方法。利用他人动产时间的长短并不能决定权利的性质，长期租赁动产的现象并不少见。“如果需要可以直接购买动产”的观点，更是没有看到当代社会企业资金普遍缺乏和融资租赁交易大量涌现的现实。这些否认动产用益物权的理由并不充分，在此情况下，认可动产用益物权是最佳的立法选择。

（二）实质的价值

现代物权法理论正经历着“从所有为中心向以利用为中心”的转变，这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源利用的高效化发展的结果，也是物权社会化趋势的体现。如何调整物的所有人与使用人之间的关系，保障使用人利用他人之物经营的权利，增强资源利用的效率，已成为物权立法的重点。用益物权负荷着物权法所要实现的一项最基本的规范功能或价值目标，即效益。资源和财产的利用越来越突破所有者意志的制约，成为财产利用人的独立活动。[7]用益物权法律制度使得用益物权人不必取得物的所有权，可以通过对他人所有之物的占有、使用而获得收益，同时为社会提供财富。而所有权人将其所有的物交由他人使用收益，由此不必自己使用也能获得物的收益。所有权人和用益物权人都取得了相应的利益，物的使用价值得到了更为有效、充分的发挥，社会的整体利益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动产用益物权就是适应社会财富动产化，强调动产利用效率而产生的。我国《物权法》把对动产的利用权塑造成物权，承认动产用益物权的地位，符合立法的发展趋势。这有利于明确动产所有人与动产用益物权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促进动产利用效率的提高。

三、动产用益物权的可处分性

动产用益物权作为独立的物权，就应当有转让或转租的权利。现代一些国家和地区赋予了承租人在一定条件下的转租权，即只要租赁契约没有禁止转让的约款，承租人就有转租权，无须事先征得出租人的同意。如《法国民法典》第1717条规定：“承租人有转租或以租赁权让与他人的权利”。《意大利民法典》第1594条也有类似规定：“除有相反的约款，承租人有将承租物让渡他人的转租权。”法律赋予承租人转租权的目的在于物尽其用，而转租权本身体现了承租人对租赁物处分的独立意思。

而我国《合同法》第224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该条表明，我国不承认承租人的转租权。立法者对此的解释是，承租人转租使得他人占有使用租赁物，致使延长了占有锁链，造成了多层次的占有关系。动产流动性极强，一旦转移至他处,原出租人无法对其了解和控制。转租增强了租赁物被毁损的程度，增加了原出租人请求返还其物的困难，违背了原权利人的意志，违反了私权神圣的理念。[8]笔者认为，此理由并不能成立。限制转租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出租人的利益，但如果正常的转租没有损害其利益，法律就没有禁止的必要。从现实需要看，资源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允许承租人转租无疑有利于促进租赁物的最优使用。法律应当对出租人和承租人平等对待，不能赋予出租人单方面的解除权。除非合同另有约定，应当允许承租人自由转租。可以通过对转租合同的内容作一定的限制，如转租合同的期限以及对租赁权的使用程度不能超过原租赁合同，保护出租人的利益。

在我国《物权法》规定动产用益物权的情况下，最好修改现行《合同法》的规定，赋予动产用益物权人的转租权。也可以根据新法优于后法的原则，对我国《物权法》第117中的动产用益物权的“收益”权能作出立法或司法解释。但是，即使维持限制转租的立法模式，也不影响其权利的性质。如德国民法上的用益权是一种用益物权，而用益权是一种不可转让、不可继承的使用他人之物的权利。四、动产用益物权的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制度作为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项交易规则，对于维护交易安全、鼓励交易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本质上是为了平衡所有权人利益和善意第三人利益。善意取得制度不仅适用于动产所有权，而且还适用于动产用益物权。如甲基于加工、修理、保管和所有权保留等把其所有动产的占有让与给乙，乙与丙订立协议，以该动产设立用益物权。如果丙善意信赖乙具有处分权，并取得该动产的占有，丙就获得该动产的用益物权。

承认动产用益物权善意取得的理由是：第一，动产用益物权的善意取得符合动产占有的公信力理论。占有一直是享有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占有具有享有动产物权的公信力，占有人在占有物上行使的权利被法律推定为合法。第三人只要善意地信赖占有人对该动产享有的处分权并加以受让，就确定他取得动产的权利。同理，无处分权人占有他人的动产，设定用益物权，第三人只要是善意的信赖，就应当取得动产用益物权。第二，动产用益物权的善意取得是促进市场交易安全、便捷的客观需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法律要求第三人签订合同时，都要查实动产用益物权设定人是否享有处分权，那不仅要增加交易成本、妨害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如果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利益而认定行为人以他人的动产设定的用益物权一律无效，必然导致大量已建立的交易关系溯及的消灭，最终将使安全、便捷的价值难以实现。动产用益物权的善意取得使潜在的动产用益物权人只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这样就减少了交易的成本，提高了交易的效率。第三，动产用益物权的善意取得是合理兼顾所有权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的必然要求。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项利益冲突的协调策略，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激烈冲突中进行艰难的取舍。该制度的适用需要一定的条件，不是绝对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同时所有权不再绝对神圣不可侵犯，“发现我物我即取回”。

从民事立法的历程看，我国也是承认动产用益物权的善意取得。我国《民法通则》虽未确认善意取得制度，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该条中的“财产”包括动产，“处分”包括设立用益物权的行为。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以司法解释的方式确认了动产用益物权的善意取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4条和第108条对动产质权和留置权善意取得作了规定。动产用益物权与动产质权和留置权都是在他人财产上设立的限制物权，该司法解释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动产用益物权。我国《物权法》第106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的规定。”该款中的“其他物权”是指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前两款规定的是不动产和动产所有权的善意取得。因此，该条款进一步明确了动产用益物权善意取得制度。

动产用益物权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可以参照我国《物权法》第106条第1款规定。如果第三人是善意取得了该动产的占有或登记，并且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就可以取得该动产的用益物权。当然我国《物权法》第107条对于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的限制，也同样适用于动产用益物权。这些限制主要是区分占有委托物和占有脱离物。对于占有脱离物，第三人一般不能善意取得动产用益物权。

五、结论

就我国而言，用益物权客体的发展趋势应当是从土地所有权到土地用益物权、从土地到建筑物、从不动产到动产、从有体物到无体物、从自然资源到公共资源、从单一物到聚合物。解读《物权法》不能固守德国的理论，也不能照搬台湾的学说。[9]动产租赁权长期不被视为物权，是由于坚持物权法定原则，不得不采取债权物权化的解说。这就造成用益物权制度的残缺，也加大了理论解释的难度。我国《物权法》转变观念，明确承认动产用益物权，在传统民法逻辑体系里很好地解决了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国《物权法》中公示原则以及对物权的保护方法都可以适用于动产用益物权。当前最为迫切的是用动产用益物权理论去解释原有的问题，同时完善动产用益物权的公示制度，允许其流转。如我国《物权法》第23、24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这两条规定，只有在出租人把动产交付给承租人之后，承租人才享有动产用益物权，才能对抗买受人。这时就不能再用“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则进行解释，而应当运用物权的优先规则，先成立的动产用益物权优先于后成立的所有权。对于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特殊动产上的用益物权，为对抗第三人还需要进行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33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6条已经分别对民用航空器租赁权和光船租赁权的登记作出了规定。这种经登记的租赁权实质上就是动产用益物权。我国《物权法》第180、181条规定了动产抵押和动产浮动抵押。这使动产用益物权与动产抵押权的冲突成为必然，如何解决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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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动产范文篇9

一、机构人员现状情况

（一）土地登记。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具体事务由县国土资源局地籍地政股承担。地籍股现有工作人员2名，均为事业人员。

（二）房屋登记。下设立房产股为房屋不动产登记机构，目前房产股无人员编制。

（三）林权登记。我县环林局直属事业单位中无机构和编制承担与不动产登记相关工作的机构和编制。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内设机构中的林业行政管理股（挂森林防火办公室牌子）职责中有不动产登记的相关职能，无具体工作人员。

（四）草原承包登记。我县草原登记由县农业畜牧和水务局下属事业单位草原站负责，县草原工作站为财政全额拨款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机构级别为股站级，设立编制12名（原畜牧兽医局编制中调整2个编制，申请增加10个新编制），股级领导职数3名（1正2副），工勤编制1名。

（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工作由县农业畜牧和水务局下设事业机构—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承担，县农经站为股级事业单位，核定事业编制5名，其中：站长1名，副站长1名。目前实有人数1人，混岗2人。

二、业务及信息化建设情况

（一）县国土资源局土地登记。已建立了土地登记薄、册、卡、证，发证证书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所有证、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在县政务中心办证大厅设置了窗口。尚未在网上审批，未建立国有土地使用证数据库和登记系统；目前，国有土地使用证办理1900本，宅基地使用证办理15000个，完成我县24个藏传佛教寺庙，涉及的15个乡镇，占地面积1408666.628平方米进行了土地权属登记。

（二）县住房建设和保障局房屋登记。已建立了登记薄、册、卡、证，在县政务中心办证大厅设置了窗口；发证证书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房屋他项权利证明书。

（三）县林业局林地（林权）登记。林权确权面积234150亩，林地登记408宗,发放林权证137本，发证408宗，发证面积234150亩。我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建成覆盖全县行政区域的较为完备的林业主体数据库、专题数据库、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以及其他配套数据库，完成了30多人次参加的地理信息技术应用（3s技术）培训。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成功后，为积极适应林权及林产业管理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发展需要，建立了县林权证管理信息系统；加强了林业信息化硬件设施建设。建立省县三级林业门户网站、视频会议、办公自动化、资源管理信息。

（四）县农业局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建立了登记薄、册、卡、证，在县政务中心办证大厅还未设置窗口。还未建立数据库，也未在网上审批；发证证书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目前未发证，即将全面启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

（五）县畜牧兽医局草原承包登记。建立了登记薄、册、卡、证，在县政务中心办证大厅还未设置窗口。还未建立数据库，未在网上开展了审批；发证证书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承包使用证。

三、下步工作安排

（一）成立领导小组。成立由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常务副县长、分管副县长任副组长，县政府办、县编办、财政局、国土资源局、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农业畜牧和水务局、环境保护和林业局、法制办、政务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领导，负责研究决定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重大事项，严肃工作纪律，确保在推进实施过程中队伍不乱、人员不散。

（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为加强对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领导及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由常务副县长和分管副县长为召集人，县政府办、县编委、财政局、国土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农业畜牧和水务局、环保林业局、地税局、法制办、政务中心负责人为成员的县不动产登记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在县政府领导下，协调各有关部门开展相关工作；研究提出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政策建议以及有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意见和建议；研究解决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制度体系、工作融合、信息平台建设。

（三）加快推动职责整合。职责整合是开展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前提和核心，省已明确要求在6月30日前完成市（）、县两级不动产统一登记的职责整合工作。尽快梳理相关部门承担不动产登记职责情况，按照不动产统一登记的要求，理顺相关部门交叉分散、层级管理权限范围不统一的不动产登记职责，按照人随事走、编随人走的原则，划转相应的不动产登记人员、编制、设备和相关经费，统筹不动产登记相关资源，确保不动产登记机构有足够力量和资源有效开展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力争在6月30日前完成职能职责整合。

（四）编制机构组建方案。机构编制是开展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重要保障。充分考虑原有各类不动产登记工作的专业性和连续性，科学统筹调配相关资源逐步健全和完善人员队伍，拟设立县不动产登记局、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及时制定不动产登记机构编制设立方案，及时上报县编委审定，于11月30日前完成县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编制的设立，年内确保统一登记机构组建到位。

（五）做好资料移交衔接。不动产登记资料移交是确保工作平稳开展的关键。不动产登记资料是证明不动产权利归属的重要依据，是依法开展不动产登记和信息查询基础。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全面清理和整理不动产登记历史资料，制定详细的不动产登记资料移交方案，明确原来保存在有关部门的各类不动产登记图、表、卡、册等纸质资料和电子数据的移交、整理、保存的方式及时间要求等，指派专人按计划开展不动产登记资料移交工作并办理好移交手续，明确责任。

（六）开展不动产登记信息数据整合。国土资源局、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农业畜牧和水务局、环境保护和保林业局等部门要及时全面清理和整理不动产登记资料，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数据库标准和数据整合建库技术规程，对原有数据进行录入整理，根据部门信息系统现状完善不动产登记信息数据库，实现各业务主管部门和不动产登记系统互联共享。按照信息平台统一技术要求，预留接口。一旦国家不动产操作系统软件建立，及时接入信息平台。

（七）加强宣传引导工作。认真组织学习《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并做好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坚持正面宣传和正确的舆论导向，按照国家、省的统一要求，结合工作情况，充分发挥部门引导、专家解读和社会报道等各方面优势，有效利用媒体平台，有重点的做好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加强舆情动态监测分析，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进行回应，统一口径、统一发声、正面引导，避免恶意炒作。

四、有关建议

（一）落实时间进度。省厅、局已明确要求在6月30日前完成市、县两级不动产统一登记的职责整合工作，11月30日前完成机构组建。我局已代拟不动产登记工作计划及领导小组、职责整合、联席会议制度等通知文件，现报请县政府审定后于6月30日前印发执行，确保不动产统一登记职责整合工作的顺利有序开展。

（二）落实办公场所。土地、房屋、林地、草原等不动产登记档案资料多，办公用房至少需要1200平方米，现国土资源局办公用房有限，无法整合调剂使用。

动产范文篇10

【关键词】动产抵押、动产质押、留置、权利并存、善意取得

我国现行担保制度不够完善，相关规定过于疏漏，整个制度无法圆满衔接。即使是事后最高人民法院为弥补法律漏洞所作的司法解释，也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为讨论方便起见，不妨先举例说明。

例一，甲因与乙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将一块名牌手表抵押给乙，并在当地公证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后甲与丙之间发生买卖关系，甲又将该表交付给丙予以质押。而丙因急需用钱擅自将该手表转让给丁。如果甲届期对乙、丙的债均未履行，乙、丙同时向甲行使优先受偿权应如何处理?如果丙将该表转让给丁，丁能否以善意取得阻却乙行使优先受偿权?

例二，甲因与乙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将一车辆抵押给乙，并在车辆管理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后车辆在甲使用中受损，甲将该车辆交丙修理。现甲因经营亏损无法清偿乙的货款和丙的修理款。如果乙、丙均向甲行使优先受偿权应如何处理?如果丙为恶意的又应如何处理?如果丙与丁又形成债的关系，丙将留置的标的物为质押是否有效?归纳上述两例，鉴于动产之可流动性，使之既易在各种动产担保权中发生并存，又易与交易安全产生密切关系。由此决定本文欲研究的重点是，各动产担保权并存的处理及其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协调关系，且一并就我国的规定或司法解释作评析。

一、动产担保权的并存处理

涉及动产担保权并存的情形主要有四种：一是动产抵押权与留置权并存处理。依前述例二，动产抵押权与留置权能发生并存不容置疑。对此，将留置权作为担保方式的国家或地区，一般均不顾动产抵押的登记对抗效力，而例外确定留置权优于动产抵押权的原则，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310条规定：“如果任何人在正常业务中就设有担保权益的货物提供服务或原材料，且制定法或法律原则规定该人可以就此种服务或材料对占有的货物享有留置权，则此种留置权具有对抗前存完善担保权益的优先权，除非规定此种留置权的是制定法且该法明确做出其他规定。”①我国台湾地区《动产担保交易法》第25条也指出，抵押权人依本法规定实行占有抵押物时，不得对抗依法留置标的物的善意第三人。我国《民法通则》和《担保法》虽对动产抵押权与留置权并存情形未作明文规定，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则认同这一原则，规定“同一财产抵押权与留置权并存时，留置权人优先于抵押权人受偿。”②与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相比较，我们的规定过于简单，仅是强调留置权人的优先，忽略了留置权人的主观状态，忽略了法律制度的协调运作。诚然，立法基于费用性担保权益优于融资性担保权益的理念，定出留置权优先抵押权的原则有其合理性。③然而，否认担保权利的次序和登记对抗力，本身就易引发欺诈和恶意通谋等不法之举，如对留置权人的恶意行为熟视无睹，不仅违背了恶意不予保护的民法精神，而且会使拥有资金者畏缩不前而有碍动产抵押制度推行。况且，随着留置权范围逐渐扩大，④对那些不包含劳务和材料的留置，仍一视同仁地赋予优先效力，既不利于动产抵押权人，也有悖于法律的公平正义。鉴于此，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都确定了善意留置权优先原则，⑤而且我国台湾地区的《动产担保交易法》40条还规定：抵押人在抵押权存续中，不得故意使留置权发生。抵押人故意使留置权发生，致抵押权人受有损害者，应负刑事责任。此外，我国台湾不少学者认为，为兼顾当事人的利益，似宜视留置是否就特定标的物提供劳务或材料，并在增加标的物价值范围内定其优先受偿的效力。⑥实质上，《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310条的规定也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因此，我国民事立法在完善过程中，一方面应在质上对留置权优先原则加以限制，即仅保护善意留置权人的担保权益。⑦另一方面我国如欲扩大留置权的范围，⑧也应视具体情形对留置权优先原则在量上做出合理限制，即惟有对特定标的物提供劳务或材料的留置，才可在其增加标的物价值范围内具有优先受偿效力。一旦留置权人超出限定范围(无论是质上还是量上)，就仍应根据权利设定的顺序而定，即坚持时间在先，权利在先的总原则，以维护法律分配利益的逻辑同一性，保障动产抵押制度的正常运作。同时，为增强法律的威慑力和圆满实现法律规范的目的，也完全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私法与公法双管齐下的做法，即在私法直接限制恶意留置人行使优先受偿权时，再间接利用公法规定刑事责任，互相协调配合。

另须说明的是：第一，除有“先押后留”外，也能产生“先留后押”。当标的物被留置后再为抵押的，依诚信原则抵押人应负告知义务否则应承担法律责任。第二，与动产抵押不同，动产质押须以转移标的物为动产质权的生效要件，故动产质押人转移标的物之际，也是动产质权生效之时，质押人已无法继续使用标的物，原则上不再生留置。但由于质权人的原因使质押物被留置的，如质权人委托他人保管质押物未付保管费，导致保管人留置质押物，虽然质权并不消灭，但留置权人应优先。同理，当标的物被留置后，标的物所有人原则上也难以再为质押，但只要留置权没有实现，标的物所有人的地位未变，并是间接占有人，理论上还可就该标的物成立质押，只不过其位序应在留置权之后。至于留置权人对留置的标的物能否为质押或抵押，不属典型的权利并存，而是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问题，容后详述。

二是动产抵押与动产质押的并存处理。就生活逻辑而言，动产抵押权与质权存在同一标的物上是完全可能的。动产抵押与动产质押并存的常见情形有“先押后质”和“先质后押”两种。⑨对于“先押后质”，日本动产抵押制度明文禁止，⑩我国台湾地区的《动产交易保护法》第17条规定，抵押人对抵押物不得为迁移、出卖、出质、移转或其他处分，如债务人不履行契约为上述处分行为有害于抵押权行使的，抵押权人得占有抵押物。同法第38条还强调如意图不法利益而为上述情事者，应负刑事责任。就此，我国台湾学者黄静嘉先生认为“就抵押物设定质权，则须移转占有，系与动产抵押本质不合。”[11]无疑，在同一动产上“先押后质”会影响权利行使，但如像日本法那样则过于僵]硬，这不仅物的效用不能得以充分体现，而且也有悖于民法私法自治精神。而依我国台湾地区的《动产交易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实质上也不能得出否定的结论。正如台湾学者谢在全先生所言，“抵押人就动产抵押物再设定质权，此虽违反《动产交易保护法》17条1项之规定，抵押人并可能有同法第38条的刑事责任，但动产质权设定仍应有效。况在无害抵押权之行使时，依上述条文之反面解释，以非不得再设定质权。”[12]的确，抵押人在设定动产抵押权后，还是所有权人，且仍占有动产，故该动产所有人再为质押无逻辑障碍，何况“先押后质”并不必然致抵押权受损。更重要的是，一般认可动产抵押制度的，均强调动产抵押经登记才具有对抗效力，由此也说明即使后设质权有害于先设的抵押权，抵押权人也可依设定在先原则，得到优先保护。对于“先质后押”，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有关立法均无规定，但从理论上分析，质押人是所有权人的地位未变，且抵押无须转移占有，同样为使该动产的利用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应也无理由否定后设的动产抵押效力。缘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谢在全先生也认为，“抵押人于设定质权后，再将质物设定动产抵押权，依法亦无不可。”[13]对上述两种情形，我国相关立法均不明文禁止，相反在司法实践中已经认可。毫无疑问，一旦允许依当事人的意思在同一标的物有质权和抵押权同时存在，其次序和效力如何确定就不得回避。一般而言，动产抵押虽未经登记也能生效，但依未经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的原则，即使其设定在先也无法优先；反之如动产抵押已经登记且位序在先，则依时间在先权利在先的原则，其应优先也无歧义。问题是，质权成立在先，而后设的动产抵押权也完成登记，先设的质权是否仍具有优先效力。对此有两种处理模式：其一是视动产抵押是否登记而定其效力，只要动产抵押完成登记，即便是设定在后，也应具有优先于先设质权的效力，我国司法实践采此种做法。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同一财产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抵押权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14]这条规定显然未强调设定的时间因素，而仅关注是否登记。如此规定的原因，想必是基于我国登记机关均属国家机关，经其登记的行为理应更有公信力，这对于防止当事人欺诈和恶意通谋也更为有效。其二是以权利设定时间而定其效力。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认为，“登记的对抗力，仅能对后发生，不能影响成立在先，具有完全效力的质权”。[15]二者相较，笔者以为后者做法更妥当。理由是：首先就公示方式和效果而言，占有与登记均为物权法上的公示方式，要区分二者公信力强弱，本身缺乏理论依据。相反，当动产被人占有时，若仅从外观上分析，则该占有人更易被视为是权利人，且事实上占有人也更易支配该动产。更何况立法使事后产生的登记对抗力影响业已存在的权利，要求当事人去防范事先未曾预料的状况，实乃有失公允。其次从担保风险的防范来看，“先质后押”也比“先押后质”更易把握。这是因为，“先质后押”情形下，即使质押人违背诚信原则不尽告知义务，抵押权人只要稍有警惕就可发现该标的物已不是抵押人直接占有，由此又可促其进一步查明该动产上是否已有负担。如此推理也与生活常理相符，因设定担保目的在于保障主债的实现，故债权人对抵押物的价值及其权利状态必然更关注。而“先押后质”情形下，毕竟抵押人仍占有着抵押物，债权人要知道该动产上是否有负担，除抵押人告知外，只有通过登记检索才能知晓。相对而言，质权人为防范担保落空就须更为谨慎。

三是动产抵押与动产抵押的并存处理。抵押人就某动产设定抵押权后，其作为所有人继续占有该动产，在抵押人无害于先次序抵押权行使时，允许其可再设动产抵押权，既符合生活逻辑又利于发挥动产担保效用促进社会资金融通。因此，各国和有关地区立法均不作限制，我国也不例外。当同一标的物上有数个动产抵押权时，其次序如何确定呢?各国立法对此所采的基本原则是以登记次序为准：即如均有登记者，依登记先后定其受偿次序；如其中有未登记者，即使其书面订约在先，其受偿次序仍应在已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之后。[16]但因动产抵押的登记一般是产生对抗效力的要件，而非行为生效要件，故未经登记抵押仍然有效。于是，数个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并存，其次序如何排列问题就凸现出来。对此理论和立法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应按设定在先原则办理，即应依书面契约订立先后定其优先次序。[17]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312条5款规定：“……b、如果冲突的各项担保权益均未获完善，首先发生附着的具有优先权。”另一种观点认为，“为贯彻非经登记不得对抗之规定，宜认为未登记之数动产抵押权处于同一次序”。[18]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强调“同一动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实现抵押权时，各抵押权人按债权比例受偿”。[19]笔者也赞成此说。理由是：设置登记制度的目的，是在兼顾交易安全和效率前提下，公平地保护各当事人的权益。如果按设定时间定其效力，那么抵押权人为防止自己担保权益落空，就须在设定抵押时费劲心计地查寻是否存在无公示表征的抵押权。法律若如此要求，既与登记制度相背离有失公平，又会增加交易成本影响交易效率，甚至受利益的驱动和诱惑，易产生抵押人和某一抵押权人恶意通谋损害他抵押权人利益的后果而危及交易安全。另须指出的是，若后设的抵押权只要完成登记，即使其登记时明知已有未登记的抵押权设定在先，也应贯彻登记优先的原则。[20]

四是动产质押与动产质押的并存处理。于同一动产上设定数个质权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如质押人将质押于甲的物，对乙以间接占有让与再设定质权并通知甲。一方面质押人将动产质押后未丧失所有权，且仍是间接占有人的地位，另一方面质权作为担保物权的一种最终是以标的物价值为优先受偿目标。因此，为充分发挥标的物的价值，不妨在同一动产上设定数个质权。但考虑到同一物上并存数个权利，且后位权利人是间接占有人这一特殊情况，立法在规范时必须同时兼顾前位和后位质权人的利益，以保障该制度能圆满运行。对此《瑞士民法典》值得借鉴，其886条规定：“后位质权，须经前位质权人收到后位质权人的书面通知并得知在其受偿之后应将质物交付后位质权人后，始得设定”。[21]在该规定中，既明确设定在先的权利可优先，又强调了后位质权的设定条件。我国民事立法对此无明文规定，但实践中，对出质人以间接占有的财产出质方式是认可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出质人以间接占有的财产出质的，质押合同自书面通知送达占有人时视为移交。占有人收到出质通知后，仍接受出质人的指示处分出质财产的，该行为无效。”同时还明确“出质人代质权人占有质物的，质押合同不生效。”[22]依此推论，我国对此种做法并不否定。换言之，质押人出质后，只要自己不占有质物，使后位质权人间接占有质物并通知前位质权人，也可再设定质权。如果这一推论成立，那么我国立法应明确数个动产质权并存时，应以设定在先原则处理。

二、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协调

它涉及担保物权人就担保物设质或转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问题。具体可从两方面分析：

首先是善意质押的适用。当某动产上形成担保物权后，无论是抵押权人、质权人还是留置权人，其本身均非所有人(或经营权人)，这意味除征得标的物所有人同意外，他们原则上不得对该担保标的物为设质行为，否则该行为不生效力。然而，仅考虑担保物权人有无所有权，而不顾及交易安全，就决定他们在该担保物上设质无效，未免过于简单和武断。由于质权或留置权的产生无须登记，并且质权人或留置权人又直接占有该标的物，这在外观上易使第三人(债权人)产生误解和信赖。因此，尽管质权人或留置权人非所有人，但只要第三人是善意的，就有保护的必要，应认定他们之间的质押有效。而动产抵押设定后，因抵押权人不是所有权人，又未占有动产，故原则上不能就该动产再为质押，除非抵押权人为实现抵押权占有抵押物而非法不出卖，可与善意第三人形成质押关系。上述结论与质权善意取得制度相吻合。所谓质权善意取得制度，指占有他人动产者对其债权人伪称是所有人设定质权，若债权人受让该动产的占有是善意的，即使出质人无处分该质物权利，质权人仍取得其质权。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886条有此规定。[23]我国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指出：“出质人以其不具有所有权但合法占有的动产出质的，不知出质人无处分权的质权人行使质权后，因此给动产所有人造成损失的，由出质人承担赔偿责任”。[24]该规定实质上也承认了质权善意取得制度。须进一步讨论的是，质权人或留置权人就该动产抵押时能否适用善意动产抵押?对此我国台湾地区立法无明文规定，学者们有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观点。前者认为，“动产物权的变动是以占有为表征的，所以占有标的物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所有人，信赖此项表征而从事法律行为的，即使表征与实际权利不符，也应保护。在动产抵押，善意第三人所信赖的基础，系无权处分人占有标的物的事实，此为善意取得的基础，在动产抵押，法律既明文规定不以受让占有为要件，则在决定善意取得能否成立，依法理言之，即不应以受让占有为要件，如此解释适用法律，始能保护善意抵押权人之利益，维护交易安全。”[25]后者主张，“质权善意取得系以取得标的物占有为要件，而动产抵押则不取得标的物之占有；反之，动产抵押系以登记为对抗要件，而动产质权则不必登记，故无法准用善意取得质权的规定而善意取得动产抵押权。”[26]上述两种不同观点中，肯定说注重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否定说侧重于登记，即有对抗效力的动产抵押须以登记为要件。诚然，在动产抵押，多数国家强调登记非权利的生效要件，仅是效力对抗要件，[27]但毕竟涉及登记机关的审查问题，即使是形式审查也极易发现抵押物的权利瑕疵，更何况在我国向来比较注重对登记的监管。如我国《担保法》第44条“办理抵押物登记，应当向登记部门提供下列文件或证明：(一)主合同和抵押合同；(二)抵押物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书。”因此，做出“质权人或留置权人对其占有的动产再为抵押的，不得适用善意动产抵押制度”的规定，更符合现有国情。但是，动产抵押若无须登记生效，当事人又不想产生对抗效力而作登记者，即在动产抵押设定中未涉及登记的可类推适用善意动产质押制度的规定。另须强调的是，基于抵押权为从权利及其与所担保的债权具有不可分性，抵押权人不得将抵押物转抵押，或将抵押权再设定抵押而成为权利抵押权。[28]同理，动产抵押权也不可以设定权利质权。至于质权人就质物转质应是质权人的权利。

其次是动产质押或抵押与善意取得制度的衔接问题。某动产质押后，质权人将自己占有的质物无权处分给善意第三人，善意第三人可按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不容置疑。否则，将危及交易安全和秩序。但是，在“先押后质”的情形下，善意第三人能否阻却动产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如果不允许适用善意取得，如前述例一，丁(买受人)就应在买卖中，不仅要关注丙(出卖人)的占有状态，而且还需到甲(动产抵押人)的住所地检索公证登记，但这几乎不可能。因丁是信赖丙占有该动产的事实而为受让，对丙占有该动产是基于质权的情况并不了解，当然就更无法知道在此之前甲与乙间还存在动产抵押。若法律要求经抵押的动产应打上标记作为公示方式，则又会遇到有的动产难以做标记的麻烦，如手表就不像车辆那样易做记号。故要求丁去检索是否登记既费时费力影响交易的迅捷，又欠缺可操作性有害交易安全，尤其是在幅员辽阔的大国更难以查询，这势必因程序烦琐等问题而妨碍动产抵押制度。如果允许适用善意取得，则动产抵押登记意义不复存在。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动产抵押登记的目的，就是在于借助登记的对抗效力来排除动产抵押人处分行为对抵押权的损害，以保障动产抵押权人在不占有动产的前提下仍可行使优先受偿权。这样，动产抵押制度似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无法以一贯之。对此，笔者以为，消极的否认动产抵押制度，或者禁止“先押后质”并非理想的解决途径，而针对问题症结在立法上做出合理的限制可能是更积极有效的出路。方法是，一方面，应明文限定动产抵押登记在时、地、人的效力范围，即动产抵押登记应在一定时间和区域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具体地说，登记的有效期间，以约定或法定的期间为限，可续展；[29]登记的有效区域应以登记机关所管辖的区域为限，如能形成微机网络则以网络涉及面为限；登记对第三人的效力应与对时和对地的效力联系起来确定，既在登记的有效期间和区域，除不得对抗依法留置标的物的善意第三人外，均可对抗之。另一方面，应对动产抵押的设定范围加以限制，即非所有动产均可作为动产抵押的标的物。换言之，能作为动产抵押标的物的，既要有较高的价值，如在日本随着机动车价格的下降，机动车抵押基本不被采用，[30]又要抵押如转移占有会对所有人的生活和生产使用有重大影响，否则应采用其他担保措施。如此双重限制，尽管缩小了动产抵押的设定范围，但能使参加交易的第三人在较合情合理的范围内尽注意义务，令动产抵押制度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在维护动产抵押制度以满足社会需要的前提下，又保障了交易安全。立法若依此兼顾各方思路进行利益分配，将能更好地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注释：

①潘琪译：《美国统一商法典》，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

②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9条。

③留置权人优先于抵押权人受偿的主要理由见拙文《权利优先行使辨析》，《法学》(1996年第4期)，王利明教授在《抵押权若干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有详述，《法学》2000年第11期。

④根据我国台湾民法典的规定，留置权发生原因甚多，除一般留置权外(928～939条)，尚有出租人留置权(445条)，营业主留置权(612条)运送人留置权(647条)等。

⑤尽管《美国统一商法典》在第9～310条规定中未明确使用善意两字，但按该法规定解释的“正常业务”与“善意”涵义互相关联。见《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201：(9)(19)。

⑥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三民书局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267页。谢在全：《民法物权法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7页。

⑦对此我国学界有人认为，无论留置权人善意与否，均应优先受偿。但笔者以为，该学者的理由更多的是强调在先押后留的情况下，留置权人应享有优先受偿权，而没有说明恶意者为何也应享有优先受偿权，或者将恶意排斥有何不妥。相反，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注重对例外情况的限制，确保动产抵押制度不至于虚设的理由，似乎更为有力。详见王闯：《动产抵押制度研究》，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66～470页。

⑧我国担保法第84条2款规定：法律规定可以留置的其他合同，适用前款规定。这说明我国留置担保方式的法定范围也不是封闭的。

⑨在特殊情况下如抵押的动产因添附于质物上而成为添附物时，也会在同一标的物上形成动产抵押权与质押权的并存，但处理方式应与本文所论一致，故不再单列。

⑩[日]近江幸治著，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沈国明、李康民审校：《担保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20～221页。

[11]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一)，第392页，王闯：《动产抵押制度研究》，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63页。

[12]谢在全：《民法物权法》(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6页。

[13]谢在全：《民法物权法》(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6页。

[14]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9条。

[15]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三民书局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谢在全先生也认为：均应依动产抵押权与质权成立之先后，定其优先次序。谢在全：《民法物权法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6页。

[16]《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312条5款：“……a、冲突担保权益依登记或完善的时间顺序排列优先顺序……”，我国担保法第54条也体现了这一立法精神，我国台湾地区的《动产交易担保法》虽无明文规定，但动产抵押应属抵押范围，依特别法无规定适用普通法的原则，我国台湾应是持肯定说。

[17]法学研究编辑部主编：《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5页。谢在全：《民法物权法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6页。

[18]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三民书局1996年10月版，第264页。

[1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6条。该解释已改变了我国担保法第54条“未登记的，按合同生效时间的先后顺序清偿”的规定。

[20]王泽鉴先生认为，为贯彻恶意不受保护的基本原则，应对明知有未登记动产抵押权存在而为登记者予以限制，使其效力劣于成立在先的抵押权。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三民书局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笔者以为，这不属恶意抢先登记行为，而恰是当事人保护自己权益的合法行为。

[21]殷生根译，艾棠校：《瑞士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22]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7、88条。

[23]谢在全：《民法物权法》(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0页。

[24]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三民书局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我国台湾司法实务研究结果采此说。

[2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4条。

[26]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一)，第394～395页，王闯：《动产抵押制度研究》，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卷Z)，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70页。

[27]我国担保法规定，以船舶、航空器、车辆、企业机器设备等动产为抵押的，抵押合同自抵押物登记之日生效(第41、42条)。但王泽鉴认为：动产登记意义在于对抗第三人，而非产生公信力。理由是：在形式登记主义中登记为物权变动的对抗效力，而非成立和生效，因此善意第三人可凭借善意取得制度保护自己，规定公信力实无必要。

[28]日本允许转抵押。《日本民法典》第375条1款规定：“抵押权人，可以以其抵押权为其他债权的担保，或者为同一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让与或抛弃抵押权或其顺位。”曹为、王书江译，王书江校：《日本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