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机制范文10篇

调控机制范文篇1

股票是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一种重要资产表现形式，股市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学者对股市宏观调控的内涵、股市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股市宏观调控的工具以及股市宏观调控的效果等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在宏观调控的内涵方面，清晰界定了股市宏观调控与股市监管（沈小平，2004）；在股市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方面，基本上肯定了股市特别是我国股市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在股市宏观调控的工具方面，提出了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手段，绝大多数主张把政府对股市的干预转变为通过财政、货币和股市政策杠杆进行间接干预。在股市宏观调控的效果方面，主要研究集中在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效果上，对此研究的意见很不一致。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对股市的调控是有效的，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货币政策对股市的调控效果不明显。潘明霞、周莉凡（2006）的研究则表明，货币政策尽管对股市会产生影响，但相对于频繁的股市波动来说则显得微不足道，货币政策还不是解释我国股市波动的有效变量，也并非是应对股市“泡沫”和低迷的最佳工具；但当央行意图影响股市时，经验表明，选择利率工具要好于货币数量工具。货币政策对股市不具备可控性。国外的研究也表明，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影响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也不能独立地解决资产价格的破坏效应（伯南克，2006）；另外，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发挥作用的时滞较长，但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却是非常迅速的（高湘一，2002）。加之货币政策的决策时滞较短，因而是调节股市的理想政策工具；同时认为，政府的各项财政政策亦会对股市产生一定影响，其中尤以证券交易税和资本利得税对股市影响更甚。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对股市经济调控的论述相对来说要少得多。杨新松、龙革生（2006）的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双向正向关系，而利率对股票价格有明显的反向影响。但由于股票市场会影响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使用货币供应量调控股票市场时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难度增大，因而对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以与货币供应量相比，中央银行利用利率调控股票市场更有效。论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股市的影响，提出财政政策是股市的自动稳定器；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调整社会总需求与经济结构而对股价的运行产生影响(夏宇、陈达，2002)。

从以上可以看出，目前对股市进行宏观调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调控的有效性和调控的手段与工具上。尽管对宏观调控股市的效果有分歧，但在主流上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股市进行宏观调控的效果是有限的。

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有效性的最新检验

传统调控股市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特点来看，首先，实施货币政策的依据在于对基本经济面的判断而非基于对股市的判断。货币政策是全局性和整体性的政策，一旦运用，必然会对经济全局产生影响，而不仅仅只限于股票市场本身，尤其是当股票市场调控的方向与基本经济面调控的方向相背离时，货币政策调控股市的窘境则显而易见。因此，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效果最多只能算作货币政策调控基本经济面的一个副产品，而不能为了专门调控股市而对基本经济面产生不利影响。其次，货币政策往往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传导才能作用于股票市场。因此，货币政策对股市的调控是间接的，其效果取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当前大量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效果并不明显。

财政政策对股市的调控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直接调控主要是对股市交易行为进行税率的调整，不管税率如何，其结果必然提高股市交易成本，弱化股市活跃程度，同时减少股市资金的净流入量和直接从股市汲取交易资金。从这个方面来讲，这种调控方式显然是一种漏损型调控，从长期来说，不利于股市的发展。因此，这种调控方式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已经弃之不用。间接调控和货币政策一样，其效果也要取决于财政政策对股市调控的传导机制。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股市调控的传导的内在机理与环节基本一致。因此，货币政策间接调控股市的效果与财政政策间接调控股市的效果具有同一性，在此，以货币政策调控股市的效果为例来说明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有效性。

我国货币政策作用于股市的机制与西方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西方国家一般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目标的手段（即通常所说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和法定准备金率），通过两种渠道（即通常所说中介目标：利率和货币供应量）来对股市施加影响。由于我国目前利率基本上是官方利率，因而货币政策工具体现出利率水平的调节和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分而治之的特色,央行可通过如下两方面来对股市施加影响。一是调节货币供应量。主要运用通行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由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进入股市的资金总量，进而影响股市。二是利率变动，通过改变货币市场和股市上各种金融工具的机会成本，以及作为政策信号改变投资者的未来预期来影响股市。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选取市场利率(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I)和法定准备金率（QI）以及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货币政策变量，以股价指数(上证指数SZ)作为反映股市变化的变量。样本区间为1996年1月至2007年6月,数据均来自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考虑到季节因素，所有变量都经X-12季节调整，并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性。

由于影响股市的因素很多,许多宏观经济变量多少都会对股市造成影响，因此，很难脱离这些经济变量单纯地考察货币政策对股市的影响。基于这种考虑，则将股市与货币政策变量的关系放在一个经济系统中考虑，Sims(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以及脉冲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工具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可能（高铁梅，2006）。VAR由于将所有变量都看成是内生的，不对变量施以任何先验的约束，显然，用此来衡量经济变量间的动态关系是相当适用的。此外，VAR还可借由脉冲反应来解释变量如何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以及对解释变量的方差进行分解，提供在每一解释变量的方差中其他解释变量所能解释的比例。

理论上VAR中各方程式的残差必须符合白噪声过程，因此，进行VAR参数估计需选取合适的滞后期，根据AIC&SC信息量最小的准则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对VAR模型中股价指数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从结果分析来看，VAR模型估计效果是较好的，表明股价主要受到其自身惯性SZ(-1)的影响(系数为1.21)，同时短期股价指数与利率存在失衡现象，并不遵循严格的负相关(如滞后1期的利率与股价正相关)；短期货币供应量和存款准备金率对股价指数既有正的影响，也有负的影响；说明我国“股经背离”现象的存在；从参数的显著性来看，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对股价指数的影响都不显著，说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各滞后期不能解释股价指数变化，在以股价指数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中，滞后2期M1和M2对股价指数估计系数有显著性影响，但这种关系很弱。

通过脉冲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分析不同货币政策变量一个标准差信息对股价指数变化的动态影响（如图-1至图-4）。

以上4个图显示，不同货币政策指标对股价指数的影响几乎都是不显著的。相对来说，股价对货币供应量反应比对其他货币政策变量的反应要强烈些。而且股价指数对货币供应量M2的单位冲击的反应在调整后第2个季度为最大，随后影响力逐渐下降，股价指数对货币供应量M1的单位冲击的反应在调整后第1个季度为最大，过后便迅速减少，说明货币供应量对股市的影响主要是短期性的。脉冲反应过程清楚地显示，股市的货币供应量变动效应表现得比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效应明显。为了解各变量信息对股价指数的相对重要性，对股价指数进行了方差分解（见表-1）。

结果表明在影响股价指数波动的因素中，占绝对优势的因素是股票市场自身，一个年度内，贡献达90%左右。即货币政策的工具变量（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对股市的影响力度极为有限，一年内对股市波动的贡献度仅为6%左右，货币供应量对股价波动的贡献度也很低，仅为4%左右。此外,工具变量和货币供应量对股市的影响都极其短暂，而货币市场对股市的作用是持续的,表明货币市场是股市资金的一个重要、稳定的来源，且长期中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对股市影响程度弱于货币供应量，其对股市波动的解释力度约为货币供应量的三分之一。

综上所述，货币政策对股市宏观调控的效果目前仍然不理想，财政政策对股市间接调控的效果也一样。同时根据实践方面的经验可以发现，目前对股市的调控主要是间接调控而非直接调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一般要通过作用于实体经济而后才能作用于股市，才能对股市产生间接的调控作用。事实上，目前对股市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很有限。因此，宏观调控股市的思路要有新突破，宏观调控股市的方法要有新途径。简而言之，必须对股市宏观调控的机制进行创新。

三、股市宏观调控机制创新

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股市间接调控政策的调控效果不显著或不理想。因此，完善股市调控政策，创新股市调控机制，是中国股市宏观调控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务之急，完善和创新中国股市调控机制，必须建立对股市直接进行调控的机制与政策，把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对股市的调控，提高股市调控的绩效，促进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

1．建立专司股票调控的国家股票调控委员会。股市监管与股市调控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职能差别和操作差别，应该建立一个直属于国务院的股市调控委员会，以别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的权能，专司股市调控之职，以确保中国股市的平稳、健康发展。国家股市调控委员应该把握股市运行的周期性特征，建立股市稳定运行机制，并进行相应的调控操作，以熨平市场的周期波动或减小短期波动幅度。

2．建立直接调控股市供需关系的机制。建立股市直接调控政策体系，非常重要的一条是建立对股市供需进行直接调控的机制与手段，通过控制股市的供求来直接调控股市。国内有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研究。如吴晓求在1995年提出，建立股市调控基金，通过国有股的吞吐来调控股市。这是一条先有基金后有股票的方案。童士清（1999）提出用国家股调节股市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和建议都是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提出的，所以在直接调控股市上均以对国有股吞吐的调控为基调，局限于对国有股的调控上。笔者的构想是：任何上市公司都有维护股市稳定的责任和义务，而不仅仅限于国有上市公司。因此，只要是上市公司，在上市时，均应根据其发行溢价情况划拨给国家一定份额的股票，这些股票可以以相当于股票溢价发行的税收的名义划拨。因此，无偿划拨股票给国家股票调控委员会没有法律上的障碍。已经上市的公司应该补交这笔溢价税，原则上应该以股票的形式上缴。划拨给委员会的股票即为国家重要战略储备资产，是国家的股票储备，在股市过热或某只股票价格明显超过股票的内在价值时，该委员会可以卖出股票，平抑股价；当股市过冷或某只股票价格明显低于股票的内在价值时，该委员可以买进股票，稳定股市。即国家可以通过这个专门的委员会进行股票的买卖来调控股市。

3．赋予国家股票调控委员创造新的调控股市的证券衍生产品的职能。证券衍生产品在我国的股票市场出现还是一个新事物。目前，我国证券衍生产品的创设不规范和不合理。国家应赋予该委员会创造新的调控股市的证券衍生产品的职能。证券衍生产品的创设，可以由专业投资公司、证券公司提出，但必须经国家股票调控委员会批准设立，但专业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创设的衍生证券产品在一级市场上所获的收益必须同国家证券委员会分享。国家证券调控委员当然也可以直接创设证券衍生产品，通过创设证券衍生产品，一方面，可以通过对证券衍生产品的吞吐来调节各类专业投资基金与证券公司的资金余缺，利用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自身的市场化行为调节股市；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证券衍生产品的创设来筹集股市调节基金，使股市调控委员即使在股市过热且手中没有股票时，也可以通过高买低卖的方式来调节股市。这样既克服了漏损型调控造成的股市失血，又建立了一条经常性的股市调控融资渠道，真正体现取之于股用之于股。

[论文关键词]股市宏观调控机制创新

[论文摘要]文章对股市宏观调控研究作了简要回顾，运用VAR模型对货币政策调控股市的有效性进行了最新检验，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效果不显著；同时，现有的财政政策调控属于漏损型调控，不利于股市的长期发展。因此，必须创新股市宏观调控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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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

调控机制范文篇2

一、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可替代性与不可替代性

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市场调控机制,其作用基点是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经济利益的独立性、差异性;调控信号是包括工资、利率、产权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与产品价格等在内的一系列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信号;调控方式是各微观经济主体在获利目标的驱动下,根据变动着的价格信号所提供的市场供求信息,对自身经济活动作出调整,进而引起经济资源在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流动,使经济资源的宏观配置趋于均衡。简言之,市场调控机制作用的本质在于各微观经济主体活动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与相互协调所表现出的整体的合目的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调控机制,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一种内在的、自动的自我调控机制。由于价格信号所提供的供求信息往往是即时信息、短期信息,便决定了市场机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结果具有即时均衡、短期均衡的性质。

政府调控机制,其作用基点是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经济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调控信号是政府、各级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计划部门发出的各项行政指令与法律部门的各种法律条文;调控方式是各个微观经济主体出于对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认可与维护,按照政府部门的指令、指向及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对自身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整,进而引起各种经济资源在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流动,使经济资源的宏观配置趋于均衡。在政府调控机制下,政府是作为一个凌驾于一切微观经济活动之上的国民经济总体利益的代表者实施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组织、协调与控制,因而政府调控机制不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内在的自动的自我调控机制,而是一种外在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非自我调控机制。经济资源宏观配置趋于均衡,在政府调控机制下,使经济资源宏观配置趋于均衡,则必然离不开事先设定的调控目标。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政府调控是一种事先的自觉调控。由于政府调控目标是事先设定的,这一目标不过是作为调控主体的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及其长期变动趋势的预测与自觉意识的外化,故政府调控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长期调控,而非即时调控、短期调控。

市场调控机制本质上是各市场微观经济主体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关系,经济资源宏观配置均衡是这种机制运作的必然结果,因此,市场调控机制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其存在的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政府调控机制,虽然伴随着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与市场调控机制的完善,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调控作用曾一度减弱,并退居为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但不能由此得出市场调控机制可完全替代政府调控机制的结论。历史的辩证法是:伴随着商品经济更高阶段的发展,市场调控机制的缺陷、局限性正在充分地暴露出来,而政府调控机制得以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条件与手段却日趋成熟。人类的经济生活正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各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的补充,从而实现二者有机的辩证的融合。二者的相互补充性,也就是二者的非相互替代性。从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二者作用的最终结果看,二者都是实现经济资源宏观优化配置的方式、手段,故表明二者又存在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不可替代性,才决定现代经济的调控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也正是因为两种调控机制具有可替代性,才存在一个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与配置问题。因此,对市场调控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的选择,不可能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选择,而只能是二者不同组合的选择。

二、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选择与配置的标准

对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依据的标准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必然存在差异。我国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推崇政府调控机制,贬低市场调控机制,其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经济调控机制的评价与选择,依据的不是经济标准,而是政治标准或伦理标准,认为市场调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两极分化与贫富差距,有悖于广大劳动阶层的利益,故必须摒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人们逐渐认识到,对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必须符合经济的本性及其发展要求,依据政治标准或伦理标准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选择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由此人们开始从对经济发展利弊得失分析的角度去寻找选择经济调控机制的依据。这种做法显然是正确的。但由于这种利弊得失的分析尚停留在定性分析层次,未能深入到定量分析层次,故仍难为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提供科学明晰的依据。

笔者认为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科学选择与合理配置的依据,只能从经济调控活动相关的成本与收益量的对比分析中去寻找。人们要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资源宏观配置的均衡,以获得尽可能高的宏观经济效率。由经济调控活动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可视为是经济调控活动的产出或收益。进行任何经济调控活动,都要有一定的投入,这种投入是为获得经济调控收益而支付的经济调控成本。经济调控收益扣除经济调控成本后的余额,即为经济调控净收益。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科学选择与合理配置的实质,就在于找到一种经济调控机制组合,通过其运行,使所获得的经济调控净收益最大。

为了进行经济调控成本与收益分析,有必要引进市场调控成本与政府调控成本、市场调控收益与政府调控收益、等调控成本线与等调控收益线三对范畴。

市场调控成本,即采用市场调控机制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市场调控机制的本质在于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相互作用,经济资源宏观配置的均衡不过是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市场调控成本必然包括各微观经济主体间的交易成本(比如纯粹流通费用、信息费用与契约费用等)和市场调控损失(比如由信息的不完备性、短期性与调控时滞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波动性损失,由市场的过度竞争所导致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浪费等)。

政府调控成本,即采用政府调控机制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所付出的代价。政府调控活动是一种通过行政指令而实施的调控活动。就某一调控活动的全过程而言,政府调控成本包括指令的拟定与费用;指令的传递与接收费用;对指令执行的监督、协调控制与激励费用;指令执行反馈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分析费用四大部分。政府调控成本还应包括政府调控损失,比如由于政府官员的主观原因或决策信息的不完备而错误指令所造成的损失;由于指令在传递过程中的失真或不能正确地被理解所造成的损失;由于指令的强制性而对指令执行者创造性、主动性的抑制所造成的经济效率的损失等等。市场调控收益,即采用市场调控机制对实现经济调控总体目标所作的贡献。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政府调控收益,即采用政府调控机制对实现经济调控总体目标所作的贡献。

市场调控成本与政府调控成本之和为经济调控总成本。在经济调控总成本既定的前提下,市场调控成本与政府调控成本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市场调控成本、政府调控成本分别与市场调控力度、政府调控力度正相关,故市场调控成本与政府调控成本的此消彼长,便意味着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的此消彼长。假设总调控成本为E,市场调控力度为X,为维持单位市场调控力度的成本支出为a,政府调控力度为Y,为维持单位政府调控力度的成本支出为b,则Z=aX+bY。等调控成本线就是Z=aX+bY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投影,亦即经济调控总成本既定前提下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不同组合的轨迹。同一直角坐标系中可以有无数条互相平行的等调控成本线,等调控成本线越远离原点,总调控成本额越高;反之,等调控成本线越接近原点,总调控成本额越低。

市场调控收益与政府调控收益之和为经济调控总收益,即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综合运行对经济调控总目标实现所作的贡献。等调控收益线,就是在总调控收益既定的前提下,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的不同组合点的轨迹。经验事实表明,市场调控收益(或政府调控收益)与市场调控力度(或政府调控力度)呈非线性相关变动。具体说来,随着市场调控力度增强(在经济总调控力度既定的情况下意味着政府调控力度减弱),其边际市场调控收益递减(边际政府调控收益递增);反之亦然。故此,等调控收益线是一条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的曲线。这条曲线的斜率-family:"TimesNewRoman"">ΔY-family:"TimesNewRoman"">ΔXΔY表示政府调控力度增量,-family:"TimesNewRoman"">ΔX表示市场调控力度增量)是处处不相等的。它表明对应于不同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组合,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具有不同的相互替代率。随着市场调控力度(或政府调控力度)的增强,单位市场调控力度可替代的政府调控力度(或单位政府调控力度可替代的市场调控力度)越来越小(越来越大);反之亦然。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同样可以有无数条互不相交的等调控收益线。等调控收益线越远离原点,总调控收益越高;反之,等调控收益线越接近原点,总调控收益越低。

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经济分析的目的,在于确定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最佳组合。所谓最佳组合,或者是可使获得等量调控收益所支出的总调控成本最小,或者是可使支付等量调控成本所获得的总调控收益最大。根据等调控成本线与等调控收益线的关系,可找到这一最佳组合点。经济调控目标一经确定,所要获得的调控收益值及等调控收益线也就随之确定。这条等调控收益线必然与同一直角坐标系中的无数条等调控成本线中的一条相切,其切点就是使既定经济调控目标得以实现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的最佳组合点(见图3)。

在图3中,R为等调控收益线,它与等调控成本线C1、C2分别相切与相交。E2与E1点由于位于同一条等调控收益线上,故其代表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的两种组合均能实现所设定的调控目标,但E2组合所需支出的总调控成本无疑高于E1组合所需支出的总调控成本。E3与E1点由于位于同一等调控成本线上,故其代表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的两种组合所需支出的总调控成本是相等的,但E3组合所获得的调控收益却低于E1组合所获得的调控收益。唯有等调控收益线R与等调控成本线C1的切点E1所代表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组合,才是以最低的调控总成本实现预定的调控目标的最佳点。设市场的边际调控成本与边际调控收益分别为MCm与MRm,政府的边际调控成本与边际调控收益分别为MCG与MRG,维持单位市场调控力度所需支出的成本为ACm,维持单位政府调控力度所需支出的成本为ACG,总调控成本为C,则最佳组合点E1满足下列条件:ACmX+ACGY=CMRmMCm=MRGMCG线性也就是说,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最佳组合点是在总调控成本既定的前提下,增加支出一单位货币所获得市场调控收益与政府调控收益相等的点。

在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经济分析时,应该注意由于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类型经济活动因其自身的性质与所依存的环境条件的不同,对同一力度的市场调控或政府调控,往往会作出不同的反应。换言之,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类型经济活动的等调控成本线与等调控收益线是各不相同的,进而两种调控机制调控力度的最佳组合点也是各不相同的。有鉴于此,在对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作用的利弊得失进行评价与对其组合作出选择时,切忌一概而论,而必须针对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或同类型经济活动的不同发展阶段作出具体分析。

三、几点结论

1相对现代经济活动而言,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是两种既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又不可完全相互替代的经济调控机制,因此,对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选择,就不是一种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互斥选择,而只能是对二者调控力度最佳组合点的确定。

2无论是市场调控机制,还是政府调控机制,都有其利弊得失。它们既不是只获益无需支付成本代价的,也不是只有成本代价而无益处的。因而,对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应树立经济观念,严格遵循经济合理性原则,进行成本———效益分析。选择的依据只能是使达到既定的调控目标所付出的成本代价最小,或支出既定的成本代价所获得的调控收益最大”。背弃经济合理性原则是不科学,不足取的。

调控机制范文篇3

人民币汇率调控的基本特征

所谓汇率调控是指一国中央银行为实现本外币资源的优化配置，使之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通过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及法律手段而对汇率水平进行调节的过程。我国自1994年进行汇率体制改革以来，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控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调控目标下，汇率变动呈现出明显的“调整不足”。按照一般汇率理论分析，汇率虽然是货币之间的比价，但归根到底是由国家之间的综合经济实力所决定的。汇率对于实质经济变动的反应不仅是迅速和灵敏的，而且往往存在“汇率超调”的现象，即汇率变动幅度通常会大于实质经济的变动幅度。例如，1995年4月，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还保持在80日元兑1美元的高位水平，但一年多以后，日元兑美元汇率却跌至110日元对1美元的水平，跌幅达40%，显然大大超过了同期美日两国的实际经济变动幅度。反观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化趋势却正好相反，在中央银行的干预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表现出明显的“调整不足”，无论两国实质经济发生什么变化，人民币汇率都表现出一种超稳定的状态。显然，在我国央行稳定汇率的调控目标下，人民币汇率变化作为反映经济变化的“显示器”与“放大器”的功能消失了。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我国一再强调汇率体制改革后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但实际上自1996年开始，国际社会就将我国纳入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之列。

在汇率调控过程中实行强制结售汇及结售汇周转头寸和最高持汇规模的双重限制。虽然自1994年上海外汇交易中心成立以来，我国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但在这个市场上仍存在诸多的限制，强制结售汇制就是突出的表现。按照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内资企业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必须出售给政府，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也必须调回境内，出售给政府或保留，而进口用汇则需经过真实性审核批准。为使银行间的外汇资金能够流动，1996年4月建立了统一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在这一市场上，银行每天买卖外汇的差额形成外汇周转头寸，外汇管理当局对其外汇头寸实行上限管理，超过限额的外汇必须卖给中央银行或其他没有达到上限的银行，央行对银行出售的外汇也必须购买。总之，在实行强制结售汇条件下，企业不得持有超过外汇帐户限额以上的外汇，外汇指定银行不得持有超过外汇帐户周转头寸限额以上的外汇，甚至连外国直接投资也必须由中央银行通过人民币外汇占款方式全部吸纳，这样，中央银行实际上成为外汇市场的最终出售者，也是唯一的造市者，换句话说，在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承担着干预汇市和扎平市场交易的双重任务。

在强调汇率稳定的同时，中央银行放任外汇储备的不断攀高，使人民币潜在升值压力始终难以消除。我国现有的强制结售汇体制决定了国际收支的顺差会直接导致银行间外汇市场的结售汇顺差，即美元相对人民币供给增多。如果中央银行不采取一定程度的“管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直接结果就是人民币升值。而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入市干预，收购美元，卖出人民币，所以保持汇率稳定的必然后果就是外汇储备的大幅上升。我们很容易从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化趋势来验证这一点。如果说在外汇储备还很稀缺的时代，增加外汇储备也是中央银行意愿的追求目标，那么当储备已经远超过国际公认的保持三个月进口支付的安全警戒水平，继续大幅增加外汇储备规模则只是保持汇率稳定的副产品了。因此，尽管人民币汇率保持了连续多年的基本稳定，但居高不下的外汇储备也使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从而使中央银行继续稳定汇率的努力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国现行汇率调控体系不存在趋向长期均衡汇率的调节机制。长期均衡汇率是由经济的基本面决定的，主要受长期经济增长绩效、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通货膨胀率、利率等因素的影响，当然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到短期汇率的变动趋势。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对短期汇率波动幅度的严格限制，因此，一旦短期汇率偏离了长期均衡汇率，这种失衡就会持续存在。因为政府干预所造成的市场机制的扭曲，是无法依靠外汇市场的自我调节来纠正的。换言之，目前我国的外汇市场并不存在内在的纠偏机制，因此，即使短期汇率与长期汇率保持了一致，也仅仅会是一种短暂的巧合而已。

人民币汇率调控存在的问题

以固定钉美元作为汇率政策调控目标缺乏合理依据。一国宏观经济目标通常包括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两个方面。内部均衡一般是指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适度的经济增长，外部均衡则通常是指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为了实现内外均衡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政策工具，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同时，汇率通常也是实现内外均衡的一种重要政策工具，因此将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因为这不仅束缚了政府自身的手脚，使汇率自发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功能丧失殆尽，而且以稳定汇率为目标还会进一步削弱货币政策的效力，诱发乃至加剧内部经济失衡。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实际是为稳定外贸环境、促进进出口进而带动经济增长服务，这使得人民币汇率调控政策实际上主要是为实现内部经济均衡服务，而在其最能发挥作用和影响的外部均衡领域却没有“用武之地”，从而出现所谓“政策职能”错配现象。此外，人民币钉住美元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汇率稳定，因为美元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是经常发生波动的，这就必然使钉住美元的人民币的汇率也与美元汇率同步变化，这样，人民币汇率的真正稳定实际上是建立在美元稳定的前提之下的，而恰恰美元自身的稳定是我们所无法预料和操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银行试图通过钉住美元来实现人民币汇率的真正稳定也是缺乏合理依据的。

由于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过分干预和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人民币汇率信号失真。从上面关于人民币汇率调控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汇率体制还不是一种真正的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浮动汇率制，那么汇率就应该根据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变化而相应调整，外汇供不应求时，本币汇率下降（本币贬值），外汇供大于求时，本币汇率就应上升（本币升值）。但是，从我国汇率并轨以来的汇率实际走势来看，人民币汇率一直呈现一种稳中略升的超稳定状态，显然，这种超稳定状态并不是完全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稳定，与市场规律并不一致。究其原因并不难发现，在我国外汇市场持续供大于求，人民币汇率面临巨大升值压力情况下，中央银行为稳定汇率，除采取大量购买超额外汇的经济手段外，还采取了缩小汇率浮动范围的行政手段，而且长期维持不变。所以，正是在央行强有力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双重干预下，才形成目前我国人民币汇率“持续稳定”的局面。显然，央行这种对市场机制过分干预无疑严重损害了其正常功能，从而使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扭曲，由此而形成的汇率水平就不是真正的市场汇率，因此也就不能起到在外汇资源配置中应有的杠杆作用，使外汇资源分配失当，进而引致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失衡。

在稳定汇率过程中积累的高额外汇储备也带来潜在的巨大成本和风险。首先，持有高额的外汇储备意味着较高的机会成本。假设我们把4398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全部用于实物投资，投资收益率为10%，那么每年的投资收益就是439.8亿美元，然而，若将其全部购买美国国库券，收益率则不会超过3%，总收益约为132亿美元，显然，只要实物投资收益率超过美国国债利率越多，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就越大。不仅如此，由于我国的外汇储备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FDI，所以，在当前环境下，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其潜在及现实损失也会越大。其次，近年来外汇储备的高增长使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尽管央行的冲销操作能够从总量上控制货币供应量，但是结构上却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直接结果是外汇占款挤占了国内信贷从而造成社会资金的结构性偏紧。因为那些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可以通过结汇得到相应的人民币，而没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则由于央行回收对金融机构的贷款而制约了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扩张能力，从而很难获得资金。这实际上加剧了资金流向在外向型企业和非外向型企业之间、在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之间以及沿海开放地区与内地之间的不平衡。

完善人民币汇率调控机制的对策建议

汇率政策目标应从稳定汇率调整为保持外部经济的均衡。随着我国经济规模与外汇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国经济特征日益凸显，实现内外经济的均衡发展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以稳定汇率为目标的这种促进内部均衡而加剧外部失衡的汇率政策必须进行适当调整，即要充分发挥汇率政策在实现外部经济均衡中的作用，通过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将汇率调控的重点从汇率稳定转向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的目标上来。

调控机制范文篇4

论文内容摘要：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有利于地方政府开辟融资渠道，但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证券金融市场波动、产业结构失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宏观调控风险。应对风险的法律制度缺失、政府机关纵横向权力配置不当、公众参与宏观调控过程的渠道不畅是造成宏观调控风险的主要因素。为此，文章认为要制定宏观调控法、地方政府债券法以及完善配套制度；采取行政内部分权、行政内部监督机制等行政自制措施；要建立政府信用社会评价和公众参与风险评估机制，来防范风险。

我国地方政府债券面临的宏观调控风险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内需保增长，我国中央政府2009年和2010年相继决定由财政部分别地方政府债券2000亿元，列入省级预算管理。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无疑有利于地方政府开辟融资渠道，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然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在制度没有改变的条件下它将面临着潜在的宏观调控风险。具体而言，这种宏观调控风险主要表现在：

（一）通货膨胀的风险

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意味着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规模的扩大加速了资金流动，货币流动性的提升与增大货币发行量一样，都会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的发生，将进一步削弱民众生活水准，给投资和消费带来不确定性。

（二）证券金融市场波动的风险

地方政府债券将会从其它证券市场吸引资金，直接导致这些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尚未厘清，实际中政府强令银行贷款或强令银行提供担保的现象时有发生。发债之后，地方政府可能将进一步加剧这种关系。

（三）产业结构失衡的风险

在没有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时，地方政府就设法通过集资、迫使银行贷款等手段为项目融资，从而造成全国各地严重的乱上项目、重复建设的情况。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在地方政府职能没有完全转换的情况下，乱上项目、重复建设可能将会变得更严重。

（四）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风险

经济发达地区的财政信用状况相对于内陆地区要好得多，发达地区更容易获得发行资格。在都有资格发行时，更好的财政信用状况会吸引不发达地区的资金流向发达地区。而且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发行债券的限制条件，诸如发债规模、信用评级、中介服务、债务管理等方面与发达地区都存在明显差距，这很容易导致“马太效应”，进一步拉大区域发展差距。

地方政府债券宏观调控风险的成因分析

地方政府债券之所以会面临这些风险，主要是因为以下因素所导致：

（一）应对宏观调控风险的法律制度缺失

宏观调控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与此相适应，政府宏观调控是一个由调控目标、内容、手段、程序等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不仅要求有宏观上的整体性立法，而且要求有围绕调控目标而互相协调配合的具体法律制度。但是目前不仅宏观调控总体法缺失，而且具体的财政、金融、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产业政策等法律法规也不健全。比如，目前规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条件的只有财政部制订的《2009年地方政府债券预算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法律位阶低且不完善；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性规定多，而具法律约束力的立法少。此外，《地方政府债券法》尚未出台，不仅地方政府债券本身制度需要加以制定，而且它与国债、证券之间的关系也有待厘清。

（二）政府机关纵向和横向权力配置不当

从纵向来看，对地方政府债券宏观调控风险的宏观调控权到底归属于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目前理论与实务界的观点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是一个包括中央政府调控和地方政府实施调控与分享宏观调控主体的多层次的宏观调控体系。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宏观调控仅是中央政府的职能，唯有中央政府才有可能反映经济运行的总体要求，并具备制定克服总量失衡，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制度及政策的能力。而宏观调控配置不明或配置不当，则无疑会影响地方政府债券风险的调控能力，甚至影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横向来看，我国行政系统内部存在着职能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病，各部门往往同时具备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自定规则、自己执行、自我监督，政府领导往往放大手中权力，不顾财力实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三）公众参与宏观调控过程的渠道不畅

当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债券中，地方政府债券能否发行、何时发行、发行多少，由中央财政机关和省级政府部门协商确定，公众作为纳税人没有广泛参与到宏观调控决策中，更无法表达债券发行可能出现的宏观风险的机会。由于受现行政绩考评制度的影响，地方政府领导往往在任内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争取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无疑为这些工程开辟了资金筹措道路。在公众参与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结果成为政府自我决定的不正常局面。由于公众参与地方政府债券宏观风险评估制度和政府信用评价机制的缺失，公众在目前尚无有效渠道表达意见和进行有效监督。

地方政府债券宏观调控风险防范机制的构建

（一）完善宏观调控立法，提供风险防范的制度保障

一是制定《宏观调控法》和《地方政府债券法》。从理论上说，宏观调控法处于当代经济法的核心地位，但我国法制建设却不健全，需要对宏观调控的主体、行为、程序、救济等制度要素进行构建。对于地方政府债券的风险而言，最重要的是完善宏观调控主体制度。由于地方政府缺乏相应的信息条件，加上自身利益结构和导向的局限，地方政府一般而言不适合做宏观调控的主体，而应由中央政府来担任。与此同时，为了规制宏观调控权的可能侵犯性，需要建立健全纠偏制度、补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和救济制度。此外，最近若干年内要制定《地方政府债券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主体、条件、风险评估、规模、资金使用、偿还方法、法律责任等内容，将宏观调控风险评估等事项纳入法治化轨道。

二是完善应对宏观调控风险的配套制度。首先是要完善产业结构法。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应当同步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法，对一定时期产业结构政策法律化，包括产业结构的长期政策规定，对战略产业保护和扶植的规定以及对衰退产业的调整、援助规定等。应当把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作为地方政府债券的重要发行条件之一。其次是要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法。为了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防范宏观调控风险，我国应当完善与《地方政府债券法》相配套的区域经济发展的计划、财政、金融制度，实现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倾斜，并借鉴国外经验，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法律制度。三是要实施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将物价的增长控制在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要对地方政府债券与国债、证券的关系进行法治化处理，从制度上防范地债可能引发的证券金融市场紊乱风险。

（二）采取行政自制措施，设置风险防范的自我防线

所谓行政自制，是行政系统或者行政主体对自身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自我控制，包括自我预防、自我发现、自我遏止、自我纠错等一系列内设机制。我们不仅要从立法和司法对地方政府债券的宏观调控风险进行控制，而且要从行政机关自身对其发债有关风险进行内在的积极的自我控制。

一方面，要实现行政内部分权机制。行政内部分权是指政府部门为防止行政权过于集中而引发的专断，主动地将权力进行划分和分立，并通过行政权之间配置来防止违法或不当行为，更好地实现公共目标。为了避免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中的宏观调控风险，我国各级政府特别是今后地方政府真正成为地方政府债券之后，需要通过行政内部分权将地方政府债券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部门、评估部门相分离，特别是要让评估部门能够相对独立地从事评估活动并得出真实的结论，防止不符合发行条件的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

另一方面，完善行政内部监督机制。作为一种自我纠错制度，行政内部监督是指“在行政机关系统内，负有行政监督职能的行政机关监督其他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使职权的一种监督制度体系”。就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而言，要完善以下三项制度：一是行政备案机制。由于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涉及面广，具有重大影响，易发宏观调控风险，因而当地方政府真正成为地债的主体之后，应该将发行债券的基本情况上报上级行政机关备案，以便上级政府能从全局考虑并及时纠正错误的发债行为。二是报告与检查机制。地方政府应提交发债的工作报告，并接受上级政府机关的检查和评议。三是行政监督联动机制。由财政部门、证券会、人民银行等多个上级机关或机构在地方政府债券监督中协调职能、相互配合，制止和纠正违反和不当行为。

（三）构建社会监督机制，为风险防范打下社会基础

一是建立政府信用社会评价机制。政府信用越高，地方政府债券及时偿还本息的概率越高，也就越能如期履行义务。而地方政府的信用到底如何，不能由该地方政府自身甚至上级政府说了算，而应该由专业的社会中介机构来评判。社会中介机构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利用专业优势搜集、整理、分析地方政府的财务及资信状况，向社会和投资者提供与债券发行有关的信息，进行严格的动态审查和监测，对发债项目的收益、债券偿还能力以及付息的意愿程度进行严格审核，从而有效防止地方政府可能出现的宏观调控风险。

二是实行公众参与风险评估机制。在风险评估过程中，不仅广大公众能提出意见，而且政府应真正将公众意见纳入到评估全过程。其主要步骤包括：一是确定所要评估的具体宏观调控风险。决定哪项风险将被评估是风险评估的第一步，公民在决定评估风险时具有平等的发言权。二是陈述宏观调控风险评估的目的。只有清楚表明具体风险评估的目的，广大公众才能评估风险。三是选择宏观调控风险评价标准。四是风险应受到公民持续地监督。系统地、连续地监督为公民提供了追踪风险并采取纠正措施的机会。五是公开评估报告。一个良好的宏观调控风险评估系统应当公开化，定期报告评估结果，而且公民、新闻媒体和其他政府监督部门有权得到报告。公众参与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将为地方政府债券宏观调控风险的防范打下广阔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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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自制与中国行政法治发展[J].法学研究，2010（1）

调控机制范文篇5

股票是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一种重要资产表现形式，股市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学者对股市宏观调控的内涵、股市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股市宏观调控的工具以及股市宏观调控的效果等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在宏观调控的内涵方面，清晰界定了股市宏观调控与股市监管（沈小平，2004）；在股市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方面，基本上肯定了股市特别是我国股市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在股市宏观调控的工具方面，提出了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手段，绝大多数主张把政府对股市的干预转变为通过财政、货币和股市政策杠杆进行间接干预。在股市宏观调控的效果方面，主要研究集中在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效果上，对此研究的意见很不一致。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对股市的调控是有效的，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货币政策对股市的调控效果不明显。潘明霞、周莉凡（2006）的研究则表明，货币政策尽管对股市会产生影响，但相对于频繁的股市波动来说则显得微不足道，货币政策还不是解释我国股市波动的有效变量，也并非是应对股市“泡沫”和低迷的最佳工具；但当央行意图影响股市时，经验表明，选择利率工具要好于货币数量工具。货币政策对股市不具备可控性。国外的研究也表明，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影响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也不能独立地解决资产价格的破坏效应（伯南克，2006）；另外，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发挥作用的时滞较长，但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却是非常迅速的（高湘一，2002）。加之货币政策的决策时滞较短，因而是调节股市的理想政策工具；同时认为，政府的各项财政政策亦会对股市产生一定影响，其中尤以证券交易税和资本利得税对股市影响更甚。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对股市经济调控的论述相对来说要少得多。杨新松、龙革生（2006）的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双向正向关系，而利率对股票价格有明显的反向影响。但由于股票市场会影响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使用货币供应量调控股票市场时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难度增大，因而对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以与货币供应量相比，中央银行利用利率调控股票市场更有效。论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股市的影响，提出财政政策是股市的自动稳定器；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调整社会总需求与经济结构而对股价的运行产生影响(夏宇、陈达，2002)。

从以上可以看出，目前对股市进行宏观调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调控的有效性和调控的手段与工具上。尽管对宏观调控股市的效果有分歧，但在主流上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股市进行宏观调控的效果是有限的。

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有效性的最新检验

传统调控股市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特点来看，首先，实施货币政策的依据在于对基本经济面的判断而非基于对股市的判断。货币政策是全局性和整体性的政策，一旦运用，必然会对经济全局产生影响，而不仅仅只限于股票市场本身，尤其是当股票市场调控的方向与基本经济面调控的方向相背离时，货币政策调控股市的窘境则显而易见。因此，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效果最多只能算作货币政策调控基本经济面的一个副产品，而不能为了专门调控股市而对基本经济面产生不利影响。其次，货币政策往往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传导才能作用于股票市场。因此，货币政策对股市的调控是间接的，其效果取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当前大量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效果并不明显。

财政政策对股市的调控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直接调控主要是对股市交易行为进行税率的调整，不管税率如何，其结果必然提高股市交易成本，弱化股市活跃程度，同时减少股市资金的净流入量和直接从股市汲取交易资金。从这个方面来讲，这种调控方式显然是一种漏损型调控，从长期来说，不利于股市的发展。因此，这种调控方式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已经弃之不用。间接调控和货币政策一样，其效果也要取决于财政政策对股市调控的传导机制。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股市调控的传导的内在机理与环节基本一致。因此，货币政策间接调控股市的效果与财政政策间接调控股市的效果具有同一性，在此，以货币政策调控股市的效果为例来说明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有效性。

我国货币政策作用于股市的机制与西方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西方国家一般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目标的手段（即通常所说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和法定准备金率），通过两种渠道（即通常所说中介目标：利率和货币供应量）来对股市施加影响。由于我国目前利率基本上是官方利率，因而货币政策工具体现出利率水平的调节和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分而治之的特色,央行可通过如下两方面来对股市施加影响。一是调节货币供应量。主要运用通行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由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进入股市的资金总量，进而影响股市。二是利率变动，通过改变货币市场和股市上各种金融工具的机会成本，以及作为政策信号改变投资者的未来预期来影响股市。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选取市场利率(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I)和法定准备金率（QI）以及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货币政策变量，以股价指数(上证指数SZ)作为反映股市变化的变量。样本区间为1996年1月至2007年6月,数据均来自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考虑到季节因素，所有变量都经X-12季节调整，并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性。

由于影响股市的因素很多,许多宏观经济变量多少都会对股市造成影响，因此，很难脱离这些经济变量单纯地考察货币政策对股市的影响。基于这种考虑，则将股市与货币政策变量的关系放在一个经济系统中考虑，Sims(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以及脉冲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工具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可能（高铁梅，2006）。VAR由于将所有变量都看成是内生的，不对变量施以任何先验的约束，显然，用此来衡量经济变量间的动态关系是相当适用的。此外，VAR还可借由脉冲反应来解释变量如何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以及对解释变量的方差进行分解，提供在每一解释变量的方差中其他解释变量所能解释的比例。

理论上VAR中各方程式的残差必须符合白噪声过程，因此，进行VAR参数估计需选取合适的滞后期，根据AIC&SC信息量最小的准则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对VAR模型中股价指数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SZ=-218.3-0.00079*M1(-1)-0.0042*M1(-2)-0.014*M2(-1)

(477.652）（0.00237）(0.00244)(0.00720)

(-0.45703)(-0.33356)(-1.72823)(-1.90698)

+0.016*M2(-2)+281.17*I(-1)-135.17*I(-2)+33.28*QI(-1)

(0.00773)(230.544)(165.034)(49.1536)

(2.12003)(1.21958)(-0.81904)(0.67703)

–43.88*QI(-2)+1.21*SZ(-1)-0.28*SZ(-2)

(50.5700)(0.17940)(0.22241)

(-0.86762)(6.75108)(-1.23961)

R2=0.795F=12.47

从结果分析来看，VAR模型估计效果是较好的，表明股价主要受到其自身惯性SZ(-1)的影响(系数为1.21)，同时短期股价指数与利率存在失衡现象，并不遵循严格的负相关(如滞后1期的利率与股价正相关)；短期货币供应量和存款准备金率对股价指数既有正的影响，也有负的影响；说明我国“股经背离”现象的存在；从参数的显著性来看，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对股价指数的影响都不显著，说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各滞后期不能解释股价指数变化，在以股价指数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中，滞后2期M1和M2对股价指数估计系数有显著性影响，但这种关系很弱。

通过脉冲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分析不同货币政策变量一个标准差信息对股价指数变化的动态影响（如图-1至图-4）。

以上4个图显示，不同货币政策指标对股价指数的影响几乎都是不显著的。相对来说，股价对货币供应量反应比对其他货币政策变量的反应要强烈些。而且股价指数对货币供应量M2的单位冲击的反应在调整后第2个季度为最大，随后影响力逐渐下降，股价指数对货币供应量M1的单位冲击的反应在调整后第1个季度为最大，过后便迅速减少，说明货币供应量对股市的影响主要是短期性的。脉冲反应过程清楚地显示，股市的货币供应量变动效应表现得比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效应明显。

为了解各变量信息对股价指数的相对重要性，对股价指数进行了方差分解（见表-1）。

结果表明在影响股价指数波动的因素中，占绝对优势的因素是股票市场自身，一个年度内，贡献达90%左右。即货币政策的工具变量（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对股市的影响力度极为有限，一年内对股市波动的贡献度仅为6%左右，货币供应量对股价波动的贡献度也很低，仅为4%左右。此外,工具变量和货币供应量对股市的影响都极其短暂，而货币市场对股市的作用是持续的,表明货币市场是股市资金的一个重要、稳定的来源，且长期中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对股市影响程度弱于货币供应量，其对股市波动的解释力度约为货币供应量的三分之一。

综上所述，货币政策对股市宏观调控的效果目前仍然不理想，财政政策对股市间接调控的效果也一样。同时根据实践方面的经验可以发现，目前对股市的调控主要是间接调控而非直接调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一般要通过作用于实体经济而后才能作用于股市，才能对股市产生间接的调控作用。事实上，目前对股市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很有限。因此，宏观调控股市的思路要有新突破，宏观调控股市的方法要有新途径。简而言之，必须对股市宏观调控的机制进行创新。

三、股市宏观调控机制创新

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股市间接调控政策的调控效果不显著或不理想。因此，完善股市调控政策，创新股市调控机制，是中国股市宏观调控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务之急，完善和创新中国股市调控机制，必须建立对股市直接进行调控的机制与政策，把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对股市的调控，提高股市调控的绩效，促进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

1．建立专司股票调控的国家股票调控委员会。股市监管与股市调控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职能差别和操作差别，应该建立一个直属于国务院的股市调控委员会，以别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的权能，专司股市调控之职，以确保中国股市的平稳、健康发展。国家股市调控委员应该把握股市运行的周期性特征，建立股市稳定运行机制，并进行相应的调控操作，以熨平市场的周期波动或减小短期波动幅度。

2．建立直接调控股市供需关系的机制。建立股市直接调控政策体系，非常重要的一条是建立对股市供需进行直接调控的机制与手段，通过控制股市的供求来直接调控股市。国内有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研究。如吴晓求在1995年提出，建立股市调控基金，通过国有股的吞吐来调控股市。这是一条先有基金后有股票的方案。童士清（1999）提出用国家股调节股市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和建议都是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提出的，所以在直接调控股市上均以对国有股吞吐的调控为基调，局限于对国有股的调控上。笔者的构想是：任何上市公司都有维护股市稳定的责任和义务，而不仅仅限于国有上市公司。因此，只要是上市公司，在上市时，均应根据其发行溢价情况划拨给国家一定份额的股票，这些股票可以以相当于股票溢价发行的税收的名义划拨。因此，无偿划拨股票给国家股票调控委员会没有法律上的障碍。已经上市的公司应该补交这笔溢价税，原则上应该以股票的形式上缴。划拨给委员会的股票即为国家重要战略储备资产，是国家的股票储备，在股市过热或某只股票价格明显超过股票的内在价值时，该委员会可以卖出股票，平抑股价；当股市过冷或某只股票价格明显低于股票的内在价值时，该委员可以买进股票，稳定股市。即国家可以通过这个专门的委员会进行股票的买卖来调控股市。

3．赋予国家股票调控委员创造新的调控股市的证券衍生产品的职能。证券衍生产品在我国的股票市场出现还是一个新事物。目前，我国证券衍生产品的创设不规范和不合理。国家应赋予该委员会创造新的调控股市的证券衍生产品的职能。证券衍生产品的创设，可以由专业投资公司、证券公司提出，但必须经国家股票调控委员会批准设立，但专业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创设的衍生证券产品在一级市场上所获的收益必须同国家证券委员会分享。国家证券调控委员当然也可以直接创设证券衍生产品，通过创设证券衍生产品，一方面，可以通过对证券衍生产品的吞吐来调节各类专业投资基金与证券公司的资金余缺，利用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自身的市场化行为调节股市；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证券衍生产品的创设来筹集股市调节基金，使股市调控委员即使在股市过热且手中没有股票时，也可以通过高买低卖的方式来调节股市。这样既克服了漏损型调控造成的股市失血，又建立了一条经常性的股市调控融资渠道，真正体现取之于股用之于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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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童士清.关于用国家股调节股市的构想[J].金融教学与研究,1999,(1):46-48.

调控机制范文篇6

所谓汇率调控是指一国中央银行为实现本外币资源的优化配置，使之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通过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及法律手段而对汇率水平进行调节的过程。我国自1994年进行汇率体制改革以来，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控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调控目标下，汇率变动呈现出明显的“调整不足”。按照一般汇率理论分析，汇率虽然是货币之间的比价，但归根到底是由国家之间的综合经济实力所决定的。汇率对于实质经济变动的反应不仅是迅速和灵敏的，而且往往存在“汇率超调”的现象，即汇率变动幅度通常会大于实质经济的变动幅度。例如，1995年4月，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还保持在80日元兑1美元的高位水平，但一年多以后，日元兑美元汇率却跌至110日元对1美元的水平，跌幅达40%，显然大大超过了同期美日两国的实际经济变动幅度。反观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化趋势却正好相反，在中央银行的干预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表现出明显的“调整不足”，无论两国实质经济发生什么变化，人民币汇率都表现出一种超稳定的状态。显然，在我国央行稳定汇率的调控目标下，人民币汇率变化作为反映经济变化的“显示器”与“放大器”的功能消失了。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我国一再强调汇率体制改革后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但实际上自1996年开始，国际社会就将我国纳入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之列。

在汇率调控过程中实行强制结售汇及结售汇周转头寸和最高持汇规模的双重限制。虽然自1994年上海外汇交易中心成立以来，我国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但在这个市场上仍存在诸多的限制，强制结售汇制就是突出的表现。按照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内资企业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必须出售给政府，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也必须调回境内，出售给政府或保留，而进口用汇则需经过真实性审核批准。为使银行间的外汇资金能够流动，1996年4月建立了统一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在这一市场上，银行每天买卖外汇的差额形成外汇周转头寸，外汇管理当局对其外汇头寸实行上限管理，超过限额的外汇必须卖给中央银行或其他没有达到上限的银行，央行对银行出售的外汇也必须购买。总之，在实行强制结售汇条件下，企业不得持有超过外汇帐户限额以上的外汇，外汇指定银行不得持有超过外汇帐户周转头寸限额以上的外汇，甚至连外国直接投资也必须由中央银行通过人民币外汇占款方式全部吸纳，这样，中央银行实际上成为外汇市场的最终出售者，也是唯一的造市者，换句话说，在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承担着干预汇市和扎平市场交易的双重任务。

在强调汇率稳定的同时，中央银行放任外汇储备的不断攀高，使人民币潜在升值压力始终难以消除。我国现有的强制结售汇体制决定了国际收支的顺差会直接导致银行间外汇市场的结售汇顺差，即美元相对人民币供给增多。如果中央银行不采取一定程度的“管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直接结果就是人民币升值。而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入市干预，收购美元，卖出人民币，所以保持汇率稳定的必然后果就是外汇储备的大幅上升。我们很容易从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化趋势来验证这一点。如果说在外汇储备还很稀缺的时代，增加外汇储备也是中央银行意愿的追求目标，那么当储备已经远超过国际公认的保持三个月进口支付的安全警戒水平，继续大幅增加外汇储备规模则只是保持汇率稳定的副产品了。因此，尽管人民币汇率保持了连续多年的基本稳定，但居高不下的外汇储备也使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从而使中央银行继续稳定汇率的努力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国现行汇率调控体系不存在趋向长期均衡汇率的调节机制。长期均衡汇率是由经济的基本面决定的，主要受长期经济增长绩效、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通货膨胀率、利率等因素的影响，当然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到短期汇率的变动趋势。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对短期汇率波动幅度的严格限制，因此，一旦短期汇率偏离了长期均衡汇率，这种失衡就会持续存在。因为政府干预所造成的市场机制的扭曲，是无法依靠外汇市场的自我调节来纠正的。换言之，目前我国的外汇市场并不存在内在的纠偏机制，因此，即使短期汇率与长期汇率保持了一致，也仅仅会是一种短暂的巧合而已。

人民币汇率调控存在的问题

以固定钉美元作为汇率政策调控目标缺乏合理依据。一国宏观经济目标通常包括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两个方面。内部均衡一般是指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适度的经济增长，外部均衡则通常是指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为了实现内外均衡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政策工具，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同时，汇率通常也是实现内外均衡的一种重要政策工具，因此将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因为这不仅束缚了政府自身的手脚，使汇率自发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功能丧失殆尽，而且以稳定汇率为目标还会进一步削弱货币政策的效力，诱发乃至加剧内部经济失衡。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实际是为稳定外贸环境、促进进出口进而带动经济增长服务，这使得人民币汇率调控政策实际上主要是为实现内部经济均衡服务，而在其最能发挥作用和影响的外部均衡领域却没有“用武之地”，从而出现所谓“政策职能”错配现象。此外，人民币钉住美元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汇率稳定，因为美元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是经常发生波动的，这就必然使钉住美元的人民币的汇率也与美元汇率同步变化，这样，人民币汇率的真正稳定实际上是建立在美元稳定的前提之下的，而恰恰美元自身的稳定是我们所无法预料和操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银行试图通过钉住美元来实现人民币汇率的真正稳定也是缺乏合理依据的。由于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过分干预和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人民币汇率信号失真。从上面关于人民币汇率调控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汇率体制还不是一种真正的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浮动汇率制，那么汇率就应该根据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变化而相应调整，外汇供不应求时，本币汇率下降（本币贬值），外汇供大于求时，本币汇率就应上升（本币升值）。但是，从我国汇率并轨以来的汇率实际走势来看，人民币汇率一直呈现一种稳中略升的超稳定状态，显然，这种超稳定状态并不是完全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稳定，与市场规律并不一致。究其原因并不难发现，在我国外汇市场持续供大于求，人民币汇率面临巨大升值压力情况下，中央银行为稳定汇率，除采取大量购买超额外汇的经济手段外，还采取了缩小汇率浮动范围的行政手段，而且长期维持不变。所以，正是在央行强有力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双重干预下，才形成目前我国人民币汇率“持续稳定”的局面。显然，央行这种对市场机制过分干预无疑严重损害了其正常功能，从而使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扭曲，由此而形成的汇率水平就不是真正的市场汇率，因此也就不能起到在外汇资源配置中应有的杠杆作用，使外汇资源分配失当，进而引致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失衡。

在稳定汇率过程中积累的高额外汇储备也带来潜在的巨大成本和风险。首先，持有高额的外汇储备意味着较高的机会成本。假设我们把4398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全部用于实物投资，投资收益率为10%，那么每年的投资收益就是439.8亿美元，然而，若将其全部购买美国国库券，收益率则不会超过3%，总收益约为132亿美元，显然，只要实物投资收益率超过美国国债利率越多，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就越大。不仅如此，由于我国的外汇储备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FDI，所以，在当前环境下，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其潜在及现实损失也会越大。其次，近年来外汇储备的高增长使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尽管央行的冲销操作能够从总量上控制货币供应量，但是结构上却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直接结果是外汇占款挤占了国内信贷从而造成社会资金的结构性偏紧。因为那些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可以通过结汇得到相应的人民币，而没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则由于央行回收对金融机构的贷款而制约了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扩张能力，从而很难获得资金。这实际上加剧了资金流向在外向型企业和非外向型企业之间、在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之间以及沿海开放地区与内地之间的不平衡。

完善人民币汇率调控机制的对策建议

汇率政策目标应从稳定汇率调整为保持外部经济的均衡。随着我国经济规模与外汇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国经济特征日益凸显，实现内外经济的均衡发展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以稳定汇率为目标的这种促进内部均衡而加剧外部失衡的汇率政策必须进行适当调整，即要充分发挥汇率政策在实现外部经济均衡中的作用，通过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将汇率调控的重点从汇率稳定转向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的目标上来。

大力推进汇率决定的市场化进程。推进汇率决定的市场化就是要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外汇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汇率形成中的作用，最大限度减少汇率的人为扭曲程度。具体改革措施包括：完善市场组织体系，扩大交易主体范围。取消强制性结售汇制，为各市场主体真正参与外汇市场交易扫清障碍。完善中央银行市场干预机制，改变其唯一“做市者”身份，尽量减少其对人民币汇率的直接行政控制，允许汇率在更大范围内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由浮动。

改革结售汇和外汇周转余额比例管理制度，分散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过分集中的风险。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允许所有企业开立现汇帐户保留外汇，帐户内外汇可用于进口支付、临时结汇、进入外汇市场或进行外汇远期买卖等规避汇率风险的操作。国家可根据不同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适当的结售汇比例。这一比例也可以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进行调节，还可以对不同的行业确定不同的比例。外汇银行根据国家公布的结汇比例对国内企业的每一笔贸易及非贸易外汇收入结汇。取消强制性结售汇制而代之以按比例售汇制后，既可以降低中、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也有利于进一步调动中外资企业创汇积极性，同时把储存外汇资产风险分散到广大居民和企业手中，而不是由中央银行集中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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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机制范文篇7

论文摘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公务员之家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公务员之家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张曙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公务员之家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二)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公务员之家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结束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宏观调控中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进而拉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如果民间投资启而不动而又长期依赖财政扩张，那么，一方面是政府复归为投资的主体，而财政政策的扩张与收缩演变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另一方面是财政扩张在长期的可持续性将成为严重的问题。

调控机制范文篇8

1内源性阿片肽的分类

内源性阿片肽是哺乳动物体中天然生成的阿片样活性物质，包括最初发现的脑啡肽，内啡肽，强啡肽家族和后来又分离出的许多新的阿片肽，如孤啡肽等。

1.1脑啡肽家族包括甲硫氨酸脑啡肽(Methionine-enkephalin,MENK)和亮氨酸脑啡肽(Leucine-enkephalin,L-ENK)，它们是由5个氨基酸构成的小肽。1975年Hughes最先从猪脑中分离出来这两种具有很强阿片活性的阿片肽(Hughes,1975)，它们是脑内含量最高的阿片肽。

1.2内啡肽家族该家族中最主要的成员是含有31个氨基酸的β内啡肽(β-endorphin,β-EP)，它是1976年李卓浩从下丘脑提取物分离提纯得到的第一个内啡肽类的阿片肽(Li,1976)。此外，该家族还包括含16肽的α-内啡肽和17肽的β-内啡肽。

1.3强啡肽家族主要包括强啡肽A(Dynorphin,Dyn-A，17肽)和强啡肽B(Dyn-B，13肽)。这类阿片肽在1979年由Goldstein发现。

1.4其它阿片肽除了以上三大家族外，人们还在南美蛙的皮肤中找到一组具有阿片样活性的肽类，其中包括蛙皮素dermorphin和deltrophin。1995年又发现一种分子量为1810的17肽，被命名为孤啡肽(orphaninFQ，OFQ)(Reinscheid,1995)。1997年Zadi-na等人发现了只含有4个氨基酸的内吗啡肽(endomorphin)-1和(endomorphin)-2(Zadina,1997)。

2阿片受体在心血管系统的分布

心血管系统中存在阿片肽及其受体（SunFY,1983;TaiKK,1991），孙凤艳等人应用放射免疫受体分析法证明在兔的肠系膜动脉和主动脉均存在有阿片受体，与心血管功能调节相关的受体主要有μ、δ、κ三种，心脏上主要存在κ阿片受体和δ受体［3］。离体灌注实验表明（CloC，1985），M-Enk及L-Enk呈剂量依赖性地降低心肌张力，且明显削弱异丙肾上腺素引起的正性肌力作用，而用纳洛酮可以阻断这种作用，提示EOP可通过受体系统直接降低心脏的工作性能。同时，LendeckelU等人对κ受体和δ受体在心耳的分布及对心脏的调控作用进行了研究［4］。总之，阿片肽及其受体在心血管系统的广泛分布成为其对心血管系统生理调控作用的基础。

3阿片肽的离子调控机制

已经有研究证实阿片肽及其受体与离子通道存在密切关系。例如Roumy在某些组织中，发现阿片受体与Ca2＋通道相偶联［5］。并有发现在豚鼠粘膜下神经丛中，激动阿片受体可影响离子通道的功能。在离体脑片上，OFQ对电压门控性Ca2＋通道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呈电压与浓度依赖关系［6］。此外吗啡能够改变神经母细胞瘤和神经胶质瘤NG180-15、SH-SY5Y等细胞内［Ca2＋］i动态平衡［7］。本文主要介绍阿片肽对心脏和血管钙离子和钾离子的影响。

3.1钙离子激动心脏的阿片受体(如激动心肌细胞的κ受体)可以耗竭细胞内储存钙，使细胞内游离钙短暂升高后降低，从而产生短暂的正性肌力作用和随之而来的心肌收缩性减弱。当窦房结发出冲动到达心肌细胞，使心肌细胞膜除极，产生动作电位，此时心肌细胞膜上的电压依赖型Ca2＋通道打开，外Ca2＋内流，同时，又由于外Ca2＋内流导致内Ca2＋释放（CICR）机制使肌浆网(SR)中的Ca2＋大量释放，产生钙瞬变。在豚鼠，U50488H可降低细胞内ICa，因此，在激动阿片受体后，可以产生负性肌力作用［8］。Ventura等在1992年采用荧光指示剂Fura-2观察了特异性κ-阿片受体激动剂Dyn和U50488H对心肌细胞内游离［Ca2＋］i的影响，发现5～200μmol/L的U50488H呈浓度依赖性的升高心肌细胞内游离钙，之后游离钙浓度降低，其作用可被100μmol/L的Mr2266所阻断，提示该作用是通过激动心肌细胞膜上的κ-阿片受体介导的。κ-阿片受体激动剂升高［Ca2＋］i，主要来自于细胞内储存Ca2＋的释放。因为κ-阿片受体激动剂升高［Ca2＋］i的作用在用ryanodine耗竭细胞内储存Ca2＋后,几乎完全被阻断，而去除细胞外Ca2＋，或用Ca2＋通道阻滞剂硝苯吡啶(nifedipine)则无任何影响（TaiKK，1992）。此外，经ryanodine或κ-阿片受体激动剂预处理后的心肌细胞，咖啡因也失去升高［Ca2＋］i的作用（Ventura,1992）。提示κ-阿片受体激动剂与ryanodine具有类似的作用，即耗竭细胞内储存Ca2＋。

在单个心室肌细胞，采用合适的电场刺激，可以引起细胞收缩和［Ca2＋］i的快速升降。电刺激引起［Ca2＋］i的升高主要来自于细胞膜除极所引起的Ca2＋内流，以及通过外Ca2＋内流导致内Ca2＋释放机制引起的储存Ca2＋的释放。U50,488H在3×10-6到3×10-5mol/L浓度范围内，浓度和时间依赖性地降低电刺激引起的［Ca2＋］i瞬变，其抑制作用可被10-6mol/L的Mr2266所阻断（ShengJZ，1995）。Ventura用10-7mol/L的ryanodine同样观察到能抑制电刺激引起的［Ca2＋］i瞬变。此结果与前面提到的κ-阿片受体激动剂可耗竭细胞内储存Ca2＋的研究一致。激动κ-阿片受体使心肌细胞内储存Ca2＋耗竭，导致电刺激所引起Ca2＋释放量的减少，从而使［Ca2＋］i瞬变的幅度明显降低。因此,刺激κ阿片受体在静息心肌细胞可引起细胞［Ca2＋］i的暂时升高和储存Ca2＋的耗竭，而在电刺激的心肌细胞则使［Ca2＋］i瞬变的幅度降低，从而导致负性变力作用。此外，有证据表明，激动阿片受体还可以抑制电压门控钙通道，抑制钙内流，导致［Ca2＋］i瞬变降低［8］。对δ受体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在缺血/再灌注损伤过程中，激动阿片受体可以对心肌细胞产生保护作用［9］。其可能的保护作用的机制有以下三点与钙离子相关：(1)钙超载是导致缺血/再灌注损伤的重要原因，有研究发现（Miyawaki,1997），在预处理过程中使细胞的［Ca2＋］i快速而短暂的升高可模拟IPC的心脏保护作用，而激动心肌细胞上的阿片受体可以使细胞的［Ca2＋］i快速而短暂的升高，因此，阿片受体可以产生心脏保护作用。(2)抑制交感神经的作用。抑制交感神经，可降低心肌细胞新陈代谢，从而减小耗氧量及代谢毒物的产生，保护心肌细胞。已有实验证实，刺激κ阿片受体可抑制心脏交感神经活动［10］。这种抑制作用有阿片肽的离子调控机制参与，当κ受体被强啡肽激活后，可抑制Ca2＋通道，减少Ca2＋内流，使［Ca2＋］i瞬变的幅度降低，从而抑制细胞活性［11］，也可通过影响神经细胞内的Ca2＋动员影响细胞活性［12］。另外，在神经系统，钙内流减少可以使神经递质的释放减少，间接抑制神经电活动。阿片受体可以影响细胞内钙浓度，而细胞内钙浓度的改变不仅产生了膜电位的变化，还影响了细胞内作“信使”Ca2＋的数量。Llinas等1977年用电压钳技术在用TTX和TEA处理过的突触前膜证明，Ca2＋内流的数量(即Ca2＋电流的大小)与突触前膜去极化的大小程度成比例。目前已经公认去极化使聚集存在于活性带处膜结构中的电压门控式Ca2＋通道开放，使一定量的细胞外Ca2＋进入突触前膜，而这些Ca2＋不仅仅是一种电荷携带者，它本身还是一种起信使作用的物质(它的作用不能被两个携带同样正电荷的其它离子所替代)。当激动阿片受体时，引起细胞内Ca2＋离子的减少，导致作为“信使”的Ca2＋离子减少，必然会使神经兴奋性减弱，从而产生交感神经抑制。(3)最近还有报道指出激动κ受体和δ受体引起迷走神经的兴奋，从而使心率减慢，而这种作用也是通过调控Ca2＋通道来实现的［13］。

3.2钾离子在神经细胞，刺激δ受体可激活钾外流。同时还有研究表明，OFQ可以激活K＋通道，增强K＋电导［14］。在心肌细胞，U50,488H也有类似的作用，使动作电位时程缩短。动作电位时程缩短将会使通过L型Ca2＋通道内流的Ca2＋减少，并导致SR对钙的回摄降低，使［Ca2＋］i瞬变幅度下降，心肌收缩力降低。Champion等认为内吗啡肽通过增加细胞膜上钾离子通透性，使钾离子大量外流或抑制钙离子内流使血管平滑肌超极化等方式，来降低血管收缩活性。在大鼠的脑干神经元中，δ阿片受体拮抗剂可抑制G蛋白偶联K＋通道的活性［15］。

以上结果证实，激动阿片受体可以通过对［K＋］的影响，改变膜电位，进而产生抑制作用。

有实验证实，激动δ受体还可以导致线粒体KATP激活，进而产生KATP在缺血预处理中介导的心肌保护作用［16］。Aitchison的研究工作进一步证明了激动δ1受体导致KATP的激活［17］。KATP通道在一般情况下处于关闭状态，在缺血预处理过程中，刺激阿片受体，使KATP通道激活，则钾离子大量外流，产生了超极化，并引起动作电位时程缩短，从而减小心肌的收缩性，这种能量节约效应，可以延迟因缺少能量而造成的细胞损伤。

阿片样物质在延迟IPC中也有同样的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同样可以被KATP的非选择性拮抗剂优降糖和线粒体KATP非选择性拮抗剂5-HD所阻断，这表明延迟IPC中激活阿片受体可产生KATP介导的心脏保护作用。

Shaker和Armstead证实了激活阿片受体可以产生由KATP介导的血管舒张作用，Armstead于1999年又发现了孤啡肽的血管舒张现象也是由KATP介导的。

4结语

综上所述，内源性阿片肽及阿片样物质可以通过影响膜离子通道和细胞内离子浓度产生对心血管系统的抑制效应。对EOP离子机制的研究有助于理解EOP在心血管系统的生理和病理学作用，并为缺血再灌注损伤等疾病的防治提供新的思路［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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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WangX,DergachevaO,GriffioenKJ,etal.ActionofkappaandDeltaopioidagonistsonpremotorcardiacvagalneuronsinthenucleusambiguus.Neuroscience,2004,129(1):235-241.

14MoranTD,AbdullaFA,SmithPA.Cellularneurophysiologicalactionsofnociceptin/orphaninFQ.Peptides,2000,21(7):969-976.

15ShirasakiT,AbeK,SoedaF,etal.delta-OpioidreceptorantagonistsinhibitGIRKchannelcurrentsinacutelydissociatedbrainstemneuronsofrat.BrainRes,2004,1006(2):190-197

16McPhersonBC,YaoZ.MorphinemimicspreconditioningviafreeradicalsignalsandmitochondrialK(ATP)channelsinmyocytes.Circulation,2001,103(2):290-295.

调控机制范文篇9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也是一种基于闭环型物质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传统经济活动采用的是“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的单程线形的物质流动模式，而循环经济采用的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reduction)、再利用(reuse)以及资源再生化(restoration)，这通常简称“3R”原则。减量化是指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资源的使用量和废弃物的排放量，实行清洁生产、文明消费，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再利用是指延长和拓宽生产技术链条，尽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目的是防止产品过早地成为废弃物、减少废弃物的排放;要求提高资源的重复使用效率，尽可能使用可以多次使用的产品。资源再生化是指废弃物的资源化，使废弃物转化为再生资源，重新生产出原产品和次生产品，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利用。

二、经济与环境的互作关系及反馈机制

统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首先要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见图1)，“+”表示正反馈，“-”表示负反馈。经济系统正反馈表现人口对经济增长的需求，从而对生态系统物质需求增加，且迅速占据物质总量;权且假定人口不增长，按照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看，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不断提高;技术进步会加快经济系统的正反馈作用。生态系统的负反馈表现在生态容量会限制人口需求增长，即经济增长会受到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约束。为此，经济与环境之间始终存在经济需求无限和生态供给有限之间的矛盾。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必须处理好如下三个关系:第一，人口需求→经济增长→资源(能源)供给→环境质量提高;第二，经济增长→技术进步→资源利用效率→生态平衡;第三，资源(能源)→价格(市场)→信息调控→生活质量→环境质量。如果把三个反馈网络构成一个整体，会发现人口、资源、环境是三位一体的核心要素。经济增长要考虑人口、资源、环境要素。

在第一个关系网络中存在的致命弱点是资源(能源)的高消费模式，不顾环境质量和人口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大起大落;在第二个关系链中，现实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多数技术体系，其资源效率低下，并且以生态失衡为代价;在第三个关系链中，资源低价、产权不明等非市场化管理，政府调控缺位或不力，既破坏环境质量，又损害消费者利益。因此，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新环境保护技术体系、建立产权明晰、行之有效的市场。这些单靠独立、单一的学科边界是无法完成的，必须整合生态、社会、经济、技术要素，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所以，建立科学的循环经济的调控机制是统筹的核心，实现有效制度安排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三、循环经济与制度创新

1、环境资源是公共产品，市场机制对它配置失灵。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只关心经济增长而不关心环境污染的原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资源有明晰的产权，环境资源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两个基本的特性，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为了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根据现代产权理论，环境资源的产权明晰至少会存在如下问题。

(1)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影响市场交易。由于环境污染具有极强的弥散性，产生的废物将通过各种环境介质弥漫扩散到许多毫不相关的地域和人群，尤其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工业化城市。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界定环境资源产权就会产生困难，严重影响产权交易。

(2)交易费用过高，使交易难以成功。交易费用包括把交易双方召集到一起的费用、取证以确定损害和赔偿的费用等等。与此同时，实际生活中很难把所有的当事人都集中到市场范围内，而总有一些人想利用环境扩散的特点来分享他人购买清洁环境的好处或逃避支付费用，即产生“免费搭车”问题。由此看来，对于环境资源的配置，市场机制是失灵的;欲通过传统产权制度解决目前的环境问题，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为了纠正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通过一些规制来完成这种交易。

2、生态环境已成为一种短缺的生产要素，应纳入生产函数来考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生态环境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已成为一种短缺的生产要素。把环境资源纳入生产函数并作为内生变量来处理是合理的。很多学者的研究认为，环境资源是可以给予一个价格的，如可以通过级差地租或影子价格反映其经济价值，不论是土地、矿产，还是森林、水体。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大规模“生产”生态环境要素，以弥补过去几十年对生态环境的巨额欠账，消除生态环境透支所产生的经济泡沫。循环经济不同于过去的污染控制，污染控制是末端治理，而循环经济是从源头开始就注重环境保护。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对生态环境进行大量投资，提高生态环境的供给能力，以弥补生态供给能力的不足。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好生态环境投资者的合理回报问题，激励人们从事环境保护投资并使生态资本增殖。

四、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选择

1、建立绿色GDP，树立科学宏观决策体系。首先，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长远利益与短期行为的关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经济发展要遵循生态环境反馈机制的原则;要以生态环境的物质输出量为基础，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扭转生态失衡;生态环境建设并不是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其最终目的还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建立绿色GDP，树立科学发展观。绿色GDP是从传统GDP中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之后的净产值。绿色GDP账户使“经济增长”与“生态成本”一目了然，不仅反映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有多大，而且反映地方政府的真实政绩是多少。这种制度安排有利于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一句话，建立绿色GDP有利于政府进行科学宏观决策。

2、建立循环经济激励机制，构建规制化的市场。庇古认为，由于外部性因素存在，会出现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即所谓市场失灵。这就必须依靠政府干预加以解决。当它们不相等时，政府可以通过征税或补贴的办法，使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使外部成本“内在化”。一方面，由政府对造成负外部性的生产者征税，限制其生产;另一方面，由政府对产生正外部性的生产者给予补贴，鼓励其扩大生产。从利润最大化原则出发，企业会自动将产量调整到价格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之点，以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目前排污收费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退耕还林补偿制度等都是征税与补贴的具体应用。通过这些制度安排来规范企业的行为，做到“准使用准补偿、谁破坏准恢复”，有奖有罚，形成良性激励机制。美国建立的以“气泡、补偿、银行、容量节余”为核心的一整套排污权交易体系，有利于实行污染控制、改善企业的市场行为，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值得我们借鉴。所谓“气泡”是把某一区域当作一个整体看待，根据环境的吸收净化能力，给予一个总量污染许可排放指标，实行总量控制，不允许突破，从而保证污染排放量在环境容量之内;“补偿”是指新进入或扩建企业在不达标的情况下也可以投产经营，条件是它们从现有的污染源购买足够的排污权;“银行、容量节余”是指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将富裕的排污权存入银行，以便在将来合适的时候使用和出售，鼓励节余。

3、建立健全循环经济的法规体系，严格法律约束。由于环境资源是公共资源，并且在近期内没有直接效益产出，需要以法律进行强制性约束。虽然我国政府于2008年8月29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并于2009年1月1日正式实施，但如何确保实施工作的有效性和严肃性，还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实施细则等法规体系，严格法律约束，以法律的手段促进循环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调控机制范文篇10

1、内部会计控制失控是建立内部会计监控机制的主要原因。由于长时间旧体制的影响下，国有商业银行虽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形成一套控制机制，但贯彻落实不够，制度制约软化，内控制度存在着若干局限性，监督管理失控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国有商业银行缺乏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国有商业银行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其经济职能，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2、会计信息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是建立内部会计监控机制的客观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计信息已成为经营管理者、投资者、社会大众改善经营管理，扩大投资，评价经济状况等方面的重要依据。会计信息的真实准确，对内影响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对外则影响有关方面的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如何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保持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准确，就必须加强会计信息的监控以达到目的。

3、构建内部会计监控机制是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客观需要。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逐渐形成重信贷指标，轻内部管理，重数量增长、轻质量增长的经营特点，导致成本费用观念淡薄，信贷资金控制力度薄弱，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高比例的不良资产对整个国家支付和清算体系正常运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就要求国有商业银行不仅在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还需建立起一整套系统有效的，适合商业银行的对内部会计控制进行再控制的监控机制。

二、内部会计监控的涵义

内部会计控制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要确保这个过程能却实有效地执行且能够适应外部不断的变化的新情况，对内部会计控制系统进行再控制必不可少。内部会计监控，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促进商业银行健全内部会计控制，评价内部会计控制业绩质量的进程,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银行体系安全稳健运行，监控主体即会计管理人员通过监控目标、监控方式、监控措施与监控对象之间相互作用（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方式，对内部会计控制整体框架及其运行情况的跟踪、监测和调节，促使会计行为规范、会计信息真实、准确。

内部会计监控实质上是内部会计控制的特殊构成要素，它相对独立于各项经济活动之外。以不影响或极小影响为前提条件，对内部会计控制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价，对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失控现象予以纠正，并将内部会计控制存在的缺陷及改进意见不断反馈给管理者。

三、内部会计监控的目标及原则

借鉴国外检验和国际惯例，结合我国当前银行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内部会计监控的目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保证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及单位经营方针、计划的贯彻落实和执行。

2、保证所有的会计行为活动均合规、合法、合理，促使经营活动协调有序、高效的运行。

3、保证自身长远发展和经营战略目标的全面实施和充分实现。

4、保证对国有资产和记录的接触，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完整，防止流失和盗窃。

5、实行会计工作的统一管理，严格执行会计制度和会计操作规程，保证所有交易和事项均以正确的金额，在恰当的会计期间及时记录于适当的帐户，以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合法与完整性。

6、防止、发现和纠正错误与舞弊，。严禁设置账外账，严禁乱用会计科目，严禁编制和报送虚假会计数据，保证帐面资产与实存资产定期核对相符。

7、维护经济秩序，促进金融以及其他经济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根据内部会计监控的目标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在监控过程中除遵循一般内部控制原则外，还应注重以下基本原则：

1、独立性原则。商业银行应当保证会计监控工作的独立性，任何人不得授意、暗示、指示、强令会计部门、会计人员干扰、影响经过授权的会计管理人员对会计工作进行的监督管理，对违法或违规的会计业务，会计管理人员有权进行惩处或者按照职权予以纠正。

2、依法监控原则。实行会计监控，必须遵循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单位的规定，严格依法办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惩。

3、强制性原则。内部会计监控是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单位的规章制度建立的，是有关人员执行会计监控事项的过程中，会计部门、会计人员必须服从监督管理的守则，体现着“法”的要求。

4、重点监控原则。由于商业银行的业务活动受金融市场千变万化的影响与干扰，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企业都有自身的经济利益，更增加了银行业务的复杂程度，因此必须善于捕捉最具有影响和干扰作用最大、最急需解决而又最能取得成效的因素，有重点地进行监控。

四、内部会计监控机制结构框架

内部会计监控机制体现了企业的管理水平与文化氛围，有效的内部会计监控机制应包括健全的监控环境和严格有效的监控制度。

(一)内部会计监控环境

内部会计监控环境是指建立、加强、削弱、影响会计政策、程序与工作效果的各个因素。从本质上来看，内部会计监控环境是一种文化和精神，是影响内部各成员、各环节制衡、接受和实施监控的自觉性和理性，反映着监控过程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主要包括监控意识、监控活动和监控信息。

(1)监控意识。是指对内部会计监控的认识，特别是高级管理层对监控的认识程度和深度及对银行风险的认识和防范，这决定了内部会计监控环境的健全和监控措施的到位

(2)监控活动。是指对内部会计控制运行质量不断进行修正、评价、控制的过程。对监控过程中发现的内部会计控制缺陷，应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重大事项应向最高管理层、中国人民银行报告。

(3)监控信息。是指对某一期间所披露的会计信息进行审查、核对，以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客观地反映各项经济活动，准确地揭示了各项经济活动所包含的经济内容。

(二)内部会计监控制度

1、内部会计工作管理制度

(1)要建立以管理会计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对财务、成本、资金的控制。当前，银行管理会计工作中应注意突出这样几个重点：

第一，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通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制度也最终会在我国的商业银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为了迎接这个时期的到来，建立健全目前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积累经验以提高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水平，显得非常重要。

第二、利率/产品定价机制的强化。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丰富，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金融产品，银行管理会计必须在加强成本分析和控制的基础上，完善对利率/产品的定价机制，使成本管理工作切实落到为提高银行经营效益服务的目标上来。

第三、严格项目投资评价，施行系统化的管理制度。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中普遍存在着盲目投资、盲目铺建营业网点、以经营为幌子随意支出、忽视投资决策的成本——效益分析的不良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银行利润流失，严重影响银行自身的盈利水平，一些不良项目甚至成为未来经营中的沉重包袱。为此，管理会计必须发挥其规划和控制的作用，建立起系统化的项目投资评估制度，从经济效益的角度严格对项目投资的可行性分析。

(2)注重对会计人员的人事管理。会计人员是单位具有会计上岗资格的具体会计工作的操作者和执行者，会计人员对工作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到会计的好坏，若不公平、公正地对会计人员进行统一管理，将导致会计人员对会计工作失职，不负责任，进而影响整个企业的经济工作。因此，任何单位都应当根据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并结合本单位特点和管理的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人事管理制度。

(3)实行内部领导监督管理责任制，提高内部会计监控的有效性。会计工作作为经营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单位负责人支持会计工作，保证会计工作的依法进行，才能使本单位的会计活动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开展活动并得到不断完善，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并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要发挥内部会计监督的有效性,银行的经营管理者，也应是落实企业内部会计监督的第一责任人，除了自身要遵法、守法外，还应积极支持和保障《会计法》赋予会计人员履行监督本企业经济活动的职权。

2、内部会计检查制度

内控会计制度最终是由人去执行的，再完善的制度，如果不能贯彻落实到工作中，则是一纸空文，如同虚设，所以商业银行应当重视对内部会计控制的监督检查工作，应建立健全内部会计检查制度。会计检查制度应主要包括会计工作检查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1)会计工作检查制度，是根据国家、金融企业制定的会计工作制度来对会计工作的过程、事后进行评价的一项检查工作。各种会计检查除检查制度规定的必查项目外,应加强对下列内容的检查：

①重要岗位人员配备、动态考察和定期轮岗情况。

②会计帐簿是否合法、规范，有无帐外帐。

③前台业务处理规范化情况。包括凭证审查传递是否严密，账务处理流程是否合规，计算机操作代码、口令保管使用是否严密等。

④授权制度执行情况。授权业务是否经过授权审批，有无越权经办业务情况。

⑤重要物品的保管、使用、交接、作废销毁及账务核算情况。

⑥印、押(压)、证分管制度执行情况。

⑦票据挂失支付与结算业务查询查复制度执行情况。

⑧现金出纳及金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⑨事后稽核工作开展情况，是否按规定设置稽核岗位，稽核工作是否及时全面，差错事故处理是否合规。

⑩对会计主管监督制度执行情况。

(2)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制度，是对银行某一期间所发生的会计数据及提供这些数据的载体进行检查、核对、纠错，以使会计信息产品为满足规定或潜在需要而必须具备的那些特征和特性要求，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准确及合法性。根据商业银行会计的特点，应重点对以下事项进行检查：

第一，进行会计核算的数据是否正确，会计核算方法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相关的制度规定。

第二，会计凭证是否合法，账账、账据、账款、账实、账证、账表是否一致。

第三、会计科目使用是否合规，账户管理是否严密，账务记载是否真实。

第四、电子数据的输入、通讯、处理、输出、储存全过程是否受控。

第五、会计报表披露的数据是否准确、真实有效。

3、内部财务控制制度

内部财务控制制度是银行控制资金收支与保管的重要形式和方法，其目的在于保证资金收支的正确、有效与合法，实现增收节支，提高资金事业使用效益，消除资金收支与保管中的弊病，保证经营战略的实施，是对内部会计控制有效的补充。由于商业银行从事的交易种类繁多、次数频繁，经营大量货币性项目，存在大量不涉及资金流动的资产负债表表外业务等特征，所以内部财务控制方式应是多元化，主要包括：

(1)实行全面预算，强化预算控制。对于明确和实施银行的发展战略，协调各机构和部门的工作，控制银行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以及考核各机构、部门和产品的盈利能力，都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在目前的体制下，预算的编制，除了工作量较大以外，并没有实质性的技术障碍，而预算控制和管理却有助于商业银行各个分支机构和部门强化对管理会计工作的认同和支持。强化预算管理，一个重要的工作是要把预算的编制和执行情况纳入业绩考核范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起到预算应有的监督和控制作用。

(2)资金集中控制。现金、现金流量是银行财务运行的关键环节，把住了现金流量的关，相当于控制了银行的命脉，因此，商业银行资金业务内部控制的重点是：对资金业务对象和产品实行统一授信，实行严格的前后台的职责分离，加强中台的风险监控和管理，防止交易员越权交易和欺诈行为，防止因违规操作和风险识别不足导致的重大损失，防止在条件不具备情况下从事高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

(3)财务网络控制。完善电算化系统，加速电子化进程，加大对计算机软、硬件的投入，通过设计财务、会计软件，辅助于网络技术，将各个分之机构的财务运行纳入网络中，从会计凭证的填写开始，全面监控整个银行机构内财务运行的整体情况。

4、内部审计稽核管理制度

实行对法人代表负责的内部审计稽核管理制度，即建立总行审计稽核委员会作为稽核系统的最高组织，直接对总行行长负责；建立总行统一领导下的分支行总稽核负责制，直接对上一级审计稽核部门负责。充实稽核人员，不断提高稽核人员素质。安排熟悉金融法规和制度规定，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综合分析能力的人员从事稽核工作，并保证对其实施继续教育和培训，使其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能长期满足稽核工作的需要。

5、会计行为风险预警制度

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电子化、网络化设施得到普及，已具备了现代化信息处理的物质基础，但忽视了会计行为风险。随着会计行为风险的日益增加，必须在网络基础上开发预警系统软件，建立风险预警制度，将预警与核算建立在一个平台上，在核算数据录入的同时，预警系统能够及时跟踪分析。跟踪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结算票据的处理是否符合内控制度、要素是否齐全合规，有无压票行为；账证、账账、账表、表表是否勾稽一致；往来类科目是否配对相符等。通过会计定出预测技术和方法，对会计核算全过程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研究分析，对带苗头性、有疑点的问题实时报警，实现有效监测。

6、风险责任会计制度

以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把各个机构和部门划分为责任中心，围绕责任中心将会计信息与经济责任、会计控制同业绩考核相结合，明确规定各个部门、岗位的风险责任和相应处罚措施。

①调查人员应当承担调查失误和评估失准的责任；

②审查和审批人员应当承担审查、审批失误的责任，并对本人签署的意见负责；

③贷后检查人员应当承担检查失误、清收不力的责任；

④放款操作人员应当对操作性风险负责；

⑤高级管理层应当对重大贷款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

7、建立违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追究制度

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执行由事前、事中和事后组成。外部检查出的违规违纪问题一般都与执行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有关，为了规范会计秩序和保障会计信息真实完整，要建立违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追究制度，该制度规定凡检查出的违规违纪问题，要追溯违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责任，并详细规定违反制度的内部处罚措施，尤其是事后检查人员(部门)查出的违反制度行为更要纳入内部追究制度中。

（一）高级管理层应当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负责，并对由内部控制失效造成的重大资产损失承担责任。

（二）内部审计部门应当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瞒不报、上报虚假情况或检查监督不力的，承担相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