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党支范文10篇

村党支范文篇1

如果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宽广胸怀，那么同志做到了；如果说一个基层党支部的领头人应该情系百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那么同志也做到了。正因为如此，被商城县委、乡党委多次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他所在的村党支部被商城县评为“五好党支部”、“先进基层党组织”、被乡评为“先进党支部”等荣誉称号。

亲民

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支部。我们天天同村民打交道，如果不注意自身形象，老百姓就会戳我们的脊梁骨。”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15年前，他自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职务以来，针对村里的实际情况，经过认真思考，大胆地提出了用“三句口令”建设村党支部的思路。那就是：立正——风气正、作风正、行为正，在群众中树立党支部的良好形象；向中看齐——这中就是村党支部，村支部“一班人”要强化团结意识和为民意识，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向前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带领群众尽快致富奔小康。

十几年来，在村党支部的正确领导下，同支部成员密切配合，团结协作，强化组织建设，规范民主管理，落实各项民主制度，加大村务公开，自觉接受村民监督，带领支部党员和村里的群众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群众中树立了较高的威信。

在工作中，始终同村两委成员一起，坚持走田间、访农户，倾听农民的诉说，关心群众的疾苦，做到了时时心里装着群众，处处为群众着想。以良好的自身形象和强有力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拥护和爱戴。2011年村党支部班子改选时，以全票通过，支部成员也都受到了群众的好评。党员和群众的实践表明，村党支部是一个过得硬的好班子。

在手中，有一本厚厚的民情日记。自上任伊始，就坚持走村串户、访贫问苦，记录下了许许多多民情民意。只要群众有反映，哪怕事情再小，对他来说也是大事。谁家婆媳不和了，他就去劝说；哪里邻里发生了矛盾，他赶去化解；什么事情有群众一时不理解，他马上找上门耐心地给予解释……村民们都说：余书记真是我们的“贴心人”啊！

2011年，村被列入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修建村组公路需拆迁多处房屋。当时，村中有不少人心存疑虑，不愿意离开世代居住的老地方。针对这情况，带领支部成员深入走访，认真宣传、落实修路拆迁补偿政策，依法维护拆迁村民的利益。他几乎天天守在公路上，向群众反复讲解拆迁政策，耐心细致地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由于政策法规宣传到位，思想工作深入人心，群众的合法利益一一兑现，拆迁群众全都在预定时间内签订了拆迁协议，从而确保了修路施工的顺利进行。

便民

村地处乡以南沿s216线5公里，其环境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乡申报省级卫生乡镇的成败。为了给村创造一个文明、整洁、美好的环境，支持乡申报省级卫生乡镇的工作，2011年，大胆倡议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村率先建立了s216沿线环境卫生10小时动态保洁模式，并投入专门资金，改造和设置了村里的卫生设施，有效地改善了村容村貌，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的生活，赢得了群众的交口称赞。

村自来水管网老化，导致渗漏严重、供水不足和水质不佳，不但降低了群众的生活质量，还加重了集体和村民的经济负担，会同支部班子成员，一起多方筹集资金30余万元，历经4个月精心改造，终于顺利完成了全村“二次改水”工作，受益村民达300余户。为了解决群众用电不足的难题，又先后提议增设了3个大功率变压器，充分满足了群众的用电需求。

为了让村里的群众买到放心食品，以便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今年3月，多次主动同工商部门联系，在村里专门开设了“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农家连锁店。连锁店开张后，商品不仅有了质量保证，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收到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赢得了群众的高度赞扬。

村的老年人口较多，约占全村总人数的1/5，村老年活动中心因征地被拆后，老年人缺少休闲娱乐场所成了的一块“心病”。2011年4月，村里投入资金20余万，专门兴建了一处老年活动广场。如今，一个占地1000多平米，拥有书刊阅览、娱乐、文体活动等多项功能的村老年活动中心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村里的老年群众感慨地说“我们又有了自己的新乐园”。

富民

如何带领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是考虑得最多的一件事。“要想富，先修路”。过去，村里通往乡镇的道路坑坑洼洼，十分难行，成了村民致富的“拦路虎”。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发动大家献计献策，又广泛动员取得群众支持。在思想统一、资金落实后，就一心扑在修路的工作中，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炎炎烈日总能看到他在工地上巡视检查的身影，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一条宽阔的水泥路就顺利竣工了，过去群众出村“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现象再也见不到了。

村位于山区，靠什么来致富呢？组织村党支部成员统筹规划，确定“靠山吃山”的发展思路，带领村民先后投入资金10万元，人工500人次开荒山建起1000亩油茶基地，并在政策上积极鼓励、扶持村民发展油茶产业。在以为首的党支部的引导和带领下，全村人均收入由1999年的800元，上升到2011年的3400元，行政村的可用资金也由负债15万元跃升到存款10余万元。近年来，村以新农村建设和“二次创业”为有利契机，带领支部成员按照“村美、户富、班子强、风气好”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抓党建促经济，以抓经济促发展，有效地推动了农村党建工作的健康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和谐、文明、健康的试验区建设。

安民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村外出返乡人口不断增多，治安情况较为复杂。在的倡议下，村里专门成立了一支“护村队”，每晚由4名村民轮流巡逻，认真排查可疑人员，随时处置突发事件。12年来，村里没有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和事故，没有一个群众上访闹事，多次受到县、乡领导的好评。

11年春节，五十年不遇的暴雪突袭信阳，村也在受灾之列。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将雪灾带来的损失降至最低程度，带领村两委会成员与村里的民兵骨干与暴风雪顽强搏击，他时刻将人民群众的安危系在心头，一丝不苟地落实好防特大暴雪工作，布置好各项防范措施，组织村民精诚团结抗雪灾，携手同心保家园，确保了群众的安全。村有不少老房屋，加上村里许多农民住在半山坡，在狂风暴雪的袭击下，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严重威胁着村民的生命安全。为了将村里所有居住在危房的农民撤离到安全地带，抢在暴风雪到来之前带领村两委会成员挨家挨户发通知、做动员。部分农民存在侥幸心理，死守在家里不愿转移，一面不厌其烦地说服动员，一面动手帮助搬运物品，在20多天的狂风暴雪中转移群众600余人，确保了村里无一人伤亡。

村党支范文篇2

近年来，白塔村党支部在乡党委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构建“和谐清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及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团结动员全村广大群众，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温总理讲话精神，加快推进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大力发展日光温室，积极推进水权水价改革工作。

多年来，该党支部始终以“什么是农民致富的途径”为出发点，坚持走农业稳村、养殖活村、各项事业强村之路，帮助广大群众树立商品农业、大农业的观念。同时把商业、饮食、农产品加工收购、缝纫、运输等个体户及劳务输出充分发挥各自的特色，把方便群众和脱贫致富结合起来，农民人均纯收逐年提高。

年，在日光温室建设、关井压田、水权水价改革等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工作中，坚持贯彻乡党委、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先后多次召开白塔村党员大会、村组干部和村民小组会议，盯住日光温室建设，加强领导班子统一思想认识不放松，领导班子转变工作作风不放松，早计划、早安排，强化责任，明确目标任务。截止目前，该村共建成日光温室120座、144亩，全面完成了乡上下达该村的日光温室任务，并通过了市、区的验收。年乡上下达该村的日光温室任务为253座、303亩，目前已有50座日光温室全面动工搭建。

在关井压田方面，深入宣传，以得力的措施，充分调整种植结构，向节水高效的现代农业迈进，顺利关闭机井1眼，压缩耕地40亩，圆满完成了乡上下达的关井压田任务。

近几年，该党支部不仅带领广大群众大力发展日光温室生态节水农业，也加快发展该村的养殖业。俗话说“庄稼一朵花，全靠肥当家”，养殖业不仅可以给作物提供肥料和养料，也可以有丰厚的经济收入。在党支部的带领下，该村截止目前，已发展规模养殖户10户，年存栏生猪3000头以上，创利润36万元。

村党支范文篇3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村级阵地建设放在首要位置。

年前，我村的办公活动场所仅有50多平方米，三间办公室，一间会议室。由于村委会系上世纪80年代建造，加上管理不善，年久失修，一遇雨天，屋里下得比外面还大，根本无法办公。党员活动室在后面的平房里，由于是土木结构，更是破烂不堪，桌椅也是80十年代的旧桌椅，根本无法使用。每次召开党员大会、开展党员活动只好借用附近农户的房子，在农户家里开会。村干部办公也是在家里，由于居住分散，群众办事找了这个找那个，一点小事也要跑好几天，群众有怨言，党员有怨气，村委会已到了不得不建的地步。

年春节刚过，村党支部书记韩直国便召集村组干部、村民代表开会，研究布署村委会建设事宜。村支部、村委会一班人充分认识到加强村级办公活动场所建设是落实中央和省委要求，巩固扩大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和取信于民的重要举措；是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夯实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基本保障；是当前村支部、村委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切实抓紧、抓实、抓好。到会代表、党员表示：村委会建设已客不容缓，就是举全村之力，也要把村委会建成、建好!并成立了村支部书记任组长的工作专班，明确了工作任务，细化了工作职责。

二、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确保村级办公活动场所实际实用。

一是广泛征求意见，合理确定建设地址。新建村委会为了达到省委提出的“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首先要选好址。村支部、村委会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充分征求广大群众意见，三次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讨论选址方案。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在综合考虑交通条件，配套场地等因素，并广泛征意见后，科学选择了人流物流集中、方便群众办事的地方建设村办公活动场所。经上报镇委批准，最后确定将村委会建于、两村中心地带、安虎路和廖杨路交叉路口。该地带地势开阔，邻近县道，交通便利，通过土地置换，征地1100平方米。二是着眼长远，坚持科学规划。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村级办公活动场所建设要有前瞻性，要着力在规划上做文章。一方面要精心挑选图纸。根据我村实际，结合市委组织部下发到各镇的设计图纸，广泛征求村民代表和党员意见后，选择了一款适合我村实际、经济适用、近年内建筑式样不至落后的图纸。并报到上级部门审批同意。

三、多方筹资，强化监管，确保村级办公活动场所按质按时完成。

村委会建设，资金是关键。为了把村委会建成建好，使全村党员群众有一个办事的场所，村支部、村委会一班人不等不靠，一是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资金。对一些对口帮扶部门，村支部、村委会一班人多次上门，向主要负责人汇报村委会建设的进展情况，寻找资金支持。村支部、村委会一班人先后3次到对口帮扶单位宜昌市残联，4次到市政府、6次到市直有关部门汇报工作，并得到了他们的有力支持。二是积极向内挖潜。尽管村内群众对建设村委会的热情高涨，但本着不增加一分钱农民负担的原则，村支部、村委会未向农民集资，而是向村内3家企业寻求援助，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3家企业向村委会捐献了9万块红砖，折合人民币元，有力地支持了村委会建设。为了确保村委会建设的质量，严把质量关，成立了由书记韩直国同志任组长的质量监督专班，并安排退职老干部、老党员为质量总监，全天守在工地上，具体负责村级办公活动场所的管理和协调工作，遇到问题及时报告。通过村支部、村委会一班人的辛苦工作，村委会提前一个月完工并投入使用，各项建设指标均达到和超过上级部门标准，从而保证了村级办公活动场所建设的质量。

村党支范文篇4

一、主要做法

1、大力建设学习型村党组织、学习型领导班子

农村工作政策性强，面广量大，涉及千家万户。农村干部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到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影响到“两个率先”目标进程加快，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镇党委在抓村级“三个文明”建设中，比较注重抓村级干部队伍建设。做到：一是有计划组织村党（总）支负责人学习党的*大、*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学书记视察江苏时的讲话精神，学习两个《条例》，坚持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力求使村级领头雁对“*”重要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上达到新高度，提高了执政能力。二是通过村干部冬训、邀请专家作辅导讲座、观看电教片。结合本村工作实际谈体会和打算，树立起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提高了班子的决策水平。三是结合两个《条例》学习，开展村级民主生活会活动，引导基层党员干部坚持做到既要“干事”，又要干净，做遵守党纪政纪的模范。四是鼓励参加文化函授，目前有12名年轻的村级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党校、电大举办的大专学历教育培训。多形式的学教活动开展，促进了村级领导干部思想大解放、观念大转变和精神状态大振奋，形成了加快发展的强大合力。

2、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抓好作用的发挥和后备的培养。

针对党组织活动不正常、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明显，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弱的问题。做到：一是强化村党（总）支活动阵地建设，村村建立党员活动室，党建各项制度上墙，配齐党员电化教育设备，坚持“”制度，组织党员积极开展活动。二是在明觉村试点开展了网上科技党日活动，切实帮助党员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三是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党员兴办经济实体，做带头富、带民富的表率，全镇涌现出了许明、朱三宝、诸天林等党员致富能手。四是积极探索在产业链上建立党支部。为适应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经济组织形式以及农村党员分布状况的新变化，进一步加强党员的教育和管理。目前，全镇已分别在蚕桑、水产、和苎麻业产业链中建立4个专业性党支部，党员人数达178人，党员在活动中互递产业信息，互传产业技术，互帮农民致富。各专业党支部还在党员中开展“比技术，看谁种养效益高；比规模，看谁带动能力强；比奉献，看谁帮扶人员多”竞赛活动，并将党员业绩与年终民主评议党员格次相挂钩，从而激发党员的荣誉感、责任感。五是为解决农村党员队伍老化，“两委”班子选人难问题，镇党委按照党员发展标准，严把程序关，并将年轻的党员骨干作为村“两委”后备干部培养，成熟一个、使用一个。由于镇党委注重了党员教育管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党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日益显现。

3、充分发扬民主，健全工作机制

“制度严，无令则行；制度不严，有令则不行”。好的制度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改善干群关系、改变工作作风、促进各项工作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做到：一是健全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建立健全以民主、公开、竞争、择优为核心的农村基层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配优配强村级领导班子。目前正开展的第七届村委会换届，按照干部选拔任用条例，通过选民选举，将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发展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能够带领群众致富的“双带型”能人选进村班子，提高村班子在群众种公认度。二是健全教育培训机制。按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着力提高村干部综合素质，增强发展经济、整合资源、依法办事和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镇党委每年安排村干部培训计划，开展村干部理论、业务与实用技术等培训，实现村干部教育培训的规范化、经常化、制度化。三是建立健全以村务公开为主的民主议事制度。每个村都建立起“三公开”，即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办事程序公开。做到：重大事情集体研究，村民代表参与，接受群众监督；民主理财小组履行职能，农村财务清楚，群众放心；设立便民服务室，公开办事程序，方便于民。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善了干群关系，减少了群体性上访事件。四是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继续实行村干部工资报酬、养老保险、职务任免三项管理制度；执行村级财务年终分配审计制度和村干部离任审计制度；完善了村级三个文明建设千分制考核意见。五是建立村干部“双评”制度。从今年开始，镇党委对村干部实行“双评”考核，即村党员、村民代表、在村工作的县镇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评议村干部以及镇党委政府和机关干部评议村干部。根据评议实绩，将比较优秀的党（总）支干部，向县镇两级推荐作为评先评优依据；将群众满意率不高的村“两委”班子和村干部，进行戒免谈话，该整顿的整顿，该置换的置换。正是通过这些途径，全镇上下逐渐形成了激励先进，提倡冒尖的良好氛围，有力推动了各村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大变样，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普遍提高。

4、发展农村经济，为民多办实事，取信于民。

“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根源”。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矛盾增多，难度加大，从表面上看，是税费改革实施所致，但归根结底是由于农村经济发展不快所致。近年来，村级加大了农村经济发展力度，因村制宜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村级年稳定性收入超50万元的村有4个；调整产业结构，致富农民，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幅达12%以上。*年度，县百强村中，前20名石湫有5个；市百强村也有一个。在村级经济越位争先中，各村的名次都达到了前移。村级经济实力雄厚了，为民办实事的物质基础也坚实了。近年来，围绕路、水、电、农田水利、有线电视、中心村、四大服务平台等建设，村级先后投入了1600多万元，极大的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经济的大发展使农民得到了实惠，组织得到了加强，社会得到了进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联系更为亲密。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个别村党（总）支工作力度不够，成效不明显。存在着“无人办事”：班子行不成核心，缺乏战斗力；“无钱办事”：集体经济薄弱，为民办实事的力度不大，服务跟不上，群众有意见；“无章理事”：班子成员缺乏民主意识，工作透明度差，干群关系融洽度不高。

二是部分党员的素质不高，表率作用差。表现在：党员意识淡化，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甚至觉悟还没有普通群众高；对集体事情漠不关心，对违法事情不加抵制；缺乏带头富、带民富的本领；参与社会，长期不履行党员义务等。

三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制约多，增长缓慢。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少数村领头雁思想不解放，发展意识不强，发展集体经济本领不高，个人“双带”能力差；二、受土地政策因素影响，有些村真山、真水资源长期得不到开发利用，错失了发展良机；三、少数村债务沉重，积累空壳，无力谈发展；四、少数村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条件不够成熟，环境没有垒成，人人参与招商氛围不浓。

三、全面推进党建工作的几点思考。

思考一：抓好村党（总）支班子建设是创建“五个好”村党（总）支的首要条件。

农村要致富，关键在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看班长。要建设一个群众满意的党支部，必须要从队伍素质抓起。第一，要按照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规定，选准村领头雁；第二，要多途径对村党（总）支班子成员进行思想、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和培训，提高班子的决策能力、发展能力、依法行政能力；第三对村（总）支实行目标管理，制定严格的考核和奖惩制度，使他们时刻意识到肩上有担子，工作有压力，心里时刻想着群众，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第四，建立科学规范的村级干部管理监督机制，确保村党（总）支部班子队伍的纯洁性，农村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第五，推行党务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思考二：一个好的党员队伍，是“五个好”村党（总）支建设的重要力量保证。

村党（总）支建设好不好，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是否建立了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要解决目前党员不知道作用如何发挥，没有能力发挥作用等问题，重要的是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与管理，为党员作用发挥提供载体。一是科学调整农村党组织设置，推广将“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组织设置新模式，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能够覆盖各个层面的党组织和党员管理体系，不断提高党员管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积极稳妥抓好农村党员的发展和教育管理工作。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严把党员发展入口关，切实保证党员质量；深入开展党员实用技术培训活动，全面推开网上科技党日活动；加强对流动党员管理，建立包括外来党员登记制度、报告制度、管理制度、奖励制度等，使每个党员始终置于党组织的有效管理之中；大力宣传优秀党员，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激励广大党员在农村三个文明建设中建功立业。三是围绕保持先进性的要求，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把提高先进性意识内化为党员的自觉行为，激励党员多做时代先锋。通过落实党员活动日，党员议事制度，通过推进党员“双带”工程，无职党员和离退休党员设岗定职等做法，增强广大党员的责任感和荣誉感，确保党员先进性体现，提升党在农村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村党支范文篇5

村民选举制度导入农村之后，一个始料不及的效应，就是农村权力关系普遍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表现为村委会与党支部（以下简称村支两委）权力之间的冲突与调适，斗争与妥协。然而，矛盾的实质是什么？根源在哪里？解决矛盾的基本途径是什么？乃是一个亟待冷静思考的重大问题。

本文试图从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结合中国农村社会实际，对上述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

一、农村党政关系问题的争论及其意义

美国一位政治学家，叫柯丹青（DanielKelliher），1997年他在《中国学刊》（TheChinaJournal）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论述中国国内学者针对村民自治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是近10来年发生的事情。柯丹青发现，尽管大家都不否定党对农村的领导地位，但村党支部的法律地位却是模糊的。国内学者对村支两委关系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同人们对待村民自治的工具主义态度有很大的关系。[1]柯丹青指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村民自治的观点，差不多都是工具性的，他们有关村民自治的那些讨论，总是在选择能人、落实政策、完成任务等具体事务上兜圈子，人们回避或者大而化之地谈论村民自治本身的民主价值问题。那些支持村民自治的人，花了很大的气力去说服乡镇党委相信村民自治同党的利益不相矛盾。而反对村民自治的人，根本不信这套说教，他们的说法很直爽：“村民自治与党的领导存在直接的矛盾。如果让村委会自主运作，就必将削弱党的领导。如果加强党的领导，那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这两者是相互排斥的。”[2]

不难看到，这样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因为现实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日益暴露其普遍性和严重性。不过现在断然拒绝村民自治的人怕是不多了，直截了当地否定农村党组织领导地位的言论更加稀少。最近一期《乡镇论坛》的一组专门讨论村支两委关系的文章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因为这组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国内当前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焦点。这个焦点就是还要不要党政分开的原则，这个原则曾被认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3]显然，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

坚持党政分开原则的人，有的认为，如果硬要搞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不仅很难保证村民选举的公平与竞争性，而且将导致党的基础力量的损失。[4]有的从理论上来看问题，认为村主任与村支书，他们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不同、性质与职责不同、工作重点与工作方式不同、制约机制完全不同，如果两个职务所肩负的使命发生冲突时，会使“一肩挑”的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5]还有的人强调法治原则，主张让村主任依法履行职权，并反问到：“全国农民都在自己选出的村委会带领下依法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利，难道不正是我们党的最大愿望吗。”[6]

在赞成或支持党政合一原则的阵容中，有人从实践体会的好处罗列了“一肩挑”的优越性，这些优越性包括，既加强了党的领导，又提高了村委会的地位；既增强了村民选举的竞争性，又加强了村支两委的团结；既化解了干群矛盾，又提高了村级组织的办事效率，等等。[7]还有的人认为，“党政分开”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个理念有必要改变，实行“两委合一”为中国民主制度改革的深化探索了一条新路子，其潜台词就是抛弃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这种观点的逻辑结论就是，最好的权力格局是村主任都由村支书兼任，村支两委高度重合。[8]

显然，这场有关村级党政关系的争论，是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争论焦点——党政能否及如何分开的继续。既然有人提到“党政合一”的重大意义，是因为它为中国民主制度的深化摸到了一条路子，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天发生在村庄里的“一肩挑”故事，将会成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摹本？无论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我们都不能小视目前的这场争论对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起码，就目前的争论来看，人们对党政分开这个政改原则的态度似乎出现了动摇。

二、村民选举后的农村权力结构

在回应上述争论之前，有必要廓清村民选举后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实际状况，以便从理论上把握农村党政关系的实质。

邹谠用“全能主义”（totalism）这个概念来揭示当代中国宏观政治社会的基本特征。全能主义政治就是建立在一个总体性社会基础之上的、以党为核心的政治同心圆结构。[9]“党核心”具有纵横穿透力，在这种政治穿透的作用下，中国的各级权力组织都具有同构性，即所谓“组织对口设置”、“上下碗口一般粗”等等状况。在全能主义模式的影响下，农村所有正式组织，包括党支部、村委会、民兵营、妇女会、青年团等，都是国家自上而下建立并纳入了国家控制范围的组织形态。可以说，农村权力结构是国家制度框架在农村的延伸，农村党政关系是政权层面的党政关系的缩影。因此，农村党政关系的重建无疑对宏观政治结构的重构具有深远的影响。

不难发现，在实行村民选举以前，农村权力关系是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特征的一元权力结构。而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改变了村委会权力来源的基础，村委会权力的合法性渠道与党支部出现了分野。如果党支部的权力仍然保持自上而下的性质，那么村委会的权力依赖于村民自下而上的村民授权，村民选举就是这种授权的制度化渠道。这就从根本上促使农村公共权力转向党政二元权力结构。

说到权力结构，必须考察权力的四个基本要素及其结构，即权力的资源配置模式、来源渠道、运行规范、支配力的强弱对比。[10]从这些要素结构分析来看，村委会与党支部是性质、职能以及运作机制都有不同的特征，不能混为一谈。

第一，农村权力资源配置的变化：从集体垄断到多元配置

传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之所以得以巩固，根本的原因是权力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的集体垄断。在全盘集体化中生活的农民，在经济上没有自主权，在政治上也就谈不上自治权了。

以包产到户为发端的农村非集体化改革，实质上是打破经济资源集体垄断的过程。非集体化的过程，无论是美其名曰“藏富于民”也好，还是恶其名为“集体空壳”也罢，必然是农村社会经济资源从单一的集体控制向多经济主体控制模式的转型。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掌握了土地使用权、粮食和现金的处置权，也就意味着他不再如从前那样依附于村集体或村干部。反过来，村集体或者村干部要靠从村民手中提留统筹才能运转或生存。村庄权力资源配置模式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权力结构的经济基础。当然，潜在的权力资源要转变成权力者可以动用的资源，需要有一个资源提取的过程。就权力资源提取的合法性来看，村委会有资格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公私混合经济中提取经济资源，而党支部只能依托集体经济。[11]也就是说，集体经济是党支部权力的经济资源的唯一来源。因此，集体经济的强弱与党支部权力资源的多寡有直接的关联。显然，弱集体-强私营的经济结构使村委会占有的权力资源有可能优于党支部，导致“党弱村强”格局的出现。然而，在农户家庭私营经济为主导的村庄，村支书也有可能利用政治手段（或权威性资源）来控制村委会提取的经济资源。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12]因此，仅仅从资源配置及其提取方式这个方面，还不能全面认识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状况，还需要考察权力来源或者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第二，权力来源及合法性问题：“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权力来源是指权力合法性或认受性的来源或渠道。就程序民主来说，治者之权必经被治者认可才具有合法效力。治者的权力主要有两种来源渠道，一是自上而下的委任，二是自下而上的选举。实行村民直选以后，村支部与村委会的权力来源出现了分野。村支部的权力来源主要是乡镇党委任命与支部推选，而村委会的权力只能来自村民选举。

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或者观念问题，农民在用自己的语言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农民认为“上千村民选举的村主任自然比几十名甚至几名党员选出的村支书要有权威”的时候，他接受的其实是上述的程序民主原则。当村民发出“为什么由多数村民选举的村委会必须接受由少数党员选出来的党支部领导？”的诘问时，他其实是质问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当他们的疑问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时，他们就会质疑村民选举的意义，于是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如果村支书是铁定的‘第一把手’，那么选举村主任这个‘第二把手’又有什么实际意义？”[13]

其实，村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不仅要从程序政治的角度来看，还要从规范政治的合法性来衡量。党支部的基本政治职能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村党支部的权力并不取决于选举（无论是党内选举还是扩大的支部选举如“两票制”），而是取决于它的政治正确，也就是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本村范围得以正确地执行。因此，党支部选举是“选人”而不是“选政策”（村委会选举也还没有发展到选政策的高度）。[14]因此，村委会对党支部领导的服从，实质上是对党的路线方针的服从，而不是听命于村支书的个人意志。如果一个党支部背离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那么它既缺乏程序合法性，也失去了规范合法性。那些蜕化变质的村支书，尽管成天把“党的领导”挂在嘴上，其实是利用“党的领导”这个金字招牌来掩盖其贪桩妄法的行经。严重的是，这些蜕化变质的村支书所耗损的正是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

第三，权力影响力及其变化

权力影响力是权力强弱的综合体现。对这种影响力的衡量，需要经验观察才能判断。从政治分析的角度来看，权力影响力的要素主要包括：1）组织吸纳能力，即吐故纳新、容纳社会精英的能力；2）社会动员能力，即宣传、发动、取得民众支持的能力；3）制度监督与组织自控能力。

从现实观察来看，农村非集体化改革以来，不少农村党支部特别是村支书在村落中的影响力削弱了，一是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削弱了；二是村里青年人的入党积极性下降了；[15]三是作为党支部的组织或者“助手”，如共青团、村妇联等也几乎名存实亡。[16]据有关部门于1995年的调查估计，全国大约有10%的农村党支部处于这种状况。[17]这意味着农村基层党组织失去了对1亿左右农民群众的政治影响！村党支部特别是村支书能力弱化的原因，固然同权力资源的减少有直接的关系，但根源是党支部组织建设没有根本解决“四个化”的问题。所谓“四个化”，就是农村党员队伍的老化、党性观念的淡化、思想观念的僵化和部分党员干部的蜕化。在近期全国农村学习贯彻“三代表”思想的活动中，应该把解决这个问题摆在突出的位置。国内外许多研究村民选举、村民自治问题的学者，大多认为村民选举加强了村委会的权力，提高了村委会的影响力。[18]就笔者的经验观察来看，这个判断符合事实。原因在于，定期的村民选举使村里的各种精英可以通过竞争而进入村委会。起码，我们在理论上可以说，村民选举制度既提高了村委会吐故纳新的活力，也能够通过预期选举或启动罢免程序来保证村民对村委会的动态监督。这种动力机制无疑有助于村委会影响力的提高和巩固。图1是笔者对村民选举后农村党政关系类型的一个经验分析框架：

党支部影响力

强弱

村

委强

会

影

响弱

力

A型：

党强村强

民主合作型

B型：

党弱村强

村委会主导型

C型：

党强村弱

党支部主导型

D型：

党弱村弱

软弱涣散型

图1：农村党政关系类型

先看“党强村强”的A型结构，就是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了民主合作的制度机制。这种党村共强的结构可以说是一个理想模型。第二，“党弱村强”的B型结构，就是村委会主导村政事务，成为事实上的权力中心。其基本特征是，村委会控制了村庄大部分权力资源，村主任是村政事务的实际责任人，也是上级任务的主要承当者。党支部软弱涣散的根本原则在于“自毁长城”。第三，“党强村弱”的C型结构，就是党支部的组织吸纳力、社会动员力和政治监控力都比较强，党支部的群众威信较高，受党支部支配的村委会只是个执行机构。这种权力结构一般具有“行政化”的特征。[19]这种结构又同乡镇“党政一体化”的权力结构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最后，“党弱村弱”的D类型，就是党支部与村委会同时软弱涣散，都不能按照制度规范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的村往往既是组织“瘫痪村”，又是经济“空壳村”。

第四，权力制度规范的差异：法与政策

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制度规范各有特点。《村委会组织法》是村委会权力运作的基本法律规范，其他相关法律也是村委会组织行为规范的来源。其次，各地农村制定的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村委会办事制度、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等等，既对村民有一定的约束力，也是村委会的具体行为规范。而农村党支部主要依据《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运作。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支部的行为规范主要来自不同时期的党的政策，它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式也因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法的相对稳定性同政策的相对灵活性，这两者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既导致了村支两委的规范差异，也导致了村支两委工作方式的矛盾和冲突。应该说，村支两委及其负责人角色协调的制度条件，是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内在一致。如果政策与法律打架，投射到村支两委的关系上，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关系紧张。这时，村支两委的权力冲突，反映了法与政策的内在矛盾。

三、农村党政关系的制度化调整

无论是坚持“党政合一”的立场，还是坚持“党政分开”的观点，似乎都不否定这样一个潜在的假设，这就是党的领导同村民自治或者说村支两委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坚持“党政合一”或者“一肩挑”的人，相信村支两委由此能够更加协调一致；而坚持“党政分开”的人，则认为更多地发挥村委会的作用，对加强党支部的自身建设有利。如果党支部不陷入具体事务，就可以腾出手来抓大事。

笔者以为，农村的二元权力结构是宏观党政二元权力格局在农村社会的延伸。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既不能以党代政，使得村民自治如同虚设；也不能以政代党，把党的领导迷失在繁杂的事务工作之中。然而，无论进行何种制度设计，都必须在解决村委会权力合法性的同时，解决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把村民直接选举的制度机制一同纳入党支部和村委会，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制度化途径。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村民选举的实际情况。民政部党组对1999年全国的村委会换届选举结果有个评价：村委会成员的构成比例出现了“三高一低”现象（党员比例高、致富能手高、文化程度高、平均年龄低）。[20]广东民政部门的一份总结报告说，全省10多万当选村干部中，中共党员占77%，党支部书记成功竞选为村委会主任的占53%。[21]这两个数据说明，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主体获得了村民群众的信任投票，村民选举的党员和非党员村干部，都有责任、有能力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定任务。各地“一肩挑”的比例并不平衡，比较高的如广东的顺德、高州和郁南等市县，“一肩挑”的比例高达90%，[22]在山东省威海市，村支书当选为村主任的比例是65%。[23]在河北省隆化县，在村委会第五届换届选举中，村主任是村支书的比例为4.7%，而村主任是党员的占57.2%。[24]

其实，村支两委交叉兼职很普遍，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是坚持了“党政合一”的原则，而是村级干部职数的限制，不得不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结构。说交叉兼职减少了干部职数的论点也不成立，因为由村财政负担的干部职数基本上是不变的，维持在5-7人左右。实质的问题是，“村支两委”的人马如何产生的，是村民选举的人占多数，还是上级任命的人占多数？更为关键的是，村级混合班子的“班长”是选举出来的还是上级任命出来的？这就涉及到“一肩挑”的问题了。

如果我们把村民选举的制度同时导入村委会与党支部的干部选择，那么“一肩挑”是结果，而不是出发点。如果把“一肩挑”作为出发点，就有可能硬性推广这种模式，导致操选、霸选、逃选等不合法或不当行为的出现。目前，全国各地许多农村在推行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已经意识到把村民选举的制度机制纳入党支部建设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些制度措施。具体的做法可概括为二种模式，一是“两票制”选村支部，二是“二选联动机制”，[25]即“从村支书到村主任”与“从村主任到村支书”这两种联动形式。例如，在广东省首次实行村民选举的实践中，估计以“二选联动”实现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及交叉兼职的农村，占全省农村的50%以上。[26]这种建立在直接选举基础上的交叉兼职结构，使村支两委避免了权力冲突，增强了村级组织的整体能力。

“两票制”发端于山西省河曲县。这个县在1991年初实行“两票制”的动机就是为了解决农村党支部权威不足或者说权力的合法性危机问题。经过不断完善，“两票制”对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发挥了预期作用，山东、福建、江西、河北、湖北和湖南、广东等省市正在结合本地情况借鉴推广这一经验。[27]1998-1999年，深圳龙岗区在广东率先引入两票制选村党支部，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28]并把“两票制”提升到镇长选举的制度改革上来。[29]“两票制”的实质，在于支部建设中导入村民选举的制度机制，从而扩大党内民主，使村民群众在支书和支委的人选上开始拥有发言权。如果说这是一种制度创新，那么其本质就是在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框架中，在保持党支部权力自上而下性质的同时，为党支部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提取权力的信任资源的渠道，从而巩固和维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基础。而村民信任投票的多寡就是这种合法性的量化形式。因此，在推行两票制的过程中，越能提高和保证村民信任投票过程的竞争性和公正性，也就越能提高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这就是河曲“两票制”经验被许多省市认同的根本原因。

“两票制”使村党支部权力基础发生了变化，简单地说就是有助于解决党支部的权力合法性问题。[30]这种制度化途径也让村民有了监督村支书和支委成员的权力，即如果凭借村民信任投票上台的村支书不为民谋利甚至蜕化变质，那么村民在下一次的信任投票中就能把他赶下台。

而“二选联动机制”似乎更为直接有效。说它直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鼓励在职的村支书竞选村主任，如果当选了，在获得群众投票的基础上一身二任，有助于解决村支两委的权力争端。二是如果当选的是一个普通党员，那么由于他的民意基础强于在职的村支书，他也就有理由出任村支书，实现“一肩挑”，这样的制度安排也有助于解决村支两委“两张皮”的问题。我们似乎已经看到，无论是村支书竞选成为村主任的“一肩挑”，还是当选村主任被推选为村支书的“一肩挑”，都是村民直接选举的结果。如果颠倒过来，预先圈定在职村支书为村主任，就不可避免会滋生操纵选举等违法行为。

这样看来，解决农村党政关系问题有三种制度化途径，即“两票制”、“从村支书到村主任”，“从村主任到村支书”。这三种制度化途径的实质就是把村民直选的制度机制纳入了村支两委的组织建设。那么该如何运用这三种制度化机制呢？按照简便有效的标准，这三机制的启动次序是：首先启动“从支书到村主任”的机制。这就要求村支书参与村主任竞选，竞选成功者继续保留村支书职位，对于那些不敢参与村民选举的村支书，党内应该撤换。其次启动“从村主任到村支书”的机制，这就要求全体党员大胆参与村委会选举，当选的村主任以其得票最多，既成为村委会主任，也成为村党支部改选的首位候选人。第三是启动“两票制”，假如当选的不是党员，那么就应该随后实行“两票制”选村支书和村支部，把无能的村支书选下来。为配合这样的制度机制，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任期应该基本保持一致。

总之，村委会与党支部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在维护村民权利方面可以齐心协力，这就有条件也有动力以村民选举的制度化机制来协调、改善村支两委的关系。

四、结论

农村的党政关系实质上是二元权力结构，村支两委在权力资源配置模式、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权力的制度规范、权力的影响力这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特征，但通过引入直接选举的制度化机制，能够协调两者的权力关系。

村民直选制度强化了村委会的权力地位，为村委会自上而下地提取民意支持（民主授权）提供了合法渠道。尽管乡镇党委及村党支部有办法控制甚至操纵村民选举，但这种做法已经失去合法性。在村民选举制度逐步完善的微观背景下，党支部的权力来源也迫切需要建构制度化的渠道，由此能够从村民群众中提取信任资源，“两票制”、“二选联动机制”就是提升党支部权威、协调村支两委关系的制度化机制。

在农村政治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协调党政关系的制度化机制，既有助于加强党的领导，也有助于促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这样双赢的游戏规则，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具有启发意义。确实，我们似乎还看到，一个与人民群众有鱼水关系传统的党，也有必要着手建构这样的制度渠道，使人民群众清晰地表达对党的领导的认同，从而巩固党在农村社会的政治基础。

（全文发表在《开放时代》2001年7月号，第34-35页；《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1期转载，第105-107页。）

--------------------------------------------------------------------------------

*首先，笔者要感谢瑞典隆德大学（Lunduniversity）所提供的博士后研究机会（1999-2000年）；就此问题，笔者与景跃进、牛伟洪、肖唐镖、贺学峰、仝志辉、苗佳等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在此一并感谢。

[1]DanielKelliher,“TheChineseDebateoverVillageSelf-Government”,TheChinaJournal,no.37,January1997,p.85.

[2]陈世云：〈村民委员会建设情况的调查与对策〉，北京：《中国民政》，第10页。转引自柯丹青文章。

[3]参见《乡镇论坛》2001（3），总第149期，第8-12页。

[4]远山：<不应硬性推广“一肩挑”>，《乡镇论坛》2001（3），第9页。

[5]白钢：<两委一体化不是理性的选择>，《乡镇论坛》2001（3），第11页。

[6]明言：<关键是让村主任依法履行职权>，《乡镇论坛》2001（3），第11页。

[7]苗佳、邹希元：<“一肩挑”的六点优越性>，《乡镇论坛》2001（3），第9页。

[8]党国英：<村级党“政”合一意义十分重大>，《乡镇论坛》2001（3），第8页。

[9]邹谠：《20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第158-70页。

[10]西方学者对农村二元权力的最新研究，可参见戴慕珍（JeanC.Oi）、罗斯高(ScottRozelle)：〈选举与权力：中国农村的决策中心〉（ElectionsandPower:TheLocusofDecision-MakinginChineseVillages,inTheChinaQuarterly,No.162,June2000,pp.513-539）。国内学者有关权力资源、权力资源组织形式（权力结构）的最新讨论，可参阅康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页48-54。

[11]权力资源的这种提取模式，有助于解释这样的经验发现：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出现“党强村强”、“党强村弱”的可能性大。弱集体经济-强私营经济的村庄，出现“村强党弱”的机会比较大。那些“党弱村弱”的瘫痪村，绝大部分出现在那些公-私经济均落后的“空壳村”。这表明权力资源在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实际配置，与村庄公-私经济的强弱具有正向相关。

[12]有关案例，可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民日报编辑部联合课题组(赵树凯执笔)：<矛盾·引导和历史的契机——关于196封农民来信的初步分析>，《农民日报》1998年12月8日。

[13]笔者在农村调查中，经常听到农民提出类似的疑问。

[14]关于选举的内容选择问题（是选人还是选政策），实际上涉及到选举本身的政治价值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参见墨宁（MelanieF.Manion）：〈中国农村的选举联系〉（TheElectoralConnectioninChineseCountryside,in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90,December1996,pp.736-748.）。

[15]在笔者所调查的那些村庄，青年党员大多是在部队或者中学加入党组织的。而村里的党员发展对象主要来自村组干部。一般青年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党团观念。调查时间地点：1998年湖南。

[16]不少被调查农村的团支部，往往处于有团员（中学入团）无活动，有组织无经费，挂牌子无凳子（没有自己的活动场所）的状况，而村妇联（妇女会）的实际工作主要是抓计划生育，妇联本身的组织作用体现不出来。调查时间地点：1998年湖南。

[17]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党的组织工作言论集》，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页307-308。

[18]国外学者包括欧博文(KevinO’Brien)、李连江(LiLianjiang)、墨宁（MelanieManion）、帕斯特（RobertA.Pastor）、史天健（TianjianShi）等；国内学者有辛秋水、景跃进、徐勇、项继权、萧唐镖、程同顺等。

[19]“行政型”或“混合型”的村治大约占中国农村的75%。参见张厚安、徐勇主编：《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页516-517。

[20]中共民政部党组：<关于村委会组织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乡镇论坛杂志社、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农村处编：《1999年度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第113页。

[21]广东省民政厅厅长许道生：<关于我省村民自治工作的情况汇报>(2000年10月)。

[22]“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实施《村委会组织法》的情况报告”，见乡镇论坛杂志社、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农村处编：《1999年度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第146页。

[23]参见《乡镇论坛》2001（3），第8页。

[24]河北省隆化县民政局：<只要严格执行《村委会组织法》，才能选出顺民心、得民意的村村委会班子>，昆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体制及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现存问题研讨会，2001年2月20-24日。

[25]“两选联结法”是笔者对这种制度安排的一种抽象概括。

[26]参见许道生：<关于我省村民自治工作的情况汇报>(2000年10月)。

[27]关于两票制的研究，参见LiLianjiang,“TheTwo-BallotSysteminShanxi:SubjectingVillagePartySecretariestoAPopularVote.”inTheChinaJournal,no.42,July1999,pp.103-118.

[28]参见文建明、田东江、吴宇光：<群众参与：干部任用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深圳市龙岗区实行‘公示制’和‘两票制’的调查>，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工作简报》第32期（1999年8月31日）。

村党支范文篇6

村民选举制度导入农村之后，一个始料不及的效应，就是农村权力关系普遍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表现为村委会与党支部（以下简称村支两委）权力之间的冲突与调适，斗争与妥协。然而，矛盾的实质是什么？根源在哪里？解决矛盾的基本途径是什么？乃是一个亟待冷静思考的重大问题。

本文试图从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结合中国农村社会实际，对上述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

一、农村党政关系问题的争论及其意义

美国一位政治学家，叫柯丹青（DanielKelliher），1997年他在《中国学刊》（TheChinaJournal）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论述中国国内学者针对村民自治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是近10来年发生的事情。柯丹青发现，尽管大家都不否定党对农村的领导地位，但村党支部的法律地位却是模糊的。国内学者对村支两委关系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同人们对待村民自治的工具主义态度有很大的关系。[1]柯丹青指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村民自治的观点，差不多都是工具性的，他们有关村民自治的那些讨论，总是在选择能人、落实政策、完成任务等具体事务上兜圈子，人们回避或者大而化之地谈论村民自治本身的民主价值问题。那些支持村民自治的人，花了很大的气力去说服乡镇党委相信村民自治同党的利益不相矛盾。而反对村民自治的人，根本不信这套说教，他们的说法很直爽：“村民自治与党的领导存在直接的矛盾。如果让村委会自主运作，就必将削弱党的领导。如果加强党的领导，那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这两者是相互排斥的。”[2]

不难看到，这样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因为现实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日益暴露其普遍性和严重性。不过现在断然拒绝村民自治的人怕是不多了，直截了当地否定农村党组织领导地位的言论更加稀少。最近一期《乡镇论坛》的一组专门讨论村支两委关系的文章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因为这组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国内当前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焦点。这个焦点就是还要不要党政分开的原则，这个原则曾被认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3]显然，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

坚持党政分开原则的人，有的认为，如果硬要搞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不仅很难保证村民选举的公平与竞争性，而且将导致党的基础力量的损失。[4]有的从理论上来看问题，认为村主任与村支书，他们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不同、性质与职责不同、工作重点与工作方式不同、制约机制完全不同，如果两个职务所肩负的使命发生冲突时，会使“一肩挑”的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5]还有的人强调法治原则，主张让村主任依法履行职权，并反问到：“全国农民都在自己选出的村委会带领下依法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利，难道不正是我们党的最大愿望吗。”[6]

在赞成或支持党政合一原则的阵容中，有人从实践体会的好处罗列了“一肩挑”的优越性，这些优越性包括，既加强了党的领导，又提高了村委会的地位；既增强了村民选举的竞争性，又加强了村支两委的团结；既化解了干群矛盾，又提高了村级组织的办事效率，等等。[7]还有的人认为，“党政分开”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个理念有必要改变，实行“两委合一”为中国民主制度改革的深化探索了一条新路子，其潜台词就是抛弃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这种观点的逻辑结论就是，最好的权力格局是村主任都由村支书兼任，村支两委高度重合。[8]

显然，这场有关村级党政关系的争论，是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争论焦点——党政能否及如何分开的继续。既然有人提到“党政合一”的重大意义，是因为它为中国民主制度的深化摸到了一条路子，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天发生在村庄里的“一肩挑”故事，将会成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摹本？无论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我们都不能小视目前的这场争论对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起码，就目前的争论来看，人们对党政分开这个政改原则的态度似乎出现了动摇。

二、村民选举后的农村权力结构

在回应上述争论之前，有必要廓清村民选举后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实际状况，以便从理论上把握农村党政关系的实质。

邹谠用“全能主义”（totalism）这个概念来揭示当代中国宏观政治社会的基本特征。全能主义政治就是建立在一个总体性社会基础之上的、以党为核心的政治同心圆结构。[9]“党核心”具有纵横穿透力，在这种政治穿透的作用下，中国的各级权力组织都具有同构性，即所谓“组织对口设置”、“上下碗口一般粗”等等状况。在全能主义模式的影响下，农村所有正式组织，包括党支部、村委会、民兵营、妇女会、青年团等，都是国家自上而下建立并纳入了国家控制范围的组织形态。可以说，农村权力结构是国家制度框架在农村的延伸，农村党政关系是政权层面的党政关系的缩影。因此，农村党政关系的重建无疑对宏观政治结构的重构具有深远的影响。

不难发现，在实行村民选举以前，农村权力关系是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特征的一元权力结构。而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改变了村委会权力来源的基础，村委会权力的合法性渠道与党支部出现了分野。如果党支部的权力仍然保持自上而下的性质，那么村委会的权力依赖于村民自下而上的村民授权，村民选举就是这种授权的制度化渠道。这就从根本上促使农村公共权力转向党政二元权力结构。

说到权力结构，必须考察权力的四个基本要素及其结构，即权力的资源配置模式、来源渠道、运行规范、支配力的强弱对比。[10]从这些要素结构分析来看，村委会与党支部是性质、职能以及运作机制都有不同的特征，不能混为一谈。

第一，农村权力资源配置的变化：从集体垄断到多元配置

传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之所以得以巩固，根本的原因是权力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的集体垄断。在全盘集体化中生活的农民，在经济上没有自主权，在政治上也就谈不上自治权了。

以包产到户为发端的农村非集体化改革，实质上是打破经济资源集体垄断的过程。非集体化的过程，无论是美其名曰“藏富于民”也好，还是恶其名为“集体空壳”也罢，必然是农村社会经济资源从单一的集体控制向多经济主体控制模式的转型。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掌握了土地使用权、粮食和现金的处置权，也就意味着他不再如从前那样依附于村集体或村干部。反过来，村集体或者村干部要靠从村民手中提留统筹才能运转或生存。村庄权力资源配置模式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权力结构的经济基础。当然，潜在的权力资源要转变成权力者可以动用的资源，需要有一个资源提取的过程。就权力资源提取的合法性来看，村委会有资格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公私混合经济中提取经济资源，而党支部只能依托集体经济。[11]也就是说，集体经济是党支部权力的经济资源的唯一来源。因此，集体经济的强弱与党支部权力资源的多寡有直接的关联。显然，弱集体-强私营的经济结构使村委会占有的权力资源有可能优于党支部，导致“党弱村强”格局的出现。然而，在农户家庭私营经济为主导的村庄，村支书也有可能利用政治手段（或权威性资源）来控制村委会提取的经济资源。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12]因此，仅仅从资源配置及其提取方式这个方面，还不能全面认识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状况，还需要考察权力来源或者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第二，权力来源及合法性问题：“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权力来源是指权力合法性或认受性的来源或渠道。就程序民主来说，治者之权必经被治者认可才具有合法效力。治者的权力主要有两种来源渠道，一是自上而下的委任，二是自下而上的选举。实行村民直选以后，村支部与村委会的权力来源出现了分野。村支部的权力来源主要是乡镇党委任命与支部推选，而村委会的权力只能来自村民选举。

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或者观念问题，农民在用自己的语言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农民认为“上千村民选举的村主任自然比几十名甚至几名党员选出的村支书要有权威”的时候，他接受的其实是上述的程序民主原则。当村民发出“为什么由多数村民选举的村委会必须接受由少数党员选出来的党支部领导？”的诘问时，他其实是质问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当他们的疑问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时，他们就会质疑村民选举的意义，于是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如果村支书是铁定的‘第一把手’，那么选举村主任这个‘第二把手’又有什么实际意义？”[13]

其实，村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不仅要从程序政治的角度来看，还要从规范政治的合法性来衡量。党支部的基本政治职能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村党支部的权力并不取决于选举（无论是党内选举还是扩大的支部选举如“两票制”），而是取决于它的政治正确，也就是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本村范围得以正确地执行。因此，党支部选举是“选人”而不是“选政策”（村委会选举也还没有发展到选政策的高度）。[14]因此，村委会对党支部领导的服从，实质上是对党的路线方针的服从，而不是听命于村支书的个人意志。如果一个党支部背离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那么它既缺乏程序合法性，也失去了规范合法性。那些蜕化变质的村支书，尽管成天把“党的领导”挂在嘴上，其实是利用“党的领导”这个金字招牌来掩盖其贪桩妄法的行经。严重的是，这些蜕化变质的村支书所耗损的正是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

第三，权力影响力及其变化

权力影响力是权力强弱的综合体现。对这种影响力的衡量，需要经验观察才能判断。从政治分析的角度来看，权力影响力的要素主要包括：1）组织吸纳能力，即吐故纳新、容纳社会精英的能力；2）社会动员能力，即宣传、发动、取得民众支持的能力；3）制度监督与组织自控能力。

从现实观察来看，农村非集体化改革以来，不少农村党支部特别是村支书在村落中的影响力削弱了，一是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削弱了；二是村里青年人的入党积极性下降了；[15]三是作为党支部的组织或者“助手”，如共青团、村妇联等也几乎名存实亡。[16]据有关部门于1995年的调查估计，全国大约有10%的农村党支部处于这种状况。[17]这意味着农村基层党组织失去了对1亿左右农民群众的政治影响！村党支部特别是村支书能力弱化的原因，固然同权力资源的减少有直接的关系，但根源是党支部组织建设没有根本解决“四个化”的问题。所谓“四个化”，就是农村党员队伍的老化、党性观念的淡化、思想观念的僵化和部分党员干部的蜕化。在近期全国农村学习贯彻“三代表”思想的活动中，应该把解决这个问题摆在突出的位置。国内外许多研究村民选举、村民自治问题的学者，大多认为村民选举加强了村委会的权力，提高了村委会的影响力。[18]就笔者的经验观察来看，这个判断符合事实。原因在于，定期的村民选举使村里的各种精英可以通过竞争而进入村委会。起码，我们在理论上可以说，村民选举制度既提高了村委会吐故纳新的活力，也能够通过预期选举或启动罢免程序来保证村民对村委会的动态监督。这种动力机制无疑有助于村委会影响力的提高和巩固。图1是笔者对村民选举后农村党政关系类型的一个经验分析框架：

党支部影响力

强弱

村

委强

会

影

响弱

力

A型：

党强村强

民主合作型

B型：

党弱村强

村委会主导型

C型：

党强村弱

党支部主导型

D型：

党弱村弱

软弱涣散型

图1：农村党政关系类型

先看“党强村强”的A型结构，就是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了民主合作的制度机制。这种党村共强的结构可以说是一个理想模型。第二，“党弱村强”的B型结构，就是村委会主导村政事务，成为事实上的权力中心。其基本特征是，村委会控制了村庄大部分权力资源，村主任是村政事务的实际责任人，也是上级任务的主要承当者。党支部软弱涣散的根本原则在于“自毁长城”。第三，“党强村弱”的C型结构，就是党支部的组织吸纳力、社会动员力和政治监控力都比较强，党支部的群众威信较高，受党支部支配的村委会只是个执行机构。这种权力结构一般具有“行政化”的特征。[19]这种结构又同乡镇“党政一体化”的权力结构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最后，“党弱村弱”的D类型，就是党支部与村委会同时软弱涣散，都不能按照制度规范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的村往往既是组织“瘫痪村”，又是经济“空壳村”。

第四，权力制度规范的差异：法与政策

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制度规范各有特点。《村委会组织法》是村委会权力运作的基本法律规范，其他相关法律也是村委会组织行为规范的来源。其次，各地农村制定的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村委会办事制度、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等等，既对村民有一定的约束力，也是村委会的具体行为规范。而农村党支部主要依据《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运作。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支部的行为规范主要来自不同时期的党的政策，它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式也因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法的相对稳定性同政策的相对灵活性，这两者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既导致了村支两委的规范差异，也导致了村支两委工作方式的矛盾和冲突。应该说，村支两委及其负责人角色协调的制度条件，是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内在一致。如果政策与法律打架，投射到村支两委的关系上，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关系紧张。这时，村支两委的权力冲突，反映了法与政策的内在矛盾。

三、农村党政关系的制度化调整

无论是坚持“党政合一”的立场，还是坚持“党政分开”的观点，似乎都不否定这样一个潜在的假设，这就是党的领导同村民自治或者说村支两委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坚持“党政合一”或者“一肩挑”的人，相信村支两委由此能够更加协调一致；而坚持“党政分开”的人，则认为更多地发挥村委会的作用，对加强党支部的自身建设有利。如果党支部不陷入具体事务，就可以腾出手来抓大事。

笔者以为，农村的二元权力结构是宏观党政二元权力格局在农村社会的延伸。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既不能以党代政，使得村民自治如同虚设；也不能以政代党，把党的领导迷失在繁杂的事务工作之中。然而，无论进行何种制度设计，都必须在解决村委会权力合法性的同时，解决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把村民直接选举的制度机制一同纳入党支部和村委会，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制度化途径。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村民选举的实际情况。民政部党组对1999年全国的村委会换届选举结果有个评价：村委会成员的构成比例出现了“三高一低”现象（党员比例高、致富能手高、文化程度高、平均年龄低）。[20]广东民政部门的一份总结报告说，全省10多万当选村干部中，中共党员占77%，党支部书记成功竞选为村委会主任的占53%。[21]这两个数据说明，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主体获得了村民群众的信任投票，村民选举的党员和非党员村干部，都有责任、有能力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定任务。各地“一肩挑”的比例并不平衡，比较高的如广东的顺德、高州和郁南等市县，“一肩挑”的比例高达90%，[22]在山东省威海市，村支书当选为村主任的比例是65%。[23]在河北省隆化县，在村委会第五届换届选举中，村主任是村支书的比例为4.7%，而村主任是党员的占57.2%。[24]

其实，村支两委交叉兼职很普遍，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是坚持了“党政合一”的原则，而是村级干部职数的限制，不得不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结构。说交叉兼职减少了干部职数的论点也不成立，因为由村财政负担的干部职数基本上是不变的，维持在5-7人左右。实质的问题是，“村支两委”的人马如何产生的，是村民选举的人占多数，还是上级任命的人占多数？更为关键的是，村级混合班子的“班长”是选举出来的还是上级任命出来的？这就涉及到“一肩挑”的问题了。

如果我们把村民选举的制度同时导入村委会与党支部的干部选择，那么“一肩挑”是结果，而不是出发点。如果把“一肩挑”作为出发点，就有可能硬性推广这种模式，导致操选、霸选、逃选等不合法或不当行为的出现。目前，全国各地许多农村在推行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已经意识到把村民选举的制度机制纳入党支部建设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些制度措施。具体的做法可概括为二种模式，一是“两票制”选村支部，二是“二选联动机制”，[25]即“从村支书到村主任”与“从村主任到村支书”这两种联动形式。例如，在广东省首次实行村民选举的实践中，估计以“二选联动”实现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及交叉兼职的农村，占全省农村的50%以上。[26]这种建立在直接选举基础上的交叉兼职结构，使村支两委避免了权力冲突，增强了村级组织的整体能力。

“两票制”发端于山西省河曲县。这个县在1991年初实行“两票制”的动机就是为了解决农村党支部权威不足或者说权力的合法性危机问题。经过不断完善，“两票制”对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发挥了预期作用，山东、福建、江西、河北、湖北和湖南、广东等省市正在结合本地情况借鉴推广这一经验。[27]1998-1999年，深圳龙岗区在广东率先引入两票制选村党支部，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28]并把“两票制”提升到镇长选举的制度改革上来。[29]“两票制”的实质，在于支部建设中导入村民选举的制度机制，从而扩大党内民主，使村民群众在支书和支委的人选上开始拥有发言权。如果说这是一种制度创新，那么其本质就是在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框架中，在保持党支部权力自上而下性质的同时，为党支部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提取权力的信任资源的渠道，从而巩固和维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基础。而村民信任投票的多寡就是这种合法性的量化形式。因此，在推行两票制的过程中，越能提高和保证村民信任投票过程的竞争性和公正性，也就越能提高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这就是河曲“两票制”经验被许多省市认同的根本原因。

“两票制”使村党支部权力基础发生了变化，简单地说就是有助于解决党支部的权力合法性问题。[30]这种制度化途径也让村民有了监督村支书和支委成员的权力，即如果凭借村民信任投票上台的村支书不为民谋利甚至蜕化变质，那么村民在下一次的信任投票中就能把他赶下台。

而“二选联动机制”似乎更为直接有效。说它直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鼓励在职的村支书竞选村主任，如果当选了，在获得群众投票的基础上一身二任，有助于解决村支两委的权力争端。二是如果当选的是一个普通党员，那么由于他的民意基础强于在职的村支书，他也就有理由出任村支书，实现“一肩挑”，这样的制度安排也有助于解决村支两委“两张皮”的问题。我们似乎已经看到，无论是村支书竞选成为村主任的“一肩挑”，还是当选村主任被推选为村支书的“一肩挑”，都是村民直接选举的结果。如果颠倒过来，预先圈定在职村支书为村主任，就不可避免会滋生操纵选举等违法行为。

这样看来，解决农村党政关系问题有三种制度化途径，即“两票制”、“从村支书到村主任”，“从村主任到村支书”。这三种制度化途径的实质就是把村民直选的制度机制纳入了村支两委的组织建设。那么该如何运用这三种制度化机制呢？按照简便有效的标准，这三机制的启动次序是：首先启动“从支书到村主任”的机制。这就要求村支书参与村主任竞选，竞选成功者继续保留村支书职位，对于那些不敢参与村民选举的村支书，党内应该撤换。其次启动“从村主任到村支书”的机制，这就要求全体党员大胆参与村委会选举，当选的村主任以其得票最多，既成为村委会主任，也成为村党支部改选的首位候选人。第三是启动“两票制”，假如当选的不是党员，那么就应该随后实行“两票制”选村支书和村支部，把无能的村支书选下来。为配合这样的制度机制，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任期应该基本保持一致。

总之，村委会与党支部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在维护村民权利方面可以齐心协力，这就有条件也有动力以村民选举的制度化机制来协调、改善村支两委的关系。

四、结论

农村的党政关系实质上是二元权力结构，村支两委在权力资源配置模式、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权力的制度规范、权力的影响力这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特征，但通过引入直接选举的制度化机制，能够协调两者的权力关系。

村民直选制度强化了村委会的权力地位，为村委会自上而下地提取民意支持（民主授权）提供了合法渠道。尽管乡镇党委及村党支部有办法控制甚至操纵村民选举，但这种做法已经失去合法性。在村民选举制度逐步完善的微观背景下，党支部的权力来源也迫切需要建构制度化的渠道，由此能够从村民群众中提取信任资源，“两票制”、“二选联动机制”就是提升党支部权威、协调村支两委关系的制度化机制。

在农村政治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协调党政关系的制度化机制，既有助于加强党的领导，也有助于促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这样双赢的游戏规则，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具有启发意义。确实，我们似乎还看到，一个与人民群众有鱼水关系传统的党，也有必要着手建构这样的制度渠道，使人民群众清晰地表达对党的领导的认同，从而巩固党在农村社会的政治基础。

（全文发表在《开放时代》2001年7月号，第34-35页；《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1期转载，第105-107页。）

--------------------------------------------------------------------------------

*首先，笔者要感谢瑞典隆德大学（Lunduniversity）所提供的博士后研究机会（1999-2000年）；就此问题，笔者与景跃进、牛伟洪、肖唐镖、贺学峰、仝志辉、苗佳等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在此一并感谢。

[1]DanielKelliher,“TheChineseDebateoverVillageSelf-Government”,TheChinaJournal,no.37,January1997,p.85.

[2]陈世云：〈村民委员会建设情况的调查与对策〉，北京：《中国民政》，第10页。转引自柯丹青文章。

[3]参见《乡镇论坛》2001（3），总第149期，第8-12页。

[4]远山：<不应硬性推广“一肩挑”>，《乡镇论坛》2001（3），第9页。

[5]白钢：<两委一体化不是理性的选择>，《乡镇论坛》2001（3），第11页。

[6]明言：<关键是让村主任依法履行职权>，《乡镇论坛》2001（3），第11页。

[7]苗佳、邹希元：<“一肩挑”的六点优越性>，《乡镇论坛》2001（3），第9页。

[8]党国英：<村级党“政”合一意义十分重大>，《乡镇论坛》2001（3），第8页。

[9]邹谠：《20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第158-70页。

[10]西方学者对农村二元权力的最新研究，可参见戴慕珍（JeanC.Oi）、罗斯高(ScottRozelle)：〈选举与权力：中国农村的决策中心〉（ElectionsandPower:TheLocusofDecision-MakinginChineseVillages,inTheChinaQuarterly,No.162,June2000,pp.513-539）。国内学者有关权力资源、权力资源组织形式（权力结构）的最新讨论，可参阅康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页48-54。

[11]权力资源的这种提取模式，有助于解释这样的经验发现：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出现“党强村强”、“党强村弱”的可能性大。弱集体经济-强私营经济的村庄，出现“村强党弱”的机会比较大。那些“党弱村弱”的瘫痪村，绝大部分出现在那些公-私经济均落后的“空壳村”。这表明权力资源在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实际配置，与村庄公-私经济的强弱具有正向相关。

[12]有关案例，可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民日报编辑部联合课题组(赵树凯执笔)：<矛盾·引导和历史的契机——关于196封农民来信的初步分析>，《农民日报》1998年12月8日。

[13]笔者在农村调查中，经常听到农民提出类似的疑问。

[14]关于选举的内容选择问题（是选人还是选政策），实际上涉及到选举本身的政治价值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参见墨宁（MelanieF.Manion）：〈中国农村的选举联系〉（TheElectoralConnectioninChineseCountryside,in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90,December1996,pp.736-748.）。

[15]在笔者所调查的那些村庄，青年党员大多是在部队或者中学加入党组织的。而村里的党员发展对象主要来自村组干部。一般青年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党团观念。调查时间地点：1998年湖南。

[16]不少被调查农村的团支部，往往处于有团员（中学入团）无活动，有组织无经费，挂牌子无凳子（没有自己的活动场所）的状况，而村妇联（妇女会）的实际工作主要是抓计划生育，妇联本身的组织作用体现不出来。调查时间地点：1998年湖南。

[17]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党的组织工作言论集》，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页307-308。

[18]国外学者包括欧博文(KevinO’Brien)、李连江(LiLianjiang)、墨宁（MelanieManion）、帕斯特（RobertA.Pastor）、史天健（TianjianShi）等；国内学者有辛秋水、景跃进、徐勇、项继权、萧唐镖、程同顺等。

[19]“行政型”或“混合型”的村治大约占中国农村的75%。参见张厚安、徐勇主编：《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页516-517。

[20]中共民政部党组：<关于村委会组织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乡镇论坛杂志社、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农村处编：《1999年度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第113页。

[21]广东省民政厅厅长许道生：<关于我省村民自治工作的情况汇报>(2000年10月)。

[22]“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实施《村委会组织法》的情况报告”，见乡镇论坛杂志社、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农村处编：《1999年度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第146页。

[23]参见《乡镇论坛》2001（3），第8页。

[24]河北省隆化县民政局：<只要严格执行《村委会组织法》，才能选出顺民心、得民意的村村委会班子>，昆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体制及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现存问题研讨会，2001年2月20-24日。

[25]“两选联结法”是笔者对这种制度安排的一种抽象概括。

[26]参见许道生：<关于我省村民自治工作的情况汇报>(2000年10月)。

[27]关于两票制的研究，参见LiLianjiang,“TheTwo-BallotSysteminShanxi:SubjectingVillagePartySecretariestoAPopularVote.”inTheChinaJournal,no.42,July1999,pp.103-118.

[28]参见文建明、田东江、吴宇光：<群众参与：干部任用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深圳市龙岗区实行‘公示制’和‘两票制’的调查>，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工作简报》第32期（1999年8月31日）。

村党支范文篇7

一、基本状况

本乡共有9个行政村，村干部54人，离村村干部6人（个中村主任1人，村书记1人，村支两委委员4人）。外出经商的村干部2人、外出打工的村支两委委员4人、在外买房久居的村干部1人。

二、缘由分析

一是因为家庭生计所迫。村干部待遇低，又难以提升，尤其是除书记、村长、妇女主任以外的村支两委委员，没有待遇待遇。他们既要实行村支两委的工作职责，又要为家庭生计而奔走，再加上村里没有什么集体经济，在家基本处理不了生计问题，遍及觉得“工作没劲，出路无望”。因而，为了改善家庭经济，在很多村民都外出务工的状况下，局部村干部也纷繁外出。二是单方面强调“强人”治村。当前，我县非常注重选拔带头致富才能强和率领村民致富才能强的“双带双强型”村干部。“强人”村官虽然能对村里的发展致富有利，可以经过他们的关系网为村里带来一些项目或资助，然后改善村里的基本设备等前提，或许添加村民就业致富的时机。但他们往往在县城寓居或在外地发展，有的虽然房子在村里，但平常忙于打理本人的生意，常常一两个礼拜不在家。因而，这些人实践上也不在村。

三、不利要素及对策

村干部是党和县政府最基层的治理干部，是乡村基层组织的代表，是农民群众的主心骨，是党在乡村道路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和执行者，是建立社会主义新乡村的带路人。党和县政府的乡村政策、办法要靠他们传达落实，村民的意见、建议与要求要靠他们汇报反映，邻里矛盾与纠纷要靠他们协助化解，责任严重。村干部特殊是村首要干部长期不生活在乡村，肯定离开乡村工作实践，无法实时调查广大农民群众的需求和盼望，不克不及实时处理群众之间的矛盾，更不克不及团结和率领广大群众致富。必将对乡村基层管治带来主要的影响。一是干群之间没有了关系，乡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现实上离其服务的对象——农民越来越远。二是离村化景象招致各级党委、县政府对乡村的实践状况尤其是某些大的事情的转变动态难以精确把握，如碰着某些突发事情时就有能够会堕入掉控形态。因而，必需采取有用办法，着力处理村干部“离村”的问题，进一步推进乡村创优活动深化开展。

（一）完善村干选拔机制，用待遇留人。每年在村支部书记、村民主任和计生专干中公开应考必然名额的乡镇事业单位职工，还，把村干部的在岗率作为应考、选拔的一个主要规范，但凡离村半年以上的村干部，都不克不及参与村干部选拔测验。逐渐提高和改善村干部待遇，尤其是要着力处理村支两委委员的待遇问题，提高其工作的积极性。

村党支范文篇8

达村现有村民小组2个，总户数120户，总人口520人，村级干部6人，集体耕地面积2509亩，党员16人，团员32人，后备干部6人，入党积极分子13人，民兵12个人，十户长10人。以前村里大小事无人问，无人管，社会治安极度混乱。自开展“三支队伍”建设和群防群治网络建设，加强对“三支队伍”的管理力度，严厉打击“三股势力”，深入发动群众参与“严打整治工作”，深化平安小区创建活动，逐步建立起全方位的“打、防、空”一体化治安防范体系，建立完善群防群治工作体系，把矛盾排查工作做到前面，把不稳定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一年来，该村无火灾事故，无群体性上访，无归正人员重新犯罪，无一起刑事案件，得到村民和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原创：

一、加强对“三支队伍”的管理力度，增强对群防群治社会稳定重要性的认识。

一是村党支部坚决推行“”制度，每月及时开展党员学习教育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得到了提高，杜绝了个别党员、团员进清真寺做乃玛子的现象，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自觉维护本村的社会稳定工作，自觉加入到村里的民兵组织中去。

二是积极开展无职党员设岗定责活动，切实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根据我村工作实际，在每个村设置了财务、计生、稳定、宗教、廉政、学习教育6个岗位，根据党员人数多少和党员自身长处进行岗位设置。根据能力强的无职党员人数和所设岗位数，灵活采取“一人多岗、多人一岗、一人一岗”三种方式，让那些已经享受了各种待遇的具有党员身份的退休干部和“三老”人员在党组织建设、维稳等村级事务中发挥余热。此举一方面使村里各项工作有人干，另一方面也减轻了镇村两级财力负担，同时也调动了村里老同志的工作积极性，效果很好。三是大力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和村级后备干部，解决村党员干部老化、后继乏人问题。在培养入党积极分子上，一是严把资格审查关。大力推行入党积极分子、党员、后备干部公示制，严格按照发展党员“十六字方针”和“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把保证党员质量放在第一位，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从入党积极分子、村级后备干部、优秀青年中择优入党。后备干部培养上，我村在返村学生、复退军人、农村手艺人、致富能手中筛选确定了6名后备干部，13名入党积极分子。制定3—5年培养计划，指定培养帮带人进行培养，同时建立健全各项学习制度，组织他们系统地学习了稳定工作在我们新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他们尽快投入到维护本村社会稳定的工作中来。平时给他们压担子、分任务，并加强了跟踪管理，定期组织开展思想状况和工作情况汇报，建立健全干部成长档案，有效地缓解了农村干部后继乏人的问题。

二、大力加强治安防范工作，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落实，不断巩固群防群治网络成果。

一是抓宣传，强化安全工作意识。为了加强依法治村的进程，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村“两委”在每月15日定期召开由党员、团员、后备干部、入党积极分子参加的“三支队伍”平安工作会议，同时，还利用墙报、横幅、标语、宣传图片等方式进行“四五”、“五五”普法教育、公民道德教育，提高对打击“三股势力”重要性的认识，继续重点打击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等三股势力，全力做好防范工作，最大限度地教育，团结广大群众与民族分裂主义作斗争。还在全村普及用电用火安全防范知识；加强对归正人员进行结对跟踪帮教，平时注意其动态，及时上门沟通，做好思想工作

二是抓落实，构筑要素整合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外来人员不断涌入，为经济发展带来活力，同时也给农村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外来人员流动性大，治安形势严峻，村“两委”急群众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组建了一支由村班子带头，老党员协助，年轻党员、团员、后备干部、入党积极份子参与；投资3000多元，购买群防治安装备，配备了专用迷彩服、警棍、头盔、手电筒等；保证护村队员的工作经费，2006年村里落实8000元专项经费，确保了民兵小分队的正常工作。

三是抓建制，完善平安建设措施。第一，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工作班子，定期召开综治和平安创建工作协调会，每月研究部署开展各项工作；第二，对治保、调解、帮教、普法、巡逻、消防等有关安全防范的重大事项，以村民代表会议形式加以规范和解决；第三，对治安、民事调解、巡逻、外来流动人口管理等各项工作，有记录、有台帐；第四，在全村开展安全文明家庭评选活动。2005年全村评出安全文明家庭105户，全年未出现“黄、赌、毒”和家庭暴力案件。

四是抓防范，增强群防联动效果。村白天有3名老党员负责全村的治安巡逻，夜间由民兵小分队不定期进行治安巡逻、设卡，去年，民兵队共出动夜间值班巡逻96次，总计出动人数1052人次。

五是抓管理，增强安全服务能力。村还积极配合镇派出所做好外来人口的登记、发证，教育管理工作，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登记管理，注重内外兼顾，做到外来人口情况明，底子清，同时在民事纠纷上，在维护本村社会稳定过程中，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网络的职能作用，积极调处矛盾纠纷，确保了一方平安。

村党支范文篇9

一、基本情况：

×，男，汉族，年月日出生，籍贯湖南省××市，大专学历，年月毕业于××学校，营销专业，年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工作情况：

×同志于年月参加××市选拔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工作的考试被录用，年月被分配到A区B镇工作，担任计生办统计员。在镇计生办担任统计员期间，××同志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很快进入角色，熟悉业务，使B镇的计生统计工作在全区名列前茅。××年月，××同志代表××市参加全省计生统计员竞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同年通过计生办全体人员的努力，该镇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原来的全市倒数第名的黑牌单位一跃而进入全市计生工作先进单位行列。

×年月，××同志一年试用期满，以优秀的工作表现通过考察转正。

×年月，××同志被区委组织部选派到B镇C村任村支部副书记挂职锻炼。C村是B镇人口最多的村，村集体经济最薄弱，各种遗留问题非常多，而村支两委班子年龄偏老（四名村干部中有三名年龄在岁以上），班子内部有矛盾，村干部工作有畏难情绪，村上各项工作都比较落后，尤其是农业税征收工作××年排在全镇个村最后一名。面对这种局面，同志认真分析，找准问题，通过谈心和召开民主生活会的方式化解班子成员之间的矛盾；带头严肃处理了几起侵害集体利益的事件，树立起村支两委的威信；针对村班子成员和党员平均年龄偏老的情况，积极培养和发展新党员和村干部后备力量；狠抓农业税征收工作，××年月，全镇组织大型的农业税往年尾欠追缴工作，××同志和村支两委成员挨门挨户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尾欠追缴工作，成为唯一完成任务的大村。在C村挂职锻炼工作期间，××同志以刻苦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村支两委一起完成了各项工作，××年度东山村农业税任务完成，东山村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党支部。

同时，由于镇政府人员紧张，××同志还兼了计生办的统计工作，在搞好村上工作的同时，统计工作也未出任何问题，××年A镇继续保持全市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

×年月，由于A区申报“全省计划生育工作模范城区”工作的需要，××同志被选调到区计生局负责统计工作。同年，经过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A区顺利通过省计生委的检查，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计划生育工作模范城区”称号。

×年月至今，××同志担任A区计生局办公室主任和统计股长负责办公室和统计工作。

三、政治表现：

×同志于年月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于年月在A区政府三支部转正。该同志思想上要求上进，时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能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学习上要求上进，××年报考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参加本科班法律专业的学习。××年月在区委组织部组织举行的副科局级领导干部任职资格考试中，××同志通过笔试和面试入围。××年被区机关工委评为“优秀党员”。

四、作风情况：

村党支范文篇10

1、协助村支两委认真抓好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由于我之前一直在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比较熟悉，因此，在认真做好其他工作的同时，我协助村支两委扎实抓好计划生育工作，为全村、全镇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通过努力，迎来了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形势分析会的与会代表的参观，并先后接待了全国各地计生系统的参观考察共计14次500余人次。

2、由于在xx镇工作了五年，对xx村的基本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开展工作就比较得心应手。但是我仍然不满足，因为我知道我的了解还不能够很好的开展服务工作，因此我坚持深入个村民组、各农户家调研，全面了解全村的真实情况，与村支两委一起共同研究发展问题，如何解决农民增收和增加村集体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结合xx村具体情况，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3、在xx村原有的工作基础上，协助村支两委发展xxx厂，解决了部分农民就业问题，并为村集体经济的增长找到了一条成功之路。引进加油站一家（正在建设当中）。

4、加快“四在农家”创建步伐。在区政协、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协助村支两委同群众同甘共苦，加快“四在农家”创建步伐。深入走访群众，帮助他们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规划创建方案。一年来，全村硬化联户路16600米，硬化通组公路1500米，进寨路400米，硬化院坝15600平方米。建沼气池58口，改厕68户，改厨86户，改危房8户，改圈1200平方米，改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全村创建面达90％，受益群众在90％以上。同时，结合实际，提供资金和物资，帮助xx村民组xxx、xxx两户改厨、改厕。一年来，xx村“四在农家”创建工作先后迎接各地参观86次近万人次。

二、重新认识“三农”工作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