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范文10篇

成就范文篇1

我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是这所学校还要不要我当校长。前几次述职报告中，我都写上了“急流勇退”、“辞去校长职务”的字样，也因此带来一些非议，说我“欲擒故纵”。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实在不理解我的内心。说实在的，当了校长的人才真正知道校长的确是很难当的。我之所以到现在为止仍自愿工作在校长的岗位上，是因为自认为还能促进学校的进步与发展，而没有起到相反的作用。假如我已经成为了阻碍学校发展的人，且自己还意识不到，那么真诚地请求教师们通过合法的途径提出罢免的建议。在我的眼里，校长合格不合格，优秀不优秀的唯一标尺是能不能，多大程度上促进学校的进步与发展。

人生道路上有许多痛苦，但我遇上的痛苦不是很多。2002年12月，是我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我从1996年重返课堂后，不得不在这个时候告别了那些自己酷爱着的孩子。孩子们那分别的泪，揪心的话，将作为一种教育工作者最宝贵的财富，珍藏在我的记忆里。我现在唯一能弥补的是不进办公室，泡在课堂里听课。这学期2个半月，我已听了近百节课。

学校可能还需要我当校长的原因大体有三点，也是我努力追求的存在方式。

1、把握宏观的。湖塘实小和星辰学校在发展中面临三项重大改革，这就是课程改革、管理改革和体制改革。对这三项改革作战略思考和策略谋划，是我的责任。

课程改革方面,本人倡导三项基本建设，即数字化环境建设、校本化课程建设及人文化文化建设。在本人的倡导下，提高课程实施水平的“学科改革指导意见”逐步形成，并付诸实施；管理改革方面，在“自主——创造型”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推进“网络化”管理；星辰实验学校面临深层次的办学体制改革，需要有人去作深入探讨，本人已于去年撰写了《走有武进特色的民办教育之路》一文，为最终完成改革进行了理性思考。

2、观察微观的。再好的理念和工作思路，如果落不到实处，将成为空中楼阁。基于多年养成的工作作风，本人具备了从细微处敏锐感觉问题的能力。微观的领域是非常精彩的，且往往“窥一斑而见全豹”。大而言之，一件小事能预见学校将会有何等的大问题发生；中而言之，一件小事能反映教育教学中的倾向性问题；小而言之，一件小事能标志一个教师的工作状态或一个学生的进步水平。我一直反对校长站在高楼里向下看校园。而主张走进教室，走近教师，走进学生。校长的目光是一所学校水平的体现。这学期，本人从平时随堂听课中发现了少数教师备课不充分及对学生关注不全面的问题，随即会同领导班子商量两校联动管理抓规范的措施，提出“上好每一节课，关注每一位学生”的“两个一”要求，促进了教学常规的执行。

3、直面难管的。对于本人来讲，面对的有三个校区，500多名教职工，近6000名学生。原武英中学撤并到实小后，也有一些新问题出现。但我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人。除了领导方面的支持外，我的助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十分优秀与敬业。在过去的一年的记忆里，我似乎未感觉到有什么难管的事到我手中，也似乎未有教师向我呈现令人讨厌的事。因此，我必须诚挚地向我的助手与同事道谢。

当校长已20年了，年龄也已过半百。我愿意主动地放弃常人眼里的权力、荣誉乃至利益。但我不会放弃学校发展乃至教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因此，我必须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素养，不断地增强自己适应发展的能力。我自认为自己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即平民心态和挑战心态。在一般人眼里，校长当到这个份上，摆资格高高在上，躺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是很现实的，但我不是这样的，这可能是本人值得发扬的一点可贵之处。

成就范文篇2

时间匆匆而过，当我们跨过岁序之交的门槛时，既充满自豪，又感到责任重大。因为过去的一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编年史上，有着极不平凡的经历，值得大书特书；新的一年，我们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有可能超过以往，必须认真应对。

10年，大喜与大悲同在，给我们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年初，罕见的雪雨冰冻，覆盖南方长达半个多月，经济受损，交通堵塞，让春节的回家之路是那么的不容易。5月12日，暴烈的四川汶川大地震，灾区涉及多个省市，特别严重的超过10万平方公里，灾情之惨烈，世界震惊。面对特大的自然灾害，13亿中国人民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心，不屈不挠，举全国之力，得世界之助，战而胜之，创造了古今中外少见的奇迹。8月与9月，我们连续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与残奥会，其盛况之恢宏热烈，接待之周到温馨，运动员成绩之超群，都给全世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权威人士把它誉为“无与伦比”的盛会。国庆前夕，神七飞船成功发射升空，在太空留下了中国人的脚印。接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号角。这一年，我们还以各种形式，纪念伟大的改革开放30周年，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10年不平凡的历程，是一笔特别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给了我们许多教益和启迪，最重要的是：在灾害面前，不惧怕，不退缩，依靠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万众一心去克服困难，就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在成绩面前，不骄傲，不自满，寻找差距，瞄准更高目标继续奋勇向前，就可以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自己应有的位置。

成就范文篇3

而态度是心态反映的表示化，原中国男足主教练米卢有句名言：态度决定一切。非常认同这句话。那什么决定态度？认为是心态。心态是人们内心对人、对事、对物的看法和想法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状态。如工作态度、学习态度、生活态度等等。心态决定着态度，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存在相应的态度。人们透过你态度能看到心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说过：心态若改变，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人生就跟着改变。临时以来，很多人已经习惯性地认为是环境制约了自己。其实，真正制约你并不是环境，而是心态。通往胜利的道路上，能否坚持良好的心态，直接影响着你对周围事物的理解。所以说，心态对一个人未来至关重要。

但他没有气馁，应该有怎样的心态呢？爱迪生发明电灯历经6000多次的失败。相反把失败看成是找到6000多种不适合的方法。看来，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爱迪生的自信、乐观和坚持不懈。可以家境贫寒，可以学识浅薄，可以遭遇挫折，但绝对不能缺少自信。自信是人生之“骨”支撑着生命，战胜困难，发明奇迹。只有自信，才可能乐观，才会懂得坚持，才可能进一步发掘自己的潜能，让自己更自信，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故事，给了很大的启发。工作生活学习中，不要遇到困难和挫折，就悲观沮丧。相反，应该以自信、乐观、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维克托·弗兰克尔只因是犹太人，二战期间。被关进纳粹德国集中营。每天都在积极思考，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逃出去，积极思考终于给他带来了机会，一次利用野外劳动，幸运的逃脱了这位幸存者后来说过：任何特定的环境中，人们还有最后一种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我无法改变的但有一点至少是可以改变的那就是心态。世上没有绝对不好的事情，只有绝对不好心态的人。试想，连自己心态都调整不好的人，又如何处置好比心态更复杂的事情呢？所以我每个人都要学会调整自己，拥有良好心态才干成果未来。怎样才干拥有良好心态？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知识周期更新越来越短，首先要加强学习。学习是培养良好心态的基础。当今世界。万事万物处于不时变化发展中，只有不时学习，补充能量，才干适应发展要求。通过学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事业观，遇到问题和困难时，才干多角度分析问题，透过现象认识实质，而不至于在困难挫折面前束手无策。只有不时学习，才可能坚持自信。

另一方面，其次是加强沟通。沟通是培养良好心态的桥梁。一方面可以通过沟通增进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信任合作。通过沟通能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使自己得到提高。就拿办公室工作来说，所有科室、所有人尽管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都是为市委中心工作服务的为领导服务的只有在沟通中才干迸发出合作火化，只有合作才干共赢，才干达到服务最优化。因此，要善于沟通，懂得借助他人的力量，不做团队的短板。

成就范文篇4

事实上，绝对自主的学习是极少的。学生在学习的许多方面不可能完全由自己来决定，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对教师的依赖。因此，自主学习和他主学习是渗透在一起的。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澄清学生究竟在学习的哪些方面是自主的，哪些方面是不能自主的，为教师确定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阶段性目标提供依据，也可以更好地做到根据学生的不同学习特点因材施教。在“以学论教”的今天，结合一些具体案例，从学生的变化看课改，别有洞天。交流让学生分享快乐和共享资源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活动经验以及原有的生活背景，是良好的课程资源。在“生活中的立体图形”这节课中，不同的学生依据不同的生活背景进行活动，自己抽象出图形，制作出纸质的立体图形。彼此间的交流，实现了他们对立体图形关键特性的理解和认识，大家共同分享发现和成功的快乐，共享彼此的资源。从生活出发的教学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在“代数式”这节课中，由上节课的一个习题引入，带领学生一起探究得出一个规律5n+2，由此引出代数式的概念。在举例时，刘老师指出，“其实，代数式不仅在数学中有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大量存在。

下面，老师说几个事实，谁能用代数式表示出来。这些式子除了老师刚才说的事实外，还能表示其他的意思吗？”学生们开始活跃起来，一位男孩举起了手，“一本书p元，6p可以表示6本书价值多少钱”，受到启发，每个学生都在生活中找实例，大家从这节课中都能深深感受到“人人学有用的数学”的新理念，正如刘老师所说的，“代数式在生活中”。学科的融合让学生感受到现代科技的魅力和综合式的学习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人们议论CT技术、磁共振成像，但很少有人能将其中的道理讲清楚。

然而，学习了七年级上册“几何体的切截”以后，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能体会现代医学的CT技术竟然和切萝卜类似。创新设计让学生体现积极向上在学生上网查询，精心设计、指导下，成功地进行了“我是小小设计师”的课堂活动：这节课是以七年级数学上册第207页25题的作业为课题内容设计的一节课，以正方形、圆、三角形、平行四边形设计一幅图，并说明你想表现什么。事先由老师将课题内容布置给学生。由两位学生作为这节课的主持人，其他学生将自己的作品展示出来，并说明自己的创意。最后，老师作为特约指导，对学生的几何图形图案设计及创意、发言等进行总结，学生再自己进行小结、反思。整节课学生体验了图形来自生活、服务于生活的现代数学观，较好地体现了学生主动探究、交流、学会学习的有效学习方式，同时这也是跨学科综合学习的一种尝试。合作探究给学生带来成功的愉悦“统计图的选择”教学设计和教学中，要求学生以4人小组为单位，调查、了解生活中各行各业、各学科中应用的各种统计图，调查、收集你生活中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情的有关数据，必须通过实际调查收集数据，保证数据来源的准确。

学生或通过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或对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展开调查采访或查阅资料，经历搜集数据的过程，搜集的统计图丰富多彩，内容涉及各行各业。学生从中能体会统计图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意义，培养善于观察生活、乐于探索研究的学习品质及与他人合作交流的意识。利用多媒体教学软体自我探索在教学《七巧板》中，教师事先让学生上网查询课件，得到了可EXE文件，和电脑教师合作，放入学生的电脑网络，安排一节，让学生去拼七巧板，改变了过去单纯由教师讲，学生死记的教学方式。两个班学生兴奋投入了学习。在这样的新型作业和试题的完成过程中，学生有充分选择的权力，体现了个性化的学习方式。

成就范文篇5

的确，对于所有社会而言，始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与挑战是如何创建一个有效的政府体系，以支持、促进社会的发展、繁荣和进步。有效的政府治理体系是一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政府不再是传统的保守主义眼里的所谓的“必要的恶”，而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力量之一。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同意这样一个命题：政府的性质、能力和绩效，是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全世界都在重新考虑政府以及政府自身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建立一个与变化着的时代相适应的新政府体系，并使之更具能力、更具有效性，成为发展的推动力量，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的任务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次转型可谓是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这场革命，波及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经过这场革命的洗礼，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没有哪一个国家尝试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尽管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如同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巨大变化一样，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政府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不仅体现在政府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方面，更体现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等方面。改革与创新政府，建立一个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有效治理体系，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始终是中国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政府改革与创新既是中国整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与变化的动力之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的主旨在于研究和探讨以下问题：(1)中国政府改革与创新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是什么？(2)30年中国政府改革的成就体现在哪些方面？(3)中国政府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是什么？(4)未来中国政府改革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什么？

一、中国政府改革的契机和动因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5](P257)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P617-618)中国政府改革与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体制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由经济体制变革引起的社会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治国理论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突出表现在发展生产力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总结20多年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科学发展观。二是经济体制的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转型，这种转型对整个社会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是社会形态的变化。整个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变。四是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五是政治体制的变化。政治体制朝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上述方面的变革与发展，为政府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中国政府在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中，面临和承受着全方位的、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经济领域，政府始终面临着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稳定、充分就业、收入公正分配等艰巨任务。与此同时，政府还肩负着经济体制改革创新的艰巨任务。这就是说，政府既要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也要成为新经济体制的设计者、改革的推动者。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经济体制的改革，都要求政府扮演发展与改革推动者的角色。在政治领域，政府始终面临着维护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增强政治合法性，聚合和分配各种利益等艰巨任务。

在社会领域，政府也承担着创建新的社会管理体制，确保13亿民众生活保障的艰巨任务，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压力。与此同时，民众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断增大。凡此种种，均表明中国需要一个有能力、有效率的政府。

政府体制是连接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的关键。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的，中国的问题多多少少与政治和政府体制有关。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体制障碍，根本在于政府体制的不完善。1978年以来，中国虽然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但始终存在着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投资盲目扩张与经济过热、重复建设严重、收入差距扩大与分配不公、就业压力大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且得不到有效解决，关键在于相关的体制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政府所处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角色，决定了政府改革在中国全面改革过程中的特殊制约作用，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体制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取得进展和成效。如果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割断政府与企业的行政关系，切实解决政企不分和政资不分的问题；要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就必须打破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就要把资源配置权交给市场，减少政府的干预，减少政府对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价格的管制；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有促进技术进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要强化公共服务，就必须改革财政体制；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就必须实行政社分开，还权或者放权于民；要实现法治国家，就必须实现法治政府和依法行政。

中国的政府改革，就其基本任务而言，就是要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建立确保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要破除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相适应的障碍，建立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体制；要破除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因素，建立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要破除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不相适应的东西，建立适应民主政治发展的政府体制。总之，政府改革就是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政府体制，这是政府改革的直接动因所在。

二、中国政府改革与创新30年的基本成就

1978年以来，适应经济体制和社会的变化，中国政府在价值理念、职能调整、理顺关系、机构优化、完善机制、活化人力、依法行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改革与创新，实现了向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的初步转变。

(一)政府管理价值的再确认与公共性的回归

政府治理的过程，既是社会目的的执行过程，也是社会目的和价值的创新过程。中国政府改革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趋于理性化的过程，是形式的合理性与价值的合理性的有机结合。政府价值的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指形式的合理性具有优先性。因为政府管理的价值不仅影响着政府的合法性，也影响着政府行为的合理性。中国政府改革30年，最重要的是政府对其自身价值的重新思考和确认。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单纯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到科学发展观，从物化的思考和选择到以人为本观点的确立，从强调政府是一个权力中心到强调政府是一个公共服务中心，从强调强势国家的治理到强调社会的参与与协同治理，从政府行为的秘密性到公开性，从依靠人治到重视法治，等等，都体现出对政府管理价值的重新思考和确认。在我看来，最大的变化在于中国政府的“公共性”的回归和立国价值(regimvalue)的捍卫和落实。概括起来，对立国价值的捍卫和“公共性”的回归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认识到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性尊严的重要性，并致力于不断提升和改善公民的权益。(2)认识到政府管理不仅是追求秩序、经济和效率，更重要的是促进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3)认识到政府不仅是一个管理的中心，更是一个服务的中心，政府的核心职能和职责在于提供公共的产品和服务。(4)认识到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建立在政府、社会、企业共同参与治理的基础之上。(5)认识到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委托人，理应承担更大的公共责任。诚然，公共价值的实现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重要的是公共性的价值得到了重新的确认、选择，并在具体的公共行动和公共政策中得到体现。

(二)政府职能渐趋理性化

政府职能涉及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整个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政府职能问题是政府体系的核心问题，也是政府机构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政府职能一直都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之中，影响政府职能变化与调整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政治意识形态、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的传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战争、突发事件以及许多不确定因素。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超越时代、超越国情、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理想的政府职能典范。

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职能的最明显特征不仅在于泛政治化的政治统治职能占主导地位，还在于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府充当“慈父”的角色，包揽一切。政府既担负着经济和社会的管理职能，又承担着国有资产所有者的重任；既掌握着宏观经济管理和调节的权力，又直接从事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政府职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它不仅导致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经济的恶性循环，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浪费，普遍的“搭便车”行为和效率低下，寻租和政治腐败，也导致政府机构的膨胀。30年来，中国政府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使政府职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1)政府职能的重心从泛政治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初步确立，政府职能朝着亲市场化的途径转变。(3)明确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职能的重点在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政府日益重视并不断强化其职能的社会性，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4)政府职能实现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对经济活动的调节由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以运用经济手段为主，对社会经济事务的管理由微观事务的直接干预者逐步转变为宏观的调控者，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直接生产者向提供者的角色转变。

(三)调整和理顺治理关系，初步形成有效的协同治理网络

政府对社会事务的治理过程，并不是政府单方面行使权力、解决公共问题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互动的过程。一个社会的良好经营与治理，是建立在负责任的政府、有活力的市场和企业、具有生机的公民社会的相互协作的基础之上的。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稳定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合作。中国政府改革30年最重要的成就在于，通过不断调整和理顺治理关系，初步形成一个协同治理的基本格局。具体而言：(1)通过放权让利，扩大了企业自主权；通过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调整，调整了政府管理企业的范围；通过推动政企分开，实现了政府部门同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的脱钩；通过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了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分开；通过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改革，实现了政资分开。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而且使国有企业的效率得到提高，展现了活力。(2)调整和改变了政事关系，初步改变了政事不分的局面，事业单位的法人地位得到确立，事业单位的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落实和实现。(3)随着传统社会控制力的弱化，政府对民间组织持更加开放的态度，民间组织得到发展和壮大，其在社会公共服务中的积极作用得到展现。(4)基层民主自治不仅在法律制度上得到确立，而且其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职能日益得到展现。(5)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不断调整，特别是80年代以后的经济性分权和行政性分权，使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发展的空间，与此同时，分税制改革也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6)地方政府间关系的调整，特别是许多地方政府推行的权力下放、强县扩权的改革，使县市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7)区域以及跨区域之间的政府协作，正在成为一种有活力的治理方式。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调整和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缺乏活力的局面。正是社会不同部门之间正当权力归位，各自角色的逐步厘清和功能化以及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关系，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四)政府组织结构日趋优化

政府组织结构是政府职能的载体，政府组织结构是否合理，不仅关系到政府运转的效率，而且关系到政府职能的实现程度。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政府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机构的设置不合理，未能充分体现机能一致的原则，未能真正实现性质相同的工作或活动交由一个机关来办理，系统不够分明、工作不够确定，导致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现象十分严重；二是政府机构类型多，机构庞杂；三是政府组织体系内部的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有些政府部门职能定位不清，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四是权责脱节，监督缺位的现象仍然严重，尚未建立科学有效的履行职能的监督和评价机制；五是政府间的事权与财权不明确，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责权限不清；六是政府机构编制缺乏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和预算约束。上述问题的存在导致许多不良行政的出现，也制约和影响了政府职能和施政目标的实现。针对上述问题，1982年以来，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总体原则，我国相继进行了六次力度不同的机构改革和调整。总的看来，成绩还是很大的，主要体现在：(1)政府机构膨胀、人员膨胀的趋势得到遏制，政府机构和人员的数量趋于精简。(2)政府负责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的职能部门得到了强化。(3)调整了政府工作的性质和类型，正在形成以政府职能部门、执行机构、监督机构为雏形的政府机构序列。(4)针对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能交叉问题，从地方到中央均在探索大部门体制。(5)强化了对机构编制的法律和制度约束，推进了机构编制法定化。同时，我们应当看到，机构改革问题并非简单的机构的分分合合、裁减合并，在深层次上涉及政府权力关系的调整以及利益关系的调整。这也是机构改革与调整陷入困境的原因。

(五)政府运行机制建立并逐渐完善

如果说政府职能是政府的核心，政府组织机构是履行职能的载体的话，那么，政府的运行机制则是政府履行职能，实现对社会事务有效管理的一套程序和方法。30年政府改革，不仅重视职能的调整和机构的优化，更为显著的一个变化在于不断完善政府内部的运行机制。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在于：(1)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政府及其部门的决策权限的划分趋于合理、清晰；重大事项的调查研究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听证制度、民主协商制度得到初步确立；重大决策的评估制度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也达成共识并逐步发展。(2)政府绩效管理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行绩效管理、提高政府效能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并在各级政府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推广。(3)行政问责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推行行政问责、强化政府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责任政府，已成为近几年中国行政改革的核心，政府正在实现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的转变，初步形成了党的监督、政府内部监督、专门机构监督(如审计等)、新闻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的行政监督体系。随着政府运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得到强化和提升。

(六)创新政府服务方式，新的服务典范显现

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为国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中国政府改革30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在于政府服务方式的改变。最近十余年，各地区和各部门在创新政府的服务方式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政府服务方式以及政府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1)公民本位、服务本位而非政府本位、权力本位的观念得到认同和体现。(2)公共服务从封闭走向开放和透明，政务公开，行政权力的运作更加公开和透明。政府信息公开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开放政府时代的到来。(3)跨机关的整合的服务出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服务大厅的普遍建立，政府对民众提供的服务朝着跨机关、整合化、便民、高效的方向发展。(4)从政府提供服务到公私合作提供公共服务。许多地方政府积极探索透过市场机制，通过政府与民间的合作，生产和提供公共服务，这可以从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环境污染的治理、城市的管理和开发、森林资源的保护等诸多具体的公共事务管理中体现出来。(5)各种柔性管理和服务方式出现。随着时代的变化，传统的强权高压行政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一些新的行政方式，如行政规划与计划、行政指导、行政契约、信息引导等，在各级政府和部门受到普遍重视并得到应用。总的来看，中国政府的行为和服务方式向着一种以民众为中心的、公开透明的、富于弹性的、整合的、便民的方向发展。(七)以功绩为导向的干部人事制度初步确立

无论是制定公共政策、执行公共政策，还是提供具体的公共服务，有效政府和负责任政府的生命力在于公职人员的精明强干。可以说，国家公职人员的能力和水平，决定着政府的能力和施政水平。干部人事制度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公务员素质及能力的提升，良好的人事制度可以选拔优秀人才，激励潜能，活化人力，从而成为国家发展的推动力。30年中国政府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始终是核心内容之一。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固然归功于全体国民的努力，其中优秀的公务人员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其贡献也是功不可没，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发挥了积极的功效。经过30年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一个以普遍主义为基本特征，以功绩为导向的干部人事制度得到确立。具体而言，干部人事制度最基本的变化在于：(1)普遍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选人用人标准的确立，打破了传统的以特殊主义为取向的选用标准。(2)以功绩为导向的基本制度层面的构建，如基本分类制度，公开平等竞争考试制度，领导干部的公推公选，以功绩为基础的晋升制度、考评制度，正常的退出机制等。(3)建立了规范的教育、学习和培训制度，开发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各级干部和公务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得到提升。总的看来，人事制度走上了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的发展道路。

(八)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以及法治政府基石的奠定

限制政府的权力使其用于公共的目的而非私人的目的，与此同时又能保障政府权力的有效使用，始终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挑战。30年来，随着整个社会的改革与转型，中国政府改革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法治政府的建设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为进一步建设法治政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主要表现为：(1)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已经成为基本的国家方略和政治共识。(2)明确了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那就是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和权责一致。(3)确立了法治政府的基本法律体系的框架，涉及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救济法等方面。(4)随着“立法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诸多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政府的行为日趋规范化。(5)建立行政复议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在监督行政权的有效行使、保障公民权利和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中国政府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30年的政府改革，毋庸置疑，成绩是巨大的。在改革的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在我看来，中国政府改革的基本经验与启示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

马克思早就讲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7](P207)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在于我们所取得的每一项重大的突破和重大的成就，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在于打破教条主义、本位主义、个人崇拜的约束和禁锢。思想的自由促进了社会行动的自由，并通过自由促进发展。中国政府改革30年，展现了政府历史的和现实的自觉，这种自觉恰恰是以思想的解放和认识的不断深化为基础的。正是通过不断的思考和行动的实践，我们逐步明确了政府改革的价值取向、目标定位，逐步认识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的职能定位，逐步认识到政府自身体系和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及其内容。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改革努力，都是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结果。

(二)政府改革与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政府改革与发展是政府自觉推动政府功能、结构、过程、政策变革的过程。政府改革与发展虽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不可能超越社会整体的发展进程。中国政府改革的经验表明，政府自身的改革与发展是与整个社会相适应的过程，既不能超越社会发展的阶段，也不能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这种适应性表现在：首先，政府改革的终极原因是经济条件的变化，经济发展促进着政府的发展；政府改革与发展是以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为前提的，同时也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其次，政府改革与发展应积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进行，其主要任务在于使政府的权力及其行使“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8](P526)，否则就会导致经济发展的衰退。最后，经济发展为政府改革与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并创造良好的条件。中国政府改革始终围绕着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体制与机制这一中心进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下一步政府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三)政府改革与发展应是一个理性和现实的过程

政府改革虽然取决于政府自觉的推动，是自觉的活动，但正如人们创造历史都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历史因素所预先规定的条件下创造的一样，政府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也会受到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的影响和制约。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决定着国家。国家并不是神秘叵测的宇宙精神或理念在现实世界的体现，而是由社会的性质来决定的。政府改革与发展，并不是构建一个超越社会之外的理想政府，而是一个适应经济、政治、社会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有效的治理形态。30年来中国政府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改革始终遵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进程相适应，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相适应，与社会发展变化相适应的基本原则，有重点、分步骤，从点到面逐步推进。实践证明，这样的改革方式选择是正确的和理性的。

(四)政府改革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政府改革本身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讲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在于改革内容很广泛，它绝不是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而是涉及许多政治社会关系的调整，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之间的关系等等。其次，即便是任何一个单项的改革，也会涉及改革的性质与范围、改革的推动者和各种利害关系人、改革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三，任何一项改革，都会涉及许多利害关系人，虽然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与支持对改革是重要的，但若要推进，也要获得其他关系人的支持。只凭少数雄心勃勃的改革者，即便获取政治支持，在短时期内也不会完成改革。第四，任何一项改革，无论其规模大小，均有一个新旧观念的转换过程，有一个与其他存在的职能相互衔接和调适的时间。也就是说，改革在时间上需要获得在其先后各种改革的支持，在空间上则需要获得其他同时进行的改革的支持。

事实上，任何全面性的改革都是相对的，只是涉及政府事实(governmentreality)的少数层面而已，必须获得其他改革的支持。有人认为只要颁布一项计划或者法律，改革就会完成，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改革不是产出，而是一个过程。

(五)政府改革与发展既有普遍性，更具特殊性

政府改革与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行政改革的情况来看，改革的目标、措施等既有共通的一面，也有很大的差异。即使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相同的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也表现出很明显的特殊性，正如马克思所讲的那样：“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9](P894-895)从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中归纳出的理论，不能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上去。中国政府改革30年的一个基本经验在于，既重视学习国际的经验，又重视本土化的思考和行动，重要的是从基本国情出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四、中国政府改革未来面临的挑战

中国政府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社会再造运动，改革的内容、范围和边界，涉及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在中国整体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意义，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意义上、西方意义上政府改革的范畴。国人对政府改革寄予了无限的期待和希望，国人期望一个更加透明开放、更具能力、更负责任、更加廉洁高效的政府。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经济的发展与政府财政能力的增强、广泛的社会支持，过去30年政府改革所奠定的良好的基础等诸多因素，都使我们对未来政府的改革与发展充满了信心。同样，过去30年的政府改革，只是致力于建立善治努力的开始，未来的政府改革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如何形塑与发展新的行政文化

任何社会和政治的发展，都需要先进的文化，这种文化会以自身所展现的新价值、新理想、新观念，对社会发展起引导作用。行政文化是政府的灵魂，也是驱动政府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基石。行政文化涉及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理念、价值观、行为、心态以及思考问题的模式。对于政府文化，人们可能有不同的了解和概括。在我看来，核心在于维护、执行与捍卫立国的基本价值，这些基本的价值在于人性尊严、公共利益、社会正义、民主法治。在某种意义上，政府改革与创新的过程，便是弘扬这些基本价值，并努力促进这些基本价值实现的过程。政府改革不仅是一个追求技术理性的过程，更是实现价值理性的过程。如果不思考基本的价值选择问题，政府管理可能会成为一种缺乏灵魂的盲动，甚至可能成为不良行政的工具。

(二)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作用，合理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

中国政府改革最大的成就在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承认和确立，建立亲市场的政府是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目标，离开这一点，政府改革本身便失去了基本目标。历史的经验证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样存在，而且有时候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为严重。经济发展固然有赖于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但前提条件是政府要尊重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在推动市场化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同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体制的要求相比，任重而道远。例如，尚没有形成各种经济主体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格局；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比较慢；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机制尚未形成；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仍然过多，而宏观协调机制没有有效建立，宏观调控职能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理论和实践经验证明，将政府的经济职能界定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合理的：建立保障市场经济运作的法律基础和维护产权；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和保持宽松的政策环境；投资于基础设施和人民需要的领域；促进收入公平分配；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等。因此，政府要切实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改进和完善宏观调控，强化和统筹城乡、区域经济发展，透过促进经济方式的转变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如何调整与改革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形成完善的协同治理结构

如前所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必须建立在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基础之上。一个好的政府并不是人民要求什么，就提供什么，而是让人民学会并积极管理自己的事务。在价值多元化、利益多元化与分化、社会结构多样化、高度社会流动的开放社会如何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其挑战性并不亚于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首先，就政府自身而言，如何真正成为社会秩序和安全的维护者，社会利益的协调者，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调节者，社会组织发展的引导者、规范者等；其次，如何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并使之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最后，如何形成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整合民间资源，形成国家建设的合作网络和发展的伙伴关系。

(四)如何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体系，搭建有效管理的平台

经过几次大的机构调整，各级政府的组织架构逐步趋于合理，但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水平政府组织偏多。由于过度强调结构功能的组织设计观，整体而言，水平组织还是太多，这会超过有效控制幅度，增加协调的成本。二是政策整合机制薄弱。由于水平组织多，加之职能交叉，整合机制不足，政府领导机关往往难以有效扮演政策整合的角色，政府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功能性的短视和追求部门不同利益的倾向。三是组织未能适时地应对核心职能的转变，许多政府部门仍然热衷于具体事务的管理。四是政府组织的性质类型不清楚，部门功能不清，政策制定与执行不分离，独立机构设计原理不合理等。针对上述问题，组织的再造仍是未来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何实现政府规模的精简化，组织建制的合理化，强化政策的领导与整合协调，落实职能与组织的合理划分等，仍然是长期的改革任务。

(五)如何改革与调整府际关系，建立有效的府际管理体系

无论是在联邦制国家，还是在单一制国家，都存在着府际关系问题，即各层级政府间的垂直互动关系。从各国的情况看，府际关系从来都是依据社会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和不断调整与重构的，并不存在一个理想的府际关系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府际关系不断调整和变化，取得的成效不小，但问题也很突出，主要表现为权责划分不清晰，权责划分依据不规范，权责划分方式不科学、随意性大，权责约束机制不健全等。府际关系调整涉及很多问题，主要是：(1)调整和改变行政层级问题。现行的事实上的五级行政层级，弊病很多，因此，减少行政层级，促使组织结构走向扁平化实属必然。(2)在调整和改革行政层级的基础上，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管理权限和责任。(3)在合理划分权责的基础上，调整和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以期实现责任与财力相匹配。(4)在调整和改革府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府际之间协力合作关系，通过信息交流，共同规划，联合行动，相互援助，共同生产等多种方式促进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的解决。

(六)如何透过制度创新不断提升政府能力

政府能力是指政府能够合理地制定、贯彻行之有效的决策，推动集体行动，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能力。只有政府的能力与政府的作用相一致，才能实现发展的目的。政府能力的提升涉及许多方面：一是合法化的能力，即通过公民可期待的行为和绩效获取公民更大的认同、合作和支持。二是适应能力，即应对环境的变化，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能力。三是合理性的能力，即合理制定明智而周密的政策，并加以有效执行的能力。四是资源吸收的能力，即吸引以及有效运用各种资源(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达成政府目标的能力。五是经济调节能力，即保证经济调节的前瞻性、可预测性、有效性以及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能力。六是社会规划以及一体化的能力，即对个人和集体的越轨行为实施有效的防范和控制，以保证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能力。政府能力提升的关键在于政府管制机制的不断创新，即一套有效的机制保证，如信息机制、决策机制、诱因机制、绩效评价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监督控制机制等。

(七)如何推进公共预算改革

财政乃行政之母。建立现代化的政府，必须建立现代化的公共预算和支出制度。欲实现国家治理之民主化，必先实现民主化的财政；欲建立服务型政府，必先实行公共财政。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财政的改革是未来政府改革的头等大事之一。目前的财政预算体制，虽然经过多次改革，但其本质上并没有实现向公共财政的根本转变，问题主要在于：公共支出中生产建设和养人所占的缺，许多收入和支出不在国家预算之内；中央与地方收入和支出关系不清；财政支出缺乏必要的透明度等。所以，实现传统的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使公共财政成为实现宏观调控最有力的方式，合理划分和确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建立公开、透明、公正的政府财政预算和支出制度等，都将成为未来改革面临的挑战。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政府改革要取得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成就。其道理是不言自明的，不知道如何有效管理一个国家的钱，就不知道如何去管理一国其他的公共事务。

(八)如何加强法治政府的建设

从历史上看，政府权力是那种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力量。权力所具有的侵略性和扩张性特点，使得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和道德边界的诱惑。不受制约和限制的公共权力，是一个社会中最有力的、最肆无忌惮的力量，而且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永远都是存在的。建设法治政府，既是政府改革的目标之一，也是中国其他改革顺利进行、成果得以续存的强有力的保障。法治政府的精义在于：“治国者先受制于法”，即政府及其官员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过去30年我们虽然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这仅仅是在法治政府建设长河中迈出的一小步。考虑到中国的政治传统，传统政治文化和公民社会的不发达等诸多因素，法治政府建设的确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和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

(九)如何实现政府改革自身管理

政府改革既然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再造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改革本身也需要科学的管理。成功的政府改革应有明确的目标，不可含糊不清；要有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要考虑到改革所处的环境因素的影响；要充分考虑到各种改革项目之间的关联性；要让改革的对象参与到改革的进程中去，以增进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必须从外界引进新的思想和观念以帮助改革者找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改革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需要社会公众的参与和支持。

政府改革最大的阻力和敌人就是政府自己。政府部门，特别是掌握实际权力和利益的部门，往往会更多地考虑自己功能性的、地域性的需要，自己特殊利益的需要，而忽视整体的、全局的利益，甚至于争权夺利。权力利益化，利益部门化、地区化，利益法定化是中国政府改革可能遇到的最大障碍。历史的经验证明，如果掌权者出于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的目的而坚持过时的制度和政策，改革的机会就可能被丧失，改革的进程就可能被延缓，这样有可能产生更多的问题，甚至引发更大的危机。政府改革，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是一场革命，是政府自己革自己的命，为此，各级政府需要革命的精神和勇气。

政府改革是一个利益分配的过程，未来政府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改革要真正以公民为核心，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皈依，超越利益集团的利益，超越部门利益的束缚，保持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均衡，体现弱势利益优先的原则，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尊重科学与理性的价值。

成就范文篇6

组工干部队伍是一个岗位重要、责任重大、工作平凡的群体。岗位重要，在于其处在党委考察、任用和管理干部的组织部门，一言一行均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责任重大，在于其每做一件事，每行一个文，都事关干部前途，关系党委形象；工作平凡，在于其与公文打交道的时间多，为他人“作嫁衣”的时候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岗位和特定的环境中工作时间稍长，一些同志会觉得枯燥乏味，树立不起干事创业的信心，体现不出干事创业的激情，培养不了干事创业的成就感。长此以往，组工干部便大多给人一种缺乏灵活性、情趣性和处事机械、干事呆板的印象。组工干部要走出“在大事大业中才能体现价值和成就”的认识误区，注重在平凡的岗位上培养一种信心常常在、机会时时有、成绩处处显的成就感。

要在加强学习的过程中培养成就感。学习是为了提高。组工干部在学习中培养成就感，要能够通过读一本好书、受一次教育，学一门技术、增一份才干，写一篇好文、得一份满足，作一次调研、受一次启发；要能够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开窍明理，做到学有所思，思有所悟，悟有所获；要能够在学习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在学习中明白自己的所需，在学习中明确目标、理清思路；要能够在学习中树立信心、坚定信念、陶冶情操、丰富内涵、加强修养。

要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培养成就感。完成任务是作为一名干部的本份。组工干部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培养成就感，首先要有主动接受任务的态度。组织部门是一个“女人当作男人用、男人当作机器用”的高负荷运转、高质量要求的部门，预定任务重，临时任务多。这就需要每一名组工干部高效完成预定任务，主动接受临时任务；其次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要甘于克经常加班之难、环境艰苦之难、待遇微薄之难、受人误解之难。要在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品尝成功的喜悦，培养克难攻坚的成就感。再次要有高质量完成任务的能力。能力不济、素质不高，就不能保证高质量完成任务。因此，组工干部要着力加强能力培养，努力加强素质锻炼，使自己具备较强的业务能力和较高的综合素质，确保一般任务不慌、重要任务不怕、急难任务不躲。

要在探索创新的过程中培养成就感。创造无止境，创新无止境。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要求，为组织工作拓宽创新领域、拓展创新空间提供了政策和理论依据，也为组工干部发挥创新潜能、体现创新能力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因此，组工干部要敢于和善于立足本职岗位，结合本职工作，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更新观念，进一步改进方法，在干部初始提名、领导干部思想政治建设、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员教育管理以及基层党组织设置、党内关怀激励等方面进行积极有效探索，在提出一条创新思路、探索一个创新制度、开展一次创新试点、取得一项创新成果的过程中树立责任感，增强自豪感，培养成就感。

要在完善服务的过程中培养成就感。组工干部的责任就是服务。从干好本职工作的角度，组工干部的责任是为党的建设事业服务；从践行党的宗旨的角度，组工干部的责任是为干部群众服务。组工干部在完善服务的过程中培养成就感，要从点滴小事、手边常事入手，在收接好一个电话、接待好一名群众、整理好一篇文稿、编辑好一份简报的过程中寻找和培养成就感；要从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入手，从下基层搞一次培训、在基层搞一次调研、为基层提一条建议、帮群众解一个难题的过程中寻找和培养成就感；要从围绕中心、服务发展入手，在参加中心工作、完成中心任务、参与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寻找和培养成就感。

成就范文篇7

吴晓邦——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主张“为人生的舞蹈”，在民族危难之时以“一腔热血与一颗丹心”创作演出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饥火》；戴爱莲——沟通中西方舞蹈文化的大师，开中国舞风之先，创作表演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民族舞蹈《瑶人鼓舞》、《哑子背疯》；康巴尔汉——新疆第一舞人，率先将自然传衍的新疆维吾尔等各民族舞蹈，加工成精美的舞台艺术，《盘子舞》、《林帕特》等倾倒天山内外、大江南北；贾作光——展翅翱翔的草原之子，将牧民们世代相传的舞蹈，提纯、升华为蒙族舞蹈的艺术瑰宝，《牧马》、《雁舞》等民族风格鲜明，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先驱们的艺术生涯、创作风格各，但者致力于探索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舞蹈并自觉地将自己的艺术实践与祖国、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20世纪中国舞蹈最可宝贵的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发了中国当代舞蹈之勃兴，而其源头应追溯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延安新秧歌运动”。建国后，随着中央、地方与部队专业歌舞团的相继成立，广大舞人沿着《讲话》的精神，在深入生活、深入民间采风学习的基础上，先后创作演出了许多优秀的舞蹈：《红绸舞》、《荷花舞》、《鄂尔多斯》、《孔雀舞》、《丰收歌》、《草笠舞》、《快乐的罗嗦》……短短几分钟，通过对民族舞蹈固有审美特质的提炼、升华，突现了民族群体性格和新的时代气息。取材于敦煌壁画的《飞天》和从戏曲中提炼语汇的《春江花月夜》等堪称古典舞佳作；反映军旅生活和革命题材的《藏民骑兵》、《三千里江山》、《洗衣歌》、《艰苦岁月》等更具现实主义风格。上述作品大都具有广泛、长久的群众影响——流传至今，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起到了“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作用。

经过探索性的实验阶段，1957年由中国实验歌剧院舞剧团创作演出了中国当代第一部具有典型意义的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此后，更多的剧目遍地开花：《鱼美人》、《小刀会》、《五朵红云》、《蔓萝花》、《湘江北去》、《不朽的战士》……舞剧的题材、形式更加多样。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创作演出的《人民胜利万岁》和国庆15周年隆重推出的《东方红》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代表作，以恢宏的气势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

在积极吸纳一切具有世界意义的优秀文化艺术的方针指导下，芭蕾艺术在中国“落户”——1958年成功地上演了芭蕾经典《天鹅湖》，后又相继推出《海侠》、《吉赛尔》、《西班牙女儿》等。1964年以中央芭蕾舞团首演《红色娘子军》和一年后上海舞蹈学校演出《白毛女》为标志，中国芭蕾艺术在探索民族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舞蹈教育与创作同步发展，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正规的舞蹈教育与各种形式的进修、培训相结合，不拘一格地成就了许多优秀的编、导、演人才。这一时期的舞蹈尽管有着某种程度的稚嫩、简单化与趋同性，但毋庸置疑是20世纪以来中国舞蹈空间的繁荣期。广大舞人在追求民族性与时代精神，思想性与审美价值尽可能完美统一的艺术实践中，体现出可贵的探索社会主义舞蹈文化属性的自觉意识。

十年浩劫，百花凋凌，舞蹈创作、队伍、人才备受摧残。文艺复苏是随着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逐步实现的，随着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变革，在邓小平“事实求是、解放思想”的召唤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得以进一步贯彻。<BR>广大舞人经历了反思、困惑、孕育和阵痛，在渴望突破中奋起。近20多年来陆续涌现许多优秀作品，如《黄河魂》、《金山战鼓》、《无声的歌》、《水》、《海浪》、《追鱼》、《小溪、江河、大海》、《奔腾》、《雀之灵》、《新婚别》、《昭君出塞》、《残春》、《黄河》、《黄土黄》、《战马嘶鸣》、《牧人浪漫曲》、《顶碗舞》、《阿惹妞》、《牛背摇篮、《踏歌》、《秦俑魂》等。复苏后的舞剧多姿多彩，1979年，甘肃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丝路花雨》轰动全国；此后中国歌剧舞剧院相继上演《文成公主》、《铜雀技》；上海歌剧舞剧院创作演出《奔月》、《风鸣歧山》。这些剧目推动了中国古典舞学派的发展。各民族的优秀舞剧《召树屯与楠木诺娜》(傣)、《珍珠湖》(满)、《森吉得玛》(蒙)、《卓瓦桑姆》(藏)、《灯花》(苗)、《春香传》(朝鲜)、《阿诗玛》(撒尼)……色彩缤纷。文学名著改编的舞蹈《红楼梦》、《鸣风之死》、《玉卿嫂》、《边城》和充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虎门魂》、《青春祭》等也令人瞩目。《中国革命之歌》、《仿唐乐舞》、《编钟乐舞》、《黄河一方土》、《土里巴人》、《长白情》……各种题材、风格的舞蹈诗硕果累累。比起“”前的舞蹈创作，不仅数量明显上升，在题材、体裁、结构、语言、技法等方<BR>面也有明显突破——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与先期多数作品形象单纯，崇尚贴近生活本色“自然美”的创作风格相比罗，“”后的作品积极追求民族化与现代感相结合，注重作者主体意识的显露和强化对视觉感官的冲击力，适应着社会转型期人们观念、心态以及审美需求的各种变化，不过也存在着某种过分商品化和盲目追“潮”的趋向。这一时期的芭蕾艺术以更开放的眼光面向世界各个流派广泛吸收。《黛玉之死》、《祝福》、《蓝花花》、《家》、《雷雨》、《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幻想曲》的相继上演，深化了芭蕾民族化多种样式的探索。新一代芭蕾舞人才超越前人——从1982年起，历届国际比赛获奖者层出不穷。舞蹈教育全面推进——建立了本科大学和硕士、博士研究生部，新一代专业舞人技艺水平和知识结构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现代舞<BR>重新崛起方兴未艾。短短10多年间，广州、北京陆续建立起专业现代舞团，并有不少舞员在世界大赛中崭露头角，年轻的现代舞人正在探索中前进。

成就范文篇8

关键词：胡适学术成就原因

Abstract:TheaccomplishmentthatHuShigetsonleaningisquitemuch.Thiszaistohavegainedacceptionofamajorscholaralreadyacademiccircles.BydirectonHuShiallone’slife,collection,thecollateofadata,sumupthemainbodyofabookhavingputup“fourfactors”thatheisgettingaccomplishmentonlearning:ThetremendonsstudiesofChineseancientcivilizationbasics,isthathedoesscholarlyresearchhavinglaiddownsolidbasics;Richnewknowledge,newthought,providereferentialumparativematerialtodoscholarlyresearch;Needofrealsociety,thedrivingforcethatistogoaheadthathisdoesscholarlyresearch.Exactlybethathavehadthisfourfactors,theeffecthasgonedown,hehasgotjustnowwilldoamongresearchofthelearningbrilliantaccomplishmentjustnowifheisabletogallop,alsotoexactlybeamongacademicresearchamongthisfourfactors.

胡适在近代史上是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但其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肯定，正如胡明先生在《胡适文化学术思想概论》中指出：“胡适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者中是学科领域涉猎最广、研究面最宽的一位，有所谓‘十项全能’之美称。他在思想史、哲学方法论、认识论、逻辑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版本目录、校勘辨伪等领域均沉替下来做过一番理论探索工作，写出一大批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研究专著和文章，在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大贡献”。[1]这段话虽有溢美之感，但确实反映出了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学术界对胡适的研究多偏重于他的思想、五四时期的主张和政治活动，而对其在学术所取得成就的原因很少论及，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他在学术上所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以期能够给予即将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和已在学术上进行研究的式作者一点借鉴，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

毋庸置疑，胡适本人在学术研究中的孜孜以求，坚持不懈的主观努力是无可替代的，另外他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朋友所提供的见解的帮助也是应该承认的。对于这两点因素，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就不再赘述，本文仅试就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求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因子。

一、国学基础的奠定

胡适的“破蒙”教育是比较早的。在他还不到三岁时，他父亲便亲自当起老师，一边教妻子冯顺弟认字，一边教小胡适认字。在父亲忙时，他的母亲便当起了教师继续教他认字，她自己也借此温习熟字。就在这样的温馨团居生活中，在其母亲认得近千字的时候，小胡适也认得了七百多字。

在他父亲胡传去世后，其母亲便把希望全寄托在小胡适身上，谨尊亡夫“糜儿天资聪明”应“努力读书上进”的遗嘱，亲自把不到四岁的胡适，送到私塾读书。由于小胡适此时已识得近千字，故不须念《三字经》、《千家文》、《百家姓》、《神童诗》等一类“破蒙”的读本。他最先读的书，则是他父亲胡传亲自编写的体现儒家人伦和程朱理学精神的《学为人诗》、《原学》二本。他父亲所秉承的程朱理学的“遗风”也随之遗留了下来。为了使先生能够尽心尽力的教，使小胡适受到更好的教育，别人家教两元的学费，其母亲都是加倍的给，并叮嘱先生：“每读一字，须讲一字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2]先生掰开揉碎，由浅入深的讲解，使胡适受益匪浅。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他一生最得力的讲书正是他“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3]

在这个受到“优待”的私塾里，在他母亲晨喊夜陪的严厉督促下，小胡适顺利的完成了他九年的家乡教育，读了“《律诗六钞》、《孝经》、《小学》、（朱熹集注本）、《孟子》（朱熹集注本）、《论语》（朱熹集注本）、《诗经》（朱熹集注本）、《大学》（朱熹集注本）、《中庸》（朱熹集注本）、《易经》（朱熹集注本）、《礼记》（陈注本）、《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4]等书。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及比较近代的宋明诸儒的论述，我在幼年时差不多都已读过。”[5]这些经史典籍的熟读，为他后来做学问，“整理国故”，打下较为系统的旧文的基础。这些由朱熹注的书也使他“陶醉”于宋儒之中，以至于“觉得对于《四书》、《五经》一直由朱熹注是比较近情入理的”。[6]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便深深地埋下了尊崇孔孟儒家，特别是从崇拜程朱理学的根苗。这对他一生来说都是起作用的。由于幼时秉承了家乡的程朱理学遗风后又在学堂读了朱子注本，这为胡适开拓了治汉学的路子。基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我另一灵感的来源，也可以说是出于我早期对宋学中朱注的认识和训练。朱熹的宋学为我后来治学开拓了了道路”。[7]

在私塾里胡适还得到了一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为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他的儿童生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8]的小说。这一时期他一共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三十多部“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这些大量“白话小说”的阅读，使得胡适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并且“在几十年后”于他“都是很有用处”。看这类小说的另一好处便是帮他“把文字弄通顺了”。他后来也说：“《周颂》、《尚书》、《周易》等书都是不能帮助我作通顺文字的，但小说书却给了我绝大帮助。”他不但要看这些小说书，还要把其中的故事讲出来给自家姊妹听。这样就逼着他“把古文的故事翻译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以至于他到“十四岁来上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做得很像样的文字了”。[9]这就使胡适在无形中得到白话散文的训练，对他后来倡导白话文和考证小说早早打下了基础。

在上海六年的“新学”教育中，胡适仍继续坚持自习“汉学”，而且还特别“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及“宋明理学的书”。[10]蔡元培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就对胡适“虽自幼进新式的学，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而大加褒扬，并且进一步指出了这在他治中国哲学史中的大作用。

海外的七年求学之中，胡适是更注意中西古今兼修，力图在学问上融包古今，贯通中西。这一时期，他对中国的古典哲学与文学特别留心，他对老子，墨子的思想作了认真的研读和思考，并留意将研究心得写成了文字，为他后来系统地研究先秦思想史作了坚实的准备。对裴“崇有论”，范缜的“因果论”的认真检阅，对宋儒注经的公正评价无不显示出他对中国哲学史自觉的留心考察。1914年8月，胡适在日记里还专门排列出了一个现代哲学研究系统的纲目。文学方面，他作了不少唐宋诗词的研究札记。他的一些关于文学的主要见解已经相当成熟。他对白居易《与元九书》为代表的“文学实际主义”创论抱有浓厚的兴趣，专门作了深入研究，由之生发出他的一篇相当重要的文学专论（见1915年8月18日日记）。

当然，生在徽州的胡适，不可能脱离皖学派对他的影响。朱熹、戴震、吴敬梓对他都有很深的影响。对朱熹、戴震的崇拜使他懂得了宋儒理学，对吴敬梓的敬仰使他顿悟到了文学发展的趋势，这些都是影响他后来学术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此，本文的前后均有所论及，这里就不再作专门的论述。

胡适对于国学所取得的坚实基础无疑成了他以后治学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没有如此的基础他就不可能在治学中取得很高的成就。

二、新知识、新思想接受与丰富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新文化与旧文化进行着激烈的碰撞。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如火如荼，气象峥嵘。这一瞬息万变的全新世界是胡适在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此时少年的胡适正闪烁着一对睿智的眼睛，拼命的汲取着时代赐与的思想文化营养。

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书时受到了当时“思想很新”的国文教员杨千里很大的影响。他曾在胡适的作文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这在当时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话当作绝对真理的年代，无疑是有很大进步的。以后，这几个字几乎成了胡适终身奋斗的目标。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杨先生还用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作教本，而且出了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11]的很新颖时髦的作文题。这对于胡适思想上启蒙的影响可谓很大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12]杨先生对于胡适，不仅传授了新思想新知识，而且为其新思想、新知识的接受打开了一扇天窗。

在读完赫胥黎《天演论》时，胡适的思想随之受到了震动，这震动也影响了他的一生。赫胥黎人类进化论与存疑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实际上成了“胡适思想”的重要构成因素。这也为他以后注解、阐释与运用进化论思想，提供了知识养料。胡适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13]后来，正是由胡适将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合而为一种方法论。他将这种方法论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从而在哲学史及文学史等的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开拓性成就。从实际的效用来看，正是这种“进化”思想的接受和大量新学理的输入，才使胡适能够写下长文《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也是以进化论的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示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14]的。可以说，赫胥黎，达尔文的天演进化学说直接启迪了他的治学思想，使其能够从一个新角度、新手法对中国学术的问题进行探究，从而产生具有创见性的观点。

这一时期，胡适所读的书也开始由《四书》、《五经》转到《明治维新三十年史》、《新民丛报》一类新书上了。这使胡适的眼光从古代转到了近代；从旧世界转到了新世界。新书的广泛阅读一方面为他增添了新知识，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他的思想。为其治学增加了“新源流”。

在胡适所读的新书中，对有他有深远影响的却是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两部著作使胡适“受了梁先生无穷恩惠”。[15]《新民说》诸篇文章历举了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之“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文化”，[16]鼓舞了他以后的求知之路中去寻找那高等民族的新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17]这本“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的学术著作第一次给胡适“一个学术史”[18]的见解。这对于胡适将来用历史的眼光治哲学史无不裨益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缺了的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也使胡适发了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19]可见《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不仅为胡适“开辟”了知识的“新世界”，也给了他一个新启示：治中国哲学史。正是因为有此时播下的“种子”才有“开山”巨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诞生。

七年的海外留学时期才算得上是胡适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主要时期。在这一时期，胡适学习了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些学科的学习构建了胡适的知识体系，为其以后治学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他对这些学科中最感兴趣的则是哲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他曾师从哲学系的名教授厄德诺学习，与哲学系夏德教授关系也不错。胡适后来就跟随这位德籍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另修汉学的。这时胡适的中西兼学及以“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作为他的哲学博士论文，应该说都是有相当影响的。但为胡适所崇拜的，也是对胡适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杜威的思想，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据胡适自己回忆，他当年之所以转学哥大，便是因为对杜威和实用主义哲学发生了兴趣。实验主义作为美国式实践理论概括，强调以人的“经验”出发，主张用行为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性，根据事实效果来判或修正信念，“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categories)移到效果”，[20]带有强烈的反教条主义和反思辨哲学的色彩，反映了美国创业时期求实和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开拓、进取、行动和成功超过一切的美国风格。它较之五四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不失较之封建主义思进步的学说。用这种较之封建思想进步的学说来指导学术研究无疑会取得进展性的成果。他说：“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目就是一个证据。”[21]实验主义对于胡适，简直是贯穿他学术生涯命脉，是指导他学术活动的原则。这对他后来倡导文学革命，倡导白话诗文，考证古史和传统小说，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以及政治和生活方面都有重要影响。他后来也告诉人们他的本可以作为夸耀资本的文学革命，也只不过是“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运用”。[22]胡适的一生中，在思想、文化以及学术上涉猎了众多领域，他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他在某些学术领域甚至还起到了一种范示性变革的作用。这与他的“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23]有很大的关系。

新知识的丰富，扩大了他治学的视野，也奠定了他治学的基础。新思想的汲取，延展了他治学的思路，也构建了他的治学方法论，为其治学提供了便利法门。他所提倡的“输入学理”其实就是要输入西方的新科学，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在“整理国故”时他也主张“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上，要虚心接受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材料上，欧美日本学界有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最大仇敌是孤陋寡闻。

胡适的学术成就也正得益于他扎实的国学基础和丰富的新知识。温公颐在《关于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就说：：“作者熟悉西方哲学史，他参照西方哲学史的方法整理先秦逻辑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作者优越于前人的地方，在于他既掌握了古代的资料，又熟悉西方的哲学史，这样他就可以收‘它山之石，可以为错’之功，比起那些只懂‘汉学’，或只知西方哲学史的人就优越多了。”蔡元培先生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也说：：“适之先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中自幼进新式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容易多了。”

三、“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没有方法指导的学术工作无异于“盲人骑瞎马”。有了方法，但没有丝毫科学性的也是不能指导学术工作取得成就的。“科学”方法的指导是学术工作者取得成绩的保障；同时，它也给学术工作提供了迈向成功大门金钥匙。胡适在学术上的一系列的成就，正是在其所提倡的“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的。

胡适自幼便秉承了他父亲程朱理学的“遗风”，在以后的求学中又一直读朱子注的《四书》、《五经》，并且觉得朱注是“比较近情入理”的。一方面，这使得他对朱子的“物而穷其理”的归纳精神有所取得与继承。朱子曾说：“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个事物底道理，穷之须要周尽”。胡适自己也认为程朱一派“新儒学”的治学门径在于“他们把‘格’字样‘至’解，朱子用的‘即’字，也是‘到’的意思。‘即物而穷其理’是自己到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24]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对程朱理学所提倡的怀疑加以汲取与继承。朱子认为：“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疑渐渐释，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25]后来胡适也主张：“做学问须在无疑处而有疑……”[26]

当然，胡适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方法的继承不单停留在“宋学”的怀疑精神和归纳的方法上。他在观察研究中发现，程朱的“即物而穷其理”，虽有归纳的精神，但存在“一种被动的态度”。而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主张真理即在心中，抬高个人的思想，用良知的标准来解脱‘传注’的束缚”，恰好“这种自动的精神很可以补救程、朱一派的被动格物法”。随后，程、朱的归纳手法，经过陆、王一派的思想解放，便成了“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解放后的思想，重新又采取程、朱的归纳精神，重新经过一番‘朴学’的训练，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出现，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27]这自然使胡适把视野投向了“清学”的重量级人物——戴震。

胡适对戴震这位徽州文化史上的先哲，乡贤很是推崇，不仅为他写传，而且讨论他的思想、学术。直到后半生，胡适还穷尽精力，研究《水经注》，为戴震辨证，戴震及其“皖派”清学学术性格是考字义，辨名物，其学术个性是“由古文训以明义理”和“执义理而的能考核”。其中怀疑、辨伪、求是的学术精神则是与朱子之学有一致的地方。诚然，戴震及其“清学”的内在学术精神，本有对“宋学的空论的反动而起。戴震及其“清学”主要体现出的是治学的实证精神——重实证，尊重事实。同时，他们有“假设通则原能力”——“因物求则”。尤其是戴震提出的“但宜推求，勿为株守”，胡适认为这是“清学”的真精神。

在西学中胡适接受了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及杜威的实验主义。在这些西洋现代学术思想的启发下，胡适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不再单向的了，而是双向的，互动的。胡适在晚年原口述自传曾回忆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督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我把它们英译为evidentialinvestigation(有证据的探讨)，也就是根据证据的探讨（无征不信）。”[28]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接受西洋文化的基础上，胡适把杜威的整体哲学化约为方法，并以此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在西学观照与中学双向互动来寻求两者的相通之处，从而逐步建构了他的科学方法论，亦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具有兼容并蓄，承先启后的开创性意义的方法论。唐德刚先生说，胡适的治学方法“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乾嘉学派’和西洋古僧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29]既指出了胡适方法的优越性，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既然是集大成者自有它的精妙过人之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几乎所有出类拔萃的学者，都受到过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陈垣、冯友兰等大师都在实证方法上作过探索，并有所创见。

胡适的方法和乾嘉考据一样，都比较注重微观研究。胡适曾说：“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30]正是由于他的这种重微观研究的方法，使得他在考证、辨伪、翻案文章，尤其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禅宗史、《水经注》的考证，贡献颇丰。胡晓先生在《胡适中国改革思想述评》中写道：“今天的新方法论虽然很多，但科学实证方法仍然是基本的方法。胡适的红学研究及以后的古典白话小说考证都是十字真言方法的示范，水经注、禅宗，道教等学术问题的研究成果，都是这一方法的结晶。”[31]有的学者就据此认为他的方法只是适合微观研究，不适合综合宏观研究。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胡适在考证中做工的工作比较多，但他并不甘愿赴乾嘉考据学派的后尘，他的《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思想史纲要》、《白话文学史》（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实验主义》、《新文学的建理论》、《中国禅学之发展》等，无一不是宏观研究力作，不能因为他最终没有完成中国哲学通史和中国文学界通史的写作，就证明他缺乏宏观把握的能力，证明他的方法发现不了社会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方法的指导才使他在宏观研究中取得了累累硕果。朱文华先生在《胡适评传》中认为，胡适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完成通史，但把他的论著综合起来，实际上“其本轮廓和线索勾勒出来了，主要的见解也提了出来”。

在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论中有些精神原则即使是今天，仍然有值得参考与借鉴的方面。首先，“十字真言”是胡适的一大创造，一大贡献。他对实践中疑难问题的重视，对大胆假设的提倡，对事实证据的强调，对考证步骤的研究，对评判标准的阐释，都是有其精到之处，其基本精神至今仍具生命力。其次，胡适在整理国故中提出三原则：“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32]其中，他提出的“历史”、“系统”、“比较”方法仍是今天学术研究中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胡适还注重功力与见解并重，实践与理论并重，材料与方法并重，文献资料与非文献资料并重，这些真知灼见对于今天的学者仍富有启迪意义。

当然，实证主义方法论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不能因为胡适在这样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就，就认为它是万能的方法论，也不能因为这种方法论至今仍有很多的优点，就去掩盖它的不足。胡适方法论的局限性和他的哲学基础有关，实证主义是与形而上学及非理性主义不相融的，故他的方法论不适合单独对本体、思辨、直觉、情感、思维等领域的研究，这点早在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出所已经指出。胡适的方法论主要是以近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理论依据，他所坚持的普适性和统摄性早已不得复存在，其论证方法基本上运用以归纳演绎为主的形式逻辑，而对强调公理的现代逻辑则未予重视。因而他的方法论基本上停在定性分析阶段，缺乏程序的严密语言规范性，研究的结果由于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对客观方法的干扰而不精确，不适宜需要定量和数理分析领域的研究。

四、社会需要的推动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康梁等人发动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孙中山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最终归于失败。随着历史的发展，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革命可以使旧朝灭亡，新朝建立，但文化却不能简单的更新替代。要救中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必须首先解放中国人民的思想，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则必须从影响了中国人民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开始。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文言文一向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正统，而白话文则被子认为是“穷门小道”。这种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对立，恰恰是封建尊卑关系的一种反映。直到前夜，这种八股文言文仍然统治着中国文化界，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的正常发展，且文言文晦涩难懂，而白话方则通俗易懂，更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宣传新的文化，新的思想，必须要找到一种为世人都能接受的宣传方式也是必要的，所以新文化运动首先就从白话文打开了封建文化的缺口。而胡适则可说是当时提倡白话文的第一人，陈独秀就曾说：“文学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峰则为吾友胡适。”[33]

胡适认为，白话文学革命的必然性在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记载，社会生活因时进化，不能自止，文学自然也同时进化，不能自止，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他曾说：“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捉拿人了。”[34]可见，白话文运动已成为势所必然。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是当时第一篇论文学革命的文章。在此，胡适鲜明地提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白话正宗说，他断言“然今以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这正宗”。这可以说是对封建尊卑观念的挑战。此后胡适一直提倡用白话文来作新文学，而他自己可以说一直在身体力行，把这一观点付诸于行动。为此，他用白话作诗编为《尝试集》，为了让人们从心理上更易为接受白话文，胡适还写了《白话文学史》，在作《哲学史大纲》时也用白话文，并采用了新式的标点符号，这在中国学术史上可谓第一次；此外，在写作方式上，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35]这就从行文格式和使用语言上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革新，可以说是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向学术领域推进的标志。

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学事业可以说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赞成和拥护，1919——1920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总共约有400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作，并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时代性的一种需求，而它的出现也影响和推动了社会思想的发展，正如所指出：新民学会等“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36]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得力于他的“整理国故”，而“整理国故”在当时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广义的文学革命时期，否定的精神友配了一切，使中华民族在学术上，在思想上完全失掉了发展的根据。于是使人们在五四时代和五四以前的时代之间，有了一个绝大的断层，把这两个时代完全隔开。而要弥补这样的一个断层只有两种方法：一是舍弃祖国的全部，完全借助于外国，努力于外国的新思潮，新生活，新精神，从而造成一个全新的国度。然而这在当时是不可取的，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力量还不够强大，另一方面这也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它割裂了文化发展的联系；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设法在那两个隔开的时代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造成一个统一发展的局面。这就需要在“输入学理”的时候，对国故进行整理，发掘出“国粹”，造成接受新文化的基础。这一方法，是很实际的，也是符合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规律的。

早在留学美国时，胡适就在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提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在哪里有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合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科学和哲学？”在其论文中他主张复兴非儒学派，认为“在这些肖像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胡适在国外设计的这一文化复兴方案，拿到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来，在面对中国的断层时就自然的表现为“整理历史典籍，挖掘传统资源，发现传统价值”。但胡适并非是单纯地钻在故纸堆中，而是用评判的态度来整理国故的，“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即“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缪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37]

尤为重要的是，胡适毕竟是通过引入新的学理。新的治学方法对传统的国故加以整理的第一人，因而他的整理研究在当时确实开了新风气，有相当的范示意义和奠基意义。这样的整理，起码能消除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某种盲目崇拜，也能使那些为新时代斗争的人不再有感到失掉的伤痛，从而最终能减少人们心理中对外来文化、现代文化的排拒，使之能更好的接榫。

1921年7月，胡适作《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提出“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等观点，在随后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又全面阐述了国故整理的基本方针和具体方法。一时间，“整理国故”运动蔚然成风，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胡适本人也在哲学史、禅宗史、《红楼梦》考证等领域中取得了卓然的成就。但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和阶级偏见，反对马克思主义，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使他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一点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在阅读和参考他的著作时，我们是应该认真予以辨析的。

当然，胡适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远不限于以上四点因素，本文只力求从他取得成就的主要因素进行论述，至于其它方面的一些因素，限于本文篇幅则不再多做赘述。

[1]《江淮论坛》1989年第5期

②③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卷一《四十自述：九年家乡教育》第49—50页

[4]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2页

⑤⑥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29页

[7]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卷一《四十自述：九年家乡教育》第49—50页

②③④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49-50，51-52，73-74页

①②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70，70页

③④易竹贤《胡适传》第101，148页

⑤⑥⑦⑧⑨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71-73页

[20]转引易竹贤《胡适传》第100页

②③转引王炜《胡适与实验主义》《兰州学刊》1992年第6期

④转引沈卫威《胡适对徽州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①④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第163页

②转引沈卫威《胡适对徽州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③易竹贤《胡适传》封面

[28]唐德刚译著《胡适口述自传》第96，137页

[30]《论国故学》《胡适文集》卷二

[31]《安徽史学》1995年第3期

[32]《〈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33]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卷二第六号

[34]《文学革命论》《中国磨擦文学大系史料索引》

[35]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5页

成就范文篇9

关键词：胡适学术成就原因

Abstract:TheaccomplishmentthatHuShigetsonleaningisquitemuch.Thiszaistohavegainedacceptionofamajorscholaralreadyacademiccircles.BydirectonHuShiallone’slife,collection,thecollateofadata,sumupthemainbodyofabookhavingputup“fourfactors”thatheisgettingaccomplishmentonlearning:ThetremendonsstudiesofChineseancientcivilizationbasics,isthathedoesscholarlyresearchhavinglaiddownsolidbasics;Richnewknowledge,newthought,providereferentialumparativematerialtodoscholarlyresearch;Needofrealsociety,thedrivingforcethatistogoaheadthathisdoesscholarlyresearch.Exactlybethathavehadthisfourfactors,theeffecthasgonedown,hehasgotjustnowwilldoamongresearchofthelearningbrilliantaccomplishmentjustnowifheisabletogallop,alsotoexactlybeamongacademicresearchamongthisfourfactors.

胡适在近代史上是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但其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肯定，正如胡明先生在《胡适文化学术思想概论》中指出：“胡适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者中是学科领域涉猎最广、研究面最宽的一位，有所谓‘十项全能’之美称。他在思想史、哲学方法论、认识论、逻辑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版本目录、校勘辨伪等领域均沉替下来做过一番理论探索工作，写出一大批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研究专著和文章，在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大贡献”。[1]这段话虽有溢美之感，但确实反映出了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学术界对胡适的研究多偏重于他的思想、五四时期的主张和政治活动，而对其在学术所取得成就的原因很少论及，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他在学术上所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以期能够给予即将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和已在学术上进行研究的式作者一点借鉴，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

毋庸置疑，胡适本人在学术研究中的孜孜以求，坚持不懈的主观努力是无可替代的，另外他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朋友所提供的见解的帮助也是应该承认的。对于这两点因素，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就不再赘述，本文仅试就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求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因子。

一、国学基础的奠定

胡适的“破蒙”教育是比较早的。在他还不到三岁时，他父亲便亲自当起老师，一边教妻子冯顺弟认字，一边教小胡适认字。在父亲忙时，他的母亲便当起了教师继续教他认字，她自己也借此温习熟字。就在这样的温馨团居生活中，在其母亲认得近千字的时候，小胡适也认得了七百多字。

在他父亲胡传去世后，其母亲便把希望全寄托在小胡适身上，谨尊亡夫“糜儿天资聪明”应“努力读书上进”的遗嘱，亲自把不到四岁的胡适，送到私塾读书。由于小胡适此时已识得近千字，故不须念《三字经》、《千家文》、《百家姓》、《神童诗》等一类“破蒙”的读本。他最先读的书，则是他父亲胡传亲自编写的体现儒家人伦和程朱理学精神的《学为人诗》、《原学》二本。他父亲所秉承的程朱理学的“遗风”也随之遗留了下来。为了使先生能够尽心尽力的教，使小胡适受到更好的教育，别人家教两元的学费，其母亲都是加倍的给，并叮嘱先生：“每读一字，须讲一字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2]先生掰开揉碎，由浅入深的讲解，使胡适受益匪浅。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他一生最得力的讲书正是他“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3]

在这个受到“优待”的私塾里，在他母亲晨喊夜陪的严厉督促下，小胡适顺利的完成了他九年的家乡教育，读了“《律诗六钞》、《孝经》、《小学》、（朱熹集注本）、《孟子》（朱熹集注本）、《论语》（朱熹集注本）、《诗经》（朱熹集注本）、《大学》（朱熹集注本）、《中庸》（朱熹集注本）、《易经》（朱熹集注本）、《礼记》（陈注本）、《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4]等书。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及比较近代的宋明诸儒的论述，我在幼年时差不多都已读过。”[5]这些经史典籍的熟读，为他后来做学问，“整理国故”，打下较为系统的旧文的基础。这些由朱熹注的书也使他“陶醉”于宋儒之中，以至于“觉得对于《四书》、《五经》一直由朱熹注是比较近情入理的”。[6]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便深深地埋下了尊崇孔孟儒家，特别是从崇拜程朱理学的根苗。这对他一生来说都是起作用的。由于幼时秉承了家乡的程朱理学遗风后又在学堂读了朱子注本，这为胡适开拓了治汉学的路子。基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我另一灵感的来源，也可以说是出于我早期对宋学中朱注的认识和训练。朱熹的宋学为我后来治学开拓了了道路”。[7]

在私塾里胡适还得到了一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为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他的儿童生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8]的小说。这一时期他一共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三十多部“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这些大量“白话小说”的阅读，使得胡适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并且“在几十年后”于他“都是很有用处”。看这类小说的另一好处便是帮他“把文字弄通顺了”。他后来也说：“《周颂》、《尚书》、《周易》等书都是不能帮助我作通顺文字的，但小说书却给了我绝大帮助。”他不但要看这些小说书，还要把其中的故事讲出来给自家姊妹听。这样就逼着他“把古文的故事翻译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以至于他到“十四岁来上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做得很像样的文字了”。[9]这就使胡适在无形中得到白话散文的训练，对他后来倡导白话文和考证小说早早打下了基础。

在上海六年的“新学”教育中，胡适仍继续坚持自习“汉学”，而且还特别“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及“宋明理学的书”。[10]蔡元培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就对胡适“虽自幼进新式的学，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而大加褒扬，并且进一步指出了这在他治中国哲学史中的大作用。

海外的七年求学之中，胡适是更注意中西古今兼修，力图在学问上融包古今，贯通中西。这一时期，他对中国的古典哲学与文学特别留心，他对老子，墨子的思想作了认真的研读和思考，并留意将研究心得写成了文字，为他后来系统地研究先秦思想史作了坚实的准备。对裴“崇有论”，范缜的“因果论”的认真检阅，对宋儒注经的公正评价无不显示出他对中国哲学史自觉的留心考察。1914年8月，胡适在日记里还专门排列出了一个现代哲学研究系统的纲目。文学方面，他作了不少唐宋诗词的研究札记。他的一些关于文学的主要见解已经相当成熟。他对白居易《与元九书》为代表的“文学实际主义”创论抱有浓厚的兴趣，专门作了深入研究，由之生发出他的一篇相当重要的文学专论（见1915年8月18日日记）。

当然，生在徽州的胡适，不可能脱离皖学派对他的影响。朱熹、戴震、吴敬梓对他都有很深的影响。对朱熹、戴震的崇拜使他懂得了宋儒理学，对吴敬梓的敬仰使他顿悟到了文学发展的趋势，这些都是影响他后来学术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此，本文的前后均有所论及，这里就不再作专门的论述。

胡适对于国学所取得的坚实基础无疑成了他以后治学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没有如此的基础他就不可能在治学中取得很高的成就。

二、新知识、新思想接受与丰富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新文化与旧文化进行着激烈的碰撞。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如火如荼，气象峥嵘。这一瞬息万变的全新世界是胡适在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此时少年的胡适正闪烁着一对睿智的眼睛，拼命的汲取着时代赐与的思想文化营养。

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书时受到了当时“思想很新”的国文教员杨千里很大的影响。他曾在胡适的作文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这在当时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话当作绝对真理的年代，无疑是有很大进步的。以后，这几个字几乎成了胡适终身奋斗的目标。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杨先生还用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作教本，而且出了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11]的很新颖时髦的作文题。这对于胡适思想上启蒙的影响可谓很大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12]杨先生对于胡适，不仅传授了新思想新知识，而且为其新思想、新知识的接受打开了一扇天窗。

在读完赫胥黎《天演论》时，胡适的思想随之受到了震动，这震动也影响了他的一生。赫胥黎人类进化论与存疑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实际上成了“胡适思想”的重要构成因素。这也为他以后注解、阐释与运用进化论思想，提供了知识养料。胡适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13]后来，正是由胡适将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合而为一种方法论。他将这种方法论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从而在哲学史及文学史等的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开拓性成就。从实际的效用来看，正是这种“进化”思想的接受和大量新学理的输入，才使胡适能够写下长文《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也是以进化论的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示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14]的。可以说，赫胥黎，达尔文的天演进化学说直接启迪了他的治学思想，使其能够从一个新角度、新手法对中国学术的问题进行探究，从而产生具有创见性的观点。

这一时期，胡适所读的书也开始由《四书》、《五经》转到《明治维新三十年史》、《新民丛报》一类新书上了。这使胡适的眼光从古代转到了近代；从旧世界转到了新世界。新书的广泛阅读一方面为他增添了新知识，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他的思想。为其治学增加了“新源流”。

在胡适所读的新书中，对有他有深远影响的却是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两部著作使胡适“受了梁先生无穷恩惠”。[15]《新民说》诸篇文章历举了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之“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文化”，[16]鼓舞了他以后的求知之路中去寻找那高等民族的新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17]这本“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的学术著作第一次给胡适“一个学术史”[18]的见解。这对于胡适将来用历史的眼光治哲学史无不裨益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缺了的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也使胡适发了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19]可见《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不仅为胡适“开辟”了知识的“新世界”，也给了他一个新启示：治中国哲学史。正是因为有此时播下的“种子”才有“开山”巨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诞生。

七年的海外留学时期才算得上是胡适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主要时期。在这一时期，胡适学习了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些学科的学习构建了胡适的知识体系，为其以后治学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他对这些学科中最感兴趣的则是哲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他曾师从哲学系的名教授厄德诺学习，与哲学系夏德教授关系也不错。胡适后来就跟随这位德籍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另修汉学的。这时胡适的中西兼学及以“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作为他的哲学博士论文，应该说都是有相当影响的。但为胡适所崇拜的，也是对胡适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杜威的思想，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据胡适自己回忆，他当年之所以转学哥大，便是因为对杜威和实用主义哲学发生了兴趣。实验主义作为美国式实践理论概括，强调以人的“经验”出发，主张用行为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性，根据事实效果来判或修正信念，“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categories)移到效果”，[20]带有强烈的反教条主义和反思辨哲学的色彩，反映了美国创业时期求实和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开拓、进取、行动和成功超过一切的美国风格。它较之五四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不失较之封建主义思进步的学说。用这种较之封建思想进步的学说来指导学术研究无疑会取得进展性的成果。他说：“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目就是一个证据。”[21]实验主义对于胡适，简直是贯穿他学术生涯命脉，是指导他学术活动的原则。这对他后来倡导文学革命，倡导白话诗文，考证古史和传统小说，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以及政治和生活方面都有重要影响。他后来也告诉人们他的本可以作为夸耀资本的文学革命，也只不过是“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运用”。[22]胡适的一生中，在思想、文化以及学术上涉猎了众多领域，他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他在某些学术领域甚至还起到了一种范示性变革的作用。这与他的“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23]有很大的关系。

新知识的丰富，扩大了他治学的视野，也奠定了他治学的基础。新思想的汲取，延展了他治学的思路，也构建了他的治学方法论，为其治学提供了便利法门。他所提倡的“输入学理”其实就是要输入西方的新科学，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在“整理国故”时他也主张“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上，要虚心接受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材料上，欧美日本学界有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最大仇敌是孤陋寡闻。

胡适的学术成就也正得益于他扎实的国学基础和丰富的新知识。温公颐在《关于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就说：：“作者熟悉西方哲学史，他参照西方哲学史的方法整理先秦逻辑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作者优越于前人的地方，在于他既掌握了古代的资料，又熟悉西方的哲学史，这样他就可以收‘它山之石，可以为错’之功，比起那些只懂‘汉学’，或只知西方哲学史的人就优越多了。”蔡元培先生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也说：：“适之先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中自幼进新式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容易多了。”

三、“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没有方法指导的学术工作无异于“盲人骑瞎马”。有了方法，但没有丝毫科学性的也是不能指导学术工作取得成就的。“科学”方法的指导是学术工作者取得成绩的保障；同时，它也给学术工作提供了迈向成功大门金钥匙。胡适在学术上的一系列的成就，正是在其所提倡的“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的。

胡适自幼便秉承了他父亲程朱理学的“遗风”，在以后的求学中又一直读朱子注的《四书》、《五经》，并且觉得朱注是“比较近情入理”的。一方面，这使得他对朱子的“物而穷其理”的归纳精神有所取得与继承。朱子曾说：“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个事物底道理，穷之须要周尽”。胡适自己也认为程朱一派“新儒学”的治学门径在于“他们把‘格’字样‘至’解，朱子用的‘即’字，也是‘到’的意思。‘即物而穷其理’是自己到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24]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对程朱理学所提倡的怀疑加以汲取与继承。朱子认为：“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疑渐渐释，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25]后来胡适也主张：“做学问须在无疑处而有疑……”[26]

当然，胡适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方法的继承不单停留在“宋学”的怀疑精神和归纳的方法上。他在观察研究中发现，程朱的“即物而穷其理”，虽有归纳的精神，但存在“一种被动的态度”。而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主张真理即在心中，抬高个人的思想，用良知的标准来解脱‘传注’的束缚”，恰好“这种自动的精神很可以补救程、朱一派的被动格物法”。随后，程、朱的归纳手法，经过陆、王一派的思想解放，便成了“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解放后的思想，重新又采取程、朱的归纳精神，重新经过一番‘朴学’的训练，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出现，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27]这自然使胡适把视野投向了“清学”的重量级人物——戴震。

胡适对戴震这位徽州文化史上的先哲，乡贤很是推崇，不仅为他写传，而且讨论他的思想、学术。直到后半生，胡适还穷尽精力，研究《水经注》，为戴震辨证，戴震及其“皖派”清学学术性格是考字义，辨名物，其学术个性是“由古文训以明义理”和“执义理而的能考核”。其中怀疑、辨伪、求是的学术精神则是与朱子之学有一致的地方。诚然，戴震及其“清学”的内在学术精神，本有对“宋学的空论的反动而起。戴震及其“清学”主要体现出的是治学的实证精神——重实证，尊重事实。同时，他们有“假设通则原能力”——“因物求则”。尤其是戴震提出的“但宜推求，勿为株守”，胡适认为这是“清学”的真精神。

在西学中胡适接受了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及杜威的实验主义。在这些西洋现代学术思想的启发下，胡适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不再单向的了，而是双向的，互动的。胡适在晚年原口述自传曾回忆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督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我把它们英译为evidentialinvestigation(有证据的探讨)，也就是根据证据的探讨（无征不信）。”[28]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接受西洋文化的基础上，胡适把杜威的整体哲学化约为方法，并以此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在西学观照与中学双向互动来寻求两者的相通之处，从而逐步建构了他的科学方法论，亦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具有兼容并蓄，承先启后的开创性意义的方法论。唐德刚先生说，胡适的治学方法“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乾嘉学派’和西洋古僧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29]既指出了胡适方法的优越性，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既然是集大成者自有它的精妙过人之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几乎所有出类拔萃的学者，都受到过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陈垣、冯友兰等大师都在实证方法上作过探索，并有所创见。

胡适的方法和乾嘉考据一样，都比较注重微观研究。胡适曾说：“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30]正是由于他的这种重微观研究的方法，使得他在考证、辨伪、翻案文章，尤其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禅宗史、《水经注》的考证，贡献颇丰。胡晓先生在《胡适中国改革思想述评》中写道：“今天的新方法论虽然很多，但科学实证方法仍然是基本的方法。胡适的红学研究及以后的古典白话小说考证都是十字真言方法的示范，水经注、禅宗，道教等学术问题的研究成果，都是这一方法的结晶。”[31]有的学者就据此认为他的方法只是适合微观研究，不适合综合宏观研究。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胡适在考证中做工的工作比较多，但他并不甘愿赴乾嘉考据学派的后尘，他的《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思想史纲要》、《白话文学史》（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实验主义》、《新文学的建理论》、《中国禅学之发展》等，无一不是宏观研究力作，不能因为他最终没有完成中国哲学通史和中国文学界通史的写作，就证明他缺乏宏观把握的能力，证明他的方法发现不了社会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方法的指导才使他在宏观研究中取得了累累硕果。朱文华先生在《胡适评传》中认为，胡适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完成通史，但把他的论著综合起来，实际上“其本轮廓和线索勾勒出来了，主要的见解也提了出来”。

在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论中有些精神原则即使是今天，仍然有值得参考与借鉴的方面。首先，“十字真言”是胡适的一大创造，一大贡献。他对实践中疑难问题的重视，对大胆假设的提倡，对事实证据的强调，对考证步骤的研究，对评判标准的阐释，都是有其精到之处，其基本精神至今仍具生命力。其次，胡适在整理国故中提出三原则：“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32]其中，他提出的“历史”、“系统”、“比较”方法仍是今天学术研究中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胡适还注重功力与见解并重，实践与理论并重，材料与方法并重，文献资料与非文献资料并重，这些真知灼见对于今天的学者仍富有启迪意义。

当然，实证主义方法论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不能因为胡适在这样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就，就认为它是万能的方法论，也不能因为这种方法论至今仍有很多的优点，就去掩盖它的不足。胡适方法论的局限性和他的哲学基础有关，实证主义是与形而上学及非理性主义不相融的，故他的方法论不适合单独对本体、思辨、直觉、情感、思维等领域的研究，这点早在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出所已经指出。胡适的方法论主要是以近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理论依据，他所坚持的普适性和统摄性早已不得复存在，其论证方法基本上运用以归纳演绎为主的形式逻辑，而对强调公理的现代逻辑则未予重视。因而他的方法论基本上停在定性分析阶段，缺乏程序的严密语言规范性，研究的结果由于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对客观方法的干扰而不精确，不适宜需要定量和数理分析领域的研究。

四、社会需要的推动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康梁等人发动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孙中山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最终归于失败。随着历史的发展，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革命可以使旧朝灭亡，新朝建立，但文化却不能简单的更新替代。要救中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必须首先解放中国人民的思想，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则必须从影响了中国人民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开始。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文言文一向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正统，而白话文则被子认为是“穷门小道”。这种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对立，恰恰是封建尊卑关系的一种反映。直到前夜，这种八股文言文仍然统治着中国文化界，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的正常发展，且文言文晦涩难懂，而白话方则通俗易懂，更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宣传新的文化，新的思想，必须要找到一种为世人都能接受的宣传方式也是必要的，所以新文化运动首先就从白话文打开了封建文化的缺口。而胡适则可说是当时提倡白话文的第一人，陈独秀就曾说：“文学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峰则为吾友胡适。”[33]

胡适认为，白话文学革命的必然性在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记载，社会生活因时进化，不能自止，文学自然也同时进化，不能自止，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他曾说：“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捉拿人了。”[34]可见，白话文运动已成为势所必然。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是当时第一篇论文学革命的文章。在此，胡适鲜明地提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白话正宗说，他断言“然今以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这正宗”。这可以说是对封建尊卑观念的挑战。此后胡适一直提倡用白话文来作新文学，而他自己可以说一直在身体力行，把这一观点付诸于行动。为此，他用白话作诗编为《尝试集》，为了让人们从心理上更易为接受白话文，胡适还写了《白话文学史》，在作《哲学史大纲》时也用白话文，并采用了新式的标点符号，这在中国学术史上可谓第一次；此外，在写作方式上，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35]这就从行文格式和使用语言上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革新，可以说是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向学术领域推进的标志。

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学事业可以说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赞成和拥护，1919——1920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总共约有400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作，并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时代性的一种需求，而它的出现也影响和推动了社会思想的发展，正如所指出：新民学会等“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36]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得力于他的“整理国故”，而“整理国故”在当时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广义的文学革命时期，否定的精神友配了一切，使中华民族在学术上，在思想上完全失掉了发展的根据。于是使人们在五四时代和五四以前的时代之间，有了一个绝大的断层，把这两个时代完全隔开。而要弥补这样的一个断层只有两种方法：一是舍弃祖国的全部，完全借助于外国，努力于外国的新思潮，新生活，新精神，从而造成一个全新的国度。然而这在当时是不可取的，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力量还不够强大，另一方面这也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它割裂了文化发展的联系；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设法在那两个隔开的时代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造成一个统一发展的局面。这就需要在“输入学理”的时候，对国故进行整理，发掘出“国粹”，造成接受新文化的基础。这一方法，是很实际的，也是符合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规律的。

早在留学美国时，胡适就在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提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在哪里有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合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科学和哲学？”在其论文中他主张复兴非儒学派，认为“在这些肖像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胡适在国外设计的这一文化复兴方案，拿到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来，在面对中国的断层时就自然的表现为“整理历史典籍，挖掘传统资源，发现传统价值”。但胡适并非是单纯地钻在故纸堆中，而是用评判的态度来整理国故的，“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即“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缪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37]

尤为重要的是，胡适毕竟是通过引入新的学理。新的治学方法对传统的国故加以整理的第一人，因而他的整理研究在当时确实开了新风气，有相当的范示意义和奠基意义。这样的整理，起码能消除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某种盲目崇拜，也能使那些为新时代斗争的人不再有感到失掉的伤痛，从而最终能减少人们心理中对外来文化、现代文化的排拒，使之能更好的接榫。

1921年7月，胡适作《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提出“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等观点，在随后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又全面阐述了国故整理的基本方针和具体方法。一时间，“整理国故”运动蔚然成风，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胡适本人也在哲学史、禅宗史、《红楼梦》考证等领域中取得了卓然的成就。但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和阶级偏见，反对马克思主义，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使他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一点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在阅读和参考他的著作时，我们是应该认真予以辨析的。

当然，胡适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远不限于以上四点因素，本文只力求从他取得成就的主要因素进行论述，至于其它方面的一些因素，限于本文篇幅则不再多做赘述。

[1]《江淮论坛》1989年第5期

②③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卷一《四十自述：九年家乡教育》第49—50页

[4]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2页

⑤⑥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29页

[7]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卷一《四十自述：九年家乡教育》第49—50页

②③④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49-50，51-52，73-74页

①②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70，70页

③④易竹贤《胡适传》第101，148页

⑤⑥⑦⑧⑨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71-73页

[20]转引易竹贤《胡适传》第100页

②③转引王炜《胡适与实验主义》《兰州学刊》1992年第6期

④转引沈卫威《胡适对徽州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①④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第163页

②转引沈卫威《胡适对徽州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③易竹贤《胡适传》封面

[28]唐德刚译著《胡适口述自传》第96，137页

[30]《论国故学》《胡适文集》卷二

[31]《安徽史学》1995年第3期

[32]《〈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33]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卷二第六号

[34]《文学革命论》《中国磨擦文学大系史料索引》

[35]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5页

成就范文篇10

履历表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自我推销文件，目的在于争取面试机会，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说服收件者，让对方知道你具有什么条件。你可能要与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应征者竞争，所以必须设法展现自己的才能，瞬间抓住未来雇主的注意力，出奇制胜。

在招聘者的挑选过程中，履历表是你唯一能够全权控制的部份，至于写出来的履历表如何，则与你所做的准备功夫成正比。你会发现若要写出“致胜”文件需要意见和指导，不过让我们先来看看几项基本原则：

1.内容资料要简单扼要。

2.避免咬文嚼字以及令人难以理解的措词。

3.用第三人称的立场写作（彷佛描述另一个人），

如此你便可以强调自己的成就，又不会显得自吹自擂。这是最标准的引荐方式，也能增加内容的权威性。

4.不要只列出过去的职责--要强调你如何做出成果，例如拉到新的生意、控制预算、节省开支、引进新理念-要显示出你的与众不同。用精准的事实和数据把成就量列清楚。

譬如说，「行销量提高了25％」远比「大大提高行销量」好得多。

5.采用文字处理机创造专业形象，并设计一份文件格式，可以适用于特定的申请之用。

6.采用质优白纸--色纸影印的效果很差（履历表经常会被影印成许多副本，在公司里流传）。基于同样理由，也不要把履历表钉成一份。

7.采用效果良好的打印机，如果你给的是影印本，效果要很好。这点绝对不要随便将就，必要的话，可以找家印刷公司。

8.需要强调的部份采用粗体字，但是不要用太多花稍的字体或斜体字，因为会分散对方对于重点讯息的注意力。

9.版面设计必须吸引人而且容易阅读，包括一般内文以及特别框示起来的文字。

10.采用强而有力的字眼显示你如何取得成果，例如：

获得创造发动

贯彻增加坚决

重建革新管理

凌驾促成解决

11.最多以两页为限，并且一定要把重点写在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