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范文10篇

成吉思汗范文篇1

摘要：成吉思汗是我国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善于治军，同时在他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也非常注重伦理道德，把“至诚”“仁慈”作为道德原则，提倡团结统一，赞美勇敢，斌于妇女很大的权力与自由。同时按照“君怀巨忠，父慈子考”的封建图式及其观念，建立“天下太平”的统治，其丰富的伦理思想对后世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成吉思汗作为一位空前的草原霸主，他以政治家独有的视野与魅力，在军事征战与巩固王位的斗争中，把自我的聪明才智和非凡才干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创造了一位草原霸主的辉煌命运。他改写了草原的历史，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

成吉思汗戎马生涯近50年，依靠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和谋士，利用蒙古骑兵优势，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业绩，不仅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他在外交、军事、政治、伦理方面等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东西，也无不包含着朴素的哲学思想。探讨成吉思汗的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具有很强的指导与教育意义。

一、成吉思汗伦理思想概要

(一)在政治上成吉思汗把“至诚”作为最高道德标准和根本的政治原则。他不但要求自己的臣民对他自己绝对的忠诚，并且也不允许他的敌手的臣民欺压他们的领主。他经常讲，对自己的主人不忠的人是不能信任的，甚至还说应该让他们断子绝孙！他曾不止一次杀过这样的人。比如一次战斗中有个叫桑昆的人跟成吉思汗打仗，被打败后逃跑途中被他的马夫遗弃于荒原，马夫前来投降时，成吉思汗认为他是乘人之危弃而不顾的不道德的小人，是无情无义之徒。还有个叫扎木合的部落首领虽然与成吉思汗是兄弟，但扎木合多次在蒙古部落内部和蒙古部落与其他部落首领之间挑拨离间。当他的阴谋被暴露，战争中遭到失败，对他不利的时候，他表面上承认错误说好话，保证不会再犯，并请求宽恕，而成吉思汗一方面述说他过去的安答之情，另一方面又揭露其两面派的行为，指出他的不忠诚，以事实教育别人。

成吉思汗以“至诚”作为最高道德原则，是他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决定的。只要分析一下“至诚”应天的思想就可以一目了然。当时的蒙古，不但是处在金、宋等强国包围下的弱小民族，并且本民族也是极不统一，互相倾轧的被压迫民族。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蒙古族当中，一方面滋长着依强凌弱随风倒的“风派”思想，另一方面在尝够了“风派”之苦的人们当中又滋长着鄙视“随风倒”，而崇尚忠诚的道德思想。这个忠诚在民族、斗争残酷的环境下，最高标准则是忠诚于人民翻身事业。成吉思汗这种重义守信、知恩图报的品德，在蒙古民族中很有代表性。在战争年代，重义守信更显重要。特别是在联合作战时，信守誓约就成了战争胜败的关键。

成吉思汗作为这种被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的代表，尤其是在以“至诚”争得了部众的拥护，从而也较为顺利地打败那些昏庸的人物轧木合之后，把“民意”看成“天意”，“应天命唯以至诚”的思想观念便牢固地树立起来了。由此可知，成吉思汗的逻辑是：“应天命唯以至诚”。我即“至诚”必承“天命”。我即已承天命，则以“至诚”，顺我者昌，不以“至诚”顺我者必亡。这些观点虽然带有个人很强的英雄观，但是他以“至诚”争得部众的拥护无疑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极为正确的。

(二)在部队内部，成吉思汗提倡团结统一，赞美勇敢、忠诚、仁慈，强调个人修养，同时告诫部下要戒骄戒躁。有次部将哲别把白嘴马一千匹送给他时，成吉思汗说：王汗塔阳汗与金国皇帝的失败，都是因为骄傲所致，你可不要忘掉呀。他还经常教导自己的臣民，对敌斗争要像猛虎扑食，而在部落内部则应像温顺的花牛犊。所以成吉思汗的臣民们对外则向敌人拼命进攻，在部落内部则团结和气。这是成吉思汗辩证法思想在道德上的表现。成吉思汗还非常爱护部下，他成了大汗以后，他把战友之情法规化了，在他的法典中规定由九名战士和一名班长组成一个生死与共的团体，他们之中如果有抛弃战友者，会毫不容情的处以死刑。有一次当他在和王汗的战争中处于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他排除众议不撤退，一直等到最后一个战士归队，才下令撤退。他也常常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当国君，不是依靠他的强壮而是靠伟大的上天的仁爱，他之所以能当合罕，不是靠他的勇敢，而是靠伟大上天的仁爱。由于上天的仁慈，他才能够歼灭了外敌。同时他要求人们要绝对地忠顺其主。强调个人修养，要求人们善于自制，做事有度，慎于言行。成吉思汗本人是这方面的榜样，他本人被人评价是个英勇果断，有度量，善于容众，敬天地重信义的人。

(三)在家庭建设方面，成吉思汗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建设者，成吉思汗赋于妇女很大的权力与自由，这在当时亚洲任何地方都没有。妇女们可以自由地监视家产，有权随意出售和交换。他既要妻子相信自己的男人，也要求男人相信妻子，要求妻子努力提高丈夫威望，丈夫有威望，被认为是好妻子的象征。

成吉思汗按照“君怀臣忠，父慈子孝”的封建图式及其观念，建立“天下太平”的统治秩序。他宜称：“人假如有点孝顺之心，天必知晓”，认为天有思想、有意志，并试图把敬天作为他整个伦理思想的基础。他强调指出：“凡一个民族，子不遵从父敬，弟不聆听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公公不赞许儿媳，儿媳不尊敬公公。那么这个民族的伦理纲常就会乱套，从而必定要灭亡。因此，他“严切告诚”臣民们：凡子不敬父敬，弟不率兄教，夫疑其妻，妻件其夫，男虐待其已聘之女，女慢视其已字之男，长者不约束，富贵之家不急公而吝财，若是之人，必致流为匪类，变为叛贼，家则丧，国则亡。这些话在很大程度上是站在道德的角度，强调处理好各种人伦关系的重要性，因为若不能协调并处理好这些关系，就会导致家丧、国亡。他坚信“能治家者即能治国”。

另外他十分重视家庭和睦，特别认为与他人妻子通奸、强奸等行为是最不道德之恶行，对这样的人他制裁很严厉。<成吉思汗大扎撒》规定：“通奸者，不论有无妻室，都应处死刑。”同时规定如果男方结婚后负义出逃，须向女家偿付一定数量的牲畜。如果女方悔约改嫁，则罚以牲畜和其他财富，并将聘礼如数退还。这些都反映了成吉思汗重视家庭和睦，保护妇女贞操等家庭伦理观。

(四)在人生道路上，成吉思汗还常常教导人们在遇到困难时，决不能畏缩不前，要敢于排除千难万险。成吉思汗始终坚信，依靠天力和自己的力量，能够改变现实。同时成吉思汗指出，人虽长得聪明，不学没有智慧，强调人的道德和智慧要通过后天学习才能得来，否则，即使夭资再聪明，也会一无所有。在幸福观的向题上，成吉思汗希望巩固其国家疆土，维护其统治秩序和利益，以保持“天下太平”长治久安的政治道德要求。实际上这种幸福观，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五)在道德标准上，他把“仁慈“作为最高统治者必须具备的政治美德。成吉思汗晚年为谁继承大汗曾大伤脑筋。他认为长子粗劣，不宜继承王位；次子性烈如火、鲁莽，由他继位也不合适；四子幼弱，唯有三子被大家公认为是具有最高统治者必须具备的“仁慈”，因而成吉思汗让他继承汗位。

在成吉思汗的言谈中，还有“上天阻止我吧”，“上天的仁慈”，“长生天知道”，“不符天意”等说法。这就是成吉思汗的哲学及伦理、政治、宗教、法律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具有仁慈的一面。

成吉思汗的“天力论”是以“至诚”为基础的，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客观唯心主义。纵观成吉思汗戎马生涯近50年，他通过自己的审慎筹划和果敢行动，再加上深沉的理性思考，以小胜多，战胜了那些强国和部落，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在伦理道德方面，他讲“至诚”与“仁慈”等作为道德原则教育臣民，他本人也具有极强的人格魅力，从这方面来看成吉思汗不愧是一位杰出的人物。

二、成吉思汗伦理思想对现代杜会的启示

成吉思汗范文篇2

大迂回，乃是进攻部队避开敌之整个防御体系，向敌之翼侧或后方实施远距离机动而形成合围态势的作战行动，是战略追击的最高阶段。

早在我国的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在《孙子。谋攻篇》就有“十则围之”的论述。瑞士军事家若米尼也曾指出，一些伟大军事统帅，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秘密就在于，善于“集中他的主力迂回攻击敌人的一翼”。他确信，如果在战略上采用这一原则，“那就发现了全部战争科学的钥匙。”

据史载：公元前718年4月，郑国曾大败卫国之属国南燕军队。这是史书上首次记载的采用迂回战，克敌制胜的战例。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今天，当我们回顾成吉思汗和匠心独俱，独步千古的大迂回战略之时，怎能不为这两位军事奇才那高瞻远瞩，气吞山河的战争谋略而折服？

（一）大迂回战略是最高军事统帅智慧与胆量的结晶

一般来说，在实施大迂回战略时，首先要明确退却敌人之兵力，撤退方向和企图，以及在退却中可能的抵抗地区和低抗方式，然后椐此确定迂回战略的目标，主要方向，使用兵力等。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最高军事统帅决策中的智慧与胆量。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成吉思汗和堪称泰斗。

远见卓识是智慧与胆量的灵魂。

早在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就曾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旱可用，宜先取之，借以图金，必得志焉。”郭氏这番高论，无疑对“一代天骄”有所启示。于是，成吉思汗在临终之前，便以超人的胆识和气魄，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这一杰出的战略构想，后由其子窝阔台和拖雷，蒙哥，忽必烈等大显身手，付诸实施。

七百年后，即公元1949的5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渡过长江之时，岌岌可危的国民党政权，为避免与中共正面作战，企图立足西南，进行顽抗。对此，雄才大略的果断地提出了，对敌实施大迂回作战的决策。确定，一野进军西北，四野从两湖进军两广，三野进军福建，二野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进军川，黔，康。他指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洞悉战争态势是智慧与胆识的精髓。

从战争的实际出发，着眼与其特点和发展，制定符合一定战略阶段要求的作战原则，是实施大迂回战略的关键。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之构想，就是基于当时金朝与蒙古军隔黄河对峙这一战场势态的产物。对南宋的大迂回战略，同样是在透彻地分析了当时双方政治，军事，地理诸形势之后而做出的决策。而只所以在1949年5月提出了大迂回作战这一战略构想，也是对政治，军事形势正确分析的结果。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早已支离破碎，且后方空虚，各防御集团之间更是矛盾重重。此时，对敌实施迂回包围无疑是最佳时机。

我们说，在战争艺术中，胆识是智慧的基础；智慧是发挥胆识的途径。但这并不是说任何智慧都体现出胆识。因为，没有智慧的胆识是蛮勇。历史已经证明，成吉思汗和的大迂回战略是符合战争形势发展，适应战争规律的正确的指导方针。而这一切正是他们胆识与智慧的结晶。

当然，由于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形势，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与的大迂回战略，也必然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例如，在当时蒙古军与金军或蒙古军与南宋的军力对比中，虽然，在总体上双方可谓势均力敌，但在局部上，蒙古军则处于劣势。不过，蒙古军却能巧施以实避虚，声东击西之战术，变劣势为优势而最终取得了大迂回战略的胜利。相反，从1949年之下半年，国共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中来看，无论是在全局还是在局部，解放军无疑占有优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成吉思汗在大迂回战略中所表现出的胆识与智慧，比之，略胜一筹。

（二）营造广阔的战争空间是大迂回战略的前提

实施大迂回战略，必然依托于广阔的战争空间。反之，不能营造一个广阔的战争空间，就很难对敌战而胜之。

公元1244年，根据成吉思汗生前的战略构想，蒙古军开始实施“先下西南，迂回夹击南宋”的第一次大迂回战略。即避开南宋的长江防线，首先攻取川，滇，然后从后方攻打长江中下游重镇襄樊。为此，蒙古军在进攻四川的同时，派出另一只部队，从金沙江上游的丽江进攻大理，企图绕道云南直达川南。

到了公元1253年，忽必烈兴兵十万开始对南宋的第二次大迂回战略。蒙古军首先经临兆进入藏族地区，然后兵分三路向大理进军。同年12月，三路大军合力进攻，大理城遂破。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域之间纵横驰骋，实乃十三世纪的战争奇观。

毫无疑问，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所营造的战争空间，历史上是空前的。

然而，在1949年所营造的大迂回作战的战争空间，无疑更为广阔。因为，当时的长江以南和西南，横跨500公里的战线均是解放军的作战区域。为了营造广阔的战争空间，分别制定了对广西和西南的双层大迂回和大包围。他指示四野和二野的陈庚兵团在占领广州之后，即从两广最南端向滇南进军，以切断企图退往海南岛和国外的国民党军之后路，全面包抄与围歼广西和西南之国民党军。以上是第一层包围圈。接着，又指示二野主力从华东速往湖南和湖北以西，从南面攻入四川，与川北之部配合。以上是第二层包围圈无独有偶，在蒙古军对南宋的大迂回作战中，也实施了双层包围圈。公元1251年，蒙古大军自临兆行青海山谷二千余里，渡金沙江，攻丽江，大理，昆明。灭亡大理国之后，又西进攻取吐蕃。以上是第一层包围圈。公元1258年，蒙古军兵分三路：一路自陕西入成都攻川东，一路自南向北进围潭洲。一路自河南以南进攻鄂州。以上是第二层包围圈。

当然，和成吉思汗继承者们，所营造的这双层大包围圈，绝不是互为翻版。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二者有着不同的特征。但两位军事奇才这前无古人的大手笔，堪称交相辉映。仅此一点，二人实在难分伯仲。

此外，的大迂回战略是以一系列战役而体现的。譬如，在解放军对长江以南的大进军中，相继取得了歼灭白崇禧集团的衡宝战役，广西战役的胜利；歼灭胡宗南，宋希廉集团的贵阳战役，重庆战役和成都战役的胜利。虽然，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的大迂回战略，也是以一系列的战役所体现（如丽江战役，襄樊战役等），但就大迂回战略中所贯穿的战役数量而言，无疑略优之。

从另一方面看，的大迂回战略所函盖的战役中，大都是追击战和伏击战；成吉思汗继承者们的大迂回战略中除了追击战外，大都是攻坚战（如著名的襄樊攻坚战）。

所以，从战争的残酷性分析，后者自然略胜一筹。

（三）大纵深作战：大迂回战略之法宝

在战争中对敌实施纵深打击，古已有之。我国三国时期的官渡之战和西方的坎尼之战，都是因为攻击敌方的纵深而制胜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大纵深作战打击方式则获得了重大发展。如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英联军就是在左翼实施纵深迂回作战而一举围歼伊拉克军的。

相比之下，成吉思与的大迂回战略之大纵深作战，足以令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相形见拙。

先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成吉思汗继承者们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中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敌方。具体地说，蒙古军是在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解放军则是在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面，对国民党军实施大纵深作战的。

再从大纵深作战之方式看。对蒙古军而言，以骑兵大兵团实施大纵深迂回作战，无疑是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比如，蒙古军骑兵大兵团的锋芒所向，往往是以密集的队形冲击敌方的。据《圣武成吉思汗战书》载：“我们蒙古骑兵的冲杀拼搏极为厉害，我们的骑兵在冲锋临阵时大喊：‘喔噢’杀声，真是震天动地地吓破敌人。”

到了20世纪四十年代，曾经是大纵深作战杀手剑的骑兵大兵团，已经逐渐失去了以往的威力，因为，在敌我交战中更多的是倚重于大炮和坦克等重兵器。所以，我认为，在大纵深作战中，比之于成吉思汗时代，无疑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众所周知，在20世纪四十年代末，领导的军队之装备大都是小米加步枪（仅有少量的大炮），而他们的对手，国民党军之装备无疑优于自己。因此，就一般的战争规律而言，装备劣势的军队实施大纵深作战，其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大迂回战略比之于成吉思汗继承者们，无疑增添了几分亮色。

下篇：“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四）速度：大迂回战略之魂

"快“，乃战争之父。

十九世纪欧洲有句名言：“速度和突然性，可以代替数量。”意指战场上的迅速和突然的攻击，可以改变兵力多寡对比。而速度和突然性，是基于时间这一前提之下的。对大迂回战略而言，速度则是战争突然性的前提，是远距离奔袭而对敌人形成迂回包围的基础。

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著名军事家孙子，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战略思想。他在《孙子。作战篇》云：“兵贵胜，不贵久。”意思是用兵贵在速胜。在《三国志。魏书。郭嘉传》中则归纳为“兵贵神速”。

军队的迅速突击，是战争的灵魂。古往今来，以突然袭击而直捣黄龙的战争奇迹，举不胜数。

早在我国的三国时代，魏国大将邓艾，曾率精兵走阴平小道，在蜀军尚未明确魏军的进攻意图之前，便接连攻下江油，涪城而直取绵竹。绵竹一战，魏军彻底摧毁了蜀军的抵抗能力和意志。此时，刘禅出了开城投降之外，别无他路。

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以擅长用速度打击敌人而著称。如长征中的抢渡大渡河，辽沈战役中的围歼廖耀湘兵团，都是典范之作。就曾说过，“时间是战争的一大要素，有时候兵力增加一个团，增加一个师，不能解决问题，而抢足十分钟，就可以夺取胜利。”同样，拿破仑指挥战争的特点，也是速度。因而，他被称之为“行走的诗人。”

如前所述，在大迂回作战中，蒙古军往往是清一色的轻骑兵。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比步兵或其他兵种优越的地方，并不是冲刺力的大小，而是其作战速度和灵活的战术。所以说，骑兵具有灵活多变，突击力强的特点，尤其适应远程快速奔袭作战。

如在蒙古军对金的大迂回作战中，拖雷当时所指挥的三万人的西路军，均是清一色的轻骑兵。因而，仅就作战速度来说，金军是无法与其抗衡的。

除此之外，蒙古军的作战特点，也是“快”的原因之一。比如，蒙古军在对金的快速迂回作战中，每当遇到敌方坚固城堡时，通常只留下少数部队以待后续的攻坚工兵，主力部队仍然继续高速向前推进，因而，使敌人无法作出战争准备。

作为兵家泰斗的，当然也深知“快”之真谛。1949年7月，根据他的远距离包围迂回而后再回打的战略方针，解放军的一，二，三，四野战军在追击国民党军中，利用夜间快速行军而与敌人比速度比时间。而后，以突然的作战方式击敌侧背，断敌后路。

当然，在大迂回作战略中对敌实施打击，是基于最高军事统帅对敌方军力部署和指挥失误的洞察力和决断力的。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无论是成吉思汗还是都可圈可点。

（五）变“迂”为“直”：大迂回作战略之精粹

孙子曰：“军事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又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盖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在战争中，“迂”与“直”即指作战路线，取胜途径；也包含作战中的谋略，战术运用。从路线和途径上说，好比建隧道桥梁和高速公路一样，有迂有直而视不同情况作不同选择；从作战谋略和战术运用上说，作战中的以退为进，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再由迂变直，犹如拳击争霸赛中要出重拳时，必须也必然要先虚晃几招一般；也亦如棋句中需通盘谋划乃灵活运用。通俗地说，就是迷惑敌人，战而胜之。

同样，在大迂回作战中，巧施诱敌之策，变“迂”为“直”，乃必不可少。

遥想当年，蒙古军往往利用自己骑兵部队迅速敏捷的条件，常常以出其不意的反击或追击歼灭敌人。例如，蒙古军在对金实施的大迂回作战中，有意不攻战略要地潼关，却出没无常，假道唐县，邓县，大张旗鼓而直捣汴梁，引诱潼关金军移师援汴而破之。

在大迂回作战中，巧施诱敌之策，变“迂”为“直”，比之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玩’得更是得心应手炉火纯青。1949年6月，指示一野，暂不进攻退守陕西汉中的胡宗南部。同年10月，他又指示正从华东向南进军的二野，作疑兵之态。根据的部署，10月23日到达郑州之时，故意在公开集会讲话后便隐蔽行踪，使国民党军事当局误以为二野将开往西安，与部回合后，从北向南入川。与此同时，中共又通过地下情报系统，部署当时潜伏在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的副参谋长刘宗宽，在主持的重庆军事会议上，巧妙地通过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提出一份“情况判断”文件，使相信解放军将首先从北面攻川而作出“拒共军于川境之外，以陇南，陕西为决战战场”的部署，下令将罗广文兵团的两个军从川东北调往川西北，以增强胡宗南部的防线。

由此可见，在大迂回作战中，这“迂”（诱敌）的假象背后，时常包含着“直”（进攻）的积极因素。战争实践证明，成吉思汗与不仅深知以“迂”为“直”这一谋略原则，而且他们还是将其上升到了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之中的大师。

（六）大迂回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

要取得大迂回战略的胜利，也离不开其他因素和条件（准备充分与否，后勤供给，政治攻心等）。

从历史上看，在实施大迂回战略中，由于忽略了这一系统工程的某一环节而遭败绩的著名战例，要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苏联的基辅会战了。

1941年6月，纳粹德国的南方集团军在仑斯特元帅的指挥下，对苏联的基辅实施战略包围，为进攻莫斯科打开迂回南翼的通道。但事与愿违，由于德军对冬季作战准备不够而最终遭到失败。

说到大迂回战略中的后勤保障，虽然在作战时要远离后方，但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却有一整套体系，从而保证蒙古军的远征。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也。

成吉思汗范文篇3

一、成吉思汗独具特色的天论观思想

(一)天劝论

有关天的认识是与人发生关系时才形成的。总体上看有三种关系:一是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二是神(萨满)和人的关系;三是理性认识和人的关系。这三种关系,随着蒙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认识能力的提高。思维方式的变化,逐渐发展提高。这样天的概念则成为内容丰富、社会作用众多的文化和哲学观念。在当时,神和人的关系起着主导地位的作用,这一变化发展就是自然界的天的概念向宗教概念转化,又从宗教概念向哲学概念转化的逐步发展过程。蒙古族是敬天的民族,蒙古人从祖先起是崇拜天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天是蒙古人的重要信仰对象,是萨满教的主要内容,成了整个社会的宗教意识。蒙古人对天的认识,一方面把天看作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与日月星辰及万物同等看待;另一方面认为天是统治万物的神。在社会具体环境和实践过程中给天增添了宗教和伦理的色彩,要求至诚至真,尽力用天意行礼。如此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哲学史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正反两个倾向和两条认识路线。天命论是当时社会普遍流传的大众化的意识形态,是人们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思维的基本模式。因此,成吉思汗本人生长在宗教唯心主义盛行的环境中,又处在极度孤苦困迫的逆境中,况且少年坎坷沧桑,多次化险为夷,因此受天命论的影响是必然的。可是,铁木真并没有听从命运的安排,而是依靠自己的坚强意志,顽强地站立在重重的困境中,机敏慎重地面对现实,想方设法解决实际问题,并为达到目的而百折不扰地奋斗,表现出不怕困难,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这是他的鲜明的个性和人格魅力所在。所以,成吉思汗后来并没有继续接受过去的天命论,也不拘泥于以往天明的说教,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生活实践经验,合理地解释了天劝论。这是由成吉思汗所处的生活环境和创业的具体过程所决定的。铁木真提出了“天劝论”的观点。在铁木真看来,天不但预见吉祥和恶兆,而且通过各种信号暗示给人们。因此,根据天的预见意思来调整人的行动的过程和结果,避免产生恶兆后果,而努力去做产生吉祥的过程和结果。铁木真正因为有如此信仰天,对天产生难于抑制的恐惧,说明他相信天命,信仰萨满教。但是,铁木真不是盲目地听从天的劝告,不是无原则的信仰天,而是具体分析,依据最终的结果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迷信天,不顾后果的全部依靠天安排的“天命观”。也就是摆脱了宿命论,在天的面前体现了人的价值。当天的劝告和政治抱负之间发生矛盾时,铁木具选择了有利于实现政治抱负的道路,违背了天的劝告,自主自立,追求有价值地活着,有名声地死去的人生观。这反映了铁木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责任,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英雄主义精神。作为一个人,都有对社会和他人负有一定的责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义务。“特定的人,对于具体现实的人来说,你是否认识到无关紧要,必有规定的历史使命和事业”。〔2〕所有的人肯定有这样的责任和事业,问题在于是否有意识地认识到,并付诸实践去完成,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当时铁木真有意识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和事业,并为完成这些,他不想、也不愿意无声无息、毫无价值地死去。这是人生价值观的最积极最生动地体现,具有巨大感染力,也是作为杰出历史人物的必备特征。尊重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能动地发挥了人的创造能力,并且作为体现人的价值的标准。这就意味着把人从天的支配和控制下解放出来,不靠天地,不靠别人,自已决定自己的命运,独立自主地思考,并解决问题。这不仅是蒙古族思想史上观点的一个飞跃,而且使蒙古人的思想境界上升到新的高度,为以后实践中解决天人关系提供了基本原则,也成为蒙古人走向越界,成为英雄民族的精神动力。成吉思汗善于并能够改变事物,喜欢变革中的生活。在成吉思汗之前,蒙古人崇拜天,盲目地信从天的意志,一切听从天的安排。天意、天命被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神。因而思想保守,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可是,成吉思汗恰恰用自己的行动改变这一旧风俗,违背天的意志和劝告而出山。这是一种变革的思想和行为,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思想的解放也就没有生活的出路,也没有创造新事业的可能性和条件。因此,成吉思汗的这一思想和行为,对蒙古社会和蒙古人具有很大的思想解放的意义。

(二)天力论

铁木真在社会实践中认识并承认力量的重要性,主张把天地之力与人的力量结合起来。因此,他提出蒙语“古出”一词,意为“力”“气力”“赞力”“力量”。这不是偶然的事,这是标志着铁木真具有了一定的实力,反映了对力量的认识的思想大有提高,表明着天论观的理论化趋向。“力”是指“一切做工的人的力”〔3〕,是关于人或事物自然具有的作用、功能、能力、才干等的综合概念。“力量”是做事创业的基本条件,其中有天地的自然力势力,人的体力、智力、气力、精力、能力等多种。在当时谁有力量谁就能完成历史任务,统一天下,才能当上可汗。铁木真受别人的欺压迫害,就在于没有“力量”,后来能够消灭篾儿乞惕人的原因也就在于有了力量。铁木真回顾过去和现在的形势,总结失败和胜利的经验,进行认真的比较思考更加深入地认识到力量的重要性。从而正式提出了“力量”观。重视人的力量,并把它放在天地气力之上。这是铁木真关于天人关系方面的认识和思想观念的一个重大的变化。人虽有力量,但必须相互“那阔扯克”,这样才能真正成为赞力。蒙语“那阔扯克”就是依靠、协助、赞助、做伴、结交等。具体地说,如果没有王罕、札木合的做伴,就不可能形成彻底打败蔑儿乞惕人的实力。在此做伴的条件是很重要的。铁木真向王罕和札木合求助,相互协调帮助是有条件的,所以才有这种可能性,才能使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达到预期的目的。结交安答,相互帮助,统一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当时的一种风尚或习惯。过去铁木真只承认天的劝告作用,而未提大地的作用。铁木真论述天地的理由,在于表达力量是双方结合的结果。对立的双方相互斗争的同时,又要相互统一,才能形成力量。这是辩证的基本内容。铁木真认为,天和地各自都有力,不过只有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增加”力量。合者成,离者损。据《蒙古秘史》记载,铁木真与札木合之间,离间图谋,结果安答分开,各走各的路。当时铁木真虽然离开札木合,但他的所作所为很得人心,因而势力有所增加,投靠他的人越来越多,共戴铁木真为可汗。他成为全蒙古可汗不是按照上天的旨意,天地赞助,而是增添力量的结果,是历史的客观的要求,人心所向,民众支持和帮助的结果。“天力论”和“天佑论”是成吉思汗关于天的一个重要观点,“天力论”“天命论”相对来说,前进了一步。因为,在蒙古古代社会里怎样看待人与天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天命论是把天放在第一位,把人放在第二位,天支配人的一要,决定人的一切。“老天不帮忙,努力成泡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必要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没有必要去做任何事,只有等待老天的恩赐和帮忙便了事,这是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天人统一”观,是典型的宿命论观点。可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吉思汗打破了天命论的“天人统一”观点,调换了人与天的位置,把人放在第一位,而把天放在第二位。这是蒙古哲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转变。也就是说,从“天人统一观”中,把天与人分天,突出人的地位和作用,使人从天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给人以自由、自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这是很宝贵的深刻思想。(三)长生天气力论我们可以把“长生天”的内涵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从蒙古人的信仰角度分析。“长生天”是蒙古人信仰的萨满教的天,对此额尔登泰、阿尔达扎布解释道:“古代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对天信仰的是‘长生天’,对地信仰的是‘火’。”〔3〕道润梯步解释道:“蒙夏天是个敬天的民族。而天是个永恒的存在,故曰长生天”〔4〕。总而言之,‘长生’一词始发于萨满教,来源于对天的信仰,表达了部落起源永恒,火盘永存之意,祝愿世代繁衍生生不息。其次,从理论角度分析。“长生”一词表明着天的属性。蒙古人经常把天当作创造一切,支配一切的万能的神来崇拜,所以,把天的属性和作用采用不同的修辞来描述。如在《蒙夏天秘史》里把天说成“上天”“皇天”“天神”等等,表达了各自的含义,这些都表达着专门的意思,指着具体的事。而成吉思汗概括的“长生”,这一概念,则形象地表述了天的绝对性和无条件的属性,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普遍性,成为理性化的哲学范畴,达到了最高境界。最后,从阶级立场的角度分析。当时把成吉思汗的祖先都说成是奉上天之命而降生的,而天是永恒存在的。这了隐喻着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永世长存,他所创建的事业和这帝国长盛不衰的含义。这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形成和自己实力的逐渐壮大有着直接的关系。成吉思汗把自己标榜为得到“长生天”的佑护和恩赐,造福黄金家族,布施全蒙古范围的人,力图从政治思想上维护所得的胜利果实,并在实践中加以巩固和发展。要得到巨大的增添的长生天的气力,必须遵循成吉思汗制定的法规,永不变心,忠诚服务。用成吉思汗的话说:“您离开我们,到大江的那边,还要照样的去做;您离开我们到高山的那边,也不要怀念其他。”这样一心一意,笃信长生天,就会得到长生天气力的佑护。这就是说,长生天是有气力的,但是获得它的佑护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必须忠诚于它,笃信不疑。“天”就是具有无条件的、绝对的“长生”属性和有条件的、相对的获得“气力”的属性,是绝对和相对、无条件和有条件的有机统一,这是“长生天气力”论在理论上的全部含义。成吉思汗把长生天气力论与巩固政权,不截断黄金家族的“黄金缰辔”的问题联系起来,全面考虑到条件的状况,具体地分析有利和不利的情况,清楚说明事情的缘由。出兵征讨异国他乡时仍依靠长生天的气力的佑护。建立和巩固政权也靠长生天气力。成吉思汗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事件,提出过许多关于天的思想观念,但其中最能充分体现他的思想精华的还是“长生天气力”观点。这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继承前人有关天的思想,借助于萨满教天的崇拜,形成的一个理论化、系统化的理论观点。这是成吉思汗对蒙古族文化的哲学思想史作出的重大贡献,也是把蒙古族哲学提高到理论思维的高度产生的实际成果。“天”既是反映着由天命注定的黄金家族的前途,又反映着成吉思汗有关天的观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自已势力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他提出了“天劝论”、“天力论”、“天佑论”、“长生天知晓论”、“长生天气力论”等观点和思想。这些观点和思想都以“天”为基础,说明了天的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这些观点和思想的全体内容,一个比一个加深,内涵越来越深刻,越益抽象化,最终高工概括成“长生天气务”的观点。

二、成吉思汗哲学思想的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研究和评价成吉思汗的历史影响和作用的原因时,总的来说,特别强调客观的历史条件,这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足点。但是,历史给予的客观条件和机会不只是成吉思汗一个人独有的,而生活在当时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拥有的。成吉思汗为什么能正确地认识历史条件并很好地利用呢?为什么实践过程中,总是获得成功呢?这些不能只从历史的客观情况和条件里寻找答案,也不会找出十分完美的答案。要完美的正确的答案,只在历史的客体和主体的有机结合之中。不仅研究客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重要的是研究主体,研究他的思想,尤其是研究哲学思想。蒙古族的命运兴衰的历史潮流中,成吉思汗一直没有离开过蒙古族人民的心灵需求、一直成为振兴和拯救民族的旗帜、一直是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蒙古文化是扎根于游牧生产、积累了蒙古人的多年的丰富经验,充分发挥了思维能力、开发了智力和智能,创造多种学科文化,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鲜明特色的游牧文化。有文化必有哲学,在蒙古文化中哲学思想起着支柱作用,履行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能,所以要真正领会理解蒙古文化必须要了解蒙古哲学思想。“智能”是实践基础上的思维加工的产物。人类思维是使不尽用不穷的宝库、用恩格斯的话说;“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4〕。用这种“最美的花朵”打扮着地球、武装着人类全部才能、创造着一切文化文明。思维成为人类的骄傲、成为不断创新的不竭源泉。因此,成吉思汗创造的举世闻名的业绩,传承着的历史功劳,都归功于他的智能,都归功于蒙古人的智能,归功于创造历史的人民的智能。换句话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其智能表现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创造的价值和作用不同、但都是人类智能的体现。而哲学是智慧的追求和热爱,是理论思维的精华。理论思维的发展,表明着一个民族觉醒的程度,进步的象征,是精神文明成果的结晶。据中国哲学史专家张岱年先生认为“发现客观规律和客观联系的思维”〔5〕就是理论思维。这一理论思维的特点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既是分析又是综合,这是哲学的方法。成吉思汗根据实际情况、创新性地运用这一哲学方法,取得极大成功。他的哲学思想恰好是蒙古人理论思维发展程度的标志,也是运用哲学的方法作出的闪光的、独具特色的最美丽的思想花朵。成吉思汗哲学思想是历史的产物。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13世纪的历史上蒙古族占有独特的地位。居住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弱小蒙古族中出现了伟大的英雄人物成吉思汗。时势造英雄,时代造就英雄。在时代和英雄的相互联系中坚持唯物论的同时又要坚持辩证法。过去只注重时代对造就英雄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忽略或未充分注意到英雄对时代的各个方面所起的能动作用,缺乏辩证思维。人类思维是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过来的,尽管它有多种形式和内容,发展的阶段性和层次性有不同。但哲学思维是它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它的精华,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而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有的。只是后天学习和锻炼不同而产生出不同的情况和结果。理论思维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结果,思维的精华。成吉思汗的哲学思想再一次证明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成吉思汗范文篇4

一、大迂回战略源于蒙古族的围猎，它的突出特点是，在使用力量之前，先用计谋将对方制服。它与孙子的“诡道”思想一脉相承。

蒙古兵学中的大迂回战略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长期的征战中所形成的作战韬略之一。在全面侦察敌情、地形的前提下，蒙古军队凭借骑兵的持久耐力和快速机动能力，经常越过人们难以想象的大漠、险滩、雪谷、荒原，出其不意地向敌人的深远纵深大胆穿插、分割，并与下面进攻部队相配合，四面包围敌人，迫使对方迅速瓦解。

蒙古军的迂回战略源于蒙古族的围猎。他们把围猎中的技艺，娴熟地运用到战争中，许多坚固的城堡，变成了他们围困中的野兽。因此，蒙古军队大迂回战略的突出特点是：它不以击溃敌人就算达到战争目的，而是用猎人那双狡黠、深邃的眼睛，盯着敌人的后方，以左右包抄的方式，将敌人包围，从不给对方留下一条逃生的出路。即使留有一条生路，那完全是一种战术运用。这种大迂回战略，与古代其他军队的进攻方式大相径庭，它不直接对敌列阵挑战，而是更讲实际，手段更隐蔽。并力图在使用力量之前，先施“计谋”将对方制服，与孙子的“诡道”思想一脉相承。

孙武总结战争规律，提出了兵以诈立的“诡道”思想，从此，春秋以前以“仁义”为核心的战争指导思想在战国时期已销声匿迹。但随着封建帝国的建立，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把民间的兵书视为祸水。随着儒家思想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兵家的“诡道”思想渐渐出现了断流，更谈不上继承和发展。而成吉思汗，在战争实践上，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孙子的“诡道”思想。当然，这并不是说成吉思汗熟读《孙子兵法》，而是说成吉思汗在与兽、与部落、与外敌长期的争斗中，同样悟出了这一真理。因为规律性的东西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作用。我们从成吉思汗战略侦察团队的行动中，就能看到孙子的“诡道”思想被他们运用得多么娴熟。成吉思汗远征欧洲前，派速不台和哲别担任侦察任务。他们穿过格鲁吉斯坦，打败了乔治亚的精锐团队，随后越过高加索的黑岩绝壁，来到贴尔克盆地。这里已有一支很强大的军队正等着他们。蒙古军队的确太疲劳了，激战一天胜负未决。第二天，他们带着黄金和贵重的布、优良的马来到库曼人的营地，对他们说：“我们是同族，为什么要和外国人联合攻打你们的兄弟，他们给你们的好处，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库曼人带着蒙古军队送来的厚礼离开他们的同盟者远去。速不台却乘机追击并打败他们，索回了刚赠给他们的全部礼品。如果要讲仁义道德，速不台可谓犯了大忌，但他遵循的是战争规律。他们的侦察行动，促成了成吉思汗远征欧洲18年的计划。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不仅是一种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是一种与孙子一脉相承的思想，在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中，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大迂回战略的实施体现了速度与距离的对立统一，蒙古军队清一色的轻骑兵，创造了农业时代的“闪击战”。

大迂回战略的具体实施首先需要速度，没有速度，谈不上战争的突然性，也难以对敌人达成合围；其次，需要长途奔袭，没有远距离奔袭，很难对敌产生威慑。可以说成吉思汗的军队都具备这两个条件，这也是他能够征服世界的奥妙所在。

13世纪，欧亚等国的军队多以步兵和重骑兵为主，而蒙古军队却是清一色的轻骑兵。轻骑兵具有突击力强、灵活多变的特点，适合远程奔袭。重骑兵防护性能好，机动性差，适合阵前对抗。所以，蒙古军的轻骑兵，恰如“二战”中机械化部队，它常以绝对的军事优势，迫敌解除武装。这就使成吉思汗时代所营造的战场，完全是一种飓风式战场。如果把它与“二战”中德国的“闪击战”作对比，就会发现在成吉思汗指挥的战争中有与德国“闪击战”相似的内容。“二战”中，德军闪击波兰，用了一个月；闪击丹麦、挪威，用了两个月；闪击法兰西，占领法国首都巴黎，前后也只有一个月。这是发生在工业时代的“闪击战”，而发生在农业时代的“闪击战”，其战绩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蒙古西征军在欧洲作战时它的集结：“从扬子江北岸至保加尔边境，部队集结都是在2至3个月完成的。这样部队每天平均行军速度达到90至95公里。它的突击：攻占北俄罗斯，只用了2个月零5天时间，每天的平均速度达到85至90公里；攻占南俄罗斯，只用了2个月零10天时间，每天进攻速度达到55到60公里；攻占匈亚利和波兰，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每天进攻速度达到58到62公里。”（《蒙古族古代战争史》24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的轻骑兵，有与今天的机械化部队共同的特点，即高速、突然、攻击力强，往往使对方措手不及。成吉思汗正是利用轻骑兵机动性好的特长，打破了13世纪呆板的攻防战术，从而完全控制了战场主动权。当时，所向披靡的蒙古军已引起欧洲人的惶恐，甚至像遥远的城市，如卢卑克(波罗的海南岸一个城市)和纽伦堡(今德国巴瓦里亚境内)都加紧防御准备。就连当时的英国也提心吊胆，曾禁止船舶出海捕鱼。当时欧洲人对成吉思汗子孙的惧怕，从某种程度上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因为并不清楚蒙古人为什么不可阻挡，有人甚至把蒙古军后来因窝阔台去世而退兵之举，归结于他们教皇和皇帝的英明。后来法国的拿破仑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蒙古军西征，不是亚洲的散沙在盲目地移动，而是有严密军事组织和深思熟虑的指挥。由于他们比对手更精明因而才能所向无敌。拿破仑的分析切中问题的实质。当蒙古军象飞沙快速推进时，在它的背后，是行之有效的大迂回战略。而这种战略，在蒙古兵放牧、围猎时，就已经产生并成熟了。三、大迂回战略能营造广阔的战争空间，能使战场攻防结构发生突变，从而打乱敌人的部署，为己创造有利战机。

蒙古军队的大迂回战略能以迂为直，避实击虚，扩大战争空间，节省兵力兵器，加速战争进程。蒙古军灭金，窝阔台就采用了成吉思汗临终留下的大迂回攻金方略。他令拖雷率主力西路军，绕过金军的重镇潼关，自宝鸡出汉中，强行通过南宋管辖地区，沿江而下，经唐(今河南唐县)、邓(今河南邓县)北上，采用大迂回战略，突然出现在金军后方。金朝十分惊慌，急忙抽调守黄河和潼关的主力部队10万余人前来抵挡。两军在邓州遭遇，拖雷只有3万人。他采用袭扰战术，避免与金军正面交锋，使远道而来的金军十分疲惫。这时蒙军正面部队已渡过黄河，直趋汴梁，金军仓皇北撤，当退到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时，被两路汇合的蒙古军团团围住，后又网开一面，在追击中全歼金军。此后蒙军乘胜进围汴京。金亡近在咫尺。

但蒙军南下灭宋的战争却持续了45年之久。这也许是他们遇到的众多对手中最难对付的一个。因为南宋所处的江淮地区，河渠成网，城镇林立，除蜀口、襄阳、淮河防线外，西段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峡谷，东段地处淮河下游，水道众多，后方还有长江天堑，都不利于骑兵作战。但蒙古军队能审时度势，避实就虚，发挥特长。他们选蜀为战略进攻要害，因为蜀地富饶，南宋近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四川。此外蜀地地理条件尤为重要，蒙军若夺去四川，就可以过三峡，顺流东下，直逼江东。窝阔台为发挥蒙古骑兵的特长，沿用灭金时宽正面、大纵深的迂回包围战略，在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上发起进攻，力图越过长江，进入江南作战。但由于兵力分散，各战区虽有突破，终因气候不适，加上中军主帅死于军中，只好中途撤退。蒙哥汗继位后吸取窝阔台失败的教训，在占领区开始设官、筑城，为持久战作准备，从而避免了春去秋来，战果得不到巩固的缺陷。在战略指导上，仍以攻占巴蜀为首要目标，同时派忽必烈率军经略云南，目的是迂回西南攻其腹背，然后北上，接应主力，东下临安。可惜蒙哥汗在实施他的大迂回战略时，却因自己恋战，遇坚必攻，使其主力钝于四川的钓鱼城下，直至自己中石身亡，从而影响了整个战略目标的实现。

今天，当我们研究蒙军灭宋的战略思想，无不为他们开辟的广阔战场所折服。蒙军的大迂回战略使金束手就缚，使宋廷的沿江防御失去天堑屏障。虽然蒙军攻宋的前两次迂回未实现预期战争目的，但当时忽必烈的军队事实上已迂回云南大理，经过近一年征战，兀良哈台平定了“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泊乌、白蛮等37部”（《元史·兀良哈台传》）并与四川蒙军汇合，从而使蒙宋正面战场决战时机成熟。若不是蒙军钓鱼台受挫，兀良哈台军就可以奇兵出广西拊京湖宋军之背，然后直下临安，这样，南宋的灭亡，就可能提前几年。由此可见，蒙军的大迂回战略可以创造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有利战机，可以乘虚使敌我双方力量发生变化，并从根本上打乱敌人的部署，迫敌就范。

四、大迂回战略是将帅胆识和军队力量结合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不仅仅是个方略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成吉思汗独特的军事体制和治军思想，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军队，从而使他的战略思想得以实施。

研究蒙古兵学中大迂回战略的具体运用，从中可以发现，大迂回战略不仅仅是个方略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作出大迂回的决策需要雄才大略的统帅，执行大迂回战略任务需要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否则大迂回战略只能是纸上谈兵。

成吉思汗是举世公认的伟大战略家，他能对复杂敌情作出正确判断，果断决策。蒙古军西征花剌子模之前，当时成吉思汗面临来自三方面的挑战，一是与金国长达9年的战争，二是西夏的反叛，三是斩其使臣、屠其商队的花剌子模。成吉思汗权衡利弊，采用稳住西夏，牵住金朝，全力西征花剌子模的策略。西征花剌子模分三路进军，大军在开进中，派哲别一路绕到敌后，向敌战略上敏感的卡什加尔方向迂回，切断花剌子模与阿富汗、呼罗珊之间的联系，掩护主力战略展开。大皇子术赤、大将军哲别率领三万人的军团，穿过真正意义上的死亡地带——帕米尔和天山山脉之间的谷地。当时“他们在一丈多深的积雪中行军，他们攀登4千多米被雪覆盖的吉西列阿尔多和铁列古达巴干两个高峰的道口。在大风雪中，用牛皮包住马腿，人穿双层的皮毛大衣，在7千多米的高山之间，在冰天雪地中前进。他们为了暖和身体，用小刀切开马的血管，吸喝了马的温暖的血液，又把血管封闭起来……”。（《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150页）这段史料，反应了蒙古军队在人类军事史上所创造的奇迹，它使汉尼拔和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的行动显得逊色。当蒙古军队突然出现在费尔干纳盆地，莫罕默德率领的精锐部队正等着他们，疲惫的蒙古军队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机动作战与敌人会战。激烈的战斗持续到深夜，各自鸣金收兵。成吉思汗在接到他们的战斗报告后，令术赤归队，令哲别率领5000人马，继续向南方阿姆河上游迂回。成吉思汗等后续部队展开后，他亲率5万蒙古骑兵，从北方迂回行军，在渺无人烟的地点渡过锡尔河，通过了克吉尔库姆沙漠。“这个宽有500公里的克吉尔库姆沙漠，被世人认为是动物绝对不可能通过的天然障碍。从那以后经过了650年，俄罗斯对叶华作战中，俄军骑兵丧失了全部军马。现在成吉思汗突然出现在莫汗默德背后能置于死地的阿姆河下游地区。”（同上书，157页）这时的莫汗默德，已被四面包围：西方有成吉思汗，北方有察合台、窝阔台，在东方有术赤，南方有哲别。这就是成吉思汗大迂回战略最典型的一个战例，它创造了世界战史上的两大奇迹，而这种奇迹在那个时代，也只有成吉思汗统帅下的蒙古军队才能做到。由此可见，成吉思汗军队的耐力和吃苦精神是何等惊人。如果换宋朝的军队去执行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可能不等交战，就被雪山和大漠吞噬。成吉思汗的军队之所以勇往直前，所向披靡，这与它独特的军事体制和特殊的治军思想有很大关系。

首先，军民一体的军事体制，使蒙古士兵从孩提时就练就了钢铁般的意志。据史载：“蒙古人从三岁起就手拿弓箭。”（同上书，263页）他们放牧、骑射、围猎，很早就孕育了灵敏的马上战术。氏族之间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掠夺，已模糊了兵与民的界限。如今人们在探讨为什么中国的游牧民族屡屡能进入中原，打开城墙高筑的中原门户，恐怕原因恰恰在此。因为游牧民族的流动性，本身就是一种进攻样式的推演，而中原以墙自守，典型的农业式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消磨了人的进攻意识。一个没有进攻意识的民族，要与强悍的游牧民族交战，其胜负可想而知。

其次，成吉思汗的治军思想做到了民族性、科学性的高度统一，这是他造就一支高素质蒙古军队的根本原因。所谓民族性是指成吉思汗治军完全立足于本民族的客观实际，如借用围猎训练军队就是一种全新的军民兼容的训练方式。所谓科学性是指成吉思汗治军完全从实战出发。它曾以西夏为对手考验自己的军队，“试图在对西夏的战争中，锻炼一下蒙古人，以利将来对中国的战争。”（同上书，93页）另外，成吉思汗也重视对军官的训练，“哪一个军官不来接受我的教育，而是呆在家里，那就好像是沉在水中的石头一样被消灭的。”（同上书，95页）军官们在大汗的宫廷受训后回到营地担任教官，经过一整套完整体系受训的蒙古军队，最后就像成吉思汗所希望的那样：“在日常生活中，有如两岁的犊儿，但在厮杀时，又似老鹰的搏击。在筵宴和娱乐之中，无忧无虑有如小驹，但在战斗的时候，又似海东青之扑仇敌。在白天，像老狼的俟机，在昏黑之中，像乌鸦的守夜。”（《蒙古帝国史》16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89）正是有成吉思汗这样出类拔萃的战略家和他那支坚不可摧的军队，蒙古兵学中的大迂回战略，才能在世界战争史上大放异彩。

五、大迂回战略离不开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蒙古军队之所以能在穿插、迂回中屡建奇功，就在于它“羊马随征，因粮于敌”。

大迂回战略的实施一般要远离后方，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基本上是脱离根据地作战。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蒙古军队有一套独特的、与此不同的后勤保障体系，从而保证了蒙古军队的远征。

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史记·匈奴传》）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物合一，完全是受生存条件的驱使。蒙古人行军打仗，以反牲畜走到哪里，人跟随到哪里的游牧常规，而是军队走到哪里，羊马也驱逐到哪里，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部队的军需供给问题。

由于出征时携带的羊马很有限，为充分食用这些牲畜，成吉思汗还专门规定了屠杀的方法：“用牛羊的膀胱两个，吹满空气，把骨管伸进膀胱的管孔。骨管上刻有螺丝纹。在兽的第四、第五肋条之间，刺个穴口然后把骨管插进创口，压迫膀胱把空气注入肺脏。这样做的时候，兽立刻死去。死状好像是被电击一样。这个杀法的利益是肉量增加70%，滋养力充分，脔肉柔软，味道也美，易于更长久的保存。”（《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27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全部吸收兽类血和肠肚的营养，充分利用所携带的羊马。由此可见，蒙古军队在自我生存方面，有它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要说它不可战胜的秘密是什么，极度节俭的饮食习惯，就是其制胜的密诀之一。因为有超常的生存潜力与敌较量就有超常的战斗力，就有能使战争机器连续运转的动力。

成吉思汗范文篇5

成吉思汗是一位伟大的传奇人物，关于他的逝世、葬地、灵柩的迁移也有许多历史记载和传说。尽管由于秘葬，今天的成吉思汗陵未必就是真正安放这位伟人的地方，但几百来，蒙古人仍把它当作自己圣主的长眠之地。

每逢农历三月十七日，蒙古族众多的拜谒者便怀着虔诚的心情，不辞辛苦地长途跋涉而来。他们来到成吉思汗陵，站在这位伟人高大的雕像前，献上澍白的哈明亮的蜡烛芬芳的香炷乳黄的酥油醇香的马奶酒等祭品，追忆他的雄才伟略，寄托对他的无尽的思念。这时候，整个陵园香烟缭绕，弭漫着浓郁的节日气氛。成吉思汗陵是蒙古人心中的圣地，每年的纪念活动也格外隆重。

成吉思汗范文篇6

[关键词]电影音乐创作民族

一、电影《成吉思汗》中的音乐特征

电影作为一种视听结合的艺术形式，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其音乐的构成方式也基本成型定位。贯穿影片故事情节的主题音乐、高度概括电影作品语境的主题歌、对影片故事情节做渲染的场景音乐以及强调影片中环境真实性的背景音乐，它们作为电影音乐的构成元素，运用自身相互不同的音乐特点，来完成与影片的交融渗透，使影片在视听的角度上达到完美的结合。

1、旋律特征

在电影《成吉思汗》的音乐创作中，由于成吉思汗是这部电影的中心人物，所以使得成吉思汗主题音乐成为贯穿于电影《成吉思汗》中的核心音乐。而作为成吉思汗主题音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辅助性主题音乐一女性化主题音乐，也随着影片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得到展现，具有鲜明的形象塑造作用。

在成吉思汗主题音乐的创作中，主要运用了主调音乐的写作手法，突出成吉思汗主题音乐在影片中的主导地位及贯穿作用。主调音乐可以称之为“发展的变奏”风格。这意味着，在通过主题基本动机的变奏而产生的一系列动机型中必然存在着“发展”、“成长”相类似的东西。因此，成吉思汗主题音乐是电影《成吉思汗》最重要的核心，其它音乐都是支持和围绕这一主题的组成部分。由于在影片中，每一次成吉思汗主题音乐出现所需要的影片背景不同。所以在旋律音调、和声织体及配器色彩等方面均有不同，但主题音乐的旋律特点并没有改变。成吉思汗主题音乐是随着影片中成吉思汗的成长经历及日趋成熟的心理变化而变化。

在电影《成吉思汗》的音乐创作中，衬托成吉思汗主题音乐发展的另一个主题音乐——女性化主题音乐，也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笔者认为成吉思汗母亲的主题音乐和成吉思汗妃子那木伦的主题音乐都来自于相同的主题旋律动机，具有鲜明的蒙古族音乐风格的特点，所以这一带有女性化特征的主题音乐也加强了影片民族的风格特点。女性化主题音乐在影片中共出现了五次。其中有两次是作为成吉思汗母亲的主题音乐而出现的，有三次是作为成吉思汗妃子那木伦的主题音乐而出现的。五次女性化主题音乐的出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加深了对成吉思汗主题音乐的衬托发展，同时与影片故事情节融为一体。

2、多声部技法

在《成吉思汗》电影音乐中，复调艺术手法丰富多样的运用，与影片故事情节紧密结合，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例如，作曲家在描写成吉思汗的妃子——那木伦的心里变化时用了这种作曲手法，恰当地刻画出那木伦的心里波动，运用了固定音型式、长音衬腔式、模仿等复调写作手法，来刻画那木伦的漂亮、聪慧形象。为了刻画鲜明的人物性格，作曲家运用了模仿写作手法进行音乐陈述等等。另外，多种和弦结构形态的表现手法极大地丰富了影片中的音乐色彩。和弦结构主要以三度叠置的三和弦、七和弦为主，遵循着传统音乐的和声基础：但非三度叠置的和弦结构也出现于作品之中，使音乐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低声部与高声部急促的旋律、节奏，形象地刻画出成吉思汗驰赶八匹黄骡马的惊险场面冲声部主持续音的长时间稳定演奏，则表现出成吉思汗沉着的心里状态。为了营造人物复杂的心里活动，运用了多调性这一作曲手法。使音乐具有多重的和声音响效果，恰当地刻画出人物复杂的心里活动。

导演运用了一个具有民族风格特点的主题音乐动机——成吉思汗主题音乐来贯穿这部影片。成吉思汗主题音乐在影片中随着影片剧情的发展而进行不同的变形和展开，其中女性化主题音乐也随着成吉思汗主题音乐进行着不同的展开，以适宜影片剧情的发展。成吉思汗主题音乐的第一次出现是在成吉思汗的少年时，简洁、清淡的音乐感觉，表现出成吉思汗年少、活泼的性格特征，音乐具有积极向上的特点。随着成吉思汗经历的坎坷变化，直到最终成为蒙古大汗。其主题音乐也经历了活泼、忍耐、机智、勇敢、辉煌的特点变化。其中，女性化主题音乐代表着成吉思汗身边两个重要的女性人物——成吉思汗的母亲和妃子，她们对成吉思汗统一草原、成为蒙古大汗的历史事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女性化主题始终依附于成吉思汗主题的左右，协助成吉思汗完成大业。

二、电影中的民族特点

1、创作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主题

电影中绝大多数的音乐都具有鲜明的蒙古族音乐风格特点。导演根据影片中人物角色及地位的需要，对于电影中人物主题音乐的构思进行了仔细地斟酌。由于成吉思汗是这部电影的中心人物，所以成吉思汗主题音乐在影片中共出现了十次。运用了主调音乐写作手法，突出成吉思汗主题音乐在影片中的主导地位及贯穿作用。影片中，所需音乐的影片背景不同，成吉思汗主题音乐也略有不同，但主题音乐的旋律特点并没有改变。成吉思汗主题音乐是随着影片中成吉思汗的成长经历及日趋成熟的心理的背景变化而变化。成吉思汗母亲的主题音乐和成吉思汗妃子那木伦的主题音乐都来自于相同的主题旋律动机。并具有鲜明的蒙古族音乐风格的特点，而这一带有女性化特征的主题音乐也对影片民族风格特点的流露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成吉思汗范文篇7

大家好！

下面我代表旗委、政府，从三个方面简要介绍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情况。

一、全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为蒙语，汉意为“圣主的院落”。地处高原东南部，系市城市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长眠之地，为国家战略性生态能源基地，境内资源富集，人文独特，交通便利，生态良好，享有“煤海绿洲，天骄圣地”的美誉。

2012年，全旗地区生产总值完成48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65亿元，同比增长20.5%；财政收入达到110亿元，是“”末的8.1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26300元和8830元，分别是“”末的2.4倍和1.9倍。2012年，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名上升到第37位，跻身中国西部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县（市、区）前三位。

年至2012年期间，财政累计用于民生和社会事业的支出达50.5亿元，此项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为58.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构筑了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住房、公共服务“六大保障体系”，实现了普惠于民。过去五年，先后荣获“中国十佳和谐可持续发展城市”、“中国全面小康生态文明县”、首批“全区文明旗县”、“最具影响力中国西部十大旅游休闲示范县”等系列荣誉称号。

到2015年，我旗将建成国家重要的战略性绿色能源基地、全国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区、自治区先进制造业基地和高端服务业中心，并建成经济最富裕、人居环境最优美、文化氛围最浓厚、基础设施最完善、人民生活最幸福的地区之一。

二、全旗文化旅游业发展情况

作为历史文化悠久的成吉思汗祭祀文化、风土人情和草原文化的汇集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景区成吉思汗陵和距今4000年的朱开沟文化遗址坐落于此，历史悠久的成吉思汗文化正在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境内共有景点12处，引人入胜，叹为观止。

近年来，我旗按照自治区建成民族文化大区的战略部署，深入实施“文化塑旗”战略，文化旅游资源得到有效整合。近五年来，规划总投资236.7亿元，建设文化产业项目6个，初步形成了以成吉思汗体育文化产业园、马主题文化产业园、蒙古源流文化产业园、文化产业园为载体的文化产业集群。依托大型节庆活动，打造了以成吉思汗祭祀文化、旅游文化、论坛文化、重大节庆文化、精品演出剧目为代表的商演剧目等文化品牌，抢占了蒙元文化研究、交流的制高点。全旗优质的文化旅游资源正在逐步转换为高档次、高品质、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文化旅游产业在推进进经济结构转型的贡献越来越大。

三、全旗招商引资情况

近年来，我旗积极贯彻落实上级各项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拿出优质资产和资源项目进行招商引资，将本地的优势与外商的优势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加快了全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伐。

成吉思汗范文篇8

一般来说，在实施大迂回战略时，首先要明确退却敌人之兵力，撤退方向和企图，以及在退却中可能的抵抗地区和低抗方式，然后椐此确定迂回战略的目标，主要方向，使用兵力等。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最高军事统帅决策中的智慧与胆量。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成吉思汗和堪称泰斗。

远见卓识是智慧与胆量的灵魂。

早在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就曾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旱可用，宜先取之，借以图金，必得志焉。”郭氏这番高论，无疑对“一代天骄”有所启示。于是，成吉思汗在临终之前，便以超人的胆识和气魄，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这一杰出的战略构想，后由其子窝阔台和拖雷，蒙哥，忽必烈等大显身手，付诸实施。

七百年后，即公元1949的5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渡过长江之时，岌岌可危的国民党政权，为避免与中共正面作战，企图立足西南，进行顽抗。对此，雄才大略的果断地提出了，对敌实施大迂回作战的决策。确定，一野进军西北，四野从两湖进军两广，三野进军福建，二野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进军川，黔，康。他指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洞悉战争态势是智慧与胆识的精髓。

从战争的实际出发，着眼与其特点和发展，制定符合一定战略阶段要求的作战原则，是实施大迂回战略的关键。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之构想，就是基于当时金朝与蒙古军隔黄河对峙这一战场势态的产物。对南宋的大迂回战略，同样是在透彻地分析了当时双方政治，军事，地理诸形势之后而做出的决策。而只所以在1949年5月提出了大迂回作战这一战略构想，也是对政治，军事形势正确分析的结果。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早已支离破碎，且后方空虚，各防御集团之间更是矛盾重重。此时，对敌实施迂回包围无疑是最佳时机。

我们说，在战争艺术中，胆识是智慧的基础；智慧是发挥胆识的途径。但这并不是说任何智慧都体现出胆识。因为，没有智慧的胆识是蛮勇。历史已经证明，成吉思汗和的大迂回战略是符合战争形势发展，适应战争规律的正确的指导方针。而这一切正是他们胆识与智慧的结晶。

当然，由于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形势，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与的大迂回战略，也必然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例如，在当时蒙古军与金军或蒙古军与南宋的军力对比中，虽然，在总体上双方可谓势均力敌，但在局部上，蒙古军则处于劣势。不过，蒙古军却能巧施以实避虚，声东击西之战术，变劣势为优势而最终取得了大迂回战略的胜利。相反，从1949年之下半年，国共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中来看，无论是在全局还是在局部，解放军无疑占有优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成吉思汗在大迂回战略中所表现出的胆识与智慧，比之，略胜一筹。

（二）营造广阔的战争空间是大迂回战略的前提

实施大迂回战略，必然依托于广阔的战争空间。反之，不能营造一个广阔的战争空间，就很难对敌战而胜之。

公元1244年，根据成吉思汗生前的战略构想，蒙古军开始实施“先下西南，迂回夹击南宋”的第一次大迂回战略。即避开南宋的长江防线，首先攻取川，滇，然后从后方攻打长江中下游重镇襄樊。为此，蒙古军在进攻四川的同时，派出另一只部队，从金沙江上游的丽江进攻大理，企图绕道云南直达川南。

到了公元1253年，忽必烈兴兵十万开始对南宋的第二次大迂回战略。蒙古军首先经临兆进入藏族地区，然后兵分三路向大理进军。同年12月，三路大军合力进攻，大理城遂破。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域之间纵横驰骋，实乃十三世纪的战争奇观。

毫无疑问，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所营造的战争空间，历史上是空前的。

然而，在1949年所营造的大迂回作战的战争空间，无疑更为广阔。因为，当时的长江以南和西南，横跨500公里的战线均是解放军的作战区域。为了营造广阔的战争空间，分别制定了对广西和西南的双层大迂回和大包围。他指示四野和二野的陈庚兵团在占领广州之后，即从两广最南端向滇南进军，以切断企图退往海南岛和国外的国民党军之后路，全面包抄与围歼广西和西南之国民党军。以上是第一层包围圈。接着，又指示二野主力从华东速往湖南和湖北以西，从南面攻入四川，与川北之部配合。以上是第二层包围圈无独有偶，在蒙古军对南宋的大迂回作战中，也实施了双层包围圈。公元1251年，蒙古大军自临兆行青海山谷二千余里，渡金沙江，攻丽江，大理，昆明。灭亡大理国之后，又西进攻取吐蕃。以上是第一层包围圈。公元1258年，蒙古军兵分三路：一路自陕西入成都攻川东，一路自南向北进围潭洲。一路自河南以南进攻鄂州。以上是第二层包围圈。

当然，和成吉思汗继承者们，所营造的这双层大包围圈，绝不是互为翻版。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二者有着不同的特征。但两位军事奇才这前无古人的大手笔，堪称交相辉映。仅此一点，二人实在难分伯仲。

此外，的大迂回战略是以一系列战役而体现的。譬如，在解放军对长江以南的大进军中，相继取得了歼灭白崇禧集团的衡宝战役，广西战役的胜利；歼灭胡宗南，宋希廉集团的贵阳战役，重庆战役和成都战役的胜利。虽然，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的大迂回战略，也是以一系列的战役所体现（如丽江战役，襄樊战役等），但就大迂回战略中所贯穿的战役数量而言，无疑略优之。

从另一方面看，的大迂回战略所函盖的战役中，大都是追击战和伏击战；成吉思汗继承者们的大迂回战略中除了追击战外，大都是攻坚战（如著名的襄樊攻坚战）。

所以，从战争的残酷性分析，后者自然略胜一筹。

（三）大纵深作战：大迂回战略之法宝

在战争中对敌实施纵深打击，古已有之。我国三国时期的官渡之战和西方的坎尼之战，都是因为攻击敌方的纵深而制胜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大纵深作战打击方式则获得了重大发展。如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英联军就是在左翼实施纵深迂回作战而一举围歼伊拉克军的。

相比之下，成吉思与的大迂回战略之大纵深作战，足以令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相形见拙。

先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成吉思汗继承者们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中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敌方。具体地说，蒙古军是在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解放军则是在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面，对国民党军实施大纵深作战的。

再从大纵深作战之方式看。对蒙古军而言，以骑兵大兵团实施大纵深迂回作战，无疑是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比如，蒙古军骑兵大兵团的锋芒所向，往往是以密集的队形冲击敌方的。据《圣武成吉思汗战书》载：“我们蒙古骑兵的冲杀拼搏极为厉害，我们的骑兵在冲锋临阵时大喊：‘喔噢’杀声，真是震天动地地吓破敌人。”

到了20世纪四十年代，曾经是大纵深作战杀手剑的骑兵大兵团，已经逐渐失去了以往的威力，因为，在敌我交战中更多的是倚重于大炮和坦克等重兵器。所以，我认为，在大纵深作战中，比之于成吉思汗时代，无疑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众所周知，在20世纪四十年代末，领导的军队之装备大都是小米加步枪（仅有少量的大炮），而他们的对手，国民党军之装备无疑优于自己。因此，就一般的战争规律而言，装备劣势的军队实施大纵深作战，其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大迂回战略比之于成吉思汗继承者们，无疑增添了几分亮色。

下篇：“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四）速度：大迂回战略之魂

"快“，乃战争之父。

十九世纪欧洲有句名言：“速度和突然性，可以代替数量。”意指战场上的迅速和突然的攻击，可以改变兵力多寡对比。而速度和突然性，是基于时间这一前提之下的。对大迂回战略而言，速度则是战争突然性的前提，是远距离奔袭而对敌人形成迂回包围的基础。

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著名军事家孙子，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战略思想。他在《孙子。作战篇》云：“兵贵胜，不贵久。”意思是用兵贵在速胜。在《三国志。魏书。郭嘉传》中则归纳为“兵贵神速”。

军队的迅速突击，是战争的灵魂。古往今来，以突然袭击而直捣黄龙的战争奇迹，举不胜数。

早在我国的三国时代，魏国大将邓艾，曾率精兵走阴平小道，在蜀军尚未明确魏军的进攻意图之前，便接连攻下江油，涪城而直取绵竹。绵竹一战，魏军彻底摧毁了蜀军的抵抗能力和意志。此时，刘禅出了开城投降之外，别无他路。

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以擅长用速度打击敌人而著称。如长征中的抢渡大渡河，辽沈战役中的围歼廖耀湘兵团，都是典范之作。就曾说过，“时间是战争的一大要素，有时候兵力增加一个团，增加一个师，不能解决问题，而抢足十分钟，就可以夺取胜利。”同样，拿破仑指挥战争的特点，也是速度。因而，他被称之为“行走的诗人。”

如前所述，在大迂回作战中，蒙古军往往是清一色的轻骑兵。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比步兵或其他兵种优越的地方，并不是冲刺力的大小，而是其作战速度和灵活的战术。所以说，骑兵具有灵活多变，突击力强的特点，尤其适应远程快速奔袭作战。

如在蒙古军对金的大迂回作战中，拖雷当时所指挥的三万人的西路军，均是清一色的轻骑兵。因而，仅就作战速度来说，金军是无法与其抗衡的。

除此之外，蒙古军的作战特点，也是“快”的原因之一。比如，蒙古军在对金的快速迂回作战中，每当遇到敌方坚固城堡时，通常只留下少数部队以待后续的攻坚工兵，主力部队仍然继续高速向前推进，因而，使敌人无法作出战争准备。

作为兵家泰斗的，当然也深知“快”之真谛。1949年7月，根据他的远距离包围迂回而后再回打的战略方针，解放军的一，二，三，四野战军在追击国民党军中，利用夜间快速行军而与敌人比速度比时间。而后，以突然的作战方式击敌侧背，断敌后路。

当然，在大迂回作战略中对敌实施打击，是基于最高军事统帅对敌方军力部署和指挥失误的洞察力和决断力的。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无论是成吉思汗还是都可圈可点。

（五）变“迂”为“直”：大迂回作战略之精粹

孙子曰：“军事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又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盖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在战争中，“迂”与“直”即指作战路线，取胜途径；也包含作战中的谋略，战术运用。从路线和途径上说，好比建隧道桥梁和高速公路一样，有迂有直而视不同情况作不同选择；从作战谋略和战术运用上说，作战中的以退为进，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再由迂变直，犹如拳击争霸赛中要出重拳时，必须也必然要先虚晃几招一般；也亦如棋句中需通盘谋划乃灵活运用。通俗地说，就是迷惑敌人，战而胜之。

同样，在大迂回作战中，巧施诱敌之策，变“迂”为“直”，乃必不可少。

遥想当年，蒙古军往往利用自己骑兵部队迅速敏捷的条件，常常以出其不意的反击或追击歼灭敌人。例如，蒙古军在对金实施的大迂回作战中，有意不攻战略要地潼关，却出没无常，假道唐县，邓县，大张旗鼓而直捣汴梁，引诱潼关金军移师援汴而破之。

在大迂回作战中，巧施诱敌之策，变“迂”为“直”，比之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玩’得更是得心应手炉火纯青。1949年6月，指示一野，暂不进攻退守陕西汉中的胡宗南部。同年10月，他又指示正从华东向南进军的二野，作疑兵之态。根据的部署，10月23日到达郑州之时，故意在公开集会讲话后便隐蔽行踪，使国民党军事当局误以为二野将开往西安，与部回合后，从北向南入川。与此同时，中共又通过地下情报系统，部署当时潜伏在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的副参谋长刘宗宽，在主持的重庆军事会议上，巧妙地通过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提出一份“情况判断”文件，使相信解放军将首先从北面攻川而作出“拒共军于川境之外，以陇南，陕西为决战战场”的部署，下令将罗广文兵团的两个军从川东北调往川西北，以增强胡宗南部的防线。

由此可见，在大迂回作战中，这“迂”（诱敌）的假象背后，时常包含着“直”（进攻）的积极因素。战争实践证明，成吉思汗与不仅深知以“迂”为“直”这一谋略原则，而且他们还是将其上升到了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之中的大师。

（六）大迂回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

要取得大迂回战略的胜利，也离不开其他因素和条件（准备充分与否，后勤供给，政治攻心等）。

从历史上看，在实施大迂回战略中，由于忽略了这一系统工程的某一环节而遭败绩的著名战例，要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苏联的基辅会战了。

1941年6月，纳粹德国的南方集团军在仑斯特元帅的指挥下，对苏联的基辅实施战略包围，为进攻莫斯科打开迂回南翼的通道。但事与愿违，由于德军对冬季作战准备不够而最终遭到失败。

说到大迂回战略中的后勤保障，虽然在作战时要远离后方，但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却有一整套体系，从而保证蒙古军的远征。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也。

再则，当蒙古军进军南宋之时，他们本可以设法攀越长城，进而兵围中原，然而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耗损资源，也会使蒙古军的军力减弱。所以，他们便另僻蹊径。

我们说，军事战略必须服从于政治战略，并以政治战略为目的。因此，在实施大迂回战略时，与之相呼应的“政治攻心战”，也层见叠出。

上篇：“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有道是“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然而，在我看来，成吉思汗与才是世界军事史上当之无愧的一代英雄。当年，他们凭借历史这一舞台所导演的大迂回战略，无疑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神奇魅力。

大迂回，乃是进攻部队避开敌之整个防御体系，向敌之翼侧或后方实施远距离机动而形成合围态势的作战行动，是战略追击的最高阶段。

早在我国的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在《孙子。谋攻篇》就有“十则围之”的论述。瑞士军事家若米尼也曾指出，一些伟大军事统帅，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秘密就在于，善于“集中他的主力迂回攻击敌人的一翼”。他确信，如果在战略上采用这一原则，“那就发现了全部战争科学的钥匙。”

据史载：公元前718年4月，郑国曾大败卫国之属国南燕军队。这是史书上首次记载的采用迂回战，克敌制胜的战例。

成吉思汗范文篇9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蒙古族的兴起、统一和元朝的建立过程，以及元朝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发展情况。

通过思考和概括元朝在我国历史上的贡献，使学生了解元朝的历史地位，培养学生综合归纳历史知识的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政权，对蒙古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文天祥在反元斗争中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高尚的气节。

【教材分析】

本课主要讲述蒙古族的兴起及其所建立的元朝在我国历史上的贡献，涉及元朝的政治史和经济史内容。

“蒙古族的兴起和元朝的建立”“行省制度”及“民族融合”是本课的重点。其中“行省制度”又是本课的难点。另外，本课内容繁多，讲述时如何做到条理清楚，重点突出，也是个难点。

【教学过程】

导入:播放腾格尔的《蒙古人》。

由学生介绍蒙古族的情况：生活在蒙古高原，从事游牧，住在蒙古包里，吃羊肉、喝奶茶。

一、“一代天骄”统一蒙古

1、马背上的民族——蒙古

出示公元12世纪中国各政权形势图。

当时在中国有哪些政权：金、南宋、辽、西夏、吐蕃。

当时蒙古分为许多部落，各部落互相征伐。在《蒙古秘史》记载：“没有逃避地方，只有冲锋打仗。没有平安幸福，只有互相杀伐。”

成吉思汗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动乱岁月。

2、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看录像《成吉思汗》。

思考：铁木真面对逆境是怎么做的?他为什么被尊为成吉思汗?

铁木真童年时，父亲被杀，部族背弃了他，他自己也被仇敌追杀。面对这样的逆境，铁木真是怎样做的。

铁木真说过：“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重重的磨难没有把他打倒，反而磨练了他的意志。经过多年的征战，铁木真打败了周围的各部落，统一了蒙古草原。1206年，铁木真被推选为大汗，尊称为“成吉思汗”。

蒙古统一后，成吉思汗又发动了大规模的扩张战争。

出示《蒙古帝国形势图》。蒙古帝国形势图，讲解成吉思汗的扩张战争。

二、忽必烈建立元朝

1、元朝的建立

时间：1271年

都城：大都

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

2、元朝灭南宋和文天祥抗元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谁的诗?你能解释它的意思吗?

这是文天祥的诗。意思是，自古以来，人都不免一死，但死要死得有价值、有意义，名垂青史。(文天祥在反元斗争中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高尚的气节。)

三、元朝的政治与经济

1、元世祖恢复和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

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世祖

从这段材料可以反映出元世祖的经济政策与蒙古初入黄河流域时有何不同?

元世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元世祖多次下令禁止蒙古贵族圈占农田做牧场，还治理黄河，推广棉花的种植。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北方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联系前面学习的“江南经济的发展”，这时，元朝的经济重心在哪个地方?

“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国家主要的粮食供应来自南方，要运到北方，有哪些途径?

2、水路交通运输的发展

(1)漕运

对比隋大运河与元朝的运河，有什么不同?

元世祖开凿了两段新运河——会通河、通惠河，与原有运河连通，使粮船可以从杭州直通大都。

(2)海运

海运比漕运有哪些好处?

载重量大，费用便宜，所以粮食运输逐渐变成以海运为主。

3、繁华的大都

当时元朝的首都大都成为繁荣的大都市，以大都为中心，元朝的对外往来十分频繁。

4、频繁的中外往来

元朝时对外往来的一个著名使者就是马可波罗。(出示马可波罗旅行路线图)

5、行省制度的建立

蒙古帝国空前辽阔，为了实行有效的统治，元朝建立了行省制度。

学生根据《元朝的疆域图》，注意以下地区：

中央：中书省、宣政院

地方：行中书省

*宣政院负责管理西藏地区的行政事务。

澎湖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列岛地区。

广州处于江西行省的管辖之下。

四、民族融合的发展

引导学生简要回忆汉以来，特别是三国以来我国民族融合的史实，以突出元朝民族融合的发展和加强。关于民族融合的情况，指导学生阅读课文并找出其四种表现。

1、汉族外迁边疆

2、边疆各族迁入中原、江南

3、契丹、女真同汉族融合

成吉思汗范文篇10

本文作者：旺楚格工作单位：鄂尔多斯文化局

鄂尔多斯各地具有丰富的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资源。其中包括传统民间歌舞文化、祭祀文化、婚俗文化、苏勒德文化、圣火文化、敖包文化、马文化、骆驼文化、礼仪文化、民俗文化、漫瀚调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等等。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扎根于这块神奇的土地，形成独具特色、珍贵的文化遗产。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文化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成吉思汗祭典为代表的鄂尔多斯祭祀文化。成吉思汗传统祭典，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独特、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是蒙古民族原始文化的集中体现，鄂尔多斯祭祀文化的经典。包括成吉思汗祭典在内的鄂尔多斯传统祭祀，显示着祭祀内容的原始性，祭祀内涵的神秘性，祭祀形式的独特性和祭祀传承的唯一性特点。鄂尔多斯祭祀包括长生天祭祀、圣主成吉思汗祭祀、苏勒德祭祀、圣火祭祀、山水神灵祭祀；在祭祀形式上集中体现了古老的奶祭、火祭、牲祭、酒祭、歌祭；在祭祀仪式上，保持了蒙古王朝时期的宫廷祭祀礼仪，成为举世瞩目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经典。2.以鄂尔多斯婚礼为代表的鄂尔多斯民俗礼仪文化。鄂尔多斯婚礼，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鄂尔多斯婚礼，集民俗礼仪、民间歌舞、传统祝颂、民族服饰、特色饮食为一体的民俗礼仪活动，成为民间艺术的殿堂，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包括鄂尔多斯婚礼在内的鄂尔多斯民俗礼仪礼俗渗透到民族民间文化和生产生活当中，使鄂尔多斯民俗文化形成独特的特点。鄂尔多斯祭祀礼俗，外迎（路途迎送）、内迎（门前迎宾）等迎宾礼俗以及问候礼俗、待客礼俗、敬酒礼俗、献全羊礼俗、宰畜礼俗、节庆礼俗、丧葬礼俗等多种多样，显示出鄂尔多斯蒙古民族民俗文化的魅力。3.以宫廷“古如歌”为代表的鄂尔多斯音乐文化。古如歌，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如歌，是鄂尔多斯蒙古族从十三世纪传承的蒙古王朝宫廷“礼仪国歌”，在盛大庆典开始时所唱的长调歌曲，它与普通的长调民歌截然不同，可谓世界唯一。包括古如歌在内的鄂尔多斯民歌，有几千首，从韵律上分长调和短调。长调民歌悠扬、舒展、豪放；短调民歌欢快、热情、奔放。鄂尔多斯民歌内容丰富，包括赞颂、思念、诉说、讽刺等多方面，曲调优美、语言流长、幽默，流传面广。《圣主的两匹骏马》、《森吉德玛》、《敬酒歌》、《送亲歌》等诸多歌曲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4.以民间《筷子舞》为代表的民间舞蹈艺术。鄂尔多斯民间舞蹈，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筷子舞》，鄂尔多斯人几乎无人不会跳。民间《筷子舞》，一般在婚礼等喜庆场合，兴高采烈的人们拿起筷子、酒盅等，随着欢快的鄂尔多斯民歌，进行舞蹈。《筷子舞》、《盅子舞》、《盘子舞》、《珠岚舞》、《顶碗舞》等鄂尔多斯民间舞，历史悠久，流传广泛，是鄂尔多斯民间文化之精华，蒙古族民间舞蹈之经典，社会上产生深刻影响。5.以民间祝赞词为代表的鄂尔多斯礼俗文化。鄂尔多斯祝赞词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鄂尔多斯传统祝赞词非常丰富，其曲调、韵律、语言等保留着蒙古民族古老文化特点，以口头文学形式世代相传。鄂尔多斯传统祝赞词有数百部，包括成吉思汗祭奠祭词、神灵祭奠祭词、婚礼祝赞词、祝福词、招福词、祝祷词、人物赞、物体颂、骏马赞、五畜赞等多种多样。其中成吉思汗祭奠祭词就有50多部，5000多行；婚礼祝赞词就有20多部。这些祝赞词，都是通过民间艺人“洪晋”来展现。除此之外，鄂尔多斯有丰富的民间故事、民间诗词等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了独特的民间说唱艺术。6.以“珠拉格”为代表的鄂尔多斯节庆文化。珠拉格，亦称马奶节。是鄂尔多斯草原牧人庆贺丰收，祈求长生天的盛会。当年，成吉思汗在客鲁伦河畔拉起万群牲畜的练绳，用九十九匹白骒马鲜乳献祭长生天，举行“查干苏鲁克大典”，祈求草原人畜兴旺，大地平安。这一庆典活动，在成吉思汗陵以“查干苏鲁克大典”世代传承，鄂尔多斯各地以“珠拉格”（马奶节）形式一直在传承。每逢盛夏季节，草原风调雨顺、水草丰美、牛羊肥壮，鲜奶像湖水一样丰溢，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经过一年辛勤劳动的牧人，在这丰收的季节里，聚集在一起，举办“珠拉格乃日”（马奶节）。珠拉格举办那天，牧人们从四面八方牵来带驹的骒马，系在草滩上准备好的练绳上。祝颂人捧起吉祥的哈达，念诵《马驹赞》，用鲜奶抹画马驹，并举行选好马仪式。一群男性牧马人提着奶桶挤马奶，然后将马奶洒祭苍天和大地，这时祝颂人念诵祝赞词。仪式之后，聚集在草原上的牧人痛饮酸马奶，庆贺牧业丰收。接着举行赛马、摔跤、射箭等“好汉三项那达慕”，使草原充满欢乐……珠拉格，是鄂尔多斯那达慕大会的原型，鄂尔多斯各地除珠拉格外，还有敖包盛会、庙会、骆驼圣火祭典等诸多群众性传统节庆活动，显示着草原原始文化特点。7.以宫廷“珠玛宴”为代表的鄂尔多斯饮食文化。宫廷“珠玛宴”，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蒙元时期的“内廷大宴”，是最为隆重的宫廷宴会，融宴饮、歌舞、游戏和竞技于一体的贵族庆典娱乐活动。鄂尔多斯蒙古族传承的珠玛宴，集古老传统的礼仪、风俗、歌舞、祝颂以及传统服饰、特色饮食为一体，展现蒙古族宫廷礼仪文化、饮食文化风采。鄂尔多斯特色饮食非常丰富，分白食（奶食）、红食（肉食）等几大类。其中敬献“秀斯”（全羊）就有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全羊宴”、“羊背子”、“半羊宴”（包括“哈嘎斯秀斯”“、呼古斯秀斯”、“斡热勒秀斯”）“羊头宴”、“肩胛宴”、“胸叉宴”等等，显示出蒙古族古老宫廷饮食习俗。鄂尔多斯，是一块引人瞩目的古老的土地。这里具有悠久神秘的历史、灿烂神奇的文化。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自古以来北方游牧民族繁衍生息，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鄂尔多斯，历史的变迁中成为守护成吉思汗宫廷部落鄂尔多斯人的故乡，成吉思汗八白室的供奉之地，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最集中的地方。8.以妇女头饰为代表的鄂尔多斯服饰文化。鄂尔多斯妇女头饰制作工艺等，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鄂尔多斯妇女头饰，以金银、玛瑙、珊瑚组成，每个头饰约十多斤重，保留了蒙古族古代的装饰传统，制作工艺精湛，显示出高雅、庄重、华丽的特点。包括妇女头饰在内的鄂尔多斯服饰，如蒙古袍、帽子、坎肩、皮靴、玛海、腰带、鼻烟壶袋、银碗袋、针扎袋、火镰、蒙古刀、耳饰等，色彩斑斓、做工精细，具有蒙古族宫廷服饰特点。特别是鄂尔多斯贵族服饰，更具有特点，成为蒙古族服饰文化之经典。9.以漫瀚调为代表的鄂尔多斯民族和谐文化。鄂尔多斯东部盛行的漫瀚调，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漫瀚调主要流行地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漫瀚调）之乡”。鄂尔多斯是蒙汉民族交融的地区。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蒙汉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独具风格的蒙汉交融文化。漫瀚调是蒙汉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的交往中创造的以蒙古族民歌为基调，以汉族唱法为风格，精妙地揉合而成的一个独特的鄂尔多斯民歌歌种。是蒙汉两族人民和睦相处、团结互助的象征，是共同创造的宝贵的民族民间音乐财富。这种文化形式，渗透到民族歌舞、服饰、饮食、习俗、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并具有极强的群众性、娱乐性，形成民族和谐交融文化。

鄂尔多斯传统文化固有的价值，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为社会的进步，发挥重要的作用，显现出自己特有的价值。现代化日益发展的当今社会，鄂尔多斯传统文化面临新的课题。如果不寻求新的途径体现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价值，这一珍贵的资源也会枯竭，它固有的价值也会消失。鄂尔多斯，是一块引人瞩目的古老的土地。这里具有悠久神秘的历史、灿烂神奇的文化。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自古以来北方游牧民族繁衍生息，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鄂尔多斯，历史的变迁中成为守护成吉思汗宫廷部落鄂尔多斯人的故乡，成吉思汗八白室的供奉之地，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最集中的地方。鄂尔多斯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所创造的传统文化，传承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与博大精深的精神，体现出杰出的历史价值，成为鄂尔多斯人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鄂尔多斯传统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精神价值内涵。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动力。传统文化，包涵形式、内容、理念、意识等多方面。对人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民，长期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培育共同的意志、共同的精神，进而生成强有力的自信心和维护地区利益的精神动力；二是历史价值内涵。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历史时期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体现了应有的价值。传统文化始终是一个民族精神生命和群体人格得以发育、生长的根源，也是这种精神生命和群体人格能够绵延不断、演变发展的取之不竭的资源；三是艺术价值内涵。丰富多彩的鄂尔多斯传统文化，本身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比如，早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除了历史价值以外，更有艺术价值。鄂尔多斯传统文化中，蒙古族民间歌舞艺术的影响更为突出，它直接渗透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影响很深的传统文化，经过漫长历史的锤炼成为给人们极强的艺术感染力的经典，体现出自身特有的价值；四是经济价值内涵。传统文化，作为文化资源，与矿产资源一样具有经济价值。传统文化可衍生为表演艺术价值、音像制品价值、旅游观光价值，进而又带动包括娱乐、餐饮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体现出直接或间接的经济价值。

鄂尔多斯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始终保持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大力繁荣发展民族优秀文化，不断增强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在社会现代化水平日益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鄂尔多斯传统文化，面临着保护与传承的挑战。保护和发展鄂尔多斯传统文化，是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的历史使命。对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保护，一是政府主导，出台保护、传承的政策，建立投入机制，形成有利于保护、传承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二是创造整体性社会保护的环境，形成有效的保护形式与保护生态。只有这样，诸多传统文化才会在相互的影响中得到更好的延续和发展；三是不断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形成社会公众主动参与保护和承担保护职责的文化自觉，特别是重视发挥好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的作用；四是提升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成为公共文化内容，形成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社会公众文化享受，使鄂尔多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对接，成为顺应社会发展的新的文化供给。传统文化真正体现出社会价值，而且这一价值不是它固有的价值，而且是提升了的价值，它将形成社会公众的文化自觉，成为保护与发展鄂尔多斯传统特色文化的有效途径。四、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传统文化的保护，不应是静止的、凝固的保护，而是要体现保护中的发展，发展中的保护。文化的发展繁荣，不仅是文化量的增长，而应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文化质的提升与突破，使文化精品不断涌现，文化样式不断推陈出新，文化传播更加深入人心。而传统文化质的提升，关键在于创新。文化的创新，事实上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有效地保护。传统文化的保护，原封不动地保护下来，显然不现实。如果将其融入现代生活、促进新的发展，就得创新。这样，不仅可以丰富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还可以维系对传统文化本身的传承，在新形势下真正体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说，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事实上就是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提升传统文化价值的有益途径。我们要开发利用鄂尔多斯独特、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保护传统文化，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时代性，充分体现传统文化的有益价值。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传承、变革与创新。如果离开传统、割断血脉，就会迷失方向、丧失根本。我们要充分认识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使鄂尔多斯优秀传统文化以创新的手段得以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的创新，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把传统文化融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提升价值提供新的机遇和创造新的社会环境。鄂尔多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使传统文化以现代新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充分体现现代价值。实践告诉我们，把传统文化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关键是开展公共文化活动要以民族特色文化为基础。比如，鄂尔多斯农牧区的公共文化活动，要充分挖掘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把民间具有深厚基础的传统那达慕、马奶节、敖包盛会、赛马节、骆驼文化节、民歌坐唱、民间歌舞赛、农牧民诗歌赛、故事会等丰富的内容，变成公共文化活动内容。鄂尔多斯农牧区具有广泛基础的祭祀活动，如成吉思汗祭祀、苏勒德祭祀、圣火祭祀、山水树木祭祀等民俗文化活动，可融入公共文化活动。在举办形式上，充分发挥全市公共文化网络作用，打造各自的文化品牌，举办不同规模的文化活动。鄂尔多斯市定期举办“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鄂尔多斯国际民歌节”、“农牧民社区文艺会演”；各旗区固定举办“伊金霍洛•成吉思汗文化节”、“东胜•万家乐文化节”、“乌审•萨拉乌苏民间文化节”、“鄂托克•阿尔寨民间文化节”、“鄂前旗•上海庙赛马节”、“杭锦•千峰骆驼节”、“准格尔•漫瀚调艺术节”、“达拉特•黄河民俗文化节”等品牌文化艺术节；全市各文化站和文化室利用当地节庆活动和民俗活动，举办各类民俗文化活动；扶持农牧区民间文化组织和民间文艺团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活动；鼓励和扶持农牧民群众开展家庭那达慕、珠拉格（马奶节）、马文化节、骆驼文化节等各种民俗文化活动，扩大民俗文化活动范围，使民俗文化活动延伸到农牧民家庭，覆盖全市农村牧区；建立民族文化艺术之乡和文化生态保护区，把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公共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为鄂尔多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注入更多的内涵，使鄂尔多斯民族特色文化贯穿于整个公共文化活动，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公共文化活动，极大地活跃农村牧区群众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