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范文10篇

朝鲜范文篇1

20世纪90年代，朝鲜经济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此，朝鲜政府从1995年起开始了“苦难的行军”，号召全国人民为克服眼前的经济困难而发奋努力，国际社会也纷纷给予同情并伸出援助之手。时隔5年之后，朝鲜政府通过2001年新年共同社论（《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报》、《青年前卫报》）宣布“苦难的行军”胜利结束，暗示朝鲜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其具体背景是：1999年朝鲜经济比前年增长了6.2%，2000年又增长了1.3%，2001年则增长了3.7%，从而结束了长达9年之久的经济负增长。（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尽管如此，持续9年的经济困境，使朝鲜财源枯竭，生产严重萎缩，人民生活极为困难。

当前，朝鲜政府面临解决的突出问题是粮食问题、电力问题和资金问题。

粮食问题是长期困扰朝鲜居民生活的最大难题。目前朝鲜人口大约2350万人，假如每人月平均粮食需求量为15公斤，那么1年就需要180公斤，全国口粮总计需要430万吨，再加上种子、饲料、工业原料等至少需要600万吨。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的粮食年产量一直徘徊在300-400万吨，因而其口粮的绝对不足量达30-40%（参见表1）。

另据2001-2002年粮食会计年度供求预测，目前朝鲜可生产大米134万吨，玉米148万吨，土豆47.1万吨，大麦、小麦等两季作物总产量为17.8万吨，总计达354万吨。（注：《统一韩国》，2001年12月号，第22页。）这比朝鲜粮食最低需求量600万吨还相差246万吨。可见，目前朝鲜的粮食产量仍无法满足国内最低需求。这种状况不仅进一步削弱农业的基础，难以造成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而且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朝鲜的电力不足也是当前直接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一大问题。朝鲜电力不足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有预兆，进入80年代以后更加明显，于是政府先后采取了许多限量用电的措施。例如：各地区产业实行交替生产制，实施企业电量配额制等。为了解决日趋加重的电力难问题，朝鲜政府在90年代后半期曾大力推进中小型水力发电厂建设，先后在全国各地兴建5000多个中小型发电站，仅1999年就新建龙山1号发电站、安州煤矿煤气发电站等十多个大型发电站和700多个中小型发电站。尽管如此，由于国内煤炭生产量的下降和原油进口量的减少，火力发电严重受阻，而水力发电又受季节性影响无法正常运转（冬季发电量只有夏季的50%），因而目前新建发电厂对缓解电力不足问题成效不大（参见表2）。据1999年统计，朝鲜年发电量为186亿千瓦，这仅为韩国（2393亿千瓦）的十三分之一。（注：《南北韩经济社会状况比较》，韩国统计厅，2000年12月。）

朝鲜电力产业的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以及经营管理不善是解决目前电力难问题的一大障碍。由于朝鲜的送电、变电系统的老化，直接造成了30%以上的电量损耗，而各企业的电动设备也十分陈旧，因而其电动效率平均降低20-30%。（注：《统一韩国》，2000年2月号，第21页。）不仅如此，陈旧的设备经常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维修，有的发电设备维修所需时间常常比发电时间还要长，这不能不影响电力生产的实际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政府曾向韩国政府要求支援200亿千瓦的电力，但是由于技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至今未能如愿。

如何解决资金难问题是朝鲜摆脱经济困境的重要前提。根据朝鲜政府公布的200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预算收入为216亿3994万元，支出为216亿7856万元，这比2000年分别增加了0.3%和0.5%。而2002年国家预算支出和收入为221亿7379万元，但这仅为1994年的一半。（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与此相对照，朝鲜民间的货币保留量却相当可观。据估计，朝鲜流通货币总量大约为729亿元（朝币），而民间保留的外汇则达9.6亿美元（据朝鲜学者称，民间外汇保留量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如果按1比200汇率计算这将达到朝鲜流通货币总量的2.6倍。这种本末倒置的财政状况势必会导致整个国家金融秩序的混乱。

朝鲜国内财源枯竭，国家对民间经济的失控，无疑加重了政府对海外融资的依赖。但是，由于朝鲜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未能履行对西方贷款的偿还义务，早已被国际金融机构认定为信用不良国而无法大量借款。据大韩贸易振兴公司(KOTRA)透露，1998年朝鲜外债额达到121亿美元，其中对俄国和中国的债务占一半。（注：KOTRA，《北韩投资实数》1999年号。）因此，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外债解决方案，朝鲜获取国际贷款仍有较大的难度。

当前朝鲜所面临的粮食、电力、资金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不仅成了朝鲜摆脱眼前经济困境的严重障碍，而且它已经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首先，极度的粮荒衍生了大量饥饿人群，严重地动摇了国家供给体制，人民的生活随即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其次，国内财源枯竭，限制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造成了国家计划之外的私有经济，从而给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了不良影响。再次，恶劣的经济环境又难以有效地组织社会劳动力从事正常的生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萎缩。

二、“7.1改善经营管理措施”

关于朝鲜的经济改革或者变化，外界普遍关注在2001年提出的所谓“新思考”，认为这是朝鲜改革开放的信号。其实，所谓“新思考”正如《劳动新闻》所指出的那样，“摆脱旧的观念，进行崭新的思考”，“以新的观点和高度解决一切问题”，在经济领域

则强调“搞好经济组织工作，提高实际效率”，“要根据新的环境和新的氛围，改善经济管理体制”。（注：朝鲜《劳动新闻》，2001年1月1日，新年共同社论。）因此，朝鲜的一些官员也向对外媒体宣称，目前朝鲜在经济领域推行的某些新政策，主要是在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改善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以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注：《环球时报》，2002年8月15日。）这就决定了朝鲜现行的经济改革的性质、内容及其规模。

从整体上看，朝鲜自去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虽然以粮食价格为突破口，以提高物价（主要是消费品）、增加城乡劳动者收入为其主要特征，但其内容涉及到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目的在于“经济管理中消除不劳而获和平均主义现象，彻底体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扬全体劳动者的革命热情和创造性”（注：《环球时报》，2002年8月15日。）。也就是说，利用价格这一经济手段，在城乡全面改善经营管理，有效地整顿经济秩序，进一步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摆脱眼前的经济困境。由此看来，朝鲜称此项改革为“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善”，而拒绝使用“改革”等字样决非偶然。

“7.1改善经营管理措施”包括城乡两个方面内容。

在农村：1.上调国家向农民征收粮食价格，把征粮价格从过去的每公斤8角提高到40元。2.国家提供给农民的农用设备按原价收费，同时还向农民征收土地使用费（相当于粮食产量的15%）。3.保证对农业生产分组的经营自主权，加强对分组的奖励机制。如：朝鲜政府虽然规定在协作农场体制下作业班是最基本的经营单位，但作业班内部的分配却允许以分组（3-4个）为单位进行，并改进过去作业班内部各分组平均分配的做法，根据实际生产成果，对各分组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其目的就在于，在保证农民合理收入的基础上，鼓励他们根据实际收入情况，合理地安排农作物种植计划，使之能够自主地确定扩大再生产计划。

在城市：1.大幅提高城市劳动者工资。如：把工人每人平均工资从110元提高到2000元，诸如采矿业等重体力劳动者工资则提高到6000元。2.调整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核算，把原材料、设备、劳动、供求关系等要素纳入产品成本之中，以保证企业的正常利润，使企业按照实际效益科学地制定生产计划。3.重新制定城市生活必需品价格。如：粮食价格从每公斤8角上调到44元，其主要依据是国际粮食市场行情和国内实际流通价格。但是，提高粮价并不意味着粮食全面市场化，国家仍通过发放粮食供应券按新的价格定量供应，这对老百姓而言，只不过是把粮食价格从8角提高到44元而已，至于他们对定粮之外的需求，只能到农民市场去解决。

朝鲜实施“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善”措施已有一年。至于其实效外界评价不一，有些人甚至认为是失败的改革，但“改革”无疑需要一定的过程，也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因而目前谈朝鲜经济改革的成败为时过早。不仅如此，如果把朝鲜的过去与现在做比较，现行的“经济管理方法上的改善”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通过提高物价、生产成本核算、按产品实际价格支付货币，从而有望实现两个转变：即把“消费者为主”的价格体制转变成“生产者为主”的价格体制，把实物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前者显然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而后者却有可能改变朝鲜经济长期延续下来的国民经济实物化和产品化现象，而开始引进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这将会给朝鲜现有的经济体制带来深刻的影响。其次，通过城乡经营权的下放，企业和农民的自主权随即增大，城乡责任经营体制有望得以确立，这对提高生产效率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再次，促成了朝鲜居民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过去，朝鲜大多数居民过着国家供给体制下的相对平均的生活。但是，上述两个“转变”促使朝鲜居民适应新的货币化的环境，由此产生的正面的或负面的社会效果是很值得关注的。据朝鲜居民反映，自朝鲜经济陷入困境以来，由于国家供给体制不稳，他们早已适应了国家供给体制以外的农民市场上的商品与货币交易，因而大多数朝鲜居民对政府的改革表示理解和支持。

三、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前景

尽管朝鲜当局把经济管理作为突破口相继出台了比较务实的经济政策，以表明其克服危机重振经济的决心，但是朝鲜经济要恢复正常至少要解决如下几个现实问题。第一，在实现由实物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过程中，政府如何保障消费品物质供应问题。仅以粮食为例，提高粮价固然对恢复农业生产有利，但在短期内尚难以解决粮食供求矛盾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无法保障粮食的正常供应，势必会造成粮价的暴涨而导致消费生活的极大混乱。

第二，如何解决恢复生产所必需的能源、技术和资金问题。如前所述，在朝鲜能源的不足直接影响企业的开工率，设备的陈旧又导致了生产效率低下，资金不足又难以满足企业对能源、设备和技术的新需求，进而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和金融秩序的紊乱。所有这些显然不是单纯地通过“改善经济管理”就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它更多地与生产的客观要素交织在一起，因而也就要求朝鲜当局制定出更加有效的政策，努力营造有利于恢复生产的客观环境。

第三，如何解决在“苦难行军”时期迅速膨胀起来的农民市场问题。所谓农民市场当初主要是指农民把通过个人副业所得的产品拿到国家指定的地方销售后形成的城乡农副产品自由交易市场。过去，在国民经济运转正常的情况下，农民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其产品交易也严格地局限在农副产品，因而它作为国家计划经济的必要补充，曾对城乡居民之间消费品交流有一些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朝鲜经济状况的恶化和国家供给体制的严重动摇，农民市场在人们消费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颇有取代国家供给体制而主导人们消费生活之势。这种脱离国家控制的消费品市场的泛滥，无疑给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在朝鲜现有的经济体制下，农民市场的泛滥所造成的危害主要有：1.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严重失控。由于农民市场上的产品价格主要取决于供求关系，国家又没有相应的管理和控制机制，因而农民市场上的产品价格比国定价格高出几十倍乃至几百倍。2.农民市场上的高额利润严重地扭曲了人们对社会劳动的态度和社会价值取向，使一些农民更加热衷于搞私人“庭院经济”，而在城市一度竟然出现类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下海潮”，更助长了私有经济的蔓延。3.农民市场开始改变人们的消费文化。这在实物部门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市场的过分依赖，在金融部门则表现为避开国家金融机构私藏货币的倾向，从而给计划经济赖以维持的国家货币金融体制带来冲击。4.严重地影响公有经济的正常发展，助长了公有经济领域的各种腐败现象，其中也不乏把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非法投放到农民市场牟取暴利的现象。由此可见，在朝鲜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是威胁公有经济的重大隐患，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加强管理和引导，势必会给朝鲜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巨大危害。

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案，朝鲜政府近几年提出的所谓“先军政治”颇引人注目。“先军政治”顾名思义就是“把重视和强化军队放在首位的政治”。（注：朝鲜《劳动新闻》，1998年8月22日。）为此，今年4月2日《劳动新闻》发表文章指出：“在社会上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和阶层，或者由哪一个社会集团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主要取决于它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当今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盛行的时代，革命军队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其他任何社会集团都不能替代”。（注：朝鲜《劳动新闻》，2003年4月2日。）4月7日，《劳动新闻》为纪念出任国防委员长10周年发表社论，称朝鲜为“先军大国”，称朝鲜民族“先军民族”，并要求全国人民努力成为“先军革命同志”。（注：朝鲜《劳动新闻》，2003年4月7日。）朝鲜当局把“先军政治”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这除了周边安保环境的恶化所造成的军事压力外，还有一个鲜为世人所知的特殊原因，那就是军队在克服国家经济困难，维护现有经济秩序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朝鲜军队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为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军队自身的经济活动所创出的巨额利润。朝鲜军队大量投入国家经济建设，早在80年代就已开始。1988年朝鲜政府继单方面宣布裁军10万投入经济建设之后，为解决国内劳力严重不足现象，平时还动用15万常规兵员投入经济建设。（注：《韩国史》21，韩吉社，1995年，第322页。）由于对这些“军人建设者”国家无需另外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且有严格的军纪管束，因而成为承揽各种国家大型工程建设的一支投资少、效率高的生力军，摆脱眼前经济困境的可靠后盾。不仅如此，从1996年底开始，朝鲜政府曾动员军队直接参与工厂、协作农场、运输、邮电、铁路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1997年4月初，又下达了“军队负责搞农业”的命令，随即由军队掌管协作农场管理，并设置武装哨所防止农作物成熟期被盗。因此，在当年9月10日发表的与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人的谈话中，极力称赞人民军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说“今年的农业生产几乎是由人民军来完成的，如果没有人民军今年的农业生产将一无所获”。（注：：“当前经济工作面临的几个问题”，《选集》第14卷，第360页。）

朝鲜军队自身的经济活动主要以创外汇为目的。由于冷战时期形成的工业体系，把军事工业摆在优先位置，因此朝鲜军队经济活动的规模及技术含量均超过民用工业。特别是在前几年朝鲜经济不断下滑，又没有可供出口的产品的情况下，唯独军事工业仍维持一定水平，因而军火出口在缓和财政困难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除了军需工业外，朝鲜军队各部门从80年代末开始又自行组织贸易公司开展外贸活动，现已有30-40个公司，其每年贸易规模达1亿美元左右。（注：金镇焕：“朝鲜劳动党的‘新思考’与北韩社会”，国际高丽学会汉城支会第三次全国学术大会上发表的论文。）由此可见，朝鲜人民军在克服国家经济困难，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方面的作用，正如《劳动新闻》所指出的那样，“其他任何集团都不能替代”。因此，“先军政治”既是解决眼前经济困境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现政权稳定必不可缺的条件。

如果说“先军政治”还含有一些通过非常手段维护现有体制的“保守”倾向，那么自去年7月以来相继出台的某些政策或者措施仍可视作改革或调整之延续。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朝鲜政府决定设立信托银行，积极引进外资，并扩大合资企业的外资股份比例(70-80%)，鼓励外商投资。（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2年9月12日，第1330号，北E1。）在国内金融领域，政府从今年5月1日起向国内及海外同胞发放公债，预计总额可达400-500亿朝元。（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5月15日，第1364号，北E1，北E2。）这对长期把“无内债”当作人民政权造福与民标志的朝鲜政府而言，的确是在国家金融政策上的重大突破。

更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政府对农民市场的认识和态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从今年3月底开始，朝鲜政府决定把“农民市场”改为“市场”，并允许长期被禁止的工业品上市。（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4月10日，第1360号，北D1。）对此，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崔洪奎（音译）局长说，政府不再把“市场当作限制的对象，而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的一环”，并指出：“如果不保障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会导致价格上涨”，所以政府将“根据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调整产品价格”，（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4月10日，第1360号，北D1。）从而肯定了根据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功能，并把市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管理范畴，而这一点也许恰好道出了当今朝鲜着眼于价格功能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四、影响朝鲜经济改革进程的诸因素

1.朝鲜国内政局的稳定。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朝鲜政局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所谓“改革”本身就包含了对过去和现实的某些否定因素，这就不可避免地与过去习以为常的思考方式、经济文化、利益结构发生冲突。因此，朝鲜当局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能否继续稳定国内政局事关重大。在此前提下，如果改革进展顺利就会深得人心，政局便更趋于稳定，反之就会人心相背，改革失控，最终会导致天下大乱，而后者正是朝鲜当局最难以承担的政治风险。

朝鲜范文篇2

中国的改革，虽然说是经济改革，但是对于历史问题是有结论的，主席也三七开了，真理的标准也讨论了，人的思想一下放开了。有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权做保，灵活上又有稳固的基础。这个思想上的准备工作总体来说非常不错，类似国家里还是做得最早最好的。

朝鲜的政治层面上，由于是父死子继，要做出对于历史的反思，困难重重，积年之下，有积重难返的感觉。和晚年以前真正的神武表现不同，金日成的所谓英雄事迹编造得太多。如果说中国是用阶级观来看待历史，那么朝鲜是在编造历史。中国曾经的错误观念自有党内的力量就可以扭过来，老毛错了，老邓是对的，一个大党照样不垮。朝鲜要这么做，就会丧失政权合法性，固然无法自存于朝鲜社会中，朝鲜劳动党怎样来领导政权亦难以想象。这也是朝鲜为何过了这么多年迟迟没有动作的原因。相比之下，越南就好得多，没有以个人崇拜为政权基础，一旦结束了与中国的战争，立即向中国学习开始了改革，成效可观。

政治上无法松动之下，要有所变化打破危局，朝鲜只能从经济上着眼。朝鲜这次是纯粹的经济改革。这些做法，与中国曾经用过的相似之处甚多。

朝鲜的外汇体系，是国际上最离谱的几个国家之一。一个是缅甸，居然排到联合国生产总值统计表上第十五名，不用说是因为缅元与美元的离奇官方定价。朝鲜也是这样，一个朝鲜元官价要换四个人民币，而实际上在黑市上一个人民币抵25朝鲜元。这样搞，只能是在经济上自绝于国际社会。在经济上，这个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主要是指西方国家那些有钱阔佬，对于朝鲜其实主要是指中国。

中国刚开始改革的时候，远没有这么离谱。人民币80年代初1.8换一个美元，后来几次跳级于93年变到8.2。考虑物价的上涨，综合考虑购买力因素，当初的1.8其实并不算太高，反而是现在的8.2有些太低。在这个上面，中国的改革并不需要太大动作就可以让国际贸易顺利完成了。朝鲜由于完全无用的外汇体系，碰上变修的只认现钱的中国与自身难保的前苏，只能以易货贸易为主。

中国与朝鲜的亲兄弟明算账方式其实有深意的。经援甚至把朝鲜的基本生活包下来并不是太难。以前的越南，现在内部的西藏，实际上等同于包下来了。但是这样搞没什么好处，一则人家未必感恩，二则看不到未来前景。所以多年来对于朝鲜只限于小打小闹的零散支援，朝鲜同志总得上中国来张嘴，次数多了面色都不太好看。朝鲜其实早明白了中国的意思，就是让他变。朝鲜这些年一直总拖着不想让中国同志满意了，心理上有些不好受，中朝上层之间的赚隙并不是空穴来风。三年守孝，三年积累经验，总拖着，可能心里盼望局面自然好转，就不必改革了，也让中国同志看看朝鲜人民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克服困难。到了今年，朝鲜实在是没招了，只好经济改革。以上纯属个人推测，希望能合情理。

朝鲜的经济改革，其实并不是太困难的。有中国越南的先例在前，不取得成效不太可能。而且只要朝鲜肯变，中国铁定大力支持，物资人员经验经费都好说，无论是从战略利益还是历史因素，中国对朝鲜经济改革的支持都是真心的。而且有现成的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的中国经济在旁边，比起中国当初改革开放，条件是要好多了。朝鲜自身条件也不错，国民教育素质，国土资源都很可观。

朝鲜范文篇3

常绿灌木，高1～2m，叶革质，叶长0.8～1.4cm，宽0.4～0.8cm，边缘略反卷，表面侧脉不甚明显，花序腋生，花密集，浅黄色，蒴果近球形，花期4月，果期7～8月。性喜光，稍耐阴，浅根性，须根发达，整个生长季节均可移植，喜温气候和湿润肥沃的土地。可耐-35℃的低温，生长缓慢，萌芽力强，耐修剪。

2朝鲜黄杨的生产技术

2.1播种繁殖方法

2.1.1播种时间：朝鲜黄杨种子成熟后寿命较短，辽宁地区播种时间为9月最适宜。秋季不能及时播种，种子必须在低温条件下贮藏，以降低呼吸耗损，把自身的养分贮存下来，为胚芽解除休眠的萌动提供物质基础。

2.1.2播种方法：条播时，播种前要进行苗床整理，施腐熟好的农家肥适量（1t/667m2），然后深翻做成宽1.2m的矮床待播。播种时每床开四条深5cm、宽15～18cm的沟，浇足底水后施适量的防地下害虫的农药，均匀撒种，覆土平整后覆盖草帘即可。撒播时，苗床做成宽1.2m、深6cm的槽型矮床，筛好覆盖土和沙子。播种前撒适量防地下害虫的农药和化肥，并与土壤充分混合。然后均匀撒种，30～35g/m2。覆盖上筛好的细土4cm，沙子2cm。最后浇水即可,盖1层草帘，以保持土壤湿润。

2.1.3苗期管理：播种后10～15d生根，11月中旬土壤封冻前盖草帘并覆细土5cm厚，以防冻害发生。第2年3月中下旬，当地温达到10℃以上时撤帘。如发现苗床干旱时，可适时适量喷水增湿。苗期应加强管理，适时除草松土，以减少土壤水分、养分消耗和病虫害传播。幼苗刚出土时适应性较差，整个苗期应注意排灌水，在天气干旱时，适时浇水，尽可能在早晚浇水，每次要浇透，保持床面湿润，在雨季应及时排水，防止幼苗发生涝害。种子采收：朝鲜黄杨在辽宁地区于4月上旬开花，7月中旬成熟，当蒴果由绿逐渐变黄、内种皮变黑即可采摘。

2.2扦插繁殖方法

2.2.1作床。在7月中下旬，选水源条件好，背风向阳，便于管理地块作床，整平后用砖砌成高20cm，宽1m，长10m的长槽，槽内又铺16cm厚沙壤土，上铺4cm厚纯净河沙。河沙可使插穗早生根且生根数量多，而下部沙壤土则可在播穗生根后，提供大量营养物质，供其生长需要。

2.2.2剪取插穗。8月上中旬，在母树上剪取生长健壮、无病虫害半木质化当年生嫩枝，剪下后应保持其新鲜，在室内剪成长10cm左右插穗，留叶3～5片，插穗切口要平滑，以利于生根。将剪好插穗基部放到60mg/kg吲哚已酸溶液中浸泡12h，插穗基部浸入5cm即可，不可浸入过长，否则将影响上部叶生长，处理后插穗可提高生根率20%，且根长、根粗、根分布均匀，苗生长健壮。

2.2.3扦插及插后管理。将插穗插到沙中1/2～2/3，即5～7cm，株行距4cm×6cm，插后用手将沙孔摁实，浇透水，床上搭塑料薄膜拱棚，上盖80%遮光度的遮阳网，避免强烈阳光直射，温度控制在30℃以下，当温度过高时应及时浇水或通风降温，湿度保持在90%以上。插穗经过50d后，逐渐开始生根。9月中旬可去除遮阳网，11月中旬土冻前用细雨沙土将整个插穗盖上，防寒越冬，次年4月上旬，土壤解冻后，除去盖土，浇1次透水，留床继续生长1年后分栽，成活率可达70%，当年扦插苗可生根2.5～3cm长，次年可生根6～7cm长，扦插苗经过4～5年可出圃绿化。

3病虫害防治

3.1立枯病防治

在播种前苗床每1m2用敌克松1g进行土壤消毒，同时加强养护管理。苗木感病初期向苗床喷施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每隔7～10d喷1次，连喷2～3次。

3.2黄杨绢野冥防治

（1）化学防治。可于5月下旬、7月下旬，人工捕捉缀叶中幼虫或蛹。在成虫期，利用诱虫灯诱杀成虫。在幼虫为害期，喷施2000倍液的植物源药剂烟参碱或1500倍液仿生药剂灭幼脲3号进行防治。在幼虫危害初期喷洒20%，除虫脲6000～8000倍液；或灭幼脲Ⅲ1000倍液。大龄幼虫喷洒1.2%，烟参碱乳油100倍液或其它触杀剂、胃毒剂进行防治。

（2）人工防治。在成虫危害期，利用其趋光性，采用灯光诱杀。越冬期摘除虫巢、虫苞集中烧毁；或冬季在被害树的根际周围和根冠下挖除虫茧；或翻耕树冠下的土壤，消灭越冬虫茧。3.3朝鲜黄杨其它虫害危害杨树的其它主要虫害有白杨透翅蛾、青杨天牛、杨干象。防治方法：严格检疫，防止虫源进入；选用抗虫品种造林；及时剪掉虫瘿并集中销毁；成虫羽化盛期，喷洒乐果乳油、敌敌畏、广效敌杀死等杀死成虫；用杀螟松或辛硫磷胺乳油涂抹排粪孔或虫道，毒杀成虫或幼虫。

4结论

朝鲜范文篇4

朝鲜和我们中国一样，在新年也有贴窗花、桃符的匀俗。朝鲜人在新年时，家家户户贴对联和年画。有的人家在门上贴上寿星或仙女的画像，祈求上天保佑，驱走鬼魅，赐给幸福。元旦黎明，人们把一些钞票塞进了除夕预先扎好的稻草人中，扔到十字路口，表示送走邪恶，迎接吉祥福星。黄昏，人们又将全家人一年中脱落的头发烧掉，祝愿家人四季平安。新春佳节，朝鲜的妇女穿戴一新。元旦日少女们头戴一种麻制的帽子，称为“福巾”，身穿带花纹的五色彩衣，进行荡秋千比赛。她们以一处树花为目标，看谁先踢到或咬到为胜。也有在高处挂上铜铃的，以先碰响者为冠军。新年期间，朝鲜人除了享以美酒佳肴外，还必须要做一种用糯米加上松子、栗子粉、枣泥和蜂蜜等，蒸煮成与我国的八宝饭相类似的甜饭食用，以预示家里人丁兴旺日子过得象蜜一样甜。

朝鲜范文篇5

一、朝鲜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

20世纪90年代，朝鲜经济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此，朝鲜政府从1995年起开始了“苦难的行军”，号召全国人民为克服眼前的经济困难而发奋努力，国际社会也纷纷给予同情并伸出援助之手。时隔5年之后，朝鲜政府通过2001年新年共同社论（《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报》、《青年前卫报》）宣布“苦难的行军”胜利结束，暗示朝鲜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

其具体背景是：1999年朝鲜经济比前年增长了6.2%，2000年又增长了1.3%，2001年则增长了3.7%，从而结束了长达9年之久的经济负增长。（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尽管如此，持续9年的经济困境，使朝鲜财源枯竭，生产严重萎缩，人民生活极为困难。

当前，朝鲜政府面临解决的突出问题是粮食问题、电力问题和资金问题。

粮食问题是长期困扰朝鲜居民生活的最大难题。目前朝鲜人口大约2350万人，假如每人月平均粮食需求量为15公斤，那么1年就需要180公斤，全国口粮总计需要430万吨，再加上种子、饲料、工业原料等至少需要600万吨。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的粮食年产量一直徘徊在300-400万吨，因而其口粮的绝对不足量达30-40%（参见表1）。

另据2001-2002年粮食会计年度供求预测，目前朝鲜可生产大米134万吨，玉米148万吨，土豆47.1万吨，大麦、小麦等两季作物总产量为17.8万吨，总计达354万吨。（注：《统一韩国》，2001年12月号，第22页。）这比朝鲜粮食最低需求量600万吨还相差246万吨。可见，目前朝鲜的粮食产量仍无法满足国内最低需求。这种状况不仅进一步削弱农业的基础，难以造成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而且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朝鲜的电力不足也是当前直接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一大问题。朝鲜电力不足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有预兆，进入80年代以后更加明显，于是政府先后采取了许多限量用电的措施。例如：各地区产业实行交替生产制，实施企业电量配额制等。为了解决日趋加重的电力难问题，朝鲜政府在90年代后半期曾大力推进中小型水力发电厂建设，先后在全国各地兴建5000多个中小型发电站，仅1999年就新建龙山1号发电站、安州煤矿煤气发电站等十多个大型发电站和700多个中小型发电站。尽管如此，由于国内煤炭生产量的下降和原油进口量的减少，火力发电严重受阻，而水力发电又受季节性影响无法正常运转（冬季发电量只有夏季的50%），因而目前新建发电厂对缓解电力不足问题成效不大（参见表2）。据1999年统计，朝鲜年发电量为186亿千瓦，这仅为韩国（2393亿千瓦）的十三分之一。（注：《南北韩经济社会状况比较》，韩国统计厅，2000年12月。）

朝鲜电力产业的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以及经营管理不善是解决目前电力难问题的一大障碍。由于朝鲜的送电、变电系统的老化，直接造成了30%以上的电量损耗，而各企业的电动设备也十分陈旧，因而其电动效率平均降低20-30%。（注：《统一韩国》，2000年2月号，第21页。）不仅如此，陈旧的设备经常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维修，有的发电设备维修所需时间常常比发电时间还要长，这不能不影响电力生产的实际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政府曾向韩国政府要求支援200亿千瓦的电力，但是由于技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至今未能如愿。

如何解决资金难问题是朝鲜摆脱经济困境的重要前提。根据朝鲜政府公布的200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预算收入为216亿3994万元，支出为216亿7856万元，这比2000年分别增加了0.3%和0.5%。而2002年国家预算支出和收入为221亿7379万元，但这仅为1994年的一半。（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与此相对照，朝鲜民间的货币保留量却相当可观。据估计，朝鲜流通货币总量大约为729亿元（朝币），而民间保留的外汇则达9.6亿美元（据朝鲜学者称，民间外汇保留量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如果按1比200汇率计算这将达到朝鲜流通货币总量的2.6倍。这种本末倒置的财政状况势必会导致整个国家金融秩序的混乱。

朝鲜国内财源枯竭，国家对民间经济的失控，无疑加重了政府对海外融资的依赖。但是，由于朝鲜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未能履行对西方贷款的偿还义务，早已被国际金融机构认定为信用不良国而无法大量借款。据大韩贸易振兴公司(KOTRA)透露，1998年朝鲜外债额达到121亿美元，其中对俄国和中国的债务占一半。（注：KOTRA，《北韩投资实数》1999年号。）因此，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外债解决方案，朝鲜获取国际贷款仍有较大的难度。

当前朝鲜所面临的粮食、电力、资金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不仅成了朝鲜摆脱眼前经济困境的严重障碍，而且它已经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首先，极度的粮荒衍生了大量饥饿人群，严重地动摇了国家供给体制，人民的生活随即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其次，国内财源枯竭，限制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造成了国家计划之外的私有经济，从而给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了不良影响。再次，恶劣的经济环境又难以有效地组织社会劳动力从事正常的生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萎缩。

二、“7.1改善经营管理措施”

关于朝鲜的经济改革或者变化，外界普遍关注在2001年提出的所谓“新思考”，认为这是朝鲜改革开放的信号。其实，所谓“新思考”正如《劳动新闻》所指出的那样，“摆脱旧的观念，进行崭新的思考”，“以新的观点和高度解决一切问题”，在经济领域则强调“搞好经济组织工作，提高实际效率”，“要根据新的环境和新的氛围，改善经济管理体制”。（注：朝鲜《劳动新闻》，2001年1月1日，新年共同社论。）因此，朝鲜的一些官员也向对外媒体宣称，目前朝鲜在经济领域推行的某些新政策，主要是在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改善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以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注：《环球时报》，2002年8月15日。）这就决定了朝鲜现行的经济改革的性质、内容及其规模。

从整体上看，朝鲜自去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虽然以粮食价格为突破口，以提高物价（主要是消费品）、增加城乡劳动者收入为其主要特征，但其内容涉及到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目的在于“经济管理中消除不劳而获和平均主义现象，彻底体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扬全体劳动者的革命热情和创造性”（注：《环球时报》，2002年8月15日。）。也就是说，利用价格这一经济手段，在城乡全面改善经营管理，有效地整顿经济秩序，进一步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摆脱眼前的经济困境。由此看来，朝鲜称此项改革为“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善”，而拒绝使用“改革”等字样决非偶然。

“7.1改善经营管理措施”包括城乡两个方面内容。

在农村：1.上调国家向农民征收粮食价格，把征粮价格从过去的每公斤8角提高到40元。2.国家提供给农民的农用设备按原价收费，同时还向农民征收土地使用费（相当于粮食产量的15%）。3.保证对农业生产分组的经营自主权，加强对分组的奖励机制。如：朝鲜政府虽然规定在协作农场体制下作业班是最基本的经营单位，但作业班内部的分配却允许以分组（3-4个）为单位进行，并改进过去作业班内部各分组平均分配的做法，根据实际生产成果，对各分组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其目的就在于，在保证农民合理收入的基础上，鼓励他们根据实际收入情况，合理地安排农作物种植计划，使之能够自主地确定扩大再生产计划。

在城市：1.大幅提高城市劳动者工资。如：把工人每人平均工资从110元提高到2000元，诸如采矿业等重体力劳动者工资则提高到6000元。2.调整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核算，把原材料、设备、劳动、供求关系等要素纳入产品成本之中，以保证企业的正常利润，使企业按照实际效益科学地制定生产计划。3.重新制定城市生活必需品价格。如：粮食价格从每公斤8角上调到44元，其主要依据是国际粮食市场行情和国内实际流通价格。但是，提高粮价并不意味着粮食全面市场化，国家仍通过发放粮食供应券按新的价格定量供应，这对老百姓而言，只不过是把粮食价格从8角提高到44元而已，至于他们对定粮之外的需求，只能到农民市场去解决。

朝鲜实施“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善”措施已有一年。至于其实效外界评价不一，有些人甚至认为是失败的改革，但“改革”无疑需要一定的过程，也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因而目前谈朝鲜经济改革的成败为时过早。不仅如此，如果把朝鲜的过去与现在做比较，现行的“经济管理方法上的改善”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通过提高物价、生产成本核算、按产品实际价格支付货币，从而有望实现两个转变：即把“消费者为主”的价格体制转变成“生产者为主”的价格体制，把实物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前者显然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而后者却有可能改变朝鲜经济长期延续下来的国民经济实物化和产品化现象，而开始引进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这将会给朝鲜现有的经济体制带来深刻的影响。其次，通过城乡经营权的下放，企业和农民的自主权随即增大，城乡责任经营体制有望得以确立，这对提高生产效率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再次，促成了朝鲜居民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过去，朝鲜大多数居民过着国家供给体制下的相对平均的生活。但是，上述两个“转变”促使朝鲜居民适应新的货币化的环境，由此产生的正面的或负面的社会效果是很值得关注的。据朝鲜居民反映，自朝鲜经济陷入困境以来，由于国家供给体制不稳，他们早已适应了国家供给体制以外的农民市场上的商品与货币交易，因而大多数朝鲜居民对政府的改革表示理解和支持。

三、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前景

尽管朝鲜当局把经济管理作为突破口相继出台了比较务实的经济政策，以表明其克服危机重振经济的决心，但是朝鲜经济要恢复正常至少要解决如下几个现实问题。第一，在实现由实物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过程中，政府如何保障消费品物质供应问题。仅以粮食为例，提高粮价固然对恢复农业生产有利，但在短期内尚难以解决粮食供求矛盾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无法保障粮食的正常供应，势必会造成粮价的暴涨而导致消费生活的极大混乱。

第二，如何解决恢复生产所必需的能源、技术和资金问题。如前所述，在朝鲜能源的不足直接影响企业的开工率，设备的陈旧又导致了生产效率低下，资金不足又难以满足企业对能源、设备和技术的新需求，进而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和金融秩序的紊乱。所有这些显然不是单纯地通过“改善经济管理”就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它更多地与生产的客观要素交织在一起，因而也就要求朝鲜当局制定出更加有效的政策，努力营造有利于恢复生产的客观环境。

第三，如何解决在“苦难行军”时期迅速膨胀起来的农民市场问题。所谓农民市场当初主要是指农民把通过个人副业所得的产品拿到国家指定的地方销售后形成的城乡农副产品自由交易市场。过去，在国民经济运转正常的情况下，农民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其产品交易也严格地局限在农副产品，因而它作为国家计划经济的必要补充，曾对城乡居民之间消费品交流有一些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朝鲜经济状况的恶化和国家供给体制的严重动摇，农民市场在人们消费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颇有取代国家供给体制而主导人们消费生活之势。这种脱离国家控制的消费品市场的泛滥，无疑给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在朝鲜现有的经济体制下，农民市场的泛滥所造成的危害主要有：1.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严重失控。由于农民市场上的产品价格主要取决于供求关系，国家又没有相应的管理和控制机制，因而农民市场上的产品价格比国定价格高出几十倍乃至几百倍。2.农民市场上的高额利润严重地扭曲了人们对社会劳动的态度和社会价值取向，使一些农民更加热衷于搞私人“庭院经济”，而在城市一度竟然出现类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下海潮”，更助长了私有经济的蔓延。3.农民市场开始改变人们的消费文化。这在实物部门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市场的过分依赖，在金融部门则表现为避开国家金融机构私藏货币的倾向，从而给计划经济赖以维持的国家货币金融体制带来冲击。4.严重地影响公有经济的正常发展，助长了公有经济领域的各种腐败现象，其中也不乏把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非法投放到农民市场牟取暴利的现象。由此可见，在朝鲜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是威胁公有经济的重大隐患，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加强管理和引导，势必会给朝鲜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巨大危害。

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案，朝鲜政府近几年提出的所谓“先军政治”颇引人注目。“先军政治”顾名思义就是“把重视和强化军队放在首位的政治”。（注：朝鲜《劳动新闻》，1998年8月22日。）为此，今年4月2日《劳动新闻》发表文章指出：“在社会上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和阶层，或者由哪一个社会集团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主要取决于它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当今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盛行的时代，革命军队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其他任何社会集团都不能替代”。（注：朝鲜《劳动新闻》，2003年4月2日。）4月7日，《劳动新闻》为纪念出任国防委员长10周年发表社论，称朝鲜为“先军大国”，称朝鲜民族“先军民族”，并要求全国人民努力成为“先军革命同志”。（注：朝鲜《劳动新闻》，2003年4月7日。）朝鲜当局把“先军政治”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这除了周边安保环境的恶化所造成的军事压力外，还有一个鲜为世人所知的特殊原因，那就是军队在克服国家经济困难，维护现有经济秩序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朝鲜军队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为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军队自身的经济活动所创出的巨额利润。朝鲜军队大量投入国家经济建设，早在80年代就已开始。1988年朝鲜政府继单方面宣布裁军10万投入经济建设之后，为解决国内劳力严重不足现象，平时还动用15万常规兵员投入经济建设。（注：《韩国史》21，韩吉社，1995年，第322页。）由于对这些“军人建设者”国家无需另外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且有严格的军纪管束，因而成为承揽各种国家大型工程建设的一支投资少、效率高的生力军，摆脱眼前经济困境的可靠后盾。不仅如此，从1996年底开始，朝鲜政府曾动员军队直接参与工厂、协作农场、运输、邮电、铁路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1997年4月初，又下达了“军队负责搞农业”的命令，随即由军队掌管协作农场管理，并设置武装哨所防止农作物成熟期被盗。因此，在当年9月10日发表的与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人的谈话中，极力称赞人民军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说“今年的农业生产几乎是由人民军来完成的，如果没有人民军今年的农业生产将一无所获”。（注：：“当前经济工作面临的几个问题”，《选集》第14卷，第360页。）

朝鲜军队自身的经济活动主要以创外汇为目的。由于冷战时期形成的工业体系，把军事工业摆在优先位置，因此朝鲜军队经济活动的规模及技术含量均超过民用工业。特别是在前几年朝鲜经济不断下滑，又没有可供出口的产品的情况下，唯独军事工业仍维持一定水平，因而军火出口在缓和财政困难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除了军需工业外，朝鲜军队各部门从80年代末开始又自行组织贸易公司开展外贸活动，现已有30-40个公司，其每年贸易规模达1亿美元左右。（注：金镇焕：“朝鲜劳动党的‘新思考’与北韩社会”，国际高丽学会汉城支会第三次全国学术大会上发表的论文。）由此可见，朝鲜人民军在克服国家经济困难，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方面的作用，正如《劳动新闻》所指出的那样，“其他任何集团都不能替代”。因此，“先军政治”既是解决眼前经济困境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现政权稳定必不可缺的条件。

如果说“先军政治”还含有一些通过非常手段维护现有体制的“保守”倾向，那么自去年7月以来相继出台的某些政策或者措施仍可视作改革或调整之延续。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朝鲜政府决定设立信托银行，积极引进外资，并扩大合资企业的外资股份比例(70-80%)，鼓励外商投资。（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2年9月12日，第1330号，北E1。）在国内金融领域，政府从今年5月1日起向国内及海外同胞发放公债，预计总额可达400-500亿朝元。（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5月15日，第1364号，北E1，北E2。）这对长期把“无内债”当作人民政权造福与民标志的朝鲜政府而言，的确是在国家金融政策上的重大突破。

更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政府对农民市场的认识和态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从今年3月底开始，朝鲜政府决定把“农民市场”改为“市场”，并允许长期被禁止的工业品上市。（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4月10日，第1360号，北D1。）对此，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崔洪奎（音译）局长说，政府不再把“市场当作限制的对象，而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的一环”，并指出：“如果不保障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会导致价格上涨”，所以政府将“根据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调整产品价格”，（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4月10日，第1360号，北D1。）从而肯定了根据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功能，并把市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管理范畴，而这一点也许恰好道出了当今朝鲜着眼于价格功能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四、影响朝鲜经济改革进程的诸因素

1.朝鲜国内政局的稳定。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朝鲜政局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所谓“改革”本身就包含了对过去和现实的某些否定因素，这就不可避免地与过去习以为常的思考方式、经济文化、利益结构发生冲突。因此，朝鲜当局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能否继续稳定国内政局事关重大。在此前提下，如果改革进展顺利就会深得人心，政局便更趋于稳定，反之就会人心相背，改革失控，最终会导致天下大乱，而后者正是朝鲜当局最难以承担的政治风险。

朝鲜范文篇6

一、萨尔浒战前朝鲜与建州女真之往来

后金兴起于建州。按照吴晗的话说，建州介于三大势力之间，西有明朝，北有蒙古，南有朝

鲜。建州女真在势力强盛时，乘虚入寇，或助明朝攻蒙古;或乘明朝无暇顾及时，抄掠明朝边境;或南下向朝鲜攻击。势衰时便卑辞求内服，同时受三方官职，乞求赏赐粮食。【参见吴晗:《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燕京学报》(1935年6月)第17期.后更名《朝鲜李朝实录中的李满住》，《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7页;又见《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4页.】朝鲜与清朝宗藩关系发展的艰难，与朝鲜长期同清人祖先女真交往密切相关。因为朝鲜在长期与女真的往来中，一直将女真看作是“夷”、“胡”，文化上始终认为朝鲜较女真高出一等。而在双方交往中，亦存在过某种程度上的上下尊卑不平等关系，这些都是阻碍双边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学者河内良弘对明代女真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参见[日]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京都同明舍1992年版.】他把女真与朝鲜的关系视作藩属同宗主国的关系，女真诸部以事奉上国的姿态事奉朝鲜，而朝鲜又以待藩邦的态度对待女真诸部。他认为朝鲜与女真的关系是在大的中华体系之下，【中华世界体系，费正清称之为"中华世界秩序"(TheChineseWorldOrder)，参见JohnKingFairbank，ed.TheChineseWorldOrder，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认为中华世界体系中心是中国，而周边分为:华化地区(SinicZone)，以朝鲜、越南、琉球、某些时期的日本为代表;内陆亚细亚区域(InnerAsianZone)，即游牧民族活动之中国长城以北、中亚草原地区;外部地区(OuterZone)，乃历史上的外夷，具体就是东南亚、西亚和欧洲.日本学者藤间生大提出东亚中华世界发端于秦、汉，形成于唐、宋，见《东アジアの世界形成》(东京:春秋社，1977年).高明士则将其称为"天下秩序"，指出德、礼、政、刑是维系此秩序的四大要素，见《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中韩关系史论文集》(台北，韩国研究学会，1983年)，第1-166页.】形成以朝鲜为中心的小天朝体系。笔者并不赞同女真与朝鲜存在着藩属同宗主的关系，因为女真各部卫、所都是明朝设立，并非朝鲜设立的，而且女真诸卫所隶属明朝版土，并非朝鲜的领地，故而不能说具有宗藩关系，但在明代双方的交往中，朝鲜处于主动和支配地位，女真处于被动和被支配地位。这样在朝鲜的心目中，女真是夷人、胡人，是未开化的民族，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朝鲜初年，朝鲜半岛北部(今咸境道、平安道一带)并非朝鲜人居住，而是女真人的活动地域。辽、金、元三朝400年间，中朝北部边界基本稳定在朝鲜江原道的永兴地区。元朝时朝鲜北部由铁岭卫管辖，明朝永乐以后，铁岭卫北撤，这片土地遂由朝鲜掌管。【对于明代中朝边界的形成，可参见王冬芳:《关于明代中朝边境形成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但当时这一带的居民以女真人为主，女真部族构成了朝鲜北部藩篱。朝鲜世宗国王时期(1419—1450)，朝鲜先后在北部设立了四郡六镇，【四郡乃懋昌、闾延、虞芮、慈城，六镇乃庆兴、庆源、稳城、钟城、会宁和富宁.对其研究可参见李仁荣:《韩国满洲关系史研究》(汉城，乙酉文化社，1954年)，书中对四郡的设废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对朝鲜与女真关系更进行了专门研究.】以加强控制，并从南方强制迁徙朝鲜人在北部地区定居，逐步实施对北部地区的有效控制。当时迁徙来的朝鲜人，因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疾疫流行，以致“新徙之民，不安其心，思归故土，或臻亡命”。【《李朝世宗实录》卷40，世宗十年五月丁巳，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为了确保北部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就得处理好与女真诸部的关系。为求控制女真，朝鲜采取羁縻与武力征伐两种措施，以确保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朝鲜对女真的羁縻策略，首先是施恩笼络，授酋长以侍卫、将军等职位，同时，若遇上女真天灾，亦予以救济。朝鲜太宗时(1401—1418)开始对女真施恩。当时建州卫酋长猛哥帖木儿求见，即以其“居吾境，为吾藩篱，宜待之厚”，【《李朝世宗实录》卷45，世宗十一年九月丁卯.】遂厚待之。世宗时期(1419—1450)对女真诸卫酋长多授予侍卫一类头衔。《李朝世宗实录》载:“中朝于夷狄，不惜除都督以下之职者，非欲侍卫也，欲羁縻也。又国初万户宣略将军之职，不惜遥授，亦欲羁縻也。”【《李朝世宗实录》卷10，世宗二年十一月己巳.】于是对当时建州卫童仓、凡察等人子弟授予官职，并令在朝鲜娶妻，使其安心侍卫，“使之迭相往来觐亲，则彼自有永久安堵之心”。【《李朝太宗实录》卷19，太宗十年三月乙亥.】世宗年间，建州左、中、右三卫发生罕见旱灾，谷食皆枯，朝鲜遂给粮，人给米二升、盐一升救荒，令女真各部感激不尽。此皆是笼络措施。

但朝鲜与女真关系时好时坏，关系好时则和平相处，相互贸易;关系不好时，则施以战争。朝鲜多次出兵扫荡女真驻地。太宗十年(1410)三月，朝鲜边将赵涓屠杀女真众多，又捕捉女真首领甫乙吾，杀他无借口，又不敢放回，因为朝鲜顾忌若将其放还，让他回到故里，看见积尸遍野，屋庐烧尽，妻子朋友皆已死亡，肯定“怨极于天，必告天子，誓死复仇矣”。【《李朝太宗实录》卷19，太宗十年三月乙亥.】世祖年间(1455—1468)，申叔舟多次兴兵女真，焚其庐舍，毁其庄稼，断其贸易。女真在不能与朝鲜贸易时，往往在朝鲜边境抢掠财物，以维持生计，朝鲜则派兵进攻，故而战事不断。1496年，朝鲜使者童清礼出使建州卫，建州卫首领完者秃还在向他述说朝鲜进攻其祖李满住之事:朝鲜无故进攻李满住，使其身被九创，其妻子皆死于锋刃之下，李满住“由是含怒痛入于骨”，从而实施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参见《李朝燕山君日记》卷19，燕山君二年十一月朔甲辰.】可见，在朝鲜与女真长期的交往中，朝鲜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具有控制女真的实力，女真处于分散、被动的境地。这种长期的不平等地位，造就了朝鲜鄙视女真的文化心态，深深烙上了女真是“夷狄”的观念。而当萨尔浒战争前后，女真势力逐渐强盛的时候，朝鲜国王光海君试图调整对女真的策略，但却引发了宫廷政变，最终被赶下台。

二、萨尔浒之战前后朝鲜对后金态度的转变

在“壬辰倭乱”期间(1592—1599)，朝鲜明显感觉建州女真势力大增，因为期间努尔哈赤曾请求出兵助战，遭到朝鲜拒绝，但足以使朝鲜警觉。战后不久，朝鲜派使臣申忠一出使建州，侦探情况。朝鲜国王宣祖去世后，光海君继位。因为诸多原因，光海君开始调整其对明朝与建州女真的策略。

光海君可以说是唯一对明朝不忠心的朝鲜国王，他对明朝不但没有诚心事大之意，可能还有刻骨的仇恨。因为明朝以他为次子，十几年间曾经五六度拒绝册封他为世子，10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处于寝食不安的状态，担心世子职位随时被他的哥哥临海君抢去。壬辰倭乱时期，朝鲜国王宣祖以长子临海君无能无德，而次子光海君则“自幼好学，聪明端厚，又能斥去纷华，简俭自奉”，以其为贤，期待明朝册封光海君为世子，但明朝礼部以“主器必长子”为由，多次拒绝册封光海君为世子。明礼部所依从的是儒家立长之规，其实背后却另有原因，“时中朝虽立

太子，而皇上意在福王，故我国册封奏请，正犯所忌，每为礼部所沮”。【《李朝宣祖实录》卷169，宣祖三十六年十二月戊子】而表面上明朝所认同的则是儒家礼仪制度，宣称:“长幼之序，礼莫大焉;储嗣之立，礼莫重焉;舍长立幼，于礼不顺。若令之自中国，是以非礼令也;若徇之自臣部，是以非礼徇也……朝鲜称我外臣，享我正朔，事孰大于继立，乃舍其长子而请立第二子讳，无乃非我国家之制乎?”【《李朝宣祖实录》卷181，宣祖三十七年十一月辛丑.】明朝始终拒绝册封光海君为世子，一直到宣祖国王崩，都未加册封。光海君十几年始终处于有实无名的状态，得不到正统的世子身份。宣祖崩后，光海君已获得“权知国事”的身份，明神宗依然认为“立国立长”，朝鲜舍长立幼，望查问清楚，再作定夺。【参见《明神宗实录》卷445，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壬午.】万历三十六年(1608)五月初一日，礼部以朝鲜国王嗣位之事，“事在彼国，难以遥断，似当行勘以求确据”。【《明神宗实录》卷446，万历三十六年五月丙戌.】光海君已承其位，却仍需勘察。一直到十月，即五个月后，礼部方上奏:光海君袭封已成事实，只得以“事在彼邦，姑从其便”，方加以册封。【参见《明神宗实录》卷451，万历三十六年十月庚辰.】光海君在明册封使来临前夕，为免节外生枝，遂缢杀临海君，明朝方勉强册立光海君为国王。这件事对光海君影响很大，也促使他为免受女真日益严重的威胁，一直游离于后金与明朝之间的最大原因，所以在他成为朝鲜国王后，虽然礼节上对明朝还维持事大的传统，但事实上，面对日益严重的女真人的威胁，他采取“事大则日新恪谨，待夷则务尽其权”【《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43，光海君十一年八月壬戌.】的策略，以图保安社稷，游离在明朝与后金之间。【对于光海君时代的女真与朝鲜的关系，可参见日本学者稻叶岩吉:《光海君时代の满鲜关系》，大阪屋号书店昭和八年初版;汉城亚细亚文化社《满蒙学术史料丛书》中录入，1986年.】建州女真的崛起，对明朝是最大的威胁，万历时期终于想把它彻底解决，于是明朝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督办征辽事务。杨镐在朝鲜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看成壬辰战争(1592—1599)拯朝鲜于水火的功臣。因为丁酉年(1597)日本进攻时，杨镐与邢筁是最为重要的明朝将领，也是他们奠定了战争胜利的格局。万历二十五年(1597)封贡议败，朝鲜战事再起。明朝逮捕主和议的石星、沈惟敬，以兵部尚书邢筁总督蓟辽，以右佥都御史杨镐经略朝鲜军务。时日军由南往北进攻，锋势甚锐，汉城告急。六月，杨镐抵达平壤，当即指派诸将。日军小西行长、加藤清正围攻驻守南原的明将杨元，杨元不敌弃守，邻近全州守将陈愚衷亦不战而逃，京畿危在旦夕。在此关键时刻，杨镐自平壤抵汉城，指挥明军大破日军，从而解王京汉城之危，遏止了日军的北进，取得稷山大捷的胜利。李光涛先生论曰:“稷山大捷，由丁酉倭祸言之，乃明人再度援韩第一功。而是役立功人物，又应以经理杨镐为第一。”【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所专刊之六十一，1972年，第208页.】杨镐指挥明军乘胜进攻，将日军主力团团包围于蔚山，惜天雨连绵十数日，明进军不利，反为日军所乘，蔚山失利，使战果未能扩大。【对于蔚山之役，《明史》卷259《杨镐传》、卷320《朝鲜列传》，皆以为大败.《杨镐传》称:"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李光涛在《朝鲜壬辰倭祸研究》一书中，对《明史》的说法进行了批驳，他引用《朝鲜王朝实录》材料，认为蔚山之役并非大败，只是清正趁雨天反攻，令明军进攻失利，但并非大败.朝鲜对此虽有惋惜，亦未归罪于杨镐.他说"蔚山之役，由杨镐言之，可谓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可参见其书，第228-260页.笔者以为李先生所言可信，所论允当.】蔚山役后，明朝赞画主事丁应泰劾杨镐“贪猾丧师，酿乱欺罔”，杨镐被革职

撤回。但朝鲜君臣皆以丁应泰言为诬妄之辞。杨镐回还之日，朝鲜自国王宣祖至平民百姓皆恋恋不舍，宣祖率百官泣送于弘济院，汉城士民男女重髫戴白，皆出送郊外，诸臣以诗为别。【参见《再造藩邦志》5，《大东野乘》第三册，第1811页.】朝鲜深觉惋惜，并为杨镐受诬而不平。不久宣祖即派右议政李元翼、参判许成上奏辩诬，并疏救杨镐。万历二十七年(1599)七月，朝鲜建宣武祠于汉城南，特崇享兵部尚书邢筁、经略杨镐，宣祖亲书“再造藩邦”匾额揭于宣武祠。万历三十四年(1606)，谢恩使柳寅吉、崔濂朝京，专求杨镐画像。时杨镐家居河南商丘，朝鲜使臣千方百计寻得一商丘举人前往其家乡，方摹得杨镐画像。【具体经过，可参见《李朝宣祖实录》卷213，宣祖四十年闰六月癸亥.】光海君二年(1610)，将其画像奉安于宣武祠。朝鲜为崇祀杨镐，千方百计，煞费苦心。由此可见杨镐在当时朝鲜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高。

尽管如此，在杨镐出征辽东之前，派使臣前往朝鲜要求朝鲜出兵，共同征讨。但面对杨镐派来督促朝鲜出兵支援的使节，朝鲜在光海君游离政策下，一再推诿，“不曰建贼见蹙，隳突可虞，则曰我国力分势弱为虑”，杨镐斥之“岂遽忘昔年……援东国之急乎?……不免大失中外之望”。【《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0，光海君十年七月己酉.】其实，朝鲜对于明朝征讨后金的重要性看得相当清楚，以为“国之存亡，民之死生，都在于征胡之一役”。【《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3，光海君十年十月丁丑.】但光海君对杨镐之要求依然敷衍推诿，以致于“经略(杨镐)于我国深恶而痛绝之”。【《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3，光海君十年十月甲申.】朝鲜对杨镐之要求百般推倭，而与此同时则积极开展与后金的往来，暗中遣使联络。

由于光海君的两面政策，刻意周旋于明和后金之间，所以当得知刘纟廷派刘海前来督察出兵之时，朝鲜君臣上下一片恐慌，因为刘海原来是朝鲜人，后为刘纟廷部将，“凡我国大小事必无所不知，尤极可虑”。【《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4，光海君十年十一月癸卯.】朝鲜商议派译官将其止于途中，这在明与朝鲜的交往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在此情形下，国王光海君方令都元帅姜弘立、副都元帅金景瑞领三营兵马一万三千人，往援辽东。1619年，杨镐率明朝主力四路大军与努尔哈赤决战于萨尔浒。但由于指挥不力，四路军队互不配合，努尔哈赤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最终大败明军。姜弘立秉承光海君旨意，在战场上坐以观变，发现明军失利后，当即与后金兵约和，除金应河等少数朝鲜士兵开战外，朝鲜大部分军队在姜弘立率领下降于后金。其实，他们在未开战前，就已暗通。《李朝光海君日记》称:“当初弘立之渡江也，王以重违天朝督发，黾勉出师，而我国初非仇敌，实无战攻之意，密谕弘立遣人潜通于虏穴。故深河之役，虏中先呼通事，弘立应时投附，至是在拘囚中，书状启载作纸绳以送，备及结好缓祸之意。”【《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9，光海君十一年四月戊戌.】姜弘立乃贯彻光海君不开罪后金之策略，获知姜弘立降后金以后，承政院、备边司屡启国王，要求拘捕姜弘立家属。但光海君以“弘立等只陈虏情而已，有何卖国之事乎”为由而不予批准，致使修《光海君日记》的史臣们大发议论:“弘立等专军投贼，卖国逃生，则其忘君负国之罪，固所难逃。所当即施邦刑，传首中朝，而备局之系械上送，亦未免饶贷之责，而自上反有何负国为教，惜哉!”【《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50，光海君十二年三月丙午.】此论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他们对于光海君处理姜弘立降后金事件十分不满。由此可见，明朝不册封光海君为世子，影响是何等之大。这也反映出姜弘立降后金实乃光海君幕后所定之策。光海君暗中与后金往来，后金对此却很不满意，以为“交则交，不交则已，何必暗里行走”。【《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69，光海君十三年九月戊午.】光海君试图寻找一条既应付明朝，又不开罪后金的策略，但相当艰难。

光海君的两面政策，虽然使朝鲜免遭一时兵灾，但与传统的事大主义相违背，明朝尚存，朝鲜不应当背弃明朝而投向后金。朝鲜人把后金看作夷虏，光海君却弃“中华”(明朝)而交“夷虏”(后金)，背逆了朝鲜信奉的正统观。天启三年(1623)二月，朝鲜发生宫廷政变，国王光海君被废。从废除他王位的大妃教中，可以看出，正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统观念，使得光海君无法为其宗室与大臣们接受:“我国服事天朝二百余载，义即君臣，恩犹父子。壬辰再造之恩，万世不可忘也。先王临御四十年，至诚事大，平生未尝背西而坐。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己未征虏之役，密教帅臣观变向背，卒致全师投虏，流丑四海。王人之来本国，羁絷拘囚，不啻牢狴，皇敕屡降，无意济师。使我三韩礼义之邦，不免夷狄禽兽之归，痛心疾首，胡可胜言!夫灭天理、糜人伦，上以得罪于宗社，下以结怨于万邦，罪恶至此，其何以君国子民，居祖宗之天位，奉宗社之神灵乎?兹宜废之，量宜居住。”【《李朝仁祖实录》卷1，仁祖即位年三月癸亥.】此完全以华夷正统作为理由，认为光海君“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使“三韩礼义之邦，不免夷狄禽兽之归”，其“灭天理、糜人伦，上以得罪于宗社，下以结怨于万邦”，罪恶至此，理当废之。依据就是当时朝鲜遵循的程朱正统观，光海君的行为恰违背了这种被朝鲜视为至理的正统义理。光海君先被流放江华岛，再放于济洲岛，67岁卒于流放地。光海君的悲剧说明儒家正统观念对朝鲜的影响何等深远，不但思想上将其奉为圭臬，现实中亦不得违背，否则，国王宝座将有不保之危险。这样的危机使得朝鲜以后的国君时刻警醒，以免重蹈光海君覆撤，故始终将尊王攘夷的大旗高高举起，以确保政权的稳定。光海君被废，李?继位，是为仁祖。仁祖上台后，改弦易张，一切以明朝为本位，断绝与后金的一切往来。

三、两征朝鲜与清和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

天聪元年(1627)，皇太极上台，为了打破明朝所谓三方布置之策，【明末为了抑制后金，提出以辽东、皮岛、朝鲜为三方合击之势，采围堵之策.具体可参见李光涛:《毛文龙禳乱东江本末》，《明清档案论文集》，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63-254页.】派阿敏率军攻打驻守皮岛的毛文龙，顺击朝鲜。但没想到朝鲜不堪一击，不足半月即迫近京城，朝鲜部队溃不成军，迫使朝鲜盟誓，从而与朝鲜建立兄弟之国的关系。十年后，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以朝鲜不朝贺为由，再次出兵，迫使朝鲜国王仁祖订立城下之盟。朝鲜与清由兄弟之国的平等关系变为宗藩关系，从而确立了随后200多年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基调。两次战争迫使朝鲜屈服，但朝鲜始终未能心服，在清朝的武力征服下，朝鲜成了清的藩属，但朝鲜却千方百计维持与明朝的关系。明朝灭亡后，朝鲜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大讲尊周之道，既表明朝鲜承继了中华正统，同时表明其反清的立场。

天聪元年(1627)正月初八日，皇太极命阿敏率军攻打驻守朝鲜的毛文龙，顺便攻打朝鲜。十四日攻入义州，长驱直入，朝鲜军队望风披靡，廿一日克安州，廿六日入平壤，遂开始与朝鲜

谈判。朝鲜虽然军事上远不是后金的对手，但在谈判过程中却充分显示了作为“礼义”之邦的特色。朝鲜为了确保与明朝的君臣关系，坚持事大理念，与阿敏的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谈判，顽强地对抗后金。朝鲜之所以这样做，固然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基于春秋义理。从正月二十七日阿敏试着遣人致书于朝鲜国王仁祖开始，一直到三月三日，后金八大臣与朝鲜盟誓，历时月余，谈判过程较之战争经过长了许多。

后金最初坚决要求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而后金与朝鲜则约为兄弟之邦。但朝鲜极力反对断绝与明朝的关系，因“大义所系，断不可许”。【《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己亥.】朝鲜举国上下咸认为:“此则君臣天地，大义截然，有以国毙，不敢从也。”【《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辛丑.】同时，在文书往来中，朝鲜屡书“天启”年号引得阿敏大怒，以为后金并非明朝属国，不当用“天启”年号，而“天启”、“天聪”不过一字之差，可用“天聪”。但朝鲜并不认为是“天启”、“天聪”一字之争的小节，而是“毁灭纲常”的大义。“君臣之分，天经地义，截然不可犯，宁以国毙，岂忍为此请还收改书之命?”【《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己未.】后来双方妥协，依揭帖式，【揭帖，乃古代一种文书.戚继光《练兵纪实》杂集3载:"凡有大事申报上司，于文书之外，仍附以揭帖，备言其事之始末情节，利害缘由."可见，揭帖是正文以外，详细说明事情原委一类的文书.】不书年号。年号问题解决了，却又因议和盟誓问题而争执，朝鲜国王以母丧“方在忧服之中”，“三年之内，绝不杀生”为由，拒绝与后金阿敏盟誓。【参见《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阿敏以为“无盟誓，何以信其诚，令贵国王怪滞不誓，是言和而意不欲和也”!几经交涉，双方妥协，以朝鲜国王在殿上焚香告天，令大臣于外廷刑牲以誓，方达成盟誓协议。【参见《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朝鲜与后金谈判中始终坚持不背离对明义理，其正朔之争议和仪式之争皆关乎正统，正统观是朝鲜在谈判中秉承的原则。

阿敏最终以朝鲜对明朝始终不改其忠心，以为朝鲜是有节义之国，故而不再坚持永绝明朝一款。而正是这一款的去除，促使皇太极第二次进兵朝鲜。1636年皇太极称帝时，朝鲜不朝贺，还不接待前来劝进的清朝使臣马福塔等一行，终于使得皇太极亲领大军第二次征伐，一举将朝鲜征服，变为清朝的藩属。

面对清大军压境，朝鲜束手无策，赖以自卫的就是其坚信的儒家义理观。朝鲜答清使书曰:“凡贵国之责于我者大略有三:一则汉人之事也，二则边民之事也，三则谗间之说也。我国臣事中朝，敬待汉人，乃礼之当然也。凡汉人所为，我岂可以号令禁断也!当约和之初，我国以不背中朝为第一义，而贵国乃谓朝鲜不背南朝，自是善意，遂定交邻之契;此上天之所监临也。今者每以向南朝接汉人责我，此岂约和之本意也。以臣向君，乃穷天地、亘古今之大义也。以此为罪，则我国岂不乐闻而顺受乎!”【《李朝仁祖实录》卷32，仁祖十四年五月庚寅.】时当仁祖被围困于南汉山城，外无救兵，内乏粮草。而朝鲜依然高举传统义理观的大旗，逐一驳斥清朝的指责，始终坚持“不背中朝”的原则。朝鲜把臣事明朝、敬待汉人，看成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汉人、明朝是“华”，中华之象征，故不得不尊;而与清朝只是交邻关系，清人并不具“华”的资格。而皇太极之所以征讨朝鲜正是冲着这一点，要将朝鲜由“不背中朝”变成“不背清朝”。

丁卯之役后，正是朝鲜这种“不背中朝”的态度，使得后金虽然与朝鲜建立了兄弟之国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很不稳定，朝鲜对后金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对于后金的使者亦不加礼遇，以致后金使者抱怨:南朝使者来，则供馈赠遗甚厚，“而今接吾辈，还同隶人”。【《李朝仁祖实录》卷22，仁祖八年三月甲申.】朝鲜不仅对后金使节接待不公，而且在贸易、逃人等问题上都采取消极敷衍塞责的态度。为了消除这种不公平，翦除明朝的羽翼，后金就要将朝鲜臣服。

皇太极大军进攻，朝鲜国王仁祖困守南汉山城，当时崔鸣吉请与清议和，清亦派人与朝鲜接触，议和谈判。但在朝鲜内部斥和派势力极大，斥和人士洪翼汉曰:“今建州欲窃帝号，而殿下不斩其使，何以答天子之德而绍先王之义乎!”【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洪翼汉传》，第29页.】吴达济论崔鸣吉:“夫崔鸣吉，一奸臣也……愿殿下抵鸣吉罪，以厉人臣之节。”【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吴达济传》，第31页.】尹集论曰:“明天子，民之父母也。虏，父母之仇也。属国之义，固不可连和于虏也。今虏逼京师，辱先帝之陵，殿下兵弱力微，虽不能悉赋而从征，以报天子之仇，亦何忍复遣使者，与虏连和乎?”【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尹集传》，第30页.】“不去鸣吉，国必亡矣。”斥和势力极大，使得当时双方议和相当艰难。清朝为了打击朝鲜斥和势力，勒令朝鲜缚送斥和主首者，于是金尚宪、郑蕴、尹煌、尹集、吴达济、金益熙等十一人请行，而洪翼汉时在平壤，故不得“首实”。仁祖听说有十一人愿出首，大惊。最后只定尹集、吴达济及在平壤的洪翼汉三人出首。尹集等对清英俄尔岱说，吾国父事明天子且三百年，“臣民惟知有明天子耳……吾等……所争者义已，成败存亡不论也”。【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吴达济传》，第31页.】以说明其斥和的意图和动机。可见支配他们斥和的正是朝鲜与明朝三百年来的君臣礼义，他们也不顾“成败存亡”，为了与明朝的君臣之义，为了春秋义理，他们不惜一死。他们被押到沈阳，不屈而死。对于斥和三臣之死，在朝鲜随后二百多年历史中，备受称颂，他们的死被看成朝鲜尊周大义的象征。即如权尚吉《吊三学士文》称颂道:“呜呼，三先生之死，其亦幸矣。城下之事尚忍言哉!三纲沦矣，九法糜矣，冠屦倒植，夷夏变易。当此之时，不有吾三先生死，则堂堂数百年小中华之国，将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后史之秉笔者，直以夷狄之陋待之矣。于是乎三先生死，天下之大纲常废而复举，国家之大义理晦而复明。庙社之神灵庶可以安，祖宗之臣民亦可以定。后世之修《春秋》者，必书之曰:某年、某月、某日，皇明遗臣洪某、吴某、尹某，为虏汗所杀，不亦大快矣乎!然则三先生之死，非直为三先生之幸，实为吾东方万万世之幸也!”【权尚吉:《南谷先生文集》卷2《吊三学士文》，汉城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367册，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381-382页.】斥和三臣之死，确是纲常所系、大义所关的，带有极为强烈的牺牲精神。而其所讲之纲常则是忠于明朝、遵循中华正统、贬斥夷狄之纲常。但后来为形势所迫，在南汉山城困守四十六日之后，仁祖只得采用崔鸣吉之办法，与清签订城下盟约。盟约首要一条即是“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意在割断朝鲜与明朝的一切关系。其后是一系列敦促朝鲜遵循此规范的规约，质子、奉清正朔，清帝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订南汉山城下之盟时，朝鲜无任何力量与清兵谈判，一切听命于皇太极安排，它基本塑造了清与朝鲜宗藩关系的模式，使朝鲜无条件地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清朝深知朝鲜对明朝之情感及对清之心态，因此采取人质的策略，以朝鲜

世子并另一王子及朝鲜诸大臣之子为质，加以牵制和督促。

南汉山城盟约使朝鲜成为清朝藩属，但朝鲜国王仁祖“以计穷力尽，展意图存之状”，将降服经过报告皮岛都督陈弘范，希望转呈明朝，又支持平安兵使林庆业派僧申歇与明朝辽东经略洪承畴相通，从而开启潜通明朝之举。【参见《尊周录》，《丁丑下城后》，见《朝宗岩文献录》，第15页.】对于朝鲜臣服于清，明朝不久即获悉其情状。当时朝鲜使节金癱尚在出使明朝途中，明朝虽知朝鲜之事，对于金癱不但未予丝毫为难，反而一再安慰，沿途派兵护送，陆路早已不通，遂由海路返回，途经螧(皮)岛，都督陈弘范赠大米四十石、青布百匹，令其带回，以奉给国王，令朝鲜君臣更加感激不尽。【参见金堉:《潜谷朝天日记》，见《燕行录选集》上册，第226页.】对于朝鲜潜通明朝始末，刘家驹有详尽的讨论，【参见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第343-396页.】笔者无意全面论述，只就潜通明朝过程，论其数点:其一，潜通明朝，时间是从南汉盟约之后一直到松锦之战前的数年间(1637—1643)，松锦战后，由于明辽东经略洪承畴降清，洪承畴将朝鲜潜通明朝和盘托出，该事完全败露，清朝彻底追查，惩处一批朝鲜官员，最终使得潜通明朝结束。

其二，虽然只有几个人参与潜通明朝之事，最重要的有安州节度使林庆业、僧人独步、义州府尹黄一皓、壮士崔孝一、车礼亮等人，但实际上背后有左议政崔鸣吉等人及国王仁祖的支持。朝鲜潜通明朝与国王仁祖直接相关。南汉城下，“王每岁正朔西向哭，左右皆泣，乃求义士之可以使明者，未得也，及鸣吉因林庆业得独步，乃遂遣之。稳咨于承畴，具道为虏所围，不能城守状。独步间走承畴军。因致国书，承畴上之天子，是岁崇祯十二年也。天子下诏褒其义，因赐独步号曰丽忠。十四年，独步归自京师，王大喜，赐独步米五百五十石，自金千五百筋，人参五十两，复遣之”。【黄景源:《江汉集》卷30《明陪臣传·僧独步》，第67页.】独步不过一僧人，但成了明廷与朝鲜王室之间传递信息的使者，洪承畴在其间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643年，洪承畴降清，使得朝鲜潜通明朝之事从此终结，而且洪承畴全盘告知清人朝鲜潜通明朝之状况，清朝遂严惩相关人员，此后朝鲜与明朝方真正断绝一切往来。

朝鲜范文篇7

在中国边境城市丹东，不管是出租汽车司机、游览船老板，还是专业导游，以几乎同样的话对有意去朝鲜的旅游者说：“那里很干净，很漂亮，特别是平壤。人民非常友善，有礼貌，但就是穷！穷得甚么都没有。”一个到过朝鲜的游览船老板还建议：“多带些吃的去。多带些瓶装水！……再买点便宜的香烟，去了后送给朝鲜的司机、导游，他们会高兴得不得了。”

我虽然不全信他的话，但还是去丹东最大的一家超级市场买了一堆方便食品、三打彩色圆珠笔、五盒单价两元四角的香烟、一条毛巾、一管牙膏和两罐青岛啤酒。突然，我产生反省，“这购物行为，难道不是对于朝鲜的优越感的一种大暴露吗”？

丹东是座繁荣的小城市，与朝鲜的新义州只有一江之隔。连结这两个边境城市的是横跨鸭绿江的“中朝友谊”桥。去朝鲜的中国旅游团，须先从丹东车站登上中国的火车。旅客被提醒有哪些物品是不允许带入朝鲜，其中有手提电话、传呼机、笔记本电脑、高倍数望远镜和长焦距相机。

早上八点，旅客集合时，导游重申“入朝事项”：不要从车上扔东西给外面的朝鲜人、不要在火车上向外拍照；到了平壤，拍金日成铜像，不要拍半身；留影者不能模仿金日成手势；不要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朝鲜人。

九点钟，挂着“丹东——平壤”牌子的火车驶出站，在通过“中朝友谊”桥后缓慢行驶五分钟，就到达朝鲜的新义州车站。导游在车上发给游客事先向中方申请的一次性“入出境许可证”，并告诉游客在车上就要把行李打开，等候朝方检查。每节车厢都上来一名海关人员，从头到尾检查旅客的行李，但并不严格，有些例行公事的味道。海关检查结束后，朝鲜人民军的一名军官一手拿着旅客的入出境许可证，一手提着金属探测器，对男旅客进行安全检查。他的表情始终很从容，偶尔会要求旅客掏出口袋里的东西让他看。之后，是女军官对女旅客进行检查。全部检查大约四十五分钟。

◆火车头东德制造

朝方的火车头是前东德的产品。中方导游带着旅客代表到月台上领取朝方提供的盒饭和瓶装矿泉水。剩下的游客则从车上观看新义州市容。建筑物上的金日成像与红色标语牌很醒目，但建筑物大多很陈旧，灰蒙蒙的。天空是灰蒙蒙的。行人的衣装也是灰蒙蒙的。朝方的导游姑娘都很漂亮，她们和中方导游小姐彼此熟悉，见面后用汉语问候，还大声开玩笑。所有的朝鲜人都佩戴着金日成胸章。

列车驶出新义州后，天空突然变得蔚蓝。两侧远远望去是连绵葱绿的山峦、广阔的田野。如果把自然景观的优劣作为对一个国家进行评价的唯一标准，朝鲜不会输给任何国家。

有旅客发现，沿途种的稻子长得矮，说是“因为没有施化肥”。在一个山坡上，几百个人正在兴修水利工程，从远处把黄土用布袋装满，背过来倾倒在工地上，抖落一番布袋后，再返回去重新取土。工地上插着的十几面红旗在风中飘扬。

而在一个小站上，有一些权充住所的运货车厢，有人躺在草席上。在一节运煤的车厢底下，一个妇女用笤帚将枕木间的碎石与煤渣扫进小箩筐，然后用筛子筛出煤渣来。每个车站都悬挂金日成像，列车所经之处都可以看到背着自动步枪、纹丝不动警卫桥梁的卫兵。列车在驶过农田时，农民会停下手中的劳动注视列车，如果你从车上向他们挥手，他们中间总有人会笑着，也向你挥手，但更多的人只是默默地看着。小孩子很可爱，朝着列车不停地雀跃，或是羞涩地摆摆手，又转身跑掉。

列车员不时走动，旅客也没有违规拍照。但不少人认为，拥有如此秀美的自然景色却不允许外国人拍，真是一种不明智的浪费。大家为之无奈，完全忘了中国过去也同样严禁外国人拍照。

旅游团到达平壤后，被安排到朝鲜三家特级饭店之一的羊角岛饭店。这座三十七层的饭店屹立于大同江上的小岛，从远处看显得庄严雄伟，但近看则发现其工艺粗糙，已有多处表面剥落，像染上了牛皮癣。饭店相当于中国的三星级酒店。大堂内灯光略显昏暗，前台一侧是金日成各种场合的照片；另一侧是“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的暴行”和“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罪恶”的宣传品。投宿的客人除了中国旅游团外，还有俄罗斯人、欧美人、阿拉伯人和日本人。客房有空调，电话可以打国际长途，电视可以收看平壤台、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和香港凤凰卫视。电视机是中国产；有冰箱，但空空如也，连电源都没开启。卫生间内的洗面台上有饭店提供的牙刷，但没有牙膏，也没有洗头水和洗澡液。朝方导游特别提醒我们，卫生间没有漏水沟，浴盆的水不要溅出来。

饭店地库有个号称“平壤唯一的不夜城”的娱乐中心。其中有桑拿浴、中餐馆、卡拉OK、保龄球，还有一个由澳门投资者经营的。不过，与其说是，不如说是“赌室”更确切些，因为里面只有六、七台和三张牌桌。服务员全部是丹东人，顾客则都是中国游客。朝鲜人不得进。人民币、港币、美元和日圆都可以使用，赌注则以美元为单位。

纪念品商店里充斥各种译成外文的金日成、的著作。女服务员能用汉语与顾客商讨售价，时常举起人民币百元钞对着灯光检验其真伪。

晚餐时，我们从三十七层的旋转餐厅眺望平壤市容，灯火阑珊，万籁俱寂，“主体思想塔”上的火炬忽明忽暗泛着红光。在金日成故居，老迈的讲解员日复一日地说着同一解说词；电视里反覆播放战争电影……时间在这里凝固了。

平壤真正令人耳目一新的景观是早晨上学路上的女大学生。她们成群结队，穿着黑白相间的民族服装，背着书包，脸上带着健康明朗的笑容，眼中闪烁青春的光芒，胸前飘带在风中飘扬。她们才是朝鲜真正的财富。

陪同我们的是朝鲜国际旅行社的两名男女导游，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男导游很幽默，健谈，也很胖。他自嘲自己是腐败分子，“因为我胖”。他歌唱得也很好，一曲“阿里郎”博得游客热烈的掌声。他说出一公斤大米过去和现在的价格后，要求大家保密，然后大笑起来。游客向他提出各种问题他都耐心回答，从不气愤或不耐烦。在平壤到开城两个小时车程中，他侃侃而谈向游客介绍：朝鲜仍然坚持计划经济，虽然部分商品价格已逐步放开，但住房、教育和医疗仍然由国家负担。“朝鲜人民虽然还很穷，但是没有贫富差距，没有等级差别，极少犯罪，人人平等，心情舒畅……朝鲜有自己的民主，美国攻击朝鲜的各种言论，是为了准备侵略，确立霸权。目前世界上只有朝鲜一个国家敢于面对面地抨击美国的侵略政策。一旦美国侵略朝鲜，正如街头的标语所写的：只要将军下命令，我们就行动！……几年前人民军的发言人就曾说过如果再次爆发朝鲜战争，人民军将埋葬日本列岛于海底。所以日本害怕朝鲜。日相小泉纯一郎来朝鲜访问，我们要看看他的态度是否诚恳……”

停战线气氛仍凝重

到了板门店非军事区，听见朝方播放的民族歌曲。南北韩双方士兵在一条宽十厘米，高五厘米的水泥线两侧对峙着。人民军讲解员带领游客参观了当年签订停战协议的房间，刻有金日成临终前在一份有关南北统一的文件上留下的最后一次签名的纪念碑。游客登上展望台摄影留念。导游事先已经告诫大家不要呼喊挑衅性的口号，以前有不少中国游客登上展望台，对着韩国一侧叫嚷“美帝国主义滚出去！”。部分中国游客的嘻笑声在象徵朝鲜民族苦难的地方显得格外刺耳。

有人私下问导游：“不少中国人随地扔烟头、吐痰、参观时嘈杂、不守秩序等，你不讨厌吗？”他笑着说：“我们已经习惯了，但是如果普通朝鲜人知道中国人在板门店的表现，他们肯定会生气的。”

在板门店，我们碰到一个身穿本国足球队球衣的日本大学生。

他在两名朝方人员的陪同下和我们一同听人民军军官的讲解。事后导游告诉我，有些对朝鲜问题感兴趣的日本大学生或研究生，他们的签证都由驻北京的朝鲜大使馆签发。

在平壤，我们观看了杂技团的精彩表演，剧场内充满了笑声。我也参观了平壤市少年宫，欣赏了孩子们多才多艺的演出。许多中国游客把装满了文具的大塑料口袋交给了少年宫的老师。我把带来的彩色圆珠笔送给了从身边经过的一个带着红领巾的小姑娘。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到访朝鲜首都时，平壤电视台作了报道，朗读了朝日“平壤宣言”，但是没有播放任何画面，当然更没有提及在与小泉会谈时公开承认朝鲜的特工机关曾经绑架日本人，并告知除四名幸存外，其余的六人已死亡，一名下落不明。为此道了歉，日方译为“谢罪”。

为了表达谢意，在平壤的最后一夜，我邀请导游喝啤酒，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在饭店的酒吧里坐下，一旁的电视机播放着朝鲜的电视剧，他笑着告诉我“是描写抓南朝鲜特务的电视剧”。然后，他又补充说，“现在朝鲜已经不存在什么南边的特务了”。

我询问他一些个人情况。他告诉说，他是两个男孩的父亲，今年又有一个孩子出生，“我希望是个女孩”。他的月工资是二千朝元，相当人民币二百元不到。他说，他的汉语是在大学里学的，曾去过中国的东北，北京没有去过。他说，他准备将来换个工作，搞贸易，可以赚多一些钱，但是目前朝鲜还不允许私人出国。

话题转到小泉的访问。我告诉他，刚刚从中国中央电视台得到的消息，请他注意日本在“平壤宣言”中并没有明确表示对朝鲜“赔偿”，而是采用了“经济协力”说法，他听到后沉默了。导游再次表达了对朝鲜半岛统一的信心，“一、两年之内必定实现南北统一”。

我不忍反驳他的乐观，只是祝愿一个统一强大的朝鲜早日出现。他说，有些中国人并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的统一，因为这样对中国不利，他接待过的中国游客中就有人对他这么说。我承认这种看法的确实存在，然后我问他是否知道曾表示，朝鲜半岛统一后美军依然可以驻留南方？他表示他不知道有这样的发言，但是他绝对相信有能力实现统一。“非常聪明，有魄力”。

我赞同他的评价。他不解地问我“中国那么强大，为什么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后没有报复美国？还有撞机事件，这些我们这里都报道了。我们也愤怒啊。”这下，轮到我沉默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问他是否知道“卧薪尝胆”这句成语。他说知道，然后接着说“我平时无所谓，对什么都无所谓。但是一旦爆发战争，我把这条命交给党，交给，毫不犹豫。”

我问他一九九二年中国和韩国建交时，朝鲜人民是否感到不快。他说那是国家间的关系，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当时的确有许多朝鲜人为此责备中国。他相信中国与韩国建交主要是为了经济，在政治上朝鲜还是相信中国的，因为这两个国家间有着太多的共同语言。他告诉我，他接待过一些台湾游客，有台湾人向他询问对台湾的看法，他回答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于是台湾游客不高兴了。“我不管他们高兴不高兴。这是我们外交部的说法，我当然也这么说。台湾老板拿着钱来要我们承认台湾，我们不要这钱。”他告诉我，明年在平壤将举行对外开放的阅兵式，欢迎我来参观。我祝愿他工作顺利。在朝鲜的最后一夜就这样愉快地度过了。

导游小姐将送我们回到新义州，男导游则在平壤车站同我们告别。游客纷纷找他合影留念，一名游客还请他向有关方面联系，可否在朝鲜出售中国制造的洗衣粉？

几个广东的游客争论是否把带不走的方便面送给导游小姐？一个人不耐烦地说“要给她，也应该来时给嘛！现在给算什么？不要把人家看得那么寒酸！”

由于途中停电，列车到达新义州用了七个半小时。当被告知离开朝鲜同样要接受人民军的安全检查时，疲惫的游客们纷表不高兴。终于，由中国机车牵引列车再次行驶在中朝友谊桥上，鸭绿江边丹东开发区里火树银花般的灯光照射进车箱的一刹那，车箱内爆发出一阵欢呼。

朝鲜范文篇8

朝鲜族烧烤

特点之一：调配出各种去湿清热配方，对各种肉类、菜品进行腌制处理，口感香浓、嫩滑，更有滋阴养颜、健脾润肺、去湿排毒的功效。鲜族的烧烤，最大的特点是明火烧烤。高温下，所有细菌都无生存的机会，且肉中原有的油脂也在烧烤的过程中被去除。

特点之二：主要以牛肉为主，牛里脊、牛排、牛舌、牛腰，还有海鲜、生鱼片等都是鲜族烧烤的美味，尤以烤牛里脊和烤羊肉最有名。其肉质的鲜美爽嫩，让每一个品尝过的人都会津津乐道。据金山峰烤肉王的经营者介绍，他们这里的牛肉是根据所需肉部位的不同进行采购，其肉牛平日里所吃的饲料也有不同的配方，朝鲜族烧烤的选料可称之为严格。

推荐小店：大同江烧烤。位于南京镇江路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门面里，从老板到伙计，全都是东北人，客人都是老客，做的就是回头生意，一到傍晚，顾客盈门。

此店的所有烧烤器具、调料都是从东北运来，所以味道纯正。每桌客人都赠送朝鲜风味的各式小菜，叫不上名，但味道很不错。微辣、微酸，不是很咸，原料无非是泡菜、酸黄瓜、豆制品，还有一种极小的腌制过的鱼，配上以肉为主的烧烤，倒是荤素相济、相得益彰。

朝鲜范文篇9

关键词：王士祯；神韵说；诗学；朝鲜汉诗

一、王士祯与神韵说

王士祯，原名王士禛，后避雍正皇帝胤禛名讳，改为士正，后乾隆帝以为士正与士禛相去太远，改为士祯，别号渔洋山人，世称渔洋先生。王士祯为清顺治年间进士，主要活动年代为康熙年间，在从政之路上步步高升直至刑部尚书，其文学造诣同从政之路相似渐趋精熟，在康熙中后期执文坛牛耳，成为一时大宗，大力提倡神韵说，与浙西词派开山朱彝尊并称为“南朱北王”。东亚汉文化圈的文学理论，向来有重具体轻抽象，形式上较散乱而非系统的特点，王士祯的神韵说也不例外。神韵说并非是一个系统的、明确的诗歌创作与批评体系，而是在王士祯个人的创作实绩与具体的诗歌话语中体现出来，影响同时代及以后文人诗歌创作导向，汇合为以神韵为宗旨的诗学理论样态。王士祯的整体文学活动，自青年到晚年，大致呈宗唐，继而转向学宋，最后又复归于宗唐的样态。王士祯青年时期在《丙申诗序》中阐述了他“典远谐则”的诗歌理论，“典”是从画的创作入手来确立他认为的诗歌要旨，“远”是从音乐中的歌唱和乐器入手说明一种普遍的艺术效果，“谐音律”则是强调语言的韵律和谐的重要性。相应体现这一诗歌理论和美学追求的是他的成名之作四首《秋柳》诗。在《论诗绝句》中，王士祯以诗歌创作为命题，以自然山水为对象，深化确立了自己的诗歌创作理论。在晚年，王士祯以自己的诗学主张和审美要求，编选了《唐贤三昧集》，是其神韵说走向成熟的标志［1］。神韵的概念可上溯到魏晋时期，魏晋时期尤其是东晋，品评人物成风，神韵被用来品评人物的外貌之上［2］。受这种惯性的形象，神韵之后被用来评论人物画，在元明时期，始有以神韵论诗的散见片段。司空图和严羽的诗论已对神韵说有所涉及，王士祯在学宋时亦对苏轼和黄庭坚有所继承，明时兴格调性灵之说，清初诗人显示出一种超越明后期诗论的态势。王士祯身体力行，又经同时代文人及其弟子的跟进实践，神韵说和神韵诗在康乾时期成为文坛蔚然大观的宗尚［3］。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专列“神韵”一条，又在诗话、诗歌创作、选诗成集中不断伸发神韵主张，推崇王维和孟浩然，在后期愈发体现出一种清远冲淡和古雅的美学原则。在《渔洋诗话》中，王士祯传授门徒强调“学力”为先，注重韵律法度，强调诗歌创作时要“伫兴而就”。王士祯的神韵说具有集成和总结的特性，倡导以“韵”为中心的审美导向。

二、清代文人论神韵说

神韵说的本质概念和内涵是随着王士祯诗歌创作的实践而不断丰富。《丙辰诗序》中提出的典、远、谐、则这四个要点，成为其诗歌理论神韵说的核心。当时在诗坛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张九徵、钱谦益对青年王士祯在《丙辰诗序》中的诗歌观点大为认同。但对王士祯的神韵说和神韵诗，也不乏有格局小、内容空洞的批评，赵执信认为王士祯的神韵诗“徒以风流相尚”批评其缺乏现实性，赵执信的《谈龙录》详述了赵、王两人不同的诗歌观点。朱彝尊和陈维崧指其晚年诗歌“非所谓出乎风而入乎雅者兴”“变风变雅之音渐而不作”。但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清初康熙年间的文人对其引称赞赏者居多，并将神韵说的诗歌理论付诸创作实践和批评活动［4］。《带经堂诗话》中的“答问类”八十一条，王士祯师生在一问一答中详细探讨了音律、用韵等诗法问题，通过对古诗十九首等具体文学作品的讨论，王士祯为弟子指明了诗歌风格倾向，进一步追寻文学的本质和价值。《师友诗传录》并其《续录》记录了王士祯对其弟子所作诗歌的评论和指导，在这种师生传承性质的活动中，神韵说的宗旨为其众弟子接受并弘扬。诗歌理论接受后并付诸实践的过程，必然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嬗变。王士祯以后神韵说的继承者、受神韵说影响的清代文人必然会对已成为重要诗歌理论的神韵说作出自己独有的再阐释，进而继续推进诗歌和文学的前进发展，这其中的突出代表有其再传弟子翁方纲，以及受过王士祯赞誉“门户依傍渔洋”的沈德潜。翁方纲作三篇《神韵说》分别论述神韵说的内涵，详述王士祯提出神韵说的必要性和意义，以及在具体作诗实践中得诗之神韵的方法。翁方纲尊崇神韵说，认为“盖渔洋一人，提唱神韵，山辉川映，一时诸名士恐或皆在冰雪聪明函盖中耳。”并将其和程朱理学之道统并论，“道是一个大圈，我只立在此大圈之内，看汝能入来与否耳。此即诗家神韵之说耳”。在翁方纲看来，杜甫是诗教的绳矩，而杜甫虽然没有直接提及过神韵，其诗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神就是神韵，杜牧评价李贺诗的“使加之以理，奴仆命骚可矣”中的理也是神韵，“訏漠定命，远猷辰告”就是神韵的真正要旨。作为清朝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强调格物致知，重视道的继承和实践。将神韵与道和理并论，一方面肯定了神韵说的“正宗”地位，一方面又将神韵说的内涵予以嬗变，即翁方纲从强化意识形态力量入手，强调诗歌的社会教化功能，继而以弘扬理学道统，这与王士祯神韵说宗尚王、孟、韦、柳的清远冲淡之风已相去甚远。翁方纲把神韵作为诗学的普遍法则来看待，他严厉批评那些仅着眼于神韵诗清远冲淡之风和在创作上“伫兴”和“兴会”的人：“目渔洋为神韵家，是先不知神韵乃自古诗家所共具，渔洋偶拈出之，而别指之曰神韵家，有时理乎？彼既不知神韵是诗中所固有矣！”对神韵诗中由其特性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空寂缺点，翁方纲认为这不是王士祯神韵诗歌本质缺点，而是那些僵硬模仿神韵诗文人的弊病，继而提出了神韵即格调的说法，借神韵说的影响力树立自己的诗歌理论肌理说［5］。相对于翁方纲直接对神韵说的直接论述，沈德潜对神韵说的态度主要是从其选诗活动、对其他诗人的评价中间接体现出来［6］。沈德潜在《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中说他的选辑诗歌的标准和次序是“先审宗指，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清诗别裁集》的选辑取舍标准是“特取其高华浑厚有法度神韵者”，对诸多诗人的评价也用神韵一词以褒之，这体现了沈对神韵说的认同并自觉将其作为评诗选诗的尺度。沈德潜重视诗歌的社会现实意义，在肯定神韵说的美学价值的同时，也对其以重典远的艺术特征带来的空洞无物隐晦表达了自己的异见，他认为王士祯的《唐贤三昧集》“于杜少陵所云“鲸鱼碧海”，韩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沈德潜于此通过弘扬杜甫、韩愈的雄健之风来批评王士祯的神韵说的言之无物之弊。在《七子诗选序》中更是直接指出“神韵者，流于才思之余，虚与委蛇，而莫寻其迹者也”。

三、神韵说在朝鲜

随着清朝康乾之际文化上的博兴以及朝鲜一行使臣对清朝认识的深化，以洪大容等为首的朝鲜儒者开始自发积极地向清朝学习，称之为北学派［7］。最早将王士祯的书籍带到朝鲜的是李宜显，他在1732年在燕行时购买王士祯的《蚕尾集》入朝，但影响甚微。大力介绍王士祯神韵说的是北学派后四家。后四家中率先引介神韵说的是李德懋［8］，他认为王士祯的诗歌清秀闲雅，对其诗极力称赞：“好事中州空艳羡，尧峰文笔阮亭（王士祯）诗”，王士祯则为海内诗宗，“能知有王渔洋于天壤间者，亦稍稍相望也。”李德懋不仅积极引介、评论王士祯的诗歌，其本人的诗歌创作也自发地向神韵靠近，其《论诗绝句》即是一例。李书九积极评价王士祯诗学东传的价值和意义：“姜山明澹且硏哀，伪体诗家别有裁。眉宇上升书卷气，渔洋流派海东来。”把王士祯的诗学在朝鲜的传播提高到洗涤旧习回归风雅的高度。柳得恭的诗句“欲将片语传中土，池北何人更著书。”表现了其对神韵说的倾慕，朝鲜诗人评价柳得恭的诗《松京杂绝》说其诗“凄迷哀艳，千秋绝调。王渔洋秦淮杂絶，不得擅美于前。”既反映了柳得恭本人受神韵说影响之深，也反映了朝鲜诗坛对神韵说的肯定，主动把神韵说作为评论诗歌的标准。朴齐家评论王世祯诗歌说：“渔洋诗句妙天下，信笔往往成诵忆”，他在《诗学论》中说：以其杜之外，犹有王孟韦柳数十家之姓字，存乎胸中，故不期胜而自胜也［9］。这和神韵说倡导清远冲淡之风是相同的。在后四家及其他文人的赞誉和积极引介下，神韵说在朝鲜也和在清朝一样，逐渐成为诗坛主流。后四家之后，朝鲜文坛泥于神韵说之中，朝鲜文人为图求新求变，对神韵说批评的声音渐多。申锔愚认为王士祯虽然是大家，但“粉泽之气稍胜”，其友人则答道：“渔洋初年全袭唐人神韵，老来专用故事，而神韵则减，故老年诸作，味如嚼蜡［10］。”金正喜等人认为王士祯的诗歌缺乏“气格”“气骨”，禅意太浓，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不足。但是尽管有这些批评的声音存在，神韵说并没有被彻底批判和抛弃，而是成为朝鲜文人的一种艺术追求和审美价值尺度，“神韵则减”四字即可见一斑。

四、结语

朝鲜范文篇10

一、朝鲜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

20世纪90年代，朝鲜经济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此，朝鲜政府从1995年起开始了“苦难的行军”，号召全国人民为克服眼前的经济困难而发奋努力，国际社会也纷纷给予同情并伸出援助之手。时隔5年之后，朝鲜政府通过2001年新年共同社论（《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报》、《青年前卫报》）宣布“苦难的行军”胜利结束，暗示朝鲜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

其具体背景是：1999年朝鲜经济比前年增长了6.2%，2000年又增长了1.3%，2001年则增长了3.7%，从而结束了长达9年之久的经济负增长。（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尽管如此，持续9年的经济困境，使朝鲜财源枯竭，生产严重萎缩，人民生活极为困难。

当前，朝鲜政府面临解决的突出问题是粮食问题、电力问题和资金问题。

粮食问题是长期困扰朝鲜居民生活的最大难题。目前朝鲜人口大约2350万人，假如每人月平均粮食需求量为15公斤，那么1年就需要180公斤，全国口粮总计需要430万吨，再加上种子、饲料、工业原料等至少需要600万吨。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的粮食年产量一直徘徊在300-400万吨，因而其口粮的绝对不足量达30-40%（参见表1）。

［表1］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粮食生产量

附图

另据2001-2002年粮食会计年度供求预测，目前朝鲜可生产大米134万吨，玉米148万吨，土豆47.1万吨，大麦、小麦等两季作物总产量为17.8万吨，总计达354万吨。（注：《统一韩国》，2001年12月号，第22页。）这比朝鲜粮食最低需求量600万吨还相差246万吨。可见，目前朝鲜的粮食产量仍无法满足国内最低需求。这种状况不仅进一步削弱农业的基础，难以造成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而且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朝鲜的电力不足也是当前直接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一大问题。朝鲜电力不足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有预兆，进入80年代以后更加明显，于是政府先后采取了许多限量用电的措施。例如：各地区产业实行交替生产制，实施企业电量配额制等。为了解决日趋加重的电力难问题，朝鲜政府在90年代后半期曾大力推进中小型水力发电厂建设，先后在全国各地兴建5000多个中小型发电站，仅1999年就新建龙山1号发电站、安州煤矿煤气发电站等十多个大型发电站和700多个中小型发电站。尽管如此，由于国内煤炭生产量的下降和原油进口量的减少，火力发电严重受阻，而水力发电又受季节性影响无法正常运转（冬季发电量只有夏季的50%），因而目前新建发电厂对缓解电力不足问题成效不大（参见表2）。据1999年统计，朝鲜年发电量为186亿千瓦，这仅为韩国（2393亿千瓦）的十三分之一。（注：《南北韩经济社会状况比较》，韩国统计厅，2000年12月。）

［表2］20世纪90年代以后朝鲜主要能源产量

附图

资料来源：《北韩GNP推测结果》，韩国银行各年号。

朝鲜电力产业的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以及经营管理不善是解决目前电力难问题的一大障碍。由于朝鲜的送电、变电系统的老化，直接造成了30%以上的电量损耗，而各企业的电动设备也十分陈旧，因而其电动效率平均降低20-30%。（注：《统一韩国》，2000年2月号，第21页。）不仅如此，陈旧的设备经常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维修，有的发电设备维修所需时间常常比发电时间还要长，这不能不影响电力生产的实际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政府曾向韩国政府要求支援200亿千瓦的电力，但是由于技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至今未能如愿。

如何解决资金难问题是朝鲜摆脱经济困境的重要前提。根据朝鲜政府公布的200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预算收入为216亿3994万元，支出为216亿7856万元，这比2000年分别增加了0.3%和0.5%。而2002年国家预算支出和收入为221亿7379万元，但这仅为1994年的一半。（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与此相对照，朝鲜民间的货币保留量却相当可观。据估计，朝鲜流通货币总量大约为729亿元（朝币），而民间保留的外汇则达9.6亿美元（据朝鲜学者称，民间外汇保留量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如果按1比200汇率计算这将达到朝鲜流通货币总量的2.6倍。这种本末倒置的财政状况势必会导致整个国家金融秩序的混乱。

朝鲜国内财源枯竭，国家对民间经济的失控，无疑加重了政府对海外融资的依赖。但是，由于朝鲜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未能履行对西方贷款的偿还义务，早已被国际金融机构认定为信用不良国而无法大量借款。据大韩贸易振兴公司(KOTRA)透露，1998年朝鲜外债额达到121亿美元，其中对俄国和中国的债务占一半。（注：KOTRA，《北韩投资实数》1999年号。）因此，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外债解决方案，朝鲜获取国际贷款仍有较大的难度。

当前朝鲜所面临的粮食、电力、资金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不仅成了朝鲜摆脱眼前经济困境的严重障碍，而且它已经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首先，极度的粮荒衍生了大量饥饿人群，严重地动摇了国家供给体制，人民的生活随即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其次，国内财源枯竭，限制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造成了国家计划之外的私有经济，从而给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了不良影响。再次，恶劣的经济环境又难以有效地组织社会劳动力从事正常的生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萎缩。

二、“7.1改善经营管理措施”

关于朝鲜的经济改革或者变化，外界普遍关注在2001年提出的所谓“新思考”，认为这是朝鲜改革开放的信号。其实，所谓“新思考”正如《劳动新闻》所指出的那样，“摆脱旧的观念，进行崭新的思考”，“以新的观点和高度解决一切问题”，在经济领域则强调“搞好经济组织工作，提高实际效率”，“要根据新的环境和新的氛围，改善经济管理体制”。（注：朝鲜《劳动新闻》，2001年1月1日，新年共同社论。）因此，朝鲜的一些官员也向对外媒体宣称，目前朝鲜在经济领域推行的某些新政策，主要是在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改善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以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注：《环球时报》，2002年8月15日。）这就决定了朝鲜现行的经济改革的性质、内容及其规模。

从整体上看，朝鲜自去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虽然以粮食价格为突破口，以提高物价（主要是消费品）、增加城乡劳动者收入为其主要特征，但其内容涉及到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目的在于“经济管理中消除不劳而获和平均主义现象，彻底体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扬全体劳动者的革命热情和创造性”（注：《环球时报》，2002年8月15日。）。也就是说，利用价格这一经济手段，在城乡全面改善经营管理，有效地整顿经济秩序，进一步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摆脱眼前的经济困境。由此看来，朝鲜称此项改革为“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善”，而拒绝使用“改革”等字样决非偶然。

“7.1改善经营管理措施”包括城乡两个方面内容。

在农村：1.上调国家向农民征收粮食价格，把征粮价格从过去的每公斤8角提高到40元。2.国家提供给农民的农用设备按原价收费，同时还向农民征收土地使用费（相当于粮食产量的15%）。3.保证对农业生产分组的经营自主权，加强对分组的奖励机制。如：朝鲜政府虽然规定在协作农场体制下作业班是最基本的经营单位，但作业班内部的分配却允许以分组（3-4个）为单位进行，并改进过去作业班内部各分组平均分配的做法，根据实际生产成果，对各分组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其目的就在于，在保证农民合理收入的基础上，鼓励他们根据实际收入情况，合理地安排农作物种植计划，使之能够自主地确定扩大再生产计划。

在城市：1.大幅提高城市劳动者工资。如：把工人每人平均工资从110元提高到2000元，诸如采矿业等重体力劳动者工资则提高到6000元。2.调整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核算，把原材料、设备、劳动、供求关系等要素纳入产品成本之中，以保证企业的正常利润，使企业按照实际效益科学地制定生产计划。3.重新制定城市生活必需品价格。如：粮食价格从每公斤8角上调到44元，其主要依据是国际粮食市场行情和国内实际流通价格。但是，提高粮价并不意味着粮食全面市场化，国家仍通过发放粮食供应券按新的价格定量供应，这对老百姓而言，只不过是把粮食价格从8角提高到44元而已，至于他们对定粮之外的需求，只能到农民市场去解决。

朝鲜实施“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善”措施已有一年。至于其实效外界评价不一，有些人甚至认为是失败的改革，但“改革”无疑需要一定的过程，也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因而目前谈朝鲜经济改革的成败为时过早。不仅如此，如果把朝鲜的过去与现在做比较，现行的“经济管理方法上的改善”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通过提高物价、生产成本核算、按产品实际价格支付货币，从而有望实现两个转变：即把“消费者为主”的价格体制转变成“生产者为主”的价格体制，把实物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前者显然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而后者却有可能改变朝鲜经济长期延续下来的国民经济实物化和产品化现象，而开始引进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这将会给朝鲜现有的经济体制带来深刻的影响。其次，通过城乡经营权的下放，企业和农民的自主权随即增大，城乡责任经营体制有望得以确立，这对提高生产效率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再次，促成了朝鲜居民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过去，朝鲜大多数居民过着国家供给体制下的相对平均的生活。但是，上述两个“转变”促使朝鲜居民适应新的货币化的环境，由此产生的正面的或负面的社会效果是很值得关注的。据朝鲜居民反映，自朝鲜经济陷入困境以来，由于国家供给体制不稳，他们早已适应了国家供给体制以外的农民市场上的商品与货币交易，因而大多数朝鲜居民对政府的改革表示理解和支持。

三、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前景

尽管朝鲜当局把经济管理作为突破口相继出台了比较务实的经济政策，以表明其克服危机重振经济的决心，但是朝鲜经济要恢复正常至少要解决如下几个现实问题。第一，在实现由实物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过程中，政府如何保障消费品物质供应问题。仅以粮食为例，提高粮价固然对恢复农业生产有利，但在短期内尚难以解决粮食供求矛盾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无法保障粮食的正常供应，势必会造成粮价的暴涨而导致消费生活的极大混乱。

第二，如何解决恢复生产所必需的能源、技术和资金问题。如前所述，在朝鲜能源的不足直接影响企业的开工率，设备的陈旧又导致了生产效率低下，资金不足又难以满足企业对能源、设备和技术的新需求，进而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和金融秩序的紊乱。所有这些显然不是单纯地通过“改善经济管理”就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它更多地与生产的客观要素交织在一起，因而也就要求朝鲜当局制定出更加有效的政策，努力营造有利于恢复生产的客观环境。

第三，如何解决在“苦难行军”时期迅速膨胀起来的农民市场问题。所谓农民市场当初主要是指农民把通过个人副业所得的产品拿到国家指定的地方销售后形成的城乡农副产品自由交易市场。过去，在国民经济运转正常的情况下，农民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其产品交易也严格地局限在农副产品，因而它作为国家计划经济的必要补充，曾对城乡居民之间消费品交流有一些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朝鲜经济状况的恶化和国家供给体制的严重动摇，农民市场在人们消费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颇有取代国家供给体制而主导人们消费生活之势。这种脱离国家控制的消费品市场的泛滥，无疑给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在朝鲜现有的经济体制下，农民市场的泛滥所造成的危害主要有：1.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严重失控。由于农民市场上的产品价格主要取决于供求关系，国家又没有相应的管理和控制机制，因而农民市场上的产品价格比国定价格高出几十倍乃至几百倍。2.农民市场上的高额利润严重地扭曲了人们对社会劳动的态度和社会价值取向，使一些农民更加热衷于搞私人“庭院经济”，而在城市一度竟然出现类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下海潮”，更助长了私有经济的蔓延。3.农民市场开始改变人们的消费文化。这在实物部门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市场的过分依赖，在金融部门则表现为避开国家金融机构私藏货币的倾向，从而给计划经济赖以维持的国家货币金融体制带来冲击。4.严重地影响公有经济的正常发展，助长了公有经济领域的各种腐败现象，其中也不乏把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非法投放到农民市场牟取暴利的现象。由此可见，在朝鲜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是威胁公有经济的重大隐患，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加强管理和引导，势必会给朝鲜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巨大危害。

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案，朝鲜政府近几年提出的所谓“先军政治”颇引人注目。“先军政治”顾名思义就是“把重视和强化军队放在首位的政治”。（注：朝鲜《劳动新闻》，1998年8月22日。

为此，今年4月2日《劳动新闻》发表文章指出：“在社会上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和阶层，或者由哪一个社会集团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主要取决于它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当今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盛行的时代，革命军队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其他任何社会集团都不能替代”。（注：朝鲜《劳动新闻》，2003年4月2日。）4月7日，《劳动新闻》为纪念出任国防委员长10周年发表社论，称朝鲜为“先军大国”，称朝鲜民族“先军民族”，并要求全国人民努力成为“先军革命同志”。（注：朝鲜《劳动新闻》，2003年4月7日。）朝鲜当局把“先军政治”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这除了周边安保环境的恶化所造成的军事压力外，还有一个鲜为世人所知的特殊原因，那就是军队在克服国家经济困难，维护现有经济秩序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朝鲜军队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为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军队自身的经济活动所创出的巨额利润。朝鲜军队大量投入国家经济建设，早在80年代就已开始。1988年朝鲜政府继单方面宣布裁军10万投入经济建设之后，为解决国内劳力严重不足现象，平时还动用15万常规兵员投入经济建设。（注：《韩国史》21，韩吉社，1995年，第322页。）由于对这些“军人建设者”国家无需另外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且有严格的军纪管束，因而成为承揽各种国家大型工程建设的一支投资少、效率高的生力军，摆脱眼前经济困境的可靠后盾。不仅如此，从1996年底开始，朝鲜政府曾动员军队直接参与工厂、协作农场、运输、邮电、铁路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1997年4月初，又下达了“军队负责搞农业”的命令，随即由军队掌管协作农场管理，并设置武装哨所防止农作物成熟期被盗。因此，在当年9月10日发表的与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人的谈话中，极力称赞人民军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说“今年的农业生产几乎是由人民军来完成的，如果没有人民军今年的农业生产将一无所获”。（注：：“当前经济工作面临的几个问题”，《选集》第14卷，第360页。）

朝鲜军队自身的经济活动主要以创外汇为目的。由于冷战时期形成的工业体系，把军事工业摆在优先位置，因此朝鲜军队经济活动的规模及技术含量均超过民用工业。特别是在前几年朝鲜经济不断下滑，又没有可供出口的产品的情况下，唯独军事工业仍维持一定水平，因而军火出口在缓和财政困难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除了军需工业外，朝鲜军队各部门从80年代末开始又自行组织贸易公司开展外贸活动，现已有30-40个公司，其每年贸易规模达1亿美元左右。（注：金镇焕：“朝鲜劳动党的‘新思考’与北韩社会”，国际高丽学会汉城支会第三次全国学术大会上发表的论文。）由此可见，朝鲜人民军在克服国家经济困难，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方面的作用，正如《劳动新闻》所指出的那样，“其他任何集团都不能替代”。因此，“先军政治”既是解决眼前经济困境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现政权稳定必不可缺的条件。

如果说“先军政治”还含有一些通过非常手段维护现有体制的“保守”倾向，那么自去年7月以来相继出台的某些政策或者措施仍可视作改革或调整之延续。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朝鲜政府决定设立信托银行，积极引进外资，并扩大合资企业的外资股份比例(70-80%)，鼓励外商投资。（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2年9月12日，第1330号，北E1。）在国内金融领域，政府从今年5月1日起向国内及海外同胞发放公债，预计总额可达400-500亿朝元。（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5月15日，第1364号，北E1，北E2。）这对长期把“无内债”当作人民政权造福与民标志的朝鲜政府而言，的确是在国家金融政策上的重大突破。

更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政府对农民市场的认识和态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从今年3月底开始，朝鲜政府决定把“农民市场”改为“市场”，并允许长期被禁止的工业品上市。（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4月10日，第1360号，北D1。）对此，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崔洪奎（音译）局长说，政府不再把“市场当作限制的对象，而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的一环”，并指出：“如果不保障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会导致价格上涨”，所以政府将“根据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调整产品价格”，（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4月10日，第1360号，北D1。）从而肯定了根据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功能，并把市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管理范畴，而这一点也许恰好道出了当今朝鲜着眼于价格功能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四、影响朝鲜经济改革进程的诸因素

1.朝鲜国内政局的稳定。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朝鲜政局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所谓“改革”本身就包含了对过去和现实的某些否定因素，这就不可避免地与过去习以为常的思考方式、经济文化、利益结构发生冲突。因此，朝鲜当局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能否继续稳定国内政局事关重大。在此前提下，如果改革进展顺利就会深得人心，政局便更趋于稳定，反之就会人心相背，改革失控，最终会导致天下大乱，而后者正是朝鲜当局最难以承担的政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