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停战协议十篇

朝鲜停战协议篇1

一、朝鲜半岛冷战体系的一块基石：《停战协定》

在整个世界都进入到后冷战时代的今天，朝鲜半岛上的冷战阴影挥之不去。1953年朝　鲜战争结束时交战双方签署的《停战协定》是半岛冷战体系中的一块基石，它维系着半　岛不战不和的军事对峙局面。虽然协定至今有效，但是依据协定设立的半岛军事对峙监　督管理机制早已处于非运转状态。这一局面造成朝鲜半岛停战结构的动摇。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交战双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一方和以朝鲜人民军　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另一方，在“三八线”小村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协定的目的　是要结束给双方都带来巨大痛苦和人员伤亡的战争，并保证在最终实现朝鲜半岛问题和　平解决之前，完全停止敌对行为和一切武装行动。

由于《停战协定》维持的是一种不战不和的军事对峙关系，为了实现真正的和平，交　战双方建议：在《停战协定》缔结后的三个月内，双方各自派出代表举行高级别的政治　会议，商议外国军队撤军问题和半岛问题的和平解决。虽然这一建议作为第四条款被写　入《停战协定》之中，但在当时美苏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并未能够和平解决朝鲜半岛　问题。事实上，《停战协定》的签署反而使半岛冷战体系进一步稳固，协定本身成为半　岛冷战体系中的一块基石。

首先，《停战协定》是一个国际性协定，这使朝鲜问题较之战争爆发之前更加国际化　、复杂化。如果要改变《停战协定》所规定的军事对立局面，必然涉及协定各签署国。　在《停战协定》上的签字双方，实际上代表的是美国及其领导下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　朝、中、苏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此背景下，朝鲜问题的解决与国际大国关系息息相　关。

其次，《停战协定》有关国家围绕朝鲜半岛构筑起两个对立的军事同盟集团。一方是　美日韩南方三角同盟，另一方是苏中朝北方三角同盟。美国是南方三角同盟的核心，美　日同盟和美韩同盟是其中的两个轴。在朝鲜战争初始，美国就着力构筑在东亚地区的同　盟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美、日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使美国　拥有了在日本长期驻军的权利，并使日本成为美国进行朝鲜战争的远东基地。《停战协　定》签署后，美国进一步与日本签署了《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最终确立日本作为　美国在远东地区同盟国家的地位。美国与韩国缔结的《韩美相互防御条约》，使得美国　陆、海、空军将驻守韩国及其附近。这样，以韩国为前线的南方军事三角同盟确立。另　一方面，朝鲜也于1961年与苏联和中国分别签署了《朝苏友好合作与相互援助条约》以　及《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两个同盟条约明确规定，如果朝鲜受到威胁，苏联、　中国将竭尽全力予以援助，这就是北方三角同盟。

《停战协定》以及随后出现的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条约，使国际力量介入半岛安全事　务制度化。由此，一个稳固的朝鲜半岛冷战体系确立起来。其中，《停战协定》是维持　双方军事对峙的国际准则，是长期以来朝鲜半岛冷战体系中的一块基石。

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受全球范围冷战结束和东北亚国际力量结构变化的巨大影响，　以《停战协定》为基石的半岛停战结构正在发生动摇。根据停战协定设立的停战监督管　理机制，即军事停战委员会和中立国监督委员会，因其中朝鲜及与朝鲜相关方面代表团　的撤回，基本处于停止运转的状态。其后果是朝鲜半岛上的对峙双方缺乏交流与协商机　制，致使半岛停战结构处于危险状态之中。

二、冷战后朝鲜国家安全的关键：美国

东欧突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全球冷战格局的结束。朝鲜半岛冷　战体系在此巨大冲击下严重失衡，但是继续残留着。对于朝鲜来说，失衡的半岛冷战体　系继续存在造成其国家安全处境急剧恶化。

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政府迫切希望拉近与中苏两国的距离，力求在半岛南北对抗中　掌握主动。同时，韩国企业的资金、技术对于正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苏联和中国来说无　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苏、中也希望改善对韩关系。这样，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对抗后，　两对国家相继建交。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外交关系。1992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汉城，　与韩国签署了《韩俄基本关系条约》。

与此同时，中韩关系也在快速发展。1991年开始，双方举行外交部长级会谈，并终于　在1992年8月发表建交共同声明。声明提到，两国将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以及相互尊　重主权与领土的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存的原则，发展长　久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注：《朝鲜日报》，1992年8月25日。)

苏中两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与韩国的最终建交无疑极大影响了朝鲜。在朝鲜看来，针对　南方的朝苏、朝中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名存实亡，苏中朝北方三角同盟濒临解体。朝鲜与　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由此变得极其冷淡，双边高层交流几近断绝。而且，奉行市场经济　的苏中两国还改变了传统的对朝经济交流模式。从1992年起，俄罗斯对朝鲜的原油供给　采取国际价格和通货结算；中国也从1993年开始要求朝鲜依据通货进行贸易。朝鲜外贸　体系由此陷于崩溃状态，能源和粮食紧缺。90年代，朝鲜出现前所未有的连续10年经济　负增长，其安全危机因经济危机而加剧。

尤为不利的是，美日韩南方三角同盟并未对上述变化作出相应调整。相反，美国从其　冷战后东亚乃至全球安全战略出发，加强与日韩的军事合作，维持在日韩的大规模军事　存在。并且，美国为提升与日本的安全合作关系，1997年美、日又推出新《美日安全合　作指针》。新指针扩大美日安全合作范围，将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日本周边地区事务也　纳入双方军事合作范围。与此同时，美国继续重视与韩国的关系，将美韩安全合作视为　“韩半岛和东北亚稳定的中心”。(注：U.S.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es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1995，“Engagement:Modernizing and Strengthening Our Alliances and Friendships”.)这样，东北亚　的局势虽然因为全球冷战的结束而大大缓和，但是美国继续保持了在东亚地区的10万驻　军。其中，驻韩美军约3.7万，驻日美军约5.6万。

在美日韩三方同盟中，美国是领导和核心。日韩两国国防高度依赖美国。在对朝问题　上，美国明确将朝鲜作为本国重要的防务内容。克林顿政府提出同时打赢两场地区战争　的构想，其中之一就是针对朝鲜半岛。

首先，驻韩美军是一线作战部队，他们被部署在朝韩交界的“三八线”南侧。美国认　为，“美军需要部署在第一线以使朝鲜清楚认识到美国将自动和立刻卷入任何冲突”(　注： U.S.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1995，“Sustaining Deterrence in Korea”.)，这样有利于美　国有效控制半岛形势。

其次，韩国军队受美军统帅。驻韩美军与韩国军队共组韩美联合军司令部，驻韩美军　司令兼任韩美联合军司令，这使韩国军队长期受美军统帅。虽然韩国军队于1994年末恢　复了和平时期的军队控制权，但其作战指挥权始终归属美军。

再者，朝鲜半岛一旦发生战争，美军将动员规模庞大的增援部队。驻韩美军和韩国军　队用于维持第一阶段的战事。紧接着，将有大量的驻日美军、美国太平洋舰队乃至本土　美军迅速增援半岛。增援部队包括陆、海、空军以及海军陆战队，总数可达6.9万。(注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the Republic of Korea，Defense White Paper 200　0(English Version)，p81.)

综上所述，随着冷战的终结，朝鲜半岛冷战体系发生严重失衡。北方三角同盟濒临解　体，美日韩三角同盟却继续存在并且加强，朝鲜国家安全受到极度威胁。曾经是国际冷　战前沿的朝鲜开始独立承担来自美日韩三方军事同盟的压力。由于美国是美日韩三方中　的领导和核心，美国成为影响朝鲜国家安全中的关键因素。

三、朝鲜关于缔结朝美“和平协定”的构想

在上述朝鲜安全处境不断恶化的过程中，朝鲜提出了缔结朝美和平协定构想。最初是　在1974年，当时，中苏分裂，中美、中日关系缓和，受其影响，1974年3月20日，朝鲜　最高人民会议第5届3次会议提议缔结对美和平协定。

但是，朝鲜将缔结朝美和平协定提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则是在80年代中期以　后。当时，中国已分别与日美恢复邦交，苏中两国都在推行改革开放。随着1988年汉城　奥运会临近举行，苏中两国都有意派团参加，韩国与苏中之间的关系呈现逐步和解的迹　象。在此背景下，朝鲜迫切需要改善对美日关系，以平衡半岛冷战体系结构中出现的失　衡。鉴于美国在美日韩三国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朝鲜将安全战略的核心置于对美关系上　。朝鲜希望缔结朝美和平协定，废除《停战协定》，突破残存的半岛冷战体系对国家安　全的束缚，在体制安全的前提下融入国际社会，并取得与韩国对等的国际地位，尽可能　主导半岛形势。

1984年1月10日，朝鲜召开中央人民委员会和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的联合会议，会上　提议举行朝美韩“三方会谈”，协商和平协定等问题。提议主要内容是：(1)为了缓和　紧张、结束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状态，举行朝美韩三方会谈；(2)在三方会谈中，朝美　之间讨论缔结和平协定问题，朝韩之间讨论北南互不侵犯宣言问题。和平协定中将包含　驻韩美军的撤离问题，互不侵犯宣言中将包含朝韩互不使用武力和两国的裁军问题；(3　)在分别缔结朝美和平协定和达成朝韩互不侵犯宣言之后，朝韩之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创设“高丽联邦国家”。(注：《南北对话》，第34号，韩国汉城：国土统一院　南北对话事务局，1984年4月30日发行，第39页。)

这一建议与以往的不同在于提议同时举行朝美、朝韩会谈。其中，朝鲜一贯坚持的由　朝美双方缔结和平协定的立场并未改变。朝鲜的变通在于朝美和朝韩关系同步改善，即　在改善对美关系并解决驻韩美军问题的同时，协商北南和解问题。实际上，朝鲜的对美　和平协定建议长期遭到美国冷遇，且为韩国坚决反对。韩国指责朝鲜试图将其排除在外　的朝美协商，是意在迫使美军撤离，最终颠覆、赤化韩国。韩国要求南北直接对话缔结　和平协定。朝鲜的三方会谈建议是对美韩反对作出的妥协，希望由此将美韩吸引到谈判　桌前。

朝鲜的三方会谈建议仍然遭到坚决反对。美国对此作出反应，指出半岛问题须在南北　之间解决，在为半岛统一而召开的国际会议中必须包括《停战协定》签署国中国。(注　：《南北对话》，第34号，韩国汉城：国土统一院南北对话事务局，1984年4月30日发　行，第59页。)韩国国土统一院长官孙在植也对朝鲜三方会谈提议作出反应。他发表对　北声明，表示半岛统一是韩民族内部问题，通过南北对话恢复相互的理解和信任非常重　要，要求南北直接对话。(注：“孙在植国土统一院长官对北声明”，《南北对话》，　第34号，韩国汉城：国土统一院南北对话事务局，1984年4月30日发行，第32—34页。)　对于美韩的立场，朝鲜政务院总理在1984年3月7日给韩国国务总理的书信中加以反驳：　“美军强占着南朝鲜，美军司令官拥有对南朝鲜国防军的统帅权，在此条件下，南 朝鲜 当局和我们无法解决诸如停战协定转化为和平协定、美军撤离、达成互不侵犯宣言 、裁 军、消除军事对峙等等问题；贵方提议的半岛问题相关国家参加会谈并不妥当，因 为除 美国外并无其它国家对半岛问题负有直接责任”。(注：《南北对话》，第34号， 韩国 汉城：国土统一院南北对话事务局，1984年4月30日发行，第66，67页。)

尽管始终遭到反对，朝鲜关于缔结朝美和平协定的立场此后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相反　，随半岛冷战体系的日益失衡以及国内经济的不断恶化，朝鲜对于缔结对美和平协定的　要求更趋强烈和急切。朝鲜关于缔结朝美协定的提议不断，包括1994年4月28日的《朝　鲜外交部关于确立朝鲜半岛和平保障体系的声明》、1996年2月22日的《朝鲜外交部发　言人关于缔结朝美暂定协定的谈话》、2000年再度发表的《朝鲜外交部关于建立朝鲜半　岛和平保障体系的声明》以及2002年的缔结朝美互不侵犯条约等等提议。其中，1996年　朝鲜建议的“暂定协定”，是朝鲜认识到缔结和平协定将涉及美朝关系正常化、半岛和　平机制建立等一揽子复杂问题，难度颇高，故欲先易后难，以“暂定协定”将美国拉到　谈判桌前。当时朝鲜表示：“我们始终一贯地坚持，如果要在朝鲜半岛建立起全面、广　泛而长久的和平机制，必须在朝美之间缔结和平协定”；“但是，考虑到美国的对朝鲜　政策以及目前朝美关系的水准，为了防止朝鲜半岛再起武装冲突和战争，需要尽快准备　，即使在最小程度上建立制度性设置也行”。2002年，朝鲜提出缔结朝美互不侵犯协定　，这也是朝鲜要求缔结对美和平协定的另一种表现。由于朝鲜核危机不断升级而美国态　度日趋强硬，10月25日，朝鲜提议朝美缔结互不侵犯协定。

四、朝鲜力求缔结对美“和平协定”

为缔结对美和平协定，结束《停战协定》所维持的军事对立，摆脱半岛冷战体系失衡　状态下的朝鲜安全困境，朝鲜一手采取日趋灵活的积极姿态谋求朝美协商，另一手则利　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美国施加压力。

在外交领域，朝鲜展现积极姿态，以期改善对美关系。1974年朝鲜正式提议缔结朝美　协定时，其构想是首先改善对美关系，在取得较为有利的国际地位后再拓展外交空间。　但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美国始终不与朝鲜对话，朝鲜转而展开与韩日协商，以期侧面　推动朝美会谈。1984年提议三方会谈后，朝鲜主动向韩国灾民伸出援助之手，以后，朝　韩对话逐步提升。在经过多次总理级会晤后，两国于1991年末达成《南北和解、互不侵　犯与交流合作协议书》。协议书宣布南北和解，互不为敌，共同努力将停战状态转变为　和平状态，组建南北共同军事委员会，开通军事热线电话等等。朝鲜意在促进朝美协商　同步展开。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曾这样表示：“朝鲜北南已经缔结了互不侵犯协议书，连　北南共同军事机构都已产生，朝美间如果能够缔结一个暂定协定，将意味着和平新时期　的到来。”事实上，由于朝美一直未能就和平协定进行协商，南北协议书签署后，朝鲜　回复消极态度，协议书条款未得履行。

20世纪90年代末，上述情景再度上演，朝鲜比上一次更加大胆。朝鲜不仅快速热切与　中、俄关系，与欧盟、亚太诸多国家建交，而且在2000年与韩国举行首脑峰会。这一次　，朝鲜多方位外交攻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朝美会谈，但还是未能突破敌对关系。

在经济领域，朝鲜表现出趋向改革的积极意向，尤其在朝鲜与诸多国家建交并与韩国　实现首脑峰会后，这一意向更趋明显。2002年，朝鲜在经济领域连续采取重大举措，引　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7月，朝鲜废除了实施已久的粮食配给制，提高工资；9月，朝鲜　将与中国交界的新义州指定为特区，颁布类似香港基本法的《朝鲜新义州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朝鲜与韩国同时启动两国东海沿岸铁路和公路以及新义州至汉城之间的铁路和　公路连接工程；10月，为搞活金刚山旅游，朝鲜颁布允许国际社会自由投资开发金刚山　旅游区的政令。这些具有开放和改革意向的重要举措，意在改变朝鲜的国际形象，朝鲜　希望由此促进对美和解。

另外，对于美国所关注的驻韩美军问题，朝鲜暗示将作让步。一直以来，朝鲜主张驻　韩美军撤离半岛，北南自主解决统一问题。这意味着朝鲜所追求的对美和平协定将导致　驻韩美军撤离半岛。随着冷战后美国明确表示将维持在东亚地区的10万驻军，朝鲜调整　其立场。1996年，朝鲜“亚洲太平洋委员会”副会长表示，如果美军能够改变与韩国的　关系，在半岛扮演和平维持军的角色，朝鲜可以考虑美军的继续存在。(注：Kim Keun-　sik，“Changes in Pyongyang's Attitudes Regarding Peace on the KoreanPeninsula after

South-North Summit，”Vantage Point，Vol.25 No.3，March 2002，p.　46.)这一信息在2000年6月朝韩首脑会晤时通过韩国总统金大中再次传递给世界。

在积极姿态的另一方面，是朝鲜加速研制核、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此为手段　向美国施加压力。朝鲜一直将和平协定问题与美国密切关注的核、导弹等问题挂钩，指　出惟有缔结朝美和平协定才能消除紧张。1994年4月28日，朝鲜中央通讯发表外交部声　明：“现在停战协定已不能保障半岛和平”，“一定得将停战协定转化为和平协定，成　立代替现在的停战机构的和平保障体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美利坚合　众国提议，就能够遏止朝鲜半岛上的武力增强和制止战争再发，能够实际而可靠地承担　起巩固和平与安定的新的和平保障体系举行协商”。2000年，《朝鲜外交部关于建立朝　鲜半岛和平保障体系的声明》表示，朝鲜半岛出现核武器等一系列复杂而尖锐的问题是　因为继续存在着停战体系。朝鲜《劳动新闻》评论，朝鲜核问题是由于美国推行对朝敌　视政策而产生的，朝鲜核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必须举行朝美磋商。(注：《劳　动新闻》，2002年11月9日。)

同时，朝鲜不断向国际社会表明，《停战协定》及其运作机构已不再有效。朝鲜认为　，在美国肆无忌惮地往南朝鲜运输武器装备之下，停战协议根本发挥不了它的制约功能　，停战协议早已失效。朝鲜外交部1994年这样表示：“由于美国不正当的处理方式，现　朝鲜停战协定已不能保障半岛和平，军事停战委员会事实上已成为没有主人的有名无实　的机构”；“朝鲜停战协定和停战机构，在安定朝鲜半岛形势、遏止武力增长上，不能　提供任何的支持”；“我们不能再期待这样的协定和机构”。该年5月，朝鲜撤回驻军　事停战委员会的朝鲜代表团。同时，另组“人民军驻板门店代表团”取代其功能。同年　8月，朝鲜派特使访问中国，向中方指出朝鲜半岛需要建立新的安全保障机制，要求中　国撤回代表团。中国考虑到朝鲜方面的要求，并根据朝方已召回军事停战委员会的朝方　代表和军事停战委员会已停止运转的现实状况，接受朝方建议，于12月召回了驻板门店　的军事停战委员会中方代表团。(注：陈峰君，王传剑著：《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另外，从1993年至1995年，朝鲜分别让捷克和波　兰成员离开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注：Lee Jong-sun，“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of North Korea's Demand for a Peace Treaty with the U.S.，”Vantage Point，Vol　.23 No.9，September 2000，p.44;Kim Keun-sik，“Changes in Pyongyang's Attitudes　 Regarding Peace on the Korean Peninsua after South-North Summit，”VantagePoint，Vol.25 No.3，March 2002，p.49.)这样，监督执行《停战协定》的军事停战委员　会和中立国监督委员会都处于不完整状态。

朝鲜停战协议篇2

在历史研究中，朝鲜战争的结束同它的源起一样，给史学家留下了许多令人疑惑的谜团。80年代，不少西方学者认为阻碍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协定的战俘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主要是因为美国新政府的核外交或核威慑发生了作用，尽管争论颇多。1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文献的问世，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在打破停战谈判僵局中的作用开始受到注意。但是人们仍然有一些问题不太清楚，例如，究竟是莫斯科迫使北京去结束这场战争的，还是苏联新领导人迎合了毛泽东的停战主张。2 本文试图依据最近几年披露的中俄双方的档案资料，阐释在1953年朝鲜实现停战的过程中，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分歧。

中苏决心与美国对抗到底

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3 此时，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支持毛泽东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可以说，直到斯大林去世，中苏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战略是一致的。

当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时，金日成就主张尽快结束谈判。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去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4 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5 至于中国领导人的态度，拉祖瓦耶夫的报告说，他们“担心大量的苏联军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者中断”，同时，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谈判前景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6

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但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7 毛泽东在回电中竭力向金日成说明，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国的这一建议和方针，“会告诉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金日成虽然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他与苏联大使谈话时还是坚持：“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8

根据现在披露的档案材料，金日成主张在战俘问题上对美国让步，放弃“全部遣返”的原则，除了担心人员伤亡加重、经济建设受阻以外，还有一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背景，即北朝鲜当时已经暗中扣留了大量南朝鲜的战俘。据后来苏联驻朝鲜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的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北朝鲜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6430人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42262人。9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当然不愿意在战俘问题上纠缠不休了。

看来问题只能在莫斯科得到解决。1952年8月周恩来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了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对朝鲜战争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第一可以打退敌人进攻，第二能够守住现有阵地，第三还可以发动进攻。总之，“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这需要毅力，需要耐心。”斯大林还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毛泽东耿耿于怀的问题，他提醒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10

然而，美国不但没有任何让步的表示，反而于10月8日宣布无限期休会。此后，战俘问题转为在联合国内展开讨论。11月3日墨西哥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应允许拒绝遣返的战俘在朝鲜问题实现政治解决之前暂时居住在其他国家，此后他们可以返回各自的家园，并对他们的生命和自由给予保证。该议案遭到苏联拒绝。维辛斯基在发言中提议先实现停火，再解决战俘问题，但必须依据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11月17日印度代表团又提出了一项比较接近中国第二方案的议案，即设立一个特别遣返委员会，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和瑞士的代表组成，或由任何其他四个中立国的代表组成，但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不得参加。双方应在议定的非军事区的交换地点按议定的人数将战俘移交给遣返委员会。愿意接受遣返的战俘在该委员会监护下即时返回家园，在停战协定签署期满90天后，仍未遣返的全部战俘应提交给停战协定规定召开的政治会议解决。11月2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表示赞同苏联提出的先停战然后解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的建议，并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然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对于联大通过的经过修改的印度提案，12月15日新任联大主席皮尔逊收到了周恩来的否定答复。中国断言这是强行扣押战俘的借口，并敦请联大撤销该决议，呼吁恢复板门店谈判，而谈判必须以苏联的建议为基础。11 由于周恩来在声明中没有提及印度提案，致使美国和印度有人认为中苏之间在战俘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中国的拒绝是因为苏联施加压力的结果。12 从目前中方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出，毛泽东本人一直是反对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的，至于没有提到印度的提案，毛泽东的态度是：印度的提案是“荒谬”的，且已在联合国通过，故对于印度方面一再提出再行商议的要求“无答复必要”。13

此时中国领导人关注的不是解决战俘问题，而是如何应付战争进一步扩大的威胁。11月24日，总参作战部在给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报告中认为，虽然目前美国因选举和季节原故“对朝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新总统上台后，有可能在军事上采取某种行动，时间估计在“明年3月下旬解冻以后”。12月4日，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在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中也分析说：共和党上台后对朝鲜的政策可能要生硬、急进一些，华尔街用艾森豪威尔表明美国将更积极地准备战争，杜勒斯任国务卿则会推进美国的远东政策，而直接指挥作战的克拉克、范佛里特等人也曾请求增兵，并对侧后登陆很感兴趣。报告对志愿军的状况进行分析后断言，已经“能与敌人进行更持久的斗争了”。对此，毛泽东指示，“应肯定敌以5至7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5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4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此时，总参谋部又接到苏联方面的通报：“美军将在1953年2月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准备占领全部北朝鲜，直抵鸭绿江。”通报中还列举了驻日美军总部索要北朝鲜东西海岸地图、联合国军在朝鲜的调动部署和范佛里特要求美国再增派4-5个师来朝的情况。这一情报更增强了中国备战的决心，毛泽东12月9日电令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同日，彭德怀召集会议研究防敌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并将朝鲜铁路的修建与改善，国内新兵动员，以及辽东、山东两半岛的设防等具体部署报告毛泽东。12月11日毛泽东批准了有关部署，指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总参谋部随即要求志愿军“提起严重注意，加紧准备打敌在我后方登陆，务必完成任务”，并应“特别注意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14 中国方面认为，“这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只要战胜“侧后冒险登陆”，美国“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15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做了长期化的准备。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要在这条战线上打得美帝国主义罢手，不管一年也好，两年也好，继续下去也好，总有一天要打得它罢手。”又在政务院会议上说：“现在虽然我们已挡住敌了人。并给予敌人很大杀伤，但还没打到使它非停战不可的程度。美国之所以破坏战谈判，就是这个原因。因此，明年的抗美援朝斗争还应加强，继续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一直打得它不得不罢手为止。”彭德怀也向部队宣布：朝鲜战争明年有可能扩大，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打仗，一面建设。16 面对联合国军前线部队的大量增加，17 中国对和谈已失去兴趣，不仅压缩了谈判代表团的人员，也不拟再与印度接触，商谈战俘问题。18 至1953年1月下旬志愿军战场部署的调整已基本完成，除了部队调动外，还包括在国内征召新兵，向朝鲜战场增兵25万人，在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以及修建新铁路线和改善现有铁路线的状况，修建新公路和加宽现有公路等等措施。为此，毛泽东要求苏联满足1953年朝鲜战场一切军需用品和军工生产材料的供应。19

斯大林明白，正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强调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在为苏联而战，为世界革命而战。20 所以，苏联有义务满足中国的要求。斯大林对形势的估计与中国有所不同，他在12月27日的复电中认为，1953年春季美国可能进攻的想法反映的是杜鲁门政府中军人的计划，而艾森豪威尔上台则完全有可能改变这些计划。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毛泽东应做最坏的准备。至于在1953年1-4月供应624门各式火炮和235.5万发各种炮弹的要求，斯大林说这超出了苏联的供应能力，因为按原计划苏联应在1953年向中国提供20个师的武器和弹药，其中已有1320门火炮和80万发炮弹。不过，考虑到毛泽东所说的情况，斯大林答应1953年再增加供应332门火炮和60万发炮弹。毛泽东在1月4日电报中同意按此数量供应，但要求必须在1-4月，而不是苏联所说的年内平均提供。1月15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只是把20个师装备的供应推迟到5月开始。21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报告，中国将派出海军部队到朝鲜作战，并要求在2月份即提供18艘鱼雷快艇，60门岸炮，103架飞机。斯大林回电赞同中国出动海军的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18艘鱼雷快艇、34门岸炮、83架飞机），并答应补派3名海军航空兵顾问。22 考虑到苏联战后的经济实力，斯大林能够如此不厌其烦地满足中国的请求，也算是尽力而为了。当然，究其根源还在于苏联与中国的基本利益和方针的一致性。对于斯大林来说，最有利的局势是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既不扩大战争——以免将苏联卷入冲突，也不实现停战——以便把美国长期拖在朝鲜战场。

显然，在战与和的两手准备中，毛泽东的策略是只要条件有利就把战争坚持下去，直到对方让步为止。苏联提供的大规模及时援助，更坚定了中国的信心。1953年初，中国在朝鲜战场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兵力、装备、训练、工事和交通，还是弹药和粮食储备，都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23 在朝鲜领导人越来越感到战争造成的疲惫不堪，越来越感到必须休战的同时，中国志愿军部队则是“决心大、信心足、情绪高”，准备打好赢得最后胜利的“过关仗”。24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美国新政府宣扬的“放蒋出笼”、封锁中国等威胁性政策，毛泽东于2月7日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中国准备将战争进行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25

至于和谈问题，曾在板门店指导中方谈判的乔冠华等人2月19日对局势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毛泽东和周恩来赞同这种方针，毛泽东还估计美国人很有可能再次去找苏联出面。26 对于2月22日克拉克建议先行交换伤病战俘的来函，志愿军谈判代表丁国钰请示是否给予答复。由于对美国的举动是有意表示让步，还是因即将召开联大而采取的政治手腕，一时无法做出判断，况且战场形势对中朝有利，有可能迫使美国在战俘问题有所松动，毛泽东决定观察一段时间再说。27

然而，就在中国方面积极备战，28 以迫美国做出让步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莫斯科随即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立场。

莫斯科决定主动实行让步

1952年12月25日斯大林曾向美国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苏联愿意同美国合作，举行首脑级会谈，“因为苏联是关心结束朝鲜战争的”。29 如果以此断定斯大林有意主动促成实现朝鲜停战，未免有些片面。应该说，这只是反映了莫斯科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的一面，而另一方面，斯大林仍然积极支持毛泽东坚持强硬立场。

斯大林并不担心美国会采取新的行动，此时他得到的情报分析是：“美国军事领导人并不相信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行性。他们担心，如果使用原子弹而又不能确保美国取得真正的绝对优势，那么轰炸将损害美国的声望。此外，这样做将会使美国成堆的核武器失去其作为威慑力量的重要性。”30 就在与美国记者谈话发表以后不久，斯大林于1953年2月17日接见印度大使克里希南·梅农时明确表示，他对印度试探在朝鲜进行调停的努力不感兴趣，梅农还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他看见斯大林在一张纸上胡乱涂画了一群狼，并喋喋不休地说，农民应该杀死这些狼。31 2月28日，斯大林又将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召到他的别墅。在布尔加宁说明了朝鲜的军事形势后，斯大林再次确信，朝鲜问题已处于逼和的局面，决定第二天由莫洛托夫向中国人和朝鲜人建议：尽管最终还是要同意停止军事行动，但在谈判中要“争到底”。32 随后，维辛斯基在联大政治委员会3月2日会议上发表演说。他没有回应克拉克的建议，而是表示苏联仍坚持在1952年12月2日提案中所提出的建议，即朝鲜的交战双方应立即完全停火，联大设立一个由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其他国家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并责成委员会立即采取解决朝鲜问题的措施，其中包括尽量协助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措施。33 可见，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并无意改变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看法和立场。

苏联政策的改变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而这一改变来得如此突然是有背景的。斯大林晚年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使苏联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中，这不仅表现在国际关系方面和国内社会生活方面，而且发生在斯大林身边，甚至连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这样长期追随斯大林左右的核心人物，也感到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受到威胁。34 因此，一种不安和不满的情绪早已在苏联的权力中心酝酿成熟，人们迫不及待地企盼着可以自由呼吸的那一天。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再次中风，当克里姆林宫最高权力的觊觎者确认他已经不会再康复35的时候，于3月5日晚紧急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苏联党和国家新的领导班子，调整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并任命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决议重新任命的名单中，斯大林仍然保留了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职务，而且排在第一位，但其他所有职务都已经被解除了。36 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做出的这个决议，与其说是斯大林继承人之间的斗争，还不如说是莫斯科转而实行“新方针”的前奏。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苏联新领导人都在积极地，甚至是争先恐后地推动一场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全面转变。如同贝利亚在他管辖的内务部范围内实行改革一样，37 在国内政策的农业问题、乌克兰民族问题，以及对外政策中处理东欧和德国问题，与土耳其、希腊、以色列、南斯拉夫、芬兰和奥地利的关系等一系列方面，新方针正在悄然兴起。自然，在这一切变化当中，首当其冲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结束朝鲜战争的立场的转变。

过去有著作认为，中国建议立即恢复停战谈判并导致朝鲜停战，是毛泽东估计到艾森豪威尔试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有意进行试探后，经与朝方商议主动做出的决定。38 或者是中国在莫斯科陷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而无暇他顾的情况下，在外交上采取主动的结果。39 还有人坚持认为美国关于使用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是造成中国同意实行停战的主要因素。40 这些说法都因最近披露的档案材料而黯然失色。新的史料证明，莫斯科的新方针以及北京随后对这一方针的赞同，是导致朝鲜停战问题摆脱僵局的关键因素。

没有人会想到，斯大林去世后重新提出朝鲜问题竟是以保守和顽固著称的莫洛托夫。据莫洛托夫回忆，当他被重新起用而回到外交部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起草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因为“形势的发展趋势是，我们已经不需要朝鲜人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战争了”。此外，贝利亚在朝鲜问题上也“表现出积极的姿态”。41 莫斯科改变政策的原因是，与斯大林的乐观态度不同，苏联新领导人在大量情报评估的基础上，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冷战措施“作了最坏的设想”。42 但是在做出决定之前，苏联并没有征求其主要盟友的意见。

周恩来在启程赴苏“专诚吊唁”斯大林之前所起草的“代表团赴苏任务提纲”中，的确列入了要同苏共领导人讨论朝鲜战争问题的内容，43 不过，从后来中苏领导人会谈的情况看，此时中国尚未考虑提出恢复停战谈判的问题。周恩来3月8日抵达莫斯科，在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活动后，3月11日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44 但在这次一般性会谈中，双方没有就朝鲜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尽管当天马林科夫发表的讲话提到“没有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45 但很可能当时苏联尚未确定采取新方针的具体步骤。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直到3月14日，拉祖瓦耶夫才将克拉克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信函发给莫斯科。46 显然，苏联领导人这时已经开始认真研究结束战争的具体途径了。第二天苏联便明确放出改变对外政策的信号，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说：“目前，一切有争议的或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在有关国家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和平地加以解决。这适用于我们同所有国家的关系，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在内。对维护和平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在现在和将来对苏联坚定的和平政策放心。”47 3月18日，莫洛托夫向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提交了他起草的关于朝鲜战争新政策的方案。48

而这时中国方面对于是否答复、如何答复克拉克来函还没有拿定主意。毛泽东在3月19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关于克拉克于2月22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49 此时周恩来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哥特瓦尔德的葬礼。同一天，在未与中方商议的情况下，苏联领导人已经确定了在朝鲜停战问题上的新方针和贯彻这一方针的具体办法，部长会议决定向中朝方面发出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指示。

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中，苏联领导人开宗明义地说：“苏联政府注意到前一时期朝鲜事件发展全过程，全面研究了当前情况下朝鲜战争的问题。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中朝三国人民关心世界和平的巩固，一直在寻找尽可能快地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行途径。”在批评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后，苏联政府强调指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目前情况下，对朝鲜战争问题上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贯推行的路线，而不试图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不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不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接着，信中提出了苏联认为需要采取的措施和步骤：“1、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2月22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2、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3、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上述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4、我们认为这样做也是恰当的，即紧接上述北京声明和平壤声明之后，苏联外交部表态，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立场。5、配合上述四项措施，苏联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支持和推进以上新政策方针的实施。”在随后的说明中，苏联领导人再次明确：给克拉克的答复应指出，“交换伤病战俘对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从而对解决停战问题和缔结和约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建议恢复停战谈判主要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的会谈。”而“在交换伤病战俘的谈判中，应该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即任务不仅在于使上述问题获得积极的解决，而且还要使整个战俘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从而消除达成停战协议和缔结和约的障碍。”在具体做法上苏联显然是考虑到了联合国此前通过的印度提案，因而指示中朝方面：“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信件最后说：“当然，目前我们不能预见到苏联、中国和朝鲜政府以后将要采取的所有步骤和措施，然而，如果我们三国政府在推行此问题的总路线方面能达到我们衷心希望的完全一致，则其余的问题可以在事情进程中商量决定。”与此同时通过的发给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的指令，更明确地表达了苏联主动做出让步的立场。指令责成维辛斯基坚定地支持中国和朝鲜将于最近发表的关于恢复朝鲜停战谈判建议和声明。并特别要求维辛斯基与波兰代表团商议，在波兰提案中谈到朝鲜问题的地方进行修改：删去原提案中关于全部遣返战俘的内容，而代之以“立即恢复双边停战谈判，既着眼于全力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也着眼于全力就整个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全面消除妨碍结束朝鲜战争的障碍”。决议规定，给毛泽东的信函交由周恩来带回北京。50 可以看出，这封信还多少还带有一些斯大林的大国主义、指手画脚的遗风。不过，在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交往中使用这种命令式的口气，这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因为莫斯科很快就感受到了北京的自主精神和压力。

在3月21日周恩来返回莫斯科的当晚，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和新任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等人与他进行了单独会谈，专门讨论朝鲜问题。周恩来首先发言，表达了中国方面在朝鲜问题上的考虑，即利用美国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的无理行为，在恢复谈判问题上再拖一段时间。周恩来解释说，“对我们来说，为遣返战俘而斗争是正义的，敌人故意刁难，并非我们节外生枝”。这样做，“可以锻炼我们，增强国防力量，增强国际和平运动”。周恩来还认为，拖延实现停战可以消耗美国的兵力和资金，尤其是使敌人在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而增加西方阵营的内部矛盾。苏联领导人则明确指出：“过去拖的路线应改为停的路线，不改是不正确的。因为拖下去，不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停下来，有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目前是解决停战的有利时机。”苏联方面认为，朝鲜战争继续拖延，其结果是有利于美国扩军备战，推迟其经济危机的到来，并便于美国胁迫各国服从其侵略目的。当周恩来问到美国是否仍将推行拖的政策时，苏联领导人回答说：“不能说没有此可能，因为这是美国人的事情”。但是“如我方毫不让步，美国拖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我方有此让步，美国拖的政策就增加困难，有迫使其达成妥协的可能”。“这种让步，在政治上是有好处的”。至于“停战时机，可利用克拉克这封信”。收看了转交给毛泽东的信件后，周恩来又问：苏联信件中所说“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一切一系列办法”，是否指的是抓住联合国开会的时机。苏联领导人回答：“是指联合国开会期间，时间很有限。回去两三天至四五天内予以解决为好。”周恩来最后表态说：这个让步“是一个大的转变”，是“一个新的方针”。“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弓弦拉得很紧。毛泽东同志在政协讲话，也强调了为遣返俘虏的正义性的斗争”。他坚持必须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经过讨论后才能做出答复。51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将会谈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电报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109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同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52 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表示同意苏方的提议。毛泽东没有进行过多的解释，只是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9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53

以上关于中苏领导人在朝鲜停战问题上交换意见的情况主要是依据中方文献描述的，54俄国有关档案提供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说法。1966年苏联外交部为处理越南战争问题曾向勃列日涅夫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背景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在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周恩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急切要求苏联帮助加快停战谈判进程和签订停火协定。中国人的这一立场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为确保在复杂形势下各种有效措施得以实行，1953年3月，莫斯科派出一位特别代表，携带着关于加速和平谈判的建议前往平壤。到这时，朝鲜人也明确表示了他们以最快速度停止军事行动的愿望。”55 这份档案的出现曾迷惑了很多研究者，56 但显然，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当时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提供了虚假的情况。因此，在这一点上，该文件提供的情况说明是不可取的。

周恩来尚未回国，中国已开始调整政策。正是依从了苏联新方针的精神，毛泽东在3月23日给丁国钰发出如下电报：“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战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对方可能拒绝接受我方文件甚至拒绝召开联络官会议的情况，你们应就事论事，在会内外据理力争，予以痛斥，但不要逼对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破裂，对方亦不会作此种表示。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电报还通知说正在准备给克拉克的复函。57 3月26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同苏共领导人商谈的情况，并一起确定了中国政府应采取的方针和行动。58

与此同时，苏联向西方做出了明显地表示和解的姿态。3月21日，莫斯科电台报道说，苏联同意积极帮助使战争爆发以来在北朝鲜被俘的9名英国外交官和传教士获释。59几天以后，莫洛托夫又致电金日成，劝说朝鲜当局释放被扣押的法国公民14人，理由是“在目前情况下，对法国政府的上述要求给与积极回答在政治上是恰当的”。60 莫斯科的新方针对于朝鲜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据说金日成得悉这一新情况后“非常兴奋，激动得欢呼起来”。61苏联特使报告说，“在3月29日的第二次会议中，金日成再一次宣布他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必须尽快实现”。金日成认为“目前的形势进一步拖延下去对朝鲜和中国，或者对整个民主阵营都是不利的”，“苏联政府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他还抱怨说，“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每天几乎300-400人）非常大，而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有争议的战俘的数字不是十分明智的”。62 这后一句话，显然带有责怪中国人的意思。

的确，虽然中国方面对于停战问题也有两手准备，但在此时此刻接受苏联的建议，主动对美国做出让步，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尽管北京按照莫斯科的计划进行了安排：通知金日成准备重开谈判；李克农、乔冠华即将动身前往开城；3月28日向克拉克递交了复函；3月30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但毛泽东仍有自己的主张，在可能的条件下，中国还是要争取最好的结果。

转贴于 毛泽东力争最佳停战结果

在斯大林的继承人中，无论是经验和阅历，还是理论水平和实际能力，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毛泽东相比。因此，在中苏双方都崇尚个人作用的政治体制中，斯大林去世对于中苏关系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点，首先反映在朝鲜停战的问题上。从中国公布的有关文献，以及笔者收集的约500件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看，在战争过程中，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几乎事事向莫斯科请示和报告——尽管多数电文是周恩来起草的，而在斯大林去世、苏联提出新方针以后，毛泽东处理停战问题时很少事先听取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更没有亲自与他们联系。在实现停战的总方针上，毛泽东尊重了莫斯科的意见——主动提出让步，而在具体谈判和结束战争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完全是自作主张——继续实行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策略。在这方面，反倒是苏联领导人依从了毛泽东的决定。

在4月1日的公开声明中，莫洛托夫特别强调的是：不仅交换病伤战俘，而且双方恢复谈判，通盘解决遣返战俘的问题，以缔结停战协定和结束朝鲜战争。63 但中国领导人在考虑问题时，仍然把继续在战场打击联合国军放在首位。周恩来4月3日在政务院作“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报告时说，“恢复谈判是定了的，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强了，但打的可能性还存在。我们还是两句话：争取和平，但是也不怕战争。”4月5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在6日双方联络官会议中，可只谈双方在战争期间按日内瓦公约109、110两条交换病伤战俘问题，而暂不涉及我方新建议和复会时间问题。”4月8日又电告：在交换病伤俘虏达成协议时，应发表声明，“保留我方提出要求将未被直接遣返的在对方收容下的我方病伤被俘员收容于中立国的权利”。64 这样部署的原因很简单——此时中国正在策划发动新的战役。

到1953年4月，志愿军已经基本完成反登陆作战准备，拥有兵力19个军135万人（人民军尚有6个军团45万人），火力空前加强，阵地更为坚固，作战物资十分充足，并且解除了后顾之忧，在战略上更趋主动，可攻可守。1-4月，志愿军和人民军正面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770余次，歼敌5万余人，志愿军空军在第一季度即出动战斗飞行399批4093架次，共击落美机50架，击伤16架。因此，全军上下，士气高昂，积极求战。65 3月31日，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王建安致电志司并报中央军委，建议在5月上旬发动一次战役反击。电报指出：在有充分组织准备和周密计划部署的条件下，我一个军攻歼敌人一个营的阵地是有条件、有把握的。我正面各军一齐动手发动一次战役反击，就能给敌人以沉重的歼灭性的打击，造成敌内部更大的恐慌。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于4月1日复电：“建议发动一次战役反击甚好”。4月3日，彭德怀代军委拟电复杨得志、王建安，认为此时发动小规模的歼击战，对于志愿军取得新的战斗经验及促进停战谈判均有利。如确有把握，发动时间亦可提早，由杨得志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随后，毛泽东又指示：争取和，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4月20日邓华来电说，“这次恢复谈判，停下的可能虽比过去大，但拖的可能不是不存在的。即使敌人迫于整个形势不能不停，但真正停下来还需要相当时间。且敌人狡猾，想采用军事压力来配合谈判中的讹诈，多得一点东西；也想争取一点时间，完成某些战略措施。”因此，“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行动来配合谈判”，“反击时间预定6月初开始到7月上旬结束，一切准备工作必须于5月底完成，而后视情况再定动作。”4月23日毛泽东批示：“此件似可批准，使他们好作攻击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可则于5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66

4月26日恢复的板门店谈判，进展的确并不顺利。于是，中国一方面在是否把不愿遣返的战俘留在朝鲜、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进行解释的期限、如何处理经解释后仍不愿遣返的战俘等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并通过印度渠道，积极与美方谈判；一方面也在加紧发动新战役的准备。4月30日彭德怀指示：应“增加战术性的出击次数，在有利情况下相机扩大战果，一次消灭敌一至两个连，使新到部队轮番取得经验和促进谈判”。至于战役性进攻，如谈判无结果，在6月按计划举行。5月11日邓华等指示各部队：板门店谈判仍有一些问题未解决，6月以前停战签字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各作战部队一切准备工作，务必于5月30日前完成，6月1日开始，按照作战计划同时向预定目标发起进攻。但是，当5月13日美方提出了中方无法接受的反建议——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就地释放”——时，志愿军便在当天提前开始了夏季反击战役。5月16日，中央军委指示：“目前停战谈判仍在拖延，何时能停尚难判定，因此，我们在朝的作战方针仍然是坚持过去所提出的‘长期的稳扎稳打’的方针。”67 同一天，板门店谈判再次中断。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在此期间直到6月初谈判再次恢复并达成协议，中国曾就谈判方案和发动战役的计划与苏联进行过协商。

关于6月4日恢复谈判和8日达成停战协议的原因，很多西方著作都认为是美国威胁要扩大战争并使用核武器。理由是，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的科学家于1953年初试制出可以用于战术目标的原子弹，使美国军方感到有必要重新估计限制在远东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朝鲜停战再次陷入僵局后，5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指示克拉克准备一项在停战谈判破裂的情况下发动进攻和使用核武器的计划。5月21-22日杜勒斯访问印度时，要尼赫鲁警告中国，如果不能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军事行动。5月25日美国驻苏大使波伦会见莫洛托夫，又向苏联施加了压力。68 然而，这种看法未必站得住脚。华盛顿的确在积极制定核计划，但问题首先在于美国是否有意明确传递这种信息以及中国是否收到了这样的信息。就上述材料看，杜勒斯和波伦都没有明确表示出美国有动用核武器的意思，尼赫鲁和莫洛托夫自然也不可能向中国传递这样的信息。至于期待莫斯科向北京施加压力，至今尚未发现此期双方有过接触的材料。而美国的档案文献表明，在4-6月华盛顿的指示和板门店谈判代表的报告中，都没有表明美方曾直接向中国提出过任何警告，其中最强硬的说法也不过是：美国将不支持旷日持久、没有结果的谈判。69

实际情况表明，即使中国当时得到了美国的警告，也完全没有把它放在眼里。志愿军在5月25日美国提出修正方案后，并没有停止在战场上的行动，而是从5月27日起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只不过是调整了一下对进攻目标的部署。6月1日志愿军司令部指示：根据目前的形势和板门店的谈判，确定“目前反击作战打击对象主要是李伪军，应坚决打击，求得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对英国等仆从军队暂不攻击，对美军亦不作大的攻击(只打一个连以下的)。但原定之作战准备仍应进行，以便必要时再打，不管任何敌人，凡是向我们进攻，应该坚决地彻底粉碎之”。于6月16日停止的这次进攻，扩大阵地面积58平方公里，共毙伤俘敌41000余人。70 至于说到6月8日达成的停战协议，实际上是美国方面做出了让步，其5月25日提出的新方案在原则上同意了中方的意见。关于这一点，波伦在会见莫洛托夫时有如下表白：将联合国的新建议“与朝中方面5月7日的提案相比，明显看出联合国做了很大让步。第一，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以前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应在停战协定生效之日予以释放。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规定，朝鲜战俘将同中国战俘一样，应移交中立国委员会。第二，联合国的新提案规定，允许朝中方面有3个月时间向战俘作解释工作。联合国原先为此目的而规定的期限是2个月，而对方提出的期限是4个月”。此外，“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采纳了对方关于将战俘问题移交政治委员会的提案。作为对这一提案的补充，联合国代表现在同意中立国委员会将以多数票的方式通过决议。因此，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他们原先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了这个委员会的5个成员应一致同意的原则。”71 中国的档案文献也表明，中方接受美国的新提案，是因为“对方新方案和我方5月7日方案基本方针是相符合的”。72

总之，当时中朝方面掌握着战场和谈判的主动权，至少中国领导人自己是这样看的。6月5日周恩来对此总结说：“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放空炮吓人，提出五条办法：(一)侧面进攻；(二)轰炸东北；(三)沿海骚扰；(四)原子弹恐吓；(五)进攻中国大陆。这五条都已经被我攻破。……前三条我们有准备，后两条美帝的同盟国也不会同意，怕引起大战。”73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可能，中国自然还要争取更好的停战结果。而李承晚在6月17日“释放战俘”的行动，不过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扩大收获的机会。事件发生后，中国一方面给克拉克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函，一方面停止了谈判，准备再次采取军事行动。6月19日彭德怀在准备赴朝签字前就有意再给南朝鲜以军事打击。6月20日又致电毛泽东，建议将停战签字推迟至月底，拟再消灭李承晚军15000人。毛泽东第二天回电：“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74 6月25日邓华等下令，一线各部队加速准备，周密组织，狠狠打击南朝鲜军，并指示第20兵团在战役任务达成后，以2-3个军向纵深有限度扩张作战。李克农6月2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分析说，“朝鲜停战的前途是肯定的。谈判虽然目前会拖一下，但准备停战的实际工作不应受影响。我们要利用有利形势，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停战”。75 正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尽管克拉克6月29日来函承认“释放战俘”是一个严重的事件，联合国军将继续努力帮助追回战俘，并建议双方代表团恢复谈判，以便确定停战生效日期，中国仍然按原计划积极准备发动新的攻势。7月6日志愿军第20兵团确定了7月13日晚发起攻击，战役时间为5-10天的作战方案。翌日16时该方案得到中央军委批准。76

因停战协定已经达成，只等双方代表签字了，此时发动新的战役势必引起苏方的疑虑，所以这次中国领导人事先将自己的政治考虑和对策通知了莫斯科。据苏联使馆报告，7月3日凌晨3点30分，根据周恩来的委托，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转交了对克拉克6月29日来信的复函和中国政府关于“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及关于克拉克来信的对策”的报告。中国政府认为，克拉克来函的目的，首先是向李承晚表明美国人将撇开李承晚而签署停战协定，其次是希望通过签署停战协定来加强对李承晚的控制，并摆脱“释放战俘”问题的困扰，第三是想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是愿意结束战争的。因此，尽管美国与李承晚之间在停战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但在朝鲜达成停战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报告说明了中国将采取的对策和步骤：一、准备于7月5日给克拉克复信，同意恢复谈判。二、准备在协定签字以前打击李承晚军，向南推进战线，并根据其结果建议对分界线再行修正。如果对方不作让步，则仍按1953年6月17日达成的协议来划定分界线。三、准备在7月5日以后恢复协商会议，并提出关于停战协定实施的有关问题。四、在会谈工作开始的同时，参谋和翻译人员应该进行签署停战协定的准备工作，并为停战协定签字准备场所。五、预计停战协定的签字可于7月15日左右进行。在转交这份文件时，显然是为了让苏联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放心，伍修权又口头通报说，李承晚所说如果美国人不在签订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让步，他将命令南朝鲜军队战斗到底，这是虚张声势。美国只能有限地增加对李承晚的援助，因为美国人担心如果向李承晚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他就会采取严重的冒险行动，并且把美国也卷入其中。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不想在远东卷入大规模的冒险行动。中国方面估计，李承晚有可能组织一些小的挑衅和破坏活动，但他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行动。77 虽然伍修权最后表示中方要听取苏联领导人的意见，但实际上中国并无意等待莫斯科的答复，尽管这一答复很快就来了。

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便做出决定：同意中国“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看法和拟订的措施”。78 但莫洛托夫在复电中并没有提到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却在分析美国的状况和意图时提出了与中国领导人不同的看法。电报说：“至于李承晚及其近期的意在使停战谈判复杂化和拖延战争的挑拨行径，我们认为，这不是什么他自己的政策。十分明显，李承晚集团近来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挑拨和叫嚣，是执行美国统治集团的既定任务”。苏联认为，美国的目的不是如中国所说急于签署停战协定，而是要“维持不安定的半战争状态的政治形势，并想方设法地拖延缔结停战协议”，尽管美国未必能够长期拖延在朝鲜停战，但“这并不排除李承晚集团将采取各种手段继续鼓噪，而且也可能为拖延朝鲜停战协议的缔结而做某些新的尝试”。79 这种分析表明苏联担心中国的军事行动会影响朝鲜停战，只是没有明说罢了。80 中国领导人没有再向莫斯科做任何解释，而是继续准备军事进攻。这里的分歧是明显的：如果说苏联强调以政治让步求得尽快停战，那么中国则坚持以军事打击收取最佳结果。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再次掌握了主动，并进一步争得了有利于己的停战条件。

7月8日深夜，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说，克拉克来信所做的保证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够明确的。必须要有完全的保证，使停战协定的文字和精神都充分得到实施，而不是尽力为之。中国同意停战谈判复会，但首先要弄清楚：美国代表所称代表其签订停战的联合国军，是否包含李承晚军在内，现在必须让美国给一个毫不含糊的答复，否则就无法停战或停战后还会遭到破坏。81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要求复会后暂不向对方提修正军事分界线问题，而是推迟到18日左右，视军事进展情况再定；尽可能地取得对方对实施停战协定的具体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停战签字日期，须推迟到7月20日以后。在毛泽东看来，此时停战协定是否签字只是继续打击敌人的手段：“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是破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字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队的士气。如果不能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82 7月13日，即再次恢复谈判3天后，志愿军发动了第三阶段进攻——金城战役。直至7月27日，即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战役才告结束。中朝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92.6平方公里。83 毛泽东对此结果十分满意，他后来兴奋地谈到：“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84 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毛泽东后来不无遗憾地对苏联大使说：“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的。”85

中国在朝鲜停战最后阶段的努力的确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毛泽东也有理由为此感到振奋和骄傲，尽管这些做法曾使莫斯科担惊受怕。不过，毛泽东当时肯定不知道最近一位西方学者披露的情况，也未曾想过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导致的结果：由于中国军队在谈判进程中一再发动攻势，“7月23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停战可能是一次危险的骗局’，并要克拉克保证即使在停战协定签字后也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部署。与会者一致同意，‘如果停战协定遭到破坏，我们必须对中国共产党人使用原子弹’。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艾森豪威尔关于美国解除了对使用核武器限制的警告什么时候传递给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而他本人在7月2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上的讲话暗示，他并不认为共产党同意签订协定是这些威胁的结果。然而有大量明显的迹象表明，美国的忍耐正在逐渐消失，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则势必升级。”86 这个分析是值得注意的。的确，莫斯科的担心也不无道理——美国的猜疑和报复心态为朝鲜实现停战而统一问题久拖不决埋下了伏笔。 1 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罗斯玛丽·福特有详细的介绍，见R. Foot，Making Known the Unknown War: Policy Analysi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n the Last Decade，Diplomatic History，1991，V.15，№4（中译文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6期）。

2 在笔者参加的“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1996年1月）上，有3位学者提交的论文谈到这个问题，见Chen Jian，China’s Strategy to End the Korean War；K. Weathersby，Stalin and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Korea，1950-53；F. Orlandi，The Alliance: Beijing，Moscow，the Korean War and its End。会议讨论的结果认为，进一步搞清楚导致战争结束的原因问题，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出现。

3 到1951年11月1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时仍然相信，有关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见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42，л.16-19。凡直接引用的俄国文献，笔者都留有俄文原档复印件。

4 拉祖瓦耶夫1952年第一季度工作报告，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2，оп.8，п.35，д.10，лл.157-158。转引自А.Волохова，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1951-1953гг.），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г.，№2，с.104。

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年2月8日。АПРФ，ф.45，оп.1，д.342，лл.81-83。

6 拉祖瓦耶夫1952年第一季度工作报告，АВПРФ，ф.0102，оп.8，п.35，д.10，лл.157-158。转引自Волохова，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г.，№2，с.104。

7 拉祖瓦耶夫1952年第二季度工作报告，АВПРФ，ф.0102，оп.8，п.36，д.11，л.19。转引自Волохова，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г.，№2，с.104。

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年7月18日；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1952年7月17日。АПРФ，ф.45，оп.1，д.343，лл.72-75、65-68。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9 朝鲜停战后，金日成在访问北京期间曾与毛泽东商量怎样处理留下来的战俘问题，因为朝鲜方面未曾向外界透露这一情况，而中立国小组就要来核查双方释放战俘的情况了。毛泽东认为现在交出战俘已经晚了，恐怕会给美国人提供谴责中朝方面违反停战协定的证据，金日成对此表示赞同。后来，金日成向苏兹达列夫表示，朝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将留下来的战俘分散安置在国家的北部地区，并防止他们逃跑或与监督执行停战协定的中立国委员会建立联系。АВПРФ，ф.0102，оп.9，п.46，д.14，л.2；п.50，д.67，лл.59-60，转引自Волохова，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г.，№2，сс.106、108。

10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9月19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л.54-72，91-101。日本学者和田春树的看法不同，他认为1952年周恩来访苏时，朝鲜要求停战，苏联也想停战，但中国不愿停战，斯大林只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见Haruki Wada，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1945-1953: In the Light of New Russian Archival Documents，提交“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1月）论文。但作者没有为这种说法提供档案依据。马斯特尼持有另一种笔者不能同意的看法，他认为周恩来去苏联是要表达中国和朝鲜企求停战的愿望，而斯大林坚决反对；他甚至认为两个月后刘少奇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也是为了劝说斯大林实现停战。见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New York，1996，pp.147-148。

11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40-442，445-44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70、273页。

12 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2年12月1日、16日。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30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47、624页。

1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45-348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638-639、632、640-641、页。

1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31-332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5页；《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72-273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38页。

17 1953年1月美国调整部署，在前线增加了12个韩国师和8个师的联合国部队，总兵力已达76.8万人。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28页。

18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79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1页。

19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59页；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年12月17日，АПРФ，ф.45，оп.1，д.343，лл.105-114。

20 不仅毛泽东在前引电报中如是说，周恩来也曾谈到：作为和平民主阵营“头号国家”的苏联没有参战，就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和平建设，使它更加强大起来，更加成为无敌的力量。《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296页。

2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2年12月27日，华西列夫斯基和索科洛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3年1月12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3年1月15日，АПРФ，ф.45，оп.1，д.343，лл.115-116，133-135，13。

2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3年1月7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3年1月27日，АПРФ，ф.45，оп.1，д.343，лл.125-128，139。

23 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58-372页。

24 苏兹达列夫1953年第一季度工作报告，АВПРФ，ф.Референтура　по　Корее，оп.9，п.46，д.14，лл.40-69。转引自Вольхова，Некотор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1950-1953，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9，№4，л.129；《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58页。

2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341页。

26 柴成文、赵勇田著：《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256页。

27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80页。

28 2月24日，彭德怀在军训部关于入朝部队实施三个月战斗训练计划的报告上批示：“入朝新兵训练以80%的军事、20%的政治训练为妥。”《彭德怀年谱》，第544页。

29 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30 情报委员会给斯大林的备忘录：“关于美国新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些问题”，1953年1月31日，АВПРФ，ф.0595，оп.6，п.13，д.769，л.223。转引自V.Zubok and C.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ev，Boston，1996，p.76。

31 见Vojtech Mastny，p.166。

32 沃尔科格诺夫著：《胜利与悲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632页。

33 1953年3月5日《人民日报》。

34 俄国学者的论文中披露了许多这方面的档案材料，可参见Л.Безыменский，Завещание　Сталина? Новое　Время，1998，№14；Е.Зубкова，Кад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чистки в КПСС（1949-1953），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1999，№3，№4，№6；Ж.А.Медведев，Секретный　наследник　Сталин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7。

35 关于斯大林死亡之谜，近年俄国学者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论证。参见Ж.А. Медведев，Загадка　смерти　Сталин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0，№1。

36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1953年3月5日，АПРФ，ф.2，оп.2，д.196，лл.1-7。中译文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0-377页。

37 有关苏联内务部改革的情况，详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378-434页。

38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9页。毛泽东确曾说过这样的话，但那是后来与苏联新领导人交换过意见以后的事情。

39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9-300页。

40 关于这种意见的最新表示，见Conrad Crane，To Avert Impending Disaster: American Military Plans to Use Atomic Weap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23，№2，(June 2000)，pp.84-85。

41 丘耶夫著：《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126页；Orlandi，The Alliance： Beijing，Moscow，the Korean War。

42 Zubok and Pleshakov，p.154。

43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88页。

44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89页。

45 《真理报》1953年3月12日。转引自Zubok and Pleshakov，p.154。

46 拉祖瓦耶夫致莫斯科电，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58-59。

47 约翰·托兰著：《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18页。笔者对译文略有改动。

48 莫洛托夫致马林科夫和贝利亚，1953年3月18日，转引自Zubok and Pleshakov，p.155。

49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3年3月19日，转引自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17-118页。

50 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1953年3月19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60-71。

51 周恩来与苏共领导人会谈记录，1953年3月21日，转引自熊华源：“关于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恢复的情况”，在“朝鲜半岛的分裂与统一”学术讨论会（2000年10月，丹东）上的发言提纲。

52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53年3月21日，转引自《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118-119页；熊华源发言提纲。

53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3年3月22日，转引自《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119页。毛泽东所说9月上旬有误，中国的三种方案周恩来是在8月22日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的（见前文）。谢明诺夫是斯大林的化名，现译为谢苗诺夫。

54 这与此前中国官方编写的外交史中的说法是吻合的，不过更详细，更具体了。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2页。但如果认为会谈的结果是“一致认为中国和北朝鲜方面目前正处于在与敌人合理妥协的基础上结束战争的地位”(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44页)，则未免言过其实，因从谈话过程看，当时周并未立即接受苏联的立场。

55 苏联外交部“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1966年8月9日，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58，д.266Ⅰ，лл.122-131，转引自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3，Fall 1993，p.17。

56 参见Weathersby，Stalin and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Korea；Orlandi，The Alliance: Beijing，Moscow，the Korean War；Zubok and Pleshakov，p.155。

5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148-149页。

58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91页。

59 《漫长的战斗》，第618页。

60 莫洛托夫致拉祖瓦耶夫电，1953年3月25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94-95。

61 Н.Базанова，Самая загадочая война ХХ столетмя，Новое Время，1996，№6，с.31。

62 库兹涅佐夫、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1953年3月29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97-99。

63 1953年4月2日《人民日报》。

64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92-294页。

6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95页；《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72、369、393页。

66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93页；《彭德怀年谱》，第547页；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第144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347-348页。

67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95、399-401页。

68 Crane，To Avert Impending Disaster，pp.82-83；《漫长的战斗》，第626-627页；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730-731页；比尔等：《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88页；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1952-196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92页；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436-437页。

69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35页。

70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06、411页。

71 莫洛托夫与波伦会谈备忘录，1953年5月28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6-13。

72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304-305页。

73 《周恩来军事文集》第四卷，第322页。

74 《彭德怀年谱》，第553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350页。

75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31、425页。

76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51-452、432页。

77 苏联外交部第17286号密码电报，1953年7月3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136-147。该电报的不同部分分别转引自А.В.Торкунов，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годов，Москова，2000，лл.280-281；E.P. Bajanov and N. Bajanova，The Korean Conflict，1950-1953: The Most Mysterious War of the 20th Century：Based on Secret Soviet Archives，Manuscript，pp.193-196。

7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14号记录摘录，1953年7月4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35。

79 莫洛托夫致库兹涅佐夫电，1953年7月5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148-150。

80 停战协定签字后，苏联大使与毛泽东会晤时改变了说法：“苏联领导人完全同意中国的分析，目前结束朝鲜的敌对状况的形势已经成熟了。由于军事上的原因，对方不想也不可能继续进行战争了。”E.P. Bajanov and N. Bajanova，Manuscript，p.197。

81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313页。

82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53页。

83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48页。

8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354页。

朝鲜停战协议篇3

美国军队受到重创促使其寻求谈判

朝鲜战争一开始,美国狂妄得很,认为中国和北朝鲜的军事力量阻止不了美国军队的进攻,占领北朝鲜指日可待。但是,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很快就使美国军队遭受挫折。经过1951年春夏之间的几次大规模战役,美国军队和李承晚军队损失惨重。

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平均间隔是一至两个月,每次战役美军平均损失2万人。依据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发动的“快速前进”的进攻速度,那么美军连续不断地北进,需要再发动7次大规模的攻势,还需6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鸭绿江边。按一次战役再损失2万人计算,美军损失的人数将再损失14万至18万。从物资损失来讲,战争进行了一年,耗费美国的金钱已达100亿美元,以致1951年美国军费开支增加到600亿美元,这个数字意味着每个美国人平均需要负担300多美元。战争中美军每月平均消耗的物资达85万吨,相当于美国援助北约一年半的物资总量。美国在朝鲜集中了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二分之一,总兵力从战争开始时的42万人已增加到70万人。尽管这样,仍感到与中国军队作战兵力不足。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在日本的2个师、韩国的3个师以及在美国本土的6个师,向朝鲜战场再派军队已不可能,而英、法等国均已明确表示不再向朝鲜增派一兵一卒。

到了这个时候,美国才认识到打这场战争是不划算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定:“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杜鲁门也认为,即使“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非但战争不能因此而结束,反而意味着更大规模的战争就要开始。而苏联人并没有公开卷入战争的迹象,这也成了杜鲁门最大的心病,使他对全力以赴投入朝鲜战场充满后顾之忧。对此,杜鲁门回忆说,在朝鲜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只要这个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在幕后操纵,我们就决不会浪费自己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打算结束这场战争,从朝鲜脱身。结束这场战争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通过战场取胜,达到预期目的后结束战争;一个是通过谈判来结束这场战争。第一个途径显然不行,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后,美国和李承晚的军队节节败退,连在三八线顶住都很难,已经谈不上取胜了。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寻求谈判。4月5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份备忘录中断定,“单靠军事行动”无法解决朝鲜战争。5月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备忘录,并根据备忘录精神提出了关于结束朝鲜战争的政策建议:一方面在朝鲜进行一定规模的军事行动,以便建立一条更有利的防线;同时,主要通过政治谈判,寻求停战。5月17日,杜鲁门批准了这项建议。

然而,美国想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却并不容易。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也就没有正常的沟通渠道。为了向中国政府传递停战谈判的信息,美国方面费了好大的劲,用艾奇逊的话说:“我们就像猎狗一样到处寻找能和中国方面取得信息交流的线索。”但他们的劲是费了,效果却不佳。

这时,美国方面想到了与苏联方面沟通,想通过苏联做中国和朝鲜的工作。美国政府通过非官方渠道找到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可夫・马立克,说明了美方的意图。苏联方面没有及时做出反应,而是把这一信息告诉了中国和朝鲜。1951年6月3日,金日成秘密来到北京会晤,商讨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问题。自然,会谈结果也很快反馈给苏联。6月5日,苏联方面就对美国政府表示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由于苏联人没有直接卷入战争──因此任何解决途径都必须通过中国人和朝鲜人。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时,说了这样一段话:“目前最尖锐的问题,朝鲜的武装冲突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这段话实际上算是苏联的正式表态。6月25日,中国也表态了,这一天的《人民日报》社论《朝鲜战争的一年》中有这样的文字:“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

美国人终于看到了通过谈判使自己从朝鲜战争脱身的希望。美国方面立即行动,并通过前方军事长官表示了谈判的意图。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发出如下指示:

“奉总统指示,你应在30日,星期六,东京时间上午8时经广播电台将下述文件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同时向新闻界: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事项――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

对美国方面的这一动向,中国和朝鲜立即做出积极反应。7月1日,金日成和联名发出复电。复电也是通过广播发出的: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你在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举行和平谈判,我们的代表和你们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在战场上讨不到便宜的美国,很怕自己陷入朝鲜战场而失去欧洲这一重心,因此,他们对于谈判是迫不及待的。这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来:本来,美国方面和李承晚都不愿意在开城谈,因为这是志愿军控制区,但好不容易中朝方面同意谈了,他们为了不让期待已久的谈判流产,也就勉强同意了。双方通过电文交换,达成了如下的协议:(一)谈判地点:选定在三八线上的开城。(二)正式谈判日期: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三)为安排双方代表第一天细节,双方各派联络官3人,翻译2人,于7月8日上午9时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四)应对方的要求,中方负责保证对方联络官及随行人员进入中方控制区后的行动安全。(五)双方代表团的车队前往开城赴会时,每辆车上均覆盖白旗一面,以便识别。

美国方面对这次谈判确定的基调是,限于军事谈判。他们认为,中国和朝鲜都不是他们承认的实体,不能涉及政治问题,例如等。但事情并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一开始就把这次谈判看做是全面的,包括政治和军事。

让主持谈判工作

与美国方面谈判,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与西方敌对者进行的重要谈判,而且谈判关系到朝鲜战争的结局。因此,对谈判很重视,决定由主持谈判。在谈判开始之前,把正在大连休养的召回北京,与他共同商定了谈判的原则问题。原则确定后,即开始工作。选定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为一线谈判主要负责人,又指派对国际问题有较深研究的乔冠华担任李克农的助手。李克农一行临行前,特别交待,要认真听取朝鲜方面的意见,尊重金日成的意见,要先见金日成,与他们共同确定谈判方案,达到中朝双方的完全一致。

7月6日晨,李克农一行抵达平壤东北约15公里的君子里。这是金日成指挥作战的地方,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住地也在附近。金日成早就得知中国谈判代表要到了,已等候在那里。当天上午,金日成接见了李克农、乔冠华,倪志亮和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柴军武也在座。就在金日成接见李克农一行之前,他已经接到的电报,在电报中请金日成指派一名人民军的上校为首席联络官,另指派一名中校联络官,并指派柴军武以中校名义为志愿军联络官。这是因为李奇微来信中说他们所指定的3名联络官最高官阶的一人不超过上校。金日成也感觉到对这次谈判十分重视,考虑得很细,当即指定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动员局局长金昌满少将以上校名义为中朝方首席联络官,另派金一波为中校联络官。金昌满改名为张春山,柴军武改名为柴成文(此后他一直使用柴成文的名字)。

随后,中朝方面组建了谈判代表团。由提名,中共中央同意,确定志愿军方面由邓华、解方参加谈判代表团。朝鲜方面,金日成指派人民军第二军团长南日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李相朝为代表。因为当时还不知道对方究竟派几个代表前来,所以开始确定的中朝方代表仅有4人。

7月6日傍晚,中朝代表团的3名联络官及随员分乘3辆吉普车赶往开城,7日开始会同当地朝鲜党政组织选择会谈的地址、各方代表团住地和休息位置。考虑到市区房屋密集,不利于安全警卫,最后确定市区西北约两公里的来凤庄为谈判会址。

按照中朝双方的商议,朝鲜停战谈判的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因为他们二人对外都不出面,为安全起见,按照习惯像一个“工作队”一样给他们规定代号,李克农称“李队长”,乔冠华称“乔指导员”。

美国和李承晚都对谈判没有诚意

美国政府的总方略是从朝鲜战场上脱身,但美国军方人士却另有想法,他们认为美国军队在“二战”中有“光荣历史”,且无论是在训练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是一流的,因此,他们看不起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和朝鲜人民军。虽然在战场上遭到惨败,但他们并不甘心,想通过谈判捞到一点便宜,赚回一点面子。这就注定了这次谈判“打打谈谈”的特点。

美国在朝鲜的军队最高领导人李奇微在失败面前仍很狂妄,他从心里不赞成停战谈判。他认为,是他到朝鲜战场上重新为第八集团军树立了信心,并且把战线推进到三八线以北,不愿意就这样把战功拱手让出。即使已经得到国内关于谈判的指示,但他依旧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电报表示自己的看法,说“停火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他“拒绝停火,除非是受命而为”。作为一名军官,李奇微认为,美国军队绝对有打到鸭绿江边的实力,当然,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李奇微是美国政府派出的将领,他不能不听命于美国政府,因此,他遇事必须请示,最后仍要遵照执行。

谈判开始后,李奇微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有“确凿证据”证明,对面的中国人“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决战”。在发出愿意谈判电报的同时,他也向联合国军下达了“不要松懈战斗意志”的特别指示。

为了保持军事优势,美军以最大的努力增强了对志愿军后方供应线的轰炸,以至于其轰炸的密集程度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任何一个时间段。实际上,双方已经达成开始谈判的协议时,持续不断的局部战斗依旧在发生。战斗基本上是以争夺三八线以北铁原附近的有利地形而进行的。

中朝方面在军事上也早有准备。在同商谈时就重复过自己过去说的话:“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在停战谈判开始前的7月2日,他指示志愿军:“极力提高警惕,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空降,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

对的意图,是领会的,他也早已经看透了美国方面的用意。在谈判尚未开始时,就对下级说过:“要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使美帝国主义完全陷于被动。”根据的指示,明确向部队提出:“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必须树立持久战和积极防御的思想,绝不能对敌人停战谈判抱有幻想。”7月2日晚,又电示各兵团、各军及人民军首长:“敌虽急于求和,但不会改变其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可能玩弄种种花招与欺骗阴谋。我全军必须高度警惕,不准丝毫松懈。望转饬所属加紧备战工作,对进犯之敌予以沉重打击,须知惟有经过坚决激烈的斗争,才能换得和平,也惟有持久作战的充分准备,才能获得较速的胜利,望各级首长深刻体会,坚决执行之。”

在谈判到来之前,和金日成都预计到朝鲜战争将转为持久战,中朝方面要为此做好准备,并且确定了打持久战,在持久战中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志愿军司令部对这一方针是坚决贯彻执行的。谈判开始之前,志愿军党委就命令第一线部队即开始利用朝鲜山多林密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当时,志愿军党委确定在作战形式上改为“以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形式,即积极防御与短促出击相结合的作战形式”。在作战指导思想上,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的新的战术思想,就是以打小歼灭战的方针,积小胜为大胜,逐渐消耗敌人的力量。

但是,毕竟是要开停战谈判了,双方都有所克制,因此,谈判之前,大战的硝烟就淡了许多。停战谈判开始后,战场形势一度趋向缓和。双方只有小部队进行前哨战斗。美方的行动方针是:在谈判期间不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根据谈判进展情况,如有需要,随时准备恢复全面攻势。中朝方面自然对此有所准备,并且早已有了应对之法。因此,双方都在调兵。联合国军在第一线共部署了14个师零2个团的兵力;与之相对抗,中朝联军在第一线共部署了11个军的兵力,双方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和军事上的有利态势,均利用相对稳定的时机,积极进行作战准备。

美国和李承晚政府都在停战谈判问题上早就有拖延的打算。

美方拖延停战谈判是基于其全局战略上的考虑。美国战略分析家们认为,朝鲜战争打打停停,会吸住中国的力量,使中国共产党继续压住经济重建步伐,造成中国经济的困难。这种困难将在1952年达到顶峰。中国的经济困难将加重苏联负担,影响中苏关系。美国在军事上也断定,朝鲜战争打打停停,还会削弱中国共产党在其他地区用兵的能力,至少减轻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如朝鲜战争停止,中共将会将军事重心南移,对台湾造成威胁。中国还会加强在边界以外地区的活动,尤其是向印度支那施加压力,并向港、澳、台、日、菲等国家和地区渗透。此外,美国还担心,如在朝鲜过早地达成停战协议,英国将会因香港问题而向中国共产党妥协,不愿继续参加对华贸易控制,非共产党国家反对中国的联合阵线将发生分裂。根据这些看法,美国决策人断定,边谈边打和拖延停战谈判对美国最为有利。

李承晚政府原来就坚决反对停战。美国决定谈判后,李承晚也不积极,他多次表示,他“誓死不与共产党谈判”。另外,李承晚政府还多次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打到北方去!”当谈判即将开始的时候,李承晚又于6月27日发表声明说:“决不接受导致恐怖战争序曲的任何停战方案。”6月30日,他再次阐述了关于停战问题的立场:(1)中共军应全部撤走;(2)人民军应解除武装;(3)联合国应制止第三国援助北韩;(4)关于韩国问题的国际会议,应邀请韩国代表出席;(5)反对对韩国及领土完整引起纠纷的任何决定或计划。李承晚的想法是:谈也可以,但他们要照样打。

正是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加上停战谈判涉及内容繁多,双方利益冲突尖锐,因此使得这次谈判旷日持久。事实上,朝鲜战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谈判中度过的。

停战谈判开始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谈判代表们到底是外交官,见面时并没有横眉冷对,但气氛却很冷。大家坐定后,美韩首席代表乔埃抢先发言。他在强调谈判的重要性以后说,停战协定没有生效之前,战争仍在继续进行,延迟达成协议将会延长战斗,增大伤亡。这本来是一般意义的话,但在这种场合、这个时候讲出来,总会被认为有点威胁的意思。乔埃在发言即将结束的时候提出:“我们谈判所讨论的范围仅仅限于有关韩境纯粹的军事问题,如果你方同意,请就此签字作为我们谈判的第一个协议。你同意吗?”

中朝方代表并不理会美方的问题,而是正面阐述自己的主张。南日发言说,朝鲜人民历来主张,现在仍然主张:朝鲜战争应该迅速结束,因此赞成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6月23日提出的建议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并且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接着,他提出了3条原则建议:第一,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他着重加了一句:“双方停火不但可以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是扑灭朝鲜境内战火的第一步。”第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应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并于一定时限内完成以双方撤离的地区为非军事地带,这里的民政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商谈。第三,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外国军队撤退了,朝鲜战争的停止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便有了基本保证。

接着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邓华发言。他说,商讨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实现的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重大一步。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及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是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支持南日将军所提出的3项原则建议。

中朝代表的发言,合情入理,美韩方面抓不住什么,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抛出了预先准备的一份9项议程草案:(1)通过议程。(2)俘虏营地点准许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前往访问。(3)会议所讨论之范围,只限于有关韩境纯粹的军事问题。(4)停止韩境武装部队之敌对及军事行动并商定保证敌对及军事行动不再发生之条款。(5)议定韩境之非武装区域。(6)韩境停战监督委员会之组织、权力及职司。(7)协议设立军事观察小组在韩境视察之原则,该项小组隶属于停战监督委员会。(8)以上小组之组织及职司。(9)关于战俘之处理。

美韩方面提出议程草案,出乎中朝方面意料。中朝方面当然不能接受对方的草案,决定研究一下。会下,中朝代表紧急研究后认为,既然是双方对等的谈判,对方主张要个议程,中朝方不便反对,但我们可以自己提出另外的草案。紧急研究后,中朝代表在下午的会议上也提出一个5项议程的对案:(1)通过议程。(2)以北纬38度线为双方停战的军事分界线,并设一非军事区,作为停战的基本条件。(3)撤退一切外国军队。(4)实现朝鲜停战的具体措施。(5)关于战俘的安排。中朝方面提出对案后,美韩方面也不好答复。于是,双方决定休会,第一天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全世界都在关注这次谈判。谈判的情况很快就被世界各大通讯社所报道,其中尤其是苏联东欧的通讯社对南日提出的3项原则建议报道最多,而美方通讯社的报道则过于简单。这使西方记者极为不满。记者们向美方施加压力,他们认为美方的新闻过于简单,远不能满足新闻界人士的要求。但历来主张所谓“新闻自由”的美国方面却一反常态,就是不发表更多的谈判内容。

“记者问题”

谈判双方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议程草案。两个议程草案存在分歧。分歧较明显之处是:中朝方提出应把讨论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列入议程。而美方的发言,却首先提出了记者采访会议的问题,要求中方12日即容许20名记者前来开城进行采访。美韩方抓住这个问题纠缠,这就出现了所谓的“记者问题”。

中朝方在这个问题上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在谈判中表示,可以对美韩方面意见加以考虑,并于12日上午6时3刻通过联络官将中朝方考虑的意见告知对方:赞成贵我双方记者在适当时机前来开城进行采访活动,一俟停战谈判达成某项协议,我即欢迎记者前来。

但是,与中朝方相比,美韩方却显得有些不讲理了。他们决定,不管中朝方有没有正式答复,就派一个车队载着20名记者和65名代表团人员,于7时45分开至开城东中方板门店防区。这种狂妄态度,理所当然被中朝方拒绝。中方派驻板门店联络人员当即告知对方:新闻记者采访问题尚未达成协议,我方不同意记者通过。但是美韩方面的态度却十分强硬,表示:谈判代表要么与记者一起进去,要么全部返回。中朝方当然又一次拒绝了美韩方的无理要求,于是,美韩方面代表和记者全部返回。

这是一种威胁,意思是说:你们不让记者一同前来,谈判就中止了。但是,中朝方面不怕这个威胁,而是沉着应对,不发表意见,也不主动退出谈判。美韩方面见此计不成,又主动来信联系了。信是乔埃写给南日的,信中说:“(1)1951年7月12日9时30分,载有我在会议地点所需人员沿汶山、开城路上行驶的我方汽车队,被贵方的武装卫兵拒绝通过贵方岗哨。(2)我已命令这个车队驶回联合国军前线。(3)在接获贵方通知携带我所遴选的人员,其中包含我认为必须的新闻代表人员,将不受阻拦而到达会议地点时,我准备偕同我的代表团重来,并继续昨天休会的商谈。”这封信表明,美韩方还是急于谈判的。南日当即复函乔埃,信中说:“(1)我们12日上午7时45分并未阻拦你的代表团前来开会。至于随车同来的新闻记者,因为双方并未达成协议,自然不能允许他们来谈判地区。你们的代表团因而拒绝到会,是没有道理的。(2)对于新闻记者及新闻代表人员采访问题,我们意见是:未得双方协议,任何一方的新闻记者与新闻代表人员,均不能进入谈判地区。(3)我们建议:今天上午9时(平壤时间)继续开会。”中朝方仍然在记者问题上不让步。这也表明,中朝方无论是对战场上的打还是对开城的谈,都充满信心。

中朝方在记者问题上不让步,自有道理。当年参加谈判的柴成文在《板门店谈判》一书中写道:“对于‘记者问题’的敏感性,我们当时的认识是不够的。只想到谈判还没有任何结果,连议程都未统一起来,记者来采访没有必要。朝鲜停战谈判,是世界人民关注的一件大事,世界各大新闻机构都在争时间抢新闻,抢镜头,抢发搞,早发一分钟和迟发一分钟,新闻价值截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对方的新闻代表不能进入开城,自然向对方代表团施加压力。引起对方抓‘记者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谈判第一天上午中方确有一名摄影人员进到会场内拍摄过会谈的照片,虽当即被中朝方首席代表挥手出去了,但不管怎样,总是一方的记者照了,另一方的没照,在这种敏感的场合,也有伤美方的面子。”但是,美韩方却抓住记者问题不放,立即把它提交到了双方司令官一级,并且提到双方在会场区享受平等待遇的高度。7月13日,李奇微致函金日成、称,6月30日,他曾建议在丹麦伤兵船上会晤,因为那样可使双方都有同等的出入自由,包括属于任何一方的新闻记者这种人在内,这种地点可以有一种完全中立的气氛,不致有任何一方的武装部队在场而产生威胁的作用。当他接受以开城为会晤地点时,原以为开城能完全具备上述条件的。他说:7月8日联络官会议上,他们曾建议沿着金川――开城――汶山公路建立一道10英里宽的中立区,双方武装部队让出开城,遭你方联络官拒绝……但自从谈判以来,事实证明双方的待遇是不平等的。最后他建议:划一个圆形地区为中立区,以开城的中心为圆心,半径为5英里,东面以板门桥为界。在整个会议期间,在中立区内不能从事任何敌对行动,会议区和对方代表团人员前往会场区所经过的公路不驻扎武装人员。并建议各方代表团在中立区内的人员总数构成完全应由该方司令官决定。并说:如果你方同意这些建议,目前休会即可终止,会议即可恢复,不致迟延,而且可望有所进展。

金日成和认真研究了李奇微的信,达成共同意见后复函李奇微说:“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行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关于引起这次停会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7月8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像划分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此次引起停会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小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20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由于美韩方在记者问题上扯皮,谈判中断了3天。3天之后,美韩方面沉不住气了,又提出继续谈议程问题。中朝方面自然同意,双方又走到谈判桌前继续讨论议程。至7月26日,双方终于达成了5项议程:(1)通过议程。(2)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3)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4)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5)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谈判中的核心问题

双方都希望停战,但是,又都希望在自己获得政治和军事上最有利的条件下停战,而这里面的核心的问题,就是军事分界线怎么划。

本来,美韩方面一开始是确定沿三八线停火的,他们认为,这也就恢复了战前状态,达到联合国的主要目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公开表示过愿在三八线解决争端。中朝方面也确定了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停战的原则。7月26日,中朝方面提出了一个原则性建议:以三八线为停战分界线,双方各自后退5公里,建立非军事区,脱离接触。这件事情眼看就顺利解决了,不料此时美韩的军队将领又提出:以三八线为界,对美韩军事上极为不利,不能以三八线为界。美韩谈判代表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想在谈判桌上捞一点便宜,提出不愿意以三八线为界。他们说三八线只是一个纬度线,没有可以利用的地形,以此为军事分界线不利于建立防御阵地与部队的安全。在一次谈判会上,美韩谈判代表霍治说:“如果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根据地形,我方在东线后撤之后难以重新攻取,而你方在西线后撤之后,则易于重新攻取。”对此,中方代表解方反问道:“我们在这里到底是在讨论停止战争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还是在讨论停火一下再打更大的战争呢?”这一问,霍治哑口无言。

美韩方代表见此计不成,又生一计,由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中朝部队在临津江以东从现有阵地后撤38到53公里,在临津江以西从现有阵地后撤约68公里,双方以此线为界实现停战。这个建议等于重新提出了一个停火分界线,中朝方理所当然予以否定。8月10日下午,双方关于军事分界线辩论的场面明显出现僵持状态。会议开始时,中朝方首席代表南日重申了坚持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而美韩方面则认为这是“老掉牙的论点”。南日发言后,乔埃竟拒不发言。南日强调了一句:“我们目前没有更多的东西要说。”乔埃也只说了一句:“我也没有什么要说的。”

这样,双方就静坐不说话达一个小时。柴成文见此情形,便轻轻地离开了会场,到百米远的“工作队”办公室向李克农汇报。李克农说:就这样坐下去。柴成文回到会场手写了“坐下去”3个字交给解方,解方看过又传给邓华,然后依次传下去。这可能是世界谈判史上的奇迹:双方就这样一直坐了2小时11分钟。

最后,美韩方代表沉不住气了。乔埃先说话了,他问南日:“你还打算说些什么吗?”南日答道:“目前我什么也不想说”。乔埃说:“我建议休会,明天上午10时继续开会。”

新一轮战争较量

美韩方见讨不到便宜,就建议将军事分界线问题转到小组会继续探讨,理由是小组会比较灵活。中朝方接受了这个建议。8月15日,小组会继续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美韩方由霍治、勃克出席,中朝方由李相朝、解方出席。

中朝方通过小组会才知道美韩方的真实意图。他们总以为他们在三八线以北占的地方多,以三八线为界,他们似乎吃了亏,因此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争得很厉害。小组会开了两天,结束后,志愿军谈判代表团于8月17日召开党委会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会上确定的原则是:在保证获得更实际的利益的前提下让一点步。后来,柴成文在《板门店谈判》一书中叙述道:“这次讨论集中在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同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差别到底有多大?经过计算对比,一致认为在东线对方虽在三八线以北占的地方比西线我在三八线以南占的地方要多一些,但那里多是山区,交通不便,人口少,耕地不多。而西线我在三八线以南所占地区,从经济讲,那里多是平原,交通发达,人口多,产粮多,又有开城的高丽人参。从面积讲,瓮津半岛加上沿海岛屿,虽比东线略少一些,但保住了开城这个正在进行谈判的古都。从政治上讲,如以三八线为停战的军事分界线,停战后我再退出开城,从开城人们的心理讲并不有利。因此,无论从经济、面积、还是政治上讲,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我并无不利。”但这只是中方的意见,还要征求朝鲜方的意见。会后,李克农又找南日、李相朝等朝鲜方面的代表商量,他们同意这个意见。于是,中朝代表团分头向两国最高领导人汇报了这个提议,和金日成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意见。

正在中朝方准备让步时,美韩方面却自恃武器装备好,兵力调配也基本到位,便开始了挑衅。8月19日在谈判中立区,韩国军事人员枪杀了朝中方面军事警察姚庆祥;22日,美国军用飞机轰炸了朝中方谈判代表团的住所,使停战谈判被迫中断;随后美韩方发起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顶住了美韩方的军事进攻,并予以重创。战场上,双方打了一个平手,美韩方见在战场上讨不到便宜,又提议开始谈判。10月25日,谈判重新开始。

10月24日,对停战方针做出具体指示:“我方在复会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可主动提出双方可将原提议的分界线保留不谈,而各提一个双方可以接近并准备对方考虑的新分界线。如果对方仍坚持原来他所提的深入我方战线内的分界线而不同意各提一个可以接近的新分界线,我们也不忙提出新的方案,看他几天再说。如果对方同意,我方即可提出依照现有战线加以调整的方案。照此方案与对方争论的结果,有可能达到在就地停战加以调整的现实基础上划定军事分界线的目的。”的指示为中朝方继续谈判指明了方向。

重新开始的谈判,气氛比以前要平和些。开始的几天,双方都在摸对方的底。试探之后,10月31日,中朝方提出了新的方案: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确定军事分界线。但美韩方面却故意找借口,提出种种疑难问题,这自然要争辩。经过双方反复争辩,11月10日,中朝方又提出一个新方案:(1)确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各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地区。(2)小组委员会应即根据上述原则校正现有实际接触线,以确定双方同意的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确定军事分界线两侧各2公里之线为非军事区的南北缘,划出非军事区。(3)小组委员会在停战协议全部商定后但尚未签字前必须按照双方实际接触线届时所发生的变化,对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作相应的修改。美国方面的代表说,要把这个方案上报美国政府决策人。他们上报后,艾奇逊却不同意。但此时美国的立场,已经引起了国际上一些国家的反对。11月19日,印度驻中国代办巴杰帕致电英国驻印专员称:中国的空军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地面部队正将美军赶回三八线。他们提出沿目前军事接触线划分军事分界线是他们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表明了他们真诚希望停战。并宣称,“美国如错过这个机会或是将这视为中国的软弱,将是一个错误”。印度的基本思想是要求英国施加影响,促使美国接受中国的新方案。美国的主要盟国英、法等国也对美国维持战争局面的立场不感兴趣。用艾奇逊的话说,“他们对朝鲜战争的热情已达到了无可再低的最低点”。他们尤其对美国“可能轰炸中国基地、封锁中国、贸易禁运”及重新武装日本感到害怕。此外,华盛顿军方从尽早摆脱朝鲜战争、移兵于欧洲的军事观点出发,也对国务院以划分军事分界线为由无限期拖延停战谈判感到困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发牢骚说:“我不知道我们为何要在开城问题上争吵不休,这对我们毫无意义。”他指示李奇微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以目前战线为“最后分界线”。

朝鲜停战协议篇4

关键词：朝鲜半岛；核问题；冲突；和平机制

斯蒂芬・克拉斯纳（St印hen D.Krasner）将国际机制定义为：“在国际关系的一定领域中汇集了行为体期望的一组明确或含蓄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1]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实际上是一种安全机制，就是要在朝鲜半岛实现真正和平。要探究朝鲜半岛的和平机制，就必须首先了解朝鲜半岛冲突的由来。要探寻朝鲜半岛的冲突就要追溯到日本侵略朝鲜。1910年日本完全占领了朝鲜半岛，从战略和经济方面看朝鲜成为了日本最重要的殖民地。[2]1945年日本战败的局面已定，在投降前，日本将在朝鲜的驻军作出了重大的改变，以北纬38度为界，将驻军划归不同的作战部队指挥，将朝鲜半岛分化为南北两部分的隐患由此埋下。

1945年8月美苏两国从朝鲜南北两个方向向前推进，并在北纬38度线上汇合。美苏两国都在各自战领区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分割的状态。南北朝鲜在美苏的各自支持下成立国家。新成立的朝鲜和韩国政府都视统一朝鲜半岛为己任，1950年朝鲜政府和韩国政府爆发战争，在各方的利益博弈下，最终在1953年达成了《朝鲜停战协定》。在1954年专门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朝鲜半岛的分裂成为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国于1958年实现了全面的撤军，但美国仍然驻军韩国，并以此为其在东亚扩散势力的基础，驻军成为朝鲜自身不安全感的来源。对于分界线及国家的正统性朝韩两国争论不休，朝鲜政府和韩国政府在此后的多年中仍然程敌对状态，中苏美日韩朝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也远远没有停止，朝鲜更是在新世纪进行了核试验，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恶化，实现朝鲜半岛的永久和平遥遥无期。

一、朝鲜半岛构建长效和平机制的必要性

朝鲜半岛的和平牵动了各方的利益，而面对冷战结束，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朝鲜半岛的冲突和核问题犹如一颗定时炸弹，稍有不慎就会使国际性的战争再次爆发。相关利益各方关系的发展影响着朝鲜半岛关系的走向，战争是大家都极力避免的，因此建立一个长效和平机制就显得十分的迫切。

1.制裁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从当前来看，对于朝核问题和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升级，缺乏一个有效的机制进行控制。目前，对于朝鲜半岛的核问题联合国主要是采取经济制裁的方式。2006年朝鲜宣布第一次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718号制裁朝鲜的协议；在2009年朝鲜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通过第1874号制裁决议；2013年朝鲜又一次进行了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094号决议，这次的制裁更为严厉。但是朝核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仍然不稳定，制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建立一个和平机制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

2.战争代价高昂。朝鲜半岛的任何一个不稳定都有可能导致战争，但是从1953年朝鲜和韩国之间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对峙，虽然一度游走在战争的边缘。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现实表明，美国的军事威慑往往收到事与愿违的效果。美韩之间多次进行军演，而朝鲜把这视作对其进行战争威胁，美国希望用军事威慑来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但这成为朝鲜发展核武器的一个借口。1984年金日成会见东德总统昂纳克时表示，“敌人每次进行类似的演习，我们必须采取对应措施”。[3]对美国来说，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适度紧张是符合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的，即维持美国在东北亚的领导地位，危机一旦演变为战争，局势将不受控制，这对东北亚的相关国家都将产生不利影响。美国应当在机制内与朝鲜进行和平共处，而非直接或间接地对朝进行军事威胁。

二、构建和平机制的不同阶段

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朝韩之间、美朝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彻底的解决，和平也不仅仅限于没有战争还包括没有其他暴力敌视行为的状态。因此对于构建和平机制就要分阶段的进行，这些国家也一直在保证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促进朝鲜半岛的稳定。因此构建和平机制的阶段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稳定、安全和真正的和平。

1.构建和平机制的初级阶段：稳定。稳定是实现和平的基本条件也是从战争状态到和平的一个初级阶段，这是一种消极的和平。从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朝韩两国就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状态。停战机制成为此后多年管理朝鲜半岛安全问题的一个有效机制。虽然在国际法上朝鲜战争没有结束，但是协定的签订代表着相对和平的实现即稳定。

但是停战协定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结束战争，朝韩两国仍然很大程度上暴露在不安全的状态。停战协定虽说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在最初设想的功能，在实践过程中有些已经丧失，不能为朝鲜半岛和平的发展提供进一步的作用。1957年联合国军单方面宣布，废除关于不得以增援性武器运进朝鲜半岛的规定所承担的义务，并将新型武器运进韩国。[4]停战机制控制军事武器进入的作用丧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冷战期间，停战机制对朝鲜的到的稳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冷战期间唯一的维持朝鲜半岛稳定的和平机制。

2.构建和平机制的当前阶段：为了安全而努力。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苏联解体，两大阵营的对抗消失，影响朝鲜半岛稳定的国际性力量减弱，停战机制已经不能适用当前体系结构的变化，需要建立一个更深层次的和平。1994年美国在韩国部署爱国者导弹发射基地，朝鲜以此为理由宣布退出停战协定。[5]1997年中、朝、美、韩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四方正式会谈，建立四方会谈机制，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和平机制取代停战协定，促进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缓和。但是对于美国的驻军问题，韩朝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美朝关系问题有着重大的分歧，尽管举行了多轮四方会谈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2003年六方会谈机制启动，由中、朝、俄、美、日、韩参加主要致力于解决朝核问题，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从2003年到2007年共举行了六轮会谈，2009年朝鲜宣布退出谈判，至今没有恢复。六方会谈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六方会谈机制难以解决朝美、朝韩之间的根本矛盾。因此六方会谈机制并没有真正解决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没有实现半岛安全，至今也处于一个瘫痪状态。但是六方会谈机制是半岛相关利益方在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中的一个积极的尝试，各方虽然存在着利益矛盾，但都为了实现朝鲜半岛的安全在前进。

3.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未来：真的的和平。朝鲜半岛构建和平机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真正的和平，在这样的状态下各国彼此信任，通过合作与交流进行对话，武力威慑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这是一种积极的和平，但并不代表朝鲜半岛没有分歧，但是各方都主动在机制内解决问题，这是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未来。

那么在目前困难重重地条件下要实现积极的和平，就需要相关各方在利益矛盾上达成妥协。朝鲜半岛的安全事关东北亚整个地区的安全，构建一个和平机制应当由东北亚各方都参与其中，并以朝鲜和韩国为主体。在这样一个多边机制下，应当加强朝美关系和朝韩双边关系的沟通。朝鲜半岛最主要的矛盾就是朝鲜核问题和美国驻军，现在核问题和驻军可以输是互为因果难以解决。要实现各方的妥协，未来要构建的和平机制必须要有一定的强制力，使各方在机制内都能信任彼此的行动，在这样的前提下加强沟通和信任，然后在解决主要矛盾。在这样的一个机制内解决朝鲜和问题和美国的驻军问题应该同时进行，但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要注意保护朝鲜的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以及维护美国在东北亚的主导地位，注重东北亚其他各国的参与。只有最大限度的保障了各方的利益，妥协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和平机制才可能被建立起来，同时新建立的机制必须有强有力的约束作用，才能实现朝鲜半岛的真正和平。（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参考文献：

[1]Stephen D.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2.

[2]Peter Lowe：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pubulished by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Second Edition 1997，P4

[3]Dr.John F.Farrell：Team Spirit：A Case Study on the Value of Military Exercises as a Show of Force in the Aftermath of Combat Operations.Air & Space Power Journal（ASPJ-Chinese），winter，2009.，2015.02.7

朝鲜停战协议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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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韩万以金宽镇和洪容杓为代表，朝方以金养健和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黄炳誓为代表，经过长达43小时的会谈，达成六项协议。

朝鲜半岛的危机总猜不到开头，因为难以预料危机何时、何地发生，但总能猜到结局―以非战争的方式收场。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历史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被韩国媒体称为“8月危机”的这轮朝韩军事对峙也不例外。起因于8月4日两名韩国士兵在朝韩非军事区韩方一侧被炸伤的这次危机，演变成朝韩互相炮击、朝鲜宣布进入“准战时状态”的局面，但最终以长达43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结束。

在谈判桌上化解危机，对于战后一直处于所谓“停战”状态的韩国与朝鲜来说无疑是双赢。但就这场危机来说，这个双赢显得有点“失衡”。尽管朝韩双方都有妥协，但韩国总统朴槿惠“铁娘子”作风尽显，平壤政策回旋空间却“捉襟见肘”。理解半岛局势未来走向，朝韩两国以及外部环境的微妙变化不容忽视。 “危情六日”

作为对韩国士兵被炸伤的回应，韩国于8月10日重启中断了11年的对朝广播喊话。在非军事区架设高分贝广播，是朝韩针对对方心理战的重要方式。8月15日，朝鲜发出警告，称重启对朝喊话是严重的军事挑衅，等同于对朝宣战。不过，韩国并未理会朝鲜的警告。8月20日，半岛局势急转直下，进入紧张的“危情六日”。

当地时间8月20日下午3时53分与4时12分，朝鲜分两次共向朝韩非军事区韩方一侧发射了4枚炮弹。4时50分，朝鲜以劳动党中央书记金养健的名义向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金宽镇发出信函，称韩方对朝喊话是向朝宣战，要求立即停止喊话。几乎与此同时，朝鲜还以人民军总参谋部的名义，向韩国国防部发出通知，要求韩方自20日下午5时起，48小时内停止对朝喊话并拆除相关设备，否则朝军将采取军事行动。

20日下午5时4分，韩军向非军事区朝方一侧回击了29枚炮弹。下午6时，朴槿惠总统主持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并下令果断应对朝鲜挑衅。当天下午，朝鲜最高领导人也紧急召开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宣布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进入“准战时状态”。

21日，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朝鲜潜艇出港、导弹待发、前线军力调动等消息充斥国际媒体。当天上午，朴槿惠身着军装视察前线对朝警备状态，下令对朝方发起的挑衅坚持“先行动，后报告”的原则。与此同时，韩美上调对朝情报监视级别，实施“共同应对朝鲜局部挑衅作战计划”，并启动“沉寂”了40年的联合作战体系。

21日上午10时40分，韩国以统一部长官洪容杓的名义向朝鲜发信函，主要内容是表明韩方将坚决应对朝军挑衅。不过，朝鲜以“发件人不对”为由拒收信函。当天下午4时许，朝鲜以金养健的名义向韩国发出通知，提议与韩国举行高级别对话。下午6时许，韩国回应朝鲜同意对话，双方商定22日下午6时在板门店举行对话。

22日下午6时许，韩方以金宽镇和洪容杓为代表，朝方以金养健和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黄炳誓为代表，在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会谈。经过长达43小时的会谈，朝韩双方于25日凌晨达成六项协议，包括朝鲜对地雷炸伤韩士兵事件表示“遗憾”、韩方中止对朝喊话、朝鲜结束“准战时状态”等。2010年天安舰事件与延坪岛炮战后最危急的朝韩军事对峙，以谈判的方式得以缓解。 变化的双赢

据朝中社8月28日报道，在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对朝韩“8・25协议”给予了积极评价。他称该协议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使灾难性的朝韩关系重回和解与信任的轨道。还突出是朝方主动促成了这次朝韩高级别对话，不过他强调是朝鲜“核遏制力”而非谈判发挥了缓解危机的作用。

“8月危机”结束之时，朴槿惠总统任期恰好过半。危机应对给她的“期中考”加分不少。韩国一民调机构8月26日的调查显示，六成以上的韩国民众对朴槿惠政府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给予积极评价。民调机构“盖洛普韩国”28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民众对朴槿惠施政支持率为49%，创下她就任以来最高值。

对朝鲜的作用给了“好评”，韩国民众为朴槿惠的表现“点赞”。如果这也算是一种“双赢”的话，那么更重要的双赢还得从朝韩双边的角度去解读。就朝韩双方达成的协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朝鲜半岛问题专家斯科特・斯奈德评价道，通过这份协议，朝韩双方展现了它们有能力通过谈判走出危机。他表示：“协议的实施应该把双边关系的焦点从军事对峙转向交流与合作。”

虽是“双赢”，但以危机演变过程来衡量，朝韩双方的博弈也在发生变化。从8月20日危机升级以来，首尔的强硬姿态没有实质性软化。韩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千英宇对媒体表示，朝鲜事实上是在“请求”对话。这是否只是韩国人的臆想、朝鲜是否“请求”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在朝鲜对韩国发出谈判要求后，双方同意把谈判时间设定在22日下午6点，即朝鲜最后通牒时限之后一小时。 微妙的变局

8月28日，首尔龙山陆军会馆，韩国军方为朝韩军事对峙期间主动要求延期退伍的85名官兵举行午宴，表彰他们的勇气和壮举。这起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与今年2月韩国智库峨山研究院的一项民调结合起来看，意义就不那么简单了。那次民调显示，20多岁的韩国年轻人，在价值观和身份认同上与朝鲜最具疏离感，把朝鲜视为“敌对方”的比例也最高。

这个年龄段的韩国年轻人，没有父辈那样的朝鲜战争经历，但却有着清晰的天安舰事件、延坪岛炮战的记忆。也就是说，属于韩军服役主力的这群人，正以不同于父辈们的论述和逻辑来理解“朝鲜威胁”。这种变化，很难说不是影响韩国对朝行为的一个变量。

朝鲜停战协议篇6

朝鲜战争的遗留问题

1953年7月7日，经过3年的苦战，中美双方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然而，这个协定仅仅意味着暂时的停战，真正的战争状态并未结束，只是军事斗争转化为政治外交斗争。在美国的操控下，第8届联合国大会第430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两项决议。决议主张召开朝鲜问题政治会议，把参加会议的国家限定在参与朝鲜战争的各国，而中国政府却被排除在外。美国的理由很简单，中国不是联合国成员国，没有资格参加。作为朝鲜战争的参战一方，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可以想象这样的政治会议结果将会怎样。面对美国企图废弃刚刚签订的《朝鲜停战协定》的政治图谋，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主张政治会议应根据《朝鲜停战协定》第60款的规定，先行从朝鲜撤出包括联合国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然后再讨论其他问题。随后，就政治会议的具体形式提出4点建议：参加会议的国家应为交战双方的全体国家，包括南、北朝鲜在内，还应邀请苏联、印度等中立国；会议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但政治会议的任何决议必须得到交战双方的一致同意；第8届联合国大会在讨论扩大政治会议成员问题时，应邀请中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在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解决后，双方应讨论会议的地点和时间。美国则坚持把参加会议的国家限定在是联合国成员国的交战双方，其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充分利用联合国这个政治工具，排斥中国参加重大国际会议，谋求政治上的有利地位。

但是，远东地区重要分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在苏联、英国和法国的推动下，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的身份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在日内瓦会议上，关于朝鲜问题，美国坚持主张让联合国承担其解决朝鲜问题的角色，由联合国主导朝鲜的统一问题。对于美国的“故伎”，中国方面指出，联合国作为朝鲜战争参战的一方，已经失去了公平处理朝鲜问题的资格，因为它已经被美国所利用，只有中立国才具有公平处理朝鲜问题的能力。6月15日会议临近结束，看到会议对解决朝鲜问题将无果而终时，发表最后演说，表示中国“完全同意一切外国武装力量于最短期限内按比例从朝鲜境内撤退”，主张南北双方互相接近，内部解决朝鲜和平问题。的演说为中、美两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再次正面接触埋下了伏笔。

在同中国进行政治外交较量的同时，美国已经做好了在朝鲜长期驻军的准备。1953年lO月，美国与南朝鲜政府签订了《韩美共同防卫条约》。该条约成为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重要一环。面对美国在朝鲜南部的驻军政策，为了帮助战后朝鲜的恢复与重建，11月，中朝双方签订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按此《协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留在朝鲜，帮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自此，朝鲜战争以朝鲜半岛的政治分裂和中美双方在南北驻军的形式结束。

中国决定撤军

1957年11月，在访问苏联时，与金日成商谈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8年撤出朝鲜问题。表示：“鉴于朝鲜的局势已经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可以全部撤出朝鲜了。朝鲜人民可以依据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民族内部事务。”随后中朝双方开始讨论撤军的具体安排。12月16日和25日，金日成向中国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由朝鲜人民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主张，中国政府积极响应；二是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写信给联合国，要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主张，以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对于金日成的来信，经过同苏联方面协商后，中国政府很快作出回应。认为，金日成提出的两个方案中前一个比较好。如果让苏联在联合国内提出主张，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势必导致中朝双方把整个联合国作为敌对的一方，而实际上派出军队组成联合国军的只是少数联合国的成员同。因此，认为，朝鲜应根据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朝双方关于朝鲜问题的基本主张，公开声明提出外国军队撤出的要求，提议南北双方在对等基础上交流筹备全朝鲜自由选举；在所有外国军队撤出一定时期内，由中立国机构监督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在朝鲜声明之后，中国将给予支持并提出撤军方案，倡议共同撤军。中国政府的建议，一方面确定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的政策，另一方面按照日内瓦会议上中朝方面提出的原则，对撤军后的朝鲜作出了具体的政治安排。自此，围绕朝鲜半岛的撤军、统一问题，一场以中、美为主角的外交宣传战拉开了序幕。

根据中方建议，1958年2月5日，朝鲜政府就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与和平统一朝鲜问题发表声明。声明称，为了缓和朝鲜的紧张局势以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美军和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应当同时撤出南北朝鲜。在一切外国军队全部撤出南北朝鲜之后，应当在一定时期内在中立国机构的监督下，实行全朝鲜自由选举：应当在对等的基础上早日实现南北朝鲜之间的协商，讨论经济、文化交流和全朝鲜的选举问题：应当在今后尽量短的时期内把南北朝鲜军队的人数缩减至最低限度，以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中国政府很快声明支持朝鲜政府的和平倡议。按照预定的安排，2月14日至21日，总理、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期间，中朝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决定于1958年年底以前分3批全部撤离朝鲜。在不足半个月内，中朝方面协同一致，争取主动，发起了积极的外交舆论攻势，使得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一方明显处于舆论的被动地位。

中美之间的外交战

接到中国的建议，美国政府的反应显得被动但相当谨慎。在2月14日召开的新闻会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林肯・怀特立场模糊，只是就中朝声明中的“自由选举”做出评论，表示自由选举是朝鲜统一问题的关键，美国坚定支持朝鲜进行自由选举，而对撤军问题避而不谈。

随后，美国政府内部开始加紧筹划应付中国从朝鲜撤军造成的被动局面。经过近两个月的精心准备，4月9日，通过英国驻北京代办，美国以参加联合国军的16国名义做出了答复。美国在答复中避而不提撤军问题，只是要求中国政府对北朝鲜提议作出“精确的解释”，询问“当北朝鲜当局谈及‘中立国组织’监督选举时，中朝方面是否接受选举应该南联合国主办，并且应该由联合同监督初选和整个选举”。

接到美国方面的答复，中国很快以照会的形式给予回复。照会首先指出。中国正在定期、分批地全部撤出朝鲜，然而，联合国军方面却至今没有在撤军问题上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接着，照会谴责美国“竟然对这个

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上最为迫切和现实的撤军问题避开不谈，而别有用心地扯出所谓‘澄清’监督选举的问题来进行纠缠……联合国军各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转移世界人民的视线，以图掩饰美国长期占领南朝鲜、继续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和进一步制造远东紧张局势的阴谋”。

面对中国的谴责，美国充耳不闻。7月2日，美国对5月6日的中国照会做出答复，反而对中国坚持所有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军作为朝鲜自由选举和统一的前提表示遗憾，并冠冕堂皇地指出：在没有任何事先安排的情况下撤出联合国军，将不能适当地解决朝鲜问题，联合国军的存在，是为了在朝鲜问题最终解决之前防止进一步的侵略，当按照联合国决议，朝鲜问题解决的条件具备并执行时，经联合国提议，他们准备撤出联合国军。

从两次照会往来双方强调的重点来看。中国坚持先撤军，再讨论全朝鲜的选举问题；而美国则避而不谈撤军问题，坚持联合国处理朝鲜问题的能力，并在这个前提下，让中朝方面澄清有关选举的问题。美国可谓是故伎重演，利用他可以操控联合国的优势，实现坚持在朝鲜驻军的目的。

11月11日，第13届联大第一委员会就新西兰等13国提议的关于朝鲜问题决议案进行投票。经过美国的会前运作，联合国大会以54票赞成、9票反对、18票弃权，通过了新西兰的提案，坚持了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原有立场。

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从朝鲜撤出。面对美国决意在朝鲜半岛继续驻军的情况，中国政府做了最后的外交努力。首先，中国政府再次通过英国向美国传递照会，对美国7月2日照会做出答复，重申所有军队从朝鲜撤军，而后通过政治磋商实现朝鲜统一的立场，并谴责美国拒不撤军的行为，揭露其本质意图。接着，委托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索波洛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宣读散发中国的照会，呼吁参与“联合国军”的国家调整立场，呼吁爱好和平的联合国成员国为了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采取积极措施。

中国的外交努力在联合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关朝鲜统一的方式问题出现了“灵活”的趋向。在谈到联合国在选举中的角色时，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英国强调“联合国主持”而不是“联合国监督”。对于西方国家提议的朝鲜问题提案，利比亚和黎巴嫩由支持转向弃权，并且在争论中，加拿大提出了一种“调和”的方法。然而，这些微小的变化根本不能动摇美国在联合国的优势地位。

朝鲜停战协议篇7

1951年6月，经过5次战役后，朝鲜战场上形成了双方战略对峙状态，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美国寻找各种渠道，前后两次向苏表示，希望苏联能从中斡旋、帮助，并转告朝中方面，说明美方愿意就地立即停火、停止军事行动，然后谈判议和。关于这点，斯大林向我方作了详细的解释和建议。这是美国一个重大的战略考虑，同时也表明它对朝鲜战争前途的一种焦急和忧虑。

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平壤。6月初，金日成首相来到北京，和、等一起研究朝鲜战局并协商关于朝鲜停战问题，谈好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以进行和谈。

于是中央决定派高岗陪同金日成前往苏联，共同协商朝鲜停战问题，并向苏方表明我双方对停战的意见和态度。我（师哲，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等职，协助处理中苏间的事务）也同行。

到达莫斯科后，斯大林立即接见了金日成、高岗，首先关心、研究朝鲜前线的实际状况，并想弄清朝中军队目前占据的是不是有利地位。最后他问：立即停火好，还是再打一下，修正战线地位后，再谈停战好？这时，朝中两方谈话的人都混淆了各不相同的词汇用语，把停火、停战、媾和、休战、和约等词汇混杂、交叉使用。于是斯大林要求先弄清各种概念的含义，他说：不澄清一下，我们就不能明确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朝中方面回答说：我们的愿望是停战。

接着，斯大林又问：是就地停战，还是要求双方在做过某些调整后再停战？有否某方被包围的部队或地方？对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清楚，而朝中两方面提供的地图标志是过时了的。斯大林不得不找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位将军携带军用地图来说明当时朝鲜前线的情况。然后斯大林问，应以何日何时确定为停战期？斯大林不太愉快，因为商谈的人对许多情况不清楚。

当会谈基本结束，大家进入休息室时，斯大林关心地问：停战后的打算是什么？怎样稳住朝鲜局势，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

总之，这次会谈的目的就是为了确定停战方针，并计划开始进行和谈。

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于三八线的开城举行。

和斯大林商讨和谈方针

1952年8月17日，率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商谈朝鲜战争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等问题。

8月21日和斯大林会谈，首先说明了我党中央对朝鲜战争和国际形势的看法。斯大林同意我们的谈判方针，并同意帮助装备中国60个师，但炮弹消耗与敌人之比1∶9是不行的，应是20∶9，必须压倒敌人。

他说：停战谈判是一大问题，主张忍耐、坚持是对的。我们援助朝鲜是不吝惜的。斯大林提出谈判的3个步骤：如果敌人扣留我方被俘人员30%，我们可以扣留敌俘13%左右作为交换，说明我们不相信敌人所谓我方被俘人员有不愿回来的事实，故扣留其比例的半数，促使敌人改变态度。如不成，第二步可主张先行全面停战，然后再解决双方遣俘问题。再不然，第三步可将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双方交中立国代管，然后由当事国进行访问，陆续接回。

斯大林又强调：我们对美国应坚持立场，只有硬，才能解决、朝鲜问题。公道对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以原子弹和空袭吓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决定战争，还是靠陆军。他同意援助朝鲜5个高射炮团，以增强防空能力。他认为，中国空军不能出击三八线，出击等于正式参战，因为空军不是志愿军的，而是国家的。不管在战略上还是战役上现在都不要出击，不要破坏谈判局面。最后，在建议下，斯大林同意、金日成、朴宪永秘密访苏。

9月1日，彭总、金日成、朴宪永抵达莫斯科，由苏联军方接待，住在乡下别墅。9月4日，斯大林约见了、金日成、朴宪永，在座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及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陈云、李富春、、粟裕5人。

斯大林欣赏

会谈结束后，与会的全体人员被邀请到斯大林别墅会餐。饮宴间，斯大林依次向大家祝酒。忽然，他举着一个大酒杯，要彭总也给自己斟满一大杯白酒。

我知道彭总有胃病，不宜多饮酒，便要求不要勉强他过饮。知道彭总有酒量，立即向我示意不要干涉。果然，彭总站起身来，同斯大林碰杯后，一饮而尽。斯大林当时很高兴，满意地望着彭总，端详了好一会儿。看得出，斯大林是喜欢彭总的性格和风格的。深夜，欢宴结束。大家告辞出门时，金日成推总理走在前面，彭总推金日成走在前面，因此彭总走在最后。斯大林要我把彭总请到他身旁，他们离开大家站在大厅一角，开始交谈起来。斯大林请彭总转告他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候和祝贺，并询问了俘虏政策及执行情况。斯大林陪在大厅里边走边谈，有说有笑。

9月12日，斯大林以家宴的形式宴请、金日成、朴宪永，、李富春、、粟裕也出席了宴会。斯大林说：美国急于找一出路解决朝鲜停战问题。他说：联合国已失去它应有的作用。我要给写一封信，请你们带回去。我们应为新的联合准备条件，应设法促成亚洲国家区域联合。如果成功，苏联亦可参加。回答：我们现在对联合国早已不感兴趣，现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甚好，为亚洲的联合准备群众基础。这样可迫使亚洲国家的某些政策赞成区域联合。

斯大林说：不要急，区域联合是要政府参加的。他很同意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应以和平为中心，一切围绕着为争取和平做斗争，能争取日本、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参加很重要。他说：朝鲜战争是艰苦的，是否不愿东欧各国帮助？总理笑着说道：没有不愿的道理。后来东欧各国对朝鲜战争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援助。最后，斯大林和中朝同志讨论起中朝两民族的由来。宴会充满亲切、融洽、欢快的气氛。

朝鲜停战协议篇8

6月3日，双方又在韩国的雪岳山举行了第二次将军级会谈。

6月5日，朝韩官员宣布，双方已就今年10月开放两条连接边境的道路以及测试两条横越重兵驻扎边防的铁路达成协议。

6月14日，朝韩舰艇在半岛西部海区成功进行了无线电通讯，这是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双方舰艇首次实现直接通讯。

回眸朝鲜半岛分裂以来的历史，南北双方经历了战争、冷战和对抗，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走向接触与对话。

开始接触与对话时期

（1971年8月～1991年9月）

上世纪70年代初，在中美关系的大门逐渐打开的时候，一股对话热潮也在其他一些地方出现。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也开始进行试探性的接触。1971年8月6日，朝鲜首相金日成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同包括南方执政党在内的所有政党、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进行接触”。韩国对北方的倡议立即作出了回应，8月12日，韩国以红十字会名义向北方提出就寻找离散家属问题举行会谈。1972年7月4日在汉城和平壤同时发表了《南北共同声明》，并宣布南北协调委员会成立。

1972年8月，以南北红十字会谈为标志的历时20年之久的朝韩南北对话开始了，其间的成果是1984年朝鲜向韩国捐赠救灾物资以及1985年双方艺术团和故乡访问团互访。尽管此阶段对话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对话中的对骂往往多于对话，但朝韩双方在相互关系、统一原则和政策上还是有了一些变化。1978年7月韩国总统朴正熙发表《总统特别宣言》，提出“大韩民国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对所有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1983年韩国又表示将以和平方式与朝鲜发展经贸往来。朝鲜也先后提出了自主和平统一的三项原则、统一祖国五大纲领和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方案，表示要超越思想、信念和制度上的不同，促进统一大业。

80年代末期，朝韩双方的对话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1988年7月，韩国总统卢泰愚发表了《六项北方政策特别宣言》，力图通过对话缓和南北关系，求同一民族、社会意识之大同，存意识形态不同之小异。朝鲜则提出了保障朝鲜半岛和平的四项原则和促进朝鲜自主和平统一的一揽子和平方案。由于双方采取了较现实的态度，对话取得了一些引人瞩目的成果，双方都参加了北京第11届亚运会，统一了队旗和队歌，1991年又以联队形式参加了第4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从1988年下半年起，韩国还制定了《南北贸易特别法》，为朝鲜提供优惠的贸易条件。双方总理在1990年9月举行了首轮会谈，同年12月双方总理提出了南北互不侵犯的八项方案草案，军事对峙局面得到控制。

走向和解时期

（1991年10月～2000年6月）

经过近20年的对话，南北双方领导人都认识到，只有和解合作才符合全民族的根本利益，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朝韩关系有了历史性的突破。1991年9月，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合国，双方总理签署《关于南北和解、互不侵犯与交流合作协议书》，这是双方政府签署的第一份正式文件。朝鲜于1992年1月30日在核安全保障措施协定上签字，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七次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但1993年朝美核争端出现后，尤其是1994年7月金日成主席逝世后，南北间对话陷入停滞状态。

1998年2月，金大中上台后对朝奉行和解与合作的“阳光政策”，朝鲜方面也报以积极的回应。在朝方的建议下，双方副部长级会谈于当年4月在北京举行。5月，韩国的7700吨无偿援助粮食运抵朝鲜。同时，由38名儿童组成的韩国“小天使”艺术团于对朝鲜进行了为期11天的访问演出，受到朝鲜各界的热情欢迎。最引人注目的是，6月韩国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带着50辆汽车和500头牛，通过重兵把守的板门店军事分界线，进入朝鲜访问，并受到朝鲜最高领导人的接见。11月，朝鲜著名风景区金刚山迎来了朝鲜战争停战45年来的第一批韩国客人。此后，一批又一批的韩国游客乘坐“现代金刚山号”游轮到风景秀丽的金刚山旅游。

和解与合作时期

（2000年6月～ ）

2000年是朝鲜战争爆发50周年，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剑拔弩张、血雨腥风之后，弥漫在朝鲜半岛上空的阴霾终于开始消散。这年的6月13日至15日，韩国总统金大中踏上了令全世界瞩目和惊喜的破冰之路，前往朝鲜访问。他与朝鲜领导人在平壤举行了会谈。这是朝鲜半岛分裂55年以来的首次首脑会谈，双方签署了历史性的《北南共同宣言》，双方承诺为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和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而努力。2000年8月15日，分离了半个世纪的朝韩离散家属终于首次会面，平壤和汉城沉浸在欢喜的泪海之中。9月15日，在悉尼奥运会开幕式上，朝韩运动员首次打着相同的旗帜―――朝鲜半岛旗携手走进主会场，当时的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全体观众起立，用掌声和欢呼向他们表示祝福和敬意，这成为开幕式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幕。2002年5月10日，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访问朝鲜。在当时南北关系既有进展又存在困难的情况下，作为在韩国政坛具有一定影响的女性，朴槿惠访朝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关注。5月14日，朴槿惠带着有关同意朝韩专家组成调查团就朝鲜金刚山水库进行实地调查等方面的承诺，穿越极为敏感的板门店回到了韩国。

今年以来，朝韩关系又有了新的进展。6月2日至5日，在平壤召开的南北经济合作促进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达成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协议。协定规定双方首先分别开放七个港口。韩国将开放仁川、群山、丽水、釜山、蔚山、浦项、束草港，朝鲜将开放南浦、海州、固城、元山、兴南、清津、罗津港。朝韩将开通往返这些港口的航线。另外还将开通两条主要道路，一条在西部海岸，另一条在东部海岸。在今年10月份，货运火车将在南北两条与公路平行的铁路上进行试运行，2005年将正式开通。

朝鲜停战协议篇9

2016年1月6日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意味着它在违反联合国涉朝核问题决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朝此次核试后，与朝核问题利益攸关的国家进行了多次实测，没有得出朝成功试爆了氢弹的结论，白宫发言人更是公开表示怀疑。各国专家多认为，朝并不具备拥有成熟制造氢弹技术的能力。有美国学者称，朝此次试爆的可能是介乎核弹和氢弹之间的“加强型原子弹”，有虚张声势的成分。

国际舆论对朝鲜为何要在东北亚内部关系有所缓和、平壤自2014年年中开始的“魅力攻势”和民生改善工程取得一定成效的时候来这么一下感到费解。日本总研国际战略研究所理事长田中均、早稻田大学韩国学研究所所长李钟元、巴黎政治学院亚洲中心研究员安托万・邦达等都认为，朝此次进行核试主要还是为了巩固的权力，把朝民众紧密团结在他身边，同时也是为了显示对中国的不满，并且刺激美国坐下来与朝谈判。当然，这背后可能还有朝内部对中美关系近期发展趋势的研判结果在起作用。

2015年12月10日，宣称朝鲜已成为一个准备好使用核弹和氢弹的“核强国”。不到一个月，朝就再次进行核试，显示了其成为有核国家的决心不可动摇。上台后，不仅实现了拥核入宪，而且坚定实施“并举方针”，一手发展核武器，一手改善民生，显示出日益巩固的国内领导力。对于朝的“并举方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张连瑰教授发出提醒：这个方针的两手，究竟是一件事的两个侧面，还是可以分开的两件事，人们需要认真观察。

事已至此，是否可下结论？朝鲜“并举”的两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并非可以分开审视和处理的两件事。朝接连四次核试，使得一些人十数年来对朝核计划意图的判断正式沦空――那种判断并不相信朝鲜真心拥核，而是认为朝只是要借推进核计划撬动大国解决其安全关切，最终用弃核来换取朝美关系正常化等对朝有利的结果。现在看来，朝鲜就是要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确立对邻国和美国的战略威慑能力，依靠自己的手段获得持久的政权安全。

当然，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朝核问题刚开始冒头时就断定朝鲜就是为了拥核而研核。即便朝鲜自己，也未必在当初启动核计划时就下定了要成为核国家的决心。一个巴掌拍不响，坏的结果从来都是在一步步的互动中形成的。如果没有美国在政府换届过程中一次次搁置美朝对话成果，没有美国情报部门和新保守派在2005年澳门汇业银行案上小题大做不断收紧对朝金融封锁，朝又怎可能在日益加深的不安全感中反反复复？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又怎可能在每取得重大进展的当口陡生挫折？

尽管朝仍未在名义上放弃半岛无核化目标，但这对其来说不过是个随时取用的标语口号罢了。国际舆论多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过制裁迫朝鲜弃核的意图已经失败。法国《费加罗报》1月7日引述“一些专家”的话披露，朝鲜“可能已经有能力制造出至少15枚核弹头”。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去年12月18日发表前助理国防部长沃勒斯坦的署名文章指出，朝鲜可能正在扩大其核储备，“据估计，目前约有6至10枚核武器，到2016年底可能达到20枚或更多，到2020年可能达到50枚或更多。”

美国不会给朝“正眼”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趋势应当从战略和技术两个层面加以研判。在战略层面上，我们要思考，朝鲜是否准备和能够把其自视为已经拥有的核硬件、核能力转化为与外界接触、谈判的筹码？如果这种接触、谈判得以实现，将会在何方之间进行，朝鲜准备把它引向何方？

果不其然，第四次核试后不久，朝摆出了希与美、中、韩签署和平协议的外交姿态，进而向美国开出“停止核试验”的要价（请注意是“停止核试验”不是“弃核”）――朝外务省发言人1月15日发表谈话称，朝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因此朝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稳定的局势与和平的环境;“朝提出的以美国停止联合军演换朝鲜停止核试验、朝美缔结和平协议等一切建议依然有效”。

这个停核“建议”没有把中国放进去，也不提韩国，说明朝并不愿其所憧憬的谈判在中朝或朝韩之间进行――当然这在事实上也解决不了朝方的核心关切，而是更希望能与美国坐下来直接谈、双边谈，以两个有核国对话的方式谈，谈的内容恐怕是要越过核问题一揽子安排朝鲜半岛的未来。朝方最需要的可能是：美国放弃对朝敌视政策，韩国放弃对朝吞并“野心”，以与朝签署双边协定的方式（或许可由其他国家担保见证）向朝做出永久性的安全承诺，经由朝美双边主车道实现半岛停和机制转换。值得注意的是，朝方提出的“美国停止联合军演”条件并不等于要求美军撤出朝鲜半岛，这是否意味着朝想把同意美军继续留驻身边做成一张牌？是否也需要美国管住韩国、日本内心的核研发冲动？目前不得而知。

然而，美国一时半会儿是不会给朝鲜“正眼”的。奥巴马执政后半程，对朝奉行所谓“战略耐心”（也译“战略忍耐”）政策，其实质是一种“战略冷漠”，或者说“战略不理睬”。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对中东问题的关注欲罢不能，必须优先处理那个方向上的挑战和隐患，急于寻求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突破。尽管随着伊核问题六方日内瓦协议的达成，这个目标已经阶段性地实现了，但奥巴马有效任期只剩不到一年，就算有心在朝核问题上谋求作为，时间上也已来不及。另一方面，经历了1994年美朝《框架协议》因朝另辟蹊径搞起铀浓缩而宣告作废、2005年六方会谈达成“9.19共同声明”后不久朝即重启核试、2012年美朝达成“2.29协议”后半岛安全形势发生一系列波折，美国国内无论是主张继续外交谈判的人还是对朝强硬分子，普遍认为朝在“玩弄”、“讹诈”美国，故而对朝信任荡然无存，拒绝向朝做出任何实质性妥协在华盛顿已成“政治正确”。

“亚太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战略旗帜，如果与朝做交易，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都势必对外释放出美国在半岛存在度下降的信号，而这事关美国亚太战略的严肃性和国际声威、东北亚同盟体系的稳定和国内政治的基础，奥巴马政府断不会考虑。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朝决定进行第四次核试，未必是冲着奥巴马来的，而是针对后奥巴马时代朝美关系的重大布局，是要在一位比奥巴马更强势有为的美国总统上台前，尽可能多地手握对美打交道的资源和筹码。

朝导计划应引起更多关注

问题自然延伸至第二个层面――技术层面。这是能真正触动美国的层面。朝不会因“成功”试爆了“氢弹”就给其核计划放假，相反，会加紧推进与核计划相配套的导弹研发计划。朝一直急于为其笨重的核武装置实现“小型化”，装上好用的引爆器和导弹发射“翅膀”。美国是一个视本土安全高于一切的国家，只有朝鲜真正具备了陆基甚至海基的中远程导弹发射能力，美国才会真正开始重视朝核问题。

朝鲜在1985年的时候还只有射程300多公里的“化城5”型导弹，1990年时研制出了射程900公里可携带1000公斤弹头的“劳动-1”型导弹，这几年又拥有了负载重量1000公斤、有效射程3000至5000公里的“大浦洞-2”型导弹和外界缺乏了解、射程可能达6000公里的KN-08洲际导弹（一般认为这两种远程导弹均未达到服役水平）。朝于2015年5月对其首枚潜射导弹“北极星”KN-11进行了水下发射测试，11月又在移动驳船上对该型导弹进行了飞行测试。尽管测试并不成功，但人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朝孜孜以求不断改进和提高导弹发射能力的努力。今年1月8日，“氢弹”试验两天后，朝中央电视台了一段视察潜射导弹发射试验的视频。可以看到身着大衣和呢帽的立于船头，当导弹冲出水面在半空中划出火光，露出了微笑。虽然事后有美国专家指此段视频存在作假痕迹，但它向美国传递信号的意味却不可忽略。

中国处理朝核问题需要路径创新

自朝核问题成其为问题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直接相关各方一直在复杂逻辑思维的困局中苦苦挣扎，现在似乎到了引入“简单逻辑学”的时候。

中国已成为被“核包围”的大国，周边战略安全环境的复杂性还在不断升高。我的建议是，中国应以本土安全为首要和核心的出发点，并且真正着眼长远，对周边的核战略态势作出应对。既不要把自身战略安全环境改善的希望寄托于利用一国抗衡另一国，也不要指望通过向某国提供核保护伞或长期经济援助来感化、换取它从根本上调整核政策。这两条路都走不通，都不符合中国自身的大国之道和对象国的处世原则，最终会把中国自身安全抵押上去。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自身战略安全归根结底要靠自己来塑造。

朝鲜停战协议篇10

本期话题:2009年,伊核问题和朝核问题进展如何?未来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继续关注本刊记者与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的对话。

――编者手记

记者:过去的一年,伊核问题是否出现了“柳暗花明”的状况?

陶文钊:虽然奥巴马在竞选和《就职演说》中就向伊朗喊话,但敌对了多年的美伊关系却一直没有松动,伊朗核问题也未见进展。2009年6月伊朗大选引发了其内部两派的争斗和骚乱,奥巴马政府采取了比较谨慎的立场。10月初,在美、俄、中、英、法、德六国(5+1)与伊朗代表关于核问题的谈判恢复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提出方案: 2009年年底前,伊朗将所拥有的1.5吨低纯度浓缩铀中的75%(1100公斤)运往俄罗斯,由俄罗斯将其提纯,再由法国进一步加工成燃料棒,最后运回伊朗,供一个用于研究癌症治疗机构的核反应堆使用。伊朗拒绝接受这一期限,提出可以考虑在伊朗境内或土耳其与西方国家交换核燃料。2010年1月初,伊朗向西方国家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西方国家1月底前未能与伊朗就核燃料交换达成协议,伊朗将自行生产核燃料,双方的较量出现阶段性升温。1月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美国正和其他国家协商,准备对伊朗实施制裁。在美国的推动下, 1月16日,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外交官在纽约欧盟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就伊朗核问题举行会议。会议的纪要重申,将继续坚持制裁与接触相结合的双轨策略,但同时表示已开始考虑采取“进一步的适当措施”。伊核问题的解决看来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记者:去年12月的一期美国《时代》周刊认为, 奥巴马对伊朗的接触政策宣告失败,对此您怎样看待?

陶文钊:奥巴马在竞选中就表示,可以无条件会见伊朗、委内瑞拉领导人,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当时就反对他的这个说法,在第二次电视辩论中教训奥巴马,说他太天真、太幼稚。一年来,共和党人一直在指责奥巴马,认为他的政策损害了美国安全。《时代》周刊网站发表文章,认为“奥巴马对伊朗的接触政策宣告失败”,显然带有共和党的色彩。美伊关系敌对了30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消解这30年的冰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核问题本来就很复杂,有关国家还在继续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伊核问题,所以现在就说奥巴马对伊朗的接触政策已失败似乎早了点。

记者:2009年12月1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制裁伊朗的新法案,这是否意味奥巴马会改变对伊朗的外交政策,采取强硬措施?制裁是否能够打破僵局?

陶文钊: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这个法案,但参议院还没有,所以这还不是一个法律。美国成立类似的法律以前也有过。1996年美国成立了《达-马托法》,旨在制裁伊朗、利比亚两国,该法禁止外国公司使用从美国金融市场上获得的资本向伊朗能源领域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不让伊朗获得资金去资助恐怖主义或是发展核武器项目”。《达-马托法》自问世以来就遭到了与伊朗能源合作关系密切的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对,以至于从未真正得到执行,被有的欧洲媒体戏称为“稻草人”。1997年,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联合俄罗斯、马来西亚公司同伊朗签署了一项价值20亿美元的合同,公然向《达-马托法》挑战 ,欧盟也公开支持道达尔公司。日本、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在伊朗都有巨额的石油投资,所以即使美国制订新的制裁伊朗的法律,鉴于伊朗与各国广泛的经济联系,法律到底能实施到什么地步是个大问题。

伊朗的核问题还是要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来解决,制裁起不了多大作用,由于伊朗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太广泛,美国独自实行的制裁不可能真正对伊朗起到伤筋动骨的作用。

记者:2009年,朝鲜宣布永久退出六方会谈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美国驻朝鲜特使博斯沃思先后访问朝鲜,这是否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在朝鲜核问题立场上的妥协,默认了朝鲜的核国家身份?

陶文钊:2009年以来,朝鲜的核问题迭经波折。4月,朝鲜宣布永远退出六方会谈。5月,朝鲜再次进行了核试验。6月,安理会通过了对朝鲜实行制裁的1874号决议。到了七八月间,朝鲜似乎又改变了做法,对美国和韩国采取了“魅力攻势”,并一再表示希望与美国进行双边会谈,但对六方会谈没有提及。直至10月中国总理访问朝鲜,朝鲜领导人才表示, “通过朝美双边会谈,朝美之间的敌对关系必须转变为和平关系。朝方愿视朝美会谈情况,进行包括六方会谈在内的多边会谈”。这是自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以来首次表示回到六方会谈的意愿。但这种意愿的先决条件也很清楚:美国首先要改变敌视朝鲜的政策。具体说来,首先就要把朝鲜半岛的停战机制改变为和平机制,两国签署和平协议。这与美国的立场大相径庭。奥巴马政府也说得很清楚,虽然美国同意与朝鲜举行双边会谈,但这种会谈只是双边交流,目的是推动朝鲜尽快重返六方会谈。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一再表示,六方会谈框架是基本要素,朝鲜可在这一机制内与其他国家实现双边、多边等各种对话。在确保核问题六方会谈能够恢复的情况下,美国才会考虑同朝鲜进行直接接触。10月2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关于核不扩散问题的讲话中强调:“美国永远不会与一个有核的朝鲜建立正常的、不存在制裁的关系,朝鲜领导人对此不应抱有幻想。”

记者:近日,美国拒绝了朝鲜提出的“在六方会谈框架内与《朝鲜停战协定》当事国举行会谈、讨论签署和平协定”的建议,这一表态是否会使朝核问题更加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