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责任范文10篇

产品责任范文篇1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私法中的侵权行为法律适用原则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在一些特殊侵权行为领域－如产品责任―新的理论和规则受到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视。原因是，随着国与国之间经济贸易的频繁，产品的跨国性日益普遍，产品责任问题也随之增加。一些国家在处理这类跨国产品责任案件时主张司法管辖权，而与该产品相关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也提出类似的要求；进而对这类涉外产品责任应适用的法律，即准据法，也存在较大的分歧。如何解决这种跨国产品责任诉讼，成为各国国际私法领域又一个新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的扩大也带来了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问题，尤其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碰到一些棘手问题无法可依。例如：（1）当该产品责任侵权行为发生在外国，依行为地法和中国法均构成侵权时，应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来确定当事人的赔偿责任？（2）当中国消费者购买一外国产品而导致损害时，中国法院是否可以根据行为地法而适用外国法，使中国的受害人获得较高的赔偿？（3）如果产品责任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均是外国人，中国法院在审理该案时适用中国法是否有充分理由？诸如此类的问题对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比较分析对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祺对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诸多产品责任诉讼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供与会专家学者讨论。

二、欧美国家关于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原则的最新发展

一般认为，产品责任属于一种侵权行为。按照传统的国际私法，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即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受到伤害的行为地法。20世纪60年代以前，欧美国家大多采用对产品责任案件适用损害发生地的法律；7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贸易的全球化，产品责任引起的侵权行为地往往带有偶然性，且产品责任侵权与一般的侵权又有区别，最主要的不同是，其侵权行为地与受害人往往没有什么联系。因此，适用传统意义上的加害行为地法和损害发生地法，对一个受害人来说起不到应有的赔偿作用。基于这种特殊性，欧美国家首先放弃了侵权行为地法原则，引入一些新的、富有创建的规则。

第一，允许原告选择适用对其有利的法律。由于产品责任的特殊性，原告要证明被告的责任具有一定的难度，而被告在承担责任方面处于比原告更有利的地位。为了更好地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有的学者提出由原告（受害人）在所涉国家的法律中选择适用某一法律作为准据法。例如，美国的卡维斯教授提出了“优先原则”，认为原告有权从以下4种法律中作出选择：1、产品生产地法；2、原告惯常居所地法；3、取得产品地法；4、损害发生地法。1982年美国法院在“辛得尔诉阿伯特化工厂”一案中以“最有利于原告的法律”原则审理了该案，充分体现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这一原则很快被美国各州的产品责任法接受，并运用到具体的个案中，即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如果各州对原告的利益规定不一致时，原告可以选择适用其中最有利于他的那个州的法律。

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国际私法中，如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中，尽管没有如此明确规定法律选择的条件、顺序，但其确立的基本原则都倾向于有利于消费者和受害人，给消费者和受害人以最大限度的民事保护。

第二，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这一原则是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确立的。最初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得到突破，以后又运用到侵权领域。1971年，美国的《冲突法重述（第二次）》明确肯定了这项原则，并规定了一些“联系”因素供选择。如：1、损害发生地法；2、导致损害发生的行为地法；3、双方当事人的住所、国藉、法人所在地及营业地所在地法；4、双方当事人最集中的地方的法律。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最大特点是灵活性，法院在处理复杂的产品责任案件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选择最适合解决这类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在欧洲一些国家中，最密切联系原则很快被立法采纳，并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如英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国家，以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有关侵权行为国际公约中都采纳了这一原则。事实上，在产品责任案件中，与产品责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往往是对原告比较有利的法律，这对保护原告的利益、保护消费者和受害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正是当代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发展趋势。

第三，适用多项连接点、灵活选择法律适用原则。从80年代起，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已不同于一般的侵权行为法律适用。一些国家已对产品责任单独立法，制定特殊的法律适用原则；有的国家在冲突规范中采用多种连接因素以确定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如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35条规定：涉外产品责任的原告可以在以下法律中选择：1、加害人营业地或习惯居所地法律；2、取得产品所在地国家的法律，除非加害人能证明其产品通过商业渠道进入该国未经他的同意。这样，原告可以通过多项连接点、而不是单一的连接因素选择法律。对于法律中列出的三个连接点，即加害人的营业机构所在地、惯常居所地或产品取得地，在产品责任案件中都比较容易确定，也方便审理案件的法院能及时、有效地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可以说，瑞士国际私法对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规定比较合理，具有较大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除了在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方面放弃了单一的侵权行为地法以外，欧美国家还注重产品责任方面的国际立法，强调国际公约的调整作用。目前，欧洲有两个关于产品责任实体法的国际公约：一是1976年通过的《斯达拉斯堡公约》，这是欧洲理事会为统一成员国的产品责任法而制定的。该公约对产品责任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并规定损害赔偿只限于人身伤害及死亡，不包括财产所造成的损失。公约最大的特点是，允许各缔约国继续保留有关产品责任的国内法，公约则作为对受害者提供更多救济手段的有效补充；二是1985年通过的《欧洲共同体产品责任指令》。“指令”也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其赔偿范围包括了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害，并对赔偿数额规定了最高限额。

由于上述两个公约都是区域性的，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欧洲一些国家。因此，制定一个普遍接受的国际公约已成为当代产品责任法发展的一个新课题。1973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公约》，试图通过统一冲突规范来调和各国在实体法方面的冲突，这为国际上统一产品责任法律适用作了有益的尝试。该公约既保留了与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基本一致的法律选择原则，又采纳了新的、多项选择的法律适用规则，不拘于单一的联系因素。公约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充分考虑到受害者与损害发生地国的利益，具有合理、灵活的解决问题的特点，已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

三、中国现行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中国现行的产品责任主要以《民法通则》中的侵权行为规定为基本原则。1993年颁布的《产品质量法》虽然也规定了“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承担赔偿责任”（第29条第1款），但其侧重点是“产品质量责任”，即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产品质量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我国的“产品责任”制度往往与产品质量责任相混淆；其次，由于《产品质量法》第34条关于产品缺陷的认定、以及产品质量标准的规定不明确，致使国内学者对此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上述规定属于产品责任中的严格责任原则；另一种则认为该条规定不属于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严格责任原则。笔者认为，产品质量法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产品责任法。从现有的法律、法规来看，我国至今尚未建立系统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则更不健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方面十分混乱，没有专门的规定。现行立法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关于适用《民法通则》中的侵权责任规定。

《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据此，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的产品责任也适用严格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因涉外侵权行为引起的产品责任，我们还援用《民法通则》第146条的规定，即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侵权行为处理。显然，这是一条涉外侵权行为之债的冲突规则，但它并没有进一步规定涉外产品责任这一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即如果在一起具体的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我们无法确定一个发生在中国境外的产品责任侵权行为，依行为地法和中国法均构成侵权时，应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来确定当事人的赔偿责任？又如，当产品责任的受害方为中国人（即原告）时，我国法院是否可以根据行为地法（外国法）来确定赔偿的数额？显然，根据《民法通则》中关于一般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并不能推导出对涉外产品责任这一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第二，关于《产品质量法》中对责任主体的规定。

93年的《产品质量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活动，必须遵守本法”。这一条款将产品责任义务主体的范围限制在中国境内，而对外国产品可能在我国境内引起的产品责任没有包括在内。这一规定显然不利于我国消费者向外国生产者或出口商提起产品责任诉讼，也不利于我国法院对涉外产品责任案件行使管辖权。

第三，关于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规定。

现行产品质量法对损害赔偿的规定只有补偿性赔偿。根据《产品责量法》第32条规定，对造成伤害的，应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的生活补助费等；对造成死亡的，规定了丧葬费、抚恤费等。赔偿范围很窄，赔偿数额较低，且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这在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对中方消费者的保护十分不利。随着大量进口商品投放到中国市场，由外国商品引起的产品责任问题也将随之增加。按照现行法律的损害赔偿规定，对生产者和销售者根本起不到惩罚和威慑作用，更不利于保护中国的消费者。

以上所举仅仅是立法上的不足。从法理上看，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需要实体法和冲突法来共同调整。对内国而言，这二部分法缺一不可。现在的问题是，现有的调整产品责任方面的法律大多是实体法，且主要考虑的是国内的情况，对涉外因素的法律规定很少或根本就没有规定；在冲突法领域，仅有的几条法律条款又过于原则、简单，缺乏可操作性。立法上的滞后必然导致司法上的矛盾和困惑，因为《民法通则》的原则规定留给司法的余地太大，而原本零星的国际私法又没有对针下药的规定，直接调整产品责任法律关系的产品质量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又缺乏互相协调，……这些问题都是涉外产品责任立法中必须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

四、思考与建议

综上所述，中国现行的产品责任法律已滞后于社会的发展。由于国内立法阙如，国际立法又被拒之门外（我国至今没有参加有关这方面的国际公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落后的产品生产，阻碍了我国对外贸易，影响了中国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在国人心目中“洋货”比“国货”好，大量外国产品充斥中国市场，导致中国产品在国内也找不到市场。其后果是，产品大量积压，工厂无法正常运作，工人也没有产品生产，这种不良循环已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目前，我国正在为加入WTO作最后的准备工作，各方面的政策导向和法律制度正在完善。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应列为首要任务，这对我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和外国产品进入我国市场都是不可或缺的。

鉴于此，笔者从本文论述的角度对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修改、制定相应的法律时，我们应首先考虑以下二个问题：

其一，与国际“接轨”问题。

所谓“接轨”，一般是指我国的国内法如何与国际上的保护水平和保护标准相当。法律上的接轨不比其他物质领域，可以引进或购买。即使制定一部高水平的法律，也不一定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笼统地讲接轨是不准确的。就产品责任法而言，“接轨”主要应考虑二方面因素：一是可能性。我国现行的产品责任法律对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过于原则、抽象，且至今还没有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专门规则，与发达国家相比距离太大，难以接轨。如关于损害赔偿的数额，发达国家的高额赔偿与我国较低的赔偿标准相差很大。这些距离主要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在现有条件下，这些领域“接轨”的可能性不大；二是必要性。由于产品责任已不再是国内法所能解决的问题，各国都十分重视这一领域的国际做法，采纳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这个问题涉及到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即怎样使国际公约或惯例纳入本国法中。例如，关于产品责任的概念。目前国际上较为通行的观点是，产品责任是指产品因存在缺陷，导致消费者、使用者或其他第三人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而应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可见，产品缺陷是承担责任的基本条件。一般认为，产品缺陷主要指产品安全性方面的缺陷。判断“缺陷”的标准并不仅仅以有关行业标准为依据，而是看该产品是否安全，是否对使用者造成危害。这里，“安全”是首要因素。我国对产品责任的看法与上述观点不同。比较权威的意见有二种：一是产品责任是指产品质量责任，即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质量标准等要求，给消费者或使用者造成损失后应承担的责任。如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等；二是产品责任是指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应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比较我国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其分歧是明显的。我国的产品责任概念主要以产品质量为中心，质量不合格或不符合特定要求是承担产品责任的基本条件。这里，产品“合格”与否是首要指标。“不合格”与“缺陷”是衡量产品的二种方法。因此，我们应在观念上、法律界定上将“产品”、“产品

缺陷”的定义、标准与国际接轨，这也是适用国际公约或国际惯例的前提。

其二，关于国际保护与涉外保护问题

产品责任的国际保护有二方面含义。一方面是指内国通过国家的“公”行为（如立法）去履行自己参加或缔结国际公约的义务；另一方面是指国际间（或地区）对产品责任问题所制定的统一规则。前者要求内国在制定有关国内法时考虑到国际公约的“最低要求”，至少不能与参加的公约相冲突。大多数国家都通过修改或制定法律的形式来协调与公约的关系，使本国法达到国际保护标准。如欧共体一些国家为了执行“产品责任指令”，纷纷修改或制定本国的产品责任法。

对于产品责任的涉外保护，我们认为它与国际保护不同。“涉外”，是指内国对含有外国因素（Foreignelements）的民事关系的总称。本质上它是内国法的规定，不涉及国际法问题。内国一般在国际私法领域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作出规定。如有关涉外的物权、债权、婚姻家庭关系、财产继承、以及涉外的产品责任和知识产权等。就此而言，产品责任的涉外保护是一国国内的民法问题，属于私法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完善内国的涉外法律制度，才能提高内国的国际保护水平。

鉴于以上思考，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快涉外产品责任的冲突法立法。

从国内立法的角度，与涉外产品责任法关系最密切的是国际私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强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立法，其首要任务是制定涉外产品责任的管辖权原则和调整涉外产品责任的冲突规则。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国际私法典，现行调整国际私法方面的法律、法规大多规定在不同的法律、法规里（如前所述）；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18条20款，以及关于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解答中有11条24款。可以说，这些条款包括了我国国际私法的主要内容。从现有的法律来看，我国国际私法的特点是：立法少而司法解释多；实体法多而诉讼法少；基本原则多而具体规定少。

就涉外产品责任法律而言，现行国际私法主要根据民法通则中关于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规则和民事诉讼法中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来处理。由于法律本身规定得比较简单、原则，或根本就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也就无法可依，或无法正确适用法律。有关涉外产品责任的管辖权与法律适用问题，至今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因此，在完善我国国际私法时应增加以下内容：

1、关于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管辖权

管辖权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在确定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管辖权，应遵守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维护我国法院对涉外产品案件的管辖权；二是便于我国消费者和使用者对外国生产者和销售者起诉。

根据我国现行民法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伤害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管辖。”以侵权行为地确定管辖，便于法院调查证据，并可节省诉讼费用。对于什么是侵权行为地，按照一般立法通例，侵权行为地应包括行为实施地和损害发生地。我国审判实践也对侵权行为地作扩大解释，即行为实施地和损害发生地均包括在内。在制定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规时还应具体明确以下原则：

行为实施地，即把加害者采取导致损害行为的所在地视作侵权行为地。如在法律条文上可表述为：凡是在中国境内制造、销售、装配和修理的产品，其产品责任诉讼应由中国法院管辖；

损害发生地，即把受害者受损害的地方视作侵权行为地。在法律上可表述为：凡损害结果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其产品责任诉讼应由中国法院管辖；

此外，作为例外规则，应允许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即允许法官根据具体案件，作出灵活的裁定。如，对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的诉讼，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认为案件与之有一定的联系，且行使管辖权是合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可以对该案件行使管辖权；反之，如果法律规定我国法院对该案享有管辖权，但法院认为行使管辖权对当事人及案件的审理均不方便，而其他法院对该案的审理更方便时，法院也可以决定不行使管辖权；或者，法院对享有管辖权的案件，认为其不能提供适当的救济，也可以决定不行使管辖权。

在司法实践中，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因进出口产品的缺陷而引起的侵权行为的产品责任。对有合同关系的产品责任，一般按照与合同有关的法律进行调整。如果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发生竟合，受害人既可以根据合同要求被告承担违反合同中有关产品品质规定的违约责任，也可以要求被告承担致人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侵权责任。究竟以何种理由为依据提起诉讼，法律应明确规定，允许原告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管辖地提起诉讼。

2、关于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法律适用。

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的法适用问题，一是本国法的规定，二是该法律关系所涉及的外国法的规定与处理该关系的法院地法对同一问题规定不一致而产生的法律冲突。适用何国法律，直接牵涉到能否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对受害人的合理保护。我国现行法律有关法律适用原则的规定主要在《民法通则》第8章、以及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民法通则》第142条）

――关于产品责任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民法通则》第146条）

上述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建议在修改法律时，确立以下具体原则：

1、最密切联系原则。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发生时与侵权行为及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对最密切联系的推定，应具体规定一些因素。如，对因产品缺陷导致身体和财产的损害，适用损害时受伤者或财产所在地国家的法律；因产品缺陷导致受害人死亡的，应适用死者遭到致命伤害时的所在国法律。

2、原告选择法律原则。对于因产品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失的，允许原告选择以下法律：如侵权行为人的营业地、或习惯居所地国家的法律；或者是获得产品所在地国家的法律，除非该侵权行为人能证明该产品未经其同意而在该国出售。

3、补充原则。如适用上述规则而推定的法律与当事人及侵权行为没有密切联系，而与另一国家或地区有实质性联系时，可以适用另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

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又增加了适当的限制条件，使法律适用更趋灵活、合理，这

也是当代侵权行为法的发展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际私法学会有关专家起草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草案，其中对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作了专门规定。“示范法”第126条规定：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当侵权行为地同时又是直接受害人的住所或惯常居所地或者被请求人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或营业所所在地，或者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时，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如直接受害人的住所或惯常居所地，同时又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或营业所所在地，或者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时，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也可以适用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法或者惯常居所地法。这条规则吸收了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对完善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遵守并适用“国际惯例”

一般认为，“国际惯例”（internationalcustom）是国际法最古老而重要的渊源，是国家间对于某种特定情形采用的某种特定的行为，并由此形成的习惯。这种习惯为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经过相当长时期后，各国以明示或默示的方法承认该习惯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成为国际法的不成文法规。可以说，大多数国家都承认或接受国际惯例，并将它纳入本国法范围，甚至高于本国法。我国在80年代立法中已明文规定，对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在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时，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在90年代一些立法中，尤其是一些专门领域的法律，更体现出尊重国际惯例原则。如1993年的《海商法》、1996年的《票据法》和1996年的《民用航空法》等。

就涉外产品责任法而言，我们所谈的国际惯例主要是指，作为通例并被接受为法律的那部分国际习惯法，它已成为国际私法的一种“法源”或“法的渊源”。例如，关于法院管辖权或程序法规则方面的惯例，虽无直接的肯定性规范，但却存在这样一个限制性规定，即国家在行使立法或司法管辖权时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如果超越了，其立法或司法行为或判决都不可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和执行。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未经其他国家的明示或默示，一国不得审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或以外国国家财产为诉讼标的的案件。在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管辖权与程序法规则的重要性已不必重复。我们要强调的是，在这些领域尊重国际惯例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与国际“接轨”必不可少的内容。

我国现行法律对适用“国际惯例”的规定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可以适用的情况。在我国法律和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如《民法通则》第142条、《海商法》第268条、《票据法》第96条、《民用航空法》第184条都有类似的规定）其二，不能适用的情况。对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则一概不能适用。其三，在诉讼程序方面，至今未规定在必要时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我们认为，这个空白应予填补。在修改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时应增加这方面的规定，同时，在国际私法立法中，对涉外民事诉讼规则应加以具体规定，增加在必要时可适用国际惯例的规定。

第三，应加入《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

1972年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一个重要公约，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国际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我国至今还没有参加。学术界大多数的观点是，我国现阶段加入公约的条件还不具备，主要理由是：我国产品质量法与发达国家的法律差距太大，而公约的规定对发达国家较有利。如公约对法律适用问题规定为适用被害人的惯常居所地及损害发生地法。在因中国产品质量问题而引起的诉讼中，适用被害人国家法，往往就是发达国家的法律，而这些国家的法律对产品责任者的处罚又十分严厉，如此将会加重我方的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上述理由在我国尚未加入WTO阶段可能成立，但加入WTO后客观上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传统的观点和做法，至少存在以下两个不利因素。其一，不利于我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产品的生命力来自质量，受市场竞争考验。没有压力和刺激（包括对产品质量的惩罚机制），很难有效地提高产品质量，更不用说具有国际竞争力。产品不过关，最终仍然影响对外经济贸易。靠法律上或政治上的保护，只能在短时期内有效，并不是长久之计；其二，不利于我国健全市场经济机制、推进市场经济法治。从各国立法来看，有关调整经济领域的法律，尤其是反应市场经济特征的法律，比较容易统一或大多趋向一致，这是经济规律使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陆续加入了一些保护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尽管目前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水平与国际公约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这也反应了我们对经济规律的重新认识。中国要加入WTO，进入世界市场是势在必行的。因此，在经济领域引进市场经济法律，推行竞争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加入公约可以促使我国的产品尽早进入国际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

产品责任范文篇2

【论文摘要】：我国《产品质量法》的正式颁布施行，初具规模地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市场经济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然而对比各国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我国的产品责任制度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还任重道远，在我国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我国法律制度尚存在某些不足，这就亟待我们去加以完善。文章从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赔偿法律关系、赔偿范围及责任竞合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冀望借此加深对产品责任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认识。

产品责任又称产品侵权责任,是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因其生产的产品、出售的产品造成他人人身、该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而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这里规定的就是产品责任。

产品责任是在19世纪中叶英美两国判例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民事责任。它最初是作为合同责任来对待的，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被视为是构成产品责任的前提。1842年英国"温特博特姆诉赖特"案首创的"无合同，无责任"原则在英美法中奉行了近百年之久。"无合同，无责任"原则限制、剥夺了一些与产销人无合同关系的缺陷产品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其保护的重心是产销人，适应和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的要求。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生产的高度发展和消费者保护运动的日益高涨，立法者和司法者逐步将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到了重要的地位。20-30年代，英美两国法院率先开始适用侵权行为理论来处理产品责任案件。按照这一理论，只要产品因缺陷造成了他人人身、财产损害，不论受害人与产销人是否有合同关系，都将按照一定的归责原则追究产销人的责任。近年来，各国通过立法和司法实践，已形成了共识，即产品责任是一种侵权责任，产品责任纠纷应由专门的产品责任法来调整。

以下拟从产品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赔偿范围、赔偿请求权的选择等方面进行阐述。

一、产品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生产者或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的法律要件。按照各国产品责任法的规定，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因归责原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我国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

1.须有缺陷产品

构成产品侵权责任的首要条件，是产品缺陷。按照各国的一般解释，产品缺陷，是指产品缺乏人们期待的安全性。我国产品质量法将它定义为"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产品缺陷可以按不同标准分类。依形成阶段的不同，可分为产品投流通前形成的缺陷和投入流通后形成的缺陷。前者又包括设计缺陷、原材料缺陷、制造装配缺陷和指示缺陷，等等。按隐蔽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当时科学上能发现的缺陷和科学上不能发现的缺陷。我国产品质量法和世界各国产品责任法，均将产品投入流通前的缺陷和科学上能发现的缺陷作为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其他缺陷，为免责的范围。

2.有损害事实存在

即产品因缺陷造成了人身及其他财产的损害。如果产品有缺陷，但并未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或者仅造成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均不构成产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或销售者仅按法律关于瑕疵担保责任的有关规定，承担修理、更换、退货或赔偿损失的责任。

3.须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产品的缺陷与受害人的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产品缺陷是原因，损害事实是结果。确认产品责任的因果关系，要由受害人证明。在证明中，对于高科技产品致害原因不易证明者，可以有条件地适用推定因果关系理论，即受害人证明使用或消费某产品后即发生某种损害，且这种缺陷产品通常可造成这种损害，可以推定因果关系成立，转由侵害人举证证明因果关系不成立。证明属实的，则否定因果关系要件。对于缺陷产品的免责事由，应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二、赔偿法律关系

构成产品侵权责任，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损害赔偿法律关系。赔偿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包括赔偿权利主体和赔偿义务主体。

1.赔偿权利主体

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受害人，受害人残废或死亡的，是其受害人本人或继承人。一般情况下，受害人主要是自然人，但在造成财产损害的场合，受害人也包括法人。受害人依其赔偿请求权，可以向加害人要求赔偿。请求的内容，是赔偿损失，包括恢复原状，但不包括修理、重做、退换缺陷产品的合同责任形式。

2.赔偿义务主体

（1）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5条规定和《产品质量法》也有相关规定。由此可见，我国相关法律将生产者和直接销售者作为基本的责任主体，而对于其他人员，如运输者、仓储者、非直接销售者虽然对产品缺陷负有责任，但消费者不能直接向其请求赔偿，而只有生产者、销售者在对消费者进行赔偿后，再向这些人追偿。这样规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消费者请求的方便。我国《产品质量法》第30条第2款作了与之不同的规定："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可见，如果销售者能够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即非直接出售人，则该提供者应承担责任。

（2）服务的提供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5条规定，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服务者要求赔偿。

（3）营业执照的持有人或借用人。由于在我国借用他人营业执照进行非法经营的现象为较普遍，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7条对此作了专门规定：使用他人营业执照的违法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可以向其要求赔偿。也可以向营业执照的持有人要求赔偿。

（4）展销会的举办者或者柜台的出租者。由于各种展销会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购物方式，柜台的出租者在许多商场已非常普遍。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在展销会、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服务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结束或柜台租赁期满后，也可以向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服务者追偿。

（5）广告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在我国已司空见惯，为规范广告市场和加强广告经营者的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9条对此作了专门规定：消费者因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也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广告经营者虚假广告而又不能提供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赔偿范围

《产品质量法》第32条规定了产品侵权责任的赔偿项目，包括人身伤害赔偿、财产损害赔偿和其他赔偿。

1.人身伤害赔偿

《产品质量法》第32条规定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抚恤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这种规定，与《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对致人死亡的，应赔偿抚恤费。

2.财产损害赔偿

缺陷产品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产品质量法》第32条第2款规定，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这一规定，与《民法通则》第117条第2款的规定基本相同。因而，应当依照侵权行为的财产损害赔偿规则予以赔偿。

四、责任竞合

1.产品责任与加害给付

缺陷产品致人损害，包括对该产品买受人的损害和对第三人的损害。缺陷产品造成第三人损害，该第三人与产品制造者、销售者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其损害赔偿关系，只能是侵权责任，应当以侵权损害赔偿确认其性质。

缺陷产品致该产品的买受人损害，在产品销售者、制造者与买受人即受害人之间，原本存在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就是这种合同关系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在发生缺陷产品造成损害之后，在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产生两个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一是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二是违约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前者依据法律而发生，后者依据合同约定的给付义务、附随义务、保护义务而发生，形成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的竞合。

2.赔偿请求权的选择

民事责任的竞合，实际上表现为赔偿请求权的竞合。受害人对竞合的赔偿请求权，享有选择权。合同损害赔偿旨在赔偿受害人的期待利益和信赖利益的损失，从而使受害人获得从交易中应该得到的利益。产品侵权行为的受害人如果因此遭受了重大的可得利益损失，受害人并可以就此举证，那么允许受害人选择合同责任，就可以得到可得利益的赔偿，而按照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则难以包括期待利益和信赖利益的赔偿。可见，准许受害人选择侵权赔偿请求权或合同赔偿请求权，对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是有利的。

产品致害责任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由受害人作出选择都对受害人有利，因而必须明确在何种情况下受害人可以选择，在何种情况下受害人不可以选择而只得按侵权责任起诉。其规则是：

第一，受害人不得选择的产品侵权责任。对此，受害人只能依照侵权的诉因起诉，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由于缺陷产品造成了对第三人的损害。由于第三人与产品制造者、销售者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对第三人的损害也是合同当事人订约时所不可预见的，如果适用合同责任，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既可以合同相对性规则否定其存在，也可因其订约时不可预见违约后果而要求减轻或免除责任。这对第三人权利的保护不利。因此，应当将缺陷产品造成第三人损害作为一种单独的侵权行为对待，由加害人直接对第三人负侵权责任；二是因缺陷产品造成了受害人的人身伤害。这种情况，按照我国判例和学说的一般观点，违约责任只对其违约行为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违约而造成人身伤亡，则因为是在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是不可预见的，因此不应由合同债务人赔偿。合同法主要保护财产利益，侵权法既保护财产利益，也保护人身利益。缺陷产品造成人身损害，超出了合同法保护利益的范围，因而不能选择合同责任保护受害人的人身伤害的损失，必须按侵权责任处理；三是缺陷产品造成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例如缺陷产品是腐烂食物，受害人食用后造成精神痛苦，是否可依同责任获得赔偿，判例、学说都不允许受害人根据合同责任而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我们认为，由于精神损害是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难以预见的，这种损害又难以通过金钱加以衡量，因此原则上受害人不能通过合同之诉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如果缺陷产品造成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受害人又主张精神损害，就只能按照侵权责任请求赔偿。

产品责任范文篇3

一、产品自身损失的赔偿：以《产品责任法》第41条和《侵权责任法》第41条的对比分析为中心

在比较法上，就产品自身损失是否属于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美国法院多采否定态度；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和欧共体各成员国的产品责任法也不将产品自身损害包括在产品责任赔偿范围之内；日本制造物责任法亦将制造物仅自身受伤害之情形排除在外。由此可见，产品责任的保护对象不包括产品自身损害，是确立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的基本原则。[4]在理论上，产品责任系侵权责任，其规范目的在于保护受害人之健康与安全保障，而产品自身的损害赔偿与受害人之健康安全保障并无直接关系，因此，不属于侵权法的保护范围。[5]产品本身的损害，依合同法上物的瑕疵担保责任或违约责任规定[6]保护即可，没有必要纳入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以免导致民法体系之紊乱。确保产品的价值和品质，是合同明示或默示担保的范围，而产品责任法的目的，并非用来削弱合同法的规范功能，而是保护人身和其他财产不受侵害。[7]我国学者也认为，《民法通则》第122条[8]关于财产损害，“应指因缺陷产品造成消费者其他财产的损害。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及因缺陷产品本身损害造成受害人可得利益的损失，不包括在本条所谓‘损害’概念之中，理由是缺陷本身的损害及因此所受可得利益损失，应依合同法的规定处理，其是否赔偿，应视违约情节及合同规定约定。”[9]

也许正是在这些立法例和主流学说的影响下，我国《产品责任法》第41条第1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明确将产品自身损失排除于产品责任的赔偿范围之外。但这一规定面临着难以逃避的司法困境。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依《合同法》第111条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第155条参照)；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依其情形构成“缺陷”者(《产品质量法》第46条参照)，因缺陷产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或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因而，在买受人以出卖人(销售者)为诉求对象的场合，可以构成责任竞合。[10]我国《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在解释上，当事人在责任竞合的情形之下不得同时主张两个请求权。如受害人依《产品质量法》第41-43条主张产品责任，则丧失就产品自身损失的赔偿请求权；如受害人依《合同法》第155条、第111条主张违约责任，则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则受害人非买受人时，其与出卖人之间并无合同关系，无法主张违约责任；二则作为买受人的受害人如向生产者主张违约责任，生产者提出非合同当事人抗辩，如何解决？无论主张哪种请求权，受害人所遭受的全部损害不能得到完全补偿。[11]如此看来，继受了他国立法和学说的《产品质量法》第41条即颇值考量。

基于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学者提出了以下解决办法：一是依据完全赔偿规则，允许受害人同时提起两种请求权，排斥责任竞合规则的适用；二是受害人依法只有一种请求权，但可以适当地增加赔偿额；三是受害人基于行使一个请求权之后，适用惩罚性赔偿。[12]还有学者认为应借鉴德国的积极侵害债权理论，认定销售者违反了约定的瑕疵担保义务，但基于缺陷产品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与双方合同关系存在关联性，允许受害人依据积极侵害债权原理就履行利益的损失、固有利益即人身方面因加害给付遭受的损失提起多重赔偿请求。司法实践中，法官一般会行使自由裁量权，如在对销售者提起的合同之诉中，法官基于公平原则和偿付能力的考虑，依据合同责任的追诉原理，把生产者列为第三人要求其共同承担赔偿责任。[13]

在《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就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是否包括产品自身的损失，一直存在着争论，但最终《侵权责任法》从保护用户、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改变了《产品质量法》的主张，于第41条明确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删除了《产品质量法》第41条中“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的限定。也就是说，《侵权责任法》第41条所称的“他人损害”中的财产损害，既包括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的损害，也包括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14]《侵权责任法》自2010年7月1日生效时起，《产品质量法》第41条的规定即应失却效力。至此，困扰司法实践的产品自身损失的赔偿问题即可得以解决。

本文作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的这一规定至少有以下意义：

第一，降低了维权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即使是认为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所生的就产品本身损失的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就其他财产损害的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发生竞合，[15]从而不适用《合同法》第122条限制当事人选择权的规定，但是，本可以在一个诉讼中解决的问题，为何要通过两个诉讼？制度设计的本身应为便捷纠纷的解决提供一条可选择的路径，无论是受害人提起违约之诉，还是提起侵权之诉，均应在一个诉讼中解决全部民事赔偿问题。

第二，避免了违约与侵权严格区分之所可能出现的弊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自是泾渭分明，[16]但就缺陷产品致人损害而言，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均采严格责任，两者之间的严格区分意义不大，可能存在的唯一区别是由制度设计本身所造成的赔偿范围的不同。单就产品自身损失而言，统一违约赔偿与侵权赔偿的范围深具意义。

二、纯粹经济损失：基于《产品质量法》第44条第2款的解释论

依《侵权责任法》第五章产品责任的体系位置，《侵权责任法》第二章所定侵权责任方式及赔偿范围的规定对于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自有适用空间，例如，《侵权责任法》第19条关于侵害他人财产时财产损失的确定标准、第20条关于侵害他人人身权益时财产损失的确定标准均具有适用可能性。但就产品责任的赔偿范围而言，《产品质量法》有特别规定，此时，在《侵权责任法》与《产品质量法》之间如何适用法律，不无疑问。

就缺陷产品侵害他人财产的损害赔偿而言，《侵权责任法》第19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产品质量法》第44条第2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17]两者之间是何种关系?《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是否属于特别规定?

两相比较，《产品质量法》第44条第2款前段所定“恢复原状”是产品责任的责任方式之一(对此，《侵权责任法》第15条已作明定)；“折价赔偿”是指侵害人对其致害的财产不愿意或无法恢复原状时，“应按该财产现价价格折算成货币进行赔偿”，[18]《侵权责任法》第19条即为“折价赔偿”的计算标准。但《产品质量法》第44条第2款后段规定：“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对此，《侵权责任法》第19条未作规定，仅在第15条责任方式中有“赔偿损失”的规定。

相比《侵权责任法》而言，《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是特别法；相比《产品质量法》而言，《侵权责任法》为新法。依我国《立法法》第83条的规定，[19]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之下，应当优先适用《产品质量法》这一特别法；但在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之下，应当优先适用《侵权责任法》这一新法。如此，即陷入法律适用的困境，好在《侵权责任法》本身即解决了这一问题。《侵权责任法》第5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由此可见，如果《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就不同事项分别作出规定，则依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适用规则，适用“其他法律”；如果《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就同一事项均作了规定，则依新法优于旧法的法适用规则，适用《侵权责任法》。就产品责任财产损害赔偿范围中“受害人因此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侵权责任法》产品责任章中未作明文规定，仅在第二章第15条规定了“赔偿损失”这种责任方式。在解释上，《产品责任法》第44条第2款应属《侵权责任法》第15条的特别规定，自应属于“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应优先予以适用。

但《产品质量法》第44条第2款关于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中的“受害人因此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应当如何解释适用，不无疑问。依参与立法者的权威解释，“对于‘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包括间接损失，即受害人可得的利益损失”。[20]例如，“展馆营业厅中的电视机因存在缺陷发生爆炸，并引起火灾烧毁了用具和建筑物，即为受害人的直接财产损害，电视机的生产者应当恢复用具和建筑物的原状或者折价赔偿。由于建筑物的损毁造成餐馆停业，正常营业本可以得到的利润丧失了，即受害人因电视机存在缺陷造成的其他重大损失，电视机的生产者也应对此给予赔偿。”[21]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损害赔偿法上的完全赔偿规则。

在完全赔偿规则之下，可以获得赔偿的损害包括所受损害和所失利益。所受损害，也称积极的损害，是指因损害原因事实的发生，致使现存财产的减少；所失利益，也称消极的损害，是指因损害原因事实的发生，致使应增加而没有增加的利益。[22]所失利益包括两类：一是依据通常情形可以预期的利益。它是指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本来可以取得，但因为损害原因事实却没有取得的利益；二是依据特别的情事而可以预期的利益。它是指依据通常情形未必能够取得的利益，但因为存在特殊的情况而可能取得，却因损害原因事实而没有取得的利益。[23]“受害人因此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大抵属于“所失利益”。

行文至此，我们无法回避在学界渐受重视的“纯粹经济损失”问题。纯粹经济损失，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虽未直接侵害受害人的权利，但给受害人造成了人身伤害和有形财产损害之外的经济上损失。[24]RobbeyBernstein认为：“纯经济损失，就是指除了因对人身的损害和对财产的有形损害而造成的损失以外的其他经济上的损失”。[25]该定义被认为是比较经典的定义。在侵权责任法上，纯粹经济损失是一个新的和重要的领域，并被视为侵权责任法体系中的真正的难点。[26]一般认为，纯粹经济损失原则上是不能获得补偿的，但在例外情况下，从保护受害人的需要出发有必要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保护，且因果关系具有相当性或可预见性时，应当对纯粹经济损失进行补救。[27]

这里，需要厘清的是，纯粹经济损失究竟包括哪些范围?[28]前述“受害人因此所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是否属于纯粹经济损失？通说认为，纯粹经济损失的样态有如下五种：第一，因瑕疵所减少的价值；第二，因瑕疵修缮而支出的费用；第三，因瑕疵而丧失的营业利益或其他可得利益；第四，因瑕疵所导致的产品本身的毁损或灭失；第五，因瑕疵而导致给付受领人对第三人应负的契约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29]至于可赔偿损失与纯粹经济损失之间的区别，目前主要是通过纯粹经济损失的四个明显特征即财产性、无形性、独立性和直接性来界定的，但这四个标准都没有严格的操作意义。[30]

本文作者以为，纯粹经济损失概念的提出，自有其特定的背景，就产品责任赔偿范围而言，受害人因缺陷产品所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应予赔偿，至少在解释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在赔偿范围的确定多少带有一定技术性的前提下，我们还不如搁置“受害人因此所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是否属于纯粹经济损失范畴的争论，而去从技术上解决“其他重大损失”的范围问题。目前，对于“其他重大损失”的确定，以下两点应无疑义：第一，受害人应当证明其“重大损失”的客观确定性；第二，“重大损失”的赔偿要受到因果关系的限制，因果关系具有划定赔偿范围的作用。

三、惩罚性赔偿：以《侵权责任法》第47条为分析对象

惩罚性赔偿指的是当被告以恶意、故意、欺诈或放任之方式实施加害行为而致原告受损时，原告可以获得的除实际损害赔偿金之外的损害赔偿，[31]其主要目的在于惩罚不法行为人，并遏制不法行为人与社会其他成员在将来实施类似行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惩罚报复功能、遏制威慑功能、补偿安抚功能、鼓励交易功能以及私人执法功能的同时，也存在着混淆公私法界限、鼓励贪利思想、损害赔偿金数额难以把握、影响经济发展等等消极作用。我国大胆引进该制度，先后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32]《食品安全法》、[33]《侵权责任法》等多部法律中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产品责任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利于遏制不法行为，促进经济发展。因为社会不能直接使生产者在计算成本和费用时考虑他人的生命、健康，而借助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其违法成本，能够迫使生产者谨慎对待他人权益，提高产品质量，避免将危险有害产品投入市场。[34]

（一）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中均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各有其适用条件。在解释上，三者之间并不发生适用上的冲突。例如，食品产品责任领域的惩罚性赔偿适用《食品安全法》，消费领域的惩罚性赔偿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是，就消费领域中的产品责任而言，可能同时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侵权责任法》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此时，受害人自有选择适用的权利。

《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由此可见，产品责任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当符合以下条件：第一，侵权人具有主观故意，即明知是缺陷产品仍然生产或者销售；第二，要有损害事实，即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的严重损害，仅造成财产损害的，不予适用；第三，要有因果关系，即被侵权人的死亡或者健康严重受损害是因为侵权人生产或者销售的缺陷产品造成的。[35]这里，尚有疑问的是，这里的“明知”是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还是仅指“知道”？

对此，基于惩罚性赔偿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惩诫功能，其构成可以参照刑法上犯罪构成中主观故意要件中的“明知”。在刑法学界，“明知”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确定说。认为“明知”就是行为人明白知道，在法律含义上只表现为行为人的确定性认识，不确定的认识不能视为“明知”；[36]第二，可能说。认为刑法典中规定的“明知”不要求确知，即不要求行为人确定地、确切地、确实地知道是犯罪行为，只要有这种认识的可能性就足以成立“明知”；[37]第三，知道和应当知道说。“明知”要根据各个条文规定的具体内容和审判实践经验来确定，有的是“知道”，有的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38]第四，双重理解说。认为“明知”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必定知道，另一个方面是可能知道。[39]对此，主流学说认为，“知道，是指确知，即有证据证明的知道，而应当知道往往使人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即在应当知道的前提下，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过失。”[40]“明知”是一种现实的认识，不是潜在的认识，即“明知”，是指行为人已经知道某种事实的存在或者可能存在，而不包括应当知道某种事实存在，否则便混淆了故意与过失。”民法学界有学者认为，明知，即明确地知道。[41]本文作者赞同这种观点。“明知”不应当包括“应当知道”。“应当知道”与事实上不知道是如影随形的，“事实上不知道”是不可能成为故意的心理状态的。

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明知”是一个人的心理过程，是当事人的主观状况，人们内在的主观世界是无法直接加以认证的，除非其自己承认。对此，我们只有通过主要是依据客观实际情况予以推定。推定是指司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依据逻辑或司法经验，以案件基础事实为前提，推导和论证待证事实的法律判断过程。“明知”的推定必须具备严格的要件才能成立。这些要件包括：第一，主观明知无法证明或难以证明，只能借助于客观情况来推定；第二，客观情况已经得到证明；第三，客观情况与主观明知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第四，行为人没有提出抗辩理由或者抗辩理由不成立。[42]

（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限制——赔偿金额的确定

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定是该制度适用过程中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反对者之所以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施大加批评，其中最关键的原因也在于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确定标准太过模糊，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使得该制度存在“不可预测性”。对此，学说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就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考量因素而言，大抵可分为三类：惩罚性因素，这是最主要考虑的因素；遏制性因素，亦是重要考虑因素；以及诉讼补偿与激励因素。[43]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在确定惩罚性赔偿具体数额时，可以参考如下因素：被告过错行为的性质及被告的主观状态；该行为对原告和其他人造成的影响；补偿性赔偿的数额；被告因为其行为已经或将要支付的任何罚款、罚金等；该赔偿数额能否有效地起到威慑作用；被告的经济状况；对照由该行为引起行政或刑事处罚的数额等。[44]我国《侵权责任法》中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里的“相应”，主要指被侵权人要求的惩罚赔偿金的数额应当与侵权人的恶意相当，应当与侵权人造成的损害后果相当，与对侵权人的威慑相当，具体赔偿数额由人民法院根据个案具体判定。[45]

就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的具体措施而言，大抵有以下两种：第一，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与补偿性赔偿数额的比例关系，即“比例性原则”。也就是说，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应当与补偿性赔偿数额之间保持某种合理的比例关系，前者不应比后者高出太多。第二，对惩罚性赔偿的最高数额作出限制。具体而言，又主要有如下几种做法：一是以补偿性赔偿金为基数，规定不得超过补偿性赔偿金的若干倍；二是直接规定具体的最高数额；三是在规定不得超过惩罚性赔偿金最高额的同时，也规定不得超过补偿性赔偿金的若干倍。[46]但这两种措施均存局限：就“比例性原则”而言，由于惩罚性赔偿制度与补偿性赔偿制度的目的不同，在确定具体金额时的考量因素也不同，前者主要考虑加害人在主观上的非难性，后者主要衡量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以后者赔偿金额来决定前者数额是不合理的。同时，加害人恶性轻微的不法行为可能造成巨大实际损失，反之，恶性重大的行为，也可能仅造成轻微实际损害，此种情况下，仅仅以“比例性原则”来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难以实现其惩罚、遏制不法行为以及鼓励私人执法之功效。就最高限额而言，惩罚性赔偿金既有最高限额，加害人因此可以计算损害成本，而通过公司预算、转嫁给消费者或购买保险等方式，消除惩罚性赔偿可能造成的损害，由此，对该加害人而言，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亦不能达到惩罚、遏制的目的。[47]《侵权责任法》最后没有采取这两种措施来限制惩罚性赔偿，而是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由法官斟酌个案情事具体判断，通过制裁来遏制和预防不法行为。正如一些经济分析学家指出的：“惩罚性赔偿的根本宗旨在于适度威慑，适度威慑的关键在于赔偿金额既不多，也不少，如果赔偿低于损害，威慑不足即预防成本较低，加害人会过分从事侵权行为;相反，如果赔偿远远高于损害，威慑将会过度，加害人会把他们的行为缩至不适当的程度，即使所得利益超过了损害，他们也不会从事该种行为，结果导致有益行为将被阻止。”

产品责任范文篇4

1不存在消费者道德风险时的最优产品责任保险契约模型

首先我们假设消费者的使用行为不会影响风险型产品所带来的意外损失，然后再给出其行为能够影响意外损失的情况。假设市场中分别有生产者、消费者和保险公司。生产者手中有一件风险型产品，它给消费者带来连带的额外风险损失是一个随机变量π，π0，分布密度为f(π)，分布函数为F(π)。π=0即不发生意外损失时，F(0)>0；π>0时，f(π)是连续的。该风险型产品的生产成本为c，价格为p，它对消费者的价值为ω0。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u(x)，不妨设u(0)=0，且消费者为风险厌恶型的，即u′>0而u″<0。生产者应向保险公司支付的保险费为σ，当发生额外风险损失π时，保险公司支付给消费者的赔偿费为g(π)0，并且g(π)π（若g(π)=π，则称为完全保险；若g(π)<π，则称为部分保险；若g(π)>π，则称为过度保险），即不存在过度保险的情况。再设该风险型产品的市场和相应保险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意味着生产者与保险公司都不能赚取超额利润，如果存在交易的剩余，则完全被消费者占有。注意到以上假设，我们构建如下基于委托理论的最优契约模型。maxg(π)、p、σF(0)u(ω0-p)+∫π>0u(ω0+g(π)-π-p)f(π)dπs.t.ìíp-c-σ0(1)σ-∫π>0g(π)f(π)dπ0(2)ω0-p0(3)模型中条件(1)、(2)分别是生产者和保险公司的参与约束，注意到该风险型产品的市场和相应保险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故(1)、(2)约束取等号。由于已经假设不存在过度保险的情况，注意到u′>0，一定有u(ω0-p)u(ω0+g(π)-π-p)，又u(0)=0，所以条件（3）是消费者的效用（即目标函数值）不小于0的必要条件，它是消费者的参与约束。令ω0-p-s+=0，即ω0-p=s+，其中s+是非负变量，于是上述模型可简化为maxg(π)、s+F(0)u(s+)+∫π>0u(s++g(π)-π)f(π)dπs.t.ω0-s+-c-∫π>0g(π)f(π)dπ=0为求解上述最优化问题，我们构造如下拉格朗日函数：L(s+,g(π))=F(0)u(s+)+∫π>0u(s++g(π)-π)f(π)dπ+λ(ω0-s+-c-∫π>0g(π)f(π)dπ)分别求L对g(π),s+的偏导数得：u′(s++g(π)-π)-λ=0(4)F(0)u′(s+)+∫π>0u′(s++g(π)-π)f(π)dπ-λ=0(5)根据库恩－塔克条件可知λ为一个正的常数(因为约束条件等号成立)[4]，由(1)式显然可得Pareto最优风险分担。注意到∫π>0f(π)dπ=1-F(0)与F(0)>0，将(4)式代入(5)式有：u′(s+)-λ=0(6)把(6)式代入(4)，注意到λ为一个正的常数且u(0)=0，所以s++g(π)-π=s+，即g(π)=π(7)将(7)式代入原模型分别得σ=∫π>0g(π)f(π)dπ，p=c+∫π>0g(π)f(π)dπ。于是可得如下定理。定理1在不存在消费者道德风险的条件下，最优产品责任保险契约可以实现Pareto最优的风险分担，最优契约要求完全保险，最优保险费为风险的期望值，消费者使用产品发生的风险成为生产者成本的一部分最终计入价格。

2存在消费者道德风险时的最优产品责任保险契约模型

一般来说，风险型产品所发生的风险是受消费者的使用行为影响的，比如锅炉，是否正确使用（需要付出学习成本），是否定期清理污垢（需要付出保养成本）等，因此设计保险契约时要考虑对消费者的激励问题。下面我们来分析此类保险契约的最优设计。用a表示消费者学习正确使用产品和保养该产品所付出的努力水平。理论上讲，努力水平a可以是任何维的决策向量，但为了讨论方便，这里我们假设a是一维变量。c(a)为消费者努力的负效用，是效用化成本，并且c′(a)>0，c″(a)>0。因为这里考虑消费者的努力会影响意外风险损失的大小，所以可以假设当产生额外损失π时的分布密度为f(π,)a（π0），分布函数为F(π,a)。显然，对于固定的π，消费者努力水平越大，达到π的损失的可能性越小，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一阶随机占优条件Fa(π,a)>0成立。再假设π=0即不发生意外损失时，F(0,)a>0且Fa(0,a)>0，Faa(0,a)<0，意为消费者的努力水平越高，不发生风险损失的概率越大，但不发生风险损失的边际概率递减；π>0时，f(π,)a对π连续、对a可导且fa(π,a|π>0)<0，即消费者的努力水平越高，发生风险损失π的概率越小。由以上假设，存在消费者道德风险的情况下，我们给出如下基于委托理论的最优契约模型：maxg(π)、p、σF(0,a)u(ω0-p)+∫π>0u(ω0+g(π)-π-p)f(π,a)dπ-c(a)s.t.ìíp-c-σ=0(8)σ-∫π>0g(π)f(π,a)dπ=0(9)a=argmaxa′[F(0,a′)u(ω0-p)+∫π>0u(ω0+g(π)-π-)pf(π,a′)dπ-c(a′)](10)ω0-p0(11)其中a′是指消费者的任何一个努力水平，因而(10)式是对消费者的激励约束；(8)、(9)、(11)式分别是生产者、保险公司、消费者三方的参与约束。我们可以用一阶条件来表示上述模型中的第三个约束条件[13]（即(10)式）有：Fa(0,a)u(ω0-p)+∫π>0u(ω0+g(π)-π-p)fa(π,a)dπ=c′(a)令ω0-p-s+=0，即ω0-p=s+，其中s+是非负变量，于是原模型可简化为：maxg(π)、s+F(0,a)u(s+)+∫π>0u(s++g(π)-π)f(π,a)dπ-c(a)s.t.ìíω0-s+-c-∫π>0g(π)f(π,a)dπ=0(12)Fa(0,a)u(s+)+∫π>0u(s++g(π)-π)fa(π,a)dπ=c′(a)(13)为求解上述最优化问题，我们构造如下拉格朗日函数：L(s+,g(π))=F(0,a)u(s+)+∫π>0u(s++g(π)-π)f(π,a)dπ-c(a)+λ(ω0-s+-c-∫π>0g(π)f(π,a)dπ)+μ(Fa(0,a)u(s+)+∫π>0u(s++g(π)-π)fa(π,a)dπ-c′(a))求L对g(π)的偏导数有：u′(s++g(π)-π)=λf(π,a)f(π,a)+μfa(π,a)=λaa+μafa(π,a)f(π,a)(14)求L对s+的偏导数并把（14）式代入有：u′(s+)=λF(0,a)F(0,a)+μFa(0,a)(15)引理原（简化后）模型的两个约束的拉格朗日乘子λ、μ均与π无关且都大于零。证明：由拉格朗日函数L(s+,g(π))的右端不含变量π（是积分变量，被积分掉）可知λ、μ均与π无关。求L对a的导数并且注意到(13)式有：λ∫π>0g(π)fa(π,a)dπ=μ(Faa(0,a)u(s+)+∫π>0u(s++g(π)-π)faa(π,a)dπ-c″(a))上式右端括号内的表达式是消费者激励相容约束的二阶条件，因此肯定小于0；又由假设π>0时fa(π,a)<0，所以λ、μ同号。显然μ≠0，否则对消费者的激励相容约束(12)不起作用，因此λ≠0。若μ<0，则λ<0，注意到π>0时fa(π,a)<0，由式(14)u′(s++g(π)-π)<0这与已知u′>0矛盾。综上只能λ、μ均大于0。为了讨论问题的需要，我们把消费者与生产者完成交易、还没有投入使用时产生的剩余ω0-p=s+称为交易的即时剩余。定理2在考虑消费者道德风险的产品责任保险契约模型下，消费者购买产品所获得交易的即时剩余s+只与其未来使用产品时为正确使用和保养该产品所付出的最优努力水平a有关，而与风险损失π无关；并且a越大，即时剩余s+越小。证明：注意到引理与(15)式，显然即时剩余s+与π无关。下面考察(15)式右端对a的导数并注意到Fa(0,a)>0、Faa(0,a)<0：[λF(0,a)F(0,a)+μFa(0,a)]′=λμF2a(0,a)-λμFa(0,a)Faa(0,a)[F(0,a)+μFa(0,a)]2>0因此(15)式右端的式子对a单调递增。又由于u″<0，所以努力水平a越大，即时剩余s+越小。π>0时，f(π,a)在a点的弹性函数为||||||afa(π,a)f(π,a)，它反映的是随a的变化f(π,a)变化幅度的大小，即随消费者努力水平a的变化，风险带来损失π的概率变化幅度的大小。现假设弹性函数||||||afa(π,a)f(π,a)对π是单调递增的。其经济含义是对于消费者固定的努力水平a，风险带来的损失π越大，消费者对其发生可能性的影响①越大。于是有如下定理。定理3在考虑消费者道德风险的产品责任保险契约模型下，若fa(π,a)<0即消费者的努力水平可降低任何风险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并且对于固定的努力水平a，弹性函数||||||afa(π,a)f(π,a)对π是单调递增的，则发生风险损失后，消费者所受的实际损失π-g(π)是π的递增函数，即最优保险契约要求部分保险。最优保险费小于损失的期望值，该保险费成为生产者成本的一部分计入价格。证明：注意到u′>0、u″<0、本定理的已知条件、引理及定理2，由(14)式易知π-g(π)是π的递增函数，即最优保险契约要求部分保险。此时，显然最优保险费σ=∫π>0g(π)f(π,a)dπ<∫π>0πf(π,a)dπ。由定理3可知，当考虑消费者道德风险时，最优契约要求随着风险损失π的增大，消费者的实际损失π-g(π)也随之增大，这正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风险行为提出的激励措施。如果保险公司预期到消费者的努力水平会影响到风险损失的发生，则最优契约要求部分保险，并且要求消费者所承受的实际损失随风险损失的增大而增大，从而有效地遏制消费者的道德风险行为。

3结束语

产品责任保险具有如下几个主要功能：

（1）积累资金。保险公司的主要获利手段并不是单纯的保险活动，赚取保险费和赔偿费之间的差价。而是通过保险把分散的保险金积累起来，再将聚集的巨额资金用于各类投资活动，以便从中获得收益。

（2）经济补偿。通过对发生风险损失的受保人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增强社会保障水平。

（3）分担投保人（生产者和销售者）的生产经营风险，提高企业承受风险的能力，促进风险型产品行业的发展。

产品责任范文篇5

责任强度经历了从宽到严、从轻到重的变化过程。文章以这些发展变化过程为主线，对英国产品责任法中合同责任原则、疏忽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等问题作了重点论述。

【关键词】英国产品责任法/合同责任原则/疏忽责任原则/严格责任

英国是产品责任法的发源地，是最早出现产品责任判例的国家，或者说最早以契约关系确定产品责任的国家，英国还是第一个颁布与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相一致的立法的国家。其产品责任法的

主要目的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证产品的质量和信誉，从而维护其社会经济秩序。鉴于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谈判进程的加快，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发达国家产品责任法的了解，以

期完善我们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

一、英国产品责任法的产生与“无合同无责任原则”的确立

现代意义上的产品责任法最先诞生在英国。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问题，产品责任法最早得以在英国法院判例中出现，这决非历史的偶然。而恰恰是由于英国是工业化进程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到十

九世纪三十年代，工业革命已在该国完成，这使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有较少干预的和更加宽松的经济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契约自由”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以及普遍

接受的经济准则。另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及交易方式的改变，原来英国习惯法中的某些惯例，已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促使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的发展，使工业主和手工业主免于承担

契约关系以外的责任，为了使新兴资产阶级有更加宽松和有利的发展环境，契约关系理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解决产品责任问题的有支配力的理论，从而使肇端于契约关系理论的产品责任法具备了产生的

土壤和条件。

“无契约无责任原则”确立的标志。英国最高法院受理的温特博姆诉赖特案是英国关于产品责任的最早判例，是英国产品责任法同时也是国际产品责任法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判例。该案案情为：

原告温特博姆是当时英国一驿站长雇佣的马车夫，该驿站长事前与被告赖特订有一份由赖特提供合格安全的马车并用于运送邮件的契约。赖特在约定的时间内将马车交给了驿站长。可当马车夫温特博姆

驾驶该车运送邮件时，马车的一只轮子突然塌陷，车子破裂致其受伤。为此，温特博姆向赖特提起了索赔之诉，被告赖特以原告不是提供车的契约的当事人为由而提出抗辩。最后，法院认可了该理由，

判决被告胜诉。（注：参见《英国判例报告》第152卷第402页（1842年），载于《国外法学》1986年第6期。）法院认为，被告保证马车处于良好状态的责任是向另一签约方——驿站长承担的契约责任

，被告无须对马车夫温特博姆负有责任。由此便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理论：在没有契约关系的情况下，对于缺陷产品的受害人，产品的提供者不仅不承担契约方面的责任，而且也不承担侵权方面的责任

。审理此案的法官阿宾格爵士在判决理由中特别强调：“如果责任要扩展到没有契约关系的人，那就会出现最荒谬和最可悲的后果，而对此后果尚看不到任何限制可能。”（注：参见〔英〕L·蒲若瑟

，W·维德，E·斯瓦茨《侵权案例与资料》1988英文版第444页。）阿宾格法官在温特博姆诉赖特一案中阐述的理论，首次为产品责任案件的处理提出了——“无契约无责任原则”在客观上使产品责任

问题受到了关注。从此以后，“无契约无责任”原则在产品责任领域流行了起来，以契约为基础对产品事故承担责任在英美法中得以确认并被奉行近一个世纪。

产品责任法上的“无合同无责任原则”有着不可否认的进步意义，它是资本主义国家集中全力促进其稚嫩工业发展的社会政策的有效工具。美国一个法院是这样解释的：“如果一个盖了一栋房子或

建了一座桥梁或进行其它工作的承包商，或制造了一个锅炉或一个机器零件或一个蒸汽船的制造商，承担一项面向全社会的、其工作或他的机器或蒸汽船将没有隐蔽缺陷的义务，衡量其责任程度是困难

的，而且将没有谨慎的人从事基于这种条件的职业。限制责任于直接有关的方面是安全和明智的。（注：参见W.pagekeetonandothers,P.21,ProductLiabilityandsafety,2ed

ed,foundationpress,1989。）”当然，该原则自身也有相当的局限性。如能请求救济的人（权利主体）范围过窄：仅以缔结契约的一方当事人——买受人为限，若购买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个人，则

不合保护之列，这对购买人以外的其他受害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又如承担责任的人（义务主体）的范围过窄：仅限于与买受人有直接契约关系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否则即使已经造成了损害，有

关人也不承担责任，这显然有背于法律的公平精神。再有，免责条款易被滥用，通常，契约在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如何签定由当事人自由约定，这就使生产者和销售者有机可乘：他们可以凭借自

身的优势制定“标准契约”，规定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和不合理的免责条款，以逃避承担产品损害赔偿责任。可见，该原则容易导致诉讼中的不便和不公平，英国法院开始寻找新的理论来回避这一原则。

二、“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与疏忽产品责任原则的确立

1932年5月26日英国上议院审理的“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将“过错”概念即疏忽责任引入产品责任法中，突破了英国长期使用的以合同关系确定产品责任范围的限制，标志着疏忽责任在英国得以

确立（注：疏忽责任是一种侵权责任，是指产品的制造者或销售者因在生产或销售过程中因主观上的疏忽导致产品有缺陷，而造成产品的消费者或使用者遭受损害所应承担的责任。产品缺陷的受害人以

疏忽责任为理由寻求法律救济时，按照侵权诉讼的基本精神，受害人负有举证责任，即受害人必须证明以下事实：（1）被告负有“合理注意”的义务。（2）被告没有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即被告

有疏忽之处。（3）由于被告的疏忽，造成原告的损害。即原告必须证明损害与产品缺陷之间有因果关系。）。该案案情为：1928年8月26日，多诺霍偕其友到苏格兰Paisley地方的一家咖啡馆，其朋友

为其购买了一瓶姜汁啤酒，侍者为多诺霍倒酒时，因酒瓶是不透明的，多诺霍并未发现有什么异样，仍放心饮用。其后，当其朋友再为其添酒之际，突然浮出腐败的蜗牛躯体。多诺霍看到这些，想到刚

才所饮的不洁之物，深感震惊，随即便昏厥过去，而且还得了严重的胃肠炎，使其健康蒙受损害。于是她起诉生产者史蒂文森要求赔偿损失，后来又提起了上诉。由5名（上议院）成员组成的法庭受理

了此案。法庭意见分两派：一派意见认为，本案涉及的是一个法律问题，即饮料的生产者在向分销商销售产品时，是否在产品的分销商、最终购买者或消费者无法检验产品缺陷的情况下，对最终购买者

或消费者承担任何合理注意，使产品不存在能引起伤害的法律责任。英国已有足够的判例表明谨慎注意应是生产者的一个责任。美国早已采用了疏忽责任，例如：1916年的麦克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案即

适用疏忽责任典型案例。美国也有在姜汁啤酒中发现老鼠，最终由生产者承担责任的类似案例。因此，如果接受上诉人提出的案由，就应该认为生产者对消费者承担合理注意的责任，上诉人应当胜诉。

另一派意见认为，如果上诉人胜诉，那么任何产品的每一生产者或修理者都要对每个合理使用该产品的人负责，这将是不合理的；1842年温特博特姆诉赖特案是反对上诉人的；因此，应驳回上诉人的请

求。5名法官在各自发表意见基础上，结果以3∶2多数票判决原告（上诉人）胜诉，确立了产品疏忽侵权责任。

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某个产品的制造商，如果其出售产品的方式表明，该项产品离开他之后将不经过合理的中间检查的环节而达到最终消费者手中，并意识到该项产品的组装和使用缺乏合理的注

意将造成对消费者人身和财产的损害，应对消费者负有合理注意的义务”（注：《外国民法论文选》（中国人大法律系民法教研室编）第2辑，第403页。）。依此判决所建立的规则，不受契约关系的限

制，从而被害人与制造人之间，即使没有契约关系，被害人就其所受的损害，也可请求损害赔偿。显然此规则与美国在麦克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一案（1916）中所确立的规则相类似，不仅如此，自1932

年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确立产品过失侵权责任后，数十年来英国法院又有很多判决，使这一规则的范围得以延伸：

第一，在负有注意义务的主体方面，不仅制造商，而且所有那些“从事容易形成某种危险活动”的人也包括在内。这些人包括修理工、装配工、加工者以及那些为了表明自己的产品而将自己的标签

或商标贴在他人产品上的人。

第二，在受害人的范围上，如阿特金爵士指出的那样：“那些和我的行为密切相关，并受其直接影响的人。这种情况使我在打算从事有关作为或不作为时，必须合理地考虑到他们将会受到影响”。

（注：《外国民法论文选》（中国人大法律系民法教研室编）第2辑，第403—404页。）这表明那些与使用该产品有关的任何人或因该产品的危险祸及的任何人都包括在内，不限于最终的消费者。

第三，在危险产品的范围方面，包括不动产在内的各种产品，包括产品的种种缺陷，如设计缺陷或制造缺陷、指示或说明缺陷（注：根据法院在适用1957年的占有者责任法时所作的解释，产品还包

括住房等建筑物。因为建筑物有许多是可以移动的，不能移动的建筑物是指固定于土地上的永久性建筑物，这种建筑物是由许多可以移动的物品组成的，这些被组合的物品也包括在产品之列。）。

总之，在20世纪初，英国法确认产品责任领域中的疏忽责任原则，是与当时的哲学思想、法学思想相适应的，它在观念上实现了从“购者当心”到要求“卖方注意”的转变。制造商把产品投向市场

，并因此而获得利益，就应对消费者承担责任（注：参见布希姆：《制造商对买者以外的他人的责任》，1929年英文版，第21页。）。疏忽责任的确立是英国产品责任法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其价值目

标是为了更公平合理地保护产品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了现代法律的衡平法的精神。

三、英国《1987年消费者保护法》与严格产品责任原则确立

英国自1932年上议院在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中确立了产品的疏忽责任原则以后，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坚持该原则。该原则与契约关系原则相比，在一定意义上利于保护受到损害的非购物人的利

益，并可增大受损消费者获得补偿的机会，这对弥补传统产品责任法的缺陷及克服其在社会上的不良反映都是有帮助的，有其进步意义。但英国法同时又规定，根据“过失”的理由而对生产者或相关人

提出补偿之诉的原告必须负证明生产者或相关人有过失的责任，这使其法律的社会效益大打折扣。因为，在科学技术、现代化工业生产日益复杂的条件下，要证明生产者或相关人的过失是非常困难的，

它可能要涉及到对生产者工作检验制度、生产者的其他货物的安全记录进行全面的费时费钱的调查。故英国法的上述规定是有局限性的，它对受损的“非购物人”并未带来多大的好处，在有些情况下难

以给予受害人以公平合理的救济。可见，该原则赋予了受害人较重的举证义务，虽然有时法院可以用“事实自证”规则把举证义务转移到被告身上，但这毕竟仅限于部分案件。为了进一步从法律上保护

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英国司法大臣于1971年11月2日要求法制委员会检讨现行法制，并提出改进的建议。1973年设立了由皮尔逊勋爵主持的皇家委员会，负责检查英国现行的有关产品责任的制度。

1975年，英国法制委员会提出有缺陷产品责任的研究报告，公开征询专家、学者及社会人士的意见。1977年法制委员会参考各界人士提出的意见，正式发表第82号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关于英国产品责任

改进的建议。除个别内容外，该建议的多数原则已同美国的严格产品责任理论趋向一致，建议英国在产品责任法领域建立严格责任原则。此后，英国法制委员会于1977年和1978年又先后发表了与产品责

任有关的两份报告：《关于对缺陷产品责任的报告》和《皇家委员会对个人伤害的民事责任及赔偿的报告》。这两份报告均再次建议英国采用严格产品责任制度。当然，这种“引入”并确立严格责任的

作法，在当时的英国立法界尚存争议，但在司法实践中，英国的法院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该原则，在理论上也与美国的严格产品责任理论基本一致，并最终接受了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注：英国虽

是产品责任法的发源地，但在适用疏忽责任、严格责任等法律制度方面却落后了。由于原有法律制度不足以满足现实的需要，到20世纪70年代，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对美国产品责任法产生了兴趣，

并试图学习其中的合理部分。加之有关产品责任公约的问世，对一些欧共体国家适用严格责任均有一定的要求，英国于是颁布了与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相一致的立法，因而，我们说英国“引入”了

而非“创设”了严格责任。），在其正式立法——1987年制定的《消费者保护法》（注：英国《消费者保护法》于1987年5月颁布，与欧洲共同体《产品责任指令》相协调，于1988年3月1日正式生效，

该法第一章即为“产品责任”。）中得到了体现。按照该法的规定，产品的生产者对其所提供的产品负无过错责任亦即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是指一种比因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而须负责的通常责任标准更加严格的责任标准，责任产生于应该避免的伤害事件发生之处，而不论其采取了怎样的注意和谨慎。（注：参见《牛津法律指

南》1980年版1193页。）该责任是一种由法院适用于产品责任案件中的概念，卖方对不当威胁消费者人身安全的任何或所有缺陷或危险产品承担责任。简言之，它是指因产品有缺陷（不合理的危险性）

使产品的使用者、消费者或相关第三人受到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从而由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的责任。（注：参见《布赖克法律辞典》1991年版，991页。）严格责任不同于绝对责任，也不同于危

险责任。它介于疏忽责任与绝对责任之间，既比前者严格，也不象后者那样绝对。严格责任注重产品本身是否安全，即不论生产经营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产品存在缺陷而使他人造成损害，就必须承

担损害赔偿责任（注：严格责任是法律追求公平价值目标的体现，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产物，是充分与合理地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法律责任。依据严格责任的分析，被告被假定了解其产品的危险倾向，

而依据疏忽责任的分析，原告必须证明被告知道或应当知道产品的危险。故严格责任较疏忽责任对受害人救济更有利。而相对于担保责任，严格责任不要求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对产品作出明示或默示

的担保，严格责任不以担保的存在为构成要件，可以不受担保的限制，故有利于受害人利益的保护。）。从英国《1987年消费者保护法》等有关的制定法以及有关的司法判例来看，其严格产品责任规则

日臻完善，主要有如下几点：

1、产品责任（权利）主体。原告毋需证明被告有疏忽，任何受到有缺陷产品伤害的消费者，不论他是不是该产品的买主，都可以对责任方提起诉讼，即“任何受到生产者本应考虑的作为或不作为

行为所密切地或直接地影响的人都包括在原告之列”（注：这是法官阿宾格对原告身份所做的一个著名的说明，参见李奇文：“英国产品责任法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

，1994年第2期。）。

2、产品责任（义务）主体。包括：制造商、加工商、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商、进口商以及产品牌号的所有人乃至装配商、批发商、修理商，即从产品的制造到最终消费者手里一长窜连锁中

的任何一个有关的当事人都可能成为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按照该法的规定，上述被告负连带责任，原告可以对他们全体起诉，也可以对其中一人起诉。而且不允许卖方在合同中排除其责任。

3、产品的定义。1987年《消费者保护法》第1条（2）款将产品定义为：“任何物品或电力，同时［根据本条（3）款之规定］包括组成另一产品的产品，无论此产品是不是以零配件或原材料或

其他的形式构成前者。”这里的“物品”，依该法第45条（1）款，是指“物质、生长的作物、附着于其他东西之上并于土地混为一体的东西和任何船舶、航空器或机动车辆。”对于其中的“物质”、

“航空器，”、“船舶”等，该法第45条又作了进一步解释。由此可见，该法对“产品”的规定是十分广泛与详尽的。

4、产品责任损害赔偿。产品责任法实质上属于侵权法的范畴。其损害赔偿范围包括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英国产品责任法在实践中把对人身的伤害看作是最重要的伤害，因产品缺陷而引起的人身

伤害通常包括两个方面即有形损失和无形损失。有形损失包括受害人谋生能力和收入的损失等，无形损失是指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

5、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方面，原告只须证明：（1）产品是有缺陷的；（2）产品缺陷在出厂时即已存在；（3）产品的缺陷与他所受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可成立产品责任，产品提供者即应

负责赔偿受害人的损失。

总之，该法对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被告的范围、损害赔偿的范围及金额等方面，都作了新的规定，体现了严格责任原则，在价值目标上更倾向于充分与合理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成为英国产品责任

产品责任范文篇6

(1)产品责任、涉外产品责任的涵义。

涉外产品责任同一般侵权责任相比具有其特殊性及复杂性,其特殊性表现在它的涉外因素:或涉及外国产品或涉及外国消费者、使用者,因此各国法律在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主体、举证责任、责任范围以及责任减免、诉讼时效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产品跨国界的快速移动,使产品责任的国际性加强,某一涉外产品责任有可能适用到不同国家的法律.准据法不同导致的判决结果也截然不同.所以研究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就成为现代国际私法一个重要的课题.

(2)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原则及当前国内外立法。

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产品责任立法显示出了国际化趋势.目前产品责任方面的国际性公约主要有:欧共体1977年和1985年的《关于人身伤害和死亡的产品责任欧洲公约》、《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海牙国际私法会议1972年制定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等。我国暂时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国际产品责任的具体法律法规.但《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构筑起了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框架,另外,《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药品管理法》、《食品卫生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也是产品责任制度的内容之一。

2西方国家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

(1)美国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

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对涉外因素的侵权行为案件大多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但由于损害发生地常属偶然,与当事人之间并无实质上重大牵连,因此,以侵权行为地法为准据法时,不仅不能促进该州立法目的,而且损及有更重要牵连地的正当政策。因此,美国开始在不违背第一次冲突法重述的原则下,努力避免不合理结果的发生,而试图以种种借口以法院地法代替行为地法的适用。从20世纪60年代后,绝大多数州都相继放弃了这个原则,转而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2)英国、加拿大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

在具有涉外因素的侵权行为诉讼中(包括涉外产品责任诉讼),英国、加拿大的法院过去也适用损害地法,但这种法律不得违反法院地的公共秩序。现在这两个国家的法院也认为在涉外侵权案件中一律适用损害发生地法并不合适。1971年英国上院的多数法官在审理一起上诉案件时,也赞同适用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中提出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加拿大,1970年安大略省法院在审理一起有缺陷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制造的汽车案时,也没有适用损害地法,而适用了汽车出售地法。

(3)欧洲大陆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

联邦德国、法国和荷兰等国法院在审理国际产品责任案件时,一般都适用法院地本国法。德、法、荷三国往往适用法院地法,究其原因是与借口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扩大法院地法(大多数场合侵权行为地就是法院地)的适用分不开的。当今侵权行为地法仍在欧洲各国司法实践中居主导地位,但欧陆各国摒弃了传统原则中把侵权行为地法作为单一、僵硬的做法,转而适用以侵权行为地为主,同时根据“政策导向”、“被害人导向”等政策因素考虑采用法院地法、当事人共同本国法、当事人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地法等法律选择规范。其中,最能得到一致承认的例外是当事人共同本国法(或称当事人共同属人法)。

其一,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引入侵权责任领域,使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日趋灵活。

其二,以保护受害人利益为导向,在涉外产品责任诉讼中适用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或直接在立法上肯定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

其三,“排除被告不可预见的法律的适用”原则已逐渐被各国在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上接受。

其四,将有限的意思自治引入侵权责任领域,尊重产品责任当事人的自主意愿来选择适用的法律。

3我国现行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及缺陷

1993年《产品质量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活动必须遵守本法。”这一规定将产品责任义务主体的范围限制在中国境内,而对外国产品可能在中国境内引起的产品责任没有包括在内。这一规定显然不利于我国消费者向外国生产者或出口商提起产品责任诉讼,也不利于我国法院对涉外产品责任案件行使管辖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侵权行为处理。显然,这是一条涉外侵权行为之债的冲突规则,但它并没有进一步规定涉外产品责任这一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即如果在一起具体的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我们无法确定一个发生在中国境外的产品责任侵权行为,依行为地法和中国法均构成侵权时,应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来确定当事人的赔偿责任?又如,当产品责任的受害方为中国人(即原告)时,我国法院是否可以根据行为地法(外国法)来确定赔偿的数额?显然,根据《民法通则》中关于一般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并不能推导出对涉外产品责任这一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4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的完善建议

(1)加入1972年《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

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加入1972年《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解决产品责任的法律冲突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条件成熟时应考虑加入。

我国加入该《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有弊有利。弊在于此公约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制定,很多规定适用严格责任原则。我国目前正处于发展中时期,产品质量还不及发达国家水平,公约对产品责任者的处罚非常严厉,会加重我方的赔偿责任,适用公约将不利于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尤其是对出口贸易十分不利。尽管如此,1972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国际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加入此公约,推行竞争机制,有利于我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有利于我国健全市场经济机制、推进市场经济法治。因此我国在条件成熟时适时加入《公约》,对于我国以后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问题的进步和完善将有很大的引导和帮助。

(2)制定一部专门的《产品责任法》。

加快将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专项立法提上议事日程,这无疑是一个有效途径,并且可与加入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并行不悖。在《产品质量法》中增加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规定,可以使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更加灵活;也可以在我国将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中作出专门的规定。

制定《产品责任法》还应在法律适用时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引入侵权责任领域,作为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同时兼采法院地法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引入“有限双重准则”,使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更合理更趋灵活。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的有关专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2000年第6稿)对我国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作了专门规定。

参考文献

[1]李平.经济法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9).

产品责任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产品责任保险法律缺陷完善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产品责任保险有着突飞猛进的进步。我国尚无产品责任保险法，有关规范产品责任保险的法律主要分散在产品责任法和保险法中，其立法分散，实践中难以操作。这样一来．既不能对合法产品经营者进行应有的保护．也不能对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炮制者实施有力度的制裁．更不能对消费者给予充分的保护。因此．对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缺陷进行完善实践意义重大。

一、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的缺陷

1产品责任法关于产品责任的缺陷

我国尚无统一的产品责任法．其主要分散于《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中。这些法律对产品责任的规定存在以下不足(1)产品范围界定不明确。现有法律对产品的界定显得有些混乱，民法通则》未对产品作出任何界定，《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是“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这一概念并未明确产品范围易让人产生分歧。(2)产品缺陷标准不清。衡量产品缺陷有两个标准：不合理危险标准和国家、行业标准，实践中后者优于前者。但是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产品并不排除其具有危险性，这种缺陷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规制到产品所具有的潜在危险性。(3)对经营者处罚较轻。根据损害赔偿理念．产品责任以补偿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为限。而且，我国没有设立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也不成熟从而对经营者处罚较轻。因此，有必要从调节利益入手，加大对经营者处罚力度，减少进而制止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

2．保险法关于产品责任保险的缺陷

保险法中对产品责任保险没有直接规定，仅笼统地规定责任保险的内容。因此，法律对产品责任保险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1)未明确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法中未明确规定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人若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进行抗辩将从本身的利益加以考虑，极少顾及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对被保险人不利，尤其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责任‘利益发生冲突时，被保险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2)未确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保险实务上，通常不允许第三人直接向保险人要求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为确保第三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确立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保险赔偿金直接给付请求权是产品责任保险法的发展方向。(3)责任保险条款不规范。产品责任保险作为地方性险种在保险责任、索赔事项等方面存在漏洞。

二、完善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经营者转移其不确定产品风险保障消费者权益不受损害的需要，也是安定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笔者认为：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可从以下人手：

1完善产品责任法中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

(1)扩大产品的范围。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为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应对产品“作扩大化解释是必要的根据需要可考虑以下产品，如初级农产品、电及其他无形工业品、人体组织及血液血液制品等。(2)完善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在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的选择上．确立”不合理危险为基本标准。…不合理危险“如何衡量，实践中采用生产者制造产品的预期用途标准．即一个合理谨慎的生产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产品的危险时．不会将其投入市场。同时．国家行业标准只能作为方便消费者索赔时的一个辅助标准．绝不能凌驾于不合理危险标准之上。(3)明确严格责任原则。现有法律对生产者适用严格责任、销售者适用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相结合原则。这显然不利于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对销售者也适用严格责任，将更加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4)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产品责任保险中．精神损害应当列入赔偿范围。但基于美国责任保险危机所体现出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所造成的困境，我们有必要确定限额。此外，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弥补受害方的损失之外对加害方判处额外的赔偿金。其主要是目的是加大对加害人的惩罚打击假冒伪劣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

产品责任范文篇8

一、产品责任立法概况

从时间上讲,产品责任法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发展较晚。在对产品责任进行立法时,许多国家纷纷突破了传统合同法的框架,在侵权行为法体系内建立特殊的产品责任侵权制度,在产品责任制度中引人无过错或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以期通过立法的方式保护在经济上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关系的平衡。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目前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还未制定出一部完整的产品责任法,有关产品责任的法律、法规分散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然而,这些法律条文的规定大都过于简单,不易于操作,而且有些条文措辞欠妥、突出反映在“产品”和“缺陷”这两个概念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关于产品责任的争议将日益增多,而我国关于产品责任的法律、法规零散分布状态显然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尤其在《产品质量法》中规定产品责任问题容易使人误将产品质量不合格的责任同产品缺陷引起的产品责任相混淆。所以,目前在我国制定一部统一的产品责任法是十分迫切的。

二、产品责任立法中对“产品”概念的界定

确定产品责任,首先必须明确产品责任立法意义上对“产品”概念的界定,这对是否承担产品责任至关重要。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给“产品”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本法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同时,《产品质量法》第73条还规定:“军工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另行制定”。由此可见,我国“产品”的概念内涵是:第一,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物品,不仅是指有形的物质,同时也指无形的物质;第二,不包括初级农产品以及非工业用品;第三,不包括建筑工程等不动产;第四,不包括军工产品。在这里,尽管《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的定义比较明确,但仍有值得完善的地方。法学界比较集中的疑义在于两点:第一,“加工、制作”的含义过于广泛、笼统,不利于操作;第二,使用“销售”一词欠妥。有些产品并非直接由销售渠道进入消费者手中,由此引发的产品责任如何负担则成为争议焦点,因此,有人建议改为“流通”一词。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各样的新产品将不断涌现,产品责任法应确保其对消费者提供的保护与高速发展的经济同步,根据形势的需要不断抛弃陈旧的观点,将更多的新产品纳人产品范畴之中。对照欧美国家“产品”概念,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2条规定,“产品指一切动产,即使被组装或安装在另一动产或不动产中的动产也包括在内,但农业原产品和猎物除外”。该条采用排除法,虽不够准确,但仍有可借鉴之处,如“不动产”一词的使用,远比我国《产品质量法》使用“建设工程”一词妥贴。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86条规定:“土地、附着于土地的建筑物及其它定着物、建筑物的固定附属设备为不动产”。因此,使用“不动产”这一法律用语代替“建设工程”更为科学。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里把“产品质量不合格”认为是承担产品责任的原因显然是不正确的。在制定《民法通则》时,部分学者对“瑕疵”和“缺陷”的概念混淆,将“瑕疵”概念定义为产品规格质量不符合法定或约定标准。而事实上,依据《合同法》属于瑕疵产品,并不一定具有对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不一定属于产品责任法上的缺陷产品,而在产品责任法上属于有缺陷的产品,也可能在《合同法》上并无瑕疵,属于质量合格产品。另外,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缺陷是指不符合标准。”这里把“不合理的危险”作为缺陷的标准是十分科学的,但后半句又把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作为缺陷衡量的依据,这就为衡量产品是否有缺陷提供了双重标准。而产品质量标准的制定是综合多种因素制定的,并不以产品无危险性或具有安全性为唯一标准。因而,符合国家、部门、行业产品质量标准的产品,并不排除其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可能性。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无疑会令某些使用具有不合理危险却符合某些质量标准的产品的受害人难以获得赔偿。此外,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新产品不断出现,国家若想在所有新产品投人流通之前,都制定相应的标准,是十分费时费力且可能出现指导标准偏差的情况。因此,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应确定统一的产品缺陷衡量标准,即以“不合理的危险”的存在为基本标准。

产品责任范文篇9

【关键词】：产品质量责任的概念判定产品质量责任的依据

（一）产品质量责任

产品质量责任，产品质量责任是生产者、销售者以及其他对产品质量负有责任的人违反产品质量法律规范，不履行产品质量义务所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产品质量责任是一种综合的法律责任。

（二）判定产品质量责任的依据

按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判定产品质量责任的依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默示担保条件,明示担保条件,产品缺陷.

(1)默示担保条件

默示担保条件即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产品不得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符合安全、卫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安全、卫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安全、卫生指标要求；产品必须具备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等等，就是法律对产品质量规定的默示担保条件，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予以排除和限制。我国《产品质量法》第14条规定，产品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但是对产品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

总之,产品质量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2)明示担保条件

明示担保条件即明示采用的产品标准，以及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明示担保是生产者、销售者自身对产品质量作出的保证和承诺，可以用产品说明、产品标识、广告、实物样品或者其他方式表示。我国《产品质量法》第14条规定，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

总之,产品质量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但生产者、销售者要承担责任，且并不以是否造成损害后果为前提。

(3)产品缺陷

产品缺陷是指因设计、生产或提供过程中的原因而使某一批次、型号或类别的产品中存在的具有同一性的危及公共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或者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象。缺陷的核心是存在不合理的危险。这种危险有时是潜在的。

产品缺陷包括设计缺陷、质量缺陷、指示缺陷。设计缺陷,是产品设计本身存在的缺陷质量缺陷,是指由于制造过程出现问题而产生的缺陷。指示缺陷,是指生产商或销售商没有提供真实完整,符合要求的产品使用说明和警示说明。不包括药品、医疗器械、军工产品、土木与建筑物、过境产品、转运产品或专供出口产品。《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从这一规定上看，产品有缺陷一般是指产品有“不合理危险”状态或者“缺乏应有安全”的状态。在产品责任中，产品的质量以适于安全使用为标准，不适于安全使用的产品就是有缺陷的、质量不合格产品。因此，只要在产品使用中因产品自身的原因造成损害的，就应认定为该产品质量不合格。我国对产品缺陷的判定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即消费者只要证明具有强制性的产品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就可主张产品具有缺陷。其实,在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范围以外,产品仍有可能具有不合理危险。这样就会导致有些因使用具有不合理危险的产品而受害的消费者难以获得赔偿,这显然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因此,应当对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同时适用“不合理的危险”标准,即认定产品缺陷以不合理标准为基本标准,而以强制性标准为辅助性标准,违反任何一项标准均属缺陷产品。

产品存在缺陷是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首要条件。但生产者、销售者因产品缺陷承担相应的责任还须具备以下两个方面:

(a)损害存在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还应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其抚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从该条规定看，我国的《产品质量法》规定的损害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其中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与一般赔偿范围相同。而关于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则是比较宽泛的。首先，《产品质量法》对缺陷产品以外受损害财产的性质未加以限定；其次，对受害人因产品缺陷导致财产损失而遭受其他重大损失，侵害人亦应赔偿。这实际上是对间接损失准予赔偿。但无论是人身损害还是财产损害要求赔偿，都必须以损害事实存在为前提。

(b)产品质量与损害存在因果关系

产品缺陷与损害的因果关系既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也是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产品质量责任中，正确认定产品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有其特殊性。因果关系是产品质量责任构成要件之一，是归责的前提和基础，产品质量责任产生损害原因是产品的缺陷，但产品缺陷的存在并非必然导致损害事实，它往往借助于受害人或第三人的行为发生，因行为具有不特定性，可能导致的后果也是不确定的。受害人可以通过证明缺陷是损害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要求责任人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在证明时，可以采用必要条件规则。但由于使用的产品设计、制造过程十分复杂，产品受害人很难证明受到损害与产品缺陷之间存在相互关系，故在确定产品质量责任因果关系上往往得使用“因果关系推定论”才能实现。故为保护产品受害人权益，只要产品受害人能够证明其所受损害是产品缺陷在事实上的结果，或者只要产品存在缺陷，并在事实上发生了该缺陷可能导致的损害均可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均可推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的必然联系.在因果关系推定中，还必须辅之以“因果关系举证责任转移”方法，即“举证责任倒置法”，被告具有知识上和技术上的优势,产品受害人只要能合理推定因果关系存在，即不再承担其他举证责任，而由生产者、销售者就证明自己无过错免于承担责任进行举证。其他原因，如使用者行为、第三人行为与损害因果关系，由原告证明。证明时可采用法律上因果关系证明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依据该学说，如果某项事实在通常情况，依社会一般见解，也认为有发生该损害的可能性，即认为具有因果关系。在原告有过错存在的情况下，根据民事责任理论原告也应承担部分损失。

总之,产品质量不符合默示担保条件,明示担保条件及存在产品缺陷，生产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对于违反默示担保条件的，生产者、销售者要承担责任，且并不以是否造成损害后果为前提。对于产品缺陷而言，则只有造损害后果，才能承担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2)《产品责任法概述》，中国标准出版社

产品责任范文篇10

关键词：伪劣产品；消费安全；法律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猛，商品流通也空前繁荣。但少数唯利是图的从业者为追逐一己之私利，而置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于不顾，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其行为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利，也侵害了国家对产品质量的管理制度。近几年来，频见于媒体报道的假奶粉、工业酒精兑水的假酒等事件已经严重的影响了人民群众消费的安全感以及信心，也影响了我国产品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竞争力。对此，我国法律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根据其涉及的销售金额，危害后果等不同情况，明确了生产、销售者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

一、我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及发展过程

1．我国从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经济体制，限制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矛盾是消费品短缺，消费者的保护也得不到重视。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生产者、销售者均按计划组织生产、销售，其经济利益并不与生产、销售额直接联系，对为了取得最大经济利益为目的而故意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积极性并不高。在这一段时期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一直是被以投机倒把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早在建国之初的1950年，中央贸易部就了《关于取缔投机商业的几项指示》，指示中明确规定：“使用假冒、伪造、使潮、掺杂或违反商品规格及使用其他一切欺骗行为，以谋取非法利润者，得视之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此后，1957年10月3日国务院又批转了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当前城市市场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将“粗制滥造、故意降低产品质量”和“出售商品时掺杂使假、短秤少尺、以次充好、以伪充真或者出售变质食品的影响人民健康”的行为，确定为应严肃处理的“市场上的投机违法行为”。1963年3月23日，国务院又作出《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和取缔私商长途贩运的几个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又将“在商业行为上弄虚作假、欺骗群众”的行为规定为“必须禁止”的行为。我国1979年刑法第117条中虽然没有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行为明文规定在投机倒把罪的罪状中，但无论在刑法学界还是司法实践中，都仍然是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作为投机倒把罪的一种表现形式的。

2．民事责任。从1979年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日益增多，已经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在此背景下，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参考美国严格产品责任法和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122条，对产品制造者和销售者规定了严格责任，其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第四章属于私法，其第41条至46条关于严格产品责任的规定，属于关于产品责任方面的特别法。按照特别法优先适用的原则，人民法院裁判产品责任案件均适用《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由《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组成的民事责任体系通过确保产品质量以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救济因产品缺陷导致人身安全遭受损害的消费者，从民事责任方面制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人。

3．行政责任。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就已经开始重视产品质量问题。1980年3月10月，国家经济委员会公布《工业企业全面质量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对产品质量低劣的企业，采取限期改正、停产整顿，减发企业领导干部工资、停发职工奖金。对重大质量事故要追究领导责任，对直接责任者给予批评和处分。”1980年4月5日国务院了《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其规定的行政责任是对企业限期整顿，责令停产、转产，吊销生产许可证、吊销营业执照、扣发企业负责人和职工工资、奖金等行政处分。由于行政法规在法律体系中位阶较低，强制力不够，不能有效遏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1993年2月2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产品质量法》。至2000年7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强化了产品质量的行政管理和行政责任。其中，涉及产品质量行政管理的19条，涉及行政制裁的18条，进一步明确、细化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行政责任。

4．刑事责任。对于严重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已危害到我国经济与社会正常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八届二次会议于1993年7月2日通过了《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自1993年9月1日起施行的这一《决定》，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犯罪，从原刑法第117条规定的投机倒把犯罪中剥离了出来，并首次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小类罪。《决定》中规定了九种具体罪，即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决定》中明确了这九种具体罪的罪状、法定刑、处罚原则及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成为我国刑法中的一个独立犯罪。在1997年3月14日由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修订的刑法典中，原《决定》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犯罪”，成了分则第三章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原《决定》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经修改后成了第140条规定的犯罪。1997年刑法对《决定》中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作了以下修改：（1）将《决定》中的“违法所得数额”修改为“销售金额”，以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2）将《决定》中规定的定罪或量刑数额标准均作了提高，以适应打击这一犯罪的实际需要；（3）将《决定》第12条中对这一小类犯罪共同规定的“罚金数额为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调整为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4）将《决定》中所作的“情节较轻的，可以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删除，使法条完全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并避免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权限不清。《刑法》第140条及相关条文的规定，完成了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法典化的进程。

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犯罪成立条件以及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之关系

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对象是“伪劣产品”。因此，行为人生产、销售的物品是否属于伪劣商品，是何种伪劣产品，直接决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刑法》中的伪劣商品必须是用于交换目的，并且进入流通领域的产品。《产品质量法》第2条、第73条规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加工、制造，用于销售的产品，但不包括建设工程和军工产品”。因此，作为犯罪对象的商品，是指可以流通的工业、农业、日常生活等动产，以及可流通的高科技产品，而不包括房屋、桥梁、地下矿藏、野生动植物和国防军工产品。

伪劣商品存在广义、狭义两种涵义。狭义的伪劣产品是指作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对象的伪劣商品，即指生产、销售的商品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质量低劣不合格或者失去了使用价值。根据《产品质量法》第49、50、52条的规定，狭义的伪劣商品主要包括：（1）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2）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产品；（3）不合格的产品；（4）失效、变质的产品。而《民法》中伪劣产品应当是指广义的伪劣产品，是指生产、销售的产品以及服务产品，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消费者购买的通常目的之要求，其质量、性能达不到强制性标准的要求，或者冒用、伪造厂名、厂址、质量认证标志或失去了使用价值的物品。从上可见，《民法》中的伪劣产品之范围要远远大于《刑法》中的伪劣产品，这主要是因为《刑法》是最严厉的制裁，应当有选择的重点打击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而对一般危害行为则应当以民事法律来调整。

2．伪劣产品生产、销售金额的确定以及应承担何种责任之关系。《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本节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上述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销售金额必须达到一定数额才构成犯罪，也即达到犯罪的起刑点。销售金额的大小不仅是犯罪量刑轻重的依据，也是界定罪与非罪的一个重要标准。销售金额反映了行为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规模，决定着行为人通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所能得到的实际利益的大小，也反映了行为人的行为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因此，我国法律将销售金额大小作为划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罪与非罪的量化标准之一是科学的。对于达到五万元销售金额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应承担刑事责任，而未达到五万元销售金额的行为则根据其具体情况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选择性罪名，生产伪劣产品可以独立定罪。对于生产者，生产的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只要有证据证明其行为是为了销售获利，对其尚未销售的产品应当比照已经销售出去的伪劣产品的价格，或者被假冒同类产品的一般市场价格来确定其销售金额，对此条文中的“销售金额”应当作广义解释，以利于打击生产伪劣产品犯罪行为。

3．伪劣产品之危害结果与承担责任之关系。《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对特殊的伪劣产品确定单独的罪名及刑罚。其中，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属于危险犯，只要实施了上述生产、销售行为，无论是否造成危害结果，均已构成犯罪。这是因为实际损害已经造成时再进行处罚已不利于遏制该种犯罪，必须在危险状态刚形成阶段，就利用刑事武器进行打击。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劣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属于结果犯，必须有损害结果发生，且达到法定的犯罪情节才构成犯罪。其危害结果的轻重，成为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具体如下：（1）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后果，是指伪劣产品对使用的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多人病情恶化，身体致伤致残。（2）造成严重后果，是指伪劣产品的使用，致多人致伤致残，或造成事故，致公私财产直接损失达五万元以上。（3）生产造成较大的损失，是指伪劣产品的使用致使牲畜、家禽伤残死亡，庄稼减产、绝收，造成直接损失达二万元以上。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达到法定的犯罪情节的，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而未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能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4．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心理态度与其承担的责任之关系。《刑法》中有关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名的生产、销售者在主观形态上均是故意犯罪，对犯罪对象性质的认识必须是“明知”。行为人是否认识到其所生产、销售的是伪劣产品，关系到行为人是否对危害结果有所预见，从而决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罪过，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条件。生产、销售者的“明知”既包括行为人自认的明知，也包括行为人虽未承认，但综合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推定出行为人应当知道的事实上的明知。在司法实践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一般要综合考虑生产、销售者的主体资格，产品的生产方式，外观质量，产品的价格、一般人认知能力下的判断，并结合生产、销售者的个人素质、业务知识和经验，进行判断，对主观上不具有犯罪故意的生产、销售者，即使造成危害结果，亦不能承担刑事责任，而只能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在刑事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准确认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非罪的界限

首先要做好产品质量鉴定工作，认定是否伪劣产品是罪与非罪的最基本条件。而认定是否是伪劣产品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必须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接受委托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我国目前省、市、县均有法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根据其技术条件和检测能力的高低分别对不同的产品，产品的不同性能进行测试、鉴定。目前，在鉴定活动中，由于技术规范制定的缺陷以及滞后性，各检验机构对传统产品的鉴定较完善，对新产品，高科技产品鉴定的科学性、权威性不够，在司法实践中应当高度重视该问题。其次，在司法实践中要准确认定生产、销售者主观上故意的心态，即行为人明知是伪劣产品而生产、销售；还要正确计算出生产、销售者的销售金额；把握伪劣产品的危险性以及危害结果的大小，符合法定犯罪情节，构成犯罪的，依法定罪量刑，不构成犯罪的，区别不同情况给予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或者罚款等行政处罚。

（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犯罪交叉竞合的定性

如果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同时又是伪劣商品，则存在假冒注册商标罪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交叉竞合的情况。在处理时由于两罪存在着交叉竞合的情况，导致在对其追究刑事责任时，需要区分不同情况进行认定和处理。（1）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同时又是伪劣商品，但该商品与被其假冒的注册商标所代表的商品不属同一种商品。单独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2）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同时又是伪劣商品，且该商品与被其假冒的注册商标所代表的商品属于同一种商品。即行为人在自己生产、销售的伪劣商品上，使用他人同种类商品的注册商标。符合牵连犯的构成特征，应当从一重罪处断。公务员之家

四、现阶段治理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现象的对策

（一）加强道德、伦理宣传，使从业者处理好经济利益与社会公德之关系

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活动与从业者个人或小团体的直接关联性并不密切。而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生产、销售者往往面临着“德”与“利”的困难抉择，当出现经济利益诱惑，而且遵守道德规范未必有直接的利益回报，而不遵守道德规范未必被发现时，从业者往往容易作出错误的选择。对此政府应当加强对社会从业者的道德伦理教育，不回避经济利益与道德规范的关系，教育从业者将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良好平衡关系。在道德、伦理宣传中，要避免简单化、形式化的宣传，要避免注重表面行为而忽略了内在良知的宣传教育，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价值观、财富观进行长期的宣传教育，使正确的道德观念渗透到一代代从业者的情感世界中，并内化到其行为规范中。

（二）充分运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制裁手段，加大从业者违法成本，抑制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之动机

为了遏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泛滥的现象，必须充分利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制裁违法者。要做到：（1）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加大查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力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发挥其积极、主动的作用，主动在市场上行使管理职能，在发现伪劣产品后积极行使行政制裁手段予以处罚。还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对主动举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人员予以一定的奖励。（2）通过媒体宣传，提高消费者识别伪劣产品的能力。同时，还要降低消费者购买伪劣产品后的维权成本。从目前来看，消费者无论是与经营者协商、有关机构进行调解或向法院起诉，其花费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均过高，容易使消费者放弃维权。建议职能部门对消费者投诉进行“一站式”接待处理，同时将对产品负责质量鉴定的社会机构改为公益性质的政府部门，消费者要求质量鉴定时不应收取费用。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者不仅要向消费者承担高额的民事赔偿责任，还要课以严厉的行政责任，使得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风险成本增加，使其无利可图，抑制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之动机。（3）对实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的个人或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适用自由刑，同时必须并处罚金，在实践中还必须注意罚金的到位率。在追究生产、销售者刑事责任的同时，不能重刑轻民，如果造成被害人经济损失的，还应当根据情况判处承担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

（三）切断地方政府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之行为的利益链条

政府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其承担着维护市场公平，惩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重要职责。但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本地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存在有可能给本地区带来增加地方税收，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等利益。当一个地方政府区域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可以提高经济指标增长时，该政府官员的“政绩”也得以提高，该地方政府也就丧失了打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积极性。个人认为，首先要改革政府官员考核、选拔体制，不能仅仅以“政绩”考核、选拔官员。要对地方政府打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实施考核，对默认、放纵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政不作为行为予以严厉惩处。其次，严厉处理公务人员涉及生产、销售伪劣，对直接或间接从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公务人员，坚决予以处理，对因受贿后成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保护伞的公务人员依法予以刑事处罚。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泛滥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不良现象，对其进行治理，必须依靠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努力，采取多种措施，进行长期的综合治理。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