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竞争效率范文10篇

财政竞争效率范文篇1

最早在理论上阐述地方财政竞争思想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居民，同时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投票选择①。

蒂博特之后，对于财政竞争的研究多从财政支出和税收竞争两线展开。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扑向底层的竞争”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和各地区广泛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鼓励投资，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各个地区政府主动减少自己应得的投资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使得地方服务的产出水平低于有效率的产出水平。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采取的低税率，地方政府需要维持一个低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支出水平，特别是在提供那些不能为企业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奥茨（W.Oates）认为在各个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没有谁可以获得好处，最终都会陷入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

高登和威尔森（GordonandWilson，2001）也认为，人员和资源流动或者流出某一地区，不仅仅取决于该地区的低税率，而且要看该地区的公共支出状况和社会福利水平，即便税率相对较高，但如果本地的公共服务更好，也可以吸引人才和资源的流入。他们的研究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随着人员和资源在地区的流动性的增强，分权制将强化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面的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对于财政支出竞争效率问题，公共选择学派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作为地方政府决策主体的官员，分权化导致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人在财政支出决策中易产生道德风险，企业与地方官员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结果不是福利最大化而是政府预算最大化。但是税收竞争可以增进福利，限制政府预算消费，因此税收竞争被看成一种有效的，旨在对高税率的内在压力的制约不充分的制度性约束的补充，这种税收竞争促进了税收制度的趋同，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成本。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更是指出税收竞争是“扑向顶层的竞争”，是限制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不是以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二、我国地方财政竞争现状及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在税收竞争基础上，又通过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吸引外来资源，扩大税基，从而使地方财政竞争逐步转向税收竞争和支出竞争并存的新阶段。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财政支出在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其问题也不容忽视。

1.财政支出比重过大，监督不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从总体而言是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上升，地方财政支出的高比重反映出地方财政资源配置的自主程度提高，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财政体制存在着内在矛盾，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公共品供给责任，虽然分税制改革以后，经济权限似乎得到了明确划分，然而社会责任主要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担方式，中央把支出责任给地方，地方则向中央要钱，正常的转移支付被轻视；地方利用信息优势欺上瞒下，通过预算外收支及体制外收支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监督存在重收入、轻支出的现象。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管理中，财政支出预算约束软化问题十分严重。很多地方根本不按《预算法》行事，实行赤字预算或随意追加预算支出。缺乏真正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资金使用中的浪费现象比较普遍。在支出项目决策方面，我国历来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支出预算基本上是按照基数法加增长的方法编制而成的，这种方法由于是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容易把以前决策的错误进一步累积，影响了支出安排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项目专家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最低费用选择法等等，我国常常由长官意志决定，无法反映公众的真实需求，造成支出的低效率或无效率。

2.制度外税收竞争有欠公平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是财政资金来源基础，也通常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手段之一。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现象普遍存在，既有因中央差别性税收及地方合法税收权限引起的制度内税收竞争，也存在制度外税收竞争。

制度外税收竞争是税法规定的税权范围内，制定的差别税收政策。使用的手段主要包括差别税率（额）、减免税、不同的起征点、个别税种是否开征、差别税目、不同的纳税期限等。制度外税收竞争形式灵活，因此决定和影响其效率的制度外因素十分复杂，如税收征管力度、征管人员素质、税收计划、地方行政干预、办税服务水平等都可能。此类竞争形式隐蔽且多样，性质上也存在较大差别，既有合理、合法的竞争，又有不合理甚至非法的竞争，如擅自减免税、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包税、买税、税收“先征后返”、税收奖励、减免费等。税收竞争不易监督，容易产生地方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滋生腐败，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的形象。而且各地在不规范的税收竞争的执行与操作中存在很多盲区，难以保证财政收入合理使用。

三、提高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对策

根据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对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分析，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有利于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钱颖一，魏加特，1995）。但是这个结论有三个理论前提：（1）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拥有自主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不进行干预；（2）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充分流动，允许“以足投票”；（3）地方政府面临预算的硬约束，即不可以发行货币和无限制贷款。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财政的分权实际造成的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和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好的制度前提。但是我国财政体制的分权受到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对企业和地方金融机构还存在直接和间接的控制关系。正如Bird（1998）指出的，地方政府的企业家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一方面，政府过多地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并过多地依赖企业税源阻碍了民间投资和创新，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政治体制的分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所有权必然导致沉重的企业补贴，因为中小企业的破产率总是很高，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其经营风险。

1.地方财政远期目标：适度收权

我国地方财政竞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浪费，而且给腐败及政府决策的低效率提供了温床。因此，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体制成为当前非常迫切的课题。

之所以地方政府经济上适度收权，是要求地方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主要是放弃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直接控制，从企业家式政府转变成市场维护型政府。这样做可以为财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优化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应地要逐步切断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依赖，逐步培育地方自有税基。但是，经济上过度分权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并不意味着回归集权体制是可行的。适度收权的提出是相对于过度的地方经济自主与集权的政体之间的矛盾而言的，所以在经济权利收缩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的分权化也是必要的，政治分权化可以塑造最终的政府监督人，从而解决财政监督的缺位问题。委托理论已经证明，在委托人缺乏监督效力或存在委托人缺位时，成本会非常高，以致于整个体制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因此，财政支出改革的核心在于塑造一个最终监督人群体，对政府财政预算有强有力的决定权，这要求有相应的政体改革措施，即适当的人事任免权的下放是必要的。

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地方财政有明确的财权和事权。因此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应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人大具有开征地方税种和安排地方税税率的权利，以法制化、程序化的税收竞争代替制度外税收竞争。另一方面，让纳税人真正行使监督权利，利用地方人大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进行合法监督，并实施奖惩，更进一步的是通过地方直选来真正落实纳税人的监督权。

2.地方财政改革近期对策

政治分权作为一种远期目标是必需的，但近期内还缺乏实施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路径依赖的约束，更重要的在于政体改革涉及到权利变更，存在很大的改革成本，因此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职能和财政监督体制的逐步调整，来提高政府的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1）调整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地方政府定位在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角色上。近期内在不调整现有的事权政府间配置结构的前提下，改革地方政府的事权结构，即鼓励或强制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地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先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审计局对各地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然后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制定政府所有权拍卖名单、价格、次序与规则，在各地产权交易所对政府所有权进行拍卖，购买者必须承担该企业的债务及就业责任。拍卖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用于当地社会保障支出。（2）改革财政监督体制，加强财政预算管理。财政支出管理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财政监督的不到位造成的，尽管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财政部门为主体的财政监督体系，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财政监督缺位是纳税人没有真正行使监督权利，政府部门的行为规范很大程度上依靠关于自律，而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一个有效的政府离不开人民的约束，政府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所以，财政监督制度的改革必须围绕财政公开化原则，从纳税人监督和财政体系内部监督两方面着手，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参考文献

[1]王加林。地方财政———跨世纪改革与发展[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徐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J].当代财经，2003，（12）。

财政竞争效率范文篇2

[关键词]地方财政竞争；财政监督；制度外税收竞争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建立财政分权体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改善政府效率实践的重点。地方财政竞争与我国以前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相比，代表着各级政府自主理财意识的复苏，它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已经使各级政府存在着潜在和现实的竞争论文。随着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环境的改善，我国地方财政竞争将进一步规范，效率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一、分权体制下财政竞争：一个理论综述

最早在理论上阐述地方财政竞争思想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居民，同时在一个国家内硕士论文，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投票选择①。

蒂博特之后，对于财政竞争的研究多从财政支出和税收竞争两线展开。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扑向底层的竞争”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和各地区广泛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鼓励投资，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各个地区政府主动减少自己应得的投资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使得地方服务的产出水平低于有效率的产出水平。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采取的低税率，地方政府需要维持一个低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支出水平，特别是在提供那些不能为企业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奥茨（W.Oates）认为在各个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没有谁可以获得好处，最终都会陷入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

高登和威尔森（GordonandWilson，2001）也认为，人员和资源流动或者流出某一地区，不仅仅取决于该地区的低税率，而且要看该地区的公共支出状况和社会福利水平，即便税率相对较高，但如果本地的公共服务更好，也可以吸引人才和资源的流入。他们的研究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经济论文，就是随着人员和资源在地区的流动性的增强，分权制将强化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面的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对于财政支出竞争效率问题，公共选择学派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作为地方政府决策主体的官员，分权化导致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人在财政支出决策中易产生道德风险，企业与地方官员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结果不是福利最大化而是政府预算最大化。但是税收竞争可以增进福利，限制政府预算消费，因此税收竞争被看成一种有效的，旨在对高税率的内在压力的制约不充分的制度性约束的补充，这种税收竞争促进了税收制度的趋同，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成本。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更是指出税收竞争是“扑向顶层的竞争”，是限制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不是以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二、我国地方财政竞争现状及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在税收竞争基础上，又通过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吸引外来资源，扩大税基，从而使地方财政竞争逐步转向税收竞争和支出竞争并存的新阶段。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财政支出在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其问题也不容忽视。

1.财政支出比重过大，监督不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从总体而言是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上升，地方财政支出的高比重反映出地方财政资源配置的自主程度提高，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财政体制存在着内在矛盾，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公共品供给责任，虽然分税制改革以后，经济权限似乎得到了明确划分，然而社会责任主要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担方式，中央把支出责任给地方，地方则向中央要钱，正常的转移支付被轻视；地方利用信息优势欺上瞒下，通过预算外收支及体制外收支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监督存在重收入、轻支出的现象。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管理中，财政支出预算约束软化问题十分严重。很多地方根本不按《预算法》行事，实行赤字预算或随意追加预算支出。缺乏真正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资金使用中的浪费现象比较普遍。在支出项目决策方面，我国历来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支出预算基本上是按照基数法加增长的方法编制而成的，这种方法由于是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容易把以前决策的错误进一步累积，影响了支出安排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项目专家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最低费用选择法等等，我国常常由长官意志决定，无法反映公众的真实需求，造成支出的低效率或无效率。

2.制度外税收竞争有欠公平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是财政资金来源基础，也通常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手段之一。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现象普遍存在，既有因中央差别性税收及地方合法税收权限引起的制度内税收竞争，也存在制度外税收竞争。

制度外税收竞争是税法规定的税权范围内，制定的差别税收政策。使用的手段主要包括差别税率（额）、减免税、不同的起征点、个别税种是否开征、差别税目、不同的纳税期限等。制度外税收竞争形式灵活，因此决定和影响其效率的制度外因素十分复杂，如税收征管力度、征管人员素质、税收计划、地方行政干预、办税服务水平等都可能。此类竞争形式隐蔽且多样，性质上也存在较大差别，既有合理、合法的竞争，又有不合理甚至非法的竞争，如擅自减免税、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包税、买税、税收“先征后返”、税收奖励、减免费等。税收竞争不易监督，容易产生地方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滋生腐败，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的形象。而且各地在不规范的税收竞争的执行与操作中存在很多盲区，难以保证财政收入合理使用。

三、提高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对策

根据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对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分析，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有利于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钱颖一，魏加特，1995）。但是这个结论有三个理论前提：（1）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拥有自主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不进行干预；（2）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充分流动，允许“以足投票”；（3）地方政府面临预算的硬约束，即不可以发行货币和无限制贷款。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财政的分权实际造成的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和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好的制度前提。但是我国财政体制的分权受到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对企业和地方金融机构还存在直接和间接的控制关系。正如Bird（1998）指出的，地方政府的企业家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一方面，政府过多地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并过多地依赖企业税源阻碍了民间投资和创新，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政治体制的分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所有权必然导致沉重的企业补贴，因为中小企业的破产率总是很高，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其经营风险。

1.地方财政远期目标：适度收权

我国地方财政竞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浪费，而且给腐败及政府决策的低效率提供了温床。因此，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体制成为当前非常迫切的课题。

之所以地方政府经济上适度收权，是要求地方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主要是放弃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直接控制，从企业家式政府转变成市场维护型政府。这样做可以为财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优化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应地要逐步切断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依赖，逐步培育地方自有税基。但是，经济上过度分权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并不意味着回归集权体制是可行的。适度收权的提出是相对于过度的地方经济自主与集权的政体之间的矛盾而言的，所以在经济权利收缩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的分权化也是必要的，政治分权化可以塑造最终的政府监督人，从而解决财政监督的缺位问题。委托理论已经证明，在委托人缺乏监督效力或存在委托人缺位时，成本会非常高，以致于整个体制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因此，财政支出改革的核心在于塑造一个最终监督人群体，对政府财政预算有强有力的决定权，这要求有相应的政体改革措施，即适当的人事任免权的下放是必要的。

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地方财政有明确的财权和事权。因此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应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人大具有开征地方税种和安排地方税税率的权利，以法制化、程序化的税收竞争代替制度外税收竞争。另一方面，让纳税人真正行使监督权利，利用地方人大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进行合法监督，并实施奖惩，更进一步的是通过地方直选来真正落实纳税人的监督权。

2.地方财政改革近期对策

政治分权作为一种远期目标是必需的，但近期内还缺乏实施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路径依赖的约束，更重要的在于政体改革涉及到权利变更，存在很大的改革成本，因此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职能和财政监督体制的逐步调整，来提高政府的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1）调整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地方政府定位在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角色上。近期内在不调整现有的事权政府间配置结构的前提下，改革地方政府的事权结构，即鼓励或强制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地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先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审计局对各地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然后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制定政府所有权拍卖名单、价格、次序与规则，在各地产权交易所对政府所有权进行拍卖，购买者必须承担该企业的债务及就业责任。拍卖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用于当地社会保障支出。（2）改革财政监督体制，加强财政预算管理。财政支出管理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财政监督的不到位造成的，尽管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财政部门为主体的财政监督体系，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财政监督缺位是纳税人没有真正行使监督权利，政府部门的行为规范很大程度上依靠关于自律，而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一个有效的政府离不开人民的约束，政府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所以，财政监督制度的改革必须围绕财政公开化原则，从纳税人监督和财政体系内部监督两方面着手，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参考文献

[1]王加林。地方财政———跨世纪改革与发展[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徐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J].当代财经，2003，（12）。

财政竞争效率范文篇3

[关键词]地方财政竞争；财政监督；制度外税收竞争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建立财政分权体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改善政府效率实践的重点。地方财政竞争与我国以前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相比，代表着各级政府自主理财意识的复苏，它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已经使各级政府存在着潜在和现实的竞争。随着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环境的改善，我国地方财政竞争将进一步规范，效率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一、分权体制下财政竞争：一个理论综述

最早在理论上阐述地方财政竞争思想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居民，同时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投票选择①。

蒂博特之后，对于财政竞争的研究多从财政支出和税收竞争两线展开。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扑向底层的竞争”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和各地区广泛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鼓励投资，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各个地区政府主动减少自己应得的投资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使得地方服务的产出水平低于有效率的产出水平。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采取的低税率，地方政府需要维持一个低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支出水平，特别是在提供那些不能为企业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奥茨（W.Oates）认为在各个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没有谁可以获得好处，最终都会陷入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

高登和威尔森（GordonandWilson，2001）也认为，人员和资源流动或者流出某一地区，不仅仅取决于该地区的低税率，而且要看该地区的公共支出状况和社会福利水平，即便税率相对较高，但如果本地的公共服务更好，也可以吸引人才和资源的流入。他们的研究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随着人员和资源在地区的流动性的增强，分权制将强化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面的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对于财政支出竞争效率问题，公共选择学派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作为地方政府决策主体的官员，分权化导致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人在财政支出决策中易产生道德风险，企业与地方官员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结果不是福利最大化而是政府预算最大化。但是税收竞争可以增进福利，限制政府预算消费，因此税收竞争被看成一种有效的，旨在对高税率的内在压力的制约不充分的制度性约束的补充，这种税收竞争促进了税收制度的趋同，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成本。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更是指出税收竞争是“扑向顶层的竞争”，是限制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不是以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二、我国地方财政竞争现状及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在税收竞争基础上，又通过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吸引外来资源，扩大税基，从而使地方财政竞争逐步转向税收竞争和支出竞争并存的新阶段。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财政支出在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其问题也不容忽视。

1.财政支出比重过大，监督不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从总体而言是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上升，地方财政支出的高比重反映出地方财政资源配置的自主程度提高，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财政体制存在着内在矛盾，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公共品供给责任，虽然分税制改革以后，经济权限似乎得到了明确划分，然而社会责任主要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担方式，中央把支出责任给地方，地方则向中央要钱，正常的转移支付被轻视；地方利用信息优势欺上瞒下，通过预算外收支及体制外收支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监督存在重收入、轻支出的现象。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管理中，财政支出预算约束软化问题十分严重。很多地方根本不按《预算法》行事，实行赤字预算或随意追加预算支出。缺乏真正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资金使用中的浪费现象比较普遍。在支出项目决策方面，我国历来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支出预算基本上是按照基数法加增长的方法编制而成的，这种方法由于是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容易把以前决策的错误进一步累积，影响了支出安排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项目专家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最低费用选择法等等，我国常常由长官意志决定，无法反映公众的真实需求，造成支出的低效率或无效率。

2.制度外税收竞争有欠公平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是财政资金来源基础，也通常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手段之一。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现象普遍存在，既有因中央差别性税收及地方合法税收权限引起的制度内税收竞争，也存在制度外税收竞争。

制度外税收竞争是税法规定的税权范围内，制定的差别税收政策。使用的手段主要包括差别税率（额）、减免税、不同的起征点、个别税种是否开征、差别税目、不同的纳税期限等。制度外税收竞争形式灵活，因此决定和影响其效率的制度外因素十分复杂，如税收征管力度、征管人员素质、税收计划、地方行政干预、办税服务水平等都可能。此类竞争形式隐蔽且多样，性质上也存在较大差别，既有合理、合法的竞争，又有不合理甚至非法的竞争，如擅自减免税、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包税、买税、税收“先征后返”、税收奖励、减免费等。税收竞争不易监督，容易产生地方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滋生腐败，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的形象。而且各地在不规范的税收竞争的执行与操作中存在很多盲区，难以保证财政收入合理使用。

三、提高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对策

根据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对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分析，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有利于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钱颖一，魏加特，1995）。但是这个结论有三个理论前提：（1）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拥有自主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不进行干预；（2）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充分流动，允许“以足投票”；（3）地方政府面临预算的硬约束，即不可以发行货币和无限制贷款。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财政的分权实际造成的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和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好的制度前提。但是我国财政体制的分权受到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对企业和地方金融机构还存在直接和间接的控制关系。正如Bird（1998）指出的，地方政府的企业家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一方面，政府过多地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并过多地依赖企业税源阻碍了民间投资和创新，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政治体制的分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所有权必然导致沉重的企业补贴，因为中小企业的破产率总是很高，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其经营风险。

1.地方财政远期目标：适度收权

我国地方财政竞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浪费，而且给腐败及政府决策的低效率提供了温床。因此，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体制成为当前非常迫切的课题。

之所以地方政府经济上适度收权，是要求地方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主要是放弃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直接控制，从企业家式政府转变成市场维护型政府。这样做可以为财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优化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应地要逐步切断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依赖，逐步培育地方自有税基。但是，经济上过度分权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并不意味着回归集权体制是可行的。适度收权的提出是相对于过度的地方经济自主与集权的政体之间的矛盾而言的，所以在经济权利收缩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的分权化也是必要的，政治分权化可以塑造最终的政府监督人，从而解决财政监督的缺位问题。委托理论已经证明，在委托人缺乏监督效力或存在委托人缺位时，成本会非常高，以致于整个体制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因此，财政支出改革的核心在于塑造一个最终监督人群体，对政府财政预算有强有力的决定权，这要求有相应的政体改革措施，即适当的人事任免权的下放是必要的。

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地方财政有明确的财权和事权。因此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应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人大具有开征地方税种和安排地方税税率的权利，以法制化、程序化的税收竞争代替制度外税收竞争。另一方面，让纳税人真正行使监督权利，利用地方人大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进行合法监督，并实施奖惩，更进一步的是通过地方直选来真正落实纳税人的监督权。

2.地方财政改革近期对策

政治分权作为一种远期目标是必需的，但近期内还缺乏实施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路径依赖的约束，更重要的在于政体改革涉及到权利变更，存在很大的改革成本，因此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职能和财政监督体制的逐步调整，来提高政府的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1）调整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地方政府定位在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角色上。近期内在不调整现有的事权政府间配置结构的前提下，改革地方政府的事权结构，即鼓励或强制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地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先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审计局对各地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然后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制定政府所有权拍卖名单、价格、次序与规则，在各地产权交易所对政府所有权进行拍卖，购买者必须承担该企业的债务及就业责任。拍卖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用于当地社会保障支出。（2）改革财政监督体制，加强财政预算管理。财政支出管理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财政监督的不到位造成的，尽管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财政部门为主体的财政监督体系，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财政监督缺位是纳税人没有真正行使监督权利，政府部门的行为规范很大程度上依靠关于自律，而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一个有效的政府离不开人民的约束，政府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所以，财政监督制度的改革必须围绕财政公开化原则，从纳税人监督和财政体系内部监督两方面着手，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参考文献

[1]王加林。地方财政———跨世纪改革与发展[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徐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J].当代财经，2003，（12）。

财政竞争效率范文篇4

[关键词]地方财政竞争；财政监督；制度外税收竞争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建立财政分权体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改善政府效率实践的重点。地方财政竞争与我国以前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相比，代表着各级政府自主理财意识的复苏，它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已经使各级政府存在着潜在和现实的竞争。随着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环境的改善，我国地方财政竞争将进一步规范，效率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一、分权体制下财政竞争：一个理论综述

最早在理论上阐述地方财政竞争思想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居民，同时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投票选择①。

蒂博特之后，对于财政竞争的研究多从财政支出和税收竞争两线展开。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扑向底层的竞争”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和各地区广泛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鼓励投资，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各个地区政府主动减少自己应得的投资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使得地方服务的产出水平低于有效率的产出水平。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采取的低税率，地方政府需要维持一个低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支出水平，特别是在提供那些不能为企业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奥茨（W.Oates）认为在各个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没有谁可以获得好处，最终都会陷入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

高登和威尔森（GordonandWilson，2001）也认为，人员和资源流动或者流出某一地区，不仅仅取决于该地区的低税率，而且要看该地区的公共支出状况和社会福利水平，即便税率相对较高，但如果本地的公共服务更好，也可以吸引人才和资源的流入。他们的研究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随着人员和资源在地区的流动性的增强，分权制将强化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面的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对于财政支出竞争效率问题，公共选择学派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作为地方政府决策主体的官员，分权化导致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人在财政支出决策中易产生道德风险，企业与地方官员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结果不是福利最大化而是政府预算最大化。但是税收竞争可以增进福利，限制政府预算消费，因此税收竞争被看成一种有效的，旨在对高税率的内在压力的制约不充分的制度性约束的补充，这种税收竞争促进了税收制度的趋同，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成本。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更是指出税收竞争是“扑向顶层的竞争”，是限制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不是以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二、我国地方财政竞争现状及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在税收竞争基础上，又通过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吸引外来资源，扩大税基，从而使地方财政竞争逐步转向税收竞争和支出竞争并存的新阶段。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财政支出在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其问题也不容忽视。

1.财政支出比重过大，监督不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从总体而言是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上升，地方财政支出的高比重反映出地方财政资源配置的自主程度提高，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财政体制存在着内在矛盾，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公共品供给责任，虽然分税制改革以后，经济权限似乎得到了明确划分，然而社会责任主要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担方式，中央把支出责任给地方，地方则向中央要钱，正常的转移支付被轻视；地方利用信息优势欺上瞒下，通过预算外收支及体制外收支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监督存在重收入、轻支出的现象。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管理中，财政支出预算约束软化问题十分严重。很多地方根本不按《预算法》行事，实行赤字预算或随意追加预算支出。缺乏真正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资金使用中的浪费现象比较普遍。在支出项目决策方面，我国历来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支出预算基本上是按照基数法加增长的方法编制而成的，这种方法由于是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容易把以前决策的错误进一步累积，影响了支出安排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项目专家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最低费用选择法等等，我国常常由长官意志决定，无法反映公众的真实需求，造成支出的低效率或无效率。

2.制度外税收竞争有欠公平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是财政资金来源基础，也通常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手段之一。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现象普遍存在，既有因中央差别性税收及地方合法税收权限引起的制度内税收竞争，也存在制度外税收竞争。

制度外税收竞争是税法规定的税权范围内，制定的差别税收政策。使用的手段主要包括差别税率（额）、减免税、不同的起征点、个别税种是否开征、差别税目、不同的纳税期限等。制度外税收竞争形式灵活，因此决定和影响其效率的制度外因素十分复杂，如税收征管力度、征管人员素质、税收计划、地方行政干预、办税服务水平等都可能。此类竞争形式隐蔽且多样，性质上也存在较大差别，既有合理、合法的竞争，又有不合理甚至非法的竞争，如擅自减免税、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包税、买税、税收“先征后返”、税收奖励、减免费等。税收竞争不易监督，容易产生地方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滋生腐败，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的形象。而且各地在不规范的税收竞争的执行与操作中存在很多盲区，难以保证财政收入合理使用。

三、提高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对策

根据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对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分析，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有利于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钱颖一，魏加特，1995）。但是这个结论有三个理论前提：（1）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拥有自主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不进行干预；（2）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充分流动，允许“以足投票”；（3）地方政府面临预算的硬约束，即不可以发行货币和无限制贷款。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财政的分权实际造成的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和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好的制度前提。但是我国财政体制的分权受到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对企业和地方金融机构还存在直接和间接的控制关系。正如Bird（1998）指出的，地方政府的企业家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一方面，政府过多地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并过多地依赖企业税源阻碍了民间投资和创新，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政治体制的分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所有权必然导致沉重的企业补贴，因为中小企业的破产率总是很高，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其经营风险。

1.地方财政远期目标：适度收权

我国地方财政竞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浪费，而且给腐败及政府决策的低效率提供了温床。因此，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体制成为当前非常迫切的课题。

之所以地方政府经济上适度收权，是要求地方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主要是放弃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直接控制，从企业家式政府转变成市场维护型政府。这样做可以为财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优化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应地要逐步切断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依赖，逐步培育地方自有税基。但是，经济上过度分权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并不意味着回归集权体制是可行的。适度收权的提出是相对于过度的地方经济自主与集权的政体之间的矛盾而言的，所以在经济权利收缩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的分权化也是必要的，政治分权化可以塑造最终的政府监督人，从而解决财政监督的缺位问题。委托理论已经证明，在委托人缺乏监督效力或存在委托人缺位时，成本会非常高，以致于整个体制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因此，财政支出改革的核心在于塑造一个最终监督人群体，对政府财政预算有强有力的决定权，这要求有相应的政体改革措施，即适当的人事任免权的下放是必要的。

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地方财政有明确的财权和事权。因此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应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人大具有开征地方税种和安排地方税税率的权利，以法制化、程序化的税收竞争代替制度外税收竞争。另一方面，让纳税人真正行使监督权利，利用地方人大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进行合法监督，并实施奖惩，更进一步的是通过地方直选来真正落实纳税人的监督权。

2.地方财政改革近期对策

政治分权作为一种远期目标是必需的，但近期内还缺乏实施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路径依赖的约束，更重要的在于政体改革涉及到权利变更，存在很大的改革成本，因此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职能和财政监督体制的逐步调整，来提高政府的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1）调整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地方政府定位在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角色上。近期内在不调整现有的事权政府间配置结构的前提下，改革地方政府的事权结构，即鼓励或强制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地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先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审计局对各地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然后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制定政府所有权拍卖名单、价格、次序与规则，在各地产权交易所对政府所有权进行拍卖，购买者必须承担该企业的债务及就业责任。拍卖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用于当地社会保障支出。（2）改革财政监督体制，加强财政预算管理。财政支出管理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财政监督的不到位造成的，尽管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财政部门为主体的财政监督体系，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财政监督缺位是纳税人没有真正行使监督权利，政府部门的行为规范很大程度上依靠关于自律，而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一个有效的政府离不开人民的约束，政府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所以，财政监督制度的改革必须围绕财政公开化原则，从纳税人监督和财政体系内部监督两方面着手，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参考文献

[1]王加林。地方财政———跨世纪改革与发展[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徐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J].当代财经，2003，（12）。

财政竞争效率范文篇5

[摘要]目前我国理论研究不足阻碍财政竞争问题的有效治理，为此，本文通过对财政竞争理论综述，结合我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现状分析，提出了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效率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地方财政竞争；财政监督；制度外税收竞争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建立财政分权体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改善政府效率实践的重点。地方财政竞争与我国以前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相比，代表着各级政府自主理财意识的复苏，它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已经使各级政府存在着潜在和现实的竞争。随着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环境的改善，我国地方财政竞争将进一步规范，效率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一、分权体制下财政竞争：一个理论综述

最早在理论上阐述地方财政竞争思想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居民，同时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投票选择①。

蒂博特之后，对于财政竞争的研究多从财政支出和税收竞争两线展开。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扑向底层的竞争”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和各地区广泛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鼓励投资，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各个地区政府主动减少自己应得的投资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使得地方服务的产出水平低于有效率的产出水平。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采取的低税率，地方政府需要维持一个低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支出水平，特别是在提供那些不能为企业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奥茨（W.Oates）认为在各个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没有谁可以获得好处，最终都会陷入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

高登和威尔森（GordonandWilson，2001）也认为，人员和资源流动或者流出某一地区，不仅仅取决于该地区的低税率，而且要看该地区的公共支出状况和社会福利水平，即便税率相对较高，但如果本地的公共服务更好，也可以吸引人才和资源的流入。他们的研究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随着人员和资源在地区的流动性的增强，分权制将强化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面的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对于财政支出竞争效率问题，公共选择学派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作为地方政府决策主体的官员，分权化导致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人在财政支出决策中易产生道德风险，企业与地方官员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结果不是福利最大化而是政府预算最大化。但是税收竞争可以增进福利，限制政府预算消费，因此税收竞争被看成一种有效的，旨在对高税率的内在压力的制约不充分的制度性约束的补充，这种税收竞争促进了税收制度的趋同，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成本。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更是指出税收竞争是“扑向顶层的竞争”，是限制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不是以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二、我国地方财政竞争现状及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在税收竞争基础上，又通过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吸引外来资源，扩大税基，从而使地方财政竞争逐步转向税收竞争和支出竞争并存的新阶段。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财政支出在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其问题也不容忽视。

1.财政支出比重过大，监督不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从总体而言是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上升，地方财政支出的高比重反映出地方财政资源配置的自主程度提高，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财政体制存在着内在矛盾，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公共品供给责任，虽然分税制改革以后，经济权限似乎得到了明确划分，然而社会责任主要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担方式，中央把支出责任给地方，地方则向中央要钱，正常的转移支付被轻视；地方利用信息优势欺上瞒下，通过预算外收支及体制外收支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监督存在重收入、轻支出的现象。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管理中，财政支出预算约束软化问题十分严重。很多地方根本不按《预算法》行事，实行赤字预算或随意追加预算支出。缺乏真正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资金使用中的浪费现象比较普遍。在支出项目决策方面，我国历来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支出预算基本上是按照基数法加增长的方法编制而成的，这种方法由于是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容易把以前决策的错误进一步累积，影响了支出安排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项目专家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最低费用选择法等等，我国常常由长官意志决定，无法反映公众的真实需求，造成支出的低效率或无效率。

2.制度外税收竞争有欠公平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是财政资金来源基础，也通常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手段之一。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现象普遍存在，既有因中央差别性税收及地方合法税收权限引起的制度内税收竞争，也存在制度外税收竞争。

制度外税收竞争是税法规定的税权范围内，制定的差别税收政策。使用的手段主要包括差别税率（额）、减免税、不同的起征点、个别税种是否开征、差别税目、不同的纳税期限等。制度外税收竞争形式灵活，因此决定和影响其效率的制度外因素十分复杂，如税收征管力度、征管人员素质、税收计划、地方行政干预、办税服务水平等都可能。此类竞争形式隐蔽且多样，性质上也存在较大差别，既有合理、合法的竞争，又有不合理甚至非法的竞争，如擅自减免税、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包税、买税、税收“先征后返”、税收奖励、减免费等。税收竞争不易监督，容易产生地方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滋生腐败，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的形象。而且各地在不规范的税收竞争的执行与操作中存在很多盲区，难以保证财政收入合理使用。

三、提高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对策

根据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对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分析，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有利于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钱颖一，魏加特，1995）。但是这个结论有三个理论前提：（1）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拥有自主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不进行干预；（2）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充分流动，允许“以足投票”；（3）地方政府面临预算的硬约束，即不可以发行货币和无限制贷款。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财政的分权实际造成的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和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好的制度前提。但是我国财政体制的分权受到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对企业和地方金融机构还存在直接和间接的控制关系。正如Bird（1998）指出的，地方政府的企业家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一方面，政府过多地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并过多地依赖企业税源阻碍了民间投资和创新，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政治体制的分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所有权必然导致沉重的企业补贴，因为中小企业的破产率总是很高，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其经营风险。

1.地方财政远期目标：适度收权

我国地方财政竞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浪费，而且给腐败及政府决策的低效率提供了温床。因此，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体制成为当前非常迫切的课题。

之所以地方政府经济上适度收权，是要求地方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主要是放弃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直接控制，从企业家式政府转变成市场维护型政府。这样做可以为财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优化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应地要逐步切断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依赖，逐步培育地方自有税基。但是，经济上过度分权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并不意味着回归集权体制是可行的。适度收权的提出是相对于过度的地方经济自主与集权的政体之间的矛盾而言的，所以在经济权利收缩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的分权化也是必要的，政治分权化可以塑造最终的政府监督人，从而解决财政监督的缺位问题。委托理论已经证明，在委托人缺乏监督效力或存在委托人缺位时，成本会非常高，以致于整个体制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因此，财政支出改革的核心在于塑造一个最终监督人群体，对政府财政预算有强有力的决定权，这要求有相应的政体改革措施，即适当的人事任免权的下放是必要的。

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地方财政有明确的财权和事权。因此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应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人大具有开征地方税种和安排地方税税率的权利，以法制化、程序化的税收竞争代替制度外税收竞争。另一方面，让纳税人真正行使监督权利，利用地方人大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进行合法监督，并实施奖惩，更进一步的是通过地方直选来真正落实纳税人的监督权。

2.地方财政改革近期对策

政治分权作为一种远期目标是必需的，但近期内还缺乏实施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路径依赖的约束，更重要的在于政体改革涉及到权利变更，存在很大的改革成本，因此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职能和财政监督体制的逐步调整，来提高政府的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1）调整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地方政府定位在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角色上。近期内在不调整现有的事权政府间配置结构的前提下，改革地方政府的事权结构，即鼓励或强制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地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先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审计局对各地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然后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制定政府所有权拍卖名单、价格、次序与规则，在各地产权交易所对政府所有权进行拍卖，购买者必须承担该企业的债务及就业责任。拍卖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用于当地社会保障支出。（2）改革财政监督体制，加强财政预算管理。财政支出管理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财政监督的不到位造成的，尽管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财政部门为主体的财政监督体系，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财政监督缺位是纳税人没有真正行使监督权利，政府部门的行为规范很大程度上依靠关于自律，而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一个有效的政府离不开人民的约束，政府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所以，财政监督制度的改革必须围绕财政公开化原则，从纳税人监督和财政体系内部监督两方面着手，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参考文献

[1]王加林。地方财政———跨世纪改革与发展[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徐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J].当代财经，2003，（12）。

财政竞争效率范文篇6

关键词：家计财政；国家分配财政；公共财政；公共选择；公共支出决策理念

一、公共品支出决策理念和私人品营销理念演进的整合

1.私人品营销理念的演进路径。私人品营销理念是企业经营活动的导向、观念。从西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产业革命后，随着商品交换日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营销理念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五种观念。

以生产为中心的阶段。生产观念和产品观念强调产品本身，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以生产为中心，生产什么，就销售什么；管理者把精力集中在创造最优良的产品上。该观念是在卖方市场形势下产生的，以产品供不应求。不愁销路、消费者可以接受任何实得到和买得起的产品为前提，因而企业的主要任务是努力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扩大生产。两种观念都属于以生产为中心的经营思想，注重企业的内部能力而不是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是否能最有效地满足消费者愿望与需求。

以销售为中心的阶段。推销观念强调不只单纯生产产品，而且必须去“推销”他们的产品，保证这些产品为人所买。该观念的前提是：生产开始从不足进入过剩，市场竞争对消费者稍为有利，企业若不努力加强销售，消费者就不会购买或不会大量购买他们的产品；至于如何满足顾客全方位需要，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根本问题是与生产观念一样缺乏对消费者需求的了解。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阶段。市场营销观念强调以消费者需要和欲望为导向。在西方社会买方市场全面形成的条件下，企业逐渐意识到不能再依靠以销售为中心，而必须转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使整个市场营销活动“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发现需要并设法满足消费者需要”，而不仅仅是“制造产品并设法推销出去”。进一步地，社会市场营销观念强调正确处理消费者需要、企业利润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企业制定营销指导思想时不仅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并由此获得企业的利润，而且要符合消费者自身和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营销“环境友好”的产品。营销观念基础是：销售不是取决于主动的销售力量，而是取决于消费者购买产品的决定；企业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理由是在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同时实现企业的目标，并促进个体和社会的长期最佳利益。

可以发现，私人品营销理念遵循着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的演进路径。之所以如此，其前提条件在于私人偏好具有分散性和利益边界的清晰性。消费者通过市场出价向生产者显示偏好，市场的排斥原则和竞争原则所形成的利益内在化使得消费者市场购买行为是取得自身利益的必要条件，市场具有诱使人们表达个人偏好的功能。其次，生产投资者必须据此生产出售市场所需的产品，以最低成本生产来获取最大利润，市场机制通过个别生产者之间和个别消费者之间的自愿契约来安排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成为私人分散决策的有效制度。否则，商品就不能实现惊险的跳跃，摔坏的就是商品背后的生产者；最后，产品供大于求、产品间的可替代性、生产者的数量较多、消费者可自由选择等竞争性市场条件的形成，更加剧了消费者对经济的统治，迫使私人品的营销理念由“生产者导向”转向“消费者导向”。其逻辑进程为：消费者用货币购买商品是向商品投货币选票；货币选票的投向和数量，取决于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偏好程度，体现了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和意愿；生产者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依据货币选票的情况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消费者得到最大的满足。这说明，生产者是根据消费者的意志来组织生产、提供产品的，目标是“顾客满意”、“顾客忠诚”。

2.公共品支出决策理念——财政预算类型的演进路径。公共支出决策理念是政府财政提供公共品活动的导向、观念。公共品由于其非竞争性、非排他性而采用非市场手段——财政预算供给，相应地，财政预算类型的演进也就体现了公共支出决策理念的转换。历史地看，人类社会迄今存在过“自然经济”中的“家计”财政。市场经济中的“公共”财政、计划经济中的“国家分配”财政。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历了由“家计”财政向“公共”财政的演进，而我国正处于由“国家分配”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之中。

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家计”财政是“朕即国家”的专制王权在财政模式上的体现，专制群凭借个人财产获得的土地经营收入和特权收入，是不受议会制约的财政收入，财政成为着重服务于君主而不是为消费者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现代国家的预算制度是新兴资产阶级同封建君主进行较量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经济斗争手段而产生的。最初表现在课税权上，以后扩大到争夺财政资金支配权上，最后规定征税收入和使用预算都必须经过议会批准，进而演进为公共财政。

与我国传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国家分配论”认为，国家预算是国家实行其职能的基本分配手段和有计划地分配国家财力的重要工具，是国家的基本财政收支计划。相应地，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的财政分配体系，形成了大一统财政模式的“统、包、大”的特点。实践表明它是缺乏效率的。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建国家预算模式的需要，我国提出构建公共财政。

很明显，公共支出决策理念——财政预算类型的演过路径也是“消费者”指向的。公共品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导致搭便车行为和偏好显示困难，非竞争性导致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失效，市场机制在公共品供求领域失败；公共品在消费上的不可分割性从而必须整体供给，要求加总私人对公共品的个人需求，并通过非市场手段——财政预算供给。但公共支出用于满足所有人的消费，同样应尊重消费者的意愿，否则将被否定。具体地，“家计”财政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阶层的私人财务，其提供的产品是统治阶层自产自用的，很少考虑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就必然被否定：“国家分配”财政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建立的，政府的意志天然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切按政府的指示办，是一种“生产导向型”财政。实际上，用这样的思想来定义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含糊不清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被曲解，无法对它进行检验和鉴别，易造成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也确实导致了极大的浪费和效率损失。随着我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要求明确划分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建立公共财政。但仅仅从这个层次来理解公共财政是不够的，作为一种财政思想，公共财政意味着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是由一个人、几个人或某个领导说了算，而是要由广大的老百姓说了算，财一政支出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本质上是民主财政、公共选择的财政、公民来表达意愿和进行裁决的财政。因而，公共财政必然是“消费者导向型”财政，目标是公众满意、公众忠诚。&3.两类产品决策理念转换取向的整合。西方微观经济学表明，社会福利是建立在效率和公平的基础上。公平是一种价值判断：即社会公众认为贫富差距在何种范围之内是可以接受的；效率取决于消费者个人效用的满足程度，而消费者个人效用的满足取决于消费者自己的判断。单个消费者A的效用最大化条件是对消费者A来说，任意两种商品X和Y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这两种商品的价格比，即：

PX

RCSAXY＝—

PY。

单个生产者利润最大化条件为MC＝MR＝F（P），在此基础上，生产者安排生产要素，组织生产。经济整体的效率判断标准是基于个人效用的帕累托原则，交换的帕累托效率条件：

PAXPBX

──＝RCSAXY＝RCSBXY＝──

PAYPBY。

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效率条件：

PX△X

─＝RCSXY＝RPTXY＝──

PY△Y

上述效率条件对私人品和公共品都是适用的，都包含着消费者对产品的效用评价——价格。

进一步地分析上述效率条件的演绎过程可知，其逻辑起点是消费者的效用评价——价格，终点生产者的生产，私人品和公共品莫不如此。不同的是，私人品的效用直接取决于个人的判断，直接通过私人分散决策得到满足，经济效率要求迫使私人品营销理念转向消费者导向。公共品的消费主体是广大社会公众，公众效用的加总是通过公共选择程序间接显示的，通过非市场手段——财政预算解决，公共品提供与生产主体是公共财政，这样，公共财政的效率取决于公共选择的效率，公共支出决策的“消费导向”也就是经济效率的要求。综上，私人品和公共品都是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要，都要实施资源效率配置，因而公共支出决策理念和私人品营销理念的演进方向是统一的：统一于消费者导向，统一于经济效率要求。不同的只是演进的具体途径。

二、我国公共支出的社会抉择——一种公共选择理论的阐释

财政预算决策是对分散在基层集团、个人中不同的公共偏好进行加总，表现为对预算收支、预算项目进行选择，以实现公众的委托目标。阿罗不可能定理认为，在满足严格假设条件下，由个人偏好次序加总成社会偏好次序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可能指望社会抉择达到私人抉择的效率水平，问题是如何构建一套制度框架，在其约束下，由政府代表公众所作的选择尽可能反映人民的呼声，求得次代的效果。

我国传统财政被视为一种纯粹的经济关系，预算编制基本程序一般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上下结合，逐级汇总的程序。编制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根据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具体指标和各项事业发展计划进行逐项测算收支指标，然后再由财政部门对预算收支总量进行对比分析和平衡。二是编制预算草案，即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编制的收支计划。预算草案经过权力机关批准后，就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预算。实践表明，目前我国财政预算是存在效率损失的，其原因在于：一是认识上将预算决策与“国家”意志划等号，假设国家全知全能，往往停留在“满足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需要”这样较为抽象、无法实际操作的层次上。没有把国家的意志降到“市民社会”之中作经济分析，不从民众需求集合的角度研究国家需求，忽视国家与“人”的关系，对预算支出缺乏落实到“人”的分析，预算决策的经济研究和效率分析也就失去动因。二是在预算的应用层次研究上往往将政府预算政治化或表象化。政治化强调政府预算的性质，停留在政府预算反映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的认识上；表象化则强调政府预算是年度预算收支计划这一外表形式，没突出国家预算的法制性，也致使预算运作中缺乏效率观念。事实上，政府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政府的政治程序运转的有关规定和制衡机制等，都在政府财政决策的形成及实际运行过程中起作用。

公共财政的非市场方式，不仅表现在它与市场的矛盾之处，而且决定了它是按非市场规则运行。即公共财政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活动，而是由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进行的，因而政法程序和运行规则——公共选择对其产生着强烈的影响。公共选择是非市场的集体选择，指通过政治投票程序对公共产品进行选择。是在把经济学分析工具和方法应用于集体的或非市场的决策过程中，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了公共品支出决策的政治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和如何将民众的需要反映到官僚所提供的各种提案中去。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怎样才能保证政府作出的决策恰好符合集体偏好结构？（2）即使这些决策是好的，是符合公共利益的，怎样才能保证政府行动的结果符合立法者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选择理论就是探讨在公共品领域“消费者主权”如何得以实现的问题，也即如何有效地实现公共品支出决策的“消费者导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的逐步建立，公共支出决策如何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同样面临公共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同样面临公共品支出决策理念转换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社会成员作为国家的主人，如何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地拥有对财政预算活动的根本决定能力。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投票可以相对有效地表达选民们对公共产品需求的真实意愿或偏好，个人的经济决策通过投票机制作用的结果可以扩大成为整个社会成员对于某种公共产品的整体需求意愿。直接民主制有利于充分显示公众偏好，参与民主决策人越多，资源配置成本越低，但交易成本越高，易导致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从这个意义上说，满足帕累托效率要求的“一致同意规则”的直接民主不是最优的。多数票规则受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困扰，很易导致投票悻论，除非操纵选择程序；多数票规则还会导致选民对公共选择活动的冷漠，也没有如实地反映个人的偏好强度，易导致投票交易和互投赞成票；独裁制则有少数个别人对大数多人专政的嫌疑。因而现实中大多数项目都是实行多数票规则。由阿罗不可能定理可以推知，私人分散选择的效率高于公共选择的效率。它是行政程序替代市场程序的必然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但采取措施减轻代价却是可能的。理论上说，公共品规模越小，受益覆盖面越小，越易达成一致，效率越高。客观地看，上述分析对我国也是适用的，从公共支出决策体系的架构来看，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五级财政，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批，加上乡村村民自制，是有利于充分表达公民的需求意愿的，问题是如何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其次，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但制度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施机制，问题是如何完善其实施机制。

2.各级政府作为权力机构的执行机构，在财政预算活动中如何在各级权力机构的决定和监督下，积极主动而又正确有效地开展财政活动。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家和官员都是“经济人”，政治家为了获得政治支持或选票最大化，往往屈服于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官员追求“预算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其变量是薪水、所属的员工人数及其工资、知名度、特权、权力或地位，这些项目都与预算规模相关。而且，现代民主制度的多数票通过原则所反映的中位选民的需求，实际上是已经扩大了的社会需求；集中决策体现的是高位选民的需求，这必然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公共品供给方案；虽然政治家并不一定希望政府有庞大的支出，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决策往往受希望本部门的支出和权力膨胀的政府官员左右；从理论上说西方国家的政府预算会受到议会约束，但议会作为局外的组织，更不可能确切地了解社会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公共产品生产方面的缺陷，因而支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听政府的；加之作为公共产品供求双方的政治家和官员的双边垄断，官员垄断公共品的提供，政治家垄断公共品的购买，这些必然会影响预算的配置效率；地方共公物品的提供类似于俱乐部，当消费者（俱乐部成员）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时，既可用手表决，也可用脚退出，一方面易使有相同偏好的成员汇集在一起，另一方面也便于营造竞争环境，给地方政府以改善需求决策与供给的动力与压力，财政联邦有利于形成公共部门之间的竞争，进而改善配置效率。我国同样存在财政集权和财政分权问题，首先，地方更接近公众，政府的提案中反应的公众的信息更充分、真实；其二，分权有利于公众充分行使表决权，用足投票权，给地方政府营造竞争环境；其三，在公共品的生产方面，在官僚部门之间引入竞争机制有利于改善效率，如政府采购制度。因此，在公共品提供方面，公共财政的资源配置决策权应尽量下放给地方。

3.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公共财政的作用与影响，具体来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构如何对各级政府预算的形成和通过、预算的执行和监督以及决算的审批等各个过程全方位地发挥决定作用。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立宪即制定规则。宪法改革是试图通过确立一套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宪法规则来对政府权力施加宪法约束，通过改革决策规则来改善政治。认为有效率的决策能否出台不是取决于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智慧，而是取决于决策规则。重要的是对规则进行选择和对选择进行规则。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强调过程，而不是结果。从宪法制定的投票规则上讲，如果规则是一致同意的，那么过程是公平的，那是他们选择了规则的结果。规则和策略的关系如同博弈规则和博弈策略的关系，规则的改进可能会增加所有局中人的潜在利益，而策略的改革只是在现行的规则范围内增进某些局中人的利益。因此，是制定政策的宪法规则而不是政策本身成为改革的对象，从而为个人选择提供制度保证。这表明如何通过财政立宪，从法律层面上给财政预算予以约束，以避免政府部门操作的随意性是问题的关键。如我国预算法规定，财政不得向中央银行透支就是一项有效的规则，给政府财政施加了一项硬约束，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三、推进公共品支出决策理念转换的几点建议

综上可知，私人品营销理念和公共支出决策理念的演进都是“消费者”取向的，是由公众的偏好和意愿决定的。不同的是，前者的手段是私人分散决策，效率较高；后者的手段是公共选择，因其间接性故效率较低，但可通过促使公共支出决策理念向“消费者导向”转换，以完善公共财政的公共选择并进而提高经济效率。进一步地，可以得到促进公共支出决策理念转换的两点启示：一是细化公共品规模，在公共品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有助提高效率；二是在必须由公共选择的前提下，应推进财政制度改革，构建效率预算制度，尽可能使每个人充分表达对公共品的需求意愿。建议如下：

1.转换观念。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使政府和公众都应树立公共支出的消费导向观念。在此基础上，政府树立公仆意识、服务意识，公众增强主人翁意识，避免搭便车行为。如近期有关部门推行的服务责任承诺制及其监督投诉电话，就是很好的促使观念转换的方式。

2.公共支出决策分散化。公共品中的财政联邦制与私人品中的市场机制在性质上是相同的。竞争性市场经济的效率来自消费者的货币投票权。把这一理解加以扩展就意味着，在安排准备由政府提供的服务时，公民同样应有机会通过行使“退出权”或“发言权”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种做法可能不适于纯公共产品，但如果政府不是产品和服务的全国性垄断提供者，就应营造“俱乐部”间的竞争环境，使购买者可“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并寻求替代供应来源，这样既使有相同偏好的消费者积聚在一起，又促成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提高经济效率。

公共支出决策民主化。它是正确显示消费者偏好并参与社会选择的必要前提。民主化程度越高，个人偏好就反映得越充分，作为社会政治生活本质特征的民主要求确立消费者主权，使其能够运用自己的偏好去影响政府预算行为和执行过程。如建立预算听证制度，它能让广大人民群众知情，而且要让他们广泛地讨论，特别是一些重大的支出项目，在讨论中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相对而言，直接民主比间接民主有效率，因而乡村直接民主是目前现实而必然的选择。

财政竞争效率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财政竞争收益最大化社会责任

一、文献回顾和问题提出

最早从理论上阐述辖区间财政竞争思想的是Tiebout(1956)，他在《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中提出，辖区政府受居民“用脚投票”的威胁，为了避免本区域有税收创造能力的居民流失，地方政府将提高财政的运行效率，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满意程度，以此形成围绕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竞争。自从Tiebout提出财政竞争的模型之后，财政竞争理论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国内对财政竞争进行清晰定义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钟晓敏(2OO4)认为，财政竞争是指各国政府通过财政的支出和收人(主要是税收)政策，各国或各地政府竞相改变本国或本地区的政策环境来吸引外部资源，以达到加快发展本国或本地经济的目标J。杨志勇(2005)认为，财政竞争是政府竞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指不同政府之间为了特定的目标(吸引资本、吸引居民等)，通过降低税收、增加公共支出或其他影响政府收支的方式而展开的竞争。张恒龙(2006)认为，所谓财政竞争是指政府之间采取财政手段，旨在实现自身目标的竞争。通过对财政竞争文献的梳理发现，学者们大多是从政府行为以及对Tiebout模型的假设条件放松及验证角度人手，主要讨论政府间财政竞争对社会福利和效率的影响，对地方政府参与财政竞争的行为目标分析较少。

多数学者认为促使地方政府参与财政竞争的主要因素是财政分权。由于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和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竞争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只要各级政府存在独立的利益，它们之间的财政竞争就不可避免。Qian和Roland(1998)认为，财政分权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可以促使地方政府进行财政竞争。张维迎和栗树和(1998)认为，地区间财政竞争是改革初期地方分权政策的产物，中国中央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实施地方分权政策后，地方政府间就展开了竞争。

刘锡田(2oo4)认为，财政分权、资源流动制度改革以及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评价规则的引导构成了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动力机制和影响要素。朱军(2007)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o年代中后期的分税制改革以后，各地政府为了吸引外来资源、扩大税基，从税收和支出两个方面展开财政竞争。任勇和肖宇(2005)认为，分灶吃饭的财政分权思路使得地方政府独立的利益主体的地位日益突出。经济发展状况几乎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表现的唯一指标，这在给地方政府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刺激了地方政府以经济发展来谋取更大的利益，表现出更强的“地方法团主义”和自利倾向，再加上地方政府官员的极强的升迁欲望，他们会利用各种手段为自己的政绩增加砝码，彼此的明争暗斗得以形成。庞明礼(2007)认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权利中心的认可、自身利益的强化、辖区居民的支持是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的激励要素口】。

可见，现有文献研究，主要是从财政分权、资源的流动性、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角度人手探讨地方政府介入财政竞争的动力所在，而缺少对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目标的分析。笔者认为，政府间财政竞争作为竞争的一种类型，既有竞争的共性，也具有自身的特性。财政竞争的主体是政府，因而竞争的目标要和政府的行为目标相切合，它不光要追求经济效益，同时也要关注社会福利和寻求社会效用的最大化。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的目标选择才是影响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的关键因素。

二、地方政府参与财政竞争的多重目标：一个二阶动态优化模型

1、二阶模型的框架。为了分析的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地方政府介入财政竞争存在两个目标，即：参与财政竞争的收益最大化目标(简称目标1)：这其中包含了地方政府在财政竞争的过程中，提升财政竞争力、拓展税收来源、提高经济增长水平等所带来的综合财政收入的增加。参与财政竞争的社会责任目标(简称目标2)：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本地区选民支持，需要对居民负责，向居民提供符合其偏好和需求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其中包含了地方政府在参与财政竞争中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数量和效率增加。

对于两个目标，地方政府所投入的努力程度分别为e，e。对应一定努力程度，其所达到的实际效果分别为Yl，Y2。其中：Yl=F(el，s1)，Y2=F(e2，s2)，这里的s一Ⅳ(0，21)，s2一Ⅳ(0，2)服从正态分布，即地方政府努力的效果存在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存在导致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客观上具有不可观察性，因此存在不完全信息下的激励约束。

两类努力效果Y，Y2可以达到的产出分别为：

Pl：l=lYl一ly2(1)

P2：2=2Y2一Yl

度量了地方政府在该目标下的生产效率，越高，说明该地方政府在同等努力程度下的收益越高，即财政竞争能力越强；度量了两类努力间的外部性效果，若为正，说明两类目标是替代性的，反之则为互补性的。同时，地方政府在两个目标下的努力程度e，，e对其带来的成本为：

1

c(el，e2)=_l7(el+e2)一＆le2(2)

这里的y>0，艿>0，23,>8，根据y和8的大小关系，可将成本函数分为3类：

2，1

若y>6，则>0，目标2对目标1的边际成

d1ae2

本为正，说明两目标带来的成本效果同向变化，地方政府对参与财政竞争有抵触。

2，1

若y<6，则<0，目标2对于目标1的边际

aeloe2

成本为负，两目标带来的成本效果反向变化，地方政府倾向于参与财政竞争。

1

若y=6，C(，e2)=(e+e；)，两目标带来二的成本效果是独立的，即地方政府对财政竞争的立场是中立的。

地方政府的收益来源是参与财政竞争过程中的，两类目标的实现为地方政府带来的价值，量化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上，w=wl+w2，其中：

wl=。ll+bl

W2=oax2+b2

(3)收益函数是线性支付的方法，a和6即是所需要求解的最优弹性收入系数，在现实中，W，是地方政府固有的财政收入，加上由于参于财政竞争提升了财政竞争力、拓展了税收来源、提高了经济增长水平而增加的财政收入。W是地方政府在履行社会责任目标时由于增加了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供给数量和效率，吸引了新的资源要素的流入而获得的财政收入，其表现为固定报酬加弹性报酬的形式。

2、二阶模型的求解。设地方政府的绝对风险厌恶系数为R，且地方政府的努力效果函数形式为：

F(el，1)=el+l(4)

F(e2，s2)=e2+82

借鉴Holmstrom-Milgrom模型的方法，我们可求得地方政府所选择的最优的努力程度，其确定性等价函数形式如下：

max(埘+埘)一C(e，e2)一}[(22+；

i-

+(+)a；]

上式第一部分为地方政府总的财政收益，第二部分为直接成本，第三部分为风险成本。根据(1)、(2)、(3)式，可以将Wl，W2表示成e，ai，o／，的函数，求解一阶条件：

3,all+(8一y)2一(8一y)口l卢l一"yoaot2

一

8(23,一8)

f5)

2+(8一y)aio／l一(8一y)一3,all一

8(23,一8)

命题1：财政竞争过程中，地方政府在收益最大化目标上的努力程度与该目标的收益正相关，与社会责任目标的关系取决于地方政府的类型。

旦一竺、n

aO／1—8(2一6)

=>0，当且仅当y地方政府在财政竞争的过程中，在收益最大化目标上的效率越高，其获得的报酬越高，即财政收益越高，其更愿意在该目标上付出努力，反映在财政竞争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把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投向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加的生产性基础设施中去；当且仅当地方政府在社会责任目标上的工作会促使收益最大化目标的完成时，社会责任目标的高效率工作才会对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有正的激励作用，否则会因为努力程度的“挤出效应”造成负的影响。

命题2：财政竞争过程中，增加财政收入并不一定激励所有的地方政府努力工作。

aell一(8一y)卢l

aal一6(23,一6)

ael(8一y)2—7la

a28(23,一8)

尽管上式的符号不能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6是}ot$>o，}<o的充分非必要条件。即在两个目标1aa2

相异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收入只能激励对财政竞争有抵触的地方政府；对于倾向于参加财政竞争的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无法起到激励效果，甚至可能引起反效果。引起这一悖论的原因正是由于财政竞争中目标的不一致。若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外部性不存在，即=0，增加财政收入能激励所有地方政府在收益最大化目标和社会责任目标上努力工作。三、具体的分析和例证

1、中国现有的官员绩效考核标准，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行为异化。在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好坏主要由选民进行评价，因此选民的满意程度成为财政竞争行为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而在中国目前的干部考核机制下，经济增长(尤其以GDP)的相对绩效评估成为官员考核的主要标准，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行为更多地是考虑上级官员的满意程度。地方官员只关注那些能够被考核的指标，而对那些不在考核范围或者不易测度的后果不予重视。M地方政府更加注重能够很快在经济增长上获得效果的工作，而对其他长期目标则相对忽视，而且很难找到相应的机制来激励地方政府追求长期目标。教育和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从长期来看是非常重要的目标，但对于经济增长的短期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地方政府普遍对教育和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采取了“甩包袱”或“一拖再拖”策略。张恒龙和陈宪(2007)根据各省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份额与地方公共支出项目的相关性分析，指出招商引资竞争使地方政府把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改善投资环境的基础设施，而挤占了医疗卫生、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支出。因此，在财政竞争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就会优先选择能够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标，而忽视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目标。

2、转型期的特殊国情，使地方政府参与财政竞争更专注于短期内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出。转型期这一大背景决定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在次序、结构和数量上都有别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地方政府需要承担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职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地方政府要把工作的重心逐步转移到社会管理上来。然而，由于受到体制因素和经济实力的制约，地方政府职能又具有特殊性，各级地方政府面临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有效供给居民和社会需求较大的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产品的双重挑战。

一方面，地方政府要承担促进经济繁荣发展的任务，在税收自主程度有限的情况下，吸引资源等流动要素的公共支出竞争就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共同选择。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导致地方政府把相当部分的财政支出用于生产投资活动，以及能够直接为生产投资服务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在财政竞争的目标选择中更专注于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还要承担社会责任目标，即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本地区选民支持，需要对居民负责，向居民提供符合其偏好和需求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教育等。从国际经验看，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和体制惯性，政府在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领域的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44％，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问题。特殊的转型期背景反映在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行为中，则表现为地方政府处于自利的考虑更倾向于在收益最大化目标上努力工作，而在社会责任目标上相对懈怠。

3、政治激励的扭曲，使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目标难以实现。财税激励虽然是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动力，但是地方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他们除了关心财政收入之外，更关心政治仕途上的升迁，政治激励更为重要。但是，基于政治晋升锦标赛有效实施不仅具备较为严格的技术条件，同时还面I}缶来自两个方面的现实条件：第一，晋升锦标赛不能公平、公正和公开地推行，地方官员的晋升与经济绩效无关，就会使锦标赛形同虚设；第二，地方官员失去参与竞赛的兴趣和热情，看淡晋升利益，只求保住位子。

在中国目前的“基于GDP考核为主的官员晋升”体制下，由于各地经济条件的差异，相对绩效是一个噪音很多的指标，相对绩效评估的激励方案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而且，比较富裕的地区更多地享受着先天的区位优势和收益递增机制的好处，这就使得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地方官员不能获得适当的激励J。职务晋升路径又使地方官员进入一个典型的逐级淘汰的锦标赛结构(Rosen，1986)，赢家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大部分则是输家，每一轮的输家将会失去晋升的信心，晋升激励对他们而言可能将是不足的。由于晋升条件的限制，在财政竞争过程中，增加财政收入的收益最大化目标并不一定能够激励由官员组成的地方政府努力工作。

财政竞争效率范文篇8

「关键词」公共财政；宏观财政；微观财政；公共经济；公有经济

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以经济学为基础，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财政学也正在经历重大的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新的事物不断产生，旧的事物继续存在，新旧事物混杂在一起，形成特殊的转型状态。当前财政学教材版本众多，内容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使教师和学生无所适从。在财政学教学中，对经济转型期财政学属性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才能走出困境。

一、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但以私人财政为基础

社会经济部门可划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两大部门。私人部门包括个人、家庭和厂商，公共部门主要是指广义的政府。研究私人部门行为的是私人经济，或称私人财政。研究公共部门行为的是公共经济，或称公共财政。我国习惯上将私人财政称之为财务，而将公共财政称之为财政。因此，在我国，财政仅指公共财政或政府财政，不包括公司和家庭等私人财政。因此财政具有公共属性，而不具有私人属性。从辩证法角度看，公共性与私人性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公共”是“私人”的汇总，“公共”建立在“私人”的基础之上[1].

私人财政源于私人商品，公共财政源于公共商品。根据商品的特征不同，可将商品分为私人商品和公共商品，私人商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而公共商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私人商品市场上，供求均衡决定商品的最优数量，私人商品的供给曲线来源于所有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的横向加总，而市场需求曲线是所有消费者的单个需求曲线横向相加得到。与私人商品不同的是，公共商品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公共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由所有消费者的需求曲线纵向加总得到的[2].

对于私人商品来说，效率要求每个人的边际替代率相同，且等于边际转换率。只要市场是竞争性的，且运行良好，就能保证这一条件成立。对于公共商品来说，边际替代率之和必须等于边际转换率。因为每个人必须消费相同数量的公共商品，效率要求每个人对所提供的最后一单位的总评价等于社会提供给它的增量成本。当私人商品在竞争市场中交换时，人们对私人商品的评价不会说谎。但是，人们对公共商品可能会隐瞒其真实偏好。这种让别人付钱，自己坐享其成的动机称为免费搭车者问题[3].公共商品的存在使得市场缺乏效率，同时公共商品的供给相对不足。因此，私人商品由私人部门提供更有效率，而公共商品由公共部门提供更有效率。

私人财政是私人部门为提供私人商品，满足私人需求，凭借私人权利，进行私人支出和私人收入的经济活动。与之相对应，公共财政是公共部门为提供公共商品，满足公共需求，凭借公共权力，进行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的经济活动[4].因此，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不具有私人属性，但公共财政以私人财政为基础，与私人财政对立统一。在财政学教学中，应注意比较公共财政与私人财政的区别与联系，才能使公共财政生动具体，脱离私人财政谈公共财政是抽象生硬的。

二、财政是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统一体

一谈到财政，有人认为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微观经济学集中研究构成经济的个体单位———厂商、家庭和个人———的行为，研究这些个体单位的行为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政府同样属于经济的个体单位，而非经济总体，因此专门研究政府的行为也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相反，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作为一个总体的行为，特别是诸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平易这类总量指标的变化[5].

经济有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之分，财政也有宏观财政和微观财政之分[6].宏观财政研究政府行为对经济总量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总量进行宏观调控，财政宏观调控的目标有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财政宏观调控的手段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共预算，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实现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有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有进行需求管理的短期财政政策和进行供给管理的长期财政政策。

微观财政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行为。“经济人”假设：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所追求的经济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该假设不仅适合私人部门，同样也适合公共部门。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是带有不同的具体利益内容同时又抱有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一个舞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主要由两大市场组成：一是经济市场，二是政治市场。经济市场上的行为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企业（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能给他们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商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规和法律制度[7].政治市场主体包括选民、政治家和行政官员。

微观财政不仅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自身行为，还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直接管制。政府管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及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等问题。政府管制可以分为直接管制与间接管制，直接管制又可分为经济性管制与社会性管制。间接管制解决的是垄断与不正当竞争问题，社会性管制解决的是外部性问题，而经济性管制则是为了解决自然垄断与信息不对称问题。

因此，财政既具有宏观属性，又具有微观属性，财政是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统一体。财政既研究政府行为对经济总量的作用，也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自身行为，还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直接管制。在财政学教学中，既要看到财政的宏观属性，又要看到财政的微观属性，宏观财政具有微观基础，离开微观财政来谈宏观财政是空中楼阁。

三、现代公共财政等价于公共经济，但有别于公有经济

公共财政的研究范围不局限于政府的收支，而是拓展到公共部门的经济行为。因此，公共财政学也称为公共经济学，或者称为公共部门经济学。现代意义的公共财政等价于公共经济。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是按商品特征划分的，而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是按所有形式划分的。

公有经济的典型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后改为国营企业，现在称国有企业。从规模上看，国有企业可分为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国有企业。我国实行“抓大放小”策略，采取多种方式放活中小国有企业。从类型上看，国有企业既有竞争性国有企业，也有垄断性国有企业。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国有企业亏损累累，我国实行“国退民进”战略，政府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垄断性国有企业有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我国垄断性国有企业主要是行政垄断，即采取行政手段，限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进入，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资的限制减少，但对民营企业的限制仍然较多，造成“一等国民是国企，二等国民是外企，三等国民是民企，四等国民是民众”的现状。相对于竞争而言，垄断不增加社会财富，只是将财富从消费者向垄断厂商的转移，相反，垄断减少一部分消费者剩余，损害社会福利。因此，应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尤其要反对行政垄断，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取消对民营企业的种种歧视和限制，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一种公共商品的公共提供并不一定意味着也由公共部门生产，比如政府提供路灯照明，并不一定设立国有企业生产路灯。政府是否出资设立国有企业生产公共商品，取决于效率。如果市场更有效率，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生产公共商品则不可取。混合商品一般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但政府提供混合商品也不一定意味着也由公共部门生产，比如政府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并不一定要设立公立学校和医院，政府也可以直接补助学生和患者，由学生和患者自行选择学校和医院接受教育和医疗服务。

财政竞争效率范文篇9

关键词：构建政;府采购;法律制度

Inwantstheabstract:Thegovernmentprocurementraisesthefinancialfundsuseefficiency,reducesthewaste,suppressesthecorrupteffectiveway,butthepresentourcountrydidnothavetheunificationlegaladjustment,causesthegovernmentprocurementtolacktheunificationthelegalbasis.Thisarticlemainlyproposedtwoviewsonthegovernmentprocurementlegalregime''''sconstruction:First,establishmentgovernmentprocurementfundamentallaw;second,perfectgovernmentprocurementnecessarymethod.

keyword:Theconstructionestablishesagovernment;Governmentofficepurchase;Legalregime

一、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亟待建立

政府采购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它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机构,为了开展日常财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服务的需要,在财政的监督下,以法定的手段、方法和程序,从市场上购买商品、服务和工程的行为。由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对政府采购的认识不够全面、深入,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都具有相当规模的我国政府采购,缺乏完善、统一的法律制度规范。近几年来,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由于政出多门,没有进行统一的论证和科学的制度设计,条块分割情况十分严重,政府采购仍处于较混乱的状态。因此,有必要建立统一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

(一)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是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的需要

在我国不同地区和部门颁布的政府采购法律文件中,对政府采购的界定、政府采购主体、政府采购包括的内容、管理政府采购的机构等都规定的不尽相同。如对政府采购管理机构的规定,财政部规定:“财政部负责全国政府采购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北京市规定:“市财政局负责政府采购工作的管理、监督和指导,市财政局所属北京市政府采购办公室负责政府采购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上海市规定:“上海市政府采购委员会是本市政府采购的领导机构,负责制定政府采购政策、审议政府采购目录、协调政府采购的日常管理工作。采购委员会设立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负责政府采购的日常工作。”在其它方面,也存在同样的差异,因此导致了管理上的混乱和采购上的不规范。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可以克服上述弊端,统一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二)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是有效防止腐败现象发生的需要

在日常工作中,不仅每一级政府都会参与物资和劳务的采购,而且数量可观,金额巨大。但许多官员或一般公众对采购程序却知之甚少,这就给采购人员使用种种方式来操纵结果提供了可能。厂商为了销售常常采取各种利诱手段诱使采购者购买质低价高的商品,导致腐败现象发生。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增强政府采购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性,使政府采购过程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在政府采购立法中增加惩罚欺诈行为和行贿受贿的条款,可以对腐败现象进行有效防治,从而促进政府采购过程的廉洁。

(三)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是有效利用财政资金的需要

由于缺乏统一、完备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各自为政,环节多,单价高,采购方式不规范、不透明,导致盲目采购、重复采购等浪费现象依然存在。据有关专家对政府采购试点地区招标采购的情况分析,节约率普遍在10%-15%以上,部分项目达到30%-50%。对于滚存赤字已达千亿元的我国财政来说,实行政府采购无疑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改革,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很难达到上述效果。尽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已颁布实施有关规定,但由于其效力低,内容差异大,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二、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三公”原则

“三公”原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公开原则是世界各国管理公共支出的一个共同原则,因为政府采购合同是采购机关使用纳税人税款和其它公共专项投资签订的买卖合同,在采购中必须对纳税人以及社会公众负责。因此,要求政府采购依据的法律、政策、采购项目、合同条件、投标人资格预审和评价投标的标准等都必须对社会公开,以便公众和检察、监督机构进行审查、监督。公平原则是指所有参加竞争的投标商都能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并受到同等待遇。也就是说,对所有参加投标的供应商、承包商、服务提供商等,应一视同仁,不得采取歧视性的政策,但为发展本国经济,推进国内就业而歧视外国竞争者的情况除外。因为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才能发挥竞争的作用,才能保证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和优质的服务。公正原则是指评标过程中应客观公正,防止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发生,以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政府支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实现政府与市场在支出管理领域的最佳结合。

（二）坚持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也是各国常见的采购原则。效率包括经济效率和管理效率两个方面,经济效率要求政府在采购过程中,能大幅度的节约开支,强化预算约束,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市场机制与财政政策的最佳结合。管理效率原则要求政府经常公布招标信息,减少中间环节,及时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和劳务,使财政管理从价值形态延伸到实物形态,规范支出管理,提高支出效能。

(三)坚持竞争性原则

世界各国都将竞争性原则作为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政府采购的目标主要是通过促进供应商、承包商和服务提供商之间最大程度的竞争来实现的,通过卖方之间的竞争,一方面可以促使投标人提供更好的商品、服务和技术等,并且设法降低产品成本和投标报价,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可以形成政府采购的买方市场,从而使用户能以较低价格采购到质量较高的商品,实现政府采购高效率的目标。

(四)坚持合理保护民族工业原则对本国政府采购市场的适度放开并有效保护是国际通行的做法。目前为止,只有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的成员国,才按照协议的要求开放国内政府采购市场,大多数国家还只是在本国范围内进行竞争,以保护民族工业。如美国政府采购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国内产品优先原则,日本和其它国家对开放政府采购市场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更应该通过法律手段,有效地保护国内的政府采购市场,适当限制外国产品的数量(尤其是电子、汽车等幼稚产品),以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

三、政府采购需要建立统一的法律制度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是政府采购制度的法律体现和重要依托,对政府采购进行法制化管理是对政府采购进行有效管理的主要方式。随着国际贸易一体化的发展,一些国家和区域组织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政府采购规则,如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政府采购协议》、欧盟制定的《关于货物、工程及服务采购的示范法》、世界银行实施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和国际开发协会贷款采购指南》等。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政府采购的认识不足,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些地方和部门才开始规范政府采购活动,但至今没有全国性的、统一的、专门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政府采购实务中,采购部门都是根据不同的采购行为,适用不同行政部门的规章、办法、规定和条例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深入发展,政府采购活动急需进一步规范,要求健全政府采购的统一法律制度。

首先,政府采购基本法是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政府采购的最主要依据。具体内容应包括:总则、采购方式及程序、监督、履约、纠纷的解决、法律责任和附则等内容。总则部分应明确规定本法的宗旨、适用范围、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政府采购的主要管理部门及其职责。采购方式及程序部分应规定采购的主要方式、其它方式及其程序。主要方式应采取招标投标方式,因为这种方式能够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招标投标是一种有组织的、公开的、规范的竞争。监督部分应规定质疑和投诉,主要内容是作为公众、检察、监督机构有权对采购项目、合同条件、投标人资格、评标标准、采购从业人员资格、采购管理和经办人员行为规范等提出质疑和投诉,以充分体现公开原则,节约财政资金。履约部分主要规定采购人员代表政府和投标人订立合同后,签约双方应如何履行合同,履行的原则、规则等。纠纷的解决主要是规定在履约过程中发生纠纷后,是诉讼还是仲裁解决,或是采取一般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或裁或审。法律责任部分既应包括招标投标中的法律责任,又应该包括履约过程中的法律责任;既应规定招标方的责任,又应规定投标方的责任;既应规定单位的责任,又应规定直接责任人员和负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的责任。

其次,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即除了政府采购基本法外,还应有与之相配套的招标投标法、合同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政府采购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及地方政府规章等。

招标投标是政府采购中最富有竞争的一种采购方式,能给采购者带来价格低、质量高的工程、货物和服务,有利于节约国有资金,提高采购质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已于2000年1月1日起实施,这部法律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政府采购方面的专门法律,特别是从事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有了法律依据,是政府采购法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配套法律。

产品质量是政府采购质量的重要标志。被采购产品质量过硬,被采购服务优质上乘,被采购方信誉可靠,才能实现政府采购的经济、高效目标,才能达到节约财政开支,合理利用财政资金的目的。因此,产品质量法也应是政府采购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合同是政府采购的法律形式,合同法也就成为政府采购法律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政府采购的订立过程与一般合同的订立过程不同,它不像一般合同那样完全是双方当事人自由意思的表示,而是一个完全公开的过程,受公众及有关部门监督检察的过程,也是一个招标投标的竞争过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作为政府采购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应是政府采购基本法的补充,当政府采购基本法没有规定时,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有关“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管者的商品”,“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其它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购买商品”等规定,其目的是为了鼓励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而政府采购的目的就是通过政府采购促进正当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是政府采购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它部门法律比如国际贸易法、国际税法、公司法、行政法、刑法等法规中与政府采购有关的规定,都应属于政府采购法律体系的构成内容。此外,国务院各部门、地方人大和政府也可根据政府采购基本法的规定,结合本部门、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政府采购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及地方政府规章,共同构成我国完整的统一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

【参考资料】

[1]谭刚.改革现行采购模式,建立政府采购制度[J].特区理论与实践,1999,(3).

财政竞争效率范文篇10

一、以市场失效作为财政职能定位的经济依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职能的定位应建立在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基础之上，从市场机制的成功和失败出发研究公共财政的定位。市场机制通常能产生经济上的高效率。这是因为，一方面市场信号能有效地引导资源向高效率的企业、行业和地区流动，从而带来整个经济效率的上升；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机制可使低效的、成本高的、技术落后的、经营不善的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通过竞争筛选下来的企业必定是高效率的。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就悟出了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道理。他认为，供求双方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各自理性地追逐自身利益不但不会造成整个经济的混乱，恰恰相反，会带来整个经济的高效率。两百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他的这个思想得到了验证。到20世纪中叶，美国数理经济学家德布罗(Debreu)更用严谨的数学方法证明了这个市场产生效率的命题，德布罗因而获得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他在证明中也发现，这个命题只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才能真正成立。这些条件就是完全竞争的假设。时至今日，人们对市场机制已有了较为深刻而又全面的了解：市场机制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带来效率，但也有失败或无效的时候。比如，公共产品、外部效应、垄断、收入分配不公乃至经济失衡等，这些都是市场失效的典型表现。市场失效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合理性依据。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以市场为资源配置主体的经济社会中，只有在市场失效的领域，政府部门的介入才是必要的，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克服市场失效的问题，财政则是支持政府行使这些职能的主要手段。政府应做的，也就是财政要干的。财政的职能应以市场失效为标准，从纠正和克服市场失效出发进行界定。财政所要解决的只能是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或者通过市场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以此为衡量标准，当前我国财政职能存在严重的“错位”(包括“缺位”和“越位”两方面)问题，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这是建立公共财政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财政要从经营性竞争性领域的活动中尽快退出，让位于市场；另一方面，财政要切实保证国防、治安、基础产业、环境保护等公共需要，把该管的事要管好，管“到位”。

二、以公共需要作为财政支出定位的前提

一般来说，财政支出是财政职能的具体化，财政职能服务于政府职能，政府应做什么，财政资金就应该支持什么。而政府应做的事很多，应当确定一个可用于决定一种是适合政府还是适合市场的标准。对此，西方财政理论界认为，所有社会产品可划分为三大类：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其中私人产品具有效用的可分割性、消费的竞争性、受益的排他性，市场能有效提供。相反，公共产品则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不能通过市场有效提供。还有一些产品，在性质上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既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又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被称之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产品。其中，有的可完全由市场提供，而效率不高或供给不足者，则应由政府适当提供或介入提供，这样，政府的财政支出就是全部公共产品和一部分准公共产品。这对我国财政支出范围的界定不无借鉴意义，但是不应照搬，照搬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思维，而且可能产生一些误解。首先，我国一向将财政理解为分配问题，而分配是满足社会需要，不是直接提供产品。其次，财政部门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既不直接生产产品，也不直接提供产品，而是为政府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物质手段。如果认为财政支出中的购买性支出是提供产品，还比较接近，而转移性支出则相距甚远，用公共产品界定财政支出的范围，涵盖面不全，因而用满足公共需要界定财政支出的范围更为确切。所谓公共需要，是区别于私人消费的需要，是市场不能满足的需要，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需要。满足公共需要的事务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代表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事务；二是只有政府出面组织和实施才能实现的事务；三是企业和个人不愿意举办而又是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事务。只有满足公共需要的事务，财政才应提供资金支持。

若以公共需要为衡量标准，我国当前财政支出与财政职能一样，也存在严重的“错位”问题。一方面，财政对满足私人个别需要的产品和劳务的提供，或者说对适合私人、企业活动的领域仍有较多的参与。比如，财政对竞争性国有企业、非公益性事业存在包得过多，弥补市场过度越位问题。这不仅加重财政负担，而且不符合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要求。另一方面，对从事公共事务满足公共需要的资金供给不足，如用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公检法司等部门的正常经费，基础科研、基础教育、卫生防疫、社会保障等事业经费，用于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环境保护的投资，财政资金供给明显不足，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前，财政应结合政府职能转变，以社会公共需要为标准，重新界定财政支出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减少对竞争性领域的资金供给，加大对公共事务活动的资金保障力度，尽快完成财政支出的定位工作。

三、以公共权力作为财政收入定位的法律依据

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资金来源，是满足公共需要的物质基础。私人部门用于满足私人需要的资金，凭借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取得，而公共部门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资金，凭借公共权力获得。所谓公共权力，是由立法机关赋予公共部门代表公众行使的权力。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公共部门或政府机关的任何权力都应通过公共选择程序，由立法机关审批、赋予，否则就是滥用职权。在组织收入方面，政府可以凭借其行政管辖的权力获取财政收入，这类收入都带有典型的管理和强制性征收的特色，主要包括税收、规费、使用费、罚没、基金等收入。政府也可以依据经济所有权获取财政收入，其具体形式由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租赁国有资产的租金收入、国家参股所获得的股息和红利收入、国有资源管理费收入和其他国有资源收益所组成。此外，政府还可以依据国家信用关系获得财政收入，这类收入是政府按照有借有还的信用原则，通过发行公债筹集的。综上所述，政府是依据公共权力取得财政收入的(包括税收、规费和使用费、罚没、基金、国有资产收益、公债以及其他收入形式)。各种收入形式都有其优点和不足，相对而言，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以及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决定了其在财政收入体系中的优良性质，成为各国筹集财政收入的首要选择。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一般在90%。以上，其他收入形式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程度较差，收入功能和调控功能难以与税收相比，只能作为财政收入的辅助形式。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非税收入项目多数不纳入国家预算管理，收支自由度比较大，不少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从自身利益出发，擅自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罚没等收入，从而导致非税收入项目和规模数量的不断增长，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费挤税、费大于税的问题，这不仅导致政府收入分配秩序混乱，分散国家财力，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职能作用的发挥，而且会加重企业和个人负担，助长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为了规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强化税收组织财政收入的主体地位，首先必须按照“一清、二改、三转、四留”的方针做好当前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工作，从指导思想上明确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已有税收为其提供基本保障，一般不应再对受益者收取各种强制性非税收入，把收费、基金等限制在严格的特定范围内。其次，将非税收入的立项、收费标准、违纪处罚等纳入公共选择过程，由立法机关审批并赋予有关公共部门执收的权力。除立法机关外，任何部门和单位都无权决定财政收入的项目和标准，从而使财政收入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再次，要正确处理财政与政府的关系，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财政总揽政府收支，一切政府收支纳入预算管理，逐步取消预算外资金制度，不允许制度外收入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