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法范文10篇

财政法范文篇1

自国家和财政产生以来,也就同时产生了以法律手段调整财政关系的客观需要。然而,在中国和外国的古代法上,虽有大量的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但主要由于当时的财政所依附的国家的专制性质,以及法律体系自身演化的历史局限性,诸法合体的古代法上不可能有财政法的独立地位。

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掀开了财政关系变革的新篇章。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新型的资本主义式的财政关系的确立。然而,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财政活动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夜警国家”所要求的狭小区域,财政对行政的附属作用难以突破,所以,确立这种新型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主要是集中在宪法和行政法之中。从部门法的定位来看,这一时期的财政法主要属于行政法的范畴。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张,财政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广,财政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景气调整方面的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由于财政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强,财政逐渐摆脱对行政的依附,开始具备自己独立的品格,财政的权力性由此凸现。调整财政关系的财政法的性质和职能上也随之而发生变化,财政法的行政法色彩逐渐淡化,而经济法的色彩逐渐增强。

关于财政法地位的理解,前苏联的情况较为特殊。由于当时的经济集中程度非常之高,所有的货币资金往来关系基本上都被纳入财政管辖的范围。除了财政部本身的活动外,经济单位、银行和保险机关之间的经济往来也具有国家财务活动的性质。针对这种情况,有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财政关系与资本主义时期相比已经发生质的飞跃,财政法应当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以调整统一的资金货币往来关系。也有的学者认为财政法是“相对独立的部门法”、“行政法的一部分”或者“综合部门法”的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财政法与行政法的关系、法律体系的结构中是否包括综合部门法等问题上。从发展过程来看,苏联在列宁领导下制定的第一部宪法的第五章就是预算法,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预算法的研究;1926年,库特利亚列夫斯基教授的《财政法》一书问世,“走出了第一步”;1928年佐格拉科夫教授的《行政财政法》一书出版,认为财政法是行政法的一部分;经1938-1940年的大讨论,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布了《苏联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研究提纲》,指出应按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划分不同法律部门,财政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得以确立。

中国建国之后,财政法学研究未能得到充分发展,有关我国法律体系的结构以及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尚未得到认真的讨论。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学者自行编撰的第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之中,专列了比较详尽的“财政法”词条,并且在体例编排上独立于行政法和经济法,反映了当时我国法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依然还受着前苏联法学界的影响。然而,随着经济法学的发展和日益成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几乎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中,财政法都被列为专门的一章;专门的财税法教材也主动将自己归入经济法体系之下;可见,把财政法作为我国经济法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是我国法学界目前的主流观点。

其实,不论是将财政法视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前苏联时期,还是将财政法视为经济法体系构成的现代中国,学者们都注意到了财政领域两类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如,前苏联学者认为,“苏联财政部系统中所包括的各种财政信贷机关间的关系,如果不直接与这些机关执行其职能——动员和分配货币资金,拨款,贷款,监督各单位遵守专款专用和节约国家资金的制度——相联系,则建立在国家管理的一般原则上,受行政法的调整……如果财政信贷机关作为一种进行财政活动的机关,作为一种受国家委托征集货币资金,对有关权力机关所批准的发展国民经济、教育和保健事业等措施进行拨款和贷款的机关,那么它们的活动以及因其活动而发生的各种关系,都由财政法调整。”这说明,行政法在调整财政关系方面还是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

无独有偶,我国学者在论述财政法的属性时也实事求是地承认它与行政法的联系。如,有学者认为,国家的财政活动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作为行政范畴的财政活动,其目的在于满足国家机关活动经费的需要;第二层次是作为经济范畴的财政活动,其目的在于调节社会经济。两者虽然都涉及经济领域,但后者涉及到经济领域的更深层次。反映到立法上,前者主要是关于国家财政管理机关的设置与职权、财政管理活动的原则、程序和制度,以及财政管理机关与社会组织或公民在一般性收支活动中的权利义务等,而后者所规定的主要是有关国家调节经济的一些财政政策方面的规定。前者是国家进行一般行政管理的法律,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后者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的法律,属于经济法的范畴。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类法律一般都由国家财政机关负责执行,很难区分哪些规范是经济法性质,哪些规范是行政法性质,也没有必要区分。

的确,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财政法的形式和内容都在发生变化,原先属于行政法的财政法现在开始具有经济法的色彩。然而这种转变不可能十分彻底,财政法与行政法的联系是不可割断的。我们认为,行政法在财政法中仍然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有关财政职权的分配、财政行为的作出、财政救济的实施等,都必须遵守行政法的一般性规定。从分类的标准来看,财政法的经济法属性往往不是体现在法律规范的外在形式,而是着眼于其内涵的价值取向和政策意图。这种宏观的政策目标必须借助现有的行政组织、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争议处理机制等才能实现其功效。正因为如此,在财政法领域常常可以发现,有些法律规范从形式上看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法律规范,但它在价值取向上又是服务于某种经济政策目的的。这些财政法律规范既可以称其为经济法律规范,又可以称其为行政法律规范,其“一体两面”的特征十分明显。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在法律体系中无论将财政法归入经济法或行政法都不是一个妥当的结论。事实上,财政法既属于经济法,又属于行政法,是经济法和行政法交叉综合的产物。

二、财政法的功能

财政法的功能是指财政法在调整财政关系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外在功效。从学理上看,因为财政是财政法规范和调整的对象,所以财政法的功能应当区别于财政的职能。但从实践上看,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财政关系总是以财政法律关系的形式而存在,因此,财政职能的实现过程与财政法的实施过程在很多方面会出现重合。

在一定程度上,财政法是财政活动的一种外在形式,因此,财政法应当服务于不同历史条件下财政活动的内在需要。由此可以推知,在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由于财政活动的历史基础不同,财政法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

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财政的主要职能是获取财政收入,满足以君王为首的统治阶级内部基本的分配需要。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财政纯粹成为君主专制的工具,很难诞生出民主、法治等现代观念。由于财政权被定性为源自君权,因此,财政法的功能也就表现为通过强制手段,保障君权在财政领域的顺利实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财政的收入支出职能虽然依旧存在,但财政法的功能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于政府财政权力来源于人民,因此,财政法的功能主要表现为防范政府滥用财政权力,损害人民的利益。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健全主义、财政平等主义等,都是人民通过法律对政府财政活动提出的要求。尽管在资本决定一切的社会中,“人民”的范围实质上不可能扩展到一般的平民阶层,但是这一时期的财政法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理念上,对中国的财政法治建设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中国没有经历真正的资本主义时期,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财政法也从未发挥过依民主机制规范政府财政权力的作用。新中国建立之后,虽然在经济上消灭了私有制,奠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但在上层建筑方面,对如何保障人民行使政治经济权利重视不够。财政法理论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律保障,但实际上,由于缺乏正常的民主参与和监督机制,保障政府财政权力的运作仍然是首当其冲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观念的深入人心,民主和法治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财政法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来说,财政法的功能应当从绝对服务于财政职能,转向对财政权力施加控制,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财政权力授予功能

在公共领域,任何权力的存在都会导致支配性的效果,影响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从权力的来源上证明其合法性。根据我国宪法,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任何公共权力的存在必须经过人民的授权。“授权”不是简单的政治口号,而应该是精致的法律程序。从根本上说,由于立法机关是由人民或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法律的制定过程在理论上应当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因此,当法律赋予有关机构一定的财政权力时,应当视为已取得人民的授权。

财政法的授权功能在财政组织法中可以得到明显佐证。财政组织法的存在,不仅仅限于规范相关财政主体的组织机构,更重要的在于依法授予该主体相应的职权。只有具备财政组织法上的依据,财政机关才能合法拥有财政权力。可以说,现代法治社会中,财政法的授权功能是财政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财政权力的存在作为前提,财政法的权力规范功能和监督功能都将失去意义。

财政法的授权功能最初表现为就具体事项所作的具体授权,这种消极行政的模式与自由市场经济时期的国家观是相适应的。财政机关只能在具体授权的范围内活动,不能越雷池半步。然而时至今日,随着财政职能的日益扩张,财政所面临的社会关系也越来越复杂,财政法的授权方式也不得不有所调整。如针对财政的经济景气调整职能,财政法不可能预见到未来经济发展的所有情况,具体授权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一般性授权才逐渐被立法机关所承认和接受。

2.财政权力规范功能

财政权力一旦产生,就必须按照法治社会的要求进行规范。财政法的规范功能主要通过财政行为法、财政程序法及财政责任法表现出来。财政行为法一般规定各种财政行为的前置条件、实体标准、程序要求及法律后果,财政程序法则专门规定财政活动的具体程序。至于财政责任法,它是通过负面的法律责任督促财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因而也能起到一种间接的规范作用。

除了规定标准、设置程序、负担责任之外,财政法还可以通过为权力划定边界而起到规范作用。例如,尽管一般性授权在财政法中越来越普遍,但并不意味着财政法对此完全放任不管。最起码的要求是,财政法应当为这种概括性权力设置上限。如果权力本身也是一种职责,那么下限的存在也必不可少。否则,权力就会真正成为不受约束的“利维旦”,对人民的基本权利构成现实的威胁。

当然,受认识水平的限制,规范只能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某个既定的时点上,权力边界的科学性总是相对而言的。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找到终极真理,而在于确认一种不断追寻真理的机制。只要财政法切实发挥自己规范财政权力的功能,财政法治的目标就会一步一步接近。

3.财政权力监督功能

财政法的规范功能和监督功能在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防止财政权力的滥用和失范。但在具体方式上,前者主要通过制定行为准则而实现,后者则有意设置一种外在的强制,督促财政机关切实履行职责。

财政法范文篇2

西方宪政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宪政的发明或者说发现,是人类理性与实践探索的结晶。宪政制度最先在英国产生,随后传播到美国和法国,直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财政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财政权问题,正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

英国是宪政制度最初的实践者。人民(一开始以地主和贵族为主,后来以商人和新兴地主为主)对约束政府征税权的宪政制度的需求和国王因税收需要而对宪政制度的供给,一起推动了英国宪政制度的发展。

在英国封建社会时期,频繁而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家的国库紧张,国王必须要像臣民征税来获得财力支持,往往通过开会来讨论由贵族、地主和商人提供资金的问题。因此,在理查一世时代(1189—1199)“不得人民同意则不课税”的原则已略有雏形。

约翰王时期(1199-1216)英国与法国之间争端不断,1212年英王约翰又与罗马教皇争权并于次年被俘。为了筹措战争费用并且赎回自己,他屡次不经贵族和自由民的同意而征税,激起了贵族的反抗。在贵族军队的胁迫尤其是筹款赎身的压力下,1215年约翰王不得不签下《大宪章》,这是英王与英国的贵族、诸侯及僧侣缔结的限制国王权力,特别是征收租税权力的法律,由此“不得人民同意不课税”的原则被赋予了正式法律的地位。征税权不属于国王而是人民授予的这一理念也开始深入人心。

当然,国会最终获得征税权并不是这一个文件就确定了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斗争和一次次的确认,才将控制税收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其中战争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大宪章》之后,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等数位皇帝都反复重申这一原则,宪政制度逐渐形成。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国王为了加强集权,试图用专制压服议会专享受税收权不成,于是通过罚款和劝捐方式填补国库亏空,遭到激烈反对。由于苏格兰战争,查理一世甚至几次解散议会而任意征税,激怒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造成了自己的覆灭。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国会才真正完成了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君主立宪政体开始形成。后经19世纪的两次国会改革,下议院最终掌握了财政权。通过一系列宪法性的文件,如1627年《权利请愿书》、1688年的《权利法案》、1919年《议院法》等,财政立法权限、程序和国家财政体制等基本财政法律制度得以确立,英国的宪政制度最终确立。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英国宪政史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英国的财政法史。

英国之后18世纪法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也正是由于国家因战争造成财政危机,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第三等级因不满承受税收负担却不能控制国王的征税权,因此激烈反抗开始的。到19世纪,法国也模仿英国最终建立了现代税收和宪政制度。

美国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其政治法律制度中继承和模仿英国的因素也很多。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其最初的起因也是英王向殖民地征收印花税和茶叶税。而人民认为“没有代表(议会议员)就不纳税”,即在未向英国国会派遣议员以控制征税权之前,殖民地不应纳税。独立战争由此打响,并最终在美国也确立了宪政制度。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起因于“税收危机”,税收关系到人民的根本财产利益,人民为了反抗国家任意征税侵犯个人的财产权,才寻找到了“宪政”这一出路。近代西方宪政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民要求政府采用规范的税收制度,停止任意侵犯私人财产权的斗争史。宪法在它诞生的一开始,就担负了平衡国家财政权,保障人民财产权的重任,宪法和宪政的完善离开财政制度的确立,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宪法对财政法理念与价值的影响

财政在宪政制度的形成过程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另一方面,当宪法作为反抗专制的成果被固定下来之后,宪法理念的发展又对财政法的现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财政法的理念价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财政民主主义是现代社会整个财政法的基础,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要求人民通过一定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行使决定权。由于现代社会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大多是议会,所以也称财政议会主义,即一国的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从渊源上看,财政民主实质上是根源于宪法的人民主权理论,它是这一理论在财政法领域内的落实。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应当是财政法的根本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它也说明应当将人民的民主参与放在财政法制定的首要地位。

现代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和财政平等主义。财政民主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民主基础,法定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法律形式,健全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安全稳健,平等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公平合理。这四个原则既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又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它们的理念和价值几处毫无疑问是根源于宪法的。

财政法之所以如此强调民主,与财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当代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维持在35%左右,北欧的高福利国家甚至超过60%。我国在2002年也已达18.5%,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和各种制度外收入,可能也不会低于40%。⑸巨大的资金集中于国家手中通过财政收支不断循环,不仅是国家经济运转的推进器,也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现代财政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财政收入是来源于人民的,在理论上也是用之于民的,那么到底如何收取和支配这些资金,理应由人民掌握最后的决定权。所以,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对与财政计划的每一个环节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决策的制定,这正是现代民主的要求。否则,国家机关就会藉“公共”之名,不当的追求部门的私利,在财政事项制定程序中引入民主,虽然也并不尽然就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但相比之下这是最好的方法。

财政法定主义是指议会对于具体财政问题进行审查批准和将有关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它实际上是财政民主的一种实现方式。在财政法的发展史上,财政法定主义往往与民主交错重叠,英国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美国的《独立宣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于公民权利宣言》等重要的宪法文件,大多以人民“同意权”的形式,表述人民在财政方面的基本权利。因此,财政法定主义实质上就是“人民主权”的形式要求,它是实现人民在财政方面基本权利的必要手段。同时,财政法定主义也是宪法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是财政法治的制度基础。

财政平等主义包含了对正义的价值追求,它要求平等对待,也是宪法平等原则在财政法中的具体适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财政平等主义直接的宪法依据。平等主义要求人民对财政事务有平等的参与权,人民利益也应当受到平等保护,财政法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否则就与古代专制君主的横征暴敛无异。

宪法理论对于财政法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是深刻和根本性的,财政法就是宪法在财政领域内的具体实现,现代财政法必须以民主宪政为制度基础,并且体现民主性,因为国家的财政权力根本上是来源于人民的,应当由人民来决定有关的重大财政事项。财政法涉及公权力的分配、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在财政方面的相互关系、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基本制度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因此只有在宪法的框架内制定和运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财政法也应当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权保护水平为依归,这也是与宪法“保护人权”的根本宗旨相一致的。

三、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

宪法与财政法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现代税收的出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税收成为了近代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由于不断的战争造成了国家财力紧张,原有收入已经远远不够维持巨大的开支,政府成了“穷人”,必须依靠纳税人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而当时西方社会又恰好形成了这样一个“有钱无权”的中间阶层,他们自然希望通过控制政府征税权来与政府相抗衡,以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另一方面从国家自身来说,它也希望通过一个固定的机制来稳定的获取财政收入,使得国家既可以筹措资金又不会破坏社会的秩序。对财政体制的供给与需求相结合,是西方宪政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关键。相比之下,传统中国没有出现宪政制度,与没有出现现代税收是一致的。⑹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经济天然具有分散性,不能产生一个类似的中间阶层,无法有效制约政府的权力。面对沉重的课税,农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揭竿而起,推翻一个封建王朝,然后再由另一个王朝取而代之,如此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宪法与财政法,或者说是宪政与财政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财政权既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又是宪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也是宪政体制运行的重要保障。⑺国家的产生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比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具有优越性,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保护财产权,一方面国家要为人民服务,它对公民财产的汲取就具有合理性,正如洛克所言:“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一份来维持政府。”而另一方面,国家拿走原本属于公民的部分财产,实质上就是凭借公权力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一种剥夺,所以国家的财政行为也理应受到公民财产权的限制。这种限制首先表现为只有人民同意才征税,其次是人民对财政预算支出的控制与监督。否则政府若滥用财政权,就成为对公民财产权赤裸裸的侵犯。政府不是万能的,它的无限膨胀也是可怕的,而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和巩固就是阻挡政府这个“利维坦”最有效的障碍之一。因此在宪法中授予和限制征税权,把财政问题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即财政立宪主义,对有限政府的实现具有关键意义。⑻布坎南等人认为,应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一些有关税收的规则,以防止政府滥用财政资源,要在最高的法律层次上确保纳税人对政府征税权的控制。

财政权也是宪政体制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宪法要处理的两对最基本的矛盾,除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外,还有公权力之间的矛盾,包括横向,也包括纵向的权力关系??——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代国家大多是由多层次政府构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自担负着不同职能,而其职能的实现有赖于财政功能的发挥。财政权限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合理划分,关系到地方政府在整个国家政权机关体系中的地位,甚至关涉到地方自治与国家结构、国家体制等根本性的宪法问题。⑽中央与地方财政权限的划分,其实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是会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一个政府的“正当”统治是建立在国家财政的基础之上的,统治秩序合法化的过程就是良善的财税制度逐步确立的过程。极度恶化的财政状况足以导致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并招致政权灭亡的命运。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财政危机促成了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民主宪政的产生。

四、宪政与财政——中国的启示

分析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让我们明确:中国宪政制度的完善将得以与财政法自身的完善,得益于宪法自身加强对国家财政权的控制,以及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中国要完成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伟大转变,两者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我国现行宪法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精神残余,它只是充分肯定了一些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事实,大部分内容以国家政策为导向,设置了太多“国家”的积极义务和理想目标,没有体现人权与政权之间的张力和平衡,政权淹没了产权和人权。⑿这与西方国家宪法的内容形成鲜明对比。有学者认为,贯穿西方宪法的是一种普遍的对抗式的思维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而中国宪法体现却是一种建构式思维,在这背后是一种合作式的思维模式——宪法不需要防范谁。⒀这种思维下的宪法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缺少了这一基石,法治国家是无法真正实现的。

财政法范文篇3

关键词：宪政财政法公民财产权财政权财政立宪

Abstract:ThefinancehasplayedtheextremelyessentialroleintheWesternconstitutionalgovernmentsystemestablishment''''shistoricalprocess,butnowinvariouscountries''''constitution,betweennationalandcitizen''''sfiscalrelationsalsohaveoneofbasicstatuscontents,thesephenomenaallinaremakingclearbetweentheconstitutionandthefinanceactthecloserelationship.Thisarticlethroughtheanalysisconstitutiontheoryregardingthefinanceactideavalue''''sinfluenceandthefinanceactto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democraticsystemestablishment''''skeyrole,attemptstoshowbetweentheconstitutionandthefinanceactexiststheinteractiverelations,aswellasdealwiththiskindofrelationstocompleteproperlyregardingChinaapproach“themarketeconomy”and“thecountryundertheruleoflaw”thisprofoundtransformationbasicfunction.

keyword:Constitutionalgovernmentfinanceactcitizenpropertyrightsfinancialpowerfinanceconstitutionalism

一、财政与宪政——历史解读

西方宪政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宪政的发明或者说发现，是人类理性与实践探索的结晶。宪政制度最先在英国产生，随后传播到美国和法国，直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财政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财政权问题，正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

英国是宪政制度最初的实践者。人民（一开始以地主和贵族为主，后来以商人和新兴地主为主）对约束政府征税权的宪政制度的需求和国王因税收需要而对宪政制度的供给，一起推动了英国宪政制度的发展。⑴

在英国封建社会时期，频繁而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家的国库紧张，国王必须要像臣民征税来获得财力支持，往往通过开会来讨论由贵族、地主和商人提供资金的问题。因此，在理查一世时代（1189—1199）“不得人民同意则不课税”的原则已略有雏形。⑵

约翰王时期（1199-1216）英国与法国之间争端不断，1212年英王约翰又与罗马教皇争权并于次年被俘。为了筹措战争费用并且赎回自己，他屡次不经贵族和自由民的同意而征税，激起了贵族的反抗。在贵族军队的胁迫尤其是筹款赎身的压力下，1215年约翰王不得不签下《大宪章》，这是英王与英国的贵族、诸侯及僧侣缔结的限制国王权力，特别是征收租税权力的法律，由此“不得人民同意不课税”的原则被赋予了正式法律的地位。征税权不属于国王而是人民授予的这一理念也开始深入人心。

当然，国会最终获得征税权并不是这一个文件就确定了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斗争和一次次的确认，才将控制税收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其中战争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大宪章》之后，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等数位皇帝都反复重申这一原则，宪政制度逐渐形成。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国王为了加强集权，试图用专制压服议会专享受税收权不成，于是通过罚款和劝捐方式填补国库亏空，遭到激烈反对。由于苏格兰战争，查理一世甚至几次解散议会而任意征税，激怒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造成了自己的覆灭。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国会才真正完成了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君主立宪政体开始形成。后经19世纪的两次国会改革，下议院最终掌握了财政权。通过一系列宪法性的文件，如1627年《权利请愿书》、1688年的《权利法案》、1919年《议院法》等，财政立法权限、程序和国家财政体制等基本财政法律制度得以确立，英国的宪政制度最终确立。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英国宪政史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英国的财政法史。⑶

英国之后18世纪法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也正是由于国家因战争造成财政危机，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第三等级因不满承受税收负担却不能控制国王的征税权，因此激烈反抗开始的。到19世纪，法国也模仿英国最终建立了现代税收和宪政制度。

美国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其政治法律制度中继承和模仿英国的因素也很多。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其最初的起因也是英王向殖民地征收印花税和茶叶税。而人民认为“没有代表（议会议员）就不纳税”，即在未向英国国会派遣议员以控制征税权之前，殖民地不应纳税。独立战争由此打响，并最终在美国也确立了宪政制度。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起因于“税收危机”，税收关系到人民的根本财产利益，人民为了反抗国家任意征税侵犯个人的财产权，才寻找到了“宪政”这一出路。近代西方宪政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民要求政府采用规范的税收制度，停止任意侵犯私人财产权的斗争史。⑷宪法在它诞生的一开始，就担负了平衡国家财政权，保障人民财产权的重任，宪法和宪政的完善离开财政制度的确立，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宪法对财政法理念与价值的影响

财政在宪政制度的形成过程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另一方面，当宪法作为反抗专制的成果被固定下来之后，宪法理念的发展又对财政法的现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财政法的理念价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财政民主主义是现代社会整个财政法的基础，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要求人民通过一定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行使决定权。由于现代社会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大多是议会，所以也称财政议会主义，即一国的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从渊源上看，财政民主实质上是根源于宪法的人民主权理论，它是这一理论在财政法领域内的落实。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应当是财政法的根本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它也说明应当将人民的民主参与放在财政法制定的首要地位。

现代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和财政平等主义。财政民主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民主基础，法定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法律形式，健全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安全稳健，平等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公平合理。这四个原则既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又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它们的理念和价值几处毫无疑问是根源于宪法的。

财政法之所以如此强调民主，与财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当代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维持在35%左右，北欧的高福利国家甚至超过60%。我国在2002年也已达18.5%，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和各种制度外收入，可能也不会低于40%。⑸巨大的资金集中于国家手中通过财政收支不断循环，不仅是国家经济运转的推进器，也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现代财政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财政收入是来源于人民的，在理论上也是用之于民的，那么到底如何收取和支配这些资金，理应由人民掌握最后的决定权。所以，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对与财政计划的每一个环节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决策的制定，这正是现代民主的要求。否则，国家机关就会藉“公共”之名，不当的追求部门的私利，在财政事项制定程序中引入民主，虽然也并不尽然就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但相比之下这是最好的方法。

财政法定主义是指议会对于具体财政问题进行审查批准和将有关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它实际上是财政民主的一种实现方式。在财政法的发展史上，财政法定主义往往与民主交错重叠，英国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美国的《独立宣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于公民权利宣言》等重要的宪法文件，大多以人民“同意权”的形式，表述人民在财政方面的基本权利。因此，财政法定主义实质上就是“人民主权”的形式要求，它是实现人民在财政、方面基本权利的必要手段。同时，财政法定主义也是宪法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是财政法治的制度基础。

财政平等主义包含了对正义的价值追求，它要求平等对待，也是宪法平等原则在财政法中的具体适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财政平等主义直接的宪法依据。平等主义要求人民对财政事务有平等的参与权，人民利益也应当受到平等保护，财政法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否则就与古代专制君主的横征暴敛无异。

宪法理论对于财政法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是深刻和根本性的，财政法就是宪法在财政领域内的具体实现，现代财政法必须以民主宪政为制度基础，并且体现民主性，因为国家的财政权力根本上是来源于人民的，应当由人民来决定有关的重大财政事项。财政法涉及公权力的分配、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在财政方面的相互关系、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基本制度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因此只有在宪法的框架内制定和运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财政法也应当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权保护水平为依归，这也是与宪法“保护人权”的根本宗旨相一致的。

三、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

宪法与财政法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现代税收的出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税收成为了近代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由于不断的战争造成了国家财力紧张，原有收入已经远远不够维持巨大的开支，政府成了“穷人”，必须依靠纳税人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而当时西方社会又恰好形成了这样一个“有钱无权”的中间阶层，他们自然希望通过控制政府征税权来与政府相抗衡，以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另一方面从国家自身来说，它也希望通过一个固定的机制来稳定的获取财政收入，使得国家既可以筹措资金又不会破坏社会的秩序。对财政体制的供给与需求相结合，是西方宪政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关键。相比之下，传统中国没有出现宪政制度，与没有出现现代税收是一致的。⑹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经济天然具有分散性，不能产生一个类似的中间阶层，无法有效制约政府的权力。面对沉重的课税，农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揭竿而起，推翻一个封建王朝，然后再由另一个王朝取而代之，如此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宪法与财政法，或者说是宪政与财政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财政权既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又是宪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也是宪政体制运行的重要保障。⑺国家的产生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比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具有优越性，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保护财产权，一方面国家要为人民服务，它对公民财产的汲取就具有合理性，正如洛克所言：“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一份来维持政府。”而另一方面，国家拿走原本属于公民的部分财产，实质上就是凭借公权力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一种剥夺，所以国家的财政行为也理应受到公民财产权的限制。这种限制首先表现为只有人民同意才征税，其次是人民对财政预算支出的控制与监督。否则政府若滥用财政权，就成为对公民财产权赤裸裸的侵犯。政府不是万能的，它的无限膨胀也是可怕的，而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和巩固就是阻挡政府这个“利维坦”最有效的障碍之一。因此在宪法中授予和限制征税权，把财政问题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即财政立宪主义，对有限政府的实现具有关键意义。⑻布坎南等人认为，应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一些有关税收的规则，以防止政府滥用财政资源，要在最高的法律层次上确保纳税人对政府征税权的控制。⑼

财政权也是宪政体制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宪法要处理的两对最基本的矛盾，除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外，还有公权力之间的矛盾，包括横向，也包括纵向的权力关系??——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代国家大多是由多层次政府构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自担负着不同职能，而其职能的实现有赖于财政功能的发挥。财政权限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合理划分，关系到地方政府在整个国家政权机关体系中的地位，甚至关涉到地方自治与国家结构、国家体制等根本性的宪法问题。⑽中央与地方财政权限的划分，其实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是会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一个政府的“正当”统治是建立在国家财政的基础之上的，统治秩序合法化的过程就是良善的财税制度逐步确立的过程。极度恶化的财政状况足以导致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并招致政权灭亡的命运。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财政危机促成了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民主宪政的产生。

四、宪政与财政——中国的启示

分析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让我们明确：中国宪政制度的完善将得以与财政法自身的完善，得益于宪法自身加强对国家财政权的控制，以及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中国要完成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伟大转变，两者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我国现行宪法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精神残余，它只是充分肯定了一些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事实，大部分内容以国家政策为导向，设置了太多“国家”的积极义务和理想目标，没有体现人权与政权之间的张力和平衡，政权淹没了产权和人权。⑿这与西方国家宪法的内容形成鲜明对比。有学者认为，贯穿西方宪法的是一种普遍的对抗式的思维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而中国宪法体现却是一种建构式思维，在这背后是一种合作式的思维模式——宪法不需要防范谁。⒀这种思维下的宪法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缺少了这一基石，法治国家是无法真正实现的。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几乎拥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控制和权力，这根源于当时的财政基础——除农村外，几乎全是国家所有制经济，政府的财政收入形式主要由工商税和企业上缴的利润构成。换句话说，是国家自己养活着自己，其行为当然无法受到约束与限制。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现在正处在转轨的关键时期。当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时，其自主性必然不断增强，企业对于自己的财产和利润必然会有由自己掌握的愿望，国家要获得财政收入，就不能单靠行政权力征收，而必须依靠财政法来规范国家与公民、企业之间的财政法律关系。通过财政法一方面规范国家的财政行为，保障公民和企业对于其财产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为国家的财政行为提供法律上的依据，便利国家征税权的行使，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不因个人和企业的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失，从根本上保证国家各项职能的实现。财政法功能的充分发挥，将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和国家对经济宏观调节的实现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宪政的基本精神就是有限政府、权力制约和权力保障。宪法不仅要授予国家必要的权力，还必须有效制约这种权力，限定权力的边界，规范其行使，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只有充分保护公民财产权，才能解放市场主体创造财富的能力，才能契合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要求。财政权是国家权力的根本，只有对财政的约束才是对权力的硬约束。⒂财政权是代议机关的重要职权，是人民主权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国宪法应当明示人大享有财政权，对基本的财政事项作出规定，增强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才能更好的应对社会现实，维护其权威性。我国的财政法必须以民主宪政为基础，并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为其宗旨，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社会发展。

【注释】

（1）《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2）同上

（3）《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4）《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5）《财政法基本原则论纲》熊伟，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

（6）《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7）《财政立宪主义论纲》李龙朱孔武，载《法学家》2003年第6期

（8）同上

（9）《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0）《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1）《现行宪法文本的缺失言说》赵世义刘连泰刘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第3期

（12）（13）同上

财政法范文篇4

关键词：宪政；财政法；公民财产权；财政权；财政立宪

一、财政与宪政——历史解读

西方宪政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宪政的发明或者说发现，是人类理性与实践探索的结晶。宪政制度最先在英国产生，随后传播到美国和法国，直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财政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财政权问题，正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英国封建社会时期，频繁而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家的国库紧张，国王必须要像臣民征税来获得财力支持，往往通过开会来讨论由贵族、地主和商人提供资金的问题。因此，在理查一世时代（1189—1199）“不得人民同意则不课税”的原则已略有雏形。⑵

英国是宪政制度最初的实践者。人民（一开始以地主和贵族为主，后来以商人和新兴地主为主）对约束政府征税权的宪政制度的需求和国王因税收需要而对宪政制度的供给，一起推动了英国宪政制度的发展。⑴

约翰王时期（1199-1216）英国与法国之间争端不断，1212年英王约翰又与罗马教皇争权并于次年被俘。为了筹措战争费用并且赎回自己，他屡次不经贵族和自由民的同意而征税，激起了贵族的反抗。在贵族军队的胁迫尤其是筹款赎身的压力下，1215年约翰王不得不签下《大宪章》，这是英王与英国的贵族、诸侯及僧侣缔结的限制国王权力，特别是征收租税权力的法律，由此“不得人民同意不课税”的原则被赋予了正式法律的地位。征税权不属于国王而是人民授予的这一理念也开始深入人心。

当然，国会最终获得征税权并不是这一个文件就确定了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斗争和一次次的确认，才将控制税收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其中战争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大宪章》之后，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等数位皇帝都反复重申这一原则，宪政制度逐渐形成。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国王为了加强集权，试图用专制压服议会专享受税收权不成，于是通过罚款和劝捐方式填补国库亏空，遭到激烈反对。由于苏格兰战争，查理一世甚至几次解散议会而任意征税，激怒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造成了自己的覆灭。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国会才真正完成了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君主立宪政体开始形成。后经19世纪的两次国会改革，下议院最终掌握了财政权。通过一系列宪法性的文件，如1627年《权利请愿书》、1688年的《权利法案》、1919年《议院法》等，财政立法权限、程序和国家财政体制等基本财政法律制度得以确立，英国的宪政制度最终确立。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英国宪政史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英国的财政法史。⑶

美国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其政治法律制度中继承和模仿英国的因素也很多。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其最初的起因也是英王向殖民地征收印花税和茶叶税。而人民认为“没有代表（议会议员）就不纳税”，即在未向英国国会派遣议员以控制征税权之前，殖民地不应纳税。独立战争由此打响，并最终在美国也确立了宪政制度。

英国之后18世纪法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也正是由于国家因战争造成财政危机，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第三等级因不满承受税收负担却不能控制国王的征税权，因此激烈反抗开始的。到19世纪，法国也模仿英国最终建立了现代税收和宪政制度。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起因于“税收危机”，税收关系到人民的根本财产利益，人民为了反抗国家任意征税侵犯个人的财产权，才寻找到了“宪政”这一出路。近代西方宪政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民要求政府采用规范的税收制度，停止任意侵犯私人财产权的斗争史。⑷宪法在它诞生的一开始，就担负了平衡国家财政权，保障人民财产权的重任，宪法和宪政的完善离开财政制度的确立，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宪法对财政法理念与价值的影响

财政在宪政制度的形成过程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另一方面，当宪法作为反抗专制的成果被固定下来之后，宪法理念的发展又对财政法的现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财政法的理念价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财政民主主义是现代社会整个财政法的基础，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要求人民通过一定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行使决定权。由于现代社会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大多是议会，所以也称财政议会主义，即一国的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从渊源上看，财政民主实质上是根源于宪法的人民主权理论，它是这一理论在财政法领域内的落实。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应当是财政法的根本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它也说明应当将人民的民主参与放在财政法制定的首要地位。

现代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和财政平等主义。财政民主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民主基础，法定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法律形式，健全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安全稳健，平等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公平合理。这四个原则既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又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它们的理念和价值几处毫无疑问是根源于宪法的。

财政法之所以如此强调民主，与财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当代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维持在35%左右，北欧的高福利国家甚至超过60%。我国在2002年也已达18.5%，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和各种制度外收入，可能也不会低于40%。⑸巨大的资金集中于国家手中通过财政收支不断循环，不仅是国家经济运转的推进器，也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现代财政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财政收入是来源于人民的，在理论上也是用之于民的，那么到底如何收取和支配这些资金，理应由人民

掌握最后的决定权。所以，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对与财政计划的每一个环节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决策的制定，这正是现代民主的要求。否则，国家机关就会藉“公共”之名，不当的追求部门的私利，在财政事项制定程序中引入民主，虽然也并不尽然就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但相比之下这是最好的方法。

财政法定主义是指议会对于具体财政问题进行审查批准和将有关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它实际上是财政民主的一种实现方式。在财政法的发展史上，财政法定主义往往与民主交错重叠，英国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美国的《独立宣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于公民权利宣言》等重要的宪法文件，大多以人民“同意权”的形式，表述人民在财政方面的基本权利。因此，财政法定主义实质上就是“人民主权”的形式要求，它是实现人民在财政方面基本权利的必要手段。同时，财政法定主义也是宪法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是财政法治的制度基础。宪法理论对于财政法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是深刻和根本性的，财政法就是宪法在财政领域内的具体实现，现代财政法必须以民主宪政为制度基础，并且体现民主性，因为国家的财政权力根本上是来源于人民的，应当由人民来决定有关的重大财政事项。财政法涉及公权力的分配、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在财政方面的相互关系、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基本制度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因此只有在宪法的框架内制定和运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财政法也应当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权保护水平为依归，这也是与宪法“保护人权”的根本宗旨相一致的。

财政平等主义包含了对正义的价值追求，它要求平等对待，也是宪法平等原则在财政法中的具体适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财政平等主义直接的宪法依据。平等主义要求人民对财政事务有平等的参与权，人民利益也应当受到平等保护，财政法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否则就与古代专制君主的横征暴敛无异。

三、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

宪法与财政法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现代税收的出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税收成为了近代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由于不断的战争造成了国家财力紧张，原有收入已经远远不够维持巨大的开支，政府成了“穷人”，必须依靠纳税人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而当时西方社会又恰好形成了这样一个“有钱无权”的中间阶层，他们自然希望通过控制政府征税权来与政府相抗衡，以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另一方面从国家自身来说，它也希望通过一个固定的机制来稳定的获取财政收入，使得国家既可以筹措资金又不会破坏社会的秩序。对财政体制的供给与需求相结合，是西方宪政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关键。相比之下，传统中国没有出现宪政制度，与没有出现现代税收是一致的。⑹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经济天然具有分散性，不能产生一个类似的中间阶层，无法有效制约政府的权力。面对沉重的课税，农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揭竿而起，推翻一个封建王朝，然后再由另一个王朝取而代之，如此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

财政权也是宪政体制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宪法要处理的两对最基本的矛盾，除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外，还有公权力之间的矛盾，包括横向，也包括纵向的权力关系¬¬——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代国家大多是由多层次政府构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自担负着不同职能，而其职能的实现有赖于财政功能的发挥。财政权限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合理划分，关系到地方政府在整个国家政权机关体系中的地位，甚至关涉到地方自治与国家结构、国家体制等根本性的宪法问题。⑽中央与地方财政权限的划分，其实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是会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一个政府的“正当”统治是建立在国家财政的基础之上的，统治秩序合法化的过程就是良善的财税制度逐步确立的过程。极度恶化的财政状况足以导致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并招致政权灭亡的命运。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财政危机促成了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民主宪政的产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宪法与财政法，或者说是宪政与财政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财政权既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又是宪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也是宪政体制运行的重要保障。⑺国家的产生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比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具有优越性，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保护财产权，一方面国家要为人民服务，它对公民财产的汲取就具有合理性，正如洛克所言：“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一份来维持政府。”而另一方面，国家拿走原本属于公民的部分财产，实质上就是凭借公权力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一种剥夺，所以国家的财政行为也理应受到公民财产权的限制。这种限制首先表现为只有人民同意才征税，其次是人民对财政预算支出的控制与监督。否则政府若滥用财政权，就成为对公民财产权赤裸裸的侵犯。政府不是万能的，它的无限膨胀也是可怕的，而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和巩固就是阻挡政府这个“利维坦”最有效的障碍之一。因此在宪法中授予和限制征税权，把财政问题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即财政立宪主义，对有限政府的实现具有关键意义。⑻布坎南等人认为，应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一些有关税收的规则，以防止政府滥用财政资源，要在最高的法律层次上确保纳税人对政府征税权的控制。⑼

四、宪政与财政——中国的启示

分析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让我们明确：中国宪政制度的完善将得以与财政法自身的完善，得益于宪法自身加强对国家财政权的控制，以及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中国要完成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伟大转变，两者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几乎拥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控制和权力，这根源于当时的财政基础——除农村外，几乎全是国家所有制经济

，政府的财政收入形式主要由工商税和企业上缴的利润构成。换句话说，是国家自己养活着自己，其行为当然无法受到约束与限制。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现在正处在转轨的关键时期。当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时，其自主性必然不断增强，企业对于自己的财产和利润必然会有由自己掌握的愿望，国家要获得财政收入，就不能单靠行政权力征收，而必须依靠财政法来规范国家与公民、企业之间的财政法律关系。通过财政法一方面规范国家的财政行为，保障公民和企业对于其财产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为国家的财政行为提供法律上的依据，便利国家征税权的行使，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不因个人和企业的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失，从根本上保证国家各项职能的实现。财政法功能的充分发挥，将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和国家对经济宏观调节的实现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国现行宪法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精神残余，它只是充分肯定了一些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事实，大部分内容以国家政策为导向，设置了太多“国家”的积极义务和理想目标，没有体现人权与政权之间的张力和平衡，政权淹没了产权和人权。⑿这与西方国家宪法的内容形成鲜明对比。有学者认为，贯穿西方宪法的是一种普遍的对抗式的思维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而中国宪法体现却是一种建构式思维，在这背后是一种合作式的思维模式——宪法不需要防范谁。⒀这种思维下的宪法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缺少了这一基石，法治国家是无法真正实现的。

宪政的基本精神就是有限政府、权力制约和权力保障。宪法不仅

要授予国家必要的权力，还必须有效制约这种权力，限定权力的边界，规范其行使，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只有充分保护公民财产权，才能解放市场主体创造财富的能力，才能契合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要求。财政权是国家权力的根本，只有对财政的约束才是对权力的硬约束。⒂财政权是代议机关的重要职权，是人民主权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国宪法应当明示人大享有财政权，对基本的财政事项作出规定，增强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才能更好的应对社会现实，维护其权威性。我国的财政法必须以民主宪政为基础，并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为其宗旨，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社会发展。

【注释】

（1）《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2）同上

（3）《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4）《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5）《财政法基本原则论纲》熊伟，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

（6）《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7）《财政立宪主义论纲》李龙朱孔武，载《法学家》2003年第6期

（8）同上

（9）《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0）《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1）《现行宪法文本的缺失言说》赵世义刘连泰刘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第3期

财政法范文篇5

关键词：宪政财政法公民财产权财政权财政立宪

Abstract:ThefinancehasplayedtheextremelyessentialroleintheWesternconstitutionalgovernmentsystemestablishment''''shistoricalprocess,butnowinvariouscountries''''constitution,betweennationalandcitizen''''sfiscalrelationsalsohaveoneofbasicstatuscontents,thesephenomenaallinaremakingclearbetweentheconstitutionandthefinanceactthecloserelationship.Thisarticlethroughtheanalysisconstitutiontheoryregardingthefinanceactideavalue''''sinfluenceandthefinanceactto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democraticsystemestablishment''''skeyrole,attemptstoshowbetweentheconstitutionandthefinanceactexiststheinteractiverelations,aswellasdealwiththiskindofrelationstocompleteproperlyregardingChinaapproach“themarketeconomy”and“thecountryundertheruleoflaw”thisprofoundtransformationbasicfunction.

keyword:Constitutionalgovernmentfinanceactcitizenpropertyrightsfinancialpowerfinanceconstitutionalism

一、财政与宪政——历史解读

西方宪政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宪政的发明或者说发现，是人类理性与实践探索的结晶。宪政制度最先在英国产生，随后传播到美国和法国，直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财政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财政权问题，正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

英国是宪政制度最初的实践者。人民（一开始以地主和贵族为主，后来以商人和新兴地主为主）对约束政府征税权的宪政制度的需求和国王因税收需要而对宪政制度的供给，一起推动了英国宪政制度的发展。⑴

在英国封建社会时期，频繁而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家的国库紧张，国王必须要像臣民征税来获得财力支持，往往通过开会来讨论由贵族、地主和商人提供资金的问题。因此，在理查一世时代（1189—1199）“不得人民同意则不课税”的原则已略有雏形。⑵

约翰王时期（1199-1216）英国与法国之间争端不断，1212年英王约翰又与罗马教皇争权并于次年被俘。为了筹措战争费用并且赎回自己，他屡次不经贵族和自由民的同意而征税，激起了贵族的反抗。在贵族军队的胁迫尤其是筹款赎身的压力下，1215年约翰王不得不签下《大宪章》，这是英王与英国的贵族、诸侯及僧侣缔结的限制国王权力，特别是征收租税权力的法律，由此“不得人民同意不课税”的原则被赋予了正式法律的地位。征税权不属于国王而是人民授予的这一理念也开始深入人心。

当然，国会最终获得征税权并不是这一个文件就确定了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斗争和一次次的确认，才将控制税收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其中战争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大宪章》之后，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等数位皇帝都反复重申这一原则，宪政制度逐渐形成。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国王为了加强集权，试图用专制压服议会专享受税收权不成，于是通过罚款和劝捐方式填补国库亏空，遭到激烈反对。由于苏格兰战争，查理一世甚至几次解散议会而任意征税，激怒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造成了自己的覆灭。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国会才真正完成了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君主立宪政体开始形成。后经19世纪的两次国会改革，下议院最终掌握了财政权。通过一系列宪法性的文件，如1627年《权利请愿书》、1688年的《权利法案》、1919年《议院法》等，财政立法权限、程序和国家财政体制等基本财政法律制度得以确立，英国的宪政制度最终确立。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英国宪政史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英国的财政法史。⑶

英国之后18世纪法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也正是由于国家因战争造成财政危机，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第三等级因不满承受税收负担却不能控制国王的征税权，因此激烈反抗开始的。到19世纪，法国也模仿英国最终建立了现代税收和宪政制度。

美国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其政治法律制度中继承和模仿英国的因素也很多。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其最初的起因也是英王向殖民地征收印花税和茶叶税。而人民认为“没有代表（议会议员）就不纳税”，即在未向英国国会派遣议员以控制征税权之前，殖民地不应纳税。独立战争由此打响，并最终在美国也确立了宪政制度。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起因于“税收危机”，税收关系到人民的根本财产利益，人民为了反抗国家任意征税侵犯个人的财产权，才寻找到了“宪政”这一出路。近代西方宪政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民要求政府采用规范的税收制度，停止任意侵犯私人财产权的斗争史。⑷宪法在它诞生的一开始，就担负了平衡国家财政权，保障人民财产权的重任，宪法和宪政的完善离开财政制度的确立，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宪法对财政法理念与价值的影响

财政在宪政制度的形成过程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另一方面，当宪法作为反抗专制的成果被固定下来之后，宪法理念的发展又对财政法的现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财政法的理念价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财政民主主义是现代社会整个财政法的基础，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要求人民通过一定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行使决定权。由于现代社会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大多是议会，所以也称财政议会主义，即一国的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从渊源上看，财政民主实质上是根源于宪法的人民主权理论，它是这一理论在财政法领域内的落实。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应当是财政法的根本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它也说明应当将人民的民主参与放在财政法制定的首要地位。

现代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和财政平等主义。财政民主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民主基础，法定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法律形式，健全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安全稳健，平等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公平合理。这四个原则既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又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它们的理念和价值几处毫无疑问是根源于宪法的。

财政法之所以如此强调民主，与财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当代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维持在35%左右，北欧的高福利国家甚至超过60%。我国在2002年也已达18.5%，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和各种制度外收入，可能也不会低于40%。⑸巨大的资金集中于国家手中通过财政收支不断循环，不仅是国家经济运转的推进器，也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现代财政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财政收入是来源于人民的，在理论上也是用之于民的，那么到底如何收取和支配这些资金，理应由人民掌握最后的决定权。所以，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对与财政计划的每一个环节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决策的制定，这正是现代民主的要求。否则，国家机关就会藉“公共”之名，不当的追求部门的私利，在财政事项制定程序中引入民主，虽然也并不尽然就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但相比之下这是最好的方法。

财政法定主义是指议会对于具体财政问题进行审查批准和将有关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它实际上是财政民主的一种实现方式。在财政法的发展史上，财政法定主义往往与民主交错重叠，英国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美国的《独立宣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于公民权利宣言》等重要的宪法文件，大多以人民“同意权”的形式，表述人民在财政方面的基本权利。因此，财政法定主义实质上就是“人民主权”的形式要求，它是实现人民在财政方面基本权利的必要手段。同时，财政法定主义也是宪法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是财政法治的制度基础。

财政平等主义包含了对正义的价值追求，它要求平等对待，也是宪法平等原则在财政法中的具体适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财政平等主义直接的宪法依据。平等主义要求人民对财政事务有平等的参与权，人民利益也应当受到平等保护，财政法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否则就与古代专制君主的横征暴敛无异。

宪法理论对于财政法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是深刻和根本性的，财政法就是宪法在财政领域内的具体实现，现代财政法必须以民主宪政为制度基础，并且体现民主性，因为国家的财政权力根本上是来源于人民的，应当由人民来决定有关的重大财政事项。财政法涉及公权力的分配、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在财政方面的相互关系、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基本制度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因此只有在宪法的框架内制定和运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财政法也应当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权保护水平为依归，这也是与宪法“保护人权”的根本宗旨相一致的。

三、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

宪法与财政法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现代税收的出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税收成为了近代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由于不断的战争造成了国家财力紧张，原有收入已经远远不够维持巨大的开支，政府成了“穷人”，必须依靠纳税人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而当时西方社会又恰好形成了这样一个“有钱无权”的中间阶层，他们自然希望通过控制政府征税权来与政府相抗衡，以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另一方面从国家自身来说，它也希望通过一个固定的机制来稳定的获取财政收入，使得国家既可以筹措资金又不会破坏社会的秩序。对财政体制的供给与需求相结合，是西方宪政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关键。相比之下，传统中国没有出现宪政制度，与没有出现现代税收是一致的。⑹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经济天然具有分散性，不能产生一个类似的中间阶层，无法有效制约政府的权力。面对沉重的课税，农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揭竿而起，推翻一个封建王朝，然后再由另一个王朝取而代之，如此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宪法与财政法，或者说是宪政与财政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财政权既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又是宪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也是宪政体制运行的重要保障。⑺国家的产生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比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具有优越性，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保护财产权，一方面国家要为人民服务，它对公民财产的汲取就具有合理性，正如洛克所言：“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一份来维持政府。”而另一方面，国家拿走原本属于公民的部分财产，实质上就是凭借公权力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一种剥夺，所以国家的财政行为也理应受到公民财产权的限制。这种限制首先表现为只有人民同意才征税，其次是人民对财政预算支出的控制与监督。否则政府若滥用财政权，就成为对公民财产权赤裸裸的侵犯。政府不是万能的，它的无限膨胀也是可怕的，而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和巩固就是阻挡政府这个“利维坦”最有效的障碍之一。因此在宪法中授予和限制征税权，把财政问题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即财政立宪主义，对有限政府的实现具有关键意义。⑻布坎南等人认为，应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一些有关税收的规则，以防止政府滥用财政资源，要在最高的法律层次上确保纳税人对政府征税权的控制。⑼

财政权也是宪政体制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宪法要处理的两对最基本的矛盾，除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外，还有公权力之间的矛盾，包括横向，也包括纵向的权力关系¬¬——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代国家大多是由多层次政府构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自担负着不同职能，而其职能的实现有赖于财政功能的发挥。财政权限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合理划分，关系到地方政府在整个国家政权机关体系中的地位，甚至关涉到地方自治与国家结构、国家体制等根本性的宪法问题。⑽中央与地方财政权限的划分，其实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是会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一个政府的“正当”统治是建立在国家财政的基础之上的，统治秩序合法化的过程就是良善的财税制度逐步确立的过程。极度恶化的财政状况足以导致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并招致政权灭亡的命运。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财政危机促成了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民主宪政的产生。

四、宪政与财政——中国的启示

分析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让我们明确：中国宪政制度的完善将得以与财政法自身的完善，得益于宪法自身加强对国家财政权的控制，以及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中国要完成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伟大转变，两者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我国现行宪法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精神残余，它只是充分肯定了一些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事实，大部分内容以国家政策为导向，设置了太多“国家”的积极义务和理想目标，没有体现人权与政权之间的张力和平衡，政权淹没了产权和人权。⑿这与西方国家宪法的内容形成鲜明对比。有学者认为，贯穿西方宪法的是一种普遍的对抗式的思维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而中国宪法体现却是一种建构式思维，在这背后是一种合作式的思维模式——宪法不需要防范谁。⒀这种思维下的宪法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缺少了这一基石，法治国家是无法真正实现的。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几乎拥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控制和权力，这根源于当时的财政基础——除农村外，几乎全是国家所有制经济，政府的财政收入形式主要由工商税和企业上缴的利润构成。换句话说，是国家自己养活着自己，其行为当然无法受到约束与限制。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现在正处在转轨的关键时期。当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时，其自主性必然不断增强，企业对于自己的财产和利润必然会有由自己掌握的愿望，国家要获得财政收入，就不能单靠行政权力征收，而必须依靠财政法来规范国家与公民、企业之间的财政法律关系。通过财政法一方面规范国家的财政行为，保障公民和企业对于其财产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为国家的财政行为提供法律上的依据，便利国家征税权的行使，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不因个人和企业的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失，从根本上保证国家各项职能的实现。财政法功能的充分发挥，将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和国家对经济宏观调节的实现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宪政的基本精神就是有限政府、权力制约和权力保障。宪法不仅要授予国家必要的权力，还必须有效制约这种权力，限定权力的边界，规范其行使，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只有充分保护公民财产权，才能解放市场主体创造财富的能力，才能契合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要求。财政权是国家权力的根本，只有对财政的约束才是对权力的硬约束。⒂财政权是代议机关的重要职权，是人民主权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国宪法应当明示人大享有财政权，对基本的财政事项作出规定，增强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才能更好的应对社会现实，维护其权威性。我国的财政法必须以民主宪政为基础，并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为其宗旨，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社会发展。

【注释】

（1）《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2）同上

（3）《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4）《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5）《财政法基本原则论纲》熊伟，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

（6）《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7）《财政立宪主义论纲》李龙朱孔武，载《法学家》2003年第6期

（8）同上

（9）《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0）《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1）《现行宪法文本的缺失言说》赵世义刘连泰刘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第3期

（12）（13）同上

财政法范文篇6

西方宪政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宪政的发明或者说发现，是人类理性与实践探索的结晶。宪政制度最先在英国产生，随后传播到美国和法国，直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财政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财政权问题，正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英国封建社会时期，频繁而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家的国库紧张，国王必须要像臣民征税来获得财力支持，往往通过开会来讨论由贵族、地主和商人提供资金的问题。因此，在理查一世时代（1189—1199）“不得人民同意则不课税”的原则已略有雏形。⑵

英国是宪政制度最初的实践者。人民（一开始以地主和贵族为主，后来以商人和新兴地主为主）对约束政府征税权的宪政制度的需求和国王因税收需要而对宪政制度的供给，一起推动了英国宪政制度的发展。⑴

约翰王时期（1199-1216）英国与法国之间争端不断，1212年英王约翰又与罗马教皇争权并于次年被俘。为了筹措战争费用并且赎回自己，他屡次不经贵族和自由民的同意而征税，激起了贵族的反抗。在贵族军队的胁迫尤其是筹款赎身的压力下，1215年约翰王不得不签下《大宪章》，这是英王与英国的贵族、诸侯及僧侣缔结的限制国王权力，特别是征收租税权力的法律，由此“不得人民同意不课税”的原则被赋予了正式法律的地位。征税权不属于国王而是人民授予的这一理念也开始深入人心。

当然，国会最终获得征税权并不是这一个文件就确定了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斗争和一次次的确认，才将控制税收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其中战争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大宪章》之后，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等数位皇帝都反复重申这一原则，宪政制度逐渐形成。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国王为了加强集权，试图用专制压服议会专享受税收权不成，于是通过罚款和劝捐方式填补国库亏空，遭到激烈反对。由于苏格兰战争，查理一世甚至几次解散议会而任意征税，激怒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造成了自己的覆灭。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国会才真正完成了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君主立宪政体开始形成。后经19世纪的两次国会改革，下议院最终掌握了财政权。通过一系列宪法性的文件，如1627年《权利请愿书》、1688年的《权利法案》、1919年《议院法》等，财政立法权限、程序和国家财政体制等基本财政法律制度得以确立，英国的宪政制度最终确立。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英国宪政史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英国的财政法史。⑶

美国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其政治法律制度中继承和模仿英国的因素也很多。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其最初的起因也是英王向殖民地征收印花税和茶叶税。而人民认为“没有代表（议会议员）就不纳税”，即在未向英国国会派遣议员以控制征税权之前，殖民地不应纳税。独立战争由此打响，并最终在美国也确立了宪政制度。

英国之后18世纪法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也正是由于国家因战争造成财政危机，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第三等级因不满承受税收负担却不能控制国王的征税权，因此激烈反抗开始的。到19世纪，法国也模仿英国最终建立了现代税收和宪政制度。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起因于“税收危机”，税收关系到人民的根本财产利益，人民为了反抗国家任意征税侵犯个人的财产权，才寻找到了“宪政”这一出路。近代西方宪政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民要求政府采用规范的税收制度，停止任意侵犯私人财产权的斗争史。⑷宪法在它诞生的一开始，就担负了平衡国家财政权，保障人民财产权的重任，宪法和宪政的完善离开财政制度的确立，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宪法对财政法理念与价值的影响

财政在宪政制度的形成过程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另一方面，当宪法作为反抗专制的成果被固定下来之后，宪法理念的发展又对财政法的现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财政法的理念价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财政民主主义是现代社会整个财政法的基础，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要求人民通过一定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行使决定权。由于现代社会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大多是议会，所以也称财政议会主义，即一国的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从渊源上看，财政民主实质上是根源于宪法的人民主权理论，它是这一理论在财政法领域内的落实。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应当是财政法的根本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它也说明应当将人民的民主参与放在财政法制定的首要地位。

现代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和财政平等主义。财政民主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民主基础，法定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法律形式，健全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安全稳健，平等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公平合理。这四个原则既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又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它们的理念和价值几处毫无疑问是根源于宪法的。

财政法之所以如此强调民主，与财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当代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维持在35%左右，北欧的高福利国家甚至超过60%。我国在2002年也已达18.5%，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和各种制度外收入，可能也不会低于40%。⑸巨大的资金集中于国家手中通过财政收支不断循环，不仅是国家经济运转的推进器，也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现代财政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财政收入是来源于人民的，在理论上也是用之于民的，那么到底如何收取和支配这些资金，理应由人民掌握最后的决定权。所以，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对与财政计划的每一个环节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决策的制定，这正是现代民主的要求。否则，国家机关就会藉“公共”之名，不当的追求部门的私利，在财政事项制定程序中引入民主，虽然也并不尽然就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但相比之下这是最好的方法。

财政法定主义是指议会对于具体财政问题进行审查批准和将有关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它实际上是财政民主的一种实现方式。在财政法的发展史上，财政法定主义往往与民主交错重叠，英国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美国的《独立宣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于公民权利宣言》等重要的宪法文件，大多以人民“同意权”的形式，表述人民在财政方面的基本权利。因此，财政法定主义实质上就是“人民主权”的形式要求，它是实现人民在财政方面基本权利的必要手段。同时，财政法定主义也是宪法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是财政法治的制度基础。宪法理论对于财政法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是深刻和根本性的，财政法就是宪法在财政领域内的具体实现，现代财政法必须以民主宪政为制度基础，并且体现民主性，因为国家的财政权力根本上是来源于人民的，应当由人民来决定有关的重大财政事项。财政法涉及公权力的分配、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在财政方面的相互关系、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基本制度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因此只有在宪法的框架内制定和运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财政法也应当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权保护水平为依归，这也是与宪法“保护人权”的根本宗旨相一致的。

财政平等主义包含了对正义的价值追求，它要求平等对待，也是宪法平等原则在财政法中的具体适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财政平等主义直接的宪法依据。平等主义要求人民对财政事务有平等的参与权，人民利益也应当受到平等保护，财政法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否则就与古代专制君主的横征暴敛无异。

三、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

宪法与财政法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现代税收的出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税收成为了近代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由于不断的战争造成了国家财力紧张，原有收入已经远远不够维持巨大的开支，政府成了“穷人”，必须依靠纳税人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而当时西方社会又恰好形成了这样一个“有钱无权”的中间阶层，他们自然希望通过控制政府征税权来与政府相抗衡，以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另一方面从国家自身来说，它也希望通过一个固定的机制来稳定的获取财政收入，使得国家既可以筹措资金又不会破坏社会的秩序。对财政体制的供给与需求相结合，是西方宪政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关键。相比之下，传统中国没有出现宪政制度，与没有出现现代税收是一致的。⑹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经济天然具有分散性，不能产生一个类似的中间阶层，无法有效制约政府的权力。面对沉重的课税，农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揭竿而起，推翻一个封建王朝，然后再由另一个王朝取而代之，如此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

财政权也是宪政体制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宪法要处理的两对最基本的矛盾，除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外，还有公权力之间的矛盾，包括横向，也包括纵向的权力关系¬¬——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代国家大多是由多层次政府构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自担负着不同职能，而其职能的实现有赖于财政功能的发挥。财政权限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合理划分，关系到地方政府在整个国家政权机关体系中的地位，甚至关涉到地方自治与国家结构、国家体制等根本性的宪法问题。⑽中央与地方财政权限的划分，其实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是会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一个政府的“正当”统治是建立在国家财政的基础之上的，统治秩序合法化的过程就是良善的财税制度逐步确立的过程。极度恶化的财政状况足以导致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并招致政权灭亡的命运。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财政危机促成了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民主宪政的产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宪法与财政法，或者说是宪政与财政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财政权既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又是宪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也是宪政体制运行的重要保障。⑺国家的产生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比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具有优越性，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保护财产权，一方面国家要为人民服务，它对公民财产的汲取就具有合理性，正如洛克所言：“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一份来维持政府。”而另一方面，国家拿走原本属于公民的部分财产，实质上就是凭借公权力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一种剥夺，所以国家的财政行为也理应受到公民财产权的限制。这种限制首先表现为只有人民同意才征税，其次是人民对财政预算支出的控制与监督。否则政府若滥用财政权，就成为对公民财产权赤裸裸的侵犯。政府不是万能的，它的无限膨胀也是可怕的，而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和巩固就是阻挡政府这个“利维坦”最有效的障碍之一。因此在宪法中授予和限制征税权，把财政问题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即财政立宪主义，对有限政府的实现具有关键意义。⑻布坎南等人认为，应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一些有关税收的规则，以防止政府滥用财政资源，要在最高的法律层次上确保纳税人对政府征税权的控制。⑼

四、宪政与财政——中国的启示

分析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让我们明确：中国宪政制度的完善将得以与财政法自身的完善，得益于宪法自身加强对国家财政权的控制，以及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中国要完成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伟大转变，两者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几乎拥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控制和权力，这根源于当时的财政基础——除农村外，几乎全是国家所有制经济，政府的财政收入形式主要由工商税和企业上缴的利润构成。换句话说，是国家自己养活着自己，其行为当然无法受到约束与限制。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现在正处在转轨的关键时期。当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时，其自主性必然不断增强，企业对于自己的财产和利润必然会有由自己掌握的愿望，国家要获得财政收入，就不能单靠行政权力征收，而必须依靠财政法来规范国家与公民、企业之间的财政法律关系。通过财政法一方面规范国家的财政行为，保障公民和企业对于其财产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为国家的财政行为提供法律上的依据，便利国家征税权的行使，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不因个人和企业的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失，从根本上保证国家各项职能的实现。财政法功能的充分发挥，将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和国家对经济宏观调节的实现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国现行宪法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精神残余，它只是充分肯定了一些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事实，大部分内容以国家政策为导向，设置了太多“国家”的积极义务和理想目标，没有体现人权与政权之间的张力和平衡，政权淹没了产权和人权。⑿这与西方国家宪法的内容形成鲜明对比。有学者认为，贯穿西方宪法的是一种普遍的对抗式的思维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而中国宪法体现却是一种建构式思维，在这背后是一种合作式的思维模式——宪法不需要防范谁。⒀这种思维下的宪法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缺少了这一基石，法治国家是无法真正实现的。

宪政的基本精神就是有限政府、权力制约和权力保障。宪法不仅要授予国家必要的权力，还必须有效制约这种权力，限定权力的边界，规范其行使，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只有充分保护公民财产权，才能解放市场主体创造财富的能力，才能契合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要求。财政权是国家权力的根本，只有对财政的约束才是对权力的硬约束。⒂财政权是代议机关的重要职权，是人民主权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国宪法应当明示人大享有财政权，对基本的财政事项作出规定，增强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才能更好的应对社会现实，维护其权威性。我国的财政法必须以民主宪政为基础，并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为其宗旨，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社会发展。

【注释】

（1）《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2）同上

（3）《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4）《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5）《财政法基本原则论纲》熊伟，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

（6）《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7）《财政立宪主义论纲》李龙朱孔武，载《法学家》2003年第6期

（8）同上

（9）《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0）《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1）《现行宪法文本的缺失言说》赵世义刘连泰刘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第3期

（12）（13）同上

财政法范文篇7

关键词：宪政；财政法；公民财产权；财政权；财政立宪

Abstract:ThefinancehasplayedtheextremelyessentialroleintheWesternconstitutionalgovernmentsystemestablishment''''shistoricalprocess,butnowinvariouscountries''''constitution,betweennationalandcitizen''''sfiscalrelationsalsohaveoneofbasicstatuscontents,thesephenomenaallinaremakingclearbetweentheconstitutionandthefinanceactthecloserelationship.Thisarticlethroughtheanalysisconstitutiontheoryregardingthefinanceactideavalue''''sinfluenceandthefinanceactto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democraticsystemestablishment''''skeyrole,attemptstoshowbetweentheconstitutionandthefinanceactexiststheinteractiverelations,aswellasdealwiththiskindofrelationstocompleteproperlyregardingChinaapproach“themarketeconomy”and“thecountryundertheruleoflaw”thisprofoundtransformationbasicfunction.

keyword:Constitutionalgovernment;Financeact;Citizenpropertyrights;Financialpower;Financialconstitutionalism

一、财政与宪政——历史解读

西方宪政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宪政的发明或者说发现，是人类理性与实践探索的结晶。宪政制度最先在英国产生，随后传播到美国和法国，直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财政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财政权问题，正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英国封建社会时期，频繁而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家的国库紧张，国王必须要像臣民征税来获得财力支持，往往通过开会来讨论由贵族、地主和商人提供资金的问题。因此，在理查一世时代（1189—1199）“不得人民同意则不课税”的原则已略有雏形。⑵

英国是宪政制度最初的实践者。人民（一开始以地主和贵族为主，后来以商人和新兴地主为主）对约束政府征税权的宪政制度的需求和国王因税收需要而对宪政制度的供给，一起推动了英国宪政制度的发展。⑴

约翰王时期（1199-1216）英国与法国之间争端不断，1212年英王约翰又与罗马教皇争权并于次年被俘。为了筹措战争费用并且赎回自己，他屡次不经贵族和自由民的同意而征税，激起了贵族的反抗。在贵族军队的胁迫尤其是筹款赎身的压力下，1215年约翰王不得不签下《大宪章》，这是英王与英国的贵族、诸侯及僧侣缔结的限制国王权力，特别是征收租税权力的法律，由此“不得人民同意不课税”的原则被赋予了正式法律的地位。征税权不属于国王而是人民授予的这一理念也开始深入人心。

当然，国会最终获得征税权并不是这一个文件就确定了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斗争和一次次的确认，才将控制税收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其中战争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大宪章》之后，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等数位皇帝都反复重申这一原则，宪政制度逐渐形成。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国王为了加强集权，试图用专制压服议会专享受税收权不成，于是通过罚款和劝捐方式填补国库亏空，遭到激烈反对。由于苏格兰战争，查理一世甚至几次解散议会而任意征税，激怒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造成了自己的覆灭。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国会才真正完成了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君主立宪政体开始形成。后经19世纪的两次国会改革，下议院最终掌握了财政权。通过一系列宪法性的文件，如1627年《权利请愿书》、1688年的《权利法案》、1919年《议院法》等，财政立法权限、程序和国家财政体制等基本财政法律制度得以确立，英国的宪政制度最终确立。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英国宪政史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英国的财政法史。⑶

美国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其政治法律制度中继承和模仿英国的因素也很多。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其最初的起因也是英王向殖民地征收印花税和茶叶税。而人民认为“没有代表（议会议员）就不纳税”，即在未向英国国会派遣议员以控制征税权之前，殖民地不应纳税。独立战争由此打响，并最终在美国也确立了宪政制度。

英国之后18世纪法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也正是由于国家因战争造成财政危机，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第三等级因不满承受税收负担却不能控制国王的征税权，因此激烈反抗开始的。到19世纪，法国也模仿英国最终建立了现代税收和宪政制度。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起因于“税收危机”，税收关系到人民的根本财产利益，人民为了反抗国家任意征税侵犯个人的财产权，才寻找到了“宪政”这一出路。近代西方宪政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民要求政府采用规范的税收制度，停止任意侵犯私人财产权的斗争史。⑷宪法在它诞生的一开始，就担负了平衡国家财政权，保障人民财产权的重任，宪法和宪政的完善离开财政制度的确立，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宪法对财政法理念与价值的影响

财政在宪政制度的形成过程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另一方面，当宪法作为反抗专制的成果被固定下来之后，宪法理念的发展又对财政法的现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财政法的理念价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财政民主主义是现代社会整个财政法的基础，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要求人民通过一定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行使决定权。由于现代社会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大多是议会，所以也称财政议会主义，即一国的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从渊源上看，财政民主实质上是根源于宪法的人民主权理论，它是这一理论在财政法领域内的落实。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应当是财政法的根本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它也说明应当将人民的民主参与放在财政法制定的首要地位。

现代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和财政平等主义。财政民主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民主基础，法定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法律形式，健全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安全稳健，平等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公平合理。这四个原则既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又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它们的理念和价值几处毫无疑问是根源于宪法的。

财政法之所以如此强调民主，与财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当代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维持在35%左右，北欧的高福利国家甚至超过60%。我国在2002年也已达18.5%，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和各种制度外收入，可能也不会低于40%。⑸巨大的资金集中于国家手中通过财政收支不断循环，不仅是国家经济运转的推进器，也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现代财政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财政收入是来源于人民的，在理论上也是用之于民的，那么到底如何收取和支配这些资金，理应由人民掌握最后的决定权。所以，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对与财政计划的每一个环节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决策的制定，这正是现代民主的要求。否则，国家机关就会藉“公共”之名，不当的追求部门的私利，在财政事项制定程序中引入民主，虽然也并不尽然就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但相比之下这是最好的方法。

财政法定主义是指议会对于具体财政问题进行审查批准和将有关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它实际上是财政民主的一种实现方式。在财政法的发展史上，财政法定主义往往与民主交错重叠，英国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美国的《独立宣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于公民权利宣言》等重要的宪法文件，大多以人民“同意权”的形式，表述人民在财政方面的基本权利。因此，财政法定主义实质上就是“人民主权”的形式要求，它是实现人民在财政方面基本权利的必要手段。同时，财政法定主义也是宪法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是财政法治的制度基础。宪法理论对于财政法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是深刻和根本性的，财政法就是宪法在财政领域内的具体实现，现代财政法必须以民主宪政为制度基础，并且体现民主性，因为国家的财政权力根本上是来源于人民的，应当由人民来决定有关的重大财政事项。财政法涉及公权力的分配、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在财政方面的相互关系、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基本制度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因此只有在宪法的框架内制定和运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财政法也应当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权保护水平为依归，这也是与宪法“保护人权”的根本宗旨相一致的。

财政平等主义包含了对正义的价值追求，它要求平等对待，也是宪法平等原则在财政法中的具体适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财政平等主义直接的宪法依据。平等主义要求人民对财政事务有平等的参与权，人民利益也应当受到平等保护，财政法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否则就与古代专制君主的横征暴敛无异。

三、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

宪法与财政法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现代税收的出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税收成为了近代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由于不断的战争造成了国家财力紧张，原有收入已经远远不够维持巨大的开支，政府成了“穷人”，必须依靠纳税人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而当时西方社会又恰好形成了这样一个“有钱无权”的中间阶层，他们自然希望通过控制政府征税权来与政府相抗衡，以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另一方面从国家自身来说，它也希望通过一个固定的机制来稳定的获取财政收入，使得国家既可以筹措资金又不会破坏社会的秩序。对财政体制的供给与需求相结合，是西方宪政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关键。相比之下，传统中国没有出现宪政制度，与没有出现现代税收是一致的。⑹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经济天然具有分散性，不能产生一个类似的中间阶层，无法有效制约政府的权力。面对沉重的课税，农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揭竿而起，推翻一个封建王朝，然后再由另一个王朝取而代之，如此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

财政权也是宪政体制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宪法要处理的两对最基本的矛盾，除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外，还有公权力之间的矛盾，包括横向，也包括纵向的权力关系¬¬——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代国家大多是由多层次政府构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自担负着不同职能，而其职能的实现有赖于财政功能的发挥。财政权限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合理划分，关系到地方政府在整个国家政权机关体系中的地位，甚至关涉到地方自治与国家结构、国家体制等根本性的宪法问题。⑽中央与地方财政权限的划分，其实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是会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一个政府的“正当”统治是建立在国家财政的基础之上的，统治秩序合法化的过程就是良善的财税制度逐步确立的过程。极度恶化的财政状况足以导致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并招致政权灭亡的命运。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财政危机促成了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民主宪政的产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宪法与财政法，或者说是宪政与财政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财政权既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又是宪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也是宪政体制运行的重要保障。⑺国家的产生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比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具有优越性，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保护财产权，一方面国家要为人民服务，它对公民财产的汲取就具有合理性，正如洛克所言：“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一份来维持政府。”而另一方面，国家拿走原本属于公民的部分财产，实质上就是凭借公权力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一种剥夺，所以国家的财政行为也理应受到公民财产权的限制。这种限制首先表现为只有人民同意才征税，其次是人民对财政预算支出的控制与监督。否则政府若滥用财政权，就成为对公民财产权赤裸裸的侵犯。政府不是万能的，它的无限膨胀也是可怕的，而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和巩固就是阻挡政府这个“利维坦”最有效的障碍之一。因此在宪法中授予和限制征税权，把财政问题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即财政立宪主义，对有限政府的实现具有关键意义。⑻布坎南等人认为，应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一些有关税收的规则，以防止政府滥用财政资源，要在最高的法律层次上确保纳税人对政府征税权的控制。⑼

四、宪政与财政——中国的启示

分析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让我们明确：中国宪政制度的完善将得以与财政法自身的完善，得益于宪法自身加强对国家财政权的控制，以及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中国要完成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伟大转变，两者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几乎拥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控制和权力，这根源于当时的财政基础——除农村外，几乎全是国家所有制经济，政府的财政收入形式主要由工商税和企业上缴的利润构成。换句话说，是国家自己养活着自己，其行为当然无法受到约束与限制。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现在正处在转轨的关键时期。当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时，其自主性必然不断增强，企业对于自己的财产和利润必然会有由自己掌握的愿望，国家要获得财政收入，就不能单靠行政权力征收，而必须依靠财政法来规范国家与公民、企业之间的财政法律关系。通过财政法一方面规范国家的财政行为，保障公民和企业对于其财产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为国家的财政行为提供法律上的依据，便利国家征税权的行使，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不因个人和企业的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失，从根本上保证国家各项职能的实现。财政法功能的充分发挥，将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和国家对经济宏观调节的实现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国现行宪法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精神残余，它只是充分肯定了一些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事实，大部分内容以国家政策为导向，设置了太多“国家”的积极义务和理想目标，没有体现人权与政权之间的张力和平衡，政权淹没了产权和人权。⑿这与西方国家宪法的内容形成鲜明对比。有学者认为，贯穿西方宪法的是一种普遍的对抗式的思维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而中国宪法体现却是一种建构式思维，在这背后是一种合作式的思维模式——宪法不需要防范谁。⒀这种思维下的宪法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缺少了这一基石，法治国家是无法真正实现的。

宪政的基本精神就是有限政府、权力制约和权力保障。宪法不仅要授予国家必要的权力，还必须有效制约这种权力，限定权力的边界，规范其行使，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只有充分保护公民财产权，才能解放市场主体创造财富的能力，才能契合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要求。财政权是国家权力的根本，只有对财政的约束才是对权力的硬约束。⒂财政权是代议机关的重要职权，是人民主权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国宪法应当明示人大享有财政权，对基本的财政事项作出规定，增强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才能更好的应对社会现实，维护其权威性。我国的财政法必须以民主宪政为基础，并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为其宗旨，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社会发展。

【注释】

（1）《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2）同上

（3）《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4）《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5）《财政法基本原则论纲》熊伟，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

（6）《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7）《财政立宪主义论纲》李龙朱孔武，载《法学家》2003年第6期

（8）同上

（9）《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0）《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1）《现行宪法文本的缺失言说》赵世义刘连泰刘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第3期

财政法范文篇8

关键词：宪政；财政法；公民财产权；财政权；财政立宪

Abstract:ThefinancehasplayedtheextremelyessentialroleintheWesternconstitutionalgovernmentsystemestablishment''''shistoricalprocess,butnowinvariouscountries''''constitution,betweennationalandcitizen''''sfiscalrelationsalsohaveoneofbasicstatuscontents,thesephenomenaallinaremakingclearbetweentheconstitutionandthefinanceactthecloserelationship.Thisarticlethroughtheanalysisconstitutiontheoryregardingthefinanceactideavalue''''sinfluenceandthefinanceactto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democraticsystemestablishment''''skeyrole,attemptstoshowbetweentheconstitutionandthefinanceactexiststheinteractiverelations,aswellasdealwiththiskindofrelationstocompleteproperlyregardingChinaapproach“themarketeconomy”and“thecountryundertheruleoflaw”thisprofoundtransformationbasicfunction.

keyword:Constitutionalgovernment;Financeact;Citizenpropertyrights;Financialpower;Financialconstitutionalism

一、财政与宪政——历史解读

西方宪政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宪政的发明或者说发现，是人类理性与实践探索的结晶。宪政制度最先在英国产生，随后传播到美国和法国，直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财政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财政权问题，正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英国封建社会时期，频繁而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家的国库紧张，国王必须要像臣民征税来获得财力支持，往往通过开会来讨论由贵族、地主和商人提供资金的问题。因此，在理查一世时代（1189—1199）“不得人民同意则不课税”的原则已略有雏形。⑵

英国是宪政制度最初的实践者。人民（一开始以地主和贵族为主，后来以商人和新兴地主为主）对约束政府征税权的宪政制度的需求和国王因税收需要而对宪政制度的供给，一起推动了英国宪政制度的发展。⑴

约翰王时期（1199-1216）英国与法国之间争端不断，1212年英王约翰又与罗马教皇争权并于次年被俘。为了筹措战争费用并且赎回自己，他屡次不经贵族和自由民的同意而征税，激起了贵族的反抗。在贵族军队的胁迫尤其是筹款赎身的压力下，1215年约翰王不得不签下《大宪章》，这是英王与英国的贵族、诸侯及僧侣缔结的限制国王权力，特别是征收租税权力的法律，由此“不得人民同意不课税”的原则被赋予了正式法律的地位。征税权不属于国王而是人民授予的这一理念也开始深入人心。

当然，国会最终获得征税权并不是这一个文件就确定了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斗争和一次次的确认，才将控制税收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其中战争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大宪章》之后，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等数位皇帝都反复重申这一原则，宪政制度逐渐形成。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国王为了加强集权，试图用专制压服议会专享受税收权不成，于是通过罚款和劝捐方式填补国库亏空，遭到激烈反对。由于苏格兰战争，查理一世甚至几次解散议会而任意征税，激怒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造成了自己的覆灭。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国会才真正完成了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君主立宪政体开始形成。后经19世纪的两次国会改革，下议院最终掌握了财政权。通过一系列宪法性的文件，如1627年《权利请愿书》、1688年的《权利法案》、1919年《议院法》等，财政立法权限、程序和国家财政体制等基本财政法律制度得以确立，英国的宪政制度最终确立。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英国宪政史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英国的财政法史。⑶

美国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其政治法律制度中继承和模仿英国的因素也很多。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其最初的起因也是英王向殖民地征收印花税和茶叶税。而人民认为“没有代表（议会议员）就不纳税”，即在未向英国国会派遣议员以控制征税权之前，殖民地不应纳税。独立战争由此打响，并最终在美国也确立了宪政制度。

英国之后18世纪法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也正是由于国家因战争造成财政危机，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第三等级因不满承受税收负担却不能控制国王的征税权，因此激烈反抗开始的。到19世纪，法国也模仿英国最终建立了现代税收和宪政制度。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起因于“税收危机”，税收关系到人民的根本财产利益，人民为了反抗国家任意征税侵犯个人的财产权，才寻找到了“宪政”这一出路。近代西方宪政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民要求政府采用规范的税收制度，停止任意侵犯私人财产权的斗争史。⑷宪法在它诞生的一开始，就担负了平衡国家财政权，保障人民财产权的重任，宪法和宪政的完善离开财政制度的确立，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宪法对财政法理念与价值的影响

财政在宪政制度的形成过程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另一方面，当宪法作为反抗专制的成果被固定下来之后，宪法理念的发展又对财政法的现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财政法的理念价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财政民主主义是现代社会整个财政法的基础，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要求人民通过一定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行使决定权。由于现代社会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大多是议会，所以也称财政议会主义，即一国的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从渊源上看，财政民主实质上是根源于宪法的人民主权理论，它是这一理论在财政法领域内的落实。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应当是财政法的根本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它也说明应当将人民的民主参与放在财政法制定的首要地位。

现代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和财政平等主义。财政民主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民主基础，法定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法律形式，健全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安全稳健，平等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公平合理。这四个原则既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又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它们的理念和价值几处毫无疑问是根源于宪法的。

财政法之所以如此强调民主，与财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当代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维持在35%左右，北欧的高福利国家甚至超过60%。我国在2002年也已达18.5%，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和各种制度外收入，可能也不会低于40%。⑸巨大的资金集中于国家手中通过财政收支不断循环，不仅是国家经济运转的推进器，也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现代财政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财政收入是来源于人民的，在理论上也是用之于民的，那么到底如何收取和支配这些资金，理应由人民掌握最后的决定权。所以，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对与财政计划的每一个环节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决策的制定，这正是现代民主的要求。否则，国家机关就会藉“公共”之名，不当的追求部门的私利，在财政事项制定程序中引入民主，虽然也并不尽然就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但相比之下这是最好的方法。

财政法定主义是指议会对于具体财政问题进行审查批准和将有关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它实际上是财政民主的一种实现方式。在财政法的发展史上，财政法定主义往往与民主交错重叠，英国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美国的《独立宣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于公民权利宣言》等重要的宪法文件，大多以人民“同意权”的形式，表述人民在财政方面的基本权利。因此，财政法定主义实质上就是“人民主权”的形式要求，它是实现人民在财政方面基本权利的必要手段。同时，财政法定主义也是宪法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是财政法治的制度基础。

宪法理论对于财政法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是深刻和根本性的，财政法就是宪法在财政领域内的具体实现，现代财政法必须以民主宪政为制度基础，并且体现民主性，因为国家的财政权力根本上是来源于人民的，应当由人民来决定有关的重大财政事项。财政法涉及公权力的分配、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在财政方面的相互关系、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基本制度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因此只有在宪法的框架内制定和运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财政法也应当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权保护水平为依归，这也是与宪法“保护人权”的根本宗旨相一致的。

财政平等主义包含了对正义的价值追求，它要求平等对待，也是宪法平等原则在财政法中的具体适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财政平等主义直接的宪法依据。平等主义要求人民对财政事务有平等的参与权，人民利益也应当受到平等保护，财政法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否则就与古代专制君主的横征暴敛无异。

三、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

宪法与财政法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现代税收的出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税收成为了近代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由于不断的战争造成了国家财力紧张，原有收入已经远远不够维持巨大的开支，政府成了“穷人”，必须依靠纳税人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而当时西方社会又恰好形成了这样一个“有钱无权”的中间阶层，他们自然希望通过控制政府征税权来与政府相抗衡，以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另一方面从国家自身来说，它也希望通过一个固定的机制来稳定的获取财政收入，使得国家既可以筹措资金又不会破坏社会的秩序。对财政体制的供给与需求相结合，是西方宪政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关键。相比之下，传统中国没有出现宪政制度，与没有出现现代税收是一致的。⑹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经济天然具有分散性，不能产生一个类似的中间阶层，无法有效制约政府的权力。面对沉重的课税，农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揭竿而起，推翻一个封建王朝，然后再由另一个王朝取而代之，如此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

财政权也是宪政体制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宪法要处理的两对最基本的矛盾，除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外，还有公权力之间的矛盾，包括横向，也包括纵向的权力关系¬¬——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代国家大多是由多层次政府构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自担负着不同职能，而其职能的实现有赖于财政功能的发挥。财政权限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合理划分，关系到地方政府在整个国家政权机关体系中的地位，甚至关涉到地方自治与国家结构、国家体制等根本性的宪法问题。⑽中央与地方财政权限的划分，其实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是会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一个政府的“正当”统治是建立在国家财政的基础之上的，统治秩序合法化的过程就是良善的财税制度逐步确立的过程。极度恶化的财政状况足以导致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并招致政权灭亡的命运。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财政危机促成了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民主宪政的产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宪法与财政法，或者说是宪政与财政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财政权既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又是宪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也是宪政体制运行的重要保障。⑺国家的产生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比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具有优越性，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保护财产权，一方面国家要为人民服务，它对公民财产的汲取就具有合理性，正如洛克所言：“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一份来维持政府。”而另一方面，国家拿走原本属于公民的部分财产，实质上就是凭借公权力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一种剥夺，所以国家的财政行为也理应受到公民财产权的限制。这种限制首先表现为只有人民同意才征税，其次是人民对财政预算支出的控制与监督。否则政府若滥用财政权，就成为对公民财产权赤裸裸的侵犯。政府不是万能的，它的无限膨胀也是可怕的，而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和巩固就是阻挡政府这个“利维坦”最有效的障碍之一。因此在宪法中授予和限制征税权，把财政问题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即财政立宪主义，对有限政府的实现具有关键意义。⑻布坎南等人认为，应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一些有关税收的规则，以防止政府滥用财政资源，要在最高的法律层次上确保纳税人对政府征税权的控制。⑼

四、宪政与财政——中国的启示

分析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让我们明确：中国宪政制度的完善将得以与财政法自身的完善，得益于宪法自身加强对国家财政权的控制，以及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中国要完成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伟大转变，两者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几乎拥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控制和权力，这根源于当时的财政基础——除农村外，几乎全是国家所有制经济，政府的财政收入形式主要由工商税和企业上缴的利润构成。换句话说，是国家自己养活着自己，其行为当然无法受到约束与限制。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现在正处在转轨的关键时期。当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时，其自主性必然不断增强，企业对于自己的财产和利润必然会有由自己掌握的愿望，国家要获得财政收入，就不能单靠行政权力征收，而必须依靠财政法来规范国家与公民、企业之间的财政法律关系。通过财政法一方面规范国家的财政行为，保障公民和企业对于其财产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为国家的财政行为提供法律上的依据，便利国家征税权的行使，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不因个人和企业的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失，从根本上保证国家各项职能的实现。财政法功能的充分发挥，将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和国家对经济宏观调节的实现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国现行宪法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精神残余，它只是充分肯定了一些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事实，大部分内容以国家政策为导向，设置了太多“国家”的积极义务和理想目标，没有体现人权与政权之间的张力和平衡，政权淹没了产权和人权。⑿这与西方国家宪法的内容形成鲜明对比。有学者认为，贯穿西方宪法的是一种普遍的对抗式的思维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而中国宪法体现却是一种建构式思维，在这背后是一种合作式的思维模式——宪法不需要防范谁。⒀这种思维下的宪法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缺少了这一基石，法治国家是无法真正实现的。

宪政的基本精神就是有限政府、权力制约和权力保障。宪法不仅要授予国家必要的权力，还必须有效制约这种权力，限定权力的边界，规范其行使，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只有充分保护公民财产权，才能解放市场主体创造财富的能力，才能契合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要求。财政权是国家权力的根本，只有对财政的约束才是对权力的硬约束。⒂财政权是代议机关的重要职权，是人民主权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国宪法应当明示人大享有财政权，对基本的财政事项作出规定，增强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才能更好的应对社会现实，维护其权威性。我国的财政法必须以民主宪政为基础，并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为其宗旨，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社会发展。

【注释】

（1）《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2）同上

（3）《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4）《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5）《财政法基本原则论纲》熊伟，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

（6）《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7）《财政立宪主义论纲》李龙朱孔武，载《法学家》2003年第6期

（8）同上

（9）《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0）《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1）《现行宪法文本的缺失言说》赵世义刘连泰刘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第3期

财政法范文篇9

「关键词」宪政财政法公民财产权财政权财政立宪

一、财政与宪政——历史解读

西方宪政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宪政的发明或者说发现，是人类理性与实践探索的结晶。宪政制度最先在英国产生，随后传播到美国和法国，直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财政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财政权问题，正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

英国是宪政制度最初的实践者。人民（一开始以地主和贵族为主，后来以商人和新兴地主为主）对约束政府征税权的宪政制度的需求和国王因税收需要而对宪政制度的供给，一起推动了英国宪政制度的发展。⑴

在英国封建社会时期，频繁而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家的国库紧张，国王必须要像臣民征税来获得财力支持，往往通过开会来讨论由贵族、地主和商人提供资金的问题。因此，在理查一世时代（1189—1199）“不得人民同意则不课税”的原则已略有雏形。⑵

约翰王时期（1199-1216）英国与法国之间争端不断，1212年英王约翰又与罗马教皇争权并于次年被俘。为了筹措战争费用并且赎回自己，他屡次不经贵族和自由民的同意而征税，激起了贵族的反抗。在贵族军队的胁迫尤其是筹款赎身的压力下，1215年约翰王不得不签下《大宪章》，这是英王与英国的贵族、诸侯及僧侣缔结的限制国王权力，特别是征收租税权力的法律，由此“不得人民同意不课税”的原则被赋予了正式法律的地位。征税权不属于国王而是人民授予的这一理念也开始深入人心。

当然，国会最终获得征税权并不是这一个文件就确定了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斗争和一次次的确认，才将控制税收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其中战争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大宪章》之后，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等数位皇帝都反复重申这一原则，宪政制度逐渐形成。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国王为了加强集权，试图用专制压服议会专享受税收权不成，于是通过罚款和劝捐方式填补国库亏空，遭到激烈反对。由于苏格兰战争，查理一世甚至几次解散议会而任意征税，激怒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造成了自己的覆灭。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国会才真正完成了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君主立宪政体开始形成。后经19世纪的两次国会改革，下议院最终掌握了财政权。通过一系列宪法性的文件，如1627年《权利请愿书》、1688年的《权利法案》、1919年《议院法》等，财政立法权限、程序和国家财政体制等基本财政法律制度得以确立，英国的宪政制度最终确立。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英国宪政史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英国的财政法史。⑶

英国之后18世纪法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也正是由于国家因战争造成财政危机，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第三等级因不满承受税收负担却不能控制国王的征税权，因此激烈反抗开始的。到19世纪，法国也模仿英国最终建立了现代税收和宪政制度。

美国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其政治法律制度中继承和模仿英国的因素也很多。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其最初的起因也是英王向殖民地征收印花税和茶叶税。而人民认为“没有代表（议会议员）就不纳税”，即在未向英国国会派遣议员以控制征税权之前，殖民地不应纳税。独立战争由此打响，并最终在美国也确立了宪政制度。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起因于“税收危机”，税收关系到人民的根本财产利益，人民为了反抗国家任意征税侵犯个人的财产权，才寻找到了“宪政”这一出路。近代西方宪政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民要求政府采用规范的税收制度，停止任意侵犯私人财产权的斗争史。⑷宪法在它诞生的一开始，就担负了平衡国家财政权，保障人民财产权的重任，宪法和宪政的完善离开财政制度的确立，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宪法对财政法理念与价值的影响

财政在宪政制度的形成过程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另一方面，当宪法作为反抗专制的成果被固定下来之后，宪法理念的发展又对财政法的现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财政法的理念价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现代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和财政平等主义。财政民主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民主基础，法定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法律形式，健全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安全稳健，平等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公平合理。这四个原则既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又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它们的理念和价值几处毫无疑问是根源于宪法的。

财政民主主义是现代社会整个财政法的基础，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要求人民通过一定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行使决定权。由于现代社会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大多是议会，所以也称财政议会主义，即一国的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从渊源上看，财政民主实质上是根源于宪法的人民主权理论，它是这一理论在财政法领域内的落实。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应当是财政法的根本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它也说明应当将人民的民主参与放在财政法制定的首要地位。

财政法之所以如此强调民主，与财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当代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维持在35%左右，北欧的高福利国家甚至超过60%.我国在2002年也已达18.5%，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和各种制度外收入，可能也不会低于40%.⑸巨大的资金集中于国家手中通过财政收支不断循环，不仅是国家经济运转的推进器，也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现代财政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财政收入是来源于人民的，在理论上也是用之于民的，那么到底如何收取和支配这些资金，理应由人民掌握最后的决定权。所以，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对与财政计划的每一个环节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决策的制定，这正是现代民主的要求。否则，国家机关就会藉“公共”之名，不当的追求部门的私利，在财政事项制定程序中引入民主，虽然也并不尽然就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但相比之下这是最好的方法。

财政法定主义是指议会对于具体财政问题进行审查批准和将有关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它实际上是财政民主的一种实现方式。在财政法的发展史上，财政法定主义往往与民主交错重叠，

英国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美国的《独立宣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于公民权利宣言》等重要的宪法文件，大多以人民“同意权”的形式，表述人民在财政方面的基本权利。因此，财政法定主义实质上就是“人民主权”的形式要求，它是实现人民在财政方面基本权利的必要手段。同时，财政法定主义也是宪法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是财政法治的制度基础。

财政平等主义包含了对正义的价值追求，它要求平等对待，也是宪法平等原则在财政法中的具体适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财政平等主义直接的宪法依据。平等主义要求人民对财政事务有平等的参与权，人民利益也应当受到平等保护，财政法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否则就与古代专制君主的横征暴敛无异。

宪法理论对于财政法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是深刻和根本性的，财政法就是宪法在财政领域内的具体实现，现代财政法必须以民主宪政为制度基础，并且体现民主性，因为国家的财政权力根本上是来源于人民的，应当由人民来决定有关的重大财政事项。财政法涉及公权力的分配、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在财政方面的相互关系、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基本制度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因此只有在宪法的框架内制定和运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财政法也应当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权保护水平为依归，这也是与宪法“保护人权”的根本宗旨相一致的。

三、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

宪法与财政法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现代税收的出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税收成为了近代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由于不断的战争造成了国家财力紧张，原有收入已经远远不够维持巨大的开支，政府成了“穷人”，必须依靠纳税人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而当时西方社会又恰好形成了这样一个“有钱无权”的中间阶层，他们自然希望通过控制政府征税权来与政府相抗衡，以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另一方面从国家自身来说，它也希望通过一个固定的机制来稳定的获取财政收入，使得国家既可以筹措资金又不会破坏社会的秩序。对财政体制的供给与需求相结合，是西方宪政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关键。相比之下，传统中国没有出现宪政制度，与没有出现现代税收是一致的。⑹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经济天然具有分散性，不能产生一个类似的中间阶层，无法有效制约政府的权力。面对沉重的课税，农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揭竿而起，推翻一个封建王朝，然后再由另一个王朝取而代之，如此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宪法与财政法，或者说是宪政与财政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财政权既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又是宪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也是宪政体制运行的重要保障。⑺国家的产生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比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具有优越性，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保护财产权，一方面国家要为人民服务，它对公民财产的汲取就具有合理性，正如洛克所言：“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一份来维持政府。”而另一方面，国家拿走原本属于公民的部分财产，实质上就是凭借公权力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一种剥夺，所以国家的财政行为也理应受到公民财产权的限制。这种限制首先表现为只有人民同意才征税，其次是人民对财政预算支出的控制与监督。否则政府若滥用财政权，就成为对公民财产权赤裸裸的侵犯。政府不是万能的，它的无限膨胀也是可怕的，而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和巩固就是阻挡政府这个“利维坦”最有效的障碍之一。因此在宪法中授予和限制征税权，把财政问题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即财政立宪主义，对有限政府的实现具有关键意义。⑻布坎南等人认为，应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一些有关税收的规则，以防止政府滥用财政资源，要在最高的法律层次上确保纳税人对政府征税权的控制。⑼

财政权也是宪政体制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宪法要处理的两对最基本的矛盾，除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外，还有公权力之间的矛盾，包括横向，也包括纵向的权力关系????——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代国家大多是由多层次政府构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自担负着不同职能，而其职能的实现有赖于财政功能的发挥。财政权限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合理划分，关系到地方政府在整个国家政权机关体系中的地位，甚至关涉到地方自治与国家结构、国家体制等根本性的宪法问题。⑽中央与地方财政权限的划分，其实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是会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一个政府的“正当”统治是建立在国家财政的基础之上的，统治秩序合法化的过程就是良善的财税制度逐步确立的过程。极度恶化的财政状况足以导致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并招致政权灭亡的命运。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财政危机促成了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民主宪政的产生。

四、宪政与财政——中国的启示

分析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让我们明确：中国宪政制度的完善将得以与财政法自身的完善，得益于宪法自身加强对国家财政权的控制，以及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中国要完成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伟大转变，两者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我国现行宪法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精神残余，它只是充分肯定了一些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事实，大部分内容以国家政策为导向，设置了太多“国家”的积极义务和理想目标，没有体现人权与政权之间的张力和平衡，政权淹没了产权和人权。⑿这与西方国家宪法的内容形成鲜明对比。有学者认为，贯穿西方宪法的是一种普遍的对抗式的思维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而中国宪法体现却是一种建构式思维，在这背后是一种合作式的思维模式——宪法不需要防范谁。⒀这种思维下的宪法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缺少了这一基石，法治国家是无法真正实现的。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几乎拥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控制和权力，这根源于当时的财政基础——除农村外，几乎全是国家所有制经济，政府的财政收入形式主要由工商税和企业上缴的利润构成。换句话说，是国家自己养活着自己，其行为当然无法受到约束与限制。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现在正处在转轨的关键时期。当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时，其自主性必然不断增强，企业对于自己的财产和利润必然会有由自己掌握的愿望，国家要获得财政收入，就不能单靠行政权力征收，而必须依靠财政法来规范国家与公民、企业之间的财政法律关系。通过财政法一方面规范国家的财政行为，保障公民和企业对于其财产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为国家的财政行为提供法律上的依据，便利国家征税权的行使，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不因个人和企业的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失，从根本上保证国家各项职能的实现。财政法功能的充分发挥，将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和国家对经济宏观调节的实现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宪政的基本精神就是有限政府、权力制约和权力保障。宪法不仅要授予国家必要的权力，还必须有效制约这种权力，限定权力的边界，规范其行使，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只有充分保护公民财产权，才能解放市场主体创造财富的能

力，才能契合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要求。财政权是国家权力的根本，只有对财政的约束才是对权力的硬约束。⒂财政权是代议机关的重要职权，是人民主权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国宪法应当明示人大享有财政权，对基本的财政事项作出规定，增强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才能更好的应对社会现实，维护其权威性。我国的财政法必须以民主宪政为基础，并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为其宗旨，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社会发展。

「注释」

（1）《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2）同上

（3）《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4）《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5）《财政法基本原则论纲》熊伟，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

（6）《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7）《财政立宪主义论纲》李龙朱孔武，载《法学家》2003年第6期

（8）同上

（9）《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0）《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1）《现行宪法文本的缺失言说》赵世义刘连泰刘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第3期

（12）（13）同上

财政法范文篇10

一、重视财政法基础理论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获得较大的发展与繁荣就必须首先在基础理论上下工夫，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理论做支撑，任何学科都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财政法学是以财政法及其与财政法相关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我国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大多基础理论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研，而只是停留在借鉴法理学、部门法学和财政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可以说，尚没有提出具有中国财政法学特质的基础理论学说。甚至有些基础理论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关注，如财政法学方法论、财政法学体系、财政法范畴、财政权力（利）、财政法行为、财政法责任等。

我国财政法学尚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和欠缺有着直接的联系。没有基础理论的支撑，财政法学就是苍白和无力的，它只能停留在对现有的财政法律文件的浅层次注释和评价的层面，只能对财政法制建设提供一些零星的立法建议和完善措施，这种方法和思路使财政法研究注定只能随着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亦步亦趋，而始终落后于实践。由此，我国财政法学研究成果的价值是暂时性的、应急性的，而不可能是长远的、稳固的。

法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实践科学，作为部门法学的财政法学，其应用性和实践性更强，再加上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很多学者都倾向于与实践紧密相连的研究，但往往忽视了纯理论研究的价值，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是有理论存在，在根本没有理论存在的情况下，所谓的联系实际，就只能是就事论事，其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适性都要受到极大的限制。理论研究的价值不是眼前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长远的，当然，理论出台之后，其最终的生命力还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的。

要锻造财政法学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必须依赖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将财政法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不仅关心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更会着意将财政法置于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确立财政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机的处理好财政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如何协调的问题等；也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使财政法内部发展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概念与概念之间、原则与原则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环环相扣却又领域分明。可以说，财政法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法立法的质量和财政法实施的效果，也决定了财政法学能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以及财政法学自身研究的进展和步伐。

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法理学，也就是要进行“财政法的法理学研究”，将财政法的理论及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模化。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置于财政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究，使其为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财政法自身出发，对财政法的起源、原因、性质、功能、价值，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财政法活动，而从具体的财政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法理，这样才能引导财政法学走向成熟。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还应关注财政法在宪法上的含义和要求。除了增加理论深度的法理学和提升效力位阶的宪法学以外，财政法学还应该多借鉴国家学说、政治学、财政学、公共选择理论、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新兴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先进成果，以丰富自己的理论殿堂。

二、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

任何一门学科要不断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就必须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必须从中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财政法学也不例外。

财政法学是一门年轻的、开放的、尚处于成长、上升期的新学科。谓其年轻，是因为它不象民法学和刑法学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谓其开放，是因为它与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其它法学学科等存在多方面的交叉与融合；谓其成长和上升，是因为它的应用和发展空间无限广阔。目前，财政法可研究的领域尚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也有不少。当然，未开垦的领域并不等于学科一定会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人员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及不畏艰难险阻的毅力和勇气。

拓展研究领域的方法和思路有多种，可以借鉴其他部门法学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从而发现本学科需要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也可以深入财政法制建设的第一线，通过采访、观察、访谈、调查等方式发现新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开拓一片新的研究领域，寻找财政法实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实质在于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最重要的是方法的问题。方法是达到目的的基本路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丰富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提升该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财政法学是一个融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即使在法学内部，它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也十分明显。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其选择具有开放性和发散性，加强对财政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是当务之急。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种自然科学方法的采用，近些年出现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实际上也是得益于经济学方法的广泛运用，经济学方法的独特性也就奠定了经济学在人类各门学科中的重要地位。财政法学乃至于法学，要想树立自己学科的地位，就必须在研究方法（如规范分析法、价值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上下工夫，就必须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为拓宽研究领域，财政法学应注意加强与法学其他学科的联系，加强彼此之间相通点的研究。财政法与宪法、经济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等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从中能够找到跨部门合作研究的共性问题。今后，财政法学必然在加强自身基础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深入拓展。除此之外，中国财政法学还应该大力加强外国财政法、国际财政法和比较财政法的研究，广泛地借鉴国外财政法立法和执法的先进经验，吸收国外财政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渴望进步的新世纪的中国财政法学。

三、挖掘财政法研究资源

一门学科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本学科的领域之内，而要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出发，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挖掘自己的研究资源。

在我国各门法学学科

发展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制约各个部门法学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就是研究资源的多寡。在我国的部门法学中，民法学之所以能够率先发展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民法学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大量国外的先进民法典的翻译，大量国外民法学著作的引进，都为我们民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资源。同样，行政法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兴起并逐渐走向繁荣，除了我国加强行政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外，丰富的研究资源的引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素。

比较起来，财政法学的研究资源的确是稀缺的。目前我国尚没有引进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文件，也没有翻译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学著作。没有充足的财政法学研究资源，我们研究的视野和研究的水平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就难以充分有效的借鉴和利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财政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果，这样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也只能在低水平状态下徘徊，财政法学发展的速度缓慢，也就不难解释了。

研究资源的获得不能等待他国或他人来提供，只能靠财政法学者自身的努力，去不断学习，不断挖掘财政法的研究资源。当然，这需要我们的财政法学者具有坚实的外文基础以及孜孜不倦、埋头苦干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组织力量在短期内翻译一批国外先进的财政法规范性文件，翻译一批国外著名的财政法学著作，再从我国台湾地区引进一批财政法学著作，那么，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繁荣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对于国外的学术专著和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文件，应全面收集，建立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对其中特别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国家应投入必要的资金，并积极组织人员翻译出版。由于这不仅是翻译者个人完成科研任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财政法制建设和财政法学整体的发展，因此，凡是具有能力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支持这一伟大的事业。至于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其他华语国家的财政法学资料也应该利用各种机会收集和整理，并建立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设想中的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和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可设在财政部或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内，有关资料不能为某一个或几个单位所垄断，应该面向社会开放，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效应。

四、加大财政法研究合作与人才培养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