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性范文10篇

补偿性范文篇1

一、保险的补偿性

从保险的起源及其风险管理的功能上看，保险事实上是一种经济补偿制度。这一制度通过对有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事件的数理预测和收取保险费的方法，建立保险基金；以合同的形式将风险从被保险人转移到保险人，由大多数人来分担少数人的损失。由于保险是一种“由大多数人分但少数人损失”的制度，涉及的只是纯粹风险，人们通过保险是不可能获得保险标的价值以外的收益的。即人们通过保险所能够达到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保险标的的价值水平或者最大限度地控制保险标的价值的下降，而绝不可能从中获取额外利益。因此，从资金的财务管理上看，将资金用于购买保险，所投资的是一种纯粹风险；而如果将资金用于其他具有获得可能的投资，则投资的是一种投机风险。这也正是保险与及其它投机行为的区别所在。因此，经济补偿是保险经营的本质和核心所在。

二、保险的补偿方式

由于不同保险产品的存在，具体的补偿方式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不同保险产品的特点，从补偿金额确定的时间上划分，保险的具体补偿方式可以分为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与事后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两类。根据补偿方式上的这种区别，又可将保险产品划分为定额给付型保险和损失补偿型保险两大类。

所谓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指在某些保险产品的补偿上，由于这类保险产品本身的特点，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初，就事先约定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应当补偿的保险金额。当保险事故发生且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给付条件时，保险人按照事先约定的金额给付保险金。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式只适用于保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能够事先确定，或者只能事先确定的保险产品，该类保险产品统称为定额给付型保险；事后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式，指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当被保险人发生合同约定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对保险标的造成的实际损失范围内给付保险金。根据这种补偿方法，保险人在给付保险金之前，往往需要一个对实际损失进行评估的过程。事后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法适用于那些补偿金额无法事先确定的保险产品。该类保险产品统称为损失补偿型保险。对于某一保险产品，具体应该采取哪一种补偿方式，应该根据该种保险产品的性质而定。

三、人身保险的补偿

从我国《保险法》的规定看，在“财产保险合同”部分使用的是“赔偿”，在“人身保险合同”部分采用的是“给付保险金”。当然，财产保险本身就是一种损失补偿型保险，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只能在定损的基础上再确定应该给付的保险金额，适用的是事后确定保险金的补偿方法。使用“赔偿”是恰当的。但是，由于人身保险一般可以分为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三类，它们有各自的特性，并非都是定额给付型保险、都适用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法。许多人身保险，如医疗费用型保险，因保险事故的发生所导致的费用损失情况只有在治疗结束，即保险事故发生之后才能确定。因此，与财产保险一样，应该属于损失补偿型保险，应适用事后确定保险金额的外偿方式。《保险法》笼统的使用“给付保险金”的表述是不准确的。正是这种不准确的表述，导致长期来，许多人错误的认为人身险与财产险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前者适用补偿，后者不适用补偿。有些人甚至认为，由于“人身无价”，人身保险根本就不应该适用补偿原则。事实上，正如上面所述，经济补偿性是保险的根本目的和功能，保险金给付方法的不同不应该影响保险的这一属性。人身保险中某些险种适用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法，是由这些险种的特性所决定的。所谓“人身无价”，实则是对人的价值的一种误解，我们知道，尽管从人性的角度说，人身的确是无价的，但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经济主体的人的价值是可以衡量的，特别是将人身作为标的进行保险的时候，特定人的经济价值何以通过其创造财富的能力进行评估，并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指标进行量化。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正是通过对被保险人进行生存状况调查评估其价值，从而进一步确定其是否可保、或者可以在什么范围内承保。一般地，保险人绝对不会接纳一个创造财富能力很低的人投保的高额人寿保险。另外，对于人身保险，保险人之所以会在投保规则中规定同一类险种某一投保单位的最高投保限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避免保险金额超过被保险人的人身价值，从而诱发道德风险的发生。

因此，尽管《保险法》对人身保险的补偿方式作了有别于财产保险的表述，但并不代表《保险法》否认人身险的补偿性质，也不能说明《保险法》一定要求所有的人身险都必须采取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即定额给付的方式。双方当事人是可以根据险种的特点，选择相应的补偿方式的。具体而言，对于人寿保险或某些需要定额给付的人身险，由于在投保之时就可以预测保险事故发生后导致的损失，因此，事先确定保险金额是可能的，而且对于这些人身保险，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式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业习惯。就应该适用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形式。但对于某些事先无法确定保险金额，而必须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才能通过损失程度的评估来确定保险金额的保险，如健康保险中的费用补偿型保险或者意外医疗保险等，就应该适用事后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式。

当然，对于某些定额给付型人身保险，由于保险期限一般较长，在此过程中被保险人创造财富的能力、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消费水平、医疗费用等都可能会发生变化，使得投保初期确定的保险金额与保险事故发生时实际损失的价值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偏差。因此，相对而言，定额给付型人身保险的补偿性显得不如损失补偿性人身保险的补偿性那么明确和具体。而且，在经营环境不好，同业协作程度差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因重复保险和重复赔付而使最终的赔付金额高于实际损失的情况。但总体上讲，这只是保险经营环境和经营技术上的问题，是能够通过经营环境的改善和经营技术的提高而逐渐加以克服的，与人身保险的补偿性质本身没有关系。

四、损失补偿型人身险存在重复保险或者其他第三方在先给付时的补偿

由于保险是一种补偿，通过投保不允许获得高于保险标的价值的收益。但是对于损失补偿型人身保险，许多人基于上述“人身无价”的理解并结合《保险法》第68条“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得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规定，认为损失补偿型人身保险在存在重复保险，或者被保险人已经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全部或部分补偿的情况下，尽管保险合同中已经规定“在有第三方支付费用的情况下，保险人得以免除给付责任或者仅在剩余部分的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但由于人身险不适用补偿原则，根据《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上述合同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已经从第三人处获得补偿，保险人理应根据合同约定全额给付保险金。这种理解与保险原理及立法原意都是不相符的，上文已就人身险的补偿性作了讨论，下面仅对《保险法》第六十八条的理解作一说明：

首先，《保险法》第68条并未说明在重复保险，或者虽然不存在重复保险，但已经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了全部或者部分补偿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索赔的话，保险人是否应该重复赔付的问题。事实上，《保险法》第68条仅仅规定了“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保险事故时，不适用追偿或者代位求偿原则”的情形，并没有提及其他情况。因此，本条与重复保险以及被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补偿的情况无关。

其次，《保险法》第68条事实上是对一种特殊的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共存如何处理所作出的强制性规定。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共存可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形：其一，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其二，第三人积极侵害债权。但是《保险法》第68条所规定的情形显然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之任一种。因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同一个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事法律规范，在这里强调的是同一个人的违法行为。它要求合同责任的主体与侵权责任的主体是同一的。而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则要求行为人有侵害债权的故意。即行为人不但明知债权的存在，而且具有直接加害于他人债权的故意。《保险法》所规定的上述情况显然不具备上述两种情况中任何一种的特征，因此，是一种特殊的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共存的情形。所以，不能适用上述制度进行处理。对于这种特殊情况，法律根据保险合同的特点，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出发，结合保险的社会功能并考虑到保险合同责任与侵权行为责任赔偿范围的不同，作出了权利人可以同时分别向保险人和侵权人索取赔偿的规定。可见，该条与保险的补偿性没有直接关系。抛开“第三人侵权”这一前提，想当然的作出“因为法律规定不允许追偿，所以人身险中不存在补偿，进而损失补偿型人身保险应该得到重复赔付”的结论是既不符合立法原意，又不符合逻辑的。

补偿性范文篇2

何谓损害，理论不一，关于损害的分类，也存在不同标准。按一般理解，损害指因违约造成的对非违约方的不利益。抽象的概念始终具有争议性和模糊性。但不可回避或必须要解决的重点是，哪些损害可以获得赔偿？

（一）所受损失与可得利益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7．4．2条：此损害既包括该方当事人遭受的任何损失，也包括其被剥夺的任何收益，但应考虑到受损害方当事人由于避免发生的成本或损害而得到的任何收益。合同法第113条：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范围相同。《法国民法典》第1149条规定：对债权人应负的损害赔偿，除下述例外和限制外，一般应包括债权人所受的损失和所失的可得的利益。

法国学者认为，所失的可得的利益即指间接损失。（根据损害与违约行为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来区分，如果损害是由违约行为直接引发的，没有介入其他因素，那就是直接损害；如果介入了其他因素，就是间接损失。）这样的问题在于，如果是间接的损害，则不能认定为间接损失。

（二）精神损失

违约是否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历存争议。通说认为，原则上，违约不适用于精神损害赔偿。在其他国家，这也是一个基本原则。不同的是，在其他立法中，虽然认为违约通常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但在个别情形下，也可以适用。我国的观点在于，违约一律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只能通过侵权之诉来解决，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处理。

否定违约赔偿精神损失的理由主要是：（1）合同本质上是一种交易，需要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赔偿精神损害不符合该原则。（2）违约方无法预见另一方的精神损害，不符合可预见规则，不需赔偿精神损害。（3）精神损失难以界定，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市场混乱。（4）精神损失可以通过侵权责任来解决，无需再适用违约责任。

但是，（1）何谓交易需要界定，仅指金钱交易、财产流转？旅游合同、观看演出合同、婚庆典礼合同、摄影、照片冲印合同，等等，都不宜认定为交易，那么不是合同？也并非所有合同都是等价交换的体现，如赠与合同、无偿保管等。即使是属于严格意义的典型的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的财产交易合同，在出现违约情形时，在责任的承担上也可能非常严重，如惩罚性违约金。（2）可预见规则，为何又不可预见？可预见的不仅是财产损失，精神损失同样适用。如委托他人为婚礼摄影，制作成光碟的合同，结果因设备或主管过错的原因致使摄影不成功，或在制作光碟的过程中毁掉了录像。难道受托人不能预见一旦失去这些记录，会给委托人造成精神上的损害？显然不是。像此类事关人的精神利益，或其他精神层面享受的合同，违约方显然是应当能够预见的。崔建远认为，如果法律的精神宣扬违约场合的精神损害，则当事人会更加注意，之所以现在认为当事人无法预见，也跟法律不支持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有关。其实像保管骨灰盒、医疗合同、美容合同此类跟人身紧密相关的合同，即使法律不进行一种倡导性的规定，当事人也很容易注意到其中的精神利益问题。（3）难以界定能够成为法律回避的理由，既然难以界定能够成为理由，那为何侵权责任又认可精神损害赔偿，既然难以界定能够成为理由，那为何侵权责任又认可精神损害赔偿，另外，可以通过制定更详尽的细则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提高法官素质。（4）侵权责任可以赔偿精神损害，但这不排除违约场合的适用，不同的责任形式，当然可以规定重合的责任承担方式，因其各自救济的原因和目的各不相同。

英国法院允许三类合同要求精神损害赔偿：（1）合同的目的就是提供安宁和快乐的享受；（2）合同的目的就是要解除痛苦和麻烦；（3）违反合同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直接造成了精神痛苦。不再机械的区分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而是强调法院应着重考虑合同的具体内容，行为是否严重等因素，来确定违约方需承担的责任，也允许受害人在对违约和侵权不作严格区分（如果要求受害人区分，实际上是加重了受害人的义务）的情况下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二、可预见性规则的适用

违约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范围不得超过订立合同时所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损失。合同法第113条：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1．预见的主体：违约方（赔偿义务人）。

2．预见的内容：损失，具体指？观点一，只需预见到损失的类型或种类，无需预见到程度或损失额；观点二，要求预见到损失的程度。采纳观点一。客观来说，无论如何，要预见到损失的具体程度是非常困难的，如果采纳观点二，违约方可以轻易主张损害无法预见，使其减轻责任。从合同订立的目的来看，比如当事人意图获取一定的利润，往往也只有一个大致的预期，也不能完全预见究竟有多大的利润。国际私法统一协会的解释是，可预见性与损害的性质或类型有关，但与损害的程度无关。同时又指出，除非这种程度使损害转化为另一不同种类的损害。意思是说，如果损害程度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则不再深究。如果损害程度发生质的变化，则按是否预见到另一类型的损害处理。当然，这个质的变化究竟如何认定，也需要在实践中结合具体情况来判定。韩世远同样认为只需预见到损害的类型。

3．预见的时间：立法普遍规定为订立合同时。从意思自治的角度来讲，这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中的问题是，合同关系往往会存续一段时间，这期间完全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其中就包括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如果此时，一方违约，那么根据可预见性规则，就可以享受免责。这是否合理？合同在存续期间，当事人总是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如果出现了在合同订立时没有预料到的特殊情形，其也应该注意到，当事人应当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共同协商，甚至变更合同，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因为可预见性的规则设置，当事人就可随意主张违约，也不用承担因无法预见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未免对守约方过于苛刻。

4．可预见的判断标准：合理人的标准（与违约方业务相同、处于与违约方相同情况、正常合理的抽象第三人），没有争议。如果违约方的的实际判断能力高于合理人的标准，则以实际判断能力为准，由守约方进行举证。即“就高不就低”原则。

5．例外限制。我国现行合同法未区分违约人的主观过错的问题，不管是否是故意违约，均适用可预见性规则。但实际上这不合理。违约成本很低，当事人轻易选择违约，并且可以免除赔偿责任，守约方的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实为不公。法国民法典第1151条，欧洲合同法原则均有规定，如果不履行合同是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不适用可预见性规则。但英美法没有区分的规定。区分规定更加有利于保护守约方的权益，达至利益平衡，更加合理。

补偿性范文篇3

［关键词］农村；农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性质

Abstract:Inrurallandexpropriation,thecharacterofcompensationandthecharacterofcollectivecollectionaretwodefinitionswhicharebothrelatedanddifferent.Thecharacteroflandcollectiondecidesthecharacterofland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andtheexpropriationcharacterdecidesitsstanderanddistributionrange、methodandproportion.Asthecharacterofthecompensationisnotclear,itbringsaboutmanyproblemsatwork.Underthepresentlegalsystem,land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hassomecharacters,i.e.thecharacterswithlegality,non-marketorientation,imperfection,communionofmembers,non-statepayment,regionaldifferenceandpriorpayment,etc.

Keywords:country;farmer;collectiveownedland;land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character.

农村征地补偿的性质不明，在现实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据某基层法院统计，该院每年3000件执行案件中，近15％的案件涉及农村土地征用补偿费的执行，而执行中由于土地补偿费的性质不明，致使法院在能否扣留和提取该补偿费的做法上产生较大分歧，严重影响了执行工作的开展，影响了申请人权益的实现［1］，也导致征地补偿的费用往往不能落实到每一个农民，既引发了大量的纠纷，也很不公平［2］。因此，探究农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的性质具有现实意义。农村征地补偿的性质取决于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性质，鉴于征收和征用对于农村土地的所有者来说都是失去土地，都应获得相应补偿，在这一方面，两者基本相同，故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指农村土地征地补偿性质包含征收补偿的性质和征用补偿的性质两个方面。笔者认为对农村的征地补偿主要有以下特性：

一、土地补偿的法定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以下简称《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以下简称《土地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土地征收的法定补偿范围，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社会保障费用”。可见，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法定补偿，补偿依据、补偿范围、补偿项目和补偿标准均由法律条文直接规定，刚性较强，弹性较差，可调空间较小。

二、补偿依据的非市场性

补偿依据（或补偿基础）的非市场性是指主观上不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进行补偿，或者客观上不存在确定土地补偿价格的土地市场，土地补偿的依据只能由国家确定，具体补偿执行的是一种非市场性标准。

在西方国家，土地是“私有财产”（当然政府也有强制征收的权利），客观上存在着土地交易市场，这就使政府对土地的征收或征用能以市场价格为依据进行测定并补偿。这种以“公平的市场价值”为依据的补偿对买卖双方来说都是公平的。从理论上说，这种“公平补偿”的价格只能在充分发达的土地交易市场上才能体现出来，城市化发展较早的国家,像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由于其土地大多数属于个人或企业所有,土地市场机制比较健全,征用农民土地一般按市场价格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农民基本上都能得到较为满意的补偿［4］，如英国以征用者实际占有该土地的当日市价计算补偿［5］，就是以市场为依据的补偿。

但在我国，农村土地具有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是农村的土地从来没有被当做商品来看待，严格意义上的土地市场并不存在。即不存在一个融入市场经济的“土地交易市场”，也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土地买卖价格。再者，进入土地市场交易的土地，应该来源于市场，但我国农民的集体土地是国家按照农村社区人口平均分配的，而不是农民以市场价格从土地市场购得的，其分配方式是非市场化的［6］。既然不是从市场上以市场价“购入”的，也就不能从市场上以市场价“售出”。因此，我国的土地无论是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在现行体制和法律框架下都不能真正地进入市场，不可能根据土地的供求关系或商品的价值规律来确定土地的价格和补偿标准，只能由国家根据土地的总体状况和基本国情予以“规定”，补偿的依据不是客观的“市场”，而是法定的“年产值”。

三、补偿金额的非完全性

土地补偿金额的非完全性，也可称之为补偿的适度性或补偿的非等价性，是指土地补偿的金额不能完全体现土地价值的补偿。征地补偿依据的非市场性，必然会产生土地补偿范围或项目的不全面和土地补偿标准的较低或过低，最终导致补偿金额的非完全性。其中征地补偿标准的高低对补偿金额的影响最大。

从各国（地区）情况来看，征地补偿标准与土地制度和经济发达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国际上对于征地补偿标准的理论主要有完全补偿论、不完全补偿论、相当补偿论［7］，正当补偿论（日本、韩国）、合理补偿论（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充分补偿论（荷兰）、公平补偿论（法国、瑞典、中国台湾、菲律宾和巴西）［8］，日本当代也有一种“生活权补偿”的新的补偿理论［9］。尽管各国或不同的学者对补偿标准理论的表述是不尽相同的，含义也略有不同，但西方国家所普遍确立的补偿原则是“公平补偿”或“正当补偿”原则。只是“公平补偿”（JustCompensation）是一个抽象的、内涵极不确定的概念，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界定，在不同的政治法律实践中也有着不同认识。总的来说，依据公平的市场价值对财产所有者的损失进行评估被认为是确立补偿标准的最佳选择［10］。

对于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有人认为是“适当补偿”［11］（所谓适当补偿就是严格依据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予以补偿，征地补偿以使被征用土地的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为原则），也有“合理补偿”［12］、“相当补偿”［13］（土地补偿数额与土地实际价值不相等，偏重于国家利益而忽视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超低价补偿”［14］等不同的观点，甚至有人认为我国对农村土地的补偿仅是“生存权利”补偿［15］（征地补偿制度核心并不在于保障集体土地的财产性权利，而在于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存权利）。综合起来看，上述不管是哪一种观点，均认为我国的征地补偿是一种非完全补偿，补偿金额并不能完全弥补被征地方的损失。因此，从总体上说，我国对农村的征地补偿，存在着随意性大、安抚色彩浓的非完全性补偿的特点，不能为被征地农民的正当权益提供有力充分的保护。

四、补偿分配的成员共有性

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决定了征地补偿的性质，也决定着征地补偿的分配原则、权利的实现形式、补偿范围和补偿的分配方法。在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公有”的观点下，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法与比例由“集体”决定，土地补偿费属集体公有，理论上是不能进行分配的；就是进行分配，集体也是得大头，失地农民只能获得少量的土地补偿。在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成员共有”的观点下，“集体成员”对被征土地的补偿分配就有最终的决定权，农民个人就有可能直接得到绝大部分的征地补偿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可见根据“集体公有”和法律规定，土地补偿是禁止用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的，但这些规定与现实差距太大。笔者曾认为农村集体土地归以村为一个区域范围的全体成员平均共有［16］。在此前提下，这个“农民集体”中的每个成员对土地及土地补偿拥有平等的权利，即拥有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收益权、宅基地分配权和征地补偿分配权，集体的权利表现为成员个人权利的集合，属集体共有。换言之，土地补偿费的受益主体是该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全体成员，而不是空泛的集体。土地补偿费是因集体土地的被征收或征用导致土地的流逝而取得的，其归集体成员共有的性质，构成土地补偿费分配的基础。

农村土地的集体成员共有性，对土地补偿分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决定着土地补偿分配的原则。对于征地补偿款，全体成员享有平等的权利，即平均分配土地补偿款。

2.决定着土地补偿的分配范围。土地补偿归“本集体”全体成员平均共有，即应该在失去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的产权主体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在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个人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本集体”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土地补偿，否则就是侵权。然而在实际中，只要存在土地利益收入，乡政府、村委会和乡村集体经济组织都争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一些地方的市级和县级政府甚至也参与了土地补偿的分配。土地补偿费经层层克扣或被少数干部侵吞，使本来就较低的土地补偿真正落实到失地农民头上的就更少了。

3.决定了个人权利的实现形式。（1）全体成员大会是该集体的最高决策机构，任何一个集体成员（包括该机构的负责人）不能以个人身份决定集体财产（土地）的用途、使用方向和收益分配。（2）任何成员不能独立享有特定指向的土地所有权。因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无偿取得的，且具有社会保障性质，所以，成员个人虽对土地享有使用权、收益权、转包（让）权等，但不能享有按份分割的特定土地份额，即不能要求该集体将某一具体地块分归自己独立所有。（3）任何成员不能单独行使土地处分权。（4）有权单独享有属于个人的土地补偿。对土地的收益根据成员大会的意见可以获得独立的份额补偿。如果成员大会需要留存收益，成员个人应该服从。

4.决定了补偿的分配方法。根据集体财产的特点，土地补偿费具有集体财产性质，它既有别于公有财产，也有别于私有财产，其分配既要考虑集体利益，也要考虑农民个人利益；既要照顾到目前利益，也要考虑到长远利益。因此，其分配程序与方法应为：（1）由集体成员大会确定集体与个人的分配比例，集体留存主要用于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福利和农民社会保障；（2）确定集体留存资金各部分的比例；（3）确定集体留存资金的用途；（4）在成员之间平均分配剩余补偿。这部分补偿是被征地农民个人所有，从理论上说法院是可以执行的。

五、补偿支付的非国家性

在关于征地补偿理论中，有一种理论叫“特别牺牲论”［17］。特别牺牲论认为，被征收人所受的不可预期的损失即为特别牺牲，理论上应该由受益者即公众承担补偿义务，但由公众承担补偿义务是无法执行的，因此就由公众的合法代表——政府承担补偿责任。这种理论在德国的研究最为深入。根据该理论，国家在征收或征用农村土地将其变为国有土地时，支付给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应该由政府支付。但这个理论要求政府有充足的财力，否则执行起来难度较大。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名义上是由国家支付的。《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规定中，不管是“征收或者征用”均由国家予以补偿。但实际上，我国执行的却是“谁使用土地谁补偿”［18］或“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国家在将农村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时，征地补偿费并不由国家支付，而是由用地单位支付。笔者认为，对征地补偿应该分别情况予以处理：对用于公益事业的“土地征收”，应该由国家对失地农民予以土地补偿；对非公益性的“土地征用”，则由用地单位进行土地补偿。这是因为，公益用地，直接体现的是国家利益，公益用地的单位也是国家财政预算单位，由国家直接征地转供用地单位，可减轻用地单位的财政负担，减少用地单位与农民因土地补偿问题的直接对抗。对于非公益用地，体现的是用地单位的经济利益，是经济利益在不同的经济利益体之间的分配，由用地单位支付征用土地补偿不仅是合理的，也是用地单位的一项法定义务，承担此项义务是使用被征土地的必要条件，用地单位必须按法定的标准或市场标准，向被征用土地的集体组织给予补偿。补偿支付的非国家性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土地的使用者特别是非公益用地者廉价“圈地”，但同时却给政府“经营土地”，从中获取高额土地价差提供了条件。

六、土地补偿的地域差别性

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之间、不同省份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如实行全国统一的补偿标准，既不能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也不能体现土地作为特殊资源的区位价值。因此，我国在统一规定了补偿项目的基础上，在征地补偿标准上适用了地域差异原则。《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当然这种地域差别是比较有限的。

七、土地补偿的先付性

征地补偿与民法上基于侵权行为的赔偿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征地补偿不是由于违法行为所引起的，而是基于合法的公法上的原因所致［19］。民法上的损害赔偿是损害在先，赔偿在后；而征地补偿是赔偿（或补偿）在先，损害在后。这种对损失的补偿不是以实际发生额为基础，而是一种以法定标准或市场标准为依据的预付性赔偿，并且要在实际使用土地前一次付清，是土地使用人为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按照法定标准或市场标准预先支付给土地所有权人的一次性补偿。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具有法定性、非市场性、非完全性、成员共有性、非国家支付性、地域差别性和先付性的特点。对征地补偿性质的探讨，有利于规范征地补偿的分配方法，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明确各方的责任，也有利于我国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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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倪雄飞.评析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新标准［EB/OL］./zl3/ShowArticle.asp?ArticleID=489，2006-12-04.

［14］王桂芳.土地征收侵权类型及其法律责任方式析论［EB/OL］./GB/49150/49153/5447972.html，2007-03-07.

［15］凌维慈.我国土地征用中的生存权补偿——以Z村为研究对象［EB/OL］./minfa/060522/1722251.html，2006-05-22.

［16］田平.农村土地到底归谁所有［J］.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2）：24-29.

［17］郭洁.土地资源保护与民事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16.

补偿性范文篇4

第二条中央补偿基金是对重点公益林管护者发生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支出给予一定补助的专项资金，由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使用管理中央补偿基金必须执行本办法。中央补偿基金原则上待地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安排后再予以安排。

第三条中央补偿基金的补偿范围为国家林业局公布的重点公益林林地中的有林地，以及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疏林地、灌木林地、灌丛地。

第四条中央补偿基金平均补助标准为每年每亩5元，其中4?5元用于补偿性支出，0?5元用于森林防火等公共管护支出。

补偿性支出用于重点公益林专职管护人员的劳务费或林农的补偿费，以及管护区内的补植苗木费、整地费和林木抚育费。

公共管护支出用于按江河源头、自然保护区、湿地、水库等区域区划的重点公益林的森林火灾预防与扑救、林业病虫害预防与救治、森林资源的定期定点监测支出。其中森林火灾预防与扑救支出用于统一开设防火隔离带(包括生物防火林带)和购置扑火器具等，林业病虫害预防与救治支出用于集中购置药剂、药械和除害处理等，森林资源消长定期定点监测支出用于采集、分析、处理资源数据，以及建立资源档案购置的简易器材等。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应根据区划范围确定不同类型的重点公益林资源动态监测点，定期向国家林业局和财政部提供资源变化数据。

第五条对不同权属的重点公益林，补偿性支出分别采取以下补助方式：

(一)国有林场经营管理的重点公益林，补偿性支出由上级财政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统筹安排，国有林场组织的专职护林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作为专职管护人员，根据承担的任务量划分专职管护人员劳务费的不同补助标准。补植和抚育补助由国有林场提出具体使用计划，报上级财政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安排。集体林场经营管理的重点公益林，补偿性支出执行国有林场有关规定。

(二)自然保护区内的重点公益林，补偿性支出由上级财政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统筹安排，其中属于林农个人所有或经营的重点公益林，由自然保护区管理单位将每亩4?5元的补偿性支出全部拨给林农，并监督指导林农承担管护责任。

(三)村集体所有的重点公益林，补偿性支出由村集体根据林农承包面积统筹安排，并报上级财政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备案。指定专职护林员统一管护的，专职护林员获得的劳务费用不低于每亩3元，其他补植和抚育补助由乡(镇)林业工作站提出具体使用计划，报县级财政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安排。

(四)林农个人所有或经营的重点公益林，补偿性支出全部拨给林农个人，并由林农个人承担重点公益林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的全部责任。

(五)其他行业和个人所有或经营的重点公益林，补偿性支出分别参照上述情况办理。

第六条林业主管部门为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重点公益林所必需的区划、界定、宣传、培训、检查、验收等经费由各级财政预算另行安排，不得在中央补偿基金中列支。

第七条各级财政部门应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支出要求，对上年度中央补偿基金拨付使用情况逐级进行全面检查并上报。省级财政部门商林业主管部门于每年3月31日之前向财政部上报当年中央补偿基金申请报告，并抄报国家林业局。申请报告包括上年度中央补偿基金检查总结情况、当年补偿性支出和公共管护支出数额以及安排计划。

第八条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按照国家林业局关于重点公益林资源的管理规定，对上年度重点公益林管护、森林资源消长、林地征用占用、乱砍滥伐、森林火灾和林业病虫害发生及控制等情况逐级进行全面检查并上报。省级林业主管部门于每年3月31日之前将检查情况上报国家林业局，并抄报财政部。

第九条各级财政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应严格核定获得补偿性支出的人员数，补偿性支出实行定额管理，对国有林场和自然保护区的人员安排不得搞平均分配。

省级财政部门会同林业主管部门每三年编制公共管护支出规划，上报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备案，规划按照年度支出计划格式编报。公共管护支出由财政部总额控制，按照集中使用，突出重点的原则，每年商国家林业局根据各省(区、市)重点公益林建设实际需要安排资金，公共管护支出实行项目管理。

第十条中央补偿基金按照预算级次拨付，对不符合上述第七、八、九条规定的，财政部暂不拨付或不予拨付中央补偿基金。省级财政部门必须在对本省上年度中央补偿基金使用管理检查合格后再逐级拨付。

第十一条财政部门应设置专账，确保中央补偿基金及时足额拨付，专款专用。县级财政部门或林业主管部门可采取报账制等方式拨付补偿性支出，也可在金融部门建卡，将补偿性支出直接发放到个人手中，确保兑现。财政部门应对同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的重点公益林管护支出凭证严格审核，无误后及时拨付。

第十二条各级财政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应严格按照上级部门下达的补偿性支出数额和批准的公共管护支出计划拨付和使用中央补偿基金，不得随意调整。经国家批准征用和占用重点公益林林地的，由国家林业局将征用占用林地地点和面积报财政部，财政部从下年度起停拨中央补偿基金，调整用于其他已经区划界定的重点公益林。

第十三条林业主管部门应与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村集体和集体林场等签订重点公益林管护合同。自然保护区内的林农，管护合同与自然保护区签订；村集体与林农个人签订管护合同；其他行业和个人与所在行政区域的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签订。管护人员必须按照合同规定履行管护义务，承担管护责任，管护责任落实后再安排中央补偿基金。

林业主管部门与国有林场等管护单位签订的合同使用本办法规定的统一格式。管护单位与个人签订的管护合同内容与格式，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商财政部门统一制定。

第十四条管护合同执行一年期满时，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村集体和集体林场等要将获得劳务费或补偿费的人员名单、金额，以及管护任务完成情况张榜公布，由所在单位或集体考核，群众评议，对符合合同要求，完成管护任务的人员，兑现劳务费或补偿费并续签合同。对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未按照合同规定履行管护义务的，不予支付其劳务费或补偿费并终止合同。

第十五条各级财政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中央补偿基金拨付、使用和管理档案；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村集体和集体林场等应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设置专账独立核算。

第十六条各级财政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应加强中央补偿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接受财政部驻各省财政专员办和审计部门的审查，违反财经纪律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补偿性范文篇5

纳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部级公益林林地。

二、补偿面积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补偿的部级公益林面积4.15万亩，其中国有3.2万亩，集体（个人）0.95万亩。

三、补偿标准

2014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按照省上核定的资金给予补助，国有补偿金4.75元/亩/年执行；集体（个人）补偿标准为14.75元/亩/年。集体（个人）按要求提取公共管护资金1.75元/亩/年，由县林业局列支，分别用于公益林区划界定、森林火灾预防、协助国有林场（单位）、集体组织和个人进行巡查管护、森林病虫害的预防、监管、检查、森林抚育及森林经营科技推广等费用。

根据部级公益林林权主体和经营主体以及管护形式的不同，按照县上核定补偿标准执行：

（一）国有单位经营管理的公益林。

（1）林地、林木所有权属于国有的，补偿性支出全部用于国有单位公益林的管护。

（2）林地所有权属国有的，个人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其他方式承包的，补偿性支出不低于70％支付给林地所有者，作为林地所有者的补偿费，其余不高于30％部分支付给个人，用于公益林管护支出。

（二）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的公益林。

林地所有权、林木所有权属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偿性支出分为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补偿费、村（组）集体经济组织监管费和直接管护费。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补偿费不低于补偿性支出的50％；集体经济组织监管费，不高于全部补偿性支出的15％，用于公益林管护的宣传、防火、防盗、防病虫害、监管及抚育等支出；直接管护费不高于全部补偿性支出的35％，主要用于护林员工资。

（三）个人经营管理的公益林。

（1）林地所有权属集体经济组织，个人通过家庭承包的，补偿性支出全部支付给个人，用于公益林的管护支出；

（2）林地所有权属集体经济组织，个人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其他方式承包的，补偿性支出不低于70％支付给林地所有者，作为林地所有者的补偿费，其余不高于30％部分支付给个人，用于公益林管护支出。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签订合同的，按照原合同约定核定补偿性支出的支付比例。

四、时间安排及工作任务

（一）组织准备阶段（2014年6月1日至6月20日）。成立县部级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领导小组和管理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林业局，处理部级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日常事务。县属林场、滩林场、县林业工作站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根据《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部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工作方案》区划界定，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专户，实行专帐管理、单独核算、专款专用。集体和个人补偿资金实行“一卡通”兑付。

（二）自查阶段（2014年6月21日至2014年6月31日）。各有关林业单位要按照部级公益林区划界定结果，切实做好资金兑现前的补偿面积核实，并张榜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七天。公示无异议后，按要求将自查结果和公示的影像资料报县林业局，并认真填写补偿资金申请表报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管理办公室审核。

（三）组织实施阶段（2014年7月1日至7月31日）。县部级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组织人员对补偿部级公益林林地落实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各相关林业单位要组织人员将与各被补偿的林权主体和经营主体、护林员签订《部级公益林管护合同》报县部级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对合格的形成兑现申请报告报县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申请通过后，国有公益林直接拨付到国有林场（站）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专户，集体（个人）的实行“一卡通”补偿到户（在林权所有者“一卡通”账户明细上注明“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并在乡镇张榜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5天。县林业局和县财政局、监察局等部门联合抽查检查，每乡镇随机抽取30%村的20%补偿户进行检查。

（四）完善建档阶段（2014年8月1日至8月15日）。各相关林业单位认真收集整理在部级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工作中形成的各种图、表、册、合同，装订成册，规范入档。并及时开展自查，查漏补缺，完善提高，对在补偿中发生的各种纠纷落实人员认真调处。

（五）总结验收阶段（2014年8月15日至8月20日）。部级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工作结束后，各相关林业单位全面总结工作，并及时上报总结材料，县林业局负责检查验收。检查验收时要深入山头地块，对验收中存在问题的责令限期整改。凡在此项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不按规定严格管护公益林的将停止兑现。

五、工作职责和要求

（一）加强领导。为了确保此项工作稳步有序地推进，县政府成立部级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领导小组，由县政府主管县长任组长，县林业局局长任副组长，县财政局、审计局、监察局主要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在林业局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县林业局主管副局长兼任，办公室成员有林场、滩林场、县林业站和林业局林政股、财务股负责人。具体负责部级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工作的组织实施和兑现工作。

（二）明确责任

1、县部级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领导小组，负责全县补偿资金的管理,贯彻补偿政策、核定补偿标准和制定补偿方案，对补偿资金的兑现和使用情况、部级公益林林地管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国有林场和县林业站负责自查与上报工作，并成立部级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对各自辖区的部级公益林林地管护情况进行自查，根据自查结果编制补偿资金兑现花名册并上报县部级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办公室。

3、县林业局负责根据对全县的部级公益林林地管护情况进行统一组织检查，根据国有林场（站）自查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依据检查结果组织对资金兑现花名册进行核实，核实无误后对达到合格标准的足额兑现补偿金，对不达标准的不予兑现补偿金，同时按合同追究管护人员责任。

4、县财政局负责全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拨付工作。财政局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专户，根据林业局提供的部级公益林管护情况拔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5、监察、审计部门负责做好对全县补偿基金的兑现和公共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检查。

（三）坚持原则

1、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纳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公益林，要确保林权所有者的知情权、参与权，做到补偿范围、补偿对象、补偿标准和补偿金额“四公开”。

2、坚持产权明晰、林主自愿的原则。补偿对象必须是产权明晰、林权所有者及相关利益者自愿纳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公益林。

3、坚持责任明确、依法补偿、规范管理的原则。生态公益林补偿以各方职责明确，管护、监督权责界定清晰，程序规范、手续齐全为基础，规范管理、依法补偿。

补偿性范文篇6

关键词：损失补偿原则；人身保险；代位求偿原则；医疗保险

一、损失补偿原则的保险学原理分析

首先，在保险实践中运用损失补偿原则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海上保险的产生。现代意义上的保险发源于近代的意大利的海上保险，当时意大利商人通过签订一张船舶承保单，约定如果船舶安全到达目的地，则合同无效；如中途发生损失，则合同成立，该损失就由合同的另一方（保险人）承担，因此在近代海上保险中，保险人的基本职责就是当被被保险人发生经济损失时，按照合同约定来进行相关的赔偿事宜。海上保险被人们公认为是现代保险的萌芽，因此人们也普遍接受保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解决被保险人难以预测和控制的风险及损失。在世界各国学者对如何定义保险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损失学说也就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损失学说将保险看做是一种经济上的制度安排，由保险人来承担被保险人由于未来特定的、偶然的、不可预测的事故而遭受的财产损失，因此在赔偿中应该遵守如下规定：“有损失，则赔偿；无损失，不赔偿；损失多，赔偿多；损失少，赔偿少”。所以，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说损失补偿原则是贯穿于保险业务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始终。

其次，根据对保险基本职能分析也可以得出在保险实践中必须坚持损失补偿原则的结论。保险职能是保险内在的固有职能，它主要由保险的本质和内容所决定的。根据前文对保险产生及起源的分析，保险产生后其发挥的最基本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分担风险和补偿损失。这两个职能时相辅相成的，补偿损失是保险的最终目的，分担风险是保险处理事故时的技术方法。保险损失补偿职能主要目的是，被保险人或保险标的在获得保险赔偿中能够最大限度地恢复到保险事故发生前的经济状态或物理使用价值，因此保险只是对社会财富进行的再分配，而其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被保险人也就不应该因保险赔偿的获得而实现价值增值、财富增加或者是额外的收益。

损失补偿原则是保险的本质特征与内在要求，保险的产生和发展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满足补偿灾害事故损失的需要。坚持损失补偿原则是保险理赔实践中的基本要求。在保险理赔中坚持损失补偿原则可以维护保险双方的正当权益，真正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若被保险人发生了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经济损失而不能得到赔偿，则违背了保险的职能，侵害了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但是反过来，若被保险人因同一损失从保险人处获得的赔偿总额超过了自身实际损失，被保险人就会获得超过损失的额外收益，如果在保险实践中对被保险人这种行为不加以限制，则会导致道德风险的发生，从而造成被保险人故意制造损失或欺诈保险，给保险人的正常经营带来影响。所以损失补偿原则是对保险当事人双方的共同约束及其合法利益的保障。

二、损失补偿原则的派生原理

（一）重复保险的分摊原则

重复保险的分摊原则是损失补偿原则的一个派生原则，它是指在重复保险的情况下，当保险事故发生时，通过采用适当的分摊方法，在各保险人之间分摊其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从而使被保险人既能获得充分赔偿但是也不能超过其实际损失。

（二）代位求偿原则

代位求偿原则是在保险标的遭受保险责任事故造成损失时，依法应当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时，如果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赔偿责任后，依法就取得了对保险标的损失负有责任的第三者的追偿权。与此同时，被保险人就失去了相对应的相关权利。若没有代位求偿原则的约束，被保险人就有可能从第三者和保险人处同时获得了赔偿，即双重赔偿，倘若这双重赔偿的金额超过了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那么被保险人就可能获利，这与保险的补偿性原则相违背。

（三）委付原则

委付是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早场保险标的推定全损时，将保险标的的一切权益转移给保险人，而请求保险人按保险金额全数予以赔付的行为。委付是被保险人放弃物权的法律行为，在海上保险中经常采用。

三、损失补偿原则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性分析

在保险业务实践中运用损失补偿原则的主要原因就是：保险的本质就是损失补偿，分摊风险。因此损失补偿原则运用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保险具有损失补偿性质。但是，随着保险的不断发展，保险业务的不断拓宽，保险涉及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因此保险所具备的损失补偿特征也在发生变化。所谓的保险损失补偿性是指：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险的目的是使被保险人能够最大限度地恢复到损失发生前的经济状态。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损失发生前的状态主要来说就是保险标的的使用价值，物理形态等通过保险金赔偿能够得以恢复。在人身保险中，保险标的通常就是被保险人的身体、生命、健康等。因此，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两种的保险标的显著不同，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可以用经济价值衡量；而人身保险中保险标的诸如人的生命、身体是无法估价的，人的生命或身体机能的保险利益也是无法估价的，被保险人发生伤残、死亡等事件对其本人及家庭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上的痛苦都不是保险金所能弥补的，保险金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被保险人及其家庭缓解由于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带来的经济困难，所以人身保险合同不是补偿性合同，更多的则是体现为损失给付。

损失补偿原则对人身保险是否适用则主要取决于对人身保险的性质判断。若人身保险合同属于补偿性质的合同，如健康保险或者人身意外保险中的医疗支出部分具有明显的补偿功能，因此这时损失补偿原则适用；而人寿保险或者人身意外事故的死亡保险则属于定额给付性质，此时损失补偿原则不适用。我国《保险法》中对于人身保险中的损失补偿原则也做出了相关的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保险法（第四十六条））。我国保险理论界认为，由于保险代位追偿原则是损失补偿原则派生出来的权利，是对损失补偿原则的补充和完善，所以代位追偿原则与损失补偿原则只适用于各种财产保险，而不适用于人身保险。主要有如下几点原因：（1）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是人的寿命和身体，保险利益为被保险人的人格利益，不能够用金钱价值予以衡量；（2）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已死亡，已无补偿的替代性可言，这与保险代位权所体现的填补损害原则相悖；（3）更有学者认为，人身保险中的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人身上的专属性，不能任意转移。所以如果发生第三者侵权行为导致人身伤害，被保险人可以获得多方面的赔偿而无需权益转让，保险人也无权代位追偿。

在保险业比较发达的美国，各州对保险代位权是否适用人身保险的态度也存在差异，原则上人身保险不适用保险代位权，特别排除人寿保险适用保险代位权，对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也不适用保险代位权，但法院对于当事人扩大代位权适用范围的合同自由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态度，如果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约定了保险代位权，则可适用代位权。这种做法已为美国大多数法院所认可。

由上可知，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保险代位权在人身保险中并不是完全不能适用的。但是，保险代位权是否能适用人身保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虽然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填补损害的性质，但是根据传统民法理论，其人身利益又具有专属性，如果允许保险代位权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适用，那么民法中与人身权益相关的其他规定，如代位权制度中规定专属于债务人的债权不能代位行使等是否也要有所改变呢？因此，目前保险代位权是否适用人身保险只能结合各国具体的法律制度和实际情况作具体的规定。

四、人身保险中损失补偿原则的具体案例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给出结论：损失补偿原则不适用于具有定额给付性质的人寿保险；适用于具有补偿性质的人身保险，如健康保险、医疗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为了更好地理解损失补偿原则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性，接下来结合一些保险案例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2005年5月，王先生在外出旅游途中所乘坐的汽车被迎面驶来的运货大卡车撞击倾倒，王先生当场重伤，入院治疗后不久救治无效死亡。交警部门在调查后，认定在本次事故中货车司机李某负全部责任。经协商后，李某向王某家人赔偿了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共计8000元。同时，按照法院裁定，由李某向王某家人支付了1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在事故发生前，王先生已向保险公司投保了1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此案中，王先生是否可以获得1万元的保险金？

补偿性范文篇7

首先，在保险实践中运用损失补偿原则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海上保险的产生。现代意义上的保险发源于近代的意大利的海上保险，当时意大利商人通过签订一张船舶承保单，约定如果船舶安全到达目的地，则合同无效；如中途发生损失，则合同成立，该损失就由合同的另一方（保险人）承担，因此在近代海上保险中，保险人的基本职责就是当被被保险人发生经济损失时，按照合同约定来进行相关的赔偿事宜。海上保险被人们公认为是现代保险的萌芽，因此人们也普遍接受保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解决被保险人难以预测和控制的风险及损失。在世界各国学者对如何定义保险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损失学说也就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损失学说将保险看做是一种经济上的制度安排，由保险人来承担被保险人由于未来特定的、偶然的、不可预测的事故而遭受的财产损失，因此在赔偿中应该遵守如下规定：“有损失，则赔偿；无损失，不赔偿；损失多，赔偿多；损失少，赔偿少”。所以，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说损失补偿原则是贯穿于保险业务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始终。

其次，根据对保险基本职能分析也可以得出在保险实践中必须坚持损失补偿原则的结论。保险职能是保险内在的固有职能，它主要由保险的本质和内容所决定的。根据前文对保险产生及起源的分析，保险产生后其发挥的最基本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分担风险和补偿损失。这两个职能时相辅相成的，补偿损失是保险的最终目的，分担风险是保险处理事故时的技术方法。保险损失补偿职能主要目的是，被保险人或保险标的在获得保险赔偿中能够最大限度地恢复到保险事故发生前的经济状态或物理使用价值，因此保险只是对社会财富进行的再分配，而其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被保险人也就不应该因保险赔偿的获得而实现价值增值、财富增加或者是额外的收益。

损失补偿原则是保险的本质特征与内在要求，保险的产生和发展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满足补偿灾害事故损失的需要。坚持损失补偿原则是保险理赔实践中的基本要求。在保险理赔中坚持损失补偿原则可以维护保险双方的正当权益，真正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若被保险人发生了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经济损失而不能得到赔偿，则违背了保险的职能，侵害了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但是反过来，若被保险人因同一损失从保险人处获得的赔偿总额超过了自身实际损失，被保险人就会获得超过损失的额外收益，如果在保险实践中对被保险人这种行为不加以限制，则会导致道德风险的发生，从而造成被保险人故意制造损失或欺诈保险，给保险人的正常经营带来影响。所以损失补偿原则是对保险当事人双方的共同约束及其合法利益的保障。

二、损失补偿原则的派生原理

（一）重复保险的分摊原则

重复保险的分摊原则是损失补偿原则的一个派生原则，它是指在重复保险的情况下，当保险事故发生时，通过采用适当的分摊方法，在各保险人之间分摊其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从而使被保险人既能获得充分赔偿但是也不能超过其实际损失。

（二）代位求偿原则

代位求偿原则是在保险标的遭受保险责任事故造成损失时，依法应当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时，如果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赔偿责任后，依法就取得了对保险标的损失负有责任的第三者的追偿权。与此同时，被保险人就失去了相对应的相关权利。若没有代位求偿原则的约束，被保险人就有可能从第三者和保险人处同时获得了赔偿，即双重赔偿，倘若这双重赔偿的金额超过了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那么被保险人就可能获利，这与保险的补偿性原则相违背。

（三）委付原则

委付是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早场保险标的推定全损时，将保险标的的一切权益转移给保险人，而请求保险人按保险金额全数予以赔付的行为。委付是被保险人放弃物权的法律行为，在海上保险中经常采用。

三、损失补偿原则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性分析

在保险业务实践中运用损失补偿原则的主要原因就是：保险的本质就是损失补偿，分摊风险。因此损失补偿原则运用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保险具有损失补偿性质。但是，随着保险的不断发展，保险业务的不断拓宽，保险涉及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因此保险所具备的损失补偿特征也在发生变化。所谓的保险损失补偿性是指：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险的目的是使被保险人能够最大限度地恢复到损失发生前的经济状态。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损失发生前的状态主要来说就是保险标的的使用价值，物理形态等通过保险金赔偿能够得以恢复。在人身保险中，保险标的通常就是被保险人的身体、生命、健康等。因此，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两种的保险标的显著不同，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可以用经济价值衡量；而人身保险中保险标的诸如人的生命、身体是无法估价的，人的生命或身体机能的保险利益也是无法估价的，被保险人发生伤残、死亡等事件对其本人及家庭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上的痛苦都不是保险金所能弥补的，保险金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被保险人及其家庭缓解由于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带来的经济困难，所以人身保险合同不是补偿性合同，更多的则是体现为损失给付。

损失补偿原则对人身保险是否适用则主要取决于对人身保险的性质判断。若人身保险合同属于补偿性质的合同，如健康保险或者人身意外保险中的医疗支出部分具有明显的补偿功能，因此这时损失补偿原则适用；而人寿保险或者人身意外事故的死亡保险则属于定额给付性质，此时损失补偿原则不适用。我国《保险法》中对于人身保险中的损失补偿原则也做出了相关的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保险法（第四十六条））。我国保险理论界认为，由于保险代位追偿原则是损失补偿原则派生出来的权利，是对损失补偿原则的补充和完善，所以代位追偿原则与损失补偿原则只适用于各种财产保险，而不适用于人身保险。主要有如下几点原因：（1）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是人的寿命和身体，保险利益为被保险人的人格利益，不能够用金钱价值予以衡量；（2）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已死亡，已无补偿的替代性可言，这与保险代位权所体现的填补损害原则相悖；（3）更有学者认为，人身保险中的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人身上的专属性，不能任意转移。所以如果发生第三者侵权行为导致人身伤害，被保险人可以获得多方面的赔偿而无需权益转让，保险人也无权代位追偿。

在保险业比较发达的美国，各州对保险代位权是否适用人身保险的态度也存在差异，原则上人身保险不适用保险代位权，特别排除人寿保险适用保险代位权，对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也不适用保险代位权，但法院对于当事人扩大代位权适用范围的合同自由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态度，如果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约定了保险代位权，则可适用代位权。这种做法已为美国大多数法院所认可。

由上可知，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保险代位权在人身保险中并不是完全不能适用的。但是，保险代位权是否能适用人身保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虽然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填补损害的性质，但是根据传统民法理论，其人身利益又具有专属性，如果允许保险代位权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适用，那么民法中与人身权益相关的其他规定，如代位权制度中规定专属于债务人的债权不能代位行使等是否也要有所改变呢？因此，目前保险代位权是否适用人身保险只能结合各国具体的法律制度和实际情况作具体的规定。

四、人身保险中损失补偿原则的具体案例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给出结论：损失补偿原则不适用于具有定额给付性质的人寿保险；适用于具有补偿性质的人身保险，如健康保险、医疗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为了更好地理解损失补偿原则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性，接下来结合一些保险案例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2005年5月，王先生在外出旅游途中所乘坐的汽车被迎面驶来的运货大卡车撞击倾倒，王先生当场重伤，入院治疗后不久救治无效死亡。交警部门在调查后，认定在本次事故中货车司机李某负全部责任。经协商后，李某向王某家人赔偿了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共计8000元。同时，按照法院裁定，由李某向王某家人支付了1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在事故发生前，王先生已向保险公司投保了1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此案中，王先生是否可以获得1万元的保险金？

从上面的案例可以得知，在本案中，王先生家人依法可以从第三者处获得侵权损害赔偿的权利，与此同时王先生向保险公司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也可以依照保险合同保险公司申请保险金。由于此案件中，王先生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最终死亡，给王先生家人带来了精神、物质上的双重打击。王先生的生命、身体是无法用货币衡量的，因此王先生家人可以要求从致害人李某获得赔偿，同时也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其赔偿意外伤害死亡保险金。损失补偿原则在此案中是不适用的。

通过以上分析，人身保险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及其派生出来的代位求偿原则，主要依据对人身保险中不同类型的保险合同的保险性质判定，对给付性保险合同不适用补偿原则。而在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和健康保险中的医疗补偿中，保险人给付的目的多是为了弥补被保险人应医疗支出所发生之损失；且医疗费用支出，可以客观衡量，因此具有与财产保险形同的补偿性质，在保费厘定上也具有相似之处。此类保险不但应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也应当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规定以防止被保险人获得额外利润。我国保险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是存在一定的立法漏洞，与保险的基本原理存在矛盾之处，而且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作者相信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保险立法必将逐步与国际接轨，因此对损失补偿原则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性立法也将逐步得以改善。

补偿性范文篇8

国家税收遵循的是“公平、效率”原则，通过税款的征收维持国家机器和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因此，税收法律规定纳税人的应纳税款应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期限缴纳税款。税款如果无法及时、有效地征收入库，政府的资金运转将出现困难。笔者认为，国家设立税收滞纳金制度就是弥补由于纳税人未按期纳税给国家资金运转、使用等方面造成的损失。

二、税收滞纳金的性质

针对税收滞纳金的性质，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税收滞纳金是行政处罚性质；第二种观点认为税收滞纳金的性质包含经济补偿和惩戒两种性质；第三种观点认为税收滞纳金是纯经济补偿性质的。笔者认为，将税收滞纳金的性质界定为纯经济补偿性质才是合理、公正的。理由如下：

一是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是由法律规定的。未履行法定纳税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及经济责任。也就是说，未履行法定的纳税义务会受到税务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如果触犯刑法，则会受到刑事处罚。同时，因未履行法定的纳税义务，应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这种经济赔偿责任的表现形式就是税收滞纳金。

二是税务行政处罚是依据税收法律法规，由税务行政机关对具有违法行为，但尚不构成犯罪的自然人或法人进行的一种制裁、惩罚。在这时，纳税人承担的是行政责任。而税收滞纳金是一种补偿，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赔偿，而不是国家对他们的制裁。纳税人这时承担的是一种经济责任。

行政处罚有一个原则是“一事不再罚”。《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如果认为税收滞纳金属于行政处罚，而滞纳金和罚款都是以给付金钱的形式缴纳的，那么，在本质上就形成了对同一个纳税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给予了两次罚款，与“一事不再罚”原则发生冲突。同时，《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1）警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4）责令停产停业；（5）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6）行政拘留；（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滞纳金不在上述的行政处罚种类范围内，税收法律法规也没有将税收滞纳金设定为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也就是说，除罚款可以采取第（一）、第（二）项措施外，任何行政处罚都必须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规定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对象是未缴纳的税款，即一是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纳税人存款中扣缴税款；二是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纳税人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同时该条还规定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纳税人未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第八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可以采取本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税收征管法》明确规定了税款和税收滞纳金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行政处罚包括罚款既可以由税务机关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此征收滞纳金与罚款是两种不同的行政行为。

从1999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试行）第七条规定：“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对下列税务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一）税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1）征收税款、加收滞纳金；……（六）税务机关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行为：（1）罚款；（2）没收非法所得；（3）停止出口退税权。”这个部门规章明确规定了加收滞纳金属于征税行为，而不是行政处罚。

由此可见，税收滞纳金不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也就不具有行政处罚的性质。“税收滞纳金具有行政处罚性质”的观点是错误的。

三是“税收滞纳金包含经济补偿性质和惩戒性质”的观点认为税收滞纳金的征收应坚持经济补偿与惩戒并重的原则。当针对因客观原因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纳税人时，滞纳金的作用侧重于补偿性质；当针对试图无偿占用国家税款的纳税人时，滞纳金的作用侧重于惩戒性质。这种观点也体现在了《税收征管法》的立法上。立法者在设计税收滞纳金加收率时，既考虑了经济补偿性，又考虑了惩戒性，因此将滞纳金加收率设为万分之五，比目前的年利率高出近十倍。

所谓的“惩戒性”实质上就是“处罚性”，是对纳税人的一种制裁、惩罚。虽然“税收滞纳金性质包含惩戒性”这种观点并没有直接将税收滞纳金表现为行政处罚，但是，这种观点的谬误无异于认为“税收滞纳金具有行政处罚性质”，它们的内在性质是相同的。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那么加收税收滞纳金就是以滞纳金之名行罚款之实，变相地对纳税人给予处罚。

税收滞纳金带有惩戒性对部分纳税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纳税人未按期纳税的原因有主客观之分，有的是因不可抗力、突发事故等客观原因，而有的则是企图无偿占用国家税款。后者在主观上显然具有恶意。由于《税收征管法》明确规定了滞纳金加收率，在立法目的上，就具有了惩戒性质。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未按期纳税的纳税人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惩戒。未按期缴纳数额相同税款的纳税人，主观上无恶意的和主观上有恶意的受到了相同的惩戒。这对无主观恶意的纳税人显然是有失公平。

由此可见，“税收滞纳金包含经济补偿性质和惩戒性质”的观点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

四是笔者认为，将税收滞纳金性质界定为纯经济补偿性质，就明晰了纳税人因未按期纳税而应承担的经济责任，而不是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无论纳税人是否出于主观恶意，都应该承担因未按期纳税给国家带来损失的经济赔偿责任。而具有主观恶意的纳税人则还应该受到行政处罚。

区分纳税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根据合情合理的理解，纳税人在税务机关进行催缴以后，没有主观恶意的纳税人会按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具有主观恶意的纳税人可能会仍然不缴纳。《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规定期限内不缴或者少缴应纳或者应解缴的税款，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税务机关除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外，可以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根据这条规定，具有主观恶意的纳税人会受到行政处罚，他的经济损失会比没有主观恶意的纳税人大得多。实际上，没有主观恶意的纳税人可以根据《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申请延期缴纳税款。因此笔者认为，试图通过税收滞纳金的形式来对未按期纳税的纳税人进行惩戒的做法，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达不到惩戒的目的。

综上所述，只有将税收滞纳金的性质界定为纯经济补偿性质，才能使税收滞纳金更具科学性、合理性和公平性，使广大纳税人和税务行政执法人员更易理解和接受，更有利于税收滞纳金的征收入库，弥补国家的经济损失。

三、税收滞纳金加收率的确定

笔者认为，在《税收征管法》中将滞纳金加收率固定下来的做法欠妥。一部法律一旦颁布施行就具有其严肃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不得随意变动，也不宜在短期内进行修改。而税收滞纳金体现的是经济补偿作用，应该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作相应的调整。将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加收率明确规定在《税收征管法》中，使滞纳金加收率长期无法变动，不能适应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最后导致滞纳金加收率过高或过低，使纳税人无法承受或者国家的经济损失无法得到弥补，滞纳金也就失去了其经济补偿作用。

因此，《税收征管法》不宜对滞纳金加收率做明确规定，只适宜规定对哪些行为应加收滞纳金，对哪些情况可以免收滞纳金。具体的滞纳金加收率由国家税务总局以部门规章的形式专门颁布，并明确规定适用的纳税年度期限（例如适用3～5年）。期满之后，再根据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情况，颁布新的滞纳金加收率。这样，就使滞纳金加收率既有一定的稳定性，有利于税务机关的实际操作，又有相对的灵活性，确保税收滞纳金经济补偿作用的充分实现。

税收滞纳金加收率应该根据其性质，按照科学而合理的标准来制定。笔者认为，税收滞纳金加收率应参照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来制定。银行贷款利率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反映了资金有偿使用的市场价格，体现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考虑了经济组织和个人的承受能力。税收滞纳金加收率以此为参照来制定，可以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相吻合，能较充分地反映税收滞纳金的本质。

以银行利率为参照来制定税收滞纳金加收率，并不是说滞纳金加收率一定要随着利率的调整而调整。由于利率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相机调整，比较灵活。以我国为例，从1996年5月1日到2002年2月21日，银行共调整了10次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0.98%调整到5.31%，下调了5.6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调0.81个百分点。如果滞纳金加收率随银行利率而频繁调整，将使滞纳金的计算非常复杂，不利于税务征收部门的实际操作。因此，税收滞纳金加收率的制定应该充分考虑未来几年国家经济形势变化情况，在银行贷款利率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百分点。《税收征管法》规定的滞纳金加收率为万分之五，相当于18.25%的年利率。而目前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为5.31%，比滞纳金加收率低12.94个百分点。鉴于目前的滞纳金加收率考虑了惩戒性，因此从经济补偿的角度看，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加收率仍嫌较高。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将滞纳金加收率定为万分之三，既相当于年利率10.95%较为合适。

滞纳金加收率确定以后，如果银行利率持续下调或者上升，会不会影响滞纳金的加收呢？笔者认为不会。从1996年到2002年一年期贷款利率下调幅度来看，平均每年下调了0.81个百分点，这种变化幅度与滞纳金按年计算的加收率相比是较小的。在3～5年的时间里，即使银行利率持续下调或上升，利率与滞纳金加收率的差距都不会很大，对滞纳金实际征收产生的影响也就不会很大。

内容提要：税收滞纳金是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期缴纳税款即滞纳税款，根据国家税法的规定，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征收的一项资金。它是以滞纳税款为基数，按照滞纳天数的多少并依据一定的比率计算征收的。从性质上来看，税收滞纳金既不是单纯的行政处罚，也不具备经济补偿和惩戒双重性质，它仅是纯经济补偿性质。

关键词：滞纳金经济补偿行政处罚

税收滞纳金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一项税收征收管理制度。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制度对税收滞纳金也作了明确的规定。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从《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可以看出，税收滞纳金在现象上表现为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没有在规定期限内缴纳或解缴（以下统称为缴纳）税款，税务机关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照滞纳税款的一定比率按日加收的款项。它不同于纳税人根据税法规定应缴纳的税款，也不同于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违法违章行为给予的行政罚款；它既从属于纳税人的应纳税款（税收滞纳金是因滞纳税款而产生，如果不存在滞纳税款，税收滞纳金也无从谈起），又独立于纳税人的应纳税款（税收滞纳金一旦产生，就不能和应纳税款混为一谈，必须进行单独核算）。

综上所述，税收滞纳金加收率的确定应尽量做到科学、合理，充分体现税收滞纳金的本质。

参考文献

（1）许毅主编《新编财政税收财务会计实用全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补偿性范文篇9

关键词：商标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

一、完善商标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

我国现行商标法在计算商标侵权的损害赔偿数额的问题上有三大标准：一是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受到的损害确定，二是按照侵权人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三是按照法定赔偿数额确定。三大标准看似完善，然存在如下缺点：(1)没有规定“损害”的范围和每项损失的计算方法；(2)举证责任倒置给权利人增加了难度，不利于追究侵权人的责任；(3)法定赔偿的数额只规定了上限未规定下限，且上限数额较低，不利于对驰名商标的保护。针对以上不足，笔者试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在确定赔偿范围时，不仅要考虑到权利人有形财产的损失，而且要考虑到权利人无形财产的损失，还要考虑到权利人间接财产损失；二是在确定侵权人在侵权期间所获得利益的数额时，应规定侵权人有提供侵权期间全部财务档案、生产流程档案等义务；若侵权人不能举证，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三是在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应设定不同类型的商标的最低及最高赔偿额。

二、区分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

我国商标法虽在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了过失侵权，但是从整个商标法来看，其并未对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作出详细的区分。因此，笔者认为，商标法应将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加以区分，并对不同情况下的侵权损害赔偿予以分别规定。其理由如下：1．现实的局限。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注册商标，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注册商标不可能为社会公众都知晓，这既给侵权行为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又给如何确定在发生商标侵权后，判定侵权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增加了难度。如前所述，大量注册商标的存在，使侵权行为人并不一定就会知晓自己使用在产品或服务上的商标是别人已经申请注册的商标。同时，由于商标权具有无形性等特征，商标权的权利范围极易被人有意或无意的闯入，商标侵权行为极易发生。因此，对故意侵权或过失侵权的损害赔偿分别予以规定，更能体现公平、公正原则。2．审判的需要。对故意侵权和过失侵权进行明确的区分，有利于权利人选择合理的赔偿方法，在诉讼中准确提出赔偿金额；同时也有利于法官准确、及时判案，避免诉讼资源的浪费，并且可以为知识产权犯罪的认定提供方便。

三、综合运用法定赔偿、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加倍)赔偿

在商标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笔者认为可以根据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综合运用法定赔偿、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

首先，关于法定赔偿的范围，可效仿美国的规定，若被侵权人自愿选择法定赔偿，则法院根据法律的规定赔偿范围酌情予以赔偿；若被侵权人是因为利润或损失难以计算而选择法定赔偿的，亦可按法定赔偿计算。

其次，补偿性赔偿即实际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一般情况下，若当事人选择损失赔偿，且侵权行为性质并不严重、侵权数额并不特别巨大时，法院按侵权人所得的利润或被侵权人所受的损失来补偿被侵权人的损害。

再次，惩罚性(加倍)赔偿的适用。我国许多学者认为在商标侵权领域不适用惩罚性赔偿，其原因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若商标法再规定惩罚性赔偿，对侵权人的制裁无疑是致命的。然而笔者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是对消费者而言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对商标被侵权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另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是有限的，其只按销售商品的单价的两倍予以赔偿。对消费者而言，其一次购买的商品数量是有限的，得到的赔偿额也是一定的。这种赔偿数额对商家来说，不过九牛一毛，并不影响其整体利益的获得。因为中国的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维权积极性不高，很少有消费者主张自己的权利。综合运用法定赔偿、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加倍)赔偿并不是在一个案件中同时适用，而是区分不同的情况分别予以适用。

四、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目前我国商标法中对于精神权利保护问题及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未作规定，但是笔者认为在我国商标法中应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其理由如下：

补偿性范文篇10

关键词：商标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

一、完善商标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

我国现行商标法在计算商标侵权的损害赔偿数额的问题上有三大标准：一是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受到的损害确定，二是按照侵权人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三是按照法定赔偿数额确定。三大标准看似完善，然存在如下缺点：(1)没有规定“损害”的范围和每项损失的计算方法；(2)举证责任倒置给权利人增加了难度，不利于追究侵权人的责任；(3)法定赔偿的数额只规定了上限未规定下限，且上限数额较低，不利于对驰名商标的保护。针对以上不足，笔者试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在确定赔偿范围时，不仅要考虑到权利人有形财产的损失，而且要考虑到权利人无形财产的损失，还要考虑到权利人间接财产损失；二是在确定侵权人在侵权期间所获得利益的数额时，应规定侵权人有提供侵权期间全部财务档案、生产流程档案等义务；若侵权人不能举证，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三是在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应设定不同类型的商标的最低及最高赔偿额。

二、区分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

我国商标法虽在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了过失侵权，但是从整个商标法来看，其并未对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作出详细的区分。因此，笔者认为，商标法应将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加以区分，并对不同情况下的侵权损害赔偿予以分别规定。其理由如下：1．现实的局限。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注册商标，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注册商标不可能为社会公众都知晓，这既给侵权行为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又给如何确定在发生商标侵权后，判定侵权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增加了难度。如前所述，大量注册商标的存在，使侵权行为人并不一定就会知晓自己使用在产品或服务上的商标是别人已经申请注册的商标。同时，由于商标权具有无形性等特征，商标权的权利范围极易被人有意或无意的闯入，商标侵权行为极易发生。因此，对故意侵权或过失侵权的损害赔偿分别予以规定，更能体现公平、公正原则。2．审判的需要。对故意侵权和过失侵权进行明确的区分，有利于权利人选择合理的赔偿方法，在诉讼中准确提出赔偿金额；同时也有利于法官准确、及时判案，避免诉讼资源的浪费，并且可以为知识产权犯罪的认定提供方便。

三、综合运用法定赔偿、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加倍)赔偿

在商标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笔者认为可以根据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综合运用法定赔偿、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

首先，关于法定赔偿的范围，可效仿美国的规定，若被侵权人自愿选择法定赔偿，则法院根据法律的规定赔偿范围酌情予以赔偿；若被侵权人是因为利润或损失难以计算而选择法定赔偿的，亦可按法定赔偿计算。

其次，补偿性赔偿即实际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一般情况下，若当事人选择损失赔偿，且侵权行为性质并不严重、侵权数额并不特别巨大时，法院按侵权人所得的利润或被侵权人所受的损失来补偿被侵权人的损害。

再次，惩罚性(加倍)赔偿的适用。我国许多学者认为在商标侵权领域不适用惩罚性赔偿，其原因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若商标法再规定惩罚性赔偿，对侵权人的制裁无疑是致命的。然而笔者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是对消费者而言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对商标被侵权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另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是有限的，其只按销售商品的单价的两倍予以赔偿。对消费者而言，其一次购买的商品数量是有限的，得到的赔偿额也是一定的。这种赔偿数额对商家来说，不过九牛一毛，并不影响其整体利益的获得。因为中国的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维权积极性不高，很少有消费者主张自己的权利。综合运用法定赔偿、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加倍)赔偿并不是在一个案件中同时适用，而是区分不同的情况分别予以适用。

四、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目前我国商标法中对于精神权利保护问题及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未作规定，但是笔者认为在我国商标法中应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其理由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