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范文10篇

波普尔范文篇1

>波普尔(K.R.Popper)认为，科学知识即理论内容的增长是科学进步的最为重要的标志。如果接受这个论点，那就必须放弃以理论的高概率或高真实度作为科学进步的标准。他给出两个公式：

>Ct(a)≤Ct(ab)≥Ct(b)

>P(a)≥P(ab)≤P(b)

>前一公式表明，理论a和b之内容的合取大于（或等于）a和b各自的内容；后一公式表明，理论a和b之合取的概率小于（或等于）a和b各自的概率。波普尔由此得出结论：“如果知识增长意味着我们用内容不断增加的理论进行工作，也就一定意味着我们用概率不断减小（就概率演算而言）的理论进行工作。因而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知识的进步或增长，高概率（就概率演算而言）就不可能也成为我们的目标；这两个目标是不相容的。”[1]

>既然理论的内容丰富程度与概率相反，那么追求理论内容的丰富性就不是追求理论的高概率，而是追求理论的低概率，不是追求理论的可证实性，而追求理论的可证伪性。波普尔说：“高的可证伪度或可反驳度、可检验度也是科学的目标之一——事实上，跟大量信息内容恰恰是同一个目标。”[2]据此，波普尔从追求科学知识增长的动机出发，高举起证伪主义的旗帜，来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分庭抗礼。

>在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旗帜上还写着演绎主义和反归纳主义。从逻辑上讲，证伪和证实是不对称的。证伪具有演绎逻辑的必然性，其逻辑形式是：如果t那么e，并非e，所以，并非t。但证实却不具有演绎逻辑的必然性，因为“如果t那么e,e是真的，所以，t是真的”不是有效的逻辑形式。正因为此，人们不把证实的推理称作“演绎”，而称作“归纳”。归纳推理不具有必然性，只具有或然性（概然性）。

>归纳推理的或然性并不是它的致命缺陷，它的致命缺陷在于，其逻辑合理性难以得到说明。关于归纳法的合理性问题最早由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提出，然后他做出否定的回答，即归纳法没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心理习惯。休谟的回答为心理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对此，大多数理性主义者的反应是力图为归纳法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如逻辑实证主义者大都如此。然而，波普尔作为理性主义者却给出一种不同凡响的应答。

>波普尔在其早期力作《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把归纳问题作为首要问题加以讨论（作为全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赞成休谟对归纳合理性的否定性回答，即使强调归纳法的或然性，休谟的论证仍然成立。他说：“假如我们对根据归纳推理得来的论述给予一定程度的概率，那么为了证明它就必须援引一条新的经过适当修改的归纳原理。而这条新原理本身也必须被证明，如此等等。而且假如这条归纳原理本身也被说成不是‘真的’，只是‘概然的’，也得不出什么结果。简言之，和归纳逻辑的其他任何一种形式一样，概然推理的逻辑，或‘概率逻辑’，不是导致无穷后退就是导致先验论的学说。”[3]

>有趣的是，虽然波普尔赞成休谟对归纳合理性的否定，但他却不赞成休谟对科学合理性的否定，因为科学的合理性并非依赖归纳的合理性。休谟之所以从否定归纳合理性走到心理主义的立场，是因为他有一个错误的预设，即归纳法是科学与非科学特别是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划界标准。为此，波普尔把科学划界的问题再次凸显出来，并称之为“康德问题”。

>对于划界问题，波普尔的主张是：“可以作为划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换句话说，我并不要求科学系统能在肯定的意义上被一劳永逸地挑选出来；我要求它具有这样的逻辑形式，它能在否定的意义上借助经验检验的方法被挑选出来，经验的科学的系统必须有可能被经验反驳。”[4]

>当把可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性作为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划界标准，那么作为证实方法的归纳法对于经验科学就不是必不可少的了。既然休谟已经证明归纳法并没有逻辑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归纳法从科学方法论中清除出去，这样做不会使科学合理性受到任何损失。因为经验科学的特征在于其可证伪性，而证伪的过程具有演绎逻辑的合理性。波普尔说：“证伪法不以任何归纳推理为其前提，而只是以正确性没有争议的演绎逻辑的重言式变形为其前提。”[5]这样，摈弃了归纳法的经验科学仍然具有合理性，而且是最强的合理性——演绎合理性。这样，波普尔便把证伪主义、反归纳主义和演绎主义熔为一炉了。

>请注意，波普尔只说理论被证伪，却不说理论被证实。代替“证实”的是“暂时通过检验”，或者说“我们没有发现舍弃它的理由”，有时也说“验证”(corroboration)。当他用“验证”这个词的时候，特别强调它与逻辑实证主义的“认证”(confirmation)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与逻辑概率成反比的，而后者是与逻辑概率成正比的；相应地，前者是非归纳的，而后者是归纳的。[6]波普尔把这种不含归纳成分的检验方法称为“理论的演绎检验”，在这种方法论的框架内，“由归纳逻辑产生的那些问题能够排除，而不会代之以产生新的问题。”[7]

>2逼真性与反归纳主义的弱化

>波普尔在写《科学发现的逻辑》时尽量避免使用“真理”的概念，因为在他看来，真理就是与事实相符合的理论或陈述，“要想清楚地理解一个陈述同一件事实之间难以捉摸的符合，乃是毫无希望的。”[8]但是，在写完那本书不久，波普尔遇到塔尔斯基，塔尔斯基的真理理论使波普尔顿开茅塞，从此他便心安理得地谈论“真”和“真理”了。

>然而，波普尔所谈的真实性与证实主义者所谈的其实性是不同的：后者是概率的真实性，是与内容的丰富性不相容的；而波普尔所谈的真实性是与内容丰富性相统一的。为此，波普尔提出一个把真实性和内容丰富性结合起来的新概念即“逼真性”(verisimilitude)，用以作为理论选择和科学进步的评价标准。一个理论的逼真度可以这样来确定：

>V[,s](a)=Ctr(a)-Ct[,F](a)

>这里Ctr(a)是a的真理内容的量度，Ct[,F](a)是a的虚假内容的量度。[9]也就是说，一个理论的逼真度等于它的真内容和假内容之差。

>在科学方法论的讨论中，主要关注的是两个理论之间的相对逼真度的比较。波普尔认为，对于这种比较，他原先的检验性理论照样适用，并未由于引进逼真性而导致方法论改变。[10]不过，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波普尔关于“逼真性”不改变其方法论的说法是错误的。要知道，“通过检验”和“没有通过检验”、“证伪”和“可能真”都属于认识论范畴，而波普尔的“逼真性”则不属于认识论范畴。按照他的说法：“我们的接近真理的观念或逼真性的观念，与客观真理或绝对真理具有同样的客观性，同样的理想或调节特性。它不是一个认识论的或认识的观念——同真理或内容一样。”[11]

>如果只是停留在认识论的范围，波普尔的反归纳主义的检验理论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是可以说得通的，即一个尚未被证伪（可能真）的理论比一个已被证伪的假理论要好。但是，说一个尚未被证伪的理论比一个已被证伪的理论具有较高的逼真度，则是说不通的。根据波普尔的逼真性概念，理论t[,2]，比理论t[,1]具有较高的逼真度，当且仅当，t[,2]的真理内容而不是虚假内容超过t[,1],t[,1]的虚假内容而不是真理内容超过t[,2]。[12]完全有这样的可能，t[,1]比t[,2]先遇到反例，从而先被证伪，但在随后的检验中（注意：波普尔的逼真性概念是可以用于假理论的），t[,2]比t[,1]遇到更多的反例。因此，总起来看，t[,1]比t[,2]具有较多的真内容和较少的假内容，因而具有比t[,2]更高的逼真度，尽管t[,1]首先被证伪。

>以上分析表明，一旦引入“逼真性”概念，波普尔的演绎检验方法便不再适用，除非再引入归纳法的概念。只有借助于归纳法，我们才能将t[,1]被证伪而t[,2]尚未被证伪这种暂时的“逼真性”推广到将来，以致作出一个总体逼真性的评价。但这样一来，波普尔便背离了他的反归纳主义立场。

>关于“逼真性”概念，人们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理论t[,2]比理论t[,1]具有更高程度的逼真性呢？”对此，波普尔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只是猜测。但是我可以批判地审查我的猜测，如果它经受了严峻的批判，就可以把这一事实作为支持它的充分的关键性的理由。”[13]当波普尔说这段话时仍然坚持反归纳主义的立场。但是，t[,2]经受住而t[,1]没有经受住的那个“严峻的批判”以及在此之前它们共同经受的检验都只是已经过去的有限的事件或证据，而一个理论的逼真性却涉及一个理论的全部真内容和假内容的比较，既包括已知的也包括未知的。既然如此，前者如何为后者提供“充分的关键性的理由”？休谟早已告诉我们，这种由过去说明未来的理由绝不会是演绎的，而只能是归纳的或概然的。

>由此可见，波普尔否认“逼真性”概念对其方法论带来冲击，其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在波普尔引入“逼真性”概念之前，他的反归纳主义或演绎主义或许还可以自圆其说，尽管与常识有些相违；但是，当他引入“逼真性”概念之后，情况就改变了，除非他把归纳法请回来。这样，波普尔便处于一个二难境地：要么坚持反归纳主义而放弃逼真性概念，要么引入逼真性概念而放弃反归纳主义。然而，波普尔对这种两难境地认识得不够充分，试图兼得鱼和熊掌，致使他的理论出现不协调性。

>3向归纳逻辑靠拢

>归纳逻辑学说的重要人物之一萨蒙(W.C.Salmon)对于波普尔试图清除归纳问题和归纳方法的主张不以为然。他向波普尔学派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即：科学有没有提供可靠预测的任务？如果有，那么波普尔所谓对一个理论的验证(corroboration)就不可避免地包含归纳的成分，因为其中包含由过去和现在推断将来的因素。毫无疑问，科学具有提供可靠预测的任务。为了与这个事实相容，“波普尔必须在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挖掘一道深深的鸿沟，而据此进行的区分本身就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的确，如果我们相信，至少尝试性地接受科学的预言的含义也是不可以的，那么人们将不知道是否要继续珍视理论科学的解释性假说了”[14]。

>面对萨蒙的质疑，波普尔学派的重要成员沃特金斯(J.W.N.Watkins)断然宣称，科学理论与人们的实践活动是无关的。他谈到，根据实践的目的选择理论和根据科学的目的选择理论在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常常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一只轮船在雾中航行时，领航员总是谨慎地假定轮船比他所相信的更接近于礁石，并根据这种假定指导航向。[15]波普尔也说过类似的话：“虚假理论往往也作用得很好：工程或航海中所应用的公式大都已知是虚假的”[16]。转>波普尔的确在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划了一条深深的鸿沟，他引入逼真性概念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区分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他谈到：“如果我们想阐明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追求知识和追求动力或强有力的工具之间的区别，那么我们就少不了它。因为区别在于，在追求知识时我们一心想找到真的理论，至少找到比其他理论更接近于真理的理论，也即更符合于事实的理论；而在追求作为可满足一定目的的有力工具的理论时，理论往往为我们服务得很好，虽然明明知道它是假的。”[17]

>然而，在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上，波普尔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拉卡托斯(I.Lakatos)不同意波普尔和沃特金斯的观点，他指出：“在波普尔和沃特金斯所谓适合于假理论的大多数场合，人们可以发现那种得到高度验证的理论事实上被使用着。”[18]应该说，拉卡托斯的说法是对的。诸如领航员有意偏离理论其实不过是在理论指导下加了一些保险系数或作其他一些实用上的调整而已，并不说明科学理论在这里不起作用。

>拉卡托斯进一步谈到：如果坚持主张科学验证是分析的而不是综合的（是演绎的而不是归纳的），“这意味着科学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明显分离，看来这正是波普尔和沃特金斯所提倡的。这种分离也许的确是‘可疑的和做作的’(fishyandhypocritical)，而且导致对技术学的实际情况的误解。”[19]为此，拉卡托斯引进一个非分析的综合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概念。

>我们知道，评价理论的目的是为选择和接受较好的理论，因此，评价规则也就是接受规则。拉卡托斯把波普尔的接受规则分析为两条，相应地，其“可接受性”概念也有两种，分别记为“可接受性[,1]，”和“可接受性[,2]”。

>可接受性[,1]：对于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T[,1]和T[,2]，如果T[,2]比T[,1]具有较高的可证伪度，亦即T[,2]比T[,1]具有超额经验内容(excessempiricalcontents)，那么，相对于T[,1],T[,2]是可接受[,1]的。

>可接受性[,2]：对于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T[,1]和T[,2]，如果T[,2]经受住T[,1]所没有经受住的严峻检验，亦即T[,2]比T[,1]具有超额验证(excesscorroboration)，那么，相对于T[,1],T[,2]是可接受[,2]的。

>拉卡托斯指出，这两个可接受性概念都是关于知识增长的，为了反映人们对科学知识的可靠性的要求，还需要增加一个可接受性概念即可接受性[,3]。

>可接受性[,3]：对于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T[,1]和T[,2]，如果T[,2]比T[,1]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亦即T[,2]比T[,1]更接近真理，那么，相对于T[,1],T[,2]是可接受[,3]的。

>可靠性或逼真性是对一个理论的未来品质的评价，可靠性或逼真性高的理论意味着将来更适合生存，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归纳的性质。正因为此，拉卡托斯把可接受性[,3]同“归纳的可接受性”、“证据支持”、“可信性”(trustworthiness,credibility)、“可靠性”(reliability)等看作同义词。

>可接受性[,1]和可接受性[,2]之间的明显区别是：可接受性[,1]是先验标准，而可接受性[,2]是后验标准。因为一个理论的经验内容就是从它得出的关于事实的逻辑推断，只需比较两个理论的逻辑推断便可确定哪一个是可接受[,1]的。可是，为确定可接受性[,2]就必须将超额经验内容付之检验，由检验结果来确定哪一个理论是可接受[,2]的。

>在拉卡托斯看来，可接受性[,1]和可接受性[,2]之间还有一个区别即：可接受性[,1]只具有分析性，而可接受性[,2]却可以有两种解释。若把它理解为一个理论在该检验中幸存下来而另一理论则没有，那么可接受性[,2]就是分析性的；若把它理解为幸存理论比起被证伪理论更接近真理或将来更宜于生存，那么可接受性[,2]就是综合性的。

>可接受性[,3]同可接受性[,2]都是后验的，在拉卡托斯看来，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可接受性[,2]的依据是超额验证，而可接受性[,3]的依据是全部验证。[20]

>在笔者看来，拉卡托斯把归纳接受性即可接受性[,3]同波普尔的可接受性[,1]和可接受性[,2]结合起来，从而对科学方法论给以更为全面的阐述，这是他对科学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其实，波普尔也不得不承认，他关于理论评价的后验标准（相当于可接受性[,2]）包含归纳主义或证实主义的气味。[21]拉卡托斯通过对可接受性概念的细致分析把这一点更为明确地揭示出来。他指出，作为可接受性[,3]的定义基础的概念正是波普尔的逼真性概念，“可以肯定地说，一个理论越是可接受性[,3]的，它就越接近真理，也就是说，它的逼真性越高。”[22]同时他又说：“‘可接受性[,3]，最接近卡尔纳普的认证程度(degreeofconfirmation)”[23]，这样，他便在一定程度上把归纳主义和反归纳主义溶合在一起了。

>对于波普尔和沃特金斯为坚持反归纳主义立场而把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割裂开来的做法，拉卡托斯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他说：“反归纳主义的升级——他们把任何可接受性[,3]的概念作为靶子——只能损害他们自己的形象。人们应当公开放弃这样的反归纳主义，并且承认：科学至少是一种生活的向导。”[24]

>由于拉卡托斯在波普尔学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他的这种态度对于科学哲学家特别是对波普尔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波普尔学派的许多成员逐渐软化反归纳主义的立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归纳逻辑或正视归纳问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波普尔学派的大本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现在已成为贝叶斯归纳逻辑的重镇，后者的代表人物豪森(ColinHowson)和厄巴赫(PeterUrbach)宣称，拉卡托斯和萨蒙对波普尔的反归纳主义的批判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5]

[1][2][6][8][9][10][12][13][16][17][21]波普尔.猜测与反驳[C].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312,314,82.319,334,335,334,335,79,323,354.

>[3][4][5][7]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M].查汝强，邱仁宗译.沈阳出版社，1999.6-7,19-20,22,11.

>[18][19][20][22][23][24]Lakatos.ChangesintheProblemofInductiveLogic[A].in[26][C].1968.404,403-404,404-405,393,375,404.

>[14]Salmon.Reply[A].in[26][C].1968.96-97.

>[15]Watkins.Non-InductiveCorroboration[A].in[26][C].1968.65.

>[25]Howson,UrbachScientificReasoning:TheBayesianApproach[M].Chicago:OpenCourtPublishingCompany,1993.6.

>[26]Lakatos(ed.).TheProblemofInductiveLogic[C].Amsterdam:NorthHolland,1968.

波普尔范文篇2

关键词:波普尔;证伪主义;猜想与反驳;创新思维

波普尔证伪主义理论以可证伪性作为其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依据，主张通过猜想与反驳的方法，即通过试错法促进科学知识的增长。波普尔证伪主义的可证伪性原则以及猜想和反驳的方法论，都蕴含着独特的创新理念。在当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证伪主义方法论中的敢于怀疑、大胆猜想、勇于试错、在错误和失败中进步等思想，对于培养科学创新思维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一、证伪主义方法论概述

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以可证伪性为原则，以猜想与反驳(试错法)为方法，通过不断证伪和试错，从而促进科学知识的增长。(一)可证伪性原则。波普尔证伪主义认为，可证伪性原则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可证伪性是指这一理论或假说具有被经验观察证伪的可能性，但是并不等于这一理论或假说必然被证伪。也就是说，某一假说只有符合可证伪性这一条件，它才是科学的。在波普尔证伪主义理论提出之前，可证实原则被普遍认为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在于理论或假说能否为经验归纳所证实。即如果一个理论或假说能够被一定数量的经验事实所确证，那么这个理论或假设就是科学的;反之，如果一个理论或假说不能够被确证或者说至少目前还不能被确证，那么这个理论或假说就属于非科学，就要被排除在科学范围之外。波普尔从根本上否定了证实主义的科学划界标准。他主张可证伪性才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即一个命题或假说只有符合可证伪性这一原则，才是科学的。所谓的可证伪性就是指科学理论或假说必然具备被可观察到的经验事实证伪的可能性，而不符合可证伪性原则的理论或假说就不是科学的。由此，证伪主义者认为逻辑学、数学以及宗教学都不是科学，因为它们都不符合可证伪性原则，即不具备被经验事实所证伪的可能性。然而，可证伪性并不等同于必然被证伪。可证伪性只是科学理论应该具备的一个必要前提，而被证伪则是这个科学假说被另一个科学假说所推翻从而产生的结果。但是这个已经被推翻了即被证伪了的假说还是属于科学的范畴，原因是它具备可证伪性这个必要条件。这就是说，可证伪性是指这个假说命题不具备逻辑上的必然性，它存在着被一些经验事实所推翻的可能性，被证伪就是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也就是说，这一假说被可观察的经验事实证实为错误的。而这个推翻和证伪了原先假说的这一理论或假说就取代了原先的假说命题，作为一种新的命题接受其他可观察的经验事实的证伪。(二)猜想与反驳方法论。猜想与反驳方法，也可称之为试错法。波普尔利用猜想与反驳的方法向我们揭示了科学发展的动态过程，即科学知识是在大胆的猜想、无止境的反驳以及永不停止的试错的过程中取得不断进步和发展的。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者认为，通过归纳法对经验事实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科学理论的确证观是不合理的。他们认为，仅仅通过一些经验观察得到普遍的定律与理论是永远不可能的。但是，他们主张以确定的经验事实命题作为前提，借助逻辑推理证明普遍的定律和理论是谬误，这样则是可能的。也就是说，科学理论永远不会被经验事实所证实，只能被证伪。或者说，假说或理论不会被可观察的经验事实确证为绝对科学的理论，它只可能被可观察的经验事实所否证，即被确证为是谬误或错误。因此，他们推崇猜想与反驳法，即试错法，认为先进行大胆的假设和猜想，然后进行反驳、批判和证伪。波普尔在说明科学知识的增长时用:P1→TT→EE→P2四段图式来表述试错法。在试错法的四段图式中，“P1”代表“问题”，“TT”代表“试探性理论”，而“EE”则代表“(尝试)排除错误”，尤其是利用批判性讨论排除错误，“P2”代表“新的问题”［1］321。波普尔试错法的四段图示可以简单解释为:科学首先起源于“问题”，即源于对某一客观事物的怀疑和提问。当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之后，由于知识背景和智力等要素的支持，我们会对问题的解决进行大胆的猜想和假设，即在脑子里会产生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关方案或线索。这些猜想和假设也就是四段图示中的“试探性理论”。这些“试探性理论”数量不定，有的问题可能只有两种方案，而有的问题可能有多种方案和线索，那么，哪一种或者哪几种方案才能成为众多方案中最有可能解决此问题的“钥匙”呢?这就要靠解决问题者依靠其当前所掌握的科学理论知识和智力背景，通过观察和实验对这些“试探性理论”进行比较、批判和反驳，对这些方案进行筛选，从而排除错误、优胜劣汰，这个过程就是四段图示中的“排除错误”。接下来就是用这个暂时经受住观察实验的批判的“试探性理论”，去尝试着解决问题。这一步可能产生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这个试探性的理论不能解决原问题，或者离解决原问题有一定距离，这个时候解决者就要试图进一步去寻找更合适的“试探性理论”，或者他还可以在保留此“试探性理论”的前提下改进此理论的细节部分，然后再用修改后的理论去尝试着排除和纠正错误。第二种结果，即这个试探性的理论成功解决了原问题，那么它就取代了原问题变成了一个新问题，此时产生的新问题就是“新的问题”。但是，这个“新的问题”并不是终点，它同样要接受各种不同猜想或假设，即其他试探性理论的反驳或证伪。科学就是在这四个步骤中不断循环，取得进步和发展的。(三)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意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鼓励创新，以其独特的见解和深邃的思想赢得了很多哲学家以及科学家的赞赏。加拿大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邦格认为，波普尔“已被公认为当代最深刻、最严谨、最富有才华和独特精神的思想家”［2］2。确实，波普尔能够发现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推崇的归纳法的缺陷，并且反其道而行，通过大胆的猜想和严谨的求证，对权威进行批判和反驳，进而提出与以往权威理论即逻辑实证主义截然不同的证伪主义理论。尽管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在今天看来也有缺陷，但是其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证伪主义的魅力就在于它充分肯定了科学创造的不可思议的力量，鼓励了科学家发挥想象力来进行自由探索，给科学创新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二、波普尔证伪主义理论中的创新精神

波普尔证伪主义是对传统归纳问题的有效解决，即证伪主义避免了传统证实主义无法从有限的经验事实中归纳总结出科学理论的难题，实现了科学思维方式从证实到证伪的转变，并且提出了科学进步的方法即猜想与反驳法(试错法)，这些都蕴含着丰富的创新精神。波普尔鼓励人们敢于怀疑、积极发现问题，并且大胆地提出假设，不断进行试错，这与现代科学发展的灵魂和动力即不断创新，是相契合的。(一)对传统归纳问题的思考———怀疑和批判精神。波普尔证伪主义的产生起源于对传统归纳问题的思考。本着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波普尔用其独特的证伪主义理论对归纳问题做出独具风格的尝试性解决。证伪主义是在逻辑实证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为了解决传统的归纳问题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理论。逻辑实证主义所遵循的归纳法在当时受到了休谟等人的怀疑。休谟认为，不管观察重复多少次，都不能从逻辑上必然地从个别经验得出普遍性的结论，因为归纳法在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时存在着逻辑上的跳跃［3］。虽然，后来逻辑实证主义者又对归纳法进行了改造，但是仍无法掩盖归纳法的缺陷。波普尔认识并抓住了归纳法的缺陷。为了弥补归纳法的缺陷，波普尔并不是沿着归纳主义的道路对归纳法进行“缝补”，而是对其进行根本的批判，另辟蹊径选择了一种和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完全相对的方法论，即证伪主义方法论，进而形成了其著名的理性批判主义。(二)从证实到证伪———思维方式的转变。波普尔证伪主义实现了思维方式的转变。即从传统的证实思维到证伪思维的转变，为开拓创新思维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传统的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来源于可观察的经验事实，并且科学知识必须通过经验归纳的证实。也就是说，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是一种肯定性的知识，科学知识的发现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被经验事实所确证的过程。但是，由于归纳法自身难以消除的局限性，即从个别的经验事实出发难以归纳出普遍的科学知识，这使其受到各路人士的批判。波普尔认为一个理论或假说即使得到再多数量的经验证实，也只是加深其是科学知识的可能性，而不能直接肯定其就是科学理论。如果出现相反的经验事实，哪怕只有一件，就足以推翻这一理论，足以证明这一理论或假说是谬误的。所以，波普尔认为，科学知识不应该是简单的事实经验的堆积和归纳，而是应该用证伪的方式去主动地发现新的问题，通过猜想与反驳的方法，不断地试错，进而逐渐实现科学知识的增长。从实证到否证的思维方式的改变，一方面为人类认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为科学发现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另一方面也鼓励了人类发展创新思维，增强人类实现创新的自信心。(三)猜想与反驳———科学进步的方法。波普尔反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知识是经验事实的归纳积累的理念，主张科学知识是不断增长的动态过程。而科学知识进步的方法就是猜想与反驳法，即试错法。也就是说，通过不断地试错和证伪、不断地解决问题，逐渐实现科学知识的增长。波普尔认为科学来源于问题，而科学知识的增长则取决于问题的解决。由于问题不会被永久地解决，所以科学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增长过程。问题来源于怀疑的态度。怀疑就是对常规或者已经被普遍认可的理论的质疑和批判，怀疑不仅是对传统和权威的批判，同时也是一种创新。提出问题之后，需要人们运用大胆的猜想提出试探性理论，即解决方案，并对其进行比较和反驳，最终得出一个逼真度最高的试探性理论，即这一试探性理论暂时经受住了其他理论的批判和证伪。换句话说，这一试探性理论取代了旧理论成为暂时的“科学”理论，而这个“科学”理论会成为新的“靶子”，接受其他理论或假说的批判和证伪，进行新一轮的猜想和反驳。科学就是通过不同理论或假说的互相证伪，通过问题的不断发现和解决而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家以及哲学家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以他们的科学知识为背景，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不仅实现了科学的进步，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三、波普尔证伪主义对培养创新思维的启示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蕴含着独特的创新精神，对于我们培养创新思维有着重要的启示。我们应该充分吸收和借鉴证伪主义所包含的创新理念，积极培养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大胆的想象能力、主动的实践能力，并且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正确对待错误和失败的态度，进行科学创新。(一)敢于怀疑。敢于怀疑是创新思维培养的基石。证伪主义向我们展示了经验事实具有不可靠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怀疑精神。同时，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以及真理的相对性也要求我们必须有怀疑和批判精神。培养科学的创新思维，首先需要我们打破故步自封、对传统和权威盲目迷信和崇拜的精神枷锁。证伪主义向我们展示了经验的不可靠性，表明任何科学理论或假说都有可能被推翻和证伪。所以，如果人类对于前人的思想成果或者科学成就不假思索、毫不怀疑地接受，就难以实现理论与科学的创新。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人的认识具有有限性，真理具有相对性。这就决定了创新思维必须具备怀疑精神。人类生命以及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的认识具有有限性。而知识是无限的，科学和理论的发展是无限的。人类所达到的真理性认识，往往也是相对真理。恩格斯认为，人类的认识永远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人类只能无限地接近真理。当然，认识的有限性和真理的相对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得不到任何真理。人类通过各种各样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逻辑推理等得出的相对真理，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绝对性，或者说是一定条件下的绝对真理。从终极的意义上说，人的认识是不断地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人类通往绝对真理的过程，就是不断培养创新思维、不断进行科学创新的过程。而人类进行思维创新和科学创新的前提，就是充分认识到真理的相对性，敢于怀疑任何科学和理论。(二)大胆猜想。大胆猜想是创新思维培养的翅膀。大胆的猜想并不是脱离实际的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要和现实结合，符合一定的思维规律，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证伪主义主张大胆猜想，并且认为猜想只有符合一定的客观规律以及科学知识规范，才有可能实现科学创新，促进科学知识的增长。波普尔认为:“知识的成长是借助于猜想和反驳，从老问题到新问题的发展。”［1］292在波普尔看来，人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不是一种主观臆想，人类对于问题的敏感不是凭空而来，需要符合一定的客观规律、遵循科学知识规范。也就是说，只有以经验事实为根据，在现有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大胆猜想才是科学猜想，才有可能产生独特的科学理论成果，进而推动科学知识的增长。(三)积极付诸实践。积极主动进行实践是科学创新思维培养的前提。证伪主义启示我们，在不迷信传统和权威、大胆进行猜想的基础上，还需要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将猜想付诸实践。在实践中证实或证伪猜想，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同时在实践中发现真知，实现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其本质来说，人是积极能动的存在者，其能动性就在于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人能够将思想付诸实践，并通过实践进行创新和创造。在理论创新和科学创新的过程中，实践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实践就没有科学理论的创新。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人会对很多看似平常的事情或现象产生疑问和思考，会在头脑中产生我们称之为“灵感”的东西，而“灵感”变成创新思想或创新理论，就必须借助实践。通过具体的实践，包括科学实验和观察，人们对“灵感”进行反思和应用，最终就会带来思想或理论的创新。在实践中，不管“灵感”或猜想有没有经受住经验事实或科学理论的证伪，都会产生一定的价值。一方面，如果“灵感”或猜想被证实，暂时解决了我们的问题，那其肯定具有积极的理论想被证伪，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另一方面，在进行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在证伪“灵感”或猜想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得到新的知识，这同样表明实践是有价值的。总之，科学创新思维的培养必须通过积极能动的实践。(四)遵循科学的方法遵循科学的方法是科学创新思维培养的钥匙。科学创新思维之所以冠之以“科学”，就是因为遵循科学的方法。也就是说，只有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实践才能实现科学创新，实现科学知识的增长。创新推动科学认识的发展，科学认识的发展必须要运用科学方法，因此，创新思维培养必须掌握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有效的规则、方式和手段［4］。狭义的科学方法仅指人类在探求客观自然规律的过程中采用的方式和手段，而广义的科学方法不仅包括在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有效方法，还包括在社会科学研究以及日常生活实践中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等，比如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科学方法。证伪主义对特定理论或假设的证伪，是在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下进行的。一个科学的猜想或假说，未经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指导下的证实或证伪，就可能只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想象，难以实现科学知识的发展和科学创新。所以，要想培养创新思维，就必须确保我们的思维以及实践严格遵循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五)正确对待错误和失败错误和失败是培养科学创新思维的重要动力和必由之路。从错误和失败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实现科学创新的关键所在。科学知识发展史绝不是各种理论简单堆砌的历史，而是持续不断的发现和纠正错误的历史，也就是通过失败和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不断进步的历史。波普尔说:“一种科学理论，一种解释性理论，只不过是解决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尝试，也就是解决一个与发现一种解释有关或有联系的问题。”［5］319在这一尝试性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很难保证没有任何的曲折和错误。科学上的每一项重大发现和重大成就，都经过了无数次的尝试和探索，包含着无数次的失败或错误。成功不可能一蹴而就，是由无数次的错误和失败堆砌而成的。错误和失败的意义还在于能够使科学家发现自己理论的漏洞和可疑之处，进而能够及时修正理论的错误，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理论，使其能够经受住尽可能多的质疑，从而具备最大的科学性。

总之，错误和失败既不是科学创新的敌人，也不是科学创新的障碍，而是科学创新的必由之路。在科学的道路上，人类通过失败和错误发现了很多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很多问题，并从失败和错误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地进行思维的创新，进而推动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所以，正视错误，不惧怕失败也是科学创新思维培养的一个重要因素。波普尔证伪主义对于培养创新思维有着重要的启示，但是证伪主义的作用是有限的，其自身也存在着局限性。首先，证伪主义主张大胆猜想。但是科学猜想并不是对任何事件的盲目怀疑，而是应与现实相适应，并符合一定的科学常识。其次，证伪不是实现科学创新的唯一来源。我们只能肯定证伪是实现创新的其中一个来源，但不能否定创新还有其他的来源。同时，并不是掌握了证伪的方法就可以实现科学创新，因为，证伪的这个过程需要结合许多其他方法，比如实证、逻辑推理等。也就是说，证伪只是科学创新中的一个环节，要想实现创新还需要综合多方面的要素来完成，而绝对不是单单靠证伪方法来实现。我们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证伪主义，既要看到波普尔证伪主义对于我们培养科学创新思维的积极意义，也要看到证伪主义的不足之处。总之，波普尔证伪主义中的可证伪性原则以及猜想与反驳法，对于培养我们养成敢于怀疑、勇于批判、敢于否定、大胆猜想、不断试错的创新精神有着积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波普尔．客观知识［M］．舒炜光，卓如飞，周柏乔，曾聪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波普尔．无穷的探索［M］．邱仁宗，段娟，译．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1983．

［3］刘希良．析证伪主义认识前提中的不可知论色彩［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3－16．

［4］陈学清．大学生科技文化素质及其对策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9．

波普尔范文篇3

更重要的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次全国唯物辩证法研讨会上，我有幸接触过在我国研究波普尔很早的舒炜光先生。他对波普尔的介绍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时我即下决心要集中一段时间把波普尔的思想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一下，为此，我甚至仿效他的学术路子花了不少时间认真钻研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但这种想法由于诸多原因终未能完全实现，但也始终未放弃。后来，我在先后为江苏人民出版社主编《现代世界十大思想家》和给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思想的冒险家们》(丛书)审读波普尔的书稿过程中又强化了这一思想。谭扬芳同志请我写序，我所以欣然允诺，也是想以此为契机，逼着自己利用这个不短的暑假至少把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有关著作再认真研读一遍，然后在此基础上好好写一篇。当我开始这样做不久，假期已剩不多。谭扬芳同志告诉我，她的稿子出版社已排定。这样，我只好把正看着的波普尔的著作放下，赶紧把谭扬芳的书稿本身再细读一遍，写出一篇，以兑现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不具备为剖析世界著名思想家波普尔的重要思想的著作写序的资格的。

卡尔·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当代世界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提到他，几乎没有一个学习哲学、研究世界思想的人不知道他曾提出过区分科学、非科学的界限的可证伪原则；提出过三个世界理论；还提出过以推测和反驳为中心的科学研究方法等大量大胆、新颖的思想的。由于其中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因此在国际学术界也是毁誉参半。

某个方面的领军人物，由于他的特殊的社会地位，做得好的方面，正面影响大；其错误，同样对社会负面影响也大。

波普尔在维也纳大学旁听期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接受了社会、共产党关于战争残酷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的正确宣传，一度倾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1919年春，波普尔还自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但不久，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的：“在我17岁的时候，已成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引起这一立场上根本变化的不过是一次政治事件。1919年某天，在波普尔17岁生日前不久，在维也纳，一群赤手空拳的社会主义者，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时遭到了枪击，他们本想帮助被拘禁在维也纳警察局的共产党人越狱。波普尔对这一事件根本不作具体分析，仅从人道主义出发就得出了否定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结论，并从此决定了他终身的思想倾向，奠定了他一生两大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基础撰写《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作系统的分析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批判自然带有严重轻率和偏见的成分。

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总的说来是站不住脚的，错误的。但毋庸讳言，这一批判在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一些人对波普尔在这方面所做工作的高度颂扬即是证明。布赖恩·马吉在其《“开放社会之父”：波普尔》一书中曾讲：“我必须承认，我不明白任何具有理性的人如何能理解了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判之后仍然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1]波普尔接受意大利记者贾恩卡洛·博塞莘采访汇集成的访谈讲演录《二十世纪的教训》中译本的导言也讲：“从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篇作中阐发的观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2]有的西方学者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出版拍手叫好，把它称之为“20世纪划时代的巨著”。

既然波普尔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从总体上看并不正确，为什么这一批判还能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在全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冲击波呢?分析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实践与理论方面。

从实践方面看，斯大林掌权后公然无视马克思、列宁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在政治上不仅要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在消灭了工、农等一切阶级差别之后才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不仅完成了生产资料为全社会所占有，而且因此可以取消一切商品生产与交换，劳动者之间可以完全实行按劳分配了才算社会主义而斯大林把它们公然篡改为政治上只要消灭了剥削与剥削阶级，经济上只要消灭了生产资料领域的商品生产与交换，在消费领域还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情况下就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这就是说，斯大林宣布建成的社会主义和当时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都还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又长期推行一系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实行的政策，这种“左”的、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使社会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尖锐的矛盾。对此，他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公然背弃要使社会主义比过去任何制度更自由、民主的承诺，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由排斥异已到社会舆论一律压制不同声音，最后直至根本无视基本人权，搞镇压，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这种无法无天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完全失去了控制，国家权力机关官僚主义严重不说，在一定程度上，领袖甚至出现了封建专制独裁倾向，广大干部队伍也逐渐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不顾老百姓死活为自己捞好处的贪污腐败阶层。在这种情况下，波普尔批判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下述错误思想认为历史主义与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密切相关。他甚至荒唐地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画等号，认为它们在政治斗争中表现为“左”、“右”两翼，它们的理论基础都是历史主义。因此把历史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会给人类带来不幸。这种思想在世界上受到不少人的顶礼膜拜、不胫而走，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奇怪和不好理解的吗?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各国根据斯大林模式不顾社会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和人们觉悟的实际水平走计划经济之路，逐步使经济失去了竞争力，社会丧失了活力。加之后来勃力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把国民经济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军事工业和加强国防，与西方搞冷战对抗，使社会陷入了长期停滞状态，人民生活始终很艰苦。事实上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差距。所有这一切，都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使当时的人民不仅对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信心，还产生了厌恶。波普尔系统批判历史决定论的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于1944年先后分别在哈耶克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和在英国正式出版及其在世界范围内逐渐传播，正是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实践上越来越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过程。而广大老百姓并不知道斯大林所搞的社会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和为之奋斗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就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能地反感，就认为只要是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主义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正确的，就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在理论方面，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先后在世界许多国家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包括他的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并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但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也被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教条化或曲解了、庸俗化了。实践明明证明马克思主义某些结论过时了甚至是不正确的，也不敢实事求是地承认。不仅如此，还要千方百计地编造各种理由去辩解。他们形而上学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或有时走向另一个极端，宣扬观念可以超越并取代“经济力量”。正如谭扬芳同志在她的著作中所正确指出的，在前苏联作为大学生和干部必读教材的，在社会主义各国也作为哲学主要参考书的康斯坦丁诺夫院士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讲的社会历史观，就是这种教条化、曲解与庸俗化的一个典型，而其源头即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权威自居，认为事实上只有他才拥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发展权的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小册子。其实，正是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同时还是实践的、历史的新唯物主义观歪曲成了马克思本人所坚决反对的“唯物质论”和“唯客观主义”，抽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主体能动性的灵魂，实际上是用还原论的观点说明社会历史规律，把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完全等同于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只讲规律的决定作用，无视人的意志、目的、实际努力在社会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这就使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决定论倒退到机械决定论，把社会历史规律绝对化、神秘化了。与此相联系的是，把社会历史的可预测性简单化、绝对化，完全排除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偶然性的作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有人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是“可以精确计算出来”的。这就把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完全正确的历史决定论歪曲成了“宗教宿命论”。这是不折不扣的“理性盲目崇拜”，正是由于有这种“理性自负”，在社会上才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真理”这类十分荒谬的东西。

波普尔批判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错误思想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还与波普尔的批判本身有关。

以往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和历史发展趋势理论的攻击，往往是明显地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立场上，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这种驳难非但改变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反而引起了劳动者对它们的强烈不满，这决定了它们必然要被历史发展的洪流迅速吞没。而波普尔的批判不同，至少从表面上看，它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来分析、批判“历史决定论”的。不仅如此，他的批判还是以类似自然科学的严谨态度来进行的，他从现代科学内部现代物理学入手，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正确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社会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予以清算”，是以审慎的理性批判“理性自负”[3]，而且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凡关注过波普尔的人都知道，爱因斯坦对他的一生影响最大，是他青少年时代所崇拜的思想大师中唯一一个后来未成为他怀疑、批判对象的人。1919年日全食的观测结果竟与爱因斯坦1915年发现的广义相对论并据此作出的预见一致。这件事震撼了世界科学界和思想界，也使波普尔为之倾倒。当年他还有幸出席了爱因斯坦在维也纳的学术报告会，给了波普尔极深的印象：爱因斯坦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作为绝对不变的教条，而是强调要接受实践检验。他看到爱因斯坦在人们对相对论的一片赞扬声中竟准备随时否定自己的理论。爱因斯坦的科学精神及此后他对爱因斯坦的研究，不仅使他走上了科学哲学家的道路，而且使他在坚持批判性思维和科学研究方法方面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这一研究方法也体现在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部著作中。正如有人曾正确地指出过：波普尔的主要思想是建立在他的知识论之上的，而他在知识论方面批判性的创见则源自他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深刻洞察和阐释。在20世纪杰出的思想家中，再没有人像波普尔熟悉并如此深入地介入到当代科学内部的重要辩论，并与科学家共同体之间保持如此长期亲密的联系[3]。他不仅与罗素、卡尔纳普、石里克、哈耶克这些国际著名思想家有过思想上的直接交流，而且与爱因斯坦、玻尔、薛定锷这些20世纪最知名的自然科学家有过交往，将自己的学术思想请这些自然科学家批评并受到他们的高度赏识与赞扬。爱因斯坦早在1935年读到波普尔德文版的《研究的逻辑》就写信给予热情的支持。1936年末，波普尔在向英国学术资助委员会提出申请，并希望能在英联邦地区学术机构中得到工作机会，给他写推荐信的人中就有爱因斯坦。1950年，爱因斯坦对波普尔出色的科学研究再次给予了高度的肯定。1960年，与伯内特一起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梅达华也称波普尔为“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正是这些世界顶尖级的、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的、几乎被视为人类智慧代名词的大科学家们对波普尔的肯定与赞扬，使他的思想，包括他错误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世界上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乃至盲目接受。

波普尔批判历史决定论的错误思想之所以影响大，还与下述情况有关：其批判锋芒所指虽然也包括真正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但主要是指17—18世纪的历史决定论，特别是被教条化、庸俗化、被曲解了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不仅如此，他对作为思想家马克思本人及其社会主义中关于人类平等与自由的道德理想不仅未批判，还抱有深深的认同。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虽然怀有偏见，对马克思本人却怀有深深的敬意，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他把自己的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是十分正确的，而且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在当时的确是科学的，提出了大量可被经验事实检验的预言。不过在波普尔看来，其中有许多重要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伪了。他后来在自传中还曾写道：“甚至在否弃了马克思之后的若干年内，我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如果能有一种与个人自由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的话，我现在仍然算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在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中过一种适度、简朴而自由的生活，是再好不过的了。”[4]

在我看来，波普尔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为很多人接受，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社会原因：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用辩证逻辑分析人类社会本质，揭示其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结果。它无非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但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很少能如愿以偿，这就使表面上好像由偶然性支配的社会历史进程，其实“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5]，它同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表现为，从现实的人出发，即从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为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出发，把人类社会看做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交互作用的产物，把社会历史又看作是在这种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并不否认偶然性作用的辩证决定论。而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反驳受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影响很深。他自己就讲过：“我虽然主要关心的是物理学的方法……但多年来我也关心社会科学，特别是看到社会科学的基础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又说：“我的方法对于所有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在内，都是普遍适用的”[6]。事实上，由于在他看来，社会科学应具有与自然科学统一的科学研究方法，并且他又认为，当代自然科学的非决定论主要是由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则支撑起来的，自然科学的非决定论又给社会科学中的非决定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因而他从自然科学的非决定论出发提出了社会科学中非决定论的历史观。他不知道，量子力学并非完全不受因果规律的支配，只不过支配它的不是那种单义的因果决定论，而是一种以统计规律为基础的决定论。这表明，波普尔用以分析批判历史决定论的主要工具还是形式逻辑。而形式逻辑是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和掌握的东西，“对于日常生活”和“科学的小买卖”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必要的(恩格斯语)，对于复杂的社会生活它就显得不够了。而辩证逻辑是远比形式逻辑要复杂高级得多的思维形式，没有通过系统的思维训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必要的基础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明明是正确的，却没有被人们一致认同；而波普尔批判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即他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从总体上来说是不正确的，不少人却反而觉得有道理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好像托勒密的地心说由于与我们的日常经验接近容易被人们接受，而哥白尼的日心说反而让人理解起来费劲一样。

波普尔的历史非决定论从总体上讲是不正确的，但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却如此巨大。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深入到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内部，对它作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观，帮助人们重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成为每个信仰、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信仰、研究唯物史观的人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波普尔的思想，在我国早就有人关注和介绍，他的主要著作基本上也都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流传。仅《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在中国就出版过两种译本，发行近千万册，它在我国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对波普尔的思想，特别是他反对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国内虽然也发表了一些论文，但大多数仅抓住其中一个观点进行评析，且主要集中在政治批判上，能从学理上作深入分析的还不多，而能将其放到波普尔整个思想体系中作全面、深入、细致剖析的专著更是少见。谭扬芳作为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自己选择了这一艰巨任务，希望能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在拨乱反正、以正视听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这不仅反映出她高度的理论自觉，也充分表现了她的历史使命感、时代责任心与担当。

谭扬芳同志这部著作，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历史规律、历史预测、历史意义等问题，抓住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特别是他批驳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基本观点和主要论据，深入到他的思想逻辑的内部，把他的历史哲学的理论基础、方法论依据及基本内容等诸方面综合起来加以研究，通过长期艰苦的思索，最后从学理上充分地对它们逐一加以实事求是的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极有见地的独到的正确看法，从而大大深化、推进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谭扬芳的阐述令人信服地表明，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非难，有许多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本身的内容，而是后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教条化和庸俗化主要是针对20世纪40—60年代前后把社会规律还原为自然规律并将其绝对化的倾向；另有一些是波普尔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误解，是他强加到马克思主义头上的。由于波普尔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本身的分析批判大多运用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形式逻辑的方法，使他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而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他本人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从总体上讲是不科学的，虽然其中也不乏真理性的颗粒，有些思想甚至是深刻而且具有启发性的。即使是对机械决定论的批判，对促使我们思考社会历史规律到底具有怎样的特点，社会历史规律到底应该如何正确认识等这些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阐述得还不够充分的方面，并促使我们继续深入研究，进一步丰富、发展它，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我看来，本书的下述章节论述得尤为出色：如作者在反驳波普尔认为历史发展无规律可言时，对社会规律的重复性是一种本质的、必然联系的、重复性的阐述；关于历史人物、事件和过程的多样性、差异性和不可重复性，并不必然导致对历史的规律性和同一性的否定的论述；在反驳波普尔以趋势不是全称命题否定历史规律存在时，提出波普尔否定统计趋势也是规律，实质上也就否定了量子力学等现代科学在规律观上取得的巨大进展，否认了自然界规律的一种基本类型的分析；在反驳波普尔以历史过程的偶然性否定历史规律存在时，关于历史规律的社会选择性特征并没有否定历史规律存在的论述；在提示波普尔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在方法论上的错误时，认为对如何把科学哲学理论运用于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上的看法不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波普尔“反历史决定论”的又一根本分歧以及对“后思索法”是认识历史的重要方法的论述，等等。

作为一本学术专著，谭扬芳同志的专著还有一点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从以往我国哲学界发表的有关论文来看，对波普尔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大多停留在对其错误内容中政治上的反驳上，很少能进一步从学理上探究其错误的根源，至于说在作批判性分析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肯定，甚至努力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的就更少见了。谭扬芳同志在论述过程中，则多次对波普尔的合理思想作了不带偏见的实事求是的肯定。这是一个真正学者的品格，是极其可贵的。

当然，谭扬芳同志的这部著作并不能说已经彻底驳倒了波普尔的错误思想，更不能说已经很完美了。事实上，像波普尔这样的大家，何况他是在深入研究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成就有着很好把握的基础上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的难度决定了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不仅如此，在我看来，这部著作本身不少地方还有待进一步斟酌、改进。如有些地方还存在未能把述和评有机地结合到一起的问题；在为论述作理论铺垫讲因果决定论、统计决定论、系统决定论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决定论与它们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的论述也欠充分；个别提法本身是否准确、科学，也还有待进一步推敲。当然，这些都是不能苛求于一位青年学者的。而且我相信，这些不足在她今后继续研究的过程中是不难克服的。

在要结束这篇序言时，还有一点是我要特别加以强调的：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批驳，从总体上是站不住脚的，而这一错误思想又在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一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对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起了一种解构的作用。因此，对它是不能不作认真严肃的分析和批判的。但是，同时我们又不能让情绪遮蔽了我们的理智。应当看到，波普尔在当代国际思想界所以能有这样的地位不是偶然的，不光是因为他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应当看到，他作为一位学者，是一个很有个性，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他一生潜心研究，为人类思想宝库增添了许多极有价值的东西，这些都是特别值得我们中国学者认真学习和吸取的。

[摘要]作为批判理性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卡尔·波普尔，其一生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他的历史决定论上。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驳斥，即他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从总体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但他的这些错误思想在世界上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人们中间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究其原因，我认为这首先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本身存在严重问题有关；其次与他批判的特点有关用貌似纯科学的方法作纯学术的批判；三是其批判锋芒所指虽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主要是指17—18世纪历史决定论，特别是指被教条化、庸俗化和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更深层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在实践中运用辩证逻辑概括出来的，而波普尔的批判主要运用的是形式逻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样的逻辑和方法是人们通常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法。

[关键词]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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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卡尔·波普尔.波普尔思想自述[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44.

波普尔范文篇4

我知道波普尔是从他的一本讲演集《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李本正译，中国美术学院版）开始的。在一个“知识”及“理性”都受尽西方及本土后现代主义奚落的时代，波普尔在这本书中自始自终坚持自己是“启蒙运动最后一名追随者”，坚持自己是一名“理性主义者”，“信仰真理与人类的理智”。当然，这不意味着波普尔“信仰人类理智的全能”，并不意味着他希望自己和别人都成为“纯粹理性的存在物”。（《西方信仰什么》，《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院版第238页）更重要的是，波普尔自始至终坚持“批判理性主义”立场：“你可能是正确的，我可能是错误的；即使我们的批评性讨论不能使我们明确决定谁是正确的，我们仍会希望在讨论后对事物看得更清楚。我们都可以互相学习，只要我们不忘记真正重要的不是谁正确，而是我们更接近真理。”（同上第239页）

波普尔作为启蒙运动追随者和批判理性主义者，坚持从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科学理性立场出发，进而认为是人赋予生活、赋予历史以意义，从而同黑格尔之流的历史理性主义者划清了界线，后者往往为“预言家”和“救世主”们提供了合法性论证。（《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同上第181页）另一方面他坚持，个人的尊严只有在自由批评的氛围中才能得到体现，具有真理意味的见解只有在公共批评空间中才有可能自由形成，从而同专以“知识即权力”论（尤其在汉语语境中）搅局的后现代主义者划清了界线，后者把人们对“真理”的探索偷偷换成对各自“动机”的探索。（《框架的神话》，同上第84页）

在人类的各种权利中，思想自由可说是唯一真正的天赋人权。我们有理由像斯宾诺莎一样骄傲：能对国家主席生杀予夺的却无法剥夺顾准的思想自由。然而，波普尔指出：思想自由“至少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我们需要别人，以便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检验，弄清我们的哪些观念是正确的。批评性讨论是个人思想自由的基础。但是这意味着，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因此，政治自由成为每个充分运用他的理智的条件。”（《西方信仰什么》，同上第242页）尽管谁也无法剥夺我们的思想自由，但万马齐喑的时代究竟是悲哀的，没有一个公共批评空间，没有思想者之间的自由交流，思想自由必然是残缺的不充分的。

处身于西方语境里的波普尔认为，“批判理性主义”因其内在逻辑注定要与一切传统相冲突相决裂，但归根究底，“理性主义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批评性思考的传统、自由讨论的传统、简单清晰的语言的传统、和政治自由的传统。”（《西方信仰什么》，同上第242页）在波普尔看来，自由主义是一种传统，并非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产物，更非洒热血抛头颅的产物。于是文化相对论者底气十足：既然本土缺乏自由主义传统（但从不缺少庄子式的“自由”），那么，国人命中注定只能谈“纪律”，不能谈“自由”了。我以为汉语语境中的自由主义传统虽然“稀薄”了点，却并非全无血脉。且不说自孔子倡“有教无类”以来绵延几千年的私学传统，单是明清之际遍及江南的文人社党运动，晚清维新变法以降的结社办报热潮，多种诠释版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毁誉交加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洪流，九十年代至今的学院派自由主义思潮（我先前在一首小诗里讥之为“罐装自由主义”实在有失厚道），无一不在为本土自由主义传统培本固元。我们虽然无法预测本土自由主义传统何时才能长成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却能断言：自由主义作为人类普遍伦理之一决非任何风刀霜剑所能戕害的。

波普尔信奉“批判理性主义”，却从不认为它是唯一的普世宗教或普世真理，从未主张把它载入宪法条款。前苏联领袖赫鲁晓夫问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麦克米伦：西方人究竟信仰什么？后者回答是信仰基督教。波普尔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回答，西方社会“不是基督教社会，和它不是理性主义社会一样。”“基督教要求我们达到只有圣徒才能达到的行为和思想的纯洁性。建立富于基督教精神的社会的大量尝试归于失败，其原因即在于此。它们总是，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容异说，导致狂热。不仅罗马和西班牙可以讲述这样的故事，而且日内瓦、苏黎世和许多美国基督教的实验也如此。这些实验教导我们，敢于实现人间天堂的那些人多么容易地会到达地狱。不待说，不是基督教的观念导致了恐怖和残忍，而是关于唯一的统一观念的观念，对一种统一的和唯一的信仰的信仰，导致了残忍和恐怖。由于我自称为理性主义者，我认为，指出理性主义的、罗伯斯庇尔的理性宗教的恐怖主义，如有可能，甚至比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或犹太人的狂热的恐怖主义更糟。”（《西方信仰什么》，同上第246页）波普尔的告诫不仅对因小安或大富而有意无意地忘却者，对因无知和愤激而莫名其妙地憧憬者，是一剂不可或缺的良药，而且对一切奉“市场”为唯一宗教，奉“发展”为唯一真理的伪自由主义者，是一帖不可多得的清醒剂。针对柏拉图提出的“谁应当统治”这个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波普尔指出：无论是“哲学家为王”的柏拉图式答案，还是“人民为王”的卢梭式答案都是错误的，因为问题本身是错误的。正确的提问应该是“应当授予政府多大权力？”或“我们如何才能这样发展我们的政治制度，即甚至无能的和阴险的统治者也不能造成过多的危害？”换言之，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约束与平衡的问题，政治权力的独断专行如何用制度控制的问题。（《西方信仰什么》，同上第255页）

由此得到一个推论是：没有什么理想政治、理想政体、理想国家。波普尔说：“对我们来说，只有两种政体：被统治者不用流血就可以摆脱他们的统治者的政体，和被统治者若想摆脱他们的统治者，只能通过流血才能摆脱的政体。这两种政体中的第一种我们称作民主政体，第二种我们称作暴政或独裁。”（《西方信仰什么》，同上第255页）西方人选择民主政体的理由，不是因为它能最大程度地行善，而是因为它能最少程度地作恶。

波普尔范文篇5

关键词:经济学;科学;性质

1经济学科学性质之“惑”

对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争论从经济学的出现至今就没有停止过。罗森伯格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处于纯公理系统与应用几何学的交叉点上、类似于数学的一个分支”的科学;米塞斯(L.V.Mises)认为:“经济学不是来自经验,它先于经验,是行动和事实的逻辑”,“经济学的定理不是来自于事实的观察,而是从行动的基础范畴中演绎出来的”。按照米塞斯的这段话,其认为经济学因为无法进行精确可控的实验,所以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在获奖后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因其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

2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

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波普尔在其自传中简单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的划分标准:可证伪性。从逻辑上来说,每次的实证描述都只是单称描述,而一个全称陈述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一个个的单称陈述所证实的。经济学的三大基础假定之一: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可以从对某种资源的观察得出结论来证实“资源是稀缺的”这一假定。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穷尽世界所有种类的资源是否稀缺来证明这个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证实的。但它却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这个假设的反例,从而推倒这个假设。但是人类发展至今,还未能找到什么资源不是稀缺的,因此这个假设暂时未被证伪。但是它有被证伪的可能性。这就是命题的可证伪性。可证伪性正说明了科学的科学性。波普尔从这个角度说明,科学的分界应该是可证伪性。此外,对科学性质无任何争议的物理学,有存在无法实证的假定,例如物理学中的随机性假定。

3经济学的客观性

3.1关于客观性

科学的客观性并“不是建立在脱离了科学家个人的价值断定采取超然态度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波普尔的前提观点。由于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方法的公共性质,所以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偏见的社会科学家们正是在充分彻底的讨论中产生出客观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比社会科学家的态度更客观,这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之所以认为社会科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因为他们将以前自然科学的标准强加于社会科学的后果,是对客观性本身的误解。我们应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客观性问题,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有何不同的问题。“与此相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是建立在科学家们的不带偏见的心境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事业的公众性和竞争性的事实……客观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评,建立在批评的方法,批评传统的基础上。”从中可以看出,波普尔认为的客观性与一般意义上的懂得不同。他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是方法的客观性,而不是内容的客观性。

3.2关于经济学预测不准确

经济学家预测的不准确性是受人们诟病的一个方面。历史决定论者主张:在经济科学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观性。其根据之一就是预测具有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的双重效果,波普尔把这两种效果总结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体来说,这种效果也就是指预测既可以成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为阻止该事件的原因。如果经济学家有意图的进行预测,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自身的利害关系来进行行动。这种价值断定就会影响预测本身的内容,给预测内容的客观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曾经说过,在他认识的人里,很少有因为根据经济预测采取行动而赚钱的人,倒是有不少靠卖经济预测赚到了钱。

但是,波普尔认为俄狄浦斯效果属于科学的处理操作内部的事情,即预测的准确与否不能成为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科学的衡量标准。乔治•荷曼斯(GC.Homens)也认为:有效性和精确解释等科学构成因素虽然说对一门科学而言极为重要,但它们只是社会科学的目标而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乔治•荷曼斯(GC.Homens)举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例:虽说它并未精确地叙述进化的过程,也未从其理论中引申出有效的预测,但没有任何科学家会否定进化论在科学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现代遗传学的贡献。

3.3关于经济学受经济学家意识形态影响

人们广泛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比较容易保持“价值中立”,而在经济学中,研究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很难保持“价值中立”。经济科学中没有广泛的永久性的法则,而自然科学中却有。罗宾逊夫人坦言:经济学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观性偏见的论述。

从波普尔对科学的客观性的看法可知,经济学常受到的关于阶级属性的质疑是无意义的。因为经济学的客观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里都是可以借鉴的。在经济学的方法上,是无阶级意识之分的。因此,对经济学的阶级属性的质疑是对经济学不公平的对待。至于部分经济学家的带有阶层性质的,“巧”借客观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为某个阶层服务的经济理论,那就是那些经济学家个人问题,而不能成为论证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论据。

4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

4.1研究对象

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广泛的看法是,社会情况比自然情况更加复杂——这在经济学科的研究中不胜枚举,计量经济学者更是常常为变量的选取与舍弃而大伤脑筋。也因此,认为经济学没有自然学科诸如物理学那样的客观性。波普尔认为这种偏见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我们往往把不应比较的事情加以比较,即具体的社会情况和人工隔离实验的自然情况。二是一个古老的想法,认为社会情况的描述必须涉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乃至生理状态。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曲解,是不加思考随波逐流的一种看法,“社会科学不但不如物理学那么复杂,而且具体的社会情况一般说也不如具体的自然情况那么复杂……”。波普尔的话可以这样懂得,经济学中的经济现象分析,不必考虑进社会全部的因素,我们能够建立一些简单的模型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而这种简化的模型与自然科学的模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的模型中,我们同样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变量。而那些广泛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可以更简化,乃至可通过实验来模拟,由此认为自然科学更具客观性的看法只不过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具深厚的传统罢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进行模型分析和应用的困难只是程度问题而并不是性质问题。公务员之家:

4.2科学发明方法

除了提出理论的划界方法这一对经济学有利的论断之外,波普尔在理论发明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在波普尔看来,科学发明的方法是试错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应该是保持试错法,他们都是人类理性的产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错性这一点上没有本质的差别。经济学中,从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学派,再到新古典综合派,无不说明经济学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解决过程中发展的。二战后凯恩斯的国家干涉主义,正是为懂得决当时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而产生的。经历了约40年的统治时期,资本主义进入滞涨发展阶段,凯恩斯的国家干涉主义也渐渐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学派出现。经济学在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发展流派恰好体现了经济学理论的发明遵循着波普尔的科学发明公式,这一点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存在本质性的差异。

4.3经济学发展现状

波普尔指出:“所谓科学学科不过是以人工的方法划分的问题与尝试性解决方法的混杂物,真正存在的是问题和科学传统”。由此我们甚至不应该太过注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划分,这可能只是一种传统的偏见。确实这一看法也是符合社会科学发展现实,随着自然科学家的新论点和文化研究的兴起,“从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许多科学家都承认不仅两个领域的彻底区分是不可能的,就是对“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制度性区别也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

5总结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观点,应用在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上,从科学的划界标准,研究对象,到科学发明方法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论证,可以得出经济学是科学这一结论。另外,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由于其与自然科学的融合,更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说。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等新兴交叉经济学的兴起,更是说明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可分割性,他们在科学性质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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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范文篇6

社会中科学知识越来越突出的重要性让人们相应地对科学证据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尊重。为了被看作可靠、理性、值得信赖、让一个主张或者观点看起来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就非常重要。我们认为由科学支持的观点比其他主张更可靠，任何一个销售商，任何一个观点都要寻求科学证据的支持。

但是，政治、宗教和经济目前正在就如何正确理解科学而争吵不休。在当今科学和伪科学无处不在的气候下，科学家以外的人要弄清楚媒体、健康或者消费领域所谓的科学主张，应该想什么或者相信什么是非常困难的事。现在正进行着一场企图影响非科学家的公众观点战斗，我们接受或者不接受科学上的可靠性会产生重大后果。

因此，所有人都严肃思考科学的本质就显得更加重要。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用深奥的哲学问题让我们发疯，或者穿上白大褂戴上并不诱人的眼睛加入实验室里满脑子检验的科学家群体。但是，它确实涉及对科学证据的一些思考，反思我们尊重科学观点的理由。真正的科学家欢迎公众对他们观点的仔细检查，而冒牌的科学家就不这样。认真花些时间和精力探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观点因此成为避免权利被剥夺的简单方法。或者更坦率的说，思考这些问题会帮助我们防止吃亏上当。

绪论

科学证据在人类文本的任何领域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如果洗发水生产商想说服我们他们的商品值得购买，他们典型的做法是添加这样一些话“科学研究证明”本产品能够增强头发光滑度和弹性。同样的，湿润剂经过皮肤病学测试，牙膏被证明可以减少齿菌斑，香水经过临床证明可以吸引男士拜倒在你石榴裙下。

在更严肃的场合，如刑事审判胜诉与否取决于专家的科学证据。如果证人声称她看到甲先生杀人，那么这对于甲先生是坏消息，但是如果尸体上和犯罪现场发现甲先生的指纹和DNA结果得到法医专家的证据支持，甲先生的鹅就被科学煮熟了。科学证据有独特的，优先于其他任何证据的地位。

这些例子表明科学观点和证据的特殊作用。科学观点受到具体条件，测试方式的限制，需要仔细检验，更重要的是，如果出现新证据的话需要改变和发展。科学家的证据被认为可靠就是因为它一直受到检验而且在每一个阶段都进行交叉检验。这当然不是说科学观点就是没有任何错误可能的，因为科学家也可能像普通人一样犯人的（道德的）错误。但是过程标志了科学思维和科学观点的特殊性，普遍认为比别的主张或者证据更可靠。

科学方法被有些人认为是让科学成为理性实践的过程，在实施过程中受到科学界的监督制衡，完全根据证据的可靠性得出结论。但是那种认为存在单一的、确定的科学方法的观点仍然引起争议。有些理论家认为没有这样一个可以用在任何学科上的单独的方法，而且科学方法的标准描述与实验室里的行为没有多少联系。

但是科学确实在不断前进。科学知识在增加，技术上的革新非常迅速许多人根本就赶不上。挽救生命的医学发展而提高健康标准和生活质量的程度在50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不管有没有单一的科学方法，科学家肯定在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这个简短的介绍目的在于粗略回顾科学方法的观点和科学本身的一些哲学思考。我们的目的是帮助科学家以外的人区分科学观点和非科学观点，同时试图解释科学观点和科学证据在我们的社会中享受的特殊地位。

方法

一般来说，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科学课程中讲授的科学方法是下面的四个步骤的过程：

1)对一个现象或者一组现象的观察或者描述，

2)形成一个试图解释这个现象的假设，

3)运用这个假设预测其他现象，

4)通过实验验证这些假设。

一旦科学家开始这个过程，假设可能被认为已经获得某种程度的证实了，它就可以被叫做“理论”。假设和理论的区别是重要的。虽然这个界限有时候比较模糊，但是区别在于假设是个有一定根据的猜想，一种某些事情如何或者为什么是那个样子的想法，而理论是一个已经经过证实或者实验证明了的假设。请注意对“理论”的这种理解和把“理论”等同于假设的非科学使用之间的区别。

也请注意理论是从来都无法证明是正确的。它能够被显示可能性非常非常大，或者通过相反的证据证明是错误的。但是理论从来都不可能被证明是百分之百正确的。而且，没有一个好的科学家宣称保证他的科学工作的百分之百准确性。

宣称没有所谓科学方法的有些理论家（包括有些科学家）也认为上文描述的四步过程是虚假的，是杜撰的“研究秘诀”。但是，假设验证的基本原则和不断对主张和理论的检验是所有学科领域的标准。不管是否存在单一的，具体化的得到普遍认可的方法，分享信息，把研究放在公共监督下和对假设不断验证的重要性确实得到科学界普遍赞同和认可。

科学界的作用

在学术杂志上或者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是科学家相互交流研究成果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学术杂志被用来作为研究的质量控制。一项科学研究发表在这样的刊物上以前，它要经过被成为同行审阅的过程，稿子被一帮专家仔细审查。（如果要了解同行审阅的过程，请参阅SenseAboutScience）

同行审阅的进出都非常复杂和耗费时间。但是，它为科学家提供了基本的质量控制，确保达到标准的文章得到在杂志发表的机会，获得认可。因此，同行评议对于科学证据的总体上的可靠性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了。

但是同行审阅的过程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考虑一下最近的丑闻，被认为取得干细胞研究重大突破的黄禹锡（DrWooSukHwang）发表在同行审阅的名牌杂志上的成果后来被发现是伪造的。其他的事例，包括80年代后期的“冷聚变”（coldfusion）争议涉及到科学家得出夸张的结论，根本无法复制。而曾经做出重大科学成果的科学家故意伪造欺骗是很难被发现的。但是这些例子是非常罕见的，一旦一项明显突破性的科学研究成果公布出来，它一般都被科学家团体拿来进行检验。如果这些发现被证明是伪造的，或者是不能复制的，弄虚作假的行为不可避免要被揪出来。

因此，科学界在维持科学研究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同行审阅和新研究的不断检验和验证，科学家们相互监督对方的研究工作。

哲学问题

虽然上文描述的科学方法，多数本科生科学课程上讲授的科学方法把它描写成为科学家们普遍同意的东西，它的确切形成与其说是科学倒不如说是哲学问题。合法性的哲学关心在于许多常见的对科学本质的误解后面，对科学最有趣的有些问题实际上是哲学意义上的，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

科学哲学是一个大海，大部分内容是专业性非常强的，与科学本质的日常问题关系不大。但是进入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和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关于科学革命和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realism）问题的著作将会带领我们穿越科学哲学提出的一些最核心和最迫切的问题。

波普尔和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

波普尔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我们现在称为科学方法的讨论的许多归功于他对科学理论的证伪性著作。他也是对科学家本身有最大影响的哲学家，这可以从他被选为皇家科学学会成员这个事实得到证明，这个荣誉是很少授予非科学家的。

波普尔生平的描述倾向于指出他早年对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的兴趣作为他对科学哲学兴趣的可能根源。年轻的时候，波普尔是维也纳马克思主义政治小组的积极分子，而且对弗洛伊德和阿德勒（Adler）的心理分析理论表现出浓厚兴趣。但是，据说在听了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一次演讲后，波普尔被爱因斯坦的科学所震撼，对最近让他感到有点幻灭的政治和心理分子理论与科学之间的区别所吸引。他决心揭示这种分界线的根源，也就是发现到底什么东西让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以及弗洛伊德心理理论区别这么大。

答案就是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TheLogicofScientificDiscovery）的基础，而且是他影响很大的著名的证伪主义的基础。区别在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风险很大。它预测可能性很小的物理现象。如果这些现象不像预测的那样出现，爱因斯坦的假设将被证明上虚假的。而这个风险不管在马克思的政治理论还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中都不存在。

下面这个例子显示了这种差别：

一女子爱她的父亲，竭力要证实她是幸福的，得到充分关爱的。这个可以被弗洛伊德理论家解释为恋父情结（Electracomplex）的例子，姑娘受到父亲性的吸引力。

或者一女子非常讨厌她的父亲，成年后避免与他接触，放弃他的爱，转向其他家庭成员。这也可以被弗洛伊德理论家解释为恋父情结的例子，因为姑娘感受到的对母亲的排斥被转移到或者指向父亲了，或者广泛的家长制社会。马克思主义有类似的特征，两个明显矛盾的现象可以归结在同一个马克思理论对社会的理解上。

像马克思理论和心理分析之类理论的问题只是解释太多。几乎任何现象都可以靠这两种理论的任何一种来解释。但是，爱因斯坦的物理理论风险就很大。它预测可能性很小的物理现象，而且是从前没有观察过的现象。如果实验显示这些预测是错误的，那么这个理论就会被显示是错误的。根本不存在马克思理论或者心理分析实际上证伪实验的可能性。正是这种被证明是错误的特征或者具有可以被证明是错误的可能性的特征是波普尔认为的科学理论的确定性特征。

但是，波普尔没有认为马克思理论或者弗洛伊德理论是没有价值的。实际上，他觉得它们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社会的本质和人类行为。只不过按照波普尔的观点，这些理论不能被成为科学因为它们不能通过实验来证明，或者没有可证伪性。把可证伪性作为科学实践的基础的观念从根本上说也是反对****的。一个理论不因为为它辩护的人的权威就成为科学，也不因为科学家们都同意这个观点就成为科学，理论成为科学必须是因为它提出了经得起证伪检验的预测。

自从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出版后，科学哲学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理论。实际上，他通过可证伪性来解释进步存在许多问题，不仅仅是这样的信念有些科学证据包括盖然性的证据是无法证伪的，以及认为在实验室里科学家常常忽略证伪。但是，波普尔对科学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他强调实证主义和不断验证科学观点的重要性，这些原则已经成为好的科学工作普遍接受的要求。

托马斯库恩，范式改变和科学革命

虽然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总是应该能被证伪的，他也相信科学是积累性的，也就是说建立在前辈科学家工作的基础上，科学稳定地朝向对宇宙及其运行的更准确理解。托马斯·库恩是20世纪哲学家，物理学家，科学史家，他的著作挑战科学进步是积累性的信念，认为科学前进是通过剧烈的革命，或者范式转变，而不是稳定的、理性的、实证指导的证伪性。库恩的著作不仅影响大而切引起争论，导致有些人怀疑对科学理性和科学进步的信任。

库恩1962年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认为科学发展的历史常常是被科学家歪曲了的。比如，从传统的亚里士多德行星理论转向哥白尼天文学普遍被认为是理性战胜宗教的胜利。但是库恩认为这些事情要复杂得多，地方和历史背景影响科学理论的选择与实证经验考虑同样重要。他还指出科学家自己的价值观也影响理论选择，科学家宣称的理性和严格的实证主义在真正的科学实践中并没有严格遵照执行。

范式的观念是库恩著作的核心。虽然他对这个词的定义非常宽泛，它普遍被认为是潜藏于科学研究背后的假设和信念的背景。古典或者牛顿物理学就是科学范式的例子。其他的范式包括燃烧的燃素理论和托勒密天文学。按库恩的描述，所有的科学都是在某个范式背景下进行的，因而受到背景的影响。他的科学革命理论认为后面发生的事情是挑战这个范式的证据能被发现。这些往往被忽略直到积累的权重越来越大无法再忽略为止。这个时候科学就发生激烈的革命，范式转变开始出现。

库恩的历史著作当然显示对科学家作为理想的理性代表的传统理解，他们的观察和实验是不受主观价值观的干扰的，明显是不准确的。但是，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后的几十年里，库恩试图保持与激进理论家的距离，他们声称他的著作表明科学里没有理性存在。

或许科学理性的信念实际上和库恩对科学范式的信念不一致。关于库恩著作的争论仍然出现在哲学界，他的影响也传播到学术界的众多领域。有人引用他的观点为他自己肯定反对的许多结论辩护，包括那种认为科学里没有真理，科学完全是没有理性的，或者科学进步是实证上没有根据的，就像相信炼丹术。

科学实在论问题

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realism）是我们应该相信最好的科学理论的信念。这包括相信那些理论指出的无法观察的东西。这样的讨论倾向于造成下面这样的反应，即使哲学家也不能幸免。

“你瞧，这种现实和玄学的讨论都非常好，但是我们多数人使用手机，开汽车，乘飞机，吃抗生素当我们受到病毒感染的时候。科学理论肯定是真理，因为科学家做了那么多正确的东西。”

但是，科学的“反实在论”（anti-realism）就比典型的单纯否认实在论复杂得多。比如，许多反实在论者不挑战科学进步的事实，也不挑战科学是理性探索的过程这个信念。反实在论者的观点集中在科学知识的局限性或者科学观察内在的一些问题。科学的成功被看作恩赐的，待解释的词，而不是要面对的挑战。实在论/反实在论的辩论因此非常微妙，认为科学整体上是彻底虚假的或者错误的理论家是绝对的，常常狂热的少数分子。

科学实在论辩论是广泛，复杂的，简单的评述是不公平的。因此，我这里不讨论它，而是推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莱德曼（Ladyman）非常好的著作《理解科学哲学》（UnderstandingPhilosophyofScience）。我这里提到它只是要说一方面哲学辩论仍然关于科学理论的地位，以及科学观点的真理价值，另一方面，这些辩论是在不断预测科学进步的背景下进行的。关于科学整体上是正确与错误的议题并不成为辩论科学实在论的真正哲学辩论。

结论---我们该相信谁，相信什么？

考察科学方法和科学进步本质的哲学问题提出了许多看来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是这个过程显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迫使我们面对科学的先入之见，以及科学的可靠性基础。

简要提到的哲学辩论显示对于科学方法和本质或者科学观点的真实性没有绝对的共识。但是，科学实践有些主要的特征使得科学观点不同于其他观点，虽然并不总是普遍实践的，标志着科学证据是一种具有特殊优越性的证据。

弄清科学和非科学观点的区别在哲学上被称为“界限问题”。这曾经是热烈辩论的领域，虽然现在看起来不像从前那么有争议了，任何试图提供一个科学是什么的公式将是简单化的，不能让人满意的。但是科学哲学历史上的辩论，对科学家行为的普遍观察让我们得出科学观点的如下几个关键结论：

1）科学观点在发表之前受到清楚界定的实验条件下的不断检验。

2）科学研究成果发表前经历同行审阅过程，发表后继续受到检验。

3）科学观点得到证据的支持。

4）科学观点往往可以通过相反的证据来证伪。

这四点结论并不能确定科学实践，但是它们形成了区分科学和非科学观点及其证据的非常好的初步的指南。这些观点隐含的基本原则是透明性，愿意让发现接受公众和同行的检验，愿意被相反的证据证明是错误的。虽然我们已经看到波普尔证伪性的描述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科学理论解释太多，包括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现象，那么，这就可能是怀疑其可靠性的一个理由。

科学观点和伪科学观点时刻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从食品生产商到高保真专家都渴望在他们的商品上贴上科学证据的标签。更重要的是，现代世界的有些最紧迫的辩论也是用科学对宗教，科学对伪科学来作为框架的。

波普尔范文篇7

社会中科学知识越来越突出的重要性让人们相应地对科学证据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尊重。为了被看作可靠、理性、值得信赖、让一个主张或者观点看起来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就非常重要。我们认为由科学支持的观点比其他主张更可靠，任何一个销售商，任何一个观点都要寻求科学证据的支持。

但是，政治、宗教和经济目前正在就如何正确理解科学而争吵不休。在当今科学和伪科学无处不在的气候下，科学家以外的人要弄清楚媒体、健康或者消费领域所谓的科学主张，应该想什么或者相信什么是非常困难的事。现在正进行着一场企图影响非科学家的公众观点战斗，我们接受或者不接受科学上的可靠性会产生重大后果。

因此，所有人都严肃思考科学的本质就显得更加重要。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用深奥的哲学问题让我们发疯，或者穿上白大褂戴上并不诱人的眼睛加入实验室里满脑子检验的科学家群体。但是，它确实涉及对科学证据的一些思考，反思我们尊重科学观点的理由。真正的科学家欢迎公众对他们观点的仔细检查，而冒牌的科学家就不这样。认真花些时间和精力探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观点因此成为避免权利被剥夺的简单方法。或者更坦率的说，思考这些问题会帮助我们防止吃亏上当。

绪论

科学证据在人类文本的任何领域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如果洗发水生产商想说服我们他们的商品值得购买，他们典型的做法是添加这样一些话“科学研究证明”本产品能够增强头发光滑度和弹性。同样的，湿润剂经过皮肤病学测试，牙膏被证明可以减少齿菌斑，香水经过临床证明可以吸引男士拜倒在你石榴裙下。

在更严肃的场合，如刑事审判胜诉与否取决于专家的科学证据。如果证人声称她看到甲先生杀人，那么这对于甲先生是坏消息，但是如果尸体上和犯罪现场发现甲先生的指纹和DNA结果得到法医专家的证据支持，甲先生的鹅就被科学煮熟了。科学证据有独特的，优先于其他任何证据的地位。

这些例子表明科学观点和证据的特殊作用。科学观点受到具体条件，测试方式的限制，需要仔细检验，更重要的是，如果出现新证据的话需要改变和发展。科学家的证据被认为可靠就是因为它一直受到检验而且在每一个阶段都进行交叉检验。这当然不是说科学观点就是没有任何错误可能的，因为科学家也可能像普通人一样犯人的（道德的）错误。但是过程标志了科学思维和科学观点的特殊性，普遍认为比别的主张或者证据更可靠。

科学方法被有些人认为是让科学成为理性实践的过程，在实施过程中受到科学界的监督制衡，完全根据证据的可靠性得出结论。但是那种认为存在单一的、确定的科学方法的观点仍然引起争议。有些理论家认为没有这样一个可以用在任何学科上的单独的方法，而且科学方法的标准描述与实验室里的行为没有多少联系。

但是科学确实在不断前进。科学知识在增加，技术上的革新非常迅速许多人根本就赶不上。挽救生命的医学发展而提高健康标准和生活质量的程度在50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不管有没有单一的科学方法，科学家肯定在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这个简短的介绍目的在于粗略回顾科学方法的观点和科学本身的一些哲学思考。我们的目的是帮助科学家以外的人区分科学观点和非科学观点，同时试图解释科学观点和科学证据在我们的社会中享受的特殊地位。

方法

一般来说，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科学课程中讲授的科学方法是下面的四个步骤的过程：

1)对一个现象或者一组现象的观察或者描述，

2)形成一个试图解释这个现象的假设，

3)运用这个假设预测其他现象，

4)通过实验验证这些假设。

一旦科学家开始这个过程，假设可能被认为已经获得某种程度的证实了，它就可以被叫做“理论”。假设和理论的区别是重要的。虽然这个界限有时候比较模糊，但是区别在于假设是个有一定根据的猜想，一种某些事情如何或者为什么是那个样子的想法，而理论是一个已经经过证实或者实验证明了的假设。请注意对“理论”的这种理解和把“理论”等同于假设的非科学使用之间的区别。

也请注意理论是从来都无法证明是正确的。它能够被显示可能性非常非常大，或者通过相反的证据证明是错误的。但是理论从来都不可能被证明是百分之百正确的。而且，没有一个好的科学家宣称保证他的科学工作的百分之百准确性。

宣称没有所谓科学方法的有些理论家（包括有些科学家）也认为上文描述的四步过程是虚假的，是杜撰的“研究秘诀”。但是，假设验证的基本原则和不断对主张和理论的检验是所有学科领域的标准。不管是否存在单一的，具体化的得到普遍认可的方法，分享信息，把研究放在公共监督下和对假设不断验证的重要性确实得到科学界普遍赞同和认可。

科学界的作用

在学术杂志上或者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是科学家相互交流研究成果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学术杂志被用来作为研究的质量控制。一项科学研究发表在这样的刊物上以前，它要经过被成为同行审阅的过程，稿子被一帮专家仔细审查。（如果要了解同行审阅的过程，请参阅SenseAboutScience）

同行审阅的进出都非常复杂和耗费时间。但是，它为科学家提供了基本的质量控制，确保达到标准的文章得到在杂志发表的机会，获得认可。因此，同行评议对于科学证据的总体上的可靠性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了。

但是同行审阅的过程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考虑一下最近的丑闻，被认为取得干细胞研究重大突破的黄禹锡（DrWooSukHwang）发表在同行审阅的名牌杂志上的成果后来被发现是伪造的。其他的事例，包括80年代后期的“冷聚变”（coldfusion）争议涉及到科学家得出夸张的结论，根本无法复制。而曾经做出重大科学成果的科学家故意伪造欺骗是很难被发现的。但是这些例子是非常罕见的，一旦一项明显突破性的科学研究成果公布出来，它一般都被科学家团体拿来进行检验。如果这些发现被证明是伪造的，或者是不能复制的，弄虚作假的行为不可避免要被揪出来。

因此，科学界在维持科学研究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同行审阅和新研究的不断检验和验证，科学家们相互监督对方的研究工作。

哲学问题

虽然上文描述的科学方法，多数本科生科学课程上讲授的科学方法把它描写成为科学家们普遍同意的东西，它的确切形成与其说是科学倒不如说是哲学问题。合法性的哲学关心在于许多常见的对科学本质的误解后面，对科学最有趣的有些问题实际上是哲学意义上的，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

科学哲学是一个大海，大部分内容是专业性非常强的，与科学本质的日常问题关系不大。但是进入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和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关于科学革命和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realism）问题的著作将会带领我们穿越科学哲学提出的一些最核心和最迫切的问题。

波普尔和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

波普尔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我们现在称为科学方法的讨论的许多归功于他对科学理论的证伪性著作。他也是对科学家本身有最大影响的哲学家，这可以从他被选为皇家科学学会成员这个事实得到证明，这个荣誉是很少授予非科学家的。

波普尔生平的描述倾向于指出他早年对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的兴趣作为他对科学哲学兴趣的可能根源。年轻的时候，波普尔是维也纳马克思主义政治小组的积极分子，而且对弗洛伊德和阿德勒（Adler）的心理分析理论表现出浓厚兴趣。但是，据说在听了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一次演讲后，波普尔被爱因斯坦的科学所震撼，对最近让他感到有点幻灭的政治和心理分子理论与科学之间的区别所吸引。他决心揭示这种分界线的根源，也就是发现到底什么东西让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以及弗洛伊德心理理论区别这么大。

答案就是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TheLogicofScientificDiscovery）的基础，而且是他影响很大的著名的证伪主义的基础。区别在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风险很大。它预测可能性很小的物理现象。如果这些现象不像预测的那样出现，爱因斯坦的假设将被证明上虚假的。而这个风险不管在马克思的政治理论还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中都不存在。

下面这个例子显示了这种差别：

一女子爱她的父亲，竭力要证实她是幸福的，得到充分关爱的。这个可以被弗洛伊德理论家解释为恋父情结（Electracomplex）的例子，姑娘受到父亲性的吸引力。

或者一女子非常讨厌她的父亲，成年后避免与他接触，放弃他的爱，转向其他家庭成员。这也可以被弗洛伊德理论家解释为恋父情结的例子，因为姑娘感受到的对母亲的排斥被转移到或者指向父亲了，或者广泛的家长制社会。马克思主义有类似的特征，两个明显矛盾的现象可以归结在同一个马克思理论对社会的理解上。

像马克思理论和心理分析之类理论的问题只是解释太多。几乎任何现象都可以靠这两种理论的任何一种来解释。但是，爱因斯坦的物理理论风险就很大。它预测可能性很小的物理现象，而且是从前没有观察过的现象。如果实验显示这些预测是错误的，那么这个理论就会被显示是错误的。根本不存在马克思理论或者心理分析实际上证伪实验的可能性。正是这种被证明是错误的特征或者具有可以被证明是错误的可能性的特征是波普尔认为的科学理论的确定性特征。

但是，波普尔没有认为马克思理论或者弗洛伊德理论是没有价值的。实际上，他觉得它们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社会的本质和人类行为。只不过按照波普尔的观点，这些理论不能被成为科学因为它们不能通过实验来证明，或者没有可证伪性。把可证伪性作为科学实践的基础的观念从根本上说也是反对****的。一个理论不因为为它辩护的人的权威就成为科学，也不因为科学家们都同意这个观点就成为科学，理论成为科学必须是因为它提出了经得起证伪检验的预测。

自从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出版后，科学哲学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理论。实际上，他通过可证伪性来解释进步存在许多问题，不仅仅是这样的信念有些科学证据包括盖然性的证据是无法证伪的，以及认为在实验室里科学家常常忽略证伪。但是，波普尔对科学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他强调实证主义和不断验证科学观点的重要性，这些原则已经成为好的科学工作普遍接受的要求。

托马斯库恩，范式改变和科学革命

虽然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总是应该能被证伪的，他也相信科学是积累性的，也就是说建立在前辈科学家工作的基础上，科学稳定地朝向对宇宙及其运行的更准确理解。托马斯·库恩是20世纪哲学家，物理学家，科学史家，他的著作挑战科学进步是积累性的信念，认为科学前进是通过剧烈的革命，或者范式转变，而不是稳定的、理性的、实证指导的证伪性。库恩的著作不仅影响大而切引起争论，导致有些人怀疑对科学理性和科学进步的信任。

库恩1962年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认为科学发展的历史常常是被科学家歪曲了的。比如，从传统的亚里士多德行星理论转向哥白尼天文学普遍被认为是理性战胜宗教的胜利。但是库恩认为这些事情要复杂得多，地方和历史背景影响科学理论的选择与实证经验考虑同样重要。他还指出科学家自己的价值观也影响理论选择，科学家宣称的理性和严格的实证主义在真正的科学实践中并没有严格遵照执行。

范式的观念是库恩著作的核心。虽然他对这个词的定义非常宽泛，它普遍被认为是潜藏于科学研究背后的假设和信念的背景。古典或者牛顿物理学就是科学范式的例子。其他的范式包括燃烧的燃素理论和托勒密天文学。按库恩的描述，所有的科学都是在某个范式背景下进行的，因而受到背景的影响。他的科学革命理论认为后面发生的事情是挑战这个范式的证据能被发现。这些往往被忽略直到积累的权重越来越大无法再忽略为止。这个时候科学就发生激烈的革命，范式转变开始出现。

库恩的历史著作当然显示对科学家作为理想的理性代表的传统理解，他们的观察和实验是不受主观价值观的干扰的，明显是不准确的。但是，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后的几十年里，库恩试图保持与激进理论家的距离，他们声称他的著作表明科学里没有理性存在。

或许科学理性的信念实际上和库恩对科学范式的信念不一致。关于库恩著作的争论仍然出现在哲学界，他的影响也传播到学术界的众多领域。有人引用他的观点为他自己肯定反对的许多结论辩护，包括那种认为科学里没有真理，科学完全是没有理性的，或者科学进步是实证上没有根据的，就像相信炼丹术。

科学实在论问题

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realism）是我们应该相信最好的科学理论的信念。这包括相信那些理论指出的无法观察的东西。这样的讨论倾向于造成下面这样的反应，即使哲学家也不能幸免。

“你瞧，这种现实和玄学的讨论都非常好，但是我们多数人使用手机，开汽车，乘飞机，吃抗生素当我们受到病毒感染的时候。科学理论肯定是真理，因为科学家做了那么多正确的东西。”

但是，科学的“反实在论”（anti-realism）就比典型的单纯否认实在论复杂得多。比如，许多反实在论者不挑战科学进步的事实，也不挑战科学是理性探索的过程这个信念。反实在论者的观点集中在科学知识的局限性或者科学观察内在的一些问题。科学的成功被看作恩赐的，待解释的词，而不是要面对的挑战。实在论/反实在论的辩论因此非常微妙，认为科学整体上是彻底虚假的或者错误的理论家是绝对的，常常狂热的少数分子。

科学实在论辩论是广泛，复杂的，简单的评述是不公平的。因此，我这里不讨论它，而是推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莱德曼（Ladyman）非常好的著作《理解科学哲学》（UnderstandingPhilosophyofScience）。我这里提到它只是要说一方面哲学辩论仍然关于科学理论的地位，以及科学观点的真理价值，另一方面，这些辩论是在不断预测科学进步的背景下进行的。关于科学整体上是正确与错误的议题并不成为辩论科学实在论的真正哲学辩论。

结论---我们该相信谁，相信什么？

考察科学方法和科学进步本质的哲学问题提出了许多看来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是这个过程显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迫使我们面对科学的先入之见，以及科学的可靠性基础。

简要提到的哲学辩论显示对于科学方法和本质或者科学观点的真实性没有绝对的共识。但是，科学实践有些主要的特征使得科学观点不同于其他观点，虽然并不总是普遍实践的，标志着科学证据是一种具有特殊优越性的证据。

弄清科学和非科学观点的区别在哲学上被称为“界限问题”。这曾经是热烈辩论的领域，虽然现在看起来不像从前那么有争议了，任何试图提供一个科学是什么的公式将是简单化的，不能让人满意的。但是科学哲学历史上的辩论，对科学家行为的普遍观察让我们得出科学观点的如下几个关键结论：

1）科学观点在发表之前受到清楚界定的实验条件下的不断检验。

2）科学研究成果发表前经历同行审阅过程，发表后继续受到检验。

3）科学观点得到证据的支持。

4）科学观点往往可以通过相反的证据来证伪。

这四点结论并不能确定科学实践，但是它们形成了区分科学和非科学观点及其证据的非常好的初步的指南。这些观点隐含的基本原则是透明性，愿意让发现接受公众和同行的检验，愿意被相反的证据证明是错误的。虽然我们已经看到波普尔证伪性的描述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科学理论解释太多，包括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现象，那么，这就可能是怀疑其可靠性的一个理由。

科学观点和伪科学观点时刻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从食品生产商到高保真专家都渴望在他们的商品上贴上科学证据的标签。更重要的是，现代世界的有些最紧迫的辩论也是用科学对宗教，科学对伪科学来作为框架的。

波普尔范文篇8

科学证据在人类文本的任何领域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如果洗发水生产商想说服我们他们的商品值得购买，他们典型的做法是添加这样一些话“科学研究证明”本产品能够增强头发光滑度和弹性。同样的，湿润剂经过皮肤病学测试，牙膏被证明可以减少齿菌斑，香水经过临床证明可以吸引男士拜倒在你石榴裙下。

在更严肃的场合，如刑事审判胜诉与否取决于专家的科学证据。如果证人声称她看到甲先生杀人，那么这对于甲先生是坏消息，但是如果尸体上和犯罪现场发现甲先生的指纹和DNA结果得到法医专家的证据支持，甲先生的鹅就被科学煮熟了。科学证据有独特的，优先于其他任何证据的地位。

这些例子表明科学观点和证据的特殊作用。科学观点受到具体条件，测试方式的限制，需要仔细检验，更重要的是，如果出现新证据的话需要改变和发展。科学家的证据被认为可靠就是因为它一直受到检验而且在每一个阶段都进行交叉检验。这当然不是说科学观点就是没有任何错误可能的，因为科学家也可能像普通人一样犯人的（道德的）错误。但是过程标志了科学思维和科学观点的特殊性，普遍认为比别的主张或者证据更可靠。

科学方法被有些人认为是让科学成为理性实践的过程，在实施过程中受到科学界的监督制衡，完全根据证据的可靠性得出结论。但是那种认为存在单一的、确定的科学方法的观点仍然引起争议。有些理论家认为没有这样一个可以用在任何学科上的单独的方法，而且科学方法的标准描述与实验室里的行为没有多少联系。

但是科学确实在不断前进。科学知识在增加，技术上的革新非常迅速许多人根本就赶不上。挽救生命的医学发展而提高健康标准和生活质量的程度在50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不管有没有单一的科学方法，科学家肯定在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这个简短的介绍目的在于粗略回顾科学方法的观点和科学本身的一些哲学思考。我们的目的是帮助科学家以外的人区分科学观点和非科学观点，同时试图解释科学观点和科学证据在我们的社会中享受的特殊地位。

方法

一般来说，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科学课程中讲授的科学方法是下面的四个步骤的过程：

1)对一个现象或者一组现象的观察或者描述，

2)形成一个试图解释这个现象的假设，

3)运用这个假设预测其他现象，

4)通过实验验证这些假设。

一旦科学家开始这个过程，假设可能被认为已经获得某种程度的证实了，它就可以被叫做“理论”。假设和理论的区别是重要的。虽然这个界限有时候比较模糊，但是区别在于假设是个有一定根据的猜想，一种某

些事情如何或者为什么是那个样子的想法，而理论是一个已经经过证实或者实验证明了的假设。请注意对“理论”的这种理解和把“理论”等同于假设的非科学使用之间的区别。

也请注意理论是从来都无法证明是正确的。它能够被显示可能性非常非常大，或者通过相反的证据证明是错误的。但是理论从来都不可能被证明是百分之百正确的。而且，没有一个好的科学家宣称保证他的科学工作的百分之百准确性。

宣称没有所谓科学方法的有些理论家（包括有些科学家）也认为上文描述的四步过程是虚假的，是杜撰的“研究秘诀”。但是，假设验证的基本原则和不断对主张和理论的检验是所有学科领域的标准。不管是否存在单一的，具体化的得到普遍认可的方法，分享信息，把研究放在公共监督下和对假设不断验证的重要性确实得到科学界普遍赞同和认可。

科学界的作用

在学术杂志上或者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是科学家相互交流研究成果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学术杂志被用来作为研究的质量控制。一项科学研究发表在这样的刊物上以前，它要经过被成为同行审阅的过程，稿子被一帮专家仔细审查。（如果要了解同行审阅的过程，请参阅SenseAboutScience）

同行审阅的进出都非常复杂和耗费时间。但是，它为科学家提供了基本的质量控制，确保达到标准的文章得到在杂志发表的机会，获得认可。因此，同行评议对于科学证据的总体上的可靠性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了。

但是同行审阅的过程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考虑一下最近的丑闻，被认为取得干细胞研究重大突破的黄禹锡（DrWooSukHwang）发表在同行审阅的名牌杂志上的成果后来被发现是伪造的。其他的事例，包括80年代后期的“冷聚变”（coldfusion）争议涉及到科学家得出夸张的结论，根本无法复制。而曾经做出重大科学成果的科学家故意伪造欺骗是很难被发现的。但是这些例子是非常罕见的，一旦一项明显突破性的科学研究成果公布出来，它一般都被科学家团体拿来进行检验。如果这些发现被证明是伪造的，或者是不能复制的，弄虚作假的行为不可避免要被揪出来。

因此，科学界在维持科学研究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同行审阅和新研究的不断检验和验证，科学家们相互监督对方的研究工作。

哲学问题

虽然上文描述的科学方法，多数本科生科学课程上讲授的科学方法把它描写成为科学家们普遍同意的东西，它的确切形成与其说是科学倒不如说是哲学问题。合法性的哲学关心在于许多常见的对科学本质的误解后面，对科学最有趣的有些问题实际上是哲学意义上的，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

科学哲学是一个大海，大部分内容是专业性非常强的，与科学本质的日常问题关系不大。但是进入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和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关于科学革命和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realism）问题的著作将会带领我们穿越科学哲学提出的一些最核心和最迫切的问题。

波普尔和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

波普尔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我们现在称为科学方法的讨论的许多归功于他对科学理论的证伪性著作。他也是对科学家本身有最大影响的哲学家，这可以从他被选为皇家科学学会成员这个事实得到证明，这个荣誉是很少授予非科学家的。波普尔生平的描述倾向于指出他早年对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的兴趣作为他对科学哲学兴趣的可能根源。年轻的时候，波普尔是维也纳马克思主义政治小组的积极分子，而且对弗洛伊德和阿德勒（Adler）的心理分析理论表现出浓厚兴趣。但是，据说在听了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一次演讲后，波普尔被爱因斯坦的科学所震撼，对最近让他感到有点幻灭的政治和心理分子理论与科学之间的区别所吸引。他决心揭示这种分界线的根源，也就是发现到底什么东西让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以及弗洛伊德心理理论区别这么大。

答案就是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TheLogicofScientificDiscovery）的基础，而且是他影响很大的著名的证伪主义的基础。区别在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风险很大。它预测可能性很小的物理现象。如果这些现象不像预测的那样出现，爱因斯坦的假设将被证明上虚假的。而这个风险不管在马克思的政治理论还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中都不存在。

下面这个例子显示了这种差别：

一女子爱她的父亲，竭力要证实她是幸福的，得到充分关爱的。这个可以被弗洛伊德理论家解释为恋父情结（Electracomplex）的例子，姑娘受到父亲性的吸引力。

或者一女子非常讨厌她的父亲，成年后避免与他接触，放弃他的爱，转向其他家庭成员。这也可以被弗洛伊德理论家解释为恋父情结的例子，因为姑娘感受到的对母亲的排斥被转移到或者指向父亲了，或者广泛的家长制社会。马克思主义有类似的特征，两个明显矛盾的现象可以归结在同一个马克思理论

对社会的理解上。

像马克思理论和心理分析之类理论的问题只是解释太多。几乎任何现象都可以靠这两种理论的任何一种来解释。但是，爱因斯坦的物理理论风险就很大。它预测可能性很小的物理现象，而且是从前没有观察过的现象。如果实验显示这些预测是错误的，那么这个理论就会被显示是错误的。根本不存在马克思理论或者心理分析实际上证伪实验的可能性。正是这种被证明是错误的特征或者具有可以被证明是错误的可能性的特征是波普尔认为的科学理论的确定性特征。

但是，波普尔没有认为马克思理论或者弗洛伊德理论是没有价值的。实际上，他觉得它们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社会的本质和人类行为。只不过按照波普尔的观点，这些理论不能被成为科学因为它们不能通过实验来证明，或者没有可证伪性。把可证伪性作为科学实践的基础的观念从根本上说也是反对****的。一个理论不因为为它辩护的人的权威就成为科学，也不因为科学家们都同意这个观点就成为科学，理论成为科学必须是因为它提出了经得起证伪检验的预测。

自从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出版后，科学哲学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理论。实际上，他通过可证伪性来解释进步存在许多问题，不仅仅是这样的信念有些科学证据包括盖然性的证据是无法证伪的，以及认为在实验室里科学家常常忽略证伪。但是，波普尔对科学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他强调实证主义和不断验证科学观点的重要性，这些原则已经成为好的科学工作普遍接受的要求。

托马斯库恩，范式改变和科学革命

虽然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总是应该能被证伪的，他也相信科学是积累性的，也就是说建立在前辈科学家工作的基础上，科学稳定地朝向对宇宙及其运行的更准确理解。托马斯·库恩是20世纪哲学家，物理学家，科学史家，他的著作挑战科学进步是积累性的信念，认为科学前进是通过剧烈的革命，或者范式转变，而不是稳定的、理性的、实证指导的证伪性。库恩的著作不仅影响大而切引起争论，导致有些人怀疑对科学理性和科学进步的信任。

库恩1962年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认为科学发展的历史常常是被科学家歪曲了的。比如，从传统的亚里士多德行星理论转向哥白尼天文学普遍被认为是理性战胜宗教的胜利。但是库恩认为这些事情要复杂得多，地方和历史背景影响科学理论的选择与实证经验考虑同样重要。他还指出科学家自己的价值观也影响理论选择，科学家宣称的理性和严格的实证主义在真正的科学实践中并没有严格遵照执行。

范式的观念是库恩著作的核心。虽然他对这个词的定义非常宽泛，它普遍被认为是潜藏于科学研究背后的假设和信念的背景。古典或者牛顿物理学就是科学范式的例子。其他的范式包括燃烧的燃素理论和托勒密天文学。按库恩的描述，所有的科学都是在某个范式背景下进行的，因而受到背景的影响。他的科学革命理论认为后面发生的事情是挑战这个范式的证据能被发现。这些往往被忽略直到积累的权重越来越大无法再忽略为止。这个时候科学就发生激烈的革命，范式转变开始出现。

库恩的历史著作当然显示对科学家作为理想的理性代表的传统理解，他们的观察和实验是不受主观价值观的干扰的，明显是不准确的。但是，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后的几十年里，库恩试图保持与激进理论家的距离，他们声称他的著作表明科学里没有理性存在。

或许科学理性的信念实际上和库恩对科学范式的信念不一致。关于库恩著作的争论仍然出现在哲学界，他的影响也传播到学术界的众多领域。有人引用他的观点为他自己肯定反对的许多结论辩护，包括那种认为科学里没有真理，科学完全是没有理性的，或者科学进步是实证上没有根据的，就像相信炼丹术。

科学实在论问题

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realism）是我们应该相信最好的科学理论的信念。这包括相信那些理论指出的无法观察的东西。这样的讨论倾向于造成下面这样的反应，即使哲学家也不能幸免。

“你瞧，这种现实和玄学的讨论都非常好，但是我们多数人使用手机，开汽车，乘飞机，吃抗生素当我们受到病毒感染的时候。科学理论肯定是真理，因为科学家做了那么多正确的东西。”

但是，科学的“反实在论”（anti-realism）就比典型的单纯否认实在论复杂得多。比如，许多反实在论者不挑战科学进步的事实，也不挑战科学是理性探索的过程这个信念。反实在论者的观点集中在科学知识的局限性或者科学观察内在的一些问题。科学的成功被看作恩赐的，待解释的词，而不是要面对的挑战。实在论/反实在论的辩论因此非常微妙，认为科学整体上是彻底虚假的或者错误的理论家是绝对的，常常狂热的少数分子。

科学实在论辩论是广泛，复杂的，简单的评述是不公平的。因此，我这里不讨论它，而是推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莱德曼（Ladyman）非常好的著作《理解科学哲学》（UnderstandingPhilosophyofScience）。我这里提到它只是要说一方面哲学辩论仍然关于科学理论的地位，以及科学观点的真理价值，另一方面，这些辩论是在不断预测科学进步的背景下进行的。关于科学整体上是正确与错误的议题并不成为辩论科学实在论的真正哲学辩论。

结论---我们该相信谁，相信什么？

考察科学方

法和科学进步本质的哲学问题提出了许多看来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是这个过程显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迫使我们面对科学的先入之见，以及科学的可靠性基础。

简要提到的哲学辩论显示对于科学方法和本质或者科学观点的真实性没有绝对的共识。但是，科学实践有些主要的特征使得科学观点不同于其他观点，虽然并不总是普遍实践的，标志着科学证据是一种具有特殊优越性的证据。

弄清科学和非科学观点的区别在哲学上被称为“界限问题”。这曾经是热烈辩论的领域，虽然现在看起来不像从前那么有争议了，任何试图提供一个科学是什么的公式将是简单化的，不能让人满意的。但是科学哲学历史上的辩论，对科学家行为的普遍观察让我们得出科学观点的如下几个关键结论：

1）科学观点在发表之前受到清楚界定的实验条件下的不断检验。

2）科学研究成果发表前经历同行审阅过程，发表后继续受到检验。

3）科学观点得到证据的支持。

4）科学观点往往可以通过相反的证据来证伪。

这四点结论并不能确定科学实践，但是它们形成了区分科学和非科学观点及其证据的非常好的初步的指南。这些观点隐含的基本原则是透明性，愿意让发现接受公众和同行的检验，愿意被相反的证据证明是错误的。虽然我们已经看到波普尔证伪性的描述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科学理论解释太多，包括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现象，那么，这就可能是怀疑其可靠性的一个理由。

科学观点和伪科学观点时刻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从食品生产商到高保真专家都渴望在他们的商品上贴上科学证据的标签。更重要的是，现代世界的有些最紧迫的辩论也是用科学对宗教，科学对伪科学来作为框架的。

波普尔范文篇9

经济学方法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具体来讲,西方学者研究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围绕对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即如何衡量与选择经济理论。换句话讲,有无一套标准来区别开“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理论?如果有,用什么标准?或者如何从所有理论中鉴别出哪种是“最好”的。现实意义上,这套标准就成为经济学家在建立与发展理论时必须遵守的方法规则。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家面对经济理论难以消解的现实,试图提出自己的尝试性解释,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经济学方法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亓学太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主要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范畴,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学观,即方法论哲学。张五常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应叫“科学的方法”,“因为科学方法论在经济方面与其他科学是相同的,所以要笼统地说一说,不应该分门别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而适用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均适用于经济学研究。

2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阶段划分以及主要思想

针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阶段划分的问题,国内学者并无统一的看法,傅耀按照科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即前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证伪主义阶段和历史主义阶段。亓学太则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将经济学方法论划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方法论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繁荣时期。以下以傅耀的四阶段划分法来了解各时期的主要经济学方法论思想。

2.1前实证主义阶段

前实证主义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种不定型的、朴素的、自发的阶段,还处于朦胧的状态,但这一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启迪了人们思想的火花。例如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现象描述法和科学抽象法已经初露端倪,而在斯密经济学说中抽象演绎法和现象描述法得到了系统化的体现。斯密之后,抽象演绎法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其渐趋精细化。此后,现象描述法又得到了马尔萨斯和萨伊的大力发展。

2.2实证主义阶段

实证主义阶段是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第一个具有较完整理论表现形态的发展阶段。比如这一时期,西尼尔将李嘉图的抽象法发展到当代意义上的假说演绎法的过程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约翰•穆勒把归纳——演绎方法确立为经济学研究唯一合理的方法,他的方法论可以说是标准实证主义的样板,但他并不排除抽象法的功能。凯恩斯发展了演绎法并承认归纳法和演绎法有互补作用,他将西尼尔的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调和起来,但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他仍然是一个十足的实证主义者。罗宾斯摈弃了历史归纳主义,他指出了经济学不依赖于伦理上恰如其分的个人评价,他强调抽象在构成特定假设过程中的作用。奥地利学派对特定理论正确性的最终标准归结于经验事实表现了强烈的不满,他们反对方法论的一元性,主张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并对将自然科学方法不加批判地运用于社会现象中表现出强烈的愤慨,但是他们自认为是对于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的注释。

2.3证伪主义阶段

波普尔证伪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经济哲学界,引入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形成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的重要学者是哈奇森、布罗格。布罗格与哈奇森在解读与应用波普尔思想过程中着重吸收了其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波普尔的理论是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是评价选择理论的唯一尺度。但波普尔否认这种理论,强调“休谟归纳问题”使得达到经验证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无法证实一个理论,即使它在十万次检验中被证实了,没有人能够保证它在十万零一次会继续被证实。但相反,只要有一次被证伪,我们则完全确信该理论是错误的”。因此,评价选择理论“不应当根据逻辑客观主义所主张的‘证实’而应当根据它能否可被‘证伪’”。

在证伪主义传统中还有部分学者坚持拉卡托斯的科学思想。拉卡托斯是波普尔学说的追随者,但他对杜恒-硅因论题(Duhem-Quinethesis)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主张理论检验是比较性的而非绝对性的。当理论遇到经验窘境时,理论家总是试图对其进行修正。科学的修正必须能够产生可检验的引申结论。如果新的理论部分性地被证实了,说明修正是“经验前进的”(empiricallyprogressive),我们就有理由舍弃未修正的理论而利用新理论,而不管新旧理论从普遍意义上讲是否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评价选择理论应当以“经验前进”而不是经验检验的成败为标准。立足于波普尔传统,同时发展了库恩的“范式”学说,拉卡托斯提出“科学研究程序”(scientificresearchprogrammes)及“硬核”(hardcore)等系列概念来解释理论的普遍结构与发展过程。莱切斯引入拉卡托斯的理论来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研究程序,其基本前提与假定虽然被质疑但却仍占据主流,这种事实可以用“硬核”来解释(这些基本前提与假定正是新古典研究程序中的“硬核”)。但多数经济哲学家对拉卡托斯的理论持批判态度。他们否认主流经济学研究有什么“硬核”,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所谓的“经验前进”也表示怀疑。

2.4历史主义阶段

历史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经历了从旧历史学派到新历史学派、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变迁。但在主流经济学派眼里,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制度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更多地专注于从历史资料的归纳中总结出带有一般性的规律,因为他们对实际历史的看法就持有这样一种归纳主义态度。无论制度经济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派,都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紧密的学派,十分类似于肇始于库恩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传统,他们遵循着共同的范式,形成一个稳定的“科学共同体”。这种特点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中体现的更加明显。正是科斯、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诺斯以及张五常等学者的共同努力,围绕着“交易费用”、“产权”、“制度变迁”这几个核心概念,尽管他们之间的许多著作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差异,但它们都有着共同的内在一致性。

3经济学方法论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启示

经济学方法论应该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那么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以及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给予我国经济学研究工作者启示在于:

3.1“常无”心态面对经济现象

林毅夫认为,任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经济学本体,也就是一个理性的人,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所做选择的一种因果关系的描述。对于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应该将其视为可能对、可能不对的“前识”。在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要以“常无”的心态,从现象本身出发,去发现谁是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和可能有的选择是什么,说明他为何在这些条件下,做了我们观察到的选择。

3.2理论构建是一个往复循环过程

林毅夫(2001)谈到,我们学习现有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构建理论的,学习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以及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关键限制条件的能力。关于构建理论方面,他给出了建议:第一,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时必须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第二,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从而更进一步去了解经验现象,再根据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可以看出,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过程是一个从“定义→提出假设→假说→借用分析工具验证假说”的往复循环的过程。

3.3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

对于如何构建的问题,张五常也提出了看法,他认为“事实是不能解释事实的”。“当事实不能解释事实时,就要有一点理论,并且加上些条件上去,然后来解释这个事实。可是解释这个事实的理论是有系统的”。他提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从整个科学方法来说,一个极端是套套逻辑,另一个极端就是特殊理论,理论分析应该从一个极端开始或者从另外一个极端往中间走。套套逻辑一般性非常强,但是没有内容;而特殊性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可以用,因为加入的限定性条件太多,其结论是没有可能错的,但也正是其过多的条件限制,使特殊性理论失掉了一般性,这样的理论也就失去了意义(张五常2002)。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一个理论应该用越少的假设解释越多的现象(林毅夫2004)。

3.4理性使用数学工具

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经验表明,数学工具在分析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引致了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现实鸿沟。但是,我们应正确对待数学这个工具,如果仅仅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而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那么一旦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林毅夫2001)。但同时,数学又是个很好的工具,我们应该让数学为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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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亓学太.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与评介[J].社会科学战线,2006,(3).

[3]张五常.经济学方法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2,(4).

[4]傅耀.试析经济学方法论演进的四阶段及其内在逻辑[J].当代财经,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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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孝兵.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及其方法论[J].经济评论,2007,(5).

波普尔范文篇10

摘要：经验与陈述的关系并非归纳或演绎的逻辑关系，因此科学的经验基础就构成一个难题。仅仅把科学看作命题体系的观点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同时经验主义的平台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惟有语用学和解释学的平台才能为这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科学的实践性、公共性、主体间性、情境性为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线索：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基础。劳斯进一步主张：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的事业，科学是不断重构的叙事。科学的解释学与客观主义形成对立，而这并不必然使科学滑入相对主义。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案：解释学本身就为这种超越提供了资源，解释学循环恰恰对科学范式的开放性提出了要求。

关键词：经验基础语用学解释学叙事重构

一、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逻辑关系层面，他对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驳斥在逻辑上是无可反驳的：任何普遍的科学的理论命题都是不能由有限数量的观察命题得到证明的。经验与陈述的关系这一层面并非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对此也有所反思。他认识到经验与陈述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经验并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陈述只能由陈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陈述和其它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将剥夺了我们自己本来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我们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1]，33-34）简言之，一切基本命题（或观察陈述）的真值是无法从经验上予以确证的，所谓科学的检验——基本命题对理论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就丧失了原有的基础。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他指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包含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个假设是：观察命题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对逻辑经验主义同样有效。拉氏驳斥了这两个假设。他认为，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直接来源于中性的、纯粹的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预期，观察命题以更高层次的理论为背景。针对第二个假设，拉氏指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有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它命题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2]，21）他进而断言：“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软的，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2]，22）

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那么，如何实现可错论与科学合理性的调和呢？约定主义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尔既承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又试图坚持科学的批判理性。他必须决定如何把受检验的理论与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背景知识中的理论将获得“观察的”地位，作为检验其它可怀疑理论的基础。波普尔强调背景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并承认其约定性：“批判永远不会从无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背景知识很少始终绝对不成问题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挑战”。（[1]，205）批判总以特定时空下的背景知识为前提，并保留着对这些背景知识提出上诉的权利。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处于这种约定与批判的循环之中。但无论如何新理论总是以其真值不确定的理论为基础，因而这样建构的理论大厦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的。拉氏很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怀疑：“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战争，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2]，41）

可错论、约定论和对背景知识的实用主义的强调都是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导出的合理结论，是对科学的理解的一种进步。而波普尔之所以有“空讲可错论”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仅仅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证明（或证伪）层面，而放弃了对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鉴于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释的科学合理性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究竟能否被解决呢？答案是；在经验主义的平台上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验主义的根本性难题在于，它导致了唯我论的困境。经验主义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是主体间有效的：我的经验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检验也就不是主体间有效的。因此，摆脱该困境必须引入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的公共性。当我用私人语言说“这朵花是红的”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红的”代表着什么感觉；而当我用公共语言说出这句话，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这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主体间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平台上经验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该问题不存在了。经验主义考查命题是否为“真”，而在新的平台上则考查命题是否“有效”。这涉及科学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不是单个的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108）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彻底地了转变了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科学的实践性（活动性）、主体间性和情境性或者说局域性都能在语用学的平台上凸现出来。语用学把句法学与语义学纳入对语言的整体性的语用分析之中，分析对象由名词性的“语言”变成动词性的“言语”。“言语”是一种活动，奥斯汀说“说话就是做事”。把语言视为言语行为同把科学作为活动来理解是一致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兴趣引导的介入世界的活动而非静态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是公共的。同样，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总是在共同体中发生并获得有效性，科学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主体而是共同体。“真”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体间有效：在主体间得到一致认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视为一个整体，各个“语言游戏”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约。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同时还是在更广阔的日常实践的语言游戏中展开的。科学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说明。以此为背景库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说前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主流把科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考察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取向：“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4］，265），“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4]，267）。

库恩对经验基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认识逻辑名不副实，因为它只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了对陈述与观察之关系的探讨。在波普尔看来，理论要成为科学的，只能通过观察陈述而被证伪，不能通过实际观察。库恩认为，这种逻辑的证伪并不能给认识逻辑提供基础，而认识逻辑的规则及其逻辑要求“已不单是意义的符号关系。它要求认识论家和科研工作者把理论所导出的句子不是同其他句子相联系，而是同实际观察或实验相联系。这就是卡尔爵士‘证伪’一词必然引来的后果，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当一种业已公认的理论不是面对实验陈述，而是面对实验本身时，逻辑在什么条件下才要求科学家放弃这种理论呢”？（[4]，280）库恩很清楚，波普尔不能、他自己也不能为观察与陈述提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在这个层面上，逻辑是无效的。他阐明，“提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表明逻辑尽管是科学探索有力的、最后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人们也有某种可靠知识在形式上并不需要逻辑。同时我还要提示，逻辑证明的价值并不是为了逻辑本身，只是在条件需要而且需要到一定程度时才有。”（[4]，281）这乃是对科学理解中的逻辑迷信的破除。

那么库恩针对上述经验基础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他指出：“我曾引进‘范式’这个词以强调科学研究依存于具体事例，它可以跨越理论内容同理论应用之间的鸿沟”。（[4]，281）库恩强调范式作为范例的意义，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合乎范式的范例是具体的题解。“共有事例即以发挥一般都归之于共有规则的认识功能。事例发挥这种功能时，知识的发展不同于知识在规则支配下的发展。”（[4]，313）作为范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具体的题解活动，科学家通过一系列题解活动的示范和训练而习得他所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活动如何进行的知识。科学的语言、概念和理论在具体的题解活动中、具体的科学实践中被赋予意义、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理论化离开了活动便无法理解。因此，经验与陈述的连结要在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唯有参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游戏，才能理解经验与陈述在该科学范式中的特定连结。归根结底，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一种非逻辑的活动关系；经验与陈述间的鸿沟是靠“活动”来跨越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是连结二者的中介。

库恩的范式理论既不是指向单个科学家的活动，也不是指向无主体的知识增长的逻辑，而是考查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科学有主体，但既非先验主体也非自我封闭的经验主体，而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以能否在科学共同体获得主体间的认可为基准。而对于赢得这种认可来说，经验证实或证伪是不充分的，论辩、说服、修辞、宣传、权威甚至权力都在现实的科学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共同体首先是交往共同体，它是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中进行的意义沟通和理解使得科学语言和活动获得特定的意义。阿佩尔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共同体总是表现为一个指号共同体。而这种主题间性水平上的沟通决不能由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程序来取代，原因就在于这种沟通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条件。”（[3]，71）“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在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的前提；这个共同体本身乃是对世界材料的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性元维度”。（[3]，73）

科学活动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同特定的生活形式与世界理解相联系，科学范式之不可通约不过是语言游戏之不可通约的合理结论。科学的语言游戏植根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不存在中性语言，语言与经验世界相互耦合于特定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生活形式中。逻辑分析在这个层面上是无效的，对这种经验与称述之间关系的把握需要深入地考查并理解特定的科学实践活动乃至作为其背景的更为广泛的生活世界。语言与世界的这种耦合关系可以说明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为什么理论之间或是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困难？因为，正如经常议论到的，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道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学习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该语言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而起作用的”。（[5]，362）

科学家总是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科学活动，总是从属于某个范式。库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学信念、理论框架、选择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标准构成，不同的范式中的科学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不同的范式构成不同的科学世界，其中的科学家面对着不同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连结。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本质上也是解释工作，其从属的范式构成他解释、理解世界的前见。范式是历史地形成的，既有的，构成科学家置身于其中的情境（当然情境不局限于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只有置于情境之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对库恩而言，不存在不依赖于特定的科学范式和文化的、所谓客观的事实的宇宙。实际上胡塞尔早就揭露过科学的客观主义假象，他认为关于表面上客观的、由事实构成的世界的知识，实际上先验地植根于前科学的世界之中。科学分析的可能的对象，是事先在我们原本的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胡塞尔正确地批判了客观主义的假象。这种假象用合乎规律的、结构化的事实的自在现象蒙蔽科学，掩盖这些事实的构造，从而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认识和生活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6]，123）世界如何呈现依赖于主体的特定的实践活动，依赖于主体所属的科学共同体和生活形式。

对科学活动的主体间维度、公共性、不可通约性、情境特征以及局域性的揭示，一幅新的科学形象浮现出来。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昭然若揭。科学无本质。科学总是文化的、历史的产物，科学的形象并非静止的、普遍的。正如夏佩尔所言，“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如此”。（[7]，446）库恩赋予范式过强的约束性，然而，即使在同一范式中也存在着不同解释之间的竞争。用解释学来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还有意义吗？

三、作为解释学事业的自然科学

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经历了本体论转向，理解成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态，这样，解释和理解的普遍性得到了确认。自然科学同样是解释学的事业。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都揭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维度。“科学的知识也像一切知识一样，涉及对某人揭示（诉说）某事。科学探讨意义，这些意义就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在经验中修改和实现的，并在实验室的特定的实践中和科学文献及文化中传递的社会存在物。…科学有某种与其自己的（历史的）令人信服的判断和论据有关有历史空间或‘此时此地’。解释学哲学为把历史和文化重新引入自然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8]，9）

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作为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s.Tailor）继承了这种区分，他坚持：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天然就是解释学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意义，对不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不依赖于人的解释，因而解释学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位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自然这本大书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着自然界。在与泰勒的争论中，库恩表明了其解释学立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其中没有某套中立的，文化中立的范畴，自然对象或行动能由这套范畴来描述”。（[9]，21）“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此：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乃是基于一套概念，当代的实践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下这套概念。这套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前的实践者通过训练进入这种文化；对于非共同体成员来说，仅仅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其它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技艺是不能进入这种文化的。同时，我已作为特定时期的科学的解释学基础提到过它。你们可能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我曾经所谓的范式。”（[9]，22）

库恩强调了自然科学的文化历史性，科学范式是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一种范式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因此库恩反对泰勒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作的简单区分：自然科学中没有解释学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解释学的解释。不过，他仍然相信可以从解释学角度去区分这两种科学。他认为，范式更替确实意味着解释和理解自然的新方式，具备解释学的基础。然而，追求一种新解释并非促使这种转换的产生的研究者的自觉意愿。与之相反，新的解释却是人文科学游戏的自觉目标。因此，他坚持其早期的观点：自然科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有支持常规的解题研究的范式，而人文科学不存在范式或常规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尽管要求我所谓的解释学的基础，但他们本身不是解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通常如此，它们别无选择。”（[9]，23）

劳斯（Rouse）的解释学立场比库恩更为坚决和彻底。与泰勒相反对，在承认自然科学也是处于历史与文化中的需要解释的事业的立场上他与库恩是一致的。劳斯认为：库恩坚持，在遇到外来的、不熟悉的文化或本文时，存在着一种特征性的解释行动，而进入一种外来文化或本文的方式基本上不同于我们或多或少毫无问题地生活于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中的方式。劳斯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竞争的意义解释问题。“传统是由对传统的不同解释的冲突构成的，这种冲突本身有着一个易受相互竞争的解释影响的历史。”（[10]，615）他认为，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同样存在着经常的对范式的解释，常规科学的共享实践就包含着对实践的多元解释。劳斯在《科学的叙事重构》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历史演变总是伴随着科学的叙事重构。共享历史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总是微妙地、竞争性地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以往的科学研究并筹划自己的研究工作，都希望自己的叙事能为更多的共同体成员所接纳，从而主导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并确定自己的研究地位。“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研究者由此构造叙事情景，过去的研究通过这种叙事情景被理解和认同，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可能性被筹划。这个叙事领域展示了对该领域的连贯的、共享的理解和在不同的筹划、解释威胁下的不连贯之间的持续紧张。”（[11]，179）劳斯主张解释的普遍性，“以解释学循环为特征的解释，以及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纠缠，并不划出一个行动或探究的特殊领域，而是使事物清楚的一个普遍特征”。（[12]，55）他坚持解释学并不构成区分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依据：“我主张，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天然的类别。...所有的学科为一个内在发展历史以及与其它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互动的历史所形成。...不同科学的成功实践总是已经并将继续避开方法论者所施加于其上的限制和类型学（typologies），这些方法论者提供一门科学为了成功必须如何的最新描述。”（[12]，56）

劳斯坚持科学本身是历史的偶然的产物，并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变化，科学没有不变的本质；他反对任何全球性的（global）、普遍化的科学合法化叙事，他坚持科学是局域性的（local），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阶段；科学的可靠性并不依赖于全球合法化，科学的局域性并不削弱科学的可靠性。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反对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理解，尽管这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不过，反对客观主义是否必然滑向相对主义？如何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解释学提供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途径。“伽达默尔提醒我们，在传统、历史和语言属于我们以前，我们便属于传统、历史和语言。我们无法摆脱效果历史的动力学力量，后者决定了我们将生成为什么。”（[13]，212）历史、传统和成见并非人类理性的限制，而是本质上理性有限的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前提。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范式的绝对封闭和自主性，仅仅意味着不能把特定范式的标准强加于其它范式，因为不存在超越的标准。不可通约性恰恰要求开放性。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隶属恰构成理解其它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可能性条件，构成这种理解的本质特征的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解释学追求的并非是封闭和自足，而是开放性和相互理解。而惟有在与古老本文、外来文化的遭遇中才能促进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科学共同体使用的理性和论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且指导科学活动的标准和规范从本质上说来是开放的。人们对于解释在科学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认识已经有所发展，并且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任一固定的分界上开始探询。”（[13]，216）

注释：

1．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编译，三联，1987。

2．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4．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5．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库恩：“不可通约性与范式”），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

6．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

7．夏佩尔：《理由与求知》，褚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8．R.P.克里斯：“解释学与自然科学：导论”，《哲学译丛》1999年第1期。

9．T.S.Kuhn：“TheNaturalandHumanSciences”，inDavidR.Hiley，JamesF.BohmanandRichardShusterman（eds），TheInterpretiveTurn：philosophy，science，culture，（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1。

10．JosephRouse，ThePoliticsofPostmodernPhilosophyofScience，PhilosophyofScience,1991，Vol.58。

11．JosephRouse，TheNarrativeReconstructionofScience，PhilosophyofScience,1990，Vol.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