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更范文10篇

变更范文篇1

原告：邢某，阳城县某村人，农民。

被告：阳城县某村村民委员会。

2001年4月23日阳城县某村村委与本村村民邢某签订一份《修砌红阁下东河坝合同书》，合同约定：因原石坝有塌陷、断残现象需要重新再打新坝，村委要求新坝全长170米，根基深0.8米，坝宽0.9米，坝高与路面平为准，总计立方400立方米；付款方式：村委暂不付款，坝起后经验收以村办矿97年前所留的煤顶付（具体吨数以原村煤矿矿长同村委拍定的数字为基础1500－1800吨）超出部分，由村委另作处理。合同订立后，邢某将此工程包由他人施工。2001年9月10日施工基本结束，2001年10月2日，村委干部与邢某共同到村办煤矿指认了合同中约定的存煤，并在煤堆上划线、钉桩。次日，邢某便组织车辆开始拉煤。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作出《关于关闭国有煤矿矿办小井和乡镇煤矿停产整顿的紧急通知》，煤价开始逐渐上涨。2001年11月16日，村委书面通知其立即停止拉煤，有关事宜，待日后研究再作决定。期间，邢某共拉煤99.5吨。2001年11月22日邢某诉至阳城县人民法院。

诉讼中，阳城县人民法院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对邢某施工工程量进行了鉴定，带附加工程共计完成河坝工程量为548.48立方米。依据山西省2000年工程预算定额，河坝工程为灰泥片石砌体，每立方米砌体单价为87.37元。受村委委托，晋城市价格事务所阳城分所于2001年12月11日出具《价格鉴定结论书》证实：2001年4月份无烟煤面价格为每吨15元；2001年11月23日之前无烟煤价每吨60元；2001年11月23日以后无烟煤价每吨为120元。再审时，证实邢某支付实际施工工程队工程款为23600元。

原告要求村委以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计算，按合同的约定，交付自己2700吨煤。而村委认为，因国家整顿小煤矿的政策，导致煤价大幅上涨，应根据情势变更原则，撤销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要求按情势变更原则撤销合同不能成立，理由有五：其一，双方订合同时没有一方利用优势或一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权利义务违反公平和等价有偿原则；其二，双方订合同时均不能预见煤价的涨跌是自愿对等的；其三，煤价的涨跌是市场行情变化，不能轻易按显失公平原则来处理，交易风险与利益关系对等；其四，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所涉的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与本案不同，前者是因原材料的国家定价的调整而引起的，后者的价格变化则不是。其五，根据我国法律精神，衡量双方利益是否公平，多从民事行为成立时的情况加以确定，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肯定情势变更制度，所以被告主张缺乏法律依据。鉴于双方争议较大，被告按合同约定的最低限1500吨履行义务。判决双方合同有效，村委支付邢某剩余的1400.5吨存煤的价款140050元另付邢某超出合同约定多完成的工程量价款12972.70元。

村委不服提起上诉，上级法院发还重审，重审认为，本案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其一，原告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理由是1992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所涉的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的复函，但该复函依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而该法已废止，不能再作为定案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对显失公平，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情形是“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这一法律规定明确指出，发生显失公平的时间是在“订立合同时”，而不是在合同履行中或合同履行后。双方签定合同约定以煤顶付工程款，并不存在谁故意使合同显失公平之事，也不存在谁没有经验不懂得业务而过失使合同出现显失公平之事，双方当时的约定是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不能因为后来煤价上涨，就否认原合同的公平性。其二，情势变更是指由于不可抗力或者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错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一种原则，其中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是适用该原则的一种重要因素。本案中，不存在由于煤价上涨致使被告无法履行给付原告煤的义务的情形，只存在不愿给付的情形。其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提到的那起案件是在国家计划经济调控下，国家定价发生变化，当事人必须按国家定价执行而引发的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而主要为计划经济保驾护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作出的与之相适应的情势变更规定也是必要的。但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当今社会，过去的法律已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必须用与之相适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来作依据。本案中不存在当事人必须按国家定价执行的问题，并不是煤价上涨到120元/吨，就一定要按120元/吨出售，就不能按15元/吨出售，否则就违反了国家政策的问题。其四，煤价上涨被告本身并不赔本。本案中所涉的煤仍然是订立合同时原有的煤，并不需被告去高价购买，被告一分钱也不需多付出。被告以煤顶付原告工程款，既然当初双方均同意，那么煤价上涨带来的利益或者煤价下降带来的风险均应由原告享有或承担，被告对此无权干涉。因此仍判决村委按原审履行义务。

判后村委仍不服又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村委上诉称原审法院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理由不成立，因为“情势变更原则是指由于不可抗力或者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错，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一种原则。”首先说村委给付邢某97年前留存的煤，不存在无法履行给付义务的情势；其次说该案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已经全部或部分履行，不存在不可抗力或者外因影响合同的履行；第三，村委给付邢某97年前存煤，本身并没有受到生产成本和原材料上涨的缘故，还说明村委在订立合同时对市场信息判断失误，如将给付义务订为现金而不是97年前留存的煤，那么就不会承担现如今商业风险的结果。”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案例评析

笔者认为，法院三审判决对此案均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是错误的，其原因主要是对情势变更原则的错误理解造成的。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依法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不可预见的情势变更，致使合同的基础丧失或动摇，若继续维护合同原有效力则显失公平，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原则。(1)理论界通说认为，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条件包括以下四方面的的内容：（1）订立合同时所依赖的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使合同的履行没有意义或者继续履行已不符合合同的目的。（2）这种变化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3）当事人对这种情况的变化在主观上没有过错，即这种变化不是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引起。（4）在情况发生变化后，如果仍然按照原合同履行，对债务人明显不利，比如会造成重大损失等。(2)那么本案合同首先

是订立的基础发生了显著变化，即煤价的大幅度上涨；其次，该种变化发生在合同订立后，履行完毕前的这段时间内；再次，该种变化是合同双方当事人无法预见的，并且不可归责于当事人。每吨15元的煤面，因国家6月份出台整顿小煤矿的政策到交付时上涨到每吨120元，是双方在4月订立合同时谁也无法预见的，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一方；最后，如要求村委按原合同继续履行，会根本破坏当事人间的利益均衡基础，产生违背社会正义观念的显失公平的结果。所以本案理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三、情势变更原则的由来及在我国的适用情况

情势变更原则按通说，起源于12、13世纪注释法学著作《优帝法学阶梯注解》中的“情势不变条款”，于16、17世纪曾广泛运用，到18、19世纪，因适用过滥而受到严厉批评，但在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后，因物价飞涨，合同履行显失公平，除适用该原则外别无良策，遂德国等国家通过判例学说又重新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英美法系，也则以“合同落空”原则来解决这一问题。(3)

情势变更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曾获得确认。在“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适用法律问题的函》(4)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的《长春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诉长春市朝阳房地产开发公司购销房屋因情势变更而引起的价款纠纷案》。(5)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5月6日的《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提出“由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非当事人所能预见的根本性变化，以致按原合同履行显失公平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按情势变更的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这是司法实践中对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明确规定。但这些规定，正如初审法院在判决中指出的，都是在1999年统一《合同法》颁布以前所做的规定。那是不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提到的那起案件是在国家计划经济调控下，国家定价发生变化，当事人必须按国家定价执行而引发的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而现在搞市场经济，就没有必要再适用该原则的规定来审理案件了呢？事实上在1999年《合同法》草案的第五稿第77条就规定：“由于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而这种变化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商业风险不适用前款规定。”明确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围绕情势变更原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结果是删除了合同法草案中关于该原则的规定。

四、确立情势变更原则之必要

发展经济就要加速和保护财产流转和交易关系的相对稳定，合同就是财产流转和交易的法律形式，合同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在当前我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之时，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是极为重要的，“合同必须严守”的规则，理应受到特别的推崇。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合同履行的一项法律原则，和要求合同的相对稳定性存在矛盾，因此1999年《合同法》通过时，最终删除了草案中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有关条款，也就不难理解。但是不是要突显“合同必须严守”的规则就必须取消情势变更原则呢？实际上每个合同在依法成立时都有其信赖的客观环境，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是与这种客观环境相适应的，权利义务的对等是就该环境而言的。合同成立后，该客观环境发生改变或不复存在，原来约定的权利义务与新的客观环境如严重不适应时，只有将合同加以改变或者解除，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这也是情势变更原则产生的法理基础。其实即使反对在《合同法》中设立情势变更原则的人也承认，情势变更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有适用的机会，从反对的理由看主要是（一）由于经济生活相对稳定，无重大的通货膨胀或价格调整，能够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情形是极少的。（二）科学地划定情势变更界限较为困难，尤其是与商业风险的划分，更难以掌握，有可能使有的当事人规避正常的商业风险。同时，有可能导致法官滥用这项权力。（三）认为不可抗力可以涵盖情势变更，因此没有必要在不可抗力之外再规定情势变更，否则易引起理论上的混乱。（四）如果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以经济生活的激烈动荡为背景，则一个合同的强行变更将对其他合同关系产生影响，可能引起合同的“连锁变更”，即某一合同变更而遭受损失的债务人又成为另一应予变更的合同的债权人，这就说，对经济领域某一部门的不平衡进行调整，有可能引起其它部门的连锁反应，以至于引发经济领域普遍的不平衡，从而使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受到威胁。(6)另外还有学者特别强调，目前不设情势变更原则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怕中国现在普遍素质不高的法官，在断案时利用该原则任意解释法律，使这一制度实施起来负效应大于正效应。(7)

我们认为在我国还在努力解决“有法可依”的现阶段，还是应当追求法律规定的尽量完善为好，同时从上述案例也可以看出，没有具体法律可以引用，才出现了判决的严重不公，可见无法可依更会导致法官滥用权力。另外在上述提到的我国适用该原则的情况中，最高人民法院所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包括很多学者在有关文章中都认为就具有情势变更原则意思，而事实上这些观点也并不正确，因为该条规定“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这是专指履行不能的情况，并没有包括能履行，但只是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情况，即如本文开始提到的案例中的情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废除，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失去了依据，正如前一审判决中所述，确实现时并无法律依据，属“无法”可依。

今年的非典事件，给社会生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其中在今年的非典时期后期也不乏合同无法履行或按原合同履行，将会出现显失公平的情况，可以说今年的非典，又引起了人们对情势变更原则的关注。近来已经有了不少的相关案例，据报道合肥庐阳区法院就宣判了合肥地区首例因非典引发的合同纠纷案。报道称：“在审理中法官采用‘情势变更’这一特殊法律原则，强行改变合同已确定的条款”。那么既然我们现在存在物价大幅波动的可能，又有非典事件等不可测事件的发生，(8)因此，有必要在《合同法》的修订中或制定民法典时增加情势变更原则，以避免在今后的判决中，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

在上述案例中，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合同的一方是村委这个集体组织，对于现在特别强调“严守合同规则”来说，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法官不主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而势必造成村集体利益的损失，并引发群众集体上访事件（此情况在本案中已发生）。民法是单纯的私法，但在我国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情况下，对法院这种判决，没有可以补救的办法，只能维持错误结论的话，也并不是立法机关所想看到的结果。固然，这类案件可以以《民法通则》第四条或者《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的原则来解决，或按国际惯例的规定来处理，但仍然不如具体规定出来为好，因为，在具体案件中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来裁判案件，事实上给了法官自由裁量案件更大的空间，这就和当初不制定这一原则，怕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力的初衷相违背。还有学者提出“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确认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既可以解决当前此类纠纷频发但又不宜以不可抗力论的实际问题，又不违背现行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而且也可以有效避免各地法院在处理因“非典”影响而引起的合同纠纷案件时极有可能发生的法律适用方面的混乱。”(9)。这一办法也不可取，因为对于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明确删除的条款，再由司法机关来补充的话，等于赋予了司法机关超越立法机关的权力，造成立法、司法的冲突，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和信仰，因此在难以彻底抛弃情势变更原则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还是在立法中对其作出明文规定更为必要。

二00三年十月

【参考文献】

(1)王利民、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二版，第124页。

(2)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经济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第88页。

(3)参见王利民、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二版，第124页、125页。

(4)1992年3月6日，重函［1992］27号中指出："就本案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而言，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和防止的情势变更，即生产煤气表散件的主要原材料铝锭价格，由签订合同时国家订价为每吨4400元至4600元，上调到每吨16000元，铅外壳的售价也相应由每套23.085元上调到41元，如要求重庆检测厂仍按原合同约定的价格供给煤气表散件，显失公平。对于双方由此而产生的纠纷，你院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27条第1款第4项之规定，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予以公平合理的解决。"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一九九三年第四辑，总第6辑，人民法院出版社，第110-116页。

(5)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一九九三年第二辑，总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第127-131页。

(6)刘现肖：《为情势变更原则辩护》，中国民商法律网，案例研讨。/research/students/36.asp。

(7)张照东郭小东：《〈合同法〉与情事变更》，中国法律服务在线，/dissertation/doc/MSFA/2003/04/29/00000282.html。

变更范文篇2

原告：邢某，阳城县某村人，农民。

被告：阳城县某村村民委员会。

2001年4月23日阳城县某村村委与本村村民邢某签订一份《修砌红阁下东河坝合同书》，合同约定：因原石坝有塌陷、断残现象需要重新再打新坝，村委要求新坝全长170米，根基深0.8米，坝宽0.9米，坝高与路面平为准，总计立方400立方米；付款方式：村委暂不付款，坝起后经验收以村办矿97年前所留的煤顶付（具体吨数以原村煤矿矿长同村委拍定的数字为基础1500－1800吨）超出部分，由村委另作处理。合同订立后，邢某将此工程包由他人施工。2001年9月10日施工基本结束，2001年10月2日，村委干部与邢某共同到村办煤矿指认了合同中约定的存煤，并在煤堆上划线、钉桩。次日，邢某便组织车辆开始拉煤。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作出《关于关闭国有煤矿矿办小井和乡镇煤矿停产整顿的紧急通知》，煤价开始逐渐上涨。2001年11月16日，村委书面通知其立即停止拉煤，有关事宜，待日后研究再作决定。期间，邢某共拉煤99.5吨。2001年11月22日邢某诉至阳城县人民法院。

诉讼中，阳城县人民法院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对邢某施工工程量进行了鉴定，带附加工程共计完成河坝工程量为548.48立方米。依据山西省2000年工程预算定额，河坝工程为灰泥片石砌体，每立方米砌体单价为87.37元。受村委委托，晋城市价格事务所阳城分所于2001年12月11日出具《价格鉴定结论书》证实：2001年4月份无烟煤面价格为每吨15元；2001年11月23日之前无烟煤价每吨60元；2001年11月23日以后无烟煤价每吨为120元。再审时，证实邢某支付实际施工工程队工程款为23600元。

原告要求村委以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计算，按合同的约定，交付自己2700吨煤。而村委认为，因国家整顿小煤矿的政策，导致煤价大幅上涨，应根据情势变更原则，撤销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要求按情势变更原则撤销合同不能成立，理由有五：其一，双方订合同时没有一方利用优势或一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权利义务违反公平和等价有偿原则；其二，双方订合同时均不能预见煤价的涨跌是自愿对等的；其三，煤价的涨跌是市场行情变化，不能轻易按显失公平原则来处理，交易风险与利益关系对等；其四，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所涉的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与本案不同，前者是因原材料的国家定价的调整而引起的，后者的价格变化则不是。其五，根据我国法律精神，衡量双方利益是否公平，多从民事行为成立时的情况加以确定，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肯定情势变更制度，所以被告主张缺乏法律依据。鉴于双方争议较大，被告按合同约定的最低限1500吨履行义务。判决双方合同有效，村委支付邢某剩余的1400.5吨存煤的价款140050元另付邢某超出合同约定多完成的工程量价款12972.70元。

村委不服提起上诉，上级法院发还重审，重审认为，本案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其一，原告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理由是1992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所涉的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的复函，但该复函依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而该法已废止，不能再作为定案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对显失公平，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情形是“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这一法律规定明确指出，发生显失公平的时间是在“订立合同时”，而不是在合同履行中或合同履行后。双方签定合同约定以煤顶付工程款，并不存在谁故意使合同显失公平之事，也不存在谁没有经验不懂得业务而过失使合同出现显失公平之事，双方当时的约定是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不能因为后来煤价上涨，就否认原合同的公平性。其二，情势变更是指由于不可抗力或者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错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一种原则，其中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是适用该原则的一种重要因素。本案中，不存在由于煤价上涨致使被告无法履行给付原告煤的义务的情形，只存在不愿给付的情形。其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提到的那起案件是在国家计划经济调控下，国家定价发生变化，当事人必须按国家定价执行而引发的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而主要为计划经济保驾护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作出的与之相适应的情势变更规定也是必要的。但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当今社会，过去的法律已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必须用与之相适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来作依据。本案中不存在当事人必须按国家定价执行的问题，并不是煤价上涨到120元/吨，就一定要按120元/吨出售，就不能按15元/吨出售，否则就违反了国家政策的问题。其四，煤价上涨被告本身并不赔本。本案中所涉的煤仍然是订立合同时原有的煤，并不需被告去高价购买，被告一分钱也不需多付出。被告以煤顶付原告工程款，既然当初双方均同意，那么煤价上涨带来的利益或者煤价下降带来的风险均应由原告享有或承担，被告对此无权干涉。因此仍判决村委按原审履行义务。

判后村委仍不服又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村委上诉称原审法院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理由不成立，因为“情势变更原则是指由于不可抗力或者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错，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一种原则。”首先说村委给付邢某97年前留存的煤，不存在无法履行给付义务的情势；其次说该案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已经全部或部分履行，不存在不可抗力或者外因影响合同的履行；第三，村委给付邢某97年前存煤，本身并没有受到生产成本和原材料上涨的缘故，还说明村委在订立合同时对市场信息判断失误，如将给付义务订为现金而不是97年前留存的煤，那么就不会承担现如今商业风险的结果。”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案例评析

笔者认为，法院三审判决对此案均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是错误的，其原因主要是对情势变更原则的错误理解造成的。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依法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不可预见的情势变更，致使合同的基础丧失或动摇，若继续维护合同原有效力则显失公平，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原则。(1)理论界通说认为，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条件包括以下四方面的的内容：（1）订立合同时所依赖的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使合同的履行没有意义或者继续履行已不符合合同的目的。（2）这种变化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3）当事人对这种情况的变化在主观上没有过错，即这种变化不是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引起。（4）在情况发生变化后，如果仍然按照原合同履行，对债务人明显不利，比如会造成重大损失等。(2)那么本案合同首先

是订立的基础发生了显著变化，即煤价的大幅度上涨；其次，该种变化发生在合同订立后，履行完毕前的这段时间内；再次，该种变化是合同双方当事人无法预见的，并且不可归责于当事人。每吨15元的煤面，因国家6月份出台整顿小煤矿的政策到交付时上涨到每吨120元，是双方在4月订立合同时谁也无法预见的，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一方；最后，如要求村委按原合同继续履行，会根本破坏当事人间的利益均衡基础，产生违背社会正义观念的显失公平的结果。所以本案理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三、情势变更原则的由来及在我国的适用情况

情势变更原则按通说，起源于12、13世纪注释法学著作《优帝法学阶梯注解》中的“情势不变条款”，于16、17世纪曾广泛运用，到18、19世纪，因适用过滥而受到严厉批评，但在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后，因物价飞涨，合同履行显失公平，除适用该原则外别无良策，遂德国等国家通过判例学说又重新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英美法系，也则以“合同落空”原则来解决这一问题。(3)

情势变更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曾获得确认。在“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适用法律问题的函》(4)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的《长春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诉长春市朝阳房地产开发公司购销房屋因情势变更而引起的价款纠纷案》。(5)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5月6日的《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提出“由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非当事人所能预见的根本性变化，以致按原合同履行显失公平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按情势变更的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这是司法实践中对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明确规定。但这些规定，正如初审法院在判决中指出的，都是在1999年统一《合同法》颁布以前所做的规定。那是不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提到的那起案件是在国家计划经济调控下，国家定价发生变化，当事人必须按国家定价执行而引发的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而现在搞市场经济，就没有必要再适用该原则的规定来审理案件了呢？事实上在1999年《合同法》草案的第五稿第77条就规定：“由于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而这种变化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商业风险不适用前款规定。”明确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围绕情势变更原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结果是删除了合同法草案中关于该原则的规定。

四、确立情势变更原则之必要

发展经济就要加速和保护财产流转和交易关系的相对稳定，合同就是财产流转和交易的法律形式，合同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在当前我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之时，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是极为重要的，“合同必须严守”的规则，理应受到特别的推崇。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合同履行的一项法律原则，和要求合同的相对稳定性存在矛盾，因此1999年《合同法》通过时，最终删除了草案中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有关条款，也就不难理解。但是不是要突显“合同必须严守”的规则就必须取消情势变更原则呢？实际上每个合同在依法成立时都有其信赖的客观环境，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是与这种客观环境相适应的，权利义务的对等是就该环境而言的。合同成立后，该客观环境发生改变或不复存在，原来约定的权利义务与新的客观环境如严重不适应时，只有将合同加以改变或者解除，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这也是情势变更原则产生的法理基础。其实即使反对在《合同法》中设立情势变更原则的人也承认，情势变更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有适用的机会，从反对的理由看主要是（一）由于经济生活相对稳定，无重大的通货膨胀或价格调整，能够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情形是极少的。（二）科学地划定情势变更界限较为困难，尤其是与商业风险的划分，更难以掌握，有可能使有的当事人规避正常的商业风险。同时，有可能导致法官滥用这项权力。（三）认为不可抗力可以涵盖情势变更，因此没有必要在不可抗力之外再规定情势变更，否则易引起理论上的混乱。（四）如果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以经济生活的激烈动荡为背景，则一个合同的强行变更将对其他合同关系产生影响，可能引起合同的“连锁变更”，即某一合同变更而遭受损失的债务人又成为另一应予变更的合同的债权人，这就说，对经济领域某一部门的不平衡进行调整，有可能引起其它部门的连锁反应，以至于引发经济领域普遍的不平衡，从而使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受到威胁。(6)另外还有学者特别强调，目前不设情势变更原则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怕中国现在普遍素质不高的法官，在断案时利用该原则任意解释法律，使这一制度实施起来负效应大于正效应。(7)

我们认为在我国还在努力解决“有法可依”的现阶段，还是应当追求法律规定的尽量完善为好，同时从上述案例也可以看出，没有具体法律可以引用，才出现了判决的严重不公，可见无法可依更会导致法官滥用权力。另外在上述提到的我国适用该原则的情况中，最高人民法院所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包括很多学者在有关文章中都认为就具有情势变更原则意思，而事实上这些观点也并不正确，因为该条规定“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这是专指履行不能的情况，并没有包括能履行，但只是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情况，即如本文开始提到的案例中的情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废除，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失去了依据，正如前一审判决中所述，确实现时并无法律依据，属“无法”可依。

今年的非典事件，给社会生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其中在今年的非典时期后期也不乏合同无法履行或按原合同履行，将会出现显失公平的情况，可以说今年的非典，又引起了人们对情势变更原则的关注。近来已经有了不少的相关案例，据报道合肥庐阳区法院就宣判了合肥地区首例因非典引发的合同纠纷案。报道称：“在审理中法官采用‘情势变更’这一特殊法律原则，强行改变合同已确定的条款”。那么既然我们现在存在物价大幅波动的可能，又有非典事件等不可测事件的发生，(8)因此，有必要在《合同法》的修订中或制定民法典时增加情势变更原则，以避免在今后的判决中，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

在上述案例中，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合同的一方是村委这个集体组织，对于现在特别强调“严守合同规则”来说，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法官不主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而势必造成村集体利益的损失，并引发群众集体上访事件（此情况在本案中已发生）。民法是单纯的私法，但在我国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情况下，对法院这种判决，没有可以补救的办法，只能维持错误结论的话，也并不是立法机关所想看到的结果。固然，这类案件可以以《民法通则》第四条或者《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的原则来解决，或按国际惯例的规定来处理，但仍然不如具体规定出来为好，因为，在具体案件中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来裁判案件，事实上给了法官自由裁量案件更大的空间，这就和当初不制定这一原则，怕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力的初衷相违背。还有学者提出“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确认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既可以解决当前此类纠纷频发但又不宜以不可抗力论的实际问题，又不违背现行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而且也可以有效避免各地法院在处理因“非典”影响而引起的合同纠纷案件时极有可能发生的法律适用方面的混乱。”(9)。这一办法也不可取，因为对于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明确删除的条款，再由司法机关来补充的话，等于赋予了司法机关超越立法机关的权力，造成立法、司法的冲突，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和信仰，因此在难以彻底抛弃情势变更原则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还是在立法中对其作出明文规定更为必要。

二00三年十月

【参考文献】

(1)王利民、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二版，第124页。

(2)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经济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第88页。

(3)参见王利民、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二版，第124页、125页。

(4)1992年3月6日，重函［1992］27号中指出："就本案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而言，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和防止的情势变更，即生产煤气表散件的主要原材料铝锭价格，由签订合同时国家订价为每吨4400元至4600元，上调到每吨16000元，铅外壳的售价也相应由每套23.085元上调到41元，如要求重庆检测厂仍按原合同约定的价格供给煤气表散件，显失公平。对于双方由此而产生的纠纷，你院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27条第1款第4项之规定，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予以公平合理的解决。"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一九九三年第四辑，总第6辑，人民法院出版社，第110-116页。

(5)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一九九三年第二辑，总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第127-131页。

(6)刘现肖：《为情势变更原则辩护》，中国民商法律网，案例研讨。/research/students/36.asp。

(7)张照东郭小东：《〈合同法〉与情事变更》，中国法律服务在线，/dissertation/doc/MSFA/2003/04/29/00000282.html。

变更范文篇3

目前建筑业市场中,承包人对工程变更与索赔在合同管理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在变更索赔能力的拓展上仍基本停留于个案的经验总结上,缺乏较为系统的、原则性的归纳。笔者本着诚实信用、公平履约、合作共赢的基本精神,就合同管理中变更索赔工作作些粗浅论述。

1.笔者认为,合同管理中变更、索赔工作开展的效果如何,主要取决其组织、策划

为此,有必要合同变更索赔工作的组织、策划设定一些指导原则。

从实践经验来看,在合同管理中往往在有变更事实的情况下,忽略了证据的收集。而随着业主管理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不断加强,很多有事实而缺乏证据的变更索赔往往被否决。一份不违背现行法律制度的合同文件是约束发包人、承包人履约行为的根本大法,履约过程中形成的会议纪要、业主监理的工作指令规章制度等文件只有在不违背合同文件的前提下才能产生效力。所以,深入研究掌握合同是变更索赔工作的核心所在。承包人的合同管理人员应充分重视对合同条件的研究、运用,重视变更索赔证据的收集、传递、分析,形成“只有能被证据证明的事实才是有效的事实”的观念,使每一项具体的变更索赔工作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1.1有利、有理原则

有利,即任何一项变更索赔的提出必须实现直接或间接的效益;有理,即任何一项变更索赔必须有相对较大的合理性。在实践中往往没有遵循这一原则,或者在有利与有理的结合上顾此失彼,给变更索赔工作带来被动甚至是损失。例如,在某道路塌方后的抢险项目报价中为了取得有利的价位,增加所谓的难度系数;在制订某边坡浮渣清理施工方案时,不把挖装设备抛掷土方的水平距离、反复抛掷次数对报价有用的数据写入施工方案等等。致使谈判过程中很容易因依据不充分被剔除造成被动。也失去挖掘那些暂时没有被发现的合理因素——抢险工作中以“抢”为特性,要求资源重复配置形成的窝工费,或者以超出定额水平非常态施工,而大量超定额用工应以计日计价。也就是所谓的“该要的没要,该拿的没拿到;不该要的要了,要了也白要”。如果将“反复抛掷写入施工方案,对最终的变更价格具有重要作用,当业主对其方案审定过程中,双方必然会对上述数据进行验证,从而使据此计算的报价获得充分的证据。

确立了有利有理,将促使承包人在开展任何一项变更索赔工作时,从方案到报价到证据材料,时时事事围绕有利性充分挖掘合理因素,使有利与有理紧密结合。

1.2预判与整体原则

通常在选择工作重点时往往“抓大放小”,选择期望利润大的项目为重点。然而,期望利润大的项目,它往往是为合同双方关注的重点,利益矛盾突出,导致谈判难度较大。如果,在利益矛盾尚未显现,或者在规模较小的项目上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促成的较高的单位利润率,当出现大规模的、工作内容相同或相似的项目时,可能事半功倍地得到较高利润。反之可能带来了很大损失。

笔者认为,实际工作中所谓“报价的均衡性”始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客观存在的分部分项工程特性的差异、具体施工环境的差异、承包人对不同专业工程成本管理能力的差异等等因素,必将使不同的单元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存在着单位利润率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合同双方对相关差异以及单位利润率差异的认识也是不同的。承包人在选取工作重点时,可能有意识的选取那些单位利润率相对较高、当前工程规模较小、后期存在规模发展潜力的项目。同时,也使承包人可以选择那些规模已固定、总体利润水平相当的项目作为交换和妥协的筹码。这样,通过承包人立足于全局的预判及取舍,在维持当前利润水平不变甚至略微降低的同时,在整体上获得一个相对较高的利润水平。

通过确立预判与整体原则,合同人员应认识到:合同中“类似项目引用类似单价”的约定,使任何变更索赔项目在该项目完成后仍对利润水平具有影响力。因此应尽可能的对当前变更索赔项目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判,从而在利益矛盾未显现的时候,以相对较小的代价获取未来的预期收益。

合同变更和索赔在其触发事件上并无显著区别,变更是按照所发生的事件、协商变更其价格的过程,而索赔则是事件发生后、对其实施中所产生的损失及结果进行记录并协商补偿额的过程。除了市场物价调整国家颁布新的有关法律等因素外,其他触发施工索赔的事件都可以在事件发生时就应采用变更的形式处理。如不可预见的外界条件、提高技术标准、扩大规模,加速施工、施工降效、暂停施工等等。

一般来说索赔费用发生在事件结束之后,对业主制约较小,而变更发生在事件初期,对业主制约相对较大。从合同约束条件上来看,往往对索赔程序有诸多限制,而变更程序则较松,其关键证据设计变更、改变技术方案等相对容易获得。索赔处理中业主或监理往往在对触发事件是否成立、触发事件与损失的联系、损失计算的合宜性等方面设置障碍。而变更按其处理程序和变更权的归属,是业主或监理的主动行为,在工程变更的处理及往来函件中一般不会明示导致变更的事件的责任。如果变更最终未成立,在变更讨论过程中往来函件、纪要等将为索赔手段提供充足的证据。通过确立变更先行原则,要求在变更索赔工作策划过程中,不论其结果如何都应尽可能采用变更手段,从被动变更、改为主动变更,达到有利于费用计算、有利于实现索赔,也有利与建设各方合作的目的。

1.3自下而上原则

随着企业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公司内部制衡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的不断完善,那种在变更索赔中直接通过高层会谈获得成功的案例已越来越罕见了。

在变更索赔工作中应将与业主、监理、设计各方的各职能部门进行有效沟通作为工作重点,争取在执行层上解决问题。如果在执行层上无法彻底解决,应通过有效沟通在业主、监理、设计各方的层中形成广泛的、有利的舆论氛围,以详实的资料和有效的分析获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再通过高层谈判求得解决。

1.4善用“合作共赢”的原则

从合同管理实践来看,使用“合作共赢”原则目前成功的案例不多。但笔者认为,随着建筑市场的不断成熟、“双赢”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其成功几率将逐步增加。

2.报价、谈判原则

上述原则是指导变更索赔按照明确的方向进行,而报价、谈判原则将?变更索赔工作,做得更好、更快、更经济更有成效。

2.1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原则

技术与经济相结合,是解决合同变更索赔问题的重要途径。?单纯的价格争议变为对有关技术方案的可行性及合理性评价,通过对技术方案的经济评价来解决价格争议。同时通过技术方案的详实地分析,评价变更索赔项目与合同项目实施中的差异性,并将这种差异性做出量化反映,为报价提供依据。

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原则,要求承包人在制订有关施工技术方案时,合同管理人员应参与其中,以便明确报价的重点、难点,在技术上作出严谨、详实的分析并量化。对施工技术方案进行经济评价,使技术方案与报价获得相对完美的统一。

2.2多个方案对比、以优取胜原则

作为业主与承包人,往往有一种惯性思维:对方想要的一定不能给,对方不要的一定硬塞给他。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应制定多个方案,对方不可接受的方案与对方磋商,在磋商过程中使对方认识到目前的方案有比较打的缺陷,此时再提示较优的方案能收到好的效果。本原则的有效运用必须是对履约双方都公平有利。

2.3善用筹码原则

坚持和妥协是合同谈判永远的主题,合同谈判过程就是一次次坚持和妥协的过程。因此,在变更和索赔谈判之前,应该认真分析哪些因素有利有理,应该坚持。哪些因素虽有利、有理、但证据有一定缺陷,或者存在重大阻力。可以作为筹码在适当时机抛出去。但必须明确,所有的妥协和放弃应当要有恰当的回报。这种回报可以是对其他项目的认可,也可以是对项目中一个有争议问题的认可,甚至可以是对我方境遇在道义上的理解和同情(这种同情经过有意识的不断强化后将成为一个新的筹码)。善用筹码原则是对合同公平原则的变通运用。一个缺乏基本公平的合同必将在履约过程中遇到种种困境,并最终为履约双方带来损失。但是,如果承包人事事、时时争取公平,则必然给承包人带来不利影响最终为合作履约埋下隐患。

2.4预设条件原则

由于业主在合同上的主导地位,承包人的合同管理人员往往处于既无法接受业主的价格条件,又不愿继续争执导致矛盾激化的局面。在此情况下可以就有关项目的工作内容、环境、质量要求等与业主协商,在不改变相关价格的前提下参照投标报价水平对该工作的有关特性做出限定,从而保障自身利益。

2.5张弛有度原则

张弛有度,要求主动调节谈判气氛、把握谈判节奏,避免在激烈的争论过程中双方情绪紧张、对立;在对方提出不合理的观点时,应以平和的态度和准确的说理指出对方的疏漏。具体做法上,要求承包人在谈判时注意控制情绪,主动选择继续深入讨论或者转换话题,谈论一些对方有兴趣的话题调整谈判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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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经贸委：

我委收到淮安百家缘酒业有限公司“关于请求出具法人变更证明的报告”，根据省经贸委[2006]264号“关于白酒生产企业换发生产许可证出具行业意见的通知”和全许办[2006]01号“关于白酒生产许可证到期换证的通知”的精神，对该企业进行了审查和复核。

该公司前身为1998年7月成立的淮阴区五叶神酒业有限公司，原公司位于淮阴区农业局植保站，因淮安市火车站建设需要，2003年底，经区政府安排，拆迁改制后，整体搬迁入淮阴工业园，更名为淮安百家缘酒业有限公司，并变更了企业法人。

现公司占地1.7万平方米，厂区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年设计生产能力150吨，公司于2002年底取得生产许可证，2005年月10月，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组织专家进行了验收，验收结果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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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级多周期长。我国的专利商标确权制度实行实行三级两审终审制，委员会做出的无效裁定属于行政决定，还需要接受很多部门的审核。如若商标确权案件没有完成所有的司法程序，那么在整个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很难及时对其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并且由于专利是有时效的，且不能对保护延期，因而专利确权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专利保护期的一种损耗。(二)循环诉讼多。在专利商标存在纷争的民事侵权案件中，当专利复审委员会或商标评审委员会根据判决对专利商标进行了确权之后，当一方当事人提起重新诉讼之后，又要进行重新一轮的审核与判决，一方若因为自身利益不断提起诉讼，造成循环诉讼问题就直接影响着专利商标的使用与保护期。这不仅影响着司法程序的效率，也难以保护合法权益。(三)审查内容重复。不论是专利还是商标确权的司法过程都有着，专利局/商标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商标评审委员会、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在进行着重复的工作，即对其事实问题和行政适用问题进行审查，四个部门在进行着重复的工作，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也损耗了司法程序的效率。这是一次司法审核的流程，如若当事人重新提起诉讼那么又要重新再进行一遍这个流程，不断进行重复的审查。

二、司法变更权在专利商标确权司法程序中确立的基础

经济增长越快，人力资本的储备就越多，有利于经济环境对人类知识的积累。而通过创建一个环境有利于人类知识的积累，司法变更权在专利商标确权司法程序中的确立能够直接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PaulRomer(1990)认为如果是国际外部性范围内，那么经济一体化将会促进经济增长。随着经济的开放，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世界人力资本的存量;相应地，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会对经济产生轻微的边际影响而影响该国的增肌增长。同样，知识产权保护也会有一个对该国增长率的边际影响，但从全球角度看，人类资本积累和知识产权保护将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不只影响国际贸易发展变革，专利商标的司法变更权同样影响着经济收入。学界尽管有许多理论模型，如创新和增长模型以及静态模型研究了知识产权和收入的关系，但是相对较少的论文模拟了知识产权和收入的动态影响。Segerstrom、Anant和Dinopoulos(1990)研究了一个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证实技术变革受专利保护期限的能直接影响关税高度，他们发现增加北美专利的长度(创新地区)可以增加研发活动。司法变更权在专利商标确权中的确立，意味着更多的固定资源将用于生产现有产品。

三、司法变更权在专利商标确权司法程序中的具体运用

笔者认为，综合现今专利商标确权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司法变更权在专利商标确权司法程序中确立能够带来的有益影响，笔者认为应在专利商标确权司法程序中明确司法变更权。具体操作如下:在委员会的行政决定或者法院的判决生效后，主管机关可以直接执行，没有必要再通过很多其他部门进行再次审核;当行政决定或者司法判决驳回请求时，对重复审查的内容没有必要进行重复论述;撤销被诉裁定或决定改判相应内容时，在主文部分可设计成三个及以上判项，第一项为撤销被诉裁定或决定，第二项为改判判项，第三项为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撤销被诉裁定或决定发回重审时，在判决理由部分阐述发回重审的理由，在发回重审判项中明确重审内容。

四、结论

在知识产权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当今社会，专利商标确权在程序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使得这一程序难以发挥其原本的意义。而在专利商标确权中司法变更权的确立，不仅能够更好地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而且符合行政便宜原则，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从我国现今的司法现状出发，实际探索专利商标确权中司法变更权的运用方式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各级部门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崔哲勇．对专利授权确权审查程序中权利要求的理解［J］．知识产权，2016(10)．

［2］李宗辉．论专利确权诉讼的“非行政性”及其改革［J］．中国发明与专利，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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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司法变更权价值基础制度保障

一、司法权变更权的概述

（一）司法变更权的概念

在日益重视私权保护的今天，行政诉讼法中的司法变更权成为了不可回避的问题。所谓司法变更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解决行政争议的程序,部分或全部变更行政机关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一般的民、刑事诉讼制度来看，法官在诉讼中往往享有完全的司法变更权，法官可以用自己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价值判断取代当事人、检察官的价值判断。但是在行政诉讼中，法官的司法变更权则往往受到了较为为严格的限制。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这赋予了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变更权。显然,我国《行政诉讼法》采取的是相狭小范围内的司法变更。

(二)关于司法变更权的存在争论

中国传统中的司法权是由行政机关行使的,司法权虽然几经改革还是没有从行政权中离出来，行政权容易干涉司法权的行使。当我国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过程中，司法变更权曾引起极大的争议，并且一直续到该法在实践中的运用论文。对于人民法院能否拥有司法变更权理论界存在四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人民法院应当拥有毫无限制的司法变更权;二是认为人民法院不能拥有司法变更权;三是认为人民法院只能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拥有司法变更权;四是认为人民法院应在较宽的范围内使用司法变更权。[1]笔者认为，第一、二种观点不符合权力相互制衡原则和中国行政诉讼法的目的，故将在下文着重对第三、四种观点进行阐述和论证。司法变更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中国应该从现有的相对狭小的司法变更权走向较为宽广的方向，并且保持互相制衡又不过分干预的状态。

二、议行合一的中国语境下的司法变更权的价值基础

1、司法变更权设立基础——权力相互制衡原理

孟德斯鸡认为，“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最可靠的形式是那种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府。”他还认为，“应当分立三权，以达到权力间的相互制衡。同时还希望通过这种分权的方法，在总体上防止政府过分扩张和专断地行使其权力。”『2』行政权与司法权是两种公法的权力，根据分权的理论，这两种权力必须由性质不同的机关分别行使，不得互相逾越，分权的目的是实现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权力的制约必然产生此权力介入彼权力领域的结果。但是，这种介入必须有一定的限度。行政机关所管辖的行政事务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多变性，经常需要行政机关立即作出处置并执行。因此，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不管有多么充分的理由，也必须为行政机关保留出一部分司法审查豁免的领域。实际上，司法变更权即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审查和变更。它使法院能全面有效地监督行政权的运作，尤其是对抗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2、司法变更权的实质

英国的阿克顿勋爵曾说:“绝对的权力即绝对的腐败”所谓权力就是一种可能强制他人服从的力量，国家权力更是一种凭借国家强制力来强迫人们服从的力量。因此，从性质上讲，权力具有扩张的本性。从我国的现实状况来看，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尚处于初建阶段，由于长期深受封建制度的影响，行政权空前强大，表现为官员腐败，司法不公正,在公民、法人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中，公民、法人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规定人民法院行使变更权的仅限于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不适用于其他行政行为对司法监督权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权。行政诉讼中的司法监督与其他机关的监督不同,它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是依据国家赋予的审判权来实现的,而且这种“监督”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即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并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法院作出裁判,人民法院才能运用审判权对行政行为作出裁判。而裁判依其所诉性质和判决内容,分为确认判决、撤销判决、给付判决和变更判决。这是司法监督最主要的方式。其中判决变更行政行为内容是行政判决中一个很有实际意义的司法监督方式。然而，从司法监督来看,这是一种不完善的监督,也将大大削弱人民法院司法监督的作用。

3、司法变更权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目的要求

《行政诉讼法》开宗明义提出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其中保护权益是行政诉讼制度的首要目的。法律赋予人民法院以司法变更权的宗旨就在于切实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彻底解决纠纷，提高行政效率和审判效率。在行政诉讼中，司法变更权是对行政权的一种深刻的制衡,确认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司法变更权可以为私权保护增设一道防线。为了有效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法院不仅可以作出变更判决。

三、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的反思

作为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司法变更权，应当是一项造福于民的良好制度。笔者基于此种初衷，重新审视了司法变更权在这几十年间的发展情况，并为完善其实践运行提出若干意见，以期能够为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一)立法的缺陷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和行政诉讼司法解释第61条的规定表我国采取的是有限司法变更权，即只有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与行政裁决才可以判决变更，而对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则没有适用性。

从现有的立法文件表明，司法变更权适用范围可以以下方面来理解:第一，“显失公正”是对行政处罚行使司法变更权唯一标准。通常，“显失公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畸轻畸重、处罚不平等、责罚倒置、没有可行性、反复无常等[3]这些标准都是从《行政诉讼法》的目的和精神、立法原则和宗旨出发，来判断行政处罚的不当性和违法性，从实质法治的角度进行合法性审查，选择适用变更判决。第二，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适用司法变更权是有限制的。在一般情况下，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进行变更时，变更判决不得加重对原告的处罚，包括不得通过变更处罚种类加重对原告的处罚和不得在同一处罚种类下加重对原告的处罚程度，也不得增加处罚内容加重对原告的处罚。然而“不得加重对原告处罚的原则”在行政案件中有一例外的情况，即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加重对原告的处罚。这里的利害关系人包括两种人。一种是权利被害人，即权利被害人认为行政机关对被处罚人的处罚过轻，被处罚人认为处罚过重，均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可以加重对被处罚人的处罚;另一种为共同行为人，即共同行为人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可以加重对部分原告的处罚。法院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可以变更，但对于行政机关注释：

[1]也有将其概括为三种观点,即肯定说、否定说和优先

变更说,见张尚鹜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1年第一版,第541～542页。

[2]张馄盛.从权力分立论司法对行政行为之审查密度[M].台北:1996.4.

[3]全国法院系统第八届学术讨论会.行政审判疑难问题新论[C].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F21-23

[4]孙笑侠著:《法律对行政的控制一现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释》,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85页。

变更范文篇7

一、我国现行司法变更权的特点。

1、适用范围有限制。现行法规定了司法变更权的只有三处：

一是《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可以判决变更。行政处罚是国家主管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违法管理论文"target="_blank">行政管理法规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作的一种惩罚。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依据规定，可以对行政处罚明显失却公正的行政行为适用司法变更权，判决变更行政决定的具体内容。

二是行政赔偿案件中，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依照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应给与相对人合法赔偿。如果因赔偿问题提起行政诉讼的，法院可以对不服赔偿数额的诉讼请求，依据法律规定的标准判决变更具体的赔偿数额。三是关于行政裁决争议，学界有观点认为因行政裁决争议提起的行政诉讼也是变更判决适用的范畴，理由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笔者认为，行政裁决案件应纳入司法变更权的适用范围，但是仅仅依据此条法律规定，不足以认定。现行法涉及司法变更权的规定目前只有三处，由此可见，可以适用司法变更权的情形较少，其适用范围及其狭窄。

2、适用条件有限制。只有行政处罚明显失却了公正性，法院才能对行政决定予以判决变更。受处罚人的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其受到的行政处罚明显不相称，或者受处罚人所受的行政处罚与其他犯相同或相似违法行为的人所受的行政处罚相差悬殊。但是，“明显不相称”、“相差悬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尺度，何谓“显失公正”，没有明确的标准，在行政案件中，必须赋予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才能予以判断。

3、可以选择适用。法律明确规定，行政处罚明显失却公正时，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变更判决，也可以不适用变更判决。法院有权选择是否判决变更。在司法实践中，基于选择变更的法律规定，法院很少真正考虑实际情况再予以选择，往往是要么统一判决变更，要么根本就不予适用。又由于显失公正原本就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判断是否明显失却公正的标准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这种情况下，给与法院以选择的权利虽然可能导致法院适用变更判决的随意性，但是符合立法实际，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实际案情可能非常复杂，有些情况下，法院并不比行政机关更清楚作出原行政决定的实际情形，也不比行政机关具有更加了解案情的优势，法院有可能因为变更判决而导致实际上的不公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以选择不适用变更判决，如此可以充分发挥行政权和司法权各自的优势。因此，在现有规定下，强化变更判决在适用上的可选择性，突出变更判决的选择性特点，可以避免司法权过分的干涉行政权。

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1、没有明确界定“显失公正”的判断标准。现行行政诉讼法尚未对显失公正作出直接而明确的界定，只是简单指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可以判决变更”，何谓显失公正，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有些学者认为显失公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畸轻畸重、处罚不平等、责罚倒置、没有可行性、反复无常等。这种看法的弊端主要在于它只围绕行政处罚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来相应设定显失公正的内涵，而没有从显失公正本身来揭示其含义，这显然不能全面而准确揭示“显失公正”的真正内涵。此外，显失公正是极其抽象的概念，以此作为界定行政处罚是否适用变更判决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

2、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现行法不仅将变更判决的适用限定于行政处罚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而且进一步限定于只有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才可以判决变更。可判决变更的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只能是具体的行政处罚，其它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理等都不能成为变更判决的对象。

3、显失公正与滥用职权的界限不明。滥用职权是指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在其自由裁量权限内，但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目的、宗旨，并且极不合理。滥用职权一般是故意为之，如故意考虑了法外因素或故意不考虑依法应当考虑的相关因素，明知自己负有义务，但故意延迟，反复无常同一情况不同处理等；显失公正大多是过失所致。滥用职权的直接后果一般是违法，显失公正的后果一般是形式上合法而实质上不合法。法院对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行使的是撤销权，而对显失公正的行政行为行使的是变更权。

4、司法实践中适用较少。治安行政案件历年来在所有的行政案件中所占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但是法院最终以治安处罚显失公正作出变更判决的案件却不多。法律规定对于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是否判决变更，由法院依据具体情况选择适用，实践中，有些法官为了避免与被诉行政机关冲突并不适用变更判决。曾有记者采访一位行政庭的法官对于显失公正的治安处罚为何不直接加以变更时，该法官坦言：“某些治安处罚虽然确实显失公正，但是并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界限，再说行政诉讼法只是规定可以变更，对于这种情形，我们往往要么维持，要么责令原机关重新作出治安处罚”。

针对现行司法变更权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变更范文篇8

1．格式一注册商标变更注册人名义申请书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

你局核准注册的第＿＿号＿＿商标，

因注册人名义已由＿＿＿＿＿＿＿＿，

变更为＿＿＿＿＿＿＿＿，

现申请变更。

申请人：＿＿＿＿＿＿（章戳）

地址：＿＿＿＿＿＿

年月日

附送：原注册证＿＿＿＿份，

证明文件＿＿＿＿份，

其他＿＿＿＿

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核转意见：

（章戳）

年月日

格式二注册商标变更注册人地址申请书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

你局核准注册的第＿＿＿＿号＿＿＿＿＿＿商标：

因注册人地址由＿＿＿＿＿＿＿＿

变更为＿＿＿＿＿＿＿＿，

现申请变更。

申请人：＿＿＿＿＿＿（章戳）

地址：＿＿＿＿＿＿

年月日

＿＿＿＿＿＿＿＿＿＿＿＿＿＿＿＿＿＿＿

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核转意见：

（章戳）

年月日

2．说明

注册商标变更申请书，是指商标注册人因某种原因需要改变注册人的名义、地

址或其它注册事项时，向商标局寄送的表格形式的申请书。但是，对于注册商标的

文字、图形、使用商品范围以及商标专用权，不能申请变更。申请变更商标注册名

义的，每一个申请应当向商标局寄送《变更商标注册人名义申请书》和变更证明各

一份；申请变更商标注册人地址或者其它注册事项，每一个申请应当向商标局寄送

《变更商标注册人地址申请书》或《变更商标其它注册事项申请书》和有关变更证

变更范文篇9

原告：邢某，阳城县某村人，农民。

被告：阳城县某村村民委员会。

2001年4月23日阳城县某村村委与本村村民邢某签订一份《修砌红阁下东河坝合同书》，合同约定：因原石坝有塌陷、断残现象需要重新再打新坝，村委要求新坝全长170米，根基深0.8米，坝宽0.9米，坝高与路面平为准，总计立方400立方米；付款方式：村委暂不付款，坝起后经验收以村办矿97年前所留的煤顶付（具体吨数以原村煤矿矿长同村委拍定的数字为基础1500－1800吨）超出部分，由村委另作处理。合同订立后，邢某将此工程包由他人施工。2001年9月10日施工基本结束，2001年10月2日，村委干部与邢某共同到村办煤矿指认了合同中约定的存煤，并在煤堆上划线、钉桩。次日，邢某便组织车辆开始拉煤。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作出《关于关闭国有煤矿矿办小井和乡镇煤矿停产整顿的紧急通知》，煤价开始逐渐上涨。2001年11月16日，村委书面通知其立即停止拉煤，有关事宜，待日后研究再作决定。期间，邢某共拉煤99.5吨。2001年11月22日邢某诉至阳城县人民法院。

诉讼中，阳城县人民法院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对邢某施工工程量进行了鉴定，带附加工程共计完成河坝工程量为548.48立方米。依据山西省2000年工程预算定额，河坝工程为灰泥片石砌体，每立方米砌体单价为87.37元。受村委委托，晋城市价格事务所阳城分所于2001年12月11日出具《价格鉴定结论书》证实：2001年4月份无烟煤面价格为每吨15元；2001年11月23日之前无烟煤价每吨60元；2001年11月23日以后无烟煤价每吨为120元。再审时，证实邢某支付实际施工工程队工程款为23600元。

原告要求村委以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计算，按合同的约定，交付自己2700吨煤。而村委认为，因国家整顿小煤矿的政策，导致煤价大幅上涨，应根据情势变更原则，撤销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要求按情势变更原则撤销合同不能成立，理由有五：其一，双方订合同时没有一方利用优势或一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权利义务违反公平和等价有偿原则；其二，双方订合同时均不能预见煤价的涨跌是自愿对等的；其三，煤价的涨跌是市场行情变化，不能轻易按显失公平原则来处理，交易风险与利益关系对等；其四，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所涉的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与本案不同，前者是因原材料的国家定价的调整而引起的，后者的价格变化则不是。其五，根据我国法律精神，衡量双方利益是否公平，多从民事行为成立时的情况加以确定，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肯定情势变更制度，所以被告主张缺乏法律依据。鉴于双方争议较大，被告按合同约定的最低限1500吨履行义务。判决双方合同有效，村委支付邢某剩余的1400.5吨存煤的价款140050元另付邢某超出合同约定多完成的工程量价款12972.70元。

村委不服提起上诉，上级法院发还重审，重审认为，本案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其一，原告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理由是1992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所涉的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的复函，但该复函依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而该法已废止，不能再作为定案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对显失公平，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情形是“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这一法律规定明确指出，发生显失公平的时间是在“订立合同时”，而不是在合同履行中或合同履行后。双方签定合同约定以煤顶付工程款，并不存在谁故意使合同显失公平之事，也不存在谁没有经验不懂得业务而过失使合同出现显失公平之事，双方当时的约定是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不能因为后来煤价上涨，就否认原合同的公平性。其二，情势变更是指由于不可抗力或者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错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一种原则，其中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是适用该原则的一种重要因素。本案中，不存在由于煤价上涨致使被告无法履行给付原告煤的义务的情形，只存在不愿给付的情形。其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提到的那起案件是在国家计划经济调控下，国家定价发生变化，当事人必须按国家定价执行而引发的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而主要为计划经济保驾护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作出的与之相适应的情势变更规定也是必要的。但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当今社会，过去的法律已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必须用与之相适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来作依据。本案中不存在当事人必须按国家定价执行的问题，并不是煤价上涨到120元/吨，就一定要按120元/吨出售，就不能按15元/吨出售，否则就违反了国家政策的问题。其四，煤价上涨被告本身并不赔本。本案中所涉的煤仍然是订立合同时原有的煤，并不需被告去高价购买，被告一分钱也不需多付出。被告以煤顶付原告工程款，既然当初双方均同意，那么煤价上涨带来的利益或者煤价下降带来的风险均应由原告享有或承担，被告对此无权干涉。因此仍判决村委按原审履行义务。

判后村委仍不服又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村委上诉称原审法院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理由不成立，因为“情势变更原则是指由于不可抗力或者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错，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一种原则。”首先说村委给付邢某97年前留存的煤，不存在无法履行给付义务的情势；其次说该案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已经全部或部分履行，不存在不可抗力或者外因影响合同的履行；第三，村委给付邢某97年前存煤，本身并没有受到生产成本和原材料上涨的缘故，还说明村委在订立合同时对市场信息判断失误，如将给付义务订为现金而不是97年前留存的煤，那么就不会承担现如今商业风险的结果。”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案例评析

笔者认为，法院三审判决对此案均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是错误的，其原因主要是对情势变更原则的错误理解造成的。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依法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不可预见的情势变更，致使合同的基础丧失或动摇，若继续维护合同原有效力则显失公平，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原则。(1)理论界通说认为，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条件包括以下四方面的的内容：（1）订立合同时所依赖的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使合同的履行没有意义或者继续履行已不符合合同的目的。（2）这种变化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3）当事人对这种情况的变化在主观上没有过错，即这种变化不是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引起。（4）在情况发生变化后，如果仍然按照原合同履行，对债务人明显不利，比如会造成重大损失等。(2)那么本案合同首先

是订立的基础发生了显著变化，即煤价的大幅度上涨；其次，该种变化发生在合同订立后，履行完毕前的这段时间内；再次，该种变化是合同双方当事人无法预见的，并且不可归责于当事人。每吨15元的煤面，因国家6月份出台整顿小煤矿的政策到交付时上涨到每吨120元，是双方在4月订立合同时谁也无法预见的，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一方；最后，如要求村委按原合同继续履行，会根本破坏当事人间的利益均衡基础，产生违背社会正义观念的显失公平的结果。所以本案理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三、情势变更原则的由来及在我国的适用情况

情势变更原则按通说，起源于12、13世纪注释法学著作《优帝法学阶梯注解》中的“情势不变条款”，于16、17世纪曾广泛运用，到18、19世纪，因适用过滥而受到严厉批评，但在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后，因物价飞涨，合同履行显失公平，除适用该原则外别无良策，遂德国等国家通过判例学说又重新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英美法系，也则以“合同落空”原则来解决这一问题。(3)

情势变更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曾获得确认。在“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适用法律问题的函》(4)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的《长春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诉长春市朝阳房地产开发公司购销房屋因情势变更而引起的价款纠纷案》。(5)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5月6日的《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提出“由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非当事人所能预见的根本性变化，以致按原合同履行显失公平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按情势变更的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这是司法实践中对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明确规定。但这些规定，正如初审法院在判决中指出的，都是在1999年统一《合同法》颁布以前所做的规定。那是不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提到的那起案件是在国家计划经济调控下，国家定价发生变化，当事人必须按国家定价执行而引发的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而现在搞市场经济，就没有必要再适用该原则的规定来审理案件了呢？事实上在1999年《合同法》草案的第五稿第77条就规定：“由于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而这种变化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商业风险不适用前款规定。”明确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围绕情势变更原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结果是删除了合同法草案中关于该原则的规定。

四、确立情势变更原则之必要

发展经济就要加速和保护财产流转和交易关系的相对稳定，合同就是财产流转和交易的法律形式，合同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在当前我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之时，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是极为重要的，“合同必须严守”的规则，理应受到特别的推崇。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合同履行的一项法律原则，和要求合同的相对稳定性存在矛盾，因此1999年《合同法》通过时，最终删除了草案中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有关条款，也就不难理解。但是不是要突显“合同必须严守”的规则就必须取消情势变更原则呢？实际上每个合同在依法成立时都有其信赖的客观环境，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是与这种客观环境相适应的，权利义务的对等是就该环境而言的。合同成立后，该客观环境发生改变或不复存在，原来约定的权利义务与新的客观环境如严重不适应时，只有将合同加以改变或者解除，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这也是情势变更原则产生的法理基础。其实即使反对在《合同法》中设立情势变更原则的人也承认，情势变更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有适用的机会，从反对的理由看主要是（一）由于经济生活相对稳定，无重大的通货膨胀或价格调整，能够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情形是极少的。（二）科学地划定情势变更界限较为困难，尤其是与商业风险的划分，更难以掌握，有可能使有的当事人规避正常的商业风险。同时，有可能导致法官滥用这项权力。（三）认为不可抗力可以涵盖情势变更，因此没有必要在不可抗力之外再规定情势变更，否则易引起理论上的混乱。（四）如果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以经济生活的激烈动荡为背景，则一个合同的强行变更将对其他合同关系产生影响，可能引起合同的“连锁变更”，即某一合同变更而遭受损失的债务人又成为另一应予变更的合同的债权人，这就说，对经济领域某一部门的不平衡进行调整，有可能引起其它部门的连锁反应，以至于引发经济领域普遍的不平衡，从而使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受到威胁。(6)另外还有学者特别强调，目前不设情势变更原则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怕中国现在普遍素质不高的法官，在断案时利用该原则任意解释法律，使这一制度实施起来负效应大于正效应。(7)

我们认为在我国还在努力解决“有法可依”的现阶段，还是应当追求法律规定的尽量完善为好，同时从上述案例也可以看出，没有具体法律可以引用，才出现了判决的严重不公，可见无法可依更会导致法官滥用权力。另外在上述提到的我国适用该原则的情况中，最高人民法院所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包括很多学者在有关文章中都认为就具有情势变更原则意思，而事实上这些观点也并不正确，因为该条规定“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这是专指履行不能的情况，并没有包括能履行，但只是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情况，即如本文开始提到的案例中的情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废除，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失去了依据，正如前一审判决中所述，确实现时并无法律依据，属“无法”可依。

今年的非典事件，给社会生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其中在今年的非典时期后期也不乏合同无法履行或按原合同履行，将会出现显失公平的情况，可以说今年的非典，又引起了人们对情势变更原则的关注。近来已经有了不少的相关案例，据报道合肥庐阳区法院就宣判了合肥地区首例因非典引发的合同纠纷案。报道称：“在审理中法官采用‘情势变更’这一特殊法律原则，强行改变合同已确定的条款”。那么既然我们现在存在物价大幅波动的可能，又有非典事件等不可测事件的发生，(8)因此，有必要在《合同法》的修订中或制定民法典时增加情势变更原则，以避免在今后的判决中，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

在上述案例中，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合同的一方是村委这个集体组织，对于现在特别强调“严守合同规则”来说，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法官不主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而势必造成村集体利益的损失，并引发群众集体上访事件（此情况在本案中已发生）。民法是单纯的私法，但在我国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情况下，对法院这种判决，没有可以补救的办法，只能维持错误结论的话，也并不是立法机关所想看到的结果。固然，这类案件可以以《民法通则》第四条或者《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的原则来解决，或按国际惯例的规定来处理，但仍然不如具体规定出来为好，因为，在具体案件中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来裁判案件，事实上给了法官自由裁量案件更大的空间，这就和当初不制定这一原则，怕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力的初衷相违背。还有学者提出“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确认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既可以解决当前此类纠纷频发但又不宜以不可抗力论的实际问题，又不违背现行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而且也可以有效避免各地法院在处理因“非典”影响而引起的合同纠纷案件时极有可能发生的法律适用方面的混乱。”(9)。这一办法也不可取，因为对于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明确删除的条款，再由司法机关来补充的话，等于赋予了司法机关超越立法机关的权力，造成立法、司法的冲突，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和信仰，因此在难以彻底抛弃情势变更原则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还是在立法中对其作出明文规定更为必要。

二00三年十月

【参考文献】

(1)王利民、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二版，第124页。

(2)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经济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第88页。

(3)参见王利民、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二版，第124页、125页。

(4)1992年3月6日，重函［1992］27号中指出："就本案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而言，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和防止的情势变更，即生产煤气表散件的主要原材料铝锭价格，由签订合同时国家订价为每吨4400元至4600元，上调到每吨16000元，铅外壳的售价也相应由每套23.085元上调到41元，如要求重庆检测厂仍按原合同约定的价格供给煤气表散件，显失公平。对于双方由此而产生的纠纷，你院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27条第1款第4项之规定，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予以公平合理的解决。"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一九九三年第四辑，总第6辑，人民法院出版社，第110-116页。

(5)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一九九三年第二辑，总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第127-131页。

(6)刘现肖：《为情势变更原则辩护》，中国民商法律网，案例研讨。/research/students/36.asp。

(7)张照东郭小东：《〈合同法〉与情事变更》，中国法律服务在线，/dissertation/doc/MSFA/2003/04/29/00000282.html。

变更范文篇10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促进市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为依据，按照省国土厅要求，结合市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开展农村土地变更调查试点工作。

二、主要任务

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加快调查进度，提高调查质量，保持第二次土地调查利用数据和图件的现势性，为建立健全农村土地变更调查制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及国土资源管理需要提供基础数据。着力解决土地变更调查体制、机制、以及保障措施等方面的问题，加快国土资源的信息化管理进程，实现土地调查信息互联互通、同步更新和成果共享，提高土地调查信息社会化服务水平，为全省开展土地变更调查工作提供经验和借鉴。

（一）研究农村土地变更调查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切实可行的农村土地变更调查共同责任机制。

1.通过对各相关部门发放征求意见函的方式开展土地调查成果应用需求调研，利用各部门的调查资料拓宽土地调查信息来源渠道。

2.通过召开联席会议的方式建立以市政府主导，国土资源部门为主，相关部门联动的共同责任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协调各相关部门达成共识，初步形成国土资源部门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

3.在国土部门内部建立以地籍管理科为主，利用、耕保、规划、矿产、土地整理中心、土地监察和各乡镇国土资源分局参加的农村土地变更调查常设机构，明确国土资源部门内部各科室的职责和分工。

（二）研究农村土地变更调查机制，建立农村土地变更调查各项制度。

1.建立以国土资源部门为主、有关部门联动的共同责任制:

(1)建立市农村土地变更调查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组织各相关部门参加每半年一次的农村土地变更调查部门联席会议，通报涉及农村土地变更调查的各项情况，协调解决各类相关问题。

（2）建立市农村土地变更调查信息通报制度：在各部门设立农村土地变更调查信息员，明确信息员联系方式，及时通报相关信息，以便及时共享各相关部门的资料。

2.在国土资源部门内部建立农村土地变更调查各项制度：

（1）建立农村土地变更调查信息通报制度：各相关科室按月报的方式向地籍科提供各类农村土地变更调查信息，由地籍科对信息确认并及时进行变更。

（2）建立农村土地变更调查实时动态监测制度：与各乡镇分局做好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各处的变化情况，有变化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保证本周内变更并登记，月末结清本月变更情况，达到时时在监测，时时在变更的目标。

（3）健全农村土地变更调查年度汇总统计分析制度：利用年度变更统计台帐，将年度变更情况与上一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互相对比、核实并形成分析报告，做到实地、图纸、数据库、台帐的一致，在土地变更中做到不重、不漏。

（4）建立严格的土地变更调查监督、检查制度：将土地变更调查监督、检查制度纳入到年度各项目标责任制当中，对虚报、瞒报情况予以严肃处理。

（5）建立严格的土地调查成果检查验收制度：由调查人员整理乡镇上报资料，外业调查人员与测量人员共同对有变化地块进行实地测量，绘制草图，建立台帐，并由双方人员共同自检，保证调查数据的真实准确。将自检结果上报地籍科。

（6）建立严格的农村土地变更调查资料保密和统一管理制度：严格执行档案材料统一管理的原则，凡在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都应交档案室归档保存。在调查部门内部由专人管理档案，实行严格的保密防范措施，严禁发生泄密事件，杜绝非法使用行为。

（三）研究切实可行的农村土地变更调查技术标准，在调查中规范农村土地变更调查技术程序。

1.建立从收集信息、外业调查、内业汇总、数据库变更、审核验收、网络上报的农村土地变更调查程序，测算土地变更调查工作量。

2.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规范基础上，研究应用新技术，利用连续运行的CORS系统，结合双频RTK、GPS，灵活采用多种方法实现实时高精度数据采集，提高野外调查的工作效率和调查精度。

3.抓好农村土地变更调查电子数据的管理，严格数据录入程序，保证数据录入质量；设定数据访问权限，实行分级访问及访问审批制度；定期对电子数据进行安全检查，保存系统日志，进行数据备份。

4.利用省厅统一软件，初步建立以农村土地调查数据库为基础的县级数据中心，并在应用中对软件开发提出用户需求；利用数据库对比分析本次农村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与市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之间的差异，研究数据衔接办法,促进成果应用。

三、技术路线

按照《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围绕农村土地变更调查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在市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的基础上，在有关部门和国土资源部门内部，全面开展土地调查成果应用需求调研，明确职能分工和工作流程，拓宽信息来源渠道，探索并建立农村土地变更调查各项制度。综合运用测绘、地理信息系统、计算机、网络通讯等技术手段，采取内外业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形成集信息采集、处理、存储、传输、分析和应用服务为一体的农村土地变更调查技术流程，对农村土地调查成果实行逐地块跟踪监测，时时调查农村土地地类、面积、权属和利用状况的变化，及时更新农村土地调查和基本农田调查数据库，始终保持土地调查成果图件、数据与实地一致。建立县级数据中心，利用省政府专网网络平台完成与省国土厅广域网连接，应用土地调查数据库管理软件及数据交换系统，实现原始数据和变更数据网络上报、信息共享，形成“省、市（州）、县”三级网络互联互通。

四、农村土地变更调查的主要内容

在市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的基础上，查清2008年8月至2011年4月期间全市农村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分布等变化状况，更新土地利用基础图件，做到图件、数据、实地相一致。

（一）查清实际新增建设用地情况。重点查清实际新增建设用地情况，由利用科、耕保科、规划科、土地监察大队等相关科室将以前批准本年建设、本年批准本年建设、本年批准本年未建设、本年度未批先建（包括本年度“以租”）的用地批件及成果图件移交一份至地籍科。地籍科按照变更程序进行变更。

（二）查清非建设用地变化情况。通过实地调查，查清本年度建设用地以外的其它地类的变化情况，重点查清新增耕地的来源情况。

1.对开发、复垦、整理土地的调查。土地变更调查中，通过土地开发、复垦、整理将未利用地或其它土地变为耕地的，应由土地整理中心将验收后的文件及图件资料提交给地籍科，由地籍科实地复核后录入农村土地调查数据库。对于农民自主开发或整理出的耕地，应由乡镇分局工作人员调查后上报地籍科，按照变更调查的程序进行变更统计。

2.农业结构调整用地的调查。土地变更调查中，因种植效益原因由耕地改为园地、林地、牧草地、畜禽饲养地、设施农业用地、养殖水面的，为农业结构调整范畴，反之也属农业结构调整。此项调查应先由农业、牧业、水利、林业等相关部门将农业结构调整土地的变更信息提供给地籍科，并应提供相关批件，地籍科按照实际土地现状依据变更调查的程序进行变更调查，该项用地的调查属可调整地类的调查，应按可调整地类调查、汇总。

3.生态退耕用地的调查。土地变更调查中因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国家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的耕地。应由农业、牧业、水利等相关部门将态退耕土地的变更信息提供给地籍科，并应提供相关批件，地籍科按照实际土地现状依据变更调查的程序进行变更调查，该项用地的调查属可调整地类的调查，应按可调整地类调查、汇总。

4.关于灾毁耕地调查。对于水冲、沙压、山崩、泥石流、沟蚀、地震等自然灾害破坏，三年内不能恢复耕种的耕地，应由乡镇国土分局了解实际情况后上报地籍科，地籍科按照变更程序调查、汇总，并在《分析报告》中进行说明。

5.可视为补充耕地的园地调查。对于闲置的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开发整理成园地，经过土地部门组织验收认定后，作为补充耕地的园地，由整理部门将资料上报地籍科，地籍科按照变更程序调查、汇总。该项用地的调查属可调整地类的调查，应按可调整地类调查、汇总。

6.对农用地变更为未利用地的调查。除因突发性灾毁外，原则上不允许将农用地变更为未利用地。由于长期气候等因素，土地利用现状属实，且较大面积确需变更的，须在变更调查工作开展前，由相关部门向国土主管部门提出专项申请并上报相关材料，包括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拟变更地类统计表、相关部门论证意见及有关情况说明等，经州国土部门审查通过后，纳入到年度土地变更调查中。

7.“七项单独标注”用地的调查。根据《省第二次土地调查农村土地调查补充规定》第四章的要求，对《规定》中“七项单独标注”的用地进行单独标注统计。

五、工作步骤与进度安排

(一)2010年6月，准备阶段：制定本次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并报送省厅审核，成立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进行人员培训。

1.制定方案。根据省厅要求，结合我市具体情况，制定《市农村土地变更调查试点实施方案》并报省厅审核。

2.成立试点领导小组。根据省国土厅要求，成立市农村土地变更调查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协调落实工作经费等各项保障措施；领导小组下设市农村土地变更调查试点工作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本次农村土地变更调查试点工作。（办公室由外业调查组，数据测量组，内业数据组组成）

3.收集资料。根据联席会议或信息通报制度收集各相关部门和国土部门内部的资料，包括：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及土地变更调查资料，土地变更调查工作底图、数据及外业调查记录手簿等相关资料；有关退耕还林的图件（设计图、验收图等）、数据（计划数、完成数、验收数）、验收报告等相关资料；新增建设用地审批文件及实际用途，土地开发复垦整理成果验收等资料（图件、数据、报告等）以及农业结构调整、灾毁耕地等相关资料；最新的行政权属界线资料、各类重点项目及基础设施用地批准文件等。

（二）2010年7月，调研阶段：向各相关部门发放征求意见函，明确本部门内设机构的职责和分工，形成工作机制。

1.对各有关部门及局内部相关科室发放征求意见函，全面开展土地调查成果应用需求调研；

2.建立国土资源部门与各相关部门之间的联席会议制度。（及时召开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会议）

3.明确国土资源局为主，林业、农业、水利、畜牧、民政、交通、统计等各部门协助的共同责任制。

4.明确本部门内的职责和分工，乡镇一级建立以各乡镇国土分局为主，各村村民委员会等为辅助的联动责任制。

5.建立村级土地利用现状挂图、台帐统计制度，实行土地变化的动态监测。

6.建立内部日常工作制度。乡镇分局每七天巡查一次及时测量，整理资料上报变化情况，达到周清，月结，季度上报。

7.土地变更调查办公室根据上报资料汇总分析变更调查数据。

（三）2010年8月—2011年4月，实施阶段：全面开展市的农村土地变更调查试点工作，建立县级数据中心，完成与省厅广域网连接。

1.外业准备工作。制定外业调查方案，准备外业调查相关工具；研究不同情况下测绘技术问题；制作外业调绘工作底图；选择一个乡（镇）开展试点，结合试点工作对参与调查人员进行技术培训，使作业人员熟悉调查技术规程、掌握调查工作方法。

2.地类核实、调查。根据上报资料，对新增审批项目导致地类变化的情况进行实地核实；对有变化的地块进行实地测量并采集数据，对图斑变化情况，采用不同方法进行测量，对测量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各类方法的可行性。

3.填写外业调查记录表。按外业调查记录内容要求，将外业调查内容记入调查记录表，填写字迹必须清晰。

4.内业整理。

（1）利用外业调查数据，按照土地利用数据库要求，更新县级土地利用数据库；

（2）更新土地利用现状图；

（3）利用管理软件完成面积量算、汇总各类土地面积、建立相关台帐。

（四）2011年5月—6月，总结阶段：对本次调查的成果进行自检，待自检后由省技术指导小组对本次调查的成果进行验收，同时建立省、州、市（县）互联互通的土地调查信息同步更新和成果共享机制。

六、文字报告编写

编写完成《市有关部门需求调研报告》；《市国土资源管理需求调研报告》；《市农村土地变更调查试点工作报告》；《市农村土地变更调查试点技术报告》；《市农村土地变更调查制度研究报告》；《市农村土地变更调查试点分析报告》。

七、提交农村土地变更调查成果

（一）图件成果。

1.由土地利用数据库系统输出1：1万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

2.县、乡（镇）、村土地利用现状图。

（二）数据库成果。

1.县、乡（镇）、村各类土地面积统计数据；

2.土地权属面积统计数据；

3.外业调查原始数据，外业调查手簿。

（三）文字成果（含电子版）。

1.《市农村土地变更调查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2.《市农村土地变更调查试点技术方案》

3.《市有关部门需求调研报告》；

4.《市国土资源管理需求调研报告》；

5.《市农村土地变更调查试点工作报告》；

6.《市农村土地变更调查试点技术报告》；

7.《市农村土地变更调查制度研究报告》；

8.《市农村土地变更调查试点分析报告》。

八、保障措施

（一）组织与宣传。

1.农村土地变更调查工作是一项技术难度大，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任务繁重的基础调查工作，应有强有力的领导支持和技术保证。为此成立市土地利用农村土地变更调查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此项工作的开展，协调各方面关系，落实农村土地变更调查经费。领导小组下设市农村土地变更调查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国土资源局，具体负责农村土地变更调查工作的实施。

2.制定土地变更调查宣传工作方案，在报刊、广播、电视和局网站等新闻媒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土地变更调查工作宣传报道。

（二）经费保障。本次农村土地变更调查试点所需资金总数达50万元。在省拨付试点经费10万元的基础上,不足部分由市财政解决,争取以充足的资金保证农村土地变更调查试点工作顺利进行。

（三）质量保障。

1.农村土地变更调查检查验收分两步：一是农村土地变更调查外业工作检查验收，二是农村土地变更调查内业即数据库更新检查验收。农村土地变更调查外业工作需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转入内业数据库建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