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范文10篇

变革范文篇1

关键词：价值观念；变迁；学校德育；变革

一、价值观念的变革要求建立新型的学校德育观

伴随着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学校德育也必须现代化。在社会转型时期，新价值观念体系的建立要求学校德育必须建立起新型的现代德育观。

转型期我国逐渐确立了适应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在价值主体上趋向义利统一；在价值目标上强调实现共同富裕；在价值标准上倾向于“三个有利于”的实践标准；追求自律、互利、公正、奉献等价值实现的精神。新价值观念体系尊重个人价值，重视个人价值的追求与实现，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价值实现上更加务实，注重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公平与公正、权利与义务。

基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念体系的基本精神，立足于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目标，学校德育必须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德育观：即在德育价值上，坚持德育为生活服务，将多元价值观引入课堂，增强机体免疫能力，培养主体的首创精神；在德育本质上，高扬德育的主体发展性，倡导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德育，教人学会选择；在德育的理论基础上，坚持个体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和谐统一；在培养规格上，着力培养遵纪守法、敢于创新的现代公民；在道德的适用范围上，将道德扩展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调节与激励上；在德育的方法与手段上，主张通过知情并重、生活模拟、人格建构，注重品德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在教育方式上，主张通过师生互动，学生自我教育，以及实践锻炼、讨论式、启发式等多种方式进行德育。总之，现代德育应具有创新性、民主性、主体性、科学性、终身性、开放性等特点［1］。

二、价值观念变革要求构建新型的学校德育体系

结合现代化的德育观，新型学校德育体系的构建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1倡导人性化、生活化的德育指导思想

结合价值观念变迁的新趋势，学校德育在指导思想上应逐渐向人性化、生活化的趋势回归。社会转型和价值观念变迁的一个明显趋势是个人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显著增强，表明了人们正在逐渐由依附走向独立，市场经济需要的是自我独立的主体。因此，在德育中必须确立“人是主体”的思想，即主体性德育思想。主体性德育思想的确立，一方面表明人们对“道德”的认识逐渐由服从、适应的层次提升到自主、超越的层次；另一方面也必然要求在教育中尊重学生主体，没有学生主体的自觉自愿的参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发展。

向生活回归应是德育发展的另一趋势。社会转型，使得政治对人们生活的垄断性地位已经明显降低，人们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下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需要则日益浓厚。生活性的问题在人们日常关注的问题中比例明显升高。并且近些年来，人们通过对德育功能的深入研究，在肯定德育的政治经济性功能的同时，日益关注德育的个体发展与生活享有性功能。由此，适应社会发展和德育本身发展的需求，德育回归生活的指导思想呼之欲出。鲁洁教授对生活化德育进行了精辟的概括：在生活中进行德育、通过生活进行德育、让儿童过有道德的生活。

2建构个性化的德育模式

长期以来，德育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忽视人的个性发展，随着主体性德育思想的确立，学校德育在个性化教育方面也取得显著进步。所谓个性化教育，就是在正确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指导下，从学生的现实个性出发，尊重学生的需要、兴趣、创造和自由，通过个性化和社会化、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统一过程，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品质，促进其个性自主和谐发展。个性化教育旨在培养个性充分发展、人格健全的社会公民。建构个性化的德育模式，就必须对过去模式化、“一刀切”的培养模式进行彻底的改革。那种将人的心灵抽象化、单一化的企图，都是对人性的扭曲，因为人的心灵是丰富多彩的，它包括人的兴趣、情感、意志、抱负等各种复杂内容，实施个性化教育必须以此为依据，也只有以此为出发点，德育才能充满人性化，才能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和谐的发展，德育才能真正成为对人的一种解放。

国内外关于德育模式的建立，有许多有益的探索。如国外有代表性的德育模式主要有道德认知发展模式、价值澄清模式、社会行动模式、关心体谅模式等；国内有代表性的德育模式则有活动道德教育模式、主体参与模式、体验模式、情感教育模式等［2］，并且这些模式大多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和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可见，个性化德育模式的建立也应是我们所追求的改革路向。

3确定培养合格公民的德育目标

将德育目标定位于具有主体性人格的公民的培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转型是德育目标转型的基础。在社会转型时期，不同的利益组合和某种共同的利益诉求，在客观上要求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和社会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而市场经济的良性成长又需要公民社会的支持，从而使德育目标从“圣人教育”向“公民教育”转型成为可能。恰如鲁洁教授所言：“市场经济孕育了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它为现代独立人格的发展开拓出了新的空间，这也是当代道德教育所面临的可能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为道德教育培养出一代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形成这种人格各种内在道德属性，诸如自主、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品质，提供了它的选择的可能。”社会转型对公民社会的要求，反映在德育中，即合格公民的培养。个性化的德育模式其目的就是培养个性充分发展的、人格健全独立的、会关心、会创造、懂生活、能工作的合格公民。培养合格公民，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德育人性化与生活化的具体体现。

4．建构丰富性的德育内容体系

服务于德育目标，受制于教育目的、时展要求和学生思想品德水平，德育内容应进行创新。新形势下的德育内容建构：一是加强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即加强对中国道德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创造性转换，并同对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借鉴吸收和中国化改造相结合。在社会转型时期，应将以国家社稷为重的重德精神、淡泊名利的入世忘我精神、自觉自责的自德精神、自强不息的自我磨炼精神以及群德与自然陶冶精神等优秀道德传统融入到学校德育内容体系之中；同时还应注意吸收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文明成果，特别是那些普遍适用于市场经济、知识社会和解决当代人类共同道德问题的思想观念、伦理规范，并根据我国国情加以改造，使之与中国优良的道德传统融为一体，成为新世纪中国道德教育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突破旧的“课程”框框和“教条”形态，构建生活化的道德教育内容。人性化、生活化的德育，要求德育内容应贴近和关注受教育者的个体生命和现实生活，把体现社会要求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构成适合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受教育者需要的、具有实效的具体教育内容系列。生活化的德育内容，应扎根于生活土壤，融入对受教育者个体日常生活、学习生活、交往生活、集体生活、职业生活等的关心、指导之中，真正发挥对人生的肯定、调节和提升功能。三是拓宽具有时代特色的德育内容。新形势下的学校德育应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内容纳入其体系之中，以符合时代精神的一些新的价值观,如:对竞争意识、效益意识、平等意识、求实创新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等应加以倡导和弘扬，对紧扣时代特点的一些新的道德伦理,如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等,应在德育内容中加以体现。

5.创建开放性、互动性的道德教育方式

新趋势下的学校德育在方式上应实现从封闭性德育向开放性德育的转向，从说教式德育向互动式德育的转向［3］。那种在时间和空间上独立存在的封闭性德育，割裂了德育与其他各育的有机联系，无法完成对完整人的教养，而且其静态的、凝固的、单向灌输的特性，使德育脱离了现实生活，疏离了个体生命本性。在社会转型的新趋势下，应使学校德育逐渐转向生活、生命、社会，形成一种开放性的德育。同时，应逐渐摒弃过去那种单向的、灌输的道德教育方式，创建一种开放的、生成性的、创造性的互动德育方式。互动式的德育强调师生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创造、共同成长的关系，其间体现的是平等、合作、尊重、理解、意会、倾听、创造等道德要素。这种互动性的德育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思想，教师主要是学生精神发展的引领者，教师要有进行精神引领的眼界与境界，因而对教师的教育素质要求更高。

6.实现教师素质的自觉转型

新趋势下学校德育的实现必须依靠教师素质的自觉转型。个性化、生活化的德育需要高素质的教师去实现，新趋势下的学校德育需要教师至少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素质［4］：一是更新的观念。即教师必须更新现有的一系列观念，尤其是学校道德教育观、教师观与学生观，要逐渐摒弃“训导观”、“裁判观”、“容器观”，倡立“指导观”、“顾问观”、“主体观”。二是开放的精神。即教师应自觉摒弃过去那种僵直的、机械的、教条的、封闭的思想，而应以一种辩证的、历史的、开放的眼光，看待道德教育实践中既定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系统的合理性，在对既定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进行说明、充实和改造的同时，应将相似、相异乃至相反的各种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真实地告诉学生，让其自己进行判断与取舍，而不是隐藏与回避。三是民主的作风。教师应自觉摒弃道德的权威与价值的法官角色，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真正民主地、平等地善待学生。四是反思的意识。即人性化与生活的德育要求教师必须不断研究和把握社会期待与学生需求的真实变化，不断探寻和弄清既定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的合理性程度，不断分析与明了自身的道德教育实践状况。这当中，对教师而言，尤其重要的是对既定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之合理性的反思，其目的在于对它们进行充实、修正与完善。

总之，结合社会转型和价值观念变迁的新趋势，学校德育何去何从，是值得德育研究者去进行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笔者所描述的新的德育，有的方面也许正在进行中，有的方面仍需要继续努力，但美好的愿景将是推动我们不断进行德育改革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1］赵志毅文本与人本：高校德育方略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7

［2］刘惊铎21世纪中国学校德育改革探索［J］教育研究，1999(12)

变革范文篇2

纵观90年代以来的企业环境变化，可以说信息技术的发展最深刻地改变了企业经营环境。信息革命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普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的应用，而是激进的组织变革的内在原因。大多数有关信息技术与组织变革关系的描述可以归结为信息加工和传递成本（以下简称信息成本）对组织结构、行为变革的影响。

一、信息成本与组织变革理论的评介

1、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在完全信息的市场假设下，利用市场分配资源是最有效率的，获知有关卖方、买方、定价、合作行为的信息不需要时间和成本，信息成本为零。但是，从现实的市场状况来看，新古典理论的完全信息的假设难以成立。所有的市场都存在信息不完全的现象，要获得市场信息，必须支付一定的信息成本。

2、70年代以来兴起的交易费用经济学认同新古典经济理论，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很大的发展。他们认为：

（1）产生信息成本的大部分因素是信息压缩。信息压缩是指交易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一方掌握了与交易有关的更多的信息，而另一方要想获得此信息要花费一定的代价，因此，拥有较多信息的一方会产生机会主义倾向。

（2）当信息分布比较对称，交流免费或不昂贵时，即信息成本近似等于零时，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是最优选择。在这种市场中，信息极端分散在各企业中，以至于不需要花费信息成本就可以实现信息的完全分配；当信息成本高昂时，在组织内部进行交易，可以比市场分配资源更有效率。这是因为：第一由于内部组织的激励机制倾向于合作，削弱了机会主义倾向，因此，也削弱了利用信息压缩来谋取自身利益的动机；第二内部组织中的监督和控制上的优势也有利于消除信息压缩的条件；第三内部组织在评估成员的绩效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能够识别出有经验和能力的成员，而且能够消除内部成员“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倾向。因此，信息成本高时选择等级组织的形式，信息成本低时选择市场形式。

（3）信息技术对组织变革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信息成本上。从传统观点上看，经济学家往往把“技术”定义为产品产量的增加和效率的提高。而现在一种全新的观点是从信息成本的角度来认识，将“技术”定义为每单位信息成本的变化。

信息技术对组织变革的影响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信息技术使信息在市场中的分布更加对称和均匀，由此降低了信息成本，使具有较少等级的企业组织更具有竞争力；另一方面，促进了分散化的组织的发展，这种组织的分配效率高于等级组织。

（4）分散化组织形式的分配效率高于等级组织的原因在于：分散化组织可以将有限的、固定的信息交流渠道替换成众多的、弹性的信息交流渠道，这些交流渠道可以分为纵向交流渠道和横向交流渠道，交流渠道的扩大促进了信息的传播，使组织内成员更对称地掌握信息，降低了信息成本。

同时，从等级组织向更分散化的组织形式的转变将满足雇员个人自治和个人负责的需要，提高雇员的能动性，增加组织事业的凝聚力。从根本上讲，市场可以看作是最分散化的组织形式。

3、成本效率的结构安排是由单位或个人在信息革命的驱使下创造的：

该观点认为近些年来大多数企业进行了组织变革，建立起了适应信息革命要求的全新的组织结构安排，这种安排适合信息的采集、处理、传播，信息成本较小，可以提高信息交流的效率。

以上有关信息成本与组织变革的论述代表了国外对组织结构创新趋势的研究成果，它揭示出企业组织结构向非等级化组织转变的趋势，可以作为我国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组织变革的参考。

二、组织结构创新的趋势

1、无边界趋势

新技术在组织变革中的影响形成了无边界的趋势。无边界原理实质是企业各部门的职能和界定依然存在，但部门间的边界模糊化，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得以提高，已经远远超过各个组成部门的功能。无边界的目的在于使各种边界更易于扩散和渗透，打破部门之间的沟通障碍，更有利于信息在各部门的传递和对称分布，利于各项工作在组织中顺利开展和完成。目前，已有一些企业进行了初步的尝试。比如，名列最有发展前途的美国戴尔计算机公司利用无边界化创新自己的组织，将戴尔计算机作为核心，把注意力放在供货方式和市场开拓上，从外部选择可靠的供应商并与之建立伙伴关系，使之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与之共享数据库、技术、信息和资源，节约了信息成本，形成了快捷的供应和维修特性。

团队的具体模式可以有新事业开拓组、混合小组和生物组织等。新事业开拓组是由不同专业、部门的有志于革新的人员组合成的一个特定项目的设计开发组织，常用于拓展新地区、新领域的新业务；混合小组是由不同思想、不同专业的员工组合起来在沟通、协调、决策和落实成员责任等方面获得优势；生物组织按产品、市场或区域划分为若干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单位——事业部，各事业部以真正下放的处置权指挥所属单位的生产经营，近似于生物体一样独立存在、发展和生长。

2、网络组织

网络组织也可以降低信息成本，使信息成本接近于零，同时可以实现信息交流的极大化。网络组织突破了传统组织的纵向等级和横向分工，将组织的成员以网络的形式相互连接，这样就可以使大型组织保留小型组织的一些优势：比如对客户和环境变化的弹性和全面负责，信息、专门知识等资源以及合作性的工作、责任、奖励等在全组织范围内的分配。网络组织的最大特性就是松散和动态的连接、以任务为中心。

目前，已有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在探索网络组织的具体实施形式。比如，清华紫光集团通过探索建立网络组织，促进了信息流通，具体做法是：建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公司总部负责对企业统一宣传、支持和指导，总部下面一般采用事业部，技术相对成熟的则采用于公司制，以解决技术人员的持股问题，在子公司中又有控股子公司和非控股子公司之分，同时还与其他地区或产业合作，形成产业性子公司；组织结构扁平化具体体现在财务和决策两方面：总部负责在年初时与各部门制定任务要求，分公司自主进行日常管理和项目运作，年底上缴利润，面向战略的决策由集团总部作出，面向市场的具体决策由分公司自主作出。在运行方式上，充分发挥外包企业、虚拟企业的作用，进行虚拟运作，有利于企业集中优势资源进行科技创新，提高科技竞争力。

3、类似市场的组织形式

如前所述，低信息成本倾向于选择市场形式，因此，许多企业内部的行动可以采取市场化的形式。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将一个企业分割成若干个小的单位，它们之间只有临时的、契约化的关系。假如某单位需要某个产品或服务，组织内就有几个单位能够提供此产品或服务，每个单位基于其技能、交易记录、产品或服务获得的难易、竞争动态提出自己的竞价，供购买单位选择。

与无边界化趋势和网络组织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两种组织形式在变革后仍旧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它与外界保持着清晰界限；而市场化的形式模糊了组织和外部的界限，难以分清是组织形式还是市场形式。

三、信息成本与企业组织变革理论对我国企业组织创新的启示

1、组织变革思想超前介入

高新技术产业是我国二十一世纪的主导产业，我国将不断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探索适合高新技术企业特点的管理制度，特别是目前较少研究的组织结构的创新。

作为一种非常具有新意的企业组织结构创新思想，信息成本与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理论为我们指出了信息成本要素对组织变革的重大影响，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思路。该理论完全是超国界、超制度的，可以适用于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对我国建立高效运转的企业组织结构大有裨益。

1、对我国企业传统的组织结构的突破

我国企业大部分还是按传统的组织结构运作的，内部的层次和职位等级分明而严密，各种职能和规则分割清晰，导致组织运作的低效率、信息成本的高昂，长此以往就制约了企业的活力。西方企业信息成本与组织变革理论的提出，也是基于企业求生的欲望，与我国企业的要求同出一辙。因此，借用此理论，有助于我国变革传统的组织结构，建立低信息成本的组织结构。

2、在具体模式上的创新可以更大

本文列举了几种有新意的组织结构，我国企业可以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探索出新的其他模式，关键是要降低信息成本，以上这些组织结构更多的是提供一种创新的思想和意识。

作者：吴京芳来源：《经济观察》2000年第六期国家重点企业：中国企业的希望——来自国家经贸委经济信息中心的报告

2001-08-09

国家重点企业是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经贸委根据动态管理的原则选定的520户规模大、效益好、有发展前景的企业。这批企业以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为主体，非国有优强企业和部分商贸企业为辅，分布在26个行业和除青海、西藏外的29个省区市。

来自国家经贸委经济信息中心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去年底，国家重点企业数量仅为全部工业的0.3％，但其资产总额却要占全部工业的近六成，销售收入占四成多，利润占五成多。国家重点企业综合实力日益增强，主导地位逐渐确立，优势地位明显上升，特别是大企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代表着中国企业发展的希望。

增长保持良好势头

2000年国家重点企业共实现工业总产值（1990价）18452.8亿元，增长16.4％，增速比1999年提高3.5个百分点。实现销售收入34213.9亿元，增长17.3％，增速比1999年提高4.8个百分点。在较快增长的同时，保持了较高的产销衔接水平，产销率99.6％，比1999年提高0.4个百分点。

铁路、电子、医药、航天、航空、纺织、轻工行业的重点企业生产增速高于重点企业平均水平。石油与化工、电信、交通、纺织、航天、航空、内贸、电子、轻工行业的重点企业销售收入高速增长，增速都在19％以上。

全年实现出货值1742.1亿元，增长35.6％，增速比1999年提高28.4个百分点。出口主要集中于电子、石油与化工、冶金、机械、纺织和船舶行业的重点企业，这6个行业重点企业的出货值合计1446亿元，占重点企业出货总值的83％，比重比1999年提高6.1个百分点。

出口大户明显增加。出货值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202户，比1999年增加35户。实现的出货值合计1690.2亿元，占重点企业出口总额的97％，比重比1999年提高2.2个百分点。上海宝钢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北京邮电通信设备厂名列出口前五位。

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全年实现利税总额4658.3亿元，增长39.7％，增速比1999年提高25.6个百分点。其中利润总额2298.8亿元，增长70.7％；税金总额2359.5亿元，增长18.7％，增速比1999年分别提高46.2个和9.8个百分点。销售利润率14.6％，比1999年提高2.1个百分点。

从行业看，少数行业的企业效益优势明显。在重点企业所涉及的26个行业中，全年实现净盈利的22个。利润主要集中在石油与化工、电信、电力、冶金、电子、机械（含汽车）、烟草、轻工这8个行业的重点企业中，利润总额合计2153.7亿元，占全部重点企业利润总额的93.7％。

石油与化工、冶金、纺织、交通行业重点企业由于市场明显好转，产品价格上涨，利润总额比1999年增长1倍以上。电信行业重点企业由于业务发展迅速，盈利水平大幅提高，利润总额增长52％。传统盈利大户电力行业重点企业盈利水平持续提高，利润总额增长27.6％。电子行业重点企业在通信器材类生产企业带动下，盈利持续增长，利润总额增长15.4％。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家电类产品价格下降，家电企业盈利明显减少。在汽车盈利大户的拉动下，机械行业重点企业利润也保持了较快增长。烟草、轻工行业重点企业利润下降。

2000年，重点企业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127.4，比1999年提高19.2，比全国工业高出9.6。从构成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的指标看，绝大多数指标均有所改善，其中总资产贡献率8％、提高1.5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55.1％、下降1.9个百分点，流动资产周转率1.2次、提高0.1次，成本费用利润率7.4％、提高2.5个百分点，全员劳动生产率5.6万元／人、提高30.2％，产品销售率99.6％、提高0.4个百分点。

从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看，少数企业效益优势比较突出。在516户企业中，综合指数在150以上的企业有150户，比1999年多11户企业，占重点企业中工业企业数的31.8％。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子、轻工、石油与化工、机械（含汽车）、医药、烟草、纺织、冶金等13个行业。

大户增盈减亏明显

2000年，国家重点企业中盈利企业455户，占88.2％，盈利额合计2388.7亿元，增长70％。其中盈利额超过1亿元的企业177户，占34.3％，比1999年增加12户；盈利额合计2278.1亿元，占盈利总额的95.4％，比1999年提高4.8个百分点。

前10位盈利大户分别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国家电力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广东省电力集团公司、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宝钢集团、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利润总额合计1649.9亿元，占重点企业利润总额的71.8％，比重比1999年提高13.5个百分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连续两年居盈利大户首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利润增长较快，已跻身于前10名。

2000年，国家重点企业中有60户亏损企业，占11.6％。亏损企业主要分布在核工业、兵器、船舶、航空、煤炭和内贸行业。亏损企业亏损额89.9亿元，比1999年下降10.5％。

亏损额主要集中在兵器、煤炭、交通、轻工、机械行业的重点企业，亏损额合计64.3亿元，占亏损企业亏损额的71.5％。亏损大户的减亏效果非常明显，24户亏损超过1亿元以上亏损企业亏损额合计71.9亿元，比1999年下降18.9％。

大型企业优势凸现

少数大企业集团的收入、利润、资产在重点企业中所占比重逐年递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国家电力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销售规模分列前3位，实现销售收入合计10765.1亿元，占重点企业的比重为31.5％，实现利润总额占40％，资产总额占33.7％。

前10位企业销售收入合计16952.4亿元，占重点企业的比重为49.5％，与1999年持平，比1998年提高1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合计1490.1亿元，占重点企业的比重为64.8％，比前两年分别提高13.4个和16.8个百分点。资产总额合计37558.9亿元，占重点企业的比重为52.1％，比前两年分别提高3.1个和4.2个百分点。

前100位企业销售收入合计27950.8亿元，占重点企业销售总额的81.7％，比前两年分别提高0.9和2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合计2030.2亿元，占重点企业的88.3％，比前两年分别提高11.3个和17.4个百分点。资产总额合计58159.7亿元，占重点企业的80.6％，比前两年分别提高0.7个和2个百分点。

2000年，重点企业的发展很不均衡。从销售收入排序看，有111户企业位次上升20位以上，占21.5％；有3户企业位次上升50位以上。同时有些企业由于机制不活、技术进步慢和适应市场能力低等原因，发展缓慢，名次比1999年有较大幅度下降。

主导地位进一步加强

2000年，重点企业的整体实力继续提高，重点企业绝大多数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工业的比重均呈上升趋势，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全年实现销售收入占全国工业的41.6％；实现利润总额占53.9％，比1999年提高3.7个百分点；拥有的资产总额占58.2％，比1999年提高3.3个百分点；净资产总额占67.4％，比1999年提高2.5个百分点。

从行业看，重点企业都是本行业的排头兵，是行业经济发展的骨干和龙头，是效益大户。2000年，冶金、石油与化工、烟草、电力行业重点企业的利润占行业利润总额的比重都在60％以上。

变革范文篇3

由于变革是一种人为的操作，可控性就成为变革发动者的关注中心：他们总是希望变革的过程有最大的可控性，这样才能运筹帷幄、稳操胜券。当然，变革者必定认为期望中的变革后社会状况比变革前的社会状况更可取，不然他们就没有理由实行变革了。于是，我们似乎可以对社会变革的合理性问题进行如下的理论简化。

如果变革过程是完全不可控的，那么只有在社会状况被视为最坏的情况下，变革才可以被接受。这时，因为事情似乎不可能变得更遭，任何变化都只能被当作是向好一些的状况移动，对过程的控制虽然是所希望的，但却不是绝对必要的。如果过程完全不可控，变革向好坏两个方向移动的概率看似相等，发动变革的理由就不存在。一般说来，如果变革过程基本不可控，发动变革的理由就很少。

如果变革过程是完全可控的，那么只要当前的社会状态没被视为达到了可能达到的最佳状态，变革的实施就有必要。这时，因为变革的方向可以准确地被操纵，而社会现实又存在被改善的余地，变革就意味着社会向变革发动者所期望的最佳状态接近。在完全可控与完全不可控之间，是不同程度可控性的一个连续统。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实施变革之前，没有可靠的方法可用来测量变革的可控程度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什么位置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引入变革的“风险”概念，并在两个层次上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首先按某种方法对变革可控程度进行估计，这个估计是对变革风险程度进行直接衡量的尝试，得到的结果是对可控程度在连续统中的定位。过程越可控，风险度越小，这是在第一层次理解的风险。但是由于不存在对变革风险进行估计的可靠方法，我们又有了第二层次的风险，那就是我们在第一层次所做的“风险度”估计很可能根本靠不住，比如说，原来以为基本可控的过程有可能实际操作起来是基本不可控。这里涉及的是第一层次理解的风险度的可信度问题，而这种可信度就更是没有可行的测试方法了。不过，至少从理论上讲，我们如果能把以上两个层次的风险降低到某种程度，我们似乎就有充分的理由实行社会变革了。可不是吗？

但是，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表明，虽然以上勾勒的风险概念可以为研究社会变革过程提供一个理论框架，但是如果把这个框架当作理解社会变革的最基本的框架，把“风险”问题当作社会变革的中心问题，是误入歧途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因为这种思路只把社会变革当作一个纯粹的工程项目，而把其中涉及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价值底线问题---置之不顾、完全忽略。

二、目标与过程

设想有这样一个社会变革计划，其过程几乎完全可控，变革后其他社会生活指标一样，但自杀率可以减半。这样，社会变革的发动是否具有充足的理由呢？按照以上的“风险”理论，这里的风险几乎为零，似乎没有任何其他理由阻止我们实行变革。

但是让我们进一步设想，在变革前，社会上有三分之二的人相信自杀是最好的死亡方式，且他们都是非暴力主义者。他们采用某种人工的自杀器械实施自杀，如果没有这种器械供他们使用，他们将放弃自杀，选择自然死亡。这里，变革的过程之所以几乎完全可控，是因为政府设计了一种改革方案，这种方案能顺利使自杀及这种自杀器械的制造和流通成为非法。并且，政府掌握了近乎完善的社会工程技术，根据计算，变革过程中要把当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投入监狱，终身监禁。这种处置是一次性的，往后毋需重复，一劳永逸。

加上以上的背景条件，虽然变革的风险几乎为零，我们是否应该发动这场变革呢？问题的答案已不是一目了然的了。

这个假想的例子，揭示了两个社会变革必然涉及的价值底线问题：一个是衡量社会生活质量的价值评判的最终根据问题，另一个是变革过程中受影响的国民成员的权利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根本性的，但又超出从社会工程观点出发的“风险”评估程序一般可以达到的视野。

史学家往往只用成功或失败来评判以往的社会变革。所谓成功，就是变革的发动者在变革结束时达到了预先宣布的目标。所谓失败，就是变革发动者的目标没有在变革结束时实现。很显然，这样的成败评判绕过了根本性的问题，即价值底线问题。评判人为发动的以人的生活方式为主题的任何事件，绕过价值底线问题，都是危险的，因为对过去的评判，往往意味着对未来的引导。对未来引导的失误，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

值得提醒的是，以成败论历史，却是最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模式。本文开头建构的“风险”理论的框架，如果初看起来似乎给理解社会变革的根本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工具，就是因为它符合人们习惯性的实证思维定势。而这种思维定势，恰好是我们应该破除的。那么，上面假想例子中突现出来的两个价值底线问题，到底要如何看待呢？

仅仅以“风险”的角度看待社会变革，就是把变革发动者意欲达到的社会状态当作社会本身应该达到的状态，将当权者的意志和被当权者认同的某种价值准则凌驾于所有社会成员的意志之上，进而一意孤行只问如何将未经社会成员接受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们。以上的例子中之所以乍一看似乎变革的理由充足，就是因为“自杀率越低越好”这个价值判断被当作具普遍有效性的准则，而对多数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加以否定。我们可把所有价值判断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普遍理性根据的，一类是没有普遍理性根据的。但不管哪一类，如果在没被价值判断的主体接受的情况下就强迫他们接受由这类价值原则主宰的生活方式，就是把他们仅仅当作他人意志的工具或他律的奴仆。说俗了，就是不把他们当人看。当然，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消除这种麻烦，那就是把这些持不同价值观的社会成员中的顽固分子从社会中排除出去，剥夺他们的“生存权”，作为社会变革过程中付出的“代价”。这样的话，在上面的假想例子中，就是把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投入监狱。显然，这里涉及的价值底线问题更加严重，那就是：谁给我们道义上的权利，迫使一部份人为实现另一部份人的意志而牺牲？

由于变革的发动者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变革的直接起因往往是整个社会面临失控的危险，而变革似乎是维持或重新获得控制的最有效的选择。这样，在变革者的意识中，改善社会生活的各种指标往往会或明或暗地被当作取得变革后社会的更高可控性的手段。这种情形下，在变革发动者那里，行为动机就是本末倒置的。

 一定程度的社会控制是必不可少，但被一种外在力量控制绝对不是任何人生活的内在要求。正如阿兰·葛沃夫所论证的那样，所有行动主体，都必然要求有按自己的意志采取行动的自由，必然排斥与自己的意志相冲突的外来意志。利他主义者，也必然要先把利他当作自己的意志，才能在行为上做出利他的事。之所以我们能够接受某种程度的外在控制，是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出让一部分个人自由，各分散个体间的意志冲突就会使我们失去更多的自由。因而，从价值的终极载体---个体的人作为价值评估的出发点，首先不是一种文化的偏好或一种传统的习惯，而是逻辑的必然。由此看来，社会控制属于一种“不可避免的恶”，而不是生活本身内在诉求的外在化。

这样，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至关重要重要的标准，就是在能够维持基本的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自由地安排管理自己的生活、创造和保持与他人的和谐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所向往的最佳社会状态，是用最少的社会控制取得基本的(而不是最多的)社会稳定，让每个社会成员保留最多的自由。人们会问，这样一个标准与生产力标准的关系如何？自由重要，还是生产力重要？对于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的人，自由有什么实质性意义？这一类的问题，看似雄辩，其实是由概念混乱引出的伪问题。这里所说的自由，指的是不用外部力量去阻碍人们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只要这种追求不危及社会的基本稳定、不危及他人进行类似的追求的前提条件。这样，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中的人们就会自觉地去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在需要合作的时候，他们就会进行合作。这时，政府介入的唯一理由，就是为这种合作制造机会、创造条件。只有当各个体间或各团体间出现不可调和的冲突时，或有人想强迫他人就范时，政治制度中的强制因素才应该发挥作用。因而，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由，就是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在这样的“消极自由”中，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是被包含在内的。

但从逻辑上讲，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自由的人们并不想去发展生产力。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上所说的文明标准不就包含不了生产力标准了吗？这里，有两种可能的背景情况：第一种是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人们只需维持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就可以了，因而人们除按现有的生产力进行生产活动外，把精力放在非生产性的事情上，进行诸如艺术创造、哲学玄思等精神活动。第二种是人们由于被某种信念所支使而选择了物质贫困的生活方式，比如，他们认为物质上的贫困是精神解脱的必要条件，而精神上的解脱则是世俗生活的目标，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在物质贫困中生活。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两种背景条件下，国家政治力量是否有理由强制人们发展生产力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只是服务于人的生活的手段，如果人们的生活在某种条件下没有这样的需要，这个手段就失去了其为之服务的目的。可见，生产力标准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操作性标准，而不是衡量文明进程的最后价值标准。

三、不可化约的道义问题

有人说，真遗憾，社会科学很难做实验，影响了社会科学的进步。我说，真幸运，社会科学家没有到处做实验，使我们没被夺走最基本的尊严。试想，假如我们没被告知，就被某个社会实验家纳入他的实验轨道去企图证实他的某种社会理论，我们作为人的尊严还剩几许？

从纯理念上讲，除非所有被影响到的人完全自愿而使实验成为他们的自我超越行为，社会实验在道义上是不允许的。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基本价值问题。其一是不存在一个凌驾于所有个体利益之上的某种超越价值，使得个体利益的牺牲获得更高的意义。其二是实验的结果按本性就是未知的，在人类社会做实验，就等于将社会现今及未来成员的命运当赌注，即拿我们所能确定的价值的最后源头当赌注。

由此看来，我们不能把社会变革当作一种社会实验看待。如果某些政治强人为某种社会政治理想在我们中间进行大规模的强制性的社会实验，无论这种实验的结果显得多么辉煌，实验者如何被后人称道赞颂，在道义上，这种强制性的实验行为都是对人类尊严的极大侵犯。

俄国小说家托夫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克拉玛佐夫兄弟》中，讲了一个寓言性的故事。我们在这里按照他的思路稍加发挥，也来一段，以使此处讨论的道义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更具戏剧化。

人类的某个首领惹怒了一个威力无比的恶魔，这个恶魔拿整个人类作为报复的对象。恶魔向人类给出了这样的一个两难选择：或者人类选出一个五岁的无辜的小女孩交给他，然后他在全人类面前用一天的时间以最残酷下流的手段糟蹋蹂躏肢解这个无辜的少女，这样他就让人类照常生活下去；不然的话，他就让整个人类在未来二百年遭尽劫数、受尽苦难。这里的两难，就在于两种情况都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但其中一种必定要发生，而哪一种会实际上发生，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如果我们选择了第一种情形，五岁少女就为与她毫无关系的肇事者的行为受尽侮辱并送命，并且她是被我们肇事者亲手送到恶魔的手上的。作出这样的抉择，显然是非正义的，但作为整体的人类却免于受难。如果我们选择了第二种情形，人类的整体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害，但我们作出选择者是自己忍辱负重，没有让无辜者遭受额外的冤屈。很明显，这里的两难，是道义与功利之间的两难，是极少数人的应有权益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之间的两难。在这样的两难情形下，我们到底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取决于功利考虑与道义考虑何种力量占了上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道义上的要求根本不能被化约为整体利益的要求，有时两者之间还可以产生直接的冲突。如果有人相信多数人的利益相对于少数人的利益有无条件的道义上的优先性，不是出于概念混乱，就是良知泯灭。

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社会契约理论是否可被接受，在这里没有深究的必要。但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毫无疑问，政府制定的法规、政策方针，都与国民及其组织达成了一种契约关系，因为这里的基本句法是：“如果你如此如此或不如此如此行为，政府就会这样这样对待你”。政府是立法与执法的机构，也是政策的制定与贯彻机构，通过制度化的行为对国民成员作出一系列的允诺。以此种允诺为条件，国民的行为接受政府的约束，同时正当地期待政府的允诺如期兑现。然而，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涉及法律与基本政策的更新，并且这种更新是突破正常的程序的。因而，制度性的变革往往意味着政府单方面宣布原先有关的允诺无效，而新的允诺开始。这样，无论对将来变革的结果有何种乐观的估计，如果没有一个被他们普遍接受的补救措施，国民成员并没有义务承受变革给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举例来说，在制度变革以前，某些国民成员按制度的要求长期从事某种职业。而变革以后，这种职业被取消了，新的制度要求原来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竞争其他职业的岗位。可以假设，这种职业的取消从社会运行的角度看是合理的，或许代表了巨大的社会进步。但是，原来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处置。他们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或者根本自己没有选择，或者是在旧制度提供的机会面前做的局部选择，他们学会的技能只适合于在这种岗位上发挥作用。现在，同一个政治力量却抛弃了他们，要他们在毫无技能准备的情况下与其他有技能的人竞争，他们在原则上是没有义务接受这种困境的。这就相当于要求长期练游泳的运动员与长期练长跑的运动员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参加赛跑，而他们能否可以正常生活下去，基本取决于他们能否在比赛中领先。显然，这样的竞赛没有公平可言。因而，这里我们看到的道义上的缺陷，是与变革以后社会是否进步了不相关的。

以上的讨论表明，当我们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做出决策时，道义上的问题决不能还原成前后两个时间点的两个社会状况的优劣对比，因为改造社会的工程与改造自然的工程不同，这里直接受影响的是人本身，这些人是与生活在未来的人具有同等人格尊严的价值承载者。在这里，任何作为人的人，其自足的内在价值是不能用他人生活的改善作为筹码进行折算的，正像我不能以我自己快乐增加的量大于你快乐减少的量来证明我的行为的正当性一样。如果我们只有本文开篇中讨论的“风险”概念而忽略这些最基本的价值底线问题，我们就有可能走入歧途。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这里的道义概念可以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伯林、罗尔斯、诺齐克等哲学家那里得到理论的支持，我们在原则上并不需要选择哪一个学派的理论作为根据。我们只需诉诸人类共通的直觉，这个直觉就是：强迫一部份人为另一部份人做出牺牲，是一种不可化约的不义。这一直觉的自明性如此强烈，任何理论如果与其发生冲突，就不可能是一个正确的理论。

四、魔鬼与天使

变革范文篇4

变革村落家族文化是改造农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村落家族文化的重视并非偶然。村落家族文化是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范围的家族关系及由此发生的体制、行为、观念和心态，它是中国乡村传统的组织特征和文化特征。乡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这一基本特点决定了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含义。近代以来许多中国社会的变革者或变革的理论设计者，都深感家族文化掣肘力量的强大，提出种种设想与方案。出身农民家庭，童年和少年在乡村度过，耳濡目染家族文化。参加革命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亲身参加农民运动实践，长期在农村领导民主革命斗争，深入调查研究农村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观察和分析纷繁复杂的农村社会现象，因而对村落家族文化的现象与本质有较深刻的认识。

一是家庭组织的普遍性。以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组织，是传统家族文化的外在构造。旧中国乡村家族组织星罗棋布，构成社会主体的外观形态。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曾经指出：湘赣边界“无论那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对家族组织结构也比较清楚。“家族政治组织是祠堂。祠堂除族长外，还有刑长、传长。”他在广州主办农讲所时，还把祠堂组织及族政情况作为学员社会调查的题目。散布于四荒八野的家族组织本身构成一种环环相扣的系统，其严密性超过不少社会系统，因而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时指出，中国社会存在三种权力支配系统：由国、省、县、乡的政权构成的“国家系统”；由宗祠、支祠及家长的族权构成的“家庭系统”；由阎罗天子、城隍庙以至土地菩萨及玉皇大帝和各种神怪的神权构成的“鬼神系统”。使用“家庭系统”这一概念，并给予“家族系统”与“国家系统”和“鬼神系统”差不多同等位置，足见他认为“家族系统”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二是族权压迫的严重性。这是人们颇为熟悉的一段话：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政权、族权、神权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支配外，还受男子夫权的支配。“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对“家族系统”的高度重视，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认为“家族系统”与封建压迫结下了不解之缘。以族长为代表的族权，“借了祠堂公会，欺压各姓贫民”。族员唯他们之命是从，不能违反，否则他们就可以借祖宗的名义随意进行处罚。少年时代在韶山时对此就有较丰富的感性认识。1926年他在《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族长和刑长等家族势力往往利用族规族训这些“被神圣化了的传统”压迫族员。“他们对农民常以破坏族规的罪名动以酷刑。祠堂对同族人很不平等，贫苦农民，妇女不能进入祠堂。”次年，他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再次列举了族权压迫严重的种种具体表现。他把族权形象地称为“四大绳索”之一，正因为这条绳索严重地捆住了农民的手脚。

三是族权与政权的交融性。“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统治的方法，一是家法，二是王法。家法是地主阶级的家族政治制度。……地主阶级垄断了祠堂，也独占了国家。”在看来，旧中国的族权压迫与政权压迫联系紧密。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族权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辅助力量。村落家族存在着地主和农民两个对立阶级。家族中的地主豪绅不仅把持了乡政，而且垄断了族政。家族组织大多被本族的地主豪绅所控制，族长多系族中的地主豪绅。把持族政的地主豪绅与帝国主义和军阀互相勾结，成为国内统治阶级与国外帝国主义统治的坚实基础。

四是大量族田的剥削性。旧中国村落家族普遍设有公堂土地，所占土地比例各地家族差异颇大。1930年对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圩一带的土地占有情形进行调查，家族公堂约占当地土地总数的百分之十。同年，他在寻乌调查时发现祠堂土地所占比例比兴国更高。“寻乌公田多，成了各区普遍现象”。“祖宗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认为，这些公堂土地名义上是全族共有，实际为地主富农劣绅所公有。他们“把持公堂，从中剥削”。“公堂亦大部分是剥削主义。”贫苦族员使用族田交纳田租，向公堂借贷交纳利息。一方面是一个能将公共世袭财产变为私有财产的剥削阶级，另一方面则是一个毫无地位甚至最后都无权过问那些行使权力者的所作所为的佃农阶级。所以，“那些贫苦子孙往往闹着要分公田，同时富裕部分的子孙却反对分公田，成为一种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正因族田历来不易被分掉，加上有助于扩大原有地产每年租金的积累，大量族田便为族权压迫提供了最稳固的物质基础。

五是小农经营的封建性。村落家族中各姓祠堂的土地及地主阶级占有的大量土地，主要是分散租给小农家庭经营。这种以封建所有制为基础、以农户为单位，在小块土地上耕作的小农经济，生产手段落后，劳动剩余率很低。一个村落，一个家族，一个家庭，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世代相传，聚族而居。在看来这种基本上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自然经济，不仅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而且也是包括族权统治在内的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它浇注了村落家族共同体的权威基础，因为家族共同体的成员要依靠共同体继续生存，这形成了家族共同体的某种聚合力，使血缘家族和宗法关系得以稳定，使家族制度得以存在和延续。因此，明确指出：“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如此)的基础。”

六是“家族主义”的危害性。村落家族的族员关系，是建立在自然属性的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关系。血缘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心理情感，有力地掩盖了家族内部的不平等关系。把血缘关系的伦理规范用于其它社会关系中，也最能掩饰这些社会关系的不公正性。所以，家族中拥有特权身份的等级，都必须本能地利用它来维护自己的特权。旧中国乡村社会中宗法制的长期延续，宗法家族观念成为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心理。被压迫者也易于接受血缘关系的伦理规范。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就注意到作为“中间阶级”的小地主和富农，往往利用“家族主义”蒙蔽威胁农民，阻止他们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当革命初期，中间阶级表面上投降贫农阶级，实际则利用他们以前的社会地位及家族主义，恐吓贫家，延长分田时间。”在中央苏区，再次提出要注意“姓氏主义”的危害性。“一村之内，容易被地主富农以姓氏主义蒙蔽群众，不去彻底平田，彻底打土豪，这个意见可以注意。”

七是观念形态的狭隘性。在看来，从农民方面来说，村落家族的经济形态滋育的小农经济所特有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也限制了他们的政治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针对村落家族社区格局产生的“地方主义”对根据地党的建设造成的阻碍，曾经不无忧虑地指出：根据地的“社会组织普遍地是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个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的。”村落家族共同体生活在相对集中的一块土地上，几百年不变，这种稳定性与封闭性造成了农民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心态的保守性，思想、眼界的狭隘性。“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使农民的头脑被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变得保守和狭隘。

总之，民主革命时期，已充分认识到村落家族文化与农村的改造、农民的解放关系甚大，由此出发，判定了变革的必要性。

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多重夹击是变革村落家族文化的实践选择

村落家族文化作为一种体制与文化的凝结，在看来，既不能在现存制度下通过改良主义方法得以改造，也不能孤立地进行变革，必须与社会总体的变革联系起来，在社会总体进行革命性变革的进程中，对其结构作根本性变革。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坚定不移地以新的理想和新的意识形态，冲击这一中国传统而又牢固的社会形式。

一是推翻族长族权的统治。1926年至1927年，以两湖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把家族制度和族权当作主要打击目标之一。曾以热烈的语言赞颂湖南农民打击族权的斗争：“农会势盛的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欺压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妇女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家族势力昔日的威风扫地。这一进程后来虽没有保存下来，经过一段时间轰轰烈烈的变革之后，族权再度恢复。但是，湖南农民曾经造就的局面，正是的理想所在。在随后的革命进程中，他在把矛头对准农村封建政权的同时，也无情地对准族权。土地革命中，相当数量的劣迹昭著的族长、房长、族款经管人被当作恶霸势力镇压了，其余的家族势力也受到严厉打击，祠堂被改作他用，族谱被焚烧，家族活动被禁止，族长族权的统治被推翻。

二是建立超家族的乡村政权和政治组织。建立新型的乡村政权，把家族成员组织在超家族的政治组织之中，是与推翻封建政权和族权相对应的。农会、党支部、团支部、民兵营，贯彻的都是超家族体制的组织原则，不以血缘地位为依据，而以社会地位为依据。合作化运动虽然外观主要地具有经济性质，实际上也是乡村的政治重建。把村民组织在跨家族的组织，而不是分散的个体或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集团，本身意味着一种新型的超家族的权威开始形成。强调合作社要注意经济以外的各项工作，也是意在发挥其行政性功能。“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组织原则表明，这种超家族组织既是行政组织，且超出合作社组织结构，把家族成员纳入到更大的行政范畴中，也进一步限制了血缘关系作秩序依据的作用。在世时，公社的基本体制一直保存下来，在乡村成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层组织。社会政治体制坚定地渗入家族共同体，并同国家权力相衔接，有着强有力的后盾，成为乡村生活中不可替代的权威。

三是废除家族祠堂土地所有制。在20年代即明确提出，农民要完全推翻族权，还有待于经济斗争的全部胜利。因此，党在领导农民彻底推翻地主政权后，应“随即开展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它经济问题。”土地问题的焦点就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废除家族祠堂土地所有制，铲除家族制度的物质基础。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亲手制定的几个作为土地革命依据的“土地法”，都把没收祠堂族田作为主要条款。如1931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土地法草案和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都规定一切祠堂、庙宇的土地必须无条件交给农民。1947年至1952年全国范围的，其根据是中共中央1947年10月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两个文件都明确规定，在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同时，废除家族祠堂土地所有制，没收族田族产，同没收的地主土地一起，平均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经过，以“公田”形式出现的族田被消灭。

四是建立超家族的集体经济组织。在看来，要进一步消解密切家族血缘间联系的动力，打破“家族主义”和农民本位主义思想根源的乡土观念，必须改变传统的家庭经营方式。1944年就提出：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要把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有当地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及合作社。”合作化和化虽然各自出于多种考虑，但核心精神是一致的：发展一种性质不同于村落家族的生产组织，实行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的原则，取消家庭劳动方式。统一经营的原则本身决定必须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合理配置建构组织，因而是超出血缘关系和家族体制的。从初级社到是一个组织规模不断扩张，“统”的范围越来越大，集中程度越来越高的进程。规模愈大，“统”得愈多，功能愈齐全，对家庭和家族的生产功能以至生活功能的削弱就愈厉害。对“一大二公”的高度赞赏，对公社初期集体生活模式的肯定，1958年甚至有过废除家庭的思想，也清楚地折射出弱化家庭职能的意向。公社“生活集体化”现象被纠正之后，逐渐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的原则并没有改变。不允许“包产到户”，而“包产到户”势必强化家庭功能和家族意识。

五是用阶级关系取代血缘关系作秩序依据。村落家族中血缘关系的复杂性模糊了阶级意识。认为应通过阶级的划分，造成“村子里的阶级分化”，使农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益”，引导他们起来进行阶级斗争，促进阶级意识形成和上升。民主革命时期，对农村阶级状况作过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按经济地位划分农村阶级的具体标准。这种划分方法比血缘关系划分方法界线分明。按血缘关系，不同血缘的人只能属于不同群体。阶级划分方法则从观念形态上超越了血缘关系，不再依据人们在血缘关系中的地位划分每个人的身份。不同血缘的人可能被划分在同一阶级内，相同血缘的人可能被划在不同阶级内。阶级划分确定了一种新的秩序关系的依据。一再强调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树立贫农在乡村的领导地位，也是以阶级地位作秩序依据的表现。注重阶级观点教育，目的也是强化农民的阶级意识，促使其认识到天下农民是一家，宗族亲不如阶级亲，同宗同姓是分成阶级的，并非真正一家人。阶级意识的上升则意味着家族意识的削弱。

六是建立超家族体制的新文化体系。认为，变革村落家族文化的观念形态，从意识形态角度，除灌输阶级意识外，还应努力传播新社会的其它新文化观念。尽管社会发展本身会促成这些观念的传播，但仅仅依靠这一自然过程是不够的，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这个过程。不懈努力，建立一套体现新社会原则的文化观念，这套观念与村落家族文化的观念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不仅致力于建立新文化，而且致力于传播新文化。新文化观念的有效传播，有赖于文化教育。把发展乡村文化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大众文化，实际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他提出合作社要有文化规划，要兴办各类学校，要大抓扫盲，要发展乡村广播网，要开展文化娱乐等。文化教育也是超家族的。这种超越是无形的、难以阻挡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有力量的超越，它把村落家族卷到社会的整个进化进程中来。新文化体系的建立，新文化不断向乡村地区渗透，便是不断用新文化、新价值取代村落家族传统文化、传统价值的过程。

可见，围绕村落家族文化变革，的实践内容颇为丰富，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构成一个多层面的系统。基本思路也很明确：破坏旧体制旧文化的同时努力建立新体制新文化。这也是人们熟悉的“破”与“立”的辩证观在这里的具体运用。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是变革村落家族文化的重要启示

传统的村落家族文化必须变革，这是没有疑义的。提出的不少主张，也应充分肯定。首先，家族制度使自然的人伦关系变成压迫与被压迫关系，这种由血缘秩序获得的族权压迫又与政权压迫紧密关联。用政治革命破坏旧体制建立新体制是正确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必须先进行政治革命，而不可能等待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导致的社会变革。同时，人口众多的中国农村要想真正实现这一变化，就不能是分散的个体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集团，而必须有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调控系统。其次，如果说村落家族历来与一定的土地制度结合在一起，血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渗进土地关系，那么，改变现存的土地关系，也是改变村落家族旧的秩序关系，用新的秩序取而代之的必要前提。而且，要进一步促进村落家族文化的消解，必须突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格局。最后，村落家族文化的观念系统中一些基本成分，往往不利于新社会体制的建立和运转，不利于社会法律规范的贯彻，最终不利于社会的现代化。坚持不懈地以各种手段促进新文化观念的传播，无疑也是必要的。

实践效果不可否认。在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农民消灭了地主阶级，打倒了族长，村落家族文化失去了最主要的政治基础；土地制度改革，族田族产被没收，村落家族文化失去了物质基础；社会制度根本转变，受统治的族员获得了政治权力，成为削弱旧式家族活动的组织基础；社会体制在乡村居于主导地位，行政支配的手段大大增加，削弱了村落家族存在的社会基础；超家族的集体经济组织取代了对土地基本生产资料的管理权，统一经营与集中劳动的方式使家庭综合功能弱化，亲属和家族意识得以削弱；新文化观念以超家族的形式不断传播，村落家族逐渐接受社会的主导价值和新文化，成为动摇家族秩序的重要条件。所有这些，构成对村落家族文化前所未有的冲击，使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但是，的理论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较大的缺陷，突出表现在如何突破自然经济格局促进村落家族文化消除这一关键问题上，未能找到有效的途径。应该说，也看到，村落家族文化的变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的一部分，经济发展是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他曾经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然而，如何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转型?完成后，基本思路仍然是改变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具体办法就是集体化。以统一经营、集中劳动为基本特征的集体经济组织，是他择定的理想模式。这一模式的优越性，在他看来，不仅有如前所述的可以造成对村落家族文化的种种直接冲击，更主要的是能够促进生产力获得迅速解放。于是，变革的途径首先不在于生产力，不是一个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形成的社会再组织的进程，而是表现为一连串所有制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是，由于模式的单一化，且在推进过程中的过急过粗过快，更由于模式本身存在诸多与生产力性质不相适应的问题，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反而在公社化初期一度遭遇严重挫折。

生产力未能迅速发展，家族活动和家族意识的抑制缺乏根本的动力，不能不更多地依赖行政措施。随着“左”的思想的发展，愈来愈倾向于高强度的政治斗争手段。1963年5月，在杭州召开会议讨论农村“社教”，列出阶级斗争严重的九条表现，其中第三条即：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叮嘱下，某些农村出现的家族活动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加以严厉打击。及至“”，则把村落家族文化的改造等同于政治运动。“”爆发时，《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反映了的这个思想。“无产阶级，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彻底批判。”据此，村落家族文化自然被归入“横扫”之列，进行无情的大批判、大扫除，把与家族文化有联系的有形物的残余扫荡殆尽，不仅家族活动，甚至家族内祖先崇拜的祭祀都成为改造目标。

然而，主要依靠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依靠所有制变革和生产关系变革，其作用从根本上说是有限的，更多的只能是改变村落家族文化的外观形态，而不是消解其内在机制，终究难以形成深刻的巩固的变革。合作化建立了超家族的新组织，村落家族的内在联系不过是被人为地切断，实际上依然存在。社区生活的固定性又潜在地成为培育血亲关系的基地。的组织更新同样没有有效地改变村落家族文化的其它特性。公社也没有改变人们的居住方式，一定的群体仍在一定范围内延续后代，村落家族的内在逻辑依然存在。“”各种“左”的措施暴风骤雨般地震撼了村落家族文化，但这种震撼是强制性的，实际也是相当表面的，村落家族的内在血缘秩序并没有消解，血亲关系仍然在悄悄地联结，一旦条件允许，将会再度显现出来。“”之后村落家族文化的复兴就是证明。

变革范文篇5

历史成本计量是传统会计计量的核心，在强调收益计量且相对稳定的传统会计环境中，历史成本因其客观性、可验证性和有利于反映资产经管责任履行情况的优势而被广为推祟。然而，现代会计环境及信息需求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自70年代以来发生了根本变化。全球性通货膨胀促成了现行成本法等通货膨胀计量模式的适时提出；随着世界经济局势的巨大变化，高新技术被大量的采用，信息技术的发展，大规模的企业联合和兼并，以及衍生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加之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决策的相关性及充分披露的要求越来越高，历史成本计量受到了严重挑战。公允价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价值计量基础，可以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反映资产价值的变化和风险，具有高度决策相关性，并且能披露传统会计所无法处理的自创商誉、衍生金融工具、人力资源等会计信息，使资产负债表更能体现企业价值，提高了会计信息在经济信息系统中的地位。因而打破了历史成本法“一统天下”的神话，引起了会计计量模式的变革。

历史成本计量属于传统会计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传统会计理论的其他组成部分息息相关，同时也体现了传统会计观念的方方面面。会计计量模式的变革，必然引起传统会计观念的变革。因而，会计理论的根本改善，将可能始于会计计量模式的变革。

一、可靠性与相关性的二难选择

在传统会计模式下，可靠性是最重要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可靠性原则与历史成本原则及稳健主义紧密相联，反映了会计人员传统的价值取向，即会计应以事后反映为主，而这种反映必须是客观、中立、证据确凿的，且排斥主观的估计和预测，以降低会计报表使用者的财务风险，更进一步说是降低会计人员的职业风险。

对于当今的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会计信息要于决策有用，还必须能够帮助用户预测将来事项的结果，或者去证实和纠正预期的情况，从而具有影响决策的能力。相关性就是会计信息所表现出的这种影响判断和决策及决策差别的能力。

可靠性和相关性的要求很难两全，可靠性是面向过去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而相关性是面向未来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可靠性的目的在于事后反映，而相关性的目的在于决策；相关性中的预测和及时性要求，可能影响信息的可靠性，而为了追求完全可靠而忽略了信息的及时性和预测性，再可靠的信息，其相关性也会大大削弱。

历史成本计量是所有会计计量方法中最具可靠性的，而更具相关性的价值计量将取代其成为会计计量的中心，这无疑是可靠性与相关性权衡的结果。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首先，历史成本的可靠性也是相对的，历史成本法存在大量的确认、计算、分配和备选方案，使损益计算严重失实。其次，通货膨胀和知识经济时代资产新概念的冲击，使历史成本法的根本优势——可靠性受到致命的打击，以名义货币为计量单位，历史成本为计量属性，在物价变动的环境中，既不能反映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一般物价变动，也不能反映被计量对象的个别价值变动，这样，历史成本不再可靠。而诸如商誉、技术、人力资源、衍生金融工具等则可能根本无历史成本可循。因而，无论从客观实际还是从历史成本法的本身性能上看，以可靠性为借口强调成本计量而排斥价值计量是站不住脚的。

二、稳健主义原则的弊端

稳健主义可以说是经理人员、审计人员、投资者和会计人员共同的“价值取向”。人们给其的定义是“会计人员要低估资产和收益，高估负债和损失”。实质是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对各种不确定因素所采取的谨慎的或保守的态度。

稳健主义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财产托管人对其受托责任解脱所采取的策略——不预计托管财产的增值是托管人减轻责任的自我保护方式。这种减轻责任的考虑逐渐为以后的会计界所认可。鉴于类似的原因，美国的会计职业界在本世纪初开始讨论稳健原则，但对稳健原则的普遍关注是在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反思中人们认为，在大危机之前虚夸利润和粉饰经营前景的会计报告的泛滥，导致了各方面对经济的“盲目”乐观，是引发大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稳健主义的地位得到最终的确立。

然而，对稳健主义的最大批评是其在强调稳健的同时丧失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在会计计量领域最能显示这种弊端。第一，在稳健主义原则下，人们只倾向确认或有负债或损失，不确认或有资产；只接受具有历史成本的资产计量，而不接受对资产价值的预测和估计，忽视“能给企业带来现金流入”这一资产的本质特征，只强调资产价值的可验证性，因而将对企业会计信息使用者有巨大价值的会计信息拒绝于会计报告之外。第二，只反映不确定的损失，不反映不确定的收益。例如，对应收帐款的坏帐损失可以提取备抵资金，而对物价变动引起的资产持有利得和衍生金融工具的持有利得不予反映，这种以牺牲会计数据的真实性为代价的稳健主义，在会计信息使用者对“充分揭示”和“重要性”原则要求甚高的今天，是不合时宜的，而且在稳健的背后潜藏着极大的投资决策风险。

三、权责发生制的困惑

权责发生制与历史成本原则一样，是传统会计的理论支柱，它包含收入实现原则和费用配比原则。但这两项原则在现代会计环境中已面临困境。

传统会计的收入实现原则又称收入确认规则，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交易和事项的发生，资产价值的可计量性，收益过程基本完成。但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现代会计计量需求的冲击。

(1)交易和事项的发生。传统会计观念认为，企业必须作为参与交易的一方，强调以商品和劳务的销售作为确认营业收入的依据。由于强调这一点，自然认为历史成本是资产计价最切实可行的基础，它为会计记录提供了客观和可靠的证据。然而，在现代经济环境中，即使企业的经济业务过去没有实际发生，销售业务没有出现，价值计量仍可成为资产计量的工具。自创商誉的确认计量就不是以企业购并业务的发生为前提；衍生金融工具的初始计量依据仅是证明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给企业的合约，并不是实际的交易，其再计量的依据也不是实际交易，而是未实现的市场公允价值。因而，此项原则似乎受到了一定的动摇。

(2)资产价值的可计量性。权责发生制下的营业收入是一定时期内提供商品或劳务而流入企业的资产，假如资产的价值不能客观地计量，那么就不应视为已经发生了营业收入。然而，在现代会计业务中，有许多未来现金流入的价值是不确定的，只能通过预测估算的方法确定其价值；可见，资产价值的可计量性作为收入实现标准又有一定的松动。

(3)收益过程基本完成。收入确认原则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在一个经营周期或收益过程完成以后(收到现金或取得收回现金的权力)，营业收入才会全部实现。然而现实情况是：自创商誉、衍生金融工具和人力资源的计量都可以不考虑收益过程是否完成，通货膨胀会计和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中持有利得的计价并不考虑其是否真正实现。

传统会计的费用配比原则认为：费用是产生营业收入所耗费的资源。由此，费用确认与收入确认两者是密切相关的，确认费用不能孤立地进行，不能与收入的发生分割开来。因此，费用的确认亦称费用的配比，如果费用与收入没有直接关联，则须采用系统而合理的分摊方式确认，费用的这种分摊过程是传统会计最重要的实务，却也正是现代会计学家批评的重点。因为费用分配过程看似基于历史成本，具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然而主观判断和估计却充斥其中，不论存货计价、固定资产折旧，还是间接费用的分配，都存在多种方法和选择，损益计算几乎成了一个可以任意调节的过程。这也是历史成本计价的可靠性倍受责难的地方。

此外，由于知识和金融资产所带来的未来现金流入或流出都是极不确定的，与之相对的收入、费用本身也具有不确定性，若将此类收入和费用勉强配比的话，就很难解释企业的损益。倒不如干脆采用与权责发生制相对应的现金流动制，反而能避免人为的分配和估计。

四、越来越重要的充分揭示原则和实质置于形式原则

在传统会计理论中，充分揭示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远没有可靠性、历史成本、权责发生制这些原则被人们所重视，但随着以历史成本原则为中心的传统会计的弊端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充分揭示原则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近年来，对传统会计报表的批评主要集中在：①采用历史成本计价，导致信息严重失真；②诸如自创商誉、人力资源和衍生金融工具等重要信息无从反映；③损益数据中人为调节的成分太多，不能反映企业的真实情况；④只反映经营损益，不反映资产利得，不能完整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⑤定期编报，时效性太差，信息使用者只能得到过时的信息；⑥立足于过去的交易和事项，反映未来趋势的信息太少；⑦报表数据的来源复杂，各种会计处理的备选方案太多，使报表可读性丧失殆尽；⑧报表的编制和构成因素过于复杂，加大了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风险。从以上批评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对报表体系本身的批评外，会计信息披露不足是人们对会计报表的主要指责。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企业需要披露的会计信息范围在不断扩大。依据充分揭示的会计原则，会计主体应披露重要的全部经济信息，它包括全面性、适当性、公正性三方面的要求。现行报表存在信息披露不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成本计量和传统会计确认方式的不足。上述批评的①—④条以及第⑥条，与其说是现行报表体系的弊端，不如说是历史成本计量的弊端——不仅造成会计信息的失真，而且造成重要会计信息缺失。因而，对充分揭示原则的重视，实质上也推进了会计确认和计量方式的变革。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可以理解为，由于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与法律形式并非总相一致，作为经济信息系统的会计，应当根据交易或事项的实质而非形式进行确认、计量和披露。具体而言，应以经济业务的发生是否导致相关的风险和报酬的转移为判别标准。

关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其实与注重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是同出一辙的，是统一在提供决策有用信息这一财务目标下的两种会计行为规范。然而，传统的会计理论从财务报表要素的定义、会计确认标准和会计计量标准三方面阻碍了决策有用信息进入会计报告体系。其中历史成本法从计量可能性上杜绝了引起企业风险与报酬实质性变化的交易与事项的揭示。而公允价值等价值计量形式的出现，打破了计量领域的清规戒律，使金融合约、知识产权等重要信息得以计量。会计计量基础的变革，反映了人们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上的务实精神，最终将促进反映交易和事项实质的会计信息的揭示。

五、财务报表要素的重新定义

1989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财务报表编报框架)的公告中，提出符合会计要素的定义必须包括两个条件：其一，与该项目有关的任何未来经济利益极有可能将流入或流出该企业；其二，该项目的成本或价值能够可靠地被计量。

可见，传统财务报表要素的定义是对过去交易或事项结果的确认，尽管着眼点在未来，但所关注和要确认的信息却是历史信息。所以，采用成本计量来反映会计要素的具体数额，与传统会计要素定义互相匹配。

传统会计要素定义强调了三点：第一，会计要素起源于过去的交易；第二，未来经济利益流入或流出的方向确定；第三，未来经济利益流入或流出的金额确定。然而在现代会计环境下，一些重要的交易与事项并不能满足或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衍生金融工具。首先，大多数衍生金融工具合约所规定的主要经济业务的履行，其立足点是将来而非过去，过去发生的只是数量极少的承诺费或保证金，而占主导地位的合约标的都在将来发生。其次，未来经济利益或资源的流入和流出方向很难确定。如在双向期权交易中合同买方既可以行使买方期权，也可以行使卖方期权，因此，某种经济资源既可能是流出也可能是流入。最后，衍生金融工具的成本和公允市价无法准确地计量。其它如自创商誉、人力资源等都不完全符合传统会计要素定义。如果将这些交易和事项拒绝于财务报表之外，即使采用附注或补充报表的形式，也不能充分揭示此类与决策高度相关的信息。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出发，此类会计信息应该被会计报表确认。

于是，对财务报表要素重新定义的要求自然产生了。对衍生金融工具的定义，便是在这种要求下进行并取得一定进展的。IASC在其第48号征求意见稿(金融工具)(ED48)中提出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初始确认的两条标准，即：(1)与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的所有风险和报酬已经实质上转移到了本企业；(2)企业所获取的金融资产的成本或公允价值或所承担金融负债的金额必须可以可靠地予以计量。

虽然上述两条标准中未直接提出可定义性，但是由于其所界定的前提是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以可以认为它实际上隐含了“可定义性”这一标准。而IASC关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定义本身，就是对现行会计理论中资产和负债定义的一种突破，即认为金融资产不仅指现金和对另一个企业的所有权工具，而且还包括从另一个企业收取现金或另一项金融资产的合同性权利以及在潜在有利的条件下，与另一个企业交换金融工具的合同性权利；金融负债则是指向另一个企业交付现金或另一项金融资产的合同性义务以及在潜在不利的条件下，与另一个企业交换金融工具的合同性义务。很明显，这两个定义已经突破了资产和负债是“过去交易的结果”这一现行的会计观点。

变革范文篇6

【关键词】西北写生；艺术变革；敦煌壁画

一、引言

19世纪到20世纪，西北写生变成一个热门话题。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伯希和走向敦煌，开启了海内外学者对敦煌的重视。民国政府同时发出“开发西部”的口号，有识之士奔赴敦煌，西行探寻。加之抗战爆发，“西学东渐”风气正热，美术学者渴求将“西学东渐”吸取变为自身养料。出现了张大千、林风眠、关山月、董希文、韩乐然等一代代美术家们，他们是西北美术写生之行的开拓者，记录、推广敦煌美术，为传播敦煌美术做了开创性贡献。中国画坛自西北美术革命以来呈现出一种既继承传统又具有创新精神的光明景象。西北美术写生之行不只是空间的转移，同时也是中国学术思想的转移。1938年，自北平、南京、上海等地的艺术青年到达延安，奔向黄土高原，构建“延安学派”。1941年的西北艺术考察团深入敦煌长达一年多，临摹大量壁画，他们走向文化现场，对艺术遗迹进行考察与研究。在西北艺术考察期间，民族艺术走进大众视野，美术家对少数民族进行刻画，正视且尊重民族传统文化，是艺术史上难得的视觉转换和民族认同增强的形象体现，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被纳入艺术研究的范畴，中国艺术类学术研究边界拓展。写生变成艺术家推崇的记录方式，写生作为一种观察方法和创作手段，凝聚了画家的个体想法与主体心性，同时承载了民族与时代的主题，可以显现艺术与生活现实的关系，是考察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方法。与之前不同的是，从大多数的对景写生变为对人写生，例如林风眠的戏剧人物画作，以及更为明显的董希文的《苗女赶场》作品，改变中国艺术史在内容、题材方面的一种结构。西北美术写生是东西部艺术共生互动的一种表现，丰富了创作资源，增加民族认同感的同时使艺术史再构建。

二、林风眠结缘西北后对其绘画风格的影响

林风眠先生是“中西融合”这个艺术理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力求在“西学东渐”这一艺术背景下找寻中西融合的道路，而敦煌作为20世纪艺术西行运动的终点，其特殊的艺术地位引起了多数学者的关注，开启了西北美术之行这一道路。这是一次对传统的再认识活动，也是一次对传统的再创新活动。提到美术西行，不得不提到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举行的极为震撼的张大千临摹壁画展，林风眠先生在看过此展后颇为感动，而后受其影响，进行美术研究。林风眠先生早期创作多以油画为主，兼画水墨山水、花鸟等。早年间先后赴法、德留学，受到杨西斯老师的启蒙，后受到表现主义思潮的影响，吸收其艺术精髓，在此基础上不忘东方传统艺术，积极倡导二者的融合升华，渴求创造全新的绘画风格。其欣赏西方画作中的表达欲和对世俗的批判欲，认为应该引进西方自由创作的主张以及西方现代主义精神，而不是简单引进写实主义、技法，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例如1927年《人道》，吸收了西方艺术中的构图方式，将人体以几何方式表达，具有强烈的反抗和民主意识。再如1929年创作的《人类的痛苦》（见图1）这一著名画作，这一画作也是林风眠先生艺术风格转型的一件标志性作品，他遭遇的熊君锐被杀害之痛，以及丧妻之痛，种种痛苦下他却仍可以以清醒者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把所有感受到的痛苦嚼碎消化吐露在画面中。画中笔法粗犷有力，使用大笔触，粗线条，画面色调强烈而浓重，以几何笔法为人物结构进行概括，透露出他个人的悲情又有中华民族面对苦难所背负的理想和诗意，这幅画中体现其“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观念。诚然，这幅画与其之前画做对比，人物都被一定程度的夸张化，形式感更为强烈。由于社会形势所迫林风眠先生不得不寻求新的道路，对水墨画方面进行思考与探索，而西北美术写生的这些作品成为影响他转换新道路的一个新途径。林风眠先生受到西北写生作品的影响后创作出不同于之前的作品。一改之前沉郁的画风，作品风格更为明快，色调更为明朗，情绪也由强烈转为平和。创作题材不再以油画为主，而是多以风景、仕女图、花卉、戏剧人物为主，构图以方形构图为主，创作出《仕女弹阮图》（见图2）、《读书仕女》《绿衣仕女》《戏曲一景——霸王别姬图》等独具自身特色的作品。他的作品深受敦煌壁画中各类飞天、仕女图的影响。敦煌壁画中飞天鼻丰嘴小，五官匀称，身材修长，衣裙飘曳，与林风眠笔下的仕女图的画法极为相似。在莫高窟壁画中的112窟《反弹琵琶》中右面第二任演奏阮咸（见图3），其样法与林风眠笔下《仕女弹阮图》如出一辙，衣服刻画手法相似，姿势相似，抱阮咸的手法也极为相似，敦煌壁画对其绘画生涯影响非常大。一系列仕女图都具有高度的形式美感，笔法与之前大不相同，多为圆润细腻的笔法，线条飘逸，柔中带刚。背景多为重彩加特质细笔加百分，营造背光透明的质感，画中仕女本身姿态多为优雅文静，眉眼低垂，衣物多采用大面积平涂，在平涂基础上加以利落干净的线条，简单却富有层次感，勾勒出仕女的轻盈体态。不同于当代仕女图，林风眠先生笔下的侍女给人感觉若即若离的同时表现性极强，富有很强的装饰性。林风眠先生时刻都不忘记中西融合这一艺术理念，在仕女图中融合进西方绘画中速写的以线画形的手法，以及速写中提倡线条的节奏感，同时他将东方的水墨画法和水粉、水彩复合使用，独具一格，东方与西方融会贯通，使其笔下仕女图突出一种可望不可及的美。其作品《霸王别姬》系列更是将东西融合发挥到极致，利用立体画派手法将人物造型概括为三角形、椭圆形等，同时还有民间剪纸的特色，是立体的、平面的、是东西融合这一理念的集大成者，是对西北艺术的一次再创造。

三、总结

诚然，西北艺术，尤其是敦煌壁画艺术对林风眠先生后期画作的影响是功不可没的，后期也培养了吴冠中、赵无极等知名融合派大师。对比前期和后期林风眠先生的画作不难看出，后期的画作情绪更加平和、理性的画面味道更为浓烈，对之前夸张的情绪表达作了理性的克制和总结性表达，找到一个更为平衡的点。同时其最大的改变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掌握多种绘画方式，寻求东西艺术的碰撞与交流，发现新的画面表现形式，在追求新道路时注重画面形和意的表现，追求外在与内在的统一，不仅在画面上传达给看客一种美感，更在看客心中留下其画作的精神韵味。在林风眠先生心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艺术，他都抱有一种学习的心态，抱有一种双方平等的心态，不过分夸大哪一方的美感，而是将二者放于同一层面，寻找二者的平衡点，加以表现，从开始到结束，融合的思想在他心里和笔下愈加熟练，使其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敦煌壁画引发的西北美术的变革，无疑是近代美术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拓荒者”都应该被记住，真正意义上让东西部文化交流，对新中国美术格局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这些画家的个案研究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是引起人们对当下美术发展的正视和深思的途径。

参考文献:

[1]黄宗贤.“本土西行”与中国现代艺术史的建构[N].中国文化报,2020-11-22(004).

[2]田卫戈.逐梦敦煌:“美术西行”的远方足音[J].西北美术,2019,(01):12-15.

[3]李亦奕.“中”和“西”的真正融合——林风眠作品鉴识[J].艺术市场,2020,(11):60-63.

[4]蔡雅婧.林风眠艺术思想探析[D].内蒙古师范大学,2020.

变革范文篇7

关键词：当代；粉彩；山水；艺术

八五美术新潮开始，传统的艺术开始逐渐往现代艺术转型。在这种美术新潮的影响下，传统的艺术朝当代艺术的变革已经不可避免了。当代的粉彩陶瓷山水创作只有在正是传统的前提下，才能往健康的陶瓷艺术良性发展。传统的粉彩陶瓷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在这种变革的发展下同样面临着改变的趋势。在这为期几十年的蜕变当中，一些思维敏锐的艺术家已经率先开始了这种现代化的变革，并且在其领域已经诸有成就。在这期间，这些优秀的艺术家在创作陶瓷粉彩山水画的过程当中，其作品的审美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开始突破传统山水画的桎梏。当代粉彩山水瓷画的发展，只有是立足于优秀的传统基因下，才开始有良性的变革，这样才能将粉彩山水绘画艺术推向更好的舞台。

1当代陶瓷粉彩山水概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粉彩瓷画逐渐开始有了时代的表现特色。这种特色，实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实现变革的结果，这种时代的变革也正是符合时展的特征。清朝的雍正时期是粉彩山水画的起源时期，经过数百年的时间积淀，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绘画体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粉彩的山水瓷画还是处于以复兴为主的发展方向。但是这个复兴的时期比较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八五美术新潮，对以复兴为主的粉彩山水瓷画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在这种推崇变革的大环境当中，优秀的艺术家不再停留于传统的粉彩山水创作，纷纷跳出固有的陶瓷艺术表现体系，并且自身的发展动向也开始动摇。在承袭传统的过程当中，开始往新时代的艺术元素开始发力。二十世纪末期，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高校也开始全面扩招。随着高等院校对艺术教育的加大投入，高等院校的陶瓷教育，成为了当代陶瓷艺术发展的核心力量。这些受了高等教育熏陶的优秀艺术家，富有更加前卫的设计思维以及更加先进的创作方式，在作品中也会学习世界范围内大量的优秀的文化。所以，这些学院派的艺术家，当代的粉彩山水创作更加富有时代的特色。正是在这种优渥的发展环境下，当代的陶瓷艺术家结合学院派的力量，将当代粉彩山水瓷画推向了更为高级的阶段。近年来，当代的粉彩山水艺术家开始设立自身独特的艺术表现风格，艺术家使用极富创新的表现手法对艺术作品展开变革。当代的粉彩艺术家努力打破传统的艺术桎梏，采用结合时代的工艺手法以及新型的材料进行艺术创作。艺术家普遍将自身的思想情感融合到创作当中，这种创作风格极富艺术表现力，并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审美情趣。

2当代陶瓷粉彩山水变革

当代的粉彩山水瓷画，较之于传统山水来说是一种创新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也是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结合的结果。这种创新性的变革，不但承袭了传统的陶瓷艺术形式，同时还增加了更为丰富的时代艺术元素，这种方式极具时代的特色。而当代的粉彩山水创作，从其表现技法上来看，不再刻板的追寻传统的粉彩绘画流程，而是展现一种更为自由，更为符合当代审美的表现技法。传统的山水瓷画创作与国画山水的创作较为相似，都是一种程式化的表现。当代的粉彩山水瓷画大多来自艺术家的实地写生，通过特殊的技艺或是表现手法，传承国画山水的同时，借鉴了先进的西方绘画表现方式，无论是设色还是线条勾勒等，都更为自由更为结合时代。（如图1、2）为当代陶瓷山水艺术品，该作品包含了点、勾、皴、擦等表现技法，这些技法综合运用于此作品当中，这种创新的创作形式，突破了传统的程式化的装饰方式，采用新颖的创作手法，将粉彩这一独特的陶瓷技法展现的淋漓精致。传统的粉彩山水多以文人情趣的题材为主，这种题材主要是富有文人气息，将文人书画的传统题材展现于陶瓷作品之上，当代的粉彩山水陶瓷也会试用这种山水题材作品。当代的粉彩作品更为多样，也会尝试将西部题材的风景融合到作品当中。从构图的形式上来看，当代的粉彩山水瓷画从构图的方式上来看，已经在努力的摆脱传统。传统的粉彩运用的是自古有之的三远法，而当代的粉彩山水瓷画在遵循三远法的同时，更为契合现代的设计方式。当代的山水瓷画结合综合材料的运用，更加将高温颜色釉等其他装饰方式运用到构图装饰当中，从而来烘托整体的装饰感觉。当代的粉彩山水瓷画从表现风格来看，传统的审美风格已经不能满足当代的艺术家的追求，这些艺术直觉敏锐的粉彩山水瓷画艺术家已经学会吸收先进的审美风格。当代的粉彩山水瓷画不会完全模仿宫廷审美的艺术风格，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先进的变革。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印象派的艺术情趣，更是可以学习西方抽象表现主义进行艺术表现。

3当代粉彩山水的审美变革

当代的粉彩山水无论在审美情趣上与传统的粉彩山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差距。传统的山水审美体现的是文人思想为主。这种思想主要是源自于中国五千多年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中国特色的儒释道思想。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是当代的艺术家最为看重的一部分，当代的粉彩山水瓷画不仅吸收了传统的文人思想，还视作这种思想为审美思想的核心理念。当代的粉彩瓷画虽然继承了这种美学思想，但是并没有完全的抄袭传统山水画的意思。在这个基础之上，艺术家更加努力的挖掘和拓展，追求更好的审美品位。当代的审美思想情趣与传统的审美思想情趣需要合理融合，这种思想上的融合对于审美情趣也是一种变革。另一方面，当代的粉彩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影响下，也紧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当代审美理念。在时代思想的高度融合下，当代的粉彩山水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后，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逐渐自身也开始高速的发展。而随着这种快速的发展下，这种粗暴的发展必然会影响到环境的破坏。而粉彩艺术在这种环境的发展下，应当加入到生态保护的理念。当代粉彩山水的创作融合这种环保意识的观念，通过夸张、变形以及加工提炼等，使得大自然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希望借助这种方式，引起市民提起对大自然的担忧，起到一种观念上的保护作用。最后，当代的粉彩艺术家，在创作陶瓷粉彩山水的同时，还要加强注入自身个性的表达。借助对大自然风景的表现，更好的抒发自身的审美情趣以及艺术情感。大自然中美好的事物，以及作者对美好事物的喜爱情感，这都蕴含着艺术家对宇宙万物以及对热爱生活的热烈追求。当代粉彩山水瓷画的创作，结合时代审美的思想表达，这种极具主观化个性化的创作方式，使得艺术家热衷于抒发自身的情感，并将极具当代特色的艺术作品呈现给观者。

4结语

传统的陶瓷粉彩山水画与当代的陶瓷山水画有很大的不同，当代的陶瓷粉彩山水画是在承袭传统山水画的前提下创新出来的产物。当代的陶瓷粉彩山水画发展至今已近百年时间，其在装饰技法、构图方式以及题材选取上都大胆的尝试了创新的思维，在表现风格和艺术情趣上都有巨大的突破。当代的陶瓷粉彩山水瓷画结合当代的审美情趣以及个人的审美思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变革特点。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希望通过艺术的变革，突破传统的陶瓷山水瓷画的桎梏。在他们的创作当中大胆的尝试，期望以全新的视觉体验来迎合观者。就当下的发展来说，当代的粉彩山水的发展还需要我们当代的艺术家努力拓展，艺术家在审美思想以及表现手法上进入更深层次的探索。未来可期，希望通过艺术家自身的努力，将当代的粉彩陶瓷山水画推向更为高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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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范文篇8

一、农村信贷创新的现状

（一）农村金融机构信贷品种日益丰富。近年来，全国各地县市涉农金融机构不断更新思想观念，拓宽信贷支农渠道，因地制宜地推出了多种形式的农村信贷产品，如“白银质押贷款”、“公司+基地+农户贷款”、“中介组织+农户贷款”、“农户存单质押贷款”、“保证贷款”、金穗“惠农卡贷款”、“好借好还小额信用贷款”等，极大地提高了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以“白银质押贷款”为例，是湖南省某县市为有效解决辖内金银冶炼企业融资难问题而推出的，该县金融机构从2005年起推出了“白银质押贷款”业务，几年来深受企业欢迎。至今年6月末，该县金融机构共计发放白银质押贷款9.8亿元，余额达3.96亿元，占同期全县贷款余额的21.57%，较好地满足了金银冶炼企业的资金需求，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农村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不断发展。2008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决定在中部6省和东北3省选择粮食主产区或县域经济发展有扎实基础的部分地区组织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湖南省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地区，从2009年起在部分县市重点开展了“农户联保贷款+农户贷记卡一卡通贷款”、“信贷+保险贷款”、“订单农业贷款”与“农户林权抵押贷款”等农村信贷产品创新试点工作。同时，还积极改进信贷服务方式，在合理调整农贷产品期限、对象、额度和利率的同时，对公开授信的农户，凭授信等级证和身份证就可到当地信用社贷款，并在授信额度内周转使用，从而极大地简化了贷款审批手续，方便了贷款农户。

（三）涉农贷款总量及需求满足率有所提高。不断发展的农村信贷创新，有力地促进了农村金融机构支农信贷业务的快速发展，农贷覆盖面和满足率不断提高。据相关资料显示，2006－2008年，全国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分别为1.85万亿元、2.36万亿元和2.93万亿元，年均增长幅度达20%以上。今年上半年，全国支农贷款继续保持持续增长态势，新增贷款量大幅增加。以湖南省某市为例，今年上半年新增贷款量达14亿元，全市农业贷款余额达80.17亿元。其中，农村金融创新类产品贷款余额7.6亿元，比年初增加3亿元，增长65%。与此同时，全市涉农信贷的申请笔数和金额的满足率达41.7%和50.62%。

二、农村信贷创新存在的问题

（一）信贷创新品种与实际需求不配套。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创新产品不足，严重滞后于新形势的发展，且开发的品种主要集中在生产经营类贷款方面，属于生活消费类贷款的品种不多，难以满足现阶段农村多元化的信贷需求。笔者在湖南省某市做了调查，在金融机构20余种涉农贷款品种中，没有一种属于生产经营类贷款。从目前创新试点县的情况看，其创新品种也不太多，特别是个别品种业务由于宣传及相关配套工作跟不上，导致工作进展非常缓慢，信贷创新品种与实际需求不配套。

（二）信贷额度和期限与实际需求不吻合。从全国总的情况来看，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给予农户、农企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贷款，总体呈现小额度、短期性的特点。根据笔者在湖南省某市的调查情况看，在目前农村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中，5000元以下的贷款占了农户贷款总数的83.55%,1万元以上的贷款占5.06%，5万元以上的贷款占11.39%；从贷款期限看，短期贷款占了82％以上，中长期贷款仅为18％。根据样本市的调查，农村现有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组织1380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04家，50亩以上规模种植户3078户，50头以上规模养殖户1.54万户，仅这些经济体每年的信贷需求就达30.8亿元，贷款需求期限短的半年、一年，长的三五年不等，甚至更长。2008年，该市该类信贷投入约12亿元，总体满足率约38.9%，其中信贷额度满足率约32.5%，期限满足率45.3%，且支持对象也较为分散，金融助推作用不够明显。

（三）信贷服务方式创新与实际需求不同步。一是在信贷风险评估方式上创新不够，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授信体制约束。农村金融机构普遍认为农业属于典型的弱质行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强，抵御灾害能力弱，而且农村信用环境差，贷款发放后没有安全保障。因此，在设置涉农贷款产品时，一般都要附加抵押、担保条件。在某地，农村金融机构现有的涉农信贷产品中，就有11种属于抵押、担保类贷款，约占总数的50％。而现实的情况恰恰是农户和农企、组织大多缺乏有效的抵押、担保物和担保人，从而使得信贷产品与农户和农企、组织的信贷需求难以有效对接。二是在经营模式上创新不够。调查结果证实，农户迫切希望办理贷款时手续能够简便、灵活。但是，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的正规贷款审批手续仍然较为烦琐，办理起来费时费力，某些条款甚至超出了大多数农户的认识和理解能力。不少农户由于对正规贷款的获得不抱乐观预期和缺乏信心，而没有尝试过从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从而也就主动把自己排除在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金融服务的范围之外。三是在市场营销方面力度不够。调查显示，有46％的农户、农企、组织因为不了解金融机构的相关政策、产品和贷款申办条件、程序和手续等，而放弃了到金融机构贷款的机会。正是由于信贷创新与需求的不合拍，导致了农村的信贷可得性差。从抽样调查的样本企业和农户情况来看，有14.3%的农户认为根本就借不到,有10%人表示贷款额度不能满足其生产性或投资性需求。另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对2万多农户的抽样调查证实，有借贷的农户仅占调查农户总数的8.7%，农民的资金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

三、进一步推进农村信贷创新的相关建议

（一）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培育多元化的农村信贷创新主体。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民间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的整体合力与竞争机制作用，夯实农村信贷服务创新的内在基础。继续调整完善政策性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中的业务分工与市场定位。按照“低门槛、严监管”的原则，鼓励和支持在农村地区设立多种形式的新型金融组织与小额信贷机构，规定新型金融组织与小额信贷机构将资金主要运用于当地，促进乡镇区域发展。积极引导农村民间融资，规范民间融资发展，使民间融资在法律保护下公开合法经营。

（二）建立农村资金回流强制机制，增强农村信贷创新的压力。建议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县域商业银行必须将存款的一定比例投放到当地。可将县域经济按照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划分为不同层次，然后确定不同类别县域的最低存贷比例，对未达到存贷比例的县域金融机构实行缴存特种存款，提高准备金率、提高营业税等惩戒措施，对达到最低存贷比例的金融机构实行相应的激励手段。建立国家农业投融资委员会，强化支农资金管理。建议成立部级农业投融资委员会，将国务院各涉农部门的农业项目财政资金以及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农资金，农发行、开发银行、农行、农信社以及其他各商业银行的支农信贷资金统一归集到该委员会统筹管理，确保各项支农资金及时足额到位，提高使用效率。通过建立农村资金回流与稳定机制，倒逼农村信贷服务创新的开展。

（三）充分发挥政策杠杆作用，增强农村信贷创新的动力。对农村金融机构继续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并在再贷款、再贴现等方面结合支农贡献给予优惠政策。建立科学的县域金融机构的分类监管制度，建立一套因地制宜、因行制宜的县域银行监管考评体系和指标，适当放松对中小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比例的最高限制，放松对农村信贷创新产品的管制，对农村信贷服务开展较好的机构在机构设置、并购、业务范围、监管费用减免等方面给予支持。对支农信贷投入力度大、信贷产品创新多的农村金融机构给予部分税收的减免。

变革范文篇9

[关键词]：西方广告公司;整合营销传播;组织机构变革

营销管理领域的新论“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s,以下简称IMC)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受信息技术的巨大推动,21世纪的营销逐渐向互动的方向演进,市场控制权转移到了消费者手中。为顺应这种演变趋势,IMC已成为近年营销传播的主流,因此,学术界对IMC进行了大量的探讨。目前,国外IMC的应用已经从理论认识层面进入实践操作阶段。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广告公司的经理们认为,广告公司比其他营销传播商更会采用多种营销传播工具。据Duncan和Everett(1993)的调查,有一半以上的被访广告公司承担了一种以上的营销传播职能。为了更好地整合各种不同的营销传播工具,西方许多传统广告公司都已经对自身的组织结构进行了不同层次的改革,开拓出不同形式的整合型组织,并形成了若干变革模式。本文对此加以归纳和分析,以期为我国广告公司组织变革的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组织变革的动因

一个世纪以来,大众媒体和广告公司在营销传播领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最近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变化,西方传统广告公司层级式组织结构已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同期与组织管理相关的理论发展则为广告公司组织机构变革提供了坚强的理论后盾。目前,西方广告公司已经进入IMC范式时代。未来的广告机构将不再是单纯的广告机构,而是一个营销机构(Steinberg,1997)。

1.组织机构变革的外因。从外因方面看,营销发展的趋势要求传播服务商和组织作出相应的变革。20世纪后期,信息技术的大量应用使得市场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控制权由制造商转到了零售商,最终转到了消费者手中;消费渠道的大规模整合结束了一个世纪以来由大众媒体和广告商控制营销传播的时代,新媒体技术又加速了媒体使用的多样化,客户的营销手段和投入也由传统的广告导向转向行为导向。例如,促销和直销等手段被大量采用。为了适应新的营销潮流,20世纪90年代末营销传统领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美国的一些广告主和广告公司积极探索和实践IMC。他们发现,实施IMC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创造一种组织构架,使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能成功地进行合作。

各种管理新思想为变革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如企业流程再造(BPR)、全面质量管理(TQM)等。有些公司将TQM的理论应用于生产、存货控制、销售和预决算过程。其实,TQM的一个基本原则要求“工作的统一”,它的一个基本步骤就是要打破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壁垒;BPR理论则要求创造整合的系统和流程以减少重复的步骤。虽然TQM和BPR的专家并没有涉及营销和整合营销传播领域,但是他们都认为,有效完成跨职能项目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各部门之间的合作。这就需要对组织进行改革。

2.组织机构变革的内因。从内因方面看,广告公司原有的组织结构在新的营销环境下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要成功地实施IMC,首先要设法排除组织障碍。西方广告公司为此作过不少的组织变革探索,诸如缩小机构规模,外包和分拆等。其中虚拟组织和网状组织一度十分流行,类似的组织结构具有灵活性,更适合营销的发展,尤其是网状组织中的每一个独立公司,在与其他专业公司进行合作、实现跨职能整合的同时也发展了其综合的业务能力。但是,它们也存在种种缺陷,如虚拟组织并没有为系统的大项目设置解决冲突和沟通活动的流程;不同的机构很难传达品牌的“形象”、“感觉”、“基调”、“主旨”、“个性”、“定位”、“风格”或者“精髓”等抽象的内容;不同的专业商实施促销、直销和公共关系活动,虽然针对性和专业性强,但是他们难以向消费者解释品牌方面的细微差异;还有,要让所有的合作者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也十分困难。

Schultz、Tannenbaum和Lauterborn(1993)曾提出过整合所面临的三个最大的组织结构障碍:一是大多数公司把营销决策作为低层次的职能;二是广告公司普遍采用垂直的组织结构;三是公司中存在独立的专业职能部门。而Prensky、McCarty和Lucas(1996)的分析指出,实施组织整合的障碍分别为:佣金报酬制度、组织文化以及权力结构。总之,IMC的发展对组织结构的变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据美国、新西兰和南非等国家进行的“广告公司IMC实践”专项调查显示,IMC对广告公司组织结构会产生影响。

二、五种整合组织结构模式

1996年,AndersGronstedt和EstherThorso经过调查分析,归纳出五种基本的广告公司整合组织机构模式。这五种模式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即表现为各科专家从独立的专业机构之间的宽松合作,到完全整合在一个机构中工作的过程。被访的每个广告公司,其组织模式从整体上看可能会接近某一类型,但并不一定就是某个模式,它们可能同时又融合了其他的模式,也可能会针对不同的客户使用不同的模式。

1.联合模式。联合(consortium)模式,通常适合员工不足40人,没有能力聘请各种营销专家的小公司。在采用联合模式的公司中,主公司一般执行媒体广告的工作,帮助客户制订总体战略,并决定采用哪些营销手段,而公共关系、直销和促销等活动则外包给其他公司。整合工作由主公司的客户团队承担,即协调各个专业机构,以确认信息、形象和时间安排等是否得到有效的整合。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1)灵活性。可以帮助客户在合适的领域找到合适的专家;(2)节约成本。主公司无需花费雇用各方面的营销专家。当然,这种模式也存在很多缺陷:(1)专业机构之间缺乏横向联系。项目的计划和执行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从客户到主公司,再从主公司到外包专业机构;(2)每个公司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媒体之间潜在的协同能力并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3)合作公司之间很难传递有关品牌的无形信息。(4)只适合单个整合项目。这种整合模式不适用于客户长期的、不断发展的整合传播战略。

2.一机构为中心的联合模式。一机构为中心的联合(consortiumwithonedominantagency)模式和上述联合模式实际上大致相同,主公司依靠许多外部供应商提供营销服务,如数据库管理、促销等;主公司的客户团队要承担整合任务。这种模式与联合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主公司除了有能力开展传统的广告活动外,同时也能兼顾使用其他的传统营销工具,如公共关系,也就是说公司本身也可提供多种营销服务。此模式的一个缺陷是客户往往对主公司的专业水平持怀疑态度。

3.拥有自主单位的公司。拥有自主单位的公司(corporationwithautonomousunits)模式被许多大中型公司所采用。构建这种模式最典型的方式是通过收购一些独立的、在某个营销传播领域具有专业水平的公司来实现。但事实上,许多采用这种模式的公司其自主单位是由公司内部单位直接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模式中,客户经理全权处理整合工作,并承担整合责任。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1)众多同一领域的专家一起工作,有利于共同发挥专业能力;(2)同一家公司来自不同自主单位的专家,为同一家公司工作,他们能进行更好的合作。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缺陷:(1)专家间的关系难以协调。由于多个专家一起工作,如何平衡和融合不同专家的意见,采纳哪个专家的意见等都需要考虑。(2)各自主单位各谋其利。表面上,各方面的专家为同一家公司工作,其实他们所在的部门是相对独立的,作为独立自主的单位来运作,有时甚至拥有不同的名称,在不同的地点工作,因此各领域的专家可能倾向于为自己单位谋利。

4.矩阵模式。矩阵模式有时也称为“项目组织”,它融合了职能部门和跨职能部门团队的特点。在此模式中,整合营销传播的计划和执行工作是由不同跨职能部门的客户团队承担的,整合工作的领导者是协同作业的组织者,采用矩阵结构,引导不同领域的专家协同开展工作。

这种团队中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员、专家以及丰富的信息资源。在这样的氛围里,各种想法都可以得到整合。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架构的优势:(1)层级结构加水平结构,有助于遏制部门主义倾向;(2)垂直结构和层级结构并行,使组织同时拥有职能部门专业知识的深度,以及水平结构之间各营销手段整合的宽度;(3)专家既归属于某个职能部门,又跨越职能部门和各自的专业进行合作;(4)各领域专家一起工作,能更好地进行部门间的沟通,且容易产生更多的创意,而创意的所有权归大家所有,克服了专家纷争的陋习;(5)团队的协同工作能产生更合适的媒体组合。但明显的缺陷是延误时间。要从不同领域的专家那里征求多数认可的观点,需要不断的磨合,产生创意也需要时间。

5.整合模式。整合模式通常由小公司采用,尤其是员工为15～20人的小公司,员工们必须懂得运用所有的营销工具。后来,大公司为了迎合整合营销传播的发展,也开始模仿小公司组建整合模式。与小公司相比,大公司的优势在于能聘请到世界级的专家。

把握“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趋势是这种模式的最大优势,具体表现在:(1)组织范式的改变。新模式减少了原有各种不同营销专业部门之间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冲突,员工能充当沟通者的角色,目的是让客户从营销活动中受益。(2)深入理解客户品牌的核心内涵,在参与客户策划各种营销方式的过程中能良好地解释品牌的内容。(3)员工服务宗旨的转变。采用这种模式的广告公司能对各种营销手段进行融合,根据客户的需求为其提供服务,即公司员工能真正为特定的客户服务,而不只是为某个职能部门工作。(4)更合适的媒体组合建议。员工不再与任何特殊的职能部门发生关系,所以他们能从客户出发,采用“零基”(zeronbased)媒体选择方法。但在实施过程中,该模式也遇到了一些问题:(1)对于员工的要求较高。员工们要更好地参与整合,对各种营销手段都要了解,要成为“战略通才”。(2)不同营销手段的高度整合可能使公司难以在各个专业领域都保持世界级的专业水平。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五种组织模式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前三种组织模式中,各专业职能部门之间还存在竞争,虽然客户总监在决策时会与所有的专家协商,但是最终还由职能部门自己作出决定。到了矩阵式组织模式,对于如何选择合适的媒体组合,以及如何整合媒体工具,则是由客户团队商讨达成一致意见,这个过程消除了各职能部门之间原有的激烈竞争。第五种模式是广告公司向整合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但并不是完善的模式,也不是发展的终极目标。许多大型整合机构,为了应对在营销策划领域中需要提供专业服务的挑战,在组织内建立一个由各路专家组成的咨询和培训团队。

三、组织变革的途径

传统广告公司的运作是让创意、媒体、调研和客户服务等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为不同的客户服务。虽然他们也一起举行前期的准备会议,但是不同部门的人员还是以本部门的利益为中心而独立地工作。实施IMC的广告公司,就会把为同一个客户服务的所有团队成员聚集在一起,以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众多研究表明,广告公司在帮助客户进行营销策划时,虽然认识到运用其他营销传播渠道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在与其他营销机构合作的同时,从根本上还是不愿发展跨职能计划。不仅广告公司如此,其他营销传播机构也存在类似的与IMC理念背道而驰的做法。下面介绍广告公司进行组织机构变革的三种主要方法,它们是对一些跨国广告公司成功实践的总结。

1.增设其他营销传播职能部门。增设其他营销传播职能,具体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首先,擅长某一领域业务的机构(比如广告、公共关系等)可以直接在内部增设其他职能部门。如果客户需要使用多种营销工具,就无需从外部寻找专业营销服务机构合作,可以交由一家商统一完成。FCBWorldwide公司就曾经在其全面服务型广告公司中增设了促销和直销部门。采用这种方式意味着要从零开始培育新的营销传播职能,势必造成资源和精力的分散,也可能削弱其长期建立起来的在某领域的“专家”形象。实力强大的广告机构有足够的资金在设立新部门时就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而小机构就无法做到,因此这种方式对后者不太适合。其次,要更快地增加其他营销传播职能,一种更实用的方法就是并购一个专业服务机构或者与专业机构合作。目前,许多大型广告公司都积极地收购其他类型的传播服务公司。例如,WPP集团在2002年和2003年大约进行了40次收购交易,涉及公关、咨询和医疗保健传播等领域,在进军新市场的同时以收购的方式来增强服务市场的业务能力。

2.组织机构重组。毋庸置疑,组织机构的重组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它要求广告公司摆脱原有的组织架构,重组其组织,甚至要相应地进行企业理念和文化的调整。这种方式是广告公司根据IMC而进行的彻底变革。对于广告公司来说,想要整合营销组织,应首先考虑消除传统的层级制组织观念,以团队合作方式将各种“营销专才”编成“客户价值管理团队”。对于广告公司来说,除了配备专门负责品牌管理的营销经理外,还要将IMC的各个步骤落实到公司内部的专门项目负责人身上,并将这些专才合并在一个团队中,通过信息系统来协调各种传播技巧。Price/McNabb公司就是进行组织机构重组的一个例子,它对一家提供全面服务的广告公司进行了彻底重组,从而避免了原有独立部门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向专注于IMC和关系营销的营销传播公司转变。

3.营销传播团队合作。活跃于各国市场上的著名4A广告公司从属于某个全球性的广告集团,如奥美(Ogilvy&Mather)、智威汤逊(J.WalterThompson)同属于WPP传播集团;BBDO从属于奥姆尼康集团。这些全球性广告集团在我国市场上通常以下属4A广告公司、媒体策划以及公关公司的名义独立开展业务。因此,在争夺客户的市场竞争中,不同的公司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展开争斗。而这些广告集团的多元化发展,就为实施整合营销传播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2002年末,法国第二大广告传播集团哈瓦斯下属的两个公司就作了这方面的努力。哈瓦斯的广告公司“灵智大洋”与市场服务机构“精实整合营销”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成立了“品牌小组”,为客户提供度身定制的广告、市场调研、公关活动、品牌推广和营销渠道管理等系列服务。BBDO公司在管理吉列(Gillette)营销策略时也曾领导其姊妹公司PorterNovelli(负责公共关系)和RappCollinsWorldwide(负责直销)以及其他一些专业的营销公司协同作战。集团在领导营销传播团队进行合作的同时要掌握核心业务,除了承担领导和战略计划制定的基本工作外,还要保持各种营销传播机构协调一致。

四、结束语

IMC的发展和营销战略重心的转移,对广告公司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每一个商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趋势,而且非常清楚这个趋势,但实际状况却几乎没有几家商是真正整合的营销传播公司”(McCannErickson前副总裁JohnFitzgerald)。看来,西方广告公司组织机构的调整和完善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尽管如此,他们在实施IMC的过程中,已经积累的组织变革经验值得我国的营销服务商学习。在经济全球化和营销战略全球化的进程中,迈向整合营销传播是广告公司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把握整合组织机构的发展模式,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创新则是我国广告公司改革组织机构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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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范文篇10

关键词：畜禽；养殖结构；养殖模式；变革；资源化

养殖工作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规律，需要围绕着动物福利实施、环境保护、遵循自然规律来开展，才不会被大自然抛弃，这样养殖户的收益不单是来自饲养的动物本身，养殖户的收益可能还会有来自天然的回报。近年来国家层面倡导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等模式都是在引导养殖户敬畏自然，合理保护自然资源。笔者以家乡所在的黄淮平原地区畜禽养殖模式为基准，结合工作实践提出以下个人见解。

1调整畜禽养殖结构，大力发展草食家畜

草食畜禽以饲草和秸秆为主食，用粮少，将植物秸秆等转化成可食动物性蛋白产品，既能缓解人畜争粮，减轻粮食带来的压力，又能丰富百姓肉食供应种类及质量。黄淮农区不同于草原牧区，农作物秸秆资源十分丰富，但利用率十分低下，大部分被焚烧掉，不仅浪费资源，而且造成了环境污染，因此农区要充分发挥农作物秸秆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牛、羊、鹅等以饲草秸秆粗饲料为主的畜禽品种，推动农牧业生产良性结合，提高种植户及养殖户的经济效益，保护生态环境。

2林下生态养殖

林区或果区一般选择放养形式，主要以养鸡、养鹅等家禽为主。这里没有提到养鸭，因此笔者认为鸭用水量大于鸡和鹅，半散养鸡符合动物福利鸡群更健康，鹅又称为草食禽类林牧结合解决林下除草除虫问题生态可循环。也可采取林下搭建棚舍，实行半舍饲养。利用果园养鸡、养鹅，一般每10亩（1亩约为667m2）果园可放养1000～2000只（山区果园500～1000只），观察林下草场生态，适时出栏，采取轮牧，深耕土地粪污变肥料。

3适度规模的种养结合

淮河以北农区建养殖场。规划应遵循：适度规模分区饲养、分散建在非耕农地上。养殖场周围要有足够的污物消纳农地。经过多年经验结合全国第二次污染普查部分汇总，如果不经过任何处理，一年两熟地区1亩土地播种面积可消纳2～5头猪或者0．5～1头牛或者150只蛋鸡或者300只肉鸡的粪便。以猪场为例农区年出栏在1万头以下的生态猪场比较便于种养结合（1万头出栏，需要500～1000亩农牧结合消纳农田）。若规模增大，配套农地也需要增加，运输距离、途中污染、土地流转、生物安全距离、管道铺设等难度和问题会出现增多的情况。降低饲养密度，降低限位栏使用时间，要有充分利用舍外活动空间达到健康饲养。

4污物减量化、资源化、生态化处理与利用

“先冲水后固液分离”方式增加污液量和处理成本，应废止。众多养殖场设计之初就已过时，造成后期管理费用粪污处理成本增加。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多年基层工作对比众多粪污处理方案，建议结合异位微生物发酵床粪污处理法综合设计养殖场。利用生物菌发酵迅速腐熟粪污把废弃物等转换为高品质的再生能源、去除粪便臭味、消除病虫害、杂草种子和富集养分，然后进入养殖场周边的消纳农田循环农业。

5向农业科研工作者问计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