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信息披露制度范文10篇

保险信息披露制度范文篇1

综观国际保险业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保队全球化的进一步拓展，世界各国保险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保险机构间的竞争愈发激烈。特别是在衍生保险产品创新迅猛发展以及保险市场网络化、信息化的新形势下，经济中不确定因素急剧增长，潜在的保险风险逐渐显现，破产危机频频爆发。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全世界共有600多家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问题，其中美国占60％以上，欧州占10％左右。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美国保险业曾出现过较大规模的偿付能力危机，仅就寿险公司而言，经营失败的数量达300多家。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寿险公司出现了大规模倒闭现象。特别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白1997年“日产生命”破产以后，日本先后共有7家寿险公司倒闭，给世界寿险业带来巨大震动。探析近些年来全球爆发的保险偿付能力危机，就会发现不能承担的高信用率即预定利率，资产风险过于集中，流动性差，缺乏风险管理的制度、技术和资本，缺乏全球性监管的有效措施是保险风险日益增强的深层原因。而保险会计体系缺乏透明度、保险业过度的信息屏蔽、市场约束力量薄弱是造成保险体系累积性风险，导致全球偿付危机的重要根源。增加保险运行透明度、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当今保险业运行与监管的重要问题。因此，在国际上加强和改善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完善监管制度、进行有效监管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正处于保险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我国保险市场已处于完全开放状态，保险体系逐步与国际保险体系全面接轨，大量的外资保险公司正在迅速进驻我国市场，我国保险机构面对来自跨国金融集团的强力挑战，保险市场的竞争愈来愈激烈。提高保险公司信息披露水平是我国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市场约束，提高保险信息透明度的必然要求和参与国际保险竞争的重要条件。上市保险公司的日益增多，保险公司业务的创新，保险公司对新兴技术的采用，保险会计信息的透明化、明朗化、公开化已成为保险公司必须履行的一项强制性义务。因此，保险公司如何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满足各方决策需要成为会计、保险、证券理论界和实务界愈为关注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国外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文献综述和比较研究，对我国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提出现实的构想与设计。

二、国外关于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的文献综述

（一）控制论中对有关“信息”概念的分析

按照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理论，信息是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经济活动的客观反馈，是对事物本质的传导，它具有事物自身反映的真实性、相关性和及时性。在不确定的现实环境中，经济主体的决策主要依赖于信息。所谓信息披露也主要就是传递信息计量的过程，并将信息计量的结果用一定的形式传递给外部信息使用者以便于他们决策。由于信息成本及公共品等原因，经营者一般不愿或尽量少披露信息，造成在经营者（信息供给方）和投资者与债权人（信息需求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分布的不均衡。更严重的是，因受经济利益驱动，还可能出现市场欺诈和市场操纵，严重危害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建立统一协调的信息披露制度，约束信息供给方的行为，对于增强经济运行透明度、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具有重大的意义，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决定着市场运作的效率水平。

（二）信息论中有关“信息”概念的分析

信息论创始人申农（c．E．Shannon）从信息量的角度出发，认为信息是人们对事物了解的不确定性的度量，每一次信息的获取都是一次减少或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的过程。申农提出的信息可以用两次不定性之差来表示，即：I=S（Q／X）-S（Q／x‘）上式中，I代表信息，Q表示对某事的疑问，s表示不确定性，x为收到信息前关于Q的知识，x’为收到信息后关于Q的知识。该式表示的意思是，如果消息的内容是收到人已知的，那么该人收到消息后就不会引起知识的变化，不定性没有消除或减少；反之，如果收到人对消息的内容事先并不知道，那么收到后就会引起知识的变化，不确定性就有所减少或消除。因此，从上式可以看出，只有通过信息拥有者的信息处理和传递，才能消除由于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引发的事物不确定性，减少对系统内外部事物的不利影响。

（三）关于保险信息的不对称性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认为，保险公司中很可能存在着经营状况和道德操守欠佳的公司。在投保人或潜在投资人与保险公司交易的过程中，保险公司掌握的有关自身的信息远远多于交易对方。如果影响交易的信息不能够及时准确的披露，一旦保险公司经营困难或破产，将会给交易对方造成经济损失。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在市场上，不解决信息约束问题，完全依靠经济刺激并不能导致经济的最优分配。

（四）关于金融危机和信息披露之间的联系

对于金融危机与信息披露之间的联系，金融学家纷纷提出了各种理论。国际金融理论前沿研究已将信息经济学及其信息控制方法引入传统的金融风险与监管领域，特别是引入信息披露制度，导致对传统金融业经营与监管的反思。1998年，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从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的基本思想出发，分析了当代金融危机爆发的成因，认为其重要根源就是金融透明度差，过度的信息蔽障。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等运用信息经济学，分析和诠释20纪末全球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强调了在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封闭信息、过度保护、隐蔽实际财务状况以及所采用的传统金融监管方式，都对金融风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信息披露制度问题在金融风暴中凸显出来。

三、国外关于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体系

（一）美国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60号公报是专对保险业所的第一份财务会计的标准，该公报适用于公司组织的人寿保险业、财产及责任保险业以及所有保险业的财务报表一般目的所建立的会计与报表表达的标准。

同时，美国的信息披露状况还要接受国际机构的监督。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先后出台了多项关于保险信息披露的指引，其中，《保险监管核心原则和方法（ICP）》中的第26条专门对保险公司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作出了要求：保险公司应披露的财务状况和面临风险的信息；披露包括财务状况、财务表现等定量和定性的信息；面临的风险和如何管理风险的情况及公司治理及管理；至少每年提供一次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并对外公布；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监控，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披露符合要求。“安然事件”丑闻发生后，美国奥克斯利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于2002年7月颁布了《萨班斯法案》，其中与公司相关度最高的是302、404和906条款，强化公司高管对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责任，强调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提高外部审计的独立性，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并加重对违法行为的处罚。

（二）欧盟国家

根据欧盟2003年的立法草案，所有已在欧盟国家上市的约7000家公司（包括保险公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最迟应当从2005年开始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财务报表，进行信息披露。《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保险公司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其中的第4号《保险合同》。为了使保险公司在2005年能够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决定将保险合同项目分为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成果于2004年3月，主要对现行保险会计实务做出一定修改，第二阶段是由保险合同专家组对保险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审视，帮助分析保险合同相关的会计问题。尽管第二阶段涉及到对保险公司会计的具体确认与计量且目前尚处于讨论阶段，但是第一阶段所规范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已经明显改善提高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更好地满足各个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另外，欧盟国家证券监管部门、保险监管机构和司法部门也纷纷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比如英国出台了《公司治理综合准则》。

（三）日本

日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对保险信息披露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基本实施了较为完全的信息披露制度。为确立长期有效的保险监管体制，日本政府新建了日本金融监管厅，在金融监管厅下设保险部，要求监管不仅要对保险公司负责，更要对市场负责。因此，作为监管基础的会计、审计程序和报告应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只有如此才便于统一公平地衡量资产质量和运营状况。只有良好的信息披露，才能实现监管的中立与公平，才能保证市场竞争的透明和效率。为全力恢复市场对保险业财务报表的信任度，要求采用美国会计、审计标准，同时要求非上市保险公司必须履行与上市公司相同的义务，进行同等程度的信息披露，接受相同的会计审计，并明确了保险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伪造财务报告的法律责任。

（四）新加坡

新加坡对于保险信息披露的规范主要见诸于《公司法》、《保险法》和新加坡注册会计师协会（ICPAS）颁布的会计准则（SES），上市的保险公司必须遵循SES的相关披露要求。新加坡保险管理局对保险信息披露的具体规范主要依靠一些指引性文件。

（五）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审查委员会的《综合保险业务与财务报告》分别包括公司形式和非公司形式的对外报告，同时还颁布了规定向监管机构报送的监管报表的文件，保险监管机构也出台一些规章制度，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

四、启示与建议

（一）信息披露制度既要努力与国际惯例趋同，又要考虑本国体制背景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信息披露制度的国际协调化，其背后是保险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只有在统一、科学、严格的会计准则基础上，各公司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比性才能得到保障。但趋同不等于完全等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所建立的会计准则体系，在要求其符合技术性规范的同时，还应考虑国家体制背景。我国财政部2006年2月颁布《企业会计准则》，其中与保险公司相关度最高的是《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合同》、《企业会计准则第26号——再保险合同》，规范了保险人签发的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和相关信息的列报。这些准则在根本实质上实现了与国际规则趋同，但同时又充分考虑了中国国情，把趋同与创新结合起来。比如，国际会计准则对保险合同成立的要素主要看重大保险风险的转移程度，而在我国新准则下，将“重

大“两字移去，保险合同成立的要素主要看是否存在保险风险，不考虑保险风险转移的程度。又如，美国通用会计准则FAS60《保险公司会计处理和编报规则》第29条规定承保费用应予以资本化，并且根据相关保费收入的确认比例予以摊销。国际会计准则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实务操作中通常对保险合同（长期及短期）的承保费用采用递延摊销的方法。而在我国新准则下，承保费用应当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不能递延。

（二）信息披露应实行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采取适当披露方式

通过1~21-文献回顾可以看出，信息不对称是信息披露产生的理论基础。一般来说，完全通过保险公司进行直接自愿的信息披露是不可行的。因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保险公司在完全基于自身利益来选择所披露信息的条件下，会出于自身效益性和安全性的考虑，而通过虚假信息、粉饰报表等手段掩饰其不良的经营状况。因而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逆向选择问题。通过强制信息披露减轻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信息误导、风险累积，提高稳健型保险公司的信誉，符合建立信息披露制度的初衷。1998年以来，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证实，过度的信息屏蔽和金融透明度差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在这些国家中，缺乏全国统一的披露要求，缺乏单个金融机构的关键财务数据，缺乏对金融监管机构或公众提供不准确报告行为的严厉惩罚措施，缺乏对金融机构本身的独立的资信评级机构，投资者要区分健康与不健康金融机构常常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强制性信息披露对于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内幕交易和信息误导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也可能因此产生负面效应，如迫使公司公开本属商业秘密的事项，这样不利于竞争。所以，全然不顾信息披露的代价而一味追求所谓的充分披露，则可能严重损害当事者的利益。由此可见，强制披露的信息与自愿披露的信息是相互补充的信息源，理想的情况应该是实行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进行适度的信息披露。一方面，政府通过重点加强有关披露的规则、制度的设计，制定最低披露要求、公认的会计和审计准则，逐步加强对披露行为的管束，以逐步明确披露的内容、格式和方法，强制公司按照规定披露信息；另一方面，对于最低规定以外的信息，由公司采取自愿的方式进行披露。

（三）应加强公司治理框架下信息披露建设，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效制衡和良性互动

从以上比较分析显示，近几年来，美国、欧盟国家、澳大利亚等国家提出了公司治理中信息披露的新规则，从各国法案来看，无一不强调了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制衡的关系。可以说，会计信息披露是公司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是公司治理的基石。真实而全面的会计信息披露为参与公司治理的各个主体提供了他们所需的直接的信息来源，使得公司治理能够有效运作。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人”问题的存在，需要在委托关系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即通过一套制度安排来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规范会计行为，使真实、公允的信息的产生成为可能，从而可以使委托人正确评价人受托责任完成的情况，减少人的偷懒行为和道德不良，降低成本。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制约着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

保险公司应充分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和重要性，并采取相应对策实现会计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的有效制衡和良性互动。在我国现有的治理框架下，可以考虑在董事会下增设专门的“披露委员会”，主要由公司的法律、财务、审计等人员组成，具体包括总法律顾问、首席会计师、首席风险管理官、内部审计师等，负责考虑信息的重要性、及时确定对外披露事项；同时，在信息披露中增加公司治理结构的信息含量和实质内涵，强化对公司治理激励约束机制的信息披露。

（四）应加强保险监管机构对信息披露的干预，完善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系统

保险信息披露制度范文篇2

（一）控制论中对有关“信息”概念的分析

按照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理论，信息是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经济活动的客观反馈，是对事物本质的传导，它具有事物自身反映的真实性、相关性和及时性。在不确定的现实环境中，经济主体的决策主要依赖于信息。所谓信息披露也主要就是传递信息计量的过程，并将信息计量的结果用一定的形式传递给外部信息使用者以便于他们决策。由于信息成本及公共品等原因，经营者一般不愿或尽量少披露信息，造成在经营者（信息供给方）和投资者与债权人（信息需求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分布的不均衡。更严重的是，因受经济利益驱动，还可能出现市场欺诈和市场操纵，严重危害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建立统一协调的信息披露制度，约束信息供给方的行为，对于增强经济运行透明度、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具有重大的意义，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决定着市场运作的效率水平。

（二）信息论中有关“信息”概念的分析

信息论创始人申农（c．E．Shannon）从信息量的角度出发，认为信息是人们对事物了解的不确定性的度量，每一次信息的获取都是一次减少或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的过程。申农提出的信息可以用两次不定性之差来表示，即：I=S（Q／X）-S（Q／x‘）上式中，I代表信息，Q表示对某事的疑问，s表示不确定性，x为收到信息前关于Q的知识，x’为收到信息后关于Q的知识。该式表示的意思是，如果消息的内容是收到人已知的，那么该人收到消息后就不会引起知识的变化，不定性没有消除或减少；反之，如果收到人对消息的内容事先并不知道，那么收到后就会引起知识的变化，不确定性就有所减少或消除。因此，从上式可以看出，只有通过信息拥有者的信息处理和传递，才能消除由于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引发的事物不确定性，减少对系统内外部事物的不利影响。

（三）关于保险信息的不对称性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认为，保险公司中很可能存在着经营状况和道德操守欠佳的公司。在投保人或潜在投资人与保险公司交易的过程中，保险公司掌握的有关自身的信息远远多于交易对方。如果影响交易的信息不能够及时准确的披露，一旦保险公司经营困难或破产，将会给交易对方造成经济损失。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在市场上，不解决信息约束问题，完全依靠经济刺激并不能导致经济的最优分配。

（四）关于金融危机和信息披露之间的联系

对于金融危机与信息披露之间的联系，金融学家纷纷提出了各种理论。国际金融理论前沿研究已将信息经济学及其信息控制方法引入传统的金融风险与监管领域，特别是引入信息披露制度，导致对传统金融业经营与监管的反思。1998年，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从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的基本思想出发，分析了当代金融危机爆发的成因，认为其重要根源就是金融透明度差，过度的信息蔽障。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等运用信息经济学，分析和诠释20纪末全球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强调了在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封闭信息、过度保护、隐蔽实际财务状况以及所采用的传统金融监管方式，都对金融风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信息披露制度问题在金融风暴中凸显出来。

二、研究背景

综观国际保险业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保队全球化的进一步拓展，世界各国保险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保险机构间的竞争愈发激烈。特别是在衍生保险产品创新迅猛发展以及保险市场网络化、信息化的新形势下，经济中不确定因素急剧增长，潜在的保险风险逐渐显现，破产危机频频爆发。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全世界共有600多家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问题，其中美国占60％以上，欧州占10％左右。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美国保险业曾出现过较大规模的偿付能力危机，仅就寿险公司而言，经营失败的数量达300多家。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寿险公司出现了大规模倒闭现象。特别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白1997年“日产生命”破产以后，日本先后共有7家寿险公司倒闭，给世界寿险业带来巨大震动。探析近些年来全球爆发的保险偿付能力危机，就会发现不能承担的高信用率即预定利率，资产风险过于集中，流动性差，缺乏风险管理的制度、技术和资本，缺乏全球性监管的有效措施是保险风险日益增强的深层原因。而保险会计体系缺乏透明度、保险业过度的信息屏蔽、市场约束力量薄弱是造成保险体系累积性风险，导致全球偿付危机的重要根源。增加保险运行透明度、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当今保险业运行与监管的重要问题。因此，在国际上加强和改善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完善监管制度、进行有效监管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正处于保险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我国保险市场已处于完全开放状态，保险体系逐步与国际保险体系全面接轨，大量的外资保险公司正在迅速进驻我国市场，我国保险机构面对来自跨国金融集团的强力挑战，保险市场的竞争愈来愈激烈。提高保险公司信息披露水平是我国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市场约束，提高保险信息透明度的必然要求和参与国际保险竞争的重要条件。上市保险公司的日益增多，保险公司业务的创新，保险公司对新兴技术的采用，保险会计信息的透明化、明朗化、公开化已成为保险公司必须履行的一项强制性义务。因此，保险公司如何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满足各方决策需要成为会计、保险、证券理论界和实务界愈为关注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国外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文献综述和比较研究，对我国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提出现实的构想与设计。

三、国外关于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体系

（一）美国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60号公报是专对保险业所的第一份财务会计的标准，该公报适用于公司组织的人寿保险业、财产及责任保险业以及所有保险业的财务报表一般目的所建立的会计与报表表达的标准。

同时，美国的信息披露状况还要接受国际机构的监督。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先后出台了多项关于保险信息披露的指引，其中，《保险监管核心原则和方法（ICP）》中的第26条专门对保险公司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作出了要求：保险公司应披露的财务状况和面临风险的信息；披露包括财务状况、财务表现等定量和定性的信息；面临的风险和如何管理风险的情况及公司治理及管理；至少每年提供一次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并对外公布；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监控，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披露符合要求。“安然事件”丑闻发生后，美国奥克斯利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于2002年7月颁布了《萨班斯法案》，其中与公司相关度最高的是302、404和906条款，强化公司高管对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责任，强调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提高外部审计的独立性，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并加重对违法行为的处罚。

（二）欧盟国家

根据欧盟2003年的立法草案，所有已在欧盟国家上市的约7000家公司（包括保险公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最迟应当从2005年开始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财务报表，进行信息披露。《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保险公司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其中的第4号《保险合同》。为了使保险公司在2005年能够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决定将保险合同项目分为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成果于2004年3月，主要对现行保险会计实务做出一定修改，第二阶段是由保险合同专家组对保险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审视，帮助分析保险合同相关的会计问题。尽管第二阶段涉及到对保险公司会计的具体确认与计量且目前尚处于讨论阶段，但是第一阶段所规范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已经明显改善提高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更好地满足各个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另外，欧盟国家证券监管部门、保险监管机构和司法部门也纷纷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比如英国出台了《公司治理综合准则》。

（三）日本

日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对保险信息披露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基本实施了较为完全的信息披露制度。为确立长期有效的保险监管体制，日本政府新建了日本金融监管厅，在金融监管厅下设保险部，要求监管不仅要对保险公司负责，更要对市场负责。因此，作为监管基础的会计、审计程序和报告应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只有如此才便于统一公平地衡量资产质量和运营状况。只有良好的信息披露，才能实现监管的中立与公平，才能保证市场竞争的透明和效率。为全力恢复市场对保险业财务报表的信任度，要求采用美国会计、审计标准，同时要求非上市保险公司必须履行与上市公司相同的义务，进行同等程度的信息披露，接受相同的会计审计，并明确了保险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伪造财务报告的法律责任。

（四）新加坡

新加坡对于保险信息披露的规范主要见诸于《公司法》、《保险法》和新加坡注册会计师协会（ICPAS）颁布的会计准则（SES），上市的保险公司必须遵循SES的相关披露要求。新加坡保险管理局对保险信息披露的具体规范主要依靠一些指引性文件。

（五）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审查委员会的《综合保险业务与财务报告》分别包括公司形式和非公司形式的对外报告，同时还颁布了规定向监管机构报送的监管报表的文件，保险监管机构也出台一些规章制度，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

四、启示与建议

（一）信息披露制度既要努力与国际惯例趋同，又要考虑本国体制背景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信息披露制度的国际协调化，其背后是保险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只有在统一、科学、严格的会计准则基础上，各公司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比性才能得到保障。但趋同不等于完全等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所建立的会计准则体系，在要求其符合技术性规范的同时，还应考虑国家体制背景。我国财政部2006年2月颁布《企业会计准则》，其中与保险公司相关度最高的是《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合同》、《企业会计准则第26号——再保险合同》，规范了保险人签发的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和相关信息的列报。这些准则在根本实质上实现了与国际规则趋同，但同时又充分考虑了中国国情，把趋同与创新结合起来。比如，国际会计准则对保险合同成立的要素主要看重大保险风险的转移程度，而在我国新准则下，将“重

大“两字移去，保险合同成立的要素主要看是否存在保险风险，不考虑保险风险转移的程度。又如，美国通用会计准则FAS60《保险公司会计处理和编报规则》第29条规定承保费用应予以资本化，并且根据相关保费收入的确认比例予以摊销。国际会计准则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实务操作中通常对保险合同（长期及短期）的承保费用采用递延摊销的方法。而在我国新准则下，承保费用应当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不能递延。

（二）信息披露应实行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采取适当披露方式

通过1~21-文献回顾可以看出，信息不对称是信息披露产生的理论基础。一般来说，完全通过保险公司进行直接自愿的信息披露是不可行的。因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保险公司在完全基于自身利益来选择所披露信息的条件下，会出于自身效益性和安全性的考虑，而通过虚假信息、粉饰报表等手段掩饰其不良的经营状况。因而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逆向选择问题。通过强制信息披露减轻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信息误导、风险累积，提高稳健型保险公司的信誉，符合建立信息披露制度的初衷。1998年以来，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证实，过度的信息屏蔽和金融透明度差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在这些国家中，缺乏全国统一的披露要求，缺乏单个金融机构的关键财务数据，缺乏对金融监管机构或公众提供不准确报告行为的严厉惩罚措施，缺乏对金融机构本身的独立的资信评级机构，投资者要区分健康与不健康金融机构常常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强制性信息披露对于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内幕交易和信息误导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也可能因此产生负面效应，如迫使公司公开本属商业秘密的事项，这样不利于竞争。所以，全然不顾信息披露的代价而一味追求所谓的充分披露，则可能严重损害当事者的利益。由此可见，强制披露的信息与自愿披露的信息是相互补充的信息源，理想的情况应该是实行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进行适度的信息披露。一方面，政府通过重点加强有关披露的规则、制度的设计，制定最低披露要求、公认的会计和审计准则，逐步加强对披露行为的管束，以逐步明确披露的内容、格式和方法，强制公司按照规定披露信息；另一方面，对于最低规定以外的信息，由公司采取自愿的方式进行披露。

（三）应加强公司治理框架下信息披露建设，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效制衡和良性互动

从以上比较分析显示，近几年来，美国、欧盟国家、澳大利亚等国家提出了公司治理中信息披露的新规则，从各国法案来看，无一不强调了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制衡的关系。可以说，会计信息披露是公司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是公司治理的基石。真实而全面的会计信息披露为参与公司治理的各个主体提供了他们所需的直接的信息来源，使得公司治理能够有效运作。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人”问题的存在，需要在委托关系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即通过一套制度安排来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规范会计行为，使真实、公允的信息的产生成为可能，从而可以使委托人正确评价人受托责任完成的情况，减少人的偷懒行为和道德不良，降低成本。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制约着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

保险公司应充分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和重要性，并采取相应对策实现会计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的有效制衡和良性互动。在我国现有的治理框架下，可以考虑在董事会下增设专门的“披露委员会”，主要由公司的法律、财务、审计等人员组成，具体包括总法律顾问、首席会计师、首席风险管理官、内部审计师等，负责考虑信息的重要性、及时确定对外披露事项；同时，在信息披露中增加公司治理结构的信息含量和实质内涵，强化对公司治理激励约束机制的信息披露。

（四）应加强保险监管机构对信息披露的干预，完善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系统

保险信息披露制度范文篇3

综观国际保险业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保队全球化的进一步拓展，世界各国保险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保险机构间的竞争愈发激烈。特别是在衍生保险产品创新迅猛发展以及保险市场网络化、信息化的新形势下，经济中不确定因素急剧增长，潜在的保险风险逐渐显现，破产危机频频爆发。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全世界共有600多家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问题，其中美国占60％以上，欧州占10％左右。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美国保险业曾出现过较大规模的偿付能力危机，仅就寿险公司而言，经营失败的数量达300多家。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寿险公司出现了大规模倒闭现象。特别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白1997年“日产生命”破产以后，日本先后共有7家寿险公司倒闭，给世界寿险业带来巨大震动。探析近些年来全球爆发的保险偿付能力危机，就会发现不能承担的高信用率即预定利率，资产风险过于集中，流动性差，缺乏风险管理的制度、技术和资本，缺乏全球性监管的有效措施是保险风险日益增强的深层原因。而保险会计体系缺乏透明度、保险业过度的信息屏蔽、市场约束力量薄弱是造成保险体系累积性风险，导致全球偿付危机的重要根源。增加保险运行透明度、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当今保险业运行与监管的重要问题。因此，在国际上加强和改善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完善监管制度、进行有效监管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正处于保险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我国保险市场已处于完全开放状态，保险体系逐步与国际保险体系全面接轨，大量的外资保险公司正在迅速进驻我国市场，我国保险机构面对来自跨国金融集团的强力挑战，保险市场的竞争愈来愈激烈。提高保险公司信息披露水平是我国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市场约束，提高保险信息透明度的必然要求和参与国际保险竞争的重要条件。上市保险公司的日益增多，保险公司业务的创新，保险公司对新兴技术的采用，保险会计信息的透明化、明朗化、公开化已成为保险公司必须履行的一项强制性义务。因此，保险公司如何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满足各方决策需要成为会计、保险、证券理论界和实务界愈为关注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国外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文献综述和比较研究，对我国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提出现实的构想与设计。

二、国外关于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的文献综述

（一）控制论中对有关“信息”概念的分析

按照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理论，信息是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经济活动的客观反馈，是对事物本质的传导，它具有事物自身反映的真实性、相关性和及时性。在不确定的现实环境中，经济主体的决策主要依赖于信息。所谓信息披露也主要就是传递信息计量的过程，并将信息计量的结果用一定的形式传递给外部信息使用者以便于他们决策。由于信息成本及公共品等原因，经营者一般不愿或尽量少披露信息，造成在经营者（信息供给方）和投资者与债权人（信息需求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分布的不均衡。更严重的是，因受经济利益驱动，还可能出现市场欺诈和市场操纵，严重危害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建立统一协调的信息披露制度，约束信息供给方的行为，对于增强经济运行透明度、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具有重大的意义，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决定着市场运作的效率水平。

（二）信息论中有关“信息”概念的分析

信息论创始人申农（c．E．Shannon）从信息量的角度出发，认为信息是人们对事物了解的不确定性的度量，每一次信息的获取都是一次减少或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的过程。申农提出的信息可以用两次不定性之差来表示，即：I=S（Q／X）-S（Q／x‘）上式中，I代表信息，Q表示对某事的疑问，s表示不确定性，x为收到信息前关于Q的知识，x’为收到信息后关于Q的知识。该式表示的意思是，如果消息的内容是收到人已知的，那么该人收到消息后就不会引起知识的变化，不定性没有消除或减少；反之，如果收到人对消息的内容事先并不知道，那么收到后就会引起知识的变化，不确定性就有所减少或消除。因此，从上式可以看出，只有通过信息拥有者的信息处理和传递，才能消除由于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引发的事物不确定性，减少对系统内外部事物的不利影响。

（三）关于保险信息的不对称性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认为，保险公司中很可能存在着经营状况和道德操守欠佳的公司。在投保人或潜在投资人与保险公司交易的过程中，保险公司掌握的有关自身的信息远远多于交易对方。如果影响交易的信息不能够及时准确的披露，一旦保险公司经营困难或破产，将会给交易对方造成经济损失。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在市场上，不解决信息约束问题，完全依靠经济刺激并不能导致经济的最优分配。

（四）关于金融危机和信息披露之间的联系

对于金融危机与信息披露之间的联系，金融学家纷纷提出了各种理论。国际金融理论前沿研究已将信息经济学及其信息控制方法引入传统的金融风险与监管领域，特别是引入信息披露制度，导致对传统金融业经营与监管的反思。1998年，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从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的基本思想出发，分析了当代金融危机爆发的成因，认为其重要根源就是金融透明度差，过度的信息蔽障。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等运用信息经济学，分析和诠释20纪末全球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强调了在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封闭信息、过度保护、隐蔽实际财务状况以及所采用的传统金融监管方式，都对金融风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信息披露制度问题在金融风暴中凸显出来。

三、国外关于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体系

（一）美国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60号公报是专对保险业所的第一份财务会计的标准，该公报适用于公司组织的人寿保险业、财产及责任保险业以及所有保险业的财务报表一般目的所建立的会计与报表表达的标准。

同时，美国的信息披露状况还要接受国际机构的监督。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先后出台了多项关于保险信息披露的指引，其中，《保险监管核心原则和方法（ICP）》中的第26条专门对保险公司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作出了要求：保险公司应披露的财务状况和面临风险的信息；披露包括财务状况、财务表现等定量和定性的信息；面临的风险和如何管理风险的情况及公司治理及管理；至少每年提供一次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并对外公布；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监控，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披露符合要求。“安然事件”丑闻发生后，美国奥克斯利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于2002年7月颁布了《萨班斯法案》，其中与公司相关度最高的是302、404和906条款，强化公司高管对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责任，强调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提高外部审计的独立性，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并加重对违法行为的处罚。

（二）欧盟国家

根据欧盟2003年的立法草案，所有已在欧盟国家上市的约7000家公司（包括保险公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最迟应当从2005年开始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财务报表，进行信息披露。《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保险公司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其中的第4号《保险合同》。为了使保险公司在2005年能够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决定将保险合同项目分为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成果于2004年3月，主要对现行保险会计实务做出一定修改，第二阶段是由保险合同专家组对保险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审视，帮助分析保险合同相关的会计问题。尽管第二阶段涉及到对保险公司会计的具体确认与计量且目前尚处于讨论阶段，但是第一阶段所规范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已经明显改善提高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更好地满足各个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另外，欧盟国家证券监管部门、保险监管机构和司法部门也纷纷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比如英国出台了《公司治理综合准则》。

（三）日本

日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对保险信息披露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基本实施了较为完全的信息披露制度。为确立长期有效的保险监管体制，日本政府新建了日本金融监管厅，在金融监管厅下设保险部，要求监管不仅要对保险公司负责，更要对市场负责。因此，作为监管基础的会计、审计程序和报告应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只有如此才便于统一公平地衡量资产质量和运营状况。只有良好的信息披露，才能实现监管的中立与公平，才能保证市场竞争的透明和效率。为全力恢复市场对保险业财务报表的信任度，要求采用美国会计、审计标准，同时要求非上市保险公司必须履行与上市公司相同的义务，进行同等程度的信息披露，接受相同的会计审计，并明确了保险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伪造财务报告的法律责任。

（四）新加坡

新加坡对于保险信息披露的规范主要见诸于《公司法》、《保险法》和新加坡注册会计师协会（ICPAS）颁布的会计准则（SES），上市的保险公司必须遵循SES的相关披露要求。新加坡保险管理局对保险信息披露的具体规范主要依靠一些指引性文件。

（五）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审查委员会的《综合保险业务与财务报告》分别包括公司形式和非公司形式的对外报告，同时还颁布了规定向监管机构报送的监管报表的文件，保险监管机构也出台一些规章制度，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

四、启示与建议

（一）信息披露制度既要努力与国际惯例趋同，又要考虑本国体制背景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信息披露制度的国际协调化，其背后是保险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只有在统一、科学、严格的会计准则基础上，各公司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比性才能得到保障。但趋同不等于完全等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所建立的会计准则体系，在要求其符合技术性规范的同时，还应考虑国家体制背景。我国财政部2006年2月颁布《企业会计准则》，其中与保险公司相关度最高的是《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合同》、《企业会计准则第26号——再保险合同》，规范了保险人签发的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和相关信息的列报。这些准则在根本实质上实现了与国际规则趋同，但同时又充分考虑了中国国情，把趋同与创新结合起来。比如，国际会计准则对保险合同成立的要素主要看重大保险风险的转移程度，而在我国新准则下，将“重

大“两字移去，保险合同成立的要素主要看是否存在保险风险，不考虑保险风险转移的程度。又如，美国通用会计准则FAS60《保险公司会计处理和编报规则》第29条规定承保费用应予以资本化，并且根据相关保费收入的确认比例予以摊销。国际会计准则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实务操作中通常对保险合同（长期及短期）的承保费用采用递延摊销的方法。而在我国新准则下，承保费用应当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不能递延。

（二）信息披露应实行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采取适当披露方式

通过1~21-文献回顾可以看出，信息不对称是信息披露产生的理论基础。一般来说，完全通过保险公司进行直接自愿的信息披露是不可行的。因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保险公司在完全基于自身利益来选择所披露信息的条件下，会出于自身效益性和安全性的考虑，而通过虚假信息、粉饰报表等手段掩饰其不良的经营状况。因而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逆向选择问题。通过强制信息披露减轻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信息误导、风险累积，提高稳健型保险公司的信誉，符合建立信息披露制度的初衷。1998年以来，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证实，过度的信息屏蔽和金融透明度差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在这些国家中，缺乏全国统一的披露要求，缺乏单个金融机构的关键财务数据，缺乏对金融监管机构或公众提供不准确报告行为的严厉惩罚措施，缺乏对金融机构本身的独立的资信评级机构，投资者要区分健康与不健康金融机构常常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强制性信息披露对于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内幕交易和信息误导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也可能因此产生负面效应，如迫使公司公开本属商业秘密的事项，这样不利于竞争。所以，全然不顾信息披露的代价而一味追求所谓的充分披露，则可能严重损害当事者的利益。由此可见，强制披露的信息与自愿披露的信息是相互补充的信息源，理想的情况应该是实行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进行适度的信息披露。一方面，政府通过重点加强有关披露的规则、制度的设计，制定最低披露要求、公认的会计和审计准则，逐步加强对披露行为的管束，以逐步明确披露的内容、格式和方法，强制公司按照规定披露信息；另一方面，对于最低规定以外的信息，由公司采取自愿的方式进行披露。

（三）应加强公司治理框架下信息披露建设，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效制衡和良性互动

从以上比较分析显示，近几年来，美国、欧盟国家、澳大利亚等国家提出了公司治理中信息披露的新规则，从各国法案来看，无一不强调了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制衡的关系。可以说，会计信息披露是公司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是公司治理的基石。真实而全面的会计信息披露为参与公司治理的各个主体提供了他们所需的直接的信息来源，使得公司治理能够有效运作。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人”问题的存在，需要在委托关系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即通过一套制度安排来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规范会计行为，使真实、公允的信息的产生成为可能，从而可以使委托人正确评价人受托责任完成的情况，减少人的偷懒行为和道德不良，降低成本。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制约着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

保险公司应充分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和重要性，并采取相应对策实现会计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的有效制衡和良性互动。在我国现有的治理框架下，可以考虑在董事会下增设专门的“披露委员会”，主要由公司的法律、财务、审计等人员组成，具体包括总法律顾问、首席会计师、首席风险管理官、内部审计师等，负责考虑信息的重要性、及时确定对外披露事项；同时，在信息披露中增加公司治理结构的信息含量和实质内涵，强化对公司治理激励约束机制的信息披露。

（四）应加强保险监管机构对信息披露的干预，完善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系统

保险信息披露制度范文篇4

综观国际保险业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保队全球化的进一步拓展，世界各国保险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保险机构间的竞争愈发激烈。特别是在衍生保险产品创新迅猛发展以及保险市场网络化、信息化的新形势下，经济中不确定因素急剧增长，潜在的保险风险逐渐显现，破产危机频频爆发。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全世界共有600多家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问题，其中美国占60％以上，欧州占10％左右。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美国保险业曾出现过较大规模的偿付能力危机，仅就寿险公司而言，经营失败的数量达300多家。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寿险公司出现了大规模倒闭现象。特别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白1997年“日产生命”破产以后，日本先后共有7家寿险公司倒闭，给世界寿险业带来巨大震动。探析近些年来全球爆发的保险偿付能力危机，就会发现不能承担的高信用率即预定利率，资产风险过于集中，流动性差，缺乏风险管理的制度、技术和资本，缺乏全球性监管的有效措施是保险风险日益增强的深层原因。而保险会计体系缺乏透明度、保险业过度的信息屏蔽、市场约束力量薄弱是造成保险体系累积性风险，导致全球偿付危机的重要根源。增加保险运行透明度、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当今保险业运行与监管的重要问题。因此，在国际上加强和改善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完善监管制度、进行有效监管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正处于保险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我国保险市场已处于完全开放状态，保险体系逐步与国际保险体系全面接轨，大量的外资保险公司正在迅速进驻我国市场，我国保险机构面对来自跨国金融集团的强力挑战，保险市场的竞争愈来愈激烈。提高保险公司信息披露水平是我国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市场约束，提高保险信息透明度的必然要求和参与国际保险竞争的重要条件。上市保险公司的日益增多，保险公司业务的创新，保险公司对新兴技术的采用，保险会计信息的透明化、明朗化、公开化已成为保险公司必须履行的一项强制性义务。因此，保险公司如何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满足各方决策需要成为会计、保险、证券理论界和实务界愈为关注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国外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文献综述和比较研究，对我国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提出现实的构想与设计。

二、国外关于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的文献综述

（一）控制论中对有关“信息”概念的分析

按照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理论，信息是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经济活动的客观反馈，是对事物本质的传导，它具有事物自身反映的真实性、相关性和及时性。在不确定的现实环境中，经济主体的决策主要依赖于信息。所谓信息披露也主要就是传递信息计量的过程，并将信息计量的结果用一定的形式传递给外部信息使用者以便于他们决策。由于信息成本及公共品等原因，经营者一般不愿或尽量少披露信息，造成在经营者（信息供给方）和投资者与债权人（信息需求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分布的不均衡。更严重的是，因受经济利益驱动，还可能出现市场欺诈和市场操纵，严重危害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建立统一协调的信息披露制度，约束信息供给方的行为，对于增强经济运行透明度、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具有重大的意义，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决定着市场运作的效率水平。

（二）信息论中有关“信息”概念的分析

信息论创始人申农（c．E．Shannon）从信息量的角度出发，认为信息是人们对事物了解的不确定性的度量，每一次信息的获取都是一次减少或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的过程。申农提出的信息可以用两次不定性之差来表示，即：I=S（Q／X）-S（Q／x‘）上式中，I代表信息，Q表示对某事的疑问，s表示不确定性，x为收到信息前关于Q的知识，x’为收到信息后关于Q的知识。该式表示的意思是，如果消息的内容是收到人已知的，那么该人收到消息后就不会引起知识的变化，不定性没有消除或减少；反之，如果收到人对消息的内容事先并不知道，那么收到后就会引起知识的变化，不确定性就有所减少或消除。因此，从上式可以看出，只有通过信息拥有者的信息处理和传递，才能消除由于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引发的事物不确定性，减少对系统内外部事物的不利影响。

（三）关于保险信息的不对称性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认为，保险公司中很可能存在着经营状况和道德操守欠佳的公司。在投保人或潜在投资人与保险公司交易的过程中，保险公司掌握的有关自身的信息远远多于交易对方。如果影响交易的信息不能够及时准确的披露，一旦保险公司经营困难或破产，将会给交易对方造成经济损失。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在市场上，不解决信息约束问题，完全依靠经济刺激并不能导致经济的最优分配。

（四）关于金融危机和信息披露之间的联系

对于金融危机与信息披露之间的联系，金融学家纷纷提出了各种理论。国际金融理论前沿研究已将信息经济学及其信息控制方法引入传统的金融风险与监管领域，特别是引入信息披露制度，导致对传统金融业经营与监管的反思。1998年，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从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的基本思想出发，分析了当代金融危机爆发的成因，认为其重要根源就是金融透明度差，过度的信息蔽障。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等运用信息经济学，分析和诠释20纪末全球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强调了在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封闭信息、过度保护、隐蔽实际财务状况以及所采用的传统金融监管方式，都对金融风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信息披露制度问题在金融风暴中凸显出来。

三、国外关于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体系

（一）美国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60号公报是专对保险业所的第一份财务会计的标准，该公报适用于公司组织的人寿保险业、财产及责任保险业以及所有保险业的财务报表一般目的所建立的会计与报表表达的标准。

同时，美国的信息披露状况还要接受国际机构的监督。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先后出台了多项关于保险信息披露的指引，其中，《保险监管核心原则和方法（ICP）》中的第26条专门对保险公司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作出了要求：保险公司应披露的财务状况和面临风险的信息；披露包括财务状况、财务表现等定量和定性的信息；面临的风险和如何管理风险的情况及公司治理及管理；至少每年提供一次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并对外公布；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监控，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披露符合要求。“安然事件”丑闻发生后，美国奥克斯利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于2002年7月颁布了《萨班斯法案》，其中与公司相关度最高的是302、404和906条款，强化公司高管对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责任，强调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提高外部审计的独立性，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并加重对违法行为的处罚。

（二）欧盟国家

根据欧盟2003年的立法草案，所有已在欧盟国家上市的约7000家公司（包括保险公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最迟应当从2005年开始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财务报表，进行信息披露。《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保险公司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其中的第4号《保险合同》。为了使保险公司在2005年能够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决定将保险合同项目分为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成果于2004年3月，主要对现行保险会计实务做出一定修改，第二阶段是由保险合同专家组对保险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审视，帮助分析保险合同相关的会计问题。尽管第二阶段涉及到对保险公司会计的具体确认与计量且目前尚处于讨论阶段，但是第一阶段所规范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已经明显改善提高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更好地满足各个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另外，欧盟国家证券监管部门、保险监管机构和司法部门也纷纷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比如英国出台了《公司治理综合准则》。

（三）日本

日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对保险信息披露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基本实施了较为完全的信息披露制度。为确立长期有效的保险监管体制，日本政府新建了日本金融监管厅，在金融监管厅下设保险部，要求监管不仅要对保险公司负责，更要对市场负责。因此，作为监管基础的会计、审计程序和报告应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只有如此才便于统一公平地衡量资产质量和运营状况。只有良好的信息披露，才能实现监管的中立与公平，才能保证市场竞争的透明和效率。为全力恢复市场对保险业财务报表的信任度，要求采用美国会计、审计标准，同时要求非上市保险公司必须履行与上市公司相同的义务，进行同等程度的信息披露，接受相同的会计审计，并明确了保险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伪造财务报告的法律责任。

（四）新加坡

新加坡对于保险信息披露的规范主要见诸于《公司法》、《保险法》和新加坡注册会计师协会（ICPAS）颁布的会计准则（SES），上市的保险公司必须遵循SES的相关披露要求。新加坡保险管理局对保险信息披露的具体规范主要依靠一些指引性文件。

（五）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审查委员会的《综合保险业务与财务报告》分别包括公司形式和非公司形式的对外报告，同时还颁布了规定向监管机构报送的监管报表的文件，保险监管机构也出台一些规章制度，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

四、启示与建议

（一）信息披露制度既要努力与国际惯例趋同，又要考虑本国体制背景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信息披露制度的国际协调化，其背后是保险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只有在统一、科学、严格的会计准则基础上，各公司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比性才能得到保障。但趋同不等于完全等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所建立的会计准则体系，在要求其符合技术性规范的同时，还应考虑国家体制背景。我国财政部2006年2月颁布《企业会计准则》，其中与保险公司相关度最高的是《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合同》、《企业会计准则第26号——再保险合同》，规范了保险人签发的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和相关信息的列报。这些准则在根本实质上实现了与国际规则趋同，但同时又充分考虑了中国国情，把趋同与创新结合起来。比如，国际会计准则对保险合同成立的要素主要看重大保险风险的转移程度，而在我国新准则下，将“重

大“两字移去，保险合同成立的要素主要看是否存在保险风险，不考虑保险风险转移的程度。又如，美国通用会计准则FAS60《保险公司会计处理和编报规则》第29条规定承保费用应予以资本化，并且根据相关保费收入的确认比例予以摊销。国际会计准则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实务操作中通常对保险合同（长期及短期）的承保费用采用递延摊销的方法。而在我国新准则下，承保费用应当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不能递延。

（二）信息披露应实行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采取适当披露方式

通过1~21-文献回顾可以看出，信息不对称是信息披露产生的理论基础。一般来说，完全通过保险公司进行直接自愿的信息披露是不可行的。因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保险公司在完全基于自身利益来选择所披露信息的条件下，会出于自身效益性和安全性的考虑，而通过虚假信息、粉饰报表等手段掩饰其不良的经营状况。因而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逆向选择问题。通过强制信息披露减轻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信息误导、风险累积，提高稳健型保险公司的信誉，符合建立信息披露制度的初衷。1998年以来，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证实，过度的信息屏蔽和金融透明度差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在这些国家中，缺乏全国统一的披露要求，缺乏单个金融机构的关键财务数据，缺乏对金融监管机构或公众提供不准确报告行为的严厉惩罚措施，缺乏对金融机构本身的独立的资信评级机构，投资者要区分健康与不健康金融机构常常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强制性信息披露对于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内幕交易和信息误导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也可能因此产生负面效应，如迫使公司公开本属商业秘密的事项，这样不利于竞争。所以，全然不顾信息披露的代价而一味追求所谓的充分披露，则可能严重损害当事者的利益。由此可见，强制披露的信息与自愿披露的信息是相互补充的信息源，理想的情况应该是实行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进行适度的信息披露。一方面，政府通过重点加强有关披露的规则、制度的设计，制定最低披露要求、公认的会计和审计准则，逐步加强对披露行为的管束，以逐步明确披露的内容、格式和方法，强制公司按照规定披露信息；另一方面，对于最低规定以外的信息，由公司采取自愿的方式进行披露。

（三）应加强公司治理框架下信息披露建设，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效制衡和良性互动

从以上比较分析显示，近几年来，美国、欧盟国家、澳大利亚等国家提出了公司治理中信息披露的新规则，从各国法案来看，无一不强调了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制衡的关系。可以说，会计信息披露是公司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是公司治理的基石。真实而全面的会计信息披露为参与公司治理的各个主体提供了他们所需的直接的信息来源，使得公司治理能够有效运作。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人”问题的存在，需要在委托关系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即通过一套制度安排来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规范会计行为，使真实、公允的信息的产生成为可能，从而可以使委托人正确评价人受托责任完成的情况，减少人的偷懒行为和道德不良，降低成本。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制约着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

保险公司应充分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和重要性，并采取相应对策实现会计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的有效制衡和良性互动。在我国现有的治理框架下，可以考虑在董事会下增设专门的“披露委员会”，主要由公司的法律、财务、审计等人员组成，具体包括总法律顾问、首席会计师、首席风险管理官、内部审计师等，负责考虑信息的重要性、及时确定对外披露事项；同时，在信息披露中增加公司治理结构的信息含量和实质内涵，强化对公司治理激励约束机制的信息披露。

（四）应加强保险监管机构对信息披露的干预，完善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系统

保险信息披露制度范文篇5

综观国际保险业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保队全球化的进一步拓展，世界各国保险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保险机构间的竞争愈发激烈。特别是在衍生保险产品创新迅猛发展以及保险市场网络化、信息化的新形势下，经济中不确定因素急剧增长，潜在的保险风险逐渐显现，破产危机频频爆发。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全世界共有600多家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问题，其中美国占60％以上，欧州占10％左右。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美国保险业曾出现过较大规模的偿付能力危机，仅就寿险公司而言，经营失败的数量达300多家。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寿险公司出现了大规模倒闭现象。特别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白1997年“日产生命”破产以后，日本先后共有7家寿险公司倒闭，给世界寿险业带来巨大震动。探析近些年来全球爆发的保险偿付能力危机，就会发现不能承担的高信用率即预定利率，资产风险过于集中，流动性差，缺乏风险管理的制度、技术和资本，缺乏全球性监管的有效措施是保险风险日益增强的深层原因。而保险会计体系缺乏透明度、保险业过度的信息屏蔽、市场约束力量薄弱是造成保险体系累积性风险，导致全球偿付危机的重要根源。增加保险运行透明度、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当今保险业运行与监管的重要问题。因此，在国际上加强和改善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完善监管制度、进行有效监管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正处于保险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我国保险市场已处于完全开放状态，保险体系逐步与国际保险体系全面接轨，大量的外资保险公司正在迅速进驻我国市场，我国保险机构面对来自跨国金融集团的强力挑战，保险市场的竞争愈来愈激烈。提高保险公司信息披露水平是我国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市场约束，提高保险信息透明度的必然要求和参与国际保险竞争的重要条件。上市保险公司的日益增多，保险公司业务的创新，保险公司对新兴技术的采用，保险会计信息的透明化、明朗化、公开化已成为保险公司必须履行的一项强制性义务。因此，保险公司如何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满足各方决策需要成为会计、保险、证券理论界和实务界愈为关注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国外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文献综述和比较研究，对我国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提出现实的构想与设计。

二、国外关于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的文献综述

（一）控制论中对有关“信息”概念的分析

按照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理论，信息是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经济活动的客观反馈，是对事物本质的传导，它具有事物自身反映的真实性、相关性和及时性。在不确定的现实环境中，经济主体的决策主要依赖于信息。所谓信息披露也主要就是传递信息计量的过程，并将信息计量的结果用一定的形式传递给外部信息使用者以便于他们决策。由于信息成本及公共品等原因，经营者一般不愿或尽量少披露信息，造成在经营者（信息供给方）和投资者与债权人（信息需求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分布的不均衡。更严重的是，因受经济利益驱动，还可能出现市场欺诈和市场操纵，严重危害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建立统一协调的信息披露制度，约束信息供给方的行为，对于增强经济运行透明度、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具有重大的意义，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决定着市场运作的效率水平。

（二）信息论中有关“信息”概念的分析

信息论创始人申农（c．E．Shannon）从信息量的角度出发，认为信息是人们对事物了解的不确定性的度量，每一次信息的获取都是一次减少或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的过程。申农提出的信息可以用两次不定性之差来表示，即：I=S（Q／X）-S（Q／x‘）上式中，I代表信息，Q表示对某事的疑问，s表示不确定性，x为收到信息前关于Q的知识，x’为收到信息后关于Q的知识。该式表示的意思是，如果消息的内容是收到人已知的，那么该人收到消息后就不会引起知识的变化，不定性没有消除或减少；反之，如果收到人对消息的内容事先并不知道，那么收到后就会引起知识的变化，不确定性就有所减少或消除。因此，从上式可以看出，只有通过信息拥有者的信息处理和传递，才能消除由于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引发的事物不确定性，减少对系统内外部事物的不利影响。

（三）关于保险信息的不对称性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认为，保险公司中很可能存在着经营状况和道德操守欠佳的公司。在投保人或潜在投资人与保险公司交易的过程中，保险公司掌握的有关自身的信息远远多于交易对方。如果影响交易的信息不能够及时准确的披露，一旦保险公司经营困难或破产，将会给交易对方造成经济损失。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在市场上，不解决信息约束问题，完全依靠经济刺激并不能导致经济的最优分配。

（四）关于金融危机和信息披露之间的联系

对于金融危机与信息披露之间的联系，金融学家纷纷提出了各种理论。国际金融理论前沿研究已将信息经济学及其信息控制方法引入传统的金融风险与监管领域，特别是引入信息披露制度，导致对传统金融业经营与监管的反思。1998年，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从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的基本思想出发，分析了当代金融危机爆发的成因，认为其重要根源就是金融透明度差，过度的信息蔽障。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等运用信息经济学，分析和诠释20纪末全球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强调了在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封闭信息、过度保护、隐蔽实际财务状况以及所采用的传统金融监管方式，都对金融风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信息披露制度问题在金融风暴中凸显出来。

三、国外关于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体系

（一）美国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60号公报是专对保险业所的第一份财务会计的标准，该公报适用于公司组织的人寿保险业、财产及责任保险业以及所有保险业的财务报表一般目的所建立的会计与报表表达的标准。

同时，美国的信息披露状况还要接受国际机构的监督。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先后出台了多项关于保险信息披露的指引，其中，《保险监管核心原则和方法（ICP）》中的第26条专门对保险公司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作出了要求：保险公司应披露的财务状况和面临风险的信息；披露包括财务状况、财务表现等定量和定性的信息；面临的风险和如何管理风险的情况及公司治理及管理；至少每年提供一次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并对外公布；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监控，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披露符合要求。“安然事件”丑闻发生后，美国奥克斯利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于2002年7月颁布了《萨班斯法案》，其中与公司相关度最高的是302、404和906条款，强化公司高管对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责任，强调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提高外部审计的独立性，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并加重对违法行为的处罚。

（二）欧盟国家

根据欧盟2003年的立法草案，所有已在欧盟国家上市的约7000家公司（包括保险公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最迟应当从2005年开始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财务报表，进行信息披露。《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保险公司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其中的第4号《保险合同》。为了使保险公司在2005年能够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决定将保险合同项目分为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成果于2004年3月，主要对现行保险会计实务做出一定修改，第二阶段是由保险合同专家组对保险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审视，帮助分析保险合同相关的会计问题。尽管第二阶段涉及到对保险公司会计的具体确认与计量且目前尚处于讨论阶段，但是第一阶段所规范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已经明显改善提高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更好地满足各个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另外，欧盟国家证券监管部门、保险监管机构和司法部门也纷纷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比如英国出台了《公司治理综合准则》。

（三）日本

日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对保险信息披露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基本实施了较为完全的信息披露制度。为确立长期有效的保险监管体制，日本政府新建了日本金融监管厅，在金融监管厅下设保险部，要求监管不仅要对保险公司负责，更要对市场负责。因此，作为监管基础的会计、审计程序和报告应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只有如此才便于统一公平地衡量资产质量和运营状况。只有良好的信息披露，才能实现监管的中立与公平，才能保证市场竞争的透明和效率。为全力恢复市场对保险业财务报表的信任度，要求采用美国会计、审计标准，同时要求非上市保险公司必须履行与上市公司相同的义务，进行同等程度的信息披露，接受相同的会计审计，并明确了保险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伪造财务报告的法律责任。

（四）新加坡

新加坡对于保险信息披露的规范主要见诸于《公司法》、《保险法》和新加坡注册会计师协会（ICPAS）颁布的会计准则（SES），上市的保险公司必须遵循SES的相关披露要求。新加坡保险管理局对保险信息披露的具体规范主要依靠一些指引性文件。

（五）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审查委员会的《综合保险业务与财务报告》分别包括公司形式和非公司形式的对外报告，同时还颁布了规定向监管机构报送的监管报表的文件，保险监管机构也出台一些规章制度，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

四、启示与建议

（一）信息披露制度既要努力与国际惯例趋同，又要考虑本国体制背景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信息披露制度的国际协调化，其背后是保险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只有在统一、科学、严格的会计准则基础上，各公司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比性才能得到保障。但趋同不等于完全等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所建立的会计准则体系，在要求其符合技术性规范的同时，还应考虑国家体制背景。我国财政部2006年2月颁布《企业会计准则》，其中与保险公司相关度最高的是《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合同》、《企业会计准则第26号——再保险合同》，规范了保险人签发的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和相关信息的列报。这些准则在根本实质上实现了与国际规则趋同，但同时又充分考虑了中国国情，把趋同与创新结合起来。比如，国际会计准则对保险合同成立的要素主要看重大保险风险的转移程度，而在我国新准则下，将“重大“两字移去，保险合同成立的要素主要看是否存在保险风险，不考虑保险风险转移的程度。又如，美国通用会计准则FAS60《保险公司会计处理和编报规则》第29条规定承保费用应予以资本化，并且根据相关保费收入的确认比例予以摊销。国际会计准则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实务操作中通常对保险合同（长期及短期）的承保费用采用递延摊销的方法。而在我国新准则下，承保费用应当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不能递延。

（二）信息披露应实行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采取适当披露方式

通过1-21-文献回顾可以看出，信息不对称是信息披露产生的理论基础。一般来说，完全通过保险公司进行直接自愿的信息披露是不可行的。因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保险公司在完全基于自身利益来选择所披露信息的条件下，会出于自身效益性和安全性的考虑，而通过虚假信息、粉饰报表等手段掩饰其不良的经营状况。因而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逆向选择问题。通过强制信息披露减轻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信息误导、风险累积，提高稳健型保险公司的信誉，符合建立信息披露制度的初衷。1998年以来，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证实，过度的信息屏蔽和金融透明度差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在这些国家中，缺乏全国统一的披露要求，缺乏单个金融机构的关键财务数据，缺乏对金融监管机构或公众提供不准确报告行为的严厉惩罚措施，缺乏对金融机构本身的独立的资信评级机构，投资者要区分健康与不健康金融机构常常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强制性信息披露对于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内幕交易和信息误导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也可能因此产生负面效应，如迫使公司公开本属商业秘密的事项，这样不利于竞争。所以，全然不顾信息披露的代价而一味追求所谓的充分披露，则可能严重损害当事者的利益。由此可见，强制披露的信息与自愿披露的信息是相互补充的信息源，理想的情况应该是实行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进行适度的信息披露。一方面，政府通过重点加强有关披露的规则、制度的设计，制定最低披露要求、公认的会计和审计准则，逐步加强对披露行为的管束，以逐步明确披露的内容、格式和方法，强制公司按照规定披露信息；另一方面，对于最低规定以外的信息，由公司采取自愿的方式进行披露。

（三）应加强公司治理框架下信息披露建设，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效制衡和良性互动

从以上比较分析显示，近几年来，美国、欧盟国家、澳大利亚等国家提出了公司治理中信息披露的新规则，从各国法案来看，无一不强调了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制衡的关系。可以说，会计信息披露是公司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是公司治理的基石。真实而全面的会计信息披露为参与公司治理的各个主体提供了他们所需的直接的信息来源，使得公司治理能够有效运作。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人”问题的存在，需要在委托关系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即通过一套制度安排来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规范会计行为，使真实、公允的信息的产生成为可能，从而可以使委托人正确评价人受托责任完成的情况，减少人的偷懒行为和道德不良，降低成本。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制约着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

保险公司应充分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和重要性，并采取相应对策实现会计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的有效制衡和良性互动。在我国现有的治理框架下，可以考虑在董事会下增设专门的“披露委员会”，主要由公司的法律、财务、审计等人员组成，具体包括总法律顾问、首席会计师、首席风险管理官、内部审计师等，负责考虑信息的重要性、及时确定对外披露事项；同时，在信息披露中增加公司治理结构的信息含量和实质内涵，强化对公司治理激励约束机制的信息披露。公务员之家

（四）应加强保险监管机构对信息披露的干预，完善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系统

保险信息披露制度范文篇6

关键词：保险；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四性”

一、“四性”：证券市场对保险公司上市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

保险公司上市后，它作为一种公众公司，不仅应向政府监管部门提供可靠的信息，更应该向投资者、投保人和社会公众提供公正、有效的会计信息，并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近几年来，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以及国外相关机构出台了一些具体用于规范保险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制度、法律和法规，它们可以概括为“四性”，即真实性、充分性、及时性、主动性。如：财政部2001年11月颁布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明确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特征，强调了会计报表附注的重要性，增加了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变动表，充分考虑了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2006年2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其中与保险公司相关度最高的是《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一原保险合同》、《企业会计准则第26号一再保险合同》，规范了保险人签发的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和相关信息的列报。中国证监会2005年10月颁布的《证券法》，要求每个会计期间对外应提供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3号－保险公司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4号－保险公司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2000．11．2)，规范了会计报表附注和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中国保监会2003年3月颁布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要求保险公司应按编报规则填报认可资产表和认可负债表，并披露相关偿付能力监管指标；《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第1－5号》(2004年)，统一了偿付能力报告的编报标准和口径；《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第6－9号》(2005年)，从以业绩为核心的静态监管向以风险为核心的动态监管过渡；《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2006．2．7)，强调了公司治理结构在会计信息披露中的核心作用。美国奥克斯利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2002年7月颁布的《萨班斯法案》，其中与公司相关度最高的是302、404和906条款，强化公司高管对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责任，强调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提高外部审计的独立性，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并加重对违法行为的处罚。

二、保险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四性”角度的考察

(一)会计信息披露缺乏真实性

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做假保费。比如为了虚增保费，以借款、集资方式投保，以实物抵交保费，以赔款和提取手续费方式提取资金后转入保费账户，虚构保险标的进行虚假承保等。(2)做假赔款。比如通过制造假赔案或压赔案，将当年赔款支出人为调节到未达账项等诸多方式增加或减少赔款；将未决赔案当作利润实现的调节器。(3)手续费支付混乱。有的公司使用尚未取得资格的人非法，蓄意提高手续费标准；有的公司为了招揽业务，将超标准的手续费以开假发票形式在营业费用中列支。(4)费用超支、成本不实。有的公司钱已经花了，但当时没有费用指标就采用压发票、不入账等方式，赔案中以查勘费的名义大量列支经营费用。(5)通过不恰当的比例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有些公司在预计资产损失和计提减值准备时，无视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倾向性。(6)操纵应计项目。比如应收保费不入账或少入账来逃避保险责任，减少营业税等相关税金；对超过规定期限的呆滞放款仍通过应收利息挂帐，形成虚假收入和虚假利润；利用“其它应收款”进行应收保费、费用、基建规模挂账，化整为零的处理违法业务。(7)通过责任准备金的调整控制利润。一些公司利用保险行业利润的预计性特点，滥用会计估计，选择最能体现其现实意图的责任准备金的提取方法来操纵利润。(8)关联交易调整利润。如为了避免不良资产经营产生的亏损或损失，达到支持上市公司的目的，运用“金蝉脱壳”的方法，将不良资产剥离给母公司或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二)会计信息披露缺乏充分性

某些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不够全面、不够详细，主要表现在：(1)会计报表附注披露内容和方法极其简单。会计报表附注几乎没有，即使有也只是简单的几项，比如业务量、资金总额、机构人员情况等，重大事项均未予披露，定量的信息、预测性信息根本就没有。(2)衍生保险产品信息披露不充分。对分红保险、投资连接保险、万能寿险、变额保险等投资类寿险产品，披露内容主要是投资收益情况，对于独立账户财务状况、独立账户资产估值方法、保单持有人利益等情况、公司留存的分红产品收益、分红比率都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极易产生误导作用。(3)偿付能力信息披露不规范。(4)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信息含量不高。对公司治理的信息披露多为原则性的陈述，泛泛而谈，而不能够坦然揭示公司治理存在的实质性问题。(5)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的比例存在严重失调。有些公司过于偏重财务信息而忽略了非财务信息的披露，缺乏对公司核心能力、管理当局对公司信息的分析评价、背景信息、社会责任等信息的披露。

(三)会计信息披露缺乏及时性

某些上市公司发生重大事件时，没有立即将该重大事件的报告提交证券交易场所和证监会，也不向社会公布，说明事件的实质，如某些公司由于发生巨额赔款，现金流量面临严重不足，这一重大事件变化的情况在年报中没有公布。另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财务会计报告的披露时间远远滞后于财政部规定的时间，这无疑给保险公司提供了宽松和便利，期间容易造成不合理的内幕交易。

(四)会计信息披露缺乏主动性

长期以来，保险界对信息披露存在一种误解，认为保险是经营风险的高负债经营机构，这些风险信息的披露，会影响公司甚至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因此，对信息披露产生一种害怕和回避的心理，不愿让投保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知道本身存在的暗点；还有些公司把信息披露看成是一种额外的负担，甚至还有人把信息披露看成是泄漏公司商业机密的行为，而不是把它看成是在市场经济下，公司应该承担的一种义务和投资者、投保人等应该获得的一种权利，因而往往不是主动地去披露有关信息，而是抱着能少披露就少披露，甚至不披露的观点，在信息披露上处于一种被动应付的局面。在信息披露时对有利事项披露较多，对不利事项披露较少或根本不披露；强制性信息披露较多，自愿性信息披露较少；对取得的成绩夸张渲染，而对存在的问题则力求遮掩甚至没有。

三、加强“四性”：保险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优化

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和“搭便车”(free－riding)、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和道德风险(moralhazard)，会导致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所以会计信息披露需要通过政府立法、制定会计准则等强制性手段以及公司内部建立管理和监督机制来加强“四性”。

(一)尽快推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加强“四性”的必然选择

1．改变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针对借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操纵利润的问题，新资产减值准则明确规定，在会计期末是否必须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应当首先取决于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如果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则不必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也不必确认减值损失，另外计提的减值准备不得转回。

2．明确保险人签发的原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和相关信息的列报。原保险合同会计准则强调保险人应当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各种责任准备金的余额，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各种责任准备金提取情况，在附注中披露各项准备金的增减变动情况、提取各项准备金充足性测试的主要精算假设和方法，突出了保险经营的风险性和负债性，反映了责任准备金在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地位。而且，该准则规定除了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保费收入外，还应单独列示退保费和已赚保费情况；除了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赔付成本外，还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代位追偿款、损余物资的有关情况，使得保费收入和赔付成本信息更为真实、可靠。

3．明确保险人签发的再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和相关信息的列报。再保险分出人应当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应收的各项分保责任准备金以及再保险接受人的应收分保账款和再保险分出人应付分保账款；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分保费收入、分出保费、摊回分保费用、分保费用、摊回赔付成本、分保赔付成本、摊回未决赔款准备金、摊回寿险责任准备金、摊回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在附注中披露分入业务各项分保准备金的增减变动情况、分科业务提取各项分保准备金及进行分保准备金充足性测试的主要精算假设和方法，以充分揭示分保业务引起的信用风险。

(二)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建设：加强“四性”的基本要求

1．加强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上市保险公司的财务报告除了披露公司财务数据和业务数据等财务信息外，还需要披露以下非财务信息：公司概况；公司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及出售资产、吸收合并实现的简要情况、进程，以及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的影响，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股东大会简介，董事会及监事会报告，行业风险和公司自身风险，各项准备的计提方法、计提比例及期初数、期末数，保险资金的运用情况，境内外同业拆入、拆出资金情况，应收保费、应付保户利差情况，偿付能力情况；公司核心能力、管理当局对公司信息的分析、背景信息、社会责任信息等，以满足各种信息需求者的决策需要。

2．加强偿付能力信息的披露。对于偿付能力信息的披露，应严格按照保监会颁布的有关管理规定和编报规则执行。新颁布的《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第6—9号》中，偿付能力信息披露的力度加大了、内容更加细化、标准更加严格，保险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风险控制能力的要求更高了。关于综合收益，要求保险公司披露营业费用在承保业务、投资业务、受托管理业务和其他业务之间的分配标准；还要披露各险种的直接业务保费、分人保费、分出保费、赔款和给付、退保金；寿险公司保费收入居前十位的保险产品的明细信息，包括保费收入、预定利率、预定费用率、销售时间等。对投资连结保险业务在偿付能力报告中的信息披露应按照国际通行做法，要求独立账户资产和独立账户负债应当在认可资产表和认可负债表中单独列示。

3．强化公司治理结构信息的披露。对证监会来说，保险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编制招股说明书时应增加有关内部控制充分性和有效性说明的内容，保险公司还应委托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内部控制制度及风险管理系统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提出改进建议，并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形式作出报告。另外上市保险公司在季报、半年度报告中应披露公司治理信息，对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薪酬应披露到人。保监会应充实公司治理信息的披露内容，增加披露关联方交易和性质、薪酬计划、内部控制等内容。保险公司董事会应当每年向中国保监会提交内控评估报告、风险评估报告和合规报告。

(三)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四性”的关键

公司治理不严、“一个法人”的管理体制不到位是“四性”缺乏的根本原因。在现阶段保险经营行为尚不规范的情况下，国有股占较大的比重。在股权高度集中的条件下，产权是虚拟的，这种产权主体的缺位很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从公司内部关系来看，在“一级法人，分级管理，逐级核算”的管理体制下，由于上级公司对下级公司的考核多以单一的保费为主，并将营业费用与保费收入直接挂钩，在这种“费用是我的，亏损是法人的”经营思想指导下，某些公司不考虑信用效应，不惜以各种方式虚增保费来“挣够自己的费用”，谋求自己的利益。2003年，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在美国上市后，《萨班斯法案》的严厉条件使其在2004年遭遇了审计案件，给在美上市的保险公司敲响了警钟，也使得中国上市保险公司正在进行一次内部控制的全面改革。首先，必须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国有股减持，改变股权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选择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优化股权结构；积极推进保险公司的民营化进程，使股权过分集中和流通股过分分散的现象得到缓解。其次，应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核心作用。保险公司董事会应至少有2名独立董事，与保险公司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可能影响其对公司事务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人士，不得担任独立董事。另外，设计和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管理者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挂钩，使股东目标成为管理者目标，消除激励管理者的利益障碍。

保险信息披露制度范文篇7

保险公司上市后，它作为一种公众公司，不仅应向政府监管部门提供可靠的信息，更应该向投资者、投保人和社会公众提供公正、有效的会计信息，并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近几年来，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以及国外相关机构出台了一些具体用于规范保险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制度、法律和法规，它们可以概括为“四性”，即真实性、充分性、及时性、主动性。如：财政部2001年11月颁布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明确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特征，强调了会计报表附注的重要性，增加了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变动表，充分考虑了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2006年2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其中与保险公司相关度最高的是《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一原保险合同》、《企业会计准则第26号一再保险合同》，规范了保险人签发的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和相关信息的列报。中国证监会2005年10月颁布的《证券法》，要求每个会计期间对外应提供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3号－保险公司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4号－保险公司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2000．11．2)，规范了会计报表附注和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中国保监会2003年3月颁布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要求保险公司应按编报规则填报认可资产表和认可负债表，并披露相关偿付能力监管指标；《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第1－5号》(2004年)，统一了偿付能力报告的编报标准和口径；《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第6－9号》(2005年)，从以业绩为核心的静态监管向以风险为核心的动态监管过渡；《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2006．2．7)，强调了公司治理结构在会计信息披露中的核心作用。美国奥克斯利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2002年7月颁布的《萨班斯法案》，其中与公司相关度最高的是302、404和906条款，强化公司高管对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责任，强调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提高外部审计的独立性，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并加重对违法行为的处罚。

二、保险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四性”角度的考察

(一)会计信息披露缺乏真实性

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做假保费。比如为了虚增保费，以借款、集资方式投保，以实物抵交保费，以赔款和提取手续费方式提取资金后转入保费账户，虚构保险标的进行虚假承保等。(2)做假赔款。比如通过制造假赔案或压赔案，将当年赔款支出人为调节到未达账项等诸多方式增加或减少赔款；将未决赔案当作利润实现的调节器。(3)手续费支付混乱。有的公司使用尚未取得资格的人非法，蓄意提高手续费标准；有的公司为了招揽业务，将超标准的手续费以开假发票形式在营业费用中列支。(4)费用超支、成本不实。有的公司钱已经花了，但当时没有费用指标就采用压发票、不入账等方式，赔案中以查勘费的名义大量列支经营费用。(5)通过不恰当的比例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有些公司在预计资产损失和计提减值准备时，无视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倾向性。(6)操纵应计项目。比如应收保费不入账或少入账来逃避保险责任，减少营业税等相关税金；对超过规定期限的呆滞放款仍通过应收利息挂帐，形成虚假收入和虚假利润；利用“其它应收款”进行应收保费、费用、基建规模挂账，化整为零的处理违法业务。(7)通过责任准备金的调整控制利润。一些公司利用保险行业利润的预计性特点，滥用会计估计，选择最能体现其现实意图的责任准备金的提取方法来操纵利润。(8)关联交易调整利润。如为了避免不良资产经营产生的亏损或损失，达到支持上市公司的目的，运用“金蝉脱壳”的方法，将不良资产剥离给母公司或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二)会计信息披露缺乏充分性

某些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不够全面、不够详细，主要表现在：(1)会计报表附注披露内容和方法极其简单。会计报表附注几乎没有，即使有也只是简单的几项，比如业务量、资金总额、机构人员情况等，重大事项均未予披露，定量的信息、预测性信息根本就没有。(2)衍生保险产品信息披露不充分。对分红保险、投资连接保险、万能寿险、变额保险等投资类寿险产品，披露内容主要是投资收益情况，对于独立账户财务状况、独立账户资产估值方法、保单持有人利益等情况、公司留存的分红产品收益、分红比率都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极易产生误导作用。(3)偿付能力信息披露不规范。(4)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信息含量不高。对公司治理的信息披露多为原则性的陈述，泛泛而谈，而不能够坦然揭示公司治理存在的实质性问题。(5)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的比例存在严重失调。有些公司过于偏重财务信息而忽略了非财务信息的披露，缺乏对公司核心能力、管理当局对公司信息的分析评价、背景信息、社会责任等信息的披露。(三)会计信息披露缺乏及时性

某些上市公司发生重大事件时，没有立即将该重大事件的报告提交证券交易场所和证监会，也不向社会公布，说明事件的实质，如某些公司由于发生巨额赔款，现金流量面临严重不足，这一重大事件变化的情况在年报中没有公布。另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财务会计报告的披露时间远远滞后于财政部规定的时间，这无疑给保险公司提供了宽松和便利，期间容易造成不合理的内幕交易。

(四)会计信息披露缺乏主动性

长期以来，保险界对信息披露存在一种误解，认为保险是经营风险的高负债经营机构，这些风险信息的披露，会影响公司甚至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因此，对信息披露产生一种害怕和回避的心理，不愿让投保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知道本身存在的暗点；还有些公司把信息披露看成是一种额外的负担，甚至还有人把信息披露看成是泄漏公司商业机密的行为，而不是把它看成是在市场经济下，公司应该承担的一种义务和投资者、投保人等应该获得的一种权利，因而往往不是主动地去披露有关信息，而是抱着能少披露就少披露，甚至不披露的观点，在信息披露上处于一种被动应付的局面。在信息披露时对有利事项披露较多，对不利事项披露较少或根本不披露；强制性信息披露较多，自愿性信息披露较少；对取得的成绩夸张渲染，而对存在的问题则力求遮掩甚至没有。

三、加强“四性”：保险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优化

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和“搭便车”(free－riding)、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和道德风险(moralhazard)，会导致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所以会计信息披露需要通过政府立法、制定会计准则等强制性手段以及公司内部建立管理和监督机制来加强“四性”。

(一)尽快推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加强“四性”的必然选择

1．改变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针对借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操纵利润的问题，新资产减值准则明确规定，在会计期末是否必须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应当首先取决于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如果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则不必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也不必确认减值损失，另外计提的减值准备不得转回。

2．明确保险人签发的原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和相关信息的列报。原保险合同会计准则强调保险人应当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各种责任准备金的余额，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各种责任准备金提取情况，在附注中披露各项准备金的增减变动情况、提取各项准备金充足性测试的主要精算假设和方法，突出了保险经营的风险性和负债性，反映了责任准备金在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地位。而且，该准则规定除了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保费收入外，还应单独列示退保费和已赚保费情况；除了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赔付成本外，还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代位追偿款、损余物资的有关情况，使得保费收入和赔付成本信息更为真实、可靠。3．明确保险人签发的再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和相关信息的列报。再保险分出人应当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应收的各项分保责任准备金以及再保险接受人的应收分保账款和再保险分出人应付分保账款；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分保费收入、分出保费、摊回分保费用、分保费用、摊回赔付成本、分保赔付成本、摊回未决赔款准备金、摊回寿险责任准备金、摊回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在附注中披露分入业务各项分保准备金的增减变动情况、分科业务提取各项分保准备金及进行分保准备金充足性测试的主要精算假设和方法，以充分揭示分保业务引起的信用风险。

(二)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建设：加强“四性”的基本要求

1．加强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上市保险公司的财务报告除了披露公司财务数据和业务数据等财务信息外，还需要披露以下非财务信息：公司概况；公司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及出售资产、吸收合并实现的简要情况、进程，以及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的影响，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股东大会简介，董事会及监事会报告，行业风险和公司自身风险，各项准备的计提方法、计提比例及期初数、期末数，保险资金的运用情况，境内外同业拆入、拆出资金情况，应收保费、应付保户利差情况，偿付能力情况；公司核心能力、管理当局对公司信息的分析、背景信息、社会责任信息等，以满足各种信息需求者的决策需要。

2．加强偿付能力信息的披露。对于偿付能力信息的披露，应严格按照保监会颁布的有关管理规定和编报规则执行。新颁布的《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第6—9号》中，偿付能力信息披露的力度加大了、内容更加细化、标准更加严格，保险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风险控制能力的要求更高了。关于综合收益，要求保险公司披露营业费用在承保业务、投资业务、受托管理业务和其他业务之间的分配标准；还要披露各险种的直接业务保费、分人保费、分出保费、赔款和给付、退保金；寿险公司保费收入居前十位的保险产品的明细信息，包括保费收入、预定利率、预定费用率、销售时间等。对投资连结保险业务在偿付能力报告中的信息披露应按照国际通行做法，要求独立账户资产和独立账户负债应当在认可资产表和认可负债表中单独列示。

3．强化公司治理结构信息的披露。对证监会来说，保险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编制招股说明书时应增加有关内部控制充分性和有效性说明的内容，保险公司还应委托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内部控制制度及风险管理系统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提出改进建议，并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形式作出报告。另外上市保险公司在季报、半年度报告中应披露公司治理信息，对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薪酬应披露到人。保监会应充实公司治理信息的披露内容，增加披露关联方交易和性质、薪酬计划、内部控制等内容。保险公司董事会应当每年向中国保监会提交内控评估报告、风险评估报告和合规报告。(三)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四性”的关键

公司治理不严、“一个法人”的管理体制不到位是“四性”缺乏的根本原因。在现阶段保险经营行为尚不规范的情况下，国有股占较大的比重。在股权高度集中的条件下，产权是虚拟的，这种产权主体的缺位很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从公司内部关系来看，在“一级法人，分级管理，逐级核算”的管理体制下，由于上级公司对下级公司的考核多以单一的保费为主，并将营业费用与保费收入直接挂钩，在这种“费用是我的，亏损是法人的”经营思想指导下，某些公司不考虑信用效应，不惜以各种方式虚增保费来“挣够自己的费用”，谋求自己的利益。2003年，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在美国上市后，《萨班斯法案》的严厉条件使其在2004年遭遇了审计案件，给在美上市的保险公司敲响了警钟，也使得中国上市保险公司正在进行一次内部控制的全面改革。首先，必须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国有股减持，改变股权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选择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优化股权结构；积极推进保险公司的民营化进程，使股权过分集中和流通股过分分散的现象得到缓解。其次，应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核心作用。保险公司董事会应至少有2名独立董事，与保险公司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可能影响其对公司事务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人士，不得担任独立董事。另外，设计和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管理者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挂钩，使股东目标成为管理者目标，消除激励管理者的利益障碍。

保险信息披露制度范文篇8

一、社保基金会计信息披露概述

社保基金是指为了保障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待遇，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由缴费单位和缴费个人分别按缴费基数的一定比例缴纳以及通过其他合法方式筹集的专项资金。它是用于支付劳动者因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时所享受的保险金和津贴的资金。社保基金会计信息披露应考虑公开性、公正性和充分性三个基本原则:

1．公开性。社保基金的运营涉及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这使得社保基金信息披露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从而更需要公开这些信息以满足人们对其的强烈需求。

2．公正性。会计信息披露过程中会带有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如，哪些社保基金信息应该公开披露，哪些信息具有一定的质量特征等，这时会计人员应当秉着公正客观的态度进行判断和选择。

3．充分性。指全面、完整地披露社保基金的信息。这就要求定期和及时披露相结合。定期披露的社保基金信息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全面性，及时披露的信息则弥补定期披露信息的不能随时披露的缺点。定期披露和及时披露的同时进行将使社保基金信息披露更加充分、完整。

二、社保基金会计信息披露目前存在的问题

由于各种主观因素和非主观因素，当前社保基金会计信息披露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披露内容不规范。目前社保基金会计信息的披露规范，主要有《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核算制度》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计核算办法》，在《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核算制度》中规定了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应当分别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医疗保险基金设置会计科目，编制会计报表。2000年成立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在披露的2001年年度报告时指出其会计核算和会计信息披露主要是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计核算办法》、《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法》为依据的。而且《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核算制度》还允许各地社保基金管理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对《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核算制度》进行补充。这些相关的会计制度虽然都设计了社保基金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内容，但都不全面、系统，只有一些简单的说明，同时各个制度之间还缺乏协调性。

二是信息需求者非全面化。信息需求者非全面化表现为:雇员和雇主不是社会保险基金的信息需求者，而是不存在实际意义的监督者。我国是由社会保险管理机构负责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发放等管理，雇员和雇主按照法律的规定必须参加社会保险，雇员和雇主没有任何选择人的机会。就是说，雇员和雇主作为投入者对社会保险机构没有任何影响力。雇员和雇主如果想要了解社会保险基金的相关信息，只有依靠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在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立法一直处于空白状态，既没有对社保基金提供者、管理者以及收益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法律认定，又没有任何的法律、法规规定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应该像雇员和雇主提供信息、信息内容和方式。

三是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政府为主体的监管机构没有辅以民间监督机构的监督不能更有效的制约社保基金管理机构的行为，政府内部的监督关系也没有理顺，社保基金管理机构作为社会保险基金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其提供的会计信息主要依据政府制度的规定，而政府制度的出台通常滞后于实际的情况，加上政府与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的这种内在关系，有时认识不到自身的问题，我国社保基金会计信息的披露只是一种形式，完全起不到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监督作用。

三、社保基金会计信息披露建议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切身工作经验，笔者对社保基金会计信息披露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健全社保基金会计信息披露角色规划。社会保险机构要设置单独会计机构，配置具备会计师以上任职资格、符合其他任职条件的会计机构负责人。配备具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电算化会计岗位必须取得“会计电算化初级证书’，);会计工作岗位设置要合理。根据社保基金会计业务需要一般可分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出纳、基金核算、往来核算、总账报表、稽核、会计电算化管理、档案管理等。出纳员不得兼管总账报表、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非出纳人员不得经管现金、有价证券和票据(不含支票):实行会计电算化的单位，出纳员、程序编制人员不得兼任微机录入工作，不得进行系统操作。单位任用会计人员应当实行亲属回避制度。

第二，规范社保基金财务信息公开披露制度。首先，社保基金管理机构要参照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要求，促使社保基金财务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其次，不仅对基金宏观管理部门报送年报和中期报告，也要向基金缴费人和广大投资人披露年报和中期报告;最后，基于我国采用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险方式，个人账户的资金变动与劳动者个人的利益紧密相关，因此，社保基金管理机构还应该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开有关个人账户的财务信息并且加强其服务意识，逐渐提高社会公众的社会保险意识和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素质，并进行社会监督。

保险信息披露制度范文篇9

随着保险市场的深化和保险业监管的规范，《保险公司会计制度》、《保险公司财务制度》相继出台，保险业的信息披露问题逐渐引起会计、保险、证券理论和实务界的密切关注，其重要性得到共识。除投资者外，更多的决策主体，包括监管部门、保户、中介机构、评级机构等，对保险业的信息存在着内在需求，呼唤保险行业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

一、现行保险业信息披露制度的局限性

（一）侧重反映保险公司的历史经济活动，缺乏预测信息。现行财务报告体系是一种以过去交易事项为基础、反映保险公司过去业绩的向后看的报告体系。保险行业的运作是以精算假设为基础的，这种假设即是一种预测性的信息。当今社会瞬息万变，用户更希望了解那些对决策有用、能体现保险公司现在与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前瞻性和预测性信息。因而，改革现行的财务报告体系，建立能更好适应新经济时代的财务报告体系势在必行。

（二）拘泥于法律形式，轻视经济实质。尽管现行财务报告体系也运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实际上往往是法律形式占据了会计处理的指导地位。比如资产虽被定义为未来的经济利益，但会计人员并非按现值而是按历史成本计量资产。

（三）缺少非财务信息。长期以来，会计报表过于偏重财务信息而忽略了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新经济时代，每一项经济决策不仅要依据财务信息，而且要依据非财务信息，有时甚至后者比前者对决策更为重要。会计必须从用户的需求出发，尽力满足其信息需求，适当增加对经济决策有用的非财务信息，如保险公司的背景信息、业务发展的前瞻性信息、保险公司创新能力信息等。

（四）无形资产的计量与披露还存在较大的缺陷，尤其是自创商誉、知识资本等信息得不到反映。市场经济时代，保险公司等企业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一流的人才和不断创新的技术和管理手段。知识、技术将成为保险公司等企业的核心。财务报告应恰当地揭示对保险公司成功经营起关键作用的知识资本信息及其潜在的巨大收益，以合理体现保险公司价值。

（五）未能全面反映保险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保险公司经营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其财务状况的优劣和盈利能力的大小，而且取决于其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形象的好坏。企业是社会的企业，保险公司也是社会的保险公司，人们在关注保险公司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关注社会效益，即保险公司在扩大就业、维护职工利益、保护资源与环境及公益性捐赠等方面作出的努力。遗憾的是，现行的财务报告很少涉及社会责任方面的内容。

二、保险公司信息披露拓展的新信息

（一）保险公司财务指标的披露。保险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财务分析指标与其他的行业会计相比有很大的差异。龚兴隆在《保险会计与风险管理》一书中，对保险公司整体状况评估提出了五类指标，即偿付能力指标、资产质量指标、盈利能力指标、产品线指标和经营稳健指标。在每一大类中还确定该类的核心指标以及一些辅助指标，并对每一指标设定合理的预警线。现列举五个核心指标的公式及其一般的取值范围：

1.偿付能力系数＝自留保费／（资本金＋公积金）×100%

该指标越高，则意味着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越大。我国《保险法》和《保险管理暂行规定》对该指标所做出的规定是：“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公司，其自留保费不得超过资本金和公积金和的4倍”。因此，对于财产保险公司应以400%作为临界值。

2.非认可资产与认可资产比＝非认可资产／认可资产×100%

该指标用以衡量保险公司的资产质量和偿付能力，我国《保险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对保险公司的不良资产应予以控制，NAIC则规定该指标应小于10%.

3.净收入与总收入比＝营运净收入／总收入×100%

该指标中，营运净收入是指保险公司在保险业务和投资中的净收入，总收入中还包括已实现的资本收益。该指标的临界值应大于零。如果保险公司年度指标小于零，则说明公司整体经营没有利润，且由于保险是负债经营，很容易使保险公司处于潜亏的状态。

4.产品组合变化率＝各产品险保费比率的变化之和／产品险总数×100%

该指标用以衡量保险公司每种产品险，如车险、财产险、个人寿险、团体寿险、年金、健康保险等平均保费变化率。根据NAIC的要求，该指标应小于5%.

5.保费收入变化率＝保费收入增长（或减少）／上年保费总收入×100%

该指标用以衡量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变动情况，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NAIC对财产险公司规定保费收入变化率应在－33%－＋33%之间，寿险公司为－10%－＋50%之间。鉴于我国保险市场尚未成熟，为维护保险公司的稳健经营，我们认为平均一般应控制在－20%－＋50%之间为宜。

（二）保险公司财务预测信息的披露。保险公司财务预测信息是保险业信息披露中的自愿披露部分，它表示的是保险公司的末来发展状况，因而备受投资者的关注。保险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财务预测信息质量难以保证，并由此引发有关各方承担法律责任。财务预测信息是着眼于未来的信息，它是基于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的推测，可能会因经营环境与经济活动未能与预测一致而与实际结果出现差异，保险公司和注册会计师都有可能因此而招致法律诉讼。当然，这也与公司在披露财务预测信息过程中倾向于报告“好消息”，隐瞒“坏消息”，而且披露的“好消息”往往也过于乐观有关。我们建议在规定保险公司会计报表披露财务预测信息时，应建立相应的财务预测信息质量保证机制。

（三）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保险公司的非财务信息是指不一定与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相关，但与保险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种信息，它不以货币为主要的计量单位。保险行业信息的需求者和保险公司本身都对非财务性信息存在一定的需求。具体而言，保险公司披露非财务信息的必要性在于：对保险业信息的用户而言，披露非财务信息，弥补了现行财务报告之不足，有助于其进行正确的决策；对保险公司而言，披露非财务信息有助于改进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因此，目前很多国家要求披露非财务信息。

保险公司的非财务性信息的内容包括：

1.经营业绩指标。它比财务指标更能揭示保险公司的发展前景和未来趋势。有助于信息用户深入了解保险公司经营活动性质和未来现金流量，把握保险公司企业发展方向，是信息用户对保险公司未来作出预测的重要依据。

2.保险公司的管理者对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的分析。由于信息不对称，管理人员比外部用户更了解与公司有关的事项和交易，因此，披露管理层对一些重要事项的分析和评论有助于信息用户评估公司经营管理状况。

3.前瞻性信息。不包括财务的预测信息。（1）保险公司面临的机会和风险，包括从事其他行业的经营而导致的机会和风险等。（2）公司管理部门计划，包括影响成功的关键因素等。（3）将实际经营业绩与以前披露的机会和风险进行比较，以及与计划相比较等。

4.背景信息。如主要竞争对手及公司经营总体规划和战略目标、有关股东及主要管理者的信息、经营活动和资产的范围与内容。公司可以就其发展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经营战略作出说明，以便用户恰当判断这些战略是否与公司经营环境相适应。

（四）保险公司人力资源信息的披露。新经济时代将不再是企业物质财富、企业规模大小的竞争，而是知识、信息和创新能力的全面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现行的保险业信息披露制度并不反映人力资源的价值，从而低估了保险公司资产的总额，忽略了劳动者对公司的经济贡献。人力资源信息的披露还有利于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宏观调控，政府机构可以了解整个保险业及社会的人力资源维护与开发状况。在保险业信息披露中至少应该对其主要高层管理人员的简介进行披露。

（五）社会责任信息。保险公司对扩大就业范围、维护职工权益、参与社会活动与保护资源和环境负有社会责任。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意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保险公司只有通过社会效益的实现才能更好的实现其经济效益。社会责任信息包括：保险公司对职工的社会责任，如职工的劳动报酬和集体福利、健康安全保护和就业保障等信息；保险公司对社会的贡献，如保险公司对文化、教育、艺术的赞助和捐赠等信息；保险公司对生态环境维护的社会责任，虽然保险公司行业的特点决定了其对环境的影响不会太大；保险公司对保险产品消费者的社会责任等。

三、保险公司信息披露方式的创新

（一）监管会计财务报告的定期披露。保险公司应依法定期向其监管部门递交财务报告。依照美国的惯例，通常要求在GAAP和SAP下准备两份财务报告（AnnualRerertandAnnualstatement）。在监管会计原则下，监管部门的监管重点是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而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更近似于把保险公司视为一般的企业。目前我国应当在要求保险公司向监管部门提供与其他行业具有可比性的一般性财务报告的同时，还应法定要求保险公司对偿付能力方面的具体指标进行充分披露，以突出保险公司行业舍计的特殊性，保证保险公司的保户和债权人的利益。

（二）上市信息披露。目前我国保险公司虽尚未上市，但是它获许以基金的形式间接入市。保险公司上市是大势所趋，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因此，对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的规范应不单单将保险公司作为未上市公司来考虑，还应该对上市后的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进行一些超前的设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经验也可为保险公司来借鉴。受制于保险行业的特殊性，对于欲上市的和已经上市的保险公司的财务信息应予以更为严格的监管。尤其是在保险公司的投资渠道日益拓宽的时候，应披露的信息将有所增加，如前面所提到的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的披露。

（三）自愿披露与强制披露相结合。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一般都体现着强制性的特征，尤其在资本市场中是促使市场有效性而不得不采取管束措施的直接后果。强制性信息包括财务报告信息和许多非财务报告信息。虽然强制性信息对于减少困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内幕交易和信息误导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也可能因此产生负面效应，如迫使公司公开本属商业秘密的事项，这样不利于竞争。考虑到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着强制性和自愿性的矛盾，对保险业会计信息除了必须披露的内容外，应注上类似“不限于此”字样，以使自愿披露留有余地。如何完善自愿披露的机制，调动信息披露的积极性，又是会计信息披露规范，甚至是资本市场规范中应予以重视的一个问题。

（四）信息披露的渠道多样化。除了定期向监管部门提交财务报告外，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的完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渠道也日益多样化。从某种角度来说，保险公司的财务报告可以实现两种不同的目标：一是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二是作为保险公司的宣传工具。其中，后者具有相当的战略意义。从本质上讲，财务报告可以看作一种大众传播活动。与现行通用的财务报告模式不同的是，大众传播报告将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和远程通讯技术来传播会计信息，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采用光盘存储技术将财务报告存储在光盘上然后传递给使用者。这种做法的良性结果是更多的信息需求者能够容易地获得所需要的保险业信息，使保险公司信息面对更大范围的群体，最大限度地满足保险公司信息需求者的需要。

保险公司可以在网上公布其所能提供的各种会计报告和信息，信息使用者则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财务报告的用户也可通过网络主动提出所需信息。保险公司的会计人员可以用IT技术改进财务报告，使之更符合用户的要求。即采取交互式信息披露。

保险信息披露制度范文篇10

一、保险透明度监管兴起的理论根源

保险市场为什么需要透明度监管？具有怎样的理论依据？这是在保险监管实践中必须首要回答的问题。纵观近代经济金融史上出现的重要理论，与透明度监管相关的理论，从经济学角度看主要有信息不对称理论，从管理学角度看主要有利益相关者理论，从法学角度看主要有知情权理论。这三大理论从不同视角对信息披露和透明度监管的必要性做出了相关的理论解释，可以说是保险透明度监管产生和发展的主要理论渊源。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Stigliz)在其代表作《竞争性保险市场的均衡:关于不完全信息经济学的尝试》中，对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一方面，投保人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投保前，由于投保人更加了解保险标的具体情况，掌握更多关于保险标的真实风险状况的信息；而保险人对此并不了解，只能按保险标的大类来厘定保险费率；只有当保险标的实际风险水平高于保险费率时，投保人才倾向于办理保险而不是自留风险，这就迫使风险相对较低的投保人不断退出保险市场，并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保险市场的无效率。投保后，由于风险已被转移，投保人会降低自身防范风险的努力，甚至故意造成损失或加剧报失以获得赔偿，这就大大增加了风险发生的概率，加大了保险标的发生事故后的平均损失，促使保险人进一步提高保险价格，从而增加了保险业成本。另一方面，保险人也存在利用其信息优势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承保前，由于保险人掌握着更多关于保险公司经营实力、保险专业知识、保单条款信息、保险精算能力等方面的信息，可能趁机通过虚假宣传、隐瞒保险条款信息、人误导、或实施局部市场定价策略以不正当的低保费吸引投保人，从而使投保人陷入选择困难而放弃购买保险，或选择了并不是最能保障其利益和需求的保险公司及保险产品。承保后，保险人为了减少保险赔付和投保人退保带来的经济损失，则倾向于借助在风险处理、理赔条件和程序上的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不披露、减少披露或虚假披露赔付标准、财务状况、公司治理等信息，产生惜赔、拖赔、拒赔等种种道德风险行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严重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利益，影响了保险行业的形象和声誉，降低了社会福利。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一词最早是1963年由斯坦福研究所的一些学者提出的，他们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对企业来说存在这样一些利益群体，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企业就无法生存。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保险业，投资者、债权人、被保险人、保险经理人、保险员工、保险中介机构、社会公众和政府都是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在与保险人进行业务往来时，需要清楚知悉保险交易的性质、存在的风险、潜在的损失、公司的赔付能力和服务水平等。但在信息披露不完备的条件下，保险人享有自身内部经营、财务风险、潜在损益等信息，而保险交易参与者并不掌握这些信息，这就使得投保人、债权人、中小投资者等利益主体相对于控股股东和管理层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就会导致相关的利益主体做出错误或欠缺公平的交易决策。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可以改善其与投保人等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增强保险透明度，使得利益相关者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最优决策，提升保险市场运行效率，确保市场信心。

（三）知情权理论。知情权最早运用于公法领域，公法上的知情权包含两层含义，即人们享有的政治民主权利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权利。后来，知情权逐渐被援用至私法领域，规定在市场交易中，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负有主动披露产品信息等如实告知的义务，从而间接规定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在保险市场中，大部分投保人都是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保险商品或接受保险服务的，因此他们属于消费者，应享有消费者的知情权。而保险的经营者--保险公司也有向消费者披露有关保险商品或服务的真实信息的义务，但是保险这种服务的特殊性决定了保险公司应负有比普通商品服务经营者更严格、更广泛的信息披露义务。所以，为了充分保护投保人利益，保障保险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则需要从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观念出发，对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进行特殊的规范设计。这也使得建立完善保险公司透明度监管制度成为法理上的必然要求。

二、我国保险透明度监管现状：存在四大缺陷

受我国特殊国情的制约，保险透明度监管的推进工作依然缓慢，近年来屡有因保险信息披露不足导致的社会风波，如车险高保低赔、银行存单变保单等，给保险业形象塑造带来不良影响。为什么在理论上近乎完美的透明度监管理论，在现实生活中却屡屡受挫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四大缺陷的不利影响使然。

（一）观念缺陷长期以来，我国对为什么发展保险和怎样发展保险缺乏系统研究和清晰的认识，一些关于保险的错误观念在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直接影响了透明度监管在我国保险市场的大力推进。一是从国家对保险的定位来看。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就一直把保险作为筹措国家长期建设资金的重要手段，保险部门也长期作为银行的附属部门而存在，在此情形下，保险完全由国家所掌控，关于保险营运的信息，无需向社会大众公开披露。虽然目前我国保险业已经实现市场化改革，保险市场主体大量增加，但由于国家牢牢控制着的几家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仍是市场主力，占据了国内保险市场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形成国有资本垄断市场的整体格局，因此不少政府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仍将保险公司视作筹集国家长期建设资金的"第二银行"看待，从观念上就怠于要求保险公司主动对外公开披露信息。二是从保险公司来看。一方面，一些国有保险公司在实践中仍把自己看作政府下属的一个经济部门，认为其有关信息及时上报国家相关部门即可，无需再向社会公众履行额外信息披露责任；另一方面，以民营资本为主的中小保险公司将自身完全等同于一般私人企业，以追求公司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认为其经营收益和风险完全由自身承担，公司是否盈利等仅与出资人、股东有关，只要向股东披露相关信息报告即可，而无需再向外界披露任何信息，忽视了保险活动具有的公众利益性质以及保险公司所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作为信息披露主体的保险公司也缺乏内在的提升保险透明度的战略意识。三是从保险消费者来看。广大消费者的权利意识尚未完全觉醒，一些消费者还未充分认识到，维护自身的知情权，正是维护保险交易公平权的重要保证。许多消费者在购买保险产品后，即使发觉有被忽悠、冲动投保等困惑之处，也往往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愿花费成本去主动向保险公司提出争议维权，而更习惯于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消极应对。因此，保险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淡薄，客观上助长了保险市场暗箱操作、误导销售等歪风邪气的孳生蔓延。

（二）法律缺陷当前我国关于保险透明度监管的法律制度主要散见于《保险法》中。此外，中国保监会依据《保险法》，出台了部门规章《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规范了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项目和信息披露行为。这些有关保险透明度的法律制度的建立，是我国保险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然而客观地讲，现有法律制度已不能很好地适应保险市场实际发展的需要，对促进提升保险市场透明度的效果也不明显。一是缺乏对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明确法律规定。现行《保险法》第110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财务会计报告、风险管理状况、保险产品经营情况等重大事项”；第86条则规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报表、文件和资料。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报告、财务会计报告、精算报告、合规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报表、文件和资料必须如实记录保险业务事项，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第108条还规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建立对关联交易的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虽然在保险法律中有着这样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这些规定更多体现的是保险公司向监管机构报告和披露信息的义务，目的是为了确保监管机构具备充分获取保险公司各项信息的权利，以方便监管机构行使监管职责。而在保监会出台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虽然细化了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项目及内容，进一步规范了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的方式、时限等，但总体上看，其出发点仍是以保护保险公司股东利益、控制保险公司风险为主，而非出于维护保险消费者知情权。由于现行的保险法律对保险消费者知情权缺乏清晰界定和系统规范，保险消费者在主张维护自身的知情权时往往缺乏有力法律条文的支持，因此针对保险公司的市场化监督约束机制也就难以有效建立。二是缺乏对信息披露不力的保险公司的有效追责。一方面，现行法律法规对保险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力度十分薄弱，不能形成有效的法律威慑和约束机制。《保险法》针对“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法律责任，仅仅是要求“限期改正”；对逾期不改正的，才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种处罚力度与部分保险公司通过违规信息披露获取的成百上千万元的巨额收益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一方面，现行法律法规对保险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仅限于行政责任，而对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均未作明确规定，尚未形成比较全面的追责机制。特别是对因不当信息披露行为给保险消费者带来严重经济损失的情形，保险公司应当如何赔偿，赔偿多少，在目前的保险法律中尚属空白，这也造成现实生活中不少保险消费者即使提出相关民事赔偿诉讼但也可能遭遇败诉的尴尬局面。同时，《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作为部门规章，因为缺乏上位法的授权规定，也难以对信息披露违规的保险公司提出更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和更全面的监管追责要求。

（三）市场缺陷一是保险市场集中度较高，寡头垄断的色彩浓厚。按照国际公认的寡头市场的市场集中度标准0.6，我国中国人寿、人民保险、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等四大保险集团的市场份额之和已经远远超过该标准。在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下，这些寡头保险公司极易形成私下的“共谋”，通过信息封锁或隐秘行动，默契配合打压新兴中小保险公司的竞争。二是业务发展方式粗放，同质化竞争严重。各公司的保险产品和保险服务大同小异，缺乏鲜明特色。业务拓展严重依赖销售队伍扩张和销售费用激励，“高投入、高成本、低产出”的发展特征明显。在此情形下，保险公司缺乏特色信息和实质“利好”信息可供对外披露，因此其对外披露信息的积极性也不会高。三是市场中介发育不全，保险信息缺乏专业评价监督。保险咨询、评级等专业中介机构可以利用其专业优势，借助数据分析、实地调研等手段深度挖掘保险信息，做好保险信息的科学分析评价，为保险信息的需求者提供简单实用、易于理解的研究报告，从而促进保险信息的正确理解和有效传递。同时，由于专业中介机构对保险公司披露信息的持续关注、追踪和研究，一些信息披露状况不好的保险公司将受到专业中介机构的质询，从而促进相关保险公司不断改进信息披露质量。但是，现实中我国专业从事保险信息监控评价的市场中介机构寥若晨星，还无法形成促进保险透明度提升的市场配套机制。

（四）技术缺陷一是保险信息披露的标准化、通俗化尚未成型。仅以2011年国内各家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编制并披露的“年度信息披露报告”来看，各保险公司对相同项目的披露口径莫衷一是，披露内容的详细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如对保费收入的披露就涉及到是按规模保费口径还是按标准保费口径，对保费收入分类细项的披露也涉及到是按销售渠道分类披露还是按险种类别或缴费期限类别来分类披露等问题。同时，对于一些保险专有名词术语，在披露报告中也缺乏通俗易懂的解释。这不仅使得各家保险公司的数据和信息难以直接对比，也使社会公众在解读保险信息时可能形成误解，降低了保险信息披露的实质意义。二是保险信息披露缺乏统一的信息平台。与证券业相比，我国保险业信息披露平台建设还十分滞后。证券业已经实现了在同一网站统一的信息系统中披露和上市公司信息，而保险公司信息披露还处在各家公司独自为政，仅在自家公司网站上披露的状态。这样的信息披露方式，不仅使社会公众在搜索多家保险公司的相关信息时费时费力，十分不便，同时不便于外部监管。保险公司可能出于某些利益需要，私下更改披露内容、虚假标注披露时间等，但由于其信息是在各自不同的网站和信息平台上，保险监管部门很难从技术上进行实时跟踪监督。这将使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三、对加强和改善我国保险透明度监管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廓清保险发展的目标定位要破除制约保险透明度提高的观念缺陷，首要的就是要明确保险角色定位，正确回答保险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的问题。事实上，作为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才发明的一项金融工具，保险的出现始终是围绕着服务人们规避风险的基本需求的。从这一点出发，保险之所以长期存在，正是体现了其对于维护人民群众经济利益少受或不受风险侵害的特殊价值。保险发展的目标理当定位在服务于民、保障于民，特别是应充分满足保险消费者的风险保障需求，符合越来越广范的保险消费者分担风险损失的合理预期的。基于此，加强保险透明度监管也就具备了相应的社会民意基础和公共价值观基础。一个不透明或者说透明度差强人意的保险业，将是难以切合社会公众的期待的，更遑论去维护和实现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了。

（二）加快完善保险透明度监管的法律制度一是立法明确保险消费者享有保险知情权。虽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一般工商产品消费者的知情权有着明确界定，但是具体到金融保险这一特殊金融产品的消费者，现有法律却未能对其知情权的概念和内涵等作出明确界定。因此，建议结合保险行业实际，在保险法中明确提出保险消费者在保险活动中应当享有相关的知情权，并对保险消费者知情权行使的范围、方式和内容等予以全面系统的规定。由于权利与义务是彼此对等的，在规定保险消费者知情权的同时，也应对保险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括在保险交易活动事前、事中和事后等环节的信息披露义务等作出法律上的明确要求，或通过法律授权监管部门作出明确规范。二是加强对信息披露不规范行为的法律追责。针对信息披露不当导致保险消费者时常发生经济损失等情况，应当进一步补充完善保险公司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而不仅仅是规定行政责任，否则，保险消费者的利益受损却得不到法律救济和有效补偿，将不利于激发保险消费者的自我维权意识，也不利于形成对保险透明度的社会监督氛围。此外，还应当提高对保险透明度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金额，加大违规成本，增强行政处罚的警戒威慑作用。

（三）进一步推动健全保险市场体系一是放宽市场准入，打破垄断型竞争格局。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鼓励民间资本等非国有资本进入保险业，降低中小保险公司设立门槛，引导发展区域性保险公司和具有显著专业特色的保险公司，促进保险资本来源的多元化和保险经营主体的差异化。适度扶持中小保险公司加快发展，大力鼓励保险主体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保险市场的充分竞争，倒逼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保险公司适应市场竞争需要，提升增强透明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二是培育中介市场，完善保险产业链条。积极推动保险类的会计、法律、咨询、教育和信用评级等第三方机构的发展，逐步形成从保险信息收集、调研分析到监控评价、知识教育、信息研究报告等较为完整的保险信息产业链条，为保险公司自我评价和其他保险信息需求者评价保险市场提供客观公正、专业化的信息解读，特别是便利普通的保险消费者关注和理解相关保险信息，从而以第三方专业中介机构的发展构筑起市场化的保险信息披露监督机制，最终推动各保险公司积极提升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