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犯罪范文10篇

暴力犯罪范文篇1

一、暴力犯罪的概念

目前各国刑法中均为在刑法典中系统集中的规定暴力犯罪这一类犯罪，而是泛指暴力作为犯罪手段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从刑法学角度来看，若以犯罪的实质来界定暴力犯罪的话，暴力犯罪即"是指行为人故意以强暴手段，侵害他人的人身和公私财产，应受到刑罚惩罚的行为。"[1从犯罪学角度来看，我们又可以刑事立法和司法实际为依据界定暴力犯罪。认为摘要："所谓暴力犯罪，通常是指犯罪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胁迫而实施的犯罪。从刑法学的角度看，凡是刑法分则规定的以暴力为特征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各种犯罪都应该认为是暴力犯罪。"[2结合以上，私以为，暴力犯罪是指非法使用暴力相威胁，侵犯他人人身权或财产权的性质严重的攻击性行为。

二、暴力犯罪的特征

1.从行为来说，暴力犯罪一般具有突发性、冒险性等特征。作案手段和工具一般比较简单原始，例如杀人一般使用棍棒、砖石、刀斧、匕首等钝器或锐器，或采用拳击、卡喉、溺死、投毒等方式。但是，暴力犯罪的智能化趋向日益明显，凭借智力而不是体力来完成的暴力犯罪越来越多。

2.从社会危害性来看，暴力犯罪的明显特征是具有暴力性，凶残性，狡诈性和危险性。这也是暴力犯罪和其他犯罪的根本区别，暴力犯罪分子一般都反社会性强，作案心狠手毒，较其他类型的犯罪对社会具有更大的威胁，影响更恶劣。

3.从类型来看，杀人、强奸、伤害等传统类型有增无减，空中劫持航空器、抢劫银行、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等新的犯罪类型也已经出现，直接指向社会进行报复、泄愤的政治性暴力犯罪时有发生。

4.从时空分布来看，杀人、强奸行为这些暴力犯罪的发案率，农村高于城市，而流氓斗殴行为则是城市高于农村。抢劫主要发生在城市的近郊。从作案的具体场所来看，杀人和强奸案发生在犯罪人或被害人的住所占有一定的比例；而发生在小出租汽车运营过程中的抢劫案以及最近发生在一些大城市驾驶机动车飞车抢夺案占有很大的比例；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还针对飞车抢劫抢夺出台了专门的司法解释。从时间来看，强奸案多发生于每年的春夏秋三季，其中尤以夏季为最；抢劫则由以前多发生于年初岁末转为无明显的季节性分布。

5.从犯罪主体来看，暴力犯罪在绝对数上男性多于女性，但据统计，女性暴力犯罪者在全部女性刑事犯罪者中所占比重却高于男性暴力犯罪者在全部男性刑事犯罪者中所占的比重。

另外，近年来的统计数字表明，暴力犯罪中以青少年为多，且呈现一种低龄化并向校园蔓延的趋向。三、暴力犯罪发生的原因

暴力犯罪的发生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摘要：即"压抑--诱发"这样一个基本的模式。级由某种因素造成了个体需要的压抑，于是产生了严重的心理挫折和冲突就外化为攻击性的行为亦即暴力犯罪。具体说来，其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种摘要：

1.犯罪人自身不良的生活背景

不良的生活背景是指压抑个性、妨碍人格正常形成和发展的生活经历和环境，如贫困、缺乏母爱的人生早期经验，缺乏理解和友爱的人际关系等。在这种不良的生活背景下，极易形成一种反社会人格。尽管这种不良生活背景是作为人的直接环境而发生影响的，但它经常是社会矛盾的折射。比如在暴力环境下成长的青少年比在一正常环境下成长的青少年更具暴力倾向。

2.民事纠纷

民事纠纷经常作为一种强刺激而导致杀人、伤害等犯罪行为的发生。当纠纷中有过错的一方未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理，而无过错的一方也未得到适当的救济抚慰时，后者可能会采取过激行为用以泄愤报复。纠纷一方或双方心胸狭窄，报复心重，更易发生暴力行为。

3.暴力犯罪人自身的个性缺陷

暴力犯罪人一般具有如下心理特征摘要：易冲动，缺乏以致能力；性格孤僻、心胸狭窄、自卑感强、疑心重，报复心强；虚荣好胜，以自我为中心；文化水平低、道德素质差。这些个性上的缺陷，降低了人的自我控制能力，从而加大了对不良刺激的反应强度。

4.被害人的刺激功能

暴力犯罪经常是在被害人和犯罪人的互动中产生的。个人品行不端、生活作风不严厉，首先实施挑衅行为等，往往成为个人被害的诱发因素。通常人们认为被害人只是犯罪行为的被承受者，但在暴力犯罪中有些是由被害人的行为激发的。

5.暴力渲染，即大众传播工具管理的失范

有探究表明，暴力渲染具有一种心理暗示功能，看到过别人实施攻击性的儿童或成人，比没有看到过的人更易采取攻击性行为，并且具有较大的强度。假如他在某种场合下被激怒，那么暗示的影响就会被激发出来。因此报刊、影视对暴力事件的宣传报道，哪怕它无意于教唆人去实施暴力行为，但可能实际上起着暴力犯罪的渲染功能。

6.经济秩序的失范

美国学者伊恩·罗伯逊曾经说过摘要："假如一个社会一方面看重人人都过富裕生活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又拒绝使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以社会承认的方式致富，那么它就会引起偷盗、欺诈和类似的犯罪。"[3当前我国虽然处于一个新经济秩序构建的过程中，新的社会价值观念正初步形成，但仍然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和经济利益的差别，对经济秩序实行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社会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异现象严重。物质利益和价值需求之间巨大差异，引起以攫取他人财产为侵害目标的抢劫、杀人等暴力犯罪的发生率年年上升。由此认为，经济秩序的失范也是暴力犯罪的一个重要诱因。

参考文献

[1叶高峰主编.《暴力犯罪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P27.

暴力犯罪范文篇2

一、社会认知的多元化与自我认知的茫然性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我国民众已由原来单一的对经济发展的强烈需求转到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发展、社会事务的公正与公开等多方面的强烈需求，同时，随着人们思想的开放，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也走向多元化，从而对社会的行为、风气、发展有着多样性的认识与歧异的看法。必须看到，这种社会认知的多元化包含着公众自我认知的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社会公众对待所发生的暴力犯罪现象，常常是一方面对公安机关打击所作出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怀疑公安机关防控、打击不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认定公安机关与犯罪分子“警匪一家”、“姑息养奸”。社会认知的多元化与公众自我认知的茫然性，往往使得许多人对自己眼前和未来在社会上的安全地位抱有不确定感，这种情绪极易感染，一起暴力事件的产生，随之而来的是很有可能在公众之中引起强烈的心理反应和茫然的行为表现。2002年4月，江西九江市接连发生两起饮食摊点投毒案，一时间，市民几乎谈“食”色变，甚至不敢到所有的饮食摊点及饭店用餐，大批早点、饭店因之而门可罗雀。针对这种状况，九江市公安局当机立断，及时召开全市新闻会，向社会各界通报了案件事实真相和抓获化名“张学友”的犯罪嫌疑人的详细经过，从而及时澄清了各种谣言，取得了市民的共识，社会上也因此很快恢复了往日平静。

二、保护公信力与拓展信息渠道

社会学认为，社会上正常的信息渠道一旦受到了阻塞，公众之间的流言就会产生，而流言传播的内容则主要是一定时期内在社会上或群体中互相关心的消息，这种消息一般又与人们的切身利益直接关联，或者与个人与群体利益有着间接关系的。对于社会治安方面来说，由于任何违法犯罪现象都会或多或少对公众造成心理上的阴影甚至是利益与生命的直接损害，而暴力犯罪尤为甚之。故而，公众对暴力犯罪有关信息极为关注，公安机关如果仅仅满足于“关门办案”、“闭门抓人”，而不愿向公众及时透露案件的有关真实情况，就有可能引发社会流言和公信力危机。从几起典型的连环杀人案在公众之间的种种传播来看，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2003年11月14日，河北省《燕赵都市报》以《65条人命恶魔在沧州落网》为题，率先披露了这一消息，立即引来各家媒体及各大网站的极大关注，许多民众纷纷追问：为什么不早一点向我们通报案情？为什么没能早一点破案以至于被杀这么多人？为什么不早一点向我们公众提示自我防护措施？为什么不相信公众对犯罪信息的判断力？法新社甚至就此事报道说：“令人担忧的是，最近破获的几起谋杀案说明，中国警方认为不需要向公众通报连环杀手案件”，该报道认为，如果警方及早向公众通报连环案，民众既可以加强自我保护，还可以给警方提供线索，“但警方没有这么做，杀人者得以继续行凶”，“中国政府向来不愿透露可能引发公众恐慌的信息。中国的犯罪数据没有完全公开，只有已经破获的案件才会在许多有关犯罪活动的电视节目中得到报道，那可以从积极的角度展现警察的工作。”

“不愿透露可能引发公众恐慌的信息”必将造成“公众恐慌”，从而引发公信力下降，同时也决非是“从积极的角度展现警察的工作”。2003年2月6日，广州“非典”进入发病高峰，广东全省发现“非典”病例218例，《羊城晚报》2月15日以题为《手机短信流言纷飞报纸电视稳定人心》一文谈到：2月10日晚，广州因为人们竞相用手机传递疫情信息而造成网络瘫痪，疫情信息的传播远远超过了病情本身。2月12日，广州市场甚至出现了大米、食盐、食油抢购现象，有的商家乘机哄抬物价。由此可见，社会每发生一起重大事件，如果公众没有得到政府权威部门及时、准确的信息引导，公众之间的流言便会越传越多，越传越广，渐渐地也越传越离谱。基于这个道理，当社会上发生暴力犯罪案件之时，公安机关就应该及时站出来以事实说话，这样，公众之间无论是多么绘声绘色的流言，都将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话语权，大力拓展信息畅通渠道，把公众欲知、应知、早知的信息及时、准确、完整地告诉公众，保护公安机关自身的公信力不受损害，并相信公众对暴力犯罪的分析和辨别案件信息的能力，相信他们对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比方说，某地一纺织厂附近，短期内接连发生数起晚上下班的女职工遭歹徒强暴的案件，公安机关就应在一面加大办案力度的同时，一面及时告之附近女职工歹徒作案的特点、时间、体貌特征、人数等等，以提醒她们加强戒备和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随时向公安机关提供所掌握的一切线索。事实证明，这样做，既有助于公安机关及早破案，又有益于统一社会认知，形成打击合力，这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从积极的角度展现警察的工作”。

三、健全社会打防控体系与完善警务公开制度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中国要“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和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2003年3月21日，总理在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强调：要诚恳接受舆论和群众的监督，高度重视和解决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要经常政务信息，以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暴力犯罪的不断攀升，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社会打防控体系尚不够完善，致使犯罪分子常常有隙可钻，有机可乘；另一方面则说明我们警务公开的制度还不够健全落实，造成公安机关在打击暴力犯罪过程中难于取得社会公众的共识和信任，从而形成合力。

首先，从社会的打防控体系来看，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原先构成我们这个社会基础的群体－－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群体不断缩小，甚至不复存在，市场经济则把许多个人从各自原来所属的群体中分离出来，而保留下来的单位组织也不是原来计划经济下的群体，它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千方百计减免支出，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放松或放弃了对个人利益与安全的保护，导致许多社会成员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甚至受到歧视的状态，进而使得他们对于自身的利益、安全乃至尊严更加敏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尤其是公安机关如果不“与时俱进”，及时拓宽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和信息公开的途径，向他们有关的政务和社情信息，当社会上一旦发生暴力犯罪的消息传开，公众之中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就难免有人混淆案件事实真相，难免有人产生担心、害怕、甚至恐惧心理，进而忧虑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与保障会被政府尤其是公安部门所忽视，便要自主寻求能够有效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与生命安全的信息与途径。比如亲朋好友之间的信息互通有无，社会安全防范的道听途说，甚至借助境外的媒体，以为惟有境外的媒体报道才会公正、客观，造成众说纷纭，茫然不知所措，各种流言蜚语也就会应运而生，以至发展到有钱或有权的人花钱聘请私人保镖，而更多的人则惟有避之不及。这么一来，尽管公安机关在以后的积极防控、打击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性工作，各地还因此相继建立了集防控、打击于一身的“社区警务”网络，着力提高见警率，但仍不足以给社会公众带来心理上乃至事实上的全方位、快速、高效安全保障。为此，公安“二十公”大会提出：要在未来的五年内，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工作机制，增强发现、控制、处置能力，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反应机制，就是要从根本上扭转我国社会防控、打击违法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的被动局面。

暴力犯罪范文篇3

一、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引发心理冲突和行为失范

现阶段我国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重建立、发展、完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也刺激和强化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和要求。市场经济的内在驱动力是实现商品的价值，追求高额利润。货币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运用和巨大作用，极易使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发生倾斜和逆转，从而产生极强的物质欲望和非法占有意识。当外部强烈的物质刺激与内部强化的物质欲望交互作用时，一些原本自制力较差或人格发展欠完善的少年就可能铤而走险，以包括暴力形式在内的违法犯罪手段去满足其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这也是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抢动等物欲型犯罪所占比例最高的深层次原因。当他们强烈的物质欲望无法通过合法形式得到满足时，由于其思维方式简单，行为的随心所欲和无所顾忌，他们便可能选择简单而直接的方式如抢劫去满足自己。此外，在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社会不同阶层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不同，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档次逐渐产生差距，这便使一些人处于相对贫困之中，产生相对被剥夺感。这一“吃亏”的缺憾感也使一部分人包括未成年人心理失衡，其中头脑发晕发热的便可能通过犯罪去谋求补偿。

二、传媒暴力的泛滥是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重要诱因

传媒暴力是指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暴力内容和渗透的暴力思想。传媒则是指书刊、报纸、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录音录像带和光碟，计算机多媒体、全球性信息通讯网络等信息传播工具。目前，我国未成年人接触传媒暴力的机会和条件越来越多。除了传统的电视暴力以外，书刊、录像、电影、电子游戏、卡通漫画、互联网甚至音乐都成为传播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的新宠。可以说，传媒暴力日渐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对未成年人来说，传媒暴力的滥泛是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特别是暴力犯罪的重要因素。根据行为科学的理论，一个人的行为是受其思想支配的，而其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因此，被传媒暴力淹没的人或多或少地会滋生暴力意识和暴力倾向。特别是处于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殊阶段的少年，他们对外部世界新信息的好奇和渴求使其成为大多传媒的最大受众群体，而是非观念模糊、自控能力差和反叛性强的特点又容易使他们受到传媒暴力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并进而不知不觉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根据美国犯罪部门的抽样调查，65%的青少年暴力行为直接受到传媒不良信息，特别是暴力信息的影响。我国有关部门的抽样调查也显示，65%以上的工读学生，50%以上的青少年犯罪，其违法犯罪之前均直接接触并受过各种不良信息的影响，主要媒介是录像、书刊、电影、电视、广播、游戏和多媒体等。传媒暴力给青少年暴力犯罪提供了生动具体的例子。在西方工业国家中95%的人是通过新闻媒介取得他们对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的“经验”的。1999年4月美国科罗拉多州克伦拜恩中学抢击案中，罪犯哈里斯和克利伯德身穿黑色风衣持枪打死12名同学和1名教师，其犯罪情节同影片《篮球日记》中的情节就有着惊人的相似。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传媒暴力和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三、不良交往是导致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直接动因

实践表明，很多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都是从不良交往的。这种不良交往首先表现为同龄群体的交叉感染。社会心理学认为，未成年人都具有强烈的求同归属感，这是由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的，即未成年人都有一种向往和能动地适应群体生活的“相群性”，都有希望得到社会和群体的承认、保护、尊重、友谊、力量等心理欲望。这种心理欲望的满足，可以给人一种欢乐和愉快的感觉，会形成个人的集体感、荣誉感和友谊感。相反，一个人如果被排斥在群体之外，就会感到孤独、自卑等，容易形成不良心理和行为，给自身和社会带来危害。尤其容易导致他们要求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人结成不良群体，在群体中寻求尊重和接纳。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团伙的形成很大一部分开始都是为了寻求感情上的归属感或“同病相怜”而聚在一起。无论是在校经常受批评、名声不佳、师生都疏远的“双差生”，还是因家庭破裂、遭人歧视，心情都闷的未成年人，他们都同原本最重要的社会化场所——家庭、学校只有薄弱的联系，丧失了健康的感情基础，内心充满孤独、自卑，觉得自己是社会中多余的，因而迫切趋向“理解”自己的团伙寻求认同，以克服孤独带来的恐慌。虽然他们一开始只是偶尔聚在一起闲聊、游逛、抽烟、喝酒，弥补心灵空虚，发泄心中郁闷，以满足心理需要，但时间一长偶尔相聚已难以满足他们精神上的需要。同时，由于无聊无知而盲目寻求刺激，逐渐发展为团伙犯罪，从而，沿着“个体——小群体——不良群体——犯罪团伙”的轨迹发展变化，甚至演变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这也是近年来未成年人团伙暴力犯罪猖獗的主要原因。另外，不良交往还体现在与违法犯罪人的交往上。据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犯罪前，有71.8%的城市未成年犯结交过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农村未成年犯为57.5%。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于置身其中的少年很少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对此，社会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萨瑟兰早就说过：“那些成为罪犯的人之所以成为罪犯，是因为他们与犯罪榜样进行接触，而没有反犯罪的榜样。”

对犯罪的治理，必须要从消除犯罪原因，减少犯罪机会入手。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社会成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在预防未成年人暴力犯罪这一问题上，要充分发挥综合治理的作用。

1.优化社会大环境，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人是社会的人，人总是要在一定具体的这会条件下生活，其行为受特定的环境影响和制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者克尔斯指出：“对公认的社会规范的离轨，不是心理离轨和精神病造成的，是由社会环境所引起的。”这种观点明确地揭示了犯罪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从客观方面看是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因此，运用社会政策，改善社会环境，加强社会调节，以克服社会体制方面、社会文化方面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各种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是预防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基本环节。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中的很大部分都是因闲散于社会，无所事事所致。这种未就业先失业现象的形成无疑与有关体制问题相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转轨，就业格局发生变化，尤其是城镇流动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因亏损倒闭而出现下岗职工的大幅度增多，就业单位要求高学历等等，都极大程度影响到了未成年人的就业形势，而待业青年是心理状态上最不稳定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如果能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广泛开展职业培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解决这些人的就业和生活出路问题，必然能极大地减少闲散未成年人的犯罪现象。

2.控制传媒暴力，净化媒体环境。传媒暴力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影响是不可质疑的。大众传媒发展到今天，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已不仅仅局限于提供信息服务，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在“塑造社会”。对此，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其著作《权利的转移》中提出人们要防止“媒体帝国”的出现。在这种传媒力量日趋强大的形势下，如何控制传媒暴力，让未成年人远离传媒暴力，远离犯罪一直是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我国政府出台了许多措施，如：公安部启动的清理整顿互联网专项斗争，文化部打击黑网吧的集中行动，广电总局为净化荧屏出台的多项举措，等等。这些专项整治行动，只是短期行为，只能治标，而要治本还须建立一套长效机制。笔者认为控制传媒暴力应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第一，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我国政府已积极运用政策、法律等手段加大对传媒暴力的控制力度。在政策方面，政府在高度重视对传媒暴力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对有益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优秀文化艺术作品实行扶持、优惠或奖励政策。与此相应，对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传媒暴力行为，政府还应继续加大查处力度，并予以打击。第二，尽快建立以年龄为基础的传媒内容分级制。传媒内容分级制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传媒内容的暴力程度进行识别的制度，以提醒公众为自己并为自己的家庭慎重选择媒介内容。目前，大众传媒建立以年龄为基础的内容分级制已成为世界趋势。目前美国、德国、瑞典等30多个国家已建立了这一分级制，被分级的媒介包括电视、电影、娱乐软件、电脑游戏、流行音乐、互联网网站等。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容分级制”可以限定青少年特别是儿童不易接触的内容，将青少年接触传媒暴力的途径降低到最低限度。第三，加强技术研究，控制传媒暴力。加强技术研究，依靠技术手段，控制传媒暴力的恶性传播，是减弱传媒暴力对犯罪影响的关键环节。在美国，根据其法律规定，电视机生产厂家必须在每一台13英寸或以上的电视机中加入V型电路块，以便家长控制青少年接触电视暴力信息。类似的技术还可以运用在电脑和游戏机上，从而减少青少接触暴力的机会。我国也应该大力加强这些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相信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将会有效地遏止传媒暴力，以减少其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影响。第四，媒体加强自律。传媒暴力控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本身的态度和努力。随着我国传媒事业的蓬勃发展，经济驱动的负面作用开始明显显现。当传媒越来越追求商业价值的时候，暴力、色情信息也逐渐出现我们的传媒之中。因此，媒体在追求经济效益的时候，也需注重其社会效益。大众媒体有义务也有可能加强自律，应加强节目审查，减少含有暴力内容的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应当说媒体在此方面也进行了努力。近来，我国部分电视台将带有暴力信息的电视剧放在晚上11点以后播放的做法便值得称赞，但尚需进一步努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媒体对暴力新闻尤其是一些破案实录的报道应注意方法。有的媒体为了追求传播的煸情效果，对犯罪的作案细节及侦破过程作细节化曝光，这样既从反面传播了犯罪技巧，同时也给不法分子如何反侦查以启示。媒体报道越具体，受众的反映就越强烈，模仿行为也越普遍。另外，传媒还应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社会教育功能，让优秀健康的节目繁荣起来，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第五，提高未成年人的传媒素养。对孩子进行媒介指导，提高其传媒素养，让孩子学会如何科学使用媒介和如何正确选择媒介信息，才能使其自觉地远离传媒暴力。为此，可在常规的教育之内推动传媒课程的设置。另外，还可以从日常生活入手，让家长多与子女一起观看电视并即时讨论电视情节，从而培养青少年辨别暴力节目谬误的能力。

3.丰富未成年人的课余文化生活研究表明，个体对合法活动投入的时间越多，精力越大，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犯罪的可能就大。因为首先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个体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从事合法活动，那么，他将没有实施犯罪的时间和精力。其次，个体对合法活动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努力越多，他就会珍惜合法行为带来的成绩和预期的良好结果，害怕犯罪行为会破坏这些成绩和预期，从而控制犯罪行为。再次，合法活动中的运动，休闲娱乐可以发泄情绪，排遣寂寞，满足青少年的需求，从而使其无暇考虑和从事违法犯罪。针对于此，在未成年人的成长中，需创造条件用合法活动吸引他们，用丰富的课余文化生活占据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从而有力地控制犯罪。丰富未成年人课余文化生活，需要学校、家庭、社区和政府等各方面共同努力。

在当前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只有全社会共同参与，实行综合治理，消除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各种消极因素，堵塞其犯罪的源头，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社会预防工作才能取得良好效果。这也是一个健康、和谐社会的责任。

摘要：目前，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问题正日益突出。文章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对策。公务员之家

关键词：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社会

参考文献：

1.郭翔.青少年犯罪：预防惩教与康复.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2001.第二卷［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

2.中国少年犯多来自闲散未成年人［EB/OL］.中新网，2003

暴力犯罪范文篇4

现阶段我国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重建立、发展、完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也刺激和强化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和要求。市场经济的内在驱动力是实现商品的价值，追求高额利润。货币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运用和巨大作用，极易使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发生倾斜和逆转，从而产生极强的物质欲望和非法占有意识。当外部强烈的物质刺激与内部强化的物质欲望交互作用时，一些原本自制力较差或人格发展欠完善的少年就可能铤而走险，以包括暴力形式在内的违法犯罪手段去满足其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这也是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抢动等物欲型犯罪所占比例最高的深层次原因。当他们强烈的物质欲望无法通过合法形式得到满足时，由于其思维方式简单，行为的随心所欲和无所顾忌，他们便可能选择简单而直接的方式如抢劫去满足自己。此外，在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社会不同阶层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不同，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档次逐渐产生差距，这便使一些人处于相对贫困之中，产生相对被剥夺感。这一“吃亏”的缺憾感也使一部分人包括未成年人心理失衡，其中头脑发晕发热的便可能通过犯罪去谋求补偿。

二、传媒暴力的泛滥是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重要诱因

传媒暴力是指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暴力内容和渗透的暴力思想。传媒则是指书刊、报纸、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录音录像带和光碟，计算机多媒体、全球性信息通讯网络等信息传播工具。目前，我国未成年人接触传媒暴力的机会和条件越来越多。除了传统的电视暴力以外，书刊、录像、电影、电子游戏、卡通漫画、互联网甚至音乐都成为传播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的新宠。可以说，传媒暴力日渐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对未成年人来说，传媒暴力的滥泛是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特别是暴力犯罪的重要因素。根据行为科学的理论，一个人的行为是受其思想支配的，而其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因此，被传媒暴力淹没的人或多或少地会滋生暴力意识和暴力倾向。特别是处于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殊阶段的少年，他们对外部世界新信息的好奇和渴求使其成为大多传媒的最大受众群体，而是非观念模糊、自控能力差和反叛性强的特点又容易使他们受到传媒暴力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并进而不知不觉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根据美国犯罪部门的抽样调查，65%的青少年暴力行为直接受到传媒不良信息，特别是暴力信息的影响。我国有关部门的抽样调查也显示，65%以上的工读学生，50%以上的青少年犯罪，其违法犯罪之前均直接接触并受过各种不良信息的影响，主要媒介是录像、书刊、电影、电视、广播、游戏和多媒体等。传媒暴力给青少年暴力犯罪提供了生动具体的例子。在西方工业国家中95%的人是通过新闻媒介取得他们对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的“经验”的。1999年4月美国科罗拉多州克伦拜恩中学抢击案中，罪犯哈里斯和克利伯德身穿黑色风衣持枪打死12名同学和1名教师，其犯罪情节同影片《篮球日记》中的情节就有着惊人的相似。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传媒暴力和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三、不良交往是导致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直接动因

实践表明，很多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都是从不良交往的。这种不良交往首先表现为同龄群体的交叉感染。社会心理学认为，未成年人都具有强烈的求同归属感，这是由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的，即未成年人都有一种向往和能动地适应群体生活的“相群性”，都有希望得到社会和群体的承认、保护、尊重、友谊、力量等心理欲望。这种心理欲望的满足，可以给人一种欢乐和愉快的感觉，会形成个人的集体感、荣誉感和友谊感。相反，一个人如果被排斥在群体之外，就会感到孤独、自卑等，容易形成不良心理和行为，给自身和社会带来危害。尤其容易导致他们要求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人结成不良群体，在群体中寻求尊重和接纳。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团伙的形成很大一部分开始都是为了寻求感情上的归属感或“同病相怜”而聚在一起。无论是在校经常受批评、名声不佳、师生都疏远的“双差生”，还是因家庭破裂、遭人歧视，心情都闷的未成年人，他们都同原本最重要的社会化场所——家庭、学校只有薄弱的联系，丧失了健康的感情基础，内心充满孤独、自卑，觉得自己是社会中多余的，因而迫切趋向“理解”自己的团伙寻求认同，以克服孤独带来的恐慌。虽然他们一开始只是偶尔聚在一起闲聊、游逛、抽烟、喝酒，弥补心灵空虚，发泄心中郁闷，以满足心理需要，但时间一长偶尔相聚已难以满足他们精神上的需要。同时，由于无聊无知而盲目寻求刺激，逐渐发展为团伙犯罪，从而，沿着“个体——小群体——不良群体——犯罪团伙”的轨迹发展变化，甚至演变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这也是近年来未成年人团伙暴力犯罪猖獗的主要原因。另外，不良交往还体现在与违法犯罪人的交往上。据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犯罪前，有71.8%的城市未成年犯结交过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农村未成年犯为57.5%。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于置身其中的少年很少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对此，社会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萨瑟兰早就说过：“那些成为罪犯的人之所以成为罪犯，是因为他们与犯罪榜样进行接触，而没有反犯罪的榜样。”

对犯罪的治理，必须要从消除犯罪原因，减少犯罪机会入手。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社会成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在预防未成年人暴力犯罪这一问题上，要充分发挥综合治理的作用。

1.优化社会大环境，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人是社会的人，人总是要在一定具体的这会条件下生活，其行为受特定的环境影响和制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者克尔斯指出：“对公认的社会规范的离轨，不是心理离轨和精神病造成的，是由社会环境所引起的。”这种观点明确地揭示了犯罪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从客观方面看是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因此，运用社会政策，改善社会环境，加强社会调节，以克服社会体制方面、社会文化方面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各种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是预防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基本环节。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中的很大部分都是因闲散于社会，无所事事所致。这种未就业先失业现象的形成无疑与有关体制问题相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转轨，就业格局发生变化，尤其是城镇流动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因亏损倒闭而出现下岗职工的大幅度增多，就业单位要求高学历等等，都极大程度影响到了未成年人的就业形势，而待业青年是心理状态上最不稳定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如果能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广泛开展职业培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解决这些人的就业和生活出路问题，必然能极大地减少闲散未成年人的犯罪现象。

2.控制传媒暴力，净化媒体环境。传媒暴力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影响是不可质疑的。大众传媒发展到今天，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已不仅仅局限于提供信息服务，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在“塑造社会”。对此，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其著作《权利的转移》中提出人们要防止“媒体帝国”的出现。在这种传媒力量日趋强大的形势下，如何控制传媒暴力，让未成年人远离传媒暴力，远离犯罪一直是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我国政府出台了许多措施，如：公安部启动的清理整顿互联网专项斗争，文化部打击黑网吧的集中行动，广电总局为净化荧屏出台的多项举措，等等。这些专项整治行动，只是短期行为，只能治标，而要治本还须建立一套长效机制。笔者认为控制传媒暴力应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第一，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我国政府已积极运用政策、法律等手段加大对传媒暴力的控制力度。在政策方面，政府在高度重视对传媒暴力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对有益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优秀文化艺术作品实行扶持、优惠或奖励政策。与此相应，对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传媒暴力行为，政府还应继续加大查处力度，并予以打击。第二，尽快建立以年龄为基础的传媒内容分级制。传媒内容分级制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传媒内容的暴力程度进行识别的制度，以提醒公众为自己并为自己的家庭慎重选择媒介内容。目前，大众传媒建立以年龄为基础的内容分级制已成为世界趋势。目前美国、德国、瑞典等30多个国家已建立了这一分级制，被分级的媒介包括电视、电影、娱乐软件、电脑游戏、流行音乐、互联网网站等。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容分级制”可以限定青少年特别是儿童不易接触的内容，将青少年接触传媒暴力的途径降低到最低限度。第三，加强技术研究，控制传媒暴力。加强技术研究，依靠技术手段，控制传媒暴力的恶性传播，是减弱传媒暴力对犯罪影响的关键环节。在美国，根据其法律规定，电视机生产厂家必须在每一台13英寸或以上的电视机中加入V型电路块，以便家长控制青少年接触电视暴力信息。类似的技术还可以运用在电脑和游戏机上，从而减少青少接触暴力的机会。我国也应该大力加强这些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相信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将会有效地遏止传媒暴力，以减少其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影响。第四，媒体加强自律。传媒暴力控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本身的态度和努力。随着我国传媒事业的蓬勃发展，经济驱动的负面作用开始明显显现。当传媒越来越追求商业价值的时候，暴力、色情信息也逐渐出现我们的传媒之中。因此，媒体在追求经济效益的时候，也需注重其社会效益。大众媒体有义务也有可能加强自律，应加强节目审查，减少含有暴力内容的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应当说媒体在此方面也进行了努力。近来，我国部分电视台将带有暴力信息的电视剧放在晚上11点以后播放的做法便值得称赞，但尚需进一步努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媒体对暴力新闻尤其是一些破案实录的报道应注意方法。有的媒体为了追求传播的煸情效果，对犯罪的作案细节及侦破过程作细节化曝光，这样既从反面传播了犯罪技巧，同时也给不法分子如何反侦查以启示。媒体报道越具体，受众的反映就越强烈，模仿行为也越普遍。另外，传媒还应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社会教育功能，让优秀健康的节目繁荣起来，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第五，提高未成年人的传媒素养。对孩子进行媒介指导，提高其传媒素养，让孩子学会如何科学使用媒介和如何正确选择媒介信息，才能使其自觉地远离传媒暴力。为此，可在常规的教育之内推动传媒课程的设置。另外，还可以从日常生活入手，让家长多与子女一起观看电视并即时讨论电视情节，从而培养青少年辨别暴力节目谬误的能力。

3.丰富未成年人的课余文化生活研究表明，个体对合法活动投入的时间越多，精力越大，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犯罪的可能就大。因为首先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个体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从事合法活动，那么，他将没有实施犯罪的时间和精力。其次，个体对合法活动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努力越多，他就会珍惜合法行为带来的成绩和预期的良好结果，害怕犯罪行为会破坏这些成绩和预期，从而控制犯罪行为。再次，合法活动中的运动，休闲娱乐可以发泄情绪，排遣寂寞，满足青少年的需求，从而使其无暇考虑和从事违法犯罪。针对于此，在未成年人的成长中，需创造条件用合法活动吸引他们，用丰富的课余文化生活占据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从而有力地控制犯罪。丰富未成年人课余文化生活，需要学校、家庭、社区和政府等各方面共同努力。

在当前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只有全社会共同参与，实行综合治理，消除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各种消极因素，堵塞其犯罪的源头，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社会预防工作才能取得良好效果。这也是一个健康、和谐社会的责任。

摘要：目前，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问题正日益突出。文章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对策。

关键词：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社会

参考文献：

1.郭翔.青少年犯罪：预防惩教与康复.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2001.第二卷［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

2.中国少年犯多来自闲散未成年人［EB/OL］.中新网，2003

暴力犯罪范文篇5

1、暴力犯罪的界定

1.1“暴力”的概念。

《新华词典》将“暴力”解释为：“强制的力量、武力”。也有学者从刑法学角度分析暴力的概念：暴力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一种犯罪手段。是指直接对被害人的身体实施物理性的强制力和破坏力，使其无力反抗或不能反抗。”

1.2暴力犯罪的概念。

学术界对“暴力”的概念没有争议，但对“暴力犯罪”概念确有着众多分歧。所谓的暴力犯罪本是犯罪学中的定义而非刑法学中的定义，而是泛指那些以暴力为方法严重侵害社会以及个人的犯罪行为。例如，日本法学家将暴力犯罪界定为“是指伴随行使暴力的犯罪，典型的如强盗、暴行、伤害等。所谓暴力，包含暴行以及威胁行使暴行”。我国法学界对暴力犯罪的界定，具有代表的观点有下面这两种：(1)认为暴力犯罪“即为获取某种利益或满足某种欲求而对他人人身采取的暴力侵害行为。表现形式主要有：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抢劫罪以及以暴力为手段的流氓犯罪等，”(2)认为：“所谓暴力犯罪，通常是指犯罪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胁迫而实施的犯罪。从刑法学的角度看，凡是刑法分则规定的以暴力为特征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各种犯罪都应该认为是暴力犯罪。”从我国刑法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也均有可否定之处。第一个观点有两点缺陷：一方面，从现实来看，暴力犯罪的犯罪分子在进行犯罪时，以将要实行暴力的威胁的手段与暴力的手段经常是交叉的，威胁行为要使对方认识到：你若不顺从我，我就会使用暴力。也即，将这种以实施暴力进行威胁的胁迫手段也具有暴力犯罪的本质属性，因此，不应将其排除于暴力犯罪的类型之外；另一方面，只将对人身进行伤害的犯罪才界定为“暴力”，是不符合我国的立法思想与司法实践。其次，第二个将暴力犯罪定义为“凡是刑法分则规定的以暴力为特征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各种犯罪都应该认为是暴力犯罪”也不十分恰当。一方面，如上所述，有些犯罪通常或只能是通过暴力手段进行的，但刑法却未明文将暴力手段规定为犯罪构成要件，像暴乱罪、劫夺被押解人员罪、武装叛乱、强迫他人罪、绑架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都属于这一类型。另一方面，刑法中有许多明确规定要以“暴力”作为手段的犯罪，除个别外，对其的理解，都应包括暴力以及以暴力相胁迫的方式，有的还可由其他手段实施。这种威胁的胁迫手段与暴力犯罪中的“以暴力相威胁”所体现的胁迫手段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手段也并不如“暴力”造成的人身伤害大，因此，也不能将其归入暴力犯罪。基于以上认识，若判定一类犯罪是否为暴力犯罪，重要的不是刑法分则将暴力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的明文规定，而是应具体来看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是否实施了暴力（或以暴力相胁迫）行为。据此，我们认为，“所谓暴力犯罪，是指以暴力手段或以暴力性质手段为构成要件，以特定或不特定的人或物为对象，蓄意危害他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全的行为。”

2、当前我国暴力犯罪的主要特征

暴力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当前我国暴力犯罪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1）组织上的群体化、团伙性；（2）成员上的年轻化、惯犯性；（3）时机上的陇蔽化、突发性；（4）政治上的反社会化、侵害对象的广泛性。

3、暴力犯罪的成因

主体环境因素则有两项：一是行为机会，它是外部条件构成主体实施某种行为的现实可能性；二是主体需要与外界资源分配的结构形态，这是影响主体的行为方式条件之一。”基于以上分析，结合社会实践，笔者认为暴力犯罪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原因：

3.1社会文化因素。

3.2经济因素

（1）生产力与暴力犯罪的关系；（2）贫困与暴力犯罪的关系。

3.3心理因素与暴力犯罪

（1）补偿心理与暴力犯罪；（2）义气心理与暴力犯罪；（3）亡命心理与暴力犯罪；（4）尝试心理与暴力犯罪；（5）享乐心理与暴力犯罪；（6）报复心理与暴力犯罪。

4、暴力犯罪的防治对策

鉴于暴力犯罪对社会危害的严重性，我们一定要采取积极有效的防范对策，对暴力犯罪进行治理，其主要对策有：

4.1治本预防对策

（1）发展生产力并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2）发展教育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3）加强人民调解早期干预工作；（4）强化家庭教育；（5）加强学校教育功能的发挥；（6）积极开展被害人学研究并采取必要的预防被害措施。

4.2治标防治策略

（1）完善当前治安预防措施；（2）加大打击暴力犯罪力度；（3）因地制宜的进行个案防治；（4）强化社会帮教工作力度。

暴力犯罪范文篇6

关键词：无限防卫；防卫意图；防卫不适时

1无限防卫的概念

一般而言，无限防卫有绝对意义上的无限防卫与相对意义上的无限防卫两种。所谓绝对意义上的无限防卫即绝对无限防卫,它是指无任何条件限制的正当防卫，具体表现为：于广度上，该种防卫可以适用于任何性质的不法侵害，即防卫范围的无限制；在深度上，该种防卫没有限度的限制，它允许防卫人在防卫过程中可采取任何方法和手段来对付不法侵害者，对其造成的任何结果不负任何刑事责任，即不为过当。而相对意义的无限防卫则是指一定条件限制而没有限度约束的正当防卫。它允许防卫人在遇到不法侵害的紧急情况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对付不法侵害而不负刑事责任。鉴此，剖析我国新刑法关于无限防卫的规定，仅仅是在防卫限度方面不受限制而已，并非是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即无限防卫权的行使，除了防卫限度无限制外，必须遵循防卫的起因、时机、对象、主观等要件。因此，我国新刑法所规定的无限防卫，是一种相对的无限防卫。本文也基于此来阐发和论述无限防卫的。

2无限防卫的构成要件

2.1主观要件

无限防卫的主观要件，即无限防卫之防卫意图，是指无限防卫之防卫人认识到人身安全正在遭受严重的暴力犯罪的侵害，并希望以防卫手段制止不法暴力侵害、保护人身安全的心理状态。无限防卫之防卫意图对于认定某行为是否为无限防卫具有重要的意义。无限防卫之防卫意图包含防卫认识与防卫目的来两方面的因素。

（1）防卫认识。防卫认识，是指防卫人在面临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时，对暴力犯罪的基本事实因素的认识。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突如其来的非法暴力侵害，受愤怒或紧张的情绪影响，防卫人认识外界的视野会大大缩小，理解事物本质的能力会大大削弱；另外，在紧急的情况下，防卫人也没有时间进行充分的认识和认真的判断。所以要求于防卫人过多或过细，既不妥当，也不现实。但是，认识能力的削弱，并不等于认识能力的全无。事实上，防卫人对不法侵害的基本事实因素还是能够认识的。

（2）防卫目的。防卫目的是指防卫人在防卫认识的基础上而决意采取防卫手段，制止严重的非法暴力侵害，以保护人身安全免受不法暴力侵害的心理愿望。从其始合法权益得到满足的时空距离而言，防卫目的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①直接目的。它是指防卫人针对非法暴力侵害所实施的防卫行为是为了制止正在进行的非法暴力侵害，以使该暴力侵害被迫停止或归于失败。此乃防卫人实施防卫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直接目的，抑或是防卫的初级目的。②根本目的。即通过制止不法暴力侵害，保护人身权的安全。它是防卫人实施防卫所希望达到的根本目的和最终愿望。

2.2客观要件

（1）无限防卫的起因要件。暴力犯罪是无限防卫的起因要件，没有暴力犯罪也就无从言及无限防卫。然而，暴力犯罪的外延是很宽广的。事实上，并非对一切暴力犯罪都可以实施无限防卫。它有质和量两方面的要求。

起因要件质的规定性——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从侵害行为的性质而言，无限防卫必须是针对犯罪行为，而不能针对一般的不法侵害行为。此为无限防卫区别普通防卫的特征之一。从犯罪的手段而言，无限防卫必须是针对暴力犯罪行为，而不能针对非暴力犯罪行为。所谓“暴力犯罪”，是指非法使用暴力，侵犯合法权益的极端的攻击性行为。从暴力犯罪所侵害的权益性质而言，无限防卫权必须在发生了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的时候才能实施，对于仅仅危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财产权利的暴力犯罪侵害，只要这种侵害没有危及到人身安全，则不允许进行无限防卫，而只能进行一般防卫。

起因要件量的规定性——特定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从侵害人身安全暴力犯罪的暴力程度而言，无限防卫只能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实施。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涵盖面而言，无限防卫只能针对特定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实施。我国新刑法第20条第3款是采用列举加概括式的立法形式规定的。然而，无论是采取列举式，还是采取列举加概括式，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无外乎是指以下几种情形：

①关于“杀人”犯罪。杀人犯罪绝大多数都表现为以激烈的暴力手段来实施的。然而，在有的情况下，行为人也可以用非暴力的手段来达到杀人的目的。

②关于“故意伤害”犯罪。和杀人犯罪一样，故意伤害犯罪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采取激烈的暴力手段来实施的，但也有采用非暴力手段实施的。并且，故意伤害又有轻伤害、重伤害及伤害致死之别。因此，并非对一切故意伤害犯罪均有无限防卫权，只有对行为人采取激烈的暴力手段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故意伤害犯罪行为，才能行使无限防卫权。

③关于“抢劫”犯罪。行为人在实施抢劫犯罪时，其采取的犯罪方法通常表现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而只有当行为人使用暴力手段实施抢劫时，方可能严重危及他人的人身安全。而当行为人使用胁迫手段或其他强制手段抢走公私财时，则不可能直接严重危及到他人的人身安全，因而防卫人不能对其行使无限防卫权。

④关于“强奸”犯罪。行为人出于奸淫的目的，违背妇女的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时，其犯罪行为才会严重危及妇女的人身安全，当行为人采用胁迫手段或其他强制手段强奸妇女时，如利用从属关系、教养关系、师生关系等强奸妇女，利用妇女患病之机、昏睡之机、醉酒之机或冒称妇女丈夫而强奸妇女时，行为人通常没有使用暴力，因而其行为并没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故对这种类型的强奸犯罪的不法侵害者不能行使无限防卫权。

⑤关于“绑架”犯罪。绑架犯罪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对于采取暴力手段绑架的，自然适用无限防卫，然而，对于行为人以欺诈的手段将他人带走，然后将其加以扣押的绑架犯罪，或者偷盗婴幼儿的绑架犯罪等，由于行为人在实施欺诈的过程中，或者偷盗婴幼儿的过程中，没有使用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因而对采取这些手段实施绑架的行为人不能实施无限防卫。

（2）无限防卫的时机要件。无限防卫的时机要件，是指可以实施无限防卫的时间。无限防卫的实施必须是对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时才能实施。所谓“正在进行”是指侵害处于已经开始且尚未结束之时。因此，认识无限防卫的时间，关键是确定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之不法暴力侵害的开始与结束。

①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的开始。在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开始之前，无限防卫的起因要件尚不具备，从而不发生无限防卫的问题。这或许是因为这种非法暴力侵害尚处于犯罪的预备阶段，或许是因为虽有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但尚未达到“严重危及”的量的程度。因此，对于尚未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可以实施普通防卫，对于预备行为，则不可实施无限防卫，当然，也不能实施普通防卫。②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的终止。正确确定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的终止，可以明确地界定无限防卫的终止时间。对于非法暴力侵害的终止标准，笔者认为应该以非法暴力行为所造成的人身安全的严重危险性是否排除为准。这一观点符合立法精神，与设立无限防卫的立法目的想吻合。它把握了无限防卫的本质，即排除非法暴力侵害对人身安全的严重危险性。根据排除危险说，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危险的终止，即是无限防卫的防卫时机的消失。

（3）无限防卫不适时。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非法暴力侵害正在进行是实施无限防卫的时机要件。因此，凡是缺失无限防卫时机要件而实施的所谓的无限防卫行为，在刑法理论上称为无限防卫不适时。它有三个特征：第一，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无限防卫之防卫意图，即主观上不具有制止非法暴力侵害、保护人身安全的目的，而是具有故意犯罪的目的。第二，行为人攻击的对象是将要实施不法暴力侵害的人或者是曾实施非法暴力侵害的人。第三，“防卫”行为是在不法暴力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实施的，因而此“防卫”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

2.3无限防卫的对象要件

无限防卫的对象要件是解决防卫人应当对什么人进行反击的问题。由于非法暴力侵害是通过人的身体外部动作进行的，制止非法暴力侵害就是要制止非法暴力侵害人的行为能力，因而，无限防卫的对象必须是非法暴力侵害者本人。对于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实施无限防卫，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没有异议。可否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可否实施无限防卫在理论界争议却比较大。笔者认为，对不满十四周岁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和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这两类人不能实施无限防卫，因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行为不能构成犯罪，他们实施的任何行为，在刑法上是无意义的。不符合无限防卫的起因条件。当然，如果防卫人不知道暴力侵害者是无责任能力人时，对其可以进行无限防卫；如果防卫人明知实施严重不法侵害的人是无责任能力人，则不能实施无限防卫，而且，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应尽可能的避免。但在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避免或者迫不得已时还是可以实施普通防卫的。

暴力犯罪范文篇7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特殊防卫权，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殊防卫权是正当防卫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之间具有包容关系，特殊防卫权具有正当防卫权应有基本特点外，还有自身特有特点。本文就其含义进行诠释，并对其构成要件进行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是特殊防卫权的规定。特殊防卫权外国刑事立法中也有所反映，例如瑞士、德国。特殊防卫权的设置，对于遏制和预防犯罪以及保护公民的人身利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项重要成果。

关键词：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分析

一、防卫权条款的诠释

为了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惩罚犯罪，保护防卫人的利益，《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了特殊防卫权，但是特殊防卫权设立条款的法律用语不规范、词意不明，在错综复杂的刑事案件中，特殊防卫权可能被滥用，不利于人权的保护。为此，我认为有必要对此条款进行阐释：

（一）何为“行凶”。

在《现代汉语辞海》中，“行”是“实际地做、表示行动”。“凶”是指“杀人或伤害的行为”。“行凶”是群众性日常的用语，其内涵、外延不明确，语义含糊不清，可以是指以拳头打人或殴打他人、寻衅滋事等一般违法行为，也包括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对“行凶”的含义解释众说纷芸，第一种理解为“伤人”,第二种理解为“是指无法判断为某种具体的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的严重暴力侵害行为”。第三种是指“故意伤害犯罪”，第四种理解为“使用凶器的暴力行凶”，还有的理解为是“伤害和杀人”等…..。“行凶”不是法律术语，法律没有对“行凶”的含义明确地作出规定，而刑法上也没有“行凶”这个罪名，但刑事立法把“行凶”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并列在一起，似乎有特殊的用意。笔者以为，第一种理解有失偏颇，“伤人”的“伤”字是指“伤害”。而伤害包括肉体上和精神上伤害，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理解，伤害虽仅指肉体上的伤害，但“伤人”一词较口语化且内涵过宽，不符合刑法用语的规范性。第三种理解有局限性，若“行凶”是指“故意伤害犯罪”，那为什么不直接在条文予以规定呢？对社会危害性极大的“八类犯罪”即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刑法第17条规定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那刑法第20条第3款为啥不直接用“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又有特殊防卫权的防卫对象是针对明示暴力的犯罪行为，虽然“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社会危害性极大，但不是一定要通过明示暴力手段才能实现的，而立法者没有把“贩卖、放火、爆炸、投毒”列入刑法第20条第3款中，这说明“行凶”有着深层的含义。第四种的理解也不准确，对“行凶”的性质表明单一化即使用凶器,且暴力程度不明，若赋予被侵害人对此类不法侵害者实施特殊防卫，可能要牺牲不法侵害人的人权保障作为代价，这要损害刑法的公正价值，也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第五种理解违反了语法逻辑，如果“行凶”包括“故意伤害”和“杀人”，那刑法第20条第3款为什么将“行凶”与“杀人”并列规定呢？“行凶”的含义应结合“暴力犯罪”与“危及”来诠释，“行凶”应是一种暴力犯罪行为，同时又危及人身安全的行为。从而不言得知，第二种理解较符合刑事立法精神的，但是还有不周到的地方，它还不能揭示“严重暴力”的“严重程度”，结合各家之言，笔者认为“行凶”是指故意实施足以对他人致命或严重危险到他人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行为。

（二）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的理解。

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是指四个具体的罪名，还是指犯罪手段与此四个罪名相同或具有同样犯罪性质的犯罪行为呢？有的学者认为这四种犯罪，既是指具体罪名，也可以指四种形式的犯罪手段。笔者以为，这里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应是指四种形式的暴力犯罪手段，例如，用麻醉方法强奸、刑法第267条规定的抢劫罪（携带凶器抢夺）等，这些犯罪不会危及生命安全，如允许实行特殊防卫权，有悖于立法宗旨。如果是指采用四种手段所实施的触犯刑法规定某个具体的罪名，那么应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作广义的理解。

第一、“杀人”不仅仅指通常意义的杀人，还应包括胁迫被害人当面采用放火、爆炸、投毒等手段杀人的行为，这里为什么要当面胁迫呢？如不是当被害人的面采用放火、爆炸、投毒等手段杀害被害人，无法明确暴力犯罪是否正在进行，那无法正确地把握防卫适用的时间，可能造成事前防卫或事后防卫。

第二、“抢劫”不应仅理解为对一般财物的抢劫，还应包括对象是特殊物品、违禁品的抢劫，例如《刑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第121条规定的劫持航空器罪，第122条规定劫持船只、汽车罪。

第三、关于“强奸”，不仅仅包括第236条第1款的强奸罪，还包括第241条第2款规定的对收买被拐卖妇女进行强奸的行为。

第四、对于“绑架”，不应单指《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罪，还应包括用绑架的手段实施的其他罪，如《刑法》第240条规定的采用绑架的手段实施的触犯的拐卖妇女、儿童罪。

第五、对四种犯罪作广义的理解，还应明确到其他性质的犯罪向此四种犯罪转化的情形，《刑法》第238条第2款规定的暴力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转化为杀人罪，第241条第2款规定的强奸罪，第269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但不包括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携带凶器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罪，这是刑事立法上特殊规定，此罪没有明显暴力，故不应赋予特殊防卫权。

（三）、对“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诠释。

第一、结合国外法和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立法精神来看，“人身安全”中所指的人身权应包括为“生命权、身体权、贞操权”等。

第二、“其他”何指？这里的“其他”应是除了“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之外的暴力行为，因为同一法条中不会出现两处具有相容关系的概括性词语，否则就应当合并“同类项”。“其他”是对刑法条文中规定的具体暴力犯罪的罪名的省略和概括，这是刑事立法的一种手段，要想把特殊防卫权的对象一一列举出来，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现实的，可以遵循一般性原则来规定。但其范围是明确的，立法者在条文中列举了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四个有代表性的暴力犯罪的罪名，用一个包容性词语“其他”以表示对没有穷尽所有的暴力犯罪罪名的省略与概括。同时，法条中列举了有代表性的四个暴力犯罪的罪名是对“其他”所概括的内容的提示。另外，“其他”的暴力犯罪程度应达到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

我个人认为，“其他”应包括《刑法》第123条规定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刑法》第226条规定的强迫交易、《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37条第1款规定的强制猥亵妇女罪、《刑法》第238条规定的非法拘禁罪、《刑法》第242条第2款规定的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刑法》第307条第1款规定的妨害作证罪、《刑法》第316条第2款规定的劫夺被押解人员罪、《刑法》第317条第2款规定的暴动越狱罪、聚众持械劫狱罪、《刑法》第333条第1款规定的强迫卖血罪、《刑法》第353条第2款规定的强迫他人吸毒罪、《刑法》第358条第1款规定的强迫罪等等。

第三、“严重危及”如何把握？“危及”是“有害于或危险到”之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危及”应是指不法侵害可能损害到防卫人的人身安全，而不是以己经损害到防卫人人身安全作为衡量标准，这里的“危及”是或然性概念，不是己然性概念。我国是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原则，要正确把握“危及”涵义，应结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且还要看暴力行为的严重性之强度。“严重”与“危及”不可分离，“严重”修饰暴力手段的强度性质，严重判断标准应以防卫人所处形势进行判断，即“防卫人正遭受着致命伤害或生命安全的紧急威胁”为标准。另外，犯罪的暴力程度，一方面可以根据暴力的性质来认定，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通常是暴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另一方面还可以根据暴力行为的后果来认定，这就结合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来认定，如果法定最低刑是三年以上徒刑的，可以说明这些暴力犯罪是达到严重的程度，如果法定最高刑是三年以下徒刑的，可以说明这些暴力犯罪是未达到严重的程度，是轻暴力犯罪。例如，《刑法》第257条规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刑法》第27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刑法》第247条规定的暴力取证罪、《刑法》第256条规定的破坏选举罪。“危及”如何掌握呢？“危及”是修饰暴力行为后果的程度。在主观上，“危”足以让防卫人感到危险将来临且惊惶失措。在客观上，“危”有可能转化为损害“现实”的紧迫性。要掌握“危及”的涵义，根据如下公式即可，损害的现实可能性＋紧迫性＝“危及”，也就是说，如果某种暴力犯罪的存在足以使法律所保护的人身权利随时遭受不可能挽回的损失状态时，那么可以说这时人身权利所遭受的暴力侵害是处严重危及状态。

第四、“暴力犯罪”的诠释。“暴力”是指不法侵害人对防卫人的人身进行打击或强制。刑法规定暴力犯罪的罪名众多，不可能是每个暴力犯罪的都可以实行特殊防卫权，否则损害刑法的公正价值目标。这里“暴力犯罪”是特定暴力犯罪行为且是能通过有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明示的暴力)，这暴力犯罪行为必须达到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程度时，才可以允许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行使特殊防卫权。如果不法侵害人不是通过明示的暴力方法进行侵害的，防卫人不能得知侵害行为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一般不能适用特殊防卫条款,只能适用普通防卫权即正当防卫权。另外，这里的“暴力犯罪”的犯罪形态应是未遂状态。如果是犯罪完成形态的话，一方面这时的“暴力犯罪”的行为已停止，如允许防卫，也是事后防卫，这容易造成防卫人滥用防卫权；另一方面，如对某犯罪行为实行防卫权，则此犯罪是不可能进入完成形态的，否则失去了防卫人也没有所谓正当防卫的问题，例如杀人罪。

二、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殊防卫权是正当防卫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之间具有包容关系。要剖析特殊防卫权的构成要件，需在正当防卫构成要件的基础上进行。特殊防卫权具有正当防卫权应有基本特点外，还有自身特有特点：

第一、保护对象的限制性，特殊防卫权所保护的对象仅仅限于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而不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财产权利等其他非人身安全的权利。

第二、防卫对象的特定性，特殊防卫权的防卫对象仅限于对正在进行的诸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及其他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第三、防卫限度无限性，防卫人在进行防卫时可以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必要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的程度相适应。

第四、防卫权的合法性，特殊防卫权是法律赋予公民保护自己人身权利的一项私力救济权。

第五、防卫后果的免罚性，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进行防卫时，不管其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何种后果，都享有不承担刑事责任。

关于特殊防卫的构成要件，在法学界存在着好多种观点，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特殊防卫权的成立条件应当有以下三个方面：（1）防卫的范围，必须是针对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2）防卫的时间，必须是正在进行的不法暴力侵害（3）防卫的对象，必须是不法侵害者本人。

第二种观点认为，特殊防卫权的成立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防卫人针对的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主要是暴力犯罪；（2）防卫的主体是任何公民；（3）防卫人杀伤不法侵害人或损害其利益，仍是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

第三种观点认为，特殊防卫的成立条件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方面：（1）前提——必须有某种特定暴力犯罪存在；（2）时机——必须是某种特定暴力犯罪正在进行之时；（3）对象——必须是针对不法暴力侵害者本人实施的；（4）主观条件——必须具有防卫合法权益的意图，即必须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权利。

我认为，特殊防卫是一种特殊的正当防卫，其构成要素应与正当防卫构成要素相似。第一种观点，虽然从防卫的时间和防卫的防卫的对象及防卫范围的三个方面反映了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立法精神，但它仅仅考虑到特殊防卫构成的客观要件，而缺乏了特殊防卫的主观要件规定，我国正当防卫的构成是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有机统一，那特殊防卫也不例外。第二种观点虽认识到特殊防卫成立的前提条件，掌握住特殊防卫的最主要特征即防卫人防卫的暴力犯罪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但忽视防卫主观目的是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害、防卫对象只能是针对不法的暴力侵害者、防卫时机是暴力犯罪正在进行之时。第三种观点能全面地反映特殊防卫与正当防卫构成要件的异同点，但其主观条件的内容过宽，不能严谨地表达刑法第20条第3款与第1款区别的旨意。

综合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根据防卫的意图、防卫的范围、防卫的对象、防卫时机等方面来分析一下特殊防卫的构成要件：

第一、在防卫意图上，防卫人必须是为了使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安全免受特定的暴力侵害，这是特殊防卫成立的主观要件。防卫意图的有无，决定特殊防卫的成立与否。防卫意图内容有二，其一是认识因素（防卫的认识），其二是意志因素（防卫的目的）。防卫的认识的基本内容包括：

（1）对暴力侵害性质的认识；

（2）对暴力侵害的现实进行性的明确认识；

（3）对暴力侵害者是何者的认识即防卫的对象是谁；

（4）对暴力侵害的危及性认识等。

防卫的目的包括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两个层次，直接目的是制止正在进行的暴力侵害，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第二、在防卫范围上，防卫人针对的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特定的暴力犯罪。

第三、在防卫时机上，暴力犯罪正在进行之时。所谓正在进行，是指暴力侵害已经开始、尚未结束的行为状态。如果暴力侵害尚不存在或已终止，均不能实施特殊防卫。暴力侵害已经开始应如何认定？在刑法学界上存在着三种观点：着手说、进入现场说、折衷说。相比较来讲，折衷说较为合理且较符合刑事立法精神。目前，折衷说已成为实务界的通说，笔者也同意折衷说。

那么，对行为终止又如何认定呢？目前主要存在着观点：一是行为完毕说，二是离去现场说，三是事实继续说，四是结果形成说，五是排除危险说。上述五种观点各有千秋，我倾向排除危险说，但排除危险说还有失偏颇。例如，甲男路遇同村的乙女，顿起淫心，甲强行奸淫了乙。事后，甲起身欲离现场时，乙声明要告发甲，甲持刀威胁说：“我还没过隐呢，你想告我，没门”。在此案中，如果采用行为完毕说、结果形成说，此时乙不能对甲实行特殊防卫，不利于保护乙的人身安全；如采用事实说继续说，而甲的强奸行为已完毕，而事实上又不能断定甲是否继续有强奸行为发生，不利于乙把握防卫时机；如采用离去现场说，可能是事后防卫了；如采用排除危险说，可以实施特殊防卫，但此时的危险认定是仅凭防卫人主观认识来推定，而缺乏进行防卫的现实性，有悖于我国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原则。

我以为，应借鉴德、法、日、意等国刑事立法精神，采用“现实危险说”，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52条规定“为了维护自己或他人的权利免遭非法侵害的现实危险而被迫实施行为的，只要其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相对称，不受处罚。”日本《刑法典》第52条规定“面对非法侵害的现实危险，为保护自己或他人权利免受侵害而被迫实施行为的人，在防卫与侵害相对称的情况下，不应受到处罚。”所谓“危险”是指暴力侵害对于人身权利造成危险性，且通过对暴力侵害人造成一定人身损害可以予以排除，而不是已经发生危害结果或不能通过合法的防卫予以排除的危险。“现实性”是指危险不立即排除就会从或然性状态的转化为已然性状态。在上一案例中，从甲的言语及行为表明，甲有可能再次进行强奸，甚至有可能杀人灭口。乙所处的危险有现实性，可以对甲实行特殊防卫权。

第四、在防卫对象上，特殊防卫必须是针对不法的暴力侵害者本人。特殊防卫的目的是在于排除和制止暴力侵害，由于暴力侵害是通过行为人的身体外部动作进行的，制止暴力侵害就是要制止暴力侵害人的行为能力。因此，特殊防卫的防卫对象只能是暴力者本人。对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精神病人或未成年人）能不能实行特殊防卫，刑法学界存在着两种观点：肯定说与否定说。肯定说认为，不法暴力侵害中的违法不包括行为人主观方面及其责任能力的内容，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对法律所保护的权益有现实的危害性，就属于不法侵害；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的不法侵害，与有责任能力人的不法侵害并无本质的区别。否定说认为，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的侵害行为不属于不法侵害，对其一般不能进行防卫。

我认为，二者的观点都有偏颇，对此类案件不能一概而论地采用肯定说或否定说，应结合防卫人的主观认识来处理。从原则上讲，对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行为，一般可以实行特殊防卫。如果防卫人明知侵害者是无责任能力的人并有条件逃跑等其他方法避免或制止侵害时，则不能实行特殊防卫，换言之，防卫人这时采取的救助措施是刑法上所讲的紧急避险；如果防卫人不知侵害者是无责任能力人，应允许实行特殊防卫。有社会就存在冲突，对于冲突的解决仅靠国家来执行是不行，且不现实，国家必须把某一项权利赋予公民用救助以稳固社会的安定。特殊防卫权的设立，无疑是我国刑事立法的进步，但是特殊防卫权的滥用可能破坏刑法的机能，不利于人权保障。本文的阐述，正是目的之所在。

参考文献：

[1].见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的丁慕英、李淳、胡云腾主编的《刑法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是研究》

[2].见刘艳红著《李植贵的行为是否正当防卫－关于“行凶”的一次实证考察》，律出版社2001年2版的陈兴良主编的《刑事法判解》第3卷。

[3].见司明灯著的《论特殊防卫的构成要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5月版马松建、史卫忠主编《刑法理论与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4].见陈兴良著《论无过当之防卫》，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的《刑法争鸣》第二辑

暴力犯罪范文篇8

[关键词]：正当防卫无限防卫权缺陷及完善

一、引言

1997年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据此，绝大多数人认为，我国新刑法确立了无限防卫权。但也有少数学者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从无限防卫权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无限防卫权的基本特征一是缺乏法益的均衡性，二是无必要限度的要求，而我国新刑法该款的规定并不具备无限防卫权的这些特征，并提出“无限防卫权的提法不妥”。[1]但笔者认为，就该条的规定而言，立法者对无限防卫行为的程度及后果采取了一种放任的态度，应该说无限防卫权在我国已经刑事立法化了。下面结合我国新刑法的规定就有关无限防卫权的基本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二无限防卫权的含义以及刑事立法化的价值取向

关于无限防卫权的含义，学者们发表了很多观点，如黄明儒的观点[2]，姜伟的观点[3]，陈兴良的观点[4]等。结合他人的看法，我认为所谓无限防卫权，是指公民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所采取的防卫行为，没有必要限度的要求，并对防卫行为的任何后果均不负刑事责任的一项权利。对这一概念可作如下理解：（一）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无限防卫权并不是绝对的无限防卫权，而是相对的无限防卫权，即它只能发生在“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一特定的条件之下，如不具备这一特定条件，则不允许行使无限防卫权。（二）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无限防卫权是一种正当防卫权。依照新刑法规定，在上述条件下实施防卫行为，即使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也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那么这种防卫无疑应当是正当防卫。无限防卫权的行使也应当符合正当防卫的基本要求。（三）无限防卫权是一种特殊的正当防卫权，我们习惯把新刑法第20条第一款规定的正当防卫权称之为一般正当防卫权，无限防卫权与一般正当防卫权相比较，其特征朱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起因条件不同，无限防卫权的行使职能在特定的情形下行使，而一般防卫权的行使只要有“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即可适用；二是限度条件不同，一般防卫权的形式，要求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否则即是防卫过当，要负刑事责任，而无限防卫权的行使则没有必要限度的要求，既不存在防卫过当的情形。[5]

明确了无限防卫权的含义之后，那么其刑事立法化的价值取向何在呢？众所周知，刑法因犯罪而存在，并且刑法具有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双重功能，然而刑法作为稳定社会秩序的一种保障手段又有其先天的不足，即对权利保护的滞后性，尤其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如合法权益遭受正在进行的急迫不法侵害时，这一不足显得尤其明显。虽然事后可以使不法侵害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毕竟合法权益已受到侵害，并且这种侵害优势是无法挽回的，如人被杀死。正是基于此种考虑，防卫权这种依靠公民自身的力量实现权利自保的权利，也就自然在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中得到了确立。例如，《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十二条规定：“如果夜间行窃被杀，则杀死他应该认为是合法。”我国古代《汉律》中也有相似的规定：“无故入人楼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者，无罪。”目前的《印度刑法典》第100条也有类似的规定。[6]世界各国无不鼓励本国公民充分利用法律所规定的防卫权积极同违法犯罪作斗争，以保护合法权益，维持社会秩序。

然而，在我国，关于无限防卫权的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刑事立法对此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1979年制定的刑法虽然在第17条对正当防卫的问题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该条所规定的内容来看，其立法模式仍属于有限防卫的范畴。该法第17条这样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由于该法对正当防卫的防为限度规定得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以致理论上长期处于争鸣状态，时践部门在适用时做法也极不统一，往往对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把握过于严格，并且“存在着唯后果论的倾向：凡是发生死亡后果的，一律认定为防卫过当，而不问这一后果是否为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必需”。[7]从而造成了不良的社会效果，例如，受害人在受不法侵害时，将歹徒打死或打伤，不仅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反而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就大大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同不法侵害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而同时，社会治安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居高不下，暴力犯罪日益猖獗，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秩序而且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因此，如何惩治犯罪降低犯罪率，以保护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1997年在对刑法的修订中，不仅放宽了一般意义上的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而且还确立了无限防卫权的合法化。由此可见“我国现行刑法第20条第3款在立法上的价值取向就是鼓励支持广大人民群众更好的行使防卫权，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纠正过去司法实践中处理防卫过当案件普遍偏严的现象。”[8]

三、行使无限防卫权的条件以及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无限防卫权，虽用“无限”加以修饰，但其实质仍然是正当防卫权。因此，无限防卫权在使用过程中同样要受到法定条件的限制。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行使无限防卫权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行使无限防卫权必须是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非法侵害行为侵犯的客体是防卫人自身或者第三人的人身安全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性的权利以及人身自由等。然而在人所享有的各类权利中，人身安全权利是最重要的，它是其他权利得以存在的前提，试想，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的话，还谈什么别的呢？况且侵害人身安全的行为往往具有突发性、即时性和紧迫性的特点。法律只有对这种权利受到侵犯时作出更及时、更直接的保障性规定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律所包含的伸张正义、惩恶扬善的精神。所以，只有在这类权利受到侵害时才可以行使无限防卫权，除此之外的非危及人身安全的侵犯财产权利和公民其他权利的犯罪，用非暴力的方法侵犯一般人身权利的犯罪如侮辱诽谤罪等，以及非危及人身安全的一般暴力犯罪，均不能行使无限防卫权。

2、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必须实际存在而又正在进行。首先，暴力犯罪行为必须是实际发生的客观存在，行为人对他人实施了侵害行为，而非无限防卫人主观臆断的行为，否则就是假想防卫；其次，暴力犯罪必须正在进行，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均不能行使无限防卫权。什么是“正在进行”？一般应理解为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已经着手实施，但同时还包括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直接面临不可避免的某些状态，因为有些危险的暴力犯罪行为虽然还未曾着手实施，但已对他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根据当时的实施情况，可以认为这种威胁已经迫在眉睫，如不实施防卫则会造成严重后果。比如，如果乙拿枪欲枪击甲，拿枪行为并不是杀人行为的着手，可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下，甲若不及时地主动地实施防卫，势必会错过防卫的最佳时机，难以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如果要求任何时候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都要等到其犯罪行为已经着手实施才实施防卫，则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所以，我认为对于暴力犯罪的实施迫在眉睫，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形，也应当认定为“正在进行”。当然，对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从严把握。

3、行使无限防卫权时，防卫人必须具有防卫合法权益的意图。从正当防卫的理论上看，正当防卫之所以被认为是排除犯罪性的正当行为，不仅因为正当防卫在客观上保护了社会利益，而且还在于防卫人在主观上具有制止不法侵害和保护合法权益的意图。行使无限防卫权也不例外，它要求，一方面防卫人已经认识到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存在。如果不对之实施防卫，自身的人身安全则会受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防卫人在主观上应具有制止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所以，在防卫挑拨、相互斗殴、出于故意伤害对方的心理实施侵害但客观上与防卫效果巧合以及防卫人在防卫过程中防卫意图转化为犯罪意图的情况下，致人伤害或死亡的，由于缺乏主观条件的正当性，不能认为是行使无限防卫权。

以上明确了行使无限防卫权的条件，但在实践中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应该加以注意。

（1）对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能否行使无限防卫权？

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包括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对这类人实施的暴力侵害行为能否行使无限防卫权，我认为应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从客观上看，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对社会同样具有巨大的危害性，对他人的人身安全同样具有侵害性。因此，不能完全排除无限防卫人的无限防卫权。然而，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暴力侵害行为，毕竟不同于有刑事责任能力人的侵害，其行为本身在刑法上不认为是犯罪。所以，我认为如果防卫人确实不知道侵害人是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或者是精神病人而实施了无限防卫，应当认定为是正当防卫。反之，如果防卫人是明知对方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一般不应当允许进行无限防卫，应尽可能采取其他方法躲避侵害，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实施无限防卫权。（2）相互斗殴中能否行使无限防卫权？

在司法实践中，对在相互斗殴行为中是否存在正当防卫，能否行使无限防卫权的问题认识不一，存在很大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是相互斗殴均属于不法侵害，不存在一方合法一方非法的问题，当然也就无正当防卫可言；另一种意见认为，相互斗殴也有前因后果，先动手的为不法，后还击的为合法；第三种情况认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从因果关系、情节发展、性质转化等方面来分析。[9]我的观点是不管相互斗殴的起因如何，相互斗殴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行为人双方均有侵害对方的故意，双方的行为均缺乏防卫意图的正当性。因此，相互斗殴中不存在正当防卫，更不允许行使无限防卫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相互斗殴结束后，一方出于报复或其他不正当目的，又重新主动侵害对方，而对方不愿再斗，退避不予还手，若是主动报复一方的行为已严重危及对方的人身安全时，被侵害方被迫进行反击，此时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不能再作为相互斗殴对待，被侵害方应当被允许行使无限防卫权。

四、无限防卫权在立法上存在的缺陷以及如何完善的几点看法。

对于我国新刑法关于无限防卫权在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许国中肯的看法，有人认为无限防卫权的立法化有损新刑法的进步性，不利于保护犯罪人的人权，不利于对犯罪人教育、改造；[10]有人认为新刑法将无限防卫权的行使主体界定为公民，有失偏颇；[11]还有人提出无限防卫权的立法在刑事立法思想上崔在许多误区，并建议取消无限防卫权的有关条款。[12]下面我主要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1、“行凶”一词含义不清

“行凶”一次含义不清，也不属于法律用语。暴力杀人、抢劫、绑架等犯罪都可属于行凶行为，然而从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将“行凶”与上述这些犯罪并列的规定方式上看，“行凶”显然又将上述这些犯罪排除在外。有学者认为：“行凶”是指无法判断为某

种具体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严重暴力侵害行为。[13]既然“行凶”本身不是一个具体的罪名，而是一个涵盖多种暴力犯罪手段的概念，完全可以被包含在另一个含义更广的“其他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一概念之中，而没有独立表述的必要，因为根据形式逻辑规律，同一个法条中不宜出现两处具有包含、重叠关系的概括性词语。在者说，“行凶”一词并非罪名，将其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罪名并列在一起，显得不是太协调。所以，还是删去”行凶“一词为好。同时将现实生活中常发生的典型的”重伤“这一”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像杀人、抢劫、等犯罪一样单独列居，以便于人们理解和操作。

2、“…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一表述容易引起歧义。

对于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中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我们可以有两种理解，既可以理解为“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犯罪和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也可以理解为“杀人、抢劫、强奸、绑架这些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和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前一种理解认为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犯罪无论使用暴力方法或非暴力方法，均可行使无限防卫权。后一种理解认为，无限防卫权只能适用于使用暴力方法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上述犯罪，对于非暴力方法的上述犯罪则不适用，因为使用非暴力方法并没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14]我赞成第二种理解，因为第一种理解容易造成无限防卫权的滥用。建议在司法解释中把对该款的理解加以明确。

3、第二十条各款的位置设定得也不太合乎逻辑。

从法条之间的关系来看，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即防卫过当的，要负刑事责任。而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是一般防卫权，第三款规定的是特殊条件下的正当防卫权，即无限防卫权，这两者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两者规定的都是正当防卫权，本质是相同的，所以第三款的规定同样要受到第二款规定的限制。

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一、二、三款分别规定的是一般防卫权、防卫过当、无限防卫权。一般防卫权与无限防卫权均是正当防卫权，不存在防卫过当。所以如果把第二款与第三款调换一下位置，把无限防卫权的规定紧贴在一般防卫权之后，用防卫过当要负刑事责任作为对行使一般防卫权和无限防卫权的限制，这样一来，整个条文才更显得合乎逻辑，科学合理。

4、无限防卫权可能被滥用，变成某些犯罪人实现其非法目的的手段。

有学者认为新刑法既然允许防卫人在受到暴力侵害时可以不守防卫限度的约束，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对防卫者的要求，做是防卫人之享有防卫权而不承担热哲人的极端。[15]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比如说，某妇女将被害人骗至家中杀死，然后未遭强奸现场，谎称被害人要强奸她，自己出于正当防卫的目的将其杀死。一旦发生这样的案件，由于被害人死亡，若是没有其他证据就难以对该妇女问罪。所以，应当增加防卫人的证明责任。例如法国刑法典第329条规定：（一）将夜间越墙或破窗侵入住宅者杀死、杀伤或击伤；（二）将暴力行窃者或暴力抢劫者杀死、杀伤或击伤，防卫人须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法律责任。借鉴与此，建议我国刑法中也加入类似规定以防止无限防卫权被滥用。

五、结语

无限防卫权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有关无限防卫权的立法经历了一个从野蛮到文明，从不规范到规范，从非科学到科学的演变。这个演变的过程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是人们经过深思熟虑对无限防卫权的利弊进行反思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在刑事立法中，确立无限防卫权的是是非非，也许人们会永远讨论下去，但是从人类同犯罪作斗争的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无限防卫的权利，不仅人类昨天需要它，在社会治安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相信只要人们能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正确行使这一神圣权利，无限防卫权带给人们的是福音而不是祸患。

但是我们同样要明白，从犯罪学的角度来看，犯罪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发展受到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社会风气、公民的防范意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要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需要依靠各种社会力量，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运用各种有效手段，长期不懈的进行综合治理。

参考文献：

[1]刘艳红、程红《‘无限防卫权’的提法不妥当》《法商研究》1999年第4期第65页。

[2]黄明儒、吕宗慧《论我国西刑法中的无限防卫权》《刑事法学》1998年第8期第30.

[3]姜伟《新刑法确立正当防卫制度》《法学家》1998年第3期。

[4]陈兴良《正当防卫论》1987年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0页。

[5]周加海、左竖民《正当防卫新型疑难问题探讨》《刑事法学》2001年第11期第46页。

[6]转引自邓小刚《略论无限防卫权》《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33页。

[7]同[4]第186页。

[8]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9]彭卫东《正当防卫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10]同[1]。

[11]韩轶《特殊防卫权主体之审视》《刑事法学》2002年第4期。

[12]卢勤中《无限防卫权与刑事立法思想的误区》《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

[13]刘艳红《刑法第20条第3款‘行凶’一词的理论考察》《刑事法学》2001年第3期。

暴力犯罪范文篇9

[关键词]：正当防卫无限防卫权缺陷及完善

一、引言

1997年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据此，绝大多数人认为，我国新刑法确立了无限防卫权。但也有少数学者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从无限防卫权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无限防卫权的基本特征一是缺乏法益的均衡性，二是无必要限度的要求，而我国新刑法该款的规定并不具备无限防卫权的这些特征，并提出“无限防卫权的提法不妥”。[1]但笔者认为，就该条的规定而言，立法者对无限防卫行为的程度及后果采取了一种放任的态度，应该说无限防卫权在我国已经刑事立法化了。下面结合我国新刑法的规定就有关无限防卫权的基本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二无限防卫权的含义以及刑事立法化的价值取向

关于无限防卫权的含义，学者们发表了很多观点，如黄明儒的观点[2]，姜伟的观点[3]，陈兴良的观点[4]等。结合他人的看法，我认为所谓无限防卫权，是指公民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所采取的防卫行为，没有必要限度的要求，并对防卫行为的任何后果均不负刑事责任的一项权利。对这一概念可作如下理解：（一）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无限防卫权并不是绝对的无限防卫权，而是相对的无限防卫权，即它只能发生在“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一特定的条件之下，如不具备这一特定条件，则不允许行使无限防卫权。（二）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无限防卫权是一种正当防卫权。依照新刑法规定，在上述条件下实施防卫行为，即使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也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那么这种防卫无疑应当是正当防卫。无限防卫权的行使也应当符合正当防卫的基本要求。（三）无限防卫权是一种特殊的正当防卫权，我们习惯把新刑法第20条第一款规定的正当防卫权称之为一般正当防卫权，无限防卫权与一般正当防卫权相比较，其特征朱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起因条件不同，无限防卫权的行使职能在特定的情形下行使，而一般防卫权的行使只要有“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即可适用；二是限度条件不同，一般防卫权的形式，要求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否则即是防卫过当，要负刑事责任，而无限防卫权的行使则没有必要限度的要求，既不存在防卫过当的情形。[5]

明确了无限防卫权的含义之后，那么其刑事立法化的价值取向何在呢？众所周知，刑法因犯罪而存在，并且刑法具有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双重功能，然而刑法作为稳定社会秩序的一种保障手段又有其先天的不足，即对权利保护的滞后性，尤其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如合法权益遭受正在进行的急迫不法侵害时，这一不足显得尤其明显。虽然事后可以使不法侵害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毕竟合法权益已受到侵害，并且这种侵害优势是无法挽回的，如人被杀死。正是基于此种考虑，防卫权这种依靠公民自身的力量实现权利自保的权利，也就自然在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中得到了确立。例如，《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十二条规定：“如果夜间行窃被杀，则杀死他应该认为是合法。”我国古代《汉律》中也有相似的规定：“无故入人楼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者，无罪。”目前的《印度刑法典》第100条也有类似的规定。[6]世界各国无不鼓励本国公民充分利用法律所规定的防卫权积极同违法犯罪作斗争，以保护合法权益，维持社会秩序。

然而，在我国，关于无限防卫权的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刑事立法对此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1979年制定的刑法虽然在第17条对正当防卫的问题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该条所规定的内容来看，其立法模式仍属于有限防卫的范畴。该法第17条这样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由于该法对正当防卫的防为限度规定得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以致理论上长期处于争鸣状态，时践部门在适用时做法也极不统一，往往对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把握过于严格，并且“存在着唯后果论的倾向：凡是发生死亡后果的，一律认定为防卫过当，而不问这一后果是否为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必需”。[7]从而造成了不良的社会效果，例如，受害人在受不法侵害时，将歹徒打死或打伤，不仅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反而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就大大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同不法侵害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而同时，社会治安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居高不下，暴力犯罪日益猖獗，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秩序而且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因此，如何惩治犯罪降低犯罪率，以保护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1997年在对刑法的修订中，不仅放宽了一般意义上的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而且还确立了无限防卫权的合法化。由此可见“我国现行刑法第20条第3款在立法上的价值取向就是鼓励支持广大人民群众更好的行使防卫权，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纠正过去司法实践中处理防卫过当案件普遍偏严的现象。”[8]

三、行使无限防卫权的条件以及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无限防卫权，虽用“无限”加以修饰，但其实质仍然是正当防卫权。因此，无限防卫权在使用过程中同样要受到法定条件的限制。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行使无限防卫权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行使无限防卫权必须是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非法侵害行为侵犯的客体是防卫人自身或者第三人的人身安全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性的权利以及人身自由等。然而在人所享有的各类权利中，人身安全权利是最重要的，它是其他权利得以存在的前提，试想，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的话，还谈什么别的呢？况且侵害人身安全的行为往往具有突发性、即时性和紧迫性的特点。法律只有对这种权利受到侵犯时作出更及时、更直接的保障性规定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律所包含的伸张正义、惩恶扬善的精神。所以，只有在这类权利受到侵害时才可以行使无限防卫权，除此之外的非危及人身安全的侵犯财产权利和公民其他权利的犯罪，用非暴力的方法侵犯一般人身权利的犯罪如侮辱诽谤罪等，以及非危及人身安全的一般暴力犯罪，均不能行使无限防卫权。

2、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必须实际存在而又正在进行。首先，暴力犯罪行为必须是实际发生的客观存在，行为人对他人实施了侵害行为，而非无限防卫人主观臆断的行为，否则就是假想防卫；其次，暴力犯罪必须正在进行，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均不能行使无限防卫权。什么是“正在进行”？一般应理解为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已经着手实施，但同时还包括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直接面临不可避免的某些状态，因为有些危险的暴力犯罪行为虽然还未曾着手实施，但已对他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根据当时的实施情况，可以认为这种威胁已经迫在眉睫，如不实施防卫则会造成严重后果。比如，如果乙拿枪欲枪击甲，拿枪行为并不是杀人行为的着手，可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下，甲若不及时地主动地实施防卫，势必会错过防卫的最佳时机，难以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如果要求任何时候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都要等到其犯罪行为已经着手实施才实施防卫，则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所以，我认为对于暴力犯罪的实施迫在眉睫，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形，也应当认定为“正在进行”。当然，对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从严把握。

3、行使无限防卫权时，防卫人必须具有防卫合法权益的意图。从正当防卫的理论上看，正当防卫之所以被认为是排除犯罪性的正当行为，不仅因为正当防卫在客观上保护了社会利益，而且还在于防卫人在主观上具有制止不法侵害和保护合法权益的意图。行使无限防卫权也不例外，它要求，一方面防卫人已经认识到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存在。如果不对之实施防卫，自身的人身安全则会受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防卫人在主观上应具有制止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所以，在防卫挑拨、相互斗殴、出于故意伤害对方的心理实施侵害但客观上与防卫效果巧合以及防卫人在防卫过程中防卫意图转化为犯罪意图的情况下，致人伤害或死亡的，由于缺乏主观条件的正当性，不能认为是行使无限防卫权。

以上明确了行使无限防卫权的条件，但在实践中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应该加以注意。

（1）对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能否行使无限防卫权？

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包括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对这类人实施的暴力侵害行为能否行使无限防卫权，我认为应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从客观上看，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对社会同样具有巨大的危害性，对他人的人身安全同样具有侵害性。因此，不能完全排除无限防卫人的无限防卫权。然而，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暴力侵害行为，毕竟不同于有刑事责任能力人的侵害，其行为本身在刑法上不认为是犯罪。所以，我认为如果防卫人确实不知道侵害人是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或者是精神病人而实施了无限防卫，应当认定为是正当防卫。反之，如果防卫人是明知对方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一般不应当允许进行无限防卫，应尽可能采取其他方法躲避侵害，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实施无限防卫权。

2）相互斗殴中能否行使无限防卫权？

在司法实践中，对在相互斗殴行为中是否存在正当防卫，能否行使无限防卫权的问题认识不一，存在很大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是相互斗殴均属于不法侵害，不存在一方合法一方非法的问题，当然也就无正当防卫可言；另一种意见认为，相互斗殴也有前因后果，先动手的为不法，后还击的为合法；第三种情况认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从因果关系、情节发展、性质转化等方面来分析。[9]我的观点是不管相互斗殴的起因如何，相互斗殴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行为人双方均有侵害对方的故意，双方的行为均缺乏防卫意图的正当性。因此，相互斗殴中不存在正当防卫，更不允许行使无限防卫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相互斗殴结束后，一方出于报复或其他不正当目的，又重新主动侵害对方，而对方不愿再斗，退避不予还手，若是主动报复一方的行为已严重危及对方的人身安全时，被侵害方被迫进行反击，此时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不能再作为相互斗殴对待，被侵害方应当被允许行使无限防卫权。

四、无限防卫权在立法上存在的缺陷以及如何完善的几点看法。

对于我国新刑法关于无限防卫权在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许国中肯的看法，有人认为无限防卫权的立法化有损新刑法的进步性，不利于保护犯罪人的人权，不利于对犯罪人教育、改造；[10]有人认为新刑法将无限防卫权的行使主体界定为公民，有失偏颇；[11]还有人提出无限防卫权的立法在刑事立法思想上崔在许多误区，并建议取消无限防卫权的有关条款。[12]下面我主要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1、“行凶”一词含义不清

“行凶”一次含义不清，也不属于法律用语。暴力杀人、抢劫、绑架等犯罪都可属于行凶行为，然而从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将“行凶”与上述这些犯罪并列的规定方式上看，“行凶”显然又将上述这些犯罪排除在外。有学者认为：“行凶”是指无法判断为某种具体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严重暴力侵害行为。[13]既然“行凶”本身不是一个具体的罪名，而是一个涵盖多种暴力犯罪手段的概念，完全可以被包含在另一个含义更广的“其他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一概念之中，而没有独立表述的必要，因为根据形式逻辑规律，同一个法条中不宜出现两处具有包含、重叠关系的概括性词语。在者说，“行凶”一词并非罪名，将其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罪名并列在一起，显得不是太协调。所以，还是删去”行凶“一词为好。同时将现实生活中常发生的典型的”重伤“这一”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像杀人、抢劫、等犯罪一样单独列居，以便于人们理解和操作。

2、“…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一表述容易引起歧义。

对于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中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我们可以有两种理解，既可以理解为“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犯罪和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也可以理解为“杀人、抢劫、强奸、绑架这些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和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前一种理解认为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犯罪无论使用暴力方法或非暴力方法，均可行使无限防卫权。后一种理解认为，无限防卫权只能适用于使用暴力方法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上述犯罪，对于非暴力方法的上述犯罪则不适用，因为使用非暴力方法并没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14]我赞成第二种理解，因为第一种理解容易造成无限防卫权的滥用。建议在司法解释中把对该款的理解加以明确。

3、第二十条各款的位置设定得也不太合乎逻辑。

从法条之间的关系来看，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即防卫过当的，要负刑事责任。而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是一般防卫权，第三款规定的是特殊条件下的正当防卫权，即无限防卫权，这两者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两者规定的都是正当防卫权，本质是相同的，所以第三款的规定同样要受到第二款规定的限制。

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一、二、三款分别规定的是一般防卫权、防卫过当、无限防卫权。一般防卫权与无限防卫权均是正当防卫权，不存在防卫过当。所以如果把第二款与第三款调换一下位置，把无限防卫权的规定紧贴在一般防卫权之后，用防卫过当要负刑事责任作为对行使一般防卫权和无限防卫权的限制，这样一来，整个条文才更显得合乎逻辑，科学合理。

4、无限防卫权可能被滥用，变成某些犯罪人实现其非法目的的手段。

有学者认为新刑法既然允许防卫人在受到暴力侵害时可以不守防卫限度的约束，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对防卫者的要求，做是防卫人之享有防卫权而不承担热哲人的极端。[15]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比如说，某妇女将被害人骗至家中杀死，然后未遭强奸现场，谎称被害人要强奸她，自己出于正当防卫的目的将其杀死。一旦发生这样的案件，由于被害人死亡，若是没有其他证据就难以对该妇女问罪。所以，应当增加防卫人的证明责任。例如法国刑法典第329条规定：（一）将夜间越墙或破窗侵入住宅者杀死、杀伤或击伤；（二）将暴力行窃者或暴力抢劫者杀死、杀伤或击伤，防卫人须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法律责任。借鉴与此，建议我国刑法中也加入类似规定以防止无限防卫权被滥用。

五、结语

无限防卫权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有关无限防卫权的立法经历了一个从野蛮到文明，从不规范到规范，从非科学到科学的演变。这个演变的过程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是人们经过深思熟虑对无限防卫权的利弊进行反思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在刑事立法中，确立无限防卫权的是是非非，也许人们会永远讨论下去，但是从人类同犯罪作斗争的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无限防卫的权利，不仅人类昨天需要它，在社会治安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相信只要人们能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正确行使这一神圣权利，无限防卫权带给人们的是福音而不是祸患。

但是我们同样要明白，从犯罪学的角度来看，犯罪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发展受到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社会风气、公民的防范意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要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需要依靠各种社会力量，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运用各种有效手段，长期不懈的进行综合治理。

参考文献：

[1]刘艳红、程红《‘无限防卫权’的提法不妥当》《法商研究》1999年第4期第65页。

[2]黄明儒、吕宗慧《论我国西刑法中的无限防卫权》《刑事法学》1998年第8期第30.

[3]姜伟《新刑法确立正当防卫制度》《法学家》1998年第3期。

[4]陈兴良《正当防卫论》1987年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0页。

[5]周加海、左竖民《正当防卫新型疑难问题探讨》《刑事法学》2001年第11期第46页。

[6]转引自邓小刚《略论无限防卫权》《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33页。

[7]同[4]第186页。

[8]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9]彭卫东《正当防卫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10]同[1]。

[11]韩轶《特殊防卫权主体之审视》《刑事法学》2002年第4期。

[12]卢勤中《无限防卫权与刑事立法思想的误区》《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

[13]刘艳红《刑法第20条第3款‘行凶’一词的理论考察》《刑事法学》2001年第3期。

暴力犯罪范文篇10

[关键词]特殊防卫权；“行凶”

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由于“行凶”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相比，是一个更具生活化色彩的词汇，且本身还具有模糊性从而难以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义。刑法学界为了能够给司法实际提供一个准确的判断标准，对“行凶”作出了各种解释。笔者在此对几种观点进行简要评析并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行凶”的特征

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的整体结构来看，“行凶”与其他的四类暴力犯罪行为之间是并列的逻辑关系，据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行凶”与其他四类犯罪行为存在结构和内容上的共性。对于并列关系存在的个体之间具有共性特征毋庸置疑，但如何把握其共性，就要结合紧随在五类暴力犯罪行为之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规定来考量。“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作为一项概括性规定，一方面通过“其他”二字为无法穷尽列举的暴力犯罪行为提供了兜底性的补充，另一方面揭示和概括了前五类犯罪行为的共性，即严重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第二，“行凶”与其他四类犯罪行为并不是包含或交叉关系。“行凶”一词在日常的理解中趋近于“为非作歹”，很多严重暴力的不法行为都可以用“行凶”来概括。在“行凶”一词可以包括后面几类暴力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又在法条中处于并列的地位，为了保持《刑法》条文的内在逻辑结构完整性，有序性，则需要对““行凶””一词进行限缩解释。据此，可以得出“行凶”具有以下特征：（一）“行凶”是行为而非具体罪名。我国《刑法》，并没有关于“行凶罪”的规定，假如“行凶”是一个罪名，也只能作为一种或几种具体罪名的集合。但将“行凶”作为罪名的抽象概括就会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在功能效用上产生冲突，立法者在立法时没有必要将两个概括性的集合概念放在同一个条文中，所以从结果的矛盾来看，“行凶”是罪名的假设难以成立。因此，把“行凶”作为一种暴力行为进行理解不仅有利于在实践中对《刑法》第20条第3款的适用，而且有利于维护《刑法》的周延性和体系性，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维护。（二）“行凶”是具有物理性的暴力行为。特殊防卫作为一般防卫的情况之一，当然也要符合一般防卫的规定。防卫人对犯罪人的防卫行为应当处于一个基本相当地程度，由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是物理的暴力行为，所以特殊防卫中防卫人为保护法益的反击也是物理性暴力行为。所以“行凶”作为特殊防卫的起因条件之一，仅指物理性的暴力行为，而不能包括精神性的暴力行为。（三）“行凶”是一种具有严重人身危害性的犯罪行为。特殊防卫权是国家为了使公民在其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反击不法者的“压箱底”武器。通过对比其他并列的犯罪行为可知，暴力行为必须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从现行《刑法》列举的犯罪来看,主要是指侵犯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性权利和身心健康等权利的犯罪才可以认定为“行凶”。①（四）“行凶”是无法确定具体罪名的行为。从上文可知，对于《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应从行为角度进行分析，既然“行凶”与其他的四种暴力行为在保护范围上是不同的，那么如何处理““行凶””和“其他暴力行为”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于能确定具体罪名的，例如故意伤害则属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的范围，对于无法确定具体罪名的，则属于““行凶””的范围。这样可以使《刑法》第20条第3款在没有立法重复之嫌的前提下，完全涵盖了行为可能存在的形式，在不违背刑法谦抑性的前提下，保障了《刑法》的规制范围。

二、“行凶”的现有解释及评析

（一）重伤死亡说。该说认为“行凶”是指通过暴力手段严重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并且该行为会造成他人产生重伤或死亡的严重后果。②重伤死亡说从结果的严重性来把握“行凶”，认为其危害要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作为特殊防卫的起因条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该说也存在一定弊端：其一，《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采取重伤死亡说难以将“行凶”同其他犯罪为区分，使得“行凶”作为单独列举出的行为丧失其独立价值；其二，该说关注的重点在于行为导致的严重结果，对“行凶”本身并没有作出明晰的定义。因此，重伤死亡说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二）故意伤害说。该说认为“行凶”包括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两种含义，因为故意杀人被包含在“杀人”行为中，所以“行凶”仅指故意伤害行为。《刑法》第20条第3款中列举了“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四类具有代表性的严重暴力行为，故意伤害作为典型的暴力犯罪之一，用故意伤害取代除去故意杀人后的“行凶”，合乎应然层面的立法方式。但是带来的问题也比较明显，在第3款规定了“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一兜底性条款后，故意伤害的行为当然是可以被包含在内的，用故意伤害来取代“行凶”的行为并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如果认为“行凶”就是指故意伤害行为，那么在立法时就没有必要再用单独列举行凶这一犯罪行为，所以“行凶”并不是与故意伤害等价的概念，该观点也难以自圆其说。（三）凶器说。该说认为“行凶”仅限于持有凶器对他人实施暴力的行为，③将“行凶”从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中涤除，认为持有凶器是“行凶”行为成立的要件。该说的优点是，一方面使“行凶”在《刑法》第20条第3款中具有了明显区别于其他暴力行为的独立内涵；另一方面，以持有凶器和必须用凶器对他人进行暴力犯罪为前提条件，为实践中对“行凶”的认定提供了明晰的判断标准。持本观点的学者通过限制“行凶”范围来防止防卫人对特殊防卫的滥用，但结果却差强人意。把“行凶”解释为“持有凶器伤害”这种解释本身难以被接受，更何况在许多杀人、抢劫等犯罪中，行为人一般会携带凶器完成其犯罪目的，例如甲持刀杀乙时，乙对甲的杀人行为进行了特殊防卫，此时只须将甲的杀人行为作为特殊防卫成立条件即可，“行凶”在与其他暴力犯罪行为的竞合中难有用武之地。所以，凶器说并不是最合理的解释结论。（四）犯意不明说。该说认为“行凶”是正在进行中、犯意不明确、暴力手段难以判断、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行为。④首先，该说通过对“行凶”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进行概念辨析，使“行凶”的存在符合法条内在的逻辑关系；其次，通过“行凶”赋予“犯意不明时的严重暴力行为”这一概念，符合人们对“行凶”的认知；最后，犯意不明说解决了为何在法条中专门规定了“行凶”一词的问题，相较于其他学说更具有合理性。所以，笔者更为赞同犯意不明说。

三、关于“行凶”的解释结论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