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生态论文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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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生态论文

环境生态论文范文篇1

论文摘要:“政治生态环境”是相对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秩序而言的一种社会政治状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环境,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政治生态环境由政策环境、法治环境、舆论环境、用人环境和廉政环境等构成,直接体现在干部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上。广大党员干部是“政治”大环境里的主导力量,广大党员干部的素质、能力直接影响着政治大环境的和谐与进步。如何保持政治大环境的和谐,建设优良的政治生态?

在十七大指出“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正确用人机制建设”。十七大对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迫切需要形成自己的、良好的政治生态。而建立健全正确的用人导向机制是创建优良政治生态的关键环节。

一、优良的政治生态对地方党的建设及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政治生态环境优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优势。政治生态影响全局的发展,引领社会和谐,体现地方形象,对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重要标志,也是反腐倡廉建设成效的重要表现。保持良好的政治生态,能凝心聚力,鼓舞士气,激发斗志。反之,则会人心涣散,败坏风气,滋生腐败。优良的政治生态更能确保“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进一步加强政治生态建设,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形成加速经济崛起的强大合力,对推动经济与社会科学发展将起到一定的作用。目前各地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格局,更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

优良的政治生态建设是一个需要长期培育、持续建设的过程,需要我们齐心协力营造一个有利于与加速崛起的大局同轴运转、同频共振、同向推进,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优良政治生态。

二、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机制是建设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环节

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机制,党员干部的选拔、任用尤为重要。选准、用好干部,是优化政治生态的关键环节。什么是正确的用人导向?有正确的用人标准,树立注重品行的导向、科学发展的导向、崇尚实干的导向、重视基层的导向、鼓励创新的导向、群众公认的导向,真正把那些政治靠得住、工作有本事、作风过得硬、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实践证明,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关系党风民意。公开树立起一个标杆,对广大干部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对政治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选准、用好了干部,就能够凝聚党心、鼓舞人心,优化政治生态。反之,选错、用错了干部,则会形成不良导向,涣散党心、挫伤民心,滋长“反生态”的不正之风。

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要有完善的机制作保障,须通过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来完成。形成正确用人导向的机制,使用人导向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水平,以此引领良好的政治生态。在良好的政治生态条件下,作为提高执政能力、提升决策水平的突破口,进一步提升政府公信力,树立起责任政府的良好形象。

三、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任用、留人和监督体系,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机制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要构建和谐、良好的政治生态,迫切需要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形成鼓励人才干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社会氛围,争取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局面。

目前,在干部考核、选拔、任用和监督工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对干部综合性评价不够,影响了考核结果的真实性;考核结果不全面,影响了考核的准确性;考核等级评定中缺乏层次性,制约了考核工作激励作用的发挥;部分考核结果简单化、公式化,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年度考核更是形式化,有的为争取考核优秀请同事吃饭拉票;有的单位干脆实行平均主义,将优秀名额逐年轮流安排,无论工作做得如何,人人有份。上述的考核结果难以作为干部奖惩和任用的依据。因而,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机制,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必然要求。

1.建立科学的干部绩效考核机制

在干部政绩考核中要坚持、彻底的贯彻四个标准。①系统性。在考核内容和标准的设置上,符合“三化”的要求,体现“三个文明建设”的成果;②针对性。充分考虑不同类别、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不同岗位、不同地区、不同基础情况下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差异,在统一的实绩考核评价标准下,对实绩考核内容赋予不同的权重结构和侧重点;③科学性。考核指标的设置上,要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这个工作中心,立足本地区实际,从纷繁复杂的工作中确定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足以反映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面貌、工作实效的若干重点工作,作为考核干部实绩的主要内容;④可操作性。合理确定考核目标和目标的不同标准,实事求是地分出优劣好坏的不同档次。对本身有任务指标、能量化考评的工作要坚持做到量化;对那些确实难以量化的目标,在完成标准和时限上要提出明确要求;对没有具体指标但又非常重要的工作,有可能量化的尽量量化,难以量化的,则应采取群众民主测评、群众满意度调查等方式,变抽象为具体。

2.建立科学的干部任用机制

科学、完善的干部任用制度机制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正确用人机制的新定位、新建立,是对干部选拔工作的新要求。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创新选人用人方式,规范选人用人程序,健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制度。坚持用发展的思路、改革的办法和市场经济的手段,努力探索正确用人机制工作与完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路子,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正确用人机制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选人、用人机制。营造一种“有为才有位、有位更要有为”的氛围。采用应知应会测试、民主推荐、面试型考察、工作绩效分析等环节确定人选。应知应会测试包括与职位相关的理论、政策、学识与能力的测试,并通过案例分析,全面检测干部的发现问题、解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进行工作绩效分析,根据领导干部工作绩效分析评价要点,了解考察对象所在单位的工作状况,重点分析考察对象的工作思路、工作投入和工作成效。这种方式可改变以往单一以推荐为主的产生方式,打破传统的以分取人的做法,使每一个条件都成为干部工作的一个正确导向,让工作业绩突出的干部得到优先重用,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如何让优秀的党员干部进入选拔视野,保证选拔的干部是真材实料?这里可以借鉴一下各地的做法。

陕西省实名推荐领导干部,不搞突然袭击,提前将空缺的领导职数情况通报给大家,并将拟推荐人选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公布,给大家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让民主的空间尽可能地大一些;而且规定区级领导一律不参加推荐,把推荐权完全交给大家。这种做法有效地防止搞内定人选,克服了为内定人选量身设定的推荐资格条件或因信息不对称内定人选私下拉选票的弊端,同时也使不具备提拔的人士没有跑官的市场。

重庆市全面公示干部政绩,在考察前,把考察的规程、方法、考察对象的拟定、考察活动的安排等告之于民;在考察中,采取预先考察、公开考察、回访考察、跟踪考察、审计考察等方式,多角度全方位地考察评价干部;考察后,把拟选用对象的现实表现和工作业绩等全面予以公开公示,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有效杜绝了“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等现象。

这些省市的做法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在干部选拔、任用的过程中发掘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干部,为政府机关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所选拔的干部群众信服,因而群众的参与度高,政府的公信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使政治生态更加优化。

3.建立健全良好的“留人”机制

正确对待身边的人才,为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①创造一个好的舆论环境,让人才得到广泛的尊重和支持;②创造一个好的道德环境,加强思想作风建设;③创造一个好的实践环境。通过轮岗、干和渠道,让人才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在实践中成长。④要充分尊重人才的意愿,发挥人才的特长,建立良好的奖励制度。

4.建立健全干部监督制约机制

建立健全正确用人导向,就应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及干部工作全方位程全过程的监督制约机制,为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机制提供环境保障。

①加强健全对公共权力部门的监督机制。公共部门掌握着国家的稀缺资源,享有国家授予的某些特殊权利,容易产生腐败。腐败的产生有两个前提:一是公共权力的存在,二是有谋取私利动机的公职人员。因而除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行政执行机制,形成行为规范、有章可循的行政执行制度,实现“以制度管事管人”外,还应在权力之外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监控和规范权力的运作方式,杜绝人情关系的蔓延,建立一个完善健全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不断强化监督机制,扩大监督范围,权力运用到哪里,监督就到哪里,努力构建与和谐社会要求相符合的干部监督管理新机制。

②改进、优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办法。强化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经常性督促检查、强化事前和事中监督,注意手握权力的干部的隐性收入和异常的生活方式,发现领导干部有犯错误的苗头,及时通过打招呼、诫勉谈话、函询、召开民主生活会等形式,早作提醒,防微杜渐。坚持预防、监督、查处并举,认真落实过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责任追究等工作,切实把严格监督和严肃纪律贯穿选人用人始终。

③进一步增强干部工作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广开、畅开监督渠道,欢迎群众监督,多听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挥专用举报电话的作用,认真受理关于干部选用工作的来电、来信、来访举报。对不署名的来信和电话也应认真对待,细致甄别。同时严惩对举报人员的打击报复,使举报人员无后顾之忧,监督的渠道才能通畅,腐败才会暴露在阳光之下。

④加大犯罪成本,建立相应的经济处罚条例。目前各地都开始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如制定“公职人员犯罪,除法律制裁外,其社保养老金充公”之类的条款,将对预防贪污腐化犯罪有积极作用。退休没有保障,生活没有着落,晚年十分凄凉,犯罪代价之大让人怯步,对手握大权且具一定年纪的公职人员将产生影响。

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建设优良的政治生态,肯定能极大地激发和调动各级干部的热情,上下更加的心齐气顺、风正劲足,更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全面提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范增玉,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为和谐社会提供人才支持,人民网,2007,05,11

环境生态论文范文篇2

金融生态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对金融外部运行环境的形象描述,而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金融生态环境是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总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要素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是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基础。狭义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的进展及银企关系等方面以及金融体系内部各要素如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产品,通过资金媒介和信用链条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系统。

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主要包括:稳定的经济环境、完善的法制环境、良好的信用环境、协调的市场环境和规范的制度环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促进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和保值增值,促使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并且可以有效防止金融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促使其将各种成本内在化到自己的治理结构中。加强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金融生态环境中各因素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即金融生态链。金融生态主要是组成金融生态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金融要素的优化配置。

金融生态圈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功能不畅,都会影响整个金融生态圈的良性循环或金融业的运行效率。重视和加强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无论是对金融业的发展还是对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首先,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才能对经济社会各方面有宏观、透彻、准确的掌握,能带动整个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业控制着国家的信贷资源,只有加强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把个体微观经营行为与整体宏观经济发展要求相结合,才能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而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就是要推动金融业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通过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可以更好地发挥金融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作用,推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维护金融稳定和完善公司债券市场的重要保障。从金融生态的角度看,政府、公司属于环境因素,但从政府、公司等角度看,金融业则是它们的环境因素。金融风险的累积不但削弱了金融职能,而且也影响到金融业的正常发展。更严重的是金融风险的累积最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这将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而这场次贷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暴,导致全球闹股灾,从而使很多国家的金融生态环境恶化,市场对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失去了信心。因此,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不仅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

最后,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社会诚信的重要载体,是对债权人的保护。金融业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特殊行业,金融生态状况折射了社会诚信水平,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构建诚信社会的强大动力。金融生态建设和金融业的稳健、可持续发展将为自身和社会诚信建设创造条件。同时,金融生态状况的改善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良好的诚信机制。在公司债券市场上,无论是信息披露还是信用评级,如果缺乏诚信基础,那么就不具有存在的价值。尤其是投资者在债券市场获取信息方面不占优势,其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只有诚信才能构筑公司债券市场发展所需的生命线,让投资者和融资者在公司债券市场上能够进行理性的博弈。此外,良好的金融生态是促进社会充满活力的重要力量,还能实现动态平衡,有效控制金融波动,降低不确定性,有利于推动金融市场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二、海南省金融生态环境分析

目前,海南的金融生态环境在金融产业体系的外部和内部都存在诸多问题。

一方面海南省的金融产业体系的外部环境没有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依据金融生态环境内涵的界定,金融产业体系外部环境主要包括法律环境、地方政府和区域经济发展基础三个方面。在区域法律环境方面,尽管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很多年,但海南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权力至上、以权代法的做法仍随处可见。我国的法律基本上是以粗线条为主,这为执法者在具体操作中留有很大的自由度。基层地区的许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此原因造成的。有关金融业运作的全过程,如产权、进退出制、创新、整合、监管、重要业务、自律、保护、破产等方面尚存在许多法律空白。在地区层面,配合国家已颁布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及结合地区特点制定的法规还很欠缺。在地方政府方面,海南省地方政府的观念既表现为仍较保守,又表现为急功近利,即对新事物、新体制、新做法吸收较慢,且不能将之与地区区情有机结合,眼光短浅、图省事、图政绩、摆花架子,缺少长远打算。在经济基础方面,海南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较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历史包袱拖累造成了改制缓慢、改革滞后,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均较慢,这在相当程度上阻滞了金融产业的正常发展和金融业创新成果的出现。

另一方面海南省金融产业体系内部环境也阻碍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形成。在区域信用环境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信用体制不完善和信用意识淡薄。海南省信贷征信体系的建设基本上不能成为银行系统对贷款风险进行有效评估的基本支持和重要依据,这使海南省对其内部资金不能进行有效利用,从而形成内部资金通过总行一级的资金池流向其他地区,严重阻碍了其他地区的资金向海南的正常流动和授信程度,从而总体上导致海南省在经济振兴过程中的资金“瓶颈”。

另外,由于海南省信用环境欠完善,银行无法对贷款风险做出合理评价,骗贷、三角债、逃债、虚报、隐瞒等事件屡屡发生,从而导致海南省金融业的发展非常滞后。在区域金融产权方面,以国有银行制度为主是我国金融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建制、运行和管理监督等方面,渗入了较浓厚的国有银行管制的色彩,这是在新时期金融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的金融产权制度不明晰问题。由于金融产权不明晰导致产权关系不清,进而引发风险承担责任人不明确和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等市场化运作机制不能有效落实。在区域金融机构方面,海南省的金融机构主要仍然以国有独资四大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为主,支撑经济、社会事业的运行,缺少引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性银行机构。在区域金融中介方面,海南省为银行提供服务或与其业务相匹配的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及会计师、律师、财务师、审计师事务所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整体水准和工作人员素质不高。

三、海南省金融生态环境缺失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

海南省金融生态环境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遭到严重破坏,金融体系失去平衡,金融机构、司法环境、执法环境、信用环境等不同程度恶化,导致地方金融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信贷供求缺口问题突出,地方经济在严重“缺血”的状态下低效运转,金融生态系统的效能难以正常发挥,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导致了海南经济在沿海开放城市中一直处在欠发达状态,各项经济指标一直在沿海开放城市中排名靠后。金融生态环境的缺失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对海南省经济形成制约:一是地方企业获取贷款困难,成长完全靠自身积累,以致企业规模小,发展速度慢,始终达不到规模效益;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资金来源,招商引资受阻,无力承受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产业链的转移,海南省外资投入在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显著减少就是很好的证明;三是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缺乏金融支持,就缺乏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四是投资环境退化,难以吸引外部投资者进入。以上这些制约因素,使海南省经济金融生态链陷入“金融生态环境恶化→金融业严格控制信贷→金融业务和盈利水平低下→金融机构收缩业务和网点→地方企业成长受阻→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恶性循环。这种“累积性恶性循环”使得海南省经济增长一直受到金融生态环境缺陷和金融生态效能弱化的制约。虽然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海南省政府尽最大努力重树沿海开放地区经济金融形象,但信用重建需要时间积累,地方经济的恢复却时不我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融生态环境被破坏之后的重建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四、构建和谐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促进海南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适时增加有效信贷投放。要全面理解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准确把握市域经济运行的

特点。正确处理防范风险、发展业务和支持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着力搞好信贷结构调整的同时,适度增加有效信贷投放,建立起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机制。首先,要在继续保持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成果的基础上,正确审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过热迹象不明显的地域特征,在加强调控的同时,要注重引导支持,防止信贷的过度萎缩;其次,应增强宏观意识,跟进研究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趋势,准确把握银行业运行情况和风险状况,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市场分析,避免贷款投放的盲目性,倾力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最后,应继续调整与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地方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适时、适度地调整和优化信贷投向,积极向上争取授信额度,适当放宽对企业的评信标准和限制,降低门槛,进一步扩大信贷投放,在调整和改造过程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亮点”和“绿洲”,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优化经济金融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实践证明,一个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必然是最吸引资金的“洼地”。构建和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一是要建设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要培养信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全社会的金融意识和诚信意识。重塑新型银企关系,对改制后中小企业、私营企业进行规范化管理的同时,要树立起新的、长期、互信的银企关系,对恶意逃废债务的企业进行严厉制裁,从根本上杜绝逃、废、赖债劣迹的发生,维护银行债权;二是要建设良好的政策环境。将银行业作为地方的一个优势行业,把支持银行业的发展作为扩大招商引资的一项重要举措,支持银行业提高资产经营质量和经营效益,为金融机构向上级行争取更多的信贷规模,开辟信贷投放绿色通道提供政策环境;三是要建设良好的法制环境。严厉打击涉及金融领域的各类违法行为,加大案件执行力度,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四是建设良好的舆论环境,充分利用新闻部门的舆论宣传优势,坚持从正面宣传报道金融政策、金融环境和金融经营管理情况,为金融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三)加强政府、银行、企业三方合作,共同创建宽松的融资环境。可以由政府牵头做大、做强现有的担保公司,完善担保机制,健全贷款担保制度,积极引导和推进形式多样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鼓励具备条件的社会法人,特别是那些有一定规模、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负债率低的民营企业之间成立信用担保机构和发展担保业务,发挥对民营经济融资的桥梁纽带作用,鼓励解决民营企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要督促有关部门简化抵押评估、登记、公证等手续,降低收费标准,努力解决民营企业抵押难的问题。同时,政府应协调各经济管理、司法、新闻宣传和金融等部门,扎实开展创建金融安全区工作,教育企业强化信用意识,重诺守信,在全社会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还应建立民营企业信用评价机构,根据全市民营企业信用信息,对民营企业做出综合评价,实现信用信息共享,逐步完善信用登记、信用评估、风险预警、风险管理等企业信用评价功能。对于通过国企改制来的民营企业,要将改制后的民营企业与改制前的信用区别开来,注重考察新企业的信用。另外,政府还应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管理,鼓励组建行业自律性组织,如行业协会或行业商会等,对民营企业自身行政管理、财务管理等进行培训。要监督和管理民营企业,注重增加积累,提升技术含量和产品档次,切实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要帮助民营企业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增强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从经营机制、经营策略、组织管理、自身素质等多方面进行提高,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提高市场竞争力,加强行业协会内部企业的联保作用,从根本上改善区域融资环境。

(四)强化银行业经营管理,提高风险防化能力。一是要紧紧抓住海南省目前良好的机遇,用好、用足、用活中央已给政策,采取超常规手段加快处置不良资产,消化历史包袱。要拓宽信息渠道,抓住政策导向,及时向上级行反映实际情况和风险程度,积极争取核呆指标,最大限度处置不良贷款;二是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采取转让、打折出售、打包处理、租赁、招标、拍卖等方式直接处置不良贷款。同时,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推动区域性资产重组和置换,盘活不良资产;三是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相关责任,坚持常规手段“抓降”,加大不良贷款清收力度;四是加强贷款分类监管,要真实反映资产质量,既要敢于亮底,又要积极处置,要进一步加大对恶意隐瞒不良贷款行为的处罚力度,切实防范不良贷款反映失实造成的风险。

(五)采取有效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发展。海南省应针对中小企业规模小、数量多、发展快、资金需求量大的实际,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信贷管理机制。首先,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明确中小企业信贷职能部门,培养中小企业信贷专门人才,完善适合中小企业信贷人员的业绩考评和绩效挂钩体系;其次,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的资信评估标准,对中小企业的评估和信用评级应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注重对成长性指标考核,突出对业主个人的信用评级以及对其所处经济环境、市场环境和信用环境的评价;第三,应完善授权授信制度,改变目前从建立信贷关系到每笔融资都要上级行审批的办法,根据各基层行的决策、管理水平和所在地区经济结构及企业融资状况,分层次明确融资审批权限,减少贷款审批环节,提高办事效率;第四,应推进信贷融资产品创新,拓宽担保渠道,探索新的贷款担保形式,解决中小企业抵押资产不足的问题;最后,可以适当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减少中小企业贷款融资的高成本和高风险代价。

主要参考文献:

[1]白钦先.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2]周小川.法治金融生态[J].中国经济周刊,2005.3.

[3]宋逢明.公司治理是改善金融生态的基础[N].金融时报,2005.8.22.

环境生态论文范文篇3

从气象、降水条件看,环渤海地区位于半干旱暖温带,年降雨量为500~700mm,地面蒸发量为1500~2000mm,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4倍。降雨量主要集中在7~8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50%~70%,常常出现春旱、夏涝和晚秋又旱的自然灾害,土壤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积盐和脱盐的交替过程。从水文、地质条件看,黄河、海河和辽河等16条河流的入海口均在环渤海地区,因而该区域地势多以滨海平原三角洲为主,海拔高程-1~10m之间。土壤受海洋侵蚀现象较重,土壤盐分呈现从内陆向海滨逐渐增强的规律。从土壤、植被类型看,环渤海地区属于湿润-半湿润海水浸渍盐渍区,盐渍过程先于成土过程,是在盐渍淤泥的基础上逐渐成陆发育而成。此外,土壤盐分组成也具有地区差异。在黄河三角洲,土壤以盐土为主,盐分组成主要以Cl-和Na+为主,盐含量为6~30g/kg,盐土占土壤总面积的50%以上;而在辽河下游滨海三角洲的盐渍土中则出现了少量SO42-[2]。黄河三角洲和辽河三角洲滨海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植物种类较少,主要以湿生、水生和盐生植物为建群种形成的群落在该区占据主要地位[6-8]。常见的植物群落类型主要有芦苇(Phragmitescommunis)群落、盐地碱蓬(Suaedasalsa)群落、柽柳(Tamarixchinensis)群落、獐毛(Aeluropuslittoralis)群落等。总体来看,由河流冲积形成的三角洲地区土壤的成土历程短,熟化程度低,土壤养分少,但土壤含盐量高,地表蒸发快,极易盐碱化,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同时,该地区人类活动频繁,对生态系统的扰动较大,因而,环渤海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

2环渤海油田区开发历史

目前,环渤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石油生产、加工基地,胜利、辽河和大港油田的开采时间均超过50年,最年轻的冀东油田开采年限也已达20年。以胜利油田为例,自1961年发现以来,目前拥有油井2万余口,已累计生产原油8亿余吨,主要工作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胜利油田在1987年产量突破3000万吨后一直保持了9年,至今原油产量仍然保持在2500万吨以上。冀东油田开发最晚,最初原油产量每年仅有18万吨,而今年产量已达213万吨,累计探明储量17662万吨,该油田目前已步入快速开采期,预计5~10年即可达到千万吨油田的生产规模。石油的勘探与开发涉及面广、涉及点多,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在油井建设过程中,主要涉及到钻井、勘探、管线埋设以及道路建设等地面工程的占地用地问题。每口油井的井台占用的土地面积约为400m2左右,油井位置一般较为分散,油井间以作业路面相连接,油田长期勘探、开发后的结果就是导致原本脆弱的环境更加破碎化。油田作业区污染物累积量逐年加大,环境自净能力越来越弱,生态风险越来越高。

3油田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1油田开发对大气的影响

滨海油田区稠油比例高,多采用蒸汽驱原油的开采方式。在锅炉加热和采油运输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气,然而针对油田伴生气体处理的工艺设备配备不完善,技术工艺不成熟,无法实现对排出气体的完全回收再利用。排放气体中,总烃含量最大,大约占46.77%;其次是非甲烷总烃(non-methanehydrocarbon,NMHC)。这类物质易与油田的另一类特征污染物NOx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光化学烟雾,而光化学烟雾也是近年来雾霾的来源之一。据统计,胜利油田NMHC日排放量超标准值的2.6倍,辽河油田的日排放量超标准值的2.8倍。

3.2油田开发对地表植被的影响

在油田开发过程中,从前期的勘探到搭建井场采油,到后期的铺设管道以及储运集输,油田井场及周边的植被受到了极严重的破坏。长期高强度、无节制和大面积的石油开采造成了土地盐碱化沙化、草场退化、湿地退化以及水质污染等众多生态问题。胜利油田附近的草场面积已不足60年代的30%。大港油田开发区域,被石油破坏的植被达到了7万多亩。植被大大减少的同时又伴随着植物生产能力降低,生态系统植物多样性减少,由于食物链底端的生产者减少,导致生态系统的总生物量减少,进而造成环境功能的衰退。而环渤海油田区处于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生态系统结构不稳定,对环境变化比较敏感,自我修复能力差,造成不可逆的生态破坏。

3.3油田开发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土壤是油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众多污染物的主要归宿地。随着开发时间的延长,土壤中污染物总量不断累积。落地原油、泥浆和油砂等进入土壤后,会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土壤有机质组成发生变化,土壤通透性降低,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和区系结构产生显著影响。据调查,胜利油田年均产生油泥在1×105吨以上,有些区块土壤中石油含量达到了105.7g/kg,是临界值(0.2g/kg)的528倍,对土壤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辽河油田也存在相似的污染状况。

3.4油田开发对水体环境的影响

在油田生产过程中,井场作业、井管破裂和输油管线穿孔均会造成原油泄漏进入水体。目前,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大部分已进入开采的暮年期,采出油综合含水率都在90%以上,其中含有大量的石油类物质及采油过程中投加的表面活性剂、破乳剂等高分子采油助剂,其有机成分包括烷烃、芳烃、酚、酮、酯、酸、卤代烃及含氮化合物等。采油废水目前主要通过回注的方式加以利用,但并不能完全解决。油田开采对自然水体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石油类污染物可以在水面形成油膜,阻碍水气交换,破坏了水体的溶氧过程,进而影响水质和水生生物的生存。污染物经长期累积和渗漏将进入地下水,导致地下水质量下降。此外,回注地下的污水也会通过土壤或注水井漏层(或套管破裂)渗漏,或因注水井注入层位浅,使注入水进入地下水,将使地下水利用价值降低甚至不能利用。

4油田现行污染物控制措施

4.1气体污染物的控制措施

气体污染物在油井井场、原油接转站、联合站、注水站和油田开发辅助工程及运输过程中均有产生[14]。这类气体污染物的控制几乎涉及到油田生产的各个环节。然而,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多为老油田,设备较为陈旧,许多需密闭的流程仍为开放式生产,轻质烃挥发严重。例如,联合站接收来自前线集输站来油后,须经脱水、净化和加温处理,这个过程中会挥发出大量轻质油气,如不加装油气回收装置,这类气体污染物将直接进入大气环境中。此外,在原油炼制环节,每年会产生数千吨的火炬气,主要成分为C2H6、C2H4和H2S等,这类气体热值较低,回收利用率仅有10%左右,炼厂一般是将其排放至火炬燃烧[25]。这种处置方式仍然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既不经济,也不环保。

4.2土壤污染的控制措施

石油污染土壤的修复是近年来环境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从技术类型上可以分为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和生物修复技术。常用的物理、化学技术包括浓缩干化法、固液分离法、萃取分离法、电动力学修复法、热处理和热解吸技术以及化学破乳回收法等。物理、化学技术对治理高浓度的石油污染技术优势明显,但若用于中低浓度石油污染土壤则成本太高,还会造成二次污染的问题;生物修复的成本低、无二次污染,在处理低浓度污染土壤方面有明显优势,不足之处是污染物降解速率较低。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各类土壤修复技术的推广并不顺利。首先,土壤污染通常较为分散、浓度不均,通过挖掘、运输对污染物集中处置成本过高,因此目前多采用原位处置的方式。原位处理的首选技术是生物修复技术,而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土壤多为盐碱化土壤,盐碱对生物技术的使用效果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研究者通常采取压碱、土质改良和增加地表植被等方式降低盐碱带来的影响。当前,这类技术仍以研究为主,国家尚未出台油田污染土壤强制修复措施。

4.3水污染的控制措施

目前,多数滨海油田已进入中后期开采阶段,多采用水驱来实现大规模生产,油田化学品的应用非常广泛。采出油综合含水率不断提高,污水产出量不断增加,已超过注水量的需求,不能全部用于回注;再加上有些区块地层渗透率低,对注水水质要求很严,处理后的采油废水达不到要求,只能注新鲜水;还有的地区采用注蒸汽采油,但采油污水处理后很难达到锅炉水质标准。所以,相当一部分采油废水必须要排放到环境中,而且必须达到国家排放标准,油田企业的污水处理压力巨大。国内油田对含油污水处理的传统方法主要有自然沉降、混凝沉降、气浮和过滤等常规物理方法,一般可以满足注水指标的条件。外排水还需经过深度处理才能排放,大多数油田外排废水采用生化处理为主。这类技术可分为两类,即利用好氧微生物作用的好氧法与利用厌氧微生物作用的厌氧法。但由于重组分的难降解性,更应该采用组合工艺。

4.4固体废弃物的控制措施

油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最主要的就是油泥砂。其主要来源包括接转站、联合站的油罐、沉降罐、污水罐和隔油池的底泥,含油污水处理设施、轻烃加工厂和天然气净化装置等清除出来的油砂、油泥,钻井、作业、管线穿孔而产生的落地原油及含油污泥等[30]。油田通常根据油泥来源对其进行不同处理,含油量20%~30%的油泥直接可以进入物化处理装置回收原油,处理后的油泥一般用于建材生产;含油量10%左右的油泥砂可进入热电厂焚烧发电;对于含水量在90%以上且含油量较低的油泥砂一般直接排入天然蒸发池,进行自然蒸发,而后集中至污泥干化场堆放。以胜利油田为例,每年通过各种途径产生的油泥砂数量大约11万吨,而目前通过各种方式处理的油泥砂的量仅占50%左右。

5我国滨海油田区环境综合治理对策

5.1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原油勘探开发、油气集输和炼油等作业过程不可避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通过改进生产工艺,降低生产过程中各类污染物的产生及排放量,从源头抓起,能够减轻末端治理的压力、。清洁生产着眼于污染预防,通过不断地改善管理和技术水平,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排放,将污染整体预防战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全过程。新的形势要求油田企业在加大环保投入的同时,转变观念,致力推行清洁生产,促进污染物的“零排放”。清洁生产模式已成为当前油田企业节能降耗、控制污染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佳途径。

5.2实施严格的末端治理

按照我国现行的石油开采、加工技术和生产模式,尚无法实现生产过程污染物的“零排放”。因此,在现阶段采油污水、油泥以及井场作业区的污染问题仍是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必须实行严格的末端治理措施,从政策上提高“偷排”、“漏排”的违法成本,加大对责任人和直接领导的处罚;对污染物处理实行政府计量补贴措施,提高油田企业治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行污染物资源化利用新技术和分类集中处理模式,实现污染物的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

5.3加强植被恢复和生态建设

油田开发过程中对植被的破坏是非常大的。如20世纪80年代开发建设的孤东油田,是在潮上带湿地上围海建坝开辟出的68km2采油区,在开发初期打井、修路,动用了1.2×104m3土方,但开发后未进行绿化,致使地表裸露。在油田生产进入稳产阶段后,通过种植紫穗槐、柽柳等对道路两旁进行绿化,人工绿化加上自然植被恢复,绿化覆盖率已达到30%~50%,生态环境有所改善[34]。因此应当注重施工后的地表修复和绿化,注意管道回填后地表的平整度,在工作空间内种植草坪和树木,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而且还可保护土壤结构。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有助于缓解油田开发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损害,强化生态系统的自身调节能力和平衡作用。

5.4划定生态红线,制定生态脆弱区保护规范

环境生态论文范文篇4

环境—生态问题并非仅仅是个科学技术问题

很长时间以来,全球范围的环境—生态一直在恶化,水资源短缺,荒漠化扩展,温室效应,有害气体排放量急增,臭氧层被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都不仅危及到人类的物质生存,而且加剧了全球和地区范围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族群的冲突乃至危机。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均物质资源相对缺乏(在全球排名160位以后)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与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接轨”的步伐的加快,资源与开发的矛盾、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迅速激烈化和外显化。近年来,黄河断流,长江泛洪,淮河变黑,西北等地的快速荒漠化,华东、华南等地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等等,危害着很多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剥夺着他们的生存权利;许多城市的垃圾公害和食品污染也正在对人(特别是工薪阶层和贫困阶层)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构成威胁。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目前有30%的水资源遭到污染,3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上千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75%,这意味着环境—生态代价几乎将抵销掉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从整体上说,淡水缺乏,水质与大气污染,土质退化,耕地减少,水土流失,酸雨增多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和治理。

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阶段性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个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也只有在经济增长起来以后,对环境和生态保护才能有更多的财力投入。

需要对此提出的质疑是:从过去几十年的情况来看,全世界并不缺乏对环境—生态进行必要的和基本的保护的科学技术,全世界的资金也足以用来解决诸如水质的大面积污染和大气的工业污染这样的问题,但环境—生态恶化还是在一步步加剧。这说明,环境—生态破坏后面隐藏着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原因,环境—生态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

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的水资源都严重缺乏,但即使是在这些严重缺水的地区,仍然不时掀起大兴土木的热潮。高级宾馆高档写字楼层出不穷,而一个三星级宾馆的标准间的设计供水,居然是每天一吨。很明显,只是笼统地说缺水,不是毫无意义吗?不足世界人口5%的美国,每年需消耗全世界年开发能源的34%,人口不到20%的发达国家每年需消耗全球能源的80%,但与此同时,美国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利益,至今仍然拒绝在全球保护大气的国际协议上签字。那么,笼统地说大气污染需要治理有什么意义?究竟是所有的人都缺水、都在污染大气,还是一部分人缺水、一部分人在污染大气?是哪一部分人缺水、哪一部分人在污染大气?缺水、大气污染这类问题,仅仅是个科技问题,或者,仅仅靠科技进步就能解决吗?

从性质上说,环境—生态问题涉及到对自然资源如何占有、如何利用和如何分配的问题,而这种占有、利用和分配,总是在特定的社会体系、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下发生和展开的。对这些社会领域和社会过程的关注、反思、批评,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作家—艺术家与公共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

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

环境—生态和发展的问题,常常被构造成二元对立和两难的困境:似乎要发展,就要破坏环境—生态;要保护环境—生态,就只能牺牲发展、忍受贫穷。这种发展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流行话语正在很多人那里内化成某种“常识”或“共识”,阻碍着人们对发展与环境—生态问题做任何严肃而富有积极意义的探讨。

关注环境—生态问题,并不是要追捧极端的环境—生态主义神话,不是要建立凡生命(甚至包括病毒)和凡自然之物(包括洪水)都必须崇拜和保护的现代泛神论,也并不否定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以及更早期的其他文明形式长期以来与自然界的确存在着的紧张关系,并不否认人们追求日益舒适的物质生活的合理性。但是,人与自然的相对和谐、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保护的相对平衡,不也是“舒适”的应有之意吗?而且,这种相对和谐与相对平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相对成功的范例。今天,无论是在海南,在云南,还是在山西,在江西,我们都可以看到某些局部地区有很多发展与环境—生态良性循环从而增进了当地人民福祉的生动事例。各种文明形式与自然的冲突如果说曾经已经发生,丝毫也不能说明如今坐视环境—生态的恶化具有正当性和必然性。而在“发展”与“环境—生态”两者之间建立非此即彼的两难关系,通常情况下是对掠夺性破坏性开发的辩护。

大规模、高速度的环境—生态恶化趋势,并不是历史上的常态,而是近一、两个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出现的现象,是全球性发展主义思潮和体制性开发带来的恶果。在这里,“发展主义”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指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是生活在各地的人们的正当要求,也是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目标。而所谓“发展主义”(严格地说,应该是“开发主义”)指的是一种源起于西欧北美特定的制度环境、并在六十年代之后逐步扩张成为一种为国际组织所鼓吹、为后发社会所遵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它通过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等的许诺,对广大的“第三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包括贫富悬殊拉大、环境—生态恶化,等等。冷战结束以后,发展主义更是演变为一种全球化的潮流。这种潮流将“发展”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又简单地等同于GDP或人均收入的提高。在向所有的人许诺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同时,发展主义再生产着一种不均衡的经济格局和不合理交换—分配体系,同时也严重地破坏着资源日益减少的环境,损耗着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的生态。

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忽视环境—生态问题,常常把环境的代价、健康的代价等等排除在企业内部的成本—效益分析之外;同时也忽视人文协调和社会整合问题,使社会的伦理、信任、安全、亲情、团结、互助等社会得以维系和延续的基础日益崩溃。发展主义的话语是一种唯物质主义,唯增长主义,甚至是唯GDP主义。

这种发展主义的话语体系存在着很多盲区,比如其关于增长的统计就常遮掩着人类生存的真相:大量砍伐森林以满足木材业和市场的需求,如生产木质家具、纸浆、一次性木筷等,这一类生产拉高了GDP,但这些生产过程对环境的破坏(如制浆过程对河流的污染、林木减少既导致了水土流失又降低了空气质量等),却没有从GDP总值中扣除;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保护健康人们又不得不购买矿泉水(富人或中产阶级甚至需要乘飞机去其他地方度假以呼吸新鲜空气),而对矿泉水的购买和度假的消费等更增加了GDP:一次破坏竟成为GDP的两次增值,“美好生活”就是这样被再生产出来的!

国民生产总值(GNP)或本地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等是对社会总体收益进行估量的一些必要概念,但这一类统计如果成为唯一的社会进步的指标,巨大的环境—生态代价和社会—伦理代价便会被掩蔽起来。而且,这种统计往往并不反映出增长或开发的主要获利者有多少人、是什么人,主要代价承担者有多少人、是什么人。这种以货币来衡量价值的方法也总是将未纳入货币流通过程的劳动(如家务劳动、志愿服务、亲友互助及自给自足的农业劳动等)和其它代价(环境—生态破坏,以及健康损害、安全损害、尊严损害、信赖损害,等等)排除在统计范围之外,因此常常掩盖了增长之下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公正和不合理。

增长至上和财富至上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与欧洲启蒙时期的人类中心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决定论存在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也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又一轮全球性扩张的产物。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展主义蓝图之下,少数国家或地区(如日本及亚洲“四小虎”)由于战后种种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技术—文化的综合因素而实现了较高速度的增长,这被描述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楷模和道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战后接受发展主义模式和相关的制度—技术安排的多数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如发展主义所许诺的那样发展起来,或者在增长的同时付出了沉重的社会—政治和环境—生态代价,有些甚至日益陷入了经济的困境和社会的危机。

联合国开发与计划署《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大约四十个国家的经济比十年前更糟了,非洲、南亚、拉丁美洲乃至昨日的超级大国俄罗斯,都面临着深重的危机。即便排除冷战时期的政治性援助等因素不计,“四小虎”的成功与四十个国家的不成功,也充分显示出全球发展主义浪潮中的不均衡性和排他性。事实上,发展主义不是一种包容性强而是排除性强的丛林竞争游戏,正如它不能解决贫富差异问题而只能带来更大的贫富悬殊一样,它也没有解决环境—生态问题而是带来了更大范围和程度的更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这是由它本身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它内在的“赢者通吃”的逻辑决定的。

发展主义所到之处,是更多的自然物变成了发展主义体制和话语下的“资源”,而一旦具有了这种“资源”的价值,这些自然物就在被迅速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本土的或全球的资本—技术的依附关系,越来越集中到了各种权势集团和资本集团的手中。在权力垄断和资本扩张的体系之下,这些集团总是用这些“资源”去满足自己或少部分人的利益需要,而让大部分人去承担资源耗竭和环境破坏的灾难性后果。

这一过程通常是在满足自然欲望和追求幸福生活的名义下进行的。问题是:如今人们层出不穷的欲望并不是原生和自然的,而是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扩展逻辑下,由跨国性的生产与销售商团和传媒与广告公司联姻精心建构和再生产出来的,其完全不同于其它生命种群万代不变的自然欲望,也不同于在环境—生态相对和谐的情境下人们对物质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例如一家一辆汽车,一人多件貂皮大衣或多件羊绒毛衣,每周打打高尔夫球,每年到避暑圣地度假,等等,显然是当代消费文化引导和谋划的产物,与人的所谓自然属性(即使有的话)并无直接关系。这种非自然的消费欲望正在大大加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事情往往是,为了满足少部分人的这类欲望,多数人的饮水、呼吸、衣、食、住、行等基本而正常的需要反而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也是忽视乃至取消人们更多非物质性欲望(情感的、尊严的、安全的、审美的,等等)的直接原因之一。在这里,发展主义恰恰是以少数人“高级”(奢侈)的欲望去压抑多数人“低级”(基本)的欲望,它不仅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使人类多维度多层面的“幸福”只剩下对物质的占有和对商品的消费,从而对人类的欲望构成了严重的扭曲和践踏。

全球性环境—生态恶化是伴随着贫富差距拉大发生的。据联合国开发与计划署《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的统计,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的人口的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已从1960年的30比1扩大到1990年的60比1,又扩大到1995年的74比1。

需要指出的是:特定的“贫困”概念,是在发展主义的语境中才出现的,并且在这样的语境下也才有意义。随着大规模的“开发”,各种形式的社会和生活结构被打破,许多地区的人都先后被卷入了片面追求利润的“增长”和盲目追求集中的“规模”的进程:土地被征用,家园被破坏,环境被污染,人口外出漂流,战争和动乱也比以前有增无减,很多人变得一无所有,从而真正沦入了赤贫。

人们在阐述环境—生态问题时常用“人类”、“发展”、“现代化”这一类过于抽象的词语,而它们常常遮蔽着现实中的差异:是什么人在“发展”和“现代化”?什么人被排斥在“发展”和“现代化”之外?是哪一些“人类”在受害于环境—生态恶化而哪一些“人类”在环境—生态恶化的过程中大获其利?……显然,对发展主义的反思和清理,必须以反思和清理各种普遍主义的话语为方法论前提,至少须防止以习语代替思维、以话语代替事实的反实践态度。

发展主义在中国

世界总人口的1/4在中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成功解决发展与环境—生态的矛盾,对全世界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针对民族积弱甚深情形的一种政治选择。但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等于赚钱是硬道理,更不等于破坏环境或毁灭生态是硬道理。现在,“中国特色”已经成为上上下下的口头禅,而真正的中国特色,首先是人口众多、资源短缺,技术落后,基础设施不足。这就使中国既不可能、也不应该以西欧或美国早期的发展模式为“现代化”的样板和“赶超”目标。欧美国家的现代化是建立在其早期大规模地掠夺资源破坏生态,同时伴随着对外殖民、贩奴和侵略的殖民主义扩张和帝国主义掠夺基础上的,本土的人口—资源矛盾因为大量向外移民而得到缓解,域外的资源因为其殖民主义的政治—军事霸权和强国的经济—文化霸权而得到控制和支配,核心国家(占全球人口15%)和边缘国家(占全球人口85%)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依附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得到确立。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时候,这种不平等关系可以得到缓和;在经济发展出现萧条的时候,这种不平等关系则得到强化和加剧,并引发各种危机,包括战争。这种“以外疏内”、“以外养内”以及“以外安内”的现代化过程,是他们利用了特殊的历史条件的特定发展道路,是后发展国家不可能重复和照搬的。

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经验,都值得中国学习和汲收,但中国不仅在国情方面大大不同于欧美,所面临的时代与上两个世纪也不可同日而语。西方各国不仅已经拥有先发的优势,而且已占有在金融、电子等高技术和无污染产业里的优势,而与众多在发展主义模式下正在被“郊区化”和“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被迫廉价出卖资源,在被迫从事高消耗和高污染的产业。发达国家可以不砍本土的森林而用域外的木材,不采本土的石油而用域外的石油,包括用取自发展中国家的丰厚利润来缓解本土的各种矛盾,来维持本土的相对良好的环境—生态。但是,在既有的全球体系和世界格局下,中国已不能通过向外移民的方式来缓解本土的人口—资源张力,相反,只有极少数精英正在被强国有选择地吸纳;中国也不可能向外转移环境—生态代价,相反,中国正在接受“夕阳产业”的进入和转移,正在为此牺牲自己的森林、草原、河流、土地,而且发达国家的垃圾还通过不法商家一次次运往中国。

因此,中国只能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走坚持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路,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发展之路。这既是对世界文明多元化发展的贡献,也是对欧美现代文明所蕴含的创造性精神的最好的学习。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八十年代以来,以恢复和建构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持续发展问题也逐步得到社会的重视,并被国家确定为发展的战略;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权势和利益集团采取了忽视乃至取消社会公正、忽视乃至取消保护环境—生态的开发方案,甚至与某些跨国资本势力的掠夺性开发联手,从而导致了种种反社会和反生态的恶果。姑且不说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例证,即便在人迹罕至的高原和草原地带,由于某些大资本集团开发触须和国际市场收购网络的渗入,由于某些管理机构的腐败性纵容和配合,老鹰、狐狸、羚羊等急剧减少,加上过度放牧、特别是以破坏草原植被为代价的山羊的过度放养,一方面使羊绒和皮毛的超额利润流向了少数新富集团,另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生物链,导致了鼠祸猖獗和植被毁坏等极为严重的环境—生态灾难。而这一类正在危及广大民众基本生存条件的开发活动,居然常常被描述为“改革”的政绩和“搞活”的图景。

这些现象常常被有些人以“阶段论”给予辩护。“阶段论”认为现在的环境破坏只不过是阶段性的,中国也可以像发达国家那样“先污染后治理”。诚然,任何人都能理解,人类的经验和知识的局限,通常会造成破坏与治理之间的时间差。但“先污染后治理”并不是一项通则,更不是发达国家的普遍事实,因为很多发达国家的破坏根本没有得到过治理,只不过是将破坏的后果转嫁给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将一批批高污染产业逐步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很多环境—生态的破坏是无法在事后得到治理的,比如物种的灭绝就是一次性事件,另外很多环境—生态破坏则需要漫长的时光和巨大的投入才有可能相对缓解,比如土地的严重荒漠化就须穷数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之努力才可能予以缓解。更重要的是,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增长是为人的生存服务而不是人的生存为增长服务。当掠夺式的开发已经危及到人的呼吸、饮水和生命健康的时候,当洪水、干旱、毒气等等已经使很多人含恨而亡的时候,当我们“豁出生存搞发展”的时候,“后治理”还有什么意义?当这种“后治理”是由某些在破坏中获利而根本不承担任何代价的人来宣扬的时候,它还是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理论主张吗?

“代价论”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辩护。这种观点认为环境—生态破坏是人类为增长必须支付的代价,不值得大惊小怪。这说法在一般意义上同样能够让人理解,没有人会天真到以为可以白得好处而从不付代价的程度,何况中国长时间来的积弱状态更决定了代价——包括环境—生态代价——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值得注意的是:“代价论”的滥用,常常有利于维护一切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社会体制和安排,因为历史上一切罪恶和悲剧几乎都可以在“代价论”的粉饰下获得其合法性:殖民主义也带来了科技的传播,侵略战争也促进了工业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官僚集权体制也曾促进了GNP的提高,这些都可以被有些人视为“成绩和代价”、“主流和支流”的关系,都可以在“代价论”的逻辑下得到肯定。因此,对“代价论”必须具体分析。问题不在于增长和发展有没有代价,而在于这种代价是否超过了社会或社会中某些阶层可以承受的程度?这种代价是由谁来承受?比方说,“代价论”的制造者们是否也在与环境—生态破坏的受害者们共同付代价?事实很明显,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全世界非核心国家的居民的主体并没有或很少分享到发展主义带来的好处,核心国家的贫困阶层也没有或很少分享这种好处,但恰恰是占全球总人口85%的他们,在风景区没有度假别墅,没有定期出国度假的机票,甚至正在失去曾经赖以为生的土地、森林、草原以及河流,正在承受环境—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后果。

另外,不能不提到“残余论”。这种说法认为当前包括环境—生态破坏在内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只要彻底实现市场化、全球化,只要完全与欧美等发达社会的体制实现“接轨”,一切问题自会迎刃而解。持这种观点的人,看到了中国五十年代以来“人定胜天”、“赶英超美”等盲目经济行为和经济体制对环境—生态的忽视和破坏,但没有看到这些过程内含的“进步”、“增长”、“工业化”等基础性观念其实是与西方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同出一源;他们看到了在集权的计划体制内的浪费和腐败现象及其对环境—生态的重大破坏,但抹杀了这种“化公为私”正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官场表现,大规模的“化公为私”更常常是以联系资本集团的裙带关系为直接支持和必要条件。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早期的社会主义理论侧重阶级斗争与社会关系,在环境—生态方面早就存在着知识盲点,而且正是这一点突出显示出它与西方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进步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这恰恰是值得我们反思与清理的。但这种反思与清理是以重建社会的公共性为道德前提和价值尺度的,与废弃社会公共性的“市场浪漫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借口“效率”以反对或压抑“公正”的发展主义思潮,毫无共同之处。

在冷战结束以后,在发展主义最为风行的南亚、非洲、南美洲等地区,是世界公认的环境—生态最为恶化的地区;在发展主义最受尊奉的九十年代,也是全球臭氧层破坏、酸雨增多、海水污染、土地荒漠化最为严重的时代。这说明环境—生态问题并非仅仅是旧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之物,而是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全人类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我们只有从世界体系的角度而不是以一国为分析单位,只有从历史长时段的角度而不是以一、两个年代为观察视域,才能较为清醒地认识环境—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才能较好地解除各种环境—生态困境,包括反思和纠正中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中出现过的破坏环境—生态的错误。

文学、文化工业、意识形态

发展主义观念能够如此迅速获得普及,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文化工业在九十年代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大众文化的繁荣和扩张。文化工业借助报纸、杂志、图书、电视、电影、广告、流行歌曲等等传媒,一方面生产与市场经济相应的一整套文化价值和是非标准,迅速地破坏、颠覆人们的传统道德和伦理,另一方面还将发展主义的一整套观念思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灌输到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

八十年代以来,体现发展主义观念的种种文化产品大量上市,已经成为近些年来文化生产的最显著的特征。其中“成功人士”不仅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神话。这与八十年代早期的“寻找自我”运动以及人性论思潮紧密相关,与八十年代晚期很多人对“中产阶级”的想象以及市场化进程紧密相关,当然西方、港台的商业文化的大举输入也是一种重要动力。根据一位评论家的分析,“成功人士”的典型形象一般是这样的:中年,多半为男性,微胖,受过良好教育,有美貌的妻子,调皮的儿子,驾名车,出入高级宾馆及高消费场所,拥有欧陆风情的住宅,打高尔夫球,去大剧院——而这样的形象,常常被很多人视为人生理想的目标,视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指南。问题在于,在这一类形象的塑造过程中,“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的真实原因总是被掩盖了,他们中不少人靠勾结、欺诈、叛卖、残酷以获取暴利的肮脏,他们中不少人忍受劳苦、孤寂、侮辱、盘剥而终于出人头地的辛酸,都化作了他们脸上空洞的微笑。在这一类形象的塑造过程中,“成功”的含义也大大地被扭曲了,人生价值的丰富性也被粗暴地单一化了,因为这些形象无一不在标榜高消费的富贵奢侈豪华,而从不具有任何道义、责任的指涉,与贫困关切、生态关切及一切人文价值关切毫无关系。他们是钱的化身,是消费的化身,是社会等级的化身。他们总是成为跨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大众美学,因为一个等级森严和高消费的发展中国家,总是更容易出现对外国商品和外国资本的依赖,更容易强化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关系。毫无疑问,他们通过遮蔽现实和误导公众,将严重危及健康的、人民的市场经济以及文明发育。

与“成功人士”符号相关的还有一系列时尚的潮流。时尚成了精神的上帝,成了国家权力之外最强大的社会控制力量。时尚使一切“旧”的东西贬值,而“新”的,亦即“现代”的,“世界”的,统统成为人们追捧和追求的对象。于是摇滚乐和流行歌无论好坏都是好的,民乐京剧无论好坏都是坏的;大哥大保密箱无论有用与否都是要有的,四合院自行车无论方便与否都是要丢的。这一系列潮流背后是跨国商品的倾销和商家高额利润的赚取,其单一化和强制化,更扼杀了人们精神的丰富性和个异性,一步步取消了人们在文化上应有的判断力。因此,当真正腐“旧”不堪的文化糟粕如“三陪女”、“拜财神”、麻将乃至无知迷信被当作最“新”时尚的时候,被当作“现代”与“世界”文化流行色的时候,最为痛恨传统的众多新潮派人士倒却很少例外地津津乐道趋之若骛。他们在文化上貌似激进主义的先锋的态度,常常伴随着他们最为古典和老派的堕落。这是消费主义文化极为寻常的景观之一。

文学是文化生产中重要的一个领域。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创作不乏优秀的作品,但从整体上来说,面对社会深层矛盾的集中浮现和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很多作家似乎还缺乏必要的思想和艺术准备,甚至还可能在纷纭多变的世俗生活中迷失价值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创作倾向值得回顾和检讨。一种出现在某些描写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里:作者感受到了社会底层的生活压力,对老百姓的生活有较为生动的再现,却时常采取了为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秩序进行辩护的立场,比如总是将新富人士美化为新的救世主,其为所欲为、欺行霸市、宿妓、行贿受贿的行为也常常被谅解或者得到羡慕,而下层百姓则被要求对这些人逆来顺受。这种“强人救世”、“富人救世”的作品,向读者散布着绝望的情绪,指示着低头屈服的出路,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着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

另一种倾向出现在某些表现个人世界的作品当中:作者抛弃了传统的社会政治大叙事,转向个人内心世界的探索和个体价值的确立,在艺术形式上则常有现代主义的奇异和狂放。但这些作品中的相当部分时常滑向了人性论,用人性论的本质主义来抹煞“人”的历史性(人的主体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历史过程)。似乎人性即人欲,而人欲是自然的、原真的因而是神圣至尊的,完全掩盖了现实生活中所谓“人性”赖以形成的全部文化过程和全部社会关系,制造着一种绝缘独立和一成不变的人性神话,与发展主义的哲学逻辑是一脉相通。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往往还有浓厚的消费主义色彩,虽然有时云山雾罩扑朔迷离,但对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向往之态却不时跃然纸上。有些作品还表现出浓厚的极端自私主义色彩,不断渲染和扩散对他人和对社会的冷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时流露字里行间。金钱是生活的意义。美女和美酒是感觉的源泉。趁社会分化刚刚开始赶快捞一把,成了这些作品对读者的隐性教导。这种写作当然是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天然盟友,差不多是一种消费指南和社会钻营须知。因此这些作品虽然有时也会貌似“先锋”,但不可避免地相互雷同和自我重复,日益显出时尚快餐文化的通俗品格。

结语

环境生态论文范文篇5

经济与生态是相辅相成、水乳交融、互创条件的关系。一切经济活动乃至人类的各种活动都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这个基础。经济取之于自然而求得发展,然而取之过度,大自然就强迫经济来偿还。因此,生态系统对经济活动有着极大的制约能力。现实生活中由经济来偿还生态系统被破坏的例子不胜枚举。从我国来看,全国每年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元,因洪涝灾害原因致使粮食减产1000多万吨。从全球而言,损失无法估量。

森林和林地有着丰富的多样性,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生物基因库。森林生态系统比其他生态系统具有更复杂的空间结构和营养结构,其系统自身调节能力远比草原要强,森林总的利用率和生物生产力也是天然系统中最高的。森林具有对长波辐射的高吸收率和对辐射的低散射率,可利用的净辐射相当高。由于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生态系统当然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2森林生态系统是防洪保土的根本

江河泛滥造成的损失很大。每年我国发生的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元,受灾人口数亿人,如果加上灾后重建的费用,经济支出的数额就更惊人了。

洪水泛滥的根本原因:一是由于土地失去植被不能对雨水进行截留,使洪水迅猛而下;二是由于土地失去植被造成水土流失,淤积河床、库区、湖底和泄洪区,致使河床抬高,库容减少,泄洪能力减弱。而森林生态系统则是防洪保土的根本,具有多重功能。

(1)森林具有巨大的涵养水源、调节径流的功能。森林的复杂主体结构,能对降水层层拦截,可将地表径流更多地转化为地下径流。据调查,一棵二十五年生天然树木可吸收降水150mm/h,一棵二十二年生人工水源林可吸收降水300mm/h,而裸露地仅吸收降水5mm/h。林地的降水约有65%为树冠截留或蒸发,35%变为地下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森林在雨季能削弱洪峰流量,延缓洪峰的到来时间;旱季则可增加枯水流量,缩短枯水期,达到“消洪补枯”的作用。

(2)森林具有巨大的水土保持功能。据资料显示,林地上层只要有1cm厚的枯枝落叶层,就可以使泥沙流失量减少94%。有林地泥沙流失量为50kg/hm2,无林地为2220kg/hm2,相差44倍。20cm的表土被雨水冲净,有林地需要5.7万年,裸地仅为18年。可以看出,植被得到保护,就可以祖祖辈辈享受自然生态与人类的协调发展,而一旦破坏了植被,子子孙孙将会受害无穷。从我国的情况看,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67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38%,全国平均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1万平方千米。长江中上游水土流失面积已达51万平方千米,占全流域总面积的91%,每年长江进入三峡库区淤积泥沙近万吨,减少库容3.5亿立方米。

(3)森林具有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净化空气、减少噪音等方面的作用,特别对于地处青藏高原的都兰县来说,大力营造和培育森林,对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林业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之一。它集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于一身,肩负着改善环境和促进发展的双重使命,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使用。大力发展森林生态保护建设工作,是促进经济和生态和谐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功业。因此,必须把森林资源保护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

3保障措施

(1)要科学编制林业规划,把扩大林地面积,提高森林覆盖率、提高森林防洪保水能力作为规划重点,因地制宜,科学安排,合理搭配树种结构。实现“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乔、灌、草”结合,“片、带、网”齐用,实现区域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2)进一步强化全民绿化意识,把发展林业作为党政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的重要内容来抓,真正把“一任接着一任干,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干给一级看”的工作落到实处,大力推行党政一把手工程,形成一把手亲自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新格局,从而做到提前规划、地块落实、种苗健壮、技术到位、造林成片的保障措施。

(3)制定优惠政策,发挥政策威力,鼓励全社会造林绿化。“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谁栽谁有,合造共有,允许继承”。“青山常在,永续利用”是党和国家发展林业的基本政策,加快荒山绿化,必须把党的林业政策交给群众,放手把宜林荒山荒地交给群众经营,允许跨地区、跨行业进行开发性造林;在四旁植树方面,大力推进“树跟地走,谁栽谁有”的政策。

(4)加强森林资源林政管理,实现依法治林目标。资源林政管理工作坚持森林资源消耗全额管理、限额采伐,实行森林消长目标管理和领导任期发展、保护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使资源林政管理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

(5)广泛深入地宣传造林绿化事业,加速推进生态林业建设。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必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美化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①要大力宣传新时期造林绿化发展总体思路,高举生态林业大旗,全力推进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围绕林业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要求,在抓好林业重点工程的同时,努力抓好绿色通道工程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增加广大绿化工作者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增强信心,调动积极性;②要大力宣传造林绿化先进典型、先进经验;③宣传工作要面向领导,面向基层群众;④把现代传播媒介与传统宣传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介,要实事求是、敢于说真话。

(6)实施科教兴林战略,加快林业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在跨世纪的年代里,国家安排的重点建设项目有“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水源涵养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在实施这些工程中,必须采取成果推广,计划与生产建设同步下达,组织实施,加强林业的科技规划、项目管理和综合协调,提高林业项目、林业工程的科技含量和工程效益,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

环境生态论文范文篇6

经济与生态是相辅相成、水乳交融、互创条件的关系。一切经济活动乃至人类的各种活动都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这个基础。经济取之于自然而求得发展,然而取之过度,大自然就强迫经济来偿还。因此,生态系统对经济活动有着极大的制约能力。现实生活中由经济来偿还生态系统被破坏的例子不胜枚举。从我国来看,全国每年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元,因洪涝灾害原因致使粮食减产1000多万吨。从全球而言,损失无法估量。

森林和林地有着丰富的多样性,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生物基因库。森林生态系统比其他生态系统具有更复杂的空间结构和营养结构,其系统自身调节能力远比草原要强,森林总的利用率和生物生产力也是天然系统中最高的。森林具有对长波辐射的高吸收率和对辐射的低散射率,可利用的净辐射相当高。由于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生态系统当然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2森林生态系统是防洪保土的根本

江河泛滥造成的损失很大。每年我国发生的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元,受灾人口数亿人,如果加上灾后重建的费用,经济支出的数额就更惊人了。

洪水泛滥的根本原因:一是由于土地失去植被不能对雨水进行截留,使洪水迅猛而下;二是由于土地失去植被造成水土流失,淤积河床、库区、湖底和泄洪区,致使河床抬高,库容减少,泄洪能力减弱。而森林生态系统则是防洪保土的根本,具有多重功能。

(1)森林具有巨大的涵养水源、调节径流的功能。森林的复杂主体结构,能对降水层层拦截,可将地表径流更多地转化为地下径流。据调查,一棵二十五年生天然树木可吸收降水150mm/h,一棵二十二年生人工水源林可吸收降水300mm/h,而裸露地仅吸收降水5mm/h。林地的降水约有65%为树冠截留或蒸发,35%变为地下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森林在雨季能削弱洪峰流量,延缓洪峰的到来时间;旱季则可增加枯水流量,缩短枯水期,达到“消洪补枯”的作用。

(2)森林具有巨大的水土保持功能。据资料显示,林地上层只要有1cm厚的枯枝落叶层,就可以使泥沙流失量减少94%。有林地泥沙流失量为50kg/hm2,无林地为2220kg/hm2,相差44倍。20cm的表土被雨水冲净,有林地需要5.7万年,裸地仅为18年。可以看出,植被得到保护,就可以祖祖辈辈享受自然生态与人类的协调发展,而一旦破坏了植被,子子孙孙将会受害无穷。从我国的情况看,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67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38%,全国平均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1万平方千米。长江中上游水土流失面积已达51万平方千米,占全流域总面积的91%,每年长江进入三峡库区淤积泥沙近万吨,减少库容3.5亿立方米。

(3)森林具有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净化空气、减少噪音等方面的作用,特别对于地处青藏高原的都兰县来说,大力营造和培育森林,对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林业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之一。它集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于一身,肩负着改善环境和促进发展的双重使命,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使用。大力发展森林生态保护建设工作,是促进经济和生态和谐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功业。因此,必须把森林资源保护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

3保障措施

(1)要科学编制林业规划,把扩大林地面积,提高森林覆盖率、提高森林防洪保水能力作为规划重点,因地制宜,科学安排,合理搭配树种结构。实现“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乔、灌、草”结合,“片、带、网”齐用,实现区域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2)进一步强化全民绿化意识,把发展林业作为党政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的重要内容来抓,真正把“一任接着一任干,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干给一级看”的工作落到实处,大力推行党政一把手工程,形成一把手亲自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新格局,从而做到提前规划、地块落实、种苗健壮、技术到位、造林成片的保障措施。

(3)制定优惠政策,发挥政策威力,鼓励全社会造林绿化。“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谁栽谁有,合造共有,允许继承”。“青山常在,永续利用”是党和国家发展林业的基本政策,加快荒山绿化,必须把党的林业政策交给群众,放手把宜林荒山荒地交给群众经营,允许跨地区、跨行业进行开发性造林;在四旁植树方面,大力推进“树跟地走,谁栽谁有”的政策。

(4)加强森林资源林政管理,实现依法治林目标。资源林政管理工作坚持森林资源消耗全额管理、限额采伐,实行森林消长目标管理和领导任期发展、保护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使资源林政管理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

(5)广泛深入地宣传造林绿化事业,加速推进生态林业建设。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必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美化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①要大力宣传新时期造林绿化发展总体思路,高举生态林业大旗,全力推进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围绕林业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要求,在抓好林业重点工程的同时,努力抓好绿色通道工程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增加广大绿化工作者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增强信心,调动积极性;②要大力宣传造林绿化先进典型、先进经验;③宣传工作要面向领导,面向基层群众;④把现代传播媒介与传统宣传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介,要实事求是、敢于说真话。

(6)实施科教兴林战略,加快林业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在跨世纪的年代里,国家安排的重点建设项目有“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水源涵养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在实施这些工程中,必须采取成果推广,计划与生产建设同步下达,组织实施,加强林业的科技规划、项目管理和综合协调,提高林业项目、林业工程的科技含量和工程效益,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

环境生态论文范文篇7

一、生态文明的涵义

生态文明的内涵是指人类社会人类同自然环境(原生)与人为(改造过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包括抗拒、改善,所达至趋利避害、协调适应和进步开化的状态。它是原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期,凸显高技术、知识化、信息化,使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当代新型文明形态。舆论界对生态文明有不同界定:或偏向自然,或偏向社会、政治。如:“生态”与“文明”,《辞海》早有诠释。“生态”指生物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即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保持生态平衡。“文明”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当“生态”与“文明”结合成为一个词组——“生态文明”,含义也起了变化,赋予新的内容和特性。即既有同,又有不同。它区别人类与生物,但仍是指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且是指人类与环境因素之间,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对的协调和稳定状态。主要表现为生态系统的物质与能量的输入与输出的相互平衡,各个组成成分之间都处于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状态,螺旋式上升的平衡。隐含进步,而非停滞,或回归原始。我作这样理解,并以为人类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自然环境应是天然环境(原生自然)和人为环境(改造过的自然环境),前者固然必须研究预防与减灾,而后者在一定时空、相对成为主要利害关系,需着力探索并与之有效相适应。

二、构建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指导思想和意义

在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尤其是近三十多年以来,出现人口膨胀、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问题,导致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恶化,环境容量不堪承载,经济持续发展受到挑战;逼使人们不得不对生态环境重新审视,必须进行保护环境和完善环境。否则,经济、社会发展难以为继,而且人类自身的生存也受到了严重威胁。环境恶化如不遏制,人与自然相互之间无法恢复平衡,任其下去,所谓“世界末日”来临绝非危言耸听!

而和平崛起的中国,面临现代化进程的环境问题更严峻,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紧迫问题。总书记高瞻远瞩,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重视“生态文明”,正是针对这个问题,要求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警示全党全民,决不能盲目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采取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三高一低”(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了。实际上,这是“见物不见人”。因而必须转变这种发展模式,为建设生态文明这一重大任务而努力,要求我们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上。在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同时,要树立“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的价值观,作为治国、建设的指导思想,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较好较快地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达致生态文明的宏伟目标。

尤其引人注目,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中气候变化问题的异常重视,最近在一次会议上强调:要认真实施节能减排统计体系、监测体系、考核体系,突出抓好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坚决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

这就极其重要而具体地向我们指出7构建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方向和战略目标。

据此,我们认为构建一套科学的生态文明指标体系这一工作十分必要,具有深远战略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一)为正确反映我国的生态文明状况,记录它的现实和规划未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前行方向;

(二)为领导对环评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以便在规划时,从源头上对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结构、水平和布局的优化进行调整,有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三)为社会公众和媒体参与环保监督、环境改善提供有力支持。

三、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设计

设计生态文明指标体系,需要从实际出发。比如,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深圳等东部一些城市处于接近后工业化阶段。由于生态文明的背景——环境要素是个错综复杂系统,将环境要素界定、量化,进行比较,而且区域间有联动关系,都应考虑,既要反映其本质特征,又要有可操作性。生态文明指标既是衡量环境质量、测评被污染和被破坏程度的尺度,也是制定污染排放物标准依据。

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列表如下:

以上主要设计了宏观测评环境指标。考虑到从微观角度,对企业乃至居民户制定若干重要测评其环境的指标。比如,由政府制定并下达对高能耗、高水耗工商企业大户的排放标准,对车主下达控制汽车尾气排放标准,以及对居民社区下达生活垃圾回收处理率等约束性指标,也十分必要。如果微观达标,将意味着有助于奠定良好的生态文明的环境基础。

四、生态文明指标测评的实施

落实生态文明指标测评,必须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与提高,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完善有关法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

(一)应由全国人大立法。使指标测评依法实施和得到保障。

(二)政府必须加大环境保护投资,发展循环经济,规划区域或城市生态文明系统工程建设,并与邻区乃至邻邦合作联动与整治。

(三)加强政府环保系统的监测站工作,动员社会民间参与和举报。政府对建设项目的环保从严把关,并把环保达标作为部门和地方政绩考评之首。以生态文明绩效作为干部提拔和宜居环境优劣的主要依据。

(四)实行奖惩制度,对研发节能、新能源技术有功的企业和个人,对生态文明达标的优秀单位和个人,减免一定税费或发给奖金,树立模范;对违法违规者严惩不贷,赔偿损失,或关闭生产单位,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五)环评必须公开调查确定公众对环保满意率,并动员传媒进行舆论监督,广泛向群众宣传树立生态文明的思想意识和养成净化环境新风尚的美德,宣传建设绿色环境的重要性及其目的、内容和意义。

环境生态论文范文篇8

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及其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环境问题不再局限于排放污染物引起的健康问题,而且包括自然环境的保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问题。因此,环境监测正从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污染因子监测开始向生态环境监测过渡和拓宽。除了常见的各类污染因子外,由于人为因素影响,灾害性天气增加,森林植被锐减,水土流失严重,土壤沙漠化加剧,洪水泛滥,沙尘暴、泥石流频发,酸沉降等,使我国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这促使人们重新审查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用新的思路和方法了解和解决环境问题。人们开始认识到,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对环境生态的演化趋势、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动态监测与控制体系,这就是生态环境监测。生态环境监测是环境监测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质上看,环境保护是以减少或避免生态系统的破坏为终极目标。对环境监测,目前单纯的理化指标和生物指标监测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生态环境监测则可弥补传统环境监测的不足。因此前者强调“局部剖析”,只对大气、水、土壤等中的化学毒物或有害物理因子进行测定;而后者着眼于“整体综合”,对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和影响进行测定。可以说,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保护的前提,是生态管理的基础,是生态法律法规的依据。目前,生态环境监测已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但在我国才刚起步,基础差,底子薄,相对落后,缺乏统一的标准,国家尚未制定技术规范。本文主要结合国内情况拟对生态环境监测作一全面介绍,以期大家共同努力来推动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在我国的开展。

2生态监测

所谓生态系统(Ecosystem)是指地表生物与非生物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生态质量是环境质量的核心。是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从生态系统层次上研究系统各组成、变化规律和相互关系、以及人为作用下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从而评价环境质量。因而生态质量及其评价的综合性极强。

生态监测是采用生态学的各种方法和手段,从不同尺度上对各类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时空格局的度量,主要通过监测生态系统条件、条件变化、对环境压力的反映及其趋势而获得。生态监测,又称生态环境监测,目前的定义不很一致。美国环保局Hirsch把生态监测解释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化及其原因的监测,内容主要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及改变。国内有学者提出“生态监测就是运用可比的方法,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特定区域范围内生态系统或生态系统组合体的类型、结构和功能及其组合要素等进行系统地测定和观察的过程,监测的结果则用于评价和预测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为合理利用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和自然保护提供决策依据,这一定义似乎从方法原理、目的、手段、意义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阐述。

在监测对象上,生态监测既不同于城市环境质量监测,也不同于工业污染源监测。从环境监测发展历程来看,目前所指的生态监测主要侧重于宏观的、大区域的生态破坏问题,它具有反映人类活动对我们所处的生态环境的全貌、有机综合影响的优点。如近年来积极开展的福建省湿地生态环境监测,河南省渔业生态环境监测,南极中山站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监测,以及在我国开展生态环境监测较早,近几年又做了大量工作的新疆荒漠生态环境监测。

生态监测的对象可分为农田、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湖泊、海洋、气象、物候、动植物等。每一类型的生态系统都具有多样性,它不仅包括了环境要素变化的指标和生物资源变化的指标,同时还要包括人类活动变化的指标。

应当看到,生态监测是环境监测的拓宽,除了新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外,环境监测的理论和实践必是生态监测得以发展和完善的基本保证。景观生态学、农业生态学、森林生态学、淡水生态学、海洋生态学、荒漠生态学、脆弱带生态学、地球化学、气象学、物候学、水文学、环境经济学、人文物理学等的理论和实践对生态监测更是大有裨益。

3生态监测的类型

国内对生态监测类型的划分有许多种,常见的是从不同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可分为城市生态监测、农村生态监测、森林生态监测、草原生态监测及荒漠生态监测等。这类划分突出了生态监测对象的价值尺度,旨在通过生态监测获得关于各生态系统生态价值的现状资料、受干扰(特别指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承受影响的能力、发展趋势等。根据生态监测两个基本的空间尺度,生态监测可分为两大类:

3.1宏观生态监测

研究对象的地域等级至少应在区域生态范围之内,最大可扩展到全球。宏观生态监测以原有的自然本底图和专业数据为基础,采用遥感技术和生态图技术,建立地理信息系统(GIS)。其次也采取区域生态调查和生态统计的手段。

3.2微观生态监测

研究对象的地域等级最大可包括由几个生态系统组成的景观生态区,最小也应代表单一的生态类型。微观生态监测以大量的生态监测站为工作基础,以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的方法对生态系统各个组分提取属性信息。

根据监测的具体内容,微观生态监测又可分为干扰性生态监测、污染性生态监测和治理性生态监测以及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生态监测。

宏观生态监测必须以微观生态监测为基础,微观生态监测又必须以宏观生态监测为主导,二者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监测应包括宏观和微观监测两种尺度所形成的生态监测网。

4生态监测的任务与特点

4.1生态监测的基本任务

对生态系统现状以及因人类活动所引起的重要生态问题进行动态监测;对破坏的生态系统在人类的治理过程中生态平衡恢复过程的监测;通过监测数据的集积,研究上述各种生态问题的变化规律及发展趋势,建立数学模型,为预测预报和影响评价打下基础;支持国际上一些重要的生态研究及监测计划,如GEMS(全球环境监测系统),MAB(人与生物圈)等,加入国际生态监测网络。

4.2生态监测的特点

4.2.1综合性

生态监测是一门涉及多学科的交叉领域,涉及到农、林、牧、副、渔、工等各个生产行业。

4.2.2长期性

自然界中生态过程的变化十分缓慢,而且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控功能,短期监测往往不能说明问题。长期监测可能导致一些重要的和意想不到的发现,如北美酸雨的发现就是典型的例子。

4.2.3复杂性

生态系统本身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动态系统,生态监测中要区分自然因素(如洪水、干旱和水灾)和人为干扰(污染物质的排放、资源的开发利用等)这两种因素的作用有时十分困难,加之人类目前对生态过程(ecologicalprocess)的认识是逐步积累和深入的,这就使得生态监测不可能是一项简单的工作。

4.2.4分散性

生态监测站点的选取往往相隔较远,监测网的分散性很大。同时由于生态过程的缓慢性,生态监测的时间跨度也很大,所以通常采取周期性的间断监测。

5生态监测指标体系与优先监测项目

5.1生态监测指标体系

生态监测指标体系主要指一系列能敏感清晰地反映生态系统基本特征及生态环境变化趋势的并相互印证的项目,是生态监测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工作。生态监测指标的选择首先要考虑生态类型及系统的完整性,一般说来,陆地生态站(农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和草原生态系统等)指标体系分为气象、水文、土壤、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六个要素:水文生态站(淡水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指标体系分为:水文、气象、水质、底质、浮游植物、浮游动物、游泳动物、底栖生物和微生物八个要素。除上述自然指标外,指标体系的选择要根据生态站各自的特点,生态系统类型及生态干扰方式同时兼顾以下三方面,即人为指标(人文景观、人文因素等)、一般监测指标(常规生态监测指标、重点生态监测指标等)和应急监测指标(包括自然和人为因素造成的突发性生态问题)。

包头市环境监测站将包头生态监测指标的设计拟分为三个层次和三个要素。三个层次为:优先指标—-目前的必测项目;常规指标—-应开展的项目;选择指标—-应完善、充实的项目。三大要素为环境、生物、社会。环境要素包括气象、水文和土壤;生物要素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社会要素包括人口和经济。并按照自然状况及其生态功能将包头市由北向南划分为五大景观系统,即草原牧业景观;低山、丘陵、农牧交错景观;山地景观生态系统有其对应的指标体系以及优先监测的指标体系,例如,低山、丘陵、农牧交错景观生态系统以旱作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为主,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是其主要生态问题,监测内容为土层厚度,表层土壤颗粒组成;山前平原农业景观生态系统,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是包头市粮食和蔬菜生产区,突然的问题是土壤次生盐渍化和工业污染,相应的土壤指标监测内容为有机质含量、pH值、含盐量、化肥有机肥施用量、重金属、氟化物含量。

湖南省环境保护监测站的陆强国主要依据湿地功能原则和景观生态学的有关原理,对环洞庭湖区域面积为18720km2(包括湖北部分)的洞庭湖湿地生态环境进行了功能区划,即淹没区、湿地农业区和台地山岗区,针对各生态功能区的结构特点、生态目标和社会经济因子,拟出了湖泊湿地生态监测整体指标体系和优先监测项目。虽然作者是从研究洞庭湖出发,但由于其指标体系制定的原则具有广泛适用性,并且出发点是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区的特点,因而我们认为该指标体系对湿地生态监测具有广泛借鉴价值。

农业部环境监测总站的王洪庆等从与以往农业环境监测的比较着手,提出农业生态环境监测的特征,制定了农业生态环境监测指标体系框架和具体指标。

农业部环境监测总站的高怀友等以条件指标和压力指标划分,提出农业生态环境监测指标体系以及具体参评因子。

辽宁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的付运芝等人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从宏观角度划分为陆地、海洋两大生态系统,对这两大系统又进行细分类,提出陆地生态系统监测指标体系分为八个部分,即气象要素、水文要素、土壤要素、植物要素、动物要素、微生物要素、地质要素、人类活动要素。建议海洋生态系统监测指标体系分为如下十个部分构成,即水文气象要素、水质要素、底质要素、浮游植物要素、浮游动物要素、底栖生物要素、微生物要素、底质要素、人类活动要素。并给出了每一种指标体系要素的具体监测内容,监测工作者实际应用时可适当增删。

生态监测指标体系设计的优劣直接关系生态监测本身能否揭示生态环境质量的现状、变化和趋势。因此生态监测指标选择要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功能及不同生态类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对环境质量和价值的要求和评价也是不一样的。从生态资源的环境价值、评价问题、所受的环境压力及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间关系的角度出发,生态监测指标可分为条件指标和环境压力指标,其中条件指标又可分为反映指标、暴露指标和生态指标。反映指标是关于生态系统中生物在各层次上(生物个体、种群、群落及生态系统)组合状况的环境特征的指标;暴露指标是关于反映生态系统中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压力大小的环境特征指标;生态指标是生态系统中受外来环境压力下,能满足生态系统中层次生物正常生活和循环的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状况的指标;压力指标是关于自然力和人为因素影响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指标。应当看到,复杂的生态环境决定了生态监测指标体系的多样性、可变性,生态监测内容涉及面之广,远远超过了环境质量监测和工业污染源监测。目前的生态监测指标体系对监测部门显得太多,监测方法不规范,微观和宏观生态监测尚未有机结合,特别是一些指标和方法路线应当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另外,笔者认为在制订指标体系的同时,应多在为达到生态系统目标,各指标内容的优化目标的确立上做工作。

5.2生态监测指标体系的确定原则

生态监测指标体系的选择与确定是进行生态监测的前提。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在可作为监测指标的众多要素中,科学性、实用性、代表性、可行性尤为重要。我们认为,选择与确定生态监测指标体系应遵循以下原则:

5.2.1代表性

确定的指标体系应能反映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表征主要的生态环境问题。

5.2.2敏感性

要确定那些对特定环境敏感的生态因子,并以结构和功能指标为主,以此反映生态过程的变化。

5.2.3综合性

要真实反映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多种指标体系。

5.2.4可行性

指标体系的确定要因地制宜,同时要便于操作,并尽量和生态环境考核指标挂钩。

5.2.5简易化

从大量影响生态系统变化的因子中选取易监测、针对性强、能说明问题的指标进行研究。

5.2.6可比性

不同监测台站间同种生态类型的监测应按统一的指标体系进行。

5.2.7灵活性

哪怕对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在不同地区应用时指标体系也应作相应调整。

5.2.8经济性

尽可能以最少费用获得必要的生态环境信息。

5.2.9阶段性

根据现有水平和能力,先考虑优先监测指标,条件具备时,逐步加以补充,已确定的指标体系也可分阶段实施。

5.2.10协调性

多数生态环境问题已是全球性问题,所确定的指标体系,尽量和“全球环境监测系统”(GEMS)相协调,以便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目前,国内学者针对不同的生态系统,提出的各种生态监测指标体系,如荒漠生态环境监测指标四原则,洞庭湖湿地生态监测指标四原则和农业生态监测指标五原则,与上述原则都是一致的。当然,监测指标体系的确定除受技术条件和人力、财力因素制约外,对已确定的指标体系,仍需在实践中考察和检验。

5.3优先监测的指标体系

优先监测指标体系必须满足对生态系统的生命支持能力进行评价的最大的要求。优先监测指标的确定原则是:当前受外力影响最大、可能改变最快的指标;反映生态系统的生命支持能力的关键性指标;有综合代表意义的指标。

应当看到,我国当前的生态监测主要限于污染性生态监测,现有监测能力、技术与设备水平有限,生态监测评价经验不多,对生态系统规律认识不够,因此确定当前优先监测指标必须从实际出发,属于污染的生态指标仍为当前优先监测指标。同时,由于经济发展过快对生态环境形成压力影响的指标的监测,在当前亦显得十分迫切,需尽快列入优先监测指标。我们高兴地看到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相适应,一些地区已经将环境问题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结合起来考虑,生态环境监测有直接服务于生产的趋势。

下列指标在我国当前开展生态监测时可列入优先监测的指标体系中:全球气候变暖所引起的生态系统或植物区系位移的监测;珍惜濒危动植物物种的分布及其栖息地的监测;水土流失面积及其时空分布和环境影响的监测;沙漠化面积及其时空分布和环境影响的监测;草原沙化退化面积及其时空分布和环境影响监测;生态脆弱带面积及其时空分布和环境影响的监测;人类活动对陆地生态系统包括森林、草原、农田和荒漠等结构和功能影响的监测;水体污染对水体生态系统包括湖泊、水库、河流和海洋等结构和功能影响的监测;主要污染物(农药、化肥、有机物、重金属)在土壤—植物—水体中的迁移和转化的监测;水土流失、沙漠化及草原退化地优化治理模式的生态平衡的监测;各生态系统中为量气体的释放通量与吸收的监测等。

6生态监测的技术方法

生态监测技术方法就是对生态系统中的指标进行具体测量和判断,从而获得生态系统中某一指标的特征数据,通过统计分析,以反映该指标的现状及变化趋势。在选择生态监测具体技术方法前,要根据现有条件,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技术路线,确定最佳监测方案。技术路线和方案的制定大体包含以下几点:生态问题的提出,生态监测台站的选址,监测的内容、方法及设备,生态系统要素及监测指标的确定,监测场地、监测频度及周期描述,数据的整理(观测数据、实验分析数据、统计数据、文字数据、图形及图象数据),建立数据库,信息或数据输出,信息的利用(编制生态监测项目报表,针对提出的生态问题建立模型、预测预报、评价和规划、政策规定)。

在确定具体的生态监测技术方法时要遵循一个原则,即尽量采用国家标准方法,若干国家标准或相关的操作规范,尽量采用该学科较权威或大家公认的方法。一些特殊指标可按目前生态站常用的监测方法。

生态监测具有着眼于宏观的特点,是一项宏观与微观监测相结合的工作。对于结构与功能复杂的宏观生态环境进行监测,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其中,生态监测平台是宏观监测的基础,它必须以三S技术作支持,并要具备容量足够大的计算机和宇航信息处理装置。三S技术,即地理信息技术(GIS)、遥感技术(RS)和全球卫星定位技术(GPS)。三项技术形成了对地球进行空间观测、空间定位及空间分析的完整的技术体系。它能反映全球尺度上生态系统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提供全球或大区域精确定位的高频度宏观资源与环境影像,揭示岩石圈、水圈、气圈和生物圈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在RS和GIS基础上建立的数学模型,能促进以定性描述为主到定量分析为主的过渡,实行时空的转移,在空间上由野外转入室内,在时间上从过去、现在的研究发展到在三维空间上定量预测未来。

3S技术是宏观生态环境监测发展的方向,是其发展的主要技术基础,在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遥感手段将在生态环境监测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地理信息系统作为“3S”技术的核心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美国、欧洲、日本和我国都在制定新的观测计划,国内北京、上海、重庆、厦门等地都在推进基础数字化工作,推广GPS定位观测,这些计划的实施将为区域环境监测提供重要的数据。

传统监测手段,只能解决局部监测问题,而综合整体且准确完全的监测结果必须依赖三S技术。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把遥感、航照、卫星监测、地面定点监控有机结合起来,依靠专门的软硬件使生态监测智能化,使生态资料数据上网,实现生态监测网络化,是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监测人员的重点工作内容。

7国内生态监测现状

在我国环境监测中,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和恶化的监测与环境污染监测相比,仍处于落后状况。2001年10月在成都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环境学术交流会上,提交的158篇论文中,有关生态监测的论文仅16篇,约占10%,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由于人口和资源的压力,过去长期忽视生态环境保护,使我国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已十分严重,特别是占国土总面积1/3的广大干旱半干旱草原和荒漠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最为突出,因此对荒漠生态监测的研究在国内开展最早,做的工作也最多。新疆环保科研所1984年接受“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工作。中科院在新疆建立了阜康、策勒、吐鲁番等生态实验站,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近年来,我国提出的“地球动态观测信息网络”、“我国代表类型区生态状况和变迁规律的大尺度时空观测研究以及发展趋势预测”,“中国资源生态环境预警研究”等方案及计划,均侧重生态监测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中科院的“我国生态系统研究站网”研究计划(CERN)已经实施,其所属的53个生态定位站进行了大量的生态研究工作,成果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新疆、内蒙、洞庭湖、舟山等生态站的建立,为生态监测提供了广大的应用前景。国内在生态监测指标及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中山大学与华南环科所在海南岛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提出生物量、多样性、稳定性和清洁度四原则和20个指标参数,并将每个参数按生态学特征及影响划分为5个等级。吉林环科所对东北自然保护区生态指标体系研究中,将生态指标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五个指标。袁国应等自1987年起开展了荒漠生态监测指标体系的定位观测研究,历经5年建立了荒漠生态系统指标体系。陆强国根据洞庭湖湿地功能区特点及生态目标,拟定了生态监测指标体系和优先监测项目。张建辉等对农业监测目标与监测指标体系选择进行了探讨。宋国利等提出了北方森林、农业、矿业开发生态监测指标。沈志介绍了物候学在生态监测中的应用。目前,我国生态监测工作的特点注重生态过程的研究,生态监测覆盖范围较小,属微观监测范畴。

随着我国空间技术的发展,宏观生态监测有了一定的进步,3S技术成为近几年来生态监测工作者们研究的重点内容,并显示出其快速准确的明显优点,是宏观监测技术发展的趋势:“六五”期间内蒙古草场资源遥感调查,“七五”期间三北防护林遥感调查、黄土高原遥感调查均包括生态监测内容。新疆环境监测中心站利用全区气象卫星NOAA-12五个波段影象数据,完成了全区土地荒漠现状的评价工作。利用遥感技术对热带森林植被的动态变化、森林火灾后生态变化遥感监测评价模型的构建方法、中国北方沙尘灾害特点及其下垫面状况、金衢盆地土地退化、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内蒙古土地盐渍化典型区域动态监测、广州珠江口、太湖水体污染、大连湾海域水体富营养化状况、利用GIS系统预测预报模型对黄土高原、三峡库区等重点侵蚀区域进行土地退化预报、景观生态退化预测、小流域土壤侵蚀预测和应用国土资源卫星数据对陕北黄土高原生态环境进行遥感动态监测,初步建立了生态环境的遥感识别标志等进行了研究。近年来,利用遥感技术监测牧场产量、农作物产量、资源调查、水土保持状况和灾害预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宏观生态监测积累了经验。其中热带森林植被的动态变化遥感监测课题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原称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西双版纳自然保护资助合作项目,由中方和比利时遥感技术人员共同完成,利用多时相遥感图象判读,系统分析了西双版纳森林植被的动态变化,其结果经地面实况验证基本属实,为结构极为复杂的热带森林植被动态变化监测探索了一条新路。笔者认为利用3S技术解决生态环境监测问题要注意GPS,GIS,RS三相技术的结合,利用任一技术要想对环境进行综合监测评价是不可能的。RS象片应用进一步提高判读和分类精度,涉及计算机分类精度的提高,需利用已有信息资料辅助区划,利用技术人员协助判读,利用GIS产生辅助判读因子,同时加强地面调查工作。

从国内已有工作来看,许多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还没有在生态监测中发挥作用。多数工作尚属研究性质,环境监测意义尚的常规生态监测工作尚在起步和酝酿中,急待开发和实施。目前,特别需要一套操作性强的指标体系和方法,并且对各种生态类型监测的技术路线和要求有一个统一的规划,以便大范围普遍开展生态监测工作。

8结语

环境生态论文范文篇9

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西方工业社会目睹了二战以来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的人间喜剧,领略了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的空前无限的风光但也亲身体验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切肤之痛。人口急增能源短缺、全球性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土地的沙化、碱化和退化水土的大量流失、森林减少、空气、水等的严重污染、物种的灭绝等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问题,而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些问题为害尤烈。中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推进的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们终于认识到,人与自然应当相互依存,经济与环境必须协同发展。

1.1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传统发展观念的反思,到上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一般来说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可持续发展体系中的核心。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在鼓励经济增长以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

1.2环境、环境保护的含义

关于环境的概念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定义,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是人类目前赖以生存、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即阳光、温度、气候、地磁、空气、水、岩石、土壤、动植物、微生物以及地壳等自然因素的总和,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自然形成的物质、能源和现象的总和。环境保护,就是指采取行政、经济、科学技术、宣传教育和法律多方面的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使之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人类在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或者使环境向不稳定和无序的方向运动,特别不能使生命支持系统遭到继续破坏而使生命之网瓦解。

1.3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及稳定的基础,又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影响人民真正享受发展成果的重要因素和关键问题。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改善和提高,不仅要实现经济上的富裕,更要实现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不仅要保障人们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更要保障人们能够健康生活、长远发展;不仅要维护公众在个人物质财富上的合法权利,更要维护他们依法享有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权益。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国家。由此可见,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保护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所以国家保护整个生命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生物的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避免脆弱的生态系统;发展森林和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积极参加保护全球环境生态方面的国际合作,努力使我国的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从而逐步使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发展相互协调。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最为突出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温室效应、由于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引起的酸雨危害、由于大量使用氟利昂所造成的大气臭氧层破坏等。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水平按照人口平均量计算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更严重。空气污染如此,其他方面也类似。另外,发达国家需要采取行动,控制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不再被允许出口的有害物质和不安全技术。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深知自己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责任。中国在发展中,对自身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种种资源、环境、问题的困扰,和对因地球生态环境恶化而引起的各种环境问题已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将以/全球伙伴0的精神参与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认真履行中国加入的全球环境与发展方面的各项公约,不懈地致力于中国所应承担的义务。为此,中国政府将继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以更积极、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参与保护地球环境及追求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国际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都由四个要素决定:一是环境,即自然界的光照、空气、水分、土壤等;二是生产者,即植物,它从大气中吸取二氧化碳,从土壤中吸取水分和矿物质,经过光合作用使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和生物能,从而使无机物变为有机物;三是消费者,即动物和人,保证种群、环境以及社会平衡运行;四是分解者,即微生物,它把植物、动物残骸和排泄物分解为简单的物质或元素,重新进入环境。所以,要实现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就要求保持人类生态系统网络中各个生态因子之间的协同与平衡,要求物质和能量及信息的输出与输入,既在数量上相对接近,又在质量上促进生态系统的适应和演变进化。只有这样,才可以通过协同机制,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生态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持续稳定的状态中。总之,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好了,不但会为发展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本身也会有直接的经济效益。经济要发展,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建设必须先行,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既是环境保护的中心环节,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中心环节。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森林、草场等自然生态系统,是当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绿色大开发是以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为主并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不能出现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违背自然规律,盲目营造当地不宜的经济林的现象。森林建成后的开发也要予以必要的限制。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论文关键词: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绿色开发

论文摘要: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成为全球普遍关注、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只有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绿色经济,进行绿色开发,变掠夺式经济发展模式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参考文献:

[1]谢志强.企业污染控制与绿色经营实务全书(第4卷)[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

[2]王祥荣.生态与环境: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调控新论[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3]刘思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创新[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

环境生态论文范文篇10

①盆地中的城市——贵阳、六盘水和安顺。城市均建在盆地底部,以矩形(六盘水)、放射状(安顺)和多边形(贵阳)展布,周边多为“喀斯特”山丘、盆地内部还散布有残丘、孤峰等。这类城市的环境地质结构较为复杂,拥有的水土资源比洼地的多,但差异大;地下水分布不均,埋藏较浅,易开采也易受污染。②谷地中的城市——宽谷中的都匀和铜仁,构造盆地和喀斯特谷地中的遵义。城市沿河两岸展布,占据高漫滩、阶地以及部分缓坡地,两侧陡峭,或有和缓的峡谷、宽谷、盲谷,有一定的地表水资源,并为“喀斯特”水的排泄地段,水环境容量较大,但土地资源缺乏。③台阶和洼地上的城市——建在距河不远的台阶上的城市如凯里、兴义,城市依地形起伏呈不规则展布,水资源较缺,自净力差。高原面台阶洼地上的城市,如毕业,地表基本无河流,地下水埋藏深,水土资源贫缺,为9市中自然环境最脆弱的一个市。从总体上看,贵州城市的生态系统极为脆弱(见表1)。

1.1地形封闭

9市的周边多为“喀斯特”山丘、孤峰,尤其是盆地中的城市,地形最为封闭。如贵阳市就位于本省中部群山环抱的“喀斯特”盆地中;六盘水座落在西部高原山区山峦群峰之中的盆地中等。地形封闭,不但城市发展有困难,也易造成一些生态环境问题。

1.2山地和丘陵所占的比重大

除安顺和遵义所占比重在72%外,其余均高达85%以上。各市的平地并不连片,而是被残丘、孤峰分割,实际是“山间平坝”,故土地利用的限制性强。

1.3地势高低悬殊

各市最高和最低海拔的差数多在1000m以上,毕节市相差达1700m多。地势高低悬殊,不但对发展交通带来困难,而且也带来一些环境地质问题。

1.4自然灾害频繁

贵州年降水达1000mm以上,但“喀斯特”发育,使水源漏失,地表缺水,形成湿润气候条件下的干旱,尤其是高原面上的城市,地面水相对缺乏。如遇暴雨、大雨,因洞穴堵塞等原因,各城市洼地带积水形成内涝,如1996年贵阳市建成区多处被水淹1周多。因而旱涝灾害受降水多寡和“喀斯特”环境的综合制约。据统计,近500年来,9市的旱涝频率高达35%-60%。由于岩溶作用,岩体易发生滑动,9市常有不同程度的滑波、崩塌和泥石流等灾害。

2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见图1)

城市生态是一个多层次、多元素、多变量的复杂的人工生态系统,任何城市的生态系统都是依赖性强,独立性弱的生态系统,如人类的干扰超出城市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的负荷能力,则会破坏系统的生态平衡。座落在天生脆弱的喀斯特环境中的城市,其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负荷能力低,对人为作用的容忍度极低,生态系统更容易遭到破坏,被破坏后又难以恢复的特点。近30年来,9市人口增长快,而科技、经济和城市管理滞后,环保意识差,直到90年代中期前,9市环境保护仍处于点、源治理阶段。1996年开始重视城市的综合治理,也取得一定成效,但久账过多,9市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十分严峻。

2.1空气环境质量差,酸雨严重,“热岛”现象突出

9市的能源结构均以含硫量较高的煤为主,城市空气呈现出煤烟型为主的复合型污染:①SO[,2]的污染极为突出。有6个市均超过国家三级标准(0.1mg/m[3]),其中都匀高达0.36mg/m[3];②氮氧化物(NO[,x])年均值超过国家二级标准(0.05mg/m[3])的有3个市;③悬浮颗粒物(TSP)年均值有6个市超过国家二级标准(0.2mg/m[3])。而同年,非喀斯特区的赤水市其SO[,2]、NO[,x]和TSP含量分别为0.017mg/m[3]、0.012mg/m[3]和0.116mg/m[3],是贵州12个市中最低的;④9市的降尘量年、月均值范围为4.1-13.1t/km[2]月,其中有6个市均超过国家规定的南方城市限值标准。

表1九市的自然生态环境现状

Tab.1Presentstateecoligicalenvironmentin9cities

附图

资料来源:①贵州省区域地理信息项目领导小组编:《贵州省地理信息数据库》。贵州省人民出版社,1996.8.

②贵州年鉴,1996-1998.

地形封闭,废气扩散困难,废气与空气中的水气混合形成酸雨。9市均不同程度地出现酸雨。1998年酸雨率平均为57.08%,其中有4市高达80%以上,且强度大。地形的封闭性和城市内的山丘,孤峰,引起局部气流复杂,下垫面又是人工建筑,导致小气候环境变异,其中以“热岛”最为突出——城市中心区温度比郊区高1-3℃,它使人感到闷热,还诱发流感等疾病。

2.2水体污染严重

水域的生态环境是影响城市环境的关键因素。9市的底部低地几乎全部被人工建筑占据,部份河流阶地和一些低山丘也被占掉,这就使城区水文循环发生不可逆的变异,如加大了城区河流的洪峰,降低平水期的流量等。最为严重的是,多数废水和废物未经处理就排入环境;农田施放化肥,农药和污灌都造成水体污染,尤其是浅覆型的地下水,隔水能力差。而9市都不同程度地利用天然落水洞等排污和倒废物,造成地下水严重受污染。受污染的地下水抽取进入城市,经使用后的污水又进入地下,这样反复循环,污水得不到很好处理和自净。目前,各市的中心区和工业区附近的水体污染最严重。据1998年26条河段的监测结果,除铜仁和凯里两市河段的水质分别达到Ⅱ级和Ⅲ级外,其余均在Ⅳ级和Ⅴ级。对城市中6个湖(库)监测的结果,有72%的水质达不到使用功能规定的水质标准。除贵阳的阿哈水库外,其余湖(库)均呈现富营氧化趋势和明显的有机污染特征。

2.3地面塌陷

喀斯特地面塌陷是严重的地质灾害,也是地下水资源开发中突出的环境地质问题。合理开采地下水,能使水体呈良性循环,但9市都不同程度地出现集中,过量地抽用地下水,不但使水位下降,一些泉水断流,也造成地面塌陷,如六盘水市的水城,在5km[2]的地下水集中开采地段,发生塌陷800多处,造成房屋开裂,倒塌80多座等,经济损失大。

2.4噪声污染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根据1998年噪声监测:①交通噪声范围值为69.3-82.2dB(A),除遵义外,均超过国家标准[70dB(A)];所监测的163.29km路段中,有109.14km的噪声超过70dB(A),与1996年相比呈上升趋势。②城市区域环境噪声为52.5-66.6dB(A),有5个市超过国家2级标准[60dB(A)]。③对5市功能区环境噪声监测中,1类区(居住、文教)均超过国家标准[55dB(A)];2类区(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有4个市超过国家标准[60dB(A)];3类区(工业区)有2个市超过国家标准[65dB(A)];4类区(交通干线两则)有3个市超过国家标准[70dB(A)]。与1997年相比,1类、2类和4类区噪声呈上升趋势,3类区变化不大。

2.5森林覆盖率持续下降,水土流失严重

1950年初,除毕节外,其它8市的森林覆盖率都在30%以上。50年代到80年代,森林覆盖率迅速持续下降,就连城市中心的许多残丘、孤峰上的植被也被砍光,成为荒坡或采石场。至今仍有六盘水等6市的森林覆盖率达不到30%。1997年,9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5.41m[2],比1996年减少1.6%。在建城区,随着建设用地增加,9市均紧缩绿地,故建城区的森林覆盖率均低,1997年9市平均为19.6%,比1996年减少1.1%,而1998年又下降到19%以下,有的市仅5%。植被破坏,加速了水土流失,9市水土流失率在500t/km[2]·a左右,毕节高达2000t/km[2]·a。现9市水土流失面积均占本市总面积的15%-55%(见表1),多数市还有加剧的趋势。

2.6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形成是城市职能在空间上分配土地资源的结果。城市土地利用是产业布局在空间上的反映,它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城市主要职能的发挥,以及城市的形象。长期来,城市土地的无偿使用,一些企事业单位多占土地,重复征用土地的现象严重,加上土地管理层次未完全理顺,更缺乏科学的用地规划,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利用。①9市建设用地面积所占比重小,其中工业用地占的比重大,且各市均有半数以上的工业集中在市中心区,与居住区商业区混杂,这对各市发展和环境保护极为不利,要把这些工业迁到市区或郊区还需要较长时间。②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土地资源贫乏,9市都缺少大众性的公共娱乐和休闲场所。③交通用地比重低,均占本市总面积的0.5%以下,这与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多地少,地形封闭、地势起伏大有关。④环境生态用地少,因为在经济和教育水平低的状况下,人们对直接生活条件的改善要求超过对环境生态质量改善的要求,加上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少以及法制等多方面的因素,所以保护环境生态用地的重要性未被广泛接受,导致绿地紧缩和新的污染源。

附图

图1岩溶区城市人地系统和环境恶化示意图

3重建城市生态环境的主要对策

3.1建立强有力的环境保护机构和立法

这是治理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前提。①把城市环境保护纳入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②根据喀斯特环境特点,建立符合本省情况的城市生态环境指标体系。③加大立法,对污染源尽快治理,规定治理好的期限,对治理无效,排污严重的企业单位应计划搬迁或淘汰。④对新建的生产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执行主体工程和防污染设施同时进行和投产,切断经济发展与污染加剧的联系。⑤优先建设生态环境的基础设施,如煤气工程,集中供热,污水和垃圾的集中处理等。⑥遵循城市喀斯特环境特征,建设不同规模、不同特色的城镇。应加速中小城镇的发展,同时控制贵阳建城区的人口数量。

3.2加强水环境的治理和保护

①对落水洞、地下河和市中心区污染重的河段进行工程疏通,严禁利用洞穴排污。②提供各市水源的水库应禁止或减少旅游活动。③节约用水,合理开采地下水,合理布局,适当分散。

3.3建立城市绿地体系

加强教育和宣传,充分认识城市绿化对调节气候、净化空气、衰减噪声、调节居民的心理和生理状态等功能,以得到人们对绿化城市环境的广泛支持。主要采取以下措施:①喀斯特区城市周边均为山峰,丘陵或谷坡,应充分利用这种“山环水绕”的自然环境,进行植树造林,形成环抱城市绿化地带。建城区中心孤峰,残丘和荒坡均不要开荒采石,而应种树或作公园。②充分利用城市的再生空间(即人工建筑实体的表面积,它大于该实体占地面积的空间)进行绿化,能收到“快、省、美”的功效。③“见缝插针、挤地造园”,发展小花园、街心绿地,居民区配套的小游园。

3.4发展城市的生态旅游和城郊生态农业

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各种造型美,组成别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加上众多的人文景观,9市均是本省重要的旅游地或著名风景区的依托城市,所以应加强旅游业的管理和旅游资源的环境保护,推行生态旅游。城郊农业结构应作调整,大力发展洁净蔬菜、果树和花卉,严禁污灌。

4结语

4.1贵州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座落在喀斯特环境中,城市的形态结构、水土资源及城市扩展均受“喀斯”环境的制约,其生态系统极为脆弱;表现在:水土源贫缺、平地少,地形封闭,旱涝和地貌灾害频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