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控制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1 17:27:08

环境控制论文

环境控制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环境监测;质量控制;工作;思考

众所周知,环境监测是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前提,更是环境质量控制的重要构成要素。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内容,监测质量控制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更好的开展环境监测质量工作,确保监测数据精确、可靠,当地环保部门必须全面展开研究。以下主要是对环境监测质量控制工作展开的研究,并对其进行了合理化分析。

1环境监测工作所具备的特征

所谓环境监测是指运用先进技术,并借助专业设备,对环境污染因子的成分及浓度进行分析和监测,等过经消减期以后,就对其变化、影响等进行分析。分析过程如下:起初,明确好目标的基本特性,为方便日后开展环境监测工作,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为开展环保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与此同时,还必须明确环境监测工作的合理性、科学性、时效性等;其次,将监测目的划分为多个,比如,监测目的:监督性监测、委托性监测、例行监测等;再次,必须明环境监测的整体性[1]。由于环境监测是一项繁琐系统的工作,其涉及多个方面,例如,采样、存储、运输、数据分析等,在此过程中,环境质量控制显得尤为重要,是保障监测数据真实有效的关键,所以,必须要保证环境管理工作的合理性、高效性;再加上,环境监测质量控制具有动态性,且还会随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因而,就需要不断做出调整,以便可以尽快满足监测工作的要求。

2环境监测质量控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2.1监测质量控制措施没有落实到位。(1)质量控制体系的不健全。因为有些工作人员没有意识到环境监测质量控制的重要性,部分甚至还认为环境质量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成本,致使所投入的资金严重不足。尽管相关监测工作已明确规定,并建立健全认证制度,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由于缺少关注,导致环境监测质量控制还停留在表面[2]。再加上,质量控制制度还没有明确将责任落实到位。大部分地区的工作人员只关注年度验证,却忽视日常质量控制工作。此外,质量控制人员的工作经验也不足,而且,质控方法简单、单一,打个比方,空白试验、标准实验、加标回收试验等。(2)环境质量控制没有贯穿整个监测过程。在环境监测质量控制过程中,会涉及多个环节,比如,设备、材料、工作人员、环境因素、监测方式、采集样本、储存、运输、分析以及报告形式等都会影响监测结果。当前阶段,当开展质量控制工作时,大多数工作人员只关注实验室内部质控,忽视了实验室外部质控。由此可见,环境质量控制还存在许多问题。不仅如此,当进行分析时,由于采集样品会引发其他问题。因而,就有必要制定好质量控制措施。(3)受技术人员监测能力大小的影响。专业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会直接影响到监测结果的可靠性,同时,还会影响环境质量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一旦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低,就无法将质量控制工作落实到位,甚至还会影响监测工作[3]。另外,有些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受到限制,致使监测结果不精确。尤其是在当今时代,假如不能灵活应用新技术,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质量控制结果的误差。2.2投入的资金不够。由于许多环境保护局对环境监测认识不足,外加政府取消了中小型企业的监测收费,致使所投入的资金严重不足。监测场所面积不足,很多些三级站监测设备维护得不到保障,导致仪器老化。针对上述情况,各地环境质量监测部门必须对质量监测引起重视,目的是为提高监测水平。

3开展环境监测管理工作的相关对策

3.1不断完善环境监测质量控制监督管理体系。目前管理体系完整,因而,就需要将质量控制体系纳入到环境质量管理过程中。当然,一个合理、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不光包含工作人员、设备,还包括监测方式、数据处理和分析等一系列过程。所以,就认真执行质量体系文件中所要求的,质量监测体系,并定期进行巡查、考核等,等完成一年两次的内部质量审核以后,还应在实验室对其展开分析,或是检查管理体系是否正常运行,以便可以顺利开展多种形式的环境监测活动,并在此基础上,认真执行质量体系以及评价体系。对于环境监测人员而言,要求其必须持证上岗,并熟练掌握各种操作,进一步将质量控制工作落实好[4]。而对于管理人员来说,必须要负责任,并严格制定出质量控制管理工作的目标。尤其是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更应将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工作人员,目的是为提高管理监测工作的管理水平,并发挥其独有的优势。3.2将各环节的质量控制工作落实好。创建质量控制体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其存在的意义就是为正常发挥其重要作用,以免监测工作和质量控制体系相脱节。(1)现场监测质量控制。由于现场监测容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再加上,现场人员的工作经验还不足,进而致使监测数据不符合要求。现场监测作为环境监测质量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引起重视。(2)采样布点。起初,必须明确采样点的位置,也就是排污口的位置。同时,还应了解排污口四周的环境,比如,天气状况、布点等,重点是,采集的样品是否具有特殊性。其次是采样的时间以及频率等。之所以明确采样的时间,就是因为有些监测人员大多只进行一次采样。这表明,样品不具代表性。所以,在采样过程中,还必须全面掌握排污规律,以免采样时间影响到样品。再次,依照规范要求进行采样,也就是在采样之前将仪器校准好,并做好记录。重点是视频的拍摄,便于以后开展环境监测工作。(3)样品的保存。防止采集到的样品被污染,就应尽可能将采样容器清理干净;根据样品所要监测的污染因子加入相应的保护剂,并按照时效按时完成监测,必要时,还应将容器的瓶盖保管好;等采样结束以后,防止样品发生化学变化,就应将不一样的样品分开放置,尤其是样品的运输,必须轻拿轻放,以免出现碰撞。当然,必须要在温度适宜的情况下,才能将样品保存好。(4)对现场采样加大质量控制力度。如果质量控制人员不定期对现场展开监督,就必须要查阅采样记载表或是采样视频等,尤其是容器的材质、样品的运输等,更需要展开检查,一旦发现问题,就应立即解决。(5)对监测样品进行采测分离制度。采测分离是指国家考核断面水样采集和分析测试工作交由不同单位承担,改变现行属地监测模式,从机制上与利益相关方脱钩。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统一制定实施计划,第三方机构按照统一的技术规范进行采样,对水样加密混合后随机分送至各分析实验室。分析实验室对水样进行集中分析,原始监测数据直传监测总站,并对监测全流程各环节留痕质控,确保数据真实、准确。监测总站完成数据汇总审核后,及时与地方共享。

4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环境监测质量控制工作的开展更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注意。首先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其次是质量监测体系的完善。当然为尽快适应时展要求,必须灵活应用多种先进技术,并不断发展质量控制工作,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的为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数据支撑,最终推动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1]田治慧.环境监测质量控制工作思考[J].中国高新区,2017,(2):8.

[2]黎珊珊.加强环境监测质量控制工作的若干思考[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7,(15):145-146.

[3]李国刚.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指南[D].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环境控制论文范文篇2

(一)环境因素及影响

环境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教学实践和心理学研究表明,这些外部因素对学生品德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良好的环境因素是实现德育目标的必要条件。

社会环境由社会舆论、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成年人(尤其是党政部门领导人)的榜样作用等构成。社会环境对中学德育有着较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信息社会呈上升趋势。学校的青少年不可能与社会隔绝,他们在接受学校德育之前,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已经接受或正在接受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学校德育要完全排除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是根本不可能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控制它,抵制其消极因素,利用其积极因素。近年来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诸多的传统道德理论开始逐步丧失其权威性,旧的道德理论体系开始逐步转型,而新的道德体系尚处在发育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学生对新思想、新理论的接受还缺乏足够的理性认识,而且不善于做出选择,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兼而取之的现象,反映到学生身上便是对部分问题认识的混乱,以及对这种模糊的混乱思想的传播,使整个学生群体的思想表现更具多样性、复杂性和广泛性。这无疑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同时给学校德育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

家庭环境是由家庭作风、家长作风、家长对待子女的态度和家庭教育方法等构成。家庭教育理论认为:在家庭教育中,教育者(父母)与受教育者(子女)有着天然的血缘亲情关系和供养关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更具有情感互动优势,因而更容易产生“教育共振”效应。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家庭教育在学生德育过程中成起到的全面性、权威性和及时性是不可低估的。美国心理学家佩克(R.Peck)、哈维格斯特(R.J.Havighurst)曾采用测验法、评定法与谈话法对青少年进行研究,发现学生的态度和品德特征与家庭的作风关系甚为密切。

父母的态度、家庭的作风是影响青少年态度和品德的重要因素。但这种观点并没有被家庭教育者普遍认识和接受。目前随着独生子女比例的不断增大,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家长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过度关心子女的物质生活条件,忽略对子女的了解研究;过度的感情投入,忽视了对子女爱而勿溺、严而有格的家庭教育方式;过高的目标期望,忽视了对子女的榜样示范教育。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家庭教育的实践中,家庭因素的积极优势和效应不但未得以充分发挥,而且不少家庭最终陷入了子女教育的误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环境成造成的认识混乱,往往又通过家庭反射到了子女身上,使他们过早地对一些不能够理解的社会伦理思想形成定格。一旦发生错误定格,将会给今后的学校德育增加更大的负担。

学校环境主要由教风、班风、校风和学生校内外交往关系等构成。学校环境是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培养的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在品德教育过程中,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学校德育必须考虑的两个因素,但这也是学校德育无法实施全程控制的因素,唯学校环境是可以被控制和操纵的。优秀的中学德育工作者在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时,总是把建立良好的学校环境做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中心任务,并借助良好的学校环境去教育个体。当然要发挥学校环境因素的积极作用,其基本途径就是通过学生自身的交往与活动促使学生自觉接受。活动是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学生的道德观念开始总是具体的,这就决定了其行为的单一。随着学生活动与交往的增多,认识能力的提高,这种道德观念不仅在数量上会增多,而且会逐渐形成抽象性的道德观。所以以一定原则和目的开展的持续性学校群体活动,最终将成为学生道德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决定了学生的群体活动是学生品德形成的重要动力。群体的凝聚力、规范力都会对个体发生巨大的影响。学校教育要充分利用这一基本德育手段,发挥群体活动的积极作用,利用群体活动所产生的群体动力实现德育对学校环境的控制与操纵,尽力避免出现过分强调学习而忽视群体活动,或者在群体活动时缺少自愿的原则,没有根据学生的爱好、特长和兴趣来进行,使学生的心理能量不能得以正确宣泄,无法形成正确的群体凝聚力;而中学生心理的闭锁往往造成与学校德育背道而驰的逆反心理。

中学德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三方面的因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统一地发挥着作用。如果片面强调或忽视某一因素的作用,都会造成整个德育工作的失衡。因此如何控制、协调三要素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环境因素的控制

中学德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道德要求和受教育者道德品质形成的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道德影响的一种过程和行为。由于受教育者在时间上和心理上的发展具有稳定的周期性,这就决定了中学生德育的对象是可以控制的。同时学校德育在任务、目标、原则、方法上也同样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因而决定了整个中学德育过程是可以控制的。

所谓控制,就是通过反馈实现有目的的活动。反馈是控制论的灵魂。学校德育工作要实现对德育过程的控制,就必须牢牢把握住这个灵魂。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对学生施加的各种教育和影响,实质上都是外部环境以主体身份向学生发出的信息,学生在接受这些影响(信息)后,总会在行为上、思想上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又是以学生主体身份向教育者发出的反馈信息。教育者在接受这些信息后,必须认真对待,积极研究、调整德育的相应内容和方法,然后再以主体身份向学生反馈出以指导和引导为原则的信息。如此循环往复的信息传递与反馈过程,使教育者可以逐步掌握一个群体的德育规律,从而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

教育者在对环境因素实施控制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把握以下原则:

1.及时性原则。教育者在接受学生反馈的各种信息后,必须及时调整德育方法和内容,适时地将指导性的信息合理地传递给学生,使学生反馈出的某些不良信息及时得到引导,避免此类信息在学生群体中传播扩大。

2.激励性原则。教育者及时将信息传递给学生后,学生在这种指导信息下行为思想有所改正时,教育者要及时采取表扬、鼓励等方法让学生知道自己的进步,这样会在学生心理上产生相当大的激励作用。因为学生知道自己的行为结果及后果后,可以激起进一步学好的愿望,同时,通过反馈的作用又可以及时看到自己的缺点错误,及时改正,并激发起上进心。当其他学生看到这种行为效果后,心理上自然产生“造型模仿”作用,从而可以实现整个群体的“替代强化”。

3.开放性原则。中学德育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这样可以使学生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接受较为稳定的思想教育。但随着学生主体能力的不断增强,社会因素、家庭因素渗透能力的不断增强,教育者要把学生封闭在学校这个狭小环境中是不可能的,强制封闭只能引发学生更大的逆反心理。因此,逐步扩大学生与外界联系的范围与深度,锻炼其辨别善恶美丑的能力,在社会实践中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社会学习心理,是教育者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社会学习理论”。

4.反复性原则。中学生的心理稳定性较差,特别是各种外部环境因素的不断刺激,某些不良信息可能反复作用于学生德育过程,使学生的思想、行为经常性地对这些不良环境信息作出应答反应。对此,教育者在获得反馈信息后,要针对这些不良环境信息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反复的强化刺激;通过反复的强化刺激,使学生学会辨别周围环境。

5.导禁结合的原则。整个德育控制过程中,教育者应坚持以疏导为主的教育原则。中学生心理发展的最大特色是心理的闭锁性,这就决定了过度的禁止只能导致学生的对立,而教育者开明、民主的作风则较容易与学生产生交流,消除心理的对立情绪,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教育者在坚持以疏导为主的同时,切不可忽视禁堵的作用,适时地要运用一定的制度、纪律等强制措施去规范和约束学生的思想、行为,促使学生把外部的行为准则与自己的自觉要求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对持续的社会要求与期望作出反应的过程中,形成较为成熟的人格品质。

6.学校为主的原则。在整个德育过程中,教育者应充分考虑社会、家庭、学校三方面的因素。目前形势下社会、家庭的影响在学生品德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已大为增强,但这种影响基本上都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没有严密性与科学性,对学生传递的信息又是良莠混杂,因而不可能把社会、家庭环境作为德育的主渠道。教育者只有以学校教育为主导,将社会、家庭等各方面因素有机地结合到学校环境的作用中,才能真正把握德育工作的主流,避免各种因素的相互干扰和抵消,取得最佳德育效果。

坚持上述控制原则,教育者就可以基本控制环境因素的影响,进而可以稳定地控制中学德育的主体——学生。《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地提出了学校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要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使中学德育工作面临更高、更新的要求,运用控制论探索中学生德育的最佳途径,合理利用环境因素的作用,为我们在新形势下进行德育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指导。

环境控制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低碳经济;环境责任;成本控制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GDP的增长速度有目共睹,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形势良好,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经济发展背后环境付出的沉重代价。目前,企业环境责任成本的投入逐步加大,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凸显出企业经济利益与环境矛盾的日益加剧。“十二五”规划和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必须向“低碳经济”转型,同时也给企业再次敲响了警钟。因此,如何在低碳经济下降低企业的环境责任成本,成为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根本所在。

一、理论基础

(一)企业环境责任成本

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前提,因消耗自然和生态资源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付出的责任成本。主要包括:一是环境责任预防成本,也是事前控制成本。企业任何生产活动的开展,都要预先考虑该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为了避免因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巨额成本,企业必须估算环境责任的预防成本,如购置环保设备的成本、对生产工艺和环保产品设计的成本、环保宣传成本等。二是环境责任检测成本,也是事中控制成本。企业虽然在开展生产活动前做出了切实可行的环境责任预防方案,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对环境必定造成一定影响,而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这势必加大环境责任的检测成本,如对周围大气、水、土壤等资源的检测成本、残余物质对环境影响的检测成本等。三是环境责任治理成本,也是事后控制。如果企业对环境的污染已经造成,企业就要支付资金治理环境污染。这部分资金包括环境治理成本即治理的技术费、人工费、材料费等,也包括因环境污染产生的赔偿成本,如破坏耕地造成的水土流失、污染当地的水资源造成粮食减产、影响周边居民身体健康等的责任成本。

(二)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

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是指企业在整个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运用科学的方法,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对所涉及的环境责任成本因素进行控制以达到低碳经济的目标,进而实现环境效益、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与企业其他方面的成本控制不同,环境责任成本控制具有多面性、复杂性和滞后性的特点。对企业而言,环境责任成本控制关键在于对环境责任预防成本的控制,也就是事前控制。企业对环境责任预防成本控制投入的增加,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环境责任的检测成本和治理成本,合理规划环境成本的支出,还可以为企业树立良好的信誉和形象。对整个社会而言,企业对环境责任成本实施控制可以缓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长期以来的矛盾,也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更是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过程见图1。

二、低碳经济下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的意义

低碳经济是指基于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摒弃以往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高效利用清洁能源,追求绿色经济,通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达到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和谐发展的经济模式。这是我国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同时也给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

(一)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树立企业的良好信誉和形象

当前,大气的污染、雾霾的加剧、居高不下的PM2.5等环境问题的出现,直持将矛头指向了高耗能、高排放、重污染的企业。由于绝大多数企业始终把承担环境责任当成一种简单的社会责任,并没有意识到环境责任投资给未来企业的发展所带来的无形价值和收益,因此最终的结果是企业一直消极被动地应对环境责任问题。如今随着“低碳经济”理念的盛行,全社会关注环境问题的敏感度增强,企业只有将承担环境责任提升到战略层面,才能在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上处于主动的竞争优势地位,树立企业为社会和国家负责的良好信誉和形象。

(二)有利于企业降低环境责任风险,走长期良性发展道路

传统企业的风险管理并未将环境责任风险包括在内,这就导致绝大多数企业的发展模式进入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利益的恶性循环的怪圈中。随着国家近年来对环境整治力度的加大,企业旧式的发展道路在“低碳经济”这个大环境下显得格格不入。建立科学合理的环境责任成本控制体系,不仅能真实全面地体现企业履行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而且能减少来自环境责任风险的威胁,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三、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传统企业仍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并未主动考虑环境效益、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的平衡发展,导致经济效益“良好发展”的表象掩盖了危及整个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的不利因素。

(一)环境责任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十几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性发展的经济道路,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企业不会放弃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也不会主动增加环境责任成本的投入,更不会牺牲自身的经济效益而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对环境的预防、检测和治理方面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如《节约能源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于促使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在有关环境法律法规中很少有环境责任方面的具体规定,正是由于环境责任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致使企业被动地履行国家规定范围内的责任,造成当前经济和环境矛盾的加剧。

(二)环境责任成本控制范围不清晰

传统的环境责任成本控制,通常只考虑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支付的治理环境污染费用和因污染环境负担的罚款,而往往忽视在预防、研发、销售和回收环节存在的隐形成本。如果企业在产品生产前重视研发先进生产工艺流程、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对产品进行全方位的环保设计,就可以减少环境责任成本的发生。再者,使用低碳环保的包装进行产品的销售以及对包装物的回收再利用,也可以降低环境责任成本。然而多数企业只考虑眼前利益,忽视可持续性发展,这样在短期内减少了企业的成本费用,增加了企业利润。但长久来看,企业无法真正核算全部环境责任成本,使企业的财务报表不真实,不能使企业利益相关者了解其内在的责任风险。归根结底是我国在环境责任成本控制方面没有清晰的控制范围,再加上企业没有将隐形成本纳入其责任成本控制的范围,致使企业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

(三)环境责任成本控制核算不科学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我国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的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进步,这进一步说明旧式的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的核算方式己经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目前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核算中,应用较多的是标准成本法、本量利分析法等,然而企业很少将污染环境的成本纳入成本控制的核算范围,即使考虑到环境责任成本,也往往将其计入“管理费用”账户。这种简单的会计处理方式不能明确地体现企业环境因素所发生的成本费用支出,造成企业资产及利润数据的失真。在全面的成本控制核算过程中,一方面企业没有考虑对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成本控制进行核算,仅核算事后控制的环境责任成本支出,另一方面,也没有把承担社会环境责任纳入控制范围,没有很好的估计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些核算方面的漏洞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我国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核算的不科学性。

(四)环境责任成本控制信息披露不及时

企业环境责任控制成本信息的不完善、控制范围的不清晰及控制核算的不科学等因素,造成企业不能真实全面的反映因预防、治理环境污染而发生的成本费用,更不可能准确披露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方面的信息。现阶段,治理环境污染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致使一些企业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种情况下,企业只是简单地披露一些以货币计量的环境责任成本信息,而无法及时披露不能用货币计量的其他环境责任成本信息。然而环境责任成本控制需要采用多种计量属性,这就造成没有固定的财务报表披露的现象。另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为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环境带来的压力,甚至不披露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的信息,使企业利益相关者无法及时获得真实的企业信息,企业也就没有足够的动力进行环境责任成本控制。

(五)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的核算人才短缺

目前,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分类及企业招聘管理的一些弊端,造成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核算的人才短缺。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核算是一门综合性、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涉及会计学、环境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知识。然而,从现阶段来看,我国的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的核算人员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实际操作能力较差、经验不足等不利因素,严重影响了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的核算工作。

四、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加强措施

(一)建立健全环境责任法律法规

在低碳经济环境下,完善的环境责任法律法规是环境和经济和谐发展的基石。目前,我国己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为我国企业保护环境、发展低碳经济建立了法律基础。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对破坏环境的惩罚力度不足,难以起到真正的约束作用。因此,我国应逐步建立和完善专门的环境责任法律法规制度,使之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加大执法力度,促使企业及时发现在执行法律法规时的不足,并快速调整发展战略,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环境责任法律法规的完善对企业主动进行环境责任成本的核算和披露、保护生态环境、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二)制定明确的环境责任成本控制范围及标准

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的目的是环境效益、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的和谐发展。企业应该依据该目的制定明确的环境责任成本控制范围和标准,范围和标准的设定可以参考以下方法。企业可以根据大量的历史成本数据,并结合企业当前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企业生产程序进行分析,找出环境责任成本发生的规律,以推算未来企业发生的环境责任成本,从而制定出适合本企业发展的范围和标准。同时将环境责任成本纳入企业的成本核算体系,将企业内部的生产工人、成本控制人员、高层管理人员统一起来,协调各部门间的关系,从而降低环境责任控制成本。

(三)完善环境责任成本控制核算体系完善环境责任

成本控制核算体系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完善的环境会计核算体系。首先,对环境责任成本单独设置账目,不仅要核算可以用货币计量的会计科目,也要把非货币计量的环境责任成本加以评价和考核。其次,企业可以引进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将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纳入成本控制信息系统中,利用计算机成本控制系统分析和核算收集的数据。一方面可以选择环境责任成本控制费用最少的方案,另一方面及时发现在环境责任成本控制中的错误,以达到控制环境成本的目的。最后,引进奖惩制度,积极调动全体员工参与到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中。

(四)健全环境责任成本控制信息披露体系

为弥补我国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信息披露的薄弱性、监管方面的不健全,国家一方面要加大改革力度,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增强新闻媒体对社会大众、企业的宣传和舆论监督,强化环境保护的意识,同时对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企业进行制度改革,引导社会公众关注企业在低碳环境下环境责任成本控制信息的披露,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另一方面,企业要积极探索环境责任成本控制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制度,通过建立专门的成本披露信息部门,投入专项资金,调动管理部、财务部、营销部等参与的积极性,及时地收集数据和披露信息,做到“早发现、早治理”。

(五)培养高素质的环境责任成本控制人才

企业环境责任成本能否很好的控制,关键因素在于环境会计核算人员。首先,企业要转变控制理念,将经济利润最大化的首要目标逐渐改变为在低碳经济环境下经济和环境共赢。其次,要加强对核算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融入多种相关学科。企业也可以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专题性培训,及时掌握最新的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知识,引导其树立环境成本控制理念,提高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效率,降低成本控制的费用。

作者:谷慧玲 张 尧 石 蔚 单位:河北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环境控制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财政分权;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政策建议

一、背景分析

1994年,我国开始进行分税制改革,其宗旨是让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财政自主权,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独立地进行决策,进而可以更好地提供各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满足本地经济发展和居民的需要。同时,政府的相关行为也会受到当地公众的监督,促使地方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制定有利于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财政政策,为公众谋求最大的利益[1]。但是,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这种财政分权体制本身的弊端也凸显出来职称论文。

从1994年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财政分权制度,是本文所立足研究的体制背景,在这种体制下,各级政府的收入来源被划归得更为具体、细致,但是,也导致了相关问题的出现。如在共享税方面中央财政的共享比例高于地方政府,并且地方政府不再具有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优势。因此,地方政府掌握的财政资源减少了,但是,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却高于中央政府,这样就出现了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状况。同时,财政分权后的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财权、事权,这样就有比较强烈的动机推动投资,发展该地区的经济,从而扩大税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在这种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间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采取各种手段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由此引起市场分割、投资过热以及过度或无效的行政干预等,这实际上是导致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加剧的重要体制性因素。

早在2006年,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明确指出“当前,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将会进一步加剧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并且具体指出了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总体要求和原则,以及调整的重点措施。2009年9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委《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2009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凸显”;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决管住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2010年3月,工信部的《中国工业经济运行2010年春季报告》称:“当前工业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六大困难,多个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2010年4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具体目标任务以及重点工作的详细分工情况。2010年8月,工信部向社会公布了18个工业行业涉及2087个企业的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

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工业行业大面积(工信部公布的18个行业不包括风电设备、多晶硅行业)的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中央政府也在积极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抑制产能过剩,促进这部分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产能过剩成因分析

对我国存在的产能过剩的界定可以表述为:由于周期性、结构性及体制性原因,而造成的实际产量和消费量与一定技术水平下全要素投入的最佳产出的严重偏离现象[2]。对于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形成原因,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各抒己见。笔者认为可以将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总结为三类:

1.经济周期性的产能过剩

由于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市场需求发生剧烈的变化,使得正常规模的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在经济衰退期表现为暂时的过剩。此类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较为正常的现象。

2.结构性的产能过剩

这是针对微观主体—企业来说的,形成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企业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将一部分产能“窖藏”起来,以应对未来总体经济波动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供给的灵活性。这种结构性的产能过剩是企业为应对未来经济形势不确定性的一种措施。其二,部分企业故意形成一部分产能过剩,这是“在位企业”阻止潜在企业进入而设置的一种进入壁垒。某些在位企业为了能够长期保持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和利润,通常进行巨大的投资,这种投资是长期的且成本较高,对于潜在的进入者能够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是一种极大的进入壁垒。潜在进入者会考虑到这些在位企业的闲置产能而却步,从而达到在位企业阻止行业中新进企业、保持获利空间的目的[3]。

3.体制性的产能过剩

由于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以及财政分权政策发展的过程中相应体制机制改革的滞后,促使了体制性产能过剩问题的出现。例如,在财政分权背景下,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而被盲目崇拜,使得新增的投资项目往往与国家的整体规划背道而驰。同时,由于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而竞相给予企业以各种优惠,包括土地、环保、融资等,从而激发了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在这种恶性竞争下,不仅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而且加剧了产能过剩。

经济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和部分结构性的产能过剩一般可以通过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和政府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得到缓解,甚至消除,但是部分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和体制性的产能过剩却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相关政策的指导以及更科学地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来逐步的控制和缓解。现阶段,正是由于政治集权、经济分权、土地产权模糊、预算软约束以及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加剧了我国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使得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竞相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并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来实现该地区财政收入的增加,从而导致了过度的产能投资和重复建设。本文重点对我国财政分权背景下部分行业尤其是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进行研究。

三、实证研究

本文以钢铁行业为例,通过对该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实证研究以及对“铁本事件”的剖析,分析我国目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加剧的体制性原因。

1.钢铁行业分析

目前,我国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钢铁业产量几乎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粗钢产量更是紧随在后的日本、美国、俄罗斯和印度四国产量之和的2.2倍。我国钢铁行业之所以拥有如此巨大的产能:一方面,政府的支持性政策,鼓励了该行业的发展(直到2002年,政府还在推出优惠性政策支持钢铁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为钢铁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近几年来,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机械设备生产以及汽车制造等行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市场对钢铁产品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对未来的市场形势过度乐观,而过高的市场预期导致了企业不断扩大产能。

更主要的是,在我国目前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出于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政绩的突显等方面考量,积极鼓励、支持甚至是威胁企业对GDP有显著贡献的项目进行投资,从而导致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加剧。

虽然从2005年以来,国家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抑制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但是,通过这种行政干预手段来抑制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收效并不是很明显,近几年来,我国的粗钢产量仍在逐年上升,并且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增长率水平(如表1和图1所示)。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我国粗钢产量从2004年的28291.1万吨增长到2009年的56800万吨;从2004年占世界粗钢产量的26.40%上升到2009年占世界粗钢产量的46.57%,短短6年间,我国的粗钢产量就翻了1倍。更重要的是,2008年和2009年由于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粗钢产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而我国的粗钢产量却仍维持增长的态势,2009年增长率达到了10.86%,这与世界粗钢产量增长率为-8.84%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或许只研究产量与增长率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我们可以用2004—2009年我国钢铁产量与开工率(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分析图(如图2所示),来进一步说明我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

从图2可以看出,虽然从2004—2009年,我国的钢铁产量在不断增长,6年时间产量值甚至翻了1倍(由于受到统计时间的影响,图中2009年的钢铁产量是按估计值计算的,而2009年实际钢铁产量则为56800万吨,比预估的53400万吨高出3400万吨)。但开工率却在大幅度的降低,由2004年的92%下降到2009年的72%,这其中蕴含的产能过剩问题不言而喻。

2.“铁本事件”剖析

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本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出于发展需要,公司在2002年拟扩大生产规模,增建一个占地2000亩、投资10—20亿元、年产200万吨的宽厚板项目,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有资金。但是,在项目发展过程中,受到当地政府的强烈鼓动和全力支持,其中包括巨额的土地资本利诱、大量的银行贷款甚至违规的项目审批等,使得这一项目最终膨胀为总投资106亿元人民币、规划用地5988亩的巨型项目。

在“铁本事件”中,涉及项目审批、环保以及土地供给等多方面的问题。就审批而言,钢铁项目属于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产业项目之一,有一套较为规范的审批机制,项目达到一定规模,地方政府是无权审批的,而必须由上级职能部门审批。按照投资规模和审批权限,该项目是应该报国家发改委审批。为了可以在地方政府的权限内获得批准,铁本公司将整个项目拆分为22个项目,分别向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报批;之后为了办理土地等相关手续,又将整个项目分成14个基建项目来实施。本应报中央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审批的巨型项目,就这样在铁本公司和当地政府运作下,顺利地通过了审批。就环保而言,钢铁项目属于高污染的项目,在对该类项目的审查中要特别注意评估其对环境的影响。铁本公司的焦化项目就属于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项目,是环保部门审查的重点。这样一个巨型项目,应该上报原国家环保总局对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进行审批。在将项目拆分后,当地环保部门均参与了这些项目的环保预审,并予以通过。在土地征用方面,不仅存在审批上的违规操作还涉及土地出让价格的问题。在铁本项目中,土地的名义出让价格为11万元/亩,而当时土地的市场价格为每亩40万元左右(实际上,地方政府收取的地价款远远小于名义上铁本公司应支付的地价款)。以铁本项目实际占用土地6541亩计算,地方政府以低价出让土地实际上为铁本项目提供了18.9—26.2亿元的投资补贴[4]。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财权、事权,为了提高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官员不但在在自己的权限内,通过各种可以采用的手段招商引资,而且会创造权利(可以称为地方政府“权利创造”现象)吸引投资者进行投资,并且特别青睐像钢铁这样的能够明显影响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大型投资项目。铁本项目就是地方政府创造权利鼓励投资建设项目的典型案例。本来,铁本公司只是利用自有资金增建一个年产200万吨的宽厚板项目,在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利诱”下,变成了一个用地扩大3倍、投资扩大5—10倍的巨型项目。根据我国的投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没有审批这么大规模的项目的权利,地方政府与企业共谋,创造审批权,通过把项目拆分成若干个小项目进行批复。实际上,许多屡屡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的项目就是在有限理性(有时甚至是非理性)的地方政府与有限理性(有时甚至是非理性)的企业的合谋下投资建设的。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着十分强烈的欲望,吸引和推动对GDP有显著贡献的项目投资,形成严重的地方产业结构的同质性,从而导致了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愈发严重,并且不会在短期内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只能通过宏观调控尽力缓解产能过剩的进一步扩大。

四、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钢铁行业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在财政分权背景下,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1.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体制

1994年的财政分权体制改革,旨在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以及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发挥税收调节个人收入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作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税负,促进平等竞争;体现国家产业政策,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和整体效益的提高等。但是,在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由于政策制定和具体实施上的问题,使得这种财政分权制度也出现了弊端,如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刺激了地方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大量招商引资;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不能很好的得以执行;重视工业发展,轻视了社会经济平衡发展;各地方产业结构趋同,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等。

要继续保持我国整体经济快速、健康、稳定的发展,保证中央整体经济政策的充分贯彻执行,就需要进一步改革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使之与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更好的融合,理顺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利益分配关系,明晰风险责任关系,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可以考虑在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建立弹性的转移支付制度,对经济增长速度较慢,但追求社会经济平衡发展、促进技术创新、注重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关注民生的地方政府,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

2.加强相关部门监管力度

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杜绝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和“权利创造”行为,保证产业结构趋于合理,离不开相关部门的相互配合、监督管理,主要包括环保部门的把关、金融制度的完善以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等。

近年来,重视经济发展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已成为世界的共识,这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那种不计环境代价而盲目上马的项目势必会遭到谴责和淘汰,只有兼顾经济、环境和人类发展的项目,才是有利于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项目。为了加强地方环保机构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需要理顺环保部门的隶属关系,改变地方环保机构隶属地方政府为垂直管理。从金融管制方面来说,在我国以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背景下,大型投资项目对贷款有近乎膨胀的需求,规范化的审批程序,有利于对投资项目的审慎决策,能够有效地抑制产能过剩行业投资项目的实施;也可以借鉴西方金融机构的成功经验,采用灵活的贷款定价机制(需要配套的金融体制改革),抑制产能过剩行业投资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有利于我国对整体土地用途的规划,有利于对投产项目类型的管理以及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主要的改革方向是进一步明晰土地产权,依靠公众监督,来杜绝违法征地、违规用地等行为。

3.完善政绩考核体系

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日益突出,该地区的GDP增长状况以及财政收入情况,几乎成为了地方政府和官员们唯一关心的指标,从而加剧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导致了片面的鼓励投资,形成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在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好坏主要由该地的选民进行评价,因此,Tiebout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用脚投票”理论,即人们可以通过在地方间的自由流动,来选择自己最偏好的税收和公共服务组合以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地方政府为了避免本区域内有税收创造能力的居民流失,会竭力地提高财政的运行效率、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满意程度[5]。我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但可以借鉴其实用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来完善我国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

目前,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是导致产能过剩加剧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在制定一系列抑制产能过剩的政策的同时,中央政府应重新设计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考核机制,让其退出GDP竞赛,引导地方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真正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并且要加强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满意度的反馈调查,以此来监督地方政府行为,抑制低效率、高污染、高能耗项目的投资,降低财政分权制度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程度,防止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加剧。

4.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无论是出于对增加地方GDP、财政收入还是官员晋升机会的考虑,地方政府都有着强烈的动机干预企业的投资行为,使得企业并没有完全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审视自身的投资行为,从而违反了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状况。在政府的干预下,企业获得了极大地激励,不断扩建、增建项目,使得部分行业特别是对地方GDP和财政收入有显著贡献的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尤为严重。因此,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切实实行政企分开制度,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削弱体制性因素对产能过剩影响的重要环节。在改革过程中,要引导企业依靠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决策,使企业能够成为自主决策、自主投资、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真正的市场主体,逐步消除负外部性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具体措施包括减少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创造公平、合理的投资环境,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依靠市场自身的竞争力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通过这些改革措施来降低体制性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以达到缓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状况的目的。

5.创新政府干预方式

缓解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除了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外,政府也应当适时、适度地加以引导。目前,地方政府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干预,主要是通过给予企业土地优惠政策、信贷支持以及环保审批等方面,直接干预投资项目的运行。这种直接的干预行为,严重影响了企业对自身投资行为的判断,违背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妨碍了相关行业甚至是整体经济的正常发展。缓解产能过剩问题、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应以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为主,依靠市场的自身调节和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但是,仅仅依靠市场自身的这种调节能力还不足以引导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体制性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因此,改革的重点并不仅是地方政府退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干预,而是转变、创新政府的干预方式,由直接的干预企业投资行为,转变为间接的引导,使企业掌握更准确的市场信息,更好地结合市场和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投资策略。

创新政府干预方式,要求中央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科学严谨的长远发展规划(如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等)、建立明确的行业标准、规范等,并且保证执行效率。地方政府应从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创造公平的投资环境、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严格控制企业的污染程度以及提高政策执行力度等几方面入手,通过对市场环境、投资环境以及法律环境的不断完善,将地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行为的方式,转变为间接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以此来达到缓解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刘金涛,杨君,曲晓飞.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2]王立国.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的双向交互机制研究[J].企业经济,2010,(6).

[3]周业樑,盛文军.转轨时期我国产能过剩的成因解析及政策选择[J].金融研究,2007,(2).

环境控制论文范文篇5

[论文摘要]控制论的认识论是一种建构主义的认识论,本文结合控制论早期和197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从知识、认知形式、层次、目的这些最基本的认识论和控制论概念着手,挖掘出控制论在认识论上的意义。控制论的知识就是模型,认知不是被动反映而是能动建构,认知建构的多层次以及它对目的的新的解释都丰富和发展了哲学认识论。

控制论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给哲学研究提供了很丰富的素材。在认识论研究中,控制论方法尤其值得我们借鉴。控制论从上个世纪中期创立以来不断发展,在认识论研究中也给我们越来越多的启示。控制论奠基人维纳在他的黑箱理论中已经提到模型在认识和科学发现中的作用,黑箱理论实际上就是早期控制论的认识论。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控制论有了一次新的发展,西方出现了几个新的控制论学派。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对主体认识过程有了更精细的分析,主体认知的能动性更受重视。本文将从知识观、认知过程分析、认知本质分析等几个方面展示控制论的认识论意义。

一、“知识-模型”说

控制论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是知识即模型。一个系统有知识就是该系统建构了被感知的外部环境的模型。因为现实世界很复杂,要想认识和控制它,人们必须对它抽象,建立关于它的模型,一系列的模型就构成了对世界的知识。

这种观点最早出现在早期黑箱理论中。维纳和另一个控制论奠基者艾什比的著作中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艾什比《控制论导论》第六章讨论的就是黑箱问题。黑箱理论中的“黑箱”就是认知客体,所谓黑即不为人了解或认识。认识黑箱就是建构它的模型,在不影响黑箱原有结构的情况下,向黑箱输入物质、能量或信息,从而得到相应的输出。根据输入和输出的对比能得到黑箱的若干可能结构,建立关于黑箱的模型。随着输入输出的增多,黑箱的理性模型也逐渐完善,从相对简单的、高度抽象的模型发展为比较复杂的、更加具体化的模型[1]。

知识即模型这个观点在1970年代以来的控制论专家中得到更进一步地贯彻,他们对控制过程的动态分析以模型为基础。控制论研究对象包括两个系统,控制者系统和被控制系统,或者建模系统和被建模系统,前者在认识论意义上即认知主体,后者也被称为环境、外界、世界等等。它们之间会有相互作用,大量信息从环境流到控制系统,控制系统采取的行动作用于环境,构成一个反馈环。控制过程中的认识大致是这样的:系统观察或感知那些对它的最优状态发生影响的外界变量,感知过程就是系统对外界建立模型的过程,感知生成了对外部状况的内部表现。这种新的控制论的模型具有下面一些特点:

第一、模型是用来预测世界的工具。主体控制外界的过程中模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模型不是对环境静态的、机械的反映,而是动态的建构。由于模型要比它反映的环境简单,这样它的运行要比它反映的环境领先一步,因而主体即控制者系统能做出预见。系统可以在干扰还没有对它造成破坏之前,提前做出补偿行动。

第二、同样的外界环境,模型可以有很多,不存在实在的“绝对真实”的模型。建立模型是从世界到模型之间的一种对应,对应好像是世界中的客体和它们在模型中的表现之间客观一致。实际并非如此,否则的话主体能动性就没有了任何地位。认识论上的机械反映论把真实的知识视为不依赖观察者和外部实在的完美反映。但控制论的认识论本质上跟它是不同的,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它不承认认识的目的是发现外部的客观世界。2.系统对外界的认识是有目的的认识,它只是感知对自己目标的潜在干扰的前兆。它的主体性很明显,不关心也无法获知客观存在于外在世界的东西。

二、“认知-建构”说

如果知识是模型,那么认知过程就是一个建立模型的过程。控制论的认识论本质上是一种建构主义的认识论。根据建构主义认识论,认识并非是主体对客体实在的简单的、被动的反映(镜面式反映),而是一个主动的建构活动,这就是说,所有的知识都是主体建构出来,在这一点上它是与机械反映论的认识论直接相对立的。它的另一特点就是在建构的过程中主体已有的认知结构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此处它仍区别于机械反映论。建构主义认识论反对心灵白板说。主体能够对知识建构逻辑上要求主体在认识之前有一套“建构的工具”,心灵因而不是一块白板而是具有某种构成。

康德认识论差不多是最早的建构主义认识论。在康德那里,这样的一套“建构工具”就是他所谓的“我们固有的知识能力”。他认为这是先天的东西,认识过程就是主体把先天形式加诸感性材料的过程。控制论认识论中也不难发现这样的建构工具。在1970年代美国控制论专家鲍威斯的感知控制论里我们很容易能找到这种建构工具,它就是控制系统的基准信号。基准信号和下面要提到的感知信号、偏差信号一样都是神经信号,是在神经细胞中传输的电脉冲,但是它占着支配地位。基准信号相当于控制系统行动的目的。

感知控制论研究对象是人体这个控制系统。控制的基本进程是这样的:人通过传感器得到外界信息,此即感知过程。感知是有选择的,由基准信号来指导,主体只是对它的环境的某些特定方面进行反应。传感器模拟变量的状态产生了感知信号,在系统内部感知信号与基准信号相比较,比较结果输出为偏差信号;偏差信号使得系统产生行动即输出,实现控制。感知信号如果没有相应的基准信号指导,就是盲目的、杂乱的,不会得到理解,也不会有相应的行动。真正的控制过程不会有那样的情况,它必需有基准信号,基准信号规定感知信号的种类、大小,进而决定了控制过程。控制过程就是基准信号对感知的约束过程。正常运作的控制系统里感知信号和基准信号一致,所以我们说控制系统通过基准信号建构了它的外部世界模型,它对外部世界的控制实际上是对模型的控制。

感知信号与基准信号一致可以是感知信号向基准信号靠拢,我们还可以设想基准信号趋向于感知信号。后一种情况即基准信号的变动由上一层的控制系统来决定。高层的基准信号总要比低层的基准信号稳定,最高层的基准信号就不是个体所能变更的了,它来自于基因,是亿万年就生物进化的结果。鲍威斯的神经系统各个认知的模型就是康德的“范畴”,它是康德意义上的先天形式。

三、控制论认识论中的目的

认识是主体对环境的有目的建构。控制论对目的的全新解释改变了之前学者对目的的不公正的态度,同时也丰富了建构主义认识论。

近代科学具有机械论的特征,把目的看作是非科学的东西,从而把它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尤其是活力论所说的目的性把合理的目的论声誉败坏之后,正统的科学家很少涉足目的论领域。活力论者断言,生命过程中的明显的目的性现象是无法用物理或化学的方式加以说明的,因而只能归因于神秘的活力、灵魂、生命力之类的东西。在生物学史上最有名的活力论者是杜里舒(HansDriesch),他的最重要论据是海胆胚胎的早期发育实验。这个实验表明个体发育具有明显的目标取向和等结果性。无论用一个完整的卵,或半个卵还是两个卵合并的卵作原料,最终结果相等:都是一个完整的海胆个体。于是杜里舒断言,这个生命过程的目的性只能归因于超自然的活力。

这样占主导地位的近代科学家在反对神秘的超自然的活力论时,连同一切合理形式的目的论也统统一起抛弃掉了。弗兰克(L.Frank)等人在1948年的一次控制论会议上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目的性行为和目的论的概念长期以来与神秘的、自我完善的、自动寻觅的能力或终极原因联系在一起,通常具有超人或超自然的起源。进展到事实的研究,科学思想不得不拒绝关于目的的那些信条和目的论的那些概念,而赞成一种严格机械决定的自然观。”[2]

现代系统科学的兴起,从科学的角度给予目的概念以新的解释,把“目的”带到科学的殿堂。贝塔朗菲把目的性问题看作一般系统论的最基本问题之一来加以讨论。他所谓的等终极性(果决性)就是目的性。贝塔朗菲认为,作为绝大多数无生命系统的基本对立标志的目的性,首先就是与系统的开放性相联系的,开放系统才有异因同果或等终极性。“对开放系统行为的研究导致自然哲学上具有深远意义的结果:在生命事件中尤为明显的目标追求性的等终极形式,是从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的有机体的特性中必然地合乎规律地得出的,而人们曾把目标追求看作只有活力论才能得到解释的生命本质。”[3]

维纳等人对目的性行为的研究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人的随意活动中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就是控制工程师们所谓的反馈作用。就是说,从结构上看,技术系统与生物系统都具有反馈回路,表现在功能上则是它们都具有自动调节与控制的功能。说得更具体一些,由于负反馈使得一个控制过程得以趋近其目标值(目的),因此,“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需要负反馈的行为。”[4]这就是说,行为、目的以及控制都是以系统的反馈为基础的。他们还写道:“目的性行为成了受负反馈控制的行为的同义语,它由于充分限制了内涵而得到了精确的含义。按照这个作为限制的定义,目的论与决定论不是对立的。”[5]

所以我们可以说控制系统的认知都是有目的的行为,因为它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反馈行为。鲍威斯的认知系统是一个典型的控制论认知系统,我们可以明显地从中看到这个反馈环的存在。控制论认知系统是一个闭合的环路,其中描述的系统是一个闭环系统,系统的输出端与输入端存在反馈,系统的输出能够影响输入,使得系统的基准信号能够和输入信号一致,系统的目的得以实现。

四、结语

控制论在认识论上给予主体极大的自主空间,并从反馈的角度给目的性以解释。这使认知主体能动性有了一个更牢靠的科学基础。控制论的建构主义认识论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野,即使我们不能从中完全把握复杂世界,它仍不失为理解复杂世界的一种途径。

参考文献

[1]庞元正,李建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典文献选编》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

[2]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林康义、魏宏森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版,第14页

[3]庞元正,李建华编.《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典文献选编》,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环境控制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我们历来把传播学划分为两大派:经验主义学派和批判学派。近来读了陈卫星和胡翼青的书《传播的观念》、《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很受启发。我赞同他们将传播学划分为三个学派,虽然表述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总的看法相同。陈卫星划分为经验-功能、控制论、结构主义方法论三个学派;胡翼青划分为经验主义、技术主义、批判主义三种研究范式。

这样的划分对于深刻理解传播学很有必要。过去把技术主义控制论方向的传播研究大多归到经验主义学派,也有的被归到批判学派。其实,它与这两个学派的思路很不相同。在新媒介技术急遽发展的当前,这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到了应当独立看待的时候了。

斟酌用词,“批判学派”之说,难以显示出所指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概括得过于笼统;“结构主义方法论”,体现不出该学派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即追究表象背后的权力因素。“经验主义”亦没有完整地表现出这个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技术主义的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三论”,特别是控制论。出于以上的考虑,我使用“经验-功能”、“技术控制论”、“结构主义符号-权力”这样的表述,从方法论角度将传播学研究划分三个学派,与陈、胡的划分依据差不多,有些地方略有不同。

传播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理论条件

为说明学派的划分,需要讨论传播学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理论条件。自从人类文明以来,信息的传播并没有被当作一种专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任何学科的发轫都源于社会关注,而任何社会关注来源于重大的社会变迁。

传播得以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只能追溯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从照相术、电报、电话、电影的发明和普及,到20世纪广播、电视的发明和普及,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对世界的感知。人的关系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如何使用新传媒的问题。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情景几乎同时浮出水面,即工业国家城市人口的急遽增长。这类人口的增加,意味着读和写的传播成为必需,因为生活在城市的人比生活在乡村的人有更多和更复杂的信息需求,他们要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信息,以满足工作、生活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工业化激起的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以及迅速的城市化,促使人们必须关注传播。因为一系列新的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形态、内容、方式等等,均已明显地影响到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经济形态和创新模式的发展与变化。

如果从古代学者那里找寻关于传播现象的论述,总会有一些。但是作为现代传播学的较为直接的学科思想先驱者,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的三位代表人物,即杜威(JohnDewey,1859-1952)、库利(CharlesCooley,1864-1929)、帕克(RobertPark,1864-1944),以及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er,1857-1913)。还有一位优秀的记者李普曼(WalterLippmann,1889-1974),也在20世纪初为后来的传播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

杜威是库利、帕克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只有通过有机系统内循环的信息分享,社会生活才有可能。科学最终要汇集到能够产生相互理解、允许产生合作行为的传播当中。他把大众传媒看作是社会变迁的工具。

库利的“镜中我”理论,把人通过别人认识自己视为人的社会化过程,而传播是这个过程的惟一关键要素。新的传媒修改了传统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反应,改变了个人的日常生活概念。他于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一书,是第一本关于社会传播的专著。他和另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米德(GeorgeMead)共同创立了关于社会信息交换的“象征互动论”。

帕克是最早研究报纸的理论家,他在20多年中通过报纸持续考察不同种族背景的社会群体在美国社会的同化、移民整合问题。他认为传播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所在,它创造着和维持着社会。他提出了传媒与舆论如何相互影响、人际网络如何与传媒连接、媒体如何促进社会变迁等后来传播学的前沿问题。

他们三人将对传播的研究,建立在社会统计和现象观察(行为科学)的基础上,把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相融合,不仅把传播视为信息传递的过程,而且看作是一种文化建构的符号象征过程。他们深信传媒技术革命对社会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他们为后来形成的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提供了较为直接的学科方法论,也为后来形成的“技术控制论学派”提供了认识前提。

语言是任何传播的基本符号体系。索绪尔创立的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打破了以前语言学从历史根据上探索意义的研究传统,把具体的语言看作是某一民族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和传统的表意规范,人的思维和信息的传播,受制于抽象的语言系统,而这个系统通过教育而内化在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当中。这种认识框架成为后来“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的认识前提。

李普曼作为经验丰富的记者,凭借其敏锐的观察力,在他1922年出版的《舆论》一书中,天才地谈到许多深刻的传播问题。他谈到人头脑中的图景与真实的世界存在差异,“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制作的图像。”因而,人们已有的头脑中的世界,影响对新接受的信息的理解。他还谈到现代传媒笼罩全球的情况下,人们除自己的五官接触之外,其实生活在传媒提供的信息世界中,这个世界与真实的世界是有差别的。他意识到宣传充分利用了这种传播现象,“在一个人创造出他认为明智而可取的虚拟环境之前,必须限制他接近真实环境。”“为了进行宣传,就必须在公众和事件之间设置某些障碍”。[1]现在传播学的许多理论、模式,似乎都能看到李普曼当年论证的影子。

说到这里,我们实际上已经谈到了传播学的三个学派: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追溯这三个学派的理论起源,往往有些模糊,因为传播现象贯穿人类的整个历史与现实,不是可以清晰地分门别类的研究对象,各种学科的学者,都对传播现象有兴趣,都有一些研究成果。往往有这种情形:什么都是,便等于什么都不是。所以,传播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合法性,经常受到质疑。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承认传播现象确实越来越需要给予科学的解释和把握,因为我们已经处于信息社会。

传播学提出的概念、问题引发了大量的争论。和其它人文和社会社学一样,传播学的每个学派或理论之间经常明显对立,每个学派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流派,就是学派的划分、称谓也很难统一;而且,传播学的某些话语,经常未经适当的评估就被追捧为一种理论。例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机智的比喻、尤尔根·哈贝马斯“传播(交往)行动理论”的建构,在传播学的叙述中常被等而视之,使人们难以判断哪一个更深刻地影响了传播学的研究方向。正如法国传播学者马特拉所说:“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像传播学这样被很多人认为:这里只有广泛的想象,一切有待建设。”[2]

关于经验-功能学派

所以用这样的称谓,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是根据多数人的生活经验、感受来探索传播现象,并且根据多数人的经验以及某些先验的认识,来确定传播的社会功能。

现在的教科书上,通常谈到施拉姆(WilberSchramm,1907-1987)说的“四大先驱”,即拉扎斯菲尔德(PaulLazarsfeld,1900-1976)、霍夫兰(CarlHovland,1912-1961)、拉斯韦尔(HaroldLasswell,1902-1978)、莱文(KurtLewin,1890-1947。德文的姓“lewin”怎么发音也不该译为“卢因”)这四个人。若从学派方法论的开创性看,前三位可以视为传统的开创者。莱文最早提出了传播的“把关人”理论(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没有说?”),他的主要工作是社会学方面的群体动力研究。

拉扎斯菲尔德1940-1948年在美国三个县进行关于传播的调查。其中在俄亥俄州伊利县(Erie)关于大选的调查报告《人民的选择》发现:人们接受信息时存在选择性注意和选择性理解;传媒的信息通常经过人群中的信息活跃分子(舆论领袖)再传递(二级传播);传媒影响选民有三种模式,即活化(激发潜在的倾向)、强化(固定已有的意见)、转化(影响缺乏主见的人)。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诸多因素渗透到传播现象的研究中,从此形成传统。

霍夫兰在二次大战后期和战后,为美国军方的战时宣传进行了一系列心理控制实验,被研究对象达4000人。他提出了信息源条件、说服者条件、信息本身的条件、说服过程等诸多观点,把说服过程当作日常生活经验的重复来进行说服程序的设计。他谈到,人们真正恐惧的不是已经确定的事实,而是不确定和无法知晓的事实。他的研究为后来各种社会想象的心理游戏设计提供了思想基础。

拉斯韦尔1927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一次大战中宣传所使用的符号,并且一生关注着传播问题。二战中他提出,其后在1948年的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完善的传播的“五W模式”,尽管有许多缺陷,但它的意义如英国学者博伊德-巴雷特(O.Boyd-Barrett)所说:“长久以来,这一公式帮助我们限定了传播研究的基本问题。它的价值在于,它包含了对生产、内容、传递和受众的有力强调。”[3]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引导人们研究传播活动的一种便捷的思路。

在同一篇论文里,拉斯韦尔还论证了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环境监测、社会协调、社会遗产传承。第二年,社会学家默顿(RobertMerton)和拉扎斯菲尔德在他们的论文《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提出传媒具有的三大社会功能:赋予社会地位、强化社会规范、麻醉精神。关于传播功能的研究,由以上几位学者奠定了基础,后来出现多种理论。

1949年,施拉姆将这些关于传播的观点加以整理。至此,经验-功能学派的方法和理论框架大体形成。“传播学集大成者”的头衔对于施拉姆来说,仅在整理的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他主要是一位传播学教育家,在传播和推广传播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验-功能学派的基本研究方法,可以早期对“火星人进攻地球”事件的研究为例。事后,人们希望找出导致听众把广播剧作为真实的新闻加以接受的心理条件和社会情境。于是,坎垂尔(HadleyCantril)领导了这项研究,研究方法包括抽样调查(前后共两次,一次是CBS一周内的调查,920人;一次是一家舆论研究所6周后的调查,数千人)、个人访谈、报纸报道的分析(全国报纸3周内的1.25万篇报道)。

调查通过各种方法的相互验证,确认有大约600多万人收听了该剧,其中100多万人受到惊吓和发生连带行动。排除其他因素,受到惊吓的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非常信任广播;他们中的多数属于低收入和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他们都相信专家;他们中的多数笃信宗教,因相信世界末日的到来而认为广播剧是真的。没有受到惊吓的具有批判能力人,根据经验,或与其他信息对照从而确认广播的内容不是新闻。

通过抽样调查,从少数被调查者推论整体,其中设定一系列社会学的分类,诸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等。加之个人访问和对报纸报道的分析,从广播听众所处的社会阶层、信息接受差异,分析如何造成了他们对信息理解的差异,进而确定社会关系与受众对广播的反应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等等,这些就是经验-功能学派基本的、经久不变的研究方法。通过探讨一个变量与另几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帮助人们认识可以重复发生的传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这个学派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传媒的传播效果展开。70年代以后,一系列更精致的关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传者和传播效果方面的新的理论假设和传播模式出现,除了仍然注重短期传播效应,同时也重视长期传播效应,更多地顾及道社会环境、价值取向的动机对传播的影响。形成了实验(主要是控制心理实验)、调查(主要是抽样调查)、文献分析、实地了解四大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比过去完善了,但依然是实证的。

经验-功能学派的认识前提是:确信整个世界是有序的;存在个人规律和社会规律;行为规律可以观察和测量;任何行为都有可以理解的原因;行为可以汇总统计;经过科学论证的抽样样本可以推断总体和依此预测未来。基于这样的观念,实证研究成为经验-功能学派的基本研究方式,其特点是:研究对象必须是可以感知的传播现象、对象可以被精确测量用以说明规律、规律性的现象可以重复、研究中严格保持价值中立,不先入为主。因而,这个学派得出的规律性“事实”来自被试者多数的经验或体验,或者如陈卫星所说:“事实是经验的囚徒”。[4]

实证研究对于分析具体的传播现象是很有效的,能够得出较明确的结论,也有助于处理现实的问题。这种方法是从牛顿的传统物理学那里,经过法国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的改造而在20世纪引介到传播学的。但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物,人具有复杂的思维和情感,一旦把物理学的研究方法用于与人的思维和情感相关的事物,就把复杂的东西不可避免地简单化了。

经验-功能学派具有杜威实用主义的明显特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们认为,人类传播学知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来源于多数人经验的自明。它的研究方法是客观的,形式上价值中立,但是被调查对象不会是客观的,是有观点和有情感的。

鉴于这种研究方法的实证特点,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通常得到私人企业或政府的赞助,把学术研究和政治利益、商业利益相结合。因而,它的要旨是通过实证研究找到社会管理传播的技术,或经营传播业的技巧。它的研究成果表现为客观的话语,但是同时无形中塑造着通过传播的社会认同、制度性秩序。它实际上寻找的不是客观真理(规律),而是不同传媒的受众某种共同认同的东西,以便更充分利用这种资源,达到最大限度的政治控制或最大限度的市场开发的目的。

技术控制论学派

工业革命之初,伴随着机器的产生,人们对机器的神奇想象就开始了。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便是这种意识的哲学反映。20世纪40年代,工业国家的报纸进入成熟的大众化时代,电报、电话、广播普及,两次世界大战中电子信息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通信设备发展的基础上,借助神经生物学刚刚取得的染色体遗传信息的许多概念,“信息”转变成为一种可计算的通讯符号,一种专门的信息数理理论得以诞生。如果说芝加哥学派关于传媒形态对社会的影响还仅仅是一种假设的话,信息通讯理论则是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直接理论来源。

当媒介(机器)作为信息的载体越来越强大时,社会机器化,把人的行为按照机器活动的原理来理解或者努力让机器拟人化,像人一样思维和传递信息,人与机器对话,等等,这些畅想导致科学上的一些成果,诸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等,它们从自然科学角度论证传播现象,不仅为经验-功能学派提供了传媒功能的认识模式,也启发了一批又一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关注媒介(机器)本身如何影响社会和人的发展,构成了传播学的又一个方法论学派。

从字面上看,当然首先是信息论与传播学研究肯定相关。1949年,申农(ClaudeShannon,1916-2001)在他的论文《通讯的数学理论》中,论证当时美国正在试验的计算机原理。这篇论文被视为信息论的奠基之作。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传播,写道:“通讯的基本问题是通信的一端精确地或近似地复现另一端所挑选的消息。”[5]通信的数学理论对于从精确科学向传播学领域的模式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了“信息”的概念:信息就是能够用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的东西。他为此提出一个机器对机器或人-机-人通信的传播模式,即著名的从信源到信宿的“五W+噪音传播模式”。

这个传播模式给人的启发在于,传播不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而是涉及信息、信息传递、信道、编码、解码、再编码、信息冗余、噪音等等的问题,在传播的双方或多方之间,存在由信道和噪音决定的制度性调解。噪音和信道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的工具,一旦实现对其的独占,他人的沉默无声将可能变成为一种制度性规范。

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中,控制论思想起着核心作用。就在申农发表他的著名论文的前一年,他的老师维纳(NorbertWiener,1894-1964)发表了《控制论或动物和机器的控制与通信》。这篇论文和他1949年发表的《人有人的用处》,奠定了控制论的理论基础。

控制论重视的是原因对结果的决定作用。维纳写道:“只能通过消息的研究和社会传播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6]他把传播看作是社会的神经系统,一种结果的原因。从一个人到一个社会都是一种系统,系统的存在和维系,在于信息的流动。他用“反馈”的概念说明信息流动的特点,即通过不断的信息“接受-反馈-接受”调整自身,保持人或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如果一个系统与其外在环境不能或很少发生交换关系,这个系统就可能处在内部混乱、解体的境地。因而,开放的系统肯定有积极的信息交换,不断注入原来没有储备的信息。他的这个观点补充了申农传播模式所缺少的“反馈”这一环节。他采用了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RudolphClausius)研究热力学时提出的“熵”的概念。熵,表现为自然的冗余、信息的丢失、噪音、误差或失真。只有通过信息的交流,获得负熵,消除无序,才能够克服熵的破坏趋势。因而,熵是对一个系统的信息组织水平的度量标准。

控制论的另一个概念是“系统平衡”。如果一个系统由于环境变化而导致正常状态的严重偏离,那么它就需要信息的充分交流。对一个社会而言,社会反馈是社会控制的要义。倾向于稳定的社会其实正是信息交流丰富的社会。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传播者要对反馈做出积极的反应和调整,任何管理程序都包括这种不断的反映和调整。“有效的生活,是和完全充分的信息在一起生活。”[7]马特拉在描述控制论对信息的认识时写道:“信息必须能够流通。信息社会只有在信息交换无障碍的情况下才能存在。这个定义与禁止或保密、接近信息的不平等,或把它变成商品,都是不相容的。”[8]

系统论最早是由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vonBertalangffy,1901-1972)提出的。正是系统论给予了控制论和信息论以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的思想,把研究对象视为有动态反应的整体。找寻一种从整体上的理解,比仅仅从物理或智力现象上简单分解更重要。在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研究中,系统论思想发挥了显著的整合传播现象的作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索勒普尔(IthieldeSolaPool)通过分析有线电视技术对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系统理论。

随着传播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作为一种方法论学派,技术控制论的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传播学研究方面显示出后继勃发的态势。从信息论出发,从40年代起出现了传播通道理论,产生这种研究兴趣的背景,是如何理解大众传媒和技术意义上的通信对时空跨越所产生的多样化现象。传播中时空关系和形式移位,通过申农的传播模式得到了象征性表现。一位学者谈到申农的这个传播模式时说:“媒体有助于改变时空关系的程度并不依从于它所携带的内容或‘信息’,而是依从于其形式和可再生产性。”[9]

循着这个思路,传播学发展起来一个很大的研究领域,即传媒形态的变化发展,如何影响社会和人。这是从传播媒介技术形态的角度研究传播现象。这个思路从芝加哥学派到“三论”的阐发者,还只是作为一种认识被论及,它的第一位专题研究者是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roldInnis,1894-1952)。他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帕克曾是他的老师。他在1950、1951年出版的两本著作《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采用经济史和文明史的角度,从纵向的历史谈到横向的现实,反复论证了一个基本观点: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0]他把传播技术视为政治和经济进步的基础。

英尼斯之后,麦克卢汉、梅罗维茨、利文森依次成为媒介形态研究的代表人物。20世纪60年代,英尼斯的学生和同事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由于在《理解媒介》等几本著作里提出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观点而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推翻了传播内容高于内容载体的传统认识,他要把人们“从对媒介影响的麻木状态中唤醒”。[11]他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观点,以及“地球村”的概念。除了信息传播的媒介,交通工具也被他看作“媒介”。一般人将媒介看作是物理的或技术的,他认为媒介的形态比其传递的内容更重要,一种新媒介问世,不管传递了什么内容,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些变化。媒介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象征,不仅传递信息,而且告诉人们存在着什么样的世界,通过改变我们使用传感系统的比例来改变我们的性格。鉴于电子传媒的普及,他认为整个地球的时空已经缩小成一个村庄,“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地球村”[12],尽管那时的传播科技还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

美国学者梅罗维茨(JoshuaMeyrowitz)1985年的著作《消失的地域》,通过研究电视这种媒介形态,论证了媒介本身如何成为一种环境。例如在电视新闻中“现场”看到刺杀总统的画面、在娱乐节目中看到“现场”采访的某一名人,从而改变了每个人的“亲身参与”对于经历社会事件的重要程度,人们下意识地受到传媒所建构的情境的影响。他写道:“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由此可见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13]对于公众来说,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或向往的名人,自己处在什么地点已经不重要了。

被称为“媒介哲学家”的美国学者利文森(PaulLevinson),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软边缘》中,多少使传播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走向折中。他认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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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本身基本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它们的出发点是承认非人的生物体、计算机、人类社会和思维之间存在相似性。从这样的认识前提出发研究传播,看重的是人机交流的物理功能设计和传播过程的技术特性。此后几十年,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循着这样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传播的工程技术理论。广义上,他们的研究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很大的领域,但与人文社会科学距离较远。而传播学关于媒介形态对社会影响的研究,是“三论”关于传播的观点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延伸。在新传播技术急遽发展的当今,这种研究显现出有力的生机。

这种研究开扩了一个重要的传播学视角。但是,如果过于极端,也会导致“电子乌托邦”和诸如“因特网带来美好世界,迎来一个健康的直接的民主时代”等等幻想。因为这些观点忽略了传播科技以外的因素对社会的影响。在赞美“媒介即讯息”这个观点的丰富内涵时,还要想到:各种传媒形态这些技术表现是人创造的,大多数传播活动是人有意识的信息行为,人是传播的主体。在这里需要引证一位传播学者较为全面的观点:“认识到人类传播系统事实上是一个复杂的有适应性的系统,我们就能看见所有形式的媒介都生活在一个动态的、互相依赖的宇宙中。当外部压力产生、新技术革命被引入以后,传播的每一种形式会受到系统内部自然发生的自组织过程的影响。”[15]

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这个学派论证的前提是:人的思维和信息的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换句话说,任何传播都早已被“结构”了。于是,不论论证何种传播话题,都可以将整体的研究对象划分为相互制约的不同部分,强调某个部分的意义受制于其他部分。这样思路的研究中,又以揭示传播中符号背后的权力(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权力)背景的居多。

这个松散的“学派”包括具体的学派有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派等等,以及一些很难归纳到某个的学派的著名学者。

法兰克福学派与经验-功能学派在1938-1939年有过一次合作,而后分道扬镳。当时,阿多诺(TheodorAdorno,1903-1969),应邀参加由拉扎斯菲尔德主持、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内容是美国商业广播音乐的效果。他认为赞助人明显地忽略了“谁”播出、“怎样”和“为什么”播出,并反对将文化进行量化分析。他回忆说:“当我被要求‘度量文化’时,我第一个念头是,文化精确化的条件可能就是排斥能够度量它的思想。”[16]他在研究中批评广播音乐堕落为日常生活的装饰品,斥之为“欺骗快乐的乐观艺术”,认为艺术已经被整合到一种权力系统中。

他和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1895-1973)一起创立了文化工业理论,全面批判被工业流程化了的大众文化,认为它们都是技术理性的产物,像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或都市复兴计划一样,经过有组织的策划和管理生产出来,而技术理性就是统治本身。他们关于文化和技术文明的分析影响了几代人。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1898-1979)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进一步指出:大众传媒消灭了思想的丰富性和人的多样性,广播、电影、电视、广告等现代科技的产物,无孔不入地挤进公众的内心深处,消灭了从思想上颠覆和改变现状的文化。现在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JiirgenHabermas,1929-)写了比城砖还厚的一系列著作,揭示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他把这个过程称为传媒的“再封建化”。他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描绘了关于传播的一种理想化的模式。

在美国,从申农提出通信模式以后,一些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很快形成了“旧金山市郊学派”(PaloAlto)。他们反对线性通信模式,宣称数学方法应该留给那些电信工程师,这是他们设计的,也应为他们所使用。而人类的社会传播,应该有社会科学用自己的模式来研究。因为哪怕是最小的互动情境都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在一个线性模式中用两三个变量实现。传播研究必须意识到系统的复杂性、多条件性和循环性。后来,这一小学派重点发展了传播空间接近性的研究。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作为一种传播因素,认为传播内容受传播各方关系的制约。交流的地点、时间,本身带有一定的内在无声信息,其代表作是爱德华·霍尔(EdwardHall)195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无声的语言》。

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于1964年成立文化研究中心,形成英国文化学派。这个学派有多位代表人物,其中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1932-)于1973年写的《编码/解码》,分析了传媒产品制作、发行、传播/消费和再生产的每一个阶段,生产程序和形式,以及存在条件。他认为,传媒扮演着意识形态的角色,传媒产品生产的四个阶段相互联系,并受制度权力关系的制约。这个思路后来成为批判性分析电视传播的理论前提。

1966年,英国莱斯特大学成立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形成英国政治经济学派。该学派的默多克(GrahamMurdock)和戈尔丁(PeterGolding)1973年发表的《呼唤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一文,被视为该派的纲领性文字。他们还于1997年合作编撰了两卷本的《媒体政治经济学》。他们从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入手分析,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统治阶级获取了对知识、信息和社会形象传播的控制权,因此他们要通过媒体来保障利益和带来这种利益的社会制度。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传播的还有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一些著名学者。他们的研究视角又可以划分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制度经济学三大类型。

在法国,从研究传播符号来审视传播成为一种传统。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1918-1990)认为,概念、词句在不断的复制、重组过程中贯穿着意识形态(这里指人们有意无意中共同接受的规范、传统和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促使人们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自然地思考和行动,使话语的统治权力合法化。

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巴尔特(RolandBarthes,1915-1980)以对符号的研究,体现了这种泛意识形态的观点。他以报刊上的照片为例,诸如一位穿着法国军服的黑人士兵在向法国国旗敬礼、一位法国将军向独臂的塞内加尔人授勋、一位修女将杯子递给卧床不起的阿拉伯人、一位白人校长给一群神情专注的黑人小孩上课,等等,都明显地带有意识形态。他称被符号固定了的内涵为“神话”,而符号学就是要“去神话”,揭示符号的实质意义。

文化的宏观表现形式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符号。法国学者福柯(MichelFoucalt,1926-1984)在一系列文化符号学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知识的提取、占有、分配与保留。通过知识的制造和传播,获得了行使权力的权利。因而权力是具有说服效力的,人类科学产生出的知识和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权力”是指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传播中体现的权力与日常生活共存。传播的话语规则体现了话语的社会结构,表明谁可以讲话,可以讲多少,可以讲什么,以及在什么场合讲。只要我们想想人们对于电视“上镜”的向往,对于影像中明星的渴望,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传播”是“权力认可的仪式”了。

荷兰符号学家梵·迪克(TeunvanDijk,1943-),对“新闻”这种传媒上最常见的信息进行了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试图说明新闻的深层“意识形态”成份。新闻话语的多层级结构特征,决定了受众一般只能得出既定结构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其他的解释框架,会被使用到反面的解释中。他指出:记者在以职业的新闻价值标准制作新闻时,实际上不断复制着社会的话语,无形中将与事实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价值观内涵其中了。“我们的新闻、新闻制作和报纸已深深地被他们为有效地以一套固定程式收集每天新闻而编织的那张网所束缚住了。”[17]

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反对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搬用到对人的传播现象的研究上,承认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是有思想和主观能动性的人,把传播和传媒置于历史、社会、文化的背景下研究,把传媒视为有一定价值倾向的中介,因而视野广阔,具有很强的理论思辨色彩。由于这个学派分散和个性化较强,观点带有较多的个人生活背景和书斋研究的特征。

这个学派的理论是颇为深刻和犀利的,它给人带来的启发也是多方面的,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某种弊病,也不是为了纠正传播结构,而是进而怀疑现存秩序下人们所理解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全然不相信社会由以建立起来并提供给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其次,他们无视大众传播在技术和形态上发生的重大变化,较少对传播的新环境做出新的有力论证。第三,他们的批判本身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例如他们关于传播符号意识形态属性普遍性的结论;在如何看待传播技术上,忽略甚至是故意忽视技术的发展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

简单的三派比较分析

如果比较这三个学派,那么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着眼于“符号-认识-权力”之间的相互运作,关注传播制度、传媒意识形态性,以及传媒对人的异化和控制。经验-功能学派着眼于既定的政治、经济目的,关注发现能够切实解决具体传播问题的方法,或能够对传播现象加以科学解释的规律。技术控制论学派,着眼于媒介机器与人的交流设计,关注不同媒介之间对社会影响的比较和新媒介对社会影响的前瞻研究。

为了简明起见,现在将胡翼青的一个表格[18]略做改动,将三个学派的特点简单表述如下:学派理论基础研究核心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立场

经验-功能学派实证主义传播效果经验主义微观保守

技术控制论学派技术主义传播技术与社会文献与思辨宏观激进

结构主义符号-

权力学派

批判哲学传播与社会哲学思辨宏观激进

传播科技发展的当今,传播学的三大方法论学派已经开始交融,出现了后实证主义、解构主义、新传播效果理论等等融合各种研究方法的研究;“软媒介决定论”出现本身,也在说明技术控制论学派在变化,不再是以前了。传播学需要跟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更新,充分体现当代社会的信息性特征。因为今天的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传播媒介包围的环境中,需要寻找一种认识框架来界定人与人之间、人与传媒之间的关系,传播关系成为社会关系,成为人们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方式,甚至成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

我们在五官所及的空间,生活在较为实在的世界,这个世界很小;而在五官难以直接触及的广大领域,从看不到的地平线之外到整个地球,我们其实生活在传媒为我们设定的世界。于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传播被划分为信息发送者、中介、信息接受者三个环节。传播学主要研究的就是实在的世界和传媒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技术中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传播不是单纯的技术过程,其中有可能存在传播的中介被利用来操纵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所有现存的社会结构,都会致力于维护社会行动者的信息贫乏和无知,或通过媒介的异化来维护社会稳定。对此,我们应有所警觉。面对这种情形,三个方法论学派的任何一个,都难以充分阐释如此丰富和复杂的传播现象,需要在方法论上相互补充,因为组合的整体力量大于分散力量之和。

注释:

[1]李普曼《公众舆论》,第35、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2]A.Mattelart:TheoriesofCommunication,BiddiesLtd1998,P3.

[3]博伊德-巴雷特、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第89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

[4]陈卫星《传播的观念》第64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罗杰斯《传播学史》第44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6]维纳《人有人的用处》第8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中文版。

[7]维纳《人有人的用处》第9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中文版。

[8]A.Mattelart:TheoriesofCommunication,BiddiesLtd1998,P50.

[9]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6页,三联书店1998年中文版。

[10]伊<英>尼斯《传播的偏向》第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

[11]莱<利>文森《数字麦克卢汉》第28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

[12]埃·麦克卢汉、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第39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

[13]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第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14]利文森《软边缘》第2-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15]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第24页,华夏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

[16]A.Mattelart:TheoriesofCommunication,BiddiesLtd1998,P59.

环境控制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我们历来把传播学划分为两大派:经验主义学派和批判学派。近来读了陈卫星和胡翼青的书《传播的观念》、《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很受启发。我赞同他们将传播学划分为三个学派,虽然表述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总的看法相同。陈卫星划分为经验-功能、控制论、结构主义方法论三个学派;胡翼青划分为经验主义、技术主义、批判主义三种研究范式。

这样的划分对于深刻理解传播学很有必要。过去把技术主义控制论方向的传播研究大多归到经验主义学派,也有的被归到批判学派。其实,它与这两个学派的思路很不相同。在新媒介技术急遽发展的当前,这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到了应当独立看待的时候了。

斟酌用词,“批判学派”之说,难以显示出所指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概括得过于笼统;“结构主义方法论”,体现不出该学派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即追究表象背后的权力因素。“经验主义”亦没有完整地表现出这个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技术主义的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三论”,特别是控制论。出于以上的考虑,我使用“经验-功能”、“技术控制论”、“结构主义符号-权力”这样的表述,从方法论角度将传播学研究划分三个学派,与陈、胡的划分依据差不多,有些地方略有不同。

传播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理论条件

为说明学派的划分,需要讨论传播学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理论条件。自从人类文明以来,信息的传播并没有被当作一种专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任何学科的发轫都源于社会关注,而任何社会关注来源于重大的社会变迁。

传播得以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只能追溯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从照相术、电报、电话、电影的发明和普及,到20世纪广播、电视的发明和普及,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对世界的感知。人的关系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如何使用新传媒的问题。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情景几乎同时浮出水面,即工业国家城市人口的急遽增长。这类人口的增加,意味着读和写的传播成为必需,因为生活在城市的人比生活在乡村的人有更多和更复杂的信息需求,他们要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信息,以满足工作、生活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工业化激起的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以及迅速的城市化,促使人们必须关注传播。因为一系列新的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形态、内容、方式等等,均已明显地影响到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经济形态和创新模式的发展与变化。

如果从古代学者那里找寻关于传播现象的论述,总会有一些。但是作为现代传播学的较为直接的学科思想先驱者,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的三位代表人物,即杜威(JohnDewey,1859-1952)、库利(CharlesCooley,1864-1929)、帕克(RobertPark,1864-1944),以及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er,1857-1913)。还有一位优秀的记者李普曼(WalterLippmann,1889-1974),也在20世纪初为后来的传播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

杜威是库利、帕克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只有通过有机系统内循环的信息分享,社会生活才有可能。科学最终要汇集到能够产生相互理解、允许产生合作行为的传播当中。他把大众传媒看作是社会变迁的工具。

库利的“镜中我”理论,把人通过别人认识自己视为人的社会化过程,而传播是这个过程的惟一关键要素。新的传媒修改了传统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反应,改变了个人的日常生活概念。他于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一书,是第一本关于社会传播的专著。他和另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米德(GeorgeMead)共同创立了关于社会信息交换的“象征互动论”。

帕克是最早研究报纸的理论家,他在20多年中通过报纸持续考察不同种族背景的社会群体在美国社会的同化、移民整合问题。他认为传播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所在,它创造着和维持着社会。他提出了传媒与舆论如何相互影响、人际网络如何与传媒连接、媒体如何促进社会变迁等后来传播学的前沿问题。

他们三人将对传播的研究,建立在社会统计和现象观察(行为科学)的基础上,把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相融合,不仅把传播视为信息传递的过程,而且看作是一种文化建构的符号象征过程。他们深信传媒技术革命对社会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他们为后来形成的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提供了较为直接的学科方法论,也为后来形成的“技术控制论学派”提供了认识前提。

语言是任何传播的基本符号体系。索绪尔创立的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打破了以前语言学从历史根据上探索意义的研究传统,把具体的语言看作是某一民族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和传统的表意规范,人的思维和信息的传播,受制于抽象的语言系统,而这个系统通过教育而内化在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当中。这种认识框架成为后来“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的认识前提。

李普曼作为经验丰富的记者,凭借其敏锐的观察力,在他1922年出版的《舆论》一书中,天才地谈到许多深刻的传播问题。他谈到人头脑中的图景与真实的世界存在差异,“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制作的图像。”因而,人们已有的头脑中的世界,影响对新接受的信息的理解。他还谈到现代传媒笼罩全球的情况下,人们除自己的五官接触之外,其实生活在传媒提供的信息世界中,这个世界与真实的世界是有差别的。他意识到宣传充分利用了这种传播现象,“在一个人创造出他认为明智而可取的虚拟环境之前,必须限制他接近真实环境。”“为了进行宣传,就必须在公众和事件之间设置某些障碍”。[1]现在传播学的许多理论、模式,似乎都能看到李普曼当年论证的影子。

说到这里,我们实际上已经谈到了传播学的三个学派: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追溯这三个学派的理论起源,往往有些模糊,因为传播现象贯穿人类的整个历史与现实,不是可以清晰地分门别类的研究对象,各种学科的学者,都对传播现象有兴趣,都有一些研究成果。往往有这种情形:什么都是,便等于什么都不是。所以,传播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合法性,经常受到质疑。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承认传播现象确实越来越需要给予科学的解释和把握,因为我们已经处于信息社会。

传播学提出的概念、问题引发了大量的争论。和其它人文和社会社学一样,传播学的每个学派或理论之间经常明显对立,每个学派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流派,就是学派的划分、称谓也很难统一;而且,传播学的某些话语,经常未经适当的评估就被追捧为一种理论。例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机智的比喻、尤尔根·哈贝马斯“传播(交往)行动理论”的建构,在传播学的叙述中常被等而视之,使人们难以判断哪一个更深刻地影响了传播学的研究方向。正如法国传播学者马特拉所说:“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像传播学这样被很多人认为:这里只有广泛的想象,一切有待建设。”[2]

关于经验-功能学派

所以用这样的称谓,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是根据多数人的生活经验、感受来探索传播现象,并且根据多数人的经验以及某些先验的认识,来确定传播的社会功能。

现在的教科书上,通常谈到施拉姆(WilberSchramm,1907-1987)说的“四大先驱”,即拉扎斯菲尔德(PaulLazarsfeld,1900-1976)、霍夫兰(CarlHovland,1912-1961)、拉斯韦尔(HaroldLasswell,1902-1978)、莱文(KurtLewin,1890-1947。德文的姓“lewin”怎么发音也不该译为“卢因”)这四个人。若从学派方法论的开创性看,前三位可以视为传统的开创者。莱文最早提出了传播的“把关人”理论(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没有说?”),他的主要工作是社会学方面的群体动力研究。

拉扎斯菲尔德1940-1948年在美国三个县进行关于传播的调查。其中在俄亥俄州伊利县(Erie)关于大选的调查报告《人民的选择》发现:人们接受信息时存在选择性注意和选择性理解;传媒的信息通常经过人群中的信息活跃分子(舆论领袖)再传递(二级传播);传媒影响选民有三种模式,即活化(激发潜在的倾向)、强化(固定已有的意见)、转化(影响缺乏主见的人)。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诸多因素渗透到传播现象的研究中,从此形成传统。

霍夫兰在二次大战后期和战后,为美国军方的战时宣传进行了一系列心理控制实验,被研究对象达4000人。他提出了信息源条件、说服者条件、信息本身的条件、说服过程等诸多观点,把说服过程当作日常生活经验的重复来进行说服程序的设计。他谈到,人们真正恐惧的不是已经确定的事实,而是不确定和无法知晓的事实。他的研究为后来各种社会想象的心理游戏设计提供了思想基础。

拉斯韦尔1927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一次大战中宣传所使用的符号,并且一生关注着传播问题。二战中他提出,其后在1948年的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完善的传播的“五W模式”,尽管有许多缺陷,但它的意义如英国学者博伊德-巴雷特(O.Boyd-Barrett)所说:“长久以来,这一公式帮助我们限定了传播研究的基本问题。它的价值在于,它包含了对生产、内容、传递和受众的有力强调。”[3]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引导人们研究传播活动的一种便捷的思路。

在同一篇论文里,拉斯韦尔还论证了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环境监测、社会协调、社会遗产传承。第二年,社会学家默顿(RobertMerton)和拉扎斯菲尔德在他们的论文《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提出传媒具有的三大社会功能:赋予社会地位、强化社会规范、麻醉精神。关于传播功能的研究,由以上几位学者奠定了基础,后来出现多种理论。

1949年,施拉姆将这些关于传播的观点加以整理。至此,经验-功能学派的方法和理论框架大体形成。“传播学集大成者”的头衔对于施拉姆来说,仅在整理的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他主要是一位传播学教育家,在传播和推广传播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验-功能学派的基本研究方法,可以早期对“火星人进攻地球”事件的研究为例。事后,人们希望找出导致听众把广播剧作为真实的新闻加以接受的心理条件和社会情境。于是,坎垂尔(HadleyCantril)领导了这项研究,研究方法包括抽样调查(前后共两次,一次是CBS一周内的调查,920人;一次是一家舆论研究所6周后的调查,数千人)、个人访谈、报纸报道的分析(全国报纸3周内的1.25万篇报道)。

调查通过各种方法的相互验证,确认有大约600多万人收听了该剧,其中100多万人受到惊吓和发生连带行动。排除其他因素,受到惊吓的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非常信任广播;他们中的多数属于低收入和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他们都相信专家;他们中的多数笃信宗教,因相信世界末日的到来而认为广播剧是真的。没有受到惊吓的具有批判能力人,根据经验,或与其他信息对照从而确认广播的内容不是新闻。

通过抽样调查,从少数被调查者推论整体,其中设定一系列社会学的分类,诸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等。加之个人访问和对报纸报道的分析,从广播听众所处的社会阶层、信息接受差异,分析如何造成了他们对信息理解的差异,进而确定社会关系与受众对广播的反应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等等,这些就是经验-功能学派基本的、经久不变的研究方法。通过探讨一个变量与另几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帮助人们认识可以重复发生的传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这个学派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传媒的传播效果展开。70年代以后,一系列更精致的关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传者和传播效果方面的新的理论假设和传播模式出现,除了仍然注重短期传播效应,同时也重视长期传播效应,更多地顾及道社会环境、价值取向的动机对传播的影响。形成了实验(主要是控制心理实验)、调查(主要是抽样调查)、文献分析、实地了解四大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比过去完善了,但依然是实证的。

经验-功能学派的认识前提是:确信整个世界是有序的;存在个人规律和社会规律;行为规律可以观察和测量;任何行为都有可以理解的原因;行为可以汇总统计;经过科学论证的抽样样本可以推断总体和依此预测未来。基于这样的观念,实证研究成为经验-功能学派的基本研究方式,其特点是:研究对象必须是可以感知的传播现象、对象可以被精确测量用以说明规律、规律性的现象可以重复、研究中严格保持价值中立,不先入为主。因而,这个学派得出的规律性“事实”来自被试者多数的经验或体验,或者如陈卫星所说:“事实是经验的囚徒”。[4]

实证研究对于分析具体的传播现象是很有效的,能够得出较明确的结论,也有助于处理现实的问题。这种方法是从牛顿的传统物理学那里,经过法国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的改造而在20世纪引介到传播学的。但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物,人具有复杂的思维和情感,一旦把物理学的研究方法用于与人的思维和情感相关的事物,就把复杂的东西不可避免地简单化了。

经验-功能学派具有杜威实用主义的明显特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们认为,人类传播学知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来源于多数人经验的自明。它的研究方法是客观的,形式上价值中立,但是被调查对象不会是客观的,是有观点和有情感的。

鉴于这种研究方法的实证特点,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通常得到私人企业或政府的赞助,把学术研究和政治利益、商业利益相结合。因而,它的要旨是通过实证研究找到社会管理传播的技术,或经营传播业的技巧。它的研究成果表现为客观的话语,但是同时无形中塑造着通过传播的社会认同、制度性秩序。它实际上寻找的不是客观真理(规律),而是不同传媒的受众某种共同认同的东西,以便更充分利用这种资源,达到最大限度的政治控制或最大限度的市场开发的目的。

技术控制论学派

工业革命之初,伴随着机器的产生,人们对机器的神奇想象就开始了。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便是这种意识的哲学反映。20世纪40年代,工业国家的报纸进入成熟的大众化时代,电报、电话、广播普及,两次世界大战中电子信息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通信设备发展的基础上,借助神经生物学刚刚取得的染色体遗传信息的许多概念,“信息”转变成为一种可计算的通讯符号,一种专门的信息数理理论得以诞生。如果说芝加哥学派关于传媒形态对社会的影响还仅仅是一种假设的话,信息通讯理论则是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直接理论来源。

当媒介(机器)作为信息的载体越来越强大时,社会机器化,把人的行为按照机器活动的原理来理解或者努力让机器拟人化,像人一样思维和传递信息,人与机器对话,等等,这些畅想导致科学上的一些成果,诸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等,它们从自然科学角度论证传播现象,不仅为经验-功能学派提供了传媒功能的认识模式,也启发了一批又一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关注媒介(机器)本身如何影响社会和人的发展,构成了传播学的又一个方法论学派。

从字面上看,当然首先是信息论与传播学研究肯定相关。1949年,申农(ClaudeShannon,1916-2001)在他的论文《通讯的数学理论》中,论证当时美国正在试验的计算机原理。这篇论文被视为信息论的奠基之作。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传播,写道:“通讯的基本问题是通信的一端精确地或近似地复现另一端所挑选的消息。”[5]通信的数学理论对于从精确科学向传播学领域的模式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了“信息”的概念:信息就是能够用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的东西。他为此提出一个机器对机器或人-机-人通信的传播模式,即著名的从信源到信宿的“五W+噪音传播模式”。

这个传播模式给人的启发在于,传播不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而是涉及信息、信息传递、信道、编码、解码、再编码、信息冗余、噪音等等的问题,在传播的双方或多方之间,存在由信道和噪音决定的制度性调解。噪音和信道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的工具,一旦实现对其的独占,他人的沉默无声将可能变成为一种制度性规范。

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中,控制论思想起着核心作用。就在申农发表他的著名论文的前一年,他的老师维纳(NorbertWiener,1894-1964)发表了《控制论或动物和机器的控制与通信》。这篇论文和他1949年发表的《人有人的用处》,奠定了控制论的理论基础。

控制论重视的是原因对结果的决定作用。维纳写道:“只能通过消息的研究和社会传播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6]他把传播看作是社会的神经系统,一种结果的原因。从一个人到一个社会都是一种系统,系统的存在和维系,在于信息的流动。他用“反馈”的概念说明信息流动的特点,即通过不断的信息“接受-反馈-接受”调整自身,保持人或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如果一个系统与其外在环境不能或很少发生交换关系,这个系统就可能处在内部混乱、解体的境地。因而,开放的系统肯定有积极的信息交换,不断注入原来没有储备的信息。他的这个观点补充了申农传播模式所缺少的“反馈”这一环节。他采用了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RudolphClausius)研究热力学时提出的“熵”的概念。熵,表现为自然的冗余、信息的丢失、噪音、误差或失真。只有通过信息的交流,获得负熵,消除无序,才能够克服熵的破坏趋势。因而,熵是对一个系统的信息组织水平的度量标准。

控制论的另一个概念是“系统平衡”。如果一个系统由于环境变化而导致正常状态的严重偏离,那么它就需要信息的充分交流。对一个社会而言,社会反馈是社会控制的要义。倾向于稳定的社会其实正是信息交流丰富的社会。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传播者要对反馈做出积极的反应和调整,任何管理程序都包括这种不断的反映和调整。“有效的生活,是和完全充分的信息在一起生活。”[7]马特拉在描述控制论对信息的认识时写道:“信息必须能够流通。信息社会只有在信息交换无障碍的情况下才能存在。这个定义与禁止或保密、接近信息的不平等,或把它变成商品,都是不相容的。”[8]

系统论最早是由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vonBertalangffy,1901-1972)提出的。正是系统论给予了控制论和信息论以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的思想,把研究对象视为有动态反应的整体。找寻一种从整体上的理解,比仅仅从物理或智力现象上简单分解更重要。在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研究中,系统论思想发挥了显著的整合传播现象的作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索勒普尔(IthieldeSolaPool)通过分析有线电视技术对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系统理论。

随着传播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作为一种方法论学派,技术控制论的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传播学研究方面显示出后继勃发的态势。从信息论出发,从40年代起出现了传播通道理论,产生这种研究兴趣的背景,是如何理解大众传媒和技术意义上的通信对时空跨越所产生的多样化现象。传播中时空关系和形式移位,通过申农的传播模式得到了象征性表现。一位学者谈到申农的这个传播模式时说:“媒体有助于改变时空关系的程度并不依从于它所携带的内容或‘信息’,而是依从于其形式和可再生产性。”[9]

循着这个思路,传播学发展起来一个很大的研究领域,即传媒形态的变化发展,如何影响社会和人。这是从传播媒介技术形态的角度研究传播现象。这个思路从芝加哥学派到“三论”的阐发者,还只是作为一种认识被论及,它的第一位专题研究者是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roldInnis,1894-1952)。他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帕克曾是他的老师。他在1950、1951年出版的两本著作《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采用经济史和文明史的角度,从纵向的历史谈到横向的现实,反复论证了一个基本观点: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0]他把传播技术视为政治和经济进步的基础。

英尼斯之后,麦克卢汉、梅罗维茨、利文森依次成为媒介形态研究的代表人物。20世纪60年代,英尼斯的学生和同事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由于在《理解媒介》等几本著作里提出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观点而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推翻了传播内容高于内容载体的传统认识,他要把人们“从对媒介影响的麻木状态中唤醒”。[11]他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观点,以及“地球村”的概念。除了信息传播的媒介,交通工具也被他看作“媒介”。一般人将媒介看作是物理的或技术的,他认为媒介的形态比其传递的内容更重要,一种新媒介问世,不管传递了什么内容,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些变化。媒介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象征,不仅传递信息,而且告诉人们存在着什么样的世界,通过改变我们使用传感系统的比例来改变我们的性格。鉴于电子传媒的普及,他认为整个地球的时空已经缩小成一个村庄,“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地球村”[12],尽管那时的传播科技还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

美国学者梅罗维茨(JoshuaMeyrowitz)1985年的著作《消失的地域》,通过研究电视这种媒介形态,论证了媒介本身如何成为一种环境。例如在电视新闻中“现场”看到刺杀总统的画面、在娱乐节目中看到“现场”采访的某一名人,从而改变了每个人的“亲身参与”对于经历社会事件的重要程度,人们下意识地受到传媒所建构的情境的影响。他写道:“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由此可见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13]对于公众来说,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或向往的名人,自己处在什么地点已经不重要了。

被称为“媒介哲学家”的美国学者利文森(PaulLevinson),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软边缘》中,多少使传播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走向折中。他认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4]

三论”本身基本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它们的出发点是承认非人的生物体、计算机、人类社会和思维之间存在相似性。从这样的认识前提出发研究传播,看重的是人机交流的物理功能设计和传播过程的技术特性。此后几十年,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循着这样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传播的工程技术理论。广义上,他们的研究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很大的领域,但与人文社会科学距离较远。而传播学关于媒介形态对社会影响的研究,是“三论”关于传播的观点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延伸。在新传播技术急遽发展的当今,这种研究显现出有力的生机。

这种研究开扩了一个重要的传播学视角。但是,如果过于极端,也会导致“电子乌托邦”和诸如“因特网带来美好世界,迎来一个健康的直接的民主时代”等等幻想。因为这些观点忽略了传播科技以外的因素对社会的影响。在赞美“媒介即讯息”这个观点的丰富内涵时,还要想到:各种传媒形态这些技术表现是人创造的,大多数传播活动是人有意识的信息行为,人是传播的主体。在这里需要引证一位传播学者较为全面的观点:“认识到人类传播系统事实上是一个复杂的有适应性的系统,我们就能看见所有形式的媒介都生活在一个动态的、互相依赖的宇宙中。当外部压力产生、新技术革命被引入以后,传播的每一种形式会受到系统内部自然发生的自组织过程的影响。”[15]

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这个学派论证的前提是:人的思维和信息的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换句话说,任何传播都早已被“结构”了。于是,不论论证何种传播话题,都可以将整体的研究对象划分为相互制约的不同部分,强调某个部分的意义受制于其他部分。这样思路的研究中,又以揭示传播中符号背后的权力(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权力)背景的居多。

这个松散的“学派”包括具体的学派有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派等等,以及一些很难归纳到某个的学派的著名学者。

法兰克福学派与经验-功能学派在1938-1939年有过一次合作,而后分道扬镳。当时,阿多诺(TheodorAdorno,1903-1969),应邀参加由拉扎斯菲尔德主持、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内容是美国商业广播音乐的效果。他认为赞助人明显地忽略了“谁”播出、“怎样”和“为什么”播出,并反对将文化进行量化分析。他回忆说:“当我被要求‘度量文化’时,我第一个念头是,文化精确化的条件可能就是排斥能够度量它的思想。”[16]他在研究中批评广播音乐堕落为日常生活的装饰品,斥之为“欺骗快乐的乐观艺术”,认为艺术已经被整合到一种权力系统中。

他和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1895-1973)一起创立了文化工业理论,全面批判被工业流程化了的大众文化,认为它们都是技术理性的产物,像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或都市复兴计划一样,经过有组织的策划和管理生产出来,而技术理性就是统治本身。他们关于文化和技术文明的分析影响了几代人。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1898-1979)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进一步指出:大众传媒消灭了思想的丰富性和人的多样性,广播、电影、电视、广告等现代科技的产物,无孔不入地挤进公众的内心深处,消灭了从思想上颠覆和改变现状的文化。现在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JiirgenHabermas,1929-)写了比城砖还厚的一系列著作,揭示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他把这个过程称为传媒的“再封建化”。他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描绘了关于传播的一种理想化的模式。

在美国,从申农提出通信模式以后,一些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很快形成了“旧金山市郊学派”(PaloAlto)。他们反对线性通信模式,宣称数学方法应该留给那些电信工程师,这是他们设计的,也应为他们所使用。而人类的社会传播,应该有社会科学用自己的模式来研究。因为哪怕是最小的互动情境都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在一个线性模式中用两三个变量实现。传播研究必须意识到系统的复杂性、多条件性和循环性。后来,这一小学派重点发展了传播空间接近性的研究。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作为一种传播因素,认为传播内容受传播各方关系的制约。交流的地点、时间,本身带有一定的内在无声信息,其代表作是爱德华·霍尔(EdwardHall)195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无声的语言》。

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于1964年成立文化研究中心,形成英国文化学派。这个学派有多位代表人物,其中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1932-)于1973年写的《编码/解码》,分析了传媒产品制作、发行、传播/消费和再生产的每一个阶段,生产程序和形式,以及存在条件。他认为,传媒扮演着意识形态的角色,传媒产品生产的四个阶段相互联系,并受制度权力关系的制约。这个思路后来成为批判性分析电视传播的理论前提。

1966年,英国莱斯特大学成立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形成英国政治经济学派。该学派的默多克(GrahamMurdock)和戈尔丁(PeterGolding)1973年发表的《呼唤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一文,被视为该派的纲领性文字。他们还于1997年合作编撰了两卷本的《媒体政治经济学》。他们从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入手分析,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统治阶级获取了对知识、信息和社会形象传播的控制权,因此他们要通过媒体来保障利益和带来这种利益的社会制度。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传播的还有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一些著名学者。他们的研究视角又可以划分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制度经济学三大类型。

在法国,从研究传播符号来审视传播成为一种传统。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1918-1990)认为,概念、词句在不断的复制、重组过程中贯穿着意识形态(这里指人们有意无意中共同接受的规范、传统和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促使人们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自然地思考和行动,使话语的统治权力合法化。

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巴尔特(RolandBarthes,1915-1980)以对符号的研究,体现了这种泛意识形态的观点。他以报刊上的照片为例,诸如一位穿着法国军服的黑人士兵在向法国国旗敬礼、一位法国将军向独臂的塞内加尔人授勋、一位修女将杯子递给卧床不起的阿拉伯人、一位白人校长给一群神情专注的黑人小孩上课,等等,都明显地带有意识形态。他称被符号固定了的内涵为“神话”,而符号学就是要“去神话”,揭示符号的实质意义。

文化的宏观表现形式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符号。法国学者福柯(MichelFoucalt,1926-1984)在一系列文化符号学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知识的提取、占有、分配与保留。通过知识的制造和传播,获得了行使权力的权利。因而权力是具有说服效力的,人类科学产生出的知识和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权力”是指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传播中体现的权力与日常生活共存。传播的话语规则体现了话语的社会结构,表明谁可以讲话,可以讲多少,可以讲什么,以及在什么场合讲。只要我们想想人们对于电视“上镜”的向往,对于影像中明星的渴望,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传播”是“权力认可的仪式”了。

荷兰符号学家梵·迪克(TeunvanDijk,1943-),对“新闻”这种传媒上最常见的信息进行了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试图说明新闻的深层“意识形态”成份。新闻话语的多层级结构特征,决定了受众一般只能得出既定结构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其他的解释框架,会被使用到反面的解释中。他指出:记者在以职业的新闻价值标准制作新闻时,实际上不断复制着社会的话语,无形中将与事实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价值观内涵其中了。“我们的新闻、新闻制作和报纸已深深地被他们为有效地以一套固定程式收集每天新闻而编织的那张网所束缚住了。”[17]

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反对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搬用到对人的传播现象的研究上,承认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是有思想和主观能动性的人,把传播和传媒置于历史、社会、文化的背景下研究,把传媒视为有一定价值倾向的中介,因而视野广阔,具有很强的理论思辨色彩。由于这个学派分散和个性化较强,观点带有较多的个人生活背景和书斋研究的特征。

这个学派的理论是颇为深刻和犀利的,它给人带来的启发也是多方面的,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某种弊病,也不是为了纠正传播结构,而是进而怀疑现存秩序下人们所理解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全然不相信社会由以建立起来并提供给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其次,他们无视大众传播在技术和形态上发生的重大变化,较少对传播的新环境做出新的有力论证。第三,他们的批判本身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例如他们关于传播符号意识形态属性普遍性的结论;在如何看待传播技术上,忽略甚至是故意忽视技术的发展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

简单的三派比较分析

如果比较这三个学派,那么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着眼于“符号-认识-权力”之间的相互运作,关注传播制度、传媒意识形态性,以及传媒对人的异化和控制。经验-功能学派着眼于既定的政治、经济目的,关注发现能够切实解决具体传播问题的方法,或能够对传播现象加以科学解释的规律。技术控制论学派,着眼于媒介机器与人的交流设计,关注不同媒介之间对社会影响的比较和新媒介对社会影响的前瞻研究。

为了简明起见,现在将胡翼青的一个表格[18]略做改动,将三个学派的特点简单表述如下:学派理论基础研究核心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立场

经验-功能学派实证主义传播效果经验主义微观保守

技术控制论学派技术主义传播技术与社会文献与思辨宏观激进

结构主义符号-

权力学派

批判哲学传播与社会哲学思辨宏观激进

传播科技发展的当今,传播学的三大方法论学派已经开始交融,出现了后实证主义、解构主义、新传播效果理论等等融合各种研究方法的研究;“软媒介决定论”出现本身,也在说明技术控制论学派在变化,不再是以前了。传播学需要跟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更新,充分体现当代社会的信息性特征。因为今天的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传播媒介包围的环境中,需要寻找一种认识框架来界定人与人之间、人与传媒之间的关系,传播关系成为社会关系,成为人们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方式,甚至成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

我们在五官所及的空间,生活在较为实在的世界,这个世界很小;而在五官难以直接触及的广大领域,从看不到的地平线之外到整个地球,我们其实生活在传媒为我们设定的世界。于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传播被划分为信息发送者、中介、信息接受者三个环节。传播学主要研究的就是实在的世界和传媒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技术中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传播不是单纯的技术过程,其中有可能存在传播的中介被利用来操纵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所有现存的社会结构,都会致力于维护社会行动者的信息贫乏和无知,或通过媒介的异化来维护社会稳定。对此,我们应有所警觉。面对这种情形,三个方法论学派的任何一个,都难以充分阐释如此丰富和复杂的传播现象,需要在方法论上相互补充,因为组合的整体力量大于分散力量之和。

注释:

[1]李普曼《公众舆论》,第35、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2]A.Mattelart:TheoriesofCommunication,BiddiesLtd1998,P3.

[3]博伊德-巴雷特、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第89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

[4]陈卫星《传播的观念》第64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罗杰斯《传播学史》第44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6]维纳《人有人的用处》第8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中文版。

[7]维纳《人有人的用处》第9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中文版。

[8]A.Mattelart:TheoriesofCommunication,BiddiesLtd1998,P50.

[9]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6页,三联书店1998年中文版。

[10]伊<英>尼斯《传播的偏向》第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

[11]莱<利>文森《数字麦克卢汉》第28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

[12]埃·麦克卢汉、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第39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

[13]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第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14]利文森《软边缘》第2-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15]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第24页,华夏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

[16]A.Mattelart:TheoriesofCommunication,BiddiesLtd1998,P59.

环境控制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感性工程技术模糊数学

前言

经典的工程技术理论研究在感性因素方面往往有意回避或者作出一定的假设,但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对于控制过程的精确性要求的提高,感性问题成为不可避免或者不可或缺的内容。

如何在感性的不确定于非逻辑方面应用现代技术模拟和实现可控制性成为工程技术研究方面的一个难点,而针对于设计思考中的方法问题由于长时间内无法采用工程技术解决,因而人们在设计学科方面的研究也多停留在形而上的思辨方面,“设计不可控”似乎成为设计学科不言的定律。

当然,也并不是没有人在这方面展开分析和研究,不过应该承认,我们在这个领域还显得较为稚嫩和初级,如何在人文学科与技术学科方面建立起自由通行的一座桥梁,应该是未来技术人文科学的重点,可能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并且充满荆棘。

1感性的可测量性

1.1感性的含义

感觉从人类认知的角度分析,是正常的人建立在完善的心理和生理基础之上的对于客观事物的主体性认识,并将这种认识通过大脑的反应上升到人的主观体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包含着非逻辑性的表象认知,同样也包含着逻辑性的内涵性思考。

对于感觉的分析,我们既不可以否认其非逻辑性的存在,同样,逻辑过程也包含在其中,例如:我们在对冷热的评价时经常提到“我感到这个杯子很凉”,分析这个结论的过程发现:

1).这是一个感性过程,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体感受;

2).凉与热只是比较词汇,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意义上的程度问题;

3).很凉说明了杯子的凉的程度,模糊性的定性评判。

那么,非逻辑性体现在感觉意义上的差异性,即这只是你自己的感受,能否说明他真得很凉或者说明它是凉的,可能如果换一个人或者换一个环境而言,它确实热的。同样,逻辑性体现在,凉与热是一个比较,也就是讲,这个人在对于两这个感受形成之前肯定存在一个凉与热的标准,通过触觉感受,而明确了他在比较意义上的冷热程度,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逻辑性显得就很重要了。

对于感性而言,是在对于感觉的主体人的思维基础上对与客体所描述出来的基本属性,其表达是主体性的,但对象是客体性的,由此可以认为,感性是对于思维主体的一种客观属性的描述,是对客观事物物化行为的主体性认识。

1.2感觉是感性的第一表征

感觉应该属于思维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感性是感觉对于描述对象所形成的语意情态表述,而且是最直接和最为明确的表达,因而我们认为感觉是感性的第一表征。

长时间来,人们在这个领域的认识是相互矛盾和相互混杂的,即感觉就是感性,既是对物的客观属性的客观性体现,或者认为,感性就是对物的主体性描述,非此即彼的群体性认识,使得我们对于感觉和感性的认识存在很多的争论,其中争论的焦点为:感性的可测量性、感性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感性的是否存在客观性等,这使得它成为理论的禁区,所以对于感性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哲学和思想领域的层次上,其中表现在“美学”研究方面尤为严重,定义说明定义,权威解释权威的论证方法比比皆是。

1.3感觉的个体差异性与群体的统计一性的辩证关系

研究感觉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到个体差异性,所谓个体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对同一个事物或者事件,每个人的评价和认识存在差异性,以往我们从哲学上认为这是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所采用的方法论的差异所致,从宏观上看这样解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在微观角度,我们即便有相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采用同样的方法论,其差异性依然存在,这使得我们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同样,通过一定的教育和所谓的引导可能依然无济于事,因而,我们不得不去思索产生差异性的其他原因。

从客观角度分析,差异性产生在每一个个体的心理和生理的差异以及成长阶段和所处环境的差异,其中心理和生理差异,可能在形成完整思维过程中就出现了,在研究上通过比较分析和观察应该发现其中的差异性产生的客观性原因的,比如,有的人害怕黑夜,这可能由于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过关于黑夜的语境描述而使其产生恐惧的心理,或者由于自己的经历有过类似的黑夜恐惧的过程,如果跳出这些方面的原因,也可能从进化论的角度分析能够得出观点,不管如何,其中的差异性存在于这些方面的原因,都应该存在客观性的事件作为支撑,平白无故的产生差异性应该属于“变异”(生物学名词,指的示生物在进化过程中的与原来的群体出现非统一性)的范畴,而生物学家也在积极而努力的研究“变异”产生的机理,所以讲,差异产生的原因应该能够在客观性方面取得证据。设计在线.中国

2现代工程测量和计算机模拟技术为感觉的测量提供了依据

依据这种技术广泛的作为刑侦手段的测谎仪就是建立在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的。而且随着技术的提高,与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对于感觉问题的解决会越来越准确和精确。

同样,现代计算机模拟技术也为感觉的测量提供了依据,对比我们以往实验手段,计算机模拟技术能够更为直观和准确,例如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试验,即汽车在驾驶过程中遇到障碍物的碰撞过程中的反应速度与驾驶室色调关系的测试问题,不可能真实的采用实际的测试,所以计算机模拟的手段就被广泛的应用,充分利用模拟驾驶室,操纵机构,计算机视频系统,信号传感器和计算机模拟软件来完成,能够得到一定的室内色调与反应速度之间的定性与定量的关系,这都可以在实际应用中作为汽车内是提供参考。

2.1控制论

控制论是“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是自动控制、电子技术、无线电通讯、神经生理学、心理学、医学、数学逻辑、计算机技术和统计力学等多种学科相互渗透的产物。控制论的奠基人是维纳,他于1943年在《行为、目的和目的论》中,首先提出了“控制论”这个概念,第一次把只属于生物的有目的的行为赋予机器,阐明了控制论的基本思想(摘自维基百科)。

随着对于控制论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人们对于行为目的的控制大大加强,这些理论相互渗透,成为很多学科在解决逻辑关系方面提供了一条途径,虽然我们认为控制与被控制之间的反馈问题现有数学工具还不能完全解决,但是,在行为与目标之间的可预测性大大加强。

控制论在感性问题中的应用,现在研究还处于基础和初始阶段,如何提高对感性问题的非逻辑过程拟和是控制论感性研究的难点和拐点,因为感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模糊数学的研究的范畴,非线性非逻辑性表现很强,如何采用逻辑关系和线性手段模拟阶段性的表征一直是个相关引入控制论学科研究的重点,而感性问题似乎表现得更为强烈,所以有的人认为,采用控制论来研究感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痴人说梦,不会有结果的。当然我们认为,虽然我们无法完整的到达真实的感性问题的内核,但至少在现象的表面与初始条件可以架起一座有价值的桥梁,尽管这座桥梁显得有些突兀。

2.2计算机的模拟仿真

通过计算机模拟或者计算机模型来模拟一个特定系统抽象模型的计算机程序或过程。这些技术建立在离散数学基础之上,同样也面临着非逻辑过程和随机问题研究问题,在这方面,计算机的模拟技术日臻完善,在某些特定的方面计算机模拟以可以达到应用的程度。

例如自然状态的色彩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本质是光波被物体吸收和反射形成的一个自然过程,现在计算机在模拟中已可以达到64位的色彩来逼近真实自然,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说明计算机模拟真实的强大能力。

在人工智能方面,计算机模拟更显示了独特的作用,现代的人工智能在解决思维方法、自学习能力、和智库房面也取得很大成就,人工智能是一个很好的用来说明计算机模拟真实的例子。

2.2.3现代数学工具的发展

数学分为初等代数、高等代数、几何、拓扑学、数论、概率和数理统计等内容,而这些内容一般认为是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上。通过一组对象确定一组属性,人们可以通过说明属性来说明概念(内涵),也可以通过指明对象来说明它。符合概念的那些对象的全体叫做这个概念的外延,外延其实就是集合。从这个意义上讲,集合可以表现概念,而集合论中的关系和运算又可以表现判断和推理,一切现实的理论系统都可能纳入集合描述的数学框架。

经典集合论只能把自己的表现力限制在那些有明确外延的概念和事物上,它明确地限定:每个集合都必须由明确的元素构成,元素对集合的隶属关系必须是明确的,决不能模棱两可。但是,在客观世界中还普遍存在着大量的模糊现象。虽然以前人们回避它,但是,由于现代科技所面对的系统日益复杂,模糊性总是伴随着复杂性出现。

更由于人文、社会学科及其它“软科学”的数学化、定量化趋向把模糊性的数学处理问题推向中心地位,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设计的数理化问题。1965年,美国控制论专家、数学家查德发表了论文《模糊集合》,标志着模糊数学这门学科的诞生。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许多模糊事物,没有分明的数量界限,要使用一些模糊的词句来形容、描述。比如,比较年轻、高个、大胖子、好、漂亮、善、热、远……。在人们的工作经验中,往往也有许多模糊的东西。例如,要确定设计是否“好”,其模糊信息相当普遍。这就需要一定模糊数学来思维和判断。

我们发现,其实解决现代感性测量问题的关键还是因为数学工具的发展,由于建立在经典集合数学基础上的数学分析手段,使我们在模拟自然的非线性和非逻辑问题方面显得软弱无力,而作为一线曙光的模糊数学的发展还处于分形等基本问题的研究上,鲜有长足的发展,进而在实现真实反映感性问题的推理环节出现空缺,致使我们对于工程技术解决感性问题无法或者不敢涉足,影响了这个方向的发展。

当然,这些客观问题与相关的难题有待于解决,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我们设计界已经被注意到,考察近年来国内关于数学问题应用于设计方面的研究已出现倪端,例如有人在研究分形技术对于设计的影响以及分形形态创造的计算机形态的应用问题,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肯定会有所收获。

3实现感性测量的准确性和还原性必须有测量的标准

我们在讨论感性测量的时候,肯定要求测量的准确性和还原性,这就是说要实现感性的量化与感觉的一致性,为了实现这种结果,就必须确定一定的测量标准,这些标准要求准确度提高模糊度降低,而且标准的层次明确,中间不存在非确定性。显然这是很困难的,但由于现有的计算机都是建立在二值逻辑基础上的,它在处理客观事物的确定性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却不具备处理事物和概念的不确定性或模糊性的能力。要达到这种模拟真实的程度,现阶段只能采用细分标准的手段,即将测量标准尽量细分,无限逼近真实的分段,可以拟和成一个连续的过程,同时增加逻辑分段点的准确性,即精确的表达该段的“语意”,采用将离散化问题逻辑化的过程,通过一定的逻辑规律判断感性的真实外延。

由此可以发现,这中间存在一个矛盾,即简化与复杂的悖论,我们试图简化感性的复杂,但带来了处理问题的复杂化,即本来要使得模糊问题简化为一个逻辑的数学模型,而得到的确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形式,显然这不是我们所预期的目的,因而,我们可以采用诸如优化等数理分析手段,取得分段过程中的概率最大化,进而加权平衡这些算子,得到一定方向性语意,这在确定一些定性问题方面一般可以达到预期分析目标。

例如采用VTs方法来判断多方案的设计感觉方面我们曾做过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一定成果(论文:“语意描述”研究在产品形态设计中的应用.包装工程.2006第4期有较详细介绍)。

4结论

在传统的设计研究中,思想、感觉、审美等人文主观性的概念是不可以测量的,主要是因为测量过程需要的几个要素不具备,例如测评的语意准确化、量级标准化和评价主体的非主观化等。因而,感觉的评判只是停留在定性和定向的解析和确认之上,没有形成所谓的科学性和客观化的过程,这与工程技术的发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普遍要求所不相适应。

社会学主要研究相对现代尤其是当代的人类社会行为,从过去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的起源、组织、风俗习惯的人类学倾向变为以研究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中的组织性或者团体性行为的学科,在社会学中,人们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群体或机构的成员存在。由社会群体具有一定同一性认知,感性的同一性应该与社会的群体统一性有着逻辑关系和联系。

环境控制论文范文篇9

如何进行语文复习才有利于知识的巩固和升华,有利于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绩呢?我们大多数语文教师是能妥当地安排好语文复习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内容:认为复习不复习一个样,随意复习,连考试范围,有多少个知识点都不闻不问。

方法:为了赶进度,由教师一人唱独角戏,堂堂填,天天灌,学生无暇动脑与动手;复习无计划,见到什么复习什么;只练不讲评,公布答案就完事。

资料:滥发资料,整天做练习,消化不良。

时间:为赶进度“开快车”,煮“夹生饭”;“老牛拖破车”,考试日期到了还未复习完一个循环;无计划无目的,听其自然,复习到哪里算哪里。

二、控制论及其核心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曾说过,所谓控制就是“根据过去操作情况去调整未来的行为”。控制论的核心是反馈原理。“任何系统只有通过反馈信息,才能实现控制”。人们要实现主客观世界的有机统一,就得有意识地对反馈信息进行自我调节。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卢姆认为,反馈信息主要是通过评价发生的,并进而提出了诊断性评价(学生入学时对学生的认识和情感评价)、形成性评价(在课程编制、教学和学习过程中使用系统性评价)、终结性评价(对整个教学过程所取得的较大成果进行更为全面的评定)。通过诊断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转换,形成“螺旋式”反馈信息网,教学信息能够及时反馈调节,教学不断向最优化发展。

三、高考语文复习中的控制思想

将控制论思想运用到高考语文复习中,就是要随时通过反馈来掌握复习现状与目标间的距离,以达到教学目的的最优化。为此,在复习过程中,应经常搜集学生对复习内容、方法的看法,可采用个别谈话和问卷调查的方法,以便及时调整复习节奏、方法等。

传统的语文复习方法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安排学生做练习的单向信息传递的过程,学生感到枯燥无味,觉得语文复习不复习一个样。如图一:

定向→讲知识(师)→做练习(生)→讲评(师)

而采用反馈式复习,则有助于教学双方充分的信息反馈,能使学生从被动的接收状态转变为富于强烈的参与意识,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以便形成能力,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绩。如图二:

(附图{图})

四、教学实践

根据反馈原理,要实现语文复习过程的最优化,就必须对复习信息实行目标控制、结构控制和数量质量控制,即定向、定量、定势、定序和定度。下面就从这几个方面谈谈笔者在高考复习中的一些探索。

(一)定向控制

所谓定向控制,就是指每一阶段的教学都应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对于高考语文复习来说“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就是教学目标。我们在复习中常常会发问,为什么我辛辛苦苦地耕耘,却收获不多?为什么有些人没我投入多,而收获却大于我?实际上,这是在复习中做了不少无用功的缘故。

严格按照考试说明来指导我们的复习与训练,是大面积提高高考质量的有效途径。要知道,高考命题的唯一依据就是“考试说明”的30条要求。它是命题的指挥棒,代表了社会,也代表了高等院校在具体学科上对考生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的质量要求。我在指导学生复习时,首先组织学生学习“考试说明”。在复习每一个知识点时,明确“考试说明”中有何规定,从而懂得考什么和不考什么,知道哪些内容在历次高考中已经出现过,哪些还没有露过面。比如不少的高考复习资料中都设计有“单纯词和合成词”专项训练,实际上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考试说明”明文规定“不考名词术语”。高考也多年未考单纯词和合成词了。又比如1995年“考试说明”删去了“能比较熟练地使用常用的字典词典”一项,于是我们复习字典词典的时间就可大大减少。总之,只要按照“考试说明”来复习和训练,我们就可以少走弯路,提高复习效率。

(二)定量控制

所谓定量控制,就是对课时量、课堂教学容量及训练量要进行控制。量次不足,固然不能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量次过于频繁,学生不胜负担,同样也会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

现在在定量控制上分歧最大的是训练量的控制。到了后期,我的做法是:以练评为主,一日一小练,一周一中练,一月一大练。练后必讲评,而练习和评讲都安排语文课堂上,不占用课外时间。有的教师常常说要“精讲多练”“多读多写”。但讲多少为精,练(读写)多少为多,缺乏一定的标准,缺乏量的依据。还有“题海战术”。到底做多少题才成其为“海”,也不得而知。我的理解是,只要不再做“重复劳动”的练习,就不是“题海战术”。为衡量是不是“重复劳动”,我设计了一个表,如下所示:

(附图{图})

每次考试后,我都用它来统计测验情况,凡正确率高于80%的题目,就认为该知识点和能力点已达到要求,以后就可少做此类练习;正确率低于80%的题目,就认为该知识点和能力点未达要求,评讲时更细,以后就可多做此类练习。这样,使训练做到有的放矢,减少无效劳动。

(三)定度控制

定度控制,其实就是如何遵循量力性原则的问题。量力性原则告诉我们:教学必须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水平和特点,处在一定年龄阶段的青少年学生,其身心发展既有共同的发展水平和特点,也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和特点。因此高考语文复习也要因材施教。

对于语文差生,必须加强课外辅导,每次考试后,我都对差生进行单独辅导,指出其试卷中存在的知识和能力问题,提高语文成绩的途径,以及解题的方法,并激励他们拼搏的信心,在高考中收效颇大。

在复习期间,我通过个别谈话发现,一部分学生对单一的语言训练已露出厌倦情绪,这是个危险信号,控制不好就会影响复习效果。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根据量力性原则,重复的单一劳动会引起大脑疲劳。根据学生实际,在一堂课开头的三至五分钟,我开辟了一个小栏目——“时文美文欣赏”。那些针砭时弊的杂文、引人入胜的散文、出人意料的微型小说、幽默风趣的笑话、贴切生动的广告,博得了学生的阵阵笑声,感受到了语言的魅力,激发了学好语言的强烈愿望。

(四)定序控制

所谓定序控制,就是指对进入流动过程的信息在程序上进行科学组合,它是优化学生思维流程的重要手段。

我在高考复习和训练中是这样安排的:以两个星期为一个单元,把语文复习分为四部分进行:语言知识及其运用4课时,文言阅读2课时,现代文阅读3课时,作文3课时。这四部分交叉进行,而都以“考试说明”为根据。为了巩固分项复习的成果,强调其目的是为了提高综合检测成绩,每月还安排了一次综合考试,并做好讲评工作。到了后期,综合检测和专项练习(难点疑点训练)交叉进行。

高考复习不但要有宏观上的总体安排,还要有微观上的局部操作程序。比如作文的复习和训练,就要全方位地规范化地进行,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都要练;命题作文要练,材料作文也要练;整篇文章要写,片断训练也要搞,甚至文章修改也不能放松。要用一定的课时来进行审题训练,并努力提高作文讲评课的质量。同时,对书写训练,要经常提醒,不断检查。这不仅是为了高考,更是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为了控制好学生的规范化作文训练,多年来,我一直进行卡片作文教学,如下图所示:

(附图{图})

这样,有利于克服写作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有利于高考,有利于全面提高学生写作水平。

(五)定势控制

所谓定势控制,就是对学生理解教学内容,实现教学目的过程中的思维趋势、思想感情的控制。当学生的思想感情与教学内容不协调时,教师要加以诱导,使之与教学内容相协调;当学生思维不是处于积极状态时,教师应通过口头语言、态势语言以及所创设的情景使之兴奋。

在进行复习和训练过程中,要十分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学生高考前的压力很大,有的急得坐卧不安,有的到处猜题押题,有的变得焦躁、失眠,不思茶饭,有的则破罐子破摔。这些都是心理素质不好的体现,会影响学生语文水平的发挥。因而平时必须注意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培养。我的做法是:从总体上加强班集体管理,以形成良好的学习环境、生活环境;要求每个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找每个学生分别进行单独谈话,分析其答题时的心理障碍,提出下次测试时的要求。

五、教学效果

环境控制论文范文篇10

如何进行语文复习才有利于知识的巩固和升华,有利于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绩呢?我们大多数语文教师是能妥当地安排好语文复习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内容:认为复习不复习一个样,随意复习,连考试范围,有多少个知识点都不闻不问。

方法:为了赶进度,由教师一人唱独角戏,堂堂填,天天灌,学生无暇动脑与动手;复习无计划,见到什么复习什么;只练不讲评,公布答案就完事。

资料:滥发资料,整天做练习,消化不良。

时间:为赶进度“开快车”,煮“夹生饭”;“老牛拖破车”,考试日期到了还未复习完一个循环;无计划无目的,听其自然,复习到哪里算哪里。

二、控制论及其核心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曾说过,所谓控制就是“根据过去操作情况去调整未来的行为”。控制论的核心是反馈原理。“任何系统只有通过反馈信息,才能实现控制”。人们要实现主客观世界的有机统一,就得有意识地对反馈信息进行自我调节。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卢姆认为,反馈信息主要是通过评价发生的,并进而提出了诊断性评价(学生入学时对学生的认识和情感评价)、形成性评价(在课程编制、教学和学习过程中使用系统性评价)、终结性评价(对整个教学过程所取得的较大成果进行更为全面的评定)。通过诊断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转换,形成“螺旋式”反馈信息网,教学信息能够及时反馈调节,教学不断向最优化发展。

三、高考语文复习中的控制思想

将控制论思想运用到高考语文复习中,就是要随时通过反馈来掌握复习现状与目标间的距离,以达到教学目的的最优化。为此,在复习过程中,应经常搜集学生对复习内容、方法的看法,可采用个别谈话和问卷调查的方法,以便及时调整复习节奏、方法等。

传统的语文复习方法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安排学生做练习的单向信息传递的过程,学生感到枯燥无味,觉得语文复习不复习一个样。如图一:

定向→讲知识(师)→做练习(生)→讲评(师)

而采用反馈式复习,则有助于教学双方充分的信息反馈,能使学生从被动的接收状态转变为富于强烈的参与意识,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以便形成能力,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绩。如图二:

(附图{图})

四、教学实践

根据反馈原理,要实现语文复习过程的最优化,就必须对复习信息实行目标控制、结构控制和数量质量控制,即定向、定量、定势、定序和定度。下面就从这几个方面谈谈笔者在高考复习中的一些探索。

(一)定向控制

所谓定向控制,就是指每一阶段的教学都应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对于高考语文复习来说“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就是教学目标。我们在复习中常常会发问,为什么我辛辛苦苦地耕耘,却收获不多?为什么有些人没我投入多,而收获却大于我?实际上,这是在复习中做了不少无用功的缘故。

严格按照考试说明来指导我们的复习与训练,是大面积提高高考质量的有效途径。要知道,高考命题的唯一依据就是“考试说明”的30条要求。它是命题的指挥棒,代表了社会,也代表了高等院校在具体学科上对考生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的质量要求。我在指导学生复习时,首先组织学生学习“考试说明”。在复习每一个知识点时,明确“考试说明”中有何规定,从而懂得考什么和不考什么,知道哪些内容在历次高考中已经出现过,哪些还没有露过面。比如不少的高考复习资料中都设计有“单纯词和合成词”专项训练,实际上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考试说明”明文规定“不考名词术语”。高考也多年未考单纯词和合成词了。又比如1995年“考试说明”删去了“能比较熟练地使用常用的字典词典”一项,于是我们复习字典词典的时间就可大大减少。总之,只要按照“考试说明”来复习和训练,我们就可以少走弯路,提高复习效率。

(二)定量控制

所谓定量控制,就是对课时量、课堂教学容量及训练量要进行控制。量次不足,固然不能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量次过于频繁,学生不胜负担,同样也会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

现在在定量控制上分歧最大的是训练量的控制。到了后期,我的做法是:以练评为主,一日一小练,一周一中练,一月一大练。练后必讲评,而练习和评讲都安排语文课堂上,不占用课外时间。有的教师常常说要“精讲多练”“多读多写”。但讲多少为精,练(读写)多少为多,缺乏一定的标准,缺乏量的依据。还有“题海战术”。到底做多少题才成其为“海”,也不得而知。我的理解是,只要不再做“重复劳动”的练习,就不是“题海战术”。为衡量是不是“重复劳动”,我设计了一个表,如下所示:

(附图{图})

每次考试后,我都用它来统计测验情况,凡正确率高于80%的题目,就认为该知识点和能力点已达到要求,以后就可少做此类练习;正确率低于80%的题目,就认为该知识点和能力点未达要求,评讲时更细,以后就可多做此类练习。这样,使训练做到有的放矢,减少无效劳动。

(三)定度控制

定度控制,其实就是如何遵循量力性原则的问题。量力性原则告诉我们:教学必须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水平和特点,处在一定年龄阶段的青少年学生,其身心发展既有共同的发展水平和特点,也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和特点。因此高考语文复习也要因材施教。

对于语文差生,必须加强课外辅导,每次考试后,我都对差生进行单独辅导,指出其试卷中存在的知识和能力问题,提高语文成绩的途径,以及解题的方法,并激励他们拼搏的信心,在高考中收效颇大。

在复习期间,我通过个别谈话发现,一部分学生对单一的语言训练已露出厌倦情绪,这是个危险信号,控制不好就会影响复习效果。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根据量力性原则,重复的单一劳动会引起大脑疲劳。根据学生实际,在一堂课开头的三至五分钟,我开辟了一个小栏目——“时文美文欣赏”。那些针砭时弊的杂文、引人入胜的散文、出人意料的微型小说、幽默风趣的笑话、贴切生动的广告,博得了学生的阵阵笑声,感受到了语言的魅力,激发了学好语言的强烈愿望。

(四)定序控制

所谓定序控制,就是指对进入流动过程的信息在程序上进行科学组合,它是优化学生思维流程的重要手段。

我在高考复习和训练中是这样安排的:以两个星期为一个单元,把语文复习分为四部分进行:语言知识及其运用4课时,文言阅读2课时,现代文阅读3课时,作文3课时。这四部分交叉进行,而都以“考试说明”为根据。为了巩固分项复习的成果,强调其目的是为了提高综合检测成绩,每月还安排了一次综合考试,并做好讲评工作。到了后期,综合检测和专项练习(难点疑点训练)交叉进行。

高考复习不但要有宏观上的总体安排,还要有微观上的局部操作程序。比如作文的复习和训练,就要全方位地规范化地进行,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都要练;命题作文要练,材料作文也要练;整篇文章要写,片断训练也要搞,甚至文章修改也不能放松。要用一定的课时来进行审题训练,并努力提高作文讲评课的质量。同时,对书写训练,要经常提醒,不断检查。这不仅是为了高考,更是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为了控制好学生的规范化作文训练,多年来,我一直进行卡片作文教学,如下图所示:

(附图{图})

这样,有利于克服写作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有利于高考,有利于全面提高学生写作水平。

(五)定势控制

所谓定势控制,就是对学生理解教学内容,实现教学目的过程中的思维趋势、思想感情的控制。当学生的思想感情与教学内容不协调时,教师要加以诱导,使之与教学内容相协调;当学生思维不是处于积极状态时,教师应通过口头语言、态势语言以及所创设的情景使之兴奋。

在进行复习和训练过程中,要十分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学生高考前的压力很大,有的急得坐卧不安,有的到处猜题押题,有的变得焦躁、失眠,不思茶饭,有的则破罐子破摔。这些都是心理素质不好的体现,会影响学生语文水平的发挥。因而平时必须注意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培养。我的做法是:从总体上加强班集体管理,以形成良好的学习环境、生活环境;要求每个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找每个学生分别进行单独谈话,分析其答题时的心理障碍,提出下次测试时的要求。

五、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