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论文十篇

普惠金融论文篇1

(一)ICT技术、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在ICT技术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方面，通过模型1与模型3 -6的回归结果，发现农民移动手机拥有量对农民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结果较为稳健。根据模型1的结果，当每百户移动手机拥有量增加1%，农民人均收入将增加0. 122%。这表明，移动手机在农村的普及，提高了信息的传输效率，为农民做出正确的生产投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对其收入增加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日寸，移动手机的使用，使农民能够及时掌握市场信息，拉近了农民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农民能够及时掌握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在销售农产品时会卖得高价，进而增加农民销售收入。许竹青等在研究ICT技术对农民农产品农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时，发现ICT技术对易腐农产品销售收入的回报率为19. 720%，而对耐储农产品销售收入的回报为6. 180%，均高十本研究的结果，这是由十只估算了销售收入的影响，没有扣除掉成本，而本研究中的收入为纯收入，是扣除各种成本之后的收入，从而使得回报率较小。

在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方面，每万人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在模型2一5中对农民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模型6中影响不显著。尽管如此，其系数仍然为正，说明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铺设，一方面，可以方便农民进行金融活动;另一方面，有助十农村金融机构向农民宣传金融知识，让农民充分了解金融活动，从而提高了农民的金融市场参与程度，这对十发挥金融机构调节配置资金的作用有一定帮助，从而有助十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这与李明贤和叶慧敏的研究结论相悖，其原因是在他们研究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变量间相关性的影响，模型中同时放入了金融机构分布密度与从业人员密度，而这两个指标具有高度相关性，从而导致金融机构分布密度对农民增收没有显著影响;对十人均贷款变量，除模型6中对农民收入影响不显著外，其余模型中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根据模型2的估计，人均贷款每提高1%，农民收入将增加0. 102%。农民获得贷款后，会用十农业生产或非农项目的投资，实现金融资产向资本的转化，为收入增加提供了有效途径。

(二)交互作用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研究ICT技术与普惠金融的交互效应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为探究这一影响，在模型3一6中加入了ICT技术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标的交互项。估计结果显示，除模型5外，移动手机使用量与人均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交互项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显著为负，即移动手机拥有量的提高会弱化银行物理网点的收入增长效应，同理银行物理网点的增加也会弱化移动手机的收入增长效应。这表明移动手机拥有量与银行网点拥有量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呈现出一定的替代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基于ICT技术的农村金融创新业务对传统的依靠物理网点进行的农村金融服务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前者一更能促进农民增收;另一方面传统物理网点的增加使得农民更倾向十选择人土服务，毕竟手机银行、自助银行等电子化金融服务对农民而言是新事物。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十先进ICT技术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如降低智能手机、互联网普及速度等，从而会降低ICT技术在促进农民增收中的作用。因此，这一结果从侧面证实了ICT技术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更利十农民增收;mobile与loan的交互项系数在所有模型中显著为正，即移动手机拥有量的提高会强化银行贷款的收入增长效应，同理银行人均贷款的增加也会强化移动手机的收入增长效应。ICT技术的普及和运用，使信息的传输速度变快，对十银行来说，可以借助ICT技术提高对农民经营活动监督的时效性，有效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提高了农民贷款服务的可得性。对十农民来说，通过利用ICT技术进行贷款的中请和还款，与传统方式相比，手续更加方便快捷，降低了中贷与还贷过程的交易成本，会对传统的亲友间借贷的模式产生替代效应，进一步放大了贷款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此外，农民借助ICT技术获得便利的贷款服务的同时，也进一步掌握了相应的ICT技术，并通过连锁反应，向其它未使用过这一创新金融服务的农民进行言传身教，使更多农民参与其中。而借助ICT的贷款服务，需要现代化的ICT技术。从而整体提高了ICT技术在农村的发展水平，利十ICT技术促进农民增收作用的发挥。同时，也为农民凭借ICT技术所获得的生产投资信息提供资金支持，进一步放大了ICT技术的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因此，这一结果直接证实了ICT技术与普惠金融交互效应，可以促进农民增收。

普惠金融论文篇2

一、普惠金融指数的编制方法

编制普惠金融指数的主要目的在于为评估国家或区域层面的普惠金融状况，同时为普惠金融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提供数据基础。鉴于此，普惠金融指数编制将基于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体现普惠金融的综合性，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出发，要求各个维度及指标能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相互配合中（而非简单相加）比较全面、科学、准确地反映普惠金融的内涵和特征。二是强调金融发展的均衡性，通过合适的方法捕捉现实中金融发展不平衡、差异扩大的苗头性特征，能够及时提出预警或者确认。三是实现比较研究的持续性，应该适用于同一时点上跨国、跨区域的比较，还应该在相对稳定的框架下，对同一国家和地区的普惠金融状况进行时间序列上的对比。四是满足结论展示的通俗性，应该直观、通俗、易于理解，尽可能与评价对象（国家或地区）里的相关群体感受相一致。

（一）建立指标体系。本文选取指标的思路是：在现有文献和国际组织提出的普惠金融指标基础上，结合数据可得性和可靠性，从客观、准确评价普惠金融的实际需要出发，找出部分代表性强的指标；同时，还应该注意指标遴选不宜过多，各个指标应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基于此，本文以二十国集团的普惠金融基本指标为基础，兼顾数据可得性和维度全面性，选取了包括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服务质量三个维度，共11个指标。需要指出的是，服务质量指数是其他文献没有涉及的新增指数，根据普惠金融联盟（2013）的研究，服务质量是普惠金融的重要维度之一，服务质量指标可以用便利性、安全性、透明度、消费者保护、金融能力等指标替代。鉴于此，本文采用世界银行《营商报告》（DoingBusiness）关于衡量信贷便利性程度的三个关键指标：法律权益保护指数、信用信息深度指数、征信服务覆盖程度，对服务质量进行刻画。但是这三个指标只能代表服务质量的部分信息，主要涉及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层面，由于其他服务指标的数据目前不可得，本文依然采用这三个指标作为服务质量的替代指标。这也是目前世界经济论坛（TheWorldEconomicForum）的金融发展指数用于度量金融服务的主要指标。使用情况维度比以往文献增加了“使用过网上支付功能的成年人比例”的指标，弥补了Sarma（2008）在评价自己编制的普惠金融指数时提到的“忽略了网上银行发展”的缺陷。此外，本文从世界银行全球普惠金融指数中抽取“拥有信用卡的成年人比例”，作为衡量使用情况的一个指标，能够更加全面地刻画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

（二）指标的无量纲化方法。无量纲化方法一般要求严格单调、取值区间明确、结果直观、意义明确。经过分析比较后，本文采用彭非等（2007）提出的改进型指数功效函数①，其基本数学形式是：本文认为，改进型指数功效函数在体现综合性、均衡性、持续性和通俗性方面比较符合普惠金融指数编制的基本思路和原则。对于普惠金融指数的编制而言，指数功效分值的值域在60-100分之间，比较符合人们在差异比较方面传统的百分制习惯。

（三）权重的确定。为了充分体现普惠金融指数的现实意义，本文确定各维度下指标权重时，采用一种客观赋权法——变异系数法。其基本思路是根据各个指标在所有评价对象上观测值的变异程度大小对其进行赋权，如果一项指标的变异系数较大，那么说明这个指标在衡量该对象的差异方面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则这个指标就应该赋予较大的权重。利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权重的步骤如下：首先，计算各指标的变异系数，该值反映了各指标的绝对变异程度。其中，Si为各指标标准差，Xi为各指标均值。在普惠金融指数中的分项指数权重结构中，本文认为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服务质量这三个单项指数对总指数计算的重要性应当是相等的，以体现普惠金融各维度协调发展的观念。

（四）指数合成方法。本文选用加权几何平均法进行指数合成，主要考虑以下几点：一是加权几何平均合成方法适用于各指标间有较强关联的情况，各指标的乘积表现为整个评价对象的综合水平，更强调评价对象各指标评价值的一致性，这与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服务质量三个维度的关联特征比较符合；二是该方法要求评价对象的各项指标之间的差异要小，不允许任何一个指标的偏废，这与普惠金融倡导的金融发展协调性相一致，有助于使政策制定者重视普惠金融的各个方面，而不是靠重点倾斜的方法提高普惠金融指数；三是该方法对指标权重的精确要求程度不如加权算术平均合成方法明显，由于各国社会经济文化和金融结构的差异，不同金融服务和工具在各国的重要性和运用程度有很大不同，这也使得对普惠金融指标的选择以及权重的确定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要尽量降低主观人为选择权重对整个指数编制的影响；四是该方法突出了指标评价值较小的指标的作用，其对指标评价值变动的反映比加权算术平均合成方法更灵敏，有助于拉开评价对象的档次，综合评价的能力更高。普惠金融指数要能够充分反映各国差距，使普惠金融政策更加具有针对性，在这一点上，加权几何平均合成方法显得更为合适。加权几何平均合成模型的公式如下：其中，d为综合指数，di为单个指标值，n为指标个数，wi为指标归一化后的权重。

二、普惠金融指数的国际比较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编制普惠金融指数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可获得性调查》、世界银行的《全球普惠金融指数》和《营商报告》三个数据库，其中，《全球普惠金融指数》目前只有2011年实际数据，为确保普惠金融指数可比性和持续性，《金融可获得性调查》和《营商报告》的相关数据均采用2011年数据。最终形成了一个涵盖133个经济体、3个维度、11项指标的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根据前述指数编制方法和数据，本文计算出133个样本经济体的可获得性、使用情况、服务质量三个分项指数以及普惠金融指数。需要指出的是，在确定各指标的满意值和不允许值时，为消除特殊极端情况对数据造成异常值对整个指数稳健性的干扰，考虑到样本量只有1年期的133个，本文参照国际上编制普惠金融指数的通行做法（Sarma，2010；Rajani，2012），分别选择各个指标升序排列的5%分位、95%分位对应的值为阈值。如果指标实际值落在阈值范围之外，则设定该指标值等于相应阈值。此外，服务质量维度中的征信服务覆盖程度指标是根据《营商报告》中公共征信覆盖程度和私营征信覆盖程度两个指标确定，取两者最大值为征信服务覆盖程度的值，这种合并方法充分考虑了不同征信国家征信发展模式的不同。

（二）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整体分析。总体来看，133个样本经济体的可获得性指数、使用情况指数、服务质量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72.10、70.64、77.92，由三个分项指数构成的普惠金融指数的平均值为73.32。根据世界银行的国家收入分组，呈现出明显的依收入高低顺次递减的特征，高收入组国家三个分项指数和普惠金融指数平均值分别为85.10、84.43、86.04、84.89，远远高于全球样本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做法，把发展中国家按地区分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三个分项指数和总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68.95、66.35、76.98、70.54，欧洲及中亚地区平均值为74.23、67.73、81.28、74.09，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平均值为70.57、66.31、80.82、72.20，中东及北非地区平均值为64.39、64.19、67.40、65.27，南亚地区平均值为61.62、64.16、71.16、65.50，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平均值为62.39、63.19、70.19、65.12。作为发达国家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值为87.47、88.19、87.74、87.51，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新兴十一国平均值为77.63、67.69、82.12、75.37。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普惠金融指数呈现出明显的收入组别差异特征和地区差异特征，分布极不均衡，高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普惠金融程度较高，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普惠金融程度也有较大差异。为更加直观地反映各国普惠金融程度，本文绘制普惠金融指数的全球分布图，如图2所示。

（三）全球普惠金融指数聚类分析。为了更加细致地刻画普惠金融指数在全球各地区分布和发展的特点，本文使用多元统计中的聚类分析方法，把133个样本经济体三个分项指数的分值作为聚类变量。聚类分析能够将若干样本数据根据其诸多特征，按照性质上的亲疏关系，在没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进行自动分类，并产生多个反映综合发展程度的分类结果。本文采用较为流行的离差平方和方法进行聚类分析。利用统计分析SAS软件的CLUSTER过程得出聚类分析的结果，并采用SAS软件输出的SPRSQ、RSQ、PSF、PST2等统计量来判断最合适的分类标准。从聚类过程记录和各统计量变化情况看，全球普惠金融指数的分类数为五类较为合适。这五类国家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分特征，根据三个分项指数的不同表现，可将这五类国家分别归类为全面落后型、非均衡偏服务型、全面一般型、非均衡偏使用型和衡领先型。第一类为全面落后型，共有32个国家。这些国家在使用情况、可获得性和服务质量三个分项指数上表现都比较落后。这类国家包括：贝宁、刚果（布）、吉布提、伊拉克、苏丹、喀麦隆、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科摩罗、莱索托、阿富汗、乍得、布隆迪、也门、阿尔及利亚、马拉维、利比里亚、孟加拉国、马里、塔吉克斯坦、莫桑比克、中非共和国、海地、老挝、叙利亚、坦桑尼亚、刚果（金）、安哥拉、牙买加、津巴布韦、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约旦。第二类为非均衡偏服务型，共有34个国家。这些国家在服务质量指数上表现比其他两个方面都更为突出，普惠金融的均衡性不足，但总体平均水平相对较高。这类国家包括：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罗马尼亚、南非、立陶宛、马其顿、塞尔维亚、智利、沙特阿拉伯、巴拿马、阿根廷、哥斯达黎加、黑山、毛里求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马来西亚、匈牙利、土耳其、乌拉圭、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泰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波兰、希腊、哥伦比亚、蒙古、墨西哥、巴西、俄罗斯、保加利亚、萨尔瓦多、拉托维亚。第三类为全面一般型，共有39个国家。这些国家在使用情况、可获得性和服务质量方面指数表现一般，但比全面落后型国家普惠金融程度更好。这些国家包括：加蓬、尼日利亚、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印度、赞比亚、阿塞拜疆、玻利维亚、摩洛哥、菲律宾、危地马拉、斯威士兰、柬埔寨、加纳、巴拉圭、越南、尼泊尔、乌兹别克斯坦、卢旺达、黎巴嫩、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摩尔多瓦、埃及、尼加拉瓜、博茨瓦纳、洪都拉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中国、厄瓜多尔、秘鲁、乌干达、巴基斯坦、突尼斯、吉尔吉斯共和国、肯尼亚、斯里兰卡、多米尼加共和国、白俄罗斯。第四类为非均衡偏使用型，共有8个国家。这些国家在使用情况指数上表现比其他两个方面更为突出，普惠金融的均衡性不足，但总体平均水平相对较高。这些国家包括：塞浦路斯、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丹麦、芬兰、卢森堡。第五类为均衡领先型，共有20个国家。这些国家在三个分项指数上表现突出，而且发展十分均衡，在普惠金融上处于领先和标杆地位。这些国家包括：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德国、日本、加拿大、以色列、英国、奥地利、西班牙、比利时、爱尔兰、克罗地亚、葡萄牙、意大利、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法国、荷兰、瑞典、新西兰。

（四）中国普惠金融指数比较分析。中国在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服务质量三个普惠金融分项指数以及普惠金融总指数的分值分别为69.65、67.39、75.60和70.79，处于133个样本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以下（样本平均值为：72.10、70.64、77.92、73.32），其中，总指数排名为第71位。从中国所属的国家分组看，接近于中高收入组的平均水平（72.28、67.89、79.82、73.05），高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68.95、66.35、76.98、70.54）以及聚类分析所划分的全面一般型国家平均水平（65.52、64.55、75.96、68.46），与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在可获得性和服务质量两个指数上还有一定差距，在总体普惠金融程度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与金砖五国的普惠金融指数比较中，中国在可获得性方面，落后于巴西和俄罗斯，在使用情况上则领先于南非和印度，在服务质量方面，指数分值处在最后一位，由于该指数由法律权益保护指数、信用信息深度指数和征信服务覆盖程度三个指标构成，可见，中国在这三个方面表现还不尽如人意。从整体普惠金融情况看，中国仅领先于印度，落后于其他金砖国家。中国在整体推进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三、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第一，全球普惠金融指数呈现出明显的收入组特征和地区特征，分布极不均衡，高收入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普惠金融程度更高，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普惠金融程度也有较大差异。第二，通过三个分项指数对所有样本经济体进行聚类分析，各经济体在普惠金融方面可以分为五类，分别是全面落后型、非均衡偏服务型、全面一般型、非均衡偏使用型和均衡领先型。第三，中国普惠金融总指数为70.79分，排名为第71位，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服务质量三个普惠金融分项指数分别为69.65、67.39、75.60，处于133个样本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之下，但高于所属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组和聚类分析所划分的全面一般型国家组的平均水平。第四，与金砖五国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服务质量指数上分值较低，从整体普惠金融情况看，中国仅领先于印度，落后于其他金砖国家，这也说明了当前中国发展普惠金融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普惠金融论文篇3

关键词：普惠金融 融资服务平台 小微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3-253-02

一、当前实体普惠金融机构在破解小微企业融Y约束中存在的问题

伴随着小微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受到的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普惠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力度的加强，截至2015年12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的贷款余额达到了23.46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3.90%，同比增长了13.3%。从该数据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小微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这主要得益于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建立与不断完善。然而，当前实体普惠金融机构尚无法完全破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其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产品与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匹配度不够。小微企业对资金具有频率较高、需求较急、时效性强等一系列特点，这就导致了其对实体普惠金融机构提供融资服务需要专业化、特色化的极高要求。当前普惠金融为小微企业提供了一定量的有效融资，但其融资服务的针对性仍旧欠缺，容易造成普惠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与小微企业需求不匹配，小微企业无法获得所需服务的问题。

2.实体普惠金融机构难以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悖论。在传统融资方式中，融资利率、抵押品与担保费用三个条件因素相互影响使得传统金融机构不愿意为资产规模较小、无有效抵押品的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因此金融市场很容易出现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导致小微企业融资的悖论无法有效破解，形成传统金融机构不愿意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资金的恶性循环。当前实体普惠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过程中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实体普惠金融机构愿意以低门槛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二是实体普惠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时更倾向于先控制自身风险。当第一种情况出现时，小微企业可以以极少的代价获得所需融资，但普惠金融因此承担了更多的融资风险和融资成本，使得普惠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性不强，普惠金融无法成为一种长期有效的融资方式。而第二种情况意味着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无法有效降低、融资问题得不到很好缓解，这样都导致小微企业融资悖论难以解决。

二、融资服务平台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的优势分析

由于实体普惠金融机构无法有效满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融资服务平台作为一种创新型金融的融资方式，为我国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有效地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难题。当前我国融资服务平台的模式主要以平台所担任的角色及担保模式分为以下几种：

在众多融资服务平台中，以经过一次由“第三方担保”向“去担保”转型的陆金所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接下来笔者将以陆金所为例，分析陆金所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难题的成功做法。陆金所是为借款人和投资者提供信息中介和投融资服务为目的，其累计贷款余额已达到1233逾亿元。其运行模式的发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陆金所成功地引入平安集团公司旗下的担保公司，对陆金所的平台项目提供担保服务，并实行“一对一”的对接模式，而不做资金池和期限错配，实现有效地降低投资者风险的效果。同时，当借款人逾期80天未还款，平安担保公司将会把此情况上报给央行征信系统，借款人的不良信用记录将被备案，这一模式提高了借款人的违约成本，有效控制了信用违约风险。2014年以后，因为相关政策限制，平安担保公司的担保金额远超了10倍杠杆限制，使得其无法再继续为陆金所进行担保，而伴随着陆金所推出了“稳赢-变现通”项目，陆金所逐渐进入了去担保化时代。这意味着相关项目，陆金所不再提供担保，但与此同时也加速了借贷双方的对接速度。为了与去担保化相匹配，陆金所改变了“一对一”的模式，转变为分散投资，即投资者可以将资金分散投入不同的项目，以最小化自身风险。陆金所也开始建立借款人审核及评级机制。通过分析陆金所，发现融资服务平台优势如下：

1.有效解决平台与小微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小微企业的融资寻找时间。在小微企业申请融资过程当中，小微企业与提供融资资金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而融资服务平台的出现意味着我国金融服务开始走向大数据时代。融资服务平台通过有效利用互联网及大数据能够很好地匹配借贷双方，以解决小微企业融资过程中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融资门槛。陆金所等融资服务平台作为中介机构存在，承担了帮助借贷双方寻找资本对手方的职能，减少了融资寻找的时间，使资本能够更快速有效地循环起来，满足了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急的要求，推动了小微企业的更好发展。

2.提高了融资服务的针对性。融资服务平台在对借贷双方进行对接的过程中，能够很好地帮助小微企业选择与其企业发展状况及融资需求特点相匹配的借款方，且其产品的多样化、定制化也为小微企业融资带来更好的选择。

3.有效解决小微企业在普惠金融融资过程中存在的融资悖论，降低普惠金融服务成本。实体普惠金融机构大多作为融资提供者，而使得其不得不在控制自身风险及帮助小微企业以低成本获得所需融资这两个选项中进行权衡，导致了融资悖论的产生。而融资服务平台作为除借贷方之外的第三方存在，其内涵为中介方，盈利来源于服务费，其在帮助小微企业获得融资的过程中并不需要牺牲自身利益，融资悖论自然不再存在。与此同时普惠金融的服务成本也相应降低，其可持续发展性也得到增强。

三、融资服务平台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信息安全问题。融资服务平台在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同时，由于大数据、云计算的应用导致融资服务平台难以有效保障小微企业的信息安全。说明融资服务平台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过程中应注意信息安全问题。因为融资服务平台为了控制信用风险，平台会尽可能多及详细的收集小微企业的真实信息，这就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真实信息泄露、信息被打包出售、个人账户被盗等W络信息安全案件层出不穷，这就要求融资服务平台在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时，要加强平台自身对于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构建信息安全保护体系，切实保护小微企业的信息安全。

2.风险控制问题。能否良好控制风险是融资服务平台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传统融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来源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信任危机。融资服务平台通过利用大数据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但仍旧不可避免有部分小微企业存在伪造信息、卷款而逃等行为。当这些行为出现时，融资服务平台形象会遭受重大乃至毁灭性的打击，在融资服务平台兴起初期，因此没落或者倒闭的平台不胜枚举。因而，融资服务平台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过程中，应建立有效、严谨的风险控制体系，在审核小微企业信息时，应切实落实小微企业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以保证融资服务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效破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难题。

四、结论

本文分析了以陆金所为例的融资服务平台的运行模式，并分析融资服务平台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的独特优势。融资服务平台作为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以金融中介形式有针对性地为小微企业提供了所需的融资资金。融资服务平台从借款人转变为中介人，在有效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也给予了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同时，融资服务平台能够以低成本地针对性、多样化的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解决了实体普惠金融机构难以解决的问题。当然，在利用融资服务平台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过程中要注意信息安全问题和风险控制问题。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普惠金融有效降低湖南省农户融资门槛研究”（15YBA194）；湖南省教育厅项目“农村普惠金融减贫的作用机理与影响因素研究”（16C0793）；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立项项目“湖南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GLX172）；部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普惠金融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研究”（（G）SCX1610）；湖南省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普惠金融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研究”（SCX1610）。]

参考文献：

[1] 曹佳琪，罗荷花.普惠金融缓解我国小微企业融资约束的效果分析[J].经济论坛，2016（11）

[2] 黄子健，王.大数据、互联网金融与信用资本：破解小微企业融资悖论[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5（1）

[3] 熊泉.P2P网贷去担保化问题研究[D].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4] 罗荷花，李明贤.我国小微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2016（6）

（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湖南长沙 410128）

普惠金融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 普惠金融 服务主体 监管 法律制度

一、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定义

普惠金融体系（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是联合国在“2005国际小额信贷年”推出的一个新概念。联合国动员了很多专家共同起草了一本有关普惠金融体系的蓝皮书，描绘了普惠金融体系的前景：“每个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政策、立法和规章制度的支持，建立一个持续的、可以为人们提供合适产品和服务的金融体系。”国内最早引进这个概念的是中国小额信贷联盟，随后“普惠金融”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并稳定发展。2012年6月，原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提到了普惠金融，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使用普惠金融概念。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导。目前，学界普遍认定其基本含义是：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让广大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客户获得金融服务，其服务对象是农户、微型企业等相对贫困群体、产业和地区。本文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监管法律制度。

所谓普惠金融服务主体，即包括银行业、保险业等在内的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在农村金融市场中，金融服务提供者有多种形式。以是否具备银行系统基本特征区分，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或网点主要分为银行类金融机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其他形式。银行类金融机构主要包括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在农村地区提供服务的政策性保险公司、商业性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其他形式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小额信贷组织、典当行等。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服务对象具有特定性，主要面向广大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客户；服务的全面性，即提供包括贷款、储蓄、保险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机构的可持续性，普惠金融服务主体不仅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还必须通过适度的竞争来维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监管法律制度现状与不足

（一）我国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监管法律制度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主要由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组成。首先，法律层面的法律依据有《宪法》、《合同法》、《公司法》、《刑法》、《反洗钱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主要从宏观角度对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成立条件和业务范围及风险管理等方面作出框架性规定；其次，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层面的法律依据主要有《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财政部《关于实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的通知》等，对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运营规范提出了指导意见并为支持其发展制定了相应的鼓励措施；再次，地方性法规主要包括了各省根据上位法相关规定并结合自身发展制定的相关文件，例如《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等；最后，其他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银行业内部规则，如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银监会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国银监会《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及《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对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市场准入、业务运行、退出机制等作出了相关规定。

这些法律规范构成我国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监管法律制度的基本体系，相互配合从监管主体、市场准入、业务运行、市场退出四个方面调整普惠金融服务主体在不同市场阶段的行为，从而对其业务风险进行有效控制，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监管法律制度的不足

1.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监管法律体系不完善

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普惠金融的支持，而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则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进行规制。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普惠金融的逐渐普及，对我国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监管法律体系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现有法律对普惠金融部分相关内容作出了一定调整，但有关农村方面的基本金融立法缺失，普惠金融框架尚不健全，制度架构不成体系。一方面，我国对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监管法律法规数量相对较少，位阶较低，随着普惠金融的逐步发展，很容易留下监管空白；另一方面，我国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监管规范笼统、模糊，不具有实际操作可行性，没有相应的专门立法与实施细则配套实施，由于普惠金融服务主体范围广、性质不一，对其监管也无法一概而论，需要区别对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监管混乱的局面。因此，完善我国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监管法律体系迫在眉睫。

2.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监管主体混乱

我国金融监管模式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监管，但是对于金融服务机构众多的农村地区，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实情况并不乐观，问题主要集中表现为农村金融监管权多头配置、职责安排混乱。涉及到的监管部门并不仅仅局限于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还包括保监会、证监会、工商部门、税务部门、公安部门等。目前，这些监管部门权责分配不明，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完整的合作协调机制，导致对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监管中存在重复监管和监管漏洞等问题，效率低下，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

3.农村普惠金融市场征信体系尚不健全

征信体系作为维持现代金融正常运转的基础设施，是金融监管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人民银行个人征信查询系统的建设已逐步完善。然而人民银行的个人征信查询系统尚未与普惠金融机构信息共享，普惠金融服务主体无法获得客户的信用状况，势必加大了信贷风险，不利于普惠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也加大了监管难度。

（三）我国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对策

1.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监管法律体系

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业务运行要求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来规范。针对前面提到的监管法律法规缺失和主体混乱问题，笔者认为应尽快出台农村金融基本法，提高农村金融监管法律位阶，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我国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监管主体、监管内容以及责任承担等。同时，可根据实际需要制定配套实施细则，使对金融服务主体的法律监管体系具有统一性和可操作性。

2.明确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监管主体

目前，我国金融机构主要是由央行、银监会为主要监管主体。而农村地区普惠金融服务主体具有多样性，对其监管也无法简单统一，必须根据其性质、业务范围、风险级别进行区别监管。具体来说，应先对普惠金融服务主体进行分类，根据类别制定相应的监管法律法规、明确监管主体，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的监管方式。各监管主体之间分工明确、相互配合，促进普惠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

普惠金融论文篇5

关键词：普惠金融 农村金融 服务创新

一、绍兴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农村普惠金融的普及是国家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2005年的联合国大会、2006年的亚洲小额信贷论坛，正式提及普惠金融这一概念。《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浙江省《关于金融支持浙江省“十一大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绍兴市《关于做好2016年度金融支持“三农”五大行动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等金融政策则为开展农村普惠金融、深化改革和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提供了大力支持。

对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我国学者分别从供需视角、观念创新视角、博弈视角、供应链视角、组织场域、制度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鲁强、 黄芸，2014；杨建荣，2013；张营周，2010；邓伟平，2014；张运书等，2013；郭灵英，2016；肖翔等，2014；王婧，2013），王清星（2016）从宏观的视角，就普惠金融的含义与基本框架、发展逻辑、现实考察与发展路径等方面内容进行了全面梳理与分析。为了深入了解绍兴农村金融服务现状，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本文从最新金融理念和政策等出发，探寻更好服务于三农以及切实可行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之道，为绍兴农村普惠金融服务创新提供思路。

二、绍兴普惠金融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社会责任理论主要研究社会利益目标和公司利润目标的冲突与平衡问题。该理论认为，公司不能仅仅追求利润，还应以维护和提升社会公益为目标。公司制度应权衡公司的利润目标和公益目标，金融机构也一样，不能仅强调对股东的义务，还要履行对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即社会公众的义务，社会责任更多强调的是对社会公众的利益保护，该理论以其合理性内核得到越来越多的赞同。目前对公有制体系下的国有商业银行与非公经济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观差异较大，存在的问题也较多，它们支持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发展更多的是履行社会责任和迫于国家政策的压力，并没有将其视为能为金融机构带来盈利机会并实现财务可持续的有价值的行为。绍兴农村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生产经营主体的迅速发展对绍兴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但农户及村组织等虽有资金需求却往往无法顺利获取资金，尽管国家政策纷纷出台并给予了农村普惠金融以政策支持，但由于农民及村经济集体组织经济基础薄弱，收入来源单一，资金积累少，固定资产预期价值低，很少有担保机构愿意提供担保，金融机构实际提供的贷款很少，银行对农户等缺乏信任，农户有资金需求却经常贷不到款，进而导致农业生产无法继续扩大规模。

三、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农村金融是活跃农村经济的有力保障，也是使农村储蓄转化为“三农”投资的重要途径，资金的良性运作应该运用到那些需要帮助的农户及村组织中去，在帮助农村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获得利益。目前农村金融发展需要与金融供给之间严重不平衡，原因如下：

（一）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诚信缺失问题较严重。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常委吴晓灵认为当前普惠金融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信息和信用的缺失。普惠金融难以让全民受益，金融机构嫌贫爱富，农业企业及村组织融资难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资本市场不健全、农村市场制度安排存在诸多缺陷、行业监管尚未理顺、少数农户诚信缺失严重及国家法律不全、执法不严、惩处不力，这些固然是农村金融诚信危机的重要外在影响因素，但无论如何，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户的道德诚信素质将对农村普惠金融诚信建设发挥决定性影响。

（二）农村普惠金融相关法律不健全，不具有可操作性。制度经济学认为政治规则（包括政治、经济法规、行政规范等）决定经济规则，要求政治规则要有相对的稳定性，以利于形成较长时期稳定的经济预期，促进经济发展和社进步。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相关法律法规数量较多，又缺乏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行政执法有时较随意。此外游离于法律法规规范和监管之外的农民资金合作社等组织大量出现，给农户带来一定的风险隐患，不容忽视。邮政储蓄银行县域分支机构和大中型银行县支行存贷比总体较低，资金问题普遍存在，农村资金没有充分地运用到农村发展上。

（三）对农村普惠金融监管较薄弱。目前银行对于已获贷款的企业，无法从监测和判断其实体经济发展的态势而决定是否继续贷款，所以很多银行以企业是否按时还贷来判断。农业企业与银行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银行无法判断农业企业的发展情况，对于那些特别需要资金又有实力的企业资金支持难以确定。仅靠评估企业资产或靠抵押的方式来发放贷款的做法成本较高，并且忽略了农业企业发展的“质”，而仅看“量”。贷不到款的企业以及不想轻易破产的企业为了“维持生计”，只能以较高的利率寻求民间借贷的帮助。

（四）金融行业对农村提供金融强化服务意识较弱。农村金融服务业功能欠缺且业务覆盖面狭窄。当前，农村金融服务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服务不到位、业务单一，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机制不完善，目前仍然以传统的存贷业务为主，贷款条件很严格，一些农村金融机构思想观念落后，服务手段严重滞后，仍然沿袭“等客上门”的传统，无法适应农村金融的需求。贷款品种也不能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贷款额度、期限与农民生产消费实际相脱节，缺少针对农民、农村中小企业的服务，储备、调销等纯政策性方面，缺乏有效服务于农村贫困人口的机制，广大农户特别是贫困地区中低收入群体的信贷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对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产业化、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尚不明显。

四、改进浙江省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农村普惠金融诚信建设。要加强农村普惠金融诚信建设，增强农户对金融机构的信心，需要加紧完善农村普惠金融相关职业道德规范体系，保证各方按照职业道德规范的标准开展农村金融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利益的诱惑，失信失德行为充斥市场，动摇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需要良好的道德自律，更需要依靠信用法治的强力保障。农户及农村组织通过讲信用，不断积累自身的信誉，自然很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而那些未能严格自律的失信农业企业等，则终将因其恶劣的市场信用评价而不受社会信赖，寸步难行。这就是普惠金融所依赖的有效信用机制，促进了资金供给方和资金需求方相互信任与和谐发展，最终使普惠金融能够真正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

（二）进一步健全农村普惠金融相关法律。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目前面临着难以普惠的两难境地，需要充分营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环境，如税收、财政补贴以及对农户利率上的优惠。尽管相关的法律法规很多，但还需要进一步明细化，如界定支农普惠业务标准、监管准则、扶持政策、统计口径等，研究出台相关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要加强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最关键的是要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和功能以及创新相关制度规范，通过构建农村金融的法律制度来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外部环境。

（三）加强对农村普惠金融的监管。各级政府和部门应形成合力，构建一个多元化的金融行业监管法律制度体系，支持、监督农村金融行业发展。要明确金融行业协会的性质、职能、机构建设、自律管理机制；制定市场准入条件及限制、市场公平、平等竞争及反垄断；抓紧修订并补充行业规章制度及配套措施。及时总结我国农村金融行业监管的经验，抓紧修订完善相关农村金融法规，明确监管体制，政府各监管部门的责权范围及其协调机制；应建立多个部委间的协调机制，统筹安排现有针对农村金融的优惠政策，包括近期国务院已出台的融资担保政策。同时，完善国家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工负责的分层监管框架，建议地方成立正式的金融管理局。此外，政府和有关方面应切实加强对农村小微企业和农户的金融教育培训、诚信意识教育与培育，加强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四）进一步强化农村金融服务创新意识。随着农村金融服务创新意识不断增强，丽水、台州、宁波等地农户贷款同比增长达到26%以上。国务院印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出，通过鼓励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发展电子支付手段，推广保险移动展业等多种形式，提升金融机构科技运用水平。周小川（2013）认为互联网金融及移动支付可以改善金融服务。要采取网络银行、手机银行等新型服务方式，向广大民众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林宏山，2014；李东荣，2014； 焦瑾璞，2015；罟猓2015；李建军，2015）。普惠金融服务具有广泛性和可获得性，互联网金融有利于助推社会各阶层获取各种金融服务，并且在信息获取、处理、传输、共享的效率和成本等方面优势突出，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移动支付相应的政策制度，大力借助互联网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清星.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研究述评[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16，（2）：47-54.

[2]郭灵英.中国发达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践与水平测度――以浙江临海为例[J].金融视线，2016，（6）：95-96.

[3]刘花.独立审计诚信缺失探析[D].江西财经大学，2016.

[4]刘花.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诚信缺失及治理研究述评[J].商业会计，2016，（4）：102-103.

普惠金融论文篇6

关键词：农村金融；普惠金融；天府新区；金融排斥；民间借贷；金融供给；金融基础设施；农村信用体系；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一、普惠金融概念

普惠金融是近年来推行的金融理念与实践，具体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是其重点服务对象。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普惠金融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普及性，即普惠金融惠及所有普通大众，使不同的人群都能享受金融服务。二是可得性，即金融的供给能无障碍、无门槛地到达所需要的人群当中。三是便捷性，即普惠金融服务对象能够随时随地、便捷地享受金融服务。四是包容性，即普惠金融要为边远地区老百姓、低收入人群或小微企业等提供服务。普惠金融的内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普惠金融重在传达一种具有建设性、温和、鼓励与激励并重的理念，不强制干预市场规律，不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而是遵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定律。二是金融创新是普惠金融发展的必经之路，只有在制度、机构和产品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地创新，才能让所有可能需要该项服务和产品的人群都能拥有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权利和机会。三是普惠金融主要目标是改变弱势群体被排挤在传统金融服务外的现状，让弱势群体享受到相应的服务和产品，普惠金融的发展也更加倾向于弱势群体。四是普惠金融必须在充分实现信息对称的情况下，提供满足所有人的有效金融需求。普惠金融的外延是对内涵的补充和延伸，主要界定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范围。在纵观世界普惠金融的外延定义和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充分理解普惠金融体系内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在我国范围内，普惠金融体系服务对象应包括以下三类群体：一是农民，因农民群体个人信用等级不高、可抵押品有限、缺乏担保能力，很难获得传统金融支持，因此，农民是普惠金融服务的首要对象；二是城市低收入群体，城市低收入群体存在和农民同样的问题，易于被金融机构忽视和排斥；三是民营的小型微型企业，因其较差的风险抵御能力、较弱的信息获得能力等原因，较多地被排斥在传统金融服务之外。

二、理论研究概述

普惠金融主要以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贫困人群。在农村金融市场上长期存在着金融排斥现象，如何消除金融排斥、实现农村金融普惠发展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从农业信贷补贴、农村金融市场、普惠金融体系等角度深入分析了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的可能途径。

（一）农业信贷补贴理论

1980年以前，农业信贷补贴理论提出的背景在于：一是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阶层不具有储蓄能力，农村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资金不足。二是商业银行不愿为农业提供融资，主要是考虑到成本高和风险大。在此背景下，政策性资金的帮助对农村的发展极其重要，非营利性的金融才有可能加入农村金融的资金分配，另外，农业的融资利率绝对不会高于对其他产业的利率。依托该理论，在部分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大量专项贷款发放到贫困阶层手中，为农村金融信贷提供先行的战略支持。但是实践证明，仅依据该理论仍然无法建立高效、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该理论的假设前提和结论均存在不切合实际的地方，首先贫困农户存在着储蓄的需求，低息贷款很有可能被用到其他领域，针对贫困农户的收入再分配政策难以落实和执行，最终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1980年以后，农业信贷补贴论逐渐被农村金融市场论或农村金融系统论（RuralFinancialSystemsParadigm）替代。农村金融市场论主要理论前提与农业信贷补贴论完全相反，其产生的基础是对农业信贷补贴论的批判，认为政策性金融是对市场的极力扭曲，该理论强调农村金融市场对市场机制的完全依赖，是市场机制作用的体现，尤其强调利率的市场化。该理论认为，补贴信贷活动中存在的缺陷主要是利息补贴的不当利用，农村金融中介机构的经营成本能够被自由化的利率适当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农业补贴只能在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失灵的地方发挥作用，不能过度干预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农村金融市场应该像金融实体那样承担适当的利润限额；金融中介机构可根据利率自由化来有效地鼓励动员农村储蓄规模的增长，减少对外部资金来源的依赖，增强管理自有资金的责任感。

（三）普惠金融体系研究

2006年，焦瑾璞第一次提出了“普惠制金融体系”的观点。“普惠制金融体系”从字面上的意义来讲，是提供无差别的、普遍能受益的、全覆盖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引入了商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该体系下，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得到全面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其起源于小额信贷和小型金融，体现了金融的公平性，能够弥补目前低收入群体和贫困群体不能享受传统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空缺。杜晓山（2006）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普惠金融体系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主要是贫困群体获取的金融服务领域仍留有空白，表现在：一是极为偏远和极为贫困的客户群体难以获取普惠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二是弱势群体需要更加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但金融服务和产品的提供者往往刻板地仅仅提供基础的服务和产品；三是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生产、交易成本需要进一步降低，为双方提供更大的利润空间。通过调研和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从理念到时间上，每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主流金融体系一定离不开为穷人提供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该体系必须要有合理的分工、完善的功能、明晰的产权、互补的优势、适度的竞争、有效的监管、科学的管理。

三、国外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模式探索

因农村低收入群体缺失有效抵质押品，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及时、有效地获取金融服务，不可避免受到金融抑制，为了使广大农村贫困居民享受到普惠金融服务，以•尤努斯教授为首的国外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地探索与实践。本文以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和荷兰拉博银行为例，深入研究国外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并根据普惠金融发展方式不同将其分为自下而上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和内生型普惠金融发展模式。

（一）自下而上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

1983年，•尤努斯在孟加拉创立了孟加拉乡村银行。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探索，成为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实践的典范。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主要特点包括：一是银行目标客户为最贫困的农户，尤其是贫困家庭中的妇女群体，贷款多数发放给女性群体，因为女性更关注家庭，不良嗜好较男性群体更少，从而降低了贷款违约风险。二是借款人为公司股东。孟加拉乡村银行大部分股份属于借款人，而非投资人，这是孟加拉乡村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存在的区别，政府只占有不到5%的股份，其余股份全部属于借款人，由借款人投票选举董事会成员，董事会保护借款人的权利，真正体现借款人的意志，这样有利于银行主动加强风险防控，避免贷款损失。三是贷款模式创新。孟加拉乡村银行提供小额短期贷款，不要求贷款需求者提供抵质押品，采用信用贷款，这样扩大了信贷覆盖人群，能避免贫困人群因缺失抵质押品而难以获得银行贷款。还款方式上要求借款人按周期偿还本金，较商业银行更为灵活便捷。四是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和各项指标来判断借款人的贫困程度，使信贷资金真正帮助到贫困人群。五是采取五人小组联保方式。通过借款农户间相互担保的方式，形成内部约束机制，成员间相互监督，小组成员间对贷款违约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并按照一定比例的贷款额收取风险金作为风险补偿，从机制上减少了违约事件的发生频率。由此可见，孟加拉乡村银行是普惠金融自下而上创新的一种大胆尝试，通过客户贫困度调查、小组间互助担保等创新性的措施，为农户提供了低成本的信用贷款，从而使那些具有真实贷款需求的贫困人群获得了生产、生活所需的资金，达到了消除贫困的目的。截至目前，孟加拉乡村银行累计发放贷款160亿元美元，贷款户超过800万户，该模式在全世界范围的推广对帮助贫困户摆脱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二）内生型普惠金融发展模式

荷兰拉博银行又名荷兰合作银行，由多家农村信用社合并而成，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其业务主要是为农业、农业机械和食品生产企业等行业提供金融交易和服务，现已成为荷兰的第二大银行。拉博银行所采取的合作制模式是一种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合作社模式，先是由农户之间自行组建低级别的合作社，开展合作互助活动，当合作社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才能发展为更高层级的股份制合作社，诸如金字塔型发展结构，最顶层为中央合作银行，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完整体系的拉博银行集团。与拉博银行进行借贷的客户想要得到拉博银行价格上的优惠，必须成为拉博银行的会员，成为该银行会员后，还可以得到一些仅会员可以享受的特殊产品，给予物质上和非物质上的特殊待遇。比如为了会员制的推行，通过选举，会员有机会参与董事会、监事会等内部管理活动，这样让客户与拉博银行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利益共同体。区别于单纯意义上的商业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业务关系，拉博银行里的会员拥有不同于一般会员制单位的体验。在拉博银行发展过程中，会员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员制对服务质量的改进、产品创新的加快、产品需求和创意的提供很有帮助；二是随着更多的金融服务向会员提供，会员对品牌的忠诚度远远高于普通客户。我国信用体系与拉博银行有相同的地方，内生型的普惠金融模式更加适合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建设。总体而言，我国仍处于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阶段，即使近年来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但金融制度的安排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因为容易忽视农村地区真实的金融需求，虽然存在其独特的优势，但往往效率不高。内生型的合作制模式有利于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形成一个风险控制、规模控制的“自动稳定器”，能够真正体现需求决定供给的内在规律。

四、天府新区农村普惠金融的探索与实践

（一）探索与实践情况

1.普惠金融发展呈现出创新态势。一是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和推广符合“三农”的个性化金融服务和产品的意愿增强。受制于当前经济环境下住房按揭贷款收紧和资产配置压力，银行机构积极主动适应新常态，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更加重视农村金融市场的拓展，尤其是农村地区消费金融市场。各家金融机构针对本地农户和企业的贷款需求特征，研发和创新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如邮储银行华阳支行向农业经营主体量身定制“惠农产权贷”系列产品；建设银行天府支行推出“助农取款服务”“家庭农场贷”“惠农产权贷”等创新业务。二是积极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工作。近两年，天府新区各类金融机构结合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特点，积极探索扩大抵押担保范围，运用小微贷款管理技术，扩大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的覆盖范围，涌现了集体林权抵押贷款、大型农机具抵押贷款、“信贷＋保险”产品、涉农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工具等具有本地特色的创新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天府新区成立3年时间来，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见图1）。截至2015年末，天府新区目前存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商行等五类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金融网点51个，自动设备210余台。其中，成都农商银行天府支行在天府新区共设立21个网点、6个二级支行和1个营业部。2015年以来，建设银行天府支行在天府新区范围内新安置49台自动设备。同时，为解决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由政府和辖内银行机构共同推进天府新区村（社区）农村金融服务站建设工作。从2015年4月开始推进金融服务联络员工作以来，截至2016年9月，已在辖内12个乡镇的90个行政村设立农村金融服务联络员，并完成农村金融服务站的挂牌工作，占全部行政村数量的63%。综上可见，近年来，天府新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覆盖面有所扩大。3.民间借贷特征明显。根据调研结果（见表1），仅24%的农户从银行取得所需贷款，另有41%和35%的农户是从亲戚朋友和民间理财公司获取贷款，可见，民间借贷以其便利性和灵活性的特征成为大多数农民首选融资渠道，农民民间借贷行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三农”融资需求。与此同时，调查中发现，因民间金融交易定价难、随意性大、安全性低等特征，在给农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埋下了风险隐患，表现为农户之间、企业与民间借贷公司间的违约纠纷增多，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普惠金融发展呈现的新特征

1.农户贷款需求旺盛。据四川银监局数据，截至2015年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13793.60亿元，比年初增加1483.78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37.12%；涉农贷款增速为12.05%，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2.46个百分点。天府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总额66.69亿元，比年初增长14.39亿元，增长27.5%。其中：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余额55亿元，比年初增长16.21亿元，增长41.7%。可见，随着天府新区的城市建设和经济水平不断提升，本地农户对住房贷款、生产经营贷款需求日益旺盛，天府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速高于全省增速水平。2.农户金融需求以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为主。据农户金融产品和服务需求调查所示（见表2），有25%的农户有农业保险需求，29%农户选择基础存款、贷款、汇兑、票据承兑、支付结算等基本的金融服务，另有35%农户希望获取ATM机等金融基础设施，部分农村地区没有ATM机，给农村群众造成不便，可见农村地区投放的服务设施总体水平还不够。总体而言，大部分农户因习惯偏好和对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认知程度不足，存在金融需求时，更倾向获取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3.可供抵质押品少。调查过程中发现，对农户而言，有效的抵质押品缺失是制约其获得贷款的最大“瓶颈”，农户对所经营的土地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农村住房作为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不具备抵押资格。46%农户认为缺少有效的抵质押品是导致其难以获取银行贷款的主要原因。受限于当前的农村土地政策，农民对土地不具有所有权，很难通过土地抵押及流转获取财产性收入，产权市场发育滞后，尤其是农村产权交易体系发育不足导致农村产权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农户抵质押品缺失，不利于农民财产权利实现。4.涉农贷款供给高度“垄断化”。从提供贷款银行机构看（见图2），截至2015年末，仅有邮储银行和成都农商行发放涉农贷款，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等6家商业银行未向区内农户及农村企业发放过贷款，同时，天府新区范围内融资性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均未开展过涉农贷款及担保业务。从各家银行机构提供涉农贷款户数的占比看，当前成都农商银行已成为本地区贷款供给主体，从贷款余额看，截至2015年末，成都农商银行天府新区支行涉农贷款余额为648971万元，占天府新区农村地区银行机构涉农贷款总额的87%。从贷款农户数量看，成都农商银行垄断了本地区90%涉农贷款户数，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涉农贷款，尤其是针对农户的放贷意愿不是很强烈。总体而言，当前涉农贷款供给还难以满足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对涉农贷款的实际需求，贷款供给和需求矛盾仍然十分突出。5.有效需求满足程度偏低。表3可见，具有金融服务需求、但因缺乏有效抵押品而难以获取银行授信及贷款的农户占比很大，金融机构对这部分农户的态度是拒绝和排斥。调查发现，农户金融需求主要包括生产经营、修建住房、子女上学、看病、婚丧等五个方面，其中，38.4%的农户认为最迫切的资金需求是用于农业生产，然而，由于农业生产存在较大的周期性、季节性风险，金融机构往往敬而远之，从农业生产贷款获取率看，并不十分理想，如表3显示，仅有55.3%的农户得到农业生产贷款资金支持，贷款获取率为31.5%，子女上学贷款、修建住房贷款获取率处于中等水平，约40%~50%，这是因为以上两种贷款期限较短且受住房贷款及助学贷款政策影响比较大，违约风险较小。看病、婚丧无论从贷款农户数量还是贷款满足率看，都比较低，这一现象与普惠金融是相违背的，看病、婚丧贷款需求都是比较迫切的金融服务需求，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并未完全得以体现。

五、天府新区当前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服务知识普及程度不高

受限于工作、生活环境和主动获取金融知识的意愿，农民能够获取到的金融知识仍十分匮乏。通过调查发现，有30%农户对银行业务完全不了解，从未接触过银行业务的农户占比达到59%，经常办理银行业务的农户仅占比7%。由此可见，受金融专业知识所限，很多农民在办理业务时并不了解存、贷款种类、期限及操作流程，对财政金融奖补政策也不甚了解，农民主动学习金融知识的意愿不强，很少有农户主动到银行机构了解惠农政策；还有一部分年龄偏大的农民甚至不会使用ATM机取款、转账。进而由于农户缺失对投资理财和金融风险鉴别能力，易陷入“理财陷阱”。

（二）金融服务供给不足

当前天府新区范围内农村金融服务供给过分依赖农商行、农信社，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等国有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参与不足。一方面，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与盈利性原则，更倾向于把网点和服务布放在城市商业形态成熟地区，对在农村地区设置网点和投放贷款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由于国有银行层级较多，一般贷款审批权限在地市一级分行，而非在县一级银行，贷款审批流程更为复杂，审批周期过长，很难匹配农业贷款小、频、急的需求特征，从而造成当前农业贷款供给渠道过于单一。

（三）民间金融潜在重大风险

长期以来，农户由于缺失有效抵质押品，难以从银行机构等正规金融渠道融得资金，从而使以投资理财公司为代表的民间金融异军突起，但由于民间金融发展不规范、金融监管滞后性等原因，潜伏重大风险。大多数民间金融机构都无需金融牌照，准入门槛较低，较正规金融具有“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农民更倾向于从民间金融获取资金。大量的民间金融在为“三农”提供资金便利的同时，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和缺少风险意识，随着资金规模的扩大逐步累积了巨大的金融风险。由于法律制度的缺位，民间金融得不到有效的监管和引导，容易对区域的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近几年，打着P2P、投资理财等名义的非法集资活动日益增多，农民由于缺乏金融知识和法律意识，更容易成为因民间借贷引发的非法集资案件的受害者。

（四）农户信用意识不容乐观

信用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近两年，天府新区农村地区信用环境建设虽已取得一些成效，但总体上看仍处于较低层次。从2014年开展天府新区信用评级结果看，83个村（社区）评定为2014年天府新区“信用村”（“信用社区”），仅占全部行政村（社区）的69.3%，1159户评定为2014年天府新区“信用户”，仅占辖内农户数比例的42%。受农户信用意识薄弱的影响、信用质量较差、征信监管不到位等因素影响，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小额信用贷款业务量急剧萎缩。

（五）缺失有效抵质押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具体包括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并在一些条件成熟地区进行试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然而，从目前试点情况看，农村产权抵押受限法律障碍，农民能够进行抵质押的物品种类有限，难以通过抵质押品融资满足自身金融需求；除此之外，从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看，并未建立起涉农信贷资金风险补偿机制，银行业金融机构趋于商业性的目的，涉农信贷投放和产品创新的内生动力不足。

六、优化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路径的启示

通过对天府新区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现状的研究与分析，以点带面，本文认为优化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加大金融服务供给力度

第一，要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引领作用，充分用好财政资金。政府要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建立依靠财政资金支农惠农的长效机制，实现可持续的财政资金投入。积极构建由财政、银行、基金公司多方参与的农业产业引导基金，促进农村产业化发展。通过财政金融互动，兑现对发放涉农贷款的银行机构的奖补政策，切实提升金融机构发放“三农”信贷的积极性。第二，要强化商业性金融供给主体地位，推动商业银行参与农村金融市场竞争，要充分发挥农业银行、农商行的支农惠农作用。要以改进和提供金融服务质量为重点，有针对性开发符合农民借贷习惯的信贷产品，加快完善各街道银行网点的布置。要进一步优化惠农卡办理、业务、理财、支付结算、资金归集、管理、发放等业务办理流程。要重点围绕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支农再贷款支持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农业信用数据建设与运用、推广普惠金融四个方面开展工作。第三，要探索新模式，提供新服务。研究本地农户金融服务需求特征，推进综合金融服务；要加快资源整合，推进交叉销售，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同时要加快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在交易渠道上积极拓展业务，精准定位客户和产品，强化定向营销，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

（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首先，要提高准入门槛。对民间借贷公司设置注册资本金门槛，并要求企业实缴注册资本金，公司需在实缴资金到位后，才能进行注册登记；规范民间借贷公司的经营范围，要求公司不能异地经营、超范围经营，不得向公众吸收存款，不得非法设立资金池，不得违规进行宣传。其次，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政府要加大监管力度，对民间金融企业开展集中清理，建立和完善民间借贷机构信用档案记录，对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企业要加大查处力度，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后，要严厉打击和防范民间借贷违法违规行为。对以欺骗、高利贷方式，吸收非特定对象资金从事放贷的，要依法予以取缔；建立非法民间借贷举报机制，对举报民间借贷违规违法行为的群众进行奖励。

（三）完善农村信贷信用体系

一是要强化农户诚信意识。广泛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渠道，加大诚信教育宣传力度，形成良好舆论氛围；引导农户重视个人信用记录，提高农民诚信意识；建立失信记录公示制度，对不讲信用的农户，由社区对其张榜公示；对出现恶意逃债的农户，进行依法惩处。二是积极开展农户信用等级评定工作。要加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沟通，积极搭建统一规范的农户信用账户，实现对个人资产、负债情况及某一时期的经营损益情况的实时监控，为资信评级和贷款风险预警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完善信用奖惩制度措施。利用信用信息平台加强对金融从业机构、企业及个人的动态管理，对守法诚信、评级达标的企业和个人给予宣传和表彰，并给予一定奖励，从而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对未达到信用标准的个人和企业，要依适度降低信用等级，降低其银行授信额度，以此夯实农村金融的信用基础。

（四）加强普惠金融教育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一是要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充分依托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手机、网络媒体等媒介，定期对农民有针对性地开展反假币、投资理财、第三方支付等金融知识教育，开展“送金融走基层”等特色化、差异化政策宣传，深化金融政策普及度。二是要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及时查处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畅通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监管部门、仲裁、诉讼等金融消费争议解决渠道，建立健全第三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三是培育公众风险意识。以金融创新业务为重点，针对当前非法集资案件高发态势，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非法集资行为的认知度和辨识度，树立“收益自享、风险自担”观念，促进公众强化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五）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一是积极探索农民住房抵押和担保有效途径。按照“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要求，探索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融资；鼓励金融机构拓宽农村金融服务领域，试点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实行农村招商项目风险保障金制度，更好保障农民权益。二是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易。通过加快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完善鼓励农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资本参与土地综合整治的政策体系，实现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以社会资本为主，财政性资金与政府平台公司逐步退出不再参与。三是加快构建农村产权交易体系。围绕“率先加快转型升级，推进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核心任务，加快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搭建区、街道、村社三级交易平台，设立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点，负责农村产权流转项目受理及农村产权流转项目信息的收集、工作；同时，全面推进农村各类土地产权确权颁证工作，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承包土地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房屋所有权和林权等农村产权的抵押融资，探索开展经济作物、农业机器设备等农村动产抵押贷款，扩大涉农信贷抵质押品范围。四是加快设立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风险基金。建立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有效推动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工作。

参考文献：

[1]孙国茂，杨杨，安强身.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R].山东省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2016.

[2]吴兰.关于欠发达地区发展普惠金融的思考[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1).

[3]么晓颖.我国新经济的金融服务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17（3）.

[4]李德.新形势下我国金融业改革与发展路径研究[J].西部金融，2016（2）.

[5]彭雁.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研究[D].陕西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6]符浩勇.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若干思考[N].海南日报，2017-7-12.

普惠金融论文篇7

【关键词】普惠金融；互联网+；公私合作（PPP）；SWOT战略分析

一、引言

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会有力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如何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让贫困人群平等的享受金融服务，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各国经济学者探索的热点和政府制定政策关注的焦点。随着经济与金融改革的深入与发展，外部宏观经济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原有的金融体制已不适应高速增长的经济规模和深刻变革的社会结构。现行的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融资体系，从金融制度边界上限制了对弱势群体的融资服务。普惠金融的提出，在巩固原有金融效率的基础上，有利于进一步拓宽金融服务渠道、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紧密呼应，具备良好的制度兼容性。而普惠金融的发展模式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PPP模式的推广，增加了中小企业、“三农客户”客户、贫困人群平等享受金融服务的机会，与普惠金融的内涵不谋而合。顺应大数据时代潮流，响应国家的政策号召，如何将普惠金融的发展同“互联网+PPP”深度融合，进行金融体制创新，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对于政府更好的发展普惠金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关于普惠金融的互联网发展模式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交易成本、交易边界、交易方式的研究，但是仍然存在局限性，缺乏将互联网同PPP模式相结合来发展普惠金融的路径探讨，本文从“互联网+PPP”模式出发探讨普惠金融的发展路径，并提出政策建议，对政府发展普惠金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基于“互联网+PPP”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

PPP模式近年来发展迅速，一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是由政府发起的与民间资本合作的一种融资模式，政府为缓解资金压力，授予民间资本特许经营权，并对商业银行进行意向担保，由商业银行为项目建设融资，不仅提高了运作效率，降低了成本费用，而且更有效的调动起社会融资的积极性。本文认为将PPP模式引入互联网平台建设即“互联网+PPP”模式，可以作为发展普惠金融的一种模式。“互联网+PPP”模式侧重于资本众筹，是借助互联网平台借贷人信息，然后通过PPP模式建立小银行金融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和提供资金支持，服务的对象侧重于融资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这样既改变了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又防范了系统风险，能够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行投资，有助于缓解社会的资金错配状况，发展普惠金融。当然，现阶段的PPP模式仍然还存在很多不足，特别是在风险控制方面。因此，进一步加大担保、保险等社会机构的发展，有效的同PPP模式结合，可有效分散风险或者转嫁部分风险给其他主体。

三、基于“互联网+PPP”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的SWOT分析

“互联网+PPP”模式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本文分别就普惠金融背景下“互联网+PPP”运作模式的内部优势和劣势，以及外部机会和威胁进行SWOT战略分析，具体内容见下表，并由此给出未来战略规划。

四、结论

普惠金融发展是关系到国家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问题，而普惠金融的发展首要需要的是与之对接的小银行金融机构，这就需要大量的投资，给政府无疑会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而PPP模式可以缓解政府的融资压力，更迅速推进小银行金融机构、互联网融资平台的建立，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交易风险的提高，会降低社会资本进入的积极性。“互联网+”的提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借助于互联网平台，不仅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可以形成PPP项目大数据库，为后续的PPP项目决策提供数据和经验支持。因此，在SWOT战略分析的基础上，发展普惠金融的背景下，“互联网+PPP”模式的战略规划、建构PPP互联网平台对发展普惠金融，维持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普惠金融论文篇8

关键词：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发展

一、 引言

无论是从金融深化的角度，还是从商业银行转变资产负债结构的角度，当前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业务都有其必要性。但是从金融的逻辑来看，长期以来普惠金融领域存在的金融排斥现象有其原因，也是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业务面临的困难和阻碍。因此，本文探讨了符合商业银行现状的商业可持续发展的普惠金融模式。

二、 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的必要性

我国经济进入结构性调整期，即包括传统落后产业与创新产业的此消彼长，又包括释放农村地区经济增长活力，和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这些实体经济的调整，需要金融资源的支持。然而从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来看，金融资源分配不平衡，城镇居民、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获得较多金融资源，而农村居民和小微企业仅占有少量金融资源，发展普惠能够促进金融资源分配更加公平。另外，从金融深化的角度来看，发展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促进三农企业、小微企业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对商业银行来说，也有发展普惠金融的必要性。

1. 利率市场化导致传统业务收窄。我国商业银行面临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压力。自2015年10月24日起，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被取消，此外2015年5月1日推出存款保险制度，这些改革意味着利率市场化化已经基本完成。利率市场化将导致存贷款利率明显上升，利差可能缩小，以传统存贷差为主要业务的商业银行面临盈利能力下降风险。

此外，利率市场化导致商业银行之间存款等融资来源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净利差水平的下降，迫使商业银行进行转型，一是增加中间业务收入，二是在负债端扩大低成本，稳定融资来源。商业银行追逐低成本融资的竞争将愈加激烈。为此，商业银行需要扩展业务范围，从传统的城镇走向农村地区，从服务于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走向全面覆盖。

2. 金融脱媒导致竞争加剧。金融脱媒，又称金融非中介化。对居民来说，一方面，资产配置方式越来越多样化，随着金融市场资管规模的扩大，理财产品日益丰富，居民财富保值增值的方式不再仅限于银行存款，居民对股票、债券、保险、基金、理财等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得融资方与投资方产生了更加直接的联系，直接融资途径增加，银行的中介作用受到威胁。对企业来说，企业也需要寻求更为便利的融资渠道和更低的资金成本，对传统金融机构形成挑战。金融脱媒直接威胁着商业银行的盈利来源，从负债端来看，导致存款规模相对萎缩，增速下降，甚至规模减少，从资产端来看，随着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优质企业越来越多选择直接融资渠道，使得商业银行面临失去稳定的高质量的贷款收入的风险。面临直接融资渠道对银行带来的挑战，银行必须寻求创新，探索其他的存贷款渠道，利用产品创新创造更大的相对优势。这也是促使银行拓展普惠金融的业务的因素之一。

3. 增加稳定融资来源。发展普惠金融，特别是要吸收县与县以下的储蓄存款，能够提高商业银行负债的稳定性。首先，居民消费最具有平滑性，居民小额存款更具稳定性。由于经济调整期的经济波动，对公存款也必然呈现波动性，而储蓄存款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滑和缓冲这种波动。其次，当前劳动力成本一直在上升，就业、工资都在上升，政府、企业利润在向居民转移，居民储蓄存款更有增长潜力。最后，国家及地方政府对三农、小微的扶持，也使得其更具发展后劲。

三、 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阻碍

农村地区和小微企业长期以来面临的金融排斥是有原因的，这些原因也造成了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阻碍和困难。

1. 农村居民和小微企业违约风险高。为了覆盖高信用风险，必然要收取较高的信用风险溢价，同时较高的操作成本，共同推高了农村居民和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使得其转向民间融资渠道。另外，农村居民和小微企业往往缺乏必要的担保资产，商业银行为了保证资产安全，降低不良贷款率等要求，也将该部门群体排斥在外。当前要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就要解决农村居民和小微企业违约风险高所带来的阻碍。

2. 在农村及社区开办网点经营成本较高。普惠金融业务客户群体所在区域，如农村地区，客户群体数量有限，财富有限，导致其总体营业额有限，即网点单产较低。而开设网点又往往面临巨大的固定资产投入、信息系统建设成本、人力资源成本等因素，经营成本较高。网点的成本收益往往不匹配，实现营收平衡难度大。

因此，商业银行要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就必须要克服客户信用风险大、网点经营成本高等难题。

四、 普惠金融经典模式国外案例分析

1. 孟加拉乡村银行。孟加拉乡村银行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学家・尤努斯博士的小额信贷试验，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孟加拉乡村银行。它是一种“非政府组织”从事小额信贷的模式。其贷款的资金来源包括：政府的低息贷款、国际机构贷款，接受国内外慈善机构和基金会捐赠等非政府组织捐赠的资金；其股东的形成较为特殊，需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存款账户的资金达到一定规模必须购买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股份，成为股东；其客户包括：低收入阶级，贫困阶层，银行帮助其从事非种植项目，大多为手工业和其他副业；发放贷款机制主要是：采取“小组―中心―银行工作人员”的机制，一个中心大概有40个左右会员，每5个人为一组，每组的成员互相评估，监督，并承担联保责任，在一人无法按时足额还贷的情况下，小组的其他成员要帮其还贷。银行工作人员通过中心负责人和小组组长可较好了解贷款人的资信情况，减少信息不对称情况；其贷款利率普遍较高，一般年化复利在10%左右，较高的利率一方面是由于小额信贷无抵押，风险较高，同时小额信贷交易成本高；风险控制和还贷方式：贷款期限一般为一年，每周偿付；此外为了提高资金安全性，还特别重视对农民的培训，提高农民的合作意识、理念和金融意识、管理知识等，从而有利于降低贷款风险，贷款偿还率达到98%。

2. 印度自助小组模式。印度的自助小组是一种小组――银行联结的模式。助小组是在小额信贷机构等中介组织下由10个～20个左右面对相似困难的妇女组成的。小组成员定期存储小额储蓄，以小组的名义在附近的商业银行或合作银行开储蓄账户作为小组基金。通过内部评估小组基金可以贷给有需要的组员，利率，贷款模式和还款期限由小组自行决定。在小组运营一段时间变得成熟后，各项检查符合银行的要求后，银行便可向自助小组发放贷款，贷款的偿还由小组共同承担。同时，银行也同样特别重视对农民的培训。

3. 印度尼西亚普惠金融模式。印度尼西亚普惠金融呈现出：政府政策大力支持、参与机构类型较多、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特点。

首先，印尼具有特色农村金融联结制度，使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密切合作助推普惠金融的发展。农村金融联结制度是指国内各正规金融机构、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非正规机构之间通过建立某种合作关系，在提升自身利益的同时实现农村金融服务边界的扩展。

其次，政府主导的农村小微信贷体系实现了成功的商业化运作。以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BRI）为主的政府主导小微信贷体系，其贷款对象包括：无地农户，佃农，家庭作坊加工者，养殖户还有小渔民等贫困线上的群体，其中主要为妇女。发放模式为：小组集体签名申请贷款。贷款的利率一般为一年，不超过18个月～24个月，利率一般在22.5%左右，贷款只能用于短期资金流动和购买固定资产，不能用于消费。还款灵活，还款可按月，按季度，半年或者一次性偿还。其成功之处在于：（1）小组合作的信贷体系；（2）对客户的专业培训；（3）利率期限结构为；较高利率与较短期限；（4）收取贷款保证金和按时还款的激励机制。

4. 巴西普惠银行。巴西银行制度是一种在缺乏银行分支机构的地区为客户提供基础金融服务的方式和手段，银行通过与站，药店，邮局，汽车经销商等商业实体签署协议，利用其商业网点提供部分基础金融服务，延伸和拓展金融服务。

巴西行的特点主要有：

第一，与实体商业网点合作弥补农村等欠发达偏远地区金融服务的空白；

第二，降低银行拓展金融服务的成本，初始投资和月运营成本大大降低；

第三，开展小额信贷，利用商业实体网点对贷款户更全面的了解适当发放贷款。

五、 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模式探析

1. 产品创新。在产品方面，商业银行应该建立符号普惠金融客户群体的产品体系。信贷产品的特点应该是：操作简便、费用低廉、数额小、期限短、担保或抵押灵活。存款产品的特点应该是：按档计息、活期定期灵活转换、方便快捷。无论是存款还是信贷产品，应该提供更多的附加值和便利性，以降低银行的经营成本和客户的手续费用。既能够降低银行的成本，又能够吸引到客户的小额资金。

2. 定价方法创新。在定价方面，如果定价过低，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不高，供给短缺；如果定价过高，客户又无力承担，需求不足。因此应该主动进行定价方法的创新，更加精准的预测客户的信用风险。常用的定价方法不适用于普惠金融的客户，难以根据其财务数据进行评级，基于大数据的动态信用评价技术将大大改善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定价能力。基于大数据的动态信用评价技术，突破了数据对方法的各种限制，模型能够对数据自训练、自学习、自适应、自完善，代替复杂的、耗时的人工经验总结过程，弥补了传统风险识别方法的不足，与传统模型相比，预测准确性提高很多。同时，该方法不仅从财务指标方面，还能够从客户社会关系、道德评价等方面的特征出发，预测客户违约风险，从而制定出更加合理的价格。

另外，无论是从产品的门槛出发，还是从合理定价出发，抵押或担保模式的创新都是关键因素。从国际和国内的实践来看，农户联保、小组联保、集体担保等措施都能很好地降低产品的门槛和提高客户信用水平。

3. 产品风险控制创新。风险管理始终是商业银行管理的核心，普惠金融的需求者普遍存在信用风险高等特点，因此普惠金融的产品创新还要遵循安全性原则，做到风险可控。

首先，防范风险传染。普惠金融客户往往缺少抵押物，金融机构就进行了相应的担保抵押方式的创新，但是在有些担保方式下，如果存在违约，很容易发生风险传染。比如，国内外常用的做法：小组联保、共同承担模式，一旦小组内产生违约，那么小组其他人就要负责还款，如果组内其他人已经存在还款压力的同时，容易使得违约风险在小组内扩散。

其次，使用资产证券化等手段，分散风险。除了在贷前控制风险，也可以在贷后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手段，将不流通的小额贷款等普惠金融资产打包转移为可流通的资本市场证券。资产证券化能够充分发挥资本市场配置风险的能力，将徽商银行的信用风险分散掉，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

4.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渠道创新。实体网点仍然是主要渠道。农村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商业银行农村金融业务的开展，必须使渠道触及到农村生活圈。同时信用建立也必须是面对面的。线下渠道包括物理网点和自助银行两大类。物理网点主要表现为分支行等形式，是帮助客户对银行建立“信得过”“靠得住”印象的基础。多种样式和种类的自助银行则可以简约有效地为客户提供特色服务。在网点布局方面，可以采取交通便利、生活与商业集中等地区。

互联网金融渠道的拓展势在必行。首先，由于线下渠道的投入成本较大，互联网渠道互联网金融相对传统金融具有业务成本低、业务多样性强、信息有效性好的优势，因此，互联网金融可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推手。其次，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无论是农村地区还是城镇地区，无论是个人生活金融服务还是企业经营所需金融服务都可以被互联网所覆盖。而互联网金融还能够更有效地进行数据收集与数据服务，为智慧金融提供基础平台。商业银行在开展互联网普惠金融业务，一方面是对现有业务的互联网化，比如手机银行业务的上线为客户提供了便捷的支付转账及交易服务，降低了客户的交易手续费，也节约了银行物理网点和人员的投入。另一方面设立专业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比如平安集团旗下设立了大型网络投融资平台“陆金所”，招商银行推出了“小企业E家”的互联网金融O2O投融资平台，国开金融旗下成立了P2P平台“开鑫贷”等等。2015年银监会批准了五家民营银行，其中网商银行和微众银行是纯粹的在线网络银行，不开设实体网点，仅提供在线的金融服务，且主要针对其在线平台的小微商户和个人。

5. 管理制度创新。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面临人才困境。当前，传统的金融业务对银行盈利的贡献和利润率仍然高于普惠金融业务，无论是从职业晋升还是薪酬福利方面，商业银行从业人员的职业偏好，仍然倾向于传统的金融部门。在劳动力市场上，均衡的结果是，传统业务占据优秀的劳动力资源，而普惠金融业务往往吸纳不到足够的优秀劳动力资源。因此，为了促进普惠金融业务的推进，必须进行管理制度的创新。首先，培养适合从事普惠金融业务的普通员工。普惠金融业务要深入基层，那么就可以从基层招聘更多的普通员工，进行系统的培训，并为之提供畅通的晋升通道。其次，建立灵活的雇佣制度。可以通过劳务派遣等方式，降低劳动力成本。

6. 重视对普惠客户的宣传教育。普惠金融的潜在客户，例如农村居民、小微企业，享受金融资源的途径往往是通过民间融资和家族借贷。导致其对信用的理解不同于现代金融体系的信用，同时对现代金融体系的服务也无所适从。因此，要重视对客户宣传教育，一方面提升其对现代信用概念的理解，尤其是要明确各方的法律责任，防止潜在纠纷的发生；另一方面改善客户对繁冗复杂的银行业务敬而远之的态度。

7. 开展合作普惠金融。我国农村近年涌现了许多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银行可以和这些组织合作，也可以与居民点、社区的现有功能网点（零售店等）开展合作，把他们培育成贷款零售商，借鉴供应链金融，发展农村信贷。

六、 总结

本文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商业银行看着普惠金融业务的必要性和困难，总结了国外经典的普惠金融模式，并对适合商业银行的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模式进行了探讨。在产品种类方面，要灵活多样；在定价方面，要进行方法创新，采用大数据的智能定价模型，精确预测违约风险；在风控方面，要防止风险传染，并采用资产证券化等手段分散风险；在渠道方面，要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体系；进行管理制度的创新；注重对普惠金融客户的宣传教育；开展合作金融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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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巴曙松，严敏，王月香.我国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27-37.

[4] 中国银监会合作部课题组.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借鉴[J].中国农村金融，2014，（2）：78-82.

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村镇金融服务关键技术及系统研发与示范”（项目号：2014BAL07B03）。

普惠金融论文篇9

中央一号文件所论述的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完善适合农业农村特点和市场需求的金融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不仅大中型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以及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服务“三农”的职责与定位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强化。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创新在顶层设计上得到了突破，提出了“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试点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及“探索开办涉农金融领域的贷款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等创新举措。

按照这种制度安排，未来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类型将越来越丰富，市场定位和分工将越来越差异化、精细化，金融创新将越来越活跃，适销对路的金融产品将会层出不穷。这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的要求，既一脉相承，又更加具体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为不同所有制形式、不同类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敞开了通向更为广阔农村市场的大门。

普惠金融论文篇10

【关键词】普惠金融；农村金融；金融创新

一、引言

普惠金融就是支持弱势的金融。在我国，受长期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村相比城市是弱势的，农业跟工业相比是弱势的，农民相比城里的多数人是弱势的。因此，农村是普惠金融的重点所在地。三农问题是普惠金融的重点，解决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的逆流问题，极有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将在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现状、效果和思路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下一步的发展思路，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现状，从经济协调发展的均衡性目标出发，提出完善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议。

二、当前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普惠金融就是支持弱势的金融。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效果显著，学者们也对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和制度创新情况进行了不断梳理和完善，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国际上对普惠型金融体系的定义是，能够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来提供金融服务的体系，尤其是要为那些金融体系现在还没有覆盖到的穷人，或者是社会低收入阶层提供服务。

不过，我国现在的农村金融体系离这种普惠型的金融体系还有很大的距离。目前，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主要是对农业龙头企业、粮棉收购企业以及一些资质比较好的私营企业提供资金，农村信用社主要是给有抵押、有担保的农户以及一些企业提供贷款。可以看出，缺乏抵押品、难以获得担保的大量小农户和小企业是得不到有效的金融服务的，这反映了我国农村普惠金融还存在很大的问题。

三、当前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农行在为农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农业发展银行功能单一，农村政策金融功能不健全，中长期政策性信贷投入严重不足，农村信用社发展不平衡，法人治理有效性不足、内部控制和风险防控能力薄弱等问题仍然突出，信用社脱农倾向明显，邮政储蓄功能单一，吸收的存款极少用于支持农村，保险公司缺乏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农业保险覆盖面低，贷款风险集中于金融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少，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性不足。

其次，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不适合农村。金融机构一般不愿涉足微型金融服务业。现有的各类小额信贷机构资金来源有限，可持续性差，大量缺乏抵押品又难以找到担保方的小型、微型企业和农户的资金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再次，涉农金融业务的引导与激励不足，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三农”金融服务风险大、成本高、收益低，客观上与金融的商业化运作存在一定的矛盾。如何发挥国家政策的激励和引导作用，综合运用财政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延伸和发展对农村的金融服务，还没有破题。

虽然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进行了很多的创新，但进展缓慢的。根源就是我们试图按照来发展城市金融的思路推进农村的金融改革。农业经营受自然和市场影响具有高风险性，使得农村金融机构的运作存在高风险性。因此，农村金融服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必须根据农业的特点和农民的需要，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

四、当前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思路分析

一是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切实按照中央提出的“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总体原则，全面深化内部各项改革，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把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产权明晰的社区性农村金融机构，维护和保持县（市）社法人地位的稳定，为了使邮政储蓄在农村地区吸收的资金更多地留在农村，必须扩大邮政储蓄银行涉农业务范围。

二是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切实加强监管的基础上，应允许新设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重点引导各类资本到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服务不足、金融竞争不充分的地区投资设立机构。

三是鼓励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目前，我国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业的主体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微型企业和农户数量巨大，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业前景看好，开放民营资本进入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业的途径，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

四是优化农村金融发展环境。要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促进农村资金融通。对涉农贷款比例较高的农村金融机构设定更为优惠的存款准备金政策，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贴息、财政补助等多种手段，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村，逐步建立市场主导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支农长效机制。

总之，发展普惠金融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一是落实设立普惠金融基金的设想。可将所有金融机构营业收入的1%抽出来放进设立的普惠金融基金，兼顾城市的弱势群体和小微企业。制定一套普惠基金管理办法来支持三农和城乡弱势群体对金融的需求。二是大力发展合作金融。合作金融是发展普惠金融的主要形态之一，也是构建社会企业型金融体系的要义。三是扶持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组织。合作金融和社会企业的另一种形式是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组织，这类组织也是普惠金融的践行者。如果把上述三种形态的金融组织做好了，中国的普惠金融就迈出了一大步。

参考文献：

[1]周小川.建立符合国情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J].中国金融，2011（13）

[2]郭田勇.金融宏观体系的探索与完善[J].中国金融，2008（13）

[3]吴培新.以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应对资产价格泡沫[J].国际金融研究，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