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权益经济法论文十篇

消费者权益经济法论文篇1

随着货币发展不断渗入，科学技术含量与物质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人们的消费观念已经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整个社会经济在经济自由、刺激经济内需、打造上帝等建立消费型社会时代观的熏陶下，各种各样的新型消费方式顺势而出，预付费消费更是一呼百应，迅速铺展而来。如今，在美容美发，洗车、健身、网络、医疗、各种球会、商会、电信等服务领域，预付费消费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消费模式，其在给消费者带来优惠与方便的同时，也为消费者带来了问题和困惑，预付费消费中存在的市场风险、道德风险与法律风险致使消费者权益的行使变得极为脆弱。

一、预付费消费的性质及消费者的法律地位

预付费消费也称提前消费，指消费者为了特定的商品或服务向经营者预先交付一定的费用，从经营者处获取会员卡(内部成员卡)，并依会员(内部成员)资格按次或按期享受商品或服务的一种新型消费方式。

预付费消费中消费者既可享用便利，省却每次交付现金的麻烦，又能得到价格上的优惠，而经营者可以一次性收取大额资金，能较快回笼经营成本并可长期拥有固定客户，这种共赢的特征正是其得到迅速发展的最大原因。通过现有的司法实务经验以及市场的具体情况来看，常见的预付费消费可分为三类：一为定点式消费，如美容美发店、洗车场所、网络会所、球会等;二为定时式消费，如上述案例中王先生的健身活动，健身休闲中心通常是在固定的时间段安排健身活动，以保障有效的成果;三为定额式消费，如各种商场或超市发放的购物卡，购物卡的面额价值即为消费者的消费限度。

预付费消费是众多的新型消费方式中的一种，具有不同于其他消费方式的特征：其一，从会员(或成员，以下统一为会员)资格的取得上看，消费者欲取得预付费消费中的权利须以会员资格的取得为标准，而会员资格是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直接产生的，不需要媒介机构如银行、证券机构等，会员资格的形成通常也需考虑消费者的民事行为能力，对于一些特殊的行业，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和发展需求，可基于消费者的民事行为能力考虑是否给予消费者会员资格，如网络会所对未成年儿童的合理限制;其二，从消费者权利实现的限度来看，预付费消费的消费者权利并不是一次全部获得，而具有部分期待权的性质;其三，预付费消费是一种双方法律行为，消费者与经营者只有在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时方可进入预付费消费的实质性阶段;其四，预付费消费具有单方风险性，经营者集中获取了权利而分散地承担义务，处于极为优势的地位，而消费者是以分散的方式获得权利，存在着很多不稳定的因素。[1]

预付费消费是在服务行业中产生的一种消费，消费者作为客户，为特定的服务目的而向经营者支付一定的金钱，购买经营者的商品、劳务，经营者则向消费者出售自己的商品项目，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已构成服务消费合同，在这层意义上，双方是一种相互平等地支付对价并相应获取权利的契约关系。另外，预付费消费是一种预付款合同，亦可称为非即时履行格式合同，由于此种消费的先交费后消费的特征，决定了经营者不可能一次性履行完其所有的义务，而是根据行业的具体情况按次或按期履行。严格意义上讲，预付费消费是一种单方非即时履行合同，消费者作为其中的一方提前履行其应承担的义务，在与经营者的对抗中处于明显不利，两者之间存在着地位的悬殊。同时，预付费消费亦是一种格式合同，其合同条款和内容通常表现和记载在会员卡中。会员卡是由经营者单方预先创设并重复使用的，是经营者为了吸引不特定多数的消费者，而以优惠条件发放会员卡的方式来与消费者达成协议，通常会做出一些利于己方而不利于对方的规定。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经营者会与消费者单独订立一个格式合同或载有格式条款的合同，而不是以会员卡的形式出现。此外，从经济学意义上讲，预付费消费是一种不完全合同，是在交易市场中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合同双方在将来各种状态下的权利义务不可能完全规定在双方协议中的合同。市场信息是瞬息万变的，尤其是在权利享受还未确定的期待交易中，消费者被先天性地套上弱势的标牌，故而，经营者往往凭借自身的优势凌驾于消费者之上，消费者信息的贫乏与权利意识的淡薄也使得消费者疲于自叹：一失足而成千古恨。

在预付费消费中，消费者的法律地位应该是清晰的，当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中的消费者，享受《消法》赋予的各种权利，承担其基本义务。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模式，消费者在其中的法律地位亦有特殊之处，基于以上对预付费消费性质的分析，首先，预付费消费中的消费者是服务消费合同中的买受人，消费者以金钱作价的方式(这也是消费者在服务消费合同中最为重要的义务)换取经营者相应的给付行为，通常情况下消费者的这种行为可视为债务人的行为，然而，消费者在预付费中却实施了先予行为，从而具有了债权人的某些权利和地位，即请求经营者提供特定的商品或服务的权利。其次，消费者是格式合同中的被提供方，提前交纳费用而分段地享受权利，承担着权利落空的风险，不但如此，作为格式合同的被提供方还被限制了作为一般消费者应有的基本权利，而不知不觉成为经营者通过格式合同制定霸王条款欺压的对象。[2]

二、消费者在预付费消费中的权利困境及其原因之探析

预付费消费兴起的同时也给消费者带来了困惑，消费者基于信赖利益而预先履行自己之义务，而这种信赖利益又完全被经营者所掌控，由此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单方风险。根据调查，经营者收取消费者价款后消失的案件发生率极高，此类案例对消费者的损失最大的也最难以维权。甘肃省消费者协会于2008年4月16日至5月7日期间，以问卷调查和网上调查结合的形式开展的预付费消费调查活动的结果显示：有75.3%的消费者使用过消费卡进行消费，但使用的满意率仅为15.4%，其中最不满意的集中在美容美发、电信业务、网络等行业领域。(注：参见甘肃315维权网(http：//gs315.org.cn/)。)笔者认为，消费者权利在预付费消费中遭受扼杀或限制的主要表现有：

其一，经营者利用拖与跑的方式损害消费者权益。在实践生活中经常看到有经营者在收取大量的会员费后就遁迹而无影无踪，笔者也曾遇到过这样的经历，笔者花了60元在一理发店办了一张会员卡，可享受十次的服务机会并可节省十多元钱和以后每次单付费用的时间与精力。笔者在享受服务之前就一次性将十次的服务费预先交给了理发店，因而也就产生了十次的服务期待权，然而就在笔者办理会员卡不到5个月时，该理发店消失一空，笔者自身的权益无处可保。经营者的消失让消费者的期待权落空，严重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理性地分析，经营者的跑有两种：一种是故意的跑，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另一种是被迫的跑，即无害人之心却实有害人之果。因而，笔者所经历的该理发店可能是为了非法获取消费者的钱财而成立的，也可能是在成立之后而专以会员卡的形式骗取消费者的钱财，还可能是由于某种客观的原因如经营不善、租期届满、拆迁等原因而造成的，但这在事实上都给消费者带来了损失。此外，经营者利用拖的方式，即在企业或某个经济体成立之前，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消费者，在消费者交了钱之后，却以各种理由搪塞而迟迟不开业，造成消费者权利的中空，在定时的预付费消费中，这段期限的权利是否可以顺延，很多经营者是持否定态度的，中空也就成了真空。经营者还有一种策略为虚假承诺，即承诺消费者在入会后能够享受多么盈实的服务、多么实惠的价格，待消费者入会之后，得到的却是经营者的擅自提价，致使消费者上当受骗，后悔莫及。[3]

其二，经营者使用四变的方式侵害消费者的利益。例如：2009年3月王先生在某健身中心办理了一张健身卡，后来王先生发现该中心器材差，服务态度恶劣，要求退费被拒绝，后来该中心以装饰为由将所有会员转让他人，而新老板不承认转让之前的会员资格。一变为经营者服务质量变差了，王先生参与健身休闲中心的活动的目的在于依靠中心的健身器材与工作人员的指导来强身健体，但中心的健身器材与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让王先生感觉被忽悠，第一次健身的效益值100元，第二次就值70元，第三次就只值40元了，服务质量的下降迫使王先生作出了退会的要求;二变为钱变没了，即经营者利用霸王条款拒绝退还消费者的余额，就等于直接把消费者的钱没收了，王先生在要求退会退款时，健身休闲中心却主张当初达成的格式合同中的规定会员一旦缴费，概不退还，对此王先生无可奈何，却只能空悲切，亦长恨三变为经营者主体变了，之前的会员资格也变没了。案例中健身休闲中心在变更经营主体后，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新经营主体却否认了之前所有的会员资格，因而王先生等人也失去了其应享受的权利，消费者权利凭空被剥夺更加凸显了其在市场交易中的劣势地位;四变为消费者的选择权变没了，《消法》第9条第1款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但实际情况是，经营者虽以优惠条件吸引消费者参与会员制度，然而又极大地限制优惠的范围与消费的时间段与服务类型。中国甘肃移动在2009年年未针对学生开展了一次预存60元送60元话费活动，但是参加这次活动的所有人都被要求开通某一特定的业务并扣取5元的该业务第一个月的费用，中国甘肃移动捆绑其业务并强制消费的行为严重地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侵害了消费者的财产权。

其三，经营者肆意泄露消费者的隐私。在预付费消费的领域中，有些行业如电信部门、球会、大商场均会要求登记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这些企业为了经营与审查身份的需要可以登记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但个人信息作为消费者最基本的隐私，经营者有义务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但近些年来，消费者个人信息外泄问题日趋严重，甚有愈演愈烈之趋势，经营者为了获取大量利益也肆无忌惮地利用或擅自使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的现象广为存在。为了打击这种行为，立法从刑法上对此进行了规制，在《刑法修正案七》中，电信、金融、国家机关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若出售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将受到刑事处罚(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而在刚通过不久并于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隐私已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事权益列入其中。[4]

其四，消费者维权难。无救济则无权利，在我国许多法律中都规定了救济的途径、方式与程序。但在预付费消费中，消费者如何维权于法无据。如经营者在骗取钱财后就蒸发了，侵权者跑了，未有明确的被告何以立案?又如前案例中的王先生，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自己是健身休闲中心的会员?法院会承认会员卡的证据效力吗?即使承认，仅仅依靠会员卡就能证明消费者的会员资格，就能证明消费者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吗?还有一个很客观的问题在于，面对如此庞大的消费者群，而我国司法资源却有限的情况下，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例全交由法院处理不仅消耗了司法的有限资源，而且增加了消费者解决权益纠纷案件的成本，而这又成为消费者是否选择诉讼救济的困扰。

消费者权利发展至今，有着与其他权利一样的发展历程，但更具艰辛与曲折。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法律本身的滞后性以及消费者对权利认识的不同程度等因素的存在，消费者权利发展本身就十分复杂，继而，在预付费消费这种新型消费模式中，更多复杂的新因素渗入到消费过程中，给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增添了几分新的挑战。

消费者权益经济法论文篇2

［摘 要］1994年1月1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作为以消费者为主体,以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基础性法律,该法的颁布实施,对于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经营者经营行为的规范以及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实施的10多年时间里,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也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社会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鉴于此,笔者希望从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性质入手,以消费者权利义务关系为视角,通过主体层面与内容层面,对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性质予以分析。

［关键词］消费者权利义务关系；消费者权益；社会本位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9-0152-01

1 消费者权利义务关系的外延界定

消费者权利义务关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消费者权利义务关系是指,所有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规定的、消费者与经营者以及其他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狭义上的消费者权利义务关系是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与经营者以及其他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经济关系纷繁复杂,各方利益主体相互博弈,从而决定了经济法的综合特征。这不仅体现在调整手段、法律责任以及法律本位上的多样性,同时也体现在调整对象的多元性。所以,作为经济基本法之一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调整对象也当然具有横向经济关系与纵向经济关系相结合的“纵横统一”的特点。主要包括几方面关系：

(1)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它通常是基于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买卖合同而产生的一种横向经济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以合同法的调整为基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二次”调整而形成的。

(2)国家与经营者的关系。这通常体现为有关国家机关与经营者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纵向的管理关系和监督关系。

(3)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主要是一种指导、服务关系。

(4)其他组织和个人对经营者的监督关系。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成为监督主体,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社会监督和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

2 消费者权利义务关系中的消费者权益

通过对消费者权利义务的界定,笔者认为,消费者权益是消费者有权向经营者、有关国家机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以及其他相关主体主张的权利的总和,它是消费者权利义务关系的表现。而这也决定了消费者权益也有其综合性和复杂性。所以,对消费者权益法律性质的分析可以从消费者权利义务关系的角度入手。

2.1 主体层面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其权益受本法保护。”在我国消费者是经营者的对称,而经营者就是向消费者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市场主体。其特征在于：

第一,消费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日本学者竹内昭夫特别强调消费者的自然人属性,即所谓消费者,就是为生活消费而购买、利用他人供给的物资和劳务的人,是供给者的对称。但笔者认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能在商品流通领域中进行消费。且法律也并未明确限定,所以消费者大致可以分为个体消费者与群体消费者。

第二,消费者是以生活需要为目的的市场参与者。笔者认为,生活需要是与经营需要相对应的,而经营需要主要包括生产需要和销售需要。两者通常以是否以赢利为目的为判断标准。从行为对象上看,消费者购买生活资料,经营者购买生产资料；从行为性质上看,消费者进行生活消费,经营者进行生产消费。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4条基于惠农政策做出了规定除外。

第三,消费者是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既包括购买商品,也包括使用商品；既包括本人使用,也包括他人使用。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不只是与经营者发生合同关系的消费者,也包括没有合同关系的有关消费者和受到经营者的商品侵害的其他人。

总之,所谓消费者是指非以赢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但是,经济生活的复杂性给消费者的界定带来困难,所以,笔者认为我们应当针对个案,依据立法目的、经济实力、业务性质、交易环境等因素予以综合考量。

2.2 内容层面

消费者权利是指消费者为了满足生活消费的需要,依法要求经营者和其他有关主体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消费者权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消费者权益是指,与消费者权利并列的,尚未被权利化,但是应当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障的利益。而广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不仅包括消费者权利,还包括狭义上的消费者权益。本文采用广义说。从广义上讲消费者权益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依法享有九项一般的消费者权利,即保障安全权、知悉真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获得赔偿权、依法结社权、知识获取权、维护尊严权、监督批评权。同时,其他相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规定特殊的消费者权利。

第二,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明文规定,但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仍应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障的利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一章所规定的立法宗旨与基本原则,狭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主要是由法官通过基本法律原则,根据社会发展的情况,针对具体的案例进行价值补充而实现的。

综上所述,消费者权益是以民事权利为基础,以维护市场秩序为目的,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为依托的经济社会权利。

参考文献:

［1］谢次昌.消费者保护法通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

［2］李昌麒,许明月.消费者保护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3］潘静成,刘文华.经济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杨紫烜,徐杰.经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消费者权益经济法论文篇3

关键词：经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弱势群体

一、消费者的界定及其权利内涵

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等法律的规定，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个人或家庭。在实践中，消费者的界定需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消费类型。经济学视野中的“消费”，有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之分。而《消法》中的消费一般只限于生活消费，即满足个人或家庭生活需要的消费。

2.消费主体。生活消费有个人（家庭）消费与单位消费（又称集团消费）之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只限于个人（家庭）消费。

3.消费客体。又称消费品，根据我国《消法》规定，是指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服务”是具有商品属性的服务，将其与“商品”并列是不妥当的，而应当将这里的“商品和服务”改称为“具有商品属性的产品和服务”。

4.消费动机。此即购买消费品时的个人生活消费动机的简称。如果认为消费动机是消费者的构成要件之一，“王海”就不属于消费者，否则就属于消费者。一般认为，消费动机不应成为消费者的构成要件。

作为法学命题，“消费者”应该具有与经济学中消费者不同的内涵，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消费者与法律的价值有关，在法学上，它应当作为有关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来定位。作为一个法学范畴，消费者就其本身来说不是权利，而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是与消费者利益相关的法律制度设计的基本出发点。其次，法学中的消费者虽以消费者的需求与偏好决定经营者的行为为基本内容，但在这里，消费者需求与偏好本身都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消费者需求与偏好是否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护，要结合政治、道德、伦理及一般正义的观念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再次，法律上的消费者不仅是一个与国家经济结构、经济制度相关，而且亦与国家政治制度相关的命题。最后，从法学角度来看，消费者是通过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而实现的，在消费者实现层面上是通过法律对消费者与经营者及国家的权力、义务、职责的规定以及这些规定的遵守、执行而达到的。

二、消费者保护与经济法价值之契合

消费者权益保护与经济法价值的契合突出表现在对弱者的保护方面。由于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消费者是经济活动中的弱势群体，法律应给予其特殊的保护，这是我国当前法学界乃至整个社会都给予较高关注的问题。消费者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其利益的实现机制完备与否成为考量各国市场经济发展进步程度的显著标准。消费者权益的实现与维护是基于社会整体利益价值的考虑，是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体现，将经济法之安全价值与自由价值完美统一到保护消费者权益机制的制度分析与设定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消费者权益的维护问题。另一方面，借消费者权益的维护彰显经济法价值这种应然性法理论作用于司法实践的巨大现实意义。

再言之，考量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食品安全问题，农民消费者问题以及消费者身份的解决机制时，我们会发现，传统单纯的政府管制未必会发挥良好的作用，只有真正做到在自由竞争中进行政府的市场规制与宏观调控才能在最终意义上实现消费者权益的合理保护，这本身的探讨就源于对经济法自由价值的理解。这也是实现从根本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终极解决途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本是经济法法律规范之一，自然体现了经济法基本价值取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学者与司法实践者在解决有关消费者问题时并没有从宏观上考虑到经济法的价值取向，而是拘泥于“法条主义”情结下苦思解决问题之良策。与此同时，对于法律价值取向的应然性法思考，不仅仅可以解决经济法的合理定位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将法律价值取向应用到具体部门法中，使得现存法律规范不明确的地方得以明确化，使得法官运用法律时更能体会到法律本应具有的应然性价值基准，也使我国今后构建经济法核心利益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经济法中的自由、正义、社会整体利益以及安全价值观全部体现在消费者权益维护之中，就是基于单纯的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点而展开市场经济整体利益关系的面。

三、现行经济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阙如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缺失。不少学者都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定位于民事特别法。[1]如果仅仅依照民法学理论来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经营者只承担民事的补偿性赔偿责任，那么这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可能变成《经营者损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即经营者承担了民事的补偿性赔偿即可获得欺诈自由，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将不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了。因此，仅以民法学理论为指导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很好地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实施中将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在实行该法规定的九种情形的欺诈行为时，行政管理机关将给予罚款。因此法学界也有学者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由民事规范和行政法规范构成。但调整行政管理机关与经营者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不是其中的主要矛盾，自然也不能决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本质属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虽然由行政管理机关惩罚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也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如果只是惩罚经营者的欺诈行为，那么完全可以直接沿用行政法上的相关规定，并根据具体情况作一些补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无立法之必要。现实中，我们也正是因为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定位于行政特别法，才使得在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0条时，将行政管理机关对经营者欺诈行为的罚款规定上缴国库。然而消费者需要的是使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所侵犯的利益能最大程度的回归，而行政管理机关却将惩罚经营者欺诈行为的罚款收缴国有而不是直接用于修复消费者的受损利益，这一做法无疑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行政管理机关介入的宗旨的违背，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受到行政法学理论影响的直接后果。因此，为了使消费者利益最大程度地得以回复，对于行政管理机关惩罚经营者欺诈行为罚款所得应当作为其以后为消费者维权的专项基金，如果可能的话就直接返还给受害消费者，或者用于支持消费者维权。

2.相关经济法对特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不足。以商品房消费者权益保护为例，《产品质量法》是我国规范产品质量最主要的法律规定。凡是违反了产品质量法要求，除法定免责的情况外，都应承担相应责任。其中，追究产品瑕疵担保责任，不以是否造成损害为前提，也不论是否存在过错。追究产品缺陷造成损害的法律后果，实行严格责任，适用于生产者，不论有无过错。但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据此，因商品房质量问题损害消费者权益,开发商不会依据《产品质量法》承担严格责任。

四、建立行之有效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经济法制度

1.完善市场竞争法律制度。从法律角度解决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应立足于对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进行保护，主要是为消费者创造和维护一个公平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因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嫌贫爱富”、“助强欺弱”、“大鱼吃小鱼”的机制，市场机制先天存在着社会不公，消费者势单力薄，与强势企业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是竞争中的弱者，其生存和发展往往受到市场行为的威胁，所以从法律上完善竞争，保护消费者势在必行。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之一，“保持竞争自由，乃是任何市场的基础。只要保持竞争自由不受任何压制，哪里的自由就行到法律保障，哪里的市场经济基础就能存在，也会受到社会上的极端重视”。[2]

2.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经济法属性。如何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经济法属性，笔者认为应该用立法确认消费者的“个人经济公益权”，[3]并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机制。消费者的个人经济公益权是消费者的核心权利，只有保障消费者的个人经济公益权，才能使消费者的利益从整体到个体两个层面实现双赢，这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特有的立法目的。但在现今的消费者权利体系中，能够体现这一立法目的的权利却尚未明确，因此作为唯一能够体现这一独特意图的权利，个人经济公益权无疑应成为消费者的核心权利，正如民法中的核心权利是所有权那样，所有权可以体现民法的特有立法意图―保护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权利。因此个人经济公益权将为整体的消费者权利保护法律体系（实体法与程序法）提供一个重要的连接点，对整个法律逻辑结构的完整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消费者的个人经济公益权无疑是消费者的核心权利。

3.加强政府监管。在现有法律制度的框架下，消费者权益的维护是基于其自由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的实现，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基本权利，设置经营者应具有的义务，依靠《反垄断法》来维持自由竞争状态，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维持公平交易的市场环境。所以，消费者权益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法律制度的完备与执法有利的社会现实。然而，在法律之外，执行着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职能的机关就是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在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调控经济与规制市场竞争秩序，使市场经济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市场秩序的维护中弥补司法资源匮乏以及原有民商法制度中这种侵权行为“一对一”诉求的社会现状。当一个社会没有很好地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之际，再加之诉讼成本的高昂以及实现诉求的可能性机律较小，诉讼成本与所受损害严重失调等社会现实摆在人们面前时，利用行政机关规制市场可以解决以上问题。

作者单位：上海电视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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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消费者 自然人 单位 患者

「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这是《消法》对消费者概念的界定。但该规定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引发了不少争议。笔者期望就一些讨论比较多的，有代表性的问题谈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这就是本文的内容。

一、消费者是仅限于自然人吗？

在消费者是自然人还是单位的问题上，理论界与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存在重大的差异。理论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只有少数学者，赞同单位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然而，我国各地的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却几乎一致地认为单位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例如，《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1994年12 月9日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其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保护。” 《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消费者，只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5年8月1日施行；1997年6月20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本办法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 《黑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5年12月15日颁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 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4年9月28日颁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消费者是指有偿获得商品和接受服务直接用于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单位和个人。”《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5年7月5日公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6年12月26日公布施行）第2条第1 款规定，“本办法所称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7年12月12日公 布施行）第2条前段规定，“本办法所称消费者，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

事实上，在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时候，关于单位消费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问题就存在争议。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单位也要消费，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也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以便得到更充分的保护。另一种观点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适用于公民而不适用单位，单位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可以适用合同法。

我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指的“消费者”原则上应仅限于自然人，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应当受合同法调整，而不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应专指自然人，这是因为：

1、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产生和立法宗旨来看，其是为了保护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弱者而产生的。将消费者的范围局限于个体社会成员是基于对个体社会成员弱者地位的认识。 《消法》之所以要对消费者给予特殊保护，主要就是因为消费者是弱者。正是因为消费者是个人而不是单位，在交易中往往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表现在：a.结构弱，即消费者是分散的个人，往往势单力薄；b. 实力弱，即消费者个人的经济实力是无法与企业法人的经济实力相匹敌的；c.手段弱，即缺乏保护自己的手段、识别商品的知识和手段等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在交易中不具有对等的实力，实质上成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而对消费者的损害，不仅损害大众的利益，而且也会危害社会经济秩序，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各国立法都强化对消费者个人的保护。而单位并不是消费关系中的弱者，当单位与个体经营者或实力更弱的单位发生经济关系时，其甚至处于强者的地位。因此，对单位给予特殊保护就失去理论依据。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为了平衡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有必要对作为消费者的个人进行特别保护，但没有必要对单位进行特别保护 .如果与经营者之间出现了纠纷，双方均可以通过合同主张权利，并应当受《合同法》 的保护。假如对单位的订约行为要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特别保护，或者说因为单位是商品的买受人，就应当对其进行特别保护，那么，对作为商品出卖人或服务的提供者的经营者来说是不公平的，没有充分体现法律的平等保护的原则，也是与民法的基本原则相背的。

2、从历史上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定的消费者权益，都是与个人享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而主要不是赋予单位所享有的权利。“消费者权利”的明确提出，是在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国情咨文中，即安全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safety）、知情权利（the right to　be informed）、选择的权利（the right to choose）、意见被尊重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heard），以及后来由尼克松总统补充的“方便救济的权利”。它们被公认为是消费 者的五项基本权利。1985年4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保护消费者准则》，国际消费者联盟提出了消费者的八项权利：（1）得到必需的物质和服务借以生存的权利；（2）享有公平的价格待遇和选择的权利；（3）安全保障权；（4）获得足够资料的权利；（5）寻求咨询的权利；（6）获得公平赔偿和法律帮助的权利；（7）获得消费者教育的权利；（8）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这些权利常常被称为“消费者的人权”，表明这些权利与个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团体所享有的权利。《消法》在该法第二章对消费者权利进行了专门规定，其中包括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悉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结社权、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之时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及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由此可见，其中许多权利都是 赋予个人所享有的权利，而不涉及单位。

总之，单位作为商品的买受人，服务合同的订立者，与经营者相比，根本不是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它和经营者之间在谈判的地位、所掌握的交易的信息等各方面都是等同的，没有必要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其进行特别的保护。同时这也是消费者运动发展的一贯做法。

消费者权益经济法论文篇5

刑事法治模式之下，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和自身完善的动力源于社会中理性的需求，法律制定者对于现代社会呈现出巨大的规范需求只能选择理性的制度供给［2］(P82)，只有对那些具有严重法益侵害性的行为才能给予刑事制裁，这是现代国家构建刑事法治的共同选择。立法者在将消费者权益实定化为犯罪所侵犯的、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时，需考察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并对刑法所应保护的消费者权益作出适当的选择，理性地把握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的入罪门槛和罪刑结构。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通过刑事制裁对消费者进行保护应限于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消费者权益限于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和“人身安全权”。比较“公平交易权”与“人身安全权”而言，前者侧重于消费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和交易安全，属于消费者的经济性利益;而后者侧重于消费者个体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属于消费者的人身性利益。就侵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的犯罪行为来看，其手段或者说具体行为表现为经营者的欺诈或胁迫，而侵害消费者“人身安全权”的行为形式则表现为造成人身伤亡。而在本质上，即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方面来看，刑法所保护的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与“人身安全权”都属于人的生活性利益，而前者属于财产法益，后者则属于生命、健康法益。

通常而言，评价不同的利益对主体的重要程度时会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越是低级别的需要，对个体的生存越重要，剥夺后个体的反应就越强烈，所引起的后果就越严重;从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对个体满足的重要程度之不同来看，我们可以得知个人的利益层次结构，即生命权是最重要的，身体完整与健康权次之，人身自由权再次之、最后则是财产权［3］(P169－171)。就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与“人身安全权”而言，人身性利益要比经济性利益处于更高的价值位阶，侵害消费者生命、身体的犯罪行为被视为更为严重的罪行，刑法对于人身法益的保护也更加侧重，在犯罪圈的划分、构成要件的设计、刑罚结构的配置等方面都应存在着差别。将侵害消费者的犯罪划分为两种不同的违法现象，包括与人身伤害无关的违法现象和造成人身伤害违法现象，并分别施以不同程度的刑事惩罚，采取有区别的治理措施和预防机制，这对运用合理的刑事法手段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是具备科学性的［4］(P33－39)。

二、消费者保护之基本模式———经济刑法模式

(一)消费者权益侵犯与经济犯罪

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犯罪，是发生在消费经济活动中的犯罪行为，其是生产经营者在一定经济利益驱动下所实施的，生产经营者对于消费者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源于其追求非法经济利益的直接目的，经济利益的侵害性是此类犯罪的基本特征，这也确立了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犯罪具有经济犯罪的基本属性①。经济犯罪是对个人经济生活以及超个人的整体经济秩序的侵害，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犯罪属于一种经济犯罪类型，但又与其他经济犯罪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即表现为此类犯罪在侵害消费者经济性利益的同时，也可能发生对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利益造成严重侵害或者是产生重大危险的情形，典型的就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等致人死伤”的情况，这便是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犯罪与其他经济犯罪的法益侵害性最为本质的区别。

(二)“经济刑法”模式的初步展开

在我国，传统的经济刑法观念是追求一种刑法机制对与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强调刑法对经济活动的保障和促进作用［5］，经济刑法乃是对经济生活整体性利益的保护。在今日的刑法观念上，经济犯罪并非仅仅危害整体的经济运行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已，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些犯罪直接带来了个人人身与财产利益的损害以及潜在的风险，或者说是在扰乱经济秩序的同时也直接侵害了个人的利益。在刑法介入经济活动、保护经济秩序和个人利益的过程中，经济刑法表达了一种轻缓化的、严而不厉的刑法观念，其关注于经济犯罪非暴力性、出罪化、轻刑化、死刑的废除、非监禁刑的适用、罚金刑的配置等问题的对策性研究［6］(P3－36)，使得经济刑法围绕着经济犯罪问题而构筑起了一种哲学层面的法律观念，指引着刑事司法实践和立法的完善。我国刑法典的体系设计并没有区别侵犯消费者权益犯罪的法益层次和价值位阶，而是将侵犯消费者权益犯罪完全地至于经济刑法的范畴之中，经济刑法模式便成为我国消费者保护的基本模式。作为我国消费者刑法保护的基本模式，经济刑法的观念和机能覆盖了所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犯罪类型，无论是侵犯经济性利益(财产法益)还是侵犯人身性利益(生命、健康法益)的犯罪行为，在我国都是不加区分的至于经济刑法模式之下，没有区别经营者的犯罪行为属于经济欺诈还是生命、健康侵害，而是将犯罪集中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一系列罪行之中。比较而言，日本的刑事立法对于消费者的保护是在“经济刑法”和“普通刑法”两种相互独立的模式之下展开的。日本的刑事立法采二元的立法模式，其经济刑法被限定于各个商事法、经济法、行政法中的附属刑法规范，经济刑法模式下的消费者保护问题只是针对消费者的经济性利益而言，属于欺诈性犯罪行为，涉及的罪名是诈骗罪;而对于消费者人身性利益，即生命、健康权利遭受的损害时，日本刑法则是通过其普通刑法来加以规范的，涉及的罪名则是业务过失致人死伤罪［7］。日本刑法在消费者保护中的刑法模式可针对法益侵害的不同来设计轻重有别的刑罚结构，在刑法的理论逻辑更为清晰，也容易为司法实践所接受。

(三)“经济刑法”模式之于我国消费者保护的理论局限性

目前，中国市场自身的运行机制仍需在社会转型中不断摸索、磨合，到处可能存在无序行为带来的未知的风险，我国现今的经济犯罪更接近于富有冒险精神的淘金者们无所顾忌的蛮干和［8］(P5－8)，这种“蛮干和”直接表现为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不计后果和不择手段，其不仅引发了经济性风险，也为市场行为中的弱势者带来了人身利益方面的严重损害和潜在的风险。对于我国经济犯罪中存在的这种客观现实，我国的立法者在刑事立法的体系选择和结构设计上却是缺乏全面、周详的考虑，只是将这种经济活动的犯罪行为单一的至于经济刑法模式之下，由此暴露了经济刑法模式的局限性并引发了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困惑。置于经济刑法模式之下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罪行结构设计，表现出与经济刑法观念不相协调的重刑化、危险犯的设置以及死刑的存在和适用等问题，甚至该类型中的涉及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犯罪的法定刑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法定刑极为的接近。对于呼吁尽快实现我国经济犯罪轻刑化，以及取消中国刑法中经济犯罪罪名死刑适用的人们来说［9］(P295－296)，可能最为困惑的问题，或者说理论上难以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将这些严重危害到人身安全的犯罪行为在我国的经济刑法理论中找寻合适的理论地位，使得我国的经济刑法的理论能够自圆其说且不至于为我国实现刑事法治的进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总体看来，以刑法典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我国经济刑法体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刑法理论是能够应对我国目前经济犯罪的，或许只有对待严重消费者侵犯消费者人身性法益的罪行时，我国的经济刑法理论与普通刑法之间形成了一种混合的效果，但是由于是刑事立法体系的局限，我们难以将严重消费者侵犯消费者人身权益至于普通刑法模式之下，似乎寻求另一种跳出“经济刑法”与“普通刑法”模式之外的新的刑法模式，或者说是寻找一种能够协调理论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经济刑法模式的新模式，是现阶段应对经济刑法理论局限性的合理回答。

三、消费者保护之修正模式———民生刑法模式

(一)民生与消费者权益的内在联系

民生，即人民的生计，是人民日常生活形态的纯朴表达，语境中充分彰显了人本思想和人文主义关怀。现在社会是消费社会，人人都必然成为消费者，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商品消费活动，任何人都无法逃离这个充斥着消费符号的生活。日常生活的消费活动已经成人民生计的基本环节，“民生”之“民”已经逃脱不了成为“消费者”的命运，消费活动已经成为“民生”之“生”得应然组成部分，并且是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假冒伪劣商品及其安全隐患的问题虽源于市场经济自身，但其本质上与人们的基本生活密切相关，都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正是基于民生危机的考量，立法者才认识到了市场自身在解决这些危及人们基本生活的局限性，消费者保护法律部门才最终登上了历史的舞台［10］。保护消费者、维护消费者权益，就是对“民生”关怀的最好诠释。

(二)民生刑法的基本内涵

在刑法领域，民生刑法概念的诞生反映了刑法正在由单一的国家机器的工具刑法向双向的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并重的功能刑法的角色转变。刑法这个原先只不加区分地注重以刑为主的惩罚法，正在日益变成一个以保障民生利益为主的保障法［11］。民生刑法模式是以民生为考量的核心标准来展开，并在此基础上践行刑法保护和保障双重机能的刑法模式，其是一种以民生为基本要素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理念。具体而言，民生刑法模式一方面要通过合理的保护犯罪人的民生利益以达到刑法人权保障之机能;在另一方面，民生刑法则通过打击严重侵犯民生的犯罪来实现刑法的法益保护之机能。民生刑法涉及到与基础民生密切相关的公共领域，劳动就业、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生产安全、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领域都是民生刑法重点保护的对象。《刑法修正案(八)》是民生刑法观指导刑事立法的重要代表，其中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提高了“强迫劳动罪”中法定最高刑，将强迫劳动中招募、运送以及协助行为独立入罪，这些对劳动报酬及劳动条件的保障是我国刑法对弱势劳动者的民生利益给予的特殊保护;修改了“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构成要件和刑罚结构，进一步严密了法网;降低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罪”定罪门槛，并提高了相应的法定刑;对”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的构成要件做出了重大修改，加大了对侵害环境资源的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

(三)“民生刑法”模式之于我国消费者保护的理论意义

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犯罪，是经营者在一定经济利益驱使之下实施犯罪行为，同时也可能在一种间接的、放任的目的之下对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所产生的极为严重的犯罪结果。基于对侵犯消费者权益犯罪的法益分层性研究，我们认为，这种在放任目的下对消费者人身性利益造成的侵害，其严重程度已经完全超越了同一犯罪行为中对消费者经济性利益的侵害，使得受害人和整个社会将主要的目光集中于这些侵害消费者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并将此犯罪行为视为对民生的严重侵害。目前，我国重大的消费者问题乃是源于不合格的食品、药品所造成的严重的人身性伤害，而多数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侵犯消费者权益犯罪主要表现经济性消费欺诈②，这与我国侵害消费者权益犯罪的严重民生侵害性有着明显的差异。我国的民生刑法模式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严重侵害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重刑倾向，这也就决定了我国刑法在涉及消费者犯罪中的入罪门槛的设定、最高刑的设置等方面都要重于其他经济犯罪。从法益的分层来看，民生刑法模式特别关注只是是那些集中于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直接侵害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的犯罪行为，该模式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经济刑法模式在应对侵害消费者生命、健康利益犯罪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理论局限性。在应对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犯罪时，民生刑法模式是对经济刑法模式的补充和修正，并可以较好地诠释在为何会出现针对食品、药品犯罪的重刑结构，甚至为针对制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供理论支撑。当然，轻刑化和废止死刑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和历史趋势，从经济犯罪开始来实现轻刑化和废止死刑的进程更是各国不约而同的选择。或许只有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特殊考虑，且只有针对那些严重危害民生利益的犯罪行为，我们才能为放缓轻刑化的步伐或是暂时保留死刑寻找一个似乎相对合理的借口。

结语

消费者权益经济法论文篇6

科学消费的根本要求就是要提高每个消费者的资金使用效益，从而最大限度地改善消费者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同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的整体利益。

一、消费者要牢固树立科学消费的新观念

消费者是消费活动的主体。观念又是行为的先导。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学消费观念，培养自觉运用科学消费理念指导消费行为的理性的消费者。

科学技术越是发达，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越是进步，商品和服务的种类就越是丰富，消费者所需要的知识也就越专门化、复杂化。因此，消费者要加强学习，以增强识别商品价值和使用商品所需的技能。

二、商家要弘扬尊重科学消费的商业伦理

科学消费不仅意味着消费者的权利和利益，也意味着商家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消费者权利的扩张，也意味着商家社会责任的扩张。要全面推进科学消费活动，必须进一步强化商家对消费者所负的社会责任，既包括商法意义上的社会责任，也包括商业伦理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商法为商家设定的社会责任（包括《消法》第16条至第25条规定的10项法定义务，以及《合同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设定的义务）是有限的，而商业伦理为商家设定的社会责任则是无限的。

（一）强化商家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现代公司法中的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赚钱作为自己的惟一存在目的，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消费者利益、职工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既包括自然人的人权尤其是社会权，也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权利和利益。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在于公司的经济力量及其推动社会权实现的社会义务。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人权中的社会权，尤其是消费者权利紧密相连。

聪明的商家不仅应当成为守法经营的模范，而且应当成为诚实敦厚的儒商。缺乏商业道德、不诚实守信的商家，即使算得上合法商家，也必将为消费者所唾弃。商家要击败自己的竞争对手，必须善待自己的消费者，尊重消费者的一系列权利（如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切实增强消费者对开发商及其开发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信心和信任，乃至于对整个商品或者服务市场的信心和信任。商家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既是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也是商家占领市场份额、赚取利润的远期经营方略之一。

（二）商家的信息瑕疵担保义务。商家的口头承诺与媒体广告承诺是否构成合同的一部分，是否对商家具有约束力？回答是肯定的。上述承诺不管是采取口头形式，还是采取书面形式；也不管是采取广告形式，还是其他信息披露方式，只要对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功能、价格等信息作了明确、肯定的陈述，而且送达了潜在的消费者，则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兑现这些承诺。此即商家的信息瑕疵担保义务。也就是说，商家有义务向消费者担保商家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大家都说消费者是上帝。其实，上帝很难当。难就难在，一是商品或服务可能有假；二是商家披露的信息有假，消费者知情权难以兑现。从进一步完善立法、规范商家广告行为的角度而言，商家向消费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应当严格遵守以下标准：

（1）全面性标准。商家应当将与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服务，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关的信息完全记载于公开文件，并公之于众。

（2）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标准。该标准指，商家所披露的信息必须是真实、准确的，不得存有虚假、遗漏、欺诈或误导的内容。如果商家披露的信息不真实，则其披露的信息越多，对广大消费者的危害越深。为了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标准得到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应进一步规定商家和广告商披露虚假信息的法律责任（含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3）信息披露的易解性标准。该标准指，披露的信息应当使一般消费者能够较为容易地理解和利用，从而合理地判断某一商品或者服务的消费价值。根据这一标准，公开的资料和文件应当内容完整而又明晰，语言尽量平实、易懂，避免使用过于冗长、专业化、复杂化的用语。

为了充分体现诚实信用、保护弱者和科学消费的精神，切实强化商家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从制度上和舆论上转变传统而狭隘的广告策略意识，强化商家的信息瑕疵担保责任，已是当务之急。

三、政府职能部门在推动科学消费方面肩负神圣的干预职责

围绕科学消费的主题，政府职能部门要大胆地通过干预，努力为消费者营造科学消费的社会环境。

（一）保护型干预。所谓保护型干预，就是要保护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公正交易秩序，以及经营者之间的公平竞争秩序。与商家相比，多数消费者在经济实力上或者在信息获取上处于劣势地位。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的主旋律。信息不对称意味着，消费者永远处于弱势地位。

要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公开、公平，经济行政机关必须发挥应有的保护性职能。

消费者权益经济法论文篇7

经济法的有效实施可保证市场经济运作安全而稳定，在经济法强而有力的保护下，消费者的权益能得到真正保障。本文主要深入探究新时期下消费者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作用。

关键词:

消费者;权益;经济法;保护功能

一、引言

经济法能对消费者权益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首先，经济法明确规定消费者拥有主体权利;其次，经济法的切实执行也使消费者权益保护得以落实，真正保障消费者权益。因此，消费者权益具有经济法保护功能。

二、消费者权益的经济法保护现状

(一)法律法规不完善

近年电子商务飞速发展，导致消费者权益被侵害情况越来越严重，消费者的投诉也越来越多，行政机关部门、法院部门需要处理的消费纠纷也不断增加。纵观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目前只正式出台了一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但相关内容略显抽象零散，实用性较低，无法在真正意义上给予消费者有力的权益保障。

(二)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

事实上，在我国长期的经济贸易商品市场交易中，消费者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在现今多元化商品经济背景下，消费者仍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因素:

1．消费者对商品信息了解不全面

绝大部分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都没有对商品进行深入详细的特点分析才决定是否入手，反而是在推销员的强势宣传和优惠促销下盲目选购，对商品缺点没有全面认识。消费者在这种商品信息不清楚的情况下进行消费必然会引起后续的产品退换投诉，这也是商品售卖经营方式对消费者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

2．政府部门质量监管不力

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执行法律去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但我国经济法的执法部门却存在执法不严的情况，比如执法部门对商品质量监管不力、对商品违法生产打击不够等。政府部门对商品质量缺乏规范化管理，必然导致商品质量较差的商品流入市场，一旦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定会对消费者权益带来一定损害。

(三)消费纠纷处理成效低

近年来，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屡见不鲜，这表明消费者的自我维权意识较为薄弱。受教育文化程度、事物认知水平、法律意识和经济条件的影响，消费者普遍欠缺维权意识，一旦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更是很少采取法律措施进行维权。若消费者在精神方面、时间方面、成本方面受到严重侵害时，就更需要法律的维权保障。但我国目前还欠缺有效的消费纠纷解决措施，且惩罚性赔偿制度尚未完善，使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三、发挥消费者权益的经济法保护功能

(一)完善商品市场规制法

首先，完善商品竞争法规目标。就商品质量立法部门而言，应充分重视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逐步完善商品质量相关法规的范围、目的、内容等，适当修改、添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条约，细化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工作。其次，构建惩罚性赔偿机制。要全面提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效性，必须要充分体现出法律发挥的公正公平特征，真正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消费者权益保障作用，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就需要加以明确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性质和内容，扩大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范围，提高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赔偿标准。

(二)加大商品监管力度

加大商品监管力度，严格监控属于商品监管范围的所有商家行为活动，是有效保障消费者权益的重要途径。比如，对于食品类的监管，首先要保证食品质量处于保质期内，进货渠道符合国家质量安全要求。同时，对整个商品市场的价格调整进行监督控制，禁止商家的恶性竞争，控制好影响商品市场运作的各项因素，保证商品市场的稳定运行，为消费者合法权益提供坚实保障。

(三)扩大司法救济途径

一旦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必须为消费者提供坚实的诉讼支持，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例如可构建消费者诉讼支援制度，为消费者提供证据支持，并在获得法官准许的前提下，允许消费者通过司法途径对自己的消费举证正确性加以证明，切实维护消费者的自身权益。此外，扩大司法救济途径，例如政府可以推行实施消费公益诉讼制度，使公众利益得到有效保障，以此来帮助一些需要维权但没有能力的消费者进行诉讼，缓解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

(四)健全商品市场经济体制

许多商家在进行商品竞争时都以降价吸引客户为主要形式，商品降价必然要通过节约商品成本来保障商家利益，这样的市场经营模式必然会影响整个商品市场的运行秩序，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者权益必然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政府部门必须加强对商品质量的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健全商品市场经济体制，防止商品恶性竞争，禁止劣势商品进入市场，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真正推动商品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总之，基于经济法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还有待改进，为有效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我们必须积极构建完善的经济法律体系，逐步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范商品市场经营行为，保证我国社会经济商品市场能和谐、稳定、安全地运行。

作者：任小青 单位：河套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凤娇．浅议网购中消费者权益的经济法保护［J］．法制与经济(下)，2014(09):93－94．

消费者权益经济法论文篇8

「关键词 消费者 自然人 单位 患者

「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这是《消法》对消费者概念的界定。但该规定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引发了不少争议。笔者期望就一些讨论比较多的，有代表性的问题谈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这就是本文的内容。

一、消费者是仅限于自然人吗？

在消费者是自然人还是单位的问题上，理论界与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存在重大的差异。理论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只有少数学者，赞同单位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然而，我国各地的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却几乎一致地认为单位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例如，《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1994年12 月9日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其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保护。” 《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消费者，只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5年8月1日施行；1997年6月20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本办法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 《黑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5年12月15日颁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 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4年9月28日颁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消费者是指有偿获得商品和接受服务直接用于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单位和个人。”《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5年7月5日公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6年12月26日公布施行）第2条第1 款规定，“本办法所称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7年12月12日公 布施行）第2条前段规定，“本办法所称消费者，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

事实上，在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时候，关于单位消费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问题就存在争议。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单位也要消费，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也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以便得到更充分的保护。另一种观点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适用于公民而不适用单位，单位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可以适用合同法。

我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指的“消费者”原则上应仅限于自然人，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应当受合同法调整，而不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应专指自然人，这是因为：

1、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产生和立法宗旨来看，其是为了保护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弱者而产生的。将消费者的范围局限于个体社会成员是基于对个体社会成员弱者地位的认识。 《消法》之所以要对消费者给予特殊保护，主要就是因为消费者是弱者。正是因为消费者是个人而不是单位，在交易中往往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表现在：a.结构弱，即消费者是分散的个人，往往势单力薄；b. 实力弱，即消费者个人的经济实力是无法与企业法人的经济实力相匹敌的；c.手段弱，即缺乏保护自己的手段、识别商品的知识和手段等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在交易中不具有对等的实力，实质上成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而对消费者的损害，不仅损害大众的利益，而且也会危害社会经济秩序，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各国立法都强化对消费者个人的保护。而单位并不是消费关系中的弱者，当单位与个体经营者或实力更弱的单位发生经济关系时，其甚至处于强者的地位。因此，对单位给予特殊保护就失去理论依据。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为了平衡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有必要对作为消费者的个人进行特别保护，但没有必要对单位进行特别保护 .如果与经营者之间出现了纠纷，双方均可以通过合同主张权利，并应当受《合同法》 的保护。假如对单位的订约行为要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特别保护，或者说因为单位是商品的买受人，就应当对其进行特别保护，那么，对作为商品出卖人或服务的提供者的经营者来说是不公平的，没有充分体现法律的平等保护的原则，也是与民法的基本原则相背的。

2、从历史上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定的消费者权益，都是与个人享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而主要不是赋予单位所享有的权利。“消费者权利”的明确提出，是在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国情咨文中，即安全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safety）、知情权利（the right to　be informed）、选择的权利（the right to choose）、意见被尊重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heard），以及后来由尼克松总统补充的“方便救济的权利”。它们被公认为是消费 者的五项基本权利。1985年4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保护消费者准则》，国际消费者联盟提出了消费者的八项权利：（1）得到必需的物质和服务借以生存的权利；（2）享有公平的价格待遇和选择的权利；（3）安全保障权；（4）获得足够资料的权利；（5）寻求咨询的权利；（6）获得公平赔偿和法律帮助的权利；（7）获得消费者教育的权利；（8）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这些权利常常被称为“消费者的人权”，表明这些权利与个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团体所享有的权利。《消法》在该法第二章对消费者权利进行了专门规定，其中包括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悉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结社权、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之时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及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由此可见，其中许多权利都是 赋予个人所享有的权利，而不涉及单位。

总之，单位作为商品的买受人，服务合同的订立者，与经营者相比，根本不是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它和经营者之间在谈判的地位、所掌握的交易的信息等各方面都是等同的，没有必要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其进行特别的保护。同时这也是消费者运动发展的一贯做法。

二、患者是消费者吗？

从实践来看，医疗服务纠纷是患者投诉较多的一类服务，对医疗纠纷的投诉，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是否有权受理，以及对医疗纠纷是否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也即患者是否是消费者，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界争议较大。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 1.否定说。医院、医疗卫生管理部门中几乎全部赞同该说。该说认为，医院与患者的关系不能等同于提供服务的经营者与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患者不是消费者，理由有：由于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决定了医院不能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经营者。医院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等项服务从来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社会效益第一。因此，医院不同于“经营者”。患者不是“消费者”，因为医院的医疗收费仍然坚持执行政府的指令性价格，不能采取市场调节的随行就市。这种指令性价格总是低于实际成本，这就是说，患者的生命、患者的健康的价值与诊疗服务价格不统一。患者以严重违背价值规律的价格所交的费用，与其得到的诊疗服务不属于等价交换；尤其是如果医院把患者当作消费者，付多少钱，给予等价的服务，实际就降低了医生的职业责任和职业义务，患者的利益会受到损害。所以，患者不是一般的消费者。 2.肯定说。该说认为，看病、治病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活动，医生、 医院为人们提供的服务就是《消法》中的服务，其出售的药品也属于《消法》中的商品 ，况且医院提供的服务与出售的药品都是有偿的。因此，认为医疗纠纷不适用《消法》 的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3.折衷说。该说认为，从总体上说医患关系应适用《消法》的规定，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当前并未把所有的医院推向市场，根据国家有关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我国将实行营利和非营利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实行不同的财政、税收和价格政策。例如，后者提供的医疗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而不是市场调节价。由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具有经营者的身份，因此不能适用《消法》，而只能适用其他专项法规或有关立法的规定。患者符合消费者的特点。在医疗关系中，患者都是接受医疗服务的个人。他或她为医院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定的对价，尽管这种对价不一定符合市场价格，但和一般支付对价而获得服务的消费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尽管医院的医疗收费仍然坚持执行政府的指令性价格，不能采取市场调节，随行就市。但不可否认医疗关系具有有偿性 ，患者接受医疗服务不像一般服务那样获得一种身心的愉悦，但也是为了恢复身心健康，满足个人的需要。更何况，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赋予的消费者所享有的权益，包括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悉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结社权、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之时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及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大多可以为患者所享有。所以，患者符合消费者的特点。 尤其是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在整个医疗活动中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由于医疗服务的技术含量高，信息不对称，使得患者一般处于缺少充分选择权的被动地位，其弱者身份更加突出，因此也需要对其进行特别保护。

我认为，患者符合消费者的特点。从法律上来看，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意味着给患者以消费者的法律身份和保护，意味着当我们走入医院时，不再是低人一等、低声下气的“求医”，而成为平平等等的请医、买医。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于医患纠纷的解决，可以使患者多一层保护，不再投诉无门，可以理直气壮的依靠法院而非行政部门维护自己的权利，使取证、鉴定、索赔、仲裁等一系列过程更加具有操作性与法律程序的保障。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是对法律技术的一种巧妙与恰当的运用，目的正是在现有的法律资源下，最合理最切实际的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从道理上说，当正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走入陌生的医院时，他们无疑处在弱者的地位。医护人员必须把患者当作消费者，在平等的基础上，尊重他们的权利与人格。在一个健康的消费过程中，无论在任何时候，消费者有权要求耐心的服务；无论多么复杂的医疗过程，消费者有权得到医护人员必要的解释。这其实也是医德自身的要求，然而现实告诉我们的却是，道德的自律太难抵抗人性的弱点了，只有一种有效的制度约束和保障才能保证既有目的的实现。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正是由一种没有约束力的自律走向一种法律的他律、职业的他律、舆论的他律，最终达到保护患者，减少医疗事故的目的。

的确，由于历史与制度的一些原因，这样做会在短期之内给的医疗机构带来观念、管理甚至是体制的冲击。对弱者的袒护必定会损害原先强者的利益。而破坏一个固有利益格局必定会有许多新的问题以弊端的形式出现。但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改革的阵痛不能成为阻碍我们追求社会更大利益的理由。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更有利于医疗、医院体制改革，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更有利于患者权益保护的操作，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更有利于市场正义的倡导。

当然，关于消费者的概念界定，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论远不止这些，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进，会出现更多的争议，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利于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发展的。对消费者概念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理论探讨应该直接针对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最终服务于实践，这才是理论的最高价值体现。

「主要参考资料

1、《经济法》，杨紫煊，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

2、《经济法》，潘静成、刘文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3、《新编经济法教程》，李仁玉，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消费者权益经济法论文篇9

【关键词】消费者知情权；经济法属性；保护意义；保护措施

一、经济法上知情权

经济法上知情权是指在社会大生产过程中参与创造、实现和分享财富的自然人、组织和国家享有的获取各类与生产劳动和消费有关的信息的权利。经济法上知情权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时期生成的，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更加凸显其重要价值。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分工开始细化，机器大生产促进了劳动的社会化。在微观经济中，人们首先共同参与到企业这个法律拟制实体中进行分工合作，担任投资决者、经营管理者和直接生产者，共同劳动，创造财富。在这一生产过程中，信息成为一种可以生产创造财富的物质。其作用和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信息作为决策依据的基础作用贯穿始终，并担当着与财富创造密切相关的角色，各个参与者都应当享有对这些信息的知情权。经济法上知情权可以概括为：投资者知情权、直接劳动者知情权、消费者知情权、国家经济信息知情权。在立法实践中，由于信息对经济的基础作用，经济法上的知情权的产生和发展几乎是与协作劳动和社会化大生产是同步进行的。英国是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对经济法上知情权最早的立法保护也源于英国。如1702年英国法院在Grey v.Hopkins判决中认为，根据议会制度的法令，以公司股份购买者的名义保存下来的公众公司的涉及公众利益的交易文件记录，股东公司可以获取这些文件资料。随着公司法理论的进步，1745年的另一判例――Rex v.Fraterni

ty of Hostman，该案例判决认为，作为法律所承认的集合体的共有财产，其账簿对集合体成员来说也是一种利益，因此，公司的每一成员有权来查阅公司的账簿。伴随着工业革命在世界各国的展开，股东对公司信息的知情权也在各国公司法中得到普遍确立，人类社会进入到20世纪后，经济领域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状况进一步加剧，企业取得了绝对的强势地位，信息不对称现象日益严重，这一变化催生了消费者知情权的产生。

二、经济法上消费者知情权

（1）消费者知情权的产生。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后，社会经济生活发生诸多变化，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产品和服务呈现出专业化、复杂化、多样化，不同行业之间的信息差别愈来愈大，不同交易主体在不同的信息领域和不同时期，由于信息资源、技术水平等差别，是交易信息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等性，产生了信息优势和信息劣势的分歧。在消费领域，消费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状况是不可避免的。从客观上来说，由于技术条件、经济实力以及消费环境的不公，尤其对于科技含量高的商品买卖，以及专业性较强的服务，消费者对相关信息的了解几乎完全依赖生产经营者来提供。这样，消费者主要通过生产经营者提供的资料去获取信息，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主观上讲，企业和消费者都是信息主体，有着各自的信息权利和信息义务。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由于信息中隐藏着巨大商机，掌握信息的生产经营者在逐利意识的驱动下，不向消费者披露充分、真实、有效的消费信息。另外，生产经营者采用过多、过滥的促销来宣传自己的产品，使得某些商品的信息过滥，造成信息污染，以致消费者无法选择，得不到有效实用的信息，而生产经营者对其产品或服务的了解远远优于消费者。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破坏了交易双方的平等地位，因此需要一种规则或制度去激励规制信息占有方充分、真实的提供信息，而消费者有权获取真实信息，确保交易公平和效率。而消费者知情权的设定，正是以权利义务规则来确保信息配置的公平和效率的。一般认为，消费者知情权最早是由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2年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特别咨文》中提出的。该咨文首次提出消费者的四大权利，即获得消费安全的权利、取得消费咨询的权利、自由选择商品的权利和合法申诉的权利。随后美国在《马克・尤逊――摩西保证法》、《消费者信贷保护法》等法规中对消费者知情权又作了相关规定。此后，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泰国等国家都纷纷确立了对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相关立法。而198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消费者保护指南》规定，使消费者获得足够的资讯，得依其希望和需要为消费所选择。此举把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上升到了国际法的层面。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商店提供商品应当明码标价。（2）消费者知情权的经济法属性。消费者的知情权是一种经济法领域的权利，与传统民法的知情利益具有以下不同：首先，消费者知情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消费者享有的权利，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属于学界公认的经济法的范畴；其次，主体不同。享有知情权的主体是特定的对象――消费者。在传统的民法中不用强调某一交易方的知情权，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依靠诚实信用原则下的告知附随义务，来保护当事人的知情利益。消费者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单靠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下的司法自治不足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因此消费者知情权是在克服了传统的民法的不足，依靠国家的依法干预来实现实质正义和公平；最后，保护的方式不同。消费者知情权是消费者权利的一种，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的依法干预，在对消费者和经营者权利和义务的设置上是不对等的，对出于强势地位的经营者设置了更多的义务，而对于消费者仅给予权利而不承担义务，进行倾斜性保护。而民法上的知情权是在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的，在买卖合同中是一种附随义务，交易双方处于平等保护。因此对于民法的知情权主要在于事后补救，而消费者知情权主要体现在事前干预。消费者知情权属于经济法权利的范畴，必须更多地体现国家和社会的依法干预。

众所周知，各国一般都确立了对消费者权益的请求增加赔偿权，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价款的一倍。”这表明了，在经营者的一个欺诈行为同时侵犯消费者在民法上知情权和其在经济法上的知情权时，两种责任同时存在。在消费者获得民法上补偿性损害赔偿之后，还可以取得经济法上的增加的双倍补偿。这是因为经营者的这种欺诈行为，损害了消费者劳动力的维持和再生长，而消费者的劳动能力没有得到恢复和发展，就无法再进行财富创造，最终会损害社会整体的生产力和消费者的消费力，因此需要对经营者进行惩罚性赔偿。

三、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意义

信息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信息需求的快速增长，信息资源成为决定企业创造财富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消费领域，经营者是商业信息的持有者，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可以切实保护消费者劳动能力维持和再生长，从而促进社会整体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实现。从宏观经济方面来看，经济信息反映了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是国家进行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决策依据。此外，保护消费者知情权有助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在经济生活中，消费者对商品信息和服务的知情权，没有得到切实的保护，对经济法上消费者知情权的侵害实际上是对社会个体劳动力权的侵害。而且消费者知情权是消费者权利保护体系中的基础性权利，消费者安全权、自由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监督权等权利的实现都以知情权的实现为前提，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对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意义重大。

四、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措施

1.现行制度的缺陷。我国法定权利体系不完备，现实权利也会残缺不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向纵深发展，我国的消费者知情权立法越发显出滞后和缺失的境地。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条、《民法通则》第4条、《合同法》第16条都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法律规范，只是概括性条款，是调和道德与法律的媒介，强调的是自律性，只有当自律性无法规制当事人的行为时，才将其上升至法律的层面。在消费领域，交易频繁，种类众多，若用法律来规制诚实信用是不现实的。对于生产经营者违反其信息披露义务，应承担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广告法》及《刑法》都有相关规定。除了《产品质量法》第54条对生产经营者违反强制性义务应承担行政责任作出了规定之外，其他法律都只是设置了虚假宣传的法律责任。作为消费者知情权的权利之一的咨询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只是义务性规范，并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于法律对生产经营者未履行强制性披露义务只设了行政责任，没有规定相应的民事责任，使消费者知情权成了不可诉权利。因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实有时是很难界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只对“欺诈行为”做了惩罚性赔偿规定，但对由于生产经营者因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尚未构成“欺诈”的，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现行法律法规并不能很好的维护消费者知情权。

2.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措施。消费者与生产者、经营者之间实质上的不平等导致消费者知情权在传统的民事权利框架下得不到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也属于经济法性质，因此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也应具有与民商法不同的保护路径，基于消费者知情权的经济法属性，应建立健全消费者知情权的社会保护体系，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多管齐下。第一，政府和行政机关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健全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措施，完善信息披露义务，加强产品或服务的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第二，在消费权纠纷解决机制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0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措施，方便消费者提讼”。降低司法救济成本，提高司法诉讼效益。第三，消费者组织（如消费者协会）主动为消费者公开具有权威性、全面性的信息，而且提供消费者难以获得的信息。第四，大众传播媒众充分利用现代通信，及时快速向消费者传递真实、充分的消费知识和消费信息，同时也通过新闻舆论监督来净化信息环境。第五，构建生产经营者信息披露的激励机制，生产经营者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减少信息不对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害。第六，消费者应不断提高自身的消费知识和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参 考 文 献

[1]郑婷婷.论经济法上知情权[J].经济研究导刊.2008（2）

[2]王雅琴，高萍.消费者知情权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4）：104～107

[3]李丽昕.经济法意义上的消费者知情权[J].经济与法.2009（7）

消费者权益经济法论文篇10

论文：摘要本文从消费者、经营者和法律制度三个方面进行消费者维权障碍分析，并提出对策和建议，以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消费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其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得到有效的救济，将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而对消费者维权的障碍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和建议显得十分必要。

一、消费者维权的障碍分析

（一）从消费者来说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其维权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维权意识不足。我国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然而广大的消费者对这些法律知之不多，积极主动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还很薄弱，加之消费者长期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抱着 “遇事忍为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通常会选择放弃维权。第二，维权成本过高。一是维权所支出的费用、时间、人力、精神损耗等成本过高；二是消费者得到的赔偿十分低，我国法律未健全惩罚性赔偿制度，使得消费者获得的赔偿十分低，且间接和无形损失得不到赔偿，即便是在胜诉的情况下，其赔偿金还不足以支付维权费用，消费者往往是“得不偿失” 。尤其是在面对小额的争议时，大部分人会因维权成本过高而放弃维权。

（二）从经营者来说

从经营者的角度来说，消费者维权的障碍主要有：第一，极低的违约成本。我国消费者的维权概率低，不健全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和信用记录制度等的缺失致使经营者的违约成本十分低，面对此种利益的驱使，经营者毫不犹豫的选择违约而放弃守法。第二，经营者的强势地位。经营者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制定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的格式合同和霸王条款束缚、妨碍消费者依法进行维权，同时经营者故意隐瞒有关商品的信息，使消费者获得的信息不对称而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三）从法律制度来说

从法律制度的角度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障碍：第一，小额诉讼制度的缺失，致使消费者只能适用繁琐的普通诉讼程序，使得救济总是姗姗来迟而得不到真正的救济。第二，择一赔偿范围的限制。我国在“违约—侵权”两分法民事责任的体系下，发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采取的是择一的方式，这种择一的方式因赔偿范围的限制会导致消费者的损失无法得到周全的法律救济。第三，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近年来在食品、汽车、电子产品等领域常发生大规模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而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使相关受害的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救济。

二、消费者维权的的对策

（一）净化消费维权环境

消费者维权的发展，建立一个良好的消费维权环境是不可或缺的。首先，加强消费维权意识教育，消费者在权益遭到侵害时，敢于利用法律武器进行维权，同时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理性选择；其次，要求经营者树立 “消费者是上帝”的理念，尊重消费者的权益，经营者也要杜绝格式合同和霸王条款的制定，不滥用其强势地位侵犯消费者的权益。最后，加大消费维权执法力度。执法者要坚持“执法为民”的理念，对消费者的投诉和诉讼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并最终落实到最后的执行环节，从程序上和最终结果上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二）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违法成本

小额诉讼程序是与简易程序相分离的单独的一种审理程序。它具有比简易程序更加简便、诉讼标的额更小、案情更简单的特点。当今美国、英国、日本等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建立了独立小额诉讼程序，大幅度地降低了消费者的诉讼成本，为消费者提供及时和有效的司法救济。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降低消费者诉讼维权的成本，消除维权成本障碍，激励消费者积极主动维权。目前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只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有规定，但其制度还不健全，不能充分发挥其补偿、制裁、威慑和鼓励的功能。通过扩大惩罚性赔偿范围，增加惩罚力度等措施来完善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增加经营者违约成本，迫使其最大限度地履行义务。

（三）重构侵权和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

我国采取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的择一方式，无论是选择违约之诉还是侵权之诉都无法完全弥补消费者的损害，不能有效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不符合公平的精神。面对此种维权困境，我们需要重新构建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消费者在选择违约之诉时，将其赔偿范围扩大到因违约造成的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同时增加消费者因维权而支出合理费用的赔偿；消费者在选择侵权之诉时，赔偿范围增加毁损标的物本身，这样消费者的损失才能够得到全面的赔偿，从而切实有效的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四）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是指特定国家机关、团体、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面对越来越多的大规模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传统的一对一式的诉讼模式已经不足以保护众多的受害者，惩罚致害者。面对此情形，世界各国都逐步建立和完善对消费者群体受害的保护，发展了公益诉讼，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起着重大作用。在我国的实践中，应尽快建立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公益诉讼制度，在公共利益受到侵犯时，允许特定的机关、组织甚至任何人提起公益诉讼，充分发挥其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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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大平.陈蓉浅谈提高违约成本降低维权成本的必要性及措施.民商法，2007(1).

邱雪梅.民事责任体系重构.法律出版社，74-75.